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歷史讀書報告

歷史讀書報告——《1898年中國故事》

本書的內容正如其標題一般，描述了發生在1898年的中國的那件大事——百日維新。在歷史上，這是一次失敗的維新，在守舊的清廷壓力之下，這場堪稱思想啟蒙運動的維新變法運動，縱使得到了當朝皇帝光緒的支持，也最終流產。主導這次維新的青年俊才們慘被迫害，朝廷中開明有為的大臣遭貶，一股新興的改革勢力受到了嚴重的打擊。可這也是一場成功的運動，他帶動了中國原本老態龍鐘的思想，讓革命的潮水涌向了這篇干涸的土地，最終他間接造成了那之后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思想維新運動的興起，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新文化新思想和新的理念。

本書著重描寫了當年參與了這場轟轟烈烈的維新活動的人們在這短短的百余日里的經歷。維新的主要領導人康有為，康有為開展這次維新的最初的中間人——翁同龢，亦新亦舊的張之洞，已經當時的戊戌六君子。他們在轟轟烈烈的維新運動中，活躍在京城皇宮，創辦各種學會，揮灑這自己的才華力圖給中國一個美好的未來。雖然最終失敗，但是這些風云人物帶給我們的震撼是如今正繁榮向上的中國不能忘卻的。

在書中，詳細描寫了康有為上京之初的事情。那是的康有為仍是一個無名小卒，卻因為清廷軟弱守舊的態勢幾次上書朝廷力圖改革。甚至在未入京前便開始為了中華存亡開始了看似荒謬實則飽藏著愛國之心的巴西移民計劃。“欲開巴西以存吾種”雖然是現在看來及其可笑的移民計劃的理由，但是這種為中華民族的存亡而遠慮至此的精神卻是當朝許多大官絕對無法擁有的胸襟。考慮到時代變遷以及當時的時局和思想的不同，康有為在初入京城時的言論雖有許多過于激進甚至空想的成分在內，但是有許多觀點在現在仍值得我們深思。《上清帝第五書》中康有為分析的關于中國面臨的危機時他提到：德國占領膠州灣勢必給了諸位列強開了一個頭，引起了瓜分的風潮。即使是如今的中國國力強盛，卻也免不了面臨著周邊國家帶來的領土威脅，在當時一個軟弱的政府頑固守舊聽人列強開先河瓜分國土，如今倘若有一個國家成功的在中國的領土糾紛中占得上風，中國無疑也會面臨更多的領土糾紛。國土的完整，的確需要強盛的國力，然而即使當今世界舞臺上強盛的中國，也不能避免領土的糾紛。那么對當時并不昌盛的中國，政府的強盛就顯得更加重要了。持續了幾千年的封建政策在歷經了一系列的戰爭之后充分的暴露了它的不足，康有為在此時提出的變法維新無疑的完全正確的選擇。

但是，康有為的確為中國提出了極為明智的變法之路，卻也避免不了一些觀點上的不合理。如他同樣在《上清帝第五書》中提到的策略：中央政府拱手無為，聽任疆臣各自變法。雖然在康有為自己看來也是使國家完整的下策，但是從如今看這實則也是不可行的理論。中國幅員遼闊，這也使得統一成為了每個當權者的同等大事。從春秋戰國到五代十國，多少混亂的時代都是因為群王自治，稱霸一方而導致，如果聽任疆臣自治只會帶來同樣的效果，使得原本混亂的中國更加衰弱。更不用提外有列強虎視眈眈，如果盲目自治只會使得本來就不多的國力分散，更加容易被列強殖民統治，這樣所謂的：大清王朝不至于盡亡“就成為了空談。可見康有為盡管有著當時一般文人沒有的覺悟和膽量，但是終究是一人之力微薄，亦或是救國之心急切，難免有激進而不切實際的言論發表。但這瑕疵掩蓋不了康有為為國家做出的努力以及他的愛國精神。

再說張之洞的《勸學篇》。在那個動蕩的年代，朝廷忙著跟洋人簽條約，京城卻因為來了一群維新派人士而興起了學會風潮。各大學會打著傳播新思想的旗號張揚的開始在京城傳經布教。這時候，因為由康有為發起的保國會的高調已經光緒皇帝對維新派人士的保護，張之洞寫出了《勸學篇》。這個曾經在洋務運動上大放光彩的朝廷要員并不贊成康有為等人的活動，但是他卻有著一個和維新派有著極大相似處的口號：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張之洞寫《勸學篇》，無疑是因為康有為的勢力在京城一般讀書人中掀起了軒然大波，而這位重臣雖然思想開明，卻對目前這個看似穩定的封建主義社會的安穩表達了自己的信任。他對康有為等人的不滿大概便來自于他們激進的思想對中國現有的政治體系造成了極大的沖擊，是的社會開始浮動，不再像從前那樣麻木的安定著。無疑，希望社會安穩國泰民安的確是一位臣子應該想的，張之洞穩中求變的思想不得不說是極其正確的。中國在那個年代已經接近了戰火的洗刷，政局再不像從前那般穩定。此時維新變法，對本就不平靜的中國造成的影響一定會更加的巨大。然而這位朝廷的臣子在《勸學篇》中表現的，更多的是他封建主義的思想。盡管他西學為用的思想讓人眼前一亮，但是事實證明，張之洞只能是守舊派里的先進人士，而不是維新派中得守舊黨。當時的中國已經經歷過了洋務運動這樣的大面積向西方學習的運動，卻在緊接著到來的戰爭中，繼續了頹勢。事實證明，僅僅西學為用是不夠的，洋務運動并沒有真正徹底的改變這個已經逐漸衰弱的國家。而張之洞在改革大潮中宣講中國經典文化，看似是在為中國的文化存根留底，為保留國家的底蘊而“勸學”，不過實則是守舊派的思想罷了。如今看來在那個時代中，改革是唯一的出路，和平的維新沒有成功，于是武力斗爭的改革時代緊隨而來。

