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生育政策60年變遷

中國生育政策60年變遷：

鼓勵生育，限制生育，到調節生育，有一天，還會鼓勵生育的。

以生育政策的主要內容來劃分，可將我國建國以來的生育政策劃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1.鼓勵生育階段(1949 ～ 1953 年)

這一階段，政府對生育及人口增長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態度，并出臺了限制避孕和人口流產的政策，鼓勵人們生育。

1950 年4 月20 日，國家衛生部和軍委衛生部聯合發布了《機關部隊婦女干部打胎限制的辦法》，規定“為保障母體安全和下一代生命，禁止非法打胎”。1952 年，在上述規定的基礎上，衛生部制定了一個面向全民的《限制節育及人工流產暫行辦法》，將適用于機關部隊婦女干部的規定在全國推廣。1953 年，衛生部又以“與國家政策不符”為理由，通告海關禁止進口避孕用具和藥物。這些政策都強化了人們多生多育的觀念和行為。

2.政策轉變及反復階段(1954 ～ 1959 年)

鼓勵生育的政策在1953 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后發生了急劇的轉變。遠遠高于預期的人口數，與當時我國有限的資源與落后的綜合國力形成對比，震動了政府領導人。從中央領導到學術界都提出一些節制生育的觀點。

1955 年3 月中央在衛生部黨組關于節制生育問題報告上指示: “節制生育是關系廣大人民生活的一項重大政策性的問題?！?956 年初，中央公布了《1956 ～ 1967 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在綱要中明確提出: “除了少數民族的地區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傳和推廣節制生育，提倡有計劃地生育子女。”

但是“大躍進”及隨后的大饑荒，改變了中國人口轉變的方向。大躍進的浮夸做法使得當時的一些領導人對人口形勢產生了樂觀情緒，“人多力量大”、“人多可以辦大事”的想法在一些主要領導人心目中再次占據主要地位。隨著主張限制人口增長的經濟學家馬寅初先生在全國被批判，節制生育的政策主張被扼殺在搖籃里。

3.提出計劃生育號召，在部分市、縣的試行階段(1960 ～ 1969 年)

大躍進失敗的反思和三年困難時期結束后現實人口增長的壓力，使控制人口和節制生育的思想得以復蘇。

1962 年12 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了《關于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指示》，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把這一工作列入議事日程。文化大革命初期，雖然黨和政府并沒有放棄控制人口過快增長的方針，仍在實行限制人口增殖的生育政策，但社會環境處于無政府狀態，一些計劃生育機構名存實亡，有的甚至被“革命委員會”給取消了，節制生育的實際工作停頓了，人口又處于盲目發展的狀態。

4.限制人口增長的“晚、稀、少”政策逐步形成和全面推進階段(1970 ～ 1980 年)“文化大革命”的**使經濟滑坡，人口增長，1969 年全國總人口突破八億大關，使得人口與經濟本來已尖銳的矛盾更加突出。這種客觀現實迫使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國民經濟恢復后不得不重申控制人口的重要性。

1971 年7 月，國務院強調指出: “除人口稀少的少數民族地區和其他地區外，都要加強對這項工作的領導，深入開展宣傳教育，使晚婚和計劃生育變成城鄉群眾的自覺行為?！?/p>

1973 年，第一次全國計劃生育工作匯報會正式提出了“晚、稀、少”政策，并在全國進行了推廣。1973 年，人口發展第一次列入國家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計劃和年度計劃，1974年末在中共中央轉發河北省《關于召開全省計劃生育工作會議的情況報告》中，肯定了按“晚、稀、少”要求結婚和生育的政策。

1978年6 月，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會議進一步明確了“晚、稀、少”的內涵;會議還提出了一對夫婦生育子女數“最好一個、最多兩個”的新要求。

5.全面推行一胎化的緊縮政策階段(1980年秋至1984 年春)

“晚、稀、少”的政策推行后非常有成效，但是，由于人口增長慣性的存在，根據有關方面的預測，要實現在20 世紀末人口不超過12 億的目標，必須實行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的獨生子女政策。同時由于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后農民生活較以前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他們的生育欲望有所擴張，而“大躍進”及三年困難時期后補償性生育的人口也開始進入育齡階段，因此這一時期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長率、總和生育率都有所反彈。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在全國推行緊縮的一胎化政策，也就是“獨生子女”政策。

6.計劃生育政策的調整階段(1984 ～ 1991 年)

由于實行的“一孩”政策與廣大群眾的生育意愿嚴重沖突，使中國的計劃生育工作成為“天下第一難”。在實施“一孩”政策中，為達到人口控制目標，采取了許多行政、經濟等強迫手段，產生了很多負面效應。

為了縮小政策與生育意愿的差距，緩和干群矛盾，1984 年4 月13 日中央轉發了《關于計劃生育情況的匯報》的七號文件，文件要求進一步完善當前計劃生育工作的具體政策。主要是: ①在農村繼續有控制地把口子開得稍大一些，按照規定的條件，經過批準，可以生二胎;②堅決制止大口子，即嚴禁生育超計劃的二胎和多胎;③嚴禁徇私舞弊，對在生育問題上搞不正之風的干部要堅決予以處分。［9］即所謂的“開小口子，堵大口子”。

1988 年3 月，中央政治局召開常委專門會議，討論并原則同意國家計生委的《計劃生育工作匯報提綱》。會議規定了現行計劃生育人口政策的具體內容: 提倡晚婚晚育、少生優生，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國家干部和職工、城鎮居民除特殊情況經過批準外，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農村某些群眾確有實際困難，包括獨女戶，要求生二胎的，經過批準可以間隔幾年以后生第二胎;不論哪種情況都不能生三胎;少數民族地區也要提倡計劃生育，具體要求和做法可由有關省、自治區根據當地實際情況制定。

7.多樣化的生育政策時期(1991 年至今)

1991 年5 月14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根據實際生育控制能力與政策間的差距，實事求是地做出了《關于加強計劃生育工作嚴格控制人口增長的決定》。切合實際地將1991 ～ 2000 年人口計劃控制目標定在年均自然增長率為12.50‰以內，即總人口2000 年末控制在13 億以內。

2001 年12 月29 日頒發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計劃生育法》(2002 年9 月1 日施行)，將原有的政策性規定法律化為: “國家穩定現行生育政策，鼓勵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子女;符合法律、法規規定條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個子女。具體辦法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代表大會或者其常務委員會規定?！?/p>

根據社會發展水平、城鄉結構和地域民族特征，各省市制定了地方計劃生育條例，形成了現

行的生育政策格局。概括起來為: ①城鎮地區和北京、天津、上海、重慶、江蘇、四川等六省、市的農村，基本實行漢族居民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②除上述六省、市外，有五個省、區規定可以生育兩個孩子;有19 個省、區規定第一個孩子是女孩時，間隔幾年可以再生育一個孩子，簡稱一孩半政策;③有29 個省、市、區規定夫婦同為獨生子女的，可以生育兩個孩子;其中有七個省還規定農村夫婦一方為獨生子女間隔幾年可以生育兩個孩子;④各地條例還對少數民族、殘疾、再婚、歸僑、特殊職業等各種情況作出具體規定，可以生育兩個或更多的孩子。

第二篇：我國生育政策的發展變遷

主題：政策變遷和政策調整

結合下文新中國不同時期的生育政策，回答文后問題。

我國生育政策的發展變遷

我國是人口大國，人口政策始終是關系到國家富強、民族昌盛和人民幸福的基本國策。而如何結合國情制定適宜的生育政策，無疑是解決我國人口問題的關鍵。

1．新中國早期的生育政策

1949年末，全國(不包括臺灣省和港澳地區)總人口為54167萬人，出生率為16‰，死亡率為20‰，自然增長率為16‰，總和生育率為6．14。1953年中國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截至1953年6月30日24時，中國總人口為60193．8萬余人。

1956年9月15—17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周恩來總理在《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中指出：“適當地提倡節制生育?！?/p>

1957年7月，馬寅初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發表《新人口論》，強調為了經濟的發展控制人口增長的必要性。

2．我國六十年代的生育政策

1960年4月10日，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中共中央政治局制定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毒V要》第二十九條規定：“除了少數民族的地區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傳和推廣節制生育，提倡有計劃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過重的負擔，使子女受到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業的機會?！?/p>

1962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指示》，指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農村提倡節制生育，適當控制人口自然增長率，使生育問題由毫無計劃的狀態逐漸走向有計劃的狀態，這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既定的政策。

1968年，國務院成立計劃生育領導小組。1973年12月11—27日，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辦公室在北京召開全國計劃生育工作匯報會，提出了“晚、稀、少”的計劃生育政策?！巴怼笔侵改?5周歲以后、女23周歲以后結婚，女24周歲以后生育；“稀”是指生育問隔為三年以上；“少”是指一對夫婦生育不超過兩個孩子。

3．我國八十年代以及后的生育政策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發布《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為了爭取在20世紀末把全國人口總數控制在12億以內，中央號召所有黨員、共青團員，特別是各級干部，用實際行動帶頭響應國務院關于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的號召，并積極負責、耐心細致地向廣大群眾進行宣傳教育。在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 的同時，還適當強調晚婚晚育。

