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解析國家政治制度——《聯邦黨人文集》第九篇讀后

劉 韜

一、“聯邦”與“共和”

在本文的一開篇，漢密爾頓便鮮明地提出自己的一個論點：“一個牢固的聯邦，對于各州的和平和自由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是分裂和叛亂的障礙”。為了證明這一點，漢密爾頓從反面列舉了希臘和意大利一些小共和國為例。對于這些國家，他是這樣進行描述的：“它們永遠搖擺于暴政和無政府狀態這兩個極端之間連續不斷的革命”；那些“平靜、幸福的間歇、瞬息的光芒”，絕大多數都不過是混亂中短暫的間歇，并且使我們感到惋惜和悲嘆，因為黑暗在可預見的將來已經臨近。然而產生這樣一種悲慘狀況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漢密爾頓在這一段的結尾用了這樣的一句話來進行闡釋：“政府的弊病會使這些光輝的才能和崇高的天賦走上邪路，黯然失色，而這些產生他們的幸福土壤已經得到應有的歌頌”。很明顯，漢密爾頓表達了這樣的一種意思，即這樣的狀況并不是由于一個地理性因素或文化性因素造成的——在這方面以上的國家無可置疑——而是由于一個政治性因素，即“政府的弊病”而造成的，并且，這個政治性要素在某一方面甚至決定著地理性與文化性的要素的發揮。在這樣的結論背后，漢密爾頓無疑是針對美國表達著自己的見解：從地理性和文化性因素的角度上說，美國散發著同這些國家一樣甚至更加燦爛的光芒，可是這個光芒能否持續，能否使人備受鼓舞而不是產生哀嘆，決定于這個國家即將選擇怎樣的政體與政府。但起碼，這個國家不應再效仿希臘或者意大利這樣的“小型”共和國，因為這些國家從根本上決定了要與 “分裂和叛亂”為伍，無疑，美國的前景和人民的幸福將消失在這樣的國家當中。

然而，這絕不意味著美國將因此選取“專制”來取代“共和”作為自己國家的政體。在接下來的一段中，漢密爾頓駁斥了那些“專制政治”的擁護者，因為他們從此出發反對“共和政體的所有形式”，并且從根本上反對“公民自由”的原則，認為這是與社會秩序相本質沖突的。漢密爾頓在這里用世界上若干“自由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巨大組織”的存在及欣欣向榮來作為自己的論據以反駁那些專制擁護者們的“悲觀詭辯”，并信心滿滿的宣稱美國也將成為這樣的一個“標志性建筑”來進一步使得這些詭辯更加不堪一擊。

然而很明顯的是，倘若美國選取了共和政體卻不能在原有基礎上（即傳統的小型共和國）進行某種有效的改進，從而避免重蹈覆轍的話，那么對于這些共和反對者的駁斥將最終失去力量。在緊接著一段中，漢密爾頓提及了共和國家在這些方面已有的若干“改進”：政體的三權分立，立法上的人民代表與平衡制約以及司法中法院、法官系統制度。漢密爾頓宣稱，這些制度已經使得在一定程度上“共和政體的優點得以保留，缺點可以減少或避免”。但是，他似乎在贊揚這些制度的同時，認為僅依靠這些還并不足以良好的改善“共和”政體，于是在這些基礎之上，漢密爾頓提出本文所探討的核心內容——另外一個能夠改進民治政府，但卻被當作“反對新憲法依據”的原則：擴大這些制度（即以上提到的對于共和政體的改進）的運行范圍，或是一個州的各個方面，或是幾個小州結成一個大的邦聯。在本文中以下的部分，漢密爾頓就后者（即結成邦聯）展開了自己的論述。

如果有人緊接著提出這樣的一個疑問將不會讓人感到驚奇，這就是：這樣的一個原則究竟為什么會遭到諸多反對，甚至因憲法中涉及此原則而使得整部憲法遭到抵制和置疑呢？漢密爾頓在隨后的一段中對此作出了回應：這是因為歷史上有一個偉大的人物1曾經宣稱，“實行共和政體版圖必須狹小”。那么顯然的，如果以此為判斷依據，類似于美國這樣一個龐大的國家在地理上將不符合建立共和國的資格——這就與《聯邦黨人文集》中貫穿全書的核心，擁立“聯邦共和制與新憲法”相根本抵觸。所以可以想見，漢密爾頓在本文以下的篇幅中將會集中對此展開論述以加批駁。