無論是誰，都隨著歷史的車輪淹沒在了過去。那場亂世中的維新雖然失敗，卻留在了我們心中。縱使思想有多么不成熟，縱使結局有多么慘烈，但是百日維新帶給我最大的震撼，是維新派人士那愛國的心。他們沒有高官厚祿，甚至與朝廷中的皇室成員，守舊派重臣為敵。但是他們依舊一封封的起草著文書，頂著壓力上奏，為了中國的富強策劃全新的政府，以前熱血的成立學會傳授新思想。那個人人只求自保的年代里，他們不顧一切的為了心中的祖國夢奮斗。我們古老的國家在歷史的長河中浸染了幾千年的封建文化，每個人心中的舊文化舊思想可謂根深蒂固。倘若我們活在那個年代，帝制大概就如家常便飯一樣讓人習慣。然而就是這樣的思想浸染中，青年才俊們為了國家的未來，大膽的去打破這幾千年的嘆息之墻，與在中國堪稱絕對權利的皇室斗爭，只為改革國家，與列強作戰，挽救中國于水深火熱之中。這樣的精神，我們應當學習，不能忘卻。本書的最后，用“那原本充滿希望的1898年中國故事終于在極度失望中落下帷幕”作結，實在讓人感傷。當戊戌六君子獻身維新運動，當百日維新終成夢，我們也只能感嘆命運弄人，讓中國只能走上充滿血淚的武裝革命之路。但是維新成功與否，在看完了這本書后，我已覺得并不重要。看著這群擁有先進思想的文人為了一個新時代的到來奔走勞累，宣講自己的思想感化大眾，書寫一封封奏折企圖喚醒朝堂上的人們的熱情，一次次慷慨激昂的面見盡管激進，卻讓人感受大這群：狂妄“的年輕人為了祖國的未來揮灑熱血的熱情。在隨后到來的義和團運動，以及后來徹底推翻了帝制的辛亥革命，或多或少都受到了這次百日維新的影響，這些運動或許不都是正確的，但是都有一個目的——保家衛國。正式從百日維新開始，為了維新奔波的人們喚醒了中國人民心底的求生渴望，讓新文化開始萌芽，推動了中國近代的革命事業。

中國的近代是一個混雜的時代，充滿著侵略，反侵略，改革，守舊，戰爭…….但正所謂亂世出人才，在這激昂的年代，無數的才俊出現，留下了他們的墨跡，他們的輝煌，也間接造就了我們如今的和平幸福的生活。出現在百日維新中得人們只是這個時代的一小部分，但已經用他們燃燒的心感染了我們。我們不應該忘記那個時代，不因為它的屈辱亦或是榮耀，而是因為那個時代孕育出的人們。歷史不能忘記這些帶給中國無數精神財富的人們，我們不僅梗不應該忘記，還應學習他們的精神，在今后的學習生活中做有目標有理想，有熱情的新一代人，讓自己成為能讓時代記住的人！

第二篇：歷史讀書報告

《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歷史學讀書報告

作者：

尹藝鈞（竹居）

《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這本書的作者是現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唐史研究會理事、副會長、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常務理事，《唐研究》主編、《敦煌吐魯番研究》編委、《中國學術》學術委員會委員的榮新江教授。

這本書主要介紹了中古中國與一些外來文明之間的一些關系，其應屬于榮教授的學術大成之作。

榮新江教授主要是通過栗特人這一線索來闡明中古中國與西域外來文明之間的關系的。而榮教授本身就是研究栗特人與沃教的學術專家，在此書中他引用了很多學術資料與觀點。

本書一開始便引入了絲綢之路的話題，點明了中外之間聯系的條件，并把它當做是“對話之路”。中國在影響世界，世界也在影響中國。

其第一篇介紹的是胡人的遷徙與聚落，但主要介紹的是栗特人（即昭武九姓）。栗特人是一個來自東西方文明十字路口的民族，在商業為主要誘惑條件下，大批栗特人遷往中國內陸，并在遷徙沿線形成了一系列的栗特人聚落，開始了逐步“漢化”的過程（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胡化中國）。其第二篇介紹的是胡人與中古政治，不過側重點依然還是在栗特人身上。其中包括高昌與中西交通的記述，突出了高昌在西域諸國中的地位。另外在此篇中還特別詳述了安祿山的種族與宗教信仰問題（如果我們根據陳寅恪先生“種族之分，多系于其人所受之文化，而不在其所承之血統”的觀點來看安祿山的話，他無疑是個地地道道的粟特人）﹑在唐朝的波斯景教家庭和敦煌歸義軍的問題（其曹氏政權，榮教授認為是栗特起源）。

其第三篇介紹的是“三夷教”在中國的流行。三夷教即指沃教、摩尼教和景教。在這里，榮教授詳細探討了“三教”傳人中國的時間以及對中國文化藝術的影響。

其第四篇介紹的是榮新江教授對一些漢唐中西關系史論著的評價。集大家之言，聚名家之論，成一家之學。

中古時期的西域,不只民族眾多,而且語系復雜。但最關鍵的是它又在中國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和希臘文明這中西方四大文明和佛教、道教、祆教、景教、摩尼教這東西方五大宗教的中心。榮新江教授研究西域史，用的是實證史學的方式，而實證史學講究“窮盡材料”,在這方面無疑榮教授是非常杰出的。

寫出這本書，是需要大量的資料搜集的，這絕不是一件輕松的事，因為資料的繁瑣復雜會讓人難以承受，這也正是實證史學的難度所在。雖然榮新江教授在引述資料的時候，也出現過一些紕漏（比如說，吐魯番文書所記“垔吳”即史籍所見“伊吾”，是王素于1983年最早提出的，而并非如論集所說是姜伯勤先生），但這絲毫也降低不了榮教授在此書上所下的心血。

本書緊緊扣住栗特人這個中心，把中國內陸與西域（包括中亞和伊朗地區）很自然而然的聯系在了一起。不得不說，這是此書成功的一大因素。但任何事物都是相對的，這個栗特中心論也是此書的一個致命缺陷。要研究中古中國與西域外來文明之間的關系，如果單純從栗特這個民族出發的話，往往會遺失很多方面。的確栗特在整個西域民族中與中國的關系最為密切，但這并不能代表中西交流的全部。

為了能夠更好的研究中古中國與西域外來文明的關系，我認為榮教授應該增加一點篇幅用來介紹吐火羅人、大月氏人、塞種人與中古中國的關系，并且也可以詳細地研究論述一下栗特人與吐火羅人、大月氏人、塞種人以及突厥人之間的關系。這樣可以更好的延伸一下中國內陸與西域的關系，甚至可以更好的向南延伸到印度，更好的向東延伸到波斯與敘利亞，向北可能會延伸到古羅斯人。這樣的話，《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這本書的厚度將大大增加，內容的拓展性也將更為完善。