1982年2月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進一步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指示》。指出計劃生育工作要繼續提倡晚婚、晚育、少生、優生。具體要求是：國家干部、職工和城鎮居民，除特殊情況經過批準者外，一對夫婦只能生育一個孩子。農村普遍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某些確有實際困難要求生二胎的群眾，經過審批可以有計劃地安排，但不論哪一種情況都不能生三胎。對于少數民族，也要提倡計劃生育，但可適當放寬要求。具體規定由民族自治地方和有關省、自治區根據當地實際情況制定，報上一級人大常委會或人民政府批準后執行。

1982年9月1日，黨的十二大，將實行計劃生育列為國家的一項基本國策。1984年4月13日，中共中央批轉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黨組《關于計劃生育工作情況的匯報》指出，根據中國當前的實際情況，為到20世紀末把中國人口控制在12億以內，要繼續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同時要進一步完善計劃生育工作的具體政策，主要是：(1)對農村繼續有控制地把口子開得稍大一些，按照規定的條件，經過批準可以生二胎；(2)堅決制止大口子，即嚴禁生育超計劃的二胎和多胎；(3)嚴禁徇私舞弊，對在生育問題上搞不正之風的干部要堅決予以處分；(4)對少數民族的計劃生育問題要規定適當的政策?？梢钥紤]，人口在1000萬以下的少數民族，允許一對夫婦生育兩胎，個別的可以生育三胎，不準生四胎。具體規定由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和政府，有關的省、自治區根據當地實際情況制定，報上一級人大常委會或人民政府批準后執行。

1991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加強計劃生育工作嚴格控制人口增長的決定》?！稕Q定》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第八個五年計劃綱要》提出“爭取今后十年平均年人口自然增長率控制在12．15‰以內，目標，完成這個控制人口增長的計劃目標，對于保證中國現代化建設第二步、第三步戰略目標得以實現具有重大的意義。為此，要切實加強對計劃生育工作的領導，堅決貫徹落實現行政策，依法實行計劃生育。

200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加強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穩定低生育水平的決定》，指出：繼續穩定現行的生育政策，爭取到2010年末，全國人口總數(不含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和臺灣省)控制在14億以內，年均人口出生率不超過15‰；出生人口素質明顯提高；出生嬰兒性別比趨向正常；育齡群眾享有基本的生殖保健服務，普遍開展避孕節育措施的“知情選擇”；逐步建立調控有力、管理有效、政策法規完備的計劃生育保障體系和工作機制。2001年12月29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五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自2002年9月1日起施行，首次以國家法律的形式確立了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地位。該法規定了公民實行計劃生育應享有的八大權利：(1)依法生育的權利；(2)實行計劃生育男女平等的權利；(3)獲得計劃生育、生殖健康信息和教育的權利；(4)獲得避孕節育技術和生殖保健服務的權利；(5)避孕節育措施知情選擇的權利；(6)獲得法律、法規和政府規章規定的獎勵、優待、社會福利、社會保障、社會救助的權利和平等發展的權利；(7)公民實行計劃生育，其人身權、財產權不受侵害的權利；(8)獲得法律救濟的權利。

2004年，國家人口計生委與財政部聯合制定《全國農村部分計劃生育家庭獎勵扶助制度試點方案(試行)》。該制度是針對農村只有一個子女或兩個女孩的計劃生育家庭，夫婦年滿60周歲，由中央和地方財政安排專項資金，按每人每年不低于600元的標準進行直接獎勵扶助的一項政策。其目的是通過國家政策性獎勵扶助，幫助農村部分實行計劃生育的老年夫妻緩解生活和養老方面所面臨的實際困難。

2006年12月17日，黨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全面加強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決定》，全面部署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主要任務：千方百計穩定低生育水平，大力提高出生人口素質，綜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問題，不斷完善流動人口管理服務體系和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稕Q定》同時還提出了要在2020年將中國人口總量(不含港、澳特別行政區和臺灣省)控制在14．5億左右的中期目標。目前，這一政策正在執行中。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網站有關內容編寫。）

問題：

1.從政策調整的角度審視，我國生育政策的演變體現了哪些特點？ 2.我國生育政策變遷的科學性或合理性體現在哪些方面？

3．本案例中透漏出這樣的信息：我國生育政策變遷至今，也產生了一些負面的社會效應，試結合這些負面社會效應，說明我國生育政策今后可能的調整方向并簡要說明原因。

（可補充查閱相關資料）

第三篇：公共政策環境：建國以來我國人口生育政策變遷及其環境

材料：公共政策環境：建國以來我國人口生育政策變遷及其環境動因分析 生育政策，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從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資源的、生態環境的綜合戰略利益出發，同時考慮到大多數群眾的接受程度，對其人口的生育行為所采取的政府態度。

中國人口生育政策的歷史演變 1949-1953年：鼓勵生育政策。

1954-1959年：政策轉變醞釀，上層思想反復。

1954年12月，劉少奇同志主持召開了關于節制生育問題座談會。1955年3月中央在衛生部黨組關于節制生育問題報告上指示：“節制生育是關系廣大人民生活的一項重大政策性的問題。

1957年3月，毛澤東同志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會議上說：“要提倡節育，要有計劃地生育。” 1957年下半年開始的反右派斗爭和1958年發端的大躍進運動，對節制生育工作思想有所沖擊，但大躍進的干擾很快過去，中國客觀存在的人口問題已經顯現出來。

1960-1970年：實施限制生育政策，但沒有全面開展。

1962年12月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名義發出關于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批示，認為“提倡節制生育和計劃生育，不僅符合廣大群眾的要求，而且符合有計劃地發展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要求。”

1963年10月中央和國務院決定設立計劃生育機構，要求“中央和地方，都要成立計劃生育委員會，具體領導這方面的工作”。1964年國務院成立了由國務院秘書長任主任的計劃生育委員會，接著各省、市、自治區也相繼成立了計劃生育工作機構，節制生育的實際工作在一定范圍內就開始開展。

1971-1979年：全面推行“晚、稀、少”政策。1973年明確了“晚、稀、少”的方針，1978年10月，中央批轉《關于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的報告》，進一步明確了“晚、稀、少”的內涵，具體提出晚婚為女23周歲、男25周歲，一對夫婦生育子女數最好一個、最多兩個，生育間隔3年以上。這樣，以“晚、稀、少”為主要內容的中國的限制人口增殖的生育政策基本形成。

1980-1984年：全面推行“一胎化”政策。

國務院在1980年9月召開的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正式宣布高速計劃生育政策。指出：“國務院經過認真研究，認為在今后二、三十年內，必須在人口問題上采取一個堅決的措施，就是除了在人口稀少的少數民族地區以外。要普遍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以便把人口增長率盡快控制住，爭取全國總人口在本世紀末不超過十二億”。

由70年代的“晚、稀、少”變成了80年代初的“晚婚、晚育、少生、優生”。晚婚、晚育沒有變化，少生從允許生二孩調整為基本只準生一孩。

解答

建國以來我國人口生育政策變遷及其環境動因分析

一、追溯政策出臺背景。

政策環境的發展變化必然導致公共政策的發展變化。我國人口生育政策出臺背景往往涉及經濟、政治、社會發展等諸多方面。

從經濟背景來看，人口基數大、經濟底子薄、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龐大的人口基數和每年增加1000萬人口的狀況，給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和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帶來巨大的壓力。人口過多和人口增長過快始終是制約我國現代化建設的首要問題。因此，實行計劃生育應為一項必須長期堅持的基本國策。

從政治背景來看，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質量是我國實現民族自強提升國際地位的必要舉措。市場經濟時代，國際競爭主要是科技和人才的競爭。所以如何提高人口質量應是重中之重。

從社會發展背景來看，建國以來中國人口的繼續增長與資源的矛盾更加突出，適合居住和經濟活動的空間很有限，人口分布極不平衡。不僅面臨著資源匱乏的危機，還面臨著不斷增長的勞動力就業難問題。堅決控制人口的過快增長，才能緩解資源危機、勞動力安置危機的危機，促進社會安定健康有序發展。

二、尋找政策變遷的依據（800字）

人口政策是一個國家社會經濟政策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每個國家都力求制定一個符合本國實際的、反映客觀規律要求的科學的人口政策。我國的人口生育政策時在控制人口的實踐中逐步產生和完善起來的。從1949年至今我國人口生育政策的變遷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1949年到1953年鼓勵生育階段：1949年建國以來，政府的工作重心是鞏固政權，恢復和發展工農業生產，加之受到蘇聯社會主義人口規律的影響，錯誤的認為人口不斷迅速增長是社會主義人口規律的客觀要求。因此，國家采取鼓勵生育政策，使得我國人口迅速增長。在1953年的第一次人口普查中，我國人口總數已經突破了六億，自然增長率已高達23%。

第二階段是1954年到1969年的政策轉變醞釀階段：人口急劇增長使得中央提高了警覺和重視，對節育態度開始轉變。直至1969年，劉少奇、毛澤東、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等都開始大力提倡節育。但由于反右派斗爭、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社會經濟系統的混亂狀態，使得計劃生育政策落實喪失了一定的社會條件和工作運行機制，幾乎只停留在思想醞釀階段。第三階段是1970年到1990年政策轉變階段：“文化大革命”**使得人口與經濟的矛盾日漸尖銳，在1970年政治形勢有所好轉的前提下，黨中央和國務院重申計劃生育政策的重要性，開始全面推行“晚、稀、少”政策。從1970年到1980年人口自然增長率由25.83%降到了11.87%，凈增人口由2321萬減少到1163萬，創造了世界近代生育率下降的奇跡。然而，由于我國人口基數大、經濟底子薄，人口與經濟的矛盾仍然尖銳。為了進一步解決這一矛盾，國家從1980年開始全面推行“一胎化”政策，并開始把實施計劃生育確立為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

