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國教育發展與改革的形勢及其公共政策走向

我國教育發展與改革的形勢及其公共政策走向

演講者：張 力

7月15日 8：30—11：30 14：30—17：30 演講者簡介

張 力，國家教育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兼任全國教育科學規劃教育戰略學科組長、中國教育發展戰略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北京市高教學會副會長、北京市政府專家顧問團教育顧問、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常務理事等。主要研究領域：公共教育政策分析與研究。

主持課題：從“七五”到“十五”期間，先后參與或主持了多項國家級教育科研重點課題，參與《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1993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1999年），教育部《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和《2003-2007年教育振興行動計劃》等調研起草工作，主持多項國家級重點課題，系《從人口大國邁向人力資源強國》課題主持人之一，發表論文報告百余篇，論著曾獲全國和省部級十次獎勵。

同學們：

今天，非常高興報告我參與國家政策的一些體會。在短短一天的時間內，我將擇其重點，分五個方面向大家介紹。分別是教育宏觀形勢和政策總覽、基礎教育發展和政策要點、職業教育發展和政策要點、高等教育發展和政策要點、政府責任和促進教育公平。

一、教育宏觀形勢和政策總覽

胡錦濤總書記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判斷。這個判斷是在總書記第34次集體學習和去年接見教師代表座談時反復提出的。這一判斷與鄧小平同志、江澤民同志對教育一貫的闡述、看法一脈相承，但它又與時俱進。這個判斷把對知識和人力資源提高到（影響）一個國家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的重要因素的高度。

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可以依賴的資源有一個優先的次序，也就是說，我們人均資源擁有量不到全球的平均水平，除了人口資源我們可以略能達到全球平均水平外，其它資源我們很難達到國際的人均水平。盡管在世界500強中，我國有越來越多的企業躋身于其中，但是從中國總體的經濟實力來看，我們仍然處于一個現代化、工業化、國際化、城鎮化、信息化等多種因素交織的現代化進程中。教育在其中發揮的作用，應該說比鄧小平同志、江澤民同志作為黨的中央領導集體的時代顯得更加突出。

進入21世紀后，世界各國都沒有放松對教育和人力資源開發的重視。如果中國對這一問題有絲毫放松的話，那么我們就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有可能拉大與世界各國的差距。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需要人力資源的支持。我們描繪了一個非常美好的前景，比如說，到2020年基本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到那時，整個經濟總量能否超過日本是有爭議的，但至少能夠穩居世界第三。我國現在已經是世界第四大經濟體了（前三位分別美國、日本和德國）。如果我國經濟能夠保持平穩的發展態勢，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經濟方面的總量有望實現。

與此同時，人口結構對教育需求的壓力也是非常之大，而且呈多樣化。0~14歲的人口在1964年達到40%，而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由于計劃生育國策展示出全面推進的態勢，這種后效在90年代逐步顯現出來。所以，（0~14歲）人口的比例一直維持在20%左右。估計到2020年也是這樣一個態勢。在這段時間內，出生率處于一個相對穩定的水平，我們義務教育校舍的調整、教師的配備以及師生比的提高，有可能進入到一個更加注重質量的階段。按照國際衛生組織的提法，如果一個國家65歲以上的老齡人口超過總人口的7%，就意味著進入老齡化的門檻。我國（老齡人口）在2005年就接近7%。所以，我國是未富先老，即在尚未富裕的情況下就進入老齡化的門檻。這個趨勢到2020年有可能會達到12%，那么贍養比現在就重得多了。但是，由65歲對教育產生的需求尚不特別強烈，我國還未達到歐洲福利國家的水平。引起我們最大關注的還是15~64歲廣義的勞動力人口。人口學家認為，總的供給在65%以上就可以享受一種叫做人口的宏利，而這種宏利最突出的體現就是供給相對充足，而且勞動力的比價在國際市場上有優勢。所以，從現在開始，我們一直處于高端70%左右，在2010~2020年會下降到68%左右。關于提供的就業崗位，廣義勞動力人口去年是9.58億，提供的就業崗位是7.7億個。到2010年，整個勞動力人口達到9.7億，2020年會接近10億，2020年提供的就業崗位至少有8億。因為如果按照一年新增1000萬個就業崗位來算，12年就增加得更多。但是，就業崗位會有波動，如果真是按照一年1000萬的增量推算下去，可能要提供9億個崗位。從現在看來，8億是一個相對保守的數字。這有一個世界可比的概念。OECD那些發達國家提供的就業崗位是4.3~4.5億，而他們擁有的GDP的財富占到全球的60~70%。雖然我國相當于所有發達國家提供的就業崗位的兩倍，但是我們擁有的GDP的財富只有世界的10%左右，（與發達國家）每個就業崗位中的含金量是不可比的。所以，在廣義勞動力充分供給的這十幾年當中，我們對職業教育、高等教育的要求的旺盛程度不容低估。因為這種激烈的就業競爭在整個勞動力素質的提升方面給出了一個明確的信號，從而對教育的需求產生了巨大的壓力。

當然，城鎮化的進程也是顯而易見的。從統計來看，去年我國剛達到45%，一年一個百分點，到2020年至少超過55%，有可能達到60%。大家知道，城鎮子女對教育的要求跟一個農民子女對教育的要求是不可比的。因為城鎮居民沒有生產資料，農民還有土地。沒有生產資料就需要有更強的勞動力市場競爭能力，盡管我們現在有2億多農民工在城鎮地區和非農產業就業，但是，如果城鎮化水平越來越高，一個僅僅是初中畢業的勞動力很難在勞動力市場上取得令人滿意的工作。所以，以后高中畢業成為勞動力的重要起點會持續相當一段時間。與此同時，大專畢業生的比重也會顯著增加。

我們從地區的差距來看，東、中、西的格局、人口格局分布很不平衡，東部雖然只有30%左右的國土，但是人口居然占70%，而在一個狹長的“S”型東部地帶上，支撐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的經濟增長集如“長三角”“珠三角”，第一、二個增長集都處在沿海。而且，第三個增長集一直在論證當中，始終沒有成型，它叫“黃渤海”。國家現在僅僅是把京、津、冀地區（北京、天津和河北）當作龍頭來抓。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振興能否成為第四個經濟增長集還要打一個問號。總而言之，即便是今后這三四個增長集一旦形成的話，那么仍然是出于這樣一個態勢：那些優先開發、重點開發的都聚集在這些地區，而限制開發、禁止開發的是在廣袤的西部。所以，西部開發會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約，其中，大家也知道，那些不適合人生存的地方再怎么發展，它的“天花板”總有一個GDP的無形的尺度在限制著。在這些地方，整個水環境和其它環境所能支撐的人均生存水平可能是3000美元是一個大關，超過這個，當地的環境就無法承受了。所以，這些地區想要吃飽不成問題，只要國家救濟就可以了，但是想要吃好了就沒那么容易了。所以，這些地區受完更高學歷教育的人口逐漸向東部或中部移動將是一個持久的事實，反過來，東部和中部對西部的智力的支持也應該是持久的。這樣從東到西是一個人才、資源和資金傾斜的態勢，而從西到東則是自然人流動的大趨勢。今后在西部大開發的過程中，西部人口越聚越多，而且會向東部和中部（現已開始）遷移。

這就產生了學校的布點問題。前一階段普及九年義務教育所新建的一些校舍因為人口的遷移和出生率的問題都產生了空心學校、空心村的狀況。西部的“兩會”代表委員經常呼吁：西部的高等教育資源很薄弱，建議能夠依靠國家的力量多向西部布點。從其初衷來講，這樣的提法著眼于培養當地高級專業技能人才，是可以理解的。但從教育經濟學的角度來講，存在一個（資源）統籌、聚集的效應。資源往往豐裕的地區，其培養能力有倍增的效應。所以，在地廣人稀的西部重新建立高等學校是需要很謹慎的。我覺得，今后的發展就是一個東、中、西部協調、統籌發展的格局，將來高層次人才的培養也應該納入整個主體功能布局、總體發展戰略的框架當中。在談了這么多教育外部之后，我們現在轉向教育內部。

就全國來看，東部教育資源的豐厚程度需要西部花10年甚至20年的工夫才能趕上，西部在很多方面都處在非常落后的境地。就拿不識字和識字很少的人來說，估計西部比東部多一億人，而在高中、大專以上的學歷文化程度來看，東部比西部要多一億人。這樣一多一少就凸顯出各個地區經濟持續發展的實力。

從國際視野來看，三次革命性的變化是值得注意的。這三次革命性的變化都與宏觀教育政策理念相關。第一，70年代的終身教育、終身學習、學習型社會的理念的提出實際上是把原來工業化時期的按年級、按班級、按年齡進行熟練勞動力的生產或者某一類專門人才的培養把它批量化了。這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后工業社會在知識經濟時代在正規就業、非正規就業、非正式就業交織的情況下，人謀生所需要的技能、知識往往不是一次性的學校教育所能夠完成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多次性的、個性化的終身學習就浮出水面。終身學習最先被少數專家所推崇，然后在少數國家進行試驗，然后被國際組織大力倡導，最后被一些國家作為法律確認下來。現在作為教育立法的基本是OECD成員國，從90年代到現在，OECD很多教育政策、報告的主題就是圍繞如何推進終身學習、終身教育。

第二就是80年代的UICT（新信息通訊技術革命）。UICT對于教育所帶來的革命性的變化或影響會持續很久。它盡管從80年代就開始，比如說互聯網的興起，特別是共享數據庫的生成，還有E-learning的不斷進展。但是，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推進的策略是很不一樣的。一些發達國家把信息化的手段已經非常自然地融入到教育、教學當中，UICT在西方的教育、教學運用已經演化為就像（人們）每天出走（所需）的鞋子一樣。但在發展中國家就完全不一樣了。我們去印度、墨西哥、巴西、古巴等地考察，他們在農村所實行的并不是最新的技術，廣播和電視是他們主打的手段。一到上課的時候，比如說，早上9點鐘，全國所有裝備電視機的農村小學教室或城市的小學教室都要打開電視機，收聽收看全國統一播出的西班牙語或葡萄牙語的教學，老師在（學生）旁邊仔細地觀察學生的理解狀況，根據這些情況及時設計出一些問題。電視機一關，老師馬上進行輔導，布置作業，這樣就保證了在農村能接受到與城市水平大體相當的語言教學和數學教學。當然，其它一些教學（手段）也在嘗試。在整個信息化的進程當中，發展中國家并不排斥一些傳統的通訊手段。現在，中國在中小學教育信息化的配備上應該說走了很大一步。國家在“十五”期間花了很大力氣，投入了100多個億，全國36萬所學校和教學點全面配備了三種教育信息化的教學手段，初中是計算機教室，即一所初中配備一個計算機教室，并有網絡連接；小學是一個多媒體放映，教學點主要是通過衛星接收、調制解調器、電視機和DVD或VCD等設備進行。現在這些設備基本到位。但是，如果有些地區的公用經費跟不上，就出現有設備不敢用、用不起的狀況。我們到邊遠地區經常看到，初中的計算機房已經裝備很好了，（計算機）鍵盤很新。這說明什么？平常如果領導不檢查，他們就不用。最后，他們提出一個口號：用壞了有獎，放壞了要罰（學生笑聲）。即使這樣，如果不解決電費、辦公經費等問題，使用起來仍有困難。

第三，90年代對教育產生非常重要影響的就是WTO教育服務貿易。盡管它只是被一些專家們和那些加入WTO政府所關注，但事實上預示著誰來埋單的革命性變化。原來政府包辦的教育，現在由于有了留學生服務、遠程教育、合作辦學，就必須讓學習者交付學費才能選擇這種服務貿易，也就是WTO在十二個服務貿易框架內把教育作為第五項。

關于教育服務貿易這一塊，我多說一句。其實，中國加入教育服務貿易并不是沒有爭議。因為在150個國家當中，簽訂教育服務貿易的只有三分之一，而且絕大多數是發達國家。因為他們制訂了規則，他們特別積極地想讓自己的教育資源將來能夠輸出，所以，他們對教育服務貿易特別熱衷。發達國家的熱衷就引起了發展中國家的疑慮，擔心教育的門開得太大，影響到本土教育的安全和教育的主權。這一猶豫使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雙方僵持不下，以至于能否把教育作為服務貿易都已經爭論不休，最后，還是雙方各退一步。怎么退？發展中國家容許在WTO的服務貿易總協定中，讓教育作為服務貿易的一種，而發達國家退了一步，就是這樣一項服務貿易是一個可彈性簽署的。如果某一國家不具備條件，可以不簽這個協議。但是，按照WTO服務貿易的規則，如果不簽協議的國家，但如果其他成員國的門是開著的，（該國）仍然可以自由地進出。舉個例子，像中國簽定了WTO教育服務貿易，韓國沒有簽定，如果韓國到中國辦一所中韓合作辦學的學校，（韓國）只需符合中國合作辦學的法律法規就可以了，但是中國要想去韓國辦學就沒那么容易。因為，韓國沒有簽的話，沒有法律法規界定你辦或者不辦。我們在那里設立的孔子學院，只能經過他們政府的批準才行。

實際上，關于世界教育服務貿易流傳著很多說法。那些積極制定教育服務貿易規則的國家實際上是看準了服務貿易的可贏利性。澳大利亞收取中國留學生和東南亞留學生學費的收入每年超過100億澳元，這個收入是僅次于（該國的）旅游收入。新西蘭最多的時候曾招收7萬中國留學生就讀，現在好像不到1萬，因為他們很多留學機構有欺詐行為，中國教育部發布了預警信息，提醒中國公民到新西蘭留學要認準資質。結果，新西蘭副總理來華訪問說，因為中國留學生的減少，使他們的GDP減少一個百分點（學生笑聲）。

英國也有一個說法，是針對大學校長的。現在，英國整個年輕人口（比例）下降，原有的大學資源顯得有些富裕，愿意上大學的人基本都能夠上。在這種情況下，既不能關閉大學又不能遣散教工，那么就把眼光盯在了海外學生身上。有兩句話曾在英國本土上流傳：第一句話是說，你覺得沒什么事可做，那就到中國去教英語吧（學生笑聲）。因為，中國引進外教也是良莠不齊，很多不具備外教資質的外國人也在教外語，特別是民辦學校引進外教更是混亂。第二句話是說給大學校長的：要想日子過得好一點，要多招中國留學生。因為，每招一個中國留學生，一年的學費是1萬英鎊到1.5萬英鎊，而本土學生的學費是1000千英鎊到1500英鎊。為了把這1500英鎊翻番到3000英鎊，在布萊爾兩屆任期中都沒有討論下來。所以，漲點學費沒那么容易。墨西哥曾經漲一個注冊費，就有一屆總統（被趕）下臺。在這種情況下，英國人就把眼光盯在了中國那些高收入階層，甚至最近的報道說，哪怕他/她的雅思考得不好，但只要有足夠的“實力”，他甚至允許你去英國讀預科，預科一年不行就兩年，兩年不行就三年，直到你有去英國學習的能力為止，服務也是非常的殷勤。

回過頭來，這三次革命性變化說明了什么？我以為，70年代是教育理念的革命，80年代是教育手段的革命，90年代是教育支付方式的革命。我們現在看世界各國的教育政策，恐怕都離不開教育的理念、教育的手段、教育支付方式這三個要素。

從中國的十六大到十七大的政策走向，也不難發現，其實我們更加看重的除了三次革命對教育政策的影響外，還有教育與可持續發展的問題，第四次教育的革命性變化有可能發生在現在，這個也有國際的共識，像MDG、可持續發展十年都關注了教育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系，如用英語的三個介詞來說的話，of就是可持續發展的教育，in就是在可持續發展當中的教育，而for是為了可持續發展服務的教育，這一點是我們考慮新時期、新階段教育政策非常重要的參照系，這跟我們以人為本，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是相一致的。因而，教育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系重新得以確認。實際上，我覺得第四次革命性變化應該定位在教育發展模式的革命上，也就是說，我們今后怎么發展？要什么樣的發展？為了什么而發展？這些問題實際上也是科學發展觀提出的根本性問題。

當今，世界各國教育的五大走向不必多說，只是點一下題，就是教育更加重視新型人力資本的作用，教育公平把教育作為基本人權，教育對人才本土化的支撐作用特別重視人才競爭的戰略，強調教育在國家創新體系中的作用。另外，教育的信息化已經方興未艾，教育的國際化雖在爭議當中，但也在不斷地推進。我國的政策文本中沒有提及教育的國際化，我們提的是教育的對外開放、教育的對外合作和交流。總之，這與鄧小平同志提出的“教育要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是一致的。所以，也請大家密切關注這五個主題詞。如果領略了這五個主題詞的要義，就不難把握目前世界各國關注教育政策的一些抓手或立足點。并不是中國才搞中長期的戰略，像美國，小布什上任以來搞了好幾次中長期的教育戰略，像俄羅斯、韓國、日本、澳大利亞、英國等國都在確定自己不同的教育政策的要點。但是，剛才所列的教育的五個關鍵詞會頻繁地出現在這些國家政府的政策文件中。過去五年我們教育事業邁上新的臺階，這是有目共睹的。詳細的數據我就不再多說，我只點一點題。