關于《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這本書，的確有很多東西讓我不能認同。

其第一點，書名問題。剛開始看到書名的時候，我以為里面指的“外來文明”肯定有西域文明（今新疆地區）、北部草原文明、中亞文明、西亞文明、北非文明、阿拉伯文明、西歐文明?甚至是美洲文明。但當翻開目錄之后，吾大呼上當。里面只著重介紹了西域文明（新疆和中亞地區），捎帶腳的提了一下西亞的波斯與北部草原的突厥。開玩笑的說，這就是典型的欺騙消費者（如果不是這本書好看的話，我早就打電話給“消協”了）。最后給榮教授提個建議，下次這本書再版的時候，希望能把書名改成《中古中國與西域文明》，這樣會更好一點。

其第二點，安祿山的種族問題。安祿山出生于突厥，這一點毋庸置疑。其母阿史德氏，為突厥巫，且阿史德氏在突厥國中的地位是僅次于可汗家族阿史那氏的族姓。由此可以推斷，安祿山的生父應為突厥的一大顯門望族，榮新江教授在此忽略了安祿山的生父問題（只是簡單了附和了一下安生父是栗特人的觀點），而轉向了安祿山的養父。安祿山母親的地位高貴，再嫁之人也應是富貴身。安祿山的養父是胡將軍安波注兄安延宴，是一個依附于突厥的胡人部族。關于這個安姓部族，很多史學前輩（也包括榮教授）都認為它是屬于栗特種族的。這也是有一定根據的，當時在突厥的栗特人又很多，很多史料與考古發現都證實了這一點。但意大利富安敦教授在所著《質子安世離及其后裔》一書中，因新、舊《唐書》記安重璋在請求改安姓為李姓時，說他所自出的武威安氏與安祿山“同姓”或“同宗”，從而懷疑安祿山是武威安氏的親屬，而富安敦教授認為武威安氏是東漢人質的安息王子安世高的后裔，這樣一來，安祿山就成為波斯人而不是栗特人了。

雖然富安敦教授的觀點有不少漏洞，但這種說法我們也值得研究一下。唐朝時，的確是存在過安世高一支的后裔，這一點應該可以肯定。

但也許有人會說，安祿山是營州人，與河西相差千里有余，怎么又可能說安祿山就是武威安氏呢？其實不難理解，突厥曾經控制過河西地區，安氏被脅迫進入突厥也是有可能的。

武威安氏，主要在河西地區，而栗特人在河西有一系列的據點，說武威安氏是栗特種裔，似乎也不為過。但栗特與波斯都在中原以西，河西走廊又是一塊沃土。試想一下，東漢安世高一支經歷過東漢末年與西晉末年的動蕩以及十六國時期的戰亂，他們還會本分的呆在兩京地區嗎？相對而言，西北地區或許更為安全，而且更靠近他們自己的家鄉波斯。

對于武威安氏的種族問題，以后有時間的話，也可以做進一步的探究。（前提是建立在我比較勤奮的基礎上的）

或許在這本書里還有很多問題值得探討，只不過還沒有發現而已。說實話，我只花了一個下午去看這本書，所以也算不上是什么精讀，因為我只在里面找我自己感興趣的東西。

其實關于栗特與沃教的研究，史學界不乏大家。像我國的陳垣、陳寅恪、唐長孺、張廣達、姜伯勤、陳國燦等先生，還有日本的桑原騭藏先生和藤田豐八先生，加拿大的蒲立本教授等等。榮新江教授只是他們其中的一個，但卻是很優秀的一個。

這本書里關于栗特與沃教的研究，應該是目前比較權威性的。在這里或許會有很多人不解，研究中古中國與西域外來文明的關系為什么要如此強調栗特人的地位。

其實隨著近年來對絲綢之路和中外關系研究的不斷升溫，史學界越來越開始關注栗特這個處在“十字路口上的民族”了。

栗特這個民族原先是在中亞地區，后來隨著經商的需要逐步東遷。而在東遷的過程中，栗特人在中原不斷的被漢化，同時栗特人也參與到了漢人胡化的過程。

所以說，栗特這個民族是一個特殊的民族。研究它，不管是對于中國史來說，還是對于世界史而言，都是一個“充滿誘惑的神秘地帶”。

《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這部由論文匯聚而成的著作，是目前研究中古時期中西文明關系的大成之作，無疑對后來的史學研究具有相當大的示范作用。

它的意義與價值或許早已經超過榮新江教授對其的預估了，但這都不重要。因為歷史總會證明某些東西的價值的。

第三篇：中國大歷史讀書報告

真正的自由不是針對他人的言說，而是指向自我的實踐，真正的反抗也許不是公開的對抗，而是拒絕權力穿過的規避或對權力視而不見的沉默。——題記

盡管“大寫的歷史”（History）或以“大事件”為標識的宏大歷史敘事日益成為反思和批判的對象，但不可否認的是，正是由于“大事件”本身具有的穿透力而導致一個時代的思想風格或精神氣質的斷裂或轉折。正因為如此，當下的學術界正才小心翼翼地將80年代與90年代區分為兩個不同的時代：“狂飆激進的時代”與“理智漸進的時代”、“面向世界的開放時代”與“關注本土的保守時代”、“思想的時代”與“學術的時代”。

但是，就知識的增長而言，這樣的轉折也許僅僅意味著知識旨趣的平面擴展或轉移，而不一定就是知識地的疊加或累積。只有當一個時代以及這個時代的知識成果成為被重新思考或審視的對象時，這才有可能意味著一個知識時代的終結和另一個知識時代的開啟。由此，我們才有可能理解在當下中國的學術場域中迅速彌散的“國家與社會”這一理論框架在“學術的時代”中所可能具有的意義。當然本文并不是要對這一問題做全面的評價，其目的僅僅是對鄧正來先生在《國家與社會棗中國市民社會研究》一書中所建構并予以反思的“國家與市民社會”理論進行分析性的批評。在我看來，批評并不僅僅是一種簡單地表明不同立場或態度的知識行為，而更主要的是一種知識上的歷險，它要求探險者對所面臨的種種艱險進行周詳細致的分析、小心翼翼的辯駁和體現洞識的判斷。因此，我的策略是先進入作者的內在理路，分析他對市民社會理論的態度的轉化，以及在這一轉化過程中所遇到的種種問題，以此揭示國家與社會理論的解釋限度。鑒于作者既是“國家與市民社會”理論的始作俑者，又是這一理論的深刻反思者，這樣一種檢討無論是對于國家與市民社會理論還是對于健全的學術批評都有可能獲得某種一般的意義。

