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如何解決收入分配的問題
題目:結合我國經濟發展的實際,應如何解決收入分配問題?處理效率與公平之間的關系?
1.效率,從微觀層次講,就是在發揮“一般社會力”的基礎上提高勞動生產率;從宏觀層次講,就是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總起來講,效率就是生產要素的節約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強調效率的重要性,就是強調發展的重要性。
公平,公平一般有兩種含義:在社會學上,公平是一種道德規范的要求,是指以人道主義為主要內容的社會救助,以避免社會兩極分化影響社會穩定。這種意義上的公平涉及到要把富者的一部分財富無償地勻給貧者,因此它有時會和效率發生沖突,影響效率的提高。在經濟學上,公平是指市場經濟等價交換原則所體現的平等,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機會均等。這種意義上的公平有利于發揮個人的積極性,一般說來是和效率相一致的,相促進的。但是,這種意義上的公平只是形式上的公平,而不是內容和結果上的公平。如果只強調這種意義上的公平,而對社會產品的分配不加以調節的話,貧富懸殊和大量貧困現象的存在也會對社會經濟發展的效率產生嚴重的負作用。因此,對效率和公平的問題應當辯證地動態地來認識。
2.(1)洛倫茲曲線
為了研究國民收入在國民之間的分配問題,美國統計學家M.O.洛倫茲提出的了著名的洛倫茲曲線。它先將一國人口按收入由低到高排隊,然后考慮收入最低的任意百分比人口所得到的收入百分比。將這樣的人口累計百分比和收入累計百分比的對應關系描繪在圖形上,即得到洛倫
茲曲線。
(2)基尼系數
是意大利經濟學家基尼于1922年提出的定量測定收入分配差異程度的指標。它的經濟含義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基尼系數最小等于0,表示收入分配絕對平均;最大等于1,表示收入分配絕對不平均;實際的基尼系數介于0和1之間。
(3)奧肯定理
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阿瑟·奧肯發現了周期波動中經濟增長率和失業率之間的經驗關系,即當實際GDP增長相對于潛在GDP增長(美國一般將之定義為3%)下降2%時,失業率上升大約 1%;當實際GDP增長相對于潛在GDP增長上升2%時,失業率下降大約 1%,這條經驗法則以其發現者為名,稱之為奧肯定理。潛在GDP這個概念是奧肯首先提出的,它是指在保持價格相對穩定情況下,一國經濟所生產的最大產值。潛在GDP也稱充分就業GDP。
3.我個人同意他的觀點。吳敬璉的觀點認為:收入差距的不正常擴大,歸咎于建立市場經濟為目標的改革和80年代提出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分配方針是缺乏依據,有些片面。我認為,這種收入差距的擴大,是一種自然規律的作用,是經濟發展中不可調和的產物。
回顧人類歷史,在所有對立的生產方式中,都不可能有真正意義的社會公平。真正的社會公平在于社會成員對生產條件的共同占有和聯合勞動,在于消除等價交換、消滅階級和實現自由全面發展。但是,這一切都取決于生產力條件,只有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才有可能實現。我們現在所講的社會公平,都只是一定生產方式中的、歷史性的、相對的公平。在我國現階段和市場經濟條件下,多種所有制
并存和合同勞動的普遍存在是既定的前提,因此,不可能完全實現上述意義的社會公平。所謂社會公平,主要是權力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分配公平。就分配公平來說,只要是堅持了按勞取酬和按要素分配原則,只要是沒有出現貧富過分懸殊的情況,都不能說是不公平。效率和公平的關系,是手段和目的的關系。如果我們按照科學發展觀來理解發展,那么,發展本身就包含著矛盾和問題的解決,包含著縮小過大的貧富差距。沒有生產力的發展,公平就變成普遍的貧窮,就只能是平均主義的“大鍋飯”。馬克思認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同人類發展的利益始終是一致的,就像動物的生存斗爭同種的繁衍是一致的一樣。歷史上所有的對立關系,都談不上真正的公平,但是,只要它們還適合生產力的發展,同人類發展的利益就是一致的,都是為實現社會公平創造物質前提的。
當前,我國的貧富差距已經過大,必須引起高度重視;另一方面,我國已經進入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階段,經濟條件的改善允許國家加大調節力度。因此,必須努力緩解地區之間和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更加注重社會公平,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但是,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是由各種不同的原因造成的:自然地理條件的巨大差異;市場經濟的競爭和優勝劣汰;國家在資源配置過程中實施的某些傾斜政策;不合理的戰略思維和經濟政策;經濟體制和法律制度的某些漏洞;國家和政府對收入分配的宏觀調節不力;等等。以歷史的觀點看分配關系,貧富差距過大和分配不公既有聯系,又有區別。不能認為,貧富差距的任何擴大都是分配不公的表現。從計劃經濟的平均主義“大鍋飯”,到市場經濟的適當拉開收入差距,是正常的和合理的,更加體現了現實的公平性。只有體制的不完善、政策的不合理和政府的不
