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憲法修正與國家主席職權的變遷

憲法修正與國家主席職權的變遷 ——泉州師院

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中國政府已經頒布實施了四部憲法。它們是1954年憲法、1975年憲法、1978年憲法和1982年憲法。由于時代背景的不同和各自的政治環境的迥異，這四部憲法對于新中國國家建設的一些重大問題的規定各不相同。其中，特別引人注目的是這四部憲法對中國國家主席制度的不同規定。這四部憲法在國家主席的設置與否、職權大小、任期長短等諸多問題上存在著顯著的差別，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并且這種變化在很大程度上與中國政治發展及政治民主化的進程緊密相關。所以，研究這四部憲法在國家主席制度問題上的變遷，將有益于探尋當代中國政治發展的軌跡，管窺當代中國政治民主化的艱難歷程。

一、“誰是國家元首？”——國家主席法律地位認定的變遷

在“王朝國家”時代，國家元首一般由國家的君主擔任，并擁有絕對權力。在現代意義上的“民主國家”時代，國家元首的概念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并基本上形成了君主制下的君主和共和制下的總統（或主席）兩種類型的國家元首。當然，世界各國由于歷史傳統、文化結構、民族特性和經濟發展水平等的不同，其國家元首的名稱、職權、產生方式、任期長短等也不盡相同。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迅速行動，通過土地改革等一系列民主改革，完成了民主革命的遺留任務，并在中國建立了新民主主義制度。此后，經過1953年至1956年三年的社會主義改造，一種最初是參照“蘇聯模式”但是在其后的“中國化”實踐中又逐步擺脫了這種模式并日益凸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建立起來。那么，在這種全新的制度環境下，中國的國家元首是誰，或者說由哪個機關執行元首職權呢？

1954年9月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獲得通過。這就是著名的“五四憲法”。在這部憲法的草擬過程中，就有人提出國家主席的法律地位問題，并在憲法草案上加入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為國家之元首”①的字樣。但是，在接下來的對憲法草案的討論中，憲法起草委員會的許多代表特別是毛澤東本人都對這一提法提出了反對意見。他們認為這一提法與中國的國體、政體不和，也與憲法的本意不相符合，不科學，所以還是不寫為好。最終，中共中央對于各種修改意見都考慮過，最后認為還是取消比較好。這樣，對于國家主席的法律地位，這一部憲法沒有做出明確的規定。但是，在憲法公布前的9月15日，劉少奇在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作了《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對國家元首問題進行了說明。他說：“我們的國家元首職權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所選出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結合起來行使。我們的國家元首是集體的國家元首。”

按照劉少奇的說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共同構成了中國的國家元首。實際上，在這部憲法公布之后的政治生活中，由于主席在國家機構體系中所處的位置，又由于主席從事著，特別是在程序上從事著一般應由國家元首從事的活動，而且享有國家元首的禮遇和尊嚴，因此，國際、國內均把國家主席視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元首。而且，事實表明，自從1954年憲法頒布實施以來，無論是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的委員或者是委員長、副委員長，都不居于相當于國家元首的位置，都沒有從事一般應由國家元首從事的活動，享有國家元首的禮遇和尊嚴。所以，中國的國家元首在憲法的文字上雖然并沒有出現，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乃是國家元首，這應是不爭的事實。

1975年，新中國第二部憲法頒行。在這一部憲法中，國家主席的建制被正式取消，“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一節在憲法中也被刪去。與此同時，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則繼續擁有“召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派遣和召回駐外全權代表，接受外國使節，批準和廢除同外國締結的條約”等系列權力，成為事實上的國家元首。不過，“七五憲法”同時也把“五四憲法”所規定的由國家主席行使的另外一些職權，改為由中共中央主席行使，包括：“提議任免國務院總理和國務院的組成人員”，“統率全國武裝力量”等。這就使中共中央主席同時具有了國家元首的部分職能。“文化大革命”后，在華國鋒的主持下，新中國第三部憲法——“七八憲法”于1978年獲得通過。這部憲法對于國家主席的態度沒有發生變化，仍然堅持不設國家主席。有所改變的是，“七八憲法”對全國人大委員長的職權進行了清晰的規定，并給予這一職位相比“七五憲法”而言更多的權力。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第四部憲法——“八二憲法”。“八二憲法”在第三章國家機構中開列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一節，恢復了國家主席建制。這部憲法對國家主席的規定基本上沿襲了1954年“五四憲法”中的相關規定，并對主席職權進行了部分更改。根據1982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章第二節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擁有根據全國人大和其常委會的決定公布法律、任免國務院總理和國務院其他組成人員、發布特赦令、宣布戰爭狀態、發布動員令、授予國家勛章；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接受外國使節；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派遣和召回駐外全權代表，批準和廢除同外國締結的條約和重要協定等重要職權。但與此同時，該部憲法取消了“五四憲法”中原本屬于國家主席的兩項職權，包括召開最高國務會議和統率武裝力量。這實際就使國家主席從原來的實權元首成為虛位元首。此后，“八二憲法”雖于1988年4月、1993年3月、1999年3月和2004年3月經過四次修正，但每次都繼續維持國家主席的建制，最終使國家主席制度得到了真正的確立。