《國家與社會》是一本論文集，其中收入了鄧正來先生關于國家與市民社會理論的7篇研究論文。其中，“建構中國的市民社會”（以下簡稱“建構”）一文是整個研究的基礎或出發點，“國家與社會——中國市民社會研究的研究”（以下簡稱“研究”）以文雖然是對“中國市民社會研究”所作的知識社會學式的考察，實踐上是對“建構”所作的初步的、整體性的自我“反思獲批判”，后來的“?國家與社會?研究框架的建構與限度——對中國鄉土社會研究的評論”（以下簡稱“評論”）1一文是對這種反思的進一步推進。當然，鄧正來先生對“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反思獲批判并沒有就此止步。不過，就本文而言，我的評論主要集中在從“構建”到“研究”再到“評述”這一批判性的反思過程中所引發的種種理論問題。2我們當然希望他對這一問題所作的進一步反思能夠多我們的智識構成新的沖擊和挑戰。

一

1、市民社會：從“社會實體”轉向“解釋模式”

無疑，90年代以來“市民社會”的建構是一個世界范圍內的事件。由于市民社會論者所要解決的問題不同，他們所建構的“市民社會”理論也就有所不同。大體說來，目前有兩種市民社會的理論，一種是針對東歐共產主義解體所提出來的“公民社會”的理論，這種理論主要強調的是“公民自由交往的領域”（《國家與社會》，頁142，注釋35，以下凡引此書只注明頁碼），即哈貝馬斯所謂“公共領域”，它強調的是公民對國家政治生活的參與。這種追求政治民主的極端形式就是強調市民社會對國家的反抗，這也就是臺灣學者將civilsociety譯為“民間社會”的原因（頁121）。另一種是針對西方理性化過程中所形成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哈貝馬

斯語）而提出來的“市民社會”的理論，這種理論主要強調的是市民社會的道德價值，即追求一種自由的、“善的生活”，3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有人將civilsociety譯為“文明社會”。

鄧正來先生所提出的“國家與市民社會”理論顯然是以上述兩種“市民社會”理論為背景的。但是，他似乎并沒有從關于市民社會的經典理論出發建構一個宏大的市民社會理論，來詳細地闡發關于“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內在規定性。4盡管如此，他依然采用了與上述兩種市民社會理論同樣的建構方法或策略。一方面，他在對傳統市民社會理論的梳理中，依照自己所關注的問題對這些理論進行重構或再解釋（如“市民社會與國家棗學理上的分野與兩種架構”（以下簡稱“架構”）一文），這種解讀經典文本的方法由于其在解釋學上的有效性而獲得了人們的普遍認可；另一方面，他在對這些市民社會理論進行知識社會學的考察中發現了市民社會理論在前臺的理論建構與后臺的現實關懷之間的密切關系（如“臺灣民間社會語式的研究”一文），這使得他在建構中國的市民社會理論中采取了一個類似的策略，即強調“中國的市民社會”，強調市民社會理論的中國性：中國是一個“遲一外發型”的現代化國家，因此，國家與市民社會的“良性互動”成為中國市民社會理論的核心（這也是為何將civilsociety譯為“市民社會”而非“公民社會”或“民間社會”的原因），以此顯示出與上述兩種市民社會理論的不同。但是，這一知識社會學的分析策略，在他自己的市民社會的理論建構中卻發生了一個戲劇性的轉化，即讓“舞臺后導演的現實關懷”不是隱含在對市民社會的理論建構中，而是直接在理論建構的“舞臺表演”中亮相。在“建構”一文中，我們看到的與其說是“中國的市民社會是什么”這樣的學理推論，還不如說是“我們為什么要這樣來建構中國的市民社會理論”和“我們將如何來建構中國的市民社會”之類的行動綱領：“提出建構市民社會的理論，正是為了促使國人自覺地、有意識地投入到市民社會的建構中，為市民社會與國家之間的良性互動創造基礎，進而減少盲目性、情緒性和非理性。”（頁20）

我們暫且不管“建構”一文在多大程度上沿襲了80年代的敘述風格和修辭策略，重要的是，它并不是一篇嚴格的學術論文，而是一個政治綱領。它與其說是提出一個新的解釋中國現代化之路的理論模式，不如說是提出一套新的使中國走向現代化之路的行動方案。不過這一點作者在“研究”一文中作了細致的清理，這一清理不光體現在敘述風格和修辭策略的重大轉變，更主要的是將“建構”一文中混含在一起的“前臺的理論建構”與“后臺的現實關懷”嚴格加以區分，即將作為“社會實體”的市民社會與作為“解釋模式”的市民社會作了嚴格的區分。在這一區分的基礎上，“研究”一文努力對“建構”一文的“政治綱領性”因素進行了清理或改造，比如，“建構”一文中關于“建構中國市民社會的主要作用”（頁4）和“形成中國市民社會雛形的國家因素、社會因素和外部因素”（頁14?7）在“研究”一文中就不再被提起了；而作為具體行動策略的“兩個階段論”（頁17?9）在“研究”一文中被改造為一種用“關系或互動”角度取代“動力”角度的思考模式（頁126?28）。當然，我們在分析這種轉化時，必須要考慮“建構”與“研究”兩篇文章的寫作目的是不同的，前者的目的是要正面闡述“國家與市民社會”的理論，后者是要從側面反思這一理論所涉及到的問題。但正是因為作者既作為市民社會的倡導者（insider），又作為市民社會的反思者（outsider），這一雙重角色更使我們容易看到他對市民社會研究的態度是如何發生轉變的。總的說來，這一轉化就在于從學理上拋棄掉作為“社會實體”的市民社會建構，而轉向作為“解釋模式”的市民社會的建構5。

2、市民社會理論：“外部緊張”與“內部緊張”