作為造成貧富差距的過大,才屬于分配不公。
4.答:
(一)我國收入分配的實際情況:
(1)全社會收入居民收入基尼系數:超過0.4(差距合理區域上線)
(2)城鎮居民年增速8%~9%;農村居民年增4%~5%
(3)不同的行業工資相差較大
(4)企業的經營職位和一般職位間收入差距普遍在20倍以上。
(5)財富分布不公平
(二)產生分配不公的原因:
(1)城鄉差距造成了基尼系數的擴大,這種狀況相對于城鄉比較普遍的拉開了收入差距。
(2)收入差距拉開的速率非常快,不到一代人的時間內,從相當均等拉開到這么大的差距,比起經過若干代人才拉大收入差距的情況,沖擊力要大得多。
(3)相對于收入分配來說,更為嚴重的是起點不公平。先天的不公平是客觀存在的,人們的稟賦、出身家庭的貧富、所處地區的自然條件有差別。但是后天的起點不公平就有關社會政策的選擇。人們主要的不滿是受教育的機會、健康的機會、遷徙的機會等等的不公平。
(4)過程的不公平最為嚴重。人的發展機會是不是平等的,進入市場的機會是不是平等的,從比較貧窮的階層提升的機會是不是平等的。
(5)公共政策對起點的公平關注不夠,各方面改革不到位引發過程的不公平。
(三)解決分配不公的對策。
(1)大力發展生產力,繁榮社會主義經濟。這是縮小偏大的基尼系數的前提和基礎。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加快經濟發展,把“蛋糕”做得
越來越大,不斷增強國家經濟實力。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不斷提高的基礎上,為逐步縮小收入差距奠定日益雄厚的物質基礎。
(2)加快農村經濟的發展,不斷增加農民的收入。這是縮小偏大的基尼系數的核心內容。我國目前基尼系數偏大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農村居民與城鎮居民的收入差距偏大。當前我國政府向農業傾斜的各項政策是縮小偏大的基尼系數的有效政策。
(3)加強宏觀調控,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這是縮小偏大的基尼系數的重要途徑。地區差距是形成收入差距的一個重要方面,縮小地區差距的關鍵是實現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關鍵是優勢互補、統籌兼顧。
(4)規范收入分配關系,調節收入差距。這是縮小偏大的基尼系數的主渠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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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研究;1994年06期
(6)我國居民收入差距現狀及對策 王曉偉 《重慶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0 第16期維普資
訊網
(8)應重視解決社會分配不公問題-《周口師專學報》1996年S3期-中國知網
小組組長:周皓
附小組成員名單:
陳曦胡俊龍崔士偉楊威
第二篇:收入分配問題
? 收入分配問題(收入分配最敏感)
1.現狀:
基本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但是存在一系列問題:初次分配不太合理;二次分配缺乏力度與公平;第三次分配格局沒有形成六中全會公報明確提出,到2020年,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和主要任務之一是“城鄉、區域發展差距擴大的趨勢逐步扭轉,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家庭財產普遍增加,人民過上更加富足的生活”。
2.措施: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加強收入分配宏觀調節,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更加注重社會公平,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調節過高收入,堅決取締非法收入,促進共同富裕。
通過擴大就業、建立農民增收減負長效機制、健全最低工資制度、完善工資正常增長機制、逐步提高社會保障標準等舉措,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
完善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制度。
健全國家統一的職務與級別相結合的公務員工資制度,規范地區津貼補貼標準,完善艱苦邊遠地區津貼制度。加快事業單位改革,實行符合事業單位特點的收入分配制度。
加強企業工資分配調控和指導,發揮工資指導線、勞動力市場價位、行業人工成本信息對工資水平的引導作用。
規范國有企業經營管理者收入,確定管理者與職工收入合理比例。加快壟斷行業改革,調整國家和企業分配關系,完善并嚴格實行工資總額控制制度。
建立健全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保障所有者權益。
