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社會公平正義問題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問題
2011年國家公務員考試來臨在即,奮戰在備考戰線上的許多考生都相當關注熱點備考領域,感覺熱點知識千變萬化,不知道如何積累,而對今年國考申論的熱點知識及哪些熱點將會成為最熱門的選題又相當好奇。事實上,每年的國考選題都與當年的重大時事緊密相連,這一點應引起廣大考生的高度注意。
以近三年的國考為例,2008年國考是在黨的十七大召開后舉行的,考的是生態文明問題,而黨的十七大第一次把生態文明寫入黨的報告,可見其重要性非同一斑,結果當年就考了這個問題。2009年國考是在全球金融危機進一步加深的背景下進行的,當時我國的經濟形勢比較嚴竣,工廠倒閉頻發,工人失業劇增,而我國企業的產業結構不合理,自主創新能力較差等等,在這樣的背景下,國考的申論主題是以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為著眼點的工業以及一直是黨和國家工作重中之重的農業問題,把二者結合起來進行考查。2010年國考也是在經濟背景下,從如何實現經濟循環發展角度來考,最后其切入點就是海洋的生態文明問題。
由此可以預見,2011年的國考也必定會與時事熱點緊密相連。在深入研究今年時事的基礎上不難發現,社會公平正義及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問題在當前受到頗多關注,極有可能成為今年的命題熱點。
一、社會公平正義問題
【背景】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近十年來,我國的經濟發展速度大大加快,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顯提高,但是我國的收入差距則在明顯拉大,財富越來越集中在小部分手中,人民群眾對此不滿情緒日益劇增,現在我國已經成為世界上少數幾個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國家之一,我國的社會公平正義問題集中體現在收入分配領域。
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一貫主張,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任務。”2010年3月14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回答記者提問時提出,社會公平正義是社會穩定的基礎,公平正義比太陽還要有光輝。
【內容】我國現階段要實現的社會公平主要包括三方面內容:縮小高收入者與低收入者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縮小城鄉之間的差距和發展不平衡問題;縮小東部與中、西部之間的差距和發展不平衡問題。【意義】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課題。當前,我國的經濟取得長足發展,但社會公平正義問題卻日益突出,我們應該認識到只有注重公平才能促進社會和諧,堅持效率和公平有機結合才能更好體現社會主義的本質。
【措施】在我國改革發展關鍵階段,我們更應該注重社會的公平正義問題,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最大限度減少不和諧因素,不斷促進社會和諧。我們要在重視發展經濟的基礎上通過實現社會公平來促進社會和諧,堅持以人為本,以解決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為重點,著力發展社會事業,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保障和改善民生,走共同富裕道路,努力形成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局面,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營造良好社會環境。
二、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問題
【背景】當前,我國地區、城鄉、行業、群休間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分配格局日漸失衡,收入差距已經超過基尼系數標志的警戒“紅線”,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縮小貧富差距、解決社會分配不公問題十分迫切,收入分配體制亟需改革。
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是今年黨和國家重點所提及的問題,胡錦濤總書記和溫家寶總理在很多場合表示加強收分配體制改革,目前方案正在制定過程中。2010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加大國民收入分配調整力度,增強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群眾消費能力。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2010年兩會期間談到今年的政府工作時指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體現,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不僅要通過發展經濟,把社會財富這個“蛋糕”做大,也要通過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