關于這些批駁的論述可以認為大體上是從兩個角度來進行的：“現實性”與“理論性”。

漢密爾頓首先從現實性的正反兩個方面駁斥了那些堅持認為共和政體版圖必須狹小的論斷的人。從正面來看，邦聯在一個國家無論內外事務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都早已是為人所共知的，他這樣寫道：“在鎮壓內亂，保衛各州內部的平靜以及在增加各州的對外力量和安全等反面的用處，實際上并不是一種新見解”，已經“得到實踐”并受到“最受人尊敬的政論家的承認”；而從反面看來，漢密爾頓指出，孟德斯鳩所認為的小共和國其實遠遠小于美國的任何一個州，所以如果對于孟德斯鳩的那個論斷一味刻意堅持，那么就意味著將美國這個新建立的國家和組成這個國家的人民推到了一個危險的懸崖邊緣去進行選擇——“要么立刻投入君主政體的懷抱，要么把我們自己分裂成許多相互嫉妒、相互沖突和**的小州，成為不斷沖突的不幸溫床和普遍憐憫或藐視的對象”。這樣的一種方案被漢密爾頓視之為“極其糊涂的政策”，那些在隱約中對此方案表示支持的人則被其視之為欲圖占有因分裂而多出的微不足道的職位，“沒有才能把自己的影響擴大到私人陰謀的狹小圈子”，企圖以可恥的個人欲望而葬送整個美國和組成這個國家的每一個公民的幸福的人。

接下來，也許這樣的問題便會被提出，這就是究竟為什么孟德斯鳩會做出這樣一個論斷，認為實行共和制度則版圖必定狹小呢？奧斯特羅姆在他的著作《美國聯邦主義》中提到了孟德斯鳩的另外一個觀點，孟德斯鳩認為：“如果是一個小共和國，那么它易為外力所摧毀；如果是一個大共和國，那么它易為內部缺陷所毀滅”。對于這句話需要做出一定的解釋——首先應當確定，在這個論斷中所提到的“共和國”，無論大小，都是針對于單一制而言的。所以孟德斯鳩似乎從中想表達的是這樣的一種意思：一個實行單一制的共和國，無論大小，都難以避免由其性質所帶來的根本缺陷而最終走向滅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那種使得它們走向滅亡的原因卻是不同的——小共和國來源于自身力量的弱小而容易被大國所控制或摧毀；而大國則來源于代表會議規模的擴大所

不可避免帶來的“寡頭傾向”2。所以，小共和國的滅亡可能最終會體現為一個國家本身的消亡，而大共和國則體現為其國家性質將在潛移默化中發生改變，最終背離共和體制。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小共和國雖然最終將難免厄運，但其能夠堅持共和體制而不會像大共和國那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最終與其相背離，換而言之，小共和國所面臨的問題是作為一個“小國”所面臨的普遍缺陷，而并非共和體制所造成的；但是大國則恰恰相反。我認為，孟德斯鳩是在這個意義上下了“實行共和體制版圖必須狹小”這樣一個論斷的。

既然如此，那么是否孟德斯鳩關于共和體制的理論真的與美國現實狀況（尤其是地理狀況）格格不入呢？在以下的論述中，漢密爾頓明確指出，以此來反對美國建立共和體制的論調是難以成立的，因為它幾乎是有意的避開了這位偉人所堅持的其他思想，斷章取義，妄圖造成公眾對此的某種錯誤的印象，因為在孟德斯鳩的其他理論中，我們會發現對于建立一個邦聯（聯邦）的極端推崇。

接下來漢密爾頓就詳細的列舉了幾段孟德斯鳩關于這方面所進行的論述。這些論述都是圍繞著這樣的一個中心進行的：由小的共和國所組成的聯邦，將在內部保持共和的優勢，而同時在外部兼有“大君主國的一切優點”。所以，孟德斯鳩認為由于聯邦能夠通過聯合來增強實力以避免小國的固有缺陷，所以恰恰是聯邦（邦聯）能夠做到在國家內部實行共和體制并且長遠的將其維持和發揚而并不是相反。在充分了解到這一點后，先前對于他的那個關于“版圖狹小”的論斷的固執堅持而欲圖分裂美國的論調就變得不攻自破了。這也就是漢密爾頓為什么在文章中稱他“大量引用孟德斯鳩的論述是合適的，因為它們包括了贊成聯邦的主要論據的通俗易懂的摘要，并且一定會有效地消除誤用這部作品的其他部分而有意造成的錯誤印象”。

