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聯邦黨人文集讀后感

《聯邦黨人文集》讀后感

《聯邦黨人文集》是由美國開國元勛漢密爾頓、約翰杰伊、麥迪遜等人書寫的85篇文稿組成，詳細的介紹了美國的政治制度的來源、優缺和作者對政治制度的看法。這本書使我對美國政治制度有了更深刻的認識，結合自己的生活經歷，引發了我許多的共鳴，接下來，我想從幾個角度闡述下我從這本書中得到的一些啟示。

通讀全書，漢密爾頓、麥迪遜等人對美國共和政治體制的每一個權力設置的緣由都做了詳細的闡述，鮮明的體現了美國政治的經驗主義色彩。美國政治制度在當今世界為世界各國效仿，為美國的強大與繁榮奠定了堅實的奠基。美國的政治制度的形成并不只是簡簡單單從一開始由他們的開國元勛根據什么“啟蒙思想”而建立一套制度，他們制度的建立有深刻的歷史根源，他們這套制度產生于經驗主義而不是理性主義，而經驗又來自哪里呢？這本書給了我們答案，來自于“英國”、來自“其他州憲法”，美國政治制度是在總結英國政治制度、州制度的優缺結合啟蒙思想創立出來的，可以說是啟蒙思想與美國國情的結合，有著深厚的政治經驗的積累。美國建國的十三個州，每個州都有自己特色的政治制度，而美國憲法就是對州制度的升華。它的每一個細節的設置都可以在英國政治體制或州制度中找到影子。所以我個人認為政治其實不存在什么突發奇想的創造，也不可能完全根據什么理論建立，它必定是深深的根源這個國家的歷史與國情，所以一個優秀的政治家、一套優秀政治理論必定是根源人民群眾、人民群眾的實踐之中。光靠幾本書，是搞不了政治的，甚至可以說是天方夜談。要堅持群眾觀點、群眾路線、總結實踐經驗。“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實踐是認識的基礎、源泉、動力、目標。

第二、我想談的是心理學、心理經驗對政治的作用，在《聯邦黨人文集》一書中，漢密爾頓、麥迪勛等人對政治制度的分析，對反對意見的回應，無不來自于他們在政治實踐中總結的心理經驗，比如在第72篇《論行政權力的唯一性》中談及“為什么行政權必須由一人掌握，而不能由一個集體掌握”時，作者說到“當行政權由一個集體掌握時，由于每個人都想將自己的意見滲入到決策中，所以決策必須要所有人來協商做出，當某個人沒有參與到決策的制定時，他可能會極力反對此項決議，因為他的意見并沒有滲透進去，這不僅會降低決策效率，而且容易導致內部分化，可能一部分人會結合在一起，不利于內部的團結。而且在集體做決策時，由于是集體決策，責任容易在人與人之間互相推卸。”所以漢密爾頓等人堅持要保證行政權唯一性，這不僅有利于效率提高，而且方便追究責任。漢密爾頓等人根據自身的從政經驗對美國政治制度的設計作出了合理的解釋，從每個人的心理出發切實考慮政治制度的合理性，政治總而言之就是對人性的管理，所以政治同時也是和人的心理密不可分的，所以任何一項政治制度的設計和出臺一定要充分考慮這項制度的實施者的內在心理，將政治與人性心理結合。

第三、我想討論的是政治制度的完善來自于權力的斗爭之后重組、洗牌。換句話說政治就像大自然一樣，它會隨著力量之間的角逐，不斷的重組、淘汰、新生，就像美國聯邦制度的確立，美國在1787年憲法之前一直都是邦聯制度，但是這種無法滿足美國資本主義的快速發展，美國需要一個強有力的聯邦政府，總覽軍權、財權、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為整個美國謀利，所以才有了《1787年憲法》的出臺，為美國確立了聯邦制度，這是各州權力讓渡的產物，換句話說也是權力斗爭的產物，權力斗爭并不是壞事，只要它是有利于社會主義的發展，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那我們就應該接受它，但它必須最后以法律制度的形式確立下來鞏固斗爭的成果。一個優秀的政治制度一定是經過無數的政治斗爭而產生的，當然其中也不乏流血與犧牲。

