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第2章中國生育政策的演變歷程

第2章中國生育政策的演變歷程 2.1鼓勵生育政策階段（1949-1953）

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后，我國不精確的人口統計數據為4～5億人，當時還沒有提出一項明確的生育政策，人口發展處于盲目的自發和無計劃狀態，出生率一直保持在很高的水平。在保護婦女身心健康的口號下，國家衛生部門于1950年4月和1952年分別發布了“禁止非法打胎”的規定和嚴格限制節育及人工流產的規定[7]。不僅國內限制銷售計生藥具，并且禁止從國外進口此類藥物。這些規定的出發點雖然是保護婦女身心健康，但在客觀上卻起到鼓勵生育的作用，這些有關規定使本來想要節育的婦女失去了節育的可能性。同時，一方面，由于人口快速增長對社會經濟的影響具有滯后效應，其作用并不能及時反映出來。另一方面，由于革命的勝利，解放了社會生產力，大批失業人口紛紛就業，在極短的時間內就解決了141.5萬的城市失業人口，這使得政府部門認為人口眾多帶來的問題并不是那么難解決的事情。另外還有中華民族傳承下來的多子多福的觀念，以及新時期的人多好辦事等傳統觀念相互影響，相互依存，促使人們認為人口眾多是一件極好的事情。毛澤東在《唯心歷史觀的破產》這篇文章也提到，“中國人口眾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8]。這句話讓人們都以為毛澤東是鼓勵生育、多增人口的。毛澤東進一步指出“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辦法，這辦法就是生產，”在當時國際政治環境下，中國政府被迫采取一邊倒的政策，對蘇聯學術界的人口理論、政府的人口政策導向也全盤移植過來，而不顧中蘇兩國國情的顯著差異，把對學習蘇聯的態度，提升為政治態度來對待。

于是，蘇聯鼓勵人口增長，獎勵多子女母親的政策和做法，得到了中國政務院衛生部的全力支持并廣為輿論傳播[9]。新中國的成立使我國社會秩序日趨安定，工業和農業生產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人民的物質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從而為我國人口的生育提供了良好的物質和生活環境以及社會環境。從1950年至1953年，我國凈增人口三千四百多萬，形成了第一個人口增長高峰期。從50年代后期起，雖然一些有遠見的人已經開始意識到了人口帶來的壓力和負擔，提出了進行人口控制的倡議，1

中央政府也允許有條件的采取人工流產和使用避孕藥具，但這時候人們對人口問題的認識并不一致，也未能形成政府的一貫指導思想。2.2政策轉變醞釀階段（1953-1959）

1953年，我國進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總人口突破6億大關，人口自然增長率高達23‰。由于人口數量增加過快，青少年升學和城市住房問題開始緊張，婦女避孕節育的要求更加強烈。猛然增加的人口與自然資源、環境資源形成了尖銳的矛盾。對此，黨和國家領導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同志都先后

在不同場合發表了關于實行計劃生育的觀點。1954年5月，鄧穎超同志就部分婦女的避孕要求寫信給任副總理的鄧小平同志，鄧小平閱后批示：“我認為避孕是完全必要的和有益的”，并要求采取一些有效措施來解決這個問題[10]。1954年12月，由于黨內外對節育問題方面的議論較多，劉少奇同志主持召開了關于節制生育問題的座談會。在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后，他代表黨中央明確指出：“黨是贊成節育的”，“說節育不人道，這不對”，“如果不節育”，人口“增加還要快”，“人口增加后有沒有困難？有困難，困難很多，父母、家庭、小孩子本身都困難，社會和國家也困難”[11]。

1956年底在黨的“八大”會議上，周恩來在代表中國政府所做的《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中提出:“為了保護婦女和兒童，很好地教養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榮，我們贊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適當的節制”[12]。這是我國控制人口的思想首次正式以政府文件的形式公布于眾。與此同時，社會各界人士，如邵力子、馬寅初等也以不同方式陳述了自己關于節制生育的思想。從節制生育思想的提出到逐步傳播，是在不斷與鼓勵生育思想的矛盾斗爭中開展的，同時為我國制定限制人口增長的生育政策奠定了思想和理論的基礎。然而，在1957年，中國節制生育政策向前發展的腳步由于反右派斗爭而停滯不前了。一些主張制定和落實生育政策的學者被打成右派分子，原本是積極思想的控制人口增長的主張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言論。1959年，各種宣傳節育思想的文章與活動都消失了。關于人口政策方面的工作一時陷于僵硬狀態，既沒有任何正式 2

文件說明提倡節育是錯誤的，國家政府也沒有出臺任何新政策鼓勵人們生育。

2.3實施限制生育政策階段（1959-1969）

1959～1961年，我國國民經濟發生嚴重困難，把人口增長過快問題再次提到人們的面前。因而，1962年12月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名義發出了正式文件《關于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批示》，在文件中明確宣布:“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農村提倡節制生育，適當控制人口自然增長率，使生育問題由毫無計劃的狀態逐漸走向

有計劃的狀態，這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既定的政策”[13]。這樣，有計劃的控制人口增長首次被提到國家政策的高度。該文件明確提出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把計劃生育工作列入工作日程，安排定期進行討論和檢查；有關各部門和群眾團體要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積極宣傳倡導節制生育工作，做好宣傳教育，通過對廣大人民群眾進行技術指導、供應避孕藥物以及研究新的科學避孕措施等方法，積極貫徹落實節制生育政策。

1963年10月，在國務院召開的全國第二次城市工作會議上，對計劃生育的有關問題進行了詳細的討論，要求中央和地方都成立計劃生育委員會，具體帶頭做好這方面的工作。1964年國務院計劃生育委員會成立，著手進行試點工作，以便取得經驗，逐步推廣。隨即全國各地紛紛成立了計劃生育工作機構，普遍開展了節制生育的實際工作。經過一段時間在城市和部分農村的試點工作，生育率有了明顯的降低，1968年城市的人口出生率為20.85‰，比1963年的44.05‰降低了23.2個千分點，農村人口出生率也降低了6.48‰，由此可以看出節制生育政策是十分有效的。

控制人口增長的政策剛剛萌芽，建立起來的相關人口機構剛開始工作不久，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災難又降臨中國大地，計劃生育機構的工作基本停頓了，人口控制工作再次被迫停頓，更談不上采取任何控制生育的措施，我國的人口再次處于任意發展的態勢。人口持續高速增長，經濟面臨崩潰邊緣，人口問題日益突出，人口壓力更加嚴重。60年代末期，我國總人口已突破8億大關，比建國初期增 3