第一，世紀之交以來，我國進入了一個義務教育全面鞏固的新階段，特別是以“兩基”攻堅計劃在西部的如期完成為標志，以農村1.5億學生全面免除學雜費、免除教科書費、寄宿制生活補貼為特征，整個帶動了普通高中、特殊教育和學前教育的同步發展。我們有一個基本判斷，我國已經躋身于義務教育免費程度較高國家的行列。盡管我們在各個方面發展還不平衡，在素質和學歷方面與發達國家還有差距，但是讓孩子們有學上可望在近期內得到很好解決。

第二個方面，以服務為宗旨、以就業為導向的職業教育在改革、創新方面加快發展。國家在2002年和2005年相繼召開了兩次全國職業教育工作會議，對如何發展職業教育、職業教育的能力建設都給予了很大關注（后面我會展開）。

第三，注重提高高等教育的人才培養和創新能力、服務能力。現在我國有幾個總量是引人矚目的。其中之一就是高等教育總規模達到2700萬。現在看來，在短期內很少有國家能夠趕上這個總量。美國一直雄踞老大的位置，也不過是1600~1800萬持續了很多年。在高等教育總規模上，我國在2002~2003年就超過了美國。

但是，有一份資料表明，我國博士生和碩士生的總量快超過了美國。這里有一個問題，數量是有了，質量怎么樣？前年美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出了一份報告叫《迎接風暴》，稱要提高危機意識。其中有一個數字，拿工程（教育）來講，中國每年培養60萬~70萬工程師，美國只能培養7萬，而印度是20萬~30萬。未來的十幾年到二十年，美國工程的優勢將不在。

這一份報告一出，很多熟悉中國和印度的美方專家和居住在美國的有關人士都提出疑義。道理很簡單。第一點，美國需要的不完全是傳統的工程學科的人，而中國現在培養的大量工程人才是中國產業結構的需要。而這種產業結構在美國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也就是說，美國所需的人才與中國所需的人才結構不同，比如說，重工業顯然美國就不再去生產了，不再去培養（這方面的人才）了，但是IT行業他們卻緊抓不放。第二就是數量與質量的對比問題。有人爭論，中國雖然培養六七十萬的工程技術人才，但對美國的六七萬構不成威脅。因為美國這六七萬投入到各個企業、各個實驗室、各個大學的師資隊伍中，他們所能做出的創新成果是中國的多少倍！？比如說，從原創性的專利而不是外觀性的專利來看，美國的工程師和科技人員所能做出的創新成果現已占到全球的30%左右，而我國連7%都不到。所以，不難發現，中國雖然數量上去了，但真正在全球的研發領域占很大份額還為時過遠。而且，按照相對極端的說法，如果（保持）中國現在培養工科人才的模式不變，美國不但現在沒有威脅，今后也不會有威脅。這就是說，中國與美國相比，并不能對它的創新優勢造成威脅。同樣是計算機，美國計算機教學的教師把握企業技術進展的能力比中國的教授們不知要高多少倍！同樣是計算機科學的學生，中國的學生在學校一待就是四年，充其量寒暑假打打工，而美國計算機科學的教學至少有一年或一年在工廠實習，這種實習是自己找工作，也就是（學生）自己按照學校統一的安排，在學校所圈定的這些學校里投放自己的簡歷，然后去工作半年，再回到學校，過幾個星期，再工作半年再回到學校來。學生可將工作經歷以及在工作中積累的問題帶回學校進行深入探究。從教育制度本身來講，我沒有看到計算機科學的教學在縮短與世界差距方面的光明前景。

我覺得，今后提高教學質量是誰來認可質量的問題，是以學科為本位的質量還是以滿足人去創新、去就業的需要為本位的質量？我們見過吹氣球或用容器裝水的局面。如果氣球表面有兩三個孔，（如果）不采取超大強度氣體的灌入，是吹不起來的。同樣，如果那個容器的底部有兩三個孔或四五個孔，如果不持續加大水的注入，這個容器也是滿不了的。而我們現在高等教育人才培養的系統在某些方面類似于破了幾個孔的氣球或有漏洞的容器，在漏洞沒有彌補的情況下，我們的投入越多意味著浪費越多。我們的投入在增加了我們正面建設的同時，也在強化著體制性的障礙。原來體制性的障礙在小規模、小范圍內還是明顯存在著。但是，如果有了非常大的投入，有了足夠的實力，并沒有改變運行的狀態，那么，原有的體制性障礙也在同步放大。這樣就可以看出我們提高質量的緊迫性和重要性。

第四，教師隊伍建設邁開新的步伐，教師的整體素質在不斷提高。2007年我們普通小學和初中的專任教師的合格率達到了95%以上，分別達到了99%和97%，高中接近90%。但是有一個問題，就是高中專任教師曾經的合格率一度僅為70%左右，這是什么原因？在建國以后的一段時間內，高中階段專任教師的學歷合格率達到95%，又是什么原因？其實，高中當時是精英教育，很少一部分人（不到5%）才能進入高中學習。為了教這部分人，當時大學的畢業生主要在高中當教師，沒有什么科研，學歷的合格率能夠達到90%多甚至接近100%。但是，后來我們一度降到70%，就是因為我們在推進農村地區高中階段發展的時候，沒有合格的教師補充上來，特別是大學畢業生不愿到農村高中任教。多年來，我們新增教師補充的起點穩定在，城市基本都是研究生畢業，農村基本是本科畢業的狀況。教師質量在緩慢提高，畢竟在普及化階段與精英化階段是不好比的，整體的素質適應了普及的要求。

第五，堅持育人為本德育為先，全面推進素質教育工作有了新的進展。素質教育的主要抓手是基礎教育的課程改革，在中考、高考、陽光體育運動、美育、心理健康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效。同時，中小學德育和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由于有了中央8號文件和16號文件都有所加強，在這方面我們所取得的成績也是有目共睹的。

第六，財政教育投入力度持續加大，貧困學生資助政策體系建立健全。在過去的五年我國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的比重比2002年增加了0.11個百分點。這是經濟普查以后的數據。大家如果查歷史數據會發現，在2003年的統計公布上，2002年的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的比重已經達到3.41%。所以，朱镕基總理在2003年換屆政府工作報告中很興奮地向“兩會”宣布說，我們這樣的指標已經達到歷史上最高的3.41%的水平。到2004年經濟普查發現，GDP的分母多出了23000億，但分子不能再調，結果就從3.41%降到了2.87%。后來就在2.87%這個基礎上努力啊努力，直至2006年勉強回到了3%，去年（2007年）估計能達到3.11%（暫未公布）。就這樣一個水平跟我們上世紀90年代初期確定的4%的目標還是有相當的距離。后面我會詳細講這個問題。不管怎樣，我們的GDP增長的幅度太快，教育不能說沒有水分，但是總而言之，教育經費增長的幅度顯然與經濟快速增長不夠匹配。中央財政這部分增長的幅度遠遠高于地方財政增長的幅度，本來是財權事權相分離的財政制度，結果是中央財政反而對義務教育負起了很大責任。其實，《教育法》并未賦予中央財政這么大的責任。最近一段時間內，包括義務教育全面納入財政保障范圍，中央財政負起很大責任，這些都是政策調節的后效。而且，我們中職學校和高校的學生得到資助的覆蓋面從原來的中職不到20%增加到90%，高校從原來的5%提高到20%，應該說，貧困學生的資助體系正處于不斷健全的過程當中。

總而言之，剛才給大家主要展示了六個方面的成就。我們再把視點放得遠一點，可以看到，1993~1997年這段時間我們各級各類的指標進展的幅度還是很快的。1993年，我正在教育部教育發展研究中心做戰略研究室的主任。那時我們測算，雖然新中國成立40多年，但是全國還有一半人口不能普及九年義務教育，而現在九年義務教育的覆蓋率達到99%，相應地，初中的毛入學率也從73%增加到98%，這是歷史性的進步。在人口最多的九個發展中國家中，我們的進步是非常顯著的。關于高中階段，1993年的時候，我相信在座的大家很多都在上幼兒園或小學吧（學生笑聲）。那時，如果能進高中的可能性是多少？在全國范圍內，高中階段的毛入學率是28%之多。這包括了中職和普通高中，而且中職比普通高中還多。切一半，1993年一個人能讀普通高中的可能性占同齡人口的14%左右，現在一個人讀大學和高專高職加起來的可能性是25%。1993年高中是精英教育，只是少數人能夠享有的權利。到2007年，這樣的權利已經大大地擴展，翻了將近一番。但是還不夠，今后我們還要加快普及高中階段教育，像這樣的入學率也能夠迅速達到百分之六十、七十、八十甚至是九十。這樣，勞動力和專門人才的素質基礎就顯著提升。大家注意，高等教育擴招后，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從原來的5%一下提高到23%，提高了18個百分點。可以說，如果沒有這樣一個跨越式發展，我們同世界各國的差距還要進一步拉大。

2000年，學前教育的入園率在全球大概排在全球第100位。從2000年開始，已經達到了從低收入國家向中下收入國家邁進非常重要的一步，到2007年這個數字已經基本處于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學前的入園率較2000年前進了10步，位居第90位。小學入學率在全世界前30名（這前30名有可能是并列的，因為接近100%的國家還是有的）。高中入學率在2007年已經達到66%，初中達到98%，總的入學率超過89%，這在全球前60位還是有把握的。關于大學的毛入學率，中央領導一直讓我們提交材料，他們關心的是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在世界前近了幾步。我們后來說，算來算去前進了五步，從原來80位左右上升到現在的75位。這說明什么？中國在擴招，我們的競爭對手也在擴招，而且擴招的幅度不小。如果說我們快馬加鞭從精英化高等教育轉向大眾化，那些已經處于大眾化階段的國家跑到了普及化階段。后面我會詳細展示高等教育的圖景。

中國教育兩次非常重要的跨越——一是義務教育的跨越，二是高等教育的跨越，恰逢其時。如果我們不是從90年代開始完成這兩個跨越，而把這些跨越放在現在，那么我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步伐有可能受到極大影響。因為，在緊抓機遇，順勢而上的階段，在歷史上我們已經錯過好多次了。但是，90年代這個機遇我們緊緊地抓住了。有時候，這個機遇稍縱即逝。就在國家把土地閘門關緊之前，很多高校在占地方面下手很快，那些下手快的省份為他們高校的發展爭得了空間，3000畝地征下來，5000畝地征下來，現在有那么容易嗎？現在土地閘門關得很緊很緊，再想占地恐怕就沒那么容易了。所以要抓住機遇。

回過頭來，2006年的8月29號，我非常榮幸作為專家之一對政治局第34次學習進行講解，胡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現已全文發表。同樣，2007年8月31號，胡總書記在優秀教師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這個講話在第二天的報紙上也發表了。在這兩次重要的講話當中，總書記優先發展教育的論斷全面繼承了鄧小平同志和江澤民同志對教育的論述。在建立人力資源強國這個問題上，鮮明地表明了我們黨的政治主張，在建設創新型國家進程當中把建設人力資源強國作為長期的戰略任務進行部署、實施。黨的十七大報告強調優先發展教育，建立人力資源強國的基調就是總書記定下來的，而十七大報告關于教育部分大約有370個字，分為六個層面而展開。

第一個層面是對教育的基本定位。第二個是如何貫徹教育方針。這里需要給大家解釋一下。“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堅持育人為本、德育為先，實施素質教育，提高教育現代化水平，培養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我們接到有些校長、教育局長的詢問函說，“十七大報告是不是對教育方針有新的表述？”因為十六大已經對教育方針有一個表述，這個表述就是“堅持為社會主義現代化服務，為人民服務，同生產勞動和實踐相結合，培養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言簡意賅。將來要修改1995年的《教育法》，十六大報告這一表述將起非常重要的導向作用。但是，黨的十七大報告并未對十六大報告作出更新，只是說明要貫徹黨的教育方針，通過什么呢？通過育人為本，德育為先，實施素質教育，提高教育現代化水平，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這是一個闡釋性的、部署性的表述。所以，不要理解為十七大報告對教育方針有新的表述。

第三個層面就是優化教育結構。第四個層面關注與素質教育相關的教育教學改革。在黨代會的報告中，第一次這么詳細、具體地闡釋教學內容、考試招生制度、質量評價制度、減輕中小學生負擔等還是第一次。這體現了兩點：第一點，2004年胡總書記對老教育部長何東昌同志的一封信做了批示，進行了素質教育調研。這次調研的報告總書記后來也批了，認為反映的問題很全面。另外，素質教育始終被看作是一個系統工程，不只是教育系統的任務，而是需要全社會齊抓共管。在這樣的理念指導下，需要把深化教學改革講得細一點。所以，十七大報告講得這么具體，完全是由于總書記對素質教育的關注，完全是因為在已經推進的基礎上要肯定改革的方向和路徑，這是完全有必要的。

第五個層面就是如何促進教育公平的問題。最后，把其他一些重要的舉措分別點一下。教育的基本定位、如何貫徹教育方針、如何調整教育結構、如何深化教學改革、如何促進教育公平和其它一些舉措等六個方面的要點和前進的方向在十七大報告中很清晰地點出了。這也是我們進行宏觀的戰略研究和政策研究的重要參考依據。在十七大報告全文發布以后，我寫學習體會文章的時也認識到，總書記“優先發展教育，建設人力資源強國”體現了一種國家意志，是國家長期戰略選擇；而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實施素質教育，提高教育現代化水平是我們始終都要堅持的工作主題；促進教育公平，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是我們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和諧，帶有全局性的任務；最后，優化教育結構，實現可持續發展是我們發展和改革的重要方向。從十七大對整個教育問題的看法來看，在政治、經濟、文化和黨建等部分都對教育提出了很多要求，統合起來考察將對整個教育宏觀形勢的把握都起到非常重要的指導作用。

總書記在報告中對教育結構調整的論述，可以分成不同層次。義務教育將來的政策導向就是公共教育服務的均等化問題，是一個鞏固現有發展并實現區域之間、城鄉之間質量大體相當的過程。至于要不要英才教育，我們后面討論。但是，我們的當務之急是讓那些沒有“吃飽”的孩子“吃上飯”、“吃飽飯”。對于“吃好飯”究竟是靠所謂的重點學校、重點班、實驗班來完成還是靠其它途徑來完成，我后面還會講。高中階段的教育發展和普及著重解決人民群眾高度關心的后義務教育入學機會的問題。職業教育的長足發展、高等教育質量的提高是人們關心自己受什么樣的教育？受這樣的教育能否找到工作？能找到什么樣的工作？個人回報率高不高？

最后兩個方面就是特殊教育和學前教育，這是小康生活的新期待，而遠程教育和繼續教育是學習型社會平臺建設的基礎。溫總理在今年報告當中對普遍實行義務教育，大力發展職業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質量和全面實施素質教育，推進教育改革創新，加強教師隊伍建設，加大教育投入都提出了新的部署。這里給大家交待一個背景，2007年中央財政用于教育的投入是1076億元，2008年準備投入1526億元，一年之內增加480多億，提高45%，這是歷史上罕見的。這里面有幾個因素：第一，之所以增加45%，是因為年初安排預算的時候，已經估計到財政超收部分仍然很大，也就是說，總理的金庫是鼓鼓的（學生笑聲），他所能支配的這部分中央財政是有錢的，可以把新增教育經費主要用于農村。但是，這樣一個增量并不是一個制度性安排，我們很難想象一個國家的財政性經費每年都能增加45%，這是不可持續的。在某一個年份可以這么做，但是不意味著今后還會這么做或者力度仍舊這么大。第二，朱镕基總理任期內，當時陳至立國務委員是我們的老部長跟他（朱镕基）要了每年財政增加一個百分點的政策，結果怎么樣？五年增加了480億，而今年一年就要增加480億。可見，現在國家財政支付公共事業的能力顯著增強。第三，當時預算的時候，冰凍雨雪災害和5.12汶川地震還沒有發生，或者說冰凍雨雪已經形成，但沒有影響到中央動用這塊錢。由于5.12汶川大地震，中央經常性財政開支已經減少5%，拿出900億的緊急救災資金，至于會不會動用這480億的增量現在尚不清楚。一點不動估計不可能，要是（拿）去救災，有些學校需要重建，實際上也是劃在了教育的帳上，那些重建的學校校舍和教師的安置都是納入在教育事業經費的“盤子”里的。這是一個現在尚不清晰的圖景。總而言之，溫總理高度重視通過財政、政策的手段促進教育公平，他希望在新一屆政府任期內在促進教育公平方面邁出新的步伐。

