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浙江省高院發布《浙江法院民間借貸審判報告(2008.1——2012.6)》

浙江省高院發布《浙江法院民間借貸審判報告（2008.1——2012.6）》

昨天（2012-07-10），浙江省高院發布了《浙江法院民間借貸審判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報告》中梳理剖析了近5年來民間借貸案件特點及發生原因。《報告》在介紹浙江省民間借貸審判基本情況的基礎上，總結審判經驗，提示借貸交易風險，并結合浙江民間融資市場現狀和金融改革趨勢，展望下一步的司法應對。《報告》從這些年來審理的大量民間借貸案件中列舉了10大典型案例。報告全文如下：

浙江法院民間借貸審判報告

（2008.1——2012.6）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

前 言

浙江作為民營經濟大省，具有中小企業多、民間資本雄厚、民間借貸相對活躍的鮮明區域經濟特色。民間借貸作為一種“草根金融”方式，與傳統金融信貸方式相比具有成本低、效率高的優點，拓寬了中小微企業的融資渠道，促進了多層次信貸市場的形成和發展。但在實踐中，民間借貸也存在交易隱蔽、風險不易控制、正常的民間借貸和非法集資等刑事犯罪活動交織的特點，導致一些地方中小微企業資金鏈斷裂，引發區域性金融風險，影響社會穩定。去年9月份后，溫州等地一些中小企業關停、企業主“跑路”事件屢屢發生，民間借貸尤其是涉企民間借貸的風險防范、危機處置乃至司法政策，引起了各界廣泛關注。浙江民間借貸相對活躍，在一定程度上幫助緩解了民營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但總體上看，在民營企業和民間資本之間仍然缺乏穩定有效的渠道和橋梁，實踐中普遍存在著中小企業多、融資難和民間資金多、投資難的“兩多兩難”問題。今年3月28日，浙江的經濟發展與金融改革迎來歷史性機遇，國務院正式批復設立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金融改革為浙江破解“兩多兩難”問題提供了一把金鑰匙。

2008年以來，浙江高院黨組按照省委的工作部署，始終密切關注宏觀經濟形勢變化，堅持能動司法，推進社會管理創新，指導全省法院民間借貸審判實踐。全省法院充分發揮審判職能，審理了一大批民間借貸案件，并結合當地特點加強對司法層面反映的民間借貸問題及審判態勢的調研分析，成效顯著。今年全國“兩會”期間，省高院齊奇院長以全國人大代表的身份，向大會提交建議，呼吁讓民間借貸浮出水面，規范民間融資行為，推動民間借貸陽光化、法制化。

本報告在介紹我省民間借貸審判基本情況的基礎上，總結審判經驗，提示借貸交易風險，并結合浙江民間融資市場現狀和金融改革趨勢，展望下一步的司法應對，以期引導民間資本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推動我省民間融資市場在“十二五”期間規范、有序、健康發展，為打造浙江“中小企業金融服務中心”和“民間財富管理中心”兩個中心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一、民間借貸糾紛的基本情況

（一）案件審理概況近年來，民間借貸案件幾乎占據了浙江商事案件的半壁江山，無論是案件數量還是案件總標的額，都遠高于傳統的買賣、加工承攬合同糾紛案件。2011年，全省法院受理的民間借貸案件數量約占全國的15%。

2008年至2011年期間，全省受理的民間借貸案件數量總體呈上升趨勢。特別是金融危機爆發期間的2008年，案件數量疾驟上升最為明顯，較2007年增幅高達60.56%。雖然金融危機陰霾逐漸消退，2009年案件數量增幅有所趨緩，2010年的收案數較同比甚至微有下降，但總體案件受理數量仍居高不下。2011年，受第三季度溫州等地部分企業債務危機影響，民間借貸案件的收案量再度上揚，全省法院全年收案93067件，較2010年增長了6.7%（見圖一）。從案件標的額的增長幅度看，增速最快的是2008年，較2007年迅猛增長了216%，其次是2009年，較2008年增長了72.3%（見圖二）。圖表一：2007 年至2011年全省民間借貸案件數量（件）

圖表二：2007年至2011年全省民間借貸案件標的額（億元）

從地區分布看，2008年至2011年期間，杭州、金華、寧波三地法院在收案量和案件總標的額上均居全省前三（見圖

三、圖四）。統計數據還顯示，近兩年溫州地區的民間借貸案件數量及標的額增長較快，2011年的數據已超過臺州、寧波，居全省第三位。

圖表三：2008年至2011年各地區法院民間借貸案件數量（件）

圖表四：2008年至2011年各地區法院民間借貸案件標的額（億元）

今年上半年，全省法院共受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58037件，涉案標的額283.9億元，同比分別上升26.98%和129.61%。溫州、舟山以及湖州地區上升最為明顯，增幅分別達96.42%、87.37%和57.61%。除金華地區略降0.9%外，其余地區民間借貸案件較去年同期均呈上升態勢。從今年上半年民間借貸案件再次大幅回升并達到2007年以來最高點的情況看，預計今年全年收案量仍將持續上升。