加約3億人口，形成了我國的第一個生育高峰期，人口的年均出生率都在34‰以上，每年增加的人口在2000萬左右。2.4實施計劃生育政策階段（1970-1986）

2.4.1實施寬松的計劃生育政策階段（1970-1980）

70年代初，毛澤東發出“人口非控制不行”的指示。我國政府和領導人也提出要特別注意計劃生育，使人口增長與國民經濟的發展相適應，把人口發展作為我國的一項重要工作需要重點研究。1973年，國務院成立了計劃生育領導小組，計劃生育工作機構也在各地相繼成立，人口指標開始被納入國民經濟計劃，計劃生育工作開始在全國范圍內鋪陳開來。我國逐步形成了以“晚、稀、少”為中心的計劃生育政策，即“鼓勵男女青年晚婚晚育，鼓勵夫婦拉長兩胎之間的間隔，鼓勵一對夫婦少生子女”，具體內容為晚婚女性為23歲，男性為25歲，一對夫婦最好生育一個孩子、最多兩個，生育間隔必須在3年以上?！巴怼⑾　⑸佟闭唔槕藦V大人民群眾的意愿，盡量采取群眾自愿的原則，既滿足了有生育意愿婦女的生育要求，又可以讓不想繼續生育的婦女采取避孕措施。該政策達到了控制人口數量的目的，取得了顯著的成績。1980年，全國總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12下降到1980年的2.238，凈增人口數由2321萬降至1163萬，自然增長率由2.88%大幅度下跌到1.19%[14]。城市總和生育率為1.15[15]。這表明在提倡生育一胎，允許生育二胎的生育政策下，城市地區做到了基本上只生一胎。這也從另一方面反映出該時期生育政策的可行性。

2.4.2實施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階段（1980-1986）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為了和經濟發展目標相適應，國務院明確提出了20世紀末力爭全國總人口不超過12億的人口總目標，以實現全國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達到小康的目標。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確立與之相適應的控制人口的生育政策。1980年9月，國務院在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國務院經過認真研究，認為在今后二三年內，必須在人口問題上采取一個堅決的措施，就是除了在人口稀少的少數民族地區以外，要普遍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以便把人口增長率盡快控制住，爭取全國總人口在本世紀末不超過 4

1211億”[16]。有關方面根據1979年我國出生率、人口自然增長率、總和生育率的計算、研究和預測，我國要實現在20世紀末人口不超過12億的目標，必須實行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的獨生子女政策，才能實現該目標。

在上述背景下，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了《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公開信》指出：為了爭取在20世紀末把我國人口總數控制在12億以內，中央要求所有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特別是各級干部，用實際行動帶頭響應國務院的號召，并且積極負責地、耐心細致地向廣大群眾進行宣傳教育[16]。在《公開信》中，表明了控制我國人口增長、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且還對此種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的政策將來可能帶來的問題做出了合理的解釋，認為該政策在未來可能引起的人口老齡化和對子女的壓力都能適當的解決?！豆_信》的發表標志著我國獨生子女人口生育政策的正式出臺及全面實施。在未經試點與未考慮是否具有可行性的條件下，激進的實施盡可能的只準生育一個的生育政策，加上當時的各種社會因素，使本應下降的生育率，轉變為回升的趨勢。1981年和1982年，全國總和生育率分別回升2.63和2.86，第一、二個小孩出生間隔縮短為2.2年。出生率回升為20.91‰和22.61‰,農村總和生育率回升到2.93和3.20,城鎮總和生育率回升到1.40和1.58。峰值生育年齡段僅3年時間就反彈為20～24歲[17]。由于沒有考慮到中國的實際情況，使本來加大控制人口數量的政策，實際效果與主觀愿望背道而馳。使本來已經逐步下降的生育政策又突然升高。緊縮政策使計劃生育工作出現了空前的困難，群眾的工作十分難解決；黨和領導干部與群眾的關系也越來越僵化。1984年，黨中央及時地下發了《關于計劃生育情況的匯報》的七號文件，以山東“開小口堵大口”的經驗，即適當放寬農村群眾生育第二胎的政策(開小口)，減輕計劃生育工作的壓力，但嚴防超計劃的二胎和三胎及以上生育行為（堵大口），從政策高度加以完善，實踐反復證明這是完全正確的[18]。開小口堵大口政策的嘗試，雖然使出生率出現了一定幅度的回升，但是卻在某種程度上穩定 5

了群眾和干部的緊張關系，也挽回了計劃生育工作的緊張局面。更為重要的是，這種開小口、堵大口的做法，比較全面而又符合實際地形成了中國特色的以計劃生育為人口控制方式的經驗。

2.5我國現行生育政策（1986-至今）

1986年5月中央轉發了《關于“六五”期間計劃生育工作情況和“七五”期間工作意見的報告》的13號文件，強調了必須嚴格控制人口增長的精神[19]。根據中央的文件精神，從1986年起一直到九十年代初，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先后頒布了地方計劃生育條例，基本上穩定了八十年代中期的生育波動現象。至此，我國現行的生育政策得以形成，其具體內容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優生，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國家干部、職工、城鎮居民除特殊情況外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農村某些群眾確有實際困難，可以有計劃地安排間隔幾年以后再生第二胎；不論哪一種情況都不能生第三胎；少數民族地區也要提倡計劃生育，具體要求和做法可由有關省、自治區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制定[20]。

在具體實施的過程中，我國農村人口的生育政策大致可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類型是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同時嚴格按照規定條件照顧生兩個孩子，照顧生二孩的比例不超過10%，實行這一政策的是北京、上海、天津、江蘇、四川五個省、市；第二種類型是照顧獨女戶可生兩個孩子。河北、山西、遼寧、浙江、山東、河南、湖南、陜西等18個省、自治區實行這一政策；第三種類型是基本允許生兩個孩子。寧夏、云南、青海、廣東、海南實行這一政策[16]。從民族劃分的角度看，漢族以外的55個少數民族的生育政策又大致可以分為兩種類型：第一種類型是人口超過1,000萬的壯族，提倡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嚴格控制二胎，堅決杜絕多胎；第二種類型是人口在1,000萬以下的少數民族，允許一對夫婦生育二胎，個別的可以生育三胎，不準生育四胎，但由于各少數民族的具體情況不同，在執行計劃生育政策時，個別的也可生育四胎，甚至在人口較少的幾個少數民族中不實行計劃生育[21]。