二、聯邦和邦聯

在明確了邦聯（聯邦）和共和體制之間的關系之后，漢密爾頓轉向了在此基礎上所涉及的第二個問題。眾所周知，在獨立戰爭到美國憲法頒布期間，美國所采用的是“邦聯制”的國家結構形式，可是美國憲法的出臺，使得人們開始感覺到，美國似乎即將選擇告別這一制度，或者至少是選擇對于這一結構形式進行某種特殊的改進。那么，這種改進是否必要，是否吻合于美國和美國人民所要追尋的幸福，就將會作為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提出。而本文以下的篇幅，便是漢密爾頓就這個問題闡述了自己的觀點。

在此值得說明的是，起碼在本文中，漢密爾頓對于“聯邦”和“邦聯”這兩個不同概念之間從未作出任何明確的區分，并且從本篇的行文中我們可以認為，他幾乎是完全混淆了這樣的兩個概念3，即認為它們是沒有區分的同義語4。

但是，漢密爾頓并非沒有注意到這種區別，他用了這樣的一句話來引領下面的論述：“在聯邦和各州的合并之間有一種與其說確切毋寧說細微的差別”，并說“前者的主要特征據說是限制其成員的集體權力的權威，而不限制組成聯邦的個別成員的權威”5。他指出，爭論者強調聯邦中國會不應干預內政，參政權平等等原則，然而，這些見解卻是“武斷的，既沒有原則也沒有先例予以支持”，實際中其實存有大量的例外，這并非一個“絕對的原則”，并且他指出，如果這些原則成為真理普及時，將會導致“政府中無法校正的混亂和愚蠢無能”。

在接下來的兩個自然段中，漢密爾頓簡要的進行了論述來支持自己的觀點。首先他對于聯邦共和國下了一個自己的定義，他認為，“聯邦共和國，就是‘一些社會的集合體’或者兩個或以上的邦因聯合而成為的一個國家。”所以，只要其成員保有一定程度上的獨立，“雖然它會完全服從聯邦的總的權力，但在事實上和理論上，它仍然是幾個邦的聯合或者是一個邦聯”6。所以以這個角度來看，新憲法賦予美國各州以獨立、重要的主權，完全符合關于一個“聯邦政府的思想”。

接著，漢密爾頓舉出了呂西亞同盟的范例，在這個同盟中，參政權并非是平等的，并且中央同時也以任命官員的方式干預著地方各組成城邦的內政，但是這個同盟仍然得到了那些反對者所推崇的那個偉大人物的高度贊揚——“如果要我提供一個極好的聯邦共和國的典型，那么這個典型就是呂西亞聯盟”。

所以此時回想在涉及這個問題時，漢密爾頓所言之的那種“與其說確切毋寧說細微的差別”，其實漢密爾頓在本文當中所表達的是這樣一種思想——“邦聯”（聯邦）是作為實行國家共和體制最為優良的一種制度，而美國由新憲法所規定并即將實行的國家結構形式，雖然與原有邦聯體制具有一定差別，但這種差別是“細微”的，是“非核心”部分，并不因為這樣的差別的存在而使得這種即將被美國所選擇的制度背離邦聯政府的思想，恰相反，這種制度是作為邦聯的另外一種表現形式而出現的，它將完全一致于邦聯的思想靈魂。

注釋：

1.《聯邦黨人文集》第九篇

2.此一論斷可參見《聯邦黨人文集》第58篇，《美國聯邦主義》第二章、第四章。

3.例如，在本文中其聲稱“我說的是擴大這些制度的運行范圍，或者是一個州的各個方面，或者是幾個小洲結成一個大的邦聯。后者同考慮中的事情直接有關”。而我們知道，這個考慮中的事，應當指的是在新憲法當中所即將實行的聯邦制度。另外，根據奧斯特羅姆在《美國聯邦主義》當中的論述，孟德斯鳩所推崇的，實際上是一種“邦聯”制度（如果我們承認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的話），但是在本文中漢密爾頓則毫無例外的都稱之為“聯邦”。這一點在本文之后的論述中體現的更加明顯。所以，我幾乎是毫不知曉為什么奧斯特羅姆在《美國聯邦主義》第四章當中提出“漢密爾頓在此是有區別的使用了‘邦聯共和國’（confederate repubulic）、‘邦聯’（confederacy）、‘聯邦’（federal）。”

4.意即對于國家結構形式所采用的是兩分法：單一制和邦聯制。但值得注意的是，這與麥迪遜在《聯邦黨人文集》第39篇所采用的兩分法并不一致，在那篇文章中，麥迪遜似乎強調聯邦是一種折中于單一制和邦聯制的復合制度，而并非“邦聯”的同義語。

