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有關侵犯消費者安全保障權

有關侵犯消費者安全保障權、人身損害賠償案例分析

摘要：《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八十五條規定：“合同是當事人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關系的協議。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護。” 民法通則第一百零六條第一款規定：“公民、法人違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義務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第一百一十一條規定：“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條件的．另一方有權要求履行或者采取補救措施，并有權要求賠償損失。”

正文：1998年8月23日，原告王利毅、張麗霞之女王翰為參加藥品交流會來滬，下午2時40分左右人住上海銀河賓館1911客房，下午4時40分左右在該客房被犯罪分子仝瑞寶（已被判死刑并執行）殺害，隨身攜帶的人民幣2．3萬余元、港幣20元和價值人民幣7140元的歐米茄牌手表一塊被劫走。事后查明，仝瑞寶于當日下午2時零2分進入賓館伺機作案，在選擇犯罪對象的兩個小時內，曾7次上下銀河賓館的電梯；在按1911客房門鈴待王翰開門后，即強行人室將其殺害并搶劫財物，下午4時52分離開賓館。期間，銀河賓館未對其作訪客登記，且對其行蹤也未能引起注意。被告銀河賓館是四星級涉外賓館，內部有規范的管理制度，并安裝著安全監控設施；客房房間門上配有探視鏡、安全鏈及自動閉門器，在客房門后張貼的安全告示中有要求旅客“看清門外訪客再開門”的提示。銀河賓館制訂的《銀河賓館質量承諾細則》置放于客房內，并于1998年8月19日起實施。該細則中有“24小時的保安巡視，確保您的人身安全”、“若有不符上述承諾內容，我們將立即改進并向您賠禮道歉，或奉送水果、費用打折、部分免費，直至賠償”等內容。

上訴人王利毅、張麗霞主張銀河賓館承擔侵權民事責任。王翰在賓館內被害、財物被劫，是全瑞寶犯罪的直接、必然結果。該犯罪結果所引起的刑事和民事侵權責任，只有仝瑞寶才應當承擔。上訴人銀河賓館與仝瑞寶的犯罪行為既沒有主觀上的共同故意，又沒有客觀上的行為牽連。銀河賓館的行為雖有不當之處，但這些行為不會必然地導致王翰死亡。因此，銀河賓館與仝瑞寶不構成共同侵權，不應當承擔侵權的民事責任，缺乏法律依據。

上訴人王利毅、張麗霞主張對本案適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調整。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定，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造成消費者人身傷害的，應當賠償。此規定是指經營者之商品或服務直接導致消費者受到損害的情形。本案王翰之死，并非由上訴人銀河賓館提供的服務直接造成，故不屬于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定的情形。

賓館作為服務性行業，以向旅客提供與收費相應的住宿環境和服務，來獲取旅客付出的報酬。賓館與旅客之間的關系符合民法通則第八十五條的規定，是合同關系，應當適用合同法律規定來調整。本案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施行以前，當時的法律對此類合同糾紛缺乏明確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法釋[1999)19號)的第一條規定：“合同法實施以后成立的合同發生糾紛起訴到人民法院的，適用合同法的規定;合同法實施以前成立的合同發生糾紛起訴到人民法院的，除本解釋另有規定的以外，適用當時的法律規定，當時沒有法律規定的，可以適用合同法的有關規定。”根據這一司法解釋，對本案可以適用合同法調整。

合同法第六十條規定：“當事人應當按照約定全面履行自己的義務。?當事人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根據合同的性質、目的和交易習慣履行通知、協助、保密等義務。”任何旅客人住賓館時，都不會希望自己的人身、財產在入住期間受到侵害;任何賓館在接待旅客時，也不愿意出現旅客的人身、財產被侵害事件，以至影響自己賓館的客流量。因此，根據住宿合同的性質、目的和行業習慣，避免旅客人身、財產受到侵害，就成為此類合同的附隨義務。按照收費標準的不同.各個賓館履行合同附隨義務的方式也會有所不同.但必須是切實采取有效的安全防范措施，認真履行最謹慎之注意義務，在自己的能力所及范圍內最大限度地保護旅客不受非法侵害。住宿合同一經成立，無論賓館是否向旅客出具口頭的或者書面的安全保證或承諾.合同的附隨義務都隨之產生并客觀存在。本案中，上訴人銀河賓館向旅客承諾“24小時的保安巡視，確保您的人身安全”，是自愿將合同的附隨義務上升為合同的主義務.更應當恪盡職守履行這一義務。

自王翰登記人住銀河賓館起，王翰就與上訴人銀河賓館形成了以住宿、服務為內容的合同關系。在此合同中，銀河賓館除應履行向王翰提供與其四星級收費標準相應的房間設施及服務的義務外.還應履行保護王翰人身、財產不受非法侵害的義務。王翰是在賓館內被犯罪分子殺害的。由于刑事犯罪的突發性、不可預測性和犯罪手段的多樣化.作為賓館來說。盡管認真履行保護旅客人身、財產不受非法侵害的義務，也不可能完全避免此類犯罪事件在賓館內發生。因此，一旦此類犯罪事件發生，不能以賓館承擔著保護旅客人身、財產不受非法侵害的合同附隨義務，就一概認為賓館負有責任.具體情況必須具體分析。對犯罪造成的危害結果.根據罪責自負的原則.必須由犯罪分子承擔刑事和民事的法律責任。賓館能證明自己確實認真履行了保護旅客人身、財產不受非法侵害的合同義務后.可以不承擔責任。