第四階段是1991年至今的政策穩定階段：90年代末期，我國自然增長率降到了10%以下，實現了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長率的歷史性轉變，計劃生育政策取得明顯效果。隨著國際間競爭進入科技與人才競爭階段，人力資源環境即人口環境和國民教育環境成為了國家關注的重點。因此，需要長期穩定的堅持計劃生育政策，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

生育政策是一個國家或地區依據社會經濟發展和資源環境承受能力所確立的涉及一個時期的人口再生產調節政策，是社會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通過影響人口再生產過程而對人口數量、人口結構和人口質量起著決定性作用。近年來，我國生育政策已經成為政府相關部門、人口學界和社會公眾普遍關注的焦點，并就是否調整當前生育政策以及如何調整生育政策展開激烈爭論，目前尚未形成一致觀點。我們認為，要正確回答上述問題，首先應該從我國生育政策的歷史沿革入手，把握生育政策的發展脈絡和變動規律，探求生育政策在未來時期的發展方向。

一、我國生育政策的歷史沿革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生育政策在人口控制實踐中逐漸產生、發展和完善，經歷了一個從鼓勵生育、到節制生育與反復、再到限制生育的曲折發展過程。其發展歷程分為六個階段：

一是鼓勵生育階段（1949年—1953年）。新中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國家需要大量勞動力投入生產和建設，在生產技術落后的背景下，勞動人口數量是決定生產力發展能力的重要因素。在該階段，正如毛澤東曾在《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中指出的“中國人口眾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人多就是力量的觀念深入人心。而且，在當時的國際政治環境下，中國人口政策嚴重受到蘇聯人口政策的影響，中國政務院衛生部全力支持和宣傳蘇聯鼓勵人口增長和獎勵多子女母親的政策。

二是節制生育與反復階段（1954年—1959年）。人口現象是長周期事件。這一時期，國家決策層意識到人口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對人口過快增長產生憂慮，黨和政府已認識到需要控制人口和實行計劃生育，開始支持群眾避孕節育，對人口形勢較有代表性的思想認識是馬寅初的《新人口論》。但是，1958年大躍進運動使原本孕育起來的計劃生育思想發生動搖，客觀上造成鼓勵人口增長的思想重新占據統治地位。

三是計劃生育思想復蘇階段（1960年—1969年）。面對人口迅猛增長和經濟嚴重受挫的雙重壓力，政府重新認識到人口過快增長給社會經濟和人民生活造成的影響，提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農村進行節制生育，適當控制人口自然增長率，并將大力提倡晚婚作為控制人口增長的一項具體措施。期間雖然發生了“文化大革命”，但黨和政府控制人口和計劃生育的態度并沒有改變。

四是計劃生育政策起步和趨緊階段（1970年—1984年春）。在人口與經濟發展比例關系失調狀況日益惡化的形勢下，政府將計劃生育工作提上工作日程，在組織機構設置上，國務院成立了計劃生育領導小組，各地區也建立計劃生育工作機構，形成了“晚、稀、少”的生育政策方針，并以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中共中央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為標志開始進一步收緊生育政策，將1970年代“最多兩個”轉變為嚴格控制生育第二個孩子和獨生子女政策。但是，獨生子女生育政策與農村生產實際和農民生育意愿嚴重脫節，造成政策貫徹執行阻力重重，惡性事件頻發。

五是計劃生育政策調整階段（1984年—1999年）。在農村一孩政策執行陷入窘境的境況下，1984年的中央7號文件提出，在農村適當放寬生育二胎的條件；在1990年新增人口快速增長給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帶來極大壓力的形勢下，《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計劃生育工作嚴格控制人口增長的決定》重申了堅定不移地貫徹落實計劃生育政策，保持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把計劃生育工作擺到與經濟建設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來。

六是穩定低生育水平階段（2000年至今）。在實現了人口再生產類型的轉變之后，2000年發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穩定低生育水平的決定》表明，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的主要任務將轉向穩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質。在人口發展呈現前所未有復雜局面的背景下，2007年發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全面加強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決定》重申要繼續穩定低生育水平。

綜上所述，從新中國成立初期的鼓勵生育和限制節育，到70年代“晚、稀、少”政策的推廣，生育政策經歷了不斷調整的變動過程。無論在哪個時期，出臺的生育政策都是針對當時人口形勢和人口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關系進行深入分析的結果，對人口形勢和發展趨勢的認識不同，采取的政策也會迥異。

二、現行生育政策對人口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

中國人口問題正在由數量問題轉變為結構問題，在人口狀況愈加復雜的形勢下，現行生育政策將給社會經濟發展帶來諸多問題進而嚴重制約和影響人口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一是如果保持現行生育政策不變，未來20年中國人口增長速度將繼續減緩直至零增長，與之相對應，0～14歲少兒人口比例將從2010年的16.60%持續下降到2050年的11%左右；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將從2010年的74.53%持續下降到2050年的60%左右，這將導致人力資本后續供給乏力，勞動力來源受到嚴重制約。

二是人口年齡結構老齡化程度進一步加劇，勞動年齡人口從相對比重下降到絕對數量下降，勢必會造成勞動力結構性短缺問題的加劇。在人力資本質量相同的情況下，社會人力資本存量將會降低，勞動生產率也將相對降低，并通過影響社會消費和社會投資而嚴重影響總體經濟發展。

三是如果保持現行生育政策不變，將對人口生育結構及未來家庭結構都有較大影響，人民群眾在養老保障、日常生活和家庭負擔方面將面臨諸多困難。（郭志剛、劉金塘、宋?。骸艾F行生育政策與未來家庭結構”，《中國人口科學》，2002年第1期）而且，內生性的較低生育水平將會使中國未來人口陷入“逆馬爾薩斯陷阱”危機之中，人口規模將持續快速下降，威脅我國人口安全。（孫艷穎：“對我國未來“內生型”極低生育率水平的預警分析”，《西北人口》，2006年第3期）

三、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

通過分析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生育政策發展脈絡，我們可以發現：生育政策的制定和調整取決于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并與一定的社會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歷次生育政策的制定和調整都是在盡可能科學分析人口與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關系基礎上作出的，不論生育政策的制定，還是生育政策的調整或完善，必須與人口的發展形勢和人民群眾生育意愿相結合；計劃生育政策越接近群眾生育意愿和群眾需求，越符合人口發展的客觀規律，就越能得到群眾的遵守和維護，其執行效果就會越好。中國現行生育政策是在人口出生率或育齡婦女生育率較高、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形勢下制定的，到目前已經執行了三十多年。隨著我國社會、經濟、文化和人口發展條件發生改變，現行生育政策逐漸成為制約人口和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因此，現行生育政策的執行環境已經發生改變，保持當前低生育水平將會帶來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有必要適時調整現行生育政策，適度放開人口數量控制。根據各省份《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中的“生育調節”之規定，以2010年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為基礎，計算得出全國范圍內一孩生育政策所覆蓋的人口規模為68946.09萬人，占全國2010年總人口的52.27%；二孩生育政策所覆蓋的人口規模為62958.55萬人，占全國2010年總人口的47.73%。如果自2015年開始在全國實行“單獨”生育二孩政策，每年出生人口均值僅比保持現行生育政策多出100萬人左右，不會出現出生堆積現象；如果自2015年開始全面放開二孩生育限制，最初3～5年的年出生人口將比保持現行生育政策多出600萬人左右，存在一定程度的出生堆積現象，但倘若稍微推遲全面放開二孩生育限制，將會使出生堆積問題有所緩解。

基于此，可以得出結論：生育政策不是一成不變的，在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長期保持超低生育水平的背景下，迫切需要調整現行生育政策。在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后全面放開生育限制，確保人口數量可控和人口結構優化，促進社會經濟協調可持續發展。未來生育政策的發展方向將以生育政策調整為主基調，要么采取適當適度、循序漸進的原則，即在2015年前后放開“單獨”生育二孩政策，為出生人口提供5年左右的緩沖時間以有效緩解出生人口堆積問題，自2020年開始全面放開二孩生育政策；要么采取以全面放開二孩試點的方式，分階段、按省區一步到位全面放開二孩政策，這樣既可以分散出生堆積的風險，又可以避免生育政策多變和實際操作復雜的問題。

摘要：“人口多破壞環境”這一觀點近年來頗為流行。有人（以偽環保人士為主）以此為“理論根據”支持現行的“一胎化”計劃生育政策，要求把中國人口減少到7億甚至3億。這些人大多數受過高等教育，號稱“社會精英”，對“幾億破壞環境的農民”表現出刻骨的仇恨，并且通過各種宣傳途徑揭示農民對環境的破壞。中國人口過多不幸成為中國環境危機的替罪羊，然而人口過多和環境危機之間的邏輯關系卻很少被深入研究。在大規模片面宣傳的影響下，絕大部分城市公眾對于“人口過多造成環境、資源危機”這一論斷深信不疑。戶籍制度嚴重歧視幾億農民，剝奪他們的福利，迫使他們“生育求生存”，直接、間接導致了中國人口與環境、資源之間的嚴重沖突，但是決策者并未從戶籍制度改革著手解決這一危機，而是通過推行強制計劃生育減少人口應對危機。實際上強制計劃生育對于中國環境危機的解決沒有多少積極作用，正相反，由于強制計劃生育政策蛻變為斂財工具，制造大量的農村貧困人口，阻礙新農村建設的健康發展，有可能導致環境的進一步惡化。目錄 1，引言

