第一篇：魯迅與“假洋鬼子”

從清末到五四，中國 文化思想經歷了由“中體西用”到“全盤西化”的轉折。在這種 歷史 氛圍下，一批西式的紳士淑女應運而生，在中國文化思想舞臺上獨領風騷：胡適、丁文江、蔣夢麟、陳衡哲、徐志摩、林徽音、冰心、林語堂、陳獨秀、魯迅、郭沫若、郁達夫??可以說，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批真正意義的 現代 西化精英，與他 們的前輩嚴復、辜鴻銘、王國維已經有著本質性的差異，從他們在國外如魚得水的姿態中也可以感受到這一點。尤其是胡適，自留學起就活躍于美國的主流 社會，熱衷于演講、旅游、組織學生會，積極參與美國的總統大選，儼然就是美國人的一員，他在給美國女友韋蓮司的信中不無得意地稱自己比歐美的思想家更加“西方”，胡適這樣說：“要是我發現自己假裝有什么真知灼見帶給西方世界，我覺得那是可恥的。當我聽到泰戈爾的演說，我往往為他所謂東方的精神文明而感到羞恥。我必須承認，我已經遠離了東方文明。有時，我發現自己竟比歐美的思想家更‘西方’”（《不思量自難忘》，安徽 教育 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５６頁）。丁文江在英國整整住了七年，從生活方式到思想，都徹底地歐化，被傅斯年稱為“歐化中國過程中產生的最高菁華”（胡適：《丁文江傳》，海南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頁）；陳衡哲也覺得跟美國人和歐洲人在一起，比跟中國人在一起更加自在。留東學子雖然身在東瀛，但心在西洋，西化的勁頭，比起留學歐美的人毫不遜色，甚至更有過之，用郭沫若的話說就是：“我們在日本，讀的是西洋書，受的是東洋罪。”

與此相對應，一批前所未有的、洋味十足的“新中國人”在文學作品中閃亮登場：郭沫若筆下的“立在地球邊上放號”的半人半神、古希臘式的抒情巨人，郁達夫的《沉淪》中那位終日沉浸于英國浪漫派詩人的世界，頗以尼采的超人查拉圖是特拉自比的中國學子，魯迅《頭發的故事》中那個西服革履、揮動棍子驅逐愚民的ｎ先生，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橋》中那個每個毛孔都散發著崇洋之情、幾乎與美麗的“康橋”溶為一體的抒情主人公，冰心的《給小讀者》里那位與美國文化風土似乎有天然親和力的中國女子??其中，陳衡哲的《洛綺思的 問題 》特別值得一提。這篇小說從人物、背景到敘述方式，都徹底西化了，假如隱去作者的姓名，儼然是一篇地道的外國小說。然而，此作卻是取材于中國留美學子的一段三角精神戀愛的插曲（夏志清認為，小說中的洛綺思和瓦德，原型就是陳衡哲和胡適，胡適這樣說自己與陳衡哲的關系：“她是我的一個最早的同志”，“她對于我的主張的同情，給了我不少的安慰和鼓舞。”胡適是小說初稿的最先閱讀者之一，讀后提了許多意見，經若干刪改，成了后來的樣子。參見夏志清：《小論陳衡哲》，《新文學的傳統》，臺北時報出版公司１９７９年版）。出于某種顧慮，作者隱去了主人公的中國人身份，將其換成美國大學教授“瓦德”和“洛綺思”。東方學子的生活與情感，就這樣不露痕跡地消化在西方文化的密碼程序中。

事情到了這個程度，中國人對“假洋鬼子”的態度和立場不能不發生重大變化，盡管此時，守舊勢力仍然十分頑強，并且對西方文化在中國的節節勝利表現出更大的不安與焦慮，保守派領軍人物林紓對新文化運動領袖的妖魔化，乞求“偉丈夫”平定乾坤的無奈想象，充分體現了這一點。在文言小說《荊生》里，林紓虛構了漢中偉丈夫荊生以雷霆萬鈞之怒，教訓了三個以“禽獸之言”亂其“清聽”的海歸少年，使他們狼狽鼠竄的故事。三少年“一為皖人田其美，一為浙人金心異，一則莫鈥，不知其何許人，悉新歸自美洲，能 哲學 ”，分別影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風云人物胡適、陳獨秀和錢玄同。然而，這除了證明歷史的潮流不可阻擋，還能說明什么呢？總之，到了激進的海歸知識精英領導歷史潮流的 時代，對“假洋鬼子”的態度和思路發生了根本逆轉：既然“全盤西化”被視為惟一的救國之道，令人擔憂的當然就不再是“以夷變夏”，而是能不能真正的“以夷變夏”；如果說此前對“假洋鬼子”的抨擊是取“大中華”立場的話，那么如今對“假洋鬼子”的批判，就是站在“世界”（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的立場，以“真洋鬼子”為標準，揭露其假冒偽劣的本質。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當五四精英全力以赴引進西方文化、抨擊假冒偽劣的時候，他們卻不可避免地成了中國民眾眼中的異類。于是，一個彼此錯位的三岔口形成：中國民眾眼中的“假洋鬼子”，是那些洋裝短發、里通外國的漢奸；封建保守派眼中的“假洋鬼子”，是那批“以夷變夏”的士林敗類；而西化精英眼中的“假洋鬼子”，則是那些不學無術、趨炎赴勢、蠅營狗茍的文化泡沫。在這個錯位的結構中，民眾與封建保守勢力結成同盟，使西化精英們陷于孤立的境地。

“假洋鬼子”一詞首出魯迅的自敘傳小說《頭發的故事》（１９２０年），記述一位名叫ｎ的前輩先生在雙十節那天對“我”發的牢騷，其中談到清朝末年的剪辮之禍——

我出去留學，便剪掉了辮子，這并沒有別的奧妙，只為他太不便當罷了。不料有幾位辮子盤在頭頂上的同學便很厭惡我；監督也大怒，說要停了我的官費，送回中國去。

不幾天，這位監督卻自己已被人剪去辮子逃走了。去剪的人們里面，一個便是做《革命軍》的鄒容，這人也因此不能再留學，回到上海來，后來死在西牢里。你也早已忘卻了罷？

過了幾年，我的家景大不如前了，非謀點事做便要受餓，只得也回到中國來，我一到上海，便買定一條假辮子，那時是二元的市價，帶著回家。我的母親倒也不說什么，然而旁人一見面，便首先 研究 這辮子，待到知道是假，就一聲冷笑，將我擬為殺頭的罪名；一位本家，還預備去告官，但后來因為恐怕革命黨的造反或者要成功，這才中止了。

我想，假的倒不如真的直截爽快，我便索性廢了假辮子，穿著西裝在街上走。

一路走去，一路便是笑罵的聲音，有的還跟在后面罵：“這冒失鬼！”“假洋鬼子！”

在這日暮途窮的時候，我的手里才添出一支手杖來，拼命的打了幾回，他們漸漸的不罵了。只是走到沒有打過的生地方還是罵。

這件事很使我悲哀，至今還記得哩。

第二篇：魯迅與比較文學（定稿）

魯迅與比較文學

徐曉云

摘要：二十世紀前期的中國作家與比較文學結緣的，魯迅是極為重要的一人。他不但從中外文化比較入手提出了自己的基本思想，而且始終以比較的眼光看待各種文化現象以及自己所從事的各種文化活動。本文主要從西方哲學、文學兩個方面對魯迅的影響展開論述。

關鍵詞：魯迅 比較文學 進化論思想

二十世紀前期的中國作家與比較文學結緣的，魯迅是極為重要的一人，受西方哲學、文學的影響，他不但從中外文化比較入手提出了自己的基本思想，而且始終以比較的眼光看待各種文化現象以及自己所從事的各種文化活動如創作、翻譯、批評與研究等。

一、西方哲學對魯迅的影響

在中國思想史上，嚴復是“認真地、緊密地、持久地把自己與西方思想關聯在一起的第一個學者”（史華茲語）也是最早從總體上對中西文化進行比較的思想家之一，他抓住了西方近代文化的命脈，將西方文化精神歸結為“以自由為體，民主為用”，在思想上為后人吸收西學開辟了方向，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們影響很大。

魯迅的思想深受嚴復影響，他在南京與日本求學期間系統讀過嚴復翻譯的《天演論》、《社會通詮》等許多著作，并且接受了西方近代的社會科學和文化思想，尤其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論思想。《朝花夕拾·瑣記》中談到，他在南京城南，花500文錢買了一部白紙石印的厚書——《天演論》。翻開一看，—— 哦，原來世界上竟還有一個赫胥黎坐在書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鮮？一口氣讀下去,“物競”“天擇”也出來了，蘇格拉底，柏拉圖也出來了，斯多噶也出來了。……