上訴人銀河賓館作為四星級賓館，已經具備了將賓館大堂等公共活動區與旅客住宿區隔離的條件。為了適應市場化的要求，賓館不需要也不可能對進入賓館大堂等公共活動區的所有人員進行盤查、登記。但是為了住宿旅客的人身、財產安全，賓館必須、也有條件對所有進入住宿區的不熟識人給予充分注意，在不乏熱情的接待、詢問中了解此類人員的動向，以及時發現并遏止其中一些人的犯罪企圖，保護旅客的安全。事實證明，銀河賓館并沒有配備專門人員負責此項工作，以至罪犯全瑞寶出入王翰所在的住宿區時，均沒有遇到過賓館工作人員，更談不上受到注意與詢問，因而才能順利進人客房作案，作案后又從容逃脫，王翰的尸體在第二天才被發現。銀河賓館不在旅客住宿區配備負責接待的工作人員，是其工作中的一大失誤，這一失誤已將旅客置于極不安全的境地，這也是仝瑞寶將銀河賓館選作犯罪地點的根本原因。銀河賓館雖然在住宿區每個樓層的電梯口都安裝了電視監控設備，但是當監控設備已經反映出全瑞寶為等待犯罪時機在不到兩小時內曾7次上下賓館電梯時，賓館工作人員不能對這一異常舉動給予密切注意。事實證明，由于出入電梯間的客流量較大，這一措施對及時保護旅客的人身、財產安全并不奏效。銀河賓館沒有全面、認真地履行合同義務，自應承擔違約責任。

上訴人銀河賓館的客房裝備著探視鏡、自動閉門器和安全鏈條等設施，并以告示提醒旅客必須看清門外來客時再開門。作為四星級賓館，這些安全設施應當說是比較完備的。但是銀河賓館應當知道，旅客來自四面八方，其語言、文化程度、生活習慣、旅行常識有很大差異。在此情況下，賓館不能認為給客房裝備了安全設施、并且用文字提示了安全常識，就是盡到了自己的義務，還必須認真、負責地教會旅客在什么情況下使用以及如何使用這些安全設施，直至旅客形成使用這些設施的習慣。否則，縱有再好的安全設施，也會形同虛設。銀河賓館在這方面所盡義務是不夠的，其以“王翰沒有按照提示的要求看清門外來客后再開門，以致仝瑞寶能夠進入房間犯罪”為由否認自己違約，理由不能成立。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條第一款規定;“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給對方造成損失的，損失賠償額應當相當于因違約所造成的損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獲得的利益，但不得超過違反合同一方訂立合同時預見到或者應當預見到的因違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損失。”上訴人銀河賓館履行義務不符合合同的約定，以至使旅客王翰陷入危險的環境，應當承擔違約責任。但是應當指出，銀河賓館依法只對其在訂立合同時應當預見到的因違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損失承擔賠償責任。王翰被害及其財產被劫的損失，必須由殺害王翰的犯罪分子仝瑞寶承擔。還應當指出，王翰作為旅客，時刻注意保護自己的人身、財產安全，也是她在訂立住宿合同后應當履行的合同附隨義務。王翰未能充分了解和利用賓館提供的安全設施，以至給全瑞寶的犯罪提供了條件，在履行合同附隨義務中也有過失，因此可以酌減銀河賓館的違約賠償數額。

第二篇：侵犯受教育權 案例分析

侵犯受教育權

甲就讀于北京某大學，2006年甲母曾與學校教務的人員吵過架，學校即將甲退學，而2006年學校的退學公告里并沒有甲的名字。找到學校后，校方稱在2月份有相關的公告，但未出示任何文件。后甲向教委申訴，教委告知讓甲去學校上學，由學校妥善處理此事，但正值假期沒有辦成。9月份甲再去學校，學校不讓甲上學，讓找教委。教委給了甲信訪答復，甲不服，向北京市政府要求復核，政府告知通過訴訟解決。甲向海淀法院起訴，要求撤銷學校的退學決定，被告知學校不屬于行政機關。再去西城法院告教委，被告知信訪不屬于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甲不服，向中院提起上訴，中院在2007年9月維持了西城區的裁定,問該怎么辦？

陳大豪律師解答（cdhlawyer@hotmail.com）

首先，行政訴訟肯定是不行的，學校本身就不是行政機關；其次，如果是以憲法為依據，以侵犯受教育權為標的起訴，一般是得不到法院的支持的；可以從違約方向走，但是這個案子實踐中是有難度的。另外，對于時效問題，學校是否退了學費，如果已經退費的話，從退費之日起開始計算訴訟時效；如果沒有退費，訴訟時效應該是沒過的。注意搜集入學的證據，比如學生手冊、學校的公示等相關規定。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十一條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的規定，學校確實不屬于行政機關。在實踐中，對于學校是否為行政機關，爭議很大。

? 案例分析—受教育權能否通過訴訟途徑獲得保護 ? 發布時間：2010-3-9 11:56:59 點擊：154次

【問題提示】

學校與其招收的學生間是否形成教育服務合同關系？學校辭退學生的行為是行政行為還是民事行為？作為未成年人享有受教育的權利屬憲法權利，憲法權利能否通過民事訴訟的途徑獲得保護？

【要點提示】

學校發出的招生簡章屬要約，學生報名參與學校招生的行為屬承諾，學校錄取學生后，學校與其招收的學生間形成了教育服務合同關系。學校以學生身體條件不合格為由辭退學生的行為屬民事行為而非行政管理行為。我國公民享有的憲法權利，因沒有憲法法院可以通過民事訴訟途徑實現。

案例1.教師發怒使兩學生頭撞頭受傷案

[案情] 1999年4月8日，某中學語文教師張運曉正在講臺上批改作業，這時，14歲的葉與同桌因為座位誰用得多少發生爭吵，繼而又動起手來。張老師很惱怒，在把他們推往教室外面的途中，二人的腦袋撞在了一起。放學回家后的葉，精神即出現異常現象，目光呆滯，不與別人說話。夜間哭醒，并胡說一些驚恐害怕的話，一直持續到天亮。第二天在葉氏夫婦和校方的幫助下，葉先后被送往幾家醫院看病，但病情一直未能好轉，期間一直未到校上學。1999年11月5日，葉被送往市第二精神病醫院，被診斷為反應性精神病，腦血管痙攣。由于多次向張討要醫藥費未果，家長一紙訴狀將校方和張訴至市中級人民法院，訴請被告學校承擔為女兒治病支付的醫療等各種費用35881元，另要求精神撫慰金25萬元。法院經審理認為，由于被告不當的教育方式導致的原告受傷的后果，因被告張是在教學活動中履行教學職責時發生的侵權行為，故學校應承擔賠償責任。因此判決被告法人單位學校負主要責任，賠償原告葉某醫療費、住院伙食補助費、后續治療費、陪護人員誤工費、交通費、雜支費、鑒定費52.5元，及精神撫慰費共計45000元。