【意義】進行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縮小我國地區、城鄉、行業、群休間的收入差距。一方面有利于保持我國經濟的平穩較快發展,把我國的改革開放事業進一步推向前進。另一方面,能夠充分體現社會主義本質要求,從而保證人民能夠實現共同富裕。同時,還有利于人民充分認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更加有利于我們加快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進程。【措施】進行收入分配體制改革,一方面,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努力使城鄉居民收入增長不低于經濟增長,使勞動報酬增長不低于、甚至應略高于經濟增長和企業收入增長。另一方面,逐步縮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既要充實完善強農惠農政策體系,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建設,逐步提高扶貧標準和最低工資標準,不斷提高農民和城鎮低收入者的收入;又要健全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完善企業管理層薪酬制度,規范壟斷行業收入,加強對高收入的稅收調節,促進收入分配結構合理化。
另外,從整體全年的時事來看,教育公平問題,體面勞動問題,文化軟實力問題,文化體制改革問題,社會保障問題等等熱點,考生也應進行相應地關注。
第二篇:收入分配問題
? 收入分配問題(收入分配最敏感)
1.現狀:
基本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但是存在一系列問題:初次分配不太合理;二次分配缺乏力度與公平;第三次分配格局沒有形成六中全會公報明確提出,到2020年,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和主要任務之一是“城鄉、區域發展差距擴大的趨勢逐步扭轉,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家庭財產普遍增加,人民過上更加富足的生活”。
2.措施: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加強收入分配宏觀調節,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更加注重社會公平,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調節過高收入,堅決取締非法收入,促進共同富裕。
通過擴大就業、建立農民增收減負長效機制、健全最低工資制度、完善工資正常增長機制、逐步提高社會保障標準等舉措,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
完善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制度。
健全國家統一的職務與級別相結合的公務員工資制度,規范地區津貼補貼標準,完善艱苦邊遠地區津貼制度。加快事業單位改革,實行符合事業單位特點的收入分配制度。
加強企業工資分配調控和指導,發揮工資指導線、勞動力市場價位、行業人工成本信息對工資水平的引導作用。
規范國有企業經營管理者收入,確定管理者與職工收入合理比例。加快壟斷行業改革,調整國家和企業分配關系,完善并嚴格實行工資總額控制制度。
建立健全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保障所有者權益。
實行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加強征管和調節。
大力發展慈善事業,樹立民眾的慈善公益理念,完善和規范相關的捐贈政策和法律制度,壯大慈善組織,形成有效的第三次分配格局。
第三篇:收入分配體制改革
【關鍵詞】
提高勞動報酬 公平正義 社會和諧 【背景鏈接】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會公平的重要體現,是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的重要保障。今年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條件和生活質量明顯改善。但是,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下降、收入差距擴大等問題仍然比較嚴重。
《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提出,要扭轉收入差距擴大趨勢,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這把收入分配提到了非常突出位置,既是對收入分配改革進行了總體部署,也是要解決社會實際存在的突出問題。
【標準表述】 [權威觀點] 中國要認真解決社會公平正義問題,也就是逐步提高兩個“比重”,一個是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的比重,第二個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這兩個比重都是更多體現社會的公平正義。“我們不僅要把‘蛋糕’做大,還要把‘蛋糕’分好。”