5.從這些論述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漢密爾頓實際所指乃是“邦聯”，但其一概都

第二篇：聯邦黨人文集

美國的建國大業

——讀《聯邦黨人文集》

于樂源 11級 建筑學 20115570

美國建國初期，漢密爾頓邀請杰伊和麥迪遜，共同使用筆名“帕布利烏斯”在紐約各大報紙上高密度地發表文章，解釋聯邦宗旨，闡述憲法要點，希望借此說服紐約民眾，促使紐約邦制憲會議批準憲法。這一系列文章后來集結出版，就是我們看到的《聯邦黨人文集》。他們自認為自己寫的文章對象是時下的百姓，絕沒想到它們也會對后世產生如此深遠的影響：它的價值已經遠遠超過當年作者們的初衷，《聯邦黨人文集》的思想輻射也遠超出了美國。

當時的美國可謂百廢待興，甚至可以說還沒有“美國”，只是十三個獨立國家的集結——“邦聯”。他們各自都有自己的憲法、政府、武裝和法律文字，人口、幅員差距懸殊，歷史淵源、人口組成、社會結構大相徑庭。恐怕他們唯一的共同點就是反對英國統治。這種體制根本無法抵抗外國的欺侮，而且內部容易陷入爭執和戰爭。

先見之明者已經意識到了這種邦聯體制的巨大缺陷，就是：“為聯邦立法，要取得各邦的集體同意，就不能立法管理生活在各邦的公民個人。”制定法令若要得以實施，必須要所有邦通過。邦聯制度是如此孱弱，松散，無力，更像是今天的歐盟。而不是一個國家。

抵御外來侵略，捍衛自己的權力不被它邦蠶食，避免各邦相互傾軋，達成各邦彼此孤立無法達到的福利，這就是建立中央政府的目的。正因為美國制憲會議時的歷史背景是聯邦權力和邦權論的妥協，因此我們在美國的政治體制設計中處處可以看到分權、制衡原則的貫徹。這種對權力的分離、制衡的高度意識，也表明了建國初期的美國人對權力的強烈不信任感，所以有“總統靠不住”這種說法。在政府的組織結構上，《聯邦論》還提出了“政治制約原則”。麥迪遜說，倘若人人都是天使，就用不著政府。他認為，惟有利用相互對立和爭奪的利益，方能制約人人都具有的權欲和野心。這一原則在《聯邦憲法》中的主要體現就是“限權”——無論是政府的權力，還是民眾的權力，都要有所節制。這種觀點也透露出他們高度的務實態度，雖然漢密爾頓和麥迪遜當時都只有三四十歲，但卻對各種政治體制的優劣有著深切的洞察，且不為一時的意識形態所遮蔽。一個重大的事實不可更改，那就是北美十三個邦已經是獨立實體。若要它們聯合起來，就不可能要求它們徹底放棄主權，建立一個中央集權的單一制國家。它們的聯合，只能以聯邦或邦聯的方式予以實現。

當時面臨著艱難的選擇：美國獨立之后，是采用共和制、貴族制還是君主制？ 幾乎所有人都會擯棄君主制，在貴族制的問題上，大家也莫衷一是。制憲者們明白大家想要的是民主。

最終，他們的選擇是糅合與創造：結合了聯邦制度與共和制度的一種新型政體。采用了分權制度，各州和中央政府擁有的權力強度都是最高的，但是所管轄領域不同。

但是，分權又會遇到什么問題呢？

分權的困難就在于現實妥協。分權者都是人，沒有人能保證分權者能夠把權力分配地公正合理，事物的性質受其自然屬性和人為操作的影響，現實利益的分歧很難不去影響到權力的分配。

正如文本中所主張的，沒有一種“passion”是絕對好的，正如愛情總伴隨著嫉妒，民主總伴隨著暴民一樣。具有結合優勢的總大都能夠勝出單一的整體。美國的特征就是，它不是民族國家，也不是帝國，也不是國家的聯盟，而是三個概念的混合。為什么聯合？強世功老師說，為了追求偉大。美國的幅員遼闊，政體史無前例，所以美國思考的是偉大的事。

這也給予我們一個啟示：為什么美國會成功？美國思考的是偉大的事。我們在完成我們的事業的時候，有多少人能把它當成一樁偉大的事情？所以極少有人能把自己的事業做成偉大的事。美國人信奉新教，信奉選民論。他們把自己看做上帝的選民，把每一件事都看做上帝的安排。