從新中國建立至今，四部憲法分別對國家主席的法律地位進行了不同的規定。國家主席的建制也從有到無，又從無到有，出現了長期的反復。經過上述反復與變遷，國家主席的重要性終于得到確認，國家主席的國家元首地位也最終得以確立下來。

二、“設不設國家主席？”——關于國家主席設立與否的爭論

國家主席一職在當代中國歷史發展的不同時期發揮著不同的作用。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國家主席這一職位對中國而言是不可或缺的。這應該是一個常識，但是這個常識在中國被人們所廣泛認同卻經歷了多次的歷史反復。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時，并沒有設置國家主席一職，而是設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由毛澤東任主席一職。1954年，在起草新中國第一部憲法時，中共中央決定更改國家的機構設置，設立國家主席一職。對此，毛澤東認為，“我們中國是一個大國，疊床架屋地設個主席，目的是為著使國家更加安全。??設國家主席，在國務院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之間有個緩沖作用。”在共和國第一部憲法設立主席一職后，毛澤東理所當然地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國家主席。但是，到了1957年，毛澤東卻提出準備退居二線，不當國家主席，并且為此發表了聲明。因此，1959年召開的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沒有再選舉毛澤東，而是選舉劉少奇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此后，毛澤東沒有再擔任國家主席一職。“文化大革命”開始后不久，國家主席劉少奇被打倒。自那時起，國家主席一職便長期空缺。這在政治上是不正常的狀態，不可長此下去。但對毛澤東來說，他既不便再去擔任這一職務，也不愿再看到第二個劉少奇式的人物擔任國家主席的情形出現。因此，為了解決種種矛盾，最好的辦法只能改變體制，不設國家主席。這也許是毛澤東經過反復思考之后做出的決斷。

1970年3月，經過長期考慮后，毛澤東向中央提出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修改憲法的意見，并建議不設國家主席。但是，在毛澤東已明確表示不設國家主席的情況下，中共中央內部多數人仍希望設立國家主席一職，并由毛澤東擔任國家主席。對于中共中央關于國家主席問題上的上述態度，毛澤東多次提出了反對意見。即便如此，中央內部關于這一問題的意見仍然沒有達成統一。就在九屆二中全會召開的前一天——1970年8月22日，當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時，除毛澤東外，其他四位常委仍然一致同意設立國家主席。對于這一意見，毛澤東再次表示了反對。他指出：設國家主席，那是個形式，我提議修改憲法就是考慮到不要國家主席。如果你們愿意要國家主席，你們要好了，反正我不做這個主席。在這一次討論中，支持設立國家主席的意見明顯處于壓倒性的多數。但是在當時那種個人迷信、個人崇拜盛行的年代，毛澤東的話無疑具有最后的決定權。所以中共中央高層就只能服從毛澤東的決定，不再提議設立國家主席。但是，在第二天會議開始后，林彪卻突然行動，在沒有與其他常委打招呼的情況下搶先發言，主張設立國家主席，并得到了許多與會者的支持。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對支持設立國家主席的林彪等人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并指出：“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不要再提了??如果再繼續這樣搞下去，我就下山，讓你們鬧；再不然，就辭去黨中央主席職務。”由于毛澤東的堅決態度，會議決定停止關于設立國家主席的討論，恢復原定議程，并按照毛澤東的意見，沒有設國家主席。而且，以這一事件為導火線，最終導致了毛澤東與林彪的分道揚鑣。

“文化大革命”后，華國鋒選擇了“兩個凡是”，選擇了繼承，而不是批判、揚棄毛澤東的思想中的錯誤。1978年憲法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制訂，并頒行全國的。在這一部憲法中，原“七五憲法”中與毛澤東的設想有關的內容，在此都得到了保留，沒有進行任何改動。