一個新鮮奇異的世界就這樣被打開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世道必進”“后勝于今”喚起了魯迅的生命自覺意識，引導他進入高層次的思考，西方“新學”成為魯迅智慧與激情的原動力，表現為激進的思想、奔放的感情以及強烈的行動欲望。

1902年，魯迅留學日本，作為“西學東漸”的中轉站，日本也是中國有志之士探求救國救民真理，開展進步革命活動的“自由港”。日本的七年求學生活使魯迅廣泛接觸西方的哲學與文學，形成了他以文學救國的思想。對于西方文化魯迅奉行的是著名的“拿來主義”原則，在進化論中他接受了歷史發展的觀點，而摒棄了弱肉強食的生存法則，從而保持了一個思想家的自主與獨立。更重要的是魯迅將自己接受的哲學思想轉化為實踐，在進化論“青年必勝過老年”的觀點影響下，幾十年如一日的支持青年的進步，真正做到了“俯首甘為孺子牛”。可以說進化論對魯迅的影響是任何一種思想學說都無法比擬的，它不僅成為魯迅世界觀的基礎，而且為他的中外文化比較提供了一個基本框架。

二、西方文學對魯迅創作的影響

魯迅非常重視文學比較，對世界文學的介紹、攝取與融化，是魯迅文學活動的重要內容，也是形成魯迅獨特的思想、文化素質的重要因素。《摩羅詩力說》與《文化偏至論》是魯迅介紹、評價外國文學作家、作品的重要論文，也是中國近代比較系統的評價西方文藝思潮的論著，他認為“國民精神之發揚，與世界識見之廣博有所屬。”一個民族能否獲得文化上的自覺，關鍵在于能否與其他民族文化進行比較，通過比較反觀自身。地域的阻隔，農業文明造就的封閉環境使中國人一直以文明古國而自詡，在對西方文明缺乏了解的情況下，盲目自大；在被西方列強的槍炮攻破了國門之后又一味的妄自菲薄。魯迅認為人類文明的發展在總體上是一個普遍進化的過程，也是各種文化競爭、優勝劣汰的過程，近代中國在國際競爭中的失敗不僅僅是軍事、政治、經濟的失敗，也是文化競爭的失敗。它表明中國文化本身存在著某些缺陷，不僅僅是器物制度上的，更主要是在人的精神層面，即國民精神。據許壽裳回憶，1902年魯迅在日本弘文書院讀書時，就常常與他討論“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國國民性最缺乏的是什么？”“原因何在？”等問題。他們一致認為中國人缺乏的是“誠”和“愛”，后來又將劣根性歸結為“瞞和騙”“卑怯”。認為“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著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徐旭生與魯迅討論時認為中國人最大的毛病是聽天由命與中庸，大約是惰性的緣故。魯迅回答說“這不是由于惰性，是由于卑怯性。”“遇見強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這些話來自我安慰。倘他有了權力別人奈何他不得時，則兇殘橫恣，宛然如一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對國民性的批判在創作中是揭示了國人精神的貧弱、人格的萎縮，最顯著的是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阿Q正傳》是最早被介紹到世界去的中國現代小說，是中國現代文學自立于世界文學之林的偉大代表。

同時中國國民的愚昧、麻木需要“別求新聲于異邦”，把那些能夠真正糾正中國文化本體偏枯，激發個體精神力量的東西引進來。新文化運動本質上是企求中國現代化的思想啟蒙運動。陳獨秀在《新青年》發刊詞中提出“人權、平等、自由”的思想，大力倡導民主和科學精神，而各種報刊和雜志爭相譯介西方近代的各種文藝理論特別是人道主義，進化論和社會主義思潮，由此刷新了中國舊文化的面貌。魯迅認為西方文明的根底在于人的個性與精神，中國要與列強競爭，關鍵是立人。“是故生存兩間，角逐列國是務，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從“人的精神”層面揭示中外文化的本質區別，主張中國人應該在繼承自己民族文化的基礎上學習世界先進文化，“五四”新文學基于啟蒙精神，呼喚人的覺醒，追求個性解放，對國民的愚弱狀態進行深刻剖露，魯迅是其中最重要的奠基人和最杰出的代表。

挪威戲劇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中娜拉的出走被當時的青年認為是勇敢的反抗，魯迅對這種反抗無疑是贊美與支持的，“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傷逝》中子君的話曾經風靡一時。魯迅的深刻在于他不僅寫出個性主義的可貴，而且指出了個性主義的脆弱。1923年12月26日魯迅在為女子師范學校學生做演講《娜拉走后怎樣》時說：“錢，高雅的說吧，就是經濟，是最要緊的了，自由固不是錢能買到的，但能夠為錢而賣掉。??娜拉或者也實在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傷逝》中的子君就是中國版的娜拉，她的命運形象地回答了出走的結局，批評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個性解放的不徹底，魯迅對于小資產階級婦女的命運思考比易卜生來得更實際更深刻。

作為二十世紀的世界文化巨人，魯迅創造了融民族性與世界性于一體的具有獨特個人風格的文學。貫通古今，學貫中西的深刻學養使魯迅的作品取得極高的藝術成就，受果戈里、契訶夫、安特萊夫、拜倫的影響，他將現實主義與象征主義、浪漫主義手法交互使用，形成了一種融描寫、敘述、抒情、諷刺、議論于一體的藝術風格，因此成為現代文學“散文體小說”“抒情詩體小說”的開創者。在小說結構方面，也表現出中西皆用的態度，在《吶喊》與《彷徨》中近代西方小說的“橫切式結構”約占三分之二，而古典小說的“直綴式結構”則不到三分之一，可以說魯迅的創作是深受外國文學影響又完全具有民族特點的創作。

在全球化時代，民族文學走出封閉奏響世界文學華彩樂章的歷史背景下，重溫魯迅對于比較文學研究的貢獻具有著現實的意義。通過對現代文學史上中外文學交流歷史的回望，我們不僅了解了中國現代文學之路的泥濘與艱辛，而且重新認識了西方文化與文學影響下的民族作家與作品，從而為比較文學在中國的進一步研究與發展提供了極有價值的參考。

參考文獻：

1． 魯迅 著《墳·文化偏至論》 2． 魯迅 著《墳·摩羅詩力說》 3． 嚴家炎 著《魯迅作品的經典意義》——《魯迅作品集》序 4． 楊茲舉 著《荒原野狼 魯迅》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

作者簡介：徐曉云，女，1968年出生，河北張家口人，副教授，研究方向：古代、現當代文學。工作單位：宣化科技職業學院。

第三篇：魯迅與新文化運動

論魯迅在新文化運動中的影響

電子商務1601陳榮輝

【摘要】魯迅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在新文化運動中向人們展示了卓絕非凡的思想精神。本文從徹底的反封建、嚴肅的使命感、等方面著手，闡述了魯迅在新文化運動中的思想精神。

【關鍵詞】新文化運動；反封建；使命；創新

辛亥革命之后，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啟了中國文化的一個新時代。遣憾的是，這一指向現代文化目標的偉大嘗試并沒有持續太久，就開始受到來自各方面的沖擊。值得欣慰的是，當五四新文化面臨危機的時候，那些真正的現代知識分子并沒有放棄自己的責任，他們雖然面對著大面積的背叛而勢單力薄，卻進行過艱難的守護和抵抗。那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們在不同的戰場上為保衛新文化而進行的艱苦努力。當五四新文化面臨嚴重危機的時候,他們被迫進行一場保衛戰，在這場保衛戰中，正是魯迅，打響了奮起抵抗的第一槍。

一、魯迅個人

魯迅，原名周樟壽，后改名周樹人，字豫才，浙江紹興人，1881年9月25日生。出身于破落的封建家庭。青年時代受到進化論思想影響。曾考取南京水師學堂，1902年到日本留學，原學醫，后從事文藝工作，企圖用以改變國民精神。

他發表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對人吃人的封建制度進行揭露和抨擊，奠定了新文學運動的基石。

五四運動前后，參加《新青年》雜志的工作，站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運動的最前列，并同早期共產主義者李大釗等取得一致步調，堅決反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妥協、投降傾向，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偉大旗手。