所以，美國能夠建國三百多年而成長為一超級大國，這是偉大的功業，由偉大的人們完成。

第三篇：聯邦黨人文集讀后感

《聯邦黨人文集》讀后感

在寒假里，我閱讀了馮明輔導員在第一次黨支部會議中推薦的《聯邦黨人文集》。這本書被美國人成為美國憲法的“圣經”，是在美國建國初期憲法制定階段由美國三位偉人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約翰·杰伊、和詹姆斯·麥迪遜為了爭取新憲法在紐約州獲得支持而發表在報紙上的一系列說服性文章。文集中主要講述了美國憲法的精神概要，美國三權分立的政體原因，對美國日后政體的變化與民主的實施乃至世界政治中制衡思想都有著遠大的影響。三位作者是美國開國諸賢中的三位，他們在這部集子中樹立了一步憲法，并創立了一套政治制度，使制度與憲法能夠長盛不衰，也是美國日后被世界各國廣泛認為是最民主國家的保證。眾所周知，政府的權利來自于人民，而民主則要體現在政府不能夠依靠自己的權利為所欲為。而這三位作者充分利用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思想設計了一個藍圖：建立一個聯邦政府，而這個政府中的立法，行政，司法部門分割，也就是說擔任各個部門的人員不能同時在兩種部門中擔任職位，并且使三種權利機構的權利相互制衡，這樣就不會造成政府權力集中于一個組織或者是一個人的現象。而國體機構是共和國。他們認為行政部門的所有權利集中于總統一人更有利于行政命令的實施。而美國總統由人民選舉產生，保障了民主權利。由此我想到了中國的政體。中國與現今美國的政府的不同。

首先美國實行的是最為廣泛的總統共和制，而中國是人民代表大會制。美國的這種整體選擇來源于聯邦黨人的努力，來源于孟德斯鳩三權分立思想，需要把強大的行政權集中于一個人的手里，所以選擇了總統制。而我們這么選擇是因為我們要構建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而實現這種方式的最穩定方式是通過層層選舉成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而最終的權利決定機構即人民代表大會。對于美國來說，總統的權利直接來自人民，而中國政府的權力屬于人民代表大會賦予，但人民代表大會是由人民選出。在各個模式正常運轉的情況下，美國的方式可以使人民更加的體會到當家作主即民主的美好，而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更加的穩定，因為它將選擇權集中于人民認為更加優秀更加有能力的人的手中。

對于政府的結構，我們都知道美國采取的是制衡策略，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三權分立，三個部門相互牽制，行政權屬于總統，立法權屬于國會，司法權屬于最高大法官，總統由人民從兩個黨派各自推舉出的黨魁中裁定，國會中的席位由各州選舉，而最高大法官雖然由總統任命，但是總統無權罷免。這樣就是美國的各個系統之間無法形成裙帶關系，形成威懾國家的權力集團。而對于中國的政體我只能表示無奈，因為在網上我找不到任何能夠詳細解析中國政府結構的資料。但是據我們所知，顯然沒有美國那么的嚴謹。

正如同美國說我們的人民代表大會是裝模作樣，只是共產黨為了蒙蔽世人的眼睛，我們也說美國的選舉是由大財團暗中操縱，但是無論如何，我們都在自己的體系中穩定的發展著。我們各自相信自己會走向成功，但是也會互相借鑒。這就是我們看關于西方政體書籍的意義所在。

第四篇：讀《聯邦黨人文集》后有感

讀《聯邦黨人文集》后有感

現代中國但凡有些社會良知的大學生，逢人必談政治，逢政治必談民主二字，似乎談論民主總有一種指點江山的氣概。可是我們有捫心自問過，民主到底為何物？我們有深入調研過我們國家的問題出在哪里了么？我們有了解過現代意義上的西方民主制度如何產生的么？我們有了解過歐洲的民主和美國的民主差異在哪里么？我們沒有了解過，我不得不佩服這種略顯無知的勇氣。我們總是贊嘆美國的社會秩序良好，架構穩定，卻很少有人關注這樣原因。很多人試圖從制度的角度發現問題，卻發現得出的結論總不是那么貼切。亦或是“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亦或是我們沒有選擇對正確的方向，總是原地打轉，總是南轅北轍？亦或是我們有太大的惰性，往往不愿意和過去做一個了斷，使得我們的歷史拉拉扯扯，左腳已經跨過門檻，右腳卻死死的站在后面不愿跟上？