（二）案件基本特點

1、經營性借貸為主，中小微企業深度介入。傳統民間借貸案件中，借款一般發生在親朋好友之間，多用于生活消費，是一種“熟人間的交易”，交易主體之間的信任關系實際上承擔了擔保的功能。隨著經濟發展環境的變化，浙江的民間借貸逐漸轉變為陌生人之間的合同關系和經營性借貸的融資渠道。浙江民營企業多以自有資金和民間借貸資金起步，據有關部門對溫州市甌海區105家中小微企業抽樣調查，在企業初始資金來源中，有90家企業通過民間借貸籌措資本，占85.71%，其中有32家初始創業資金完全通過民間借貸獲得，占30.5%。涉企型民間借貸在數量上已遠超過個人消費型借貸，從借款人、出借人到擔保方，中小微企業在民間借貸關系中都扮演著重要的主體角色。許多企業將借貸資金用于交易或經營活動。一些地方的企業和個人還專門從事“以錢炒錢、賺取利差”的資金生意，借貸資金呈現出典型的資本化、商業化特征。

2、高息現象普遍存在，且日益隱蔽化。近年來，各地法院普遍反映高息借貸問題突出。由于融資困難，民間借貸市場的利率不斷走高。最近，中國人民銀行溫州市中心支行向社會公布了溫州市民間借貸監測利率，2012年4月溫州民間借貸綜合利率平均水平為21.58%。我省一些民間融資活躍的地區，月利率普遍在2分、3分以上，有的甚至達5分以上，即年利率回報超過60%。民間融資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正規金融的不足，但與此同時，也使中小微企業和私營業主不得不接受放貸人所設定的高額利息。實踐中，為規避“超過央行公布的同期同檔次貸款基準利率四倍以上的利息不予保護”的法律規制，出借人往往采取預先扣息、實際履行利率高于約定利率等做法，給法院認定事實帶來困難。

3、職業化、中介化、組織化的新特征開始顯現。越來越多的民間借貸不再只是簡單的出具一張借條，借貸雙方在借款時往往手續齊全，一些專門從事放貸業務的擔保公司或個人，都已將借款協議或借條格式化。從形式上看，不僅有借款金額、期限、利率等明確約定，而且對違約責任，甚至對引發訴訟所需的訴訟費、律師費都作了詳盡約定。一些地方出現了專門從事放貸的職業群體，即所謂的“職業放貸人”和民間“食利”階層。有的地方還出現了一種專為借貸雙方提供“搭橋”服務的職業中介組織，使流向分散、信息不透明的民間借貸行為趨于組織化、公開化。一些銀行等金融機構工作人員在高利誘惑下充當起民間借貸雙方的“資金掮客”，利用管理漏洞操縱信貸資金流入民間放貸以牟取利差。投資公司、咨詢公司、典當行、擔保公司等中介機構也紛紛介入民間借貸。還有一些非法或涉黑背景的中介機構以非法集資等形式取得民間資金從事高利放貸，或以貸養貸，牟取不法利益。

4、同一主體涉訴的系列案增多，“批案”現象嚴重。一些民間借貸案件中，債權人或債務人比較集中，借貸供需雙方主體的重復率高，同一主體作為原告或被告的系列案日益增多。一原告多被告的情形下，原告一般是專門從事資金生意的職業放貸人；多原告一被告的情形下，被告則往往是大量對外舉債的企業或企業主。有的涉眾案件中，上下家之間還存在借貸資金鏈關系，即在直接與被告發生借貸關系的原告名下，背后還有大量實際出資的隱名出借人，這些隱名出借人往往是欠缺投資渠道、盲目逐利的普通老百姓。這類案件社會影響面較大，傳導性強，易呈集中爆發態勢。一旦無法收回借款，老百姓的多年積蓄無法收回，容易引發連環訴訟，產生信訪、上訪，甚至引發群體性事件。

5、與非法集資等涉嫌違法犯罪的活動時有交織。民間借貸是私人資本市場上自發的資金融通行為，屬體制外金融，尚缺有效監管。民間放貸人基于自己的利益判斷作出趨利性選擇，在高額利息回報的誘惑下，容易產生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集資詐騙、高利轉貸等涉嫌違法犯罪的行為，擾亂金融秩序和社會治安。民事、刑事法律關系交織的情況，給民間借貸案件的處理增加了難度。