當我們轉向作為解釋模式的市民社會，我們依然發現市民社會理論的建構由于與現實關懷（這種關懷已不再是對現實的指導，而是對現實的解釋）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而體現出某種緊張。一方面，作者是以中國本土的特殊經驗為“中國的市民社會理論”作辯護的，這種理論似乎僅僅由于它與本土歷史或經驗現實的相關性而獲得了學理上的正當性與合法性，由此他堅決反對脫離歷史或經驗現實的理論建構，反對不加反思地套用西方概念范疇，也就是布迪厄所反對的“方法論帝國主義”，盡管歷史或經驗現實又恰恰是理論所建構出來的；另一方面，建構中國市民社會理論的資源又是來自西方，因此，中國的市民社會理論又無法脫離全球資本主義的話語體系或話語策略而存在，它必須與西方的市民社會理論進行對話，因此，他反復強調建構理論范式的重要性，用他所引述的維特根斯坦的話說，新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框架完成對舊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框架的替代之際，因舊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框架而產生的舊問題也會隨之不存。這樣，經驗對象和它的理論建構之間，理論建構和它所“再現”的經驗對象之間就形成了一個“解釋的循環”，這恰恰構成了他所倡導的中國社會科學研究實現“本土化與規范化”之間的緊張。這一緊張標識出中國社會科學研究在全球學術場域中的特定位置以及隱含于其后的作為“國家”的中國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的位置，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看到了以“國家”作為理論分析單位的局限性。6

對于上述市民社會與國家理論的“外部緊張”，作者采取的策略是用方法論上的“不斷反思”（即“研究的研究”）來取代實質性研究。在《國家與社會》中，除了“建構”和“架構”屬于對中國市民社會理論的實質性闡述外，其他的5篇文章以及后來的“評述”一文都屬于“研究的研究”。這種方法論的反思固然與他在中國學術場域中的特定位置有關，而且在中國學術資源相對匱乏的情況下，這種實質性研究與反思性研究的相對分工對于中國市民社會理論研究的意義自不待言。但是，就他自己的市民社會理論而言，這種用研究的研究取代實質性研究恰恰使他本人陷入到他所反對的“方法論瘟疫”（韋伯語）之中，其結果是我們在不斷的反思之后依然見不到關于中國國家與市民社會之互動關系的經驗分析范本7。

不過，正是在這不斷反思的過程中，我們發現他在克服“中國市民社會理論”的上述外部緊張的同時，實際上逐步放棄了具有實質性內容的“中國的國家與市民社會理論”，并將此轉化為一個抽象分析模式的“國家與社會框架”。在“建構”一文中，“中國市民社會”的一個核心內容是“市民社會與國家的良性互動”，在后來的“研究”一文中雖然保留了“良性互動”的說法，但更主要的是批評中國市民社會研究中沒能根據“市民社會與國家”范式“對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國家與社會間的真實互動關系進行范例性的解釋和分析”（頁133，著重為原文所加），因此要求人們“對那些之于中國現代化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的國家與社會間具體互動關系過程的分析及研究上來”（頁135-6，著重為原文所加）。在這里我們發現作者所采用的概念發生了不經意的轉化：具有特定內涵的“良性互動”為一般性的“真實（或具體）互動關系”所取代；“市民社會與國家”為“國家與社會”所取代。前一種轉化實際上暗含了某種政治哲學與社會理論的緊張（這與前面所分析的從“政治綱領”向“理論建構”的轉化密切相關），我在下面將要討論這一問題。就后一種轉化而言，盡管這一對概念經常互換，但不可否認的是，對“良性互動”的關心使得他將“市民社會”界定為“市場之私域”與“非官方之共域”（頁8），其核心主體是“企業家與知識分子”（頁6-7），這樣就將廣大的“非現代化導向”的鄉村社會排除在外（頁

10）。因此，市民社會與國家的理論顯然無法分析鄉村社會與國家的狀況。由此構成了市民社會理論的“內在緊張”，即既要保持市民社會的“現代化導向”，又要將它作為一個解釋中國社會生活的有效模式。而消除這一緊張的一個可能辦法就是放棄“中國市民社會”的特有內容，將其轉化為抽象的“國家與社會”框架，從而將中國鄉村社會納入到這一解釋框架中。在“評論”一文中，“國家與社會”框架所針對的恰恰是關于中國鄉村社會的研究。就學科傳統而言，這一框架與上述世界范圍內的“市民社會思潮”并沒有直接的關系。漢學人類學中的國家與社會框架是從國家與家族這一研究傳統中發展出來的，法律社會學中的國家與社會框架是從國家法與民間法這一研究傳統中發展而來的，8相比之下，中國的市民社會理論所堅持的市民社會與國家的良性互動實際上是從政治學的研究傳統中發展而來的。因此，為了將這些不同的學科傳統納入到統一的分析框架中，鄧正來先生最終放棄掉“市民社會”的具體規定性，而將它改造為一個一般性的“國家與社會”框架。

此外，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以翻譯和研究哈耶克著稱的鄧正來先生并沒有引述哈耶克的理論來論證市民社會分離于國家的正當性，盡管哈耶克對不受國家干預的“私域”和“自生自發之秩序”的捍衛與市民社會理論有種種暗合之處。9而更重要的是他對哈耶克的研究將我們通常理解的、作為政治哲學的哈耶克理論建構為一套社會理論，其中，并沒有強調哈耶克關于“私域自主”之類的政治哲學的論述。10在我看來，這樣一種“忽略”與上述作者對市民社會理論的反思有關。一方面，正是基于哈耶克對“建構理性主義”的批判，使他放棄了對作為“社會實體”的市民社會的建構；另一方面，正是基于對哈耶克的社會理論的發掘，使得他放棄了進一步從政治哲學的方向上建構市民社會理論的努力，而將此改造為社會理論的分析框架：“國家與社會”。不過，對于這種自覺或不自覺的轉化，作者并沒有給出清晰的闡述或學理上的說明，因此，我的批評依然要指向他似乎已經放棄了的“中國的市民社會理論”，使我們對這一理論的不自覺遺忘變為一種自覺的反思。

中國大歷史

.從大歷史里面看中國的改革

大歷史里面制度、社會大的變革都需要**，這樣才能夠調整利益集團。如第一帝國向第二帝國經歷了魏晉南北朝，第二帝國向第三帝國經歷了元朝。（名詞解釋，黃仁宇認為中國的封建王朝可以分為三個大時段，第一帝國包括秦漢，依靠權貴來統治下層。第二帝國指唐宋，采用科舉制度，通過官僚士紳來統治。第三帝國指明清，較唐宋內斂）