1918年到1926年間，陸續創作了《吶喊》、《墳》、《熱風》、《彷徨》、《野草》、《朝花夕拾》、《華蓋集》、《華蓋集續編》等專集。表現出愛國主義和徹底的革命民主主義的思想特色。其中，1921年12月發表的中篇小說《阿Q正傳》，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杰出的作品之一。魯迅一生都在思考國民性問題，他一生以筆為刀，解剖中國人的靈魂，對民族精神的消極方面給予徹底的暴露和批判。魯迅創作《阿Q正傳》意在“畫出這樣沉默的國民的魂靈來”。辛亥革命中，魯迅滿腔熱忱地投入革命，但他很快就失望了。他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物，如何在這場革命中扮演著小丑的角色。舊勢力頑固、狡猾而兇殘，革命黨幼稚、脆弱而易變，老百姓則在“鐵屋子里”酣睡；雖有一時“夢游”，但最多像阿Q那樣喊幾聲，搶點東西，做做權力、財產和女人的夢，并沒有真正醒來。在辛亥革命這場戲劇演出中，魯迅看到幾千年國民劣根性的總表演。魯迅給我們展示了觸目驚心的國民劣根性：吃人、妄自尊大、自輕自賤、守舊排外、漫夸歷史、愚昧麻木、卑怯巧滑、投機鉆營、色情狂??《阿Q正傳》正是國民劣根性的總展覽。

二、徹底的反封建

新文化運動中,魯迅始終把反對封建主義當作文化革命的首要任務，堅定不移地站在斗爭的前沿。魯迅的文學創作，無論是小說,還是早期新詩和雜文，都緊緊圍繞著封建這一主題展開。

魯迅最初在《新青年》上發表小說《狂人日記》,對中國的封建歷史進行了最深刻的判批。小說主人公“狂人”是一位“迫害狂”患者。他害怕所有人的眼光，總覺得人們想害他，想吃掉他，醫生給他看病，讓他“靜養”,他便認為是讓他養肥可以有更多肉供人吃。他記得大哥曾對他講過“易子而食”、“寢皮食肉”之事,然后想起“妹子”死時,大哥勸母親不要哭,便認為妹子是被大哥吃了。“狂人”越反抗“吃人”勢力,就越被人們看成是“瘋子”;當他對改造周圍環境完全失望之時,也就“痊愈”了,并且去了某地當候補官。小說中的“狂人”實際上是覺酲的知識分子形象,他周團都是被封建禮教侵蝕了靈魂的人,他所害怕和反抗的則是封建傳統吃人的慣例。《狂人日記》通過對“狂人”的精神狀態和心理活動的描寫,揭露了從社會到家庭的“吃人”現象,抨擊了封建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吃人”本質。之后,魯迅陸續寫了《孔乙己》、《故鄉》、《藥》等小說,從各個角度向封建傳統進攻。《孔乙已》通過記敘孔乙己的不幸遭遇,批評了封建教育制度和科舉制度;《故鄉》通過描繪潤土的苦難一生,反映封建社會對廣大農民的精神摧殘;《藥》通過敘述華、夏兩家的悲劇故事,揭露封建統治階級鎮壓革命、愚弄人民的罪惡。總之,反封建成為了魯迅小說的核心內容

以此同時,魯迅在《新青年》上發表了《夢》、《愛之神》等六首新詩,批判封建禮教,追求個性解放,爭取社會變革。他在《夢》一詩中寫道:“去的前夢黑如墨,在的后夢墨一般黑。”并大聲疾呼:“你來你來!明白的夢。”形象地揭示了舊社會的黑暗本質,強烈地表達了盼望著新社會到來的美好愿望。此外魯迅還在《新青年》“隨想錄”專欄發表《隨感錄》、《我之貞操觀》、《我們瑚現在怎樣做父親》等雜感,猛烈抨擊君權、夫權、父權,駁斥鬼神之說和復古論調,將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批駁得體無完膚。

魯迅從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和倫理道德等方面對整個封建社會進行了全面而深人的剖析,其揭露的深刻和批判的徹底,可以說前所未有。那無所畏懼的膽魄令人敬佩,那犀利的思想光芒更是輝耀人間。

三、嚴重的使命感

在新文化運動中,魯迅堅持文學“必須是為人生而目要改良這人生”的觀點。他始終帶著喚醒民眾的歷史使命,以革命文藝旗手的姿態,自覺地為文學革命服務。

魯迅寫小說是應《新青年》編委的約請,“吶喊幾句,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馳的猛士,使他不憚于前驅”（《吶喊·自序》),因此寫了《狂人日記》等十余篇促進思想革命和社會革命的小說。魯迅把那時的創作稱為“遵命文學”,并且說明“我所遵奉的,是那時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已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南腔北調·<自序集>自序》)。他在創作中,“不恤用了曲筆,在《藥》的瑜兒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在《明天》里也不敘單四嫂子竟沒有做到看見兒子的夢”(《吶喊·自序》),都是在遵奉那-一日時期的“將令”。他自覺地把自己的小說創作納入反抗封建統治、推動社會革命的軌道中。

魯迅寫新詩同樣是為了給文學革命壯壯聲威。他在《集集·序言》說道:“只

因為那時詩壇寂寞,所以打打邊鼓,湊些熱鬧,待到稱為詩人的一出現,就洗手不作了。”他于一九一八年先后發表了《夢》、《愛之神》、《桃花》、《他們的花園》、《人與時》和《他》這六首新詩。他想通過自己的舉動,“鬧出幾個新的創作家來”“破破中國的寂寞”(《致傅斯年信》),為新詩的繁榮開辟廣闊的道路。魯迅的新詩都是抒寫憎惡黑暗現實社會和渴求先進思想文化的,雖然只有寥寥數首,卻反映了時代精神,在新詩的草創時期閃耀著熠熠的光輝,對新詩的未來發展起到了十分積極的影響。魯迅的這些優秀小說和新詩都是在新文化革命中應運而生的,而他的雜文同樣如此。魯迅早期的雜文集有《墳》、《熱風》收入了許多新文化運動時期的作品,如《隨感錄》、《我之貞操觀》、《娜拉走后怎樣》等。這些“原是萌芽于‘文學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南腔北調集·小品文的危機》)雜文最終成為了魯迅文學創作的主體。他之所以大量地撰寫雜文,完全是因為雜文這種文體更適合當時緊迫的戰斗需要。正如他在《南腔北調集·小品文的危機》中所說的,雜文“是匕首,是投槍,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魯迅重視雜文創作,把它作為直接解剖社會、抨擊敵人的主要武器。

由此可見,魯迅的所有創作活動都是從文化革命的需要出發,都帶著十分明顯的政治傾向。魯迅以嚴肅的態度實實在在地完成社會歷史使命,從而成為革命文化人的榜樣。

四、現代人眼中的魯迅

然而現在卻傳出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版語文教材要減少魯迅作品的消息。中學校園里時下流傳著一句順口溜，“一怕文言文、二怕寫作文、三怕周樹人”，魯迅的文章生澀難懂，不好學，幾乎成了中學校園里師生的“共識”。學生疏遠魯迅，主要是因為時代的隔膜，魯迅先生所面對的，是一個政治黑暗的時代，他需要同種種黑暗勢力作斗爭；今天的時代則較為寬松和諧。但是魯迅的作品，卻是囊括了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的歷史內涵。也許文字確實晦澀難懂，但是其作品的意義，卻值得我們花時間去鉆研、去深究。

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

參考文獻： 【1】魯迅全集

【2】中國現代文學史

第四篇：魯迅與托爾斯泰

“魯迅與托爾斯泰：跨時空對話”論壇綜述

2016-01-11 15:36:28 來源：搜狐文化 作者：卓光平

原標題：“魯迅與托爾斯泰：跨時空對話”論壇綜述

卓光平紹興文理學院

2014年為紀念中法建交50周年，由魯迅文化基金會發起，紹興文理學院承辦的“魯迅與雨果：跨時空對話”中法文化交流，受到了中法兩國媒體的高度關注和積極評價。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勝利70周年，根據“一年一度，一年一國”的原則，今年“大師對話”活動是在紹興舉辦“魯迅與托爾斯泰：跨時空對話”文化交流活動。

10月14日，來自俄羅斯托爾斯泰家族的列夫?托爾斯泰玄孫、俄羅斯聯邦總統顧問烏拉基米爾?托爾斯泰，列夫?托爾斯泰玄孫媳、托爾斯泰紀念館館長葉卡捷琳娜?托爾斯泰，牛津大學講師安娜斯塔西?托爾斯泰等三位俄方嘉賓和魯迅先生長孫、魯迅文化基金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周令飛，上海魯迅紀念館原館長、中國魯迅研究會副會長王錫榮，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上海外國語大學文學研究院院長鄭體武，紹興文理學院教授、中國魯迅研究會副秘書長王曉初等中外嘉賓齊聚紹興文理學院，以魯迅與托爾斯泰兩位世界文豪跨時空的文學交際為紐帶，分別就魯迅、托爾斯泰在中俄文化交流中的作用，魯迅與托爾斯泰的心靈遇合，魯迅、托爾斯泰作品在中俄兩國讀者中的影響，托爾斯泰與魯迅文化遺產在今天的價值等議題進行對話交流。