2，二元戶籍制度導致的環境危機 3，現行計劃生育政策是“以錯糾錯” 4，現行計劃生育政策嚴重危害環境安全 5，將“環境破壞者”轉變為“環境建設者”

1，引言

不少人（以偽環保人士為主）以“人口多破壞環境”為“理論根據”支持現行的“一胎化”計劃生育政策，要求把中國人口減少到7億甚至3億。由于“環境保護”天然的“正義性”，這些人自以為占據了“道德制高點”。然而“人口過多”與“環境危機”之間并非只是簡單的因果關系，如果盲目地把減少人口作為解決環境問題的靈丹妙藥，有可能導致災難性的后果。

2，二元戶籍制度導致的環境危機

新中國建立后，為了優先發展工業生產，城鄉關系被人為調整以適應高度的計劃經濟體制。工業生產優先發展和計劃經濟體制都要求對城鄉之間的人口流動和物資交換進行相應的控制，這種控制是通過以戶籍制度為基礎的一系列法律、法規和政策得以實現的。城鄉二元社會結構逐漸形成并不斷深化。改革開放以后，由于城市利益集團在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處于絕對的支配地位，再加上社會控制和“穩定”的需要，原有的城鄉二元社會結構以其巨大的慣性進入了二十一世紀。盡管近年來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發生了一定的變化，但其基本特性沒有根本性的改變。當前的城鄉二元社會結構具有三大特點：城鄉差別巨大；城市占據支配地位；具有較強的穩定性。

城鄉二元社會結構對農村地區的人口、資源與環境等各個方面都有著巨大的影響。

由于戶籍制度帶來的城鄉分割和缺少社會保障，農民，特別是貧困農民傾向于早生、多生和偏好男孩。按照近幾年的統計結果和學界通行的估測（這些估測一般高于統計結果），目前城市的總和生育率約為1.2，農村的情況各地差異很大，沿海發達省份農村地區約為1.5左右，而欠發達內地農村地區則大致在2.0－3.0之間（具體數據有爭議）。值得注意的是，生態脆弱地區的總和生育率相對較高。近年來盡管由于城市化的進展，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逐年有所下降，但是農村地區的人口總數基本維持原有水平，在很多地區還在繼續增長。農村人口雖然大量流入城市，但是由于戶籍制度的制約，大部分人會在被城市榨取剩余價值一、二十年后被迫返回農村。從戶籍人口來看，最近二十年農村人口并未減少。

由于城鄉分割和差別待遇，相當大一部分農村居民生活困苦。農村貧困地區的人口增長率相對較高，而當地農民的外遷機會又極少，導致這些地區的人口相對高速的持續增長。加上貧困地區多數屬于生態脆弱地區，人與自然環境的矛盾變得越來越尖銳。在我國現行戶籍制度的控制之下，目前發生的人口流動是單向的、暫時的。農村中的精英分子不斷通過升學、招干、參軍、購買城鎮戶口等各種途徑，擺脫農民身份，造成城鄉之間人口素質的差距日益加大。農村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多年得不到提高，而且一般來說越貧困的地區農村人口受教育程度越低。

在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的政治壓力和經濟控制之下，長期以來，城市對農村的自然資源進行了多方面的“掠奪”，這里所說的“掠奪”是指這種物質流動完全是城市利益優先的。除了在資源開發利用上獲益較多，城市系統還通過向農村地區轉移一些污染型產業，轉嫁了污染。另外，城市生產和生活產生的大量廢棄物也被運往農村地區處置。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發表的《國情研究第三號報告：城市與鄉村——中國城鄉矛盾與協調發展研究》（科學出版社，1994）指出，“形成低污染技術和產業集中于城市，高污染技術和產業集中于農村的城鄉工業分工格局。其后果是社會生產的外部環境成本轉嫁到農村居民頭上，從而城市節省了一筆必要支出。農村不僅僅是城市的政治殖民地、經濟殖民地，還是城市的環境殖民地”。

農村居民遵守環境法的前提是具有守法意識和守法意愿，其直接決定因素是農民對自身行為的利益衡量。城鄉二元社會結構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農民的利益，從而影響他們的行為。

在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的制約下，農民在利益分配的各個環節受到歧視性待遇。貧困人口的絕大多數分布在農村，農村貧困人口的大量存在是我國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的必然產物。

貧困首先是指物質生活的貧困，同時也包括文化落后、信息閉塞等因素。貧困可以分為相對貧困和絕對貧困，絕對貧困又叫生存貧困。我國的絕對貧困人口相對地集中分布在若干個自然條件極為惡劣、生態環境脆弱的地區。中國貧困地區與生態脆弱區的地理分布具有很好的耦合性。一般來說，越是貧困的地區，其對資源與環境的依存度越高。

處于貧困中的農民生存壓力很大，常常違反環境法開發利用自然資源，這些違法行為具有參與人員眾多、違法行為發生地分散、違法行為反復發生等特點，累積效應十分可觀，對環境與資源的破壞不可低估。例如筆者2001年在四川省某縣考察時獲悉該縣大部分耕地是坡耕地，坡耕地中有一半是在坡度大于二十五度的陡坡上開墾的，有的鄉鎮甚至開墾了超過六十度的陡坡。大量開墾坡地特別是大坡度坡地造成了嚴重的水土流失。而《水土保持法》（1991年）及之前的《水土保持工作條例》（1982年）都規定禁止在二十五度以上陡坡地開墾種植農作物，并且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據本轄區的實際情況，規定小于二十五度的禁止開墾坡度。當地的干部解釋不開墾這些陡坡農民的吃飯就成了問題。

一般來說，違法行為的背后都有違法動機。農民參與違法開發開采自然資源的動機基本上可以說是為了追求經濟利益，這種動機的形成與他們在城鄉二元社會結構制約下很難有其他生活出路有關。近來城市就業市場逐步向農民開放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農民的經濟困境，但是尚有大量農民的生活甚至生存面臨困難。調查研究表明，最貧困的農民群體以及處于偏僻地區的農民，進城打工的機會很小。被城鄉二元社會結構逼到“墻角”的貧困農民群體在生存壓力之下，幾乎本能地提高對可得的資源的索取程度。

在一個群體的生活沒有保障的時候，對他們而言法律的邊界開始模糊。犯罪社會學的研究表明，經濟壓力是搶劫、盜竊等犯罪行為的主要誘因之一。一般民眾對搶劫、盜竊等行為屬于違法犯罪是比較清楚的，鋌而走險的是極少數，但是，對于保護環境與資源的環境法，在生存壓力之下遵守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因為違反環境法的行為在大多數情況下“看上去”沒有直接的和即時的受害人，有時候違法行為指向的對象甚至處于無人管理或者管理不及的狀態，無言的自然環境是比農民更弱的“弱勢群體”。

一些環境法律法規，如《野生動物保護法》、《退耕還林條例》等已經注意到經濟補償和利益調整對環境法實施的重要性，作出了相應的規定。這些法律規定應該說起到了一定的保障相關法律實施的作用，但這種保障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以《退耕還林條例》為例，首先是補償的數額相當有限，農民的經濟困境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變，對周圍的環境與資源仍然存在潛在的壓力；其次是由于絕大多數農民被排除在社會保障體系之外，一旦遭遇天災人禍，生活陷入困境，很可能導致沒有履行有關合同的能力。

在農業生產過程中發生的一些環境違法行為，例如使用禁止使用的農藥或者濫用限制使用的農藥，和農民的利益取向也有一定的聯系。如果使用禁止使用的農藥或者濫用限制使用的農藥能夠節省種植成本，盡管有時候在城市居民看來微不足道，但已足于影響貧困的農民做出使用選擇。

3，現行計劃生育政策是“以錯糾錯”

面對環境危機，決策者及其所代表的城市人口，所謂的社會精英，對“幾億破壞環境的農民”表現出刻骨的仇恨，并且通過各種宣傳途徑揭示農民對環境的破壞。中國人口過多不幸成為中國環境危機的替罪羊，然而對于人口過多和環境危機之間的邏輯關系，卻很少被深入研究。在大規模片面宣傳的影響下，絕大部分城市公眾對于“人口過多造成環境、資源危機”這一論斷深信不疑。

為了解決人口與環境、資源之間的矛盾，中國從1971年開始推行強制計劃生育政策。該政策以晚，稀，少為實施原則，即晚育，一般應當晚于25歲，生育間隔至少4年，最多二胎，各地執行力度不一。在1971－1976年期間，強制手段是逐步加緊的。由于當時社會控制嚴格，并且所有的生活資料分配掌握在政府手中，出于生存壓力，農民通常”自愿”流產不符合政策的胎兒，很少出現公開的對抗。城鎮人口由于懼怕失去寶貴的工作機會，也“自愿”配合這一政策。當時允許民眾生育兩個小孩，和民眾的生育意愿基本接近，這也是對抗較少發生的重要原因。即使存在一些對抗和侵犯人權的暴力事件，由于發生在文革期間，常常被其他文革熱點所掩蓋。