——溫家寶 [原因] 導致我國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城鄉收入差距。城鄉之間不僅在居民收入水平上差距明顯,而且在社會保障和基礎設施條件等方面也存在著較大差距。
二是行業收入差距。導致行業收入差距過大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壟斷及不公平競爭的存在。
三是地區收入差距。我國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收入分配差距較大,而且這一差距還呈現逐年加大的趨勢。
[深度分析] 收入分配問題,表面上看似乎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利益調節問題,但實際上與一定時期的社會問題乃至政治問題往往是緊密相聯的。
從社會問題看,收入分配制度合理、科學,不僅可以極大地調動社會成員的積極性、創造性,提高勞動生產率,而且還能夠減少大量的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有利于社會的和諧發展,成為促進社會穩定的安全閥和穩定器。反之,就會誘發、導致一系列社會問題的出現。
從政治問題來看,收入分配的制度安排,不僅體現著政府的政策導向、價值目標等,而且也直接檢驗著其政治結構、政治過程的合理性。社會的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會導致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度下降,群體性事件增加,甚至會直接威脅到政治穩定。
[措施] 如果不盡快采取措施解決收入差距過大的現狀,勢必引發經濟發展的一系列新問題,也會為社會穩定埋下隱患。
第一,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關鍵在于整頓和規范初次分配秩序。
一方面,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特別是消除行政性壟斷。另一方面,強化勞動法令執行,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積極推進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的實施。
第二,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積極促進農民增加收入。
一方面,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與努力創造就業崗位結合起來,以吸納更多的農村勞動力就業。另一方面,積極推進城鎮化,逐步減少農村人口,以增加農村人均土地擁有量和農產品需求量,從而增加農民收入。
第三,促進區域協調發展,逐步縮小地區收入差距。
貫徹落實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支持力度。加強和完善財政轉移支付,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引導中西部地區農村富余勞動力到東部沿海地區就業或就近就地轉移就業,增加農民收入。中西部地區應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不斷增強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
第四,完善收入再分配機制,縮小收入分配差距。
改革個人所得稅制度,將分類所得稅轉變為綜合所得稅,并逐步提高個人所得稅的免征額。加強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從農村居民最需要的方面入手,建立健全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新型合作醫療制度,保障農村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和農村居民的醫療需要。逐步建立面向所有城鎮勞動者的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
【一句話點評】
遏制收入差距拉大趨勢,是增強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的必然要求。
文章來源:商洛人事考試網(shangluo.offcn.com)
第四篇: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正當時
龍源期刊網 http://.cn
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正當時
作者:陳 飛
來源:《時代中國》2007年第02期
經濟發展過程中收入差距的變化會經歷由小到大,轉而又由大到小的一個過程,這種現象被經濟學家庫茨捏茲用“倒U型曲線”加以形象概括。許多國家的經濟發展歷程都印證了這一結論。我國的經濟發展過程中也呈現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特別是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來,這種收入差距越來越大,甚至有加速的趨勢。以國際上通行的衡量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基尼系數來表述,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基尼系數一直處于上升的態勢。
