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國農民工就業歧視問題探討

我國農民工就業歧視問題探討

摘 要：在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到過程中，產生了農民工這一我國轉型時期出現的特殊群體。他們在為社會創造財富的同時，卻在就業上備受歧視。由多種原因引起的農民工就業歧視現象帶來了不可小覷的負面影響，亟待解決這一復雜問題。關鍵詞：農民工

就業歧視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取得了飛速的發展。伴隨中國經濟的騰飛而來的是中國社會轉型帶來的陣痛。在這個過程中，就業歧視這一社會問題在近年來日益突出，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就業歧視現象。事實上，在就業領域的因不平等對待引起的就業歧視現象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即使在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也存在著就業歧視行為。

1958年國際勞工組織《就業與職業歧視公約》（第111號公約）及建議書中已經對就業歧視有了明確的界定：“根據種族、膚色、性別、宗教、政治觀點、民族、血統或社會出生所造成的任何區別、排斥、或優惠，其結果是取消或有損于在就業或職業上的機會均等或待遇平等”，“包括得到職業培訓的機會、得到就業的機會、得到在特殊職業就業的機會以及就業條件”。簡而言之，就是勞動者在選擇就業時，因種族、性別、年齡、地域、相貌等方面的不同而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在我國，具體表現在女性就業歧視、就業健康歧視、就業殘疾歧視、基于戶籍和地域的就業身份歧視、就業年齡歧視等，其中尤為突出的是隱含的身份歧視——農民工就業歧視。

一、農民工就業歧視的現象表現

從人類學和生理學角度來看人類遷徙行為，無非出自兩個目的：一是生存的需要；二是“自我實現”或“求優”的需要。①大量農民進入城市務工也是在這兩個動機驅使下的選擇。他們廣泛分布各個行業，其中在加工制造業中占從業人員的68%，在建筑業、采掘業中接近80%，在環衛、家政、餐飲等服務業中達到50%以上。②農民工已經成為產業工人重要組成部分。農民工的大量涌現，為社會創造了財富，為農村增加了收入，為城鄉發展注入了活力，為國家現代化作出了巨大貢獻。然而正是這個為城市發展、繁榮立下“汗馬功勞”的群體，在城市社會中不但沒有受到尊重反而備受歧視。1.職業歧視

職業歧視指在勞動力市場上，某些勞動力即使有能力完全勝任而因非經濟的個人特征和其他因素而被限制或禁止進入某些行業，或者被排擠到同一行業的過低檔次位置上。③職業歧視表現在農民工身上，指農民工由于出身于農村，被人為的進行職業分割，在城市只能從事那些臟、累、苦、差的工作。很多城市要求農民工辦理暫住證、就業證方可就業，一些好的行業、工種要求農民工具備一定的文化程度和進行職業能力認證，從而限制農民工對這些職業的進入。

2.工資歧視

工資歧視是指從事相同工作的員工，一部分人由于非經濟個人特征而導致所獲工資收入低于另一部分人。工資歧視是由勞動生產率差別以外的因素引起的。在農民工進城就業中工資歧視表現為:被迫接受低工資、同工不同酬和農民工工資拖欠。溫家寶總理親自為農民工追討工資，拉開了大規模治理農民工工資拖欠問題的序幕，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確實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

3.人力資本投資歧視

人力資本投資歧視是指勞動力由于非經濟個人特征導致較少獲得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正規教育、在職培訓及較好的健康照顧等機會。農民工在城市就業由于受傳統的戶籍身份及自身素質影響，政府、企業等對農民工的就業認識上存在短視，其人力資本投資存在明顯歧視行為。主要在培訓歧視和健康保護歧視兩個方面。農民工缺少用人單位的職業培訓，職業技能很難得到提升；甚至被作為廉價勞動力，長期超負荷工作，勞動安全和自身健康得不到保護。

4.就業保障歧視

就業保障歧視是由于戶籍身份原因導致農民工在城市就業所受社會保障方面的差別待遇。我國長期勞動力市場分割是體制性分割，導致不同區域之間、城鄉之間、不同企業之間、甚至同一企業內部不同身份勞動者之間有“正式工”與“農民工”、“臨時工”之別。城市“正式工”享受養老、醫療、失業、生育、工傷五大保險，而農民工卻被排斥在社會保障之外。

二、農民工就業歧視的原因探究

任何社會現象的產生，都是與當時特定的社會歷史環境緊密聯系的。作為我國社會轉型時期出現的特殊的弱勢群體，農民工就業歧視的產生也是同樣的。

首先，在中國社會的傳統文化觀念中，農民的社會地位不高，長久以來被鄙視。農民被冠以“鄉巴佬”、“土老冒”這樣的稱謂，這些字眼中流露出對農民的嘲笑和輕視。這些觀念很自然地延及農民身份的農民工身上，表現為當今社會文化對鄉土的遠離，對農民工的漠視。這是農民工就業歧視的思想根源。

其次，1958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確立對城鄉人口實行嚴格的戶籍管理，從而建立了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整個社會結構一分為二。在我國城鄉二元結構下，以戶籍制度形成城市和農村居民的身份壁壘，戶籍制度成為農民工就業歧視的制度性根源。

再者，政府公共服務的缺失，公共服務產品分配嚴重不公，教育、衛生、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投入明顯偏重城市，國家對農村地區的公共服務投資過低。資源的分配、公共產品的占有在城鄉之間、區域之間存在極大差別，極不平衡，導致農民的自我發展能力和自身素質無從提高。農民工的職業選擇與目前的公共服務產品的分配不公造成農民工人力資本水平低下密切相聯。

最后，相關法律法規的不健全，勞動保障監察不力，維權組織缺位。1995年實施的《勞動法》對于依法調整勞動關系，規范用人單位的行為，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具有重要作用，但《勞動法》本身存在立法缺陷，主要表現為適用范圍過窄，對于“就業歧視”的規定沒有涉及到戶籍歧視，這就造成農民工維護合法權益法律困境；缺乏救濟途徑，規定的勞動爭議受案范圍，均以勞動者與用人單位已經訂立書而勞動合同或建立事實勞動關系為基本前提，從而未包括就業爭議在內；現有規定過于原則，缺乏具體法律責任的規定。此外，勞動保障監察部門執法不夠嚴厲，對于違反《勞動法》的行為懲處力度不夠，對待拖欠、克扣農民工工資的企業懲處不夠嚴厲，追究法律責任的方式有些軟弱。工會作為維護工人合法權益的維權組織，卻只是面向城鎮工人而排斥農民工，這些都使得農民工權益的保護處境尷尬。