（三）民間借貸糾紛案件高發的原因

從案件反映的情況看，民間借貸糾紛案件高發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

1、宏觀經濟形勢造成企業經營困難，償債能力降低。浙江民間借貸以經營性借貸為主，中小微企業深度介入。一旦經濟形勢變化造成企業經營困難，償債能力降低，就容易引發民間借貸糾紛。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受國內外宏觀經濟形勢的影響，企業生產經營困難加大，民間借貸糾紛案件數量急劇上升。當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所帶來的深層影響正在向縱深發展，國際經濟秩序依然處于動蕩之中。今年以來，我省經濟金融運行情況總體平穩，但受外部經濟環境復雜多變等因素影響，一些企業出現了債務危機和經營困難，對區域經濟金融穩定發展帶來了一定影響。全省民間借貸糾紛數量總體依然呈上升趨勢。

2、民間借貸融資成本高企加劇了債務清償風險。由于銀根緊縮，融資難，浙江民間借貸普遍存在高息現象。高利率導致了大量的信用風險的產生。一旦企業盈利不佳或難以承受過高的利息負擔，借貸雙方就容易產生糾紛。加之出借人往往采取多種手法隱瞞高息事實，進一步加劇了糾紛產生的可能。一旦企業不堪重負、資金鏈斷裂，民間借貸甚至有可能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3、民間借貸缺乏有效監管，亂象叢生，極易引發糾紛。浙江的民間借貸以經營性借貸為主，加之實踐中職業放貸人群體的出現以及擔保公司、典當行、投資公司等市場主體的加入，民間借貸活動實際上已具有經營的性質。但由于長期游離在監管邊緣，民間融資市場因缺乏必要的約束和管理而呈現出無序亂象，如借貸形式不規范、擔保不完備、借款用于非正常用途、高息借貸、違法借貸，甚至與刑事犯罪交織在一起，為糾紛的發生埋下了隱患。

二、民間借貸糾紛的司法應對

民間借貸是商品經濟的必然產物。浙江的民間借貸作為正規金融的重要補充，適應了多種經濟成分和不同經營形式的資金需求，對我省民營經濟的發展起到了必不可少的作用。但其自身固有的缺陷也容易引發區域性金融風險。浙江法院始終密切跟蹤經濟形勢變化，敏銳把握政策導向，穩妥應對民間融資風險。2008年4月，省高院就調研中發現的“金融糾紛案件大幅上升，民間借貸問題凸現，企業資金鏈斷裂引發系統風險”等問題，向省委報送了《關于運用審判職能切實貫徹省委“防止我省經濟下滑”指示精神的專題報告》，從借款規模倍增、借款利率高、借貸與非法活動交織等角度提示民間借貸風險日益突出，為省委提供決策參考。《專題報告》是全國高級法院中較早針對宏觀經濟形勢變化提出的司法對策，受到了最高法院、省委領導的重視和肯定。全省法院堅持能動司法，堅持趨利避害的原則，既加強引導規范，發揮民間借貸的積極作用，又依法打擊非法金融活動，有效應對借貸風險，為推進我省金融改革、保障實體經濟平穩健康發展提供司法保障。

（一）及時調整優化工作機制，提升審判質效與司法保障水平

根據我省民間借貸糾紛以經營性借貸為主的商事特點，省高院出臺了《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民事和商事案件主管劃分的意見》（浙高法[2008]64號），自2008年4月1日起將民間借貸糾紛案件從傳統民事審判條線劃轉至商事審判條線主管。經過2008年、2009年、2011年三次案件級別管轄調整，將我省92%以上的大標的民商事案件下放到基層法院審理，絕大多數的一審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由基層法院審理，這有利于調動當地各種積極因素，將借貸糾紛有效化解在基層。審判新格局下，省高院和中級法院進一步加強了監督指導力度，各基層法院也紛紛創新審判工作機制，不斷提高審判質效和司法保障水平。如在溫州兩級法院民間借貸糾紛案件收案數呈爆發式增長的情況下，樂清法院的民間借貸案件數量不升反降，成為溫州地區唯一收案數下降的基層法院。這得益于樂清法院積極探索創新民間借貸案件的“協同處置”機制，通過“黨委政府領導、專職機構指導、群眾自主清理、法院協同配合”的機制運行，收結案基本能夠保持良性循環，實現了民間借貸案件的動態平衡。