魯迅長孫周令飛在致辭中指出，中俄兩個民族有著源遠流長的友好情誼，魯迅與托爾斯泰雖然沒有見過面，但是他們有著多重的相交與契合。他們的精神相聯系，他們是中俄兩國人民相互理解、相互尊敬、相互學習、友好交往的縮影和象征。魯迅對俄羅斯文化有著深刻的理解，對俄羅斯人民的偉大傳統和所取得的文化藝術成就曾給予高度的評價，并向中國進行了不遺余力的翻譯介紹。而托爾斯泰作為立于世界的俄羅斯文學大師，也對中國的文化給予了同樣的關注，托爾斯泰的故居現在還能看到他收藏的豐富的中國書籍。然而，遺憾的是雖然魯迅生前曾渴望訪問俄羅斯，托爾斯泰生前也曾經說過：“如果我還年輕，我一定要去中國”，但他們兩個的愿望最終都沒能夠實現。這就使得魯迅后人和托爾斯泰后人在紹興的會面交流具有了深刻的內涵和象征意義。

列夫?托爾斯泰玄孫烏拉基米爾?托爾斯泰

托爾斯泰的玄孫烏拉基米爾?托爾斯泰先生介紹了托爾斯泰與他的家人，以此剖析家人對其作品產生的影響。他指出，家庭聯系和家庭成員的關系是托爾斯泰最大的創作源之一。他認為，托爾斯泰過早的孤兒生活造就了他的個人性格以及對待生活和人的態度，同時也刺激了托爾斯泰最初的創作。托爾斯泰的整個藝術生活使藝術作品中的人物再生，同時他也試圖填補他生活中缺少的與人之間的鮮活直接的交往。他的兩個祖父都在托爾斯泰出生前相繼去世了。母親當列夫2歲的時候也不在人世了，而托爾斯泰10歲的時候他又失去了兩個最親近的人——父親及祖母。烏拉基米爾?托爾斯泰認為正是過早的孤兒生活造就了托爾斯泰的個人性格，以及他對生活和人的態度，也預先確定了其文學作品的方向。當托爾斯泰特別需要親人或者需要支持和建議的時候，他卻缺少親人。正是因為對母愛及父愛的渴望、幻想著如果父母親還在身旁，童年會是什么樣子的這些思考，都是他最初創作經驗的刺激因素：杰出的中篇小說《童年》，該小說在第一次出版的時候叫做《我童年的經歷》。

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鄭體武教授

魯迅生前受俄國文學影響很大，在思想內容上、藝術上都受到托爾斯泰的影響，很長時間都難以忘懷。即便是這樣，號召以俄為師來的魯迅先生，他其實在最大限度的借鑒和吸收外國先進經驗的同時，也時刻沒有忘記維護、挖掘和發揚祖國文學的優良傳統。最后，鄭教授呼吁在座學生在魯迅精神的感召下，積極投身文學研究和創作中，尤其是對俄國文學和魯迅的研究，繼承并發揚優秀的文學藝術。

托爾斯泰紀念館館長葉卡捷琳娜?托爾斯泰介紹了游覽文物保護區、兒童節目、文化之家活動、雅斯納亞?波良納節、博物館的科研工作、博物館的分館狀況、志愿者服務以及博物館的基礎設施等方面的內容。她最后指出托爾斯泰莊園博物館“雅斯納亞?波良納”是世界上最獨特的紀念館之一。一方面，你可以看到古老莊園最自然之美；另一方面，你可以進入到新的現實世界當中，我們協調發展，紀念光榮傳統，打開紀念博物館的新的視野。

上海魯迅紀念館原館長王錫榮研究員指出，魯迅和托爾斯泰的心是相通的，雖然他們沒有在一起生活，沒有交集，但是他們是中俄文化交流中重要的一頁。在魯迅先生的一生中，托爾斯泰一直是他心中的偶像。在魯迅的著作和書信中談到托爾斯泰的地方有近百處之多，而且在他的藏書里談到涉及托爾斯泰的書有十多種。同時，魯迅和托爾斯泰其實有很多的共同點，他們都是懷著對民族和自己所生活的土地的深深熱愛，而且非常深刻的同情農民，并且喊出農民的心聲，他們都大聲疾呼人道和誠愛。正如魯迅一生關注俄羅斯民族及其文化一樣，托爾斯泰對中國文化也是非常關注、非常了解的。他還說如果他還年輕的話，他一定要去中國，但很遺憾他最后也沒能來中國。所以在托爾斯泰逝世105周年之際，由他的后人、他的親屬還有當地的政府首腦來到中國，今天實現了這個愿望。他們從托爾斯泰的故鄉來到魯迅先生的故鄉——紹興是具有典型意義和象征意義的，它象征著托爾斯泰和魯迅的文化遺產被廣泛的接受，象征著中俄兩國文化交流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更象征著中俄兩國人民友好交往，走進了一個新的時代。

安娜斯塔西?托爾斯泰女士則從魯迅和托爾斯泰的文學作品出發，深入闡釋兩人在中、俄兩國的影響。她指出托爾斯泰被中國的文化深深吸引，表現出極大的興趣。而魯迅棄醫從文，在一定程度上受當時俄羅斯文學的影響，從托爾斯泰的著作中汲取著不竭的力量。在蘇聯，魯迅受到當地作家和批評家的重視和尊重，其作品也被翻譯成俄文受到廣泛關注。

紹興文理學院王曉初教授則指出魯迅與托爾斯泰有著跨越時空的心靈遇合。在托爾斯泰被譯介到中國來的同時，魯迅在日本東京建構“新生”文化理想時便注意到托爾斯泰的思想。托爾斯泰的人道主義和尼采的個性主義及其消長起伏構成了魯迅思想不可或缺的兩個側面。而在對底層民眾的關懷上，魯迅和托爾斯泰的文藝觀也產生了跨越時空的共鳴。托爾斯泰主張藝術為人生，重點是為“平民”，為“下層階級”，并且身體力行地倡導和踐行這一文學主張。魯迅也始終堅持“文學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并且他一直堅持為民眾為現在寫作，當有人勸他不要寫作雜文，魯迅卻寧愿走出“藝術之宮”，始終堅持這種“于大家有益”“為現在抗爭”的雜文寫作。

總之，托爾斯泰和魯迅兩位偉人的后人以及中、俄兩國的文學研究專家在紹興的會面不僅實現了兩位文豪生前渴望訪問的心愿，而且還將兩位文豪曾經的心靈交流延續到今天。“大師對話”活動是紹興對外文化交流的一個窗口，此次“魯迅與托爾斯泰：跨時空對話”活動對于推動中俄文化交流，促進相互了解，發揮了極為積極和重要的作用。

《光明日報》報道我校風則江大講堂大師“對話”推動魯迅文化“走出去” 2015-10-26

10月26日，《光明日報》第5版以《中國文化巨匠如何與世界大師對話——浙江紹興探索魯迅文化“走出去”引人深思》為題，報道評論了魯迅與雨果、魯迅與托爾斯泰“相聚”風則江大講堂的兩場跨時空對話。該文受到人民網、中新網、鳳凰網等媒體的廣泛轉載。

10月14日，由紹興市魯迅文化基金會發起，我校承辦的“魯迅與托爾斯泰：跨時空對話”中俄文化交流講座在我校舉行，來自中、俄兩國的嘉賓——魯迅后人和托爾斯泰后人、魯迅研究者等做客風則江大講堂，以魯迅與托爾斯泰兩位世界文豪跨時空的文學交際為紐帶，就魯迅、托爾斯泰在中俄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等議題進行對話交流。

去年10月15日，中法建交50周年之際，由魯迅文化基金會發起，我校與浙江省魯迅研究會共同承辦的“魯迅與雨果：跨時空對話”中法文化論壇在我校舉行，來自中法兩國的嘉賓——魯迅的后人與雨果的后人、魯迅研究專家與雨果研究專家一起做客風則江大講堂，以魯迅與雨果這兩位世界文豪跨越時空的文學交際為紐帶，就中法兩國的文學文化交流等展開對話。

兩講大師跨時空“對話”，兩場大師后人和學者高水準的同臺交流，兩地文化交流的火花，兩次推動地方文化“走出去”的探索，我校風則江大講堂“大師對話”系列講座受到了師生和市民的高度好評，受到了媒體的廣泛關注，人民網、中新網、光明網、鳳凰網、新浪、網易、騰訊、搜狐、浙江日報等紛紛予以報道。

《光明日報》報道全文如下：

中國文化巨匠如何與世界大師對話

——浙江紹興探索魯迅文化“走出去”引人深思

中國文化巨匠如何與世界大師對話 2016-01-15 09:50 來源：光明日報

魯迅與托爾斯泰，是兩座世界文學的高峰。近日，在浙江省紹興市，魯迅基金會發起一場“魯迅與托爾斯泰跨時空對話”活動。該活動以兩位文豪在中俄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他們的心靈遇合、他們的作品在中俄兩國的影響、在今天的價值等為議題，進行對話和交流，引起了社會廣泛關注，尤其是在文化界引起強烈反響。