三、農民工就業歧視的負面影響

歧視是一種明顯的社會不公現象，其具有排斥性和廣泛性，損害了社會的每一個成員都應具有的平等、自由的基本權利，忽視了社會合作、社會整合的極端重要性。因此農民工的就業歧視會帶來一系列的負面社會影響：

農民工就業歧視降低了國家和政府的威信。農民工就業歧視產生的直接根源是在中國以往的制度設計，有意無意地剝奪了農民的國民待遇，減少了對農民的人道關懷，人們因之人為地強化了社會不平等的社會意識，對政府的職責產生懷疑。

農民工就業歧視不利于社會穩定，無益于和諧社會，漠視農民工的利益，打擊農民工的生活積極性，傷害了農民工作為社會成員的尊嚴，使社會公正程度降低，社會競爭環境平等被打破，易激起社會成員的內心不滿以致心理失衡，不利于社會的穩定，影響整個社會的和諧。

農民工就業歧視不利于勞動力素質的提高，勞動力素質低仍是困擾我國制造業競爭力的一個不容忽視的瓶頸。當前中國制造業企業正遭遇發展的瓶頸、生存的危機，雖然其中有美元的持續貶值、原材料價格的持續上漲、加工貿易政策的趨緊等外圍環境和政策因素的影響，但是真正制約中國制造業競爭力的關鍵，是中國制造業在全球產業鏈中的低端地位。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是：我國勞動力素質較低，無法滿足產業鏈高端環節對勞動力素質的要求。農民工占我國勞動力人口的相當大的比重，農民工勞動力素質必然影響整個國家勞動力素質的提高。

農民工就業歧視不利于國民經濟的良好循環和長遠發展，也會延緩我國城市化和現代化進程。我國部分地區出現用工短缺的現象，雖然產業結構性短缺、技能結構性短缺等結構性問題是這一現象產生的內在驅動力，但是農民工工資低導致農民工外出預期收益減少，勞動條件差及拖欠、克扣工資等就業歧視行為也是這一現象產生的重要原因。

四、消除農民工就業歧視的對策構想

平等就業權是勞動者的基本權利。《憲法》第42條規定：“國家通過多種途徑，創造勞動就業條件，加強勞動保護，改善勞動條件，并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提高勞動報酬和福利待遇”。《勞動法》第3條明確規定：“勞動者享有平等就業權、選擇職業權、取得勞動報酬權、休息休假權、獲得勞動安全衛生保護、接受職業技能訓練、享受社會保險和福利等權利。”保護農民工就業是社會的應有之義。

反對農民工就業歧視，實現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平等就業，可以從以下五個方面思考：

第一，政府轉變執政理念。經濟發展不等同于社會發展，不意味著社會成員的幸福程度的必然增加。因此，政府必須要樹立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的發展觀，實現政府由管制政府向服務政府的轉變。體現在農民工就業問題上：管理方式上，由防范、限制式管理轉向服務性管理；在服務理念上，政府是為全社會服務的政府，而不是為某一類人或某一地區提供單獨服務，地方政府更要真實地樹立執政為民的理念；在服務的具體方針上，政府應堅持非歧視的原則，公平地對待農民工，形成公共服務覆蓋農民工的制度。

第二，深化體制改革，逐步縮小城鄉差距，消除二元結構。美國思想家約翰·羅爾斯說：“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④可見制度政策的公平性是其存在的首要前提，政府應著力創造公平、寬松的制度環境。政府應當根據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改革戶籍制度，解決就業歧視中的制度性根源，并且在教育、衛生、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產品的提供上向農村傾斜。

第三，完善法律法律制度，加強勞動監管和保護。農民工就業歧視從某種程度上屬于制度化貧困，可以說得到了法律制度和社會習慣的認可、保護和縱容。因此，要逐步取消歧視農民工就業的政策法規，把農民工就業權益保護切實寫入相關法律；同時明確政府在解決就業歧視問題的角色定位，加大對勞動力市場秩序的監管，使農民工就業權益受到侵害時能公正地得到救濟。

第四，勞動者自身需要努力。農民工就業受歧視，自身方面也是存在著一定的因素。因此，他們必須改變自己身上僵化的小農意識，變被動為主動，加強學習，接受新觀念、新知識，增加適應社會的能力，提升自己的人力資本，以適應社會的發展變化。

第五，大眾傳媒擔負社會責任。要消除人們對農民工的歧視觀念，傳媒應發揮積極作用，深入農村去關心農民，進行有效宣傳，減少對農民的社會偏見；同時加強對農民的宣傳教育，對農民進行現代文明的灌輸，在科技文化、教育衛生、法律道德等方面提升他們的現代意識，從而抵制社會中的歧視觀念。

參考文獻：

① ② ③ ④ 張永和《權利的由來——人類遷徙自由的研究報告》，中國檢察出版社，2001年。

國務院研究室課題組《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中國言實出版社，2006年。楊清河《勞動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約翰·羅爾斯《正義論》，何懷宏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

第二篇：農民工歧視問題

我國城市農民工歧視問題的研究

社會經濟發展的現實，使農民工已經成為整個社會弱勢群體的組成部分。他們處于城市和農村的邊緣狀態，生活狀況令人擔憂。他們的職業和生活缺乏制度化的保障，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有的甚至失去他們在農村賴以生存的土地，而在城市又沒有取得合法的生存地位，卻不斷地受到來自城市的方方面面的歧視。歧視直接導致他們權益的損失，權益的損失又直接影響著他們的經濟收入和社會地位。以往的研究表明，外來人口的失業與犯罪有密切的聯系，失去生存保障的流動人口常常走上犯罪道路。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業和城鎮轉移，是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必然趨勢。”因而，徹底改變與解決農民工歧視問題，不僅關系到社會的安定大局，影響工農、城鄉關系，同時，解決該問題也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出路，是長遠之計。

城市農民工所受歧視的表現

經濟歧視

農民工進城尋求職業的驅動力源于樸素厚重的經濟理性。然而，很多企業卻不顧社會道德，惡意拖欠和克扣農民工工資，最為嚴重的是建筑行業。據勞動保障部的有關統計，2002年全國23個外來務工人員較多的省份，查處拖欠農民工工資違法案件13 000余件，涉及626萬人，追討拖欠農民工工資達3.5億元。此外，同工不同酬現象突出。根據按勞分配原則，就業崗位相同，就應得到相同的勞動報酬。然而，農民工與生俱來的農民身份，使得他們不能與城里人享受相同的待遇；同時，用人單位不按規定支付農民工的加班工資，或者少給加班費。