小學、初中、高中和大學的學齡人口波動也是一個相對比較樂觀的狀況，尤其是大學，今年達到一個高峰期以后到2010年會一路下降，到2020年達到低谷，那時將近9000萬人，而高峰期一億兩千萬人，減少差不多3000萬人。這樣一來，升學的壓力就有可能緩解。而小學的學齡人口會在2010年出現拐點，再回升到2015年1.2億左右，然后再往下回落；初中和高中的學歷人口會處于相對平穩、略有下降的態勢。所以，在鞏固九年義務教育成果和加快普及高中階段教育的前景方面，在2020年之前至少是相對樂觀的。我國正進入后普及階段，今后發展有質量的九年義務教育需要提到議事日常上來。而且，普通小學的數量在減少，初中的數量也在減少，而高中的數量在顯著增多，高等教育的數量也在顯著增多。今后，高中階段（學生數）還要達到初中在校生數的規模，這會在2020年前基本接近。其中，包括了職業教育面向市場，辦出特色的問題。而且高等教育在經歷了驟風暴雨的擴招以后，還要穩定向前發展。這樣一個穩定發展的態勢會一直持續下去，總有一天，高等教育的在校生數會超過高中階段。這是為什么？

無論是中職還是普通高中都是三年制，人口的基數是15歲到17歲，按照國際慣例來講，大學其實是一個開放系統，（學齡）從18歲開始算起，目前是計算到22歲，以后還要進一步延長，一些高齡或中年人也要進入這個系統。因此，越發展到后來，高等教育的在學人數接近甚至超過高中階段人數。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同齡入學率很高，還存在一個分子與分母相比的問題。改革開放30年，一個最大的功績就是把原來一個顯著的“金字塔”形的結構逐漸向著“且”字的一半的方向發展，六年制小學就是“且”字下面那一橫，“且”字上面部分就是初中、高中和大學（各自）的總規模將趨向一致。

胡總書記對普及義務教育、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和提高高等教育質量也有明確的說法。而我們“十一五”規劃的九項任務當中，前一項是素質教育，二、三、四項分別是這三大任務。從“十一五”規劃的目標和“十五”期間的增量對比來看，不難發現，在十五項指標中，學前三年毛入學率、高中階段毛入學率、中等職業教育、成人本專科和財政性教育經費所占GDP的百分比等五項“十一五”高于“十五”，其它各項（初中毛入學率、初中三年保留率、在校生數、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在學總規模、15歲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新增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都低于“十五”。所以，“十一五”規劃的重點不是數量的增長，主要是質量的要求。

另外，學前三年的入園率預計在“十一五”期間要增加14個百分點左右，要比“十五”期間的四個百分點顯著增加，高中階段毛入學率從“十五”的10個百分點增加到27個百分點，而中職從原來增加300多萬到現在增加500多萬。500多萬的任務今年到明年就基本完成，中職達到2000~2100萬人的“天花板”的規模差不多了。成人本專科的一些增量主要是考慮到普通本專科在“十五”期間的增量是1000萬，在“十一五”期間安排增量只是400多萬。所以，在大幅壓縮普通本專科的情況下給成人本專科的增量留出空間是國家的一個考慮。最后一個大的增量就是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的比重，在“十五”期間只增加了0.23個百分點，“十一五”期間如果要達到4%的話，就應該增加1.2個百分點。

二、基礎教育發展和政策要點

大家對“Education for all”一定不會陌生。為什么這些國際組織突然對全民教育感興趣？很重要的一個背景原因是，90年代以前，這些國際組織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CSCO）、OECD、世界銀行、UNDP等基本是一個吵架的平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吵架，美國和蘇聯吵架，東方和西方吵架，冷戰吵架，1990年蘇聯突然解體。西方社會便想起原來他們想做但沒條件做的事情。當然這還不是最重要的。國際組織突然對全民教育感興趣，是因為在這樣的國際舞臺上少了一些冷戰和相互對峙的因素，多了一些大家共同研究問題的可能性。所以，冷戰后，由于國際組織功能的轉變才使他們召開相對具有號召力的國際大會，才把全民教育給推了出來。到2000年這十年間，進展最順利的是中國，印度最早宣稱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結果到現在小學教育還沒有完全普及。當然，還有一些國家像巴西、墨西哥也是人口較多的發展中大國，他們義務教育普及的程度也不錯。中國在九個人口大國中可以算在前三甲之內。到了2000年，世界組織就在醞釀第二階段的任務，在達喀爾召開的大會上推出了《達喀爾行動綱領》，共有六項指標，成為全球千年發展目標的重要依據（千年發展目標2001年制定）。這六項目標是：

1、擴大和改善幼兒，尤其是最脆弱和條件最差的幼兒的全面保育與教育；

2、確保在2015年以前所有的兒童，尤其是女童、各方面條件較差的兒童和少數民族兒童，都能接受和完成免費的和高質量的義務初等教育；

3、確保通過公平獲得必要的學習機會，學習各種生活技能，來滿足所有青年人和成年人的學習需求； 4、2015年以前使成人脫盲人數，尤其是婦女脫盲人數增加50%，所有的成年人都有接受基礎教育和繼續教育的平等的機會；

5、在2005年以前消除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中男女生人數不平衡的現象，并在2015年以前實現教育方面的男女平等，重點是確保女青少年有充分和平等的機會接受和完成高質量的基礎教育；

6、全面提高教育質量，確保人人都能學好，在讀、寫、算和基本生活技能方面都能達到一定的標準。

這六項目標讓各個國家做出承諾，應該說中國在這方面的表現不錯。但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2004年對中國千年目標的評價說，中國的經濟發展的確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與此同時，這些政策當中的經濟自由化、權力下放和放開人口流動也給環境、公平、和性別平等帶來了一些始料未及的負面影響。現在的任務是調整政策，消除這些負面影響。消除這些影響固然需要政府在促進教育公平方面付出很大努力，但與此同時，也希望有一些私人部門形成強有力的伙伴關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建議，一項政策只有取得人民的支持和理解，才能保證其順利實施，才能保證實施過程中的公平性和可持續性。他們預測，中國在2015年前高中階段消除兩性差異的進展可能會受到一些影響。另外認為，中國的統計數據和政策在消除兩性差異方面還需要進一步提升，在檢測評估方面也需要注意。

這些建議在近年來都得到了很好的貫徹。我們專門成立了基礎教育質量檢測中心，很多政府都在關注義務教育免費以后如何提升質量的問題。其實，義務教育免費我們可以拉出一個“光譜”。中國免費義務教育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應該是從1986年開始的。《義務教育法》的頒布就宣布，免除了學費。大家注意，免的是學費，繳的是雜費。這一點沒有太大疑惑。因為按照法律，小學、初中階段的學費在2006（1986）年立法以后就免除了。如果沒有免費就沒有必要立這個法。義務教育在國際上有三條原則：第一，強制性（compulsory），第二，免費性，第三，普惠性（無歧視性）。只有這三條都具備了，才立法。1985年的《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表示要立法，第二年在鄧小平同志的親自過問下，全國人大迅速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從那時開始就宣布，中國義務教育免除學費。那么，是什么時候開始收雜費的？是1992 年。這一年國務院頒布了《義務教育法實施條例》規定，可以收取雜費，作為公用經費的補充。所以，免除學費是從1986年開始，1992年又開始收雜費，這個雜費后來比學費還高，成為事實上的學雜費，但法律語言說的主要是雜費，現在統稱為免除學雜費。新修訂的2006年《義務教育法》規定，免除學費不收雜費。而不收的辦法由國務院確定步驟，比如說先農村后城市。在世界上已經立法的一百多國家中，只要是立法就沒有不免除學費的，但是會收一些雜費。像澳大利亞（雜費）收得比較巧妙。在學區按照法律賦予的權利成立家長委員會，與學校協商，學校那些財政撥款不想列支或不便列支的就與家長委員會協商，收取雜費。當然，這個雜費的收支要在家長委員會的監督下進行。免除教科書的制度包括輪換制度，在世界上只有二十多個國家做到了。所以，這也就是為什么中國縣鎮，加上農村有1.5億的小學生和初中生能夠領到國家課程的教科書和地方課程的教科書，使我國很快就躋身于免費水平較高的國家行列的原因。

僅僅免除學雜費不能說明免費水平較高，因為別的國家既不收學費也不收雜費已經多年了，世界上170多個國家都這么做過，只有少數國家像我國收取雜費。另外，免文具和校服是少數國家的措施，博物館免費，文體演出半價不少國家也在實行，中國也在這么做。免費的早餐、午餐我國也在考慮，但是針對中、西部的貧困地區那些寄宿制學生的比例增高以后，就發現營養不良的比例大幅提高。國家正在考慮給寄宿制提供補貼，不僅對貧困生而且對其他學生都給予補貼，目前在廣西、河北、貴州等地進行試點。有些民間組織也積極參與，學校向周圍的農戶訂購，即周圍的農戶直接給學校供菜。國家覺得這個力度還不夠，將來還要撥出專項給中、西部地區的寄宿制學校給予補貼。此外，計算機上網的費用在有些國家是免費的，在我國是半價。免費或半價的醫療、體檢有些地區也在做。另外，心理醫療在羅馬尼亞是免費提供。

這么大的一個“光譜”說明什么意思？只要免除了學費就開創了免費義務教育的起點，免雜費和其它費用只是提升免費的水平和進度罷了。

全球的義務教育并不是單一的模式。歐洲的模式也不一樣，北歐、西歐基本是福利化的，在那里基本找不到一所私立的初中和小學，國家基本把所有的費用都包下來了，而且均衡發展。

日本、韓國在義務教育階段？？化。日本的教師五年輪換一次。韓國六年輪換一次，而且校長也定期輪換，前提是按照公務員來管理，不得從事有償家教，發現就開除，在義務教育不要造成階層之間的差異，不要（將學校）變成富裕階層歧視不富裕階層的場所。但是，這樣是需要一個龐大的家庭教師隊伍來補充的。當孩子們穿著一樣的校服，受到相同的學校教育之后走出學校，家長們就各顯神通了。在韓國，專業化、職業化的家教補課、補習已成一種產業，從家長腰包里掏的錢相當于政府對義務教育投入的經費。在日本，想要考上好大學但不上補習班是不可想象的。在這種環境下，仍然是家庭富裕程度的競爭，低收入階層仍然會處于不利的境地。

澳大利亞的模式基本是均衡發展，但是對某些費用會與家長進行協商。美國的模式是按照學區收稅，富人和窮人所繳稅額不同，所得的政府補貼也不同。即使富人所得的補貼很少，但是他們所繳的稅額足以支撐一所質量上好的公立學校。相反，窮人區、貧民窟的學校雖然有政府的補貼，但是很難聘到高質量的教師。除此之外，還有些富人連自己學區高質量的公立學校都不滿意，寧愿把孩子送進私立的、高收費的學校。

發展中國家如印度，很好的學校既有公立的，也有高收費的私立學校，但是農村學校的教師都是公務員待遇，問題在于，當國家財政拿不出這么多錢時，那么村里就沒有教師或教學點了。于是，村民們集資聘請村里識字的青年組織孩子認字、教學。在這地方，政府要是沒錢就不辦事，有錢辦點事，錢多了就多辦事。但是，中國農村的校長或貧困地區的校長顯然不是這樣的思路，我們是，有條件要上，沒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政府有錢我們要辦學，沒錢收錢也要辦學。所以，有些亂收費是由于學校的生存所迫，并非中飽私囊。當政府沒有足夠的經費撥下來時，他們就代政府來分憂。我們在西部地區看到，有校長掏出子自己的工資辦學，盡管工資有拖欠。

巴西、墨西哥是什么做法呢？巴西和墨西哥的公立學校令我們中西部的農村小學感到羨慕——早餐能夠提供免費的面包和牛奶，條件也不錯，教師也敬業。但是，中產階級和富裕階層不會把孩子送到公立學校，盡管不用花一分錢，而且還有免費的午餐。他們把孩子送到了私立的、高收費的學校，以便孩子考大學時有足夠的競爭力。結果，巴西最好的大學、墨西哥最好的公立大學、收費水平都很低的大學中90%都是中產階級和富人子弟，窮人基本上沒有能力再上大學了，只能上其它的大學。

所以，促進公平在發達國家是一種狀況，而在發展中國家卻是另一種狀況。從目前我國實施的義務教育來看，城鎮居民對免費的義務教育政策的歡迎程度并不高，他們覺得擇校費的負擔更重。據調查表明，農民是免費義務教育政策的主要擁戴群體，因為他們始終處于“帕累托”正改進的過程中。也就是說，原來農民們要勒緊褲腰帶才能使孩子們上學，一旦上學不繳費，而且還有免費書本時，他們會感到政府非常公平且優惠的措施，他們很感謝政府在這方面所做的努力，所以農民對于免費義務教育的滿意程度顯著高于城鎮居民。

義務教育發展到現在，統計指標需要升級了。在改革開發之前，我們有毛入學率（的指標），當時因為有留級、重讀的因素，就使小學的毛入學率最高一度達到130%。后來又引入凈入學率的指標。這樣，整個指標的靈敏程度就好多了。現在初中（凈入學率）是98%，用不了幾年，初中將超過100%。因為有些是超齡的，不能不讓他回來，中途輟學后還要返回學校學習。盡管沒有留級的制度，但一些超齡的還要回到學校。所以，當毛入學率超過100%，像上海，就可以統計人口的凈入學率。另外，還有一個輟學率。現在小學的輟學率已經降到1%以下，初中已經降到3%以下。現在，又引入了小學五年的鞏固率和初中三年的鞏固率。在2007年，我國的小學五年的鞏固率已經達到97%，初中三年的鞏固率達到94%。同時，還引入了性別比（現在小學的女童已經高于男童）。此外，還有師生比、少數民族的學生比、殘疾人口的入學率等指標。總而言之，我們粗放型地普及了九年義務教育，今后將朝著更高質量、更高水平的方向進發。

從全民教育的三大政策走向來看，一是Quality Education for All，二是Ensure Basic Skill for All，三是Lifelong Education for All。都是面向全民（for all），但是涵義各有側重。在全民教育的推進方面，均衡化是一個很重要的發展方向。公共財政撥款到位，把義務教育經費納入財政保障范圍，擴大免費范圍，實行標準化，校長定期輪換，淡化乃至取消重點校、重點班。那么擇校的問題怎么解決？需要各地統籌解決。如果當前有什么難點、熱點問題的話，義務教育的擇校當屬其一。保障全民的基本技能也是產業結構調整的需要，而全民教育、終身學習也不是所有學校、所有地區所能做得到，只能量力而行。

總而言之，我國目前教育政策的三大走向還是很清晰的。具體說來，學前教育的發展是難點之一。國際和國內在探討政府要不要對學前教育承擔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保障的責任，政府要不要對學前教育采取強有力的指導。在這種爭論尚未得出結論之前，我國政府財政對學前教育的支持力度也不小，主要是城鎮居民受益。對學前教育的辦園宗旨、質量水平缺乏統一的規范。盡管我國有一些指導性的文件，但是形同虛設，一些公辦幼兒園的園長經常抱怨：如果不讓3—5歲的孩子強制性地背誦一些東西，學習一些英語的話，那么好的生源就會流向民辦幼兒園。民辦幼兒園乃至天價幼兒園無非就是把學前教育小學化，他們所盯住的那些高、中等收入階層的家長無一例外地讓他們的孩子應該多背一些唐詩，多算一些算術，多學一些英語，以便向親戚炫耀。這就是所謂的早期開發。而且，有一些專家認為，如果早期開發得當，整個中國人的智力資源將有增加的潛力。但問題是，誰能控制好良性開發的“度”？何況孩子的智力發展參差不齊。所以，對學前教育，專家、政府、幼兒園和家長各執一詞，莫衷一是，是非常難以統一的，并非是政府有錢就能辦好的事情。我國現在很多地區放任自流的狀況仍在延續，良莠不齊的學前教育小學化的勢頭還在蔓延。在這種情況下，國際組織不傾向于統計世界各國的入園率。因此，他們認為，不是入園率越高的國家學前教育就越發達。相反，在歐洲一些國家，由于母親在家帶幼兒的比例較高，因而學前教育呈現出多樣化的趨勢。現在美國申請在家就讀的學生（家庭）已經迅速增加到百萬之多，而在前20年當中，有些州還因為家長不送自己的孩子上學而被刑事拘留。因為學校和學區聯合起來起訴家長，要求履行義務教育的責任。