一年前的十月，在紹興曾舉辦“大師對話·魯迅與雨果”活動，在中法兩國文化界引起轟動。許多專家學者認為，這樣的對話，實質就是以“名人+民間”之力，令中華文化與中國文化大師走向世界，增強中國軟實力在世界范圍內的輸出與影響。

大師對話什么？

去年，在中法建交五十周年之際，魯迅基金會推出了“魯迅與雨果跨時空對話”，并組織中國藝術家赴法國采風創作、邀請法國相關人員到紹興等城市進行文化交流。中法兩國畫家分別描繪了魯迅的故鄉紹興、雨果的故鄉貝桑松，結集出版為中法雙語畫冊，分別在中法舉辦作品展覽。這為中法建交50周年增添了文化分量。

今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魯迅基金會再次組織了“魯迅與托爾斯泰跨時空對話”。活動中，中俄雙方代表互訪兩國大師的故居與博物館，專家學者們進行交流座談。此次活動從“大師對話”延伸到兩國文學、文化的民間交流，促使了中俄兩國的文化血脈深度交融。

魯迅長孫周令飛說：“魯迅與世界大師的跨時空對話，是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交流的一部分，這一交流還將不斷深化，向多方拓展，成為一列長途列車，一站一站駛向未來。”

大師拿什么對話？

在世界文化的叢林中，中華文化想站穩腳跟，就得構筑民族文化的高地，讓自己的文化高峰屹立在世界文化高地中而獨顯其大秀大美。只有通過自己民族的文化高峰，才能顯示出一個民族的文化高度和文化內涵。

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魯迅正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代表性人物。在世界文學中，他是中華文化的“這一個”，他如高峰聳立，卓立群星。他在世界文學的星空中，閃爍著中國文化的光澤，照亮世人在文學的路上前行。

在與世界大師對話時，必須有對話的資格。世界文豪魯迅正是中國大師的代表，也有資格對話別國的大師。魯迅文學的民族性、文學的獨特性、深刻性，也是中華民族與世界的共同遺產。在具體的對話中，既有深度的大師文化藝術的交流，也有大師們心靈遇合的交流，既有大師們對世界影響的交流，也有大師后人間的情感交流，既有大師各自故居故鄉的互動交流，也有大師文化研究的深刻交流。

“大師對話文化交流是第一位的，但每一次對話，也是與各自國度民族精神相稱的精神的對話，雙方都能在交流中體驗文化，增進感情。”紹興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市文聯黨組書記何俊杰說。

作為魯迅的故鄉，紹興的魯迅文化氛圍自然濃厚。紹興魯迅文化、紹興民俗文化、紹興人文氛圍的體驗，也成為對話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國文化重鎮紹興也由此讓世界更多地感知和認識。

也正因為如此，紹興一直在提升自己的城市內涵，使之與魯迅的高度相稱。何俊杰介紹，我們將致力于建設文學之城，建設紹興魯迅文學院，打造好魯迅文學獎永久頒獎地，建設好紹興的作家群等。紹興也唯有如此，才能不辜負2500年歷史文化名城之譽，才能有資格與世界大師的故鄉對話。

紹興是中華文化的重鎮，是中華文化典型的代表。紹興應有更大的文化擔當，傳承好自己的文化基因，建設好自己的文化高地，引領民族文化走向世界，這是魯迅故鄉人義不容辭的責任，也是紹興必須拿出的對話的“資格”。

大師對話如何深入？

在這次魯迅與托爾斯泰的跨時空對話中，俄羅斯方面的專家就托爾斯泰的家人、托爾斯泰的文化遺產、托爾斯泰與魯迅作品在中國的影響，中方專家就魯迅與托爾斯泰的心靈契合，托爾斯泰、魯迅與中俄文化交流等問題進行了深度探討。一個個交流活動，讓人感慨萬千，也引人深思。

“研究好自己的民族文化，崇敬自己的大師，是我們當下必須要做的事。”魯迅研究學者、紹興文理學院卓光平博士如此說。卓光平今年33歲，2011年博士畢業后，從北京來到魯迅故鄉，專門研究魯迅。在他看來，魯迅作為世界文學大師，中國人自己要研究好他，傳承好魯迅的文化和精神。

“大師對話引人深思，今后該如何進一步對話，打響中國文化大師的品牌，也是一個重大的課題。大師對話作為紹興魯迅文化活動的一個品牌，應該在文化普及與傳播、文學研究與交流、文化資源的開掘與發酵等三個層面進行。這就要求，首先，我們要盡可能地將大師對話活動開展到普通人中間去，不僅要在高校和魯迅紀念機構，還應在中小學開展，讓更多的老師、學生參與到該項活動中來。”卓光平說，“其次是要不斷增強大師對話的深度，通過組織大師的后人、研究專家們的深層對話，帶動、促進魯迅研究和中外文學交流的研究。最后還要將合作擴大到教育、文化、藝術、人文、旅游等多個領域，盡可能充分利用我們的文化資源開展交流對話，從而有效地開掘、利用、保護和發展好我們豐富的文化資源。在大師對話活動中，讓國人更崇敬自己民族的大師。”

大師對話是民間的文化交流，也應該成為國家文化發展戰略。卓光平說，明年是魯迅逝世80周年紀念，也是魯迅誕辰135周年。我們要加強對魯迅作品的研究，在國內進一步普及魯迅文化，同時開展好魯迅與外國文化交流活動，讓魯迅的作品和文化影響世界。

上海外國語大學文學研究院院長鄭體武教授、紹興文理學院院長葉飛帆教授等專家學者都認為，只有“讓大師們的故鄉對話”“讓大師們生活過的城市、地域對話”“讓大師們的作品對話”“讓大師們代表的文化對話”，通過文化巨人的對話，才能真正達到文化交流的目的。（本報通訊員 周能兵 本報記者 嚴紅楓）

“文化引擎與城市發展”魯迅學術研討會在紹興順利舉行 研討會魯迅紹興風采人文 · 2015-11-09 21:40

11月6日—8日，“文化引擎與城市發展”魯迅文化論壇暨“當代文化語境中的魯迅”學術研討會在魯迅先生的故鄉紹興順利舉行。此次學術研討會由魯迅文化基金會、中國魯迅研究會、紹興文理學院共同主辦，來自日本、澳大利亞、香港以及全國各地百名魯迅研究專家與會，聚焦魯迅與城市文化發展、魯迅在當代的價值意義。他們帶來90余篇論文，以不同角度的研究成果給會議深刻的啟示。同時，人文學院師生代表以及現當代文學方向的研究生參加會議，聽取講座。

【大會開幕式】

11月7日上午9時，魯迅文化論壇學術研討會在咸亨酒店樹人堂開幕，魯迅文化基金會副理事長、紹興分會會長李露兒女士主持開幕式。會上，中共紹興市委常委、市委宣傳部部長何加順同志致歡迎辭；中國魯迅研究會常務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院長孫郁教授致辭，表示當今中國，關于魯迅的言說豐富多姿、貶褒不一，但他是繞不過的存在，魯迅的的文學價值、思想價值是值得深思的；隨后紹興文理學院黨委書記周達軍教授致辭，介紹學校與魯迅先生的淵源，代表紹興文理學院歡迎各位海內外專家學者；最后魯迅文化基金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周令飛先生講話，表示魯迅文化是紹興城市發展的主引擎。

正式開幕后，由紹興文理學院副院長、浙江省魯迅研究會會長壽永明教授主持魯迅文化論壇專家主題發言。上海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熊月之先生，上海師范大學楊劍龍教授，紹興市規劃局局長金百富，澳大利亞悉尼新南威爾士大學中文系教授、海外魯研專家代表寇志明先生發表講話。

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中文系系主任寇志明

翻譯研究魯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2期

http:// “因為魯迅的書還是好賣”：關于魯迅小說的英文翻譯

［澳］寇志明（JonEugenevonKowallis）著羅海智譯

【分場會議】

7日下午和8日上午，學術研討會進行分場會議討論交流。各位學者在各自參與的分場會議中進行發言，人文學院壽永明教授、王曉初教授、劉家思教授、卓光平教授、薛祖清教師、宋浩成教授參與討論，現當代文學方向的研究生到場聽取各位專家學者的見解。其中，卓光平教授對自己的論文《紹興魯迅文化的三位空間與發展流變》進行簡單講解，獲得在場專家學者的好評；宋浩成教授和王黎君教授共著的《論魯迅小說中空間的敘事意義》，以獨到的角度談論自己對魯迅小說中空間的看法。

此次魯迅學術研討會以分場會議的形式，使學術的交流更加深入，更好地對“文化引擎與城市發展”問題進行探討。同時也給人文學院本科生與研究生們的學術研究提供了方向與參考。