[分析]本案涉及兩個問題：一是張老師的行為是正常的教育方式還是不當的教育方式？二是如果是不當教育方式與原告受到傷害的結果有沒有必然的因果聯系？顯然，張老師的教育方式是不當的，當他發現葉與同桌發生爭吵后，采用極其簡單粗暴的態度，讓兩個學生站在講臺上，并用手揪住兩學生的頭發，使兩學生的頭相撞，并反復的訓斥，沒有注意到原告完全沒有考慮到她的承受能力情緒的變化，對兩個學生體罰一直持續到下午放學。由于原告精神上受到很大打擊，心理上也受到極大的傷害，無法到學校讀書，一直在家靠藥物穩定情緒。被告的行為導致原告產生精神疾患，被告張的行為與原告受到傷害有著直接的因果聯系或者諳導致原告產生這種心理疾病的直接誘因。當然，葉患病并非全部由張的行為所導致，因為據法院調查得知，原告心理承受能力差，一貫厭學，早已存在誘發精神病的隱患。故法院判決張承擔70％的主要賠償責任。由于張是在教學活動中履行教學職責時發生的侵權行為，故學校應承擔賠償責任。

本案啟示：教師體罰或者變相體罰學生，不僅違背了職業道德，也是違法行為。體罰是我國有關法律明確禁止的行為。教育法、教師法、未成年人保護法、義務教育法等多項法律都明令禁止教師體罰或變相體罰學生。不論教師出于什么動機或目的，都不得實施這種手段。對于體罰學生并造成學生傷害的教師，應當依照法律的規定，將給予行政、民法、刑事處罰。

案例2.大學生因考試作弊受學校處分案

[案情] 某大學女學生嚴某考試時在試卷下面放有寫著公式的紙條，被監考老師發現并予沒收。后學校認為嚴某考試作弊，態度惡劣，于是對其做出勒令退學的處分決定。嚴某對學校的處分決定不服，向校方提出申訴，但校方至今未給予任何書面答復。

[案例分析] 1.本案中所涉及到的法律關系主體主要有學校和學生。

2.本案是一起學校侵犯學生受教育權案。學校應承擔相應的行政法律責任。（1）《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中明確規定，“學生嚴重違反考核紀律或者作弊的，該課程考核成績記為無效，并由學校視其違紀或者作弊情節，給予批評教育和相應的紀律處分。” 本案中，嚴某因違反了考試紀律，學校應根據其違紀程度給予其相應的紀律處分。

（2）《憲法》中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受教育的權利和義務。”據此，學校對嚴某的紀律處分應當適宜，而不應隨意剝奪嚴某作為公民的受教育權，不得隨意開除嚴某。

（3）《教育法》中明確規定：“受教育者享有下列權利：……(四)對學校給予的處分不服向有關部門提起申訴，對學校、教師侵犯其人身權、財產權等合法權益，提出申訴或者依法提起訴訟。”為此，嚴某向學校提出申訴是合法的，學校應及時受理學生的申述。

3．本案引發的思考：

（1）學生應加強自身的道德修養，誠實守信，自律自愛，嚴格遵守學校的規章制度與考試紀律，堅決抵制考試作弊行為。

（2）學校應積極維護考場紀律，依法對考試違紀或作弊行為進行相應懲處。（3）學校應正當行使自身的權利，依法保障學生的受教育權，對學生的紀律處分應證據確鑿，恰如其分，依法進行，不得隨意開除學生，剝奪學生的受教育權。相關責任人應對自身的侵權行為承擔相應的行政法律責任。

（4）當學生的合法權利受到侵害時，應正確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自身的合法權利。

（5）學校應遵守相關的法律程序，及時受理學生的申訴。

（注：本案源自《中央電大教育法學課程考核說明》）

案例3.9歲學生上課講話被老師用膠帶封住嘴巴

[案情] 2001年12月19日下午，某小學三（1）班學生在學校的音樂教室里上音樂課。音樂老師丁某彈鋼琴時，坐在下面的王同學一直在說話。丁老師開始“警告”王同學：在課堂上不要講話了，如果再講話，就用膠帶紙把嘴巴封起來。但9歲的王同學沒有聽老師的話，又開始自言自語。這回，丁老師火了，立刻站起來，走到王同學跟前，掏出一段封箱膠帶紙貼在了他的嘴上。在場所有的學生一下子哄堂大笑，而此刻的王同學卻大哭起來，但丁老師見狀，沒有理會，繼續上課。就這樣，王同學被封住嘴巴上完了大半截音樂課，在同學們的笑聲中一路哭回了教室。

[案例分析]

1.本案的教育法律關系主體為：丁老師、王同學和學校。

2.這是一起由教師體罰學生造成的侵犯學生權益案，教師丁某違反了《教育法》、《義務教育法》、《教師法》、《未成年人保護法》的有關規定，侵犯了學生的受教育權和人身權。

《教育法》中規定：受教育者有權“參加教育教學計劃安排的各種活動，使用教育教學設施、設備、圖書資料”。《義務教育法》中規定，“教師應當尊重學生的人格，不得歧視學生，不得對學生實施體罰、變相體罰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嚴的行為，不得侵犯學生合法權益”《教師法》中規定，教師應當履行下列義務：“

（一）遵守憲法、法律和職業道德，為人師表”；應當“

（四）關心、愛護全體學生，尊重學生人格，促進學生在品德、智力、體質等方面全面發展”。《未成年人保護法》中規定：“學校、幼兒園的教職員應當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嚴，不得對未成年學生和兒童實施體罰、變相體罰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嚴的行為。”