第四、從全文出發，可以充分了解美國政治制度，尤其是它突出的穩定性，制度的設計者在分權上確保各個主體的力量均勢，沒有讓其中的任何一方過分的強大，而足以影響另外兩方，實現了政權的高度穩定性。以行政權為例，設計者對總統擁有的軍隊統帥權、簽訂條約權、任命權、議案的相對否決權，都做了精心的設計，總統對于上訴的權力都無法全部掌握，都只能部分取得，分權的思想不僅僅停留在對行政權、司法權、立法權的分立，同時也滲透到了每一個具體部分的設計上。在司法上，由于司法權天生的弱勢地位，設計者為了加強其對其他兩者的影響力，確立了法官終身制、違憲審查制度，通過憲法加強了司法權。在防治腐敗問題上，司法上充分發揮陪審團制度的作用，行政上，由國會對總統的收入進行控制，同時也有最高法院的監督，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腐敗的產生。

第五、制度設計者極具創意的考慮到了人情世故對政治的影響，因而在制度的設計中加入對這一問題的防范措施，例如在人事任命權上，既不將權力完全給予總統，也不將其給予議會，因為如果給予總統一人的話，那么很可能產生總統任人唯親的情況出現，如果將其給予議會的話，那么議會的議員可能會互相照顧自己的親屬，同時互相也不敢得罪對方，這樣容易導致政治家族化或結黨營私的出現，后果可想而知。所以制度設計者采取的方式是將任命權分為提名權和審核權，提名權歸總統，審核權歸議會。這樣一方面，可以保證行政機關人員都能被總統接納，和總統保持高度的一致，同時也可以減少任人唯親的情況的產生。因為畢竟有那么多雙眼睛盯著，總統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這樣的制度的設計充分的體現了制度設計者有著豐富的生活經驗和高超的政治智慧，充分的考慮到了政治中的人情世故。還有一個例子就是法官的終身制和部門俸給制的設計，法官的終身制確保了他的獨立性，不受提名者的干擾，同時法官的高薪制保證了法官可以不因為生活情況的變動而影響職責的履行，這都是充分考慮了法律這一行業的特殊性而制定的規則。人情世故也是政治不得不考慮的問題，而這一點在國內比較官方的書籍上很少提到，中國的政治制度可以充分學習和研究這一點。

第六，從書中可以感受的到，美國政治是深受功利主義價值觀的影響，何為“功利主義”，最早是由英國哲學家兼經濟學家邊沁提出的。簡單的說知道就是最求幸福的最大化，認為痛苦和快樂可以精密的計算得出幸福值。而美國政治制度的設計者就是出于功利主義價值觀的考慮，對于政治制度的每一個環節都深思熟慮，進行充分的厲害、利弊比較，例如在陪審團制度上，在民事案件中是否要運用陪審團制度產生了極大的爭議，有人認為陪審團對民事糾紛并不能就行深入的了解，因為在民事糾紛中存在許多專業性問題，一般人很難了解，所以不支持民事訴訟中加入陪審團制度。而另一方面，一部分認為陪審團制度可以充分的防止政府的腐敗作風。經過多方面的爭論還是決定運用陪審團制度，這是他們從功利主義的角度出發，以限制政府的權力為主，從此點出發，考慮到“運用陪審團制度”的利大于弊而得出的一個結論。美國政治制度是功利主義、經驗主義的結合，所以美國政治制度具有典型的西方政治色彩。

上文中，我從經驗主義、心理學、權力斗爭、制度的穩定性、功利主義、人情世故等幾個方面詳細的分析了這本書中所提及的美國政治制度的特點，對美國政治制度有了新的理解。讀完這本書后，產生了許多新的體會，和以前從課本中了解到的美國政治制度截然不同，這讓我回想起了去年上的王成蘭老師的《美國當代歷史文化》，王成蘭老師認為：“美國的發展主要靠的是以下四點：

一、一以貫之，不折騰；

二、立國者的抱負與眼光；

三、思想家對美國的忠誠；

四、博大、寬容的文化。”其中老師提出的第一點其實就是保守主義政治理念，第二點其實展現的也就是美國開國元勛的豐富的政治經驗和政治理論修養。美國的發展是長期歷史積累的產物，的確“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它是政治系統不斷完善和更新的產物。制度的創始者只是根據他們的政治經驗和政治理論設計出一個模型，而后人再不斷的根據實際狀況在這個大的框架下修改這個模型，使之適應時代的發展。