【圓滿落幕】

8日10時，北京魯迅博物館研究員黃喬生先生主持大會閉幕式。閉幕式上，孫郁教授發言：《文學批判史中的魯迅遺產》，陸建德教授發言：《魯迅研究未有窮期》，各分場評議人進行小組匯報，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趙京華先生發表大會總結，“文化引擎與城市發展”魯迅文化論壇暨“當代文化語境中的魯迅”學術研討會正式落幕。

此次魯迅學術研討會的成功舉辦，將促進魯迅文化的研究以及紹興的城市文化建設。

傳媒中心 范垚芳

國際魯迅研究會第五屆學術會議：“蘇州論壇”會議綜述

雙擊自動滾屏發布者：黃曉輝 發布時間：2014-12-17 閱讀：494次

2014年11月21日至22日，由國際魯迅研究會、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蘇州大學文學院聯合主辦的“國際魯迅研究會第五屆學術會議：蘇州論壇”在蘇州隆重召開。來自中國大陸、中國香港以及韓國、日本、澳大利亞、馬來西亞、美國等國家和地區的30余位專家學者應邀出席了會議。此次會議以“魯迅與東亞文學”為中心議題，在魯迅與傳統文化、海外魯迅研究、魯迅文學經典與文本細讀、魯迅生平及相關史料考證等諸多方面進行了深入探討，現將會議內容綜述如下：

一．

魯迅與傳統文化

魯迅與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關系，歷來為學界關注。浙江大學黃健教授通過回顧和分析東亞地區魯迅研究的歷史與現狀，對儒家文化在提供闡釋資源，促成東亞地區“魯迅經典”的生成等方面所起到的作用給予了積極評價。他指出，發揚魯迅精神，創造性地轉化儒家文化傳統，將成為東亞文化深層次溝通和交流的新的切入點，東亞文化和學術發展將因此迎來新局面。同是探討魯迅與以儒學為中心的傳統文化的關系，韓國外國語大學的樸宰雨教授將研究視域轉移至中國，并以域外學者的身份和視角，探究了魯迅在中國的現實意義及當下儒學復活潮流里的魯迅價值。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郜元寶先生通過分析魯迅小說《弟兄》對于儒家經典《詩經》的“暗引”藝術，一方面考察了魯迅小說創作過程中有關“詩”與“真”的處理原則，另一方面對魯迅之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整理與研究、反省與批判等問題進行了延伸性探討。

二．魯迅與海外研究 魯迅世界的豐富性、復雜性不僅表現在魯迅與傳統文化的多重互動中，同時也表現在其與域外世界的廣泛聯系與影響上，此次會議的另一大亮點就是關于“魯迅與海外”的主題討論。

北京魯迅博物館館長、中國人民大學孫郁教授圍繞“魯迅何以進入托爾斯泰的語境，又何以離開”這一話題，對魯迅與托爾斯泰的“反凌辱”意識、自我犧牲意識、有關“人的解放”的思想及學術關聯作了細致而詳盡的論述。孫先生認為，魯迅從動的尼采傳統，完成了靜的托爾斯泰的夢想，但又對托爾斯泰主義有所保留。韓國梨花女子大學洪昔杓教授以魯迅、柳樹人、時有恒的無政府主義思想為透視點，較為客觀地還原了三位先生的交往過程，論述了中韓知識分子于文藝觀、人生選擇方面的立場和價值傾向問題，洪教授的研究和發現一定程度上填補了近代東亞知識分子交往史的空缺。同樣來自韓國，東西大學的金彥河副教授將韓國理想人格的代表人物丹齋與魯迅進行比較，分別指出兩位“民族之魂”在自我理想方面所具有的共同性和差異性，金彥河先生總結：基于徹底又非妥協的斗爭和深刻又完整的自覺這一自我理想的特異性，丹齋與魯迅都遠遠超過了自己的時代和民族要求的自我理想，即反帝民族主義戰士、反封建啟蒙主義戰士的范疇，直到今天依然能夠成為韓中兩國探索真的愛國者和真的人之路的思想資源。在追溯魯迅與日本現代文學的淵源時，日本國立九州大學秋吉收副教授重點強調了左藤春夫這樣一位“不僅是日本文人，同時也是東方詩人，并且在這兩個本質的基礎上，又是一位具有近代歐洲感覺的詩人”的日本學者在譯介魯迅作品、介紹魯迅思想、推動中日文化發展時所作出的貢獻。同時，大正時代的期刊雜志等紙質媒介，于秋吉收教授看來，也對魯迅作品在現代日本的傳播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日本東京大學文學部教授藤井省三先生從比較文學的角度，以“夜晚支那人”事件與女仆系譜為中心，對夏目漱石《哥兒》與魯迅《阿Q正傳》中的創作語境、主人公形象、故事設置作出了既有趣又有意義的對讀。來自越南河內師范大學的阮氏梅箏、陳氏秋香女士，通過梳理出版魯迅作品的情況，各個編譯過程、各項研究工程研究魯迅作品的情況，描摹了21世紀魯迅學在越南的接受情況并對魯迅學在越南發展已經遭遇的和將要面臨的危機與挑戰提出“解法”，為域外魯迅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借助對《記憶，暴力，辮子：魯迅解讀中國》、《魯迅的革命》等五本新專著的細讀和研究，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中文系系主任寇志明先生介紹并討論了英語世界研究魯迅的新“熱”以及新的動態。長期從事魯迅翻譯文學研究的山東大學外國語學院吳鈞教授，此次會議從魯迅的兒童文學翻譯談起，闡述魯迅大力提倡引進西方兒童文學的目的、思想及其翻譯實踐，對安徒生童話在中國的翻譯傳播及其影響做了分析概括，并對魯迅與安徒生相關作品的異同做了比較分析的初探。吳鈞教授強調了翻譯在魯迅文學活動中所占據的重要位置，她指出，魯迅的兒童文學翻譯對于中國兒童文學的文學自覺和文體獨立及魯迅自身創作均產生了深遠影響。

三．魯迅的文學世界與文本細讀

如果說以上學者的魯迅研究具有了宏觀的全面的透視化特點，那么也有不少學者從某一維度，或某一視角展開了對于魯迅文學文本的層層剖析，他們深入魯迅的文學世界，對隱藏在文字作品中的魯迅的審美方式、思維方式，有關魯迅先生的精神資源、文化資源與藝術資源予以挖掘。

中國人民大學李今教授、楊聯芬教授分別以《傷逝》和《離婚》為個案，探討了魯迅小說作品的反諷藝術和“吊詭的現代性”，張潔宇教授則以《野草》作為中國現代散文詩的“源頭”，詳細論述了散文詩的本質特征：它并不是更有詩意的散文，也不只是散文形式的詩歌，它必須是一種具有鮮明的自身特征的文體，這個文體本身的形式特征即是它的精神的體現。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吳耀宗先生結合歷史文化背景、創作語境，整理了魯迅的“隱形書單”——《青年必讀書》，以說明魯迅做《青年必讀書》時內心的掙扎和痛苦，也說明此作長期以來不斷引發新的詮釋之因由。韓國外國語大學徐臻先生以“怪誕·恐怖·死亡”為視角，重點論述了《吶喊》、《彷徨》中的審美焦慮。同是研讀小說集《吶喊》，蘇州大學文學院黃軼教授將關注點集中于“文白”話語的文化身份隱喻與歧義性。黃軼教授通過對中國近現代語言變革中三套語言系統——傳統文人話語、民間白語、新啟蒙話語（新知識分子話語）系統的厘清和比較，進一步指出，《吶喊》的語言形式既隱含著啟蒙者仍然不屬于“新話語權”的擁有者，也隱隱傳達了魯迅對啟蒙未來命運的擔憂。研究《吶喊》中“文”與“白”的文化身份隱喻，有助于認識中國文化—文學現代轉型的廣闊性和復雜性，辨析知識與權力的離散與勾結，對理清文學史與思想史的深刻關聯也有重要啟示意義。

學者們借助于文本細讀和文本重讀，就魯迅小說、雜文作品的藝術審美和精神價值層面提出了新的富有創設性的觀點，具有了學術推進性意義。

四．魯迅生平與原始資料考證

在有關魯迅生平等原始資料的整理和考證方面，魯迅文化基金會秘書長、魯迅之孫周令飛先生，北京魯迅博物館的葛濤教授和陳潔博士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陳潔博士對魯迅先生鈔古碑與教育部職務之關系進行了詳細考證，葛濤教授則以蕭軍編輯的《魯迅先生紀念史料輯存選錄》為中心，梳理了蕭軍在延安期間傳播魯迅的史實，指出蕭軍不僅借助官方力量傳播魯迅，而且也注意在民間普通讀者中播下魯迅的火種。面對魯迅的豐厚遺產，作為魯迅的后人和魯迅文化基金會的重要成員，周令飛先生在談及許廣平、周海嬰之于魯迅的貢獻后，提出推廣魯迅精神和魯迅方向的期望：從物質上的保存到精神上的弘揚，魯迅家屬徹底奉獻魯迅的期望是，魯迅從個人到家族，從小家走向大家，從民族走向世界，從“魯迅為公”的理念還諸社會，還諸大眾，還諸世界。這也是此次國際魯迅研究會第五屆學術會議：“蘇州論壇”會議，以及整個魯迅研究界的研究宗旨和重要目標。(通訊員 王慧君）