（二）出臺適合區域特點的規范性文件，統一民間借貸糾紛案件裁判思路

近年來，省高院圍繞中小企業司法保障這一商事審判工作的主線，不斷推進民間借貸糾紛的審判、調研等各項工作，不斷提升民間借貸糾紛案件處理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2008年7月底省高院出臺《金融糾紛案件若干問題討論紀要》（浙法民二〔2008〕38號），就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法律適用、約定利率的司法保護幅度、民間借貸和賭博、非法集資等違法犯罪行為相互交織問題的處理等統一了裁判思路；2009年9月，出臺《關于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浙高法〔2009〕297號）39條，對審判實踐中普遍存在的夫妻共同債務的認定、逾期利息和違約金的關系、舉證責任的分配等一系列疑難問題提出了裁判思路；2010年初，出臺《關于審理涉財務風險企業債務糾紛案件若干問題指導意見》（浙高法〔2010〕13號），就審理涉財務風險企業債務案件中民間借貸、刑民交叉等問題的處理提出了具體意見；2010年5月，發布《關于為中小企業創業創新發展提供司法保障的指導意見》（浙高法發〔2010〕4號），提出依法審理涉中小企業民間借貸糾紛案件，通過審判職能的發揮，規范民間融資市場，并明確企業之間自有資金的臨時調劑行為，可不作無效借款合同處理。2011年12月，召開全省法院商事審判工作座談會，就如何看待民間借貸、民間融資問題并對民間借貸案件的審理提出原則意見，要求全省法院認真領會最高法院、省委省政府關于民間融資問題的政策，結合形勢把握好審理民間借貸糾紛和其他涉民間融資市場商事糾紛案件的裁判尺度，妥善處理好刑民交叉等審判實踐中的熱點難點問題。通過統一認識、統一裁判尺度，全省法院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和應對民間融資風險的工作水平得到了進一步提升。相關規范性文件中明確的一些裁判思路和觀點，如夫妻共同債務的認定、企業間借貸效力的認定及處理等，在最高法院2011年十大重大調研課題成果之一“關于建立和完善我國民間借貸法律規制的報告”中也得到采納與肯定。一些裁判思路也被兄弟省份法院制定的規范性文件所借鑒。全省各地法院審結了一批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較好的典型案例。如2011年杭州中院審結的金某訴陳某等民間借貸糾紛案，涉及對借款交付事實的真實性審查問題，雖然出借人提供了收條證明款項已交付，但600萬元的巨額借款直接以現金方式交付不符合常理，出借人也無充分證據證明現金來源，對現金交付原因的解釋存在前后矛盾，且辨認借款人照片錯誤，法院據此否定了收條的真實性。

（三）延伸審判職能，服務浙江金融規范健康發展

在妥善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同時，全省各級法院緊扣宏觀經濟形勢，延伸審判職能，采取各項有效措施參與社會管理創新，防范民間融資風險、引導規范民間融資發展。一是加強司法宣傳。通過法制宣傳、發布會議紀要、公布典型案例等方式，定期發布社會關注度高的案件處理情況，積極擴大案件處理的社會教育效果，增強融資主體自覺履行法定義務和風險防范的意識。如臨安法院針對民間借貸糾紛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集資詐騙等經濟犯罪案件交織混合的態勢，制作了《民間借貸案件訴訟風險提示書》，在立案時發放給當事人，增強普通民眾的法律風險意識。二是加強司法建議工作。各地法院對民間借貸案件審理中發現的各種問題進行分析研判，從風險防范、金融監管等角度向有關部門提出司法建議，供黨政決策參考。如玉環法院針對本縣民間借貸活動存在的突出問題，于2010年11月向縣政府發送了《關于規范我縣民間借貸活動的司法建議書》，提出六條有針對性的建議。縣政府主要領導作出批示并研究出臺相應措施，成效明顯。2012年６月中旬，東陽法院對標的額在100萬元以上的大額民間借貸糾紛案件進行調研并向市委市政府提交《關于大額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分析報告及防范風險的幾點建議》，受到市委書記批示肯定。三是主動服務企業。如嘉興中院與嘉興市工商聯建立定期聯席會議制度，并開展“法官進企業”活動，及時了解企業在新的經濟形勢下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特別是債務風險等各種涉法涉訴問題，為企業生產經營提供有效建議、對策。四是參與當地政府風險處置。如溫州中院緊緊依靠黨委領導，積極參與民間非法金融活動整頓治理。協調政府各職能部門，共同做好大規模民間非法金融活動處置工作。云和法院通過定期參加由縣委、縣政府召集的企業經營狀況通報聯席會議，通報重大涉訴情況，協力處置企業債務風險。