總而言之，這本書讓我受益良多，上文是我讀書的心得體會，一本書也許兩三天就能看完，但是寫這本書的人，可能是經歷了一生才有如此的生活體會，而我的生活經歷有限，也許還不能讀懂作者全部的想法，或許讀懂了卻無法真正理解，可能是因為經歷、閱歷，也可能是因為年齡、語言。讀一本好書就像和一個偉人在交流，他把人生的體會告訴我們，我們有時可以觸摸的到，但很多時候卻可望不可及。有人說“讀書可以讓我們讀懂現實”，但我認為很多時候是“現實讓我們讀懂了書”。書只不過是個載體，通過他，我們可以和活著的或死了的偉人們近距離交流，他們告訴我們的一點一滴也許就會在未來的某一天引發我們的共鳴，給予我們啟示。讀書沒必要刻意強求全部讀懂，你也沒這個能力全部讀懂，所以讀書還是“不求甚解”的好。

注釋：邊沁：杰里米·邊沁（Jeremy Bentham，1748年2月15日——1832年6月6日）是英國的法理學家、功利主義哲學家、經濟學家和社會改革者。他是一個政治上的激進分子，亦是是英國法律改革運動的先驅和領袖，并以功利主義哲學的創立者、一位動物權利的宣揚者及自然權利的反對者而聞名于世。他還對社會福利制度的發展有重大的貢獻。

經驗主義（Empiricism）：一種認識論學說，認為人類知識起源于感覺，并以感覺的領會為基礎。經驗主義誕生于古希臘。距今已有2400余年的歷史。期間，它不斷地與另外兩種學說發生爭議：一種學說為天賦論，主張知識屬于與生俱來的本性之觀念；另一種學說為理性主義，主張唯有理性推理而非經驗觀察才提供了最確實的理論知識體系。然而，上述的爭議雖然從未中斷過，但它們之間的沖突卻時而激烈，時而緩和。作為一個認識論的概念，經驗一詞主要指與理性認識相區別的一個認識階段、認識形式，即感性認識。理性主義者將人們對有關事物的見解區分為一般的、易犯錯誤的信念和永久的、已被證實了的真理性知識，并在其中劃出一條深深的鴻溝。他們聲稱，感覺經驗只能產生關于表象世界的意見，由于表象可能使人受到蒙蔽，所以這種得之于觀察的經驗是不可靠的，無法被確認為知識。鑒于此，理性主義者主張全面放棄感覺，而專注于從理性中尋覓真正的知識。還有一些理性主義者認為，許多知識是生而具有的；學習的實質，就在于通過理性能力對內部潛在的內容作出重新發現。他們指出，在這樣一個先驗的知識概念系統中，短促和隨機的臨時性經驗必然找不到它的位置。

功利主義：認為人應該做出能“達到最大善”的行為，所謂最大善的計算則必須依靠此行為所涉及的每個個體之苦樂感覺的總和，其中每個個體都被視為具相同份量，且快樂與痛苦是能夠換算的，痛苦僅是“負的快樂”。不同于一般的倫理學說，功利主義不考慮一個人行為的動機與手段，僅考慮一個行為的結果對最大快樂值的影響。能增加最大快樂值的即是善；反之即為惡。邊沁和密爾都認為：人類的行為完全以快樂和痛苦為動機。米爾認為：人類行為的唯一目的是求得幸福，所以對幸福的促進就成為判斷人的一切行為的標準

《1787年憲法》：1787憲法是美國1787年制定并于1789年批準生效的美利堅合眾國聯邦憲法。是世界上第一部比較完整的資產階級成文憲法。它奠定了美國政治制度的法律基礎，制定后多年來附有27條修正案，迄今繼續生效。

啟蒙思想：啟蒙思想運動是繼文藝復興后，在歐洲歷史上出現的第二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啟蒙，就是啟迪和開導人們的反封建意識，給尚處在黑暗中的人們帶來光明與希望，反對蒙昧主義、專制主義和宗教迷信，打破舊的傳統觀念，傳播新思想，新觀念。