非經濟歧視

農民工所受的非經濟歧視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農民工工作時間普遍超過規定，侵犯了勞動者的休息權；根據“深圳市2000年人口普查資料”測算：深圳市常住人口中每周工作超過50h以上者占29.2％，其中農民工中每周工作時間超過50h以上的占其總數的64.3％，工作超過50h以上的男性農民工比例達74.2％。見表1。可見，由于大多數農民工在非正規部門工作，其工作的時間較長；其次，勞動條件差，勞動強度大，農民工得不到按照有關規定應當給予的補償和保護。

基本人權歧視

農民工基本人權遭遇歧視的現象比比皆是。如有些企業安全保護設施不全，而農民工卻被安排上崗，嚴重侵犯了農民工的安全保障權；農民工進城證件繁多，企業扣押身份證、限制人身自由頻頻發生，動輒就以所謂查驗暫住證為由隨意收容遣送農民工等等，都嚴重侵犯了公民基本的人身自由權和人格尊嚴。除此之外，農民工子女入學難違背了義務教育，作為國家一個整體對國民的初等教育承擔義務的本來意義，侵犯了公民的受教育權利。

政策性歧視

由于至今仍存在戶籍制度政策，大量進城的外地農民工在子女入學、國有企業招聘、公務員錄用、社會保險待遇等方面，與城市本地職工相比處于不平等的地位，從而限制了外來勞動力獲得理想職業的可能性。在城市下崗失業問題日趨嚴重的情況下，很多城市制定外來勞動力分類管理政策，禁止和限制外來人口，特別是農民工進入某些崗位就業。1994年11月17日，勞動部發布了《農村勞動力跨省流動就業管理暫行規定》，規定了對跨省流動勞動力就業（實質是進城農民勞動力就業）的若干限制。該規定第5條規定：只有在本地勞動力無法滿足需求，并符合下列條件之一的，用人單位才可跨省招用農村勞動力：①經勞動就業服務機構核準，確屬本地勞動力普遍短缺，需跨省招用人員；②用人單位需招收人員的行業、工種，屬于勞動就業服務機構核準的，在本地招足所需人員的行業和工種；③不屬于上述情況，但用人單位在規定的范圍和期限內，無法招到或招足所需人員。不難看出，種種規定的基本出發點是限制使用外地農民工，其核心則是要優先滿足當地勞動力就業需求。

城市農民工遭遇歧視的原因

目前，隨著進城務工農民數量的增加，有關農民工所受歧視已經由個別現象演變成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因而，必須分析其背后的深層原因，并針對這些原因，有的放矢地提出改善農民工歧視狀況的對策。

歷史文化的沉淀和現行政策的制約

歷史上，中國是一個典型的社會等級制度國家。一切按照等級劃分，不同等級的人享有不同的待遇。戶籍制度本質上是一種等級制度。雖然農民工從事的是非農產業，但是他們的身份是農民。因此，無論一個人干什么事，只要他（她）是一個農民，就免不了要受歧視。近幾年，城市下崗人員、失業人員的大量囤積，很多城市為了保護本地的勞動者，甚至產生“騰籠換鳥”的想法，對農民工的就業崗位進行限制。在這樣一種政策氛圍下，農民工很難按著自己的理想進行職業選擇，他們的工資待遇、勞動爭議處理及維護自己合法權利方面，均無法與同行看齊。隨著“三農”問題被提上政府工作日程，農民工的權益保障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社會關注。在第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農民工的權益問題成為代表們的熱門話題，有關保障農民工權益的議案頻頻提交。相信農民工所受政策性的歧視會日益減少，但這些政策性歧視的影響卻可能繼續干擾著農民工的就業問題。

缺乏代表農民利益的正式組織

因為我國社會存在多種社會階層，有著不同利益矛盾，所以，才有工會、婦聯、工商聯等組織來代表這些階層的利益，表達他們的聲音，在政府與各階層之間建立起溝通的渠道。但迄今為止還沒有代表農民利益的群眾組織。此外，受社會地位、經濟地位、文化素質等方面的限制，農民這一最大的社會群體始終缺乏相應的政治參與權。在國家層面上缺乏實質代表農民利益階層的代表，在國家決策中缺少農民爭得平等權益的“砝碼”。

企業受低成本的驅動，往往視農民工權益不顧

當前形勢下，勞動力市場是個典型的買方市場。企業往往利用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優勢地位，壓低農民工的工資，降低產品成本。大部分企業利用農民工法律意識淡薄，或者即使具有法律意識，也苦于就業競爭激烈、自己又缺乏競爭優勢而順從用人單位的現實條件，未與農民工簽定勞動合同，使得用人單位和農民工之間的勞動關系缺乏法律憑證，致使用人單位肆意榨取農民工的血汗。

執法和監督力度不夠

根據《勞動法》規定，勞動者是指達到法定勞動年齡，具有勞動能力的公民。勿庸置疑，“農民工”顯然屬于法律意義上的“勞動者”概念范疇。《勞動法》作為保護勞動者權益的法律規范，其實就是調整企業用工關系和保障農民工權益的最權威的法律。農民工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不應首先歸于法律存在空白，而應歸于執法中的法律失靈。政府管理人員的行為扭曲，政府相關執法部門尤其是勞動監察執法部門工作失職，對違規企業經濟制裁和行政處分過輕，使得他們違規成本太小，不足以糾正、制止部分企業的非常行為。

農民工自身存在不足

隨著產業結構升級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加快，城市對務工人員素質的要求越來越高。農民工素質的高低直接影響其就業、擇業及生活。大多數農民工人力資本存量低，缺乏競爭優勢，加之我國長期面臨勞動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城市每年提供的就業崗位相對于城市下崗職工、城市新成長的勞動力和流入城市的農民工而言，遠遠不夠），就業競爭十分激烈。能找到一個“飯碗”相當不容易，農民工幾乎不可能通過“勞資博弈”機制來沖破自己受歧視的現狀，對于用人單位的過激行為他們也只能忍氣吞聲。關于改善城市農民工所受歧視狀況的建議

農民工為城市的發展和建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是，城市的發展決不能建立在農民工權益損失的基礎上。現階段全社會必須充分正視農民工歧視問題，盡快改善農民工受歧視的狀況，以使農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社會體系中。

改革我國戶籍制度

當今中國社會中有哪些國民待遇最不平等？歧視性的城鄉兩種身份戶籍制度是中國國民之間的最大不平等。因而，必須加快戶籍制度的改革，糾正“城市保護主義”的錯誤做法和由此實施的對農民工的各種就業限制，從平等競爭的市場規則出發，改變一些城市政府實行的企業招工必須“先城鎮后農村，先省內后省外”的規定。政府勞動管理部門和戶政管理部門應統籌考慮城鄉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將企業的用人自主權真正還給企業，禁止以任何形式歧視農民工。