大歷史認為，中國目前的改革制度方面的基礎建立在孫蔣毛的革命基礎上，蔣建立上層框架，毛建立下層框架。文革相當程度上消除了傳統文化的束縛。

中國改革很短的時間內就使國家從農業國變成了工業國，經濟體制也從計劃經濟演變為市場經濟。整個經濟體制經歷了一場巨大的變革，未經革命而如此巨變，實為少有。現在改革進入到了攻堅階段，要看國家如何走。

a.一個企業的改革，改革到現在，繼續下去，特權官僚的存在影響了市場公平。目前已經進入到了政治改革的階段。社會主義消滅了資本家，但誕生了官僚階層這個特權階級。改革如何建立一個為市場經濟配套服務的政治體制，是一個很大的難題。能否繼續不經過變亂就能夠解決這些問題，需要領導人莫大的政治勇氣以及執行力。

b.資本主義的發展經歷了重商主義、科技發展、知識經濟階段。日本、臺灣、東南亞國家也是通過出口導向發展起來，然后科技發展，創新經濟發面發展不足，經濟后續潛力不大。按照十七大報告，國家將要發展創新型經濟。但轉變經濟發展模式，依靠科技發展來推動經濟發展這個提法已經有十幾年，之所以未能夠推行下去，而繼續走大規模投資，大規模擴大生產低層次發展的道路，而不是通過科技創新來推動有著深刻原因：政府在經濟中占主導地位；地方財政收入與地方經濟發展掛鉤；官員政績與經濟發展掛鉤；土地、環境等要素價值低估。政府現在的一條思路是發展創業板，通過創投來帶動。如何解決現有經濟迷局，促進創新型經濟發展，值得我們思考與關注。

2.從大歷史里面看思想的作用

理論、思想一方面幫助我們更好的解釋世界，指導我們改變世界，構建世界。另外也是對我們的束縛，所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用投資的話來說，市場永遠是對的。

封建社會的精英非常信奉的是忠君報國，忠君是最重要的。強調的是以道德來治理國家，所以更關注形式上的東西，而不是解決實際問題。他們有很多做法我們現在比較駁斥的其實是儒家思想里面很自然的延伸。如，清末統治者，寧與友邦，不予家奴。明朝皇帝的家事成了非常重大朝廷問題。從當時大臣的角度來看，遠遠比邊境軍事沖突、內地發生洪澇災害重要。我們看來很多非常重要的問題，如百姓的民生問題、國防問題，儒家精英們根本沒有想或者關注很少。固然有我們從歷史后面看他們的原因，但儒家精英們的理論束縛了他們的期望，使他們覺得只要建立君君臣臣的國家，各自按照成為道德上的完人就能夠解決問題。他們的理想社會（或者說期望）更多考慮道德而很少考慮實際的問題。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具體的時代，對個人、家庭、社會、國家的期望值都會受到時代影響，不可能超脫時代太多。所以中國歷代朝廷，不論制度怎么設計，都沒有很好的跳出治亂交替、歷史循環的怪圈。君權最削弱的明朝，君權最集中的清朝都是如此。君權最削弱，儒家精英參與統治最多的明朝，反而是最保守、最腐朽，最無力應對內外挑戰的朝代。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儒家精英更注重對君王道德的要求，更注重意識形態上的不同（黨爭）。漢人的朝廷一般黨爭很厲害，漢朝是黨錮之爭，宋朝是新黨和舊黨，明朝是東林黨。這種情況的造成很大程度上是受傳統思想的束縛，更多的講求形式，從道德上治理國家。

異族建立的政權反而更能夠擺脫形式上的束縛，更注重實際問題的解決。清朝對救災的重視程度遠遠超過歷代，清朝軍事體制改革的活力也遠超歷代。八旗子弟不行了就綠營，綠營不行了就團練。所以清朝統治者反而內政外交上遠勝于明朝和宋朝。清朝人口達到了中國歷史的高峰，清朝的版圖面積也是中國歷代除元朝以外的一個高峰，更重要的是這些版圖的擴大，西藏、新疆納入版圖都是滿清入關以后，康熙、乾隆朝發生的。而康熙、乾隆朝士兵基本上由綠營組成，國家的制度基本上采取的是傳統的儒家制度。

從大歷史角度看，封建王朝面臨三個任務：軍事上抵御異族入侵；經濟上發展；維持自身的統治。現實中每個朝代的最終選擇是維持自身統治長治久安，希望能夠延續下去，而忽視了前兩個任務。

對于個人來講，一方面要接受已有的思想，他們是過去的精華。另外一方面，也需要我們很多方面有大歷史的觀點，用大視野來觀察、思考。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思想最終要能夠指導實踐，實踐永遠是對的，不要被思想束縛。我很相信一句話：一個做過事情的、做成事情的人，會有很大的不一樣。

我是做投資的，談一下這個方面。投資有很多理論，但最重要的是通過市場中的實踐來認知。盲目相信某種投資理論或者排斥某種理論都是不可取的，我們也需要積極交流，吸取他人思想精華。但最寶貴、最值得信賴的是自己的投資經驗與思考。所以獨立思考很重要，證券市場只有兩種人能夠賺錢，一種人是以堅持自己的獨立思考，有配套的操作模式與理念；另外一種人是徹底沒有自己的思考，完全把錢托付給第一種人。獨立思考的人相當大的誤區是過于迷信理論或者死守著自己過去的某種理論不放。還是那句話，市場永遠是對的，以專業化為自己的奮斗目標，以金錢得失作為衡量專業化的標準。

用大歷史視野來觀察、思考中國股市、經濟發展史，也非常重要。這樣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全新的思路，也會對股市有新的解答方式。

3.從大歷史我們可以看出做任何事情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中國從封建小農社會轉型為現代經濟國家化了將近一百五十年的時間，經過了曾國藩、孫蔣毛等偉人的努力，黃仁宇認為這已經非常了不起了。

想當初百日維新的時候，精英希望能夠很快使得國家轉型。通過大歷史我們可以知道，這個時候沒有對應的商業社會組織框架，很難建立起來。

一個國家轉變不僅需要上層的改變，也需要下層對應改變。一個人、一個組織同樣如此。

人的顯形意識相當于國家的上層組織，下面還有著巨大的潛意識。當我們接受某種觀念，希望推動自己轉變時，需要時間來慢慢轉變。最起碼推動自己習慣、對待事物的情緒反應方面轉變以后才能說轉變進行中。