實行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加強征管和調節。
大力發展慈善事業,樹立民眾的慈善公益理念,完善和規范相關的捐贈政策和法律制度,壯大慈善組織,形成有效的第三次分配格局。
第三篇:中國收入分配問題論文
當代中國收入分配問題研究
[摘 要] 改革開放以來,雖然我國國民收入總體水平有所提升,但不同群體間的收入分配差距卻在不斷增大。收入分配制度存在的問題也逐漸暴露了出來,收入差距過大制約著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現在,我國居民收入差距已經很大這已成為不爭的事實,而且我國居民收入差距仍在呈現上升趨勢,目前我國居民收入差距仍處于可以接受的空間,尚未達到兩極分化的程度,但負面影響日顯突出,需要高度重視。本文針對我國居民收入差距現狀,分析差距擴大的原因,以及收入差距對社會的影響,并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關鍵詞] 收入分配 收入分配差距 兩極分化 公平效率 政策建議
2010年7月末,央行官員在接受采訪時指出,中國已經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整體經濟實力的壯大固然可喜,但是我們卻不能因盲目樂觀而忽視了另外一個令人尷尬的事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09年發布的數據顯示,中國2009年人均GDP僅為3 678美元,位列全球第99位。改革開放以來,雖然我國的居民生活水平有了顯著提高,但是日益嚴重的貧富分化現象已經成為影響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如何妥善處理好社會轉型期的收入分配問題已經成為我國繼續深化改革過程中無法回避的焦點問題。
一、中國目前收入分配差距現狀
世界上目前通用基尼系數作為衡量收入差距的標準,我國學術界對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總體描述通常也采用這種標準。基尼系數又稱基尼集中率,是以意大利統計學家基尼的名字命名的綜合統計指標,應用于經濟學研究,主要用來度量經濟不平等程度,用一定人口所獲得的收入比例來反映收入分配差距的總體水平。
基尼系數是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程度的大小(或收入不平等程度的高低)。基尼系數的范圍介于0-1之間,最小值O表示收入分配絕對平均,最大值l表示收入分配絕對不平均,低于0.2表示收入高度平均,0.2-0.3表示比較平均,0.3-0.4表示相對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偏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懸殊,將會引起社會動蕩。國際上通常將0.4作為警戒線。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經濟增長的同時,貧富差距逐步拉大,綜合各類居民收入來看,基尼系數越過警戒線已是不爭的事實。我國基尼系數已跨過0.4接近0.5。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已經突破了合理的限度,總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占收入的份額僅為4.7%,而總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總收入的份額高達50%。突出表現在收入份額差距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東中西部地區居民收入差距過大、高低收入群體差距懸殊等方面。
二、收入分配差距問題產生的原因
隨著我國由傳統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場經濟體制的轉軌,打破了以前的“平均主義”為特征舊的分配體制,收入分配呈現多元化格局,伴隨而來的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這是多種原因相互交織、相互作用的結果。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歷史原因
地區經濟發展差距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歷史上早就存幾千年形成的小規模家庭經營方式帶來的勞動生產率商品率低是我國農民收入大大低于城市居民的根本原目前,我國城鄉二元結構特征尤為突出,城鄉經濟存巨大差異,主要有勞動生產率差異、管理體制差異和形態差異。
(二)制度不健全
中國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的缺乏、選擇不當和虛設,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居民收入差距。稅收制度在調節力度及調節效果方面尚存在不足,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稅種設置不合理、不到位。目前對個人收入的調節主要依靠個人所得稅。二是財產稅制不健全,對居民個人所擁有的動產、不動產缺乏系統的調節手段。三是對偷稅漏稅行為打擊力度不夠。