積極建立農民自己的組織

農民工雖然在城市從事非農產業，可仍然具有農民身份。因而，農民要維護自己的權益，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成立自己的組織，如農民協會等。農會需要得到法律承認和政策支持。它作為市場不完備和政府在農民工作方面缺位的補充，是農民的自我安排，是農民表達心聲的合理渠道，也是提高農民政治參與的有效途徑。同時，通過內部化可控制組織成本和交易成本的上升，從而降低總成本。

加大監督和執法力度

治頑必用重典，維護《勞動法》的法律地位，克服管理本位傾向。各級勞動管理部門應根據本地區的具體情況，科學、合理地確定各個部門務工的農民工最低工資標準，用人單位不得低于此標準；要建立健全農民工工資支付監控制度和企業工資支付信用制度，對企業工資支付情況定期進行檢查，并將企業工資支付情況作為評價企業勞動用工信用狀況的重要內容，記入企業勞動用工信用檔案；各級勞動監督執法部門也應切實履行自身執法職責，嚴格執行《勞動法》有關保障勞動者合法權益的規定，確保農民工和用工單位簽定有效的勞動合同，以便從法律上規范農民工勞動關系的確立、解除和終止，明確工資支付的權利和義務；提供合理的勞動條件，規定合理的勞動時間，將保障農民工的權益工作落到實處，力爭在基層及時預防和查處用人單位侵犯農民工權益行為；加大執法力度，變定性懲罰為定量懲罰，加大用人單位觸犯法律法規的機會成本；成立保護農民工權益救助中心，設立舉報電話，用人單位一旦被舉報查出，要處以高額罰款。

進一步加大培訓力度，切實增強農民工競爭能力

農民工的社會地位、經濟地位重要的決定因素之一，是人力資本，這是由基礎教育和職業培訓所決定的。因而提高農民工自身素質、增強農民工競爭能力，是為農民工擺脫尷尬局面增加“砝碼”。考慮到農民有限的教育資源和教育經費，教育部門在農村職業教育目標上應重新定位，應從學歷教育為主，轉向培訓服務。要樹立大教育的觀念，在保證九年義務教育的前提下，增加職業教育的內容，以使更多的后備勞動力在義務教育中能接受到職業技能的教育。重點開展我國現在急需的技工工種培訓，這樣可以保證農民工就業，同時還可以滿足市場需求。開展創業培訓，以培訓促就業，以創業帶培訓。

增設農民工免費法律援助機構

考慮到目前農民工的經濟狀況，建議增設農民工免費法律援助機構。免費的法律援助機構在農民工之間普及法律知識，為覺醒的農民工提供法律援助，使得農民工借助法律來維護自己合法權益。近幾年，在我國已經出現類似的機構和團體。如1998年成立的廣州市番禺打工族服務部，已承辦了483宗打工者權益個案，得到了社會各界廣泛的關注與支持。雖然類似的、個別組織的力量是薄弱的，但是它們卻為更多這樣組織的出現樹立了榜樣。當然，為了確保它們正常運行，必須有效解決這些機構的資金問題，不能完全依賴基金會撥款，可以通過募捐和對違規企業高額罰款以及政府資助等多種渠道獲得。

結語

消除社會對農民工的歧視，提高農民工的社會地位，保障農民工的合法權益等工作任重而道遠，需要社會各方長期的、共同的努力。農民進城務工是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主要渠道，是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的必然趨勢，也是全面建設小康的必由之路。因而，消除對農民工的歧視具有重大的、現實的經濟意義和社會意義。（作者：管志慧，彭兆祺）

第三篇：農民工就業歧視的法律問題研究

中央廣播電視大學 本科畢業論文（設計）

論文（設計）題目：農民工就業歧視的法律問題研究

學 院： 專 業： 學 號： 學生姓名： 指導教師：

年 月 日

目 錄

摘要：................................................................................................3 關鍵詞：............................................................................................3 正文....................................................................................................4

一、農民工就業歧視的主要表現..............................................4

（一）就業機會歧視............................................................4

（二）就業待遇歧視............................................................5

（三）就業安全保障歧視....................................................6

二、農民工就業歧視的原因分析..............................................7

（一）制度上的原因............................................................8

（二）法律上的原因............................................................8

（三）其他原因..................................................................10

三、解決農民工就業歧視問題的法律對策............................11

（一）完善現有的法律法規、制定專門的反就業歧視法..............................................................................................11

（二）政府轉變職能、加強勞動執法..............................13

（三）強化司法保障，建立專門面向農民工的法律援助機構..........................................................................................14

（四）提高農民工自身素質及法律維權意識，抵制社會的歧視觀念..............................................................................15 結束語：..........................................................................................16 農民工就業歧視的法律問題研究 摘要：

農民工作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一個特殊群體，肩負著建設城市和繁榮農村的雙重任務，對我國工業化發展和城市化進程做出了重大貢獻。但是，農民工作為城市中的弱勢群體，在就業中普遍受到歧視。本文列舉了農民工就業歧視的主要表現，分析了產生歧視的多方面原因，并從法律的角度探討了解決農民工就業歧視的具體對策。

關鍵詞：

就業歧視；戶籍歧視；農民工；反就業歧視

正 文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取得了飛速的發展。伴隨中國經濟騰飛而來的是中國社會轉型帶來的陣痛。在這個過程中，就業歧視這一社會問題在近年來日益突出，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就業歧視現象。簡而言之，就是勞動者在選擇就業時，因種族、性別、年齡、地域、相貌等方面的不同而受到的不平等待遇。我國具體表現在女性就業歧視、就業健康歧視、就業殘疾歧視、基于戶籍和地域的就業身份歧視、就業年齡歧視等。在我國，遭受就業歧視的最大群體就是農民工，農民工的就業歧視問題已成為社會共識。

一、農民工就業歧視的主要表現

城市農民工群體雖然龐大，但缺乏組織，是一個弱勢群體。農民工始終不能融入城市生活，缺乏組織的農民工群體得不到應有的保護，他們在生活和工作上處處都受到歧視，應有的權益得不到保障。農民工在城市中受到的歧視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現在：

（一）就業機會歧視

從理論上來說，凡是具有勞動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的人，都應當有報名應招的平等機會，任何人或用人單位都不得加以剝奪、排斥、損害和限制。然而，在我國現實經濟社會里，農民工 的應招權被限制和應招機會被剝奪、排斥、損害的現象十分普遍。

目前，對農民工的就業機會歧視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1.直接對農民工就業進行行政總量控制、職業和工種限制。如政府允許和限制使用外來勞動力的行業、工種和職業清單。在這種職業保留和勞動用工限定的制度下，廣大農民工只能進入收入低、福利差、工作環境差以及安全、待遇、勞保等都無法得到保障的次屬勞動力市場，而收入高、勞動環境好的首屬勞動力市場卻為城市居民所獨有。