從小主動去接觸那些感興趣的大大小小的民主歷程，可是感覺現代世界往往是那樣復雜，爾虞我詐的權術往往遮掩著對于自由和純粹的追尋，我發現很難剖開迷霧發現那些最本質的東西，于是我去翻看那些經過時間層層篩選而仍能夠獲得后人垂青的著作，那些經歷過帝制、君權、軍事獨裁、民主暴政、名義共和、諸侯割據、人民專政的歷史而流傳至今的著作。對于美國歷史的理解，感覺好像總是缺一環。中學的歷史課本教給我們的是，一群顛沛流離的異教徒在大洋的彼岸通過一紙薄薄的契約后定居下來，然后美國的定居者和殖民者就突然發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獨立之后美國就逐漸走上了稱霸的道路。我以為，既不客觀，也似乎有意地省卻了什么東西。美國的民主思想如何形成？雖然美國的憲法經過那么多回修改，為什么它的政體能夠保持不變？為什么它能夠對內保持最大限度的民主，對外卻表現最大限度的專制？美國的制度和它的政治行為如何互相影響？一切外部的揣測都顯得有些業余，直到我翻開了《聯邦黨人文集》。盡管它的觀點未免略顯陳舊，主觀性也很強，卻未嘗不是觀察美國民主制度的另一個角度。如果沒有這門課程，作為一個工科生，我可能也不會去專門看這樣一本書。聯邦黨人文集是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約翰·杰伊和詹姆斯·麥迪遜三人為爭取批準新憲法，而在紐約報刊上共同以“普布利烏斯”為筆名而發表的一系列的論文文集。雖然在看書的過程中可以看出一些不同風格的破綻，但是整書看來，還是如行云流水般流暢，我不得不為他們杰出的洞察力、預測力、架構能力而折服。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曾為律師，后任華盛頓總司令的軍事秘書和革命軍團長，參加過安那波利斯會議，是制憲會議的成員，任首任財政部長。約

翰·杰伊，律師兼外交家，主要從事外交活動，是1783年美國獨立條約的簽訂人，也是1793年中立宣言的起草人，曾任臨時國務卿。詹姆斯·麥迪遜,這個應該很熟悉，他是獨立運動的主要人物之一。在費城制憲會議中作用卓著，并保存了最完整的會議記錄，有“憲法制定人”之稱，后任國務卿和第四任總統。可以看出，這三位不僅僅是卓越的理論家，更在合眾國的前期建設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所以研讀三位的作品，會發現他們所提到的，不僅僅是幻想，而是或多或少真實的歷史軌跡。

在聽過余遜達老師的政治和政黨的課程之后，我又回頭翻看《聯邦黨人文集》。作為一

部政治學名著，其設計的一部憲法和一套政治制度一直經久不衰。中國古代哲學思想也追求均衡和諧，均衡在中國古代是一種類似“均勢”的解釋，然而我們卻從未將這種思想上升到治國之道的層面上，只是政治技巧和人際交往的一種技藝。其實一言以蔽之，主要是聯邦黨人創新性地以分權制衡原則去構建了一套比較完善的國家基本政治制度。通過百余年的實踐，我們也可以看到，盡管美式民主不是遍地開花，但是分權制衡卻是人類政治文明和法治文明的智慧結晶和經驗總結。

人世間一切都難免衰敗并死亡，任何基于不管崇高的個人也好、卑鄙的個人也好的政治

制度，都將隨著權勢和肉體的消逝而崩塌，權力和制度的真空往往又會造成一輪輪無休止的征戰與搶奪，乃至陷入惡性循環。一部真正對所約束人民負責的憲法或一套長期穩定存在的政治制度要得以長存，除非它能準確地把握人類的本性和歷史的走向。在考察和研究古希臘、羅馬等時期政治制度及晚近的英國憲政經驗的基礎上，本書的作者們創新性地提出共和政府架構，確立了分權制衡的政權組織形式。政府權力被劃分、并被設計成相互制衡的模式，即聯邦政府的權力被劃分為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具體而言，三個部門的人員由獨立而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時間和不同的范圍內產生，具有不同功能，任何人只能在其中一個部門任職，任何一個部門只能在有限的時間內控制政府的某個部分，而不可能同時控制全部權力。權力劃分后，各部門都具有憲法和政治上的獨立性。但是權力分立卻并不意味著立法、行政、司法三權的完全分割，否則只能導致政府癱瘓或混亂。

我認為該書有以下幾點值得我們仔細思考：

1、聯邦黨人在分權的基礎上進一步論述了權力應如何制衡。他們認為，為了達到各種

權力相互牽制，所謂“三權分立”并不是三種權力絕對的隔離分治，而應當存在著三種權力的相互聯系。正是為了相互制約，才存在著權力間的局部混合。完全的分割不僅會造成政治權力行使的低效率，相互疏遠的聯系也很難起到制約的作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才會造成既排斥又吸引的作用。“只要各個權力部門在主要方面保持分離，就并不排除為了特定目的予以局部的混合，此種局部混合，在某些情況下，不但并非不當，而且對于各權力部門之間的互相制約甚至還是必要的。”