文革結束以后，為了解決日益尖銳的人口與環境、資源之間的矛盾，在1977－1979年期間，中國開始在一些省份試點推行一胎化強制計劃生育政策，1980年起，一胎化強制計劃生育政策全面推行。由于民眾的反抗，1984年起，在部分農村地區做了一些調整，即實行所謂的“一孩半政策”，一對夫婦第一個孩子是女孩的，可以在一定的間隔期（通常是4年）以后，再生育一個孩子。

“湊展俜降男傳，計劃生育部門推行計劃生育政策是以自愿為基礎的，但是，幾乎所有在中國農村生活過的人都知道，計劃生育完全是靠行政強制手段來推行的，種種駭人聽聞的計劃生育暴力迫害行為按照中國法律已經構成犯罪，然而很少有人為此受到法律制裁。表面上看，敢于公開反抗的是少數，但這并不能證明計劃生育是“自愿”的。

計生暴力為中國法律所禁止，中央政府也規定實施計生政策有“七不準”（這個文件的出臺正說明了計生暴力事件的多發性、嚴重性），嚴禁使用暴力和其他不法手段推行計生政策，即使是現行計生政策的支持者也不可能公開支持暴力?，F在計生部門有一種似是而非的說法，聲稱絕大部分群眾是自愿接受流產、引產、上環、結扎絕育等手術的。有一個新聞，說某地“計生工作人員克服困難，他們行動迅速，大抓清查、清理，牽制了幾百名計生對象，通過耐心說服教育，有的已經主動走上手術臺，落實了計生措施”。報道中牽制這個詞，實在是耐人尋味。如果僅僅是通過耐心說服教育推行計生政策，可以說是依法行政，不過現實是各地依然不斷出現大量的計生暴力事件。這些暴力事件的受害者，一般只占總人口的一小部分，然而，這并不能證明絕大多數群眾是自愿的。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某城市有一百個飯店，有一個黑幫去收“保護費”，第一次沒有人給，該黑幫帶人砸了五個飯店，然后再去收保護費，一百個飯店都交了。如果當地媒體說，該市百分之九十五的飯店“自愿”交保護費，有的是主動交的，有的是經過耐心說服教育交的，這種說法顯然不能成立。時間長了，飯店業主更換，有人沒見過當年的砸飯店事件，可能拒絕交保護費。黑幫再次帶人砸了幾個飯店立威，于是大家繼續“自愿”交保護費。同樣的道理，可以解釋為什么很多地方隔一段時間就會進行一次大規模的違法的計劃生育暴力執法活動。

吳思先生的名著《血酬定律》（中國工人出版社2003年出版）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即“合法傷害權”，也叫“低風險傷害能力”，它以強大的國家機器為后援，行使者個人承擔的成本很低，風險很小，造成傷害的能力卻很大，因此獲得的收益非?？捎^；這種權力一旦確立就具有不斷自我強化、擴張的能力。

和已經被廢除的收容遣送制度（執行戶籍制度的一種配套措施）一樣，計劃生育在很多地方演變為政府的“合法傷害權”，成為敲詐勒索、欺壓人民的工具。

“政治正確”和“利國利民”的借口已經成為計劃生育“合法傷害權“的護身符。更可怕的是，在擁有合法傷害權之后，某些計生暴力分子（由于大多數民眾良知未泯，拒絕同流合污，很多基層政府在計劃生育執法時只得網羅大量黑社會分子作為幫手）會不斷擴大自己的邊界，如果沒有上級政府或者社會輿論的監督，邊界的擴張往往無限度地壓迫公民的生存空間，直至他們被完全剝奪而處于死地。

很多地方的計生部門發動群眾有獎舉報孕婦，挑撥鄰里關系，危害社會穩定，嚴重扭曲人性，眾多可憐的小公民沒有出世就成為強制計劃生育政策的犧牲品。即使是懷孕第一胎的孕婦，也有可能因為住房（在許多城市，有住房是落戶的一個先決條件）、戶口等等因素沒有及時取得“準生證”（現在也叫生育服務證），從而處于危險之中。

4，現行計劃生育政策嚴重危害環境安全

”收呷銜中國的人口問題主要涉及數量、質量、分布、年齡結構、性別比例、人群組織方式這六個方面。現行的歧視農民的戶籍制度是一種極端不公平和低效率的人群組織方式，它對人口的數量、質量、分布造成極大的影響，即維持了貧困地區（同樣也是生態脆弱地區）的高生育率，促進了人口的過度增長；阻止了農村人口的質量的提升；限制了生態脆弱地區的人口的遷出。而為了解決人口與環境、資源的矛盾而實施的強制計劃生育政策則進一步造成了中國人口在年齡結構（人為加速老齡化）、性別比例方面（男女比例嚴重失調）的嚴重問題。

強制計劃生育的主要目標是“降低人口數量，提高人口質量”。強制計劃生育確實降低了人口數量，但是這一目標完全可以依靠普及初等教育和消滅貧困來完成。世界各國的經驗表明，只要解決教育問題和貧困問題，生育率就會很快下降到替代水平以下。調查和研究表明，高中以上文化的中國婦女其平均生育意愿只有1.2,也就是說100對夫婦只愿意生120個孩子，這樣為了保持人口數量不急劇下降，政府還得鼓勵生育。把這么多年計劃生育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放到教育上，效果要好得多。計劃生育有“一票否決制”，而教育卻沒有。文革結束的時候農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5年左右；30年后的今天依然只有區區6年，文盲、半文盲超過一億。強制計劃生育并沒有實現“提高人口素質”的目標。而農民的受教育權以及社會福利沒有保障，正是戶籍制度的消極結果。強制計劃生育政策可以說是用錯誤的政策糾正錯誤，結果犯了更大的錯誤。

計生部門為了維護部門利益，一貫混淆視聽，壓制不同意見，宣稱反對現行計劃生育政策的人士是在主張無計劃生育，會導致人口爆炸。實際上反對現行計劃生育政策并不等于反對調控人口，而是主張用消滅貧困和文盲的辦法來達到目的，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而要消滅貧困和文盲，就必須對現行的歧視農民的戶籍制度加以改革，也就是說，改革現有的不合理的戶籍制度將有利于中國人口、環境、資源危機的真正解決。

和農村居民一樣，城鎮居民也受到強制計劃生育政策的約束，但是對抗的例子比較少見。首先，由于現行的以戶籍制度為基礎的社會保障體系主要為城鎮人口提供基本保障，城鎮居民的生育意愿比較低；另外，城市居民受教育程度較高，比較容易獲得節育知識。當然，有些公職人員以及在國有企業工作的城市居民為了保住工作，被迫“自愿”墮胎。近年來，一些富裕的城市居民完全可以“花錢買生育指標”，或者移民國外以及香港、澳門規避強制計劃生育政策。而且總的來說，由于城市居民具有相對較高的文化知識和信息渠道，較能得到司法救濟，對城市居民的強制上環、結扎和墮胎比較少見。而數量龐大的農村居民，除了極少數富有者以外，沒有任何機會逃避強制計劃生育政策的迫害。

由于缺乏社會保障和出于對養老的憂慮，農村人口，特別是貧困人口傾向于多生小孩，這是一種典型的“以生育求生存”。當然，在戶籍制度的歧視之下，這些農民的子女中的絕大部分將承襲其父母的戶口身份和相應的社會、經濟地位，生活在貧困之中，并且象其父母一樣，在成年后希望通過較多的生育，保障養老。如此循環不已。雖然在發達國家，也存在社會、經濟地位世代承襲的現象，但是程度遠不如中國這樣嚴重，因為這些國家的公民的基本權利（比如受教育權）得到法律的保障，個人有較多的機會實現社會階層的躍升。

在中國，在基于戶口制度的資源分配體系之下，農村人口相對于城市人口而言，受教育的機會被嚴重剝奪，文盲和半文盲較多，節育知識推廣難度很大，再加上節育手段（目前農村計劃生育工作部門注重的是上環和絕育這兩種被農民嚴重抵觸的計劃生育手段）的缺乏，意外懷孕幾率較高，這也是農民生育率較高的一個重要因素。

現行的計劃生育政策是十分苛刻、復雜的，并發展出一整套控制手段，包括許多非法的手段。

幾十年來，即使沒有“超計劃生育”，農民也要承受種種經濟和健康的損失。

“湊漲恐萍蘋生育政策的規定，婦女在懷孕前必須取得準生證，即使是第一胎也是如此。已經生育的婦女，必須每2－3個月到指定地點進行懷孕檢查，發現無指標懷孕的，必須墮胎（有關文件中隱晦地稱作“補救措施”）。已經上環的婦女，必須每年接受2－3次X光透視檢查（過多的照射對身體有害），確認節育環沒有被摘除。

全國各地不斷出現大量的計生暴力事件，強迫上環、結扎、墮胎、引產的事例層出不窮。這些做法，違反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規，但是一般無人過問。強制計劃生育導致的結扎、人工流產和晚期引產對婦女造成的損害遠遠超過正常生產，很可能導致多種疾病、終身不育、致殘致死。