2.對農民工就業的歧視性收費。農民工離開農村時要交費辦理身份證、未婚證、計生證、畢業證、待業證等，還要交計劃生育季度婦檢保證金、公糧水費和三提五統保證金。此外他們在城市還要交費辦理暫住證、健康證等。這些歧視性收費提升了農民工的就業門檻。

3.對城市居民就業和再就業的特殊優惠政策與措施，造成了競爭環境的行政干預和事實上的不平等就業，是一種變相的和更為隱蔽的保護本地居民就業，排斥外來勞動力的間接性雇傭歧視。

（二）就業待遇歧視

1.低工資報酬。用人單位對農民工沒有制定最低工資標準；或者使其報酬低于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線。農民工被視為體制以外的“三不管”群體，由老板與用人單位自行決定農民工的工資報 酬。在沒有強制標準的情況下，用工單位為了自己的利潤，總是盡可能的壓低雇用人員的工資。

2.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酬，是指用人單位對從事同種工作、熟練程度相同的勞動者，在提供等量勞動之后提供不同等的報酬。一些企業為了降低成本，利用靈活的招工方式，有意用各種條條框框把員工分成三六九等，人為地造成同工不同酬。農民工的勞動報酬與城市戶口的員工相比存在著明顯的差別。農民工雖然從事著與城市戶口員工相同的工作，擁有相同的工作績效，但獲得的是較少的工資；不給加班費或者少給加班費，使農民工失去了生活來源。

（三）就業安全保障歧視

1.從就業運行過程的安全保障來看，用人單位應當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為勞動者提供相對穩定的工作，不得隨意修改勞動合同條款或終止勞動合同，解雇勞動者即使是合法解雇，用人單位也應當向被解雇的勞動者提供一定的經濟補償和收入保障，法律例外規定除外。然而，我國外資企業、私營企業甚至公有制企事業等用人單位，與持有農村戶口的打工仔、打工妹簽訂有效勞動合同的情況并不多見。或者說，與之簽訂形式上的勞動合同，不利于農民工的勞動合同的現象也不罕見，這就為用人單位隨時隨處隨意解雇、辭退、開除農民工大開方便之門，致使此類勞動者的就業安全系數非常小。2.從社會整體角度考慮，城鎮勞動力的福利等隱性優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由農民工的低福利甚至無福利來補貼的。城市職工享受養老、醫療、失業、生育和工傷五大保險，但農民工卻被排除在社會保障之外。在醫療保障方面，農民工由于沒有城市戶口，自己的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醫療費高使得農民工根本病不起。在工傷保險方面，用工單位很少主動為農民工辦理，有很多單位都不愿意辦。一旦出現工傷事故，受害的往往是農民工自己。最近幾年受工傷但未辦理工傷保險的農民工屢見不鮮，他們有的人財兩空，有的落下終生的殘疾。失業養老保險不健全，農民工承受著巨大的心理壓力。城市工人失業了，但他們還有穩定的住所，有一定數量的生活保障金，有著家庭的直接支持。農民工失業了，他們無顏回鄉，繼續留在城市卻又沒有生活保障，真正的成為城鄉邊緣人群。

3.存在就業服務歧視，即農村勞動者難以享有政府就業服務機構提供的各種就業信息、職業輔導技能訓練。

二、農民工就業歧視的原因分析

農民工所遭受的普遍而嚴重的就業歧視，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僅有制度上的原因，還有法律上的原因，而農民工自身的不足、社會輿論導向也是其中的原因。

（一）制度上的原因

我國現有的戶籍制度是城市農民工遭受歧視的制度性根源。以戶籍制度為基礎的壁壘，事實上是將城鄉居民分成了兩種不同的社會身份，兩種就業、兩種公共服務制度，不同的身份代表著不同的權利、地位和機會，政策與制度對具有城市戶口與農村戶口的人明顯持雙重標準：保護前者而限制后者，就業歧視也就在這種體制下自然而然產生了。由于戶籍制度的壁壘，農民工無法融入城市，形成漂泊不定的流動人口。由于他們在城市中沒有正式的身份，在教育、住房、社會保障等方面面臨著一系列的困難，不但如此，還要繳納名目繁多的如贊助費、各項管理費等多項不合理費用，增加了他們進城打工的成本。戶籍制度使得農民失去了遷徙的自由，進一步擴大了已經存在的城鄉差別，使城市化滯后，形成中國特有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造成產業結構發展畸形。所以要改變農民工就業受歧視的現狀，必須要從根源入手一一改變現有的戶籍制度。

（二）法律上的原因

1.立法缺位及規定不完善

第一，我國現行憲法沒有賦予公民遷徙自由權，作為以限制公民流動或實質上限制農民流動為己任的戶籍制度依然合法存在有很大關系。沒有憲法保障下的遷徙自由，在實際生活中處于“二等公民”地位的農民工即使進入城鎮，其擇居權、平等就業 權、受教育權、社會保障權等也就只能是一句空話。

第二，勞動法規定存在缺漏。《勞動法》本身存在立法缺陷，主要表現為適用范圍過窄，對于“就業歧視”的規定沒有涉及到戶籍歧視，這就造成農民工維護合法權益遭遇法律困境；現有規定過于原則，缺乏具體法律責任的規定。

第三，缺乏關于就業歧視的救濟程序。我國當前法律規定的勞動爭議受案范圍，均以勞動者與用人單位已經訂立書面勞動合同或建立事實勞動關系為基本前提，但許多就業歧視發生在就業前勞動者尚未與用人單位簽訂勞動合同時，使得法律在面對就業歧視時也是有心無力，更毋庸論及相關責任人的追究與受害人的損害賠償。

2.勞動執法不力

執法不力、法律法規得不到真正的落實是農民工就業備受歧視的另一個重要原因。首先，勞動監察機構一般為事業單位，受勞動行政部門委托行使執法權。其隸屬性質，使其勞動執法工作容易受到來自其領導機關和各級政府部門的執法干擾，難以保證獨立執法。其次，我國執法監查力量嚴重不足，面對大量的勞動違法案件，勞動監察機構根本無力應付。再次，勞動監察機構的級別低、待遇差，難以吸引較高素質、專業性的人員加盟該隊伍，使得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現象更加嚴重。最后，勞動監察機構的執法措施不足，只有行政處罰權與處理權，在一些案件的處理上力不從心。這使得勞動執法的作用得不到有效發揮。3.司法上缺乏專門的法律援助機構