2、與權力相互牽制相關的一個問題是權力的平衡。聯邦黨人主張平衡三個部門的權力，要使每一個部門的權力對其他兩權來說不具有壓倒性的優勢，要使三者彼此在權力、力量的對此上形成均勢。而美國憲政框架下的權力分立與制衡機制主要表現為：國會的任命批準權和彈劾權，總統的立法否決權和建議權，法院的憲法解釋權和司法審查權等，其中心思想歸

根結底還是以權力制約權力，監督和制約中存在著反監督和制約，監督與制約都是雙向的。

這里又有一個問題，政府權力為什么要分權與制衡？我們的國家總是刻意地拒絕西方的多黨制政治體制，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姑且不論那套所謂的“淮南之橘生于淮北為枳”的說教，我們在現有的政治框架下能夠達到權力的有效和有限行使么？要回答這個問題，不得不從“人性論”談起。

“性本善”與“性本惡”的爭論從古至今，直到近代西方人文主義的興起和發展，對

“人性”才有了更深刻全面的認識。一方面，人性既有惡的一面，因而政府權力成為必要，對政府權力行使者進行限制和制約同樣成為必要；另一方面人性又有善的一面，人是目的，應當尊重其人格尊嚴和保障其基本人權。所以任何法律制度都必須建立在對人性、人類社會本質規律深刻洞察的基礎上。

現代憲法的人性基礎的思想立足點就是建立在性善與性惡的雙重人性假定上。一方面

在人文主義假定的人的尊嚴和價值的至高性、神圣性的基礎上，對性善的頌揚使人權保障思想得以廣泛的張揚和崇尚；另一方面，對人性弱點，人性的缺陷與不完善上的正視與防范，需要公共權力加以規范并對權力行使者加以制約。

聯邦黨人在書中乃至后來實踐中所設計的憲法及政治制度，就是基于對人性的深刻洞

察上，深信政治權力的存在是一種“必要的惡”，并指出“用這種方法來控制政府的弊病，可能是對人性的一種恥辱。但是政府本身若不是對人性的最大恥辱，又是什么呢？”。政府掌握權力具有天然的擴張性，而掌握權力的人都有野心，野心必須用野心來對抗。人性自身的缺陷與弱點的存在決定了種種主觀上的“謹慎”與“防范”不能靠人本身，而必須借助客觀化了的人性即合乎人性的法律與制度。經驗也告訴我們，政府的權力是必要的，而政府權力本身又是危險的，因此我們必須設計出各種制度防范或減少這種危險。這就是權力的雙刃性。

所以，除了“外來的控制”外，聯邦黨人進一步對政治權力作出“內在的控制”——

分權制衡，把政府權力分成若干部分，以防止專制與權力濫用。他們堅信沒有分權就沒有自

由，認為“立法、行政和司法權置于同一人手中，不論是一個人，少數人或許多人，不論是世襲的，自己任命的或選舉的，均可公正地判定是虐政”，都是對自由憲法的基本原則的破壞。聯邦黨人還認為分權必須與制衡相結合，通過授予各個部門一些適當的彼此制約的權力，就能防止單個政府部門權力過大以至于帶來專制或**的危險。三位作者敏銳地發現了專制的禍根，即 “集權”。國家權力集中在一人或一個機構的手中，就容易導致權力的失控而形成集權，進而導致政體的腐化。“一旦政體腐化，無論任何優良的政體都會蛻變為專制或暴政，自由也就不復存在了”。中外歷史上的專制國家，帝王或政要集國家大權于一身，人民的權利無不殘酷地湮沒在暴政之中。權力擁有者往往會濫用權力，“直到其邊界為止”。因此要確保權利就必須限制權力，“從事物的性質來講，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權力制約權力”，分權就是其最佳途徑。任何權力都應有其運行界線，而非無限或無邊際的。實踐證明，不受約束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對待權力，哪怕是“人民主權”，也不能心存任何天真爛漫的幻想，任何不受約束和限制的權力，都可能導致最徹底的集權專制甚至暴政。（這一點我們在建國的前三十年的各種政治運動中深有體會）因此，必須要建立一套能有效地制約權力的制度，筑起一道阻止權力濫用，權力腐敗的防火墻，就離不開分權與制衡。因為分權制衡首先是反對集權專制，分散和限制國家權力，切實保障人權的制度安排，是保護個人權利享有和實現的重要保障。到這里，我又不得不提到自己的國度。我們的制度問題不少，如立法機關監督權不到位，行政權過于強大，缺乏制約，司法權不獨立等等，致使分權制衡機制無法有效運轉起來，完善我國分權制衡制度勢在必行。我認為參照美國的制度，應該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1、繼續完善我國的人大監督制度。人大作為立法機關，雖然憲法賦予其監督職權，但常常只流于形式，停留在文本上，缺乏對行政權和司法權的有效監督和制約。其本身存在的問題主要是監督機構不健全，甚至抽象空洞，對被監督的對象幾乎不產生強制的約束力等等。因此，完善我國的人大監督制度，加強人大對行政、司法的監督，形成不同權力之間有效的制約的運行機制，有利于完善我國分權制衡模式。