(三)壟斷是造成行業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拉大的主因
壟斷是分配不公的最大根源。本來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而對一些特殊行業實行壟斷經營是必要的。問題是在行政權力多有滲透的背景下,許多壟斷企業,特別是央企、國企壟斷企業,憑借“背景”和“來頭”,憑借國家的政策輕易地對國家最寶貴、最稀缺的資源實施壟斷并借市場名譽進行壟斷經營,幾乎不承擔市場風險就能獲得豐厚利潤,又以“多勞多得”、“合理激勵”為由,依照競爭性企業的分配方式來分配主要因壟斷而獲得的高額利潤。于是便出現了高工資、高補貼、高福利,財富便多集中在這些行業和人群中。
(四)現行稅制不健全是加大分配不公,加劇貧富懸殊的一個重大原因
以現行稅制特別是個稅累進制度,存在很大漏洞。造成就相對收入而言,富人納稅比例低,窮人納稅比例高。這樣的稅制設計有利于富人少納稅,故有人稱之為“累退稅”。高收入階層利用政策逃稅有法,而大量白領階層個稅一分都逃不了。
三、收入分配差距對社會的影響
社會主義本質就是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走上共同富裕。但消除兩極分化不等于“平均主義”,適當地拉開個人的收入差距有助于提高個人勞動積極性,使其最大限度地發揮自身潛能,為社會經濟發展做出自己的一份貢獻,進而推動整個社會發展。但鑒于我國目前收入差距已經偏大,應引起重視,尤其是負面影響。
(一)對經濟造成的影響
收入差距偏大制約經濟結構的優化,不利于資源有效配置:收入差距偏大不利于產業結構的優化。收入差距偏大導致消費斷層,極大地阻礙了國內需求的有序擴展和升級,進而影響產業結構優化;收入差距偏大不利于區域經濟結構優化。地區間偏大的收入差距,會減弱落后地區的人才吸引,人才向高收入地區的流動成為必然,不可避免地也會導致資金和技術的轉移,使得各區域經濟間難以形成有效互補,市場得不到充分拓展,進而影響國民經濟發展。
(二)對社會政治穩定的影響
過高的收入差距會引發社會不滿和政治不穩定,這會造成一種不確定性的國內政治經濟環境,從而導致投資率下降,進而影響到經濟增長。我國是一個地廣人多的國家,由于各種地理環境、文化背景、歷史發展、政策制定等種種因素會造成地區差距拉大,這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民眾對政府、對改革的信任。經濟發展不平衡會影響到政治問題,地區差異如果處理不當則可導致地區沖突,并最終引發國家分裂、民族瓦解。
四、解決我國當前收入差距的對策措施
(一)盡快制定一套科學完整的收入分配制度,并以國家法律形式確定下來。
收入分配制度是國家各種制度中對經濟社會發展過程及目標實現影響最大的一項制度。一個社會是否能夠科學協調穩定持續地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分配制度的完整性、合理性。必須從中國實際出發,綜合考慮宏觀經濟社會發展的動態前景,借鑒西方發達國家在這方面的經驗教訓,盡快制定出一個高層次,廣視覺,既符合中國當前實際又前瞻未來經濟社會發展變化的收入分配制度并且立法。
在國家完整收入分配制度出臺前應先推行最低工資制度。目前應盡快提高最低工資標準。長期以來,我國一直實行“低工資、低福利、低保障”政策,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主要得益于這項政策。但隨著經濟的發展變化,這一政策已越來越脫離客觀實際,并成了影響經濟質量提升,科學持續發展的因素。因此,調整收入分配機制勢成必然。制定收入分配制度,首先,要確定政府、企業、勞動者之間的分配比例關系,擬設這樣的階 段性目標:在初次分配中,勞動報酬在三者中的占比應從2007年的57.9%提升到2015年的70%左右,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應從2007年的39.7%提升到2015年的50%左右。其次,再分配中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應 從2007年的57.5%提高到2015年的70%左右。再次,第三次分配要加大公共服務支出占政府支出中的比例,教育、醫療、社保三項支出應從2009年的29.2%上升到2015年的40%左右,并向農村和“老、少、邊、窮”地區傾斜。
(二)建立健全以工資為核心的企業職工利益集體協商共決機制
在勞資關系中,勞動者天生處于弱勢地位,特別是在勞動力資源極其豐富的中國,更是處于弱勢中的弱勢,迫使他們接受很低的工資和不太安全的生產條件。這就要求政府出面,與企業協商共同建立以工資為核心的職工利益集體協商共決機制,并將這一機制作為國家或地方法律法規的形式確定下來。這個機制的設計至少應當包括:集體協商的主體及其權利義務;政府的地位及職責;工會在其中的地位及職責;協商內容(應包括:分配形式、報酬額度、工作時間、休息休假、保險福利、安全衛生、學習培訓等);協商規則;監督主體等內容。在這方面,西方國家有許多經驗可供我們借鑒。
(三)要對國企和壟斷行業的收入分配進行根本性改革