2001年12月29日我國頒發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計劃生育法》(2002年9月1日施行)，將原有的政策性規定法律化為：“國家穩

定現行生育政策，鼓勵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子女；符合法律、法規規定條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個子女，具體辦法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代表大會或者其常務 委員會規定”[22]。

表2.1是根據有關資料整理而成的我國人口的變化情況。從表中可見，2004年底全國總人口與第四次人口普查時相比，由11.337億人增加到13億人，14年13零4個月共增加了1.663億人，平均每年增加1190萬人，而從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到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全國人口由5.88億增加到11.3億，年均增加1465萬人。由此可見，多年來的計劃生育政策以使我國人口快速增長的勢頭得到有效地控制，我國人口已基本實現了從高出生、高死亡、高增長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人口再生產類型的轉變，總人口數量的增加趨緩。

資料來源:1.人口和計劃生育常用手冊(2003)第49～51頁

2.2003、2004年數據來自2003年、2004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3.2000年總和生育率來自五普資料圖2.1是根據1949年至2003年中國人口變動表繪制的走勢圖。

由圖可以看出，1950年到1954年出生率、總和生育率處于穩步上升的趨勢，我國當時正采取鼓勵生育政策的時期。1959～1961年，我國國民經濟發生嚴重困難，從圖中看出，該時期無論是出生率、死亡率、自增率都急劇下降。而從1970到1980年，是我國實行“晚、稀、少”的生育政策，該時期的出生率穩中有降，恰好證明該時期的人口政策是非常適中的。1985年的時候由于我國采取了緊縮的生育政策，出生率出現了一個小高峰，到90年代才有所下降。到了90年代，由于我國采取的計劃生育政策和經濟水平的提高，使得出生率和死亡率均大幅度下降。

圖2.1 1949年～2004年自然增長率等變化趨勢

[7」孫沐寒.中國計劃生育史「M].北京:北方婦女兒童出版社，1990.[8〕土勝今.中國人口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M].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03.「川土勝今.人口社會學「M].吉林:吉林大學出版社，138-139.[10」姚新武，尹華編.中國常用人口數據集[M].北京:中國人口出版社，1994: 44.[11」尹豪.人口學導論[M].中國人口出版社，2006: 336.[12〕毛澤東.唯心歷史觀的破產.毛澤東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509一1517.[13〕湯兆云.20世紀60年代中國人口政策評價「J〕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4,(2).[14〕湯兆云.20世紀70年代中國人口政策研究「J].江西社會科學，2003,(3).[1別湯兆云.新中國人口政策的演進歷程「J].世紀，2003(5).[16〕湯兆云.新時期中國人口政策研究綜述「J].懷化學院學報，2004(2.[17〕湯兆云.中國現行人口政策的形成與穩定.中共黨史資料.2008(2).[18]馮立天.中國人口政策的過去、現在和將來「J]，人口研究，2000(4.[1川曾鴻.新時期人口政策應有新思路[J]，問題研究，2003(5).[20〕金小桃，9

周學馨，朱堯耿.關十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與人口政策拓展的戰略思考「J].南方人口，2005(4).[21」陳一平.中國人口政策的評價性分析與選擇:可持續發展的框架「J].南京社會科學，2001，(3).[22]曹寶石，毛彩菊.打造可持續發展的21世紀中國人口政策「J].蘭州學刊，2005(3).

第二篇：中國勞教制度的歷程和演變

中國勞教制度的歷程和演變

1955年8月，中共中央批準下發了《關于徹底肅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吨甘尽芬幎?，對當時的肅反運動中清查出來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不夠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適用于繼續留用，放到社會上又增加失業的，則進行勞動教養，就是雖不判刑，雖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應集中起來，替國家做工，由國家發給一定的工資。這是我們國家出臺的第一份有關勞動教養的紅頭文件。

1957年8月1日，經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78次會議批準，國務院出臺《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第一次以行政法規的形式，確立了勞動教養制度。所以，一般公眾以及官方的標準說法，都是中國的勞教制度始于1957年。2007年，全國公安和政法系統搞了勞教制度誕生50周年的慶?；顒?。

上述文件規定勞動教養對象為：1.不務正業，有流氓行為或者有不追究刑事責任的盜竊、詐騙行為，違反治安管理、屢教不改的；2.罪行輕微，不追究刑事責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會主義的反動分子，受機關、團體、企業學校等單位的開除處分，無生活出路的；3.機關、團體、企業、學校等單位內，有勞動力，但長期拒絕勞動或者破壞紀律，妨害公共秩序，受到開除處分，無生活出路的；4.不服從工作分配和就業轉業的安置，或者不接受從事生產勞動的勸導，不斷地無理取鬧，妨害公務，屢教不改的。

《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在反右高潮中出臺。勞動教養成為當時解決右派分子的重要方式。全國55萬右派分子中，約有48萬多人送勞動教養，4萬多人被判刑，留單位的是極少數。

1961年4月，公安部制定《關于當前公安工作十個具體政策問題的補充規定》。依據該《規定》，勞動教養的期限是兩年到三年，由勞教機關內部掌握，只在收容時向本人及其家屬宣布；對表現不好的勞教人員，可以延長勞動期限。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開始，公檢法被砸爛，勞動教養制度停止實施。一部分勞教人員被釋放；一部分勞教人員被轉移到監獄、勞改隊，當作罪犯進行管理。這期間，牛棚是右派分子的勞教所的別稱。牛棚只是約定俗成的民間說法，并不存在于官方的正式文件中，但也不為官方所否定。被關入牛棚的人，人身自由、言論自由都受到嚴格限制，并被強制勞動。

文革結束，中國第一次比較集中地出現廢除勞教制度的意見，主要在學術界，沒形成大眾輿論。1979年11月，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國務院發布的《關于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這是關于勞動教養制度的第二個法律文件。《補充規定》確立了勞動教養委員會制度：省、自治區、直轄市和大中城市政府成立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由民政、公安、勞動部門的負責人組成，領導和管理勞動教養的工作。規定還確定了勞動教養的期限：一般為一年至三年，必要時延長一年。1980年2月，將1957年頒布的《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重新發布實施。同年2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繼續辦好勞動教養》。1982年1月21日頒布《勞動教養試行辦法》，將勞教人員范圍從城市擴大到農村，并規定了罪行輕微，不夠刑事處分的反革命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有流氓、賣淫、盜竊詐騙等違法犯罪行為，屢教不改，不夠刑事處分的等六種勞教人員。于是，勞動教養制度中斷10年后重新啟用。此后，勞教制度貫穿整個新時期。今天，各地勞教委簽發的勞教決定通知書，引用的仍然是這些文件。