伴隨著國有企業職工的下崗及失業,城市貧困問題逐漸引入人們的關注。在計劃經濟時代,城市貧困問題并不是沒有,但遠沒有現在這么突出。隨著改革進程的加速,隨著市場經濟的進一步深化,城市貧困及由此而來的城市邊緣化問題日益突出。在很大程度上,這種現象的產生與收入分配體系有關,具體而言,由于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完善,由于職業和技術體系的不完善,導致低收入者和下崗失業者并不能夠享受到經濟增長而帶來的好處。而住房、教育和醫療改革的基本同期進行,更加劇了這一問題的嚴重性。
人們收入所得的不平等,特別是收入增長幅度的不公平以及分享經濟增長利益的不勻,很容易導致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壟斷及暴利行業很容易成為中低收入者的批判目標。“仇富”及對社會不滿心態在不少中低收入者中普遍存在。要從根本上改革這種現象,就需要對收入分配體系加以改革,建立穩步增長、公平合理及規范透明的收入分配體系并建立與之相配套的社會保障體系。
目前各個城市房價居高不下,而且呈現急劇上漲的態勢,導致大多數居民,特別是中低收入者們怨聲載道。這種情形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居民收入增長幅度太慢,或者說居民收入水平較低,特別足與房價相比。不久前,國家采取了較為嚴厲的宏觀調控措施,日前已經對一些城市的房市形成一定的影響。然而在一定時期內房價也不太可能迅速下跌,甚至于跌到一個很低的水平。實現人們心中普遍存在的居者有其屋的預期,恐怕還需要通過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特別是穩定收入的水平來解決。
按勞分配應當成為新的收入分配體系的一個重要原則。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按勞分配應該成為分配制度的主體。也只有這樣才能夠更好地體現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性,逐步消除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腦體”倒掛現象。這種現象在八十年代曾經一度盛行,后來趨勢逐漸消失。然而,近些年,隨著高校畢業生就業形勢逐年加劇,這一現象又恢復了。新的“讀書無用論”在一些學生及家長心中較為流行。要改變這種趨勢,一個重要的途徑就在于改革現有的收入分配體系。
第五篇:中國收入分配問題論文
當代中國收入分配問題研究
[摘 要] 改革開放以來,雖然我國國民收入總體水平有所提升,但不同群體間的收入分配差距卻在不斷增大。收入分配制度存在的問題也逐漸暴露了出來,收入差距過大制約著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現在,我國居民收入差距已經很大這已成為不爭的事實,而且我國居民收入差距仍在呈現上升趨勢,目前我國居民收入差距仍處于可以接受的空間,尚未達到兩極分化的程度,但負面影響日顯突出,需要高度重視。本文針對我國居民收入差距現狀,分析差距擴大的原因,以及收入差距對社會的影響,并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關鍵詞] 收入分配 收入分配差距 兩極分化 公平效率 政策建議
2010年7月末,央行官員在接受采訪時指出,中國已經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整體經濟實力的壯大固然可喜,但是我們卻不能因盲目樂觀而忽視了另外一個令人尷尬的事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09年發布的數據顯示,中國2009年人均GDP僅為3 678美元,位列全球第99位。改革開放以來,雖然我國的居民生活水平有了顯著提高,但是日益嚴重的貧富分化現象已經成為影響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如何妥善處理好社會轉型期的收入分配問題已經成為我國繼續深化改革過程中無法回避的焦點問題。
一、中國目前收入分配差距現狀
世界上目前通用基尼系數作為衡量收入差距的標準,我國學術界對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總體描述通常也采用這種標準。基尼系數又稱基尼集中率,是以意大利統計學家基尼的名字命名的綜合統計指標,應用于經濟學研究,主要用來度量經濟不平等程度,用一定人口所獲得的收入比例來反映收入分配差距的總體水平。
基尼系數是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程度的大小(或收入不平等程度的高低)。基尼系數的范圍介于0-1之間,最小值O表示收入分配絕對平均,最大值l表示收入分配絕對不平均,低于0.2表示收入高度平均,0.2-0.3表示比較平均,0.3-0.4表示相對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偏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懸殊,將會引起社會動蕩。國際上通常將0.4作為警戒線。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經濟增長的同時,貧富差距逐步拉大,綜合各類居民收入來看,基尼系數越過警戒線已是不爭的事實。我國基尼系數已跨過0.4接近0.5。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已經突破了合理的限度,總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占收入的份額僅為4.7%,而總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總收入的份額高達50%。突出表現在收入份額差距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東中西部地區居民收入差距過大、高低收入群體差距懸殊等方面。