第五篇：魯迅與藝術

《魯迅與藝術》

陳丹青

談論魯迅和藝術的關系，我想大約說幾點：其一，是魯迅的偏愛和品位。其二，是在魯迅的時代所能看到的藝術、所能發生的藝術中，魯迅做出的選擇。第三，魯迅和民國時代的藝術家如何相處。

以我們所能知道的資料，除了在江南水師學堂和日本仙臺醫學院那點可憐的學歷，又聽過一陣子章太炎的講席，此外，魯迅沒有上過一天藝術學院，沒有一個美術老師。在他的時代，具有現代性的中國藝術學院尚在初級階段，魯迅和當時主流藝術圈，幾乎不來往。可是在我能夠讀到的民國文藝言論中，魯迅是一位最懂繪畫、最有洞察力、最有說服力的議論家，是一位真正前衛的實踐者，同時，是精于選擇的賞鑒家。魯迅公開的文學生涯，不到二十年，壽命不及六十歲，他頂多分出十分之一的精力與時間，賞析藝術，結交藝術家，可是經他染指的美術文論與繪畫實踐，卻比民國時期最著名的美術海龜派，更有影響，更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1998年，紐約古根海姆現代美術館舉辦西方世界第一次中國美術大展，其中1900年到1980年的專題展，集中了民國與共和國幾代人具有代表性的國畫、油畫、版畫和書籍裝幀。民初那代人的新國畫，既過時，也比不得古人；徐悲鴻林風眠的早期油畫，雖然令人尊敬，但也過時了，而且在紐約的語境中，顯得簡單、脆弱，而且幼稚。使我吃驚的是，由魯迅一手培植的左翼木刻，包括魯迅自己設計的幾件書籍裝幀，不但依舊生猛、強烈、好看、耐看，而且毫不過時，比我記得的印象，更優秀——縱向比較，左翼木刻相對明清時代的舊版畫，是全新的，超前的，自我完滿的；橫向比較，與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德國、英國、蘇俄，以及東歐的表現主義，完全是對應的，除了技術略顯粗糙，論創作的動機、狀態，甚至品相，與歐洲同期的同類作品，幾乎同一水準。在那項展覽中，二十世紀的中國油畫頂多只有文獻價值，惟左翼木刻和幾份書籍裝幀，剛健清新，品相端正，可以拿得出去，放在世界上，有神氣，不丟臉，是一份可觀的交代。

大家知道，這些左翼木刻最初的鼓吹者、最終的判斷者，就是魯迅。沒有魯迅，這份成就是不能想象的。魯迅死后，年輕木刻家在延安繼續創作了不少活潑的作品，但漸漸成為政治宣傳，1949年后，全部教條化，再之后，和魯迅所有學生一樣，或者挨整，或者凋謝，他們短暫的黃金時代，就是和魯迅一起玩耍的五六年。

魯迅從小喜歡繪畫。他看待繪畫的眼光非常開闊、銳利，又非常貼己、克制，始終在自己偏愛的、可把握的尺度內，選擇并議論繪畫。從幼年的《三海經》木版畫刻本，中年晚歲的編印《北平箋譜》，以及對西歐蘇俄前衛版畫的迷戀，魯迅終生偏愛版畫，尤其木刻。木刻的易于復制、傳播，木刻的所謂大眾性與革命性，被左翼史論，也被魯迅自己，十二分渲染了，但魯迅的天性，魯迅的文學筆調，這種筆調的黑白質地，從來是木刻性的，出于他天然的稟賦：簡約，精煉，短小，在平面范圍內追求縱深感。熱衷于版畫，是魯迅文學趣味自然而然的延伸與游戲。日本，又是版畫的國度，魯迅的繪畫品味，日本，或許是可以追尋參照的另一個資源。

我有興趣但比較茫然的點，是魯迅對西洋主流藝術的態度，還有，是他如何往來于新藝術觀念和舊文人的趣味之間。

民國初年，西洋文藝比較規模宏大、技術繁復的藝術，譬如長篇小說、交響樂、油畫，陸續介紹進來。在魯迅成名的近二十年間，留學英美歐洲大陸的胡適、徐志摩、林風眠、劉海粟等等接受西洋文藝熏染的新派人士，學成歸國，陸續發生影響。魯迅，一個敗落的舊家子弟，一個清末鄉鎮文人，一個留日學生，一個多半從日譯本了解歐美的知識分子，一個幾乎終身穿長袍的江南人，一個寫出中國第一冊現代短篇小說集的文學家，很自然地，會對這

批意氣風發，西裝領結，會說英語、法語、德語的歐美派，作出自己的回應與判斷。以魯迅的老成與自負，以他的文學盛名和文藝視野，他沒有盲目折服于早期歐美派的洋腔，且程度不同地看輕他們，懷疑他們。他曾輕微嘲笑徐悲鴻，對青年林風眠個展的邀請，默然回避。如他一貫地藐視權威，他樂意和貧窮無名的左翼小家伙玩耍，卻疏遠那些在當時即負專業聲譽的新派藝術家。魯迅獨具只眼，他所屬意的小青年，如陶元慶、司徒喬、羅清幀、李霧城、陳煙橋等等……日后都被證明是民國年間無可替代的杰出者，不遜于當時的名家。總之，抱持世界主義觀念的魯迅，在情感上是個民族主義者，他從不迷信從西洋回來的人，而樂意看重本土的無名藝術家。

在知識的層面，魯迅卻不為意氣所左右。早在日本時期，魯迅或許即讀到當時可能讀到的西洋文藝史，在他早年的文言史論中，具備異常廣闊的世界性眼界，并給出準確的見解，形之于美文，是迄今難以超越的一流文藝啟蒙。二三十年代，直到去世，魯迅每年購藏當時版本昂貴的西洋畫冊，其間，編譯了《近代美術史潮論》。魯迅做學問，向來謹嚴，晚年他應左翼的挑釁，認真研讀唯物史，同樣，鑒于上世紀初在西方展開的前衛藝術，自立體派、野獸派到超現實主義，均為他所矚目。在三十年代，魯迅的視野與當時歐洲的實驗藝術，幾乎是同步的，論訊息與理知的制高點，在繪畫上，他比留學歸來的徐悲鴻劉海粟一輩，更了解西方藝術正在發生什么，以及為什么發生。在他后期的雜文中，但凡說及西方的當代藝術，他于法國德國的新繪畫，居然不隔，而每有引述，都是平視的、客觀的、抱持優美的、有所不知的業余姿態，既不褒揚，也未輕率貶斥：他所嘲笑的，都是本土文藝人的淺薄之談。而在這等寬廣的視野中，魯迅從不濫用自己的聲譽和影響，發表喧嘩藝壇的宏論。從介紹西洋繪畫的開初，他就懂得在龐大的西洋美術全景觀之中，選擇個案。譬如德國的珂勒惠支，譬如波蘭的梅菲爾德，譬如英國的比亞茲萊。他像真正精通藝術的老派文人那樣，從來只談藝術家，只談個案。考察魯迅矚目的繪畫個案，同時構成魯迅自己這一個案：在文學與思想方面，歷來總是強調、夸張魯迅戰斗的一面、決裂的一面、政治正確的一面，忽略他文學中閑適的一面、游戲的一面、頹廢的一面。他所選擇的繪畫個案，正好印證魯迅的陽性與陰性，印證魯迅性格中豐富的基調：珂勒惠支是深沉的、悲劇的、濃黑色的、自覺歸屬無產階級的；梅菲爾德是熱烈的、神經質的、敏感于陰郁的力度，傾向自我毀滅；而比亞茲萊是情色的、戲謔的、沒落的、頹廢的，屬于一戰前后的歐洲資產階級文明……在魯迅偏愛的中國藝術中，秦漢的石像、瓦當、銅鏡、拓片，質樸高古、凝練而大氣，是魯迅趣味的一面；他與鄭振鐸反復甄選重金刊印的《北平箋譜》，精雅而矯飾，格局之小，氣息之弱，私淑氣之重，無以復加，是明末清末文玩工藝趨于爛熟的產物，又可見魯迅私人趣味的另一面。而在魯迅所扶持的青年木刻家群，魯迅從未主張一律，竭力慫恿各種題旨與風格，日后被稱為革命戰士的左翼木刻家，其實有許多可喜的作品被埋沒遺忘了，同時被遮蔽、被抹殺的，是魯迅無比細膩、往來無礙的品味與教養。