第一,要提高國企紅利上繳比例,對國家劃分的三類企業上繳比例進行大幅調整,第一類可從目前的10%提高到30%左右;第二類可提到15%左右;第三類,緩期結束后,應定為5%以上。因為國企及其資本以及所占用的資源,本質上是全民性資產。因此,其利潤應部分由社會共享,通過再分配的方式轉變為政府公共支出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第二,要嚴格規范國企和壟斷行業高管收入。可按企業層級及其高管級別參照公務員工資收入執行,考慮企業工作的特殊性,可補助其一定比例的企業津貼。因為從嚴格意義上講,國企高管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家,政府派官員到企業任職和調企業高管到政府部門任職比比皆是。再說,政府派官員到企業任職是代表人民和政府去管理、經營人民資產的,本身具有管理公務公產的性質,與公務員沒有本質區別。第三,制定壟斷行業工資與社會平均工資比照管理辦法。政府要嚴格壟斷行業企業資本經營預算,將壟斷行業工資總額管理與實現的利潤基本脫鉤,確定壟斷行業工資與非壟斷行業社會平均工資差距比例。差距不能太大。第四,壟斷行業的職工福利應納入工資管理范圍,執行國家相關政策。
(四)改革稅制,強化稅收調節杠桿功能
從宏觀方面看,要通過稅收調節統籌區域協調發展。一是東中西部要實行差別稅收政策,通過稅收優惠促進中西部的發展,從根本上為縮小地區收入差距奠定基礎;二是除分地區實行差別稅收政策和國家有特殊規定政策外,規模以上企業,應不分內資外資和經濟性質,一律實行國民待遇稅收政策,這有利于公平稅賦、抑制私人資本暴利,縮小貧富差距。從微觀方面看,要優化增值稅和營業稅稅收制度,擴大增值稅征收范圍。同時要增加稅種,調整稅率。建議開征遺產稅、贈與稅、城鎮土地使用稅和特別消費稅,調整房產稅,提高土地、礦產資源、石油等資源性稅率,同時征收環境稅。提高個稅起征點,建議以3500元為起征點,設5%、10%、20%三種累進稅率,同時提高資本利得、股息、紅利的稅率。這對“提低、擴中、限高”的分配導向極為有利。要全面推進全額扣繳明細申報管理,建立健全重點企業、壟斷行業、重點人物、特殊群體納稅監管跟蹤機制,加大對高收入群體納稅管理力度。
(五)徹底改革城鄉二元體制,加大城鄉統籌發展力度
應以戶籍為重點,破除城鄉二元壁壘,科學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是取消城鄉戶籍差別,實行城鄉統一的無差別的居民身份政策。二是建立健全覆蓋城鄉居民的包括醫療、養老失業、最低生活保障等內容的社會保障體系,取消工資與社保費掛鉤制度,所有居民在教育、醫療、社保等方面一律實行國民待遇政策。三是不再實行低價糧食安全戰略,讓糧食等農副產品由市場來定價。四是在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的前提下,允許農村土地進入市場,取消目前的征地政策,讓農民以參股等方式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五是允許農村一切生產因素通過市場參與城市經濟循環,以此帶動農村經濟的發展。六是積極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盡快向農村配置各種公共優勢資源。七是加大農村扶貧開發力度。八是加快推進農村城鎮化進程。九是國家資源配置要逐步從城市轉向農村。十是積極推進農業產業化和現代化進程。使鄉村各種商品和生產要素都得以交流而實現其價值。
收入分配問題已經成為當今中國無法回避的一項重大的政治議題。歷史的經驗表明,當我們在社會發展中遇到矛盾和問題的時候,只有更加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才能清除發展中的困難和障礙。真正的改革,必然是對權力與權利關系的實質性調整。只有這樣的調整,才能夠化解當前的社會風險,并把經濟增長和社會繁榮奠基于更為堅實的制度基礎之上。只有經濟發展的成果惠及所有的社會民眾,社會才能實現真正的和諧穩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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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關于我國收入分配差距問題
關于我國收入分配差距問題
——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摘要:目前我國收入分配差距現狀,收入分配差距大形成原因,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問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點,改革的現狀,改革所面臨的一系列問題,如何解決相關問題并希望出臺具體方案。關鍵詞:收入分配制度 差距 改革
目前我國收入差距懸殊的現狀眾所公認,據統計,1985年到2009年以來,城鎮居民最高收入組與最低收入組之間的人均年收入差距從1985年的2.9倍擴大到2009年的8.9倍,且中國的收入差距還有擴大趨勢。事實上,從國際上通用的反映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標基尼系數看,我國貧富差距已突破社會容忍的“紅線”——0.4。國際上通常認為,基尼系數超過0.4就意味著財富已過度集中,收入差距日益明顯。
造成今天收入分配差距大的原因有很多,我們就其中的某一原因進行分析和研究,那就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問題。專家認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有4個重點,分別是壟斷行業的改革、解決政府官員腐敗問題、消除勞動力市場中的歧視問題和改善弱勢人群的發展條件。