三、下一步工作安排 下一步，浙江法院將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進一步引導民間借貸規范健康發展，為推動建設金融強省，實現金融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一）準確把握經濟形勢和政策導向，不斷深化理念提高認識

在溫州等一些地區陸續出現企業主“跑路潮”、民間借貸引發的中小企業債務危機在我省一些地區時有爆發的背景下，2011年10月，浙江省委書記趙洪祝在談到中小企業發展和民間借貸問題時，肯定了民間借貸在浙江經濟發展過程中必不可少的作用，并以水為喻，提出處理民間借貸問題應以疏導為主，趨利避害。11月10日，央行負責人在講話中指出民間借貸是正規金融的必要和有益補充，具有制度層面的合法性。11月28日，省政府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加強和改進民間融資管理的若干意見（試行）》，在強調加強對不規范民間融資活動管理的同時，還就“積極拓寬民間資金投資渠道，合理引導民間資金流向”提出明確要求。2011年12月2日、2012年2月10日最高法院先后發布《關于依法妥善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促進經濟發展維護社會穩定的通知》和《關于人民法院為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和推進金融改革發展提供司法保障的指導意見》，就當前形勢下審理民間借貸案件提出了指導性意見，要求各級法院充分發揮審判職能作用，為防范化解金融風險、推進金融改革發展提供保障。2012年3月28日，國務院批復決定設立浙江省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在中央確定的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的十二項主要任務中，“規范發展民間融資”居十二條之首。4月25日，省委、省政府召開全省金融工作會議暨推進浙江省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工作動員大會。2012年6月16日，省委、省政府出臺《關于加快金融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對貫徹落實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總體方案，加快實施我省“十二五”金融業發展規劃，推動建設金融強省，實現金融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作出了戰略部署。隨著政策導向的明朗化，對浙江民間融資市場的認識也在不斷清晰、深化。

浙江民間融資市場目前面臨的困境和問題，從根本上說，是長期以來經濟發展與金融改革進程不相匹配導致的“兩多兩難”問題。搭建平臺促進浙江民營經濟和民間資本的有機融合，是破解兩難問題的有效方法。其根本路徑就是要讓民間借貸浮出水面，促進民間融資的陽光化、規范化和法制化。全省法院將進一步發揮司法規制和導向作用，引導民間借貸進入正常投資渠道，既發揮其對實體經濟的“供血”功能，又杜絕和減少其負面影響。實現“疏”與“堵”的辯證統一，把握“積極引導”與“規范管理”的平衡。

（二）緊密配合溫州金融綜合改革，推進民間借貸的陽光化、規范化

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建設是浙江金融改革創新的突破口，而規范發展民間融資，又成為溫州金融綜合改革的首要任務。當前形勢下，進一步加強民間借貸的司法應對，重中之重就是緊密配合溫州金融綜合改革，推進民間借貸的陽光化、規范化。國務院批準設立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后，溫州中院及時作出部署，多措并舉扎實推進金融綜合改革司法服務和保障工作。出臺《關于為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建設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見》30條，明確了堅持能動司法服務大局、依法合規重視政策、公正司法平等保護、鼓勵創新防范風險等司法保障原則，部署了服務金融改革創新保障實體經濟發展的20項司法保障措施；申請增設金融審判庭，推行金融專業審判制度和專家輔助制度，建立健全金融專業審判機制，提升司法保障水平。今年5月，溫州鹿城區法院成立我省首個金融審判庭，專門審理涉及金融的民商事案件；召開“為溫州經濟金融改革發展提供司法保障”座談會，在全市法院范圍部署開展保護金融債權專項審判執行活動，推進司法保障金融創新和企業破產司法重整等相關工作；推行新型金融組織法官聯系點制度、完善司法建議風險預警機制和加強金融風險防范司法宣傳；向市委作出《關于為我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建設提供司法保障情況的報告》，提出工作建議,等等。省高院將高度關注和大力支持溫州兩級法院服務保障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的各項工作。指導溫州兩級法院進一步研究司法保障舉措，優化金融改革法治環境；進一步建立健全金融專業審判機制，推進覆蓋市縣鄉三級的金融審判大格局；進一步提升與民間金融相關案件的審理水平，維護經濟金融秩序穩定；進一步拓展金融審判延伸服務職能，協同當地黨政完善金融風險防控體系；進一步發揮職能作用，為我省金融改革和發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三）研究解決民間借貸審判工作中的新情況新問題，切實服務金融改革與發展

去年下半年以來，為及時了解掌握各級法院受理涉企案件情況及各地中小企業運行中的異常情況，省高院專門增設了《涉企信息專報》，要求全省各級法院密切關注當前宏觀形勢下中小企業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并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疑難問題研判，統一理念和裁判思路，積極引導民間借貸健康、規范發展。