第三篇：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演變

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演變

計劃生育政策是中國人口政策的核心，它是以馬克思主義的人口理論為指導，從中國實際情況出發而提出的政策。這種政策體現著全國人民群眾的意志和利益以及社會主義四化建設的需要。

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經歷了反復探索和不斷完善的發展過程。這個發展過程，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從新中國建立到五十年代后期，這是人口出生第一次高潮和節制生育呼聲第一次起伏時期。

新中國建立以后，由于國內戰爭剛剛結束，人民需要休養生息。隨著民主改革的完成，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面臨的首要任務是鞏固政權，恢復經濟，解決舊社會遺留下的生產凋零、失業、貧困、饑餓和防治疾病等一系列問題。新中國成立之初，美國國務卿艾奇遜說：“中國人口在十八、十九兩個世紀里增加了一倍，??。人民的吃飯問題是每個中國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個問題。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保ㄗ⑥D引自毛澤東的《唯心歷史觀的破產》，見《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1400頁。）對于這種否定、懷疑中國革命的謬論，毛澤東在《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一文中予以堅決的駁斥：“中國人口眾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辦法，這辦法就是生產。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如象馬爾薩斯者流所謂食物增加趕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謬論，不但被馬克思主義者早已從理論上駁斥得干干凈凈，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蘇聯和中國解放區的事實所完全駁倒?！薄笆篱g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我們是艾奇遜反革命理論的駁斥者，我們相信革命能改變一切，一個人口眾多、物產豐富、生活優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國，不要很久就可以到來，一切悲觀論調是完全沒有根據的?！保ㄗ⑥D引自毛澤東的《唯心歷史觀的破產》，見《毛澤東選集》（合訂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400、1401頁。）毛澤東的這些論述，給當時懷疑新政權是否能夠醫治好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創傷和認為人口太多因而悲觀的人們以信心和力量。這種信心和力量是剛剛站起來的中國人民所十分需要的，上述論點在鼓舞全國人民奮力解決當時面臨的主要任務上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上述論點也包含了忽視人口控制的因素，特別是這個論點后來被一些人所誤用，據以反對節制人口的正確主張，導致片面的、錯誤的人口理論曾盛行一時，直接、間接影響了計劃生育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放松了對急劇增長的人口的控制，這種消極的后果是很嚴重的。

經濟恢復時期和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中國國民經濟很快得到恢復和發展。經濟迅速發展，刺激了生育率的上升，特別是處于小生產狀態的、以手工勞動為主的農業生產發展需要增加勞動力，封建社會長期形成的多子多福的落后生育觀又頑強地在生育上表現其作用，同時這一時期許多嚴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得到良好控制，人口死亡率特別是嬰兒死亡率大幅度下降，這樣人口的自然增長率迅猛上升。對于這種轉變，當時缺乏正確的認識和研究，對社會主義人口規律就是人口不斷迅速增長的片面觀點，缺乏清醒的認識，甚至認為中國人口迅速增長是社會繁榮和生活改善的標志。因此，對于人口的發展不僅沒有及時采取有計劃的控制政策，而且還采取了一系列直接間接鼓勵盲目生育的行政、經濟措施，如嚴格限制人工流產和禁止做絕育手術的規定，對多子女的職工實行經常性的困難補助，等等。

一九五三年中國進行了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工作，普查的結果表明，新中國建立后的四年凈增加人口4600多萬。這樣，人口無計劃地盲目增長同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的矛盾開始顯露出來。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開始注意到控制人口盲目增長的必要性。這一時期隨

著建設事業的發展，城市就業人數迅速增加，特別是婦女就業人數的迅速增加，使許多家庭要求減輕多子女的拖累，緩和多子女同父母親的學習、工作、健康以及改善家庭生活之間的矛盾。同時城市人民群眾隨著文化水平的提高，要求節育的人也逐漸增多。在這種情況下，一九五三年八月，政務院批準了衛生部關于《避孕及人工流產法》。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節育問題座談會。會后由一些有關部門負責人組成節育問題研究小組。劉少奇在節育問題座談會上明確指出：“現在我們要肯定一點，黨是贊成節育的，要適當提倡，不要反對。”（注《人民日報》社論，1957年3月5日。）一九五五年三月，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控制人口問題的指示》。一九五六年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中提出：“除了少數民族的地區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傳和推廣節制生育，提倡有計劃地生育子女?！敝芏鱽碓谝痪盼辶昃旁露呷铡蛾P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中指出：“為了保護婦女和兒童，很好地教養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榮，我們贊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適當的節制?！保ㄗⅰ吨袊伯a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第148頁。）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了：“人類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計劃地增長?！薄坝媱澤?，也來個十年規劃。??人類在生育上頭完全是無政府狀態，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將來要做到完全有計劃的生育，沒有一個社會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來做，那是不行的?！保ㄗ⒚珴蓶|：《做革命的促進派》，《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71頁。）當時著名的經濟學家馬寅初和邵力子以及一些其他學者，也先后提出過控制人口增長的主張。馬寅初一九五七年二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和六月在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先后提出了他對人口問題的主張，發表了“新人口論”。他根據一九五三年全國人口普查的資料客觀地估量了中國人口發展的態勢，分析了人口增長過快與資金積累、輕工業原料生產、糧食生產以及科學研究之間的一系列矛盾，提出了控制人口數量和提高人口質量的主張。當時有關人口政策的思想開始活躍起來，節育工作在一部分城市初步開展起來。

但是，到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反右斗爭開始了，由于“左”的思潮影響，不久斗爭出現了擴大化傾向，把馬寅初等人的人口觀點及其他學者主張節制生育的觀點與馬爾薩斯主義等同看待，展開了批判，指責馬寅初等人的觀點是見口不見手的“人口論”。這種“左”傾的人口觀點，不講人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的二重性，片面夸大了人作為生產者的一面，片面宣揚所謂“人手論”?！叭硕嗪谩钡挠^點一時統治了人口理論界。這種錯誤的觀點，嚴重影響了人口政策，放縱了人口的盲目增長。

從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七年的八年間，全國共增加人口10500萬，年平均遞增率達22.4?。每年約出生2000萬人以上，總和生育率達到6，人口出生率達30?以上。這是新中國人口發展的第一個高潮期，也是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醞釀時期。