小學的招生數在持續減少，增量在農村。主要是因為我國“兩免一補”的政策首先從西部做起，然后是中西部貧困地區，最后是整個農村，家庭貧寒沒有能力上學的都紛紛返校，一部分農民工子弟在流入地入學。現在流入地就學的整個義務教育是760萬，小學是590萬，初中173萬。還有留守子女是2000萬左右，其中，小學是1300多萬，初中600多萬。現在，留守的（就學管理）比較規范，但隨遷的尚不規范。

初中招生數首次超過了小學畢業生數。原因在于寄宿制使一些原來沒有條件接受小學高年級教育的學生返校。2006年小學畢業生數一度少于初中招生數。

另外，寄宿制的學生比例一直在提高。小學全國已經提高到7%，而西部接近10%；初中全國已達37%，而西部達到47%。同時，寄宿制也帶來了一些新的責任和問題，前面所說的營養不良這是一方面，還有其它方面的問題。

2006年我國普通高中的招生數比上年減少，其中2006年比上年減少不到1個部分點，而2007年減少近4個百分點。原因有二：一是中職原來很少得到國家資助。現在，中職可以得到600到2000元不等的國家資助。這樣一來，貧困家庭進入中職的力度得到加強。二是整個高中學齡人口在下降。

胡總書記對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各級各類教育發展，實施素質教育都提出了非常重要的指示。第一，素質教育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環節。第二，實施素質教育歸根結底要靠高素質的教育。最后，實施素質教育與教育現代化密切聯系。教育現代化的理念，從黨中央和國務院1993年發布的《中國教育改革與發展綱要》倡導以來，許多地區一直在探索實踐。這次黨的十七大報告首次明確地加以闡述，充分反映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對教育現代化的高度期望，也是向教育系統和社會各界提出的更高要求。我們要以科學發展觀統籌規劃，分類指導、分區規劃、分步實施。

許多國家都在致力于改革教育結構、體制和方法，從新的發展概念來重新認識教育的作用。中國的素質教育Quality oriented education向國際推介，形成了一定契合點。在2003年第32屆UNESCO大會教育部長圓桌會議上，周部長應邀向90多個國家教育部長介紹了我國實施素質教育的經驗，一些國家如埃及、突尼斯等對中國實施素質教育的經驗很感興趣，認為（這些經驗）適合發展中國家參考和借鑒。

我國高考制度改革與素質教育緊密相聯。從目前來看，對高考制度的爭議集中在怎么改進而不是要不要的問題上，因為作為一種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的有限及其選拔的本質，高考制度只能繼續完善下去。而這種前景有賴于高中學業水平測試的進一步完善、考生多元化評價的探索以及考試科目和內容的進一步改革。本專科將來能否分考？研究型大學能否聯考？多批次考試即春季和秋季考試已在安徽、北京等試點全面收縮，原因是招生學校沒有足夠吸引力的專業。所以，今后多批次考試是否考慮以最高分錄取？當然，這樣的成本很高。總而言之，任何一種考試的可能性都在被估計當中。完全自學考試也不能忽視，世界各國都關注中國的自學考試為不少青年的成材開了一條門路。另外，歐美國家采用的彈性注冊學習在多大程度上能被中國化，也是值得研究的。我們似乎正在迅速推行所謂的大學通識教育。其實，并非沒有爭議。綜合大學在通識教育這方面向西方研究型大學的成功經驗學習、借鑒也是無可厚非的，但是把所有的專業性的、職業性的、社區性的高等教育機構通識化將是一個什么前景？現在還有待進一步厘清。其實，用人部門很看重（畢業生）對崗位的適應程度，這與研究型大學以能否成為研究人員梯隊的后備力量的衡量標準完全不同。我們的學歷文憑和職業資格的相互銜接（叫資歷架構）制度的設計都有可能與高考制度共同向前推進，中國從古至今走考試取向的道路大體是一種線性，正是因為這種線性競爭的傳遞，才使得崗位的競爭演化為學歷的競爭，學歷的競爭演化為升學競爭，升學競爭演化為考試競爭，考試競爭又繼續延伸。所以，目前的治標之策就是改進或改善考試競爭、考試評價制度，當然，教師素質、課程改革也要進行。如果要描繪一個藍圖的話，就像十六大、十七大提出的終身學習、全民學習、學習型社會的建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以適應我們工業化中期和后期乃至將來知識型社會的（要求），用人單位理性化的需求從原來以學歷為本位、學科為本位轉向以能力為本位。但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關鍵是，就業結構是不是網狀化、扁平化、分散化和彈性化？如果不是，這種線性的競爭仍然會持續很久。所以，這種前景的改變或者新的前景的到來還需要條件。

三、職業教育發展和政策要點

進入21世紀以來，人類社會正在發生著兩大根本性轉變，一是工業化社會向知識經濟社會的轉變，這是人們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的轉變；二是人們一次性學歷教育向終身學習的轉變，這是人們學習方式的轉變。正是由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與人力資源開發水平、國民創新能力密切相關，這兩大轉變是一個整體，既是制度的變遷，更是文化的演進。

為了適應這種轉變，世界銀行曾把知識劃分為三類：直接為謀生的、物質型的知識，不直接為謀生的、兼顧精神和物質的知識，不為謀生的、精神型的知識。K4D（知識為了發展）所向人們展示的是，并非所有知識都能夠促進發展，而是只有經過市場配置資源的機制發揮作用，并且整個社會形成良好的自洽的結構，在這種基礎上，知識流和將來謀生的取向能夠很好地結合起來，才能促進發展。否則，就有會出現兩個問題：一是教育不足（under education），二是教育過度（over education）。

美國教育產業界的觀點認為，一般的體力勞動能力和非常規的體力勞動能力以及常規的認知能力高中畢業就基本具備，再加上復雜的專業技能，則需要社區學院來完善。30年前，一個美國高中畢業生在超市最可能獲得的崗位是收銀員，而今天同樣的高中畢業生在超市只能做一個搬運工，今天的收銀員則是社區學院的女畢業生最受青睞的職業。一個加州理工大學的畢業生甚至諾貝爾獎獲得者所教的本科生，如果在中國這塊土壤上，大家一定認為是各大公司爭搶搶奪的對象。但是，出人意料的是，據報道，這些本科生每年在華爾街各大公司找到工作的不足10人。原因在于，在美國的企業看來，這些學術型的、研究型的本科生應該回到實驗室去，回到課堂去。而哈佛、耶魯、斯坦福等大學的畢業生則受到各大企業人力資源經理的歡迎，因為這些大學培養的學生并不是學究的，而是注重科學本領和綜合的管理、溝通能力。以至于，世界銀行在招聘中層主管時曾一度規定，以前學過財經、金融的畢業生免談。當然，世界銀行主要是資金的管理。美國的新增崗位，90%是來自社區學院的畢業生，只有10%是高中以下的。但是，中等收入國家就沒有那么輕松了，高中畢業的仍然占30%左右，社區學院以上的仍然會占30%左右，而初中以下的則占40%左右。我國現在差不多就是這樣的狀況。今后，全世界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的分流模式不會有太大的改變，如果應了我剛才所說的變化的話，只能意味著這樣的分流繼續存在，而不會意味著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分流的減少，（問題）是在什么地方進行分流。據OECD報告分析，世界各國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的分流方式大體有四種：（1）高中后分流的國家如加拿大、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2）高中階段（初中后）分流的如歐亞許多國家，但是形式有所不同；（3）初中階段（小學后）分流，如愛爾蘭、墨西哥和菲律賓；（4）混合類型，如智利。相應地，多數國家初中后教育結構有三類：（1）學校型：全日制學校教育是基本教學方式，基本形式是普通高中和綜合中學。（2）雙元型：普通教育與職業培訓交替進行，二者比例大體相當，在企業和學校交互實施。（3）復合型：在正規學校教育所承擔的普通教育之外，職業教育基本上由非正規教育完成。

對于雙元型，為什么不能在一些地方拷貝過來？當然，我國也拷貝過，如蘇州、南京。但是，在強大的英式文化（應試文化）的大環境下，德國的雙元制顯得很孤立。而且，我們一個顯著的問題是，職業教育的好壞寄希望于校內，好像與企業沒有什么關系。而德國的雙元制有兩部法，一個是《企業職業教育法》，專門用以規范企業應負何種責任和義務，如何接納學生實習，如何免除稅費等；另一個是一般的《企業教育法》，是針對政府和學校而言的，用于規范學校和政府如何保障入校的學生完成學業。這兩部法共同支撐起職業教育。而我國只有一部法，主要針對學校如何進行規范地辦學，沒有太多地約束企業的責任。如果關注一下國內外職業教育的基本問題，不難發現，相對擇校問題，這個問題不算太難。因為擇校也是世界難題，美國多少屆總統都希望通過解決擇校問題而得到群眾的擁戴。從特區學校、教育券等一系列走下來，現在仍處于爭論當中。其實，職業教育最關鍵的因素有三：政府、企業和學校。三足鼎立，缺一不可。政府調控管理職業教育的體制首當其沖，是第一位的。另外，職業教育在各級各類教育中的結構比例是自然形成的還是政府用看得見的手所撥動的？目前至少我國不是以市場為導向，而是政府的計劃安排，即壓縮普高的招生指標，確保中職的招生指標達到（與此）相當的水平。公立和私立、投入體制和渠道、行業的參與、職教畢業生的就業等一系列問題，世界各國在應對這些問題上各有千秋。我們也在反復考察、學習世界各國職業教育的特點，同時，我們也有自己的需求。職業教育面臨的多岔路口現在看來基本明朗化。目前，我國既不是政府劃定普職教的剛性比例，也不是放任由市場決定，而是通過政府匡算普職教的彈性比例，指導職業教育面向市場，辦出特色，走的是中間道路。從計劃到市場，一多一少，多的是勞動力市場的逐步完善，少的是政府的指令性計劃到指導性計劃到沒有直接的計劃。

正規學校教育有可能貫穿人的一生。因為正規學校教育提供的不完全是學位學歷教育，還有可能提供一些非正規的教育和非正式的教育，其中，在工作的場合和其他社會一些的教育機構也都會提供這類的學習機會。人從一出生到生命終結，學習的路徑是多樣化的。這就牽涉到隱現知識和顯現知識。其實，在結束第一份學歷或學位以后，一般來講，高中階段畢業進入更高級學習或就業以后，隱現知識的傳授將會處在相對更加重要的位置。而在這之前，比如說在學前教育、義務教育和高中教育等階段還是以顯現知識的提煉為主。世界銀行區分了知識的類型，他們對不同教育在傳授物質性、精神性知識方面的重要性也進行了分析。我覺得，我們不能籠統地去談一個人是由于興趣愛好的驅動來學習。像90年代中期歐洲和美國等國家在測量不同年齡組的終身學習參與率的時候，發現有一個遞減趨勢。3—5歲的參與率不高，我剛才已經說過，學前教育不一定非要在正規的幼兒園進行。6—7歲、8—12歲、13—15歲毫無疑問（參與率）達到了100%。中國在2005年的時候就建立了一個年齡分布？，但是越到青年和中年，正規教育的成分就逐漸減少，到29歲時就下降到10%以下。這一點我們也可以體會到它后來的成人培訓和教育培訓是從16歲開始介入，一直處于相對平緩的，參與在50%以下的一個狀況來提練的？中國應該說在2020年的時候，能夠達到90年代中期正規教育這幾個國家的平均參與率，也就是說這12種語言….？但是，我們成人從16歲以后參與率仍然比較低。如果按照十六大、十七大所定的目標，建設終身學習的學習型社會，那么成人參與率有可能到2020將有顯著的改善。但是，這種顯著的改善與25多年前幾個歐美國家相比，我們的差距還是相當顯著的。現在連他們自己都沒有說，他們已經建設成一個終身學習的學習型社會，更何況我們與他們有很大的差距。因此，中國建設學習型社會的路程是非常遙遠的。

國家教育政策特別是職業教育政策一共有八個方面。首先是在新世紀新形勢下國家宏觀政策的定位。這個定位在《國務院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定》中闡述得很清楚，把職業教育發展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和教育工作的戰略重點。第二，職業教育的培養目標和基本方針，有兩個“數以”，即數以億計的高素質勞動者和數以萬計的高技能人才。這種定位是比較符合客觀實際的。第三，堅持以就業為導向，深化職業教育教學改革。這是人才培養模式變革的價值導向與行動基點。第四，加強基礎能力建設，努力提高職業院校的辦學水平和質量。第五，以改革促發展，增強職業教育發展的適應性。第六，依靠企業和行業來發展職業教育，堅持以用戶需求為中心的發展道路。第七，嚴格實行就業準入制度，完善職業資格證書制度，理順崗位需求與學校培養之間接口關系的制度環境。第八，多渠道增加經費投入，建立職業教育學生資助制度，改變低成本運行狀態，幫助中低收入家庭子女擁有一技之長。那么，國務院在2005年做出《決定》時，當時還沒有拿出足夠的財力補貼職業學校的中低收入家庭的學生，但是，現在逐步做到了，學生的資助體系也在不斷地完善。最后，加強黨政部門對教育的引導和社會對職業教育發展的關心，共同把職業教育推向一個新的階段。職業教育在高中階段走的是一個“紡錘形”，先擴大后縮小，縮小的主要動力，上午我已經講了，不完全是市場需求的拉動，而主要是政府看不見的手在宏觀調控。

在1980年，如果計算當時100個高中以后沒有能夠升學的畢業生進入勞動力市場結構的話，我們會發現90%多是高中畢業生，我們不考慮初中以下的畢業生，只考慮高中以上的畢業生。改革開放初期很少有大學畢業生。所以我們右邊那部分，左邊斜紋那部分，也就是說高中階段的比重是很高的。到了1985年，立刻下降到90%，當然下降到90%主要不是因為高校的擴招，而是由于初中升高中的大幅度的消腫。因為在“文革”時期和在80年代，上高中一度是不需要考試的。所以，文革期間的普通高中在校數最多時接近2000萬人，到1985年突然消減一半，也就是500~600或700~800萬人。但是，那些高中質量不合格的鄉辦高中迅速收縮，只有在縣城才辦普通高中和中職學校。所以，由于強烈的收縮就使得它的比例減少，這種比例一直穩定了10多年，才由于高等學校的擴招才發生了深刻的變化。1998年普通高中的或中職的畢業生占絕大多數，占90%左右。擴招的后果在2006年顯現出來以后，普通高中很快就退到約66%，而預計到2015年有可能會退到50%。也就是說，100個新增的勞動力當中，有50個來自于中職畢業生和那些未能升學而直接進入勞動力市場的高中畢業生，但是比較少。而另外一半就是沒有進入研究生和本科學習的高職、高專本科生和其他的沒進入高一級學習的人。這一部分比例的顯著變化就預示著我們將來勞動力價格會有一個逐漸上升的問題。到2020年，勞動力供給結構中很可能多數是達到大專文憑的水平，而普通高中和中職畢業生整體會下降到40%左右。

接下來就是職業教育的發展走勢。任何國家的籌劃，只能保持少數人從事研發的和學術行為，面大量廣的非傳統專業的職業教育培訓模式越來越普及。UNESCO和OECD調查發現，終身學習動力主要來源于終身謀生或就業的需要。隨著社會崗位聘用或雇傭趨于理性化，將會形成對職業教育強勁的拉力。職業教育未來將是一個廣譜的教育體系，而這種教育不是職業學校可以完全包攬的，職業教育必須跨越學校系統局限，使正規學校提供的“前職業教育”與“職場”學習、社會教育等建立有機聯系，將社會崗位群的需求轉化為實在而持久的驅動力。

在終身學習制度的框架內，不同階級和階層學習者的年齡、身份等差別應當逐漸縮小和淡化。有些人可能由于不同的原因，被動地錯過或主動地放棄了某些正規學歷教育的機會，但是能夠在以后的生涯中獲得補償性學習機會。今后，職業教育辦出特色，就不僅面對普通學校應屆畢業生需要，而且要把視野拓展到社會上其他人群：不僅要積極為工人轉崗培訓、農民致富和向城鎮或非農產業轉移服務，還要主動適應六個社會階層對于職業技術教育與培訓的多樣化需求。如在美國，已經拿到博士學位后，再回到社區學院讀一門專門的計算機語言。因為這樣會在謀職方面得到更加的優勢。