省高院近期將在2009年制定的《關于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的基礎上，出臺有關民間借貸審判工作的規范性文件，主要針對近兩年審判實踐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提出處理思路。一是區分涉及企業的經營性民間借貸和一般的生活消費性民間借貸，妥當把握裁判規則的適用和利益平衡。在審理涉及企業的經營性民間借貸糾紛案件時，既要依法保護債權人的合法權益，又要從有利于企業生存發展、有利于社會民生的角度，注重案件處理的社會效果。對民刑交叉、利率保護幅度等一些政策性強、處理爭議較大的問題，要關注政策導向，加強與當地黨委、政府的溝通，把握好裁判尺度。對于破產企業涉及的民間借貸債務，要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的規定，通過企業破產路徑實現債權人、債務人、股東、企業職工等相關利害關系人的利益平衡，確保各債權主體的公平清償。盡可能通過重整、和解等手段挽救企業、保護社會生產力。二是配合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對可能出現的新問題作出及時和具有前瞻性的規定。如依法保護民間借貸登記服務中心等機構開展登記、公證、結算、法律咨詢等經營行為，依法確認權利人在中心備案登記材料的證據效力，以此引導民間融資的規范發展，為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營造良好的法治環境。三是正確區分民間借貸與非法集資等違法犯罪行為的界限。要在貫徹落實最高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0]18號）和有關司法政策要求，以及2008年省高院、省檢察院、省公安廳聯合發布的《關于當前辦理集資類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會議紀要》的基礎上，正確辨別民間借貸引發的民事糾紛和刑事犯罪，正確運用民事手段和刑事手段，妥善處理懲處與保護的關系。既依法打擊違法犯罪行為，也注意區別對待，分類處理。意見將就具體問題作出指引性規定。

（四）建立健全與黨政部門的協同應對機制

民間借貸既涉及企業也關涉民生，還關系到社會穩定。許多民間借貸案件，不單純是法律問題，更牽涉到危機處置、破產重整及群體性糾紛等一系列問題，涉及多方利益，僅靠司法力量難以解決全部問題。全省法院要堅持協同司法，主動加強與當地黨委政府及有關部門的溝通，建立聯動機制，在黨委領導下，充分發揮政府部門在債務清理、風險處置、維護穩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最大限度地整合各方力量和資源化解民間融資的風險與糾紛矛盾，使民間融資更好地發揮其服務實體經濟的積極作用。

附：典型案例

案例一：金某訴陳某、耀昌公司民間借貸糾紛案 【裁判要旨】 雖然出借人提供了收條以證明出借款項已經交付，但就600萬元的巨額借款，直接以現金進行交付的交易方式并不符合常理，出借人還應提供充分證據證明該巨額借款的現金來源，并就以現金方式進行交付的必要性作出合理解釋。在出借人無充分證據證明巨額出借款項的現金來源，且就以現金方式交付的原因所作解釋前后矛盾，并辨認借款人照片錯誤的情況下，足以否定收條的真實性。【基本案情】

2009年12月7日，耀昌公司、壽某向金某出具保證函一份，保證函載明自2009年12月7日起陳某向金某的借款在600萬元以內由耀昌公司、壽某承擔連帶清償責任，擔保期限為主債務期屆滿兩年。2009年12月11日，陳某、金某在載明以下內容的借款協議上簽字，借款協議約定陳某向金某借款600萬元，陳某承諾于2010年1月11日歸還100萬元，2010年3月11日歸還100萬元，2010年5月11日歸還100萬元，2010年8月11日歸還100萬元，到2010年12月11日全部還清，金某可隨時催討，并承諾到期未還承擔違約金50萬元以及所有訴訟費用及律師費，協議第三條還約定本協議也作為借款憑據，雙方一經簽字蓋章視為陳某已借到金某人民幣600萬元，現金交接清楚，各方均無異議，陳某不再另行出具借據。同日，陳某在載明“今收到金某現金人民幣600萬元整，以此為憑”的收條上簽名、捺印。2010年3月22日，陳某向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分局控告金某以虛假訴訟的方式企圖非法占有其財產。金某訴至法院，要求陳某還款并承擔違約金、律師費，耀昌公司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裁判理由及結果】