繼續回到投資。價值投資對很多人很難，需要兩個方面的轉變。一個是對股價波動的脫敏，脫離股價的束縛。很多人股價下跌時會承受巨大的心理壓力，嚴重影響到他的生活幸福感，這樣是不適合做價值投資的。另外一個是更多的關注投資理念系統的建立，而不是技巧的促進。只做自己看得懂的投資很重要，飯是一口一口吃的，投資理念與系統的建立需要一步步來，能夠對一個月的局勢變幻有心理準備，那么就能夠對三個月，接下來是一年。所以真正成熟的投資人士一定要經歷兩輪牛熊轉換，通過實踐來成熟。

4.公平和效率的問題

中國朝代的更替往往是由于承平日久，土地大量兼并，而政府的稅收直到清朝雍正之前，士紳是不當差，不納糧的，建立在大量中小地主基礎上的。大量兼并只會導致政府稅收下降，中小地主以及普通老百姓稅負加重，從而社會**，進而朝代更替。就算是雍正推行士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也照樣發生了天平天國運動。

公平往往有兩個方面的公平，一個是機會的公平，另外一個是結果的公平。科舉制度提供了封建社會科舉的公平，所以唐以后政治基本上是精英政治，而再沒有出現出現災荒后，官員報告百姓沒有糧食吃，皇帝居然問，為什么不吃肉呢這種情況。但結果的不公平照樣導致社會不穩定，朝代更替。所以整個社會效率優先的基礎上，一定要兼顧公平，不僅僅是機會的公平，也要做點結果公平的事情。

5.國家制度的問題

中國一直是大一統的國家，但是大一統國家抵御外侵方面真的就比小國好嗎？五代十國分裂的時候至少不用像宋朝那樣繳納歲幣。

歐洲國家一直是分裂的，反而充滿了創新，從一塊貧瘠的土地上（歐洲人口從來沒有中國多）發展出來的文明征服了世界。

所以大國對地方不能控制太死。美國是聯邦制。中國94年分稅制，給予了地方非常大的權利，中國的地方政府相當多成了經濟實體，參與市場競爭。

6.一個假設

假設宋朝沒有被元朝滅亡，繼續發展下去，會有什么結果？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似乎應該上層建筑適應經濟基礎，是否會產生革命，從而促使中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如果說當時的中國缺乏配套的信用等體系，可以在后續發展中慢慢建立。

但是明清朝中，我們很難看到資本主義體系發展的跡象。

一個國家追求內斂，就會停滯。一個人過于安逸現狀，就會停止發展。人的成長一定是擁抱變化，改變思想，積極行動最能適應。實際上競爭的結果不是強者生存而是適者生存，最能夠適應改變的人生存。資本市場的一個特殊在于他的規則與運行規律也在不停的變化中，我們要積極適應變化。但對現狀經常發生改動，就會給人造成痛苦。所以我們可以穩定家庭，積極促進事業與思想的發展。思想的改變一定是在事業發展的前面，有了對應能力、素質準備才能夠勝任對應工作。保持思想的不斷更新很重要，不斷實踐向前發展很重要。

第四篇：讀書感悟_歷史

讀中國石油員工基本知識讀本——歷史有感

張巍毅 耿偉峰

讀史明智，使我們能記住前輩的錯誤，避免重蹈覆轍；其次，我們通過對歷史的深入剖析，認識歷史規律，可以明白歷史發展的基本原理，更準確、迅速的使自己進入發展快車道；還有，讀歷史是一件使人激發愛國，愛民族熱情的事情。

中國石油員工基本知識讀本——歷史，給我們展示了中國和世界歷史的發展梗概，列舉了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一些重要事件及人物介紹，我們通過中華民族在歷史上的興衰交替，認真思索其背后的原因，才能有所借鑒，自己的修養才能有所提高。

一個曾被稱為“東亞病夫”的國家，一個曾被列強侵略的國家，一個曾飽經風霜的國家，但它并不懦弱，這個國家古代史中的輝煌鼎盛時代，周代有成康之治，漢代有文景之治，唐代有貞觀之治，而清朝有康乾盛世，這也說明中國人從來不會簡單的被外敵打敗，中國人從來都是自己耽誤了自己的。

魯迅先生曾經說過——“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著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滿足，即一天一天的墮落，但卻又覺得日見其光榮。在事實上，亡國一次，即添加幾個殉難的忠臣，后來每不想光復舊物，而只去贊美那幾個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過之后，也每每不思懲兇，自衛，卻只顧歌詠那一群烈女。”我們應該正視自身的問題，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只有經歷了痛苦的蛻變，才能走上重振中華之路。

讀本中記錄了元末的崖山之戰，此次戰役標志著宋朝的結束，古典意義上的中國隨之滅亡，也使得很多國內外的史學家將宋朝滅亡視為古典意義中國的結束，我們文明的發展的積累被破壞，也即所謂的“崖山之后，再無中國”。

自從宋太祖黃袍加身，到崖山之戰南宋滅亡，宋朝經歷了三百余年，這是中國歷史上承五代十國、下啟元朝的時代，由于政治相對開明廉潔，科技發展突飛猛進，成為中國歷史上經濟、科技發展和文化教育最為繁榮的朝代，也是中國資本主義開始萌芽的時代。那個時代，中國占世界GDP總量要超過一多半（75%）。宋朝的經濟實力、科學技術和文明程度在當時都是世界第一。對于中國而言，宋朝就是一個文藝復興時期。中國的文化這個時候是一種積極的、開放的文化。漢朝國強，唐朝武盛，宋朝文旺。中國文化到宋達到了巔峰。宋是中國歷史上最接近現代管理的朝代，中國文化巔峰的時代，隨著宋的滅亡而凋殘。著名史學家陳寅恪言：“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后漸衰微，終必復振。”

然而在宋朝開國初期，為了避免唐代末朝以來藩鎮割據和宦官亂政的現象，采取重文輕武的施政方針，直接導致在軍事上積貧積弱不敵北方鄰國；在南宋末期，內有賈似道、史彌遠奸臣當道，外有劉整、呂文煥望風而降。

在中華崛起的新時代，有識之士一定要汲取歷史的教訓，保持政治開明廉潔，同時要有強大的軍事保證國家安全，保持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發展。