一位開中國現代文學的先驅，一位被尊為文化旗手的大將，一個被毛澤東舉為圣人的形象，這是我們被告知的魯迅。可是看看魯迅私藏的畫冊，看看他臨死前尚且掛在墻頭的西洋女裸體版畫，就知道比起那些嚇人的高帽子，活的魯迅多么可愛、豐富，多么懂得各種各樣的藝術。

民國新文藝轉型時期，魯迅頂頂難得的態度，是他的現實感。這種現實感，基于他對自己的能量的把握，也基于他對民國時期整體文藝生態的清醒認識。他在盛名之際幾乎放棄短篇小說，他看清長篇小說的內在規律，從未輕率染指。他始終主張新文學的首要的功課，是老老實實翻譯經典，所以身體力行，聯合同好，以日文與德文譯介外國的作品。雖然他從未去西歐親眼瞻望文藝復興以降的經典繪畫，但以驚人的直覺，他知道，在當時落后紛亂的中國，在美學淵源完全相異的文化之間，富貴而龐雜的油畫藝術，難以在當時的中國開花結果。他敏感到相對簡易的木刻，能夠直捷移取歐洲繪畫的部分經驗。這和他一開始就留心弱小民

族的短篇，適合師法，言說本土的真實，是一個道理。和五四一代許多激進的、沉醉于宏大命題、宏偉計劃、喜歡大肆聲張的啟蒙者不同，魯迅向來姿態很低，動作審慎，對自己，對別人，都要求從小型的、簡易的事情做起，一步一步來。他懂得那么多，可是每件事都是認真仔細弄好了，只拿出來一點點。

以我的揣度，魯迅推崇木刻，除了品味、偏愛，除了前衛的激情，還有更深的、他未曾說出的理由，這理由，基于他對中國的深刻的觀察：如同他對歐美議會式的憲政文化能否移植中國，自始抱有懷疑，他對西洋繪畫，包括那些形制龐大的歐美文藝能否契合中國，也向來懷疑。但他并未公開地、武斷地表達這懷疑，在他某些偏于樂觀的、五四式的政治想象中，蘇聯曾經是他的參照與希望——沒有人在魯迅的年代超越這種希望，包括早期的胡適——可是在這些近于輕率的想象中，請注意，不包括魯迅對未來中國的文藝想象。

出于非凡的文化自覺，魯迅既不相信中國古代經典還能作為新時代文藝的資源，也從未以世界主義、以他一貫健康明朗的西化立場，樂觀預言西洋藝術在中國的前景。我注意到，即便魯迅的懷疑主義遍及不同的領域和問題，但他對文藝，對文藝的西化，十分審慎。他不忌諱政治判斷，并曾經犯錯，但在文藝問題上，他僅僅輕快地嘲諷，卻不使自己的判斷離譜而失據。他太懂藝術了，他不愿自己犯錯——除了文藝的大眾性，我們沒有機會聽到魯迅做出文藝方向的大敘述。我猜，不是因為他忙，不是因為他矚目于更大的是非，而是，我以為，正是在他熟稔的、最能把握的文藝中，他深知什么是不可把握的。

在他大量寫給畫家的私信中，他偶爾提醒這種不可把握的文化感，譬如油畫，他說中國連美術館也沒有，不見真跡，學油畫，只是在“摸黑弄堂”。他欣喜于木刻青年的成績，但從未真的滿意過，始終懸著高的標準，時時指出其中的幼稚和淺薄。他談及自己的小說，青年的木刻，只看做小把戲，假定是在試驗的、過度的階段，在推介與評價時不說半句狂妄的話，這不僅是謙虛，而是，他真懂藝術。

以魯迅當年的聲譽，各路人馬誰不敬畏他，又想用他一用呢，可是只要涉及作品的質地，他就不肯茍且。我記得施蟄存回憶魯迅請他刊印一位蘇俄文藝家的銅版畫肖像，單是校樣，魯迅挑剔又挑剔，以至反復四次，最后勉強同意，弄得年輕的施蟄存有點嫌煩。魯迅自費印制的版畫集，那是精美雅致，至今也沒有哪個版本可以相比。而他為介紹與銷售書寫的廣告文字，全是再平實不過的話，半點不肯吹牛。

七八十年過去了。西洋繪畫、雕塑、音樂、舞蹈、戲劇、電影……在中國有了為數可觀的專業學院和機構，培養好幾代人才，出現無數長篇小說，無數油畫，還有大量音樂、舞蹈、戲劇和電影。我們有無數理由說，西洋藝術的移植，遠遠超過民國初年的想象，不但在中國生根開花，而且大有成就。我無能、也無法質疑這份成績單，評價這份成績，是過于犯忌的事情。但我懸想魯迅的標準，懸想他那些沒有說出的話，懸想他對中國文藝異常冷靜的不以為然，和他介于譏笑和寬厚之間的那種無所謂，我愿和魯迅一樣，保持沉默。

姿態放得很低，要求舉得很高，做事的人他非常看得起，做成的事他總是不滿意，這是魯迅的一貫。他評論文學，尤其是繪畫的文字，其實很有限，但我異常珍惜他四兩千斤、隨手撩撥的說法，非常江南，非常懂行，又刻薄，又厚道，又犀利，又很體貼。我不知道此后還有誰能像魯迅那樣書寫文藝評論——好比他一開始就找到自己的小說語言，魯迅留下了迄今最漂亮的批評語言，通俗，平實，高貴，富有見解，十二分精確，亦且處處留有余地。在我們一代，朱光潛、宗白華，是高不可及的美學權威，我試圖通讀他們的著作，不幸一個字也不記得了，可是譬如關于朱光潛說及希臘雕刻或陶淵明詩句的“靜穆”，魯迅在《題未定草》的某一段做了千把字的回應，我卻讀了不知多少遍，至今記得，而因此學會怎樣審慎地判斷，怎樣看取藝術的各個面向。他給柔石《二月》寫的小序，他給木刻展覽寫的前言，他評述陶元慶的短文，他給小朋友的大量書信，充滿散裝的觀點和智慧，是藝術家頂頂需要聽取的良

言。在過去百年的文藝家中，魯迅是罕見的一個人，從來不相信系統，卻通達歷史，從來不相信術語，卻開口就咬住問題。他以一種偉大的業余感把握藝術，又像精通法術，卻可愛地誠實地裝糊涂的人。至少，我本人，在魯迅的言說中所能學到的教益，遠遠多于五四迄今所有著名文藝家、文論家。但凡有所問題，有所見，我不會希望聽到朱光潛宗白華們怎樣想，不會試圖在如今的專業美學家史論家那里尋求解答。我總會想到魯迅，并在他那些早已讀過的散裝的語言中，再次發現清晰的指點。

所以，最后，我想說，魯迅死后，直到今天，中國的文藝界、文藝人，再也沒有，也不可能遇到一位像魯迅那樣清醒的旁觀者、熱情的介入者、精彩的議論者，并且居然是自己掏錢、四處吆喝的贊助者。就我所知，一個文人和一群畫家的關系，和一段藝術史的關系，如魯迅和木刻家那樣的交誼，那樣的美談，此前的中國，沒有過，此后，也沒有了。我們知道，十九世紀的法國，波德萊爾和馬奈、左拉與塞尚及印象派畫家，有過珍貴的關系；十九世紀的俄國，別林斯基、斯塔索夫，和文學家藝術家也有過珍貴的關系，托爾斯泰與列賓的關系，更是形同父兄；二十世紀上半，畢加索和阿波利奈爾的關系，和薩特的關系，和阿拉貢的關系，杜尚和超現實主義文學同仁的關系，也都是美談。二戰以后，資本主義文化市場逐漸沖淡了這種關系，而冷戰之時的蘇聯和中國，則因為傲慢的權力網絡，銷毀了藝術家之間真摯美好的關系；到現在，則是集體性的機會主義，犬儒主義，彼此嫉妒，彼此冷漠，彼此裝，頂多，是彼此客客氣氣。

這時候，民國年間魯迅和一群小家伙的關系，就成了新中國新藝術的傳奇。魯迅太喜歡繪畫了，他要是活轉來，以他的熱心腸，怎么跟大家來往呢？以他那點學歷——我猜他連一份結業證書都沒有——他來給藝術研究院看門的資格都沒有，怎能結交我們這些文藝教授、文藝學者，或者帶著博士頭銜的藝術家？我猜，在今日的中國，魯迅只能走開去，和藝術沒有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