根據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的數據，中國現有2.4億育齡婦女，其中有百分之四十八的婦女使用宮內節育器，有百分之三十六左右接受了輸卵管結扎手術，永久絕育。為了達到這一“成果”，各地計生部門采用了殘酷的強逼手段，因為正常的婦女是不會選擇有諸多后遺癥的剖腹輸卵管結扎絕育手術的，而上環也并不是所有的婦女都適合。已經上環導致嚴重疾病的，如果要醫生摘除節育環，必須提供計劃生育部門的許可證明，而取得這一證明不是一件容易辦到的事情。

在很多地方，生育頭胎后，沒有上環證就不給孩子上戶口。政策允許生育第二胎的，要在懷孕前簽署生育后結扎保證書，并且繳納巨額押金，生育后沒有在規定時間內結扎的，押金沒收。有錢人繳納“緩扎金”，就可以不做絕育手術；窮人沒錢就得挨刀，逃避的常常被強制絕育，有了后遺癥沒有生活保障。

農村婦女大多數依靠體力勞動養家活口，一旦由于上環、結扎、墮胎損害健康，喪失勞動能力，將直接影響其基本生活。考慮到絕大部分農村人口沒有醫療保障，致病就意味著貧困。有些地方象征性的計劃生育手術后遺癥補助僅僅是杯水車薪。

為了推行強制計劃生育政策，農村地區配備了大量的正式、非正式的工作人員，一個人口五十萬左右的縣需要財政供養的計劃生育工作人員常常超過

一、兩千人。這些人的開支全部轉變成農民負擔，其中大部分的經費依靠計劃生育罰款征收。如果出現計劃外生育，相關負責的工作人員將被克扣工資并失去工作，因此他們經常采”┝κ侄紋仁古┟窕吃屑觳欏⑸匣貳⒔嵩、墮胎。

這里需要說明，關于計生工作人員的數量一直有爭議。目前很多地區，特別是欠發達農村地區的鄉鎮干部常常投入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時間和精力用于抓計劃生育工作（這些地區的農民生育意愿相對較高），那么從浪費的社會資源來說，這些地區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鄉鎮干部是“計生工作人員”。另外還有一些臨時聘用的非正式計生工作人員，例如村、街道的計生工作人員。近年來由于人口流動，內地出現了很多“空殼村”，這些地方的計生工作人員有可能減少，但沿海地區的計生工作人員則相應增多?，F在計生工作正在轉變為以人口流入地管理為主，流動的育齡婦女只要在中國大陸，就會被管理，需要相應配備大量的計生工作人員。

由于掌握生育控制權，很多農村計劃生育干部借機斂財，欺壓百姓。超生罰款常常把一家幾代人推入絕境。

“咐：安徽省含山縣征收天價超生罰款

只因為計劃外“超生”一個孩子，一個原本生活小康的農民家庭陷入絕境，導致兩人被捕，兩人死亡，一個孩子失學。

朱曉敏先生和王澤霞女士是安徽省含山縣仙蹤鎮居民，他們是離婚后再婚，分別和前妻、前夫生育有孩子。按照政策規定，他們不準生育孩子。但是考慮到再婚家庭的穩定和養老保障問題，他們于2004年11月生育了一個女孩。由于沒有準生證，被征收了巨額罰款。?2005年6月6日，他們收到含山法院（2005）含法行執字第036號《案件執行通知書》總執行金額449，659元，這個數目，超過中國農民平均年收入的100倍。

征收如此高額罰款的理由是朱曉敏在城市里從事家電維修工作，有一個小店，應當按照高標準征收罰款。有些政府公務員還認為，朱曉敏曾經積極為災民、失學兒童、敬老院捐款，“有錢捐款，怎么沒有錢罰款呢？”

當事人朱曉敏于2006年8月25日被含山縣公安局刑事拘留，關押于看守所，并于9月1日，以“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被正式批準逮捕。他的妻子王澤霞也因同罪同日批捕，于9月10日”：蟶螅朱曉敏一直不予”：蟶蟆Ｒ蟣景福朱曉敏81歲的老母親，終日以淚洗面。11月11日，終因悲憤過度、情緒緊張、血壓升高離世。11月13日，朱曉敏的哥哥，接到訃告從鄉下趕來，看到老母離世慘狀和弟弟的悲慘現狀，也因接受不了眼前這個事實，于當日晚上倒下了，并于11月16日去世。朱曉敏的女兒朱玉琳失學。受害人通過網絡博客呼吁幫助，但是在目前的計劃生育政策的背景之下，他們得到寬大處理的機會十分渺茫。

他的弟弟以及弟媳都是殘疾人，都依靠他維持生活，現在都陷入生活困境。象這樣一個家庭，可以說是為社會分擔了很大的責任，如果將來朱曉敏夫婦年老，在沒有國家社會保障的情況下，他們生育一個孩子養老也是非常合理的。朱的家庭原來應該說還算是小康生活水平，比他更貧窮的家庭，面對計劃生育罰款，境遇可能更悲慘。

更有甚者，計劃生育竟然被基層干部利用為鎮壓農民的借口?！墩l敢上訪告狀－－中街村百名男女遭“鎮壓”》（經濟消息報，記者李凌）揭露了一個駭人聽聞的“計劃生育”案件?！耙驗檗r民要求村務公開，賬目公開。1998年8月份，河南省上蔡縣楊集鎮黨委書記鄭某帶領100多人，以計劃生育之名，將中街村的80多名上訪群眾抓走，并搶走物資價值6萬余元。后以每人交500元錢釋放。1998年11月24日凌晨4點左右，該鎮黨委書記鄭某又帶領上蔡縣公安、法院、司法、財政、縣委、信訪等單位的300多人氣勢洶洶來到中街村，到村民家搶劫，搶走總價值30多萬元的財物，并且打人、抓人，每人收繳罰款幾千元到一萬元”。

由于計劃生育是一條“高壓線”，有關的案子公安機關、法院都不愿意（不敢）受理。當地方干部以計劃生育的名義鎮壓農民時，一般沒有人敢提出質疑和提供幫助。半夜查抄居民住宅是非法的，但是和計劃生育聯系起來，似乎就變得合法了，因為在計劃生育工作中普遍存在種種非法作為，人們已經習以為常。

另外，有關法律進一步歧視超生農民家庭。例如2006年8月7日海南省人民政府第94次常務會議審議通過的《海南省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辦法》規定：“持有本省農業戶口的農村居民，凡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員人均收入低于所在市、縣、自治縣人民政府確定的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均有從當地人民政府獲得基本生活物質幫助的權利。但是共同生活成員違反計劃生育超生的，本人不得享受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而超生的嬰兒，連獲得戶口都很困難，取得社會保障更是無從談起。

在中國農村，計劃生育實行封建時代的“連坐制”。例如超生婦女不僅本人要受處罰，她的親屬甚至鄰居都要遭殃；在工廠打工的婦女超生，她的雇主甚至同在一個組的工人都有可能被罰款；這種做法的目的是形成一種有力的社會監督。在政府內部，也有“連坐制”，如果一個鄉出現了超生現象，除了計劃生育干部，所有的鄉政府干部都會被克扣工資、獎金。

人口流動對強制計劃生育的實施造成了一定的沖擊，各地政府采取種種措施加以應對，有關措施加重了農民負擔。例如農民去外地打工的，每2－3個月要回一次原籍檢查是否懷孕，路費自理。不回去的，有的地方政府的“土政策”規定“房倒屋塌，親屬羈押”，每人每天還要繳納看守費數十元。而對于那些在外省打工的人來說，3個月的工資可能還不夠回家一次的路費。最近有些地區進行了一些變革，外出者繳納計劃生育保證金，在工作地定時進行懷孕檢查，并且把證明郵寄回原籍，超過時間沒有寄達的，對其家人進行處罰，并且沒收保證金。這種做法雖然提供了一些“方便”，但是每次懷孕檢查仍然要消耗外出者大量的時間，辦理一次孕檢并郵寄證明經常耗時數天；另外每年還必須回原籍進行一次檢查。有時因為路途遙遠，交通不便，為了安全，還需要有人陪同受檢婦女回原籍，這樣還要增加額外的費用。保證金一般在一千元左右，相當于農民幾個月的收入，這筆在城市人看來很小的開支有可能阻止一個農村婦女外出，從而失去打工脫貧的機會。

《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工作管理辦法》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公安、工商行政管理、勞動就業、衛生、房產管理等行政部門應當配合同級計劃生育行政管理部門，在各自的職責范圍內做好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和服務工作。流動人口的計劃生育工作由其戶籍所在地和現居住地的地方人民政府共同管理，以現居住地管理為主。有關部門審批成年流動人口的暫住證，營業執照、務工許可證等證件時，應當核查其婚育證明；沒有婚育證明的，不得批準。也就是說，違反計劃生育政策的農民進城工作、經商的權利受到極大的限制。