以就業為導向，以服務求支持，以貢獻求生存，以特色求發展不只是針對對職業教育甚至也只針對高等教育。把高等教育職業化、專業化也是我們比較傾向的主張。很難在全球找到一個人口大國依靠四年制的本科教育和多學科性的教育，最后實現了高等教育大眾化。所以，回歸職業教育，回歸專業技能的方向是以后職業教育應該牢牢把握的一個趨勢。

四、高等教育發展和政策要點

我前面已經說過，在我們快速從精英階段跑向大眾化階段之后，我們的競爭對手紛紛地從大眾化跑向了普及化。自1998年以來，歐洲和大洋洲的一些國家的毛入學率從不足50%紛紛達到50%甚至60%。這是什么原因？為什么非洲沒有，南美洲進展也沒這么大，亞洲更是進展緩慢？為什么歐洲、北美、大洋洲會出現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加速的現象？原因之一，是經濟發展的需要。（在這些國家）低技能的技術崗位被淘汰，原來處在這些崗位的人便失去工作，所以他們就念大學。原因之二，是少子化。年輕人不愿意生孩子，年輕人口的急劇下降。這樣一來，原有的教育資源和政府的撥款不會顯著減少，教師也不能遣散，只能傾向于多招學生。即使在不擴招的情況下，由于整個學齡人口的下降，也就是基數下降了，那么毛入學率就提高了。這是主要的因素。

高等教育從精英到大眾再到普及有很多的資料，但我們感覺，能夠將（這些資料）精細化的學者并不多。相反，在一些國家的政府文件或是政府首腦闡述教育理念的時候，倒是頻繁引用“精英”“大眾”“普及”這樣的詞語。總而言之，高等教育從為少數人服務變成覆蓋面更大的服務，師生關系也從原來討論式的教學朝著更多的課堂講授和技術信息的教學轉變。在擴招的一段時期內，因為大學的教室非常緊張，所以就出現了三百多人一齊上英語大課，三百多人上專業基礎課的局面，以至于最后一排的（學生）都預備了望遠鏡，以便看清老師的板書（學生笑聲）。這是我們邁入大眾化初期的一個短暫階段，整個教學條件都不太完善。但是，如果長期是這樣的話，那么高校教學評估就不能通過了。而在這個過程中，學術標準從原來比較高的、比較整齊劃一的朝著相對多樣化的過程發展，入學選拔也是更加多樣化，學校管理的形式同社會的分界線也產生了很大變化。我這里有必要回憶一下十年前的世界高等教育大會的宣言，現在我們在所能看到的文獻中很少能夠找到這次大會的宣言的蹤影，只能在一些高等教育同行中找到。比如這次大會認為，應該堅持與市場的一定的距離，不要匆忙地把高等教育推向市場，但是這種警告似乎對一些國家沒有太大的作用。在整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過程中，在某種程度上引入一些市場機制是可以觸摸得到的。這次大會給我們留下了怎樣的理念和啟示呢？我覺得最重要的可能就是兩條或者三條。第一條，高等教育的使命不僅是培養科學家、工程師的后備力量，而且在于培養高素質、負責任的公民。這樣功能或者使命的轉變，勾勒出在大眾化階段對高等教育的需求。第二條，我覺得應該把高等教育像職業教育一樣，辦成讓人民能夠方便地進入，離開，再進入，再離開的終身學習的平臺。最后一條就是，高等教育所負載的使命不僅在于培養人才和科技創新，還在于它的社會服務功能和文化建設功能。在這樣一個文化多元化的世界，誰來承擔文化建設的使命？高等學校應該責無旁貸，應該在傳承、創新本民族的文化傳統方面勇敢地站起來。世界高等教育大會召開已有十年，回過頭來看它的主張和理念，仍然有價值。時隔十年，今年馬上要召開的世界高等教育大會的主題將會是什么？OECD在2004年的教育分析中，對終身學習有一個新的定義。終身學習是一個概念，最初指在職前教育（initial education）結束后繼續學習。現在表示的是學習貫穿于人一生的過程，包括在校學習。所以，這四項基本原則對我們理解終身學習的理念是有啟示的。人們對職前教育的狀況不夠關心，這也是我們發展終身學習非常強勁的動力之一。在1995~1996年，由十個國家參加的叫做“redefine higher education”的一個小冊子(由謝維和教授已經翻譯)。在重新定義第三級教育的基點——大眾化進程中對教學質量的關注、對教學的關注，對成本和財政的關注，對擴展入學機會的關注——與我們現在討論的高等教育實際上是一致的，這些內容也恰恰是我們所關注的范圍。

OECD在2002年又啟動了一個項目（去年已經結束，報告即將發表），共組織了24個國家。我們中心（教育部教育發展研究中心）聯合北京師范大學和其他高等學校的專家一起參加了這個項目。總而言之，從“redefine higher education”到“rethinking higher education”，要點有什么變化？環境落入高等教育重新思考的視野，經費也是繞不開的，高等教育的功能除了質量還有公平問題。特別強調了加強同勞動力市場的關系，這個以前是沒有的。以前有誰在關注高校畢業生的就業？現在，OECD國家包括中國都在關注。所以，從一個主要是練好內功，到更多的是著眼于高等教育的生存發展環境，這是一個顯著的變化。

回過頭來我們再看，世界高等教育大會將是一個什么主題？這個主題肯定沒有在這里頭（學生笑聲）。今年世界高等教育大會的主題是“尋求高等教育發展新的動力”。總結得很巧妙，不得不佩服這些國際組織的專家們的能力。就尋求整個高等教育發展的動力來講，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既不是處于同一起跑線上，又不是處于同樣的發展機制、發展階段。

歐洲高等教育博洛尼亞進程更是有一個非常革命性的特點。因為原來的歐洲大陸高度分散，存在著十幾種高等教育學制。博洛尼亞進程希望能夠通過歐洲一體化使他們的學歷、文憑、學分、學制能夠相互對應，這種對應的路徑首先就是建議實施“358”學制。也就是，在高中畢業或者預科畢業以后，上三年就可以拿到本科學位，再上兩年拿到碩士學位，就是五年，再三年拿到博士學位。理由很簡單，他們希望通過縮短學制，來增加高等教育大眾化、普及化階段人們學習的進出的機會。比如說我們把學制搞得很長像醫學那樣的學制，五年的本科，三年的碩士，再加上五年的博士，整個拿到一個醫學博士就是十三年。而中國現在博士年限相對偏短，碩士年限相對偏長。現在已經很少有國家的碩士是三年，而我們還是三年。即便是變成兩年，還是覺得質量不能保證。但是，在很多國家，碩士作為一年過渡性學位。像MBA這種碩士，嚴格說起來是職業性的，跟學術性的學位沒有直接關系。

最近一段時間，國際教育許多人在嘗試scenario（設想、方案）的方法來做一些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OECD的專家用scenario分析未來大學，發現，我們從原來高中畢業升入高等教育，在嚴格限制數量的學校中頒發學位的那種傳統模式，可以派生出經營的模式或者叫做類似于企業家掌管的模式，自由市場模式也可以理解為超市自選課程的模式，開放的終身的模式，網絡的模式，乃至于師生關系已經開始消失的模式，即無邊界學習，無圍墻學校。其實，要運作這些模式在一個國家當中的比重還是有風險的，因為在任何一個國家，目前還是以傳統模式為主，只能兼顧一些其他模式。它不可能把其它模式的比重放得太大，這需要一些時間來測試和試驗。如果把傳統的模式比作是海底的海螺的話，那么其它的模式更像章魚。海螺在它固定的巖石周圍覓食，定居，不會游得太遠，它有一個非常緩慢的一個生物鐘來運轉。但是，章魚就不一樣，它會隨時藏在某些黑暗角落中，會擴張，把它的觸角伸到別的地方，它可以在相當大的一個海域內游弋，躲藏，攻擊。總而言之，它是一種非常具有進攻性的海洋生物。而這種海洋生物的模型，按照OECD的說法，就是從原來注重選拔性的、面向高中應屆畢業生的學習者朝著開放、終身學習，向所有年齡開放的學習轉變，由原來公眾資金投資為主轉向混合資金、私營資金投資為主，由原來偏重科研、教學科研相結合轉向以教學為主和按照職能分工的專業化，從原來滿足本國需求為重點朝著適應國際需求、留學生需求、海外的需求演變，從原來人員和結構有相似性朝著極化的方向演變。實際上，中國高等教育海螺化的特征非常明顯。而西方很多歐美國家為了適應整個經濟的轉型，開始向章魚演變。

如果我們讓我們的兒子輩能夠與他們同齡人有競爭的話，必須從我們的孫子輩開始。因為從現在看來，馬上讓中國由海“螺變”成“章魚”，幾乎是很難實現。就按照我們現有的制度設計、評估方式、教學組織，還有同國際上同行交往的方式，都不足以使我們的兒子輩和孫子輩能夠與他們的同齡人的競爭處于很強的一種位置。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我們還是在望著人家的背影在追趕。

OECD最新的報告認為，應付未來挑戰有很多方面。但是，在這種學術中心的轉移背后，恰恰是結構升級，技術含量增加，全球化中經濟的垂直分工產生很大變化，而高等教育如果固步自封，墨守陳規，那么所培養的人才從學科角度來講是有保障的，但是實際上存在很大風險。有句諺語說，如果你不為后天培養好大后天需要的人才的話，那么你會發現明天你也許仍然生活在前天。

回過頭來再看看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從發展斜率上來看，2000~2004年的斜率比較陡，2004、2005年開始比較平緩，這都是國家宏觀調控的結果。原來1998年我們制定第一輪教育振興計劃的時候，預測高等教育在校生數2010年達到1600萬人。后來1999年擴招以后，2000年開始進行“十五”計劃的起草，又把2010年實現1600萬人的計劃提到2005年，結果1600萬人是在2002年實現。我們在2005年以2004年為基點做了一個預測。如果按照低方案的增長率，每年在校生增加3%，到2010年毛入學率將會達到21%左右，2020年達到38%左右。現在看來顯然是趨于保守了。按照中方案5%的年增長率推測的話，2010年達到2700萬人，毛入學率達到23%，結果發現2007年正好是27%。如果按照高方案測算的話，按照8%的增長率，2010年在校生規模達到3170萬人，毛入學率達到27.4%。現在看來，“十五”計劃和“十一五”計劃已經把這個帽封了一下，就是讓2010年整個高校在校生穩定在3000萬人左右，讓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穩定在25%左右。以此測算，整個年入學增長率在6%~7%左右。如果按照特高方案，年均增長10%，結果發現，到2020年高校的毛入學率將會達到100%。顯然不行。那么，到2020年什么樣的增長率為好？結果發現，如果“十一五”達到25%，而2020年又要控制在40%的話，那么我們的增長率不能再高于3%，2010~2020年之間的增長率應在3%左右。如果高的話，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將在2020年達到50%，哪怕是高于3%一點點的話，2020年毛入學率就有可能達到50%。而根據最初的預測，50%本來是2050年要實現的目標。因為，那個時候如果基本實現現代化，相當于歐洲90年代的水平，歐洲在人均GDP2~3萬美元的時候，毛入學率就在50%左右。而我們現在有可能把這一個指標提前到2020年，到2020年我們的人均GDP將在3000~5000美元，有多少財力可以支持有質量保障的高等教育？我們高等教育可能人數、規模不難達到，但是我們花了多少成本？我們跟韓國不一樣，他們在漢城奧運會的時候，毛入學率只有30%，現在20年過去了，今年達到80%，在20年中提高了50多個百分點。他們擴招比中國快得多。但是，他們沒有通過政府的投入來實現，而是依靠私立大學。老百姓非常習慣高中畢業以后，給孩子們一筆錢，先拼一下少數的漢城大學和公立大學，拼不成了，就到占90%多的私立大學拿一個文憑。這就是韓國的政策。韓國政府投入占高等教育經費的比例不到20%，主要靠民間撐起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中國也要走這個路。中國現在90%的資源在公辦學校，10%的資源在民辦學校。

普通學校的校均規模也很有意思。在擴招之前，全國校均規模是4000多人，現在是14000人，萬人大學已不是什么希奇的事情。吉林大學是巨無霸，將近7萬人。高職高專的校均規模1998年不到2000人，現在已經增加到7000多人。

關于生均經費。全國普通高校生均預算內事業費支出逐年下降：2000年是7300元，到05年跌到谷底（為5300元），06年有所回升，達到了03年的水平（為6000元），但仍然比2000年縮水了20%。2005年全國普通高校生均預算內公用經費支出2237.57元，連年下降的態勢到2006年才有所扭轉，達到2513.33元。而且，現在還有一個問題，財政要保證為了穩定物價，學費不提高，給大家吃了“定心丸”。吃了“定心丸”以后，財政倒是沒有多撥款，反而下降了，2006年剛有所回升。這就使學校千方百計地去創收，不創收沒有出路。

再回過頭來看看畢業生，有三個特點。第一，高等教育畢業生學歷（學位）程度與起薪及定薪水平之間基本上成正比關系。這就是追求高學歷一個非常重要的動力。第二，高等教育畢業生的預期起點月薪水平逐年有所下調，甚至出現了0工資就業。可見就業市場競爭的激烈。《勞動合同法》頒布包括農民工工資上漲以后，拉動了畢業生的起薪點，今年起薪點差不多都回升到5000（2000）塊左右/每月。最后，不同發展水平地區高等教育收益率存在著明顯差異，開始出現結構性就業問題。

2008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沖破500萬人大關，是世紀初的一年畢業生的五倍，不僅對當年一半的城鎮新增就業崗位發起沖擊，而且對高校人才培養模式與社會用人等制度提出更高的要求。新增勞動力一年新增多少人？1000萬人。這還是我們GDP增長比較快，拉動比較好；如果GDP增值下滑，增長速度有所放緩的話，一年新增勞動力的幅度還會下降。所以，我們要吃掉當年新增勞動力的一半。但是，從社會調查結果來講，仍然有百分之三十幾的人希望自己的孩子成為公務員，14.4%的人希望成為工程師，12%的人希望成為公司職員，成為科學家的7.8%，成為文藝工作者6.8%，自由職業者6.7%，運動員2.4%，希望成為工人的1.1%??沒有人希望當農民（學生笑聲）。如果大家接觸到管理理論的話，有一個叫作“雙因素理論”。赫茲伯格認為，影響職工工作積極性的因素可分為兩類：保健因素和激勵因素。所謂“激勵因素”就是，只有少數人擁有，多數人沒有，少數人擁有之后，對他是一個非常大的激勵，對多數人是一個激勵。“保健因素”就是多數人都有，少數人沒有，結果少數人感受到了危險，因為多數人感覺到有沒有無所謂，不會產生焦慮，有的話也無所謂，產生不了激勵。高等學歷在OECD國家正好處于這樣的一個狀態。讀大學并不是所有孩子都愿意，但是不讀大學狀況更糟，讀了大學也不見得有高薪工作。而中國現在已經開始那種學歷越高，就業越好，起薪點越高，社會地位越高的事實，是人們就學的強大激勵因素。總有一天人們會認為，如果僅僅拿到高中文化程度而不拿到大學文化程度，情況就會變得更糟，這種情況在城鎮地區已經正在到來。

從專業和職業教育的自然優勢來看，OECD和UNESCO國際教育標準分類1997年做了對香港1987年的教育標準分類有一個改進。第一個改進就是，在高等教育和高級中等教育中間加一個高中后教育——第四級。第四級教育沒有學歷，要么就是職業培訓，要么就是預科，是一個過渡性的教育；第二點顯著的變化是，把碩士和原來的第六收縮到跟學士平起平坐這樣地位，不認為碩士是比本科更高一級的學位，只是認為這兩種學位只是年限不同，基本差不多，而且把高專高職和本科與碩士并列為第5級，他們是蘋果和梨的區別，不是好蘋果和爛蘋果的區別。與此同時，把原來第七級的博士確定為研究生教育——第6級，至于那些美國的教育博士、法律博士、臨床醫學博士那些本科讀四年的，都沒有算入研究生的學位。中國現在，真正從小學到初中到高中到本科（學術型本科）到碩士到博士，這條很窄的線上來的人數還是比較偏少（多）的。目前還沒有完全不分流的國家案例。這些分流的愿因，在職業教育教育已經講到了。