參考文獻：邊沁《功利主義》；

馬克思韋伯《論保守主義》

《美國1787年憲法》

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

盧梭《社會契約論》

第二篇：聯邦黨人文集讀后感

《聯邦黨人文集》讀后感

在寒假里，我閱讀了馮明輔導員在第一次黨支部會議中推薦的《聯邦黨人文集》。這本書被美國人成為美國憲法的“圣經”，是在美國建國初期憲法制定階段由美國三位偉人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約翰·杰伊、和詹姆斯·麥迪遜為了爭取新憲法在紐約州獲得支持而發表在報紙上的一系列說服性文章。文集中主要講述了美國憲法的精神概要，美國三權分立的政體原因，對美國日后政體的變化與民主的實施乃至世界政治中制衡思想都有著遠大的影響。三位作者是美國開國諸賢中的三位，他們在這部集子中樹立了一步憲法，并創立了一套政治制度，使制度與憲法能夠長盛不衰，也是美國日后被世界各國廣泛認為是最民主國家的保證。眾所周知，政府的權利來自于人民，而民主則要體現在政府不能夠依靠自己的權利為所欲為。而這三位作者充分利用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思想設計了一個藍圖：建立一個聯邦政府，而這個政府中的立法，行政，司法部門分割，也就是說擔任各個部門的人員不能同時在兩種部門中擔任職位，并且使三種權利機構的權利相互制衡，這樣就不會造成政府權力集中于一個組織或者是一個人的現象。而國體機構是共和國。他們認為行政部門的所有權利集中于總統一人更有利于行政命令的實施。而美國總統由人民選舉產生，保障了民主權利。由此我想到了中國的政體。中國與現今美國的政府的不同。

首先美國實行的是最為廣泛的總統共和制，而中國是人民代表大會制。美國的這種整體選擇來源于聯邦黨人的努力，來源于孟德斯鳩三權分立思想，需要把強大的行政權集中于一個人的手里，所以選擇了總統制。而我們這么選擇是因為我們要構建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而實現這種方式的最穩定方式是通過層層選舉成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而最終的權利決定機構即人民代表大會。對于美國來說，總統的權利直接來自人民，而中國政府的權力屬于人民代表大會賦予，但人民代表大會是由人民選出。在各個模式正常運轉的情況下，美國的方式可以使人民更加的體會到當家作主即民主的美好，而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更加的穩定，因為它將選擇權集中于人民認為更加優秀更加有能力的人的手中。

對于政府的結構，我們都知道美國采取的是制衡策略，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三權分立，三個部門相互牽制，行政權屬于總統，立法權屬于國會，司法權屬于最高大法官，總統由人民從兩個黨派各自推舉出的黨魁中裁定，國會中的席位由各州選舉，而最高大法官雖然由總統任命，但是總統無權罷免。這樣就是美國的各個系統之間無法形成裙帶關系，形成威懾國家的權力集團。而對于中國的政體我只能表示無奈，因為在網上我找不到任何能夠詳細解析中國政府結構的資料。但是據我們所知，顯然沒有美國那么的嚴謹。

正如同美國說我們的人民代表大會是裝模作樣，只是共產黨為了蒙蔽世人的眼睛，我們也說美國的選舉是由大財團暗中操縱，但是無論如何，我們都在自己的體系中穩定的發展著。我們各自相信自己會走向成功，但是也會互相借鑒。這就是我們看關于西方政體書籍的意義所在。

第三篇：聯邦黨人文集

美國的建國大業

——讀《聯邦黨人文集》

于樂源 11級 建筑學 20115570

美國建國初期，漢密爾頓邀請杰伊和麥迪遜，共同使用筆名“帕布利烏斯”在紐約各大報紙上高密度地發表文章，解釋聯邦宗旨，闡述憲法要點，希望借此說服紐約民眾，促使紐約邦制憲會議批準憲法。這一系列文章后來集結出版，就是我們看到的《聯邦黨人文集》。他們自認為自己寫的文章對象是時下的百姓，絕沒想到它們也會對后世產生如此深遠的影響：它的價值已經遠遠超過當年作者們的初衷，《聯邦黨人文集》的思想輻射也遠超出了美國。

當時的美國可謂百廢待興，甚至可以說還沒有“美國”，只是十三個獨立國家的集結——“邦聯”。他們各自都有自己的憲法、政府、武裝和法律文字，人口、幅員差距懸殊，歷史淵源、人口組成、社會結構大相徑庭。恐怕他們唯一的共同點就是反對英國統治。這種體制根本無法抵抗外國的欺侮，而且內部容易陷入爭執和戰爭。

先見之明者已經意識到了這種邦聯體制的巨大缺陷，就是：“為聯邦立法，要取得各邦的集體同意，就不能立法管理生活在各邦的公民個人。”制定法令若要得以實施，必須要所有邦通過。邦聯制度是如此孱弱，松散，無力，更像是今天的歐盟。而不是一個國家。