一審法院審理認為：本案爭議焦點是金某與陳某之間是否存在民間借貸關系，金某有無將600萬元現金交付給陳某。

一、從借款的交付憑證來看，金某除提交的收條外并未提交款項交付的相應憑證。

二、從借款的資金來源來看，金某前后陳述不一致。金某在法院對其所做的詢問筆錄中陳述“有200萬元左右從其合作銀行卡中取出，具體分幾次何時取款記不清楚，另外的錢本來就準備在那里的，因為年底其本來就準備了很多現金”。而在第二次庭審中，金某又陳述其在2009年12月7日之后的4天時間里面準備了600萬元現金，其中150萬元是于2009年12月11日從合作銀行的帳戶中取出，另外的450萬元有些是本來就放在保險箱中的現金，有些是向朋友借的，具體向誰借的則拒絕陳述。

三、從款項交付的過程來看。金某主張600萬元借款是在2009年12月11日下午在其擔任法定代表人的絲綢公司辦公室里以現金方式交付，其中10萬元一捆，共60捆，分三個黑皮包裝，每個皮包20捆，由陳某拿兩包，郎某拿一包，但其關于如上現金交易的過程并未提供相應證據予以佐證。在現代金融交易如此便利的今天，而金某是經商多年的商人，如此大額的款項竟然采取如此簡便的交易方式，顯然不符合日常生活常理。

四、從現金交付的原因來看，金某主張600萬元借款系在簽訂借款協議的當天以現金方式交付給陳某，但是對于如此大額款項為何采取現金方式交付，金某前后三次陳述均不一致。第一次庭審中，金某代理人陳述，借款時金某提出要轉帳給陳某，但陳某表示其在法院涉及多起訴訟，如轉帳可能被法院凍結，故要求金某以現金方式交付。法院向金某所做的詢問筆錄中，金某陳述其自己覺得現金交易方便。第二次庭審中金某又陳述，是陳某說要現金，不能轉帳，并且對于陳某在法院是否涉及訴訟并不知情。即使如金某所陳述因陳某涉及訴訟不便直接打入其卡中，也完全可以采取轉帳至非陳某開戶的帳戶進行交付，更何況陳某是為承建耀昌公司廠房所需資金而借款，所借款項不可能一次性用完，按照常理，如此大額的款項不可能現金存放于家中，自然還是要存入銀行的，故金某陳述關于陳某要求現金交易的理由或者其自己喜歡現金交易的理由均不符合常理。

五、從金某的出借動機來看，也與常理不符。據金某陳述其之前并不認識陳某，只是經郎某介紹陳某向其借款后才認識，而對陳某的資信情況，只是通過介紹人郎某了解了一下，并未實際考察、核實，對擔保人耀昌公司、壽某的資信情況也未實際核實，且其表示只是為了賺取2分的月息，就同意出借給陳某600萬元。為了賺取2分月息，金某就如此輕率地出借如此大額的款項顯然不符合其經商多年的商人身份，更何況據金某本人陳述，其出借的600萬元借款部分是向朋友所借。為賺取2分月息，通過向朋友借款來出借給一個根本不熟悉的人，顯然也不符合日常生活常理。

六、關于金某是否認識陳某、壽某。第二次庭審中在陳某代理人當庭提交一組照片要求金某辨認哪張照片是陳某、壽某時，金某快速地指出其中兩張認為是屬于陳某與壽某的照片，但是事實上金某辨認錯誤。金某對此的解釋是自己老花眼所以認不出來，但是在辨認階段，金某在庭上直接指出照片下面的編號。如果其無法看清照片的話，對下面細小的編號更加不可能快速的指出。顯然，該解釋不成立。對于擔保人壽某，因金某只見過一次面以致生疏不能辨認正確尚可理解的話，但對于向其借款600萬元且兩次會面超過兩個小時的借款人都辨認錯誤顯然不符合常理，更何況金某在庭上多次表示認識陳某，對此問題的合理解釋只能是金某并未見過陳某本人。綜上，金某主張現金方式直接交付給陳某600萬元借款，但其未提交相應的交付憑證，結合其庭審陳述亦不足以證明其與陳某之間存在借貸關系以及已將600萬元借款交付給陳某的事實。因此，金某的訴訟請求，證據不足，不予支持。據此，判決：駁回金某的訴訟請求。