如果簡單地用兩維的網格來分析的話，暫且將學術理論性和應用職業性對立起來作為一維的兩端，把教學和科研作為一對對立關系（當然這種對立關系不是很科學）。但是，我們就可以把聯合國教科文1997年的各種類型的大學給裝進來。對于研究型大學、教學型大學、教學科研型院校和教學型的學院等等，都有一系列運作模式。而這種運作模式，把他擺在一個真正的網格圖當中，一端傾向于研究型大學，另一端是高職學院。我們會感到，像高考中錢鐘書都有一門功課不及格，他們都可以在研究型大學中找到一席之位。當然我們現在的大學系統還沒有做到這些。我一直在呼吁，53所研究生院招收博士生不看出身，英雄不問來路，就考一門專業課，經過專家委員會面試錄取。每年不用拿出多少，就拿出2%~3%的名額，不拘一格來選拔人才。最近，我看到了清華大學的人文學院國學部，進來四五位教授什么學位都沒有，唯獨系主任是個海歸。王選、袁隆平就偏向于應用職業型，晏才宏老師（上海交大講師兢兢業業地教學，深受同學愛戴，怎么會連教授和副教授都評不上？我參加一次國際研討會時與專家們討論這個事情，他們問了我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晏才宏老師是不是一篇文章也沒有發過？還是他就是沒有創新性的學術成果？我說，非原創性的文章發過一些，但是真正原創性的成果沒有發過。第二個問題，上海交大是一所什么樣的學校，是不是研究型大學？我說是研究型大學。國外同行說，如果按照他們在美國工作經驗來講，教授叫作“publish or punish”，就是說，要不出版要不完蛋。在研究型大學，這樣的標準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一個老師，他在研究型大學供職，結果一篇原創性文章也沒有發，他拿什么教學生呢？他認為，像這樣的老師在研究型大學，不僅教授、副教授評不上，恐怕連講師也評不上，他不是一個研究型大學的合格的講師。后來我又問了，“那么他應該到哪里去呢？”他說，“他可以到一個教學型本科院校，把書教好，評一個很好的教授，不需要他發什么文章。”這說明了我們教育的評估問題，習慣用一把尺子去衡量所有的高矮胖瘦的人。北大、清華等一流的研究型大學還要緊張地應付合格評估。

在整個二維網絡中，每一所高校都應該有一個向左向右，向前向后的一個戰略定位。而我們現在評估的導向就是讓所有的學校向右聚集。評估尺度沒有給教學型本科院校特別是很精致的教學型本科院校生存的余地。如果我們的評價尺度能夠變一變的話，我相信，這種高等學校的定位會更加清晰。越往右上端，資源已經瓜分完畢，重點學科、國家重點實驗室、工程中心等這些資源全被右上端的學校瓜分了。那么，后來者怎么辦？后來者可干的事太多了，你只要不往右上端擠，你就有干不完的事情。

接下來看看高校重點學科分布的格局。我現在只有2003年的確切數據，其中960個重點學科被181所大學拿走，而全國本科院校是700多所，所以有相當部分的院校一個重點學科也沒有。而在這樣一個181所大學中，153所大學拿到了重點學科的40%，另外剩下的60%重點學科被28所大學吃掉。所以，北大拿到了81個，清華拿到了49個，這也是文科數和理科數不太匹配的原因所致。

接下來，我們看看這些行業特色相對比較突出的高校。拿到的重點學科實在少得可憐，但是，這些學校在國際上的排名是在北大清華之前的。因為，你要排綜合性大學和研究型大學，這些學校根本是不可能的。如果是同行的排名，農大、礦大、林大、地質大和石油大的學科是世界一流的。因為，很多發達國家已經邁過這一步，學科已經萎縮，整個梯隊已經解散，我們恰恰現在是整個農業和制造業發達，現在已經躋身世界先進的行列。在石油這塊有些專業相對比較薄弱，不如中東石油產出國的大學研究水平高，但是，我們有獨到的與石油相關專業的研究。中央美術學院的院長說，他們學院在西洋美術方面，僅有為數不到10個學校與之相媲美。中央民族學院在全球位居第五名，中央戲劇學院排在全球十五名，而北大最好的也不過是被泰晤士報排在全球第十五名。有中國特色的像中醫藥大學、中國美術學院、中國音樂學院、中國戲劇學院不拿世界第一也說不過去（學生笑聲），對不起老祖宗（學生笑聲）。所以，行業特色并不是很多人都關注。我到這些學校給他們鼓勁，保證他們這樣一個世界先進的水平，至少在學科領域方面。美國和加拿大也不是按照學校來排名，一個學校排名可以是100名開外，但他的學科可能是在前10名。而這個學科培養出來的學生，到社會上的認可度遠遠高于一流的研究型大學。舉個例子，電器工程在很多不知名的私立大學，學科在前五、六位的，比MIT（麻省理工學院）、賓夕法尼亞大學的認可度就高得多。

高等學校可能選擇的運作模式有A模式、B模式和C模式。當然這也是不科學（我今天跟大家講的都不完全是科學的，因為我現在所從事的教育政策研究，有科學化的一面，也也有非科學化的一面，有民族化的一面，也有非民族化的一面）。大家不要以學術論文的標準來衡量這個分類。

我們認為，基于學科的“傳統/準傳統”的模式過去有，現在有，未來還得有，如果沒有，反而是危險的事情。清華、北大還有我們的藝術院校，用這樣的傳統的模式、格局辦下去的話，沒問題，生命力會始終堅強。像海外的加州理工、學院，并沒有因自己只有10個左右的本科畢業生能在華爾街找到工作而慚愧，它仍然把大量的優秀本科生輸送到各個研究型大學攻讀研究生，向著諾貝爾獎的高峰去攀登。像巴黎高師這樣非常精英化的研究型大學，我們還可以列舉很多。

處于轉型的“現代”模式包括綜合性的、專科性的、專業性的大學，像MIT、東京大學、國內不同水平的本科院校。沒有太豐厚的歷史，但有背著沉重包袱的（不可能輕輕松松地去把他原來已經形成的特色去甩掉，這也是不劃算的）。

另外一種姑且稱為“后現代”模式。如果現代稱為章魚的話，那么后現代已經進化為別的生物了。職業性的、遠程性的、網絡性的、社區性的高校和一些新大學都在進化。美國有成功的老大學的案例。但是，如果現在美國的民辦教育機構宣稱自己要辦一所哈佛大學的話，人們會說這是不可能的。哈佛大學、MIT、斯坦福這些大學形成的歷史，是一扇非常窄的門，后來者只能選擇別的路線。美國的鳳凰大學很成功，它在納斯達克上市，每年向政府交稅，所提供的教育帶有濃厚的營利性色彩。當然，在美國還能舉出很多這樣的營利性大學。繼美國的先例之后，墨西哥的蒙特雷大學緊接而上，在短短10年里發展了37個校區，以網絡教育為主，招生的數額已經超過了原來的公立大學，主要以信息產業、通訊產業為主打，深受學生的歡迎。校長告訴我們，他特別希望在中國也發展這樣的分校。

盧森堡的金融學院值得詳細說明。他們沒有按照傳統的大學模式，辦一個很學科性的學院。盧森堡的人均GDP是5萬美元，算是比較富裕的國家，人口約30萬人，原來80%的青年學生到法國、比利時上學。現在的盧森堡大學有人文學院、法律學院、自然科學學院和金融學院。唯獨金融學院火得要命！不僅是本國學生要排隊，才能夠錄取，連外國留學生也要排到好幾年，才能夠進入。學士、碩士和博士同時提供。原因是什么，他們沒有用高薪聘請銀行學、財會學、金融學的教授，而是把權力直接交給了盧森堡銀行家協會（盧森堡銀行是非常發達的，很多銀行在歐洲享有盛名）。盧森堡銀行協會欣然接受大學的請求，為大學測評、安排指定導師，最后（學生的）論文選題完全與當前的金融業的前沿緊密聯系在一起。總之，盧森堡大學金融學院得到歐洲很多青年的追捧。盧森堡大學什么時候建立？2002年建立（學生驚嘆）。2002年以后，中國民辦大學有沒有一所像盧森堡金融學院這樣產學合作的模式？在這一點上，我們并不匱乏可以借鑒和學習的先例。繼盧森堡這樣的大學成立不久以后，盧森堡的副總理兼教育部長到中國訪問，提出要跟北大、清華合作。一個2002年建立的大學就這樣有魄力。難道說章魚沒有前途嗎？這就是一個很好的章魚的案例！

探索中國高等教育的現代化：第一，始終堅持對民族傳統文化的堅持和創新，不管清華大學、北京大學，還是研究型大學或教學型大學或高專高職，都有同樣使命和任務，只不過分工有所不同。第二，中國高等教育的現代化，需要密切關注社會和公民個人謀生需求的職業性和專業性。高等教育的現代化與高等教育循序漸進、重點推進的職業化將是一回事。第三，中國高等教育的現代化，需要積極探索發展方式和培養模式的靈活性和多樣性。我們希望，高校成為一個高效率的終身學習的平臺，而不是像原來我們工業化辦高校：一到寒暑假，門關得緊緊的，教室騰得空空的，學生放得遠遠的，教師各自去休假。香港特別行政區高校寒暑假怎么過的？他們的校園有一天晚上鎖過門嗎？他們的實驗室、圖書館有一天晚上關過門嗎？那么多學習者哪里來的？不是從地里冒出來的，而是生于斯、長于斯的同城的居民和流動人口。所以，我們高等教育體系實在是很封閉，現有的資源還沒有完全利用好。改革開放30年，到現在我們很多方面還是停滯不前呀！

五、政府責任和促進教育公平

總書記對教育公平非常重視，認為保證人民享有基本教育是黨和政府的義不容辭的責任，也是促進公平正義，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客觀要求。近五年來，我國教育政策有六個特點。

第一，教育政策的制定執行過程不斷得到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宏觀政策方針的指導，與黨和國家對教育工作新的戰略部署緊密相關，而且根據不同時期進行相應調整。某些應急性政策措施發揮出長期效應，如隨著農村稅費改革，義務教育迫切需要“一費制”，在中西部地區實行“兩免一補”，到近年來逐步納入財政保障范圍，并通過法律固定下來；再如世紀之交的高教擴招，使我國高端人力資源開發水平與發達國家差距不至于擴大，即使近年來穩定招生規模，由于基數已經做大，我國與發展中國家相比也已有明顯優勢。

第二，政府的教育政策價值取向發生顯著變化，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健全、政府直接投資經濟行為收縮、財力持續增強的背景下，政府提供公共教育服務、促進教育公平、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責任得到強化，有可能解決以往多年想解決而沒有條件解決的困難問題，如西部“兩基”攻堅計劃，靠國務院直接抓各地各部門得以如期落實。

第三，教育政策出臺的頻率空前增大，第二輪行動計劃與十五、十一五年計劃期間的事業計劃相互交織，而且在每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和教育部年度工作要點當中，都要安排一系列教育政策，有的納入行動計劃之中，屬于落實行動計劃的具體舉措，還有不少是新增項目，如教育部直屬6所師范大學進行免費師范生試點。

第四，教育政策受法律的影響出現不同的態勢，如義務教育法重大修訂強化了政府責任，國家推進城鄉免費義務教育的步伐明顯加快，2008年全國農村縣鎮1.5億學生免交學雜費和教科書費，農村義務教育公用經費和貧困寄宿生補助的標準進一步提高，城市學生免除學雜費，使我國一下子躋身免費義務教育水平較高的國家行列，還有國家增大中等和高等職業院校的學生的獎助學金覆蓋面，均不是行動計劃謀劃的結果；但是，民辦教育促進法出臺以后，部門間政策不夠匹配、體制改革滯后，民辦教育發展遇到新的問題，也不是行動計劃所預期的格局。

第五，在政策執行過程中，對一般性的政策方向與號召，不易檢查落實情況，其中有不少內容屬于國家表態性質的，如果不提可能引起地方疑問和動搖，但是一直堅持提也未見明顯進展（保健因素）。而附加經費的項目工程則更能夠體現實效（激勵因素），其中，有中央財政資金支持的項目更能夠調動地方積極性，要求地方自主籌措經費的項目往往發展很不平衡，尚缺乏有效的行動計劃執行的監督機制。

最后，探索服務型政府從全能到有限職能轉變的新途徑，政府開始對基本公共教育服務全面負責，對市場不好調節的公共教育服務重點負責。但是，政府在對非基本公共服務委托、托管、購買服務，及對非公共服務按市場機制運行和監管，政策準備尚不充分。

政府促進教育公平政策取向，總結起來有機會公平、過程公平、選擇公平。我們做得比較好的是兩條，第一條就是起點公平，我們在義務教育方面花了很大力氣，使農民的滿意程度顯著提高；第二條，在過程公平特別在貧困生救助方面也做了很大努力。但是，我們在監管規則公平和監護公眾選擇公平方面，步伐顯得有些慢。不是單指哪個地區慢，而是普遍較慢，包括改革開放比較快的地區像廣東、江蘇也在觀望。我覺得，解放思想有兩種含義。第一，能夠在體制改革上能夠再突進一點，另一個含義就是地方強調因地制宜，對中央大政方針有選擇性進行執行。

政府和社會投入是社會關注的一個大問題。實際上財政投入一直沒有突破3.%，離4%的預期目標始終相差很遠。自90年代以來，社會投入主要是學雜費和書本費。由于我們在2000年沒有實現1993年《綱要》所提出的目標，陳至立委員曾今說，我們差一個百分點就差1000個億。到去年，一個百分點差2400億。如果政府當時能夠抓達到4%的話，各級各類教育的面貌將不像今天這樣。要想在2010年把這一拖再拖的4%的目標實現，今后幾年，至少增加四分之一個百分點，即一年至少要增加700多億。今年，中央財政做了表率，增加了480億，地方財政能否跟上是一個大問題。我們的政府投入有很大的潛力可挖，而社會投入呢，看來已經處于一個？OECD國家平均政府投入和社會投入8:2，非OECD國家是7：3，我們是6：4。總的來講，我們政府負擔的責任還有很大的潛力可挖。

90年代以來，財政性的教育經費從85%（1991）降到65%（2006）。而非財政性教育經費曾經一度達到過39%，現在又降落到30%左右。社會捐、集資辦學經費的比例銳減。學雜費的比例劇增，從4%（1991）增到16%（2006），其他收入的比例也在增加，從2.5%（1991）增加到13%（2006）。從財政性經費來看，近幾年中央在撥款比例方面花了很大力氣，其中農村小學已經達到88%（2006）。

普通中學初中、高中加在一起，預算內的經費仍然不夠多。中職還是政府負起很大責任，預算內財政性教育經費占到50%（2006）。高校預算內教育經費從2004年到2006年期間一路下滑。而增長較快的是社會力量辦學。2006年以行政區劃為單位的大、中、小學之間生均預算內教育經費的差距（最大值?最小值）是，普通小學差不多10倍，最低的職業中學差不多6倍，普通高校是8倍。現在，普通小學的最大值將近一萬元，是上海。普通高校最低的是江西。不算學雜費和學校創收，江西或者四川公辦大學的大學生每年的得到的財政撥款占不到上海的1/4。在世界上找到這樣的案例不大可能。《教育法》規定，要使預算內的財政教育經費占財政支出的比例逐年上升。沒有做到的省份在2002年有7個省，2003年17省，2004年19個省，2005年23個省，2006年回落到18個省。也就是說，全國多半省份沒有做到《教育法》所規定的。但是，絲毫不影響這些省份主管領導升遷，調任，光榮退休（學生笑聲），也就是說，科教興國到省一級仍然落實不了。所以，要實現胡總書記提出的教育公平任重而道遠。

在談論教育市場化、產業化的問題上，我們應該如何把握尺度？我們顯然不能匆忙地把教育推向市場，不能像北歐那些福利國家把教育完全包辦下來，我們只能走一條財政性投入逐年增加為主，在非義務教育階段實行社會分擔成本的道路。公辦學校只能在公益性和準公益性的范圍內運作，而民辦學校可以在公益性、準公益性、非營利性和營利性等多種模式中進行運作。

公共教育政策價值取向基本分為三類：一類是福利國家與保守主義（老左派），一類是市場化/私有化/新自由主義（新右派），再有一類就是“第三條道路”/“社會投資國家”（新左派）。

不同類型的教育系統包括基本公共服務、非基本公共服務和非公共服務。世界銀行把政府對公共服務的干預大致分為三種類型：監管、付費、直接提供。對非公共服務就是監管。

公共教育服務的模型注定，政府要在支持公辦學校體現機會公平方面花很大力氣。在長線需求方面，政府支持公辦教育，扶持貧弱群體，體現機會公平，政府重在公共服務；在短線需求方面，學校面向有支付能力群體，政府把握規則，保障選擇公平，政府重在社會管理。