抵御外來侵略，捍衛自己的權力不被它邦蠶食，避免各邦相互傾軋，達成各邦彼此孤立無法達到的福利，這就是建立中央政府的目的。正因為美國制憲會議時的歷史背景是聯邦權力和邦權論的妥協，因此我們在美國的政治體制設計中處處可以看到分權、制衡原則的貫徹。這種對權力的分離、制衡的高度意識，也表明了建國初期的美國人對權力的強烈不信任感，所以有“總統靠不住”這種說法。在政府的組織結構上，《聯邦論》還提出了“政治制約原則”。麥迪遜說，倘若人人都是天使，就用不著政府。他認為，惟有利用相互對立和爭奪的利益，方能制約人人都具有的權欲和野心。這一原則在《聯邦憲法》中的主要體現就是“限權”——無論是政府的權力，還是民眾的權力，都要有所節制。這種觀點也透露出他們高度的務實態度，雖然漢密爾頓和麥迪遜當時都只有三四十歲，但卻對各種政治體制的優劣有著深切的洞察，且不為一時的意識形態所遮蔽。一個重大的事實不可更改，那就是北美十三個邦已經是獨立實體。若要它們聯合起來，就不可能要求它們徹底放棄主權，建立一個中央集權的單一制國家。它們的聯合，只能以聯邦或邦聯的方式予以實現。

當時面臨著艱難的選擇：美國獨立之后，是采用共和制、貴族制還是君主制？ 幾乎所有人都會擯棄君主制，在貴族制的問題上，大家也莫衷一是。制憲者們明白大家想要的是民主。

最終，他們的選擇是糅合與創造：結合了聯邦制度與共和制度的一種新型政體。采用了分權制度，各州和中央政府擁有的權力強度都是最高的，但是所管轄領域不同。

但是，分權又會遇到什么問題呢？

分權的困難就在于現實妥協。分權者都是人，沒有人能保證分權者能夠把權力分配地公正合理，事物的性質受其自然屬性和人為操作的影響，現實利益的分歧很難不去影響到權力的分配。

正如文本中所主張的，沒有一種“passion”是絕對好的，正如愛情總伴隨著嫉妒，民主總伴隨著暴民一樣。具有結合優勢的總大都能夠勝出單一的整體。美國的特征就是，它不是民族國家，也不是帝國，也不是國家的聯盟，而是三個概念的混合。為什么聯合？強世功老師說，為了追求偉大。美國的幅員遼闊，政體史無前例，所以美國思考的是偉大的事。

這也給予我們一個啟示：為什么美國會成功？美國思考的是偉大的事。我們在完成我們的事業的時候，有多少人能把它當成一樁偉大的事情？所以極少有人能把自己的事業做成偉大的事。美國人信奉新教，信奉選民論。他們把自己看做上帝的選民，把每一件事都看做上帝的安排。

所以，美國能夠建國三百多年而成長為一超級大國，這是偉大的功業，由偉大的人們完成。

第四篇：讀《聯邦黨人文集》后有感

讀《聯邦黨人文集》后有感

現代中國但凡有些社會良知的大學生，逢人必談政治，逢政治必談民主二字，似乎談論民主總有一種指點江山的氣概。可是我們有捫心自問過，民主到底為何物？我們有深入調研過我們國家的問題出在哪里了么？我們有了解過現代意義上的西方民主制度如何產生的么？我們有了解過歐洲的民主和美國的民主差異在哪里么？我們沒有了解過，我不得不佩服這種略顯無知的勇氣。我們總是贊嘆美國的社會秩序良好，架構穩定，卻很少有人關注這樣原因。很多人試圖從制度的角度發現問題，卻發現得出的結論總不是那么貼切。亦或是“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亦或是我們沒有選擇對正確的方向，總是原地打轉，總是南轅北轍？亦或是我們有太大的惰性，往往不愿意和過去做一個了斷，使得我們的歷史拉拉扯扯，左腳已經跨過門檻，右腳卻死死的站在后面不愿跟上？