二、收入分配差距問題產生的原因
隨著我國由傳統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場經濟體制的轉軌,打破了以前的“平均主義”為特征舊的分配體制,收入分配呈現多元化格局,伴隨而來的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這是多種原因相互交織、相互作用的結果。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歷史原因
地區經濟發展差距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歷史上早就存幾千年形成的小規模家庭經營方式帶來的勞動生產率商品率低是我國農民收入大大低于城市居民的根本原目前,我國城鄉二元結構特征尤為突出,城鄉經濟存巨大差異,主要有勞動生產率差異、管理體制差異和形態差異。
(二)制度不健全
中國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的缺乏、選擇不當和虛設,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居民收入差距。稅收制度在調節力度及調節效果方面尚存在不足,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稅種設置不合理、不到位。目前對個人收入的調節主要依靠個人所得稅。二是財產稅制不健全,對居民個人所擁有的動產、不動產缺乏系統的調節手段。三是對偷稅漏稅行為打擊力度不夠。
(三)壟斷是造成行業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拉大的主因
壟斷是分配不公的最大根源。本來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而對一些特殊行業實行壟斷經營是必要的。問題是在行政權力多有滲透的背景下,許多壟斷企業,特別是央企、國企壟斷企業,憑借“背景”和“來頭”,憑借國家的政策輕易地對國家最寶貴、最稀缺的資源實施壟斷并借市場名譽進行壟斷經營,幾乎不承擔市場風險就能獲得豐厚利潤,又以“多勞多得”、“合理激勵”為由,依照競爭性企業的分配方式來分配主要因壟斷而獲得的高額利潤。于是便出現了高工資、高補貼、高福利,財富便多集中在這些行業和人群中。
(四)現行稅制不健全是加大分配不公,加劇貧富懸殊的一個重大原因
以現行稅制特別是個稅累進制度,存在很大漏洞。造成就相對收入而言,富人納稅比例低,窮人納稅比例高。這樣的稅制設計有利于富人少納稅,故有人稱之為“累退稅”。高收入階層利用政策逃稅有法,而大量白領階層個稅一分都逃不了。
三、收入分配差距對社會的影響
社會主義本質就是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走上共同富裕。但消除兩極分化不等于“平均主義”,適當地拉開個人的收入差距有助于提高個人勞動積極性,使其最大限度地發揮自身潛能,為社會經濟發展做出自己的一份貢獻,進而推動整個社會發展。但鑒于我國目前收入差距已經偏大,應引起重視,尤其是負面影響。
(一)對經濟造成的影響
收入差距偏大制約經濟結構的優化,不利于資源有效配置:收入差距偏大不利于產業結構的優化。收入差距偏大導致消費斷層,極大地阻礙了國內需求的有序擴展和升級,進而影響產業結構優化;收入差距偏大不利于區域經濟結構優化。地區間偏大的收入差距,會減弱落后地區的人才吸引,人才向高收入地區的流動成為必然,不可避免地也會導致資金和技術的轉移,使得各區域經濟間難以形成有效互補,市場得不到充分拓展,進而影響國民經濟發展。
(二)對社會政治穩定的影響
過高的收入差距會引發社會不滿和政治不穩定,這會造成一種不確定性的國內政治經濟環境,從而導致投資率下降,進而影響到經濟增長。我國是一個地廣人多的國家,由于各種地理環境、文化背景、歷史發展、政策制定等種種因素會造成地區差距拉大,這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民眾對政府、對改革的信任。經濟發展不平衡會影響到政治問題,地區差異如果處理不當則可導致地區沖突,并最終引發國家分裂、民族瓦解。
四、解決我國當前收入差距的對策措施
(一)盡快制定一套科學完整的收入分配制度,并以國家法律形式確定下來。
收入分配制度是國家各種制度中對經濟社會發展過程及目標實現影響最大的一項制度。一個社會是否能夠科學協調穩定持續地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分配制度的完整性、合理性。必須從中國實際出發,綜合考慮宏觀經濟社會發展的動態前景,借鑒西方發達國家在這方面的經驗教訓,盡快制定出一個高層次,廣視覺,既符合中國當前實際又前瞻未來經濟社會發展變化的收入分配制度并且立法。