由此可知，盡管學生王某上課說話，未能很好地履行學生的義務方面，但作為教師應當依法采取積極的教育措施，而不應采取法律所禁止的行為侵害學生的權益。丁老師將學生嘴巴封住，限制了學生上音樂課的自由，使學生無法參加正常的教育教學活動，這種做法不僅是體罰學生、侮辱學生人格、侵犯學生人身權的行為，同時也是侵犯學生受教育權的行為。其違反了上述法律的有關規定。3.《教師法》中規定：“教師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所在學校、其他教育機構或者教育行政部門給予行政處分或者解聘：

（一）故意不完成教育教學任務給教育教學工作造成損失的；

（二）體罰學生，經教育不改的；

（三）品行不良，侮辱學生，影響惡劣的。教師有前款第（二）項、第三項所列情形之一，情節嚴重，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由此可知，教師應為此承擔相應的行政責任，應向學生賠禮道歉，并杜絕此類行為再次發生。學校及教育行政部門對于教師用膠帶封學生嘴巴的做法應當堅決制止，并可根據教師的態度予以相應的行政處理。

4.本案為我們帶來的啟示：

（1）教師應加強法律意識，認真履行教師的義務，不得濫用國家賦予的教育權（主要是教育教學權和管理學生權），不得體罰學生，不得侵犯學生的權益。并應對自己的侵權行為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2）學生應認真履行自身的義務，遵守學校的各項規章制度，自覺遵守課堂紀律，對自身違反紀律，影響他人學習的行為應予改正。也有權對教師的侵權行為提出申訴或者依法提起訴訟。

（3）學校應加強對教師的法制教育和監管力度，對教師的違法行為堅決制止，并依法進行相應處理。與此同時，也應加強對學生的教育，使其認真履行自身的義務。

案例4.教室伸懶腰，鉛筆戳傷同學眼

[案情]王某和陸某是某小學六年級同班同學。某日下午放學前的自由活動時間，在教室里的王某因數學老師要他訂正作業，就從自己座位走上講臺拿作業本，在經過坐在前排的陸某身邊時，陸某伸了個懶腰，手中的鉛筆尖正巧戳進了王某的左眼。當時，王某因痛揉了揉眼睛，沒在意，回去也沒告訴家人。第二天上課時，班主任發現王某頻繁揉眼睛，問了問王某得知他左眼被戳的事，但也沒有采取任何措施。次日晚上，王某爸爸在家發現王某左眼紅腫、流淚，一問才知真相，即帶兒子到醫院治療。經手術治療后，王某雙眼又并發交感性眼炎，視力急劇下降。醫院鑒定王某的左眼視力為0.06，右眼視力為0.2，且不能矯正，左眼角膜裂傷，外傷性白內障，雙眼交感性眼炎，已達六級傷殘。王某病情雖穩定下來，但隨時可能發作，最終可能導致雙目失明。王某在索賠無果的情況下，將同學陸某和學校告上了法庭，要求兩被告賠償11.9萬余元。

法院審理后認為，學校和致害學生對王某受傷均有過錯，判決兩被告賠償受傷人王某各項損失74200元，其中陸某承擔90%的責任，學校承擔10%的責任。[案例分析] 本案中，所涉及的教育關系主體有學校、學生陸某、王某及其監護人。該小學對事故的發生并沒有過錯，因為事情發生在下課自由活動時間，且事件的發生純屬意外。但學校在知情后善后處理不當，存在過錯。作為一個老師，應當意識到鉛筆尖扎進眼睛后可能會產生的嚴重后果，聽到學生的反映后，應當立即送受傷學生到校衛生室由保健醫生檢查后視情況進行救治，同時應當通知家長請家長協助。但該學校老師在得知王某眼睛受傷后采取不負責任的態度，僅僅過問了一下卻沒有采取措施，客觀上延誤了受傷學生治療的時間。學校作為正常管理人，對學生在校期間所發生的有關情況具有注意和及時向監護人報告的義務。學校在王某眼睛被戳事故發生后的第二天就知曉王某眼睛受傷，卻未及時將事故告知雙方監護人，也沒有當即采取相應處理措施，致使王某因未及時就診而使病情有所加重，對治療造成一定的不良影響。所以，該小學要承擔相應的過錯責任。

陸某作為民法上規定的限制行為能力人，應當認識到在班級有學生的情況下手揮鉛筆可能產生的后果，由于他的疏忽大意而造成王某眼睛受傷。故陸某對造成王某的傷殘應承擔主要的過錯責任。鑒于陸某是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應負賠償責任由其監護人承擔。

本案啟示：學生屬于未成年人，對于任何意外事故都缺乏應對能力。作為學校，應加強學生的安全教育；作為學生的監護人，也應該注重堆未成年人的安全教育，以防止不應有的事故發生，造成不對學生不可彌補的侵害。

本案例選自2006年12月4日的《中國教育報》

第三篇：侵犯優先購買權的有關問題

論侵害承租人優先購買權的賠償問題

作者：新沂法院 陳冬麗 發布時間：2012-10-30 15:24:23

一、問題的提出

《合同法》 第二百三十條：“出租人出賣租賃房屋的，應當在出賣之前的合理期限內通知承租人，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條件優先購買的權利”。《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城鎮房屋租賃合同糾紛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二十一條規定：“出租人出賣租賃房屋未在合理期限內通知承租人或者存在其他損害承租人優先購買權情形，承租人請求出租人承擔賠償責任，人民法院應予以支持。但請求確認出租人與第三人簽訂的房屋買賣合同無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條解釋的出臺，在司法解釋層面上規定了承租人在優先購買權受侵害時可以獲得損害賠償的權利，但對于承租人要求損害賠償的請求權基礎及在何種情況下可以獲得賠償等均沒有明確規定，相關的法律法規缺乏對于承租人優先購買權被侵害時的法律救濟手段的規定。該司法解釋雖然規定了承租人可以依法主張侵權的損害賠償，但是沒有規定賠償的方式及標準，因此缺乏實際操作性。如果承租人的優先購買權遭到侵害時，承租人要求房主以什么方式賠償？賠償數額如何計算？這些問題還有待法律進一步明確。故對該條解釋之規定，仍有討論之必要。