從小主動去接觸那些感興趣的大大小小的民主歷程，可是感覺現代世界往往是那樣復雜，爾虞我詐的權術往往遮掩著對于自由和純粹的追尋，我發現很難剖開迷霧發現那些最本質的東西，于是我去翻看那些經過時間層層篩選而仍能夠獲得后人垂青的著作，那些經歷過帝制、君權、軍事獨裁、民主暴政、名義共和、諸侯割據、人民專政的歷史而流傳至今的著作。對于美國歷史的理解，感覺好像總是缺一環。中學的歷史課本教給我們的是，一群顛沛流離的異教徒在大洋的彼岸通過一紙薄薄的契約后定居下來，然后美國的定居者和殖民者就突然發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獨立之后美國就逐漸走上了稱霸的道路。我以為，既不客觀，也似乎有意地省卻了什么東西。美國的民主思想如何形成？雖然美國的憲法經過那么多回修改，為什么它的政體能夠保持不變？為什么它能夠對內保持最大限度的民主，對外卻表現最大限度的專制？美國的制度和它的政治行為如何互相影響？一切外部的揣測都顯得有些業余，直到我翻開了《聯邦黨人文集》。盡管它的觀點未免略顯陳舊，主觀性也很強，卻未嘗不是觀察美國民主制度的另一個角度。如果沒有這門課程，作為一個工科生，我可能也不會去專門看這樣一本書。聯邦黨人文集是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約翰·杰伊和詹姆斯·麥迪遜三人為爭取批準新憲法，而在紐約報刊上共同以“普布利烏斯”為筆名而發表的一系列的論文文集。雖然在看書的過程中可以看出一些不同風格的破綻，但是整書看來，還是如行云流水般流暢，我不得不為他們杰出的洞察力、預測力、架構能力而折服。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曾為律師，后任華盛頓總司令的軍事秘書和革命軍團長，參加過安那波利斯會議，是制憲會議的成員，任首任財政部長。約

翰·杰伊，律師兼外交家，主要從事外交活動，是1783年美國獨立條約的簽訂人，也是1793年中立宣言的起草人，曾任臨時國務卿。詹姆斯·麥迪遜,這個應該很熟悉，他是獨立運動的主要人物之一。在費城制憲會議中作用卓著，并保存了最完整的會議記錄，有“憲法制定人”之稱，后任國務卿和第四任總統。可以看出，這三位不僅僅是卓越的理論家，更在合眾國的前期建設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所以研讀三位的作品，會發現他們所提到的，不僅僅是幻想，而是或多或少真實的歷史軌跡。

在聽過余遜達老師的政治和政黨的課程之后，我又回頭翻看《聯邦黨人文集》。作為一

部政治學名著，其設計的一部憲法和一套政治制度一直經久不衰。中國古代哲學思想也追求均衡和諧，均衡在中國古代是一種類似“均勢”的解釋，然而我們卻從未將這種思想上升到治國之道的層面上，只是政治技巧和人際交往的一種技藝。其實一言以蔽之，主要是聯邦黨人創新性地以分權制衡原則去構建了一套比較完善的國家基本政治制度。通過百余年的實踐，我們也可以看到，盡管美式民主不是遍地開花，但是分權制衡卻是人類政治文明和法治文明的智慧結晶和經驗總結。

人世間一切都難免衰敗并死亡，任何基于不管崇高的個人也好、卑鄙的個人也好的政治

制度，都將隨著權勢和肉體的消逝而崩塌，權力和制度的真空往往又會造成一輪輪無休止的征戰與搶奪，乃至陷入惡性循環。一部真正對所約束人民負責的憲法或一套長期穩定存在的政治制度要得以長存，除非它能準確地把握人類的本性和歷史的走向。在考察和研究古希臘、羅馬等時期政治制度及晚近的英國憲政經驗的基礎上，本書的作者們創新性地提出共和政府架構，確立了分權制衡的政權組織形式。政府權力被劃分、并被設計成相互制衡的模式，即聯邦政府的權力被劃分為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具體而言，三個部門的人員由獨立而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時間和不同的范圍內產生，具有不同功能，任何人只能在其中一個部門任職，任何一個部門只能在有限的時間內控制政府的某個部分，而不可能同時控制全部權力。權力劃分后，各部門都具有憲法和政治上的獨立性。但是權力分立卻并不意味著立法、行政、司法三權的完全分割，否則只能導致政府癱瘓或混亂。

我認為該書有以下幾點值得我們仔細思考：

1、聯邦黨人在分權的基礎上進一步論述了權力應如何制衡。他們認為，為了達到各種

權力相互牽制，所謂“三權分立”并不是三種權力絕對的隔離分治，而應當存在著三種權力的相互聯系。正是為了相互制約，才存在著權力間的局部混合。完全的分割不僅會造成政治權力行使的低效率，相互疏遠的聯系也很難起到制約的作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才會造成既排斥又吸引的作用。“只要各個權力部門在主要方面保持分離，就并不排除為了特定目的予以局部的混合，此種局部混合，在某些情況下，不但并非不當，而且對于各權力部門之間的互相制約甚至還是必要的。”