再談談教育腐敗。教育亂收費可分為生存型、發展型、搭車型、轉嫁型、營利型（利益驅動型）和腐敗型等六類。基于教育亂收費所產生的教育腐敗不是最主要的，這是中國教育亂收費所與國外不同的。其實，如果財政對公辦教育的財政撥款如果是正常的話，腐敗發生率是很低的。如果公辦學校正常收費的話，腐敗發生率也是很低的。唯獨亂收費是高發區。為什么民辦教育收費不叫腐敗？腐敗是指利用公共的權力謀取私利的行為。而民辦教育只要沒有利用公共權力就不能說是腐敗。從影響教育腐敗的因素來看，財務制度不健全、撥款不到位、收費界限模糊、監督機制不完備等都會導致教育腐敗的發生。只有財務制度健全了，撥款到位了，收費界限明確了，監督機制完備了，教育腐敗才能被抑制。

第二篇：我國工程教育的改革與發展

我國工程教育的改革與發展

吳啟迪

編者按：本文是教育部副部長吳啟迪在2007年9月24日工程教育論壇上的講話，本刊選登的是其中主要部分內容。

一、高等教育改革取得新的進展

經過前幾年的改革和發展，高等教育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

第一、高等教育實現了又好又快的發展

1998年至2006年間，普通高校當年招生數從108萬增加到540萬，高等教育總規模由不到800萬人增加到2500萬人，規模居世界第一，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由9．8％提高到23％，進人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十五”期間，高等教育向社會輸送了1397萬畢業生，目前，我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已經達到6800萬人。高等教育規模基本適應了建設創新型國家、建設小康社會，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對高層次人才的需求，較好地滿足了人民群眾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促進了國民素質、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的提升。

第二、高等學校的辦學水平不斷提高

通過實施“21l工程”和“985工程”，集中力量加強了一批大學的基礎設施、辦學條件、重點學科、科技創新平臺和創新團隊的建設，在高校中凝聚了一大批高層次人才，產生了一批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學科，有力地推動了我國爭創世界一流大學和高水平大學的進程。我國已與世界上178個國家和地區以及國際組織建立了教育合作與交流關系，與包括英、法、德、澳等26個發達國家在內的32個國家和地區簽訂了學歷學位互認協議。高校在科學研究、技術開發和科技成果轉化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十五”期間，全國高校累計獲得科技經費1700億元，承擔各類課題83．9萬項，獲得國家自然科學獎75項，占全國授獎總數的55％；國家技術發明獎64項，占全國授獎總數的64％；國家科技進步獎433項，占全國授獎總數的54％。目前，全國有61.7％的國家重點實驗室、35.3％的國家工程研究中心建在高校。高校直接參與了神舟號宇宙飛船、三峽水利工程、世界上海拔最高線路最長的青藏鐵路等一系列國家大型工程的建設，并發揮了重要作用。

第三、切實提高高等教育質量

為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切實把高等教育的重點放在提高質量上的部署，在“十五”期間，教育部實施了第一期“高等學校本科教學質量與教學改革工程”。2007年，經國務院批準，教育部、財政部決定繼續實施“質量工程”(二期)。在“十一五”期間，積極推進高等教育的專業結構調整與專業認證；大力開展課程和教材建設與資源共享；積極開展實驗教學示范中心與人才培養模式創新實驗區設；加強高水平教師隊伍建設；完善教學評估與教學狀態基本數據公布制度；積極開展對口支援西部地區高等學校。通過質量工程的實施，基本形成高等教育規模、結構、質量、效益協調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的機制，改革人才培養模式，增強學生實踐能力和創新精神，提高教師隊伍整體素質，促進科技創新和人才培養的密切結合，切實提高高等教育質量。

二、我國工程教育的現狀和主要問題

我國工程教育伴隨著經濟社會的巨大變革和高等教育事業的歷史性跨越，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已經形成多層次、多類型的工程教育人才培養體系。

截止到2006年，全國開設有工科專業的學校數達到1653所，占普通高校數的88．5％；工科專業在校生為600．5萬人，占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總數的34．6％。規模上，基本適應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從世界上看，我國工程教育的規模也是最大的。在規模擴大的同

時，我們也一直強調要努力提高教育質量。教育部2001年專門制定了文件，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包括要求教授必須為本科生上課，因為我們認為，高校的科研應該為人才培養服務。從2002年開始，教育部組織進行了國家精品課程建設工程，目前已經建設l 100多門國家精品課程，初步實現了優質資源的共享。在強化實踐教學改革方面，教育部積極推進實驗室、工程訓練中心和實訓基地的建設。為提高高校教師的水平，教育部每年組織教師培訓班。同時，教育部積極推動高等學校進行學科專業結構的調整，加大了信息安全、數控技術、汽車維修等緊缺人才的培養力度。

在我國高等工程教育取得快速發展的同時，也面臨不少問題與挑戰。主要表現在：●投入嚴重不足。我國高等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只有0．6％，而國際上大多數國家，包括大部分發展中國家都在l％以上，有的甚至達到2％。投人不足，直接導致辦學條件得不到有效改善。

●工程教育的發展戰略和目標定位還不清晰，不同類型學校目標趨同。

●工程教育與工業界脫節，工程設計和實踐教育嚴重不足。

●工科專業課程體系相對陳舊，與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不相適應。

●工科教師隊伍普遍缺乏工程經歷，嚴重影響工程教育質量。

●工程師職業資格制度缺失，工程師培養體系不夠健全。

我國工程教育改革不僅要解決上述問題，確保工程教育的基本質量，而且還要應對工程 全球化、工程復雜性的挑戰，建立具有大工程觀、大系統觀、大集成觀的工程教育體系。

三、深化工程教育改革的措施

針對工程教育快速發展過程中面臨的問題與挑戰，我們將采取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切實把重點放在提高質量上。

第一、以能力培養為核心，加強實踐教學，深化人才培養模式改革與刨新

今后一段時間，高等學校提高人才培養質量的重心要放在提高學生的能力上。能力來自于實踐，各種實踐教學環節對于培養學生的能力尤其重要。加強能力培養，必須進一步強化實踐教學環節，深化人才培養模式改革與創新。

建設500個國家級實驗教學示范中心。通過實驗教學示范中心建設，推進高等學校實驗教學模式的創新，加快實驗教學內容、方法、手段改革和實驗教學管理機制改革，加強 實驗教學儀器設備建設和師資建設，使實驗教學的設備條件明顯改善、師資隊伍建設明顯加強、教學水平明顯提高，為高等學校實驗教學改革提供可借鑒的模式和示范經驗。

資助15000個大學生創新性實驗項目和一批有較大影響力的全國性大學生競賽活動。探索并建立以問題和課程為核心的教學模式，體現學生主體地位和教師主導作用，充分發揮學生自主性和能動性，給學生創造較大的探索空間。鼓勵高等學校探索建立大學生盡早參與科學研究制度，培養學生發現、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興趣和能力。積極推動大學生參與校外學習、實踐和創新，以各項競賽為平臺，激發大學生學習和研究的潛能，培養大學生團隊協作意識、實踐能力和創新精神。

建設500個人才培養模式創新實驗區。支持高校在教學內容、課程體系、實踐環節、教學運行和管理機制等方面進行人才培養模式的綜合改革，形成一批創新人才培養基地，滿足國家對復合型拔尖創新人才和應用人才的需要。

第二、適應國家經濟建設的需要，推進產學研合作教育

研制高等學校本科專業設置預測系統。對高等學校各專業人才培養狀況數據的分析和人才市場需求的預測，形成各專業人才供需情況的報告，引導高等學校調整專業結構、優化專業布局、培養急需人才，為高校科學設置專業和國家宏觀調控提供科學依據。

制訂指導性專業規范。根據科學技術發展的特點，結合我國高等教育實際，研究建立 適應國家經濟與社會發展需要的本科專業設置和調整制度，保證基本人才培養質量。

針對人才培養和企業需求脫節的問題，實施特色專業建設計劃。特色專業建設要求在人才培養目標制定、課程設置、教學內容改革等方面充分考慮行業和產業的需求，要有行業、企業界人士參與培養方案的制定，積極聘請行業、企業的一線專家為兼職教師，選派教師到企業學習，建立“雙師型”教師隊伍。

為了解決國家重點領域人才緊缺的問題，加大軟件、微電子、生命科學、農業、林業、水利、地質、煤礦、核工業、動漫產業等重點領域的人才培養力度，給予政策和項目扶持，促進高校形成一批急需和緊缺人才培養基地，保證基礎學科、重點領域和艱苦行業的緊缺人才培養。比如，國家示范性軟件學院就是探索了一種新的辦學模式，目的是在較短的時間培養出較多的國家急需人才。

第三、利用信息技術加強優質教育資源建設與共享

要充分發揮我們制度上的優越性，集中力量。加大使用信息技術的力度，進一步加強 課程、教材、儀器設備等優質教育資源建設與共享。

建設3000門精品課程。帶動形成校、省、國家三級精品課程體系，引導高校進行課程內容改革和建設，形成優質教學資源。開展精品課程集成系統研究建設，在此基礎上建立精品課程資源中心，為廣大教師和學生提供免費享用的優質教育資源。

建設萬種新教材。集中全國高等學校和有關出版社的力量，建成供普通高等學校學生使用的一萬種高質量教材，通過推廣使用這些新教材，改變高等學校一些教材內容陳舊、單一的現狀。

建設網絡教育資源共享平臺。通過采用現代化信息技術，搭建網絡教育資源共享和學習支持服務平臺，使學生在任意時間、任意地點享受最需要的優質教育資源，并通過大學英語和網絡教育考試系統的建設，實現考試的安全、便捷和高效率。

加快高等學校大型儀器設備和優質資游共享系統、高校數字圖書館、數字化學習港系統等優質資源建設，擴大優質教學資源的領域和共享范圍。優質教學資源共享主要依靠信息化手段，要把高校信息化建設的重點轉移到教學應用上來，以優質教學資源應用促進教學信息化。

第四、推進工程教育專業認證，構建我國工程教育質量監控體系

工程教育專業認證在國際上很多國家已經開展，其對工程教育發展的促進作用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證實。加入WTO以后。工程與教育面臨越來越嚴峻的國際競爭。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高等工程教育專業認證制度是促進我國工程技術人才參與國際流動的重要保證。建立高等工程教育專業認證制度對于提高我國高等工程教育的國際競爭力以及確保我國高等工程教育的質量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通過專業認證，明確工程教育專業的標準和基本要求，促進各院校和專業進一步辦出自己的特色；改善教學條件、增加教學經費的投入，促進教師隊伍的建設和專業化發展；發現大學相關專業院系教學管理的薄弱環節，促進建立科學規范的教學質量管理和監控體系，從而提高大學教學管理水平。(2)通過專業認證，加強高等工程教育與工業界的聯系。把工業界對工程師的要求及時地反饋到工程師培養的過程中來，引導高等工程教育專業改革與發展方向，密切高等工程教育和工業界的關系，使工業界參與工程師培養過程中的培養方案的制定、培養過程的改進與培養成果的驗收，促進工業界對高等工程教育的了解和支持。改善高等工程教育的產業適應性，促進高等工程教育為工業提供合格的工程師。(3)通過專業認證，推動工程教育改革。近年來隨著科學技術和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各國高等工程教育對質量提出的要求越來越高。美國工程與技術認證委員會ABET近幾年在高等工程教育方面提出11項學生核心能力指標(EC一2000)，這些能力指標旨在評價學生的綜合能力，包括溝通、合作、專業知識技能、終生學習的能力及世界觀等等，為教師、教育機構在設計課程上提出了明確方向與要求。(4)通過專業認證，促進高等工程教育的國際交流，提升我國高等工程教育的國際競爭力。使我國的工程技術人員能夠公平地參與國

際就業市場的競爭，滿足進人國際就業市場的現實要求并獲得公平待遇，提升國際競爭力。經過一年多的努力，工程教育專業認證工作已經起步。初步確立了全國工程教育專業認證的組織體系。全國工程教育專業認證專家委員會已經正式成立，擬在機械等10個專業領域成立認證分委員會(或試點工作組)。制定了認證試點工作需要的文件體系，包括認證的標準、程序等。認證試點工作穩步進行。自2006年3月工程教育專業認證相關工作啟動以后，機械工程與自動化、電氣工程及其自動化、化學工程與工藝、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四個試點工作組先后成立，完成了8個學校的認證試點。今年我們進一步擴大了試點認證的范圍，選擇與國計民生、國家安全、人身安全關系密切的專業領域，成立了機械類、化工類2個專業認證分委員會和電氣類、計算機類、環境類、水利類、交通運輸類、輕工與食品類、地礦類等7個專業認證試點工作組，并已確定18所學校開展認證試點。加上去年的4個試點專業和建設部組織進行的土建類專業評估，至今年底總共在10個專業開展80多個專業次認證試點工作。通過完善認證組織體系，穩步開展認證試點，我們將為2009年申請加入《華盛頓協議》做好準備工作。

四、與“創新型工程科技人才培養研究"相結合，實施工程教育改革實踐項目潘云鶴院長、周濟部長共同牽頭進行“窗新型工程科技人才培養研究”項目的研究，我們相信，研究成果一定會對我國工程教育的改革具有指導作用。為探索工程教育的改革，提高人才培養質量和創新能力，也為了配合“創新型工程科技人才培養研究”項目的研究，教育部和中國工程院決定共同實施工程教育改革實踐項目。集中力量支持工程教育比較強的若干所大學，深入進行工程教育改革，探索工程教育發展的新思路，構建新的工科人才培養模式。首批我們選擇了工科基礎較好清華大學、天津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大連理工大學、同濟大學、上海交通大學、東南大學、浙江大學、華中科技大學、西安交通大學等10所大學，進行工程教育改革的實踐探索。參與高校正在按照要求，在學校內部進行研討，制訂本校的改革方案。我們希望請中國工程院對應專業的學部對有關高校的建設方案提出指導意見，同時確定一些院士具體指導各校方案的實施。我們也希望行業、企業參與高校工程教育改革項目，也請工程院合作委員會介紹相關企業參加到這項改革中來。

為了使改革項目盡快啟動，教育部已從“質量工程”項目經費中先期給與支持。在此基礎上，我們正在研究申請設立工程教育改革專項經費的可能性，并希望進一步選擇不同類型的工科院校進行改革試點。通過研究和改革探索，形成一批工科專業人才培養的新模式，更新相關專業的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推動工程教育與產業更緊密聯系，提升工程教育的質量和水平，更好地滿足經濟社會發展對工程人才的迫切需求。

摘自《中國高等教育評估》2007年第4期3-12

第三篇：我國當前經濟形勢及其走向形勢與政策論文

上半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9.5％。經濟運行質量和效益進一步提高，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增幅達到19.1％。投資過快增長勢頭繼續得到抑制，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幅回落

3.2個百分點。消費需求增長加快，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加快1.8個百分點。外貿進口和出口雙雙超過3000億美元。價格漲幅趨緩，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上漲2.3％，漲幅回落

1.3個百分點。隨著供給能力的提高和不合理需求得到有效控制，煤電油運緊張狀況比去年有所緩解。些企業的利潤空間，更成為了推動國內物價上漲的一股重要力量，被稱之為“輸入型通貨膨脹”2百年不遇的國際金融危機沉重打擊了世界經濟，也給我國經濟發展帶來了嚴重影響。危機面前，我國經濟理論界以高度的責任感和使命感迅速投入相關研究工作，進行實地調研，開展學術交流，積極建言獻策，努力為有效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貢獻智慧。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的我國經濟形勢，是經濟理論界研究分析的熱點課題。專家學者從不同角度對我國經濟形勢作出了判斷和分析，對如何解決我國經濟運行中的突出問題進行了思考和探索 3總體經濟形勢向好。專家學者普遍認為，我國經濟下滑趨勢已初步得到遏制，經濟出現回升勢頭，但增長的基礎尚不穩固，仍處于困難時期。今年前幾個月的經濟數據喜憂參半，表明擴張性政策尚未完全抵消經濟加速下滑的影響。也有專家認為，雖然經濟增長的嚴峻局面得到緩解，但真正企穩回升、進入持續上升通道仍需時日。還有專家認為，我國經濟已經觸底企穩，但可能不是尖底而是平底，也就是經濟發展將呈現U型走勢，可能要經過兩三年盤整后才能重回快速增長的通道。

經濟結構趨于優化。從產業結構看，低端工業增長減速，基礎設施、服務業增長加速。高能耗行業增長減速，經濟增長回暖與單位能耗下降并存。高新技術產業、高端制造業的投資在增加，高新技術產業帶動整體工業回暖的作用在增強。從區域結構看，以往主要依靠東部地區率先恢復的危機應對模式有所改變，中西部地區主要經濟指標的增速明顯快于東部地區。從收入結構看，國家、企業、個人的分配關系有所改變，城鄉居民收入呈現穩定增長趨勢，這有利于提高居民購買力、擴大消費需求。