農民工普遍受教育的程度較低，加上傳統文化的影響，使得他們主動維權的意識不強；少數農民工雖然想維權卻不知道向何處申訴或無力申訴，這種情況下各級各類法律援助機構為農民工提供法律援助顯得極為重要。而我國的現實情況卻是此類機構少之又少，即使有也是綜合性質的而沒有專門針對農民工的法律援助機構，就算是接受了農民工的委托也有很大成分是以一種敷衍的漫不經心的態度予以處理的。而農民工這個日益壯大的弱勢群體在各種權益上所受到的歧視性待遇卻日益嚴重，他們急需為自己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討個說法卻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們對相關法律知識知之甚少，不懂得如何去維護自己的正當權益，在企業面前他們個人的力量顯得非常微不足道，在這種情況下成立一個專門面向農民工這個弱勢群體的法律援助機構顯得尤為重要。

（三）其他原因

1.農民工自身存在不足。隨著產業結構升級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加快，城市對務工人員素質的要求越來越高。農民工素質的高低直接影響其就業及生活。大多數農民工人力資本存量低，缺乏競爭優勢，加之我國長期面臨勞動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就業競爭十分激烈。能找到一個“飯碗”已是相當不容易，農民工幾乎不可能通過“勞資博弈”機制來沖破自己受歧視的現狀，對于用人單位的歧視行為他們也只能忍氣吞聲。2.意識形態、社會輿論等導致對農民工的社會歧視和偏見。長期以來，中國實行城鄉分割。戶籍是一道無形的墻，把農村居民和城市居民隔離開來。農民在農村務農，城市居民從事工業和服務業，勞動力和資本等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無法充分流動，信息也缺乏溝通，再加上城市居民受教育程度和生活水平總體高于農村居民，因此，城市社會長久以來形成一種偏見：把農村和農民與貧窮和愚昧等同，認為農民工就一定人力資本低，他們進入城市就會給城市帶來不穩定因素，從而形成“一等公民”的身份優勢意識，甚至演化為一種城市的市民性格。面對居于明顯弱勢地位的農民工，基本上都是以一種高人一等的姿態來看待他們，換句話說，就是對農民工的歧視。

通過以上原因的分析，我們認識到解決農民工就業歧視問題是一項需要綜合治理，且需要長期努力的浩大工程。以下試圖從法律方面著手進行相應的對策探討。

三、解決農民工就業歧視問題的法律對策

（一）完善現有的法律法規、制定專門的反就業歧視法

1.在憲法中確認遷徙自由，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我國憲法目前未明確規定遷徙自由反而實行限制遷徙自由和實行二元戶籍制度，導致農民工無法得到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所以必須從我國的根本大法上徹底改變消除歧視的根源。只有在憲法上明確規定公民的遷徙自由，才能使相應的改革具有憲法依據。將遷徙 自由明確地寫入憲法，指明努力的方向，這樣才更有利于公民對抗非法的權力，消除由此而產生的歧視。

深化戶籍制度改革，關鍵在于適應勞動力市場發展的客觀要求，逐步實現勞動力在不同勞動力市場中的自由流動。首先，應逐步放寬戶口遷移限制，在勞動力流向較集中的大城市實行有條件的準入制。其次，應取消以商品糧為標準劃分的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類別，實行以人口的定居空間、居住空間和主要從業內容為特征界定的戶口類別。這一改革將使戶口失去其利益分配功能和社會身份高低的體現功能，促使戶口真正成為我國公民平等競爭的結果，而不再是競爭的前提條件。最終消除城鄉分割的戶籍管理體制，為農民工創造一個由農民向城鎮居民轉變的制度環境。

2.完善勞動法，制定專門的反就業歧視法

（1）通過完善勞動法來規制就業歧視

首先，擴大我國《勞動法》中對就業歧視的認定范圍。結合我國國情再借鑒國際勞工公約對就業歧視下的定義，應當將政治見解、社會出身以及年齡、容貌、身體狀況等諸項勞動者的自然因素包含在內，并加“等”字兜底，以備必要時進行擴張解釋之用。如此，可以將就業領域中大量存在的事實上的就業歧視納入法律調整的范圍。其次，完善我國就業歧視的救濟程序。在我國當前階段，應將就業歧視作為“準勞動爭議”納入勞動爭議的受案范圍。再次，加重對就業歧視的法律責任承擔。我國現行法律 對就業歧視的法律責任規定較輕是農民工就業權益缺失的一個重要原因。

（2）制定專門的反就業歧視法

在就業歧視極其普遍的今天，尤其是在我國農民工平等就業權受到嚴重侵害的今天，很有必要在現行《勞動法》的基礎上，依據《憲法》的有關規定盡快制定《反就業歧視法》，以約束企業的歧視行為和政府的歧視性政策，維護就業競爭的公平性，并消除勞動力市場上因無法可依而造成的歧視現象，保護農民工及其他勞動者的合法權益。至于《反就業歧視法》的內容應當包含：明確就業平等、禁止就業歧視的法律原則，并對就業歧視的涵義、種類、法律責任、救濟途徑和措施等進行明確規定，使其在法律程序上具有可操作性。

（二）政府轉變職能、加強勞動執法

1.政府必須要樹立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的發展觀，實現政府由管制政府向服務政府的轉變。體現在農民工就業問題上：管理方式上，由防范、限制式管理轉向服務性管理；在服務理念上，政府是為全社會服務的政府，而不是為某一類人或某一地區提供單獨服務，地方政府更要真實地樹立執政為民的理念；在服務的具體方針上，政府應堅持非歧視的原則，公平地對待農民工，形成公共服務覆蓋農民工的制度。

2.加強勞動執法 首先，應該擴大監察機構的職權，加大勞動行政部門的勞動監察執法力度。其次，建立和完善行政執法責任制度。繼續堅持勞動保障監察目標管理，量化指標，層層落實責任，并嚴格考核。嚴格實行行政執法過錯責任追究制度，對在行政執法過程中出現的過錯，追究相關責任人的責任，并視情節給予相應的處理。再次，有關主管機關應當采取措施加強對執法人員的管理和進行一定的專業教育、培訓，從而不斷提高執法人員法律素質和執法水平。與此同時，選拔作風正派、工作能力強、責任心強、業務素質較高的人員到行政執法崗位，不合格的執法人員堅決給予相應嚴厲處罰，造成不法后果的依法承擔相應的責任。

（三）強化司法保障，建立專門面向農民工的法律援助機構

1.強化司法保障

農民工在就業中遭受歧視待遇的現象非常多，但現實中往往出現農民工不敢告狀、告狀難的狀況。對此，司法機關應通過審判活動對侵害農民工權益的行為和事件進行公正判決，從而增加農民工對法律的信心，使他們愿意用法律武器來維護自身的權利。另外，司法機關應保障農民工能夠及時通過行政訴訟或民事訴訟等途徑解決權利侵害問題，對于無錢告狀的農民工，人民法院應當依照有關規定為他們提供法律援助、減免訴訟費用。