《北京市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社會撫養費是一個冠冕堂皇的說法，其實就是過去的計劃生育罰款）規定，對違反規定生育第二個子女的按照市統計部門公布的城鎮居民年人均收入或者農村居民年人均純收入的3至10倍征收；對違反規定生育第三個子女及三個以上子女的當事人，按照前述標準加倍征收。超生者一方為本市戶籍、另一方為非本市戶籍的，由具有本市戶籍一方當事人的戶籍所在地的區、縣計劃生育行政部門征收社會撫養費。雙方均為非本市戶籍的當事人，生育行為發生在本市或者生育行為未發生在本市但由本市現居住地首先發現的，由其現居住地的區、縣計劃生育行政部門征收社會撫養費。對非本市的公民征收社會撫養費，按照本市居民的征收標準執行。由于北京的人均收入是某些貧窮地區的十倍以上，按照這一規定，來自貧困地區的農民如果超生，被征收的罰款將超過他一生的收入。這一規定使得一些超生者永遠處于貧困之中。對于超生的非本地戶口的小孩，很有可能剝奪其受教育的機會，因為上正規學校有可能被發現是超生孩子，從而被征收巨額罰款。而最近的新聞報道顯示，很多城市要求在當地就學的流動人員子女提交其父母的計劃生育證明，這種做法比二、三十年前要求學生交老鼠尾巴荒謬何止千萬倍！

現在中國農村產婦的死亡率和嬰兒死亡率均大大高于城市人口，除了缺乏醫療保障，由于害怕醫院檢查身份證和準生證而不去醫院生產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戶籍制度嚴重歧視幾億農民，剝奪他們的福利，迫使他們“生育求生存”，直接、間接導致了中國人口與環境、資源之間的嚴重沖突，但是決策者并未從戶籍制度改革著手解決這一危機，而是通過推行強制計劃生育減少人口應對危機。實際上強制計劃生育對于中國環境危機的解決沒有多少積極作用，正相反，由于強制計劃生育政策蛻變為斂財工具，制造大量的農村貧困人口，阻礙新農村建設的健康發展，有可能導致環境的進一步惡化。

幾十年來，主流媒體一直片面宣傳計劃生育有利于中國的環境保護。有些人知道一些強制計劃生育嚴重侵害人權的事例，但是又認為這是中國發展所必須付出的代價。擁有城市戶口的精英分子，包括大量留學歐美的知識分子和官員，大部分對當前的嚴格計劃生育政策抱支持的態度。

為了實施這種嚴酷的強制計劃生育政策，對人口的嚴格控制就變得不可或缺，而戶籍制度恰好是第一重要的控制手段。這就形成了一個怪圈，戶籍制度歧視農民，迫使農民“生育求生存”，制造較高的人口壓力；為了實施強制計劃生育政策又必須加強戶籍控制。

戶籍制度并非導致中國實施強制過激的計劃生育政策的唯一原因，但它無疑是一個重要原因。戶籍制度嚴重阻礙了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和經濟的發展，造成了很大的人口壓力。二戰以后各國的發展歷史證明，城市化進程和普及教育有效地降低了生育率，很多國家的總和生育率降到了替代生育率2.1以下，甚至出現了嚴重的年輕人口萎縮現象。近二十年來，整個世界人口的增長率是直線下降的。根據聯合國人口委員會的調查和預測，世界人口雖然還要繼續增長幾十年，但是總和生育率下降的趨勢是十分顯著的。1990年為三點四，2000年為二點八，2010年為二點五，2025年為二點三，接近替代值二點一。

強制計劃生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對戶籍制度造成的一系列消極后果（例如環境與資源危機）的補救措施。從實際情況來看，強制計劃生育政策產生了更多的消極后果。其中一個突出的消極后果，就是對環境的影響。初看起來，強制計劃生育政策確實起到了減少人口的效果，按照官方的說法是減少了大約3－4億人口，人口減少可能部分地減少了對環境的壓力，但是這一政策極大地侵犯了中國公民，特別是農村居民的人身權和財產權，使得一部分農民無法擺脫貧困，進而對他們周圍的環境產生消極影響。

面對人口與環境、資源的矛盾，正確的做法應當是優先考慮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中國的選擇正好相反，試圖通過實行強制計劃生育減少人口緩和矛盾，荒謬的是，強制計劃生育的減人“功績”被過低的資源利用效率所抵消，人口與資源的矛盾不斷加??；更為荒謬的是，這種加劇的人口與資源的矛盾，又被強制計劃生育支持者用來作為必須嚴格控制人口出生的證據。

“湊脹ǔ５墓蘭疲中國單位產值消耗的資源和能源是發達國家的3到5倍以上。據有關機構和專家（例如中國科學院的牛文元教授）的測算，中國消耗了世界上30％-40%的原材料和能源，但產出的GDP只占全球的4%。淡水資源被污染超過70％，耕地大量拋荒，如果能夠精打細算，同樣的資源消耗多養活一倍人口綽綽有余。

近年來中國政府一再強調要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但是2006年上半年的統計顯示，單位能耗不降反升。北京青年報報道，2006年08月2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執法檢查組向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3次會議作了環境保護法律實施情況的跟蹤檢查報告，指出今年上半年我國單位能耗上升了0.8%，中國環境污染的老賬未清，又添新賬。

中國通過強制計劃生育減少了3億人口，相當于當前13億人口的23％，平均計算相應節省了23％的資源，扣除巨大的執行成本，實際節省的資源遠遠不到23％；與此同時，面對大量的、普遍的資源浪費卻束手無策，進展甚微。

也許有人會以中國“制造業規模大”和“大量產品供出口”來解釋資源的大量消耗，但是這并不能夠否認中國資源利用效率極低的事實，如果大力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即使“制造業規模大”并且有“大量產品供出口”，資源消耗也可以大幅度減少。

另外，如果用“實際購買力”評價方法計算，中國單位產值的資源消耗比通常的計算要少一些，但是，即使按照所謂的“實際購買力”評價方法計算，中國的資源利用效率也不高，況且開采環節存在驚人的浪費。

中國不僅資源利用效率極低，資源開采過程中的浪費也很嚴重，通常是采一半扔一半，無數的小礦則是采一“肴右淮蟀耄進行掠奪性開采。過低的資源利用效率抵消了通過強制計劃生育減少人口節省的資源。

從本質上來說，實行了半個世紀的戶籍制度嚴格限制了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并且使龐大的農村人口被排除在社會福利體系之外。目前，中國的農村存在至少2億極端貧困人口（官方說法是幾千萬，但是所謂已經（勉強）解決溫飽的1億多人隨時有可能陷入赤貧），他們中的大多數分布在生態脆弱地區。他們本能地將生存壓力轉嫁給周圍的環境，造成一系列的環境問題。

從決策機制上看，戶籍制度以及強制計劃生育政策都是沒有民意基礎的決策。民眾被當作可以計劃和控制的對象。由于在戶籍制度的歧視和限制之下農民被排除在決策過程之外，農民除了個別的反抗之外，沒有可能推動決策的變更。和戶籍制度一樣，強制計劃生育政策被賦予了維護社會穩定和推動經濟發展的功能，并且幾十年來不斷地得到片面的宣傳，不同的意見受到嚴格的限制，直到近幾年網絡興起，才有一些不同意見為公眾所知。

相對于強大的政府和強制計劃生育政策，農民是弱勢群體，但是他們所受到的侵害將有可能轉變成對環境的壓力，因為環境是比他們“更弱勢的群體”。強制計劃生育政策不斷地在農村制造和維持大量的貧困人口。大量農村貧困人口的存在將不可避免地對環境產生消極的影響。

5，將“環境破壞者”轉變為“環境建設者”

傳統的經濟學一般只涉及物質生產與人口生產，而無法就業的所謂“剩余人口”歷來被看作是資源消耗者和環境破壞者。

計生部門所說的“剩余勞動力”真的是環境破壞者嗎？實際上他們是被閑置、浪費的寶貴資源。

從新興的環境社會系統發展學的角度來看，實際上一個環境社會系統有序發展的基礎是三種生產，即物質生產、人口生產和環境生產三者之間的和諧。

環境生產包括但不限于：生態恢復和建設（植樹造林，防沙治沙等），防治污染。

從廣義上說，收集、傳播環保信息，支持環境維權訴訟等活動也可以看作是特殊的“環境生產”。

當前中國以農村居民為主體的失業和半失業的兩億左右勞動力，被計生部門和很多“社會精英”視為包袱，而換一個角度來看，他們是寶貴的人力資源。

現在朝有余財，野有饑民，政府游資和剩余勞動力被人為分離。這些剩余勞動力為了生存，很多人只能將社會給他們的生存壓力轉嫁給周邊的生態環境。例如每年春夏，在寧夏、甘肅、內蒙挖甘草、發菜的流動大軍就有百萬之眾，每年破壞草地幾百萬畝。記者采訪發現，在早春，夜晚氣溫還是零下十幾度的時候，采挖大軍就開始準備行動了，在這批人中間，八、九歲的孩子隨處可見，每個孩子一天的勞作（破壞環境）所得不過是幾元錢。

如果能夠有

一、兩億農村人口投入中國的環境資源建設，全國環境狀況將會日新月異，而這些人的平均年工資需求不過是兩、三千元而已（大致接近現在的農民平均純收入）。中國現在一年的公款消費超過一萬億，節省一半就夠了。