二、損害賠償之請求權基礎

鑒于解釋已經確定了承租人優先購買權的性質系債權，故本文不再討論承租人優先購買權性質為物權或形成權時的請求權基礎，只討論在承租人優先購買權的性質為債權時的不同觀點。

對損害賠償之請求權基礎，目前有不同的看法，主要有侵權責任說、締約過失責任說、違約責任說和獨立責任說等四種。

（一）侵權責任說

《合同法》第二百三十條規定：“出租人出賣租賃房屋的，應當在出賣之前的合理期限內通知承租人，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條件優先購買的權利。”通說認為，承租人以同等條件優先購買權的權利，系法律賦予承租人的一種強制締約請求權。王澤鑒先生認為，在法有明文規定強制締約的情形，該項法律系屬保護他人的法律，應有第184條第2項適用。即侵害強制強制締約請求權的，應屬于侵權行為，須通過侵權責任法來進行保護。

（二）締約過失責任說 王利明先生認為，違反強制締約義務的，應承擔締約過失責任。其原因在于：一方面，違反強制訂約義務，發生在締約階段；另一方面，違反強制訂約義務也會造成信賴利益損失。

（三）違約責任說

梁慧星先生認為，《合同法》第二百三十條規定的房屋承租人優先購買權，只能是一種法定債權，不具有對抗租賃房屋買受人的效力。如果出租人未通知承租人而將租賃房屋賣給了別人并已辦理產權過戶，承租人以出租人侵害承租人優先購買權為由向法院起訴，則法院只能根據合同法的規定追究出租人的違約責任。實務界也有人支持違約責任說，認為解釋第二十一條規定的損害賠償責任不屬于侵權責任和締約過失責任，而應屬于合同責任。

（四）獨立責任說

有學者認為，強制締約不宜納入侵權責任體系，而應將其定位在與締約過失責任、違約責任向并列的與合同相關的責任類型。崔建遠先生也認為，站在立法論的立場，制定中國民法典或修訂合同法時，專設法律條文集中規定締約義務人無正當理由拒絕締約的法律后果，亦不失為一種可以接受的方案，在保持現行《合同法》第58條的前提下，尤其如此。

三、未經起訴行使優先購買權而直接起訴損害賠償的處理

出租人未通知承租人，擅自將房屋出售給買受人的，承租人可起訴行使優先購買權，但某些情況下，為保護善意第三人的交易安全，承租人行使優先購買權的請求將不被法院所支持。此時，承租人轉而以出租人侵犯其優先購買權，要求給予損害賠償的請求，是合理的，應當得到法院的支持。

然而，如果承租人未曾起訴要求行使優先購買權，直接起訴要求出租人因侵犯其優先購買權而賠償損失的，應當如何處理？

承租人的優先購買權是一種形成權，只有在承租人確有行使該權利的意思，且提供與買受人同等的交易條件時，才談得上其優先購買權被侵犯的問題。經法院審查房屋買賣已經過戶且買受人為善意，駁回承租人的訴請后，承租人才能以出租人為被告提起優先購買權的損害賠償之訴。

問題在于，如租賃合同并未經過登記，承租人需要承擔買受人對房屋存在租賃或承租人并未放棄優先購買權已經知情的舉證責任。當承租人無法取得證據時，要求其先進行一個基本無望取勝的訴訟，無疑對承租人不公，增加了當事人的訴訟成本，也造成了司法資源的浪費。

筆者認為，在上述情況下，不應以未曾起訴行使優先購買權而一概駁回。法院應當首先追加買受人為無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經過庭審查明買受人是否善意。如查明買受人為善意，承租人主張其有意行使優先購買權并能證明其有能力提供同等條件，而出租人又無法舉證證明承租人已放棄行使優先購買權的，當可認定承租人的優先購買權因出租人的過錯而無法行使，支持承租人對出租人賠償損失的訴請。如果查明買受人為惡意，則應當向承租人進行釋明，告知其變更訴請為行使優先購買權并追加買受人為被告。如承租人經釋明后拒絕行使優先購買權的，可視為其無意行使該權利，則出租人不存在對其優先購買權的侵害，其主張出租人賠償損失的訴請也就應當不予支持。

四、對買受人是否善意的認定標準

一般認為，對買受人的善意與否，應當根據租賃合同是否登記、買受人是否知曉租賃事實判斷。但筆者認為，即使買受人知道房屋已經租賃，其未必明知承租人有行使優先購買權的意圖。承租房屋只是行使優先購買權的條件，權利的真正行使尚取決于承租人的意思表示。故如買受人雖知道租賃事實存在，但善意地相信承租人已放棄或無力行使優先購買權，則其信賴利益和交易安全應當受到法律保護。

對于買受人是否知道租賃事實的判斷標準，首先取決于租賃合同是否登記，租賃合同經過登記，則推定買受人應當知情。此外，根據交易習慣，購買房屋之前買方必定要前往看房。對承租人居住使用的房屋，買受人在看房時是很有可能發現房屋已被承租的。如買受人未前往看房即進行買賣并過戶，則其與出租人串通的可能性較大，此時可推定買受人為惡意。當然，如出租人克意隱瞞房屋租賃的事實，選擇承租人不在房屋內的時機帶領買受人看房，或買受人在承租人占有房屋之前已經看房完畢，或買受人過去就對房屋情況熟知而無需看房，則其可能無法發現房屋在交易時已被出租。對此，法院應根據雙方提供的證據、陳述細節上的邏輯性、是否符合常理等因素判斷原告是否經過看房而對租賃事實知情。