在國家完整收入分配制度出臺前應先推行最低工資制度。目前應盡快提高最低工資標準。長期以來,我國一直實行“低工資、低福利、低保障”政策,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主要得益于這項政策。但隨著經濟的發展變化,這一政策已越來越脫離客觀實際,并成了影響經濟質量提升,科學持續發展的因素。因此,調整收入分配機制勢成必然。制定收入分配制度,首先,要確定政府、企業、勞動者之間的分配比例關系,擬設這樣的階 段性目標:在初次分配中,勞動報酬在三者中的占比應從2007年的57.9%提升到2015年的70%左右,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應從2007年的39.7%提升到2015年的50%左右。其次,再分配中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應 從2007年的57.5%提高到2015年的70%左右。再次,第三次分配要加大公共服務支出占政府支出中的比例,教育、醫療、社保三項支出應從2009年的29.2%上升到2015年的40%左右,并向農村和“老、少、邊、窮”地區傾斜。
(二)建立健全以工資為核心的企業職工利益集體協商共決機制
在勞資關系中,勞動者天生處于弱勢地位,特別是在勞動力資源極其豐富的中國,更是處于弱勢中的弱勢,迫使他們接受很低的工資和不太安全的生產條件。這就要求政府出面,與企業協商共同建立以工資為核心的職工利益集體協商共決機制,并將這一機制作為國家或地方法律法規的形式確定下來。這個機制的設計至少應當包括:集體協商的主體及其權利義務;政府的地位及職責;工會在其中的地位及職責;協商內容(應包括:分配形式、報酬額度、工作時間、休息休假、保險福利、安全衛生、學習培訓等);協商規則;監督主體等內容。在這方面,西方國家有許多經驗可供我們借鑒。
(三)要對國企和壟斷行業的收入分配進行根本性改革
第一,要提高國企紅利上繳比例,對國家劃分的三類企業上繳比例進行大幅調整,第一類可從目前的10%提高到30%左右;第二類可提到15%左右;第三類,緩期結束后,應定為5%以上。因為國企及其資本以及所占用的資源,本質上是全民性資產。因此,其利潤應部分由社會共享,通過再分配的方式轉變為政府公共支出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第二,要嚴格規范國企和壟斷行業高管收入。可按企業層級及其高管級別參照公務員工資收入執行,考慮企業工作的特殊性,可補助其一定比例的企業津貼。因為從嚴格意義上講,國企高管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家,政府派官員到企業任職和調企業高管到政府部門任職比比皆是。再說,政府派官員到企業任職是代表人民和政府去管理、經營人民資產的,本身具有管理公務公產的性質,與公務員沒有本質區別。第三,制定壟斷行業工資與社會平均工資比照管理辦法。政府要嚴格壟斷行業企業資本經營預算,將壟斷行業工資總額管理與實現的利潤基本脫鉤,確定壟斷行業工資與非壟斷行業社會平均工資差距比例。差距不能太大。第四,壟斷行業的職工福利應納入工資管理范圍,執行國家相關政策。
(四)改革稅制,強化稅收調節杠桿功能
從宏觀方面看,要通過稅收調節統籌區域協調發展。一是東中西部要實行差別稅收政策,通過稅收優惠促進中西部的發展,從根本上為縮小地區收入差距奠定基礎;二是除分地區實行差別稅收政策和國家有特殊規定政策外,規模以上企業,應不分內資外資和經濟性質,一律實行國民待遇稅收政策,這有利于公平稅賦、抑制私人資本暴利,縮小貧富差距。從微觀方面看,要優化增值稅和營業稅稅收制度,擴大增值稅征收范圍。同時要增加稅種,調整稅率。建議開征遺產稅、贈與稅、城鎮土地使用稅和特別消費稅,調整房產稅,提高土地、礦產資源、石油等資源性稅率,同時征收環境稅。提高個稅起征點,建議以3500元為起征點,設5%、10%、20%三種累進稅率,同時提高資本利得、股息、紅利的稅率。這對“提低、擴中、限高”的分配導向極為有利。要全面推進全額扣繳明細申報管理,建立健全重點企業、壟斷行業、重點人物、特殊群體納稅監管跟蹤機制,加大對高收入群體納稅管理力度。
(五)徹底改革城鄉二元體制,加大城鄉統籌發展力度
應以戶籍為重點,破除城鄉二元壁壘,科學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是取消城鄉戶籍差別,實行城鄉統一的無差別的居民身份政策。二是建立健全覆蓋城鄉居民的包括醫療、養老失業、最低生活保障等內容的社會保障體系,取消工資與社保費掛鉤制度,所有居民在教育、醫療、社保等方面一律實行國民待遇政策。三是不再實行低價糧食安全戰略,讓糧食等農副產品由市場來定價。四是在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的前提下,允許農村土地進入市場,取消目前的征地政策,讓農民以參股等方式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五是允許農村一切生產因素通過市場參與城市經濟循環,以此帶動農村經濟的發展。六是積極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盡快向農村配置各種公共優勢資源。七是加大農村扶貧開發力度。八是加快推進農村城鎮化進程。九是國家資源配置要逐步從城市轉向農村。十是積極推進農業產業化和現代化進程。使鄉村各種商品和生產要素都得以交流而實現其價值。
收入分配問題已經成為當今中國無法回避的一項重大的政治議題。歷史的經驗表明,當我們在社會發展中遇到矛盾和問題的時候,只有更加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才能清除發展中的困難和障礙。真正的改革,必然是對權力與權利關系的實質性調整。只有這樣的調整,才能夠化解當前的社會風險,并把經濟增長和社會繁榮奠基于更為堅實的制度基礎之上。只有經濟發展的成果惠及所有的社會民眾,社會才能實現真正的和諧穩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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