鄧小平復出以后，對華國鋒等人的上述做法進行了針鋒相對地批評，并逐漸扭轉了局勢，使國家政治生活開始向正常的方向邁進。新中國成立后的第四部憲法的起草、制訂工作也在這種形勢下展開了。1980年8月30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主席團提出《關于修改憲法和成立憲法修改委員會的建議》，正式提出了憲法修改的任務。在此次憲法修改和意見征詢過程中，與會代表、專家學者、各界群眾各抒己見，表達了自己對憲法修改工作的看法。其中，對于國家主席設置與否的問題，大致形成了三種不同的意見：

一、設立國家主席；

二、不設國家主席，由人大委員長或國務院總理改稱主席，并行使元首職權；

三、建議人大常委會改稱為“常務主席團”，委員長即是該主席團主席，實行集體領導。在上述三種意見中，第一種意見居于壓倒性的多數，并得到了鄧小平的明確支持。但是，由于鄧小平多次在公開場合聲稱他不會擔任國家主席，因此，當時有許多人說：如果要設國家主席，只能由鄧小平同志擔任，但是小平同志又不愿意擔任，所以只好不設國家主席。在此之后，國家主席的設置與否又成為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一時之間無法決斷，并引起了國際、國內各界的廣泛關注。甚至有一些媒體對我們關于國家主席的爭論認定為中共內部的“權力之爭”，并認為“問題的癥結不只是在是否重設國家主席一點上，而是重設國家主席該由何人出任的一點關鍵上”。在這一關鍵時刻，鄧小平指出：“除了我，別人也可以擔任。”同時，他進一步強調指出：“如果國家需要就設立，不能從對某一個人的考慮來確立我們國家的體制”。最終，在鄧小平的堅持下，恢復設立國家主席的決定沒有再出現反復，并于1982年12月4日隨著憲法的通過而得到正式確認。而且，再未出現任何改動。

自1954年憲法規定設立國家主席到1982年憲法恢復設立國家主席，國家主席的設立與否一直是一個爭論不休的熱門話題。伴隨著這個話題的消逝，新中國實現了從“因人設事”到“因事設職”的巨大轉變，中國的政治文明也取得了巨大的進步。

三、“終身還是限期？”——國家主席任期時限的變遷

1954年公布的“五四憲法”第39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任期四年”。但是對于主席在任期四年之后是否可以連任，可以連任幾屆，是否可以終身任職，都沒有做出明確的規定。也就是說，只要國家主席身體健康，愿意繼續擔任主席職務，那他（她）就有可能一直當下去，成為事實上的終身制元首。實際上，在對憲法草案初稿征求意見時就有人對這一問題提出意見，并建議“應規定‘連選得連任’和可連任幾次”。但是這條意見在此后的討論中并沒有被提及，也沒有寫入憲法。那么，為什么憲法起草委員會沒有重視這條意見，為什么“五四憲法”會出現今天看來如此之大的制度漏洞呢？筆者認為，原因可能在于以下三個方面。第一，當時作為“五四憲法”重要參考的憲法大多沒有連任限制。1954年1月15日，毛澤東在關于憲法起草小組的工作計劃給劉少奇并中共中央的電報中指出，此次憲法制訂主要參考的文件包括：1918年蘇俄憲法，1936年蘇聯憲法，羅馬尼亞、波蘭、德國、捷克等國憲法，1913年天壇憲法草案，1923年曹錕憲法，1946年蔣介石憲法，法國1946年憲法。在上述10部供參考的憲法中，除法國1946年憲法明確規定“大總統??連選得連任但以一次為限”外，其它憲法都沒有明確規定國家最高領導人的連任限制問題。因此，可能是借鑒上述憲法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憲法的緣故，中國的憲法制訂者們沒有將限制任期的問題加入到憲法條文中去。第二，從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當時國際國內的形勢和當時黨內、國內的大眾心理而言，限制任期的提議并不現實。在經歷了長期的革命斗爭之后，黨內和國內很多人對毛澤東有著極大的感激和崇拜之情，并對他寄托著無限的期望。因此，他們希望毛澤東可以長期甚至是終身擔任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而不愿意看到他從領導崗位上走下來。可以作為佐證的是，在第一部憲法起草委員會成員陳叔通和黃炎培于1957年5月聽聞毛澤東決意不再擔任下一屆國家主席后，當即給劉少奇和周恩來寫了一封信，指出：“臺灣尚未解放，國際兩大陣營尚在劇烈斗爭的時候。在此期間，最高領導人還是不更動為好。誠然要強調集體領導，但在短期過程中全國人民還認識不清楚，集體領導中突出的個人威信，仍是維系全國人民的重要一環。似應再連一任，而于憲法第三十九條第二項‘任期四年’下加一句‘連選不得過兩任’，則以后依法辦事，可以解除全國人民的種種惶惑。”上述二老的話應該代表了當時很多人的心聲。因此，在1954年憲法制訂的時候，限制國家主席限期的建議不可能獲得通過。第三種可能在于，當時的憲法起草委員會成員都十分清楚，根據憲法產生的未來的國家主席確定無疑會是毛澤東。因而，在中國文化傳統的潛在作用和憲法草案初稿執筆人復雜心理的雙重作用下，他們有可能對限制任期問題持謹慎，甚至是忌諱的態度。這也就是毛澤東后來所講的“因人設事”。在毛澤東決定辭去國家主席后，他曾經提出修改憲法，限制國家主席任期的考慮，但后來沒有成行。在此后的時間里，由于擔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與擔任黨中央主席的毛澤東之間的矛盾逐步升級，毛澤東改變了對國家主席一職的態度，堅決不再設立國家主席。國家主席的建制不復存在，而其任期長短與連任與否更是無從談起。1982年，新中國第四部憲法得以通過。在這一部憲法中，除恢復了原“五四憲法”中關于國家主席的建制以外，還更改了國家主席的任期時間，將主席的任期時間由原來的四年改為五年，且“每屆任期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相同”，以保證權力的正常過渡與銜接。而且，該憲法還增加了對國家主席連任的限制，明文規定國家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