第五篇：《檔案學理論與歷史初探》讀書報告

檔案學的理論火種

——讀《檔案學理論與歷史初探》有感

信息資源管理學院15國防班級

學號2015202051 手機：*** 電子郵箱：929787351@qq.com

《檔案學理論與歷史初探》的作者是新中國檔案學的創始人、奠基人之一——中國人民大學前檔案系的吳寶康老師。該書宏觀地研究了我國檔案學學科體系的基礎理論，為我國檔案學和檔案事業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指導作用。《檔案學理論與歷史初探》一書為四部分，共二十講，四部分分別是無產階級革命導師和領袖與檔案、檔案學及其歷史、建國以來我國檔案學的研究及其今后發展和檔案學的若干理論問題。該書充滿了歷史與哲學的氣息，堅持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研究我國檔案學理論與歷史當中的各種問題，為我國檔案學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一、檔案事業應當堅持黨性原則

科學分為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兩大類，檔案學屬于社會科學一類，按照毛澤東同志對于知識的理解來說，檔案學的知識屬于階級斗爭知識。檔案學是為了適應階級斗爭的需要而產生的一門學科，同時也伴隨著社會實踐的發展需要而發展。檔案學就是研究檔案和檔案工作的一門科學，檔案可以包括從古至今、從中到外的各個歷史時期的檔案，檔案工作則包括檔案收集、整理、鑒定、保存、管理和利用等活動。各個國家都有檔案學，但是各個國家的檔案學又不一樣，這是由各個國家的國情決定的，其發展應當是符合歷史發展規律和服務于統治階級的，因此不可避免的會帶有階級性和政治性，也即吳寶康老師在書中所提到的檔案學的黨性。

檔案和檔案館更明顯的具有階級性，檔案館又屬于社會的上層建筑，是一種特殊的社會機構，是科學文化性質的機構。①科學文化性質的機構往往承擔著意識形態領域的工作，而統治階級往往會控制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使其有利于統治，檔案館更是屬于統治階級管理的機構，因此檔案館和檔案是有明顯的階級性的，而我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執政黨，因此說當今檔案事業是為了共產黨的領導服務的，為了廣大人民群眾服務的。同時，檔案學的產生和發展也是以我國社會主義實踐為基礎的。所以說，檔案事業應當堅持黨性原則。

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應當堅持黨性的檔案事業也就應當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為指導思想，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我們的指導思想。我們在研究檔案學或者說具有我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檔案時，就必須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原理和檔案工作的歷史實際與工作實際相結合，依據和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觀察、研究和分析檔案工作歷史發展和和業務實際中的一切現象和問題。②

二、運用《矛盾論》的原理分析檔案工作中的矛盾運動及其規律

檔案工作中的矛盾是普遍的。毛澤東同志說過：“矛盾是普遍的、絕對的，存在于事物 ①②吳寶康：《檔案學理論與歷史初探》，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86年，第119頁。吳寶康：《檔案學理論與歷史初探》，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86年，第120頁。的一切過程中，又貫穿于一切過程的始終??沒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因此，檔案工作肯定也是存在矛盾的，而且矛盾肯定是普遍存在于各個階段、各個方面，各個環節、每個環節之中的。檔案工作的收集、整理、鑒定、保存、管理、利用等各個工作環節之間存在矛盾，如保存和利用之間的矛盾、收集和利用之間的矛盾等等。檔案每個環節的本身也存在矛盾，如收集的分散和集中的矛盾、保存中的公開與保密的矛盾等等。基本矛盾對檔案工作的發展起決定作用，正如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這兩對社會的基本矛盾決定社會的發展一樣，因為基本矛盾是從始至終貫穿事物發展的。矛盾的普遍性決定了矛盾肯定是多種多樣、錯綜復雜的，若是不看清檔案工作中的基本矛盾，就會費時費力，檔案工作還得不到很好的開展。作者在書中指出歸根到底，檔案工作的眾多環節可以歸結為檔案的管理和檔案的社會利用兩大方面，正是這兩大相互依存又相互斗爭的方面構成了檔案工作的基本矛盾，推動著檔案工作的發展。檔案的管理包括收集、整理和保存等，這些工作的目的是為了將檔案更好地提供給需要的人，為統治階級服務，而檔案的利用勢必又會給管理帶來問題，但是檔案的管理和利用都是只要一方存在，另一方就必定會發生的，因此這一對矛盾伴隨這檔案的存在而存在，貫穿檔案工作發展的始終。同時，這一對基本矛盾也會彼此促進，檔案管理得當能夠方便檔案的利用，而檔案的利用情況又會反過來改進檔案的管理。把握住檔案工作中的基本矛盾是推動檔案工作發展的決定性因素。抓主要矛盾提高工作效率。在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必有一種矛盾是主要矛盾，這種矛盾影響或決定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基本矛盾貫穿始終，但是在事物發展的不同階段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同。因此我們要學會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分析出不同階段或不同時期的主要矛盾，將主要的工作致力于解決主要矛盾，但是也不能忽略其他的次要矛盾，因為隨著事物的發展，過去的次要矛盾也有可能上升為主要矛盾。

上述兩個方面只是《檔案學理論與歷史初探》所研究的檔案學理論體系中的一部分，該書給現代檔案事業的建設留下的理論財富還有很多。該書雖然老，卻不過時，許多地方為現代檔案學研究和檔案工作指明了方向。檔案館作為國家和社會重要的科學文化機構，檔案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應當重視理論研究，同時善于結合社會實踐，為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事業作貢獻。

個人主要看法和觀點：

1、我們需要逐漸明確自己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這樣才能更為系統理性地看待和分析問題。

2、物質決定意識，所見所聞決定我所想。因為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熏陶較多，因此在思考問題時，我才會運用這些理論而不會想到其他理論。

3、事物本身是存在規律的，這個世界也是靠一定的規律來運作的，而矛盾論只是我們解釋這些規律的一種學說，而這種學說在一定條件下看來是真理，被絕大部分人所接受，在不同的條件下，或許在未來的某一天，這種學說就有可能被推翻。

讀后主要困惑與問題：

1、按照馬克思主義原理來說，物質決定意識，那么馬克思恩格斯等人又是如何預見人類社會的未來的呢？

2、哲學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概括，馬克思在寫下《資本論》的時候是否是建立對自然科學的充分研究的基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