2、加強人大對授權立法的監督與控制，收回行政機關的稅收立法權。由于稅收立法權是立法機關的專有權力，不得授權，基于“無代表即無稅”的原則，設定任何一種稅收都必須征得代表的同意，否則不能征收。目前我國的行政機關被授予諸多的稅收立法權，這是與民主法治精神不相容的，不僅違背主權在民原則，而且也嚴重削弱了分權制衡機制，造成行政權大，而立法權、司法權相對小的權力失衡格局，使得法律喪失了其限制政府權力、保護公民權利的基本價值和功能。

3、確立人大真正的財政控制權。盡管人大有審議和批準政府預算的權力，但沒有真正掌握國家財政控制權和國庫。這種權力在西方國家被稱為“錢袋權”，是國會與行政機關之間制衡的重要表現。人大監督為何軟弱無力甚至形同虛設，關鍵就是缺乏監督的經濟支撐。如果人大行使財政控制權，不僅有利于行政機關依法行政，也有利于司法獨立。司法機關可以在財政上擺脫行政機關的控制和干涉為司法獨立構筑真正的經濟基礎，而只有司法真正獨立才能有效地保障分權制衡機制的運行。

第五篇：聯邦黨人文集78—讀書筆記

《聯邦黨人文集》第78篇

作者觀點：新憲法對于法官任職期限中關于其行為正當即應留任的規定，有助于限制代議機關越權并保證司法的穩定與公正。

文章開篇對“合眾國任命的一切法官行為正當即可留任”的規定進行了高度評價，認為它是現代政府的最可貴的革新。其后，作者從以下四個角度論證了法院、法官獨立性的必要性以及法官任期僅與其行為正當相關的規定的合理性。

首先，司法獨立是三權分立中司法機關的薄弱地位的要求。通過對美國三權分立之三部門性質、權力進行對比，作者認為司法機關為三權中最弱一環，同時對人民威脅最少。因為存在著被其他兩方侵犯、威脅與影響的可能性，因此除司法人員任職固定以保持其獨立性與堅定性之外無他法。

其次，法院獨立在限權憲法中是限制立法機關越權的保障。

作者駁斥了“司法權高于立法權”的說法。當作為人民代表的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與憲法沖突時，法院根據憲法這一代表人民意志的根本大法裁決，堅持人民意志至上，監督立法者在權限范圍內行事，并非意味著司法高于立法。

司法機關作為任命與立法機關的中間機構則具有合理性，解釋法律是法院正當與特有的職責，司法機關應聽命于人民而非立法代表而在沖突的法律中依據法律解釋原則作出符合憲法的原意的公正的解釋。認為法院在沖突解釋中會曲解立法原意的主張無異于主張根本不應設立獨立于立法機關之外的法官。

第三，法院獨立性有利于保衛憲法與人權。

立法可能受到社會多數派的輿論影響而違背憲法，同時這種不良傾向也可能造成不公正或偏見的法案對人權的侵犯。因此法官的獨立是保衛社會不受偶發的多數人的暴政這種不良傾向的重要因素。法官的堅定不阿不僅可以減少已通過的此類法案的危害，并且可牽制立法機關的通過。

堅定、一貫尊重憲法所授之權與人權，是司法必具的品質，而短期任職的法官因歉疚民意或屈從于行使任命權的主體而影響法官的獨立精神。

最后，法官職務固定有從其本身應具備的條件出發而產生的理由。

法官的職業，需要經過浩繁書籍案例鉆研和正直的品質，非一般人所能勝任。法官短期任職，易導致本來為數不多的合格人士常不愿放棄收入甚豐的職務而就任法官，進而次等人必擔當司法職務，從而對有效而莊嚴的司法工作造成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