第二階段，從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末期，這是計劃生育被重新提起但隨即遭受“文化大革命”**嚴重破壞的時期。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國民經濟發生了嚴重困難，人口增長速度大幅度下降。一九六二年以后，隨著國民經濟狀況的好轉，人口出現了補償性的生育高潮。一九六二年人口出生率達到37.01?，一九六三年更高達43.37?。人口這種盲目高速增長，再度引起國家的關注。

一九六二年底，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關于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指示》，提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農村提倡節制生育，適當控制人口自然增長率，使生育問題由毫無計劃的狀態逐步走向有計劃的狀態，這是社會主義建設中既定的政策。（注《健康報》（計劃生育版），1984年9月28日。）一九六三年十月，中共中央批轉了國務院在第二次城市工作會議上的決定，提出“中央和地方都要成立計劃生育委員會，具體領導這方面的工作”。并提出在幾個方面積極開展計劃生育工作，如：加強群眾運動；加強技術指導；積極組織避孕藥

具的科學研制和供應；有關部門適當修改不利于計劃生育的規定；提倡晚婚等等。在許多大中城市，計劃生育工作初步開展起來，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都有所下降。

一九**年七月，中國進行了第二次全國人口普查，普查結果是全國總人口達到69458萬多人。人口基數的增大使國家進一步重視了計劃生育工作，認為開展計劃生育工作對有計劃地進行經濟建設，保障婦女兒童健康和適當安排群眾生活，具有重要意義，是一件有關國計民生的大事。與此同時，國務院決定成立了國務院計劃生育辦公室，開始將計劃生育工作納入政府工作議程。一九六五年，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提出一系列控制人口增長的政策和措施，如：提倡制造口服避孕藥并免費發放，提高節育技術，衛生工作和計劃生育工作相結合，加強計劃生育工作的宣傳教育和技術指導，計劃生育與改善人民生活和合理安排勞動力一起抓，并提出人口增長目標。當時普遍宣傳的口號：“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

計劃生育工作剛剛開展起來，“文化大革命”**開始了。這種**對計劃生育工作也有嚴重的干擾和破壞。**期間，雖然國家對控制人口增長問題也相應采取了一些措施，許多群眾根據本身的需要和利益仍在實行計劃生育，但是由于各級領導機關受沖擊，各項正確的政策制度受到破壞，從總體上看，在計劃生育工作領域也不例外地出現了無政府主義盛行的局面，這導致生育上的無政府狀態和人口增長的失控。

六十年代，中國人口平均增長的速度很快，從一九六二年到一九七〇年，全國人口年平均遞增率達26?，總和生育率為5.91，九年共凈增加人口17000萬，這是新中國第二個人口出生高潮期。

第三階段，從七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這是計劃生育政策取得顯著成效時期。

一九七〇年以后，周恩來克服重重困難，頂住“四人幫”的干擾和破壞，做了大量的工作，為中國計劃生育工作打下了一定基礎，人口出生率開始逐年下降。一九七一年國務院批轉了衛生部、商業部、燃化部《關于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報告》，提出：除人口稀少的少數民族地區和其他地區外，都要加強對這項工作的領導，深入開展宣傳教育，把晚婚和計劃生育變成城鄉廣大群眾的自覺行動，力爭在“四五”期間城市人口自然增長率降到千分之十左右，農村降到千分之十五以內。當時再次提出了“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一對夫婦有兩個孩子為最理想的計劃生育要求。一九七三年國務院成立了計劃生育領導小組。在計劃生育宣傳教育上，提出了“晚、稀、少”的口號。為了便利群眾節育，全國免費發放避孕藥具。同年，在周恩來主持的全國計劃工作會議上，第一次把人口增長指標納入了國民經濟計劃。

這一時期，中國計劃生育工作在制定、落實政策措施上，有了新進展，后期人口理論工作也開始打破萬馬齊喑的沉悶局面；

逐步修改了一些不利于計劃生育的政策和規定，制定了一些有利于控制人口增長的政策和法規，國家法律明確規定：“國家提倡和推行計劃生育”；

調整和充實了各級計劃生育工作組織，配備了專業干部，總結了歷年來開展計劃生育工作的經驗；

進一步加強了計劃生育科研機構和技術隊伍，加強了避孕藥具的生產和供應；

政府提出獎勵只生育一個孩子的夫婦，提出加強社會保險，做好婦幼保健和老年人福利工作，以鞏固計劃生育的成果；

馬克思主義人口理論開始得到較廣泛的傳播，全國和一些地方相繼舉辦人口理論學習班和研討會，為計劃生育工作的開展，在思想和理論上做了有益的工作。

這個時期，雖然各項工作都受到林彪和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干擾和破壞，受到“左”傾思潮的影響，但是粉碎“四人幫”以后，由于中共中央及時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政策措施，各地的計劃生育工作在逐步走向正規化方面畢竟有所前進，特別是控制人口增長的重要性

日益明顯，城鄉人民，尤其是城市中有日益增多的人逐步認識到了控制人口增長對國家、集體、個人的利害關系，比較自覺地接受了計劃生育思想。因此，**中仍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人口出生率由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〇年的年平均34.4?下降到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八年的24.16?。同期，總和生育率由5.91下降到3.94，女性平均初婚年齡由20.11歲上升到21.56歲。

第四階段，一九七九年以后，計劃生育進入一個新階段。

中國對于如何解決自己的人口問題，經過了三十年的正反兩方面的實踐和認識，直到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才在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從中國的國情出發，進一步明確了計劃生育政策的指導思想，并把計劃生育提到國策的高度。就計劃生育政策的理論基礎來說，這一時期明確了兩種生產的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理論，是指導中國人口政策的理論基礎，肯定和推行了“兩種生產一起抓”的經驗。

中國共產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在提出中國新時期的總任務、總目標同時，提出了本世紀末把人口控制在12億的目標。為使人口的增長同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相適應，國家采取并逐步完善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一九七九年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提出：“鼓勵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一九八〇年中共中央提出：計劃生育要采取立法的、行政的、經濟的措施，鼓勵只生育一個孩子；

一九八〇年九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表了《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從思想上、理論上闡述了計劃生育的迫切性和重要性。號召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全體干部，帶頭實行計劃生育，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這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對控制中國人口增長，加速現代化建設的堅定決心；