在經歷了多次的反復后，中國的國家主席制度得以確立，其職權范圍亦最終固定下來。根據1982年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決定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公布法律，任免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國務委員、各部部長、各委員會主任、審計長、秘書長，授予國家的勛章和榮譽稱號，發布特赦令，發布戒嚴令，宣布戰爭狀態，發布動員令。”而且，“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接受外國使節；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派遣和召回駐外全權代表，批準和廢除同外國締結的條約和重要協定。”

在擁有上述權力的同時，根據“八二憲法”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不再擁有原 “五四憲法”賦予國家主席的兩項權力：即召開最高國務會議和統率武裝力量的權力。這就在實際上使國家主席從原來的“實權”元首變為“虛位”元首，國家主席只在形式上代表國家，象征國家。

縱觀這四部憲法關于國家主席任期時限的規定，我們可以發現，經過歷史的反復，新中國憲法對國家主席的任期長短的規定更具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同時，憲法對于國家主席作出了連任限制，以防止事實上的終身制。這無疑再次從制度上體現了新中國民主制度的完善和中國共產黨對自身要求的提高。

四、余論

新中國成立60年來，中國社會各項生活不斷發展，發生了翻天覆地式的巨大變化，而歷次憲法中關于國家主席制度的變遷亦是這種巨大變化與發展的縮影之一。縱觀這四部憲法，我們不難發現，從“五四憲法”到“七五憲法”，再到“七八憲法”，直到現今仍在實行的“八二憲法”，當代中國在關于國家主席制度上的認識逐步明確，逐步深化，逐步發展。首先，經過多次的歷史反復，1982年憲法即現行憲法最終基本結束了國內關于國家主席法律地位的爭論，明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在國際國內的重要地位，確立了國家主席在國際國內各項事務中實際上的元首地位。第二，在對于設不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上，新中國從原來的“因人設事”到今天的“因事設職”，經歷了一個從人治到法治的艱難過程。第三，在國家主席的任期時限問題上，新中國經歷了從事實上的終身制到現今明確規定任期與連任時限的巨大變化，更大程度地體現了新中國政治民主的發展。

第二篇：憲法的變遷

閱讀文獻：秦前紅：《論憲法變遷》，《中國法學》，2001年第1期。王鍇：《憲法變遷：一個事實與規范之間的概念》，《北京航天航空大學學報》，2011年第3期。

賀鑒：《憲法變遷的幾個基本理論問題》，《湘潭大學學報》，2013年第4期。

韓大元：《憲法變遷理論評析》，《法學評論》，1997年第4期。

韓大元、張翔：《試論憲法解釋的界限》，《法學評論》，2001年第1 期。

憲法變遷在概念上是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筆者在這里主要想談論下狹義的憲法變遷，即憲法的條文不發生變化，但是憲法規范的內涵結合現實發生了變化，是一種實質憲法，而非形式憲法。以下憲法的變遷均是指狹義的憲法變遷。憲法變遷實則是主要針對憲法解釋，是為了增強憲法的靈活性，使憲法成為“活的憲法”。