持續的環境生產將大幅度提升中國的環境質量，積累環境資本，功在當代，利在千秋。

從馬爾薩斯、馬克思一直到馬寅初，都只談到了物質生產與人口生產之間的關系?，F在中國的物質生產已經完全可以滿足全體國民的需求，有充足的財力、物力安排剩余勞動力進行大規模的環境生產，改善環境。例如北京近年進行了試點，每年投入2個億，雇傭了4萬郊區農民植樹造林，效果非常顯著，而2個億的投入對北京財政支出來說僅僅是九牛一毛。現在各地開展的退耕還林和退牧還草項目也是有益的進行環境生產的嘗試，只是規模太小，投入嚴重不足。

美國的一段歷史可供參考。美國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期面臨兩大危機：龐大的失業大軍；持續100多年的西部大開發造成了嚴重的環境危機，沙塵暴頻發。當時執政的羅斯福總統決定，由政府出資雇傭幾百萬人投入環境恢復和基礎建設，一舉解決了這兩大難題，有效扭轉了環境惡化的趨勢，遏制了人造荒漠的蔓延。

通過大規模的財政轉移支付，加大農村地區的環境生產力度，可以有效地減小農村人口對環境的壓力。農村地區的健康、有序的發展，將有助于縮小城鄉差距，為戶籍制度的改革創造良好的外部條件，同時也可以推動真正以自愿為基礎的計劃生育工作的開展。

當然，也許有人會詭辯，宣稱“現在實行的強制計劃生育是不得已的措施，是發展必須支付的代價，人多了擠占資源”，但是強制一胎化計劃生育政策已經實行26年了，為什么還有一半的國民不能讀完初中？為什么還有一億文盲、半文盲？計劃生育減少人口節省的資源到哪里去了？每年的公款消費超過一萬億，按照強制計劃生育政策征收的社會撫養費撫養了誰？

每年一萬億的公款消費，按照年收入一千元的“脫貧”標準，可以額外養活十億人。按照年收入五千元的“小康”標準，可以額外養活兩億人。據“有關部門”測算計劃生育推行以來節省了七萬多億社會撫養費，但同時期浪費的資源有多少？何況真要投入這七萬億可以獲得寶貴的人力資源，同時期至少兩倍于此的浪費又給國家帶來了什么？

現在戶籍制度改革雷聲大雨點小，幾億農民受歧視生活無保障，被迫“生育求生存”，對環境的壓力很大。決策者對此束手無策，轉而“走捷徑”依靠強制計劃生育減少人口保護環境節省資源，這無異于割心頭肉補眼前瘡。

現行的戶籍制度與計劃生育政策是中國可持續發展的兩大障礙，改革刻不容緩！

第四篇：生育政策

標題：生育政策

內容：鼓勵公民晚婚晚育、少生優生，提倡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子女，符合本條例規定條件的公民，經批準可以生育第二個子女。

男年滿二十五周歲、女年滿二十三周歲初婚的為晚婚，已婚婦女年滿二十三周歲妊娠生育第一個子女的為晚育。

具有下列特殊情形之一，經夫妻雙方申請、縣級計劃生育行政部門批準，可以生育第二個子女：

1、夫妻雙方均為獨生子女的；

2、經設區的市以上計劃生育技術鑒定組確診第一個子女為非遺傳性殘疾，不能成長為正常勞動力的；

3、曾患不育癥，依法收養一個子女后又懷孕的；

4、夫妻雙方均為少數民族的；

5、夫妻一方從事礦工井下作業連續五年以上，現仍從事該項工作，只生育一個女孩的；

6、夫妻一方從事外海、遠洋捕撈作業連續五年以上，現仍從事該項工作，只生育一個女孩的；

7、夫妻一方為烈士的獨生子女或者二等乙級以上傷殘軍人的；

8、夫妻一方因非遺傳性殘疾失去勞動能力，只生育一個女孩的；

9、再婚夫妻一方只生育一個子女，另一方未生育的。

夫妻雙方均為農村居民且以農林牧漁業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具有下列特殊情形之一，經夫妻雙方申請、縣級計劃生育行政部門批準，可以生育第二個子女：

1、男方到有女無兒家結婚落戶，與女方父母共同生活并履行贍養義務的（女家姐妹數人，只照顧一人）；

2、兄弟兩人以上，只有一個有生育條件，且只生育一個子女，其他兄弟均已喪失生育條件并未收養子女的；

3、在與內陸不連接的海島定居的。

只生育一個女孩，母女均為農村居民且母親居住在農村連續五年以上，以農林牧漁業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的，經夫妻雙方申請、縣級計劃生育行政部門批準，可以生育第二個子女。

夫妻雙方再婚前各有一個子女，均隨前婚配偶，新組合家庭無子女的，經夫妻雙方申請、縣級計劃生育行政部門批準，可以生育第二個子女。

申請生育第二個子女的夫妻，女方為初育的須年滿二十五周歲，女方為再育的須年滿三十周歲。

第五篇：生育政策

生育政策

《條例》，14、15、16、17、18條，在具體應用中要準確把握相關定義的界定和一些特殊情形的處理。

（一）農村居民與城鎮居民的界定

《條例》中所稱的“農村居民”，是指戶口在村民委員會，自已或者父母承包了責任田土的居民，其他居民是城鎮居民。以下三種情形視為城鎮居民：

1、戶口在村民委員會，自已或者父母承包了責任田土的居民，在國家機關、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工作的正式工作人員；

2、戶口在村民委員會，自已或者父母承包了責任田土的居民，在企業連續工作三年以上，享受了城鎮居民社會保障待遇的；

3、戶口在村民委員會，自已或者父母承包了責任田土的居民，在城鎮購買住房連續居住三年以上，但未把戶口遷入居委會的。

（二）“子女”的界定

《條例》中所稱的子女包括親生子女（含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養子女和有撫養關系的繼子女。

繼父（母）是否與繼子女之間是否形成撫養關系的認定標準：

1、繼父或繼母有愿意撫養繼子女的意思表示，并長期共同生活，繼父或繼母負擔了繼子女生活費、教育費的一部分或全部；

2、已獨立生活的成年繼子女對繼父母承擔了主要贍養義務。

（三）跨省婚姻生育政策的適用

原則上按女方戶籍地的生育政策執行，生育證由女方戶籍地計生部門發放；女方把戶口遷往男方戶籍地，按照有利于當事人的原則，選擇適用我省和外省的《條例》關于生育政策的規定。

（四）涉外和涉港澳公民生育政策

中國內地居民和外國人、港澳臺居民結婚后在內地生育的，執行中國內地居民一方戶口所在地有關生育政策的規定。外國人、港澳臺居民一方結婚前已有的子女以及內地居民與其結婚后生育的子女，在不內地定居的，不計算該子女數。

中國內地居民與外國人、港澳臺居民結婚后，符合法定生育條件，要求在內生育的，須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婚姻狀況證明和生育狀況證明，由內地居民一方按其戶口所在地有關計劃生育的法規和規定辦理有關生育手續。

中國內地居民與外國人、港澳臺居民結婚后，符合規定的生育條件，但未辦理有關生育手續而生育子女的，補辦手續后免予處理；未婚生育第一個子女的，補辦結婚登記的有關生育手續后減輕或者免予處理。

（五）留學生的生育政策

1、出國留學生的中國內地居民（經下簡稱留學人員），在國外留學期間應自覺遵守《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及有關的法律法規。

2、夫妻雙方在國處連續居住一年以上的留學人員，不符合國家有關計劃生育法律、法規的規定，在國處生育或者懷孕后回中國內地生育第二個子女的，回中國內地后不予處理。

3、留學人員在國外生育的子女不回中國內地定居的，在執行國家有關生育政策的規定時，不計算該子女數。

4、留學人員在國外留學期間或者懷孕后回中國內地生育，不納入中國內地各級各部門和有關單位人口計生工作考核。

（六）被拐賣婦女獲救后的生育問題

1、被拐賣婦女在買入地被迫生育一個孩子，經解救回原籍后，與無子女或者有一個子女的男子結婚，可以再生育一個子女；

2、被拐賣婦女在買入地被迫生育了兩個或兩個以上孩子，被解救回原籍，與無子女的男子結婚，如果經政府部門調解程序，司法機關法律程序仍無法取得對孩子的監護權，可以批準其再生育一個子女。

（七）“農轉非”和“非轉農”居民的生育政策適用

城鎮居民由政府統一安排轉為城鎮居民的，自轉為城鎮居民之日起三年內，適用農村居民的生育政策。農村居民自行轉為城鎮居民的，已經領取生育證并懷孕的，生育證繼續有效，未懷孕的，自轉為城鎮居民之日起，執行城鎮居民的生育政策。

（八）原為農村居民的退伍軍人、大中專畢業生生育政策的適用

原為農村居民的退伍軍人、大中專畢業生，自退伍、畢業之日起三年內將戶口遷回農村，符合《條例》應用解釋對農村居民界定條件的，可以選用《條例》關于農村居民再生育條件的規定。但將戶口、檔案放在人才交流市場的，不適用《條例》關于農村

居民再生育條件的規定。

（九）少數民族的生育政策適用

少數民族居民非婚嫁將戶口從非少數民族地區遷入少數民族地區的，不適用少數民族地區的生育政策，但因在修建水庫導致的由政府組織從非少數民族地區遷入少數民族地區的少數民族移民，適用少數民族地區生育政策。

夫妻雙方為少數民族，一方為少數民族地區的農村居民，另一方戶口在少數民族地區，出生在少數民族地區，但在非少數民族地區工作的，適用少數民族地區生育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