一九八〇年九月，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了新的《婚姻法》，第十二條規定：“夫妻雙方都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边€規定了青年的最低結婚年齡：“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歲，女不得早于二十周歲。晚婚晚育應予鼓勵?！毙禄橐龇ㄟ€對優生優育問題作了規定；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規定：“第二十五條國家推行計劃生育，使人口的增長同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相適應?！薄暗谒氖艞l婚姻、家庭、母親和兒童受國家的保護。夫妻雙方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憲法中還規定：國務院和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規定的權限，領導和管理計劃生育工作；提出“兩種生產一起抓”?！秶窠洕蜕鐣l展第六個五年計劃（一九八一至一九八

五）》中規定：“嚴格控制人口的增長，妥善安排城鎮勞動力的就業，在生產發展和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基礎上，使城鄉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繼續得到改善?！眹彝瑫r還提出，把計劃生育納入建設社會主義兩個文明的內容，人口發展計劃列入社會長遠發展規劃，并開展人口發展趨勢預報工作；

在人口學研究和計劃生育領域對內、對外實行開放政策。

一九八四年，中共中央在深刻地分析了當時中國計劃生育工作實際情況后，強調指出，要把計劃生育政策建立在合情合理、群眾擁護、干部好做工作的基礎上。做到既要有效地控制人口，又要密切黨群關系，促進安定團結。為進一步完善計劃生育具體政策，中共中央提出，在繼續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的同時，在農村繼續有控制地放寬一些，有特殊困難的家庭，經過批準可以生二胎；但要堅決堵住大口子，即嚴禁超計劃的二胎和多胎。對少數民族的生育政策，也作了明確規定。在執行中，根據不同地區的經濟、文化條件、人口構成和計劃生育工作開展情況，從實際出發，因人因地制宜，實行分類指導。具體要求上，農村比城市寬，邊遠、人口稀少地區比人口密集的地方寬，少數民族比漢族寬。有特殊情況的，如雙方為獨生子女結婚的、第一個孩子為非遺傳性殘疾的、夫婦為歸國華

僑的、農村中確有實際困難并愿意生育兩個孩子的育齡夫婦，都可以有計劃地安排生育第二個孩子。生育政策的這種調整，有利于計劃生育制度趨于完善。

兩年多來，各地本著計劃生育工作服務于、服從于四化建設的需要，進行了完善計劃生育政策的試點工作。關于“開小口子”，有如下幾種情況：規定若干條可以生二胎；照顧獨生子女戶再生一個，間隔多年再安排生二胎；降低多胎率的同時開放二胎；按經濟地理條件規定不同的生育政策要求；晚婚晚育加間隔；少數民族和華僑執行特殊的生育政策。實踐證明，根據中共中央關于生育政策要緩和漸變的思想，從實際出發，做到既要有效地控制人口，又要密切黨群關系，促進安定團結，合情合理，群眾擁護。

從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五年，這七年人口出生率平均穩定在19?左右，自然增長率穩定在12.5?左右，總和生育率為2.3左右。如果按一九七〇年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水平來計算，從一九七一年到一九八五年共少生約2億多個孩子，其中一九七九年以后占一半。中國生育率迅速下降這一事實已經被全世界公認，一個經濟文化還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在不到一代人的時間內，生育率已經接近更替水平，這是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

三十多年來，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經歷了不斷發展、完善和提高的過程。實踐證明，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實行計劃生育控制人口增長，是完全可以辦到的，關鍵在于對計劃生育要有一個正確的認識，要排除各種錯誤思潮的干擾，要堅定不移地把它當作長期戰略任務來對待，并在廣泛宣傳教育的基礎上，采取行政的、經濟的、立法的綜合措施來促其實現。同時也應該看到，中國的計劃生育工作雖然取得了很大成績，但是由于人口基數大、年齡構成輕，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兩次人口出生高峰中生育的人，已經進入和將要進入婚育年齡期，人口出生率的繼續降低會遇到更大困難，如果稍一松懈，人口自然增長率很快就會回升。針對這種情況，應該認真總結過去計劃生育工作的經驗和教訓，進一步改進、完善計劃生育政策，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在這方面的優越性。

第四篇：中國留學政策發展與演變

中國留學政策發展與演變

賈江濤 盧義婷

? 2012-08-20 11:12:14

來源：《中國信息報》2012年08月17日

出國留學活動起源于相對落后國家、地區或領域培養緊缺人才或高層次人才的需要，在當代發展成為接受不同模式教育的一種選擇。中國的出國留學政策是中國政府公共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國家決策層根據一定時期的基本國策、國際關系、價值標準與合理性原則，對出國留學活動實施管理、服務、控制和調節的制度性規定。中國的出國留學政策具有比較明顯的漸進性和相對獨立的階段性特點，其主體內容和實施導向是由國際和國內的政治、經濟、文化狀況以及中國對外關系所決定的。因此，出國留學政策的變革，實際上就是中國出國留學活動歷史演變的寫照。

新中國各發展階段的留學方針導向

我國的留學政策不斷出臺，同時又反哺性地支撐和培育著出國留學活動的發展，并影響著出國留學制度改革的日益深化和不斷走向成熟。留學人員及其留學活動是出國留學政策形成、變革與發展的基本原動力。

20世紀50年代，公派留學的政策要點是：嚴格選拔，寧少勿濫；嚴格審核，爭取多派，理科為主，兼顧全面；多派研究生，一般不派大學生；保證重點，兼顧一般；保證質量，爭取多派；既要派研究生和大學生，又要派短期進修生與實習生。鼓勵在外中國留學人員回國工作的政策要點是：不論先后，一視同仁，來去自由。

20世紀60年代，公派留學政策的要點是：減少數量，提高質量；試行向西方國家派遣留學生；停派留學生。

20世紀70年代，公派留學政策的要點是：恢復派遣語言類進修生；主要向西方國家擴大派遣留學人員；抓緊時機，積極選拔，廣開渠道，力爭多派，科技為主，兼顧其他。

20世紀80年代，出國留學政策的要點是：公派--積極主動，擇優選拔，保證質量，廣開渠道，力爭多派，突出重點，統籌兼顧；自費--對自費留學人員在政治待遇上與公費留學人員一視同仁，但在申請條件上有一定的限制；公派--探索擴大選拔派遣博士留學生的數量和途徑；自費--申請自費留學如手續合法則不受任何限制；公派--按需派遣，保證質量，學用一致，加強管理；回國--提供各種服務，創造好的工作環境和生活條件，拓寬就業范圍并實行人才流動；在外--采取適當靈活的政策和通情達理的作法，并給予合情合理的解決。