2、與權力相互牽制相關的一個問題是權力的平衡。聯邦黨人主張平衡三個部門的權力，要使每一個部門的權力對其他兩權來說不具有壓倒性的優勢，要使三者彼此在權力、力量的對此上形成均勢。而美國憲政框架下的權力分立與制衡機制主要表現為：國會的任命批準權和彈劾權，總統的立法否決權和建議權，法院的憲法解釋權和司法審查權等，其中心思想歸

根結底還是以權力制約權力，監督和制約中存在著反監督和制約，監督與制約都是雙向的。

這里又有一個問題，政府權力為什么要分權與制衡？我們的國家總是刻意地拒絕西方的多黨制政治體制，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姑且不論那套所謂的“淮南之橘生于淮北為枳”的說教，我們在現有的政治框架下能夠達到權力的有效和有限行使么？要回答這個問題，不得不從“人性論”談起。

“性本善”與“性本惡”的爭論從古至今，直到近代西方人文主義的興起和發展，對

“人性”才有了更深刻全面的認識。一方面，人性既有惡的一面，因而政府權力成為必要，對政府權力行使者進行限制和制約同樣成為必要；另一方面人性又有善的一面，人是目的，應當尊重其人格尊嚴和保障其基本人權。所以任何法律制度都必須建立在對人性、人類社會本質規律深刻洞察的基礎上。

現代憲法的人性基礎的思想立足點就是建立在性善與性惡的雙重人性假定上。一方面

在人文主義假定的人的尊嚴和價值的至高性、神圣性的基礎上，對性善的頌揚使人權保障思想得以廣泛的張揚和崇尚；另一方面，對人性弱點，人性的缺陷與不完善上的正視與防范，需要公共權力加以規范并對權力行使者加以制約。

聯邦黨人在書中乃至后來實踐中所設計的憲法及政治制度，就是基于對人性的深刻洞

察上，深信政治權力的存在是一種“必要的惡”，并指出“用這種方法來控制政府的弊病，可能是對人性的一種恥辱。但是政府本身若不是對人性的最大恥辱，又是什么呢？”。政府掌握權力具有天然的擴張性，而掌握權力的人都有野心，野心必須用野心來對抗。人性自身的缺陷與弱點的存在決定了種種主觀上的“謹慎”與“防范”不能靠人本身，而必須借助客觀化了的人性即合乎人性的法律與制度。經驗也告訴我們，政府的權力是必要的，而政府權力本身又是危險的，因此我們必須設計出各種制度防范或減少這種危險。這就是權力的雙刃性。

所以，除了“外來的控制”外，聯邦黨人進一步對政治權力作出“內在的控制”——

分權制衡，把政府權力分成若干部分，以防止專制與權力濫用。他們堅信沒有分權就沒有自

由，認為“立法、行政和司法權置于同一人手中，不論是一個人，少數人或許多人，不論是世襲的，自己任命的或選舉的，均可公正地判定是虐政”，都是對自由憲法的基本原則的破壞。聯邦黨人還認為分權必須與制衡相結合，通過授予各個部門一些適當的彼此制約的權力，就能防止單個政府部門權力過大以至于帶來專制或**的危險。三位作者敏銳地發現了專制的禍根，即 “集權”。國家權力集中在一人或一個機構的手中，就容易導致權力的失控而形成集權，進而導致政體的腐化。“一旦政體腐化，無論任何優良的政體都會蛻變為專制或暴政，自由也就不復存在了”。中外歷史上的專制國家，帝王或政要集國家大權于一身，人民的權利無不殘酷地湮沒在暴政之中。權力擁有者往往會濫用權力，“直到其邊界為止”。因此要確保權利就必須限制權力，“從事物的性質來講，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權力制約權力”，分權就是其最佳途徑。任何權力都應有其運行界線，而非無限或無邊際的。實踐證明，不受約束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對待權力，哪怕是“人民主權”，也不能心存任何天真爛漫的幻想，任何不受約束和限制的權力，都可能導致最徹底的集權專制甚至暴政。（這一點我們在建國的前三十年的各種政治運動中深有體會）因此，必須要建立一套能有效地制約權力的制度，筑起一道阻止權力濫用，權力腐敗的防火墻，就離不開分權與制衡。因為分權制衡首先是反對集權專制，分散和限制國家權力，切實保障人權的制度安排，是保護個人權利享有和實現的重要保障。到這里，我又不得不提到自己的國度。我們的制度問題不少，如立法機關監督權不到位，行政權過于強大，缺乏制約，司法權不獨立等等，致使分權制衡機制無法有效運轉起來，完善我國分權制衡制度勢在必行。我認為參照美國的制度，應該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1、繼續完善我國的人大監督制度。人大作為立法機關，雖然憲法賦予其監督職權，但常常只流于形式，停留在文本上，缺乏對行政權和司法權的有效監督和制約。其本身存在的問題主要是監督機構不健全，甚至抽象空洞，對被監督的對象幾乎不產生強制的約束力等等。因此，完善我國的人大監督制度，加強人大對行政、司法的監督，形成不同權力之間有效的制約的運行機制，有利于完善我國分權制衡模式。