壟斷行業的收入分配問題,現在行業利潤高度不均,壟斷行業的收入遠超一般行業,包括資源性和壟斷性行業,比如石油、天然氣、煤炭,以及金融等,這些行業與其他行業之間的收入分配不合理。
對公共資源的管理,因為管理存有大量漏洞,導致公共資源流失、漏出、腐敗,結果富了少數人,一般老百姓享受不到,有少數人富得非常快,但是他們的收入來源不清楚,很多是非法收入,或者沒有辦法界定來源的灰色收入,這些因素對擴大收入差距,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還不健全,公共醫療、教育等資源的分配不均等,這也是造成收入差距的原因,比如兩億多農民工在城市打工,但是根據統計局的調查,外出農民工納入社會保障體系的比例非常低,去年工傷保險覆蓋率最高,是23%,醫療、養老保險都只有百分之十幾,失業保險8%。而沒有被覆蓋的又恰恰是就業和收入最不穩定的人群,也都是中等以下收入或低收入家庭。
溫總理曾言,“如果收入差距繼續擴大,必將成為影響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重大隱患”。的確如此,收入懸殊會造成很多負面后果,而且負面后果會非常嚴重,特別是一部分收入的分配是很不正常、不公平的,會導致老百姓不滿,導致社會不穩定。此外農民工在城市里打工,沒有社會保障,生活和就業非常不穩定,很難享受到公共服務,長期在城市和農村之間來回流動,這對社會穩定是不利的。他們要承受很大的風險和壓力,老人、孩子留在農村,給他們帶來了很大的不方便,很多人屬于中低收入階層,平常有工資收入可能還好一點,一旦沒有工作了,或者生病、出了工傷,生存就成問題了。過去老的農民工還可以回去種地,但是現在年輕的農民工,很多都不可能回去種地了,如果不通過社會保障、戶籍制度、公共服務體系的改革,不解決這些問題,就會帶來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
現在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縮小收入差距,比如調整個稅起征點、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推進社會保障全覆蓋,但這些措施相對于收入懸殊程度,作用是有限的。它們有可能起到緩和收入擴大的速度的效果,但是要改變收入差距的狀況,使它恢復到合理差距上來,光靠已有的改革還遠遠不夠。包括社會保障,這幾年推進力度很大,但是兩億多農民工大部分人仍然沒有被覆蓋,所以這方面的改革仍然沒有到位。更不用說灰色收入問題、腐敗問題,它涉及到更深層次的變革,不是靠完善社會保障,增加轉移支付就能解決的,它需要政府管理體制、財稅體制等的改革。
當然,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我們一直在努力。然而,這一問題的解決,任重道遠。其背后有長期積累下來的發展不平衡,如城鄉之間、東西部之間的差距;也有相關體制機制的障礙,如戶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都有待完善;更有分配制度本身的問題。這些,都需要我們以更大的決心和勇氣、更好的協調與設計來逐步解決。
全國政協十一屆五次會議的閉幕會上,通過了政協第十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政治決議。會議強調,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切實扭轉收入差距擴大趨勢。溫家寶總理也表示,今年要制定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總體方案,要在任職的最后一年中把制定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總體方案作為首要工作。
殷切的希望收入改革制度方案早日出臺,可以全面到位的解決收入分配差距問題。而且我希望收入分配改革并不是簡單地給大家漲工資,而是一項涉及到多方面的綜合性體制改革。比如,關于資源性收入和壟斷性收入問題,就會涉及到資源稅改革,我們過去有這方面的改革,但是力度不夠;對于國有企業紅利上繳問題,特別是處于壟斷地位的大型國有企業,紅利上繳制度改革的力度還要更大,有必要考慮是否征收壟斷利潤調節稅。對于土地出讓收入的分配和使用問題,現在很不透明、很不規范,這就要從土地出讓制度及房地產稅來推進。要規范政府的收入和支出,現在政府收入上升速度太快,遠快于GDP的增長,但是政府的支出是否用到了合理的地方,透明度低,大家看不到,這也是亟待改革的。還有,社會保障制度涉及到戶籍制度、公共服務、醫療、教育等方面,這些改革都需要推進。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利益關系的深刻調整和變革,要兼顧各方合理訴求。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縮小貧富差距,需要更多地傾聽民聲、了解民意。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共同富裕”,凝聚民眾,長治久安。
其實,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需要解決的遠遠不止上文提到的問題,具體方案也沒有出臺,具體是怎樣改革,讓我們拭目以待。只是希望,這次改革,不要讓大眾失望。
【資料來源】
1.《溫家寶:今年一定制定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總體方案》,中新聞網,2012-3-14.