一、憲法變遷的原因。

1、憲法需要重新被賦予內涵。法學是一種社會科學，法律是規范社會關系的，所以法律與社會是息息相關的。在不斷發展的現代社會中，法律也是不可能一成不變的，憲法也是如此。應然的憲法規范如果與實然的社會現狀不相適應，憲法規范就不能很好規范現在的社會生活，容易形成緊張關系。隨著時代、社會環境的變遷，國民對于事務、價值與規范的看法也會隨之改變，處于不同時代的人們具有不同的生活態度與思考模式，憲法規范也必須作相應的調整與回應。

應然與實然不是截然二分的對立，而是呈現出一種辯證式的交互作用，即法與實際的相互歸屬。（王鍇：《憲法變遷：一個事實與規范之間的概念》，《北京航天航空大學學報》，2011年第3期。）

2、憲法變遷是最及時、最方便的憲法重新被定義的方式。憲法修改是一種有意識的憲法文本的修改，也是能賦予憲法新定義的方式，但是憲法修改對憲法自身的穩定性和政治的連續性都有消極作用。頻繁的憲法修改，甚至會破壞憲政治程序和社會秩序。而且憲法修改的程序復雜，歷時時間太長，修改難度過大，所以憲法變遷成了主要的方式，既能不損害憲法的穩定性，又能提高憲法的靈活性，很好的達成了憲法穩定性與彈性之間的平衡。王鍇教授也提到說“憲法變遷之所以發生，是因為成文憲法、剛性憲法，由于修改困難，使憲政運作無法與憲法明文規定相一致，所以才會把憲法變遷的問題引入憲法學的討論范圍。如果沒有嚴格的修憲程序，通過憲法修正案能夠經常反映國家憲政的需要，便無憲法變遷的問題。”

二、憲法變遷的屬性。

關于憲法變遷的屬性，主要有三種學說：

1、肯定說。就是ZXJ同學文中說的習慣法說。將憲法變遷認定

為憲法習慣法，賦予了其完全的規范屬性。誠如ZXJ同學所批判的，這種觀點是有失偏頗的，憲法變遷是不符合習慣法的要素，比如，客觀上，必須是一個長期性的慣行事實；主觀上，必須是所涉及的公民對此慣行事實產生法的確信。

2、否定說。即違憲事實說。這種學說完全否定了憲法變遷的規范

屬性，認為其只是一個違憲的事實。秦前紅教授認為“這種學說是站在憲法權威的角度，完全否定憲法變遷的價值，認為對違反憲法的國家行為不應在事實上給予承認，解決憲法規范與社會現實相互矛盾的方法只能通過憲法修改程序來完成修憲任務。”（秦前紅：《論憲法變遷》，《中國法學》，2001年第1期。）這種學說顯然是片面的，在邏輯上有事偏頗，不宜采納。

3、折衷說。這種學說既反對單純的違憲事實屬性，也反對完全的規范屬性，認為憲法變遷是介乎兩者之間的。王鍇教授在他的文章提到，折衷說認為憲法變遷是憲法慣例，憲法慣例不是正式的法源，但可以彌補法秩序的不足，或隨時伺機而動，準備一旦原有的法規范衰減，即取而代之。但是他也是部分認同折衷說，他贊同憲法變遷不是單純的事實屬性也不是單純的規范屬性，對憲法變遷是憲法慣例部分提出了質疑。

對于憲法變遷的屬性，筆者是贊同第三種折衷說的。不能肯定它完全的規范屬性，是為了防止那些違憲的國家行為為了維護自己不正當的利益，以憲法變遷為擋箭牌，繼而破壞憲政秩序。另外折衷說認為憲法變遷是介乎事實屬性和規范屬性之間的憲法慣例，筆者也是不贊同的。因為憲法變遷的途徑不是單一的，除了有依憲法慣例的憲法變遷外，還有依憲法解釋的憲法變遷。