對于已知租賃事實的買受人是否知道承租人有意行使優先購買權的判斷標準問題，在已知房屋租賃的情況下，善意的買受人均應當對承租人是否行使優先購買權予以關注。因此，買受人應當就其合理信賴承租人已放棄行使優先購買權承擔舉證責任。有觀點認為，買受人應當直接聯系承租人并征詢其意見，或至少曾對直接聯系進行過合理的嘗試，方可證明為善意。但實踐中買受人往往缺乏直接聯系承租人的條件，其只能依據出租人的說辭或提供的證明判斷承租人的態度，并依靠出租人的中介和承租人交涉，故不宜直接聯系承租人與否作為判斷標準。筆者認為，應當以出租人是否曾向買受人提供可合理信賴的承租人表示放棄優先購買權的證明，來判斷買受人對此是否為善意。

五、損害賠償的數額確定

本文認為，出租人侵害承租人優先購買權，使得承租人無法購買租賃房屋的，承租人要求出租人承擔賠償責任的范圍，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承租人為行使優先購買權或要求出租人承擔賠償責任而支出的費用。比如承租人為確定出租人是否出賣房屋進行的調查取證費用，為確定房屋價格而發生的鑒定費用，為與出租人交涉而產生的費用等。二是房屋價差損失。房屋價差損失可以分為幾種情況，一是出租人按市場價出賣房屋給第三人，但出賣房屋時的市場價格較低，而承租人要求賠償時的市場價較高，這時承租人有權要求出租人賠償兩者之間的價差損失。二是雖然房屋市場價格維持不變，但是出租人以低于市場價的價格出售給了第三人，此時承租人有權要求出租人賠償市場價與交易價之間的價差損失。三是交易的價格高于承租人請求出租人賠償時的市場價的，此時對承租人而言不存在價差損失。

對于價差損失的賠償，有幾個問題需要注意：一是承租人的損失賠償額應扣除必要的交易稅費。房屋轉讓和登記過程中，必然會產生各種稅金和登記費用，這些費用無論由出租人承擔還是由第三人承擔，均應從價差損失中予以扣除。二是現實交易中經常出現的一種情況，真實的交易價格與在房地產登記部門備案的合同的交易價格不一致，此時應根據雙方真實的交易價格來確定，而不能依據備案合同的交易價格為基準來計算價差損失。

三是租賃期滿后另行租賃房屋的交易成本應視情況而確定是否予以賠償。若承租人已經得到了房屋價差損失賠償的，此時租金上漲的，一般也不應給予租金價差的賠償。這時因為此時承租人已經實現了房屋價差的損失，而租金是來源于取得房屋所得到的收益，此時承租人已經確定的不能再取得房屋，當然也不能要求賠償因取得房屋所產生的收益。但是若承租人無法獲得房屋價差賠償的，而此時租金又上漲的，從平衡雙方利益的角度考慮，出租人應適當賠償承租人的租金價差損失。

四是租賃期滿后另行購買房屋的交易成本不應予以賠償。即使承租人實現了優先購買權，那么承租人在購買房屋并進行轉移登記的過程中，也是必然會產生交易成本的，所以不存在承租人新增損失的問題，即交易成本不應予以賠償。

對直接損失，可根據承租人提供的證據認定；對間接損失，即房屋漲跌損失的確定，可參照以下方式：雙方協商確定的，從其約定；雙方不能協商確定的，原則上可比照最相類似房屋的市場成交價與買賣合同成交價之差確定房屋漲跌損失；無最相類似房屋比照的，可通過專業機構評估確定房屋漲跌損失。認定損失的時間點應從保護承租人的利益出發，以承租人的請求為基礎，結合租賃合同終止之日、房屋過戶登記之日以及審理中房屋的漲跌情況等，合理確定。

六、小結

在司法實踐中存在諸如出租人違背法律規定，損害承租人的優先購買權后，在人民法院宣告出租人與第三人所簽訂的買賣合同無效后，承租人主張按被人民法院撤銷的買賣合同約定的房屋價款在同等條件下行使優先購買權時，出租人隨意加價致使承租人的優先購買權無法實現的現象。這不利于保護處于弱勢的承租人的法定權益。糾其因，主要是由于出租人已于第三人達成的買賣合同被宣告無效后，出租人在情緒上與承租人產生趨于對立的心態，在通常情況下，大都不愿以該租賃房屋“原價”出賣給承租人。出租人甚至可以表示不再出賣該租賃房屋，待租賃期屆滿，解除與承租人的租賃合同，從而使承租人徹底喪失原本已取得的優先購買權，然后出租人仍可伺機將該“租賃房屋”賣出，這將使承租人的優先購買權成了一張法律白條，承租人根本無法依照其優先購買權獲得其依法享有優先購買權的房屋，更不說在同等條件下。

目前對《意見》第118條的理解，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種認為，優先購買權是一種法定權利，只要受到侵害，承租人不僅宣告合同無效的要求應得到支持，優先購買權尚有追及效力，買受人取得的產權登記證明還應涂銷；另一種認為，如果第三人是善意取得房屋的所有權，應該得到保護，承租人的優先購買權不具有追及的效力。作者認同第二種觀點。

在司法實踐中，要維護交易安全，多采用調解的方法，減輕矛盾，尋找利益的平衡點。對于法律規定不明確的現在，這無疑是過渡的一個最實用的方法。

第四篇：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

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

（一）未經商標注冊人的許可，在同一種商品或者類似商品上使用與其注冊商標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標的；

（二）銷售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的商品的；

（三）偽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冊商標標識或者銷售偽造、擅自制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的；

（四）未經商標注冊人同意，更換其注冊商標并將該更換商標的商品又投入市場的；

（五）給他人的注冊商標專用權造成其他損害的馳名商標泊評定機構：

即當爭議商標處于初步審定公告階段時，商標局是馳名商標的認定機構；當爭議商標處于已注冊階段時，商標評審委員會是馳名商標的認定機構。另外，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商標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22條規定：“人民法院在審理商標糾紛案件中，根據當事人的請求和案件的具體情況，可以對涉及的注冊商標是否馳名依法作出認定。認定馳名商標，應當依照商標法第14條的規定進行。當事人對曾經被行政主管機關或者人民法院認定的馳名商標請求保護的，對方當事人對涉及的商標馳名不持異議，人民法院不再審查。提出異議的，人民法院依照商標法第l4條的規定審查。”該規定確認了法院對馳名商標的認定司法審查、認定權。