經濟政策效果逐步顯現。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央及時果斷地決定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迅速出臺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一攬子計劃，著力調整內外需結構，把政策的著力點放在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農村和中西部地區需求上，促成了經濟總體形勢的向好。專家學者普遍認為，中央刺激經濟的政策措施效果已經顯現。財政貨幣政策落實好于預期。貨幣信貸快速增長，通貨膨脹轉為通貨緊縮的跡象有所改觀。有專家測算，如果不采取擴大中央政府投資規模、增值稅轉型、降低行政性收費、提高居民收入等一攬子經濟政策，2009年我國經濟增長可能僅有5%左右。采取了這些措施后，可拉動全年經濟增長

2.6個百分點以上。

自去年以來，美國次貸危機的弊端不斷顯現，至今沒有結束的跡象。美國次貸危機，導致了以美國為代表的一些西方主要國家經濟狀況惡化，美元對人民幣一路貶值。這些變化，對于中國這樣的以出口導向為主的國家的經濟，產生了嚴重的不利影響。

擴大內需的政策受到了物價上漲的嚴重挑戰，物價的上漲抑制了消費，壓縮了內需。

雖然面臨著這些嚴重的挑戰，但是，在黨中央、國務院的正確領導下，在正確的宏觀經濟政策的引導下，今年上半年我國的經濟發展還是取得了相當大的成績。初步核算，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130619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10.4%，比上年同期回落1.8個百分點。農業形勢總體良好，夏收作物喜獲豐收。工業生產增速減緩，企業利潤繼續增長。固定資產投資穩定較快增長，投資結構有所改善。國內市場銷售快速增長，城鄉消費同步較快增長。居民消費價格漲幅回落，生產價格漲幅擴大。出口增速有所回落，外商直接投資快速增長。城鎮新增就業穩定增加，城鄉居民收入繼續提高。貨幣供應量基本穩定，存款余額增加較多。正如溫家寶總理所指出的那樣，經濟形勢正在朝著預期的方向發展，而且比預料的要好。這些成績的取得，堅定了我們做好今后經濟工作的決心，也為今后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今后經濟工作的重點，一是適時、適度地調整宏觀經濟政策，為經濟的運行提供良好的政策條件；二是在經濟平穩運行的基礎之上，適時進行改革，以健康的經濟體制與機制，應對不斷出現的各種挑戰。

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說，穩定始終是壓倒一切的重要任務。因為穩定是發展的前提，而我們所面臨的問題，也只有通過發展才能夠得到解決。從上半年經濟運行的情況來看，年初中央所確定的從緊的貨幣政策和穩健的財政政策這一政策組合，是基本上適合當前經濟運行的實際情況的。不可否認，在這一政策組合之下，局部地區和一些行業的運行，出現了一定的問題。對于這些問題，應當辯證分析。一些問題是我們早就預料到的，比如說高耗能、高污染企業的增長受到了壓制，這正是我們所期待的狀況；有些問題是由于外部環境發生了變化而新出現的，比如說國際市場原油價格暴漲導致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價差擴大等，則需要我們對政策進行相應的調整。總的來看，從緊的貨幣政策和穩健的財政政策，能夠適應當前經濟發展的需要，這一政策的基調不應該改變，我們需要做的，就是在保持這一政策基調基本不變的情況下，根據變化了的形勢，適時、適度地對這一政策的部分或局部進行微調。相信在這一政策的組合下，我國的經濟能夠在今后保持健康的發展，也能夠為我們所需要進行的改革提供必要的條件。

為做好今后的經濟工作，下一步我們恐怕應該在經濟體制改革方面，付出更多的精力。深化改革，創新體制。專家學者認為，應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勞動收入所占比重，提高居民消費水平，以利于形成經濟長期增長的內生動力。應在公開透明的基礎上，建立將部分國有企業紅利轉移至公共支出領域的機制。這不僅有利于改善民生、拉動消費，還有利于抑制國有企業的投資沖動。支持中小企業發展，改善中小企業融資環境，增強經濟活力。將貨幣政策調整與金融結構改革密切結合起來，避免“開閘放水”產生通脹壓力而壓縮信貸又會對實體經濟造成損害的兩難選擇。加快金融改革和金融機制創新，提高金融體系效率，改變一方面銀行存款非常多、而另一方面中小企業和農民的資金需求又得不到滿足的局面。調整結構，推進轉型。專家學者普遍認為，實現經濟真正復蘇和持續增長，最終要靠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調整帶來的經濟轉型。首先，推動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繼續推動重化工業發展，并將發展新技術產業與發展重化工業結合起來。培育和支持新能源、新能源汽車、第三代移動通訊、生物技術等新的經濟增長點。發展現代服務業，發展文化、旅游等第三產業。建立健全退出機制，堅決淘汰落后產能，嚴格控制低水平重復建設。其次，推動企業轉型。通過開展低成本并購，推進企業規模結構優化；促進企業進行組織創新、管理創新；鼓勵企業開展自主創新，開發新產品、新技術；促進企業盡快實現從低成本競爭向差異化競爭、從多元化向歸核化、從規模擴張向質量制勝的戰略轉型。

得益于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30年來，我國的經濟有了長足發展。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我們仍然認為，中國經濟的機遇遠遠大于挑戰。這機遇來自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更來自于還有太多的領域有待改革。如同前30年一樣，今后中國經濟的發展，還是要依靠改革。下半年，我國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基本面不會改變，經濟發展總體上仍處于較快增長期。只要我們堅持貫徹中央確定的各項方針政策，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繼續嚴把土地、信貸兩個閘門，投資需求過快增長等不健康、不穩定因素也不會出現大的反彈，國民經濟能夠保持平穩較快增長的良好勢頭。關鍵是必須抓住時機，切實加大改革力度，加快推進結構調整，著力轉變增長方式，更好地堅持區別對待、有保有壓，促進協調發展，努力實現全年經濟和社會發展預期目標

第四篇：新經濟形勢下我國會計業的改革與發展

摘要：隨著國際投資、融資的迅速發展和全球經濟一體化趨勢的日益加強，應該重新審視我國的傳統會計，尤其是加入WTO后，會計業在新的經濟形勢下，其發展將受到那些因素的制約，如何進行創新以適應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趨勢。本文從會計行業內部執業規范以及行業外部的整體環境上來尋找與國際會計行業的差距，并提出一些可行性措施。

關鍵詞：會計準則；注冊會計師；會計國際化

本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國際分工和生產社會化程度的空前提高，各國經濟的相互依賴程度日益加強，出現了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趨勢，在這種新形勢下，我國不失時機地加入WTO世界經貿組織，這是我國經濟融入國際經濟一體化的必然選擇。會計作為經濟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將不可避免地受到加入世貿的影響和沖擊，加入WTO后，中國經濟將加快與世界經濟的融合，為國內會計業提供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國際會計機構的進入和會計業務的開放，將大大增加中外會計機構的接洽、合作的機會，同時會計業也面臨嚴峻的挑戰，在新經濟形勢下我國會計業將如何創新和發展，以適應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需要，這將是今后一段時間內會計業謀求生存和發展的主題。筆者從行業內部執業規范以及行業外部的整體環境上來尋找與國際會計行業的差距，提出一些可行性措施。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開始了經濟體制改革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為適應這一新的形勢，會計領域也開始加快了改革的步伐。目前，財政部會計準則委員會已經并將繼續頒布我國的一系列具體會計準則。具體準則的出臺，標志著我國會計改革已正式步入國際化的發展軌道。但是，會計的特色問題是任何國家都存在的，這是不爭的事實。因為會計是經濟發展的產物，即為經濟服務，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國情背景的制約。有什么樣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歷史傳統，就有什么樣的會計，不同的國情孕育不同形式的會計，這是會計改革必須走國情化道路的基本原因。但是入世后，在堅持會計國情化特色的同時必須及時轉變觀念，盡快縮小與國際間的差距，使會計改革的國際化與中國特色長期協調，步入健康發展的軌道。

首先，僅就我國目前的會計準則的具體條款上來講，就與國際會計慣例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現在：（1）產品成本核算方面。國際通行的做法傾向于制造成本法，而我國多用完全成本法。會計核算方面的不同直接影響了產品的定價、關稅等，進而影響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2）固定資產折舊方面。我國現階段考慮到國家財政的承受能力，除了在某些高科技行業外，絕大部分行業都是采取平均折舊法，這使我國固定資產回收期相對較長，不符合會計的穩健性原則、收入與費用配比原則，且難以及時籌集資金，造成固定資產更新緩慢，企業經營風險加大。（3）壞賬準備金的提取方面。我國加入WTO后，國內企業面臨的是世界范圍內的競爭，商務交往日趨復雜，信息的不對稱性、不完備性以及滯后性都將加大企業的經營風險。為防患于未然，增強企業抵御風險的能力，我國企業壞賬準備金的提取方式要改變，應采取賬齡法與企業資信評估相結合；同時給予企業一定的自主權，適當增加壞賬準備金提取的范圍和比例。（4）無形資產計量方面。從會計的角度看，知識經濟最大的特點就是無形資產在整個社會資產的比重中顯著上升；對一些高科技企業來說，它的比重甚至已超過固定資產而位居企業首位。這些情況說明，中國企業在與外國企業進行聯營以及合作中將處于不利的地位。[!--empirenews.page--] 其次，由于加入WTO后，我國將逐漸取消對國際會計機構在業務管理方面、數量方面、國外從業人員以及規模方面的限制，使其享有與國內會計機構同等的競爭機會與權利。因此，國際會計機構憑借其豐富的市場經驗，先進的技術管理和強大的國際背景涌入我國，搶占國內會計機構的市場份額，與我國還在成長中的注冊會計師行業進行激烈的市場競爭。而我國注冊會計師行業目前的發展現狀不容樂觀，勢必是受到嚴重的沖擊。新中國的注冊會計師行業起步晚，發展時間短，自1981年，上海成立第一家會計師事物所到現在不過是20幾年的發展歷程，與發達國家成熟的會計師行業相比，還處在初級的發展階段。其行業內部的執業規模小，業務單一，新的業務領域開拓緩慢。而在執業水平上也普遍存在著人員老化、綜合素質偏低；工作方式落后，審計質量偏低，行業規范較差的現象。而行業外部的整體執業環境較差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我國注冊會計師行業作為經濟簽證類中介機構的一種，在我國的現狀是過多、過濫，同時不少政府部門直接興辦中介機構的行為使其獨立性受到影響，而中介機構的獨立性恰恰是其生命力所在，一旦這種獨立性受到質疑，必然影響起權威性和責任意識，喪失權威性的中介機構難免有取悅市場的行為，最終使得中介機構執業行為不規范。而依靠政府授權來壟斷市場，缺少競爭和監督，執業質量難以保證，造成經濟信息的大量失真。

再次，人才培養與流失問題也是制約我國會計行業發展不可忽視的問題。市場競爭的實質就是人才的競爭，會計行業是高智商行業，人才資源是重要的資源，加入WTO后，我國要引進國際上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廣泛運用現代信息處理技術和網絡技術，這就要求會計人員必須掌握相關的理論知識和業務技能，因此一部分會計人員將面臨嚴峻的再學習和再就業的風險。職業道德和專業勝任能力是注冊會計師的“兩大法寶”，國外的會計師事務所經過多年的發展，在事務所的管理、人員培訓、客戶開發等方面擁有豐富的經驗，這正是我們所缺少的，與此同時，跨國的會計公司為了在我國迅速擴大業務量，將會以高薪、出國培訓、優越的工作環境等條件與國內會計行業進行人才爭奪戰，造成我國會計人才的流失。

上述問題嚴重制約著我國會計行業的快速健康發展。因為我國目前會計領域的特點是會計制度與會計準則并存，我國現行會計人員管理體制沿襲計劃經濟的行政運行模式，與市場經濟的許多方面不相適應，因此必須全面考慮相應的對策，在制定與國際會計標準相一致的準則的同時，必須及時轉變觀念，采取一些切實可行的措施，在制度和體制層面上進行大膽的改革與創新的嘗試。

第一，要建立一套與國際慣例接軌的規范體系。雖然我國目前已經制定發布了若干具體會計準則，但大部分僅限于上市公司應用，其內容與國際會計準則仍存在一定差距，不利于國際間企業經營狀況的比較分析，也不利于來華投資合作的外方了解中方合作伙伴的經營狀況。因此，必須按照國際慣例，建立統一的以會計準則為核心的會計規范體系，逐步參與到國際會計準則的制定中去。在目前的情況下，可以在適當時候允許上市公司直接采取國際通行的會計準則，來處理我國會計準則沒有涉及或規定不夠具體的方面。同時在會計準則的制定過程中，應充分考慮到其廣泛的代表性、權威性和獨立性，從會計界公認的客觀規律出發，公平反映社會的公共利益，保證會計師在責任和道德兩方面保持客觀獨立，加快會計制度向會計準則的轉變。[!--empirenews.page--] 第二，加大開放注冊會計師服務市場的力度，提供高質量的注冊會計師服務質量。我國現行注冊會計師行業數量的擴大與質量的提高不相匹配，很突出的一個問題就是人員老化嚴重，年輕的合格人才缺乏，行業整體素質不高，執業不規范，獨立性與權威性經常受到質疑。這些直接影響到整個行業的發展。入市后，由于WTO運行規則的需要，以及市場開放程度的加大，對會計信息提出了更高的標準，這必然會對會計人員的業務素質和知識結構突出新的要求。因此，必須下大力氣，采取多種形式，加快我國注冊會計師行業人才的培養，造就一批具備國際水平的注冊會計師，促進我國會計行業盡快走國際化發展的道路。首先，應強化行業的監督，凈化行業隊伍，吸納優秀人才。完善監督管理工作制度，加大執法力度，提高現行法律法規的可操作性，遏止違法行為的發生，對弄虛作假者予以嚴懲。逐步建立事務所執業備案制度，利用信息網絡對其執業情況進行監管。再次，必須加快人才培養的步伐，盡快調整我國現有注冊會計師的知識結構，加大后續教育和人才培訓力度。同時提供優越條件，開通高級人才的引進渠道，吸引優秀人才加入注冊會計師行業。積極儲備工商管理、電子商務、環境保護、內部審計以及法律等多方面人才，為未來多元化服務打下基礎。并通過引導和促進國內事務所之間的合并，走強強聯合的道路，使我國的注冊會計師發具備與國際同行競爭的能力和優勢。通過合并可使事務所上規模、實現所內的專業化分工，為客戶提供更全面的服務，滿足客戶多方位的需求。同時通過強強聯合，能出現一批可以與國際會計公司競爭的大型集團企業公司，不但能進一步其市場占有率和競爭能力，而且將對我國注冊會計師事業的發展帶來劃時代的飛躍。

第三，加強財務會計軟件的開發和應用，加速會計手段的現代化。加入WTO后，電子商務必將得到更廣泛的應用，我國會計電算化至今已有二十年的歷史，并且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但其軟件部分主要是模仿手工會計核算方式進行核算處理，缺少企業財務管理與決策功能，在新的經濟形勢下，我國企業參與國際競爭所進行的商務活動將更多依賴虛擬的網絡，網絡經濟對會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充分利用現代化通訊網絡技術，將會計電算化發展成為會計核算的必由之路。前幾年，我國在財會軟件開發設計中，采取國際先進技術與我國具體情況相結合的原則，開發出了適用性較強的財會軟件，然而隨著一些國外大軟件公司進入市場，國產軟件的優勢開始削弱，而國產軟件管理功能不強的弱點日益突出。盡管，國產軟件已經加快由“核算型”向“管理型”發展的步伐，但與國外軟件相比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因此，必須在軟件開發設計中揚長避短，增強管理功能，解決在預測、決策，控制和分析等方面的不足，這樣不但提高軟件市場的競爭力，又加速了會計手段的現代化進程。

總之，中國加入WTO后，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和國際資本市場的迅猛發展，會計信息全球共享是一個不可逆轉的潮流，中國的會計應努力排除各種不良影響，積極參與會計國際化的進程，盡快建立一套既借鑒國際慣例又符合我國國情的、有助于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序運作的國際會計準則型會計模式，最終實現我國會計業與國際會計行業協調發展的目標。

第五篇：新經濟形勢下我國會計業的改革與發展

新經濟形勢下我國會計業的改革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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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整理: excel視頻教程下載 編輯:王菲 文章來源：新浪

隨著國際投資、融資的迅速發展和全球經濟一體化趨勢的日益加強，應該重新審視我國的傳統會計，尤其是加入WTO后，會計業在新的經濟形勢下，其發展將受到那些因素的制約，如何進行創新以適應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趨勢。本文從會計行業內部執業規范以及行業外部的整體環境上來尋找與國際會計行業的差距，并提出一些可行性措施。關鍵詞：會計準則；注冊會計師；會計國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