三、憲法變遷的主要途徑——憲法解釋。

憲法解釋是對憲法內容、含義及其界限所做的一種說明。為了保持先發的相對穩定性，加之憲法修改的程序比較復雜，不可能經常采

取修改的方式改變憲法，憲法慣例又往往需要經過長期的實踐才能形成，所以憲法解釋就成了憲法變遷的最主要的方式。

秦前紅教授提出了憲法解釋的四大必要性：

一、憲法的原則性、抽象性要求通過憲法解釋對憲法含義進行準確說明。

二、憲法解釋是維護法制統一和法律公正的需要。

三、憲法解釋是使憲法適應社會關系變化，保持生機與活力的重要手段。

四、憲法解釋是改正憲法缺陷的需要。（秦前紅：《論憲法變遷》，《中國法學》，2001年第1期。）憲法解釋雖然能夠為憲法注入新鮮的血液，但是憲法解釋也是要有其界限的。因為憲法有其自身的價值與精神，這是憲政體制下一切權力和制度的基礎，其外在的表現為憲法的規范性，也就是憲法規定總要保證一種規范的效力，以此維護憲法的權威性和至上性。（韓大元、張翔：《試論憲法解釋的界限》，《法學評論》，2001年第1期。）那些廢棄了立憲原意的憲法解釋，是絕對要拋棄的，所以在憲法解釋時要牢守憲法解釋的原則。

第三篇：人大代表：維護憲法權威 依法履行職權

人大代表：維護憲法權威依法履行職權

訪談背景

這次全國人代會審議、表決，通過了憲法修正案，而監督憲法、法律在本行政區域內的貫徹實施是地方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的重要職責，南京市人大常委會在保證憲法貫徹實施方面有什么措施?在回應群眾期待、促進民生改善方面有哪些舉措? 在服務南京建設創新名城、推動高質量發展方面有什么考慮?全國人大代表、南京市人大常委會主任龍翔做客人民網強國論壇，與您分享他的見解與心得，敬請關注。

訪談回放 主持人

各位網友好!我們今天專門邀請了全國人大代表、南京市人大常委會主任、黨組書記龍翔，就南京市人大常委會如何維護憲法權威，依法履行職權，推動南京高質量發展等話題，與大家進行交流。歡迎龍翔主任來到人民網。

嘉賓龍翔

主持人好!各位網友好!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隆重召開之際，很高興接受人民網的采訪。

主持人

這次全國人代會審議、表決通過了憲法修正案。監督憲法、法律在本行政區域內的貫徹實施是地方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的重要職責，請問南京市人大常委會在保證憲法貫徹實施方面有什么措施? 嘉賓龍翔

本次憲法修改，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把黨的十九大確定的重大理論觀點和重大方針政策特別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載入國家根本法，體現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新成就新經驗新要求，為健全完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制度設計，包括堅持黨的領導、人大制度、統一戰線制度、憲法宣誓制度、國家主席任期制度、國務院管理制度、地方立法制度、監察制度，等等。這些重大修改，是保證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頂層設計和制度安排。我堅決擁護黨中央決策部署，高度贊同憲法修正案的內容。

嘉賓龍翔

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伴隨著改革開放的前進步伐，40年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不斷得到鞏固和發展，展現出蓬勃生機和活力。黨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國特

對新時代人大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憲法所確立的根本政治制度。作為地方權力機關，要認真學習領會憲法修正案的新內涵，通過依法行使職權，維護憲法權威，保證憲法、法律在本行政區域內的貫徹實施，切實擔負起新時代賦予地方人大的新使命。

嘉賓龍翔

一是要堅持黨對人大工作的領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其中堅持黨的領導是核心、是根本，也是做好人大工作的最大制度優勢和堅強政治保障。這次憲法修改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載入憲法總綱，使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地位具有更強的制度約束力和更高的法律效力，為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從地方人大常委會來說，必須做到旗幟鮮明講政治，切實增強“四個意識”，樹立“四個自信”，時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與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黨的領導貫穿于人大工作全過程。要在黨的統一領導下，增強全體市民特別是黨員領導干部的憲法法律意識，在全市迅速掀起學習憲法、貫徹憲法、落實憲法的高潮。要主動向黨委報告人大工作中的重大問題和重要事項;堅決貫徹執行黨委的決策部署，通過依法行使職權，使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地方國家權力機關的意志，使黨組織推薦的人選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地方國家機關的領導人員，為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營造安定團結、政通人和的良好政治環境。