第五篇:收入分配問題原因探析
收入分配問題原因探析:經濟體制弊端強
化不公
2012年10月24日10:22人民網 評論(1084人參與)
編者按:2010年兩會期間九三學社中央公布的調查數字表明,中國收入差距目前已擴大到23倍,但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時經8年仍未出臺。本月17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明確,收入分配改革總體方案將在第四季度制定。據此前披露的消息,方案將列出收入分配改革的時間表和路線圖,其中,調整初次收入分配格局是未來收入分配改革的重中之重。近期,人民網采訪組專門就收入分配問題展開調研,從不同角度進行調查分析,將推出十期報道。本期將重點探討收入分配的懸殊現狀。
小王和小秦是大學校友,畢業后分別在文化公司和金融企業工作。小王月收入4000元左右,而小秦年收入則達20多萬元。小王覺得收入差距如此之大都是行業不同“惹的禍”,并不公平。
我國行業收入差距過大的局面普遍存在且未得到根本改變。國家統計局今年5月底公布數據稱,2011年,城鎮私營單位“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行業年平均工資為11738元,而非私營單位“金融業”年平均工資達91364元,兩者相差8倍。而九三學社中央2010年提交的政協提案援引的一組數據顯示,我國收入最高10%群體和收入最低10%群體的收入差距,已從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
近年來,中央出臺了一系列措施力圖縮小收入差距,但社會上關于收入分配改革的呼聲并未因此減弱。解決當前收入分配問題,首先得找到“病因”。記者采訪的專家認為,收入分配制度不健全、經濟社會體制弊端以及經濟發展方式和經濟結構不合理等多方面原因造成我國居民收入差距過大。
收入分配體系不健全、不合理是直接原因
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顯示,2011年,全年公共財政收入103740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24.8%,而城鎮非私營單位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實際增長8.5%,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實際增長12.3%。財政收入增速遠高于居民平均工資的增速。且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僅為城鎮非私營單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水平的57.8%。
上述數據反映出的收入分配問題,民眾感受十分強烈。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認為,收入分配體系不健全、不合理是造成收入分配問題的直接原因。主要表現為:
宏觀分配政策不健全。統籌研究并部署全國收入分配改革及其相關配套改革的方案尚未出臺,也未在政策上明確如何合理安排國家、企業、居民三者分配關系,如何合理處理資本、勞動要素的分配關系。
財政稅收體制不健全。在初次分配中,對國有企業特別是具有壟斷性的國有企業未建立健全利潤上繳、資源占用稅等制度并認真貫徹落實。個人所得稅制度也不夠健全,未能更多以高收入群體為個稅征收對象。
工資分配制度不健全。工資集體協商尚不普遍,效力和作用有限。國企高管薪酬管理制度尚未健全,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監管制度也不完善。公務員工資制度中級別對職務過度依賴,地區附加津貼制度尚未實施。事業單位收入分配制度中的績效工資未全面實施,對制度外收入調控不力。社會保障制度和其他要素分配等制度不健全。機關事業單位退休待遇制度與企業退休金制度不銜接、不平衡,帶來兩方面人員退休待遇的很大落差,成為引發企業退休人員不滿的制度性原因。房地產價格一路飆升,極大加重了老百姓的購房住房壓力,也進一步擾亂了分配秩序。收入分配基礎工作薄弱。銀行監管制度尚未健全,現金支付行為相當普遍,容易造成分配漏洞;績效管理制度不健全,使績效薪酬的發放缺乏依據。
收入分配宏觀調控體系不健全。缺乏高層次的工資分配法律法規,現有法規針對性和可操作性不足;對收入分配違法行為處罰力度不夠,震懾力弱。