20世紀90年代，出國留學政策的要點是：自費--收取高等教育培養費，以限制自費出國留學；公派--博采各國之長，按我之需，取人之長，精選精派，定向定人，力爭保質?；?；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國家出國留學工作機制進行了重大改革，其要點是：公派--個人申請、專家評審、平等競爭、擇優錄取、簽約派出、違約賠償；自費--開辟自費留學中介市場，并實施預警和監管。與此同時，鼓勵回國的政策體系也在持續地改革中不斷完善。

進入21世紀，我國的留學教育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一是“來去自由”的留學觀念更加深入人心。為適應經濟全球化和科技一體化的發展，人們把是否具有國際交流背景作為人才素質和能力的重要條件，這將激發人們出國留學的積極性。二是出國留學的經費資助渠道日趨多樣化。過去的留學教育基本上屬于精英教育，能夠出國留學的主要是一些社會、科技精英和一些家庭經濟條件較好人員的子弟。而隨著我國經濟貿易和科學研究的國際化的發展，出國留學的經費資助渠道將會由單一的公費和自費渠道向多樣化方向發展。三是出國留學渠道將會更加順暢。實際上，目前對出國留學的限制主要不是來自于國內，而是國外簽證機構?！熬惩庀M”和“自然人流動”作為參與WTO的國家共同遵守的游戲規則，將會對國外的限制起到軟化的作用。因此，可以預料，在今后一段時間，我國留學教育發展將會進入一個良性發展的階段，其規模與速度將會在原有的基礎上有較大的提升。

各時期留學政策分析

1978～1986年：恢復階段

1978年，我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與外國的教育交流迅速發展，國家改革開放政策極大地帶動了出國留學生的派遣工作。1978-1986年，可以說是我國出國留學工作的恢復和起步階段。1978年8月，教育部發出《關于增選出國留學生的通知》，提出要高度重視留學人員的選派工作，選拔的出國留學生包括大學生、研究生和進修生，專業主要為理工科相關專業。這實際上是恢復和起步時期規定的派遣方針。

1980年10月，教育部等六部門召開了出國留學人員管理工作會議，通過了《關于出國留學人員管理工作會議情況的報告》。報告進一步明確了派出留學人員的方針，即“突出重點，統籌兼顧，在保證質量的前提下爭取多派一些，并在最近幾年內保持派遣數量相對穩定”，并第一次提出單位也可派出留學人員，提出了有關計劃、選派工作的改進意見。1980年11月，教育部等部門根據實際情況對派遣人員做出調整，提出應多派研究生，少派或不派本科生。1978年以前，自費出國留學人數很少，國家沒有統一的政策。

1981年1月，國務院批準了教育部等7個部門聯合提出的《關于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這是建國以來第一個關于自費出國留學的政策性文件，明確規定了自費出國留學的性質、自費留學與公費出國留學的關系等。該文件指出：自費留學人員是我國出國留學人員的組成部分；對自費留學人員和公費留學人員在政治上應一視同仁。這一規定奠定了我國自費出國留學事業發展的政策基礎。

1981年9月，教育部發布了《關于在校研究生自費出國留學問題的通知》，對在校研究生自費出國留學問題做出了嚴格規定。根據這個規定，真正意義上自費出國留學的只能是高中畢業生出國讀本科和大學本科畢業生出國讀研究生。但實際上，大量在校本科生和在學研究生也利用各種途徑自費出國留學了。針對出現的問題，中央于1982年3月和7月分別出臺了《關于自費出國留學若干問題的決定》和《自費出國留學的規定》。相對而言，1982年的自費出國留學政策比1981年的政策更嚴格，除了高校在校學生不準自費出國留學外，還規定了自費出國留學的年齡限制以及對自費出國留學人員進行政治審查等。這一政策的實施，在社會上引起了一定反響，認為自費出國留學政策太嚴，不利于更多的人自費出國留學。

1984年，中央檢查了幾年來自費出國留學的政策和工作，提出“對自費出國留學，要堅決大膽放開”的要求。1984年12月，國務院頒布了新的《關于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其中規定凡我國公民個人不受學歷、年齡和工作年限的限制，均可申請自費出國留學。

1986～1991年：調整階段

1986年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于改進和加強出國留學人員工作若干問題的通知》。1986年12月，國務院批轉原國家教委《關于出國留學人員工作的若干暫行規定》的通知，即著名的107號文件。這是在總結我國留學教育恢復和起步階段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結合當時留學教育發展的現實狀況制定的重要法規。它是我國第一份公開發表的、全面闡述出國留學教育政策的法規性文件。該文件提出：我國公民出國留學是我國對外開放政策的組成部分，必須長期堅持有計劃地發展各種形式的出國留學；出國留學工作應密切結合國內生產建設、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的需要；應堅持博采各國之長的原則，兼顧基礎學科和應用學科，以應用學科為重點；應堅持“按需派遣，保證質量，學用一致”的方針?！蛾P于改進和加強出國留學人員工作若干問題的通知》規定，公派出國留學人員應保證質量，著重派出進修人員和訪問學者，適當減少攻讀碩士學位的研究生，增加攻讀博士學位的研究生，并積極開辟通過中外合作進行科學研究和培養博士的途徑。通知還包含了對自費出國留學教育政策的全面闡述和規定，其中有關“高校在校生獲準自費出國留學的，可保留學籍一年”等政策性規定的原則直至今天仍被廣泛適用。

1992～1999年：規范階段

1989年以后，出現了大批留學人員滯留不歸的現象，國內有些人也對現行的留學政策產生了一些疑慮。如何對待學成未歸的出國留學人員以及是否要堅持既定的留學方針成為當時社會關注的焦點。1992年8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出了《關于在外留學人員有關問題的通知》，全面闡述國家對滯留海外的留學人員的一系列具體政策，并明確把“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作為我國出國留學工作的總方針。圍繞這個總方針，國家公派留學選派管理體制實行了一系列改革，自費留學政策進一步調整和放開，從“鼓勵回國工作”到“鼓勵海外留學人員以多種形式為國服務”，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效。44號通知指出：黨和政府一貫關懷、團結廣大出國留學人員，期待他們早日學成回國，建功立業；重申了公派出國留學人員有義務為國家服務；同時鼓勵留學人員以各種方式回國服務；國家保證留學人員來去自由。自此，“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成為我國出國留學工作的總方針。