維護商標專用權的方式：

甲公司要求乙公司停止使用其外觀設計專利，是自力救濟的形式。商標的樣式不得自行更改。向法院起訴或者請求工商管理部門處理屬于公力救濟

許可的方式：

獨占使用許可

排他使用許可

一般使用許可

授予專利權的發明和實用新型，應當具備新穎性、創造性和實用性

第五篇：高校學生受教育權被侵犯的常見類型及如何保障高校學生受教育權問題

作業4：簡述當前我國高校學生受教育權被侵犯的常見類型，并就如何保障高校學生受教育權問題進行闡述。

高校學生的受教育權應該說是一個泛指的概念，其基本內涵應當是指高校學生有在依照國家教育制度舉辦的高等學校及其它教育機構就學的權利。因此，侵犯高校學生的受教育權總是和學生當時面臨的具體就學機會聯系在一起的，應當是指高校學生到教育機構就學的機會和權利被剝奪的情況或者設置不平等條件使學生在相同的就學機會上受到不平等待遇的情形。

近年來，學生訴高校的不當處分案不斷出現，僅以比較轟動的案子為例就有如1998年北京科技大學學生田詠認為學校對其退學處理不當而起訴學校；1999年北京大學96屆博士畢業生劉燕文訴北大不頒發畢業證書，拒絕授予其博士學位，侵犯了他的權利；2000年湖南外語外貿學院的6名男女學生因同寢睡覺被學校給予開除學籍處分而把學校告上法院；2002年廣州暨南大學武某因考試作弊被學校取消獲得學士學位資格而將學校訴至廣州市中院等等。這些案子發生后，都引起了法學理論界和實務界極大的關注。“學生狀告學校”現象的出現，一方面說明了我國社會法制的進步和學生公民權利意識的增強，敢于通過法律渠道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另一方面，也凸顯了學校懲戒權的強大與學生受教育權保障的軟弱無力，兩者之間的沖突正在加劇。

常見的高校學生受教育權被侵犯的類型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歧視學生

《教育法》第9條規定：“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財產狀況、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機會。”上述規定確立了公民受教育機會平等的基本原則。受教育機會平等，是指公民在受教育方面的權利和義務具有平等法律地位，不因民族、種族、性別、職業、財產狀況、宗教信仰等方面的不同或者差別而受到不平等地對待。該原則主要有以下三層含義：第一，我國公民享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權利和義務。一方面受教育是每個公民的法定權利，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手段非法限制和剝奪公民的這項權利；另一方面受教育也是每個公民必須履行的義務。第二，在義務教育階段，公民的就學機會、教育條件和教育質量平等。第三，在非義務教育階段，公民的入學機會、競爭機會和成功機會平等。

在現實中，不少的教師為了提高自己的業績成果，有時會對缺點較多、學習困難和有特殊情況的學生，產生偏見，態度冷漠，沒有耐心，甚至惡語中傷。久而久之，這類學生的個性就會朝著越來越不健康的方向發展，并形成惡性循環，會極大地影響教育教學活動。不得歧視學生，是教師尊重學生受教育權的一個具體體現。教育應該使每一個學生都有可能受到同等的尊重和關注，作為教師和學校從根本上應該為他們提供平等的受教育的權利和機會，不應因某一方面的不足或缺陷而受到他們不平等的對待，甚至冷落。

二、侵犯學生參加考試的權利

《教育法》第42條規定，受教育者享有“參加教育教學計劃安排的各種活動”的權利。這是學生在學校中享有的最基本的權利。考試，是學校安排和組織的教育教學活動的方式之一。學校和教師不得以任何借口非法剝奪或限制學生參加教育教學計劃安排的包括考試在內的各種活動。

三、侵犯學生上課學習的權利

停止違反紀律的學生上課，應符合教育活動的價值要求，與對學生的教育相一致，和學生的違紀程度相適應，有充分客觀的事實依據和法律依據，不帶有任何個人偏見和感情因素。具體說，確定停止學生上課是否合理恰當時，必須考慮以下因素：學生的年齡狀況、學生在校以前的表現、該違法亂紀行為的嚴重程度、頻率及再發的可能性、認錯悔改態度等。如果學生的違紀行為，頻頻發生，嚴重影響了課堂秩序，為維護絕大多數學生的受教育權，可以將違紀學生與其它學生隔離，對其進行教育。這種情況下不能認為是侵犯學生受教育權的行為。否則，不應停止學生上課，可通過其它方式對學生進行教育，以保障學生上課學習的權利。停課作為一種懲戒形式，必須限制使用。學校不能放棄教育職責，大量使用停課。停課只能對那些其行為嚴重擾亂了教育教學秩序的學生采取，在實施中要遵循相應的程序性限制，如對告知、聽證和申訴權利的保障。學校做出的停課決定必須盡快通知家長，并確保實質公正；學生不應因停課而失去學期期末考試或國家統一考試的機會。實踐中教師僅因為學生未完成作業而將其攆回家做作業、或動輒讓違反紀律的學生回家“閉門思過”，或禁止差生上觀摩課等做法，就侵犯了學生上課學習的權利。

四、侵犯學生受教育的選擇權

學生志愿必須由本人填寫，這是國家賦予考生的一項權利和義務。學校和教師未經本人同意，不能改動；教師可以指導學生填報志愿，但不得擅自更改或強制學生填報志愿，否則就是侵權。