經濟社會體制弊端強化收入分配不公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所所長蔡昉曾撰文指出,在中國二元經濟和體制雙重轉換階段,居民收入來源與渠道較為復雜,收入取得的方式也五花八門。因此,城鎮居民收入在現行統計制度下被大幅低估,并且低估的隱性收入部分并非均等地分布于各收入人群。
蔡昉認為,居民真實收入有很大部分來自資產性或財產性收入,這部分收入的分配不均等使收入差距繼續擴大。居民和社會所感受到的分配不公,恰好源自這部分數量龐大且來自于機會不平等的收入。
對此,蘇海南表示,經濟社會體制的弊端強化了收入分配的不公,有些還成為收入分配不公的直接源頭。
一是各類要素市場很不健全,特別表現在資源配置制度問題較多,原材料、能源、礦產、土地等資源配置制度不夠公平合理,導致生產經營收入來源渠道失范,收入多寡不公。
二是尚未全面打破的城鄉分割管理體制,是影響城鄉收入差距難以縮小的重要原因。
三是部分地方存在的對非公有經濟發展的歧視和限制,在非公有經濟領域中工會組織建設不力,不利于非公經濟的順利發展,又嚴重制約了非公經濟單位合理增加職工的工資。
四是打破壟斷措施不落實,對第三產業發展支持不足,不利于從根本上有效控制壟斷行業的偏高過高收入,也不利于第三產業的發展及其職工工資的提高,進而不利于縮小行業收入差距。
五是政府部門轉變職能不到位,對微觀經濟領域行政干預偏多,對宏觀經濟領域的有效調控不力。權力尋租、攫取非法收入的現象經常發生,嚴重擾亂了分配秩序。
六是中央、地方政府事權、財權不夠對等,政府財政收支及其預算不夠透明;受多種因素制約,人大代表監督作用發揮還不夠到位;金融、國有企業等體制制度不完善,也對收入分配問題造成較大負面影響。
蘇海南還特別指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不夠得力,低估勞動價值貢獻、忽視社會責任、缺少誠信現象較多見等等,都將惡化收入分配的突出問題,擴大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差距,成為收入分配不公平的深層次根源。
經濟發展方式和結構不合理放大收入差距
在蘇海南看來,我國勞動力結構明顯不合理,呈金字塔型,勞動力總量中低端勞動力數量過多,比重過大,對收入分配形成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會對普通勞動者的收入增長形成很大的市場壓力;另一方面會對促進縮小高中低端勞動者之間收入分配差距形成阻礙。
蘇海南分析,我國第一產業就業比重過高,需要轉移的勞動力數量巨大;第二產業中高新技術行業比重小,低附加值行業比重大,制約著第二產業職工的工資增長;第三產業產值和就業比重明顯偏小,既加大了第二產業的就業壓力,也不利于第三產業職工的工資增長。
我國主要依靠低成本生產要素高強度投入的生產方式,致使我國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只相當于美國1/30、日本1/
18、法國1/
16、德國1/12和韓國1/7 ;與此同時,農業仍將主要是傳統生產方式,生產力水平更低,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城鄉、行業、地區、群體之間分配關系的總體協調平衡。社會新增財富總量將難以迅速擴大,可供有效分配的“蛋糕”將難以做大,促使勞動報酬和居民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的空間將被壓縮,較多提高勞動報酬和居民收入比重的努力將受很大限制。另外,我國外貿依存度高,使我國經濟發展受國際經濟發展變化的影響很大,我國大量出口產品
原本技術含量不高,附加值很低,在產品價格上又受制于人,微薄的利潤和較大的市場風險,對出口導向型企業的生存與發展形成嚴峻挑戰,也對這類企業員工工資收入合理增長形成嚴重制約。
因此,蘇海南認為,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結構不合理,放大了收入分配由生產力不平衡、自然資源差異等客觀條件形成的收入差距。
目前,對我國收入分配問題產生的原因,專家們達成了基本共識,問題在于如何“對癥下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賀鏗6月15日向人民網透露:人大財經委從去年開始調研收入分配問題,今年5月底完成了調研報告,國務院有關部門已形成了初步方案,宗旨是促進社會公平。
(收入分配問題原因探析:經濟社會體制弊端強化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