嘉賓龍翔

二是要全面推進“兩個機關”建設。十九大報告指出，要“使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成為全面擔負起憲法法律賦予的各項職責的工作機關，成為同人民群眾保持密切聯系的代表機關”。這是新時代賦予人大的新使命，只有建設過硬的“兩個機關”，不斷提高依法履職能力，我們才能在立法、監督、決定、任免等職權行使以及代表工作、自身建設等方面取得新的突破、新的成效，才能有效保證憲法法律在本行政區域內得到貫徹實施。我們將按照“兩個機關”的要求，在提高工作質量上下功夫，在凸顯代表屬性上下功夫，真正把黨的領導、依法治國和人民當家作主統一起來，落到實處，認真貫徹落實中央及省、市委對人大工作的部署，堅持不懈地推動人大工作與時俱進，建設過硬的“兩個機關”。

嘉賓龍翔

三是要把憲法宣誓制度落到實處。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了“建立憲法宣誓制度”。2016年1月，南京市人大常委會開始舉行憲法宣誓儀式。這次新修訂的憲法，增加了“國家工作人員就職時應當依照法律規定公開進行憲法宣誓”條款。我們要進一步提高對實行憲法宣誓制度重要性的認識，進一步明晰宣誓人員范圍及相關流程，加強業務指導和跟蹤監督，確保所有經人大及其常委會選舉和任命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就職時都進行憲法宣誓，激勵

和教育國家工作人員忠于憲法、遵守憲法、維護憲法，認真履行法定職責，自覺接受人民監督。同時，我們將全面強化合法性審查，堅決維護憲法的權威。堅決和一切違犯憲法的言行作斗爭，特別是對“精日”類似事件，我們將按照憲法的精神，堅決予以打擊。

第四篇：學生會的職權與意義

主題：高中學生會的職權與意義 正文：

一、學生會的地位及性質

根據常識，我們知道學生會是學生自我服務、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校內性群眾性自治組織。《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章程》第四章對“學生會”以及“學生會會員”的描述為“學生會、研究生會是學生自己的群眾組織。凡在校的中國學生，不分民族、性別、宗教信仰均可為學生會、研究生會會員”。

從歷年中央教育工作會議、共青團全國代表大會和全國學聯會議的決議來看，學生會日益成為學生們關注的焦點，也成為國家支持方向所在。這無疑要求我們加強學生會的建設，推動學生會的有序發展。

二、學生會的職權及工作方法

關于學生會的職權，存在兩個基本方面，一是行使什么職權，二是如何行使職權，下面我分別從這兩個方面進行闡述。

（一）行使什么職權

每個學校根據自身不同的發展狀況以及工作需要，往往由多個職能部門組成學生會的基本框架，絕大多數都包括主席團、秘書處、宣傳部、體育部、藝術部等等，而每個部門都有自己應該履行的具體職能，由于限制性因素，在此就不做詳細闡述，我們從整體上探討一下學生會應該行使的職權、1、維護學校的各項規章制度，實現同學們的自我管理、自我約束。學生會得以發展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符合學校規章建設的需要，學校需要一個載體去實現學生的自主管理，一方面提高學生的自主管理水平，另一方面也便于推動各項決策的實施。

2、協調師生關系，充當學校與學生之間的橋梁和紐帶。學校的很多正確政策是我們處在這個年齡段所無法接受的，比如說晚自習按時熄燈。而有了學生會的檢查和督促，同學們會等易于接受，這等于讓學生自己接受并遵守自己制定的政策。

3、維護學生權益，服務于廣大學生群體。客觀來講，學校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不可避免的會犯錯誤，甚至由此損害了學生的正當權益。這時就需要學生會出面與學校進行協商溝通，找到雙方都滿意、能夠實現雙方利益最大化的解決方案。而這項職責也是現在大多數學生會所不具有的，大家往往以為自己是一個管理性質的組織，而忘了自己本身的根本職責是需要服務于廣大同學。

4、組織各具特色的學生活動，豐富同學們的課余生活。高中生在學校無疑是最辛苦的，這時候由學生會出面組織幾項別開生面的、有意義的學生活動，則充當了“學海無涯”的調味劑。這一點也是我們學生會所做到的最好的一點，但是同時大家也要認識到，如何真正使我們組織的活動讓同學們受益，而不是成為學校用來宣傳的資本，成為“形象工程”。