2.建立專門面向農民工的法律援助機構

建立專門面向農民工的法律援助機構，有助于更好地維護農 民工的合法權益。可以嘗試建立“農民工法律援助中心”，主要職能是面向全體農民工，為他們提供訴訟代理、法律咨詢、代擬法律文書、非訴訟調解、提供法律性指導意見等法律援助。建立這種專門面向農民工的法律援助機構，可以使農民工在尋求法律援助時有歸屬感，便于農民工尋求法律援助；有利于集中專業的法律援助者為農民工提供高效優質的法律服務；有助于集中解決農民工所面臨的一些共性法律問題；更為重要的是可以使法律服務資源得以直接分配給龐大的農民工群體，使農民工真正享受到社會資源的分配，有助于真正實現社會公正。

（四）提高農民工自身素質及法律維權意識，抵制社會的歧視觀念

1.應當加強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和教育，提高農民工群體的市場競爭力。農民工一定要利用好一切可以利用的條件，努力學文化知識和職業技能，不斷提高自己的崗位競爭力。

2.加強對農民工的普法宣傳和教育，提高農民工群體的法律意識。當務之急是要著重學習《勞動力》、《安全生產法》、《職業病防治法》、《工傷保險條件》等與農民工勞動就業關系密切的法律法規，不僅是知道自己的應有勞動權利，增強維權意識，并且當權益受到損害時，能夠敢于運用法律武器來維護自己的權益。

3.最終消除就業歧視，需要自由、平等的人權觀念深入人心，要靠整個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首先，需要全方位加強對公民的 倫理教育與權責教育，促進公民社會的形成，最終推動整個社會文明程度的極大提高；其次，通過向社會展示農民工的弱勢生存環境，喚起人們對他們的同情，形成廣泛社會輿論，促進對他們的援助。此外，要消除人們對農民工的歧視觀念，傳媒應發揮積極作用，深入農村去關心農民，進行有效宣傳，減少對農民的社會偏見；同時加強對農民的宣傳教育，對農民進行現代文明的灌輸，在科技文化、教育衛生、法律道德等方面提升他們的現代意識，從而抵制社會中的歧視觀念。結束語：

尊敬的老師，我對農民工就業歧視問題進行了闡述，但由于工作經驗和知識有限，這篇文章肯定有許多不足之處，請您給予指導和糾正。

第四篇：關于就業歧視問題的分析

當前，在我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也凸現了諸多社會問題。其中，就業歧視問題引起了人們的強烈反響，具體表現如下：

一是疾病歧視。所謂疾病歧視，是指用人單位在招聘與錄用的過程中，以應聘者的身體疾病為緣由，拒絕錄用應聘者。試想，大學畢業生如果僅僅因為診斷患有某種疾病而被用人單位拒之門外，會造成何等嚴重的人才浪費？

疾病歧視使他們喪失了就業的機會，造成了人力資源的閑置。

二是身高歧視。用人單位在招聘的過程中，對特殊崗位提出一定的身高要求本是無可厚非的。但是很多企業在招聘的過程中，不管崗位是否需要，對身高提出過高的要求，很多本能勝任崗位需要的求職者只能“望高興嘆”。身高歧視不僅使用人單位流失合適的人才，既造成人才的浪費，對求職業者的打擊也是顯而易見的。在屢屢碰壁之后，部分求職者求職信心銳減，個別求職者還可能出現嚴重的心理障礙，仇視社會，甚至報復社會。

三是相貌歧視。企業對員工外在形象有一定要求是可以理解的，文秘、禮儀等崗位對于員工的相貌有一些特殊要求也是理所當然。然而，很多企業在招聘中對于相貌的要求近乎苛刻，致使招聘活動成為“選美”比賽，卻忽略了對求職者工作能力和潛力的考察。

四是性別歧視。由于受“男尊女卑”等傳統思想的影響，女性在就業的過程中常常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在同等競爭條件下，往往是男士優先。因此，致使女性喪失許多就業機會。

關于解決歧視問題的措施

一是加強反就業歧視的立法工作，保護勞動者權益。《勞動法》是保障我國勞動者合法權益的重要法律。我國《勞動法》第十二條規定：“勞動者就業不得因民族、種族、性別、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視。”然而，在《勞動法》的實施過程當中還暴露出了諸多問題，還并不能充分有效地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因此，完善《勞動法》勢在必行。在反就業歧視方面，建議在禁止“民族、種族、性別、宗教信仰”歧視的基礎上，進一步延伸到禁止身高、相貌、姓名、疾病等歧視方面，明確列出可以有年齡、性別、學歷等特殊要求的行業或單位或崗位，此外則屬于嚴格禁止范圍。

二是要對就業歧視的認定制定明確的標準，對出現就業歧視的企業明確懲罰的具體措施，讓企業為此付出較高的代價，以此起到一定程度的約束作用和警示作用。為了更好地反就業歧視，促進就業公平，建議政府最好制定和出臺專門的《反就業歧視法》。

三是加強執法力度，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增加企業就業歧視而付出的成本，實行較重的經濟處罰和媒體曝光，使企業在經濟上和商譽上遭受雙重損失，從而使企業采取就業歧視的違規收益小于違規成本，企業行為趨于理性化。

四是建立對就業市場的監測機制，對就業市場進行動態監控。定期或不定期地對就業市場的人員結構、工資水平、流動的方向進行調查，及時發現就業市場存在的就業歧視問題并提出解決問題的對策。

五是設立反就業歧視行動獎金，可以通過對反歧視行動給予獎金來鼓勵雇主放棄歧視。對那些在雇傭、工資和升遷等方面沒有歧視行為或者在這些方面優先照顧弱勢群體的雇主，給予資金獎勵或政策優惠，以激勵那些雇主和企業在招聘人員時杜絕就業歧視。

第五篇：淺談現代女性就業歧視問題

淺談女性就業歧視問題

摘要：調查顯示，目前，各級各類教育中的性別結構趨于平衡，在校女大學生和女研究生的比例已分別達到51.4%和49%，女大學生、研究生和男生一樣受到良好教育，同樣希望人生出彩，夢想成真。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女大學生常常難以獲得與男性平等的就業機會。在目前的各類招聘中，直接而明確的拒接女生的用人單位仍然存在，間接拒絕的更多。在這些現象的背后同樣也存在著許多不利于女性發展的謬論與歧視。