2、加強人大對授權立法的監督與控制，收回行政機關的稅收立法權。由于稅收立法權是立法機關的專有權力，不得授權，基于“無代表即無稅”的原則，設定任何一種稅收都必須征得代表的同意，否則不能征收。目前我國的行政機關被授予諸多的稅收立法權，這是與民主法治精神不相容的，不僅違背主權在民原則，而且也嚴重削弱了分權制衡機制，造成行政權大，而立法權、司法權相對小的權力失衡格局，使得法律喪失了其限制政府權力、保護公民權利的基本價值和功能。

3、確立人大真正的財政控制權。盡管人大有審議和批準政府預算的權力，但沒有真正掌握國家財政控制權和國庫。這種權力在西方國家被稱為“錢袋權”，是國會與行政機關之間制衡的重要表現。人大監督為何軟弱無力甚至形同虛設，關鍵就是缺乏監督的經濟支撐。如果人大行使財政控制權，不僅有利于行政機關依法行政，也有利于司法獨立。司法機關可以在財政上擺脫行政機關的控制和干涉為司法獨立構筑真正的經濟基礎，而只有司法真正獨立才能有效地保障分權制衡機制的運行。

第五篇：聯邦黨人文集78—讀書筆記

《聯邦黨人文集》第78篇

作者觀點：新憲法對于法官任職期限中關于其行為正當即應留任的規定，有助于限制代議機關越權并保證司法的穩定與公正。

文章開篇對“合眾國任命的一切法官行為正當即可留任”的規定進行了高度評價，認為它是現代政府的最可貴的革新。其后，作者從以下四個角度論證了法院、法官獨立性的必要性以及法官任期僅與其行為正當相關的規定的合理性。

首先，司法獨立是三權分立中司法機關的薄弱地位的要求。通過對美國三權分立之三部門性質、權力進行對比，作者認為司法機關為三權中最弱一環，同時對人民威脅最少。因為存在著被其他兩方侵犯、威脅與影響的可能性，因此除司法人員任職固定以保持其獨立性與堅定性之外無他法。

其次，法院獨立在限權憲法中是限制立法機關越權的保障。

作者駁斥了“司法權高于立法權”的說法。當作為人民代表的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與憲法沖突時，法院根據憲法這一代表人民意志的根本大法裁決，堅持人民意志至上，監督立法者在權限范圍內行事，并非意味著司法高于立法。

司法機關作為任命與立法機關的中間機構則具有合理性，解釋法律是法院正當與特有的職責，司法機關應聽命于人民而非立法代表而在沖突的法律中依據法律解釋原則作出符合憲法的原意的公正的解釋。認為法院在沖突解釋中會曲解立法原意的主張無異于主張根本不應設立獨立于立法機關之外的法官。

第三，法院獨立性有利于保衛憲法與人權。

立法可能受到社會多數派的輿論影響而違背憲法，同時這種不良傾向也可能造成不公正或偏見的法案對人權的侵犯。因此法官的獨立是保衛社會不受偶發的多數人的暴政這種不良傾向的重要因素。法官的堅定不阿不僅可以減少已通過的此類法案的危害，并且可牽制立法機關的通過。

堅定、一貫尊重憲法所授之權與人權，是司法必具的品質，而短期任職的法官因歉疚民意或屈從于行使任命權的主體而影響法官的獨立精神。

最后，法官職務固定有從其本身應具備的條件出發而產生的理由。

法官的職業，需要經過浩繁書籍案例鉆研和正直的品質，非一般人所能勝任。法官短期任職，易導致本來為數不多的合格人士常不愿放棄收入甚豐的職務而就任法官，進而次等人必擔當司法職務，從而對有效而莊嚴的司法工作造成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