（二）如何行使職權

每個學校對于學生會的職權行使應該都或多或少的作了要求，那么除此之外我們還要遵循哪些基本的原則，這是我們要共同探討的。

1、遵守法律法規，在符合學校各項規章制度的前提下開展工作。相信每個學校學生會或者是學生社團應該都會把國家的法律法規作為自己最根本的行為準則。這并不是所謂的形式主義，而是從最基本處培養我們的法制意識，也有利于學生會及社團的規范化發展。同時，我們也要與學校的大政方針保持總體上的一致，絕對不能成為帶動學生逆反情緒的負面力量。

2、以全心全意為同學們服務為宗旨，堅持服務與管理并重。我在上面已經提到，很多學校的學生會下意識的將自己定性為“學生自我管理的自治性組織”，而忘卻了學生會存在最大的意義在于服務于廣大同學。這種服務不僅體現在組織各種學生活動，而且應該貫徹到工作的方方面面，在管理的同時體現服務，以提高同學們的人文素養。

3、以促進同學們的全面發展為目標，努力提高同學們的綜合實踐能力。同學們參加學生會無疑是要提高自己的素養和綜合實踐能力，但是我們不能只提升自己的，更重要的是我們要通過自身的提高去帶動更多同學的提高，使成果由同學們共享。

三、發展學生會的意義

于前幾年召開的全省教育工作會議明確指出，“發展學生自治組織是推進素質教育的重要舉措，是創新中學生德育建設的重要途徑”，這無疑指出了學生會的最大意義所在。下面我就幾個重點方面與諸位探討一下。

1、對于推進素質教育的建設性意義。“素質教育”簡單的來說就是以提高學生的“素質”為首位，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學生會就很好的承擔了這樣一個載體的作用。通過學生會各方面工作的開展，不僅提升了學生會成員本身的“德智體美勞”，更由此帶動或幫助了全體同學素質的提高，并在此基礎上推動了素質教育的開展。

2、對于促進校園精神文明建設的意義。學生會通過自身工作的開展、組織各種學生活動、為校園建設獻言獻策等多種方式和途徑，一方面增強了自己作為學生的主人翁意識，另一方面更是促進了校園精神文明建設，為學校的文化創新和風氣塑造做出了突出貢獻。

3、對于豐富廣大同學課余生活的意義。身為高中生我們對于高中的學業負擔有著很深的體會，枯燥乏味成為我們的共識。而學生會就可以對這種生活進行調節，通過多種活動、評比的開展，豐富廣大同學們的課余生活，提高同學們的綜合實踐能力。

4、對于維護學校安定團結、營造良好的校園氛圍的意義。我上文提到，學生會是學校與學生之間的橋梁和紐帶，學生會通過對學校各種正當政策的貫徹，緩和了本來有可能發生在校方和學生或者是師生間的矛盾，從而維護了學校的穩定，促進了學校的和諧發展，也為創造良好的教學和學習環境做出了積極貢獻。

5、對于規范學校管理的意義。學生會通過履行自身的管理職能，幫助學校解決了一些學校不方便直接出面的事情，同時也規范了同學們的行為，幫助同學們提高了自我管理、自我約束能力，從而提高了人文素養。

第五篇：GG09維修班職權與職責

BZHPM維修班職權與職責編號：GG-09

工程規章工作手冊版號/修改狀態：B/0

一、維修班職權

1、運行巡視機電設備及樓宇公共設施。

2、全班員工每日工作服從班長統一安排指揮。

3、處理小業主一般性的小維修申請。

4、批準班內機具、材料使用和外借。

5、監督檢查機電公司對設備的維修保養工作。

二、維修班職責

確保大廈建筑設施完好、機電設備正常運轉，為業主提供安全舒適方便的工作和居住環境。具體如下：

1、實行２４小時值班制度，負責監控設備運行，并作好值班記錄。

2、每天定時巡視一次各部位機電設備運行狀況，發現異常及時向機電公司報修。

3、對重大突發性故障，立即通知機電設備公司或工程部搶修。

4、熱情接受小業主投訴，盡快及時合理解決。

5、認真做好除分包給機電公司以外的公共區域的設備廢設施的維修工作。

5、節約材料及電力消耗，做好低耗優質服務，對每月水電費通知單進行審核，并作統計分析后報送分公司財務。

6、制定每月備品備件計劃，并上報分公司。

7、按設備實際情況和更好地為小業主服務的需要，提出設備局部改造的合理化建議，報機電設備公司審核并實施。

8、執行公司及分公司工作指示及計劃，遵守公司規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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