關鍵詞：性別歧視現存現象原因分析應對措施正文：

目前，就業性別歧視問題最普遍，女性在就業中存在各種不平等現象已經不是一個新問題了，但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就業中的各種不公平待遇愈演愈烈，社會上關于這類話題越來越普遍，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關注，歸其實質是主要是對性別的歧視。女性就業歧視實際就是指用人單位采取各種或明或暗的歧視手段，使女性在就業中喪失與男性平等的擇業機會及待遇。

勞動力市場的性別歧視，是指用人單位基于性別原因，或拒絕接受女性，或提高女性的錄用標準，或以結婚、懷孕、產假、哺乳等為由辭退女工或者單方面解除勞動合同，不重視婦女的升遷機會，或使女性與男性相比同工不能同酬。

前不久，據中國婦女報報道，一公司女員工在懷孕期間被終止勞動合同，不愿離職的她憤然申請勞動仲裁。最終，通過訴訟維護了自己的合法權益。日前，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區一審審核該起勞動爭議案，判決某科技公司給付女員工一定賠償，包括經濟賠償金，半個月產假工資，試用期工資差額，雙倍工資共計17340元。

我國《勞動合同法》規定用人單位自用工之日起超過一個月未滿一年未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合同的，應向勞動者每月支付雙倍工資。某科技公司在知道其懷孕的情況下通知不續簽合同，違反了勞動合同法，理應支付其經濟賠償。

日前，在各大衛視熱播劇“咱們結婚吧”，女主人公楊桃因年齡問題，公司考慮其以后的生活婚姻問題，不給予以續簽合同，給予辭職，她之后的一系列面試碰壁現象，讓我們看到社會生活中男女不平等的就業機會及性別上的歧視。同

時，我國《勞動法》第l3條有規定：“婦女享有與男子平等的就業權利。在錄用職工時，除國家規定的不適合婦女的工種或者崗位外，不得以性別為由拒絕錄用婦女或者提高對婦女的錄用標準”。如果用人單位除國家規定的不適合婦女的工種或者崗位外，因性別原因拒絕錄用婦女或者提高對婦女的錄用標準，使婦女在求職、收入、人力資本投資、晉升、解雇及懲戒等方面發生事實的不公平、不公正對待就構成性別歧視，嚴重時可能會負有一定的法律責任。

在我國現在主要有以下幾種情況：

1、錄用前的性別偏見

現在很多企事業單位直接表明不招女性，在未進入勞動力市場時歧視就已產生。例如，2013年，在山東職業學院的招聘會上，只有甘肅某鐵路部招個別女生，其他單位就以明文規定只招收男生。不管招聘單位考慮到女生就業后立即面臨結婚、生育等問題，延誤最佳工作時間，還是其他原因，這在一定程度上就構成了性別歧視。

雖然有些企業采取了不同的標準招聘女性，但是要求“形象好，氣質佳”，有甚者竟要求求職者簽訂“禁孕條款”。形象氣質要求可能是滿足企業的某些需要，有些企業要求如口齒整齊等一些問題就有點故意刁難的意味。但“禁孕條款”卻嚴重破壞了社會和諧，沒有兼顧社會道義和社會責任，無論企業是想追求利潤最大化下的舉措，可其嚴重違反了社會道義。

2、工作過程中的不公平對待

工作過程中的不公平對待是最普遍的。一般女性想要獲得更高的待遇和職位，就要付出比男性更多的努力。在一些事業單位，女性多活躍于中下層，在這個區間他們空間很大，升職加薪機會很多，然而，女性在高層發展空間卻很小，即使她們的業績遠高于一些男性，公司在考慮人事任選是總不經意的考慮過多因素，一致往往勝出的是男性。

我國女性就業之所以存在歧視，原因有：

女性自身的生理狀況以及所承擔的社會責任。婦女承擔著人類自身再生產的社會責任，在其就業生涯中，存在著一個就業生涯低谷期(主要指生育期、哺乳期和經期)，在工資率和男性相同的情況下，實際相當于提高了雇傭成本，以自身利潤最大化為目的的企業就會比較雇傭男性和女性的成本和收益，傾向于選擇

雇用男性勞動力。

市場經濟迫使企業在雇傭時會考慮女性本身所承擔的社會責任，在生育和撫養孩子過程中所消耗的精力和時間，在這段時間，女性在工作和家庭中的精力配比決定了在工作中的勞動生產率，所以大部分企業不愿花費更多的成本來雇傭女性。另一方面，女性產假期間公司要支付一定的費用，而這段時間女性是不能夠給公司提供任何貢獻的，這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企業不愿花較大成本來雇傭一個不能夠及時為公司創造利益的女性勞動力。

面對我國女性就業歧視問題，我國應該采取哪些措施呢。

根據我國現狀，這種歧視主要來源于雇主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與女性在社會中所受關愛太少。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享有雇傭自主權，追求利益最大化毋庸置疑，生育無疑會加劇企業的雇傭成本。所以政府應采取措施分攤一部分生育成本，也可以通過減少稅負來刺激企業聘用女性人才，消除她們在就業中的歧視問題。故《社會保險法》，應該將生育社會保障納入基本社會保險范圍，由國家、企業和個人分擔生育費用，減少企事業單位的雇傭成本，也可給予平等雇傭的單位一定的優惠政策，賦予他們一定得政府采購優先權，從根本上緩解女性就業壓力。

針對女性就業歧視問題，政府應該調整產業結構，增加就業總量，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使女性獲得更多就業途徑。其次，政府應該制定一定的法律法規來完善保障女性平等就業，減少那些原則性弱，口號性強，條文多，可操作性與針對性差的法律條文。將勞動法關于女性平等就業的規定予以明細化、具體化。在《女職工勞動保護規定》中，擴大法規的適用范圍，將女職工勞動保護的內容納入用人單位合同，也可將男女同一年齡退休,減少雇用單位在雇傭時過多的考慮性別年齡因素以及減少他們過多的出于成本的考慮，從而增加女性公平就業。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啟動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雖然它在一定程度上會緩解我國以后將面臨的“未富先老”，勞動力短缺，獨生子女養老等問題，但此項政策對于生育自由的女性來說，若不消除就業歧視問題，想真正實施還存在一定難度，故消除就業歧視是關鍵。

就業中的性別歧視問題是影響社會和諧的一個因素，近年來，女大學生受歧

視、就業難問題已成為社會發展的突出矛盾，是影響社會和諧的不和諧因素，它關系到社會公平、公正，是社會一系列問題實施的關鍵，它的影響也是一系列的，故解決女大學生就業性別歧視問題，是促進社會和諧發展的必經之路，是關鍵。所以，需要來自政府、企事業單位、個人、法律、輿論及社會等多方面的關心和努力，使男女平等就業真正實現社會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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