五、以侵犯姓名權的手段，侵犯學生的受教育權

公民的受教育權是一項憲法性權利，在一定條件下也可體現為民法上的人格利益。任何以侵犯姓名權的手段，限制、妨礙、剝奪他人受教育機會的行為，都是對公民受教育權利的侵犯，因此造成損失、損害的，都應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受害人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請求賠償相關的物質損失和精神損失。如何保障高校學生的受教育權呢，我認為：

（一）樹立法治之精神，做到依法治教，以人為本。

由于受我國傳統的師道尊嚴的教育倫理的影響，認為學生必須服從學校和老師，對學生嚴是愛，松是害，因此需要嚴管重罰。加之計劃經濟時代行政管理思維尚未改變，學校往往將學生當成受教育的客體，而忽視其權利主體的地位，在這種前提下，學校與學生的關系，容易被視為管理與服從、教育與被教育、給予與獲取的關系，學校居于主要地位，學生處于從屬地位，學生的權益被忽視弱化也就成了必然。現代法治精神要求學校管理要尊重和注意保護學生權利，為此就要求對學校管理行為進行必要的限制，法治的要求使得學校不能像過去非法治狀態下那么自由和隨意，這或許正是學校管理適應法治社會而走向現代化的一個標志或反映。17能否切實保障和維護與受教育權相聯系的各種權益已成為當前高校管理工作的重要內容。因此，高校應轉變觀念，樹立法治精神和維權意識，真正做到依法治教，以人為本，確保學生的受教育權落到實處。

（二）加強教育立法，建立起完整統一的教育法制體系。

近幾年來，我國的教育立法雖然有明顯的進展，但整體上來看，還有諸多亟待加強的薄弱環節。我國目前為止，僅有六部教育方面的法律，十幾部行政法規，其余則是大量的行政規章和其他的規范性文件。首先教育立法缺位、跟不上時代的滯后的現象給司法實踐帶來了困難，致使學生受教育權得不到良好的保護，因此應加強教育立法及相關的配套法規、行政司法解釋的建設。其次，應根據《立法法》對現行的教育法律法規進行清理。我國現行的教育立法明顯存在層次過低的現象。如在對學生進行開除、勒令退學等改變學生受教育者身份的處分行為僅

僅是由教育部頒布的行政規章來規定，明顯是不夠的，受教育權是憲法、教育法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僅通過一個在立法上屬于最低層次的部門規章就可以剝奪，未免過于草率，本末倒置。此外，教育部的諸多行政規章規定的內容也與作為上位法的法律相沖突，如禁止學生結婚條款。再次，要規范對學校權力的授予、運行、制約和責任承擔等問題。如前所述及，作為學生管理的主體，現行管理學生的規定大多是由各個學校自行制定的，對學生的影響也最大，與學生權益緊密相關。但由于缺乏對被授權主體的制約，各高校制定的管理規定往往超出法律許可的范圍，違背上位法。

（三）完善懲戒程序性規則，做到符合正當程序原則。

學校管理不僅要實體上合法，而且要程序合法，要嚴格按照正當程序規則的要求。學校對違規學生做出處罰時，缺乏符合法治精神的正當程序是目前高校訴訟案反映出來的一個較普遍的問題。在學校的管理工作中堅持正當程序原則，是使學校的管理行為公開、公正、公平的基本保證，通過正當程序管理過程，規范權力的運行秩序，使權力的行使遵循符合法治精神的規范步驟和方式，避免管理運行的無序性、偶然性和隨意性，保證管理行為的合法性和高效性。沒有正當程序，受教育者在學校中的機會平等是難以實現的，其合理的請求權、正當的選擇權和合法的知情權就難以得到保障和維護。為此，要改變過去的“重實體、輕程序”的做法，明文規定符合現代法治精神的嚴格程序，如原告的申訴、舉報程序，調查程序；專門委員會聽證并做出處罰前建議的程序，被告辯解和申訴的程序；具體實施處罰的程序等；要規定有效證據的范圍，包括有關物證、證人簽名的證言，有關單位的綜合材料，違紀學生的檢查書等；要引入事前的正式聽證程序，尤其是涉及學生重大權益的處理決定做出前要給學生自我辯護的機會和對有關事實和證據的質認、確認權；要明確處罰通知送達的期限和送達回證期限。

（四）完善救濟渠道機制

1.完善學生申訴制度。現有的申訴制度過于簡略、粗要，缺乏可操作性。因此要對現有法規進行細化，明確受懲戒學生的申訴期限、時效和學校受理申訴的機構、申訴條件及學校行政決定的合理期間，保護學生的申訴權落到實處。此外，為了確保申訴的公正性，應考慮建立獨立的中介機構來處理申訴，這個可以借鑒國外的非行政性中介仲裁咨詢性組織，其作用在于對懲戒權的行使的有關糾

紛予以調解或仲裁，這一組織的任務是對懲戒權予以區分和定性，在能調解時予以必要的調解，無法調解時或調解不成時進行初步的仲裁，判定雙方是非。

2.把懲戒行為完整納入行政訴訟救濟范圍。司法救濟是規制學校權力，實現學生權利救濟的最有力之手段，是最核心、最后的疏導手段，因此為了最充分的保障學生的受教育權，必須將懲戒行為納入行政訴訟中。首先，應該明確申訴為行政訴訟的前置程序，通過申訴途徑而沒有得到救濟時，才能提起行政訴訟，一來尊重學校的自治性；二來避免司法不必要、不合時宜、過度地介入到高校糾紛中，浪費司法資源。其次，將懲戒行為納入到行政訴訟范圍。對于因受紀律懲戒而被勒令退學和開除學籍的，法律應明文規定學生有權提起行政訴訟，由法院給予司法審查以保障學生受教育權；對于受學籍懲戒的，由于涉及大學教學與學術問題，故凡關于重修、留降級、休學、停學的懲戒，不得提起行政訴訟而應通過行政救濟予以解決。但取消入學資格這一學籍懲戒已改變學生的受教育者身份，故應允許學生有權提起行政訴訟。對因學術標準而不授予畢業證和學位證的，基于學術自治及其專業性，學生也不得提起行政訴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