2000年至今，快速發展階段

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對出國留學政策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出國留學邁入快速發展階段。一是根據國家建設與發展的實際需要設立了若干專項。2000年，國家留學基金委員會設立了“重點高校系主任、研究所/實驗室骨干出國研修項目”。2002年，根據國家經濟建設的發展和中國加入WTO后對人才的需求，增加了對信息、生物技術及經濟、法律等學科的資助名額。設立了“高級研究學者”類別，大幅度提高資助力度。2005年，國家留學基金委員會出國選派規模進一步擴大；資助方式多樣化。二是從2003年起提高公派留學資助金。2002年12月13日，教育部和財政部聯合下發了《調整國家公派留學人員獎學金資助標準》的通知，將現行標準平均提高了44%，涉及88個國家和地區。1993年，國家教委頒布了《關于自費出國留學有關問題的通知》，進一步放寬自費出國留學政策。該政策也是國家新的出國留學方針在自費出國留學問題上的反映。這大大滿足了許多欲自費出國留學人員的愿望，使自費出國留學人員數量急劇增加。

中國加入WTO后，教育部就簡化對大專以上學歷人員自費出國留學的審批手續發出通知，不再向申請自費出國留學的高校在校生和具有大專以上學歷但尚未完成服務期年限的各類人員收取“高等教育培養費”，不再對上述人員進行“自費出國留學資格審核”。這一時期，中央非常重視出國留學人員學成回國的工作。一方面，調整回國政策，從“鼓勵回國，來去自由”到“鼓勵海外留學人員以多種形式為國服務”，回國政策更加靈活且務實；另一方面，致力于落實政策，創造條件，真正發揮留學人員的作用。

2007年，教育部頒布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引進海外優秀留學人才工作若干意見》，意見將“海外優秀留學人才”界定為三個層次；提出編制海外優秀留學人才需求目錄，建立和完善海外優秀留學人才信息庫；搭建海外優秀留學人才雙向選擇平臺，為海外優秀留學人才回國工作和創業服務；充分利用國家科技、教育、人才資助項目，引導海外優秀人才回國創業。教育部和科技部還定期舉辦“春暉杯”中國留學人員創新創業大賽活動，建立由海外優秀留學人才、留學人員創業園、大學科技園區、風險投資機構共同參與的創業平臺。通過“春暉杯”中國留學人員創新創業大賽，充分調動海外優秀留學人員回國創業熱情，鼓勵海外留學人員積極申報創新創業項目，創造條件支持參賽者與大學科技園、留學人員創業園和企業進行項目對接，根據項目技術水平、投資前景、效益預測和產業化情況，組織留學人員創業園、大學科技園、風險投資機構和國內企業家對項目進行評審、洽談和擇優頒獎，推動留學人員回國創辦高新技術企業。

進一步推動我國留學教育事業發展的政策建議

為進一步推動我國留學教育事業發展，在新形勢下，我國出國留學政策應當進行一些相應的調整。

一是堅持“三個一流”的新的公派留學指導思想，不斷提高質量與效益。國家公派出國留學是相對自費出國和單位公派出國留學而言的，主要是為了滿足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在高級人才方面的需求，其實質是一種精英教育。盡管國家公派應當著眼長遠，兼顧一般，但最重要的是它要力求滿足國家最緊迫的那些需要；應當著眼全局，注重公平，在相當長時期內，應當突出重點，堅持效益優先的原則。應當堅持國家公派主要培養國家急需人才的目標和原則，注意選派一流的留學人員，派到國外一流的學科專業中去，力求讓其師從一流的導師，在國際學術前沿接受一流的訓練。

二是加強自費留學的服務與管理工作。自費留學人員目前已成為我國出國留學人員的主體，應在進一步做好公派留學的派遣和回歸工作的同時，關注自費留學工作。國家有關部門應當不遺余力地為申請出國留學的人員特別是自費出國留學人員開辟一條更加順暢、便捷的“綠色通道”。要堅持改革、擴大開放，同時也要加強服務與管理，為自費留學提供一個健康的政策環境和堅實的法律基礎。應更多關注、跟蹤并研究在外自費出國留學人員的狀況，注重對自費出國留學人員進行感情投資。

三是加強出國留學人員和國內的信息交流，完善留學人員回國創業服務體系。要加強出國留學人員和國內的雙向交流。應當由教育部、外交部和公安部聯手合作，建立一個準確、權威、高效的“出國留學人員信息統計系統”，這是吸引留學人才的基礎性工作。要設立留學人員創業風險基金，完善留學人員回國創業服務體系。要加強以“項目資助”為主導的人才引進項目建設。

第五篇：生育政策

標題：生育政策

內容：鼓勵公民晚婚晚育、少生優生，提倡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子女，符合本條例規定條件的公民，經批準可以生育第二個子女。

男年滿二十五周歲、女年滿二十三周歲初婚的為晚婚，已婚婦女年滿二十三周歲妊娠生育第一個子女的為晚育。

具有下列特殊情形之一，經夫妻雙方申請、縣級計劃生育行政部門批準，可以生育第二個子女：

1、夫妻雙方均為獨生子女的；

2、經設區的市以上計劃生育技術鑒定組確診第一個子女為非遺傳性殘疾，不能成長為正常勞動力的；

3、曾患不育癥，依法收養一個子女后又懷孕的；

4、夫妻雙方均為少數民族的；

5、夫妻一方從事礦工井下作業連續五年以上，現仍從事該項工作，只生育一個女孩的；

6、夫妻一方從事外海、遠洋捕撈作業連續五年以上，現仍從事該項工作，只生育一個女孩的；

7、夫妻一方為烈士的獨生子女或者二等乙級以上傷殘軍人的；

8、夫妻一方因非遺傳性殘疾失去勞動能力，只生育一個女孩的；

9、再婚夫妻一方只生育一個子女，另一方未生育的。

夫妻雙方均為農村居民且以農林牧漁業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具有下列特殊情形之一，經夫妻雙方申請、縣級計劃生育行政部門批準，可以生育第二個子女：

1、男方到有女無兒家結婚落戶，與女方父母共同生活并履行贍養義務的（女家姐妹數人，只照顧一人）；

2、兄弟兩人以上，只有一個有生育條件，且只生育一個子女，其他兄弟均已喪失生育條件并未收養子女的；

3、在與內陸不連接的海島定居的。

只生育一個女孩，母女均為農村居民且母親居住在農村連續五年以上，以農林牧漁業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的，經夫妻雙方申請、縣級計劃生育行政部門批準，可以生育第二個子女。

夫妻雙方再婚前各有一個子女，均隨前婚配偶，新組合家庭無子女的，經夫妻雙方申請、縣級計劃生育行政部門批準，可以生育第二個子女。

申請生育第二個子女的夫妻，女方為初育的須年滿二十五周歲，女方為再育的須年滿三十周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