二審法院審理認為：就當事人所爭議的本案所涉600萬元借款有無交付問題，雖然金某提供了落款時間相同的借款協議和收條以證明已經交付，但在以600萬元現金直接進行交付明顯不符合常理的情況下，金某未提供充分證據證明該600萬元現金交付的必要性和現金來源，且其在一審中就該兩問題前后幾次所作的陳述相互矛盾。同時，金某雖主張是在自己的辦公室將600萬元現金交付于陳某，但其在一審庭審中卻將陳某的照片辨認錯誤，將一張明顯比陳某年輕很多的人的照片指認為是陳某的照片，說明金某其實并不認識陳某，由此，其關于在自己的辦公室將600萬元現金交付于陳某的主張不能成立。金某上訴主張，用以對比照片的陳某的戶籍資料未經其質證，但一審庭審中，陳某的委托代理人將陳某的戶籍證明原件作為了證據出示，金某對該證據未提出異議，只是辯稱自己是老花眼，因沒有帶老花鏡，所以對照片辨認不清。綜上，金某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應不予支持。原審法院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正確，實體處理得當。據此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案例二：葉某訴曾某民間借貸糾紛案 【裁判要旨】

一、出借人明確要求以受托人為借款人的，雖然出借人明知受托人與委托人之間的委托關系，但不應由委托人來承擔還款責任，而應認定受托人和出借人即為民間借貸法律關系的當事人，對各自的行為承擔相應責任。

二、借款人對借款交付的金額有合理異議時，應由出借人對所主張借款金額的交付承擔舉證責任。【基本案情】

2010年12月某晚，案外人潘某聯系葉某，意向葉某借款，由曾某作擔保人。當晚寫借條時，葉某提出，曾某是公務員有穩定收入，潘某則是“村官”，要求以曾某作為借款人才同意借款。經潘某向曾某請求，曾某同意作為借款人，并填寫借條，向葉某借款60000元，潘某簽名擔保。后潘某與葉某一同去建設銀行取款，并在銀行交付給潘某借款40000元。另查明，潘某、曾某系戀人關系。因潘某、曾某未及時還款，故葉某訴至法院，要求判令曾某歸還借款本金60000元并按約定的2分月息支付利息。【裁判理由及結果】 一審法院審理認為：合法的借貸關系受法律保護。雖然曾某辨稱自己只是受案外人潘某之托，以借款人名義出具借條，但曾某也承認，葉某明確要求其作為借款人出具借條，而其最終也同意，可見雙方的借貸意思表示是真實、自愿的。故從曾某出具借條的行為，應認定雙方之間的借款合同關系成立。雙方都認同借款發生在12月，而非借條上載明的7月12日，但對具體日期均不能確定。葉某根據提交的銀行卡客戶查詢單，主張2010年12月27日取款55000元，并加上5000元現金，是交付借款的資金來源。但查詢單顯示，該筆交易是發生在銀行營業部窗口、現金支取而非ATM機取款，與葉某、曾某都稱借款發生在晚上、是從ATM機取款的陳述不符。故對葉某該主張不予采信。曾某辯稱葉某沒有交付借款，但又提交了潘某所寫材料并認可材料的真實性，該材料中潘某承認收到借款40000元。曾某與潘某是準備結婚的戀人，而且是一同去向葉某借款，填寫借條時兩人都在場，其對借款交付給潘某有指示，符合日常生活情理，其蓋然性較大，故可以認定借款已實際交付40000元。對其余20000元是否交付，葉某不能提供充分證據予以證明，故不予認定。自然人間的借款合同，自貸款人提供借款時生效，故應認定葉某、曾某之間借款40000元的民間借貸關系成立，合法有效。綜上，對葉某要求曾某歸還借款本金60000元并支付利息的訴訟請求，對能夠認定交付的40000元，依法予以支持，對其余不能認定的20000元，依法不予支持。據此判決：

一、曾某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歸還葉某借款本金40000元，并支付相應利息。

二、駁回葉某的其他訴訟請求。

一審宣判后，各方當事人在法定期限內沒有上訴，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案例三：龐某訴孫某民間借貸糾紛案 【裁判要旨】

借條、收條、借款協議等書面直接證據并非認定借貸關系發生的唯一依據。電話錄音、證人證言等間接證據，只要能形成證據鏈，足以證明借貸事實發生的，可以作為認定事實的依據。【基本案情】

龐某提供了與孫某之間的兩次電話錄音證據，孫某在錄音中多次認可2萬元的債務，龐某據此向法院起訴要求孫某歸還借款。孫某多次收到法院傳票傳喚后仍拒不到庭，也未就龐某的主張進行抗辯。【裁判理由及結果】

一審法院審理認為：在合同糾紛案件中，主張合同關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當事人對合同訂立和生效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對合同是否履行發生爭議的，由負有履行義務的當事人承擔舉證責任。龐某主張其與孫某之間存在民間借貸關系，并向孫某履行了交付借款的合同義務，應由龐某承擔相應的舉證責任。從一般情理分析，借款時由借款人向出借方出具相應的借條等書面借款手續是一種已被大眾熟知和認可的方式，龐某作為一名財務人員，通常來說具有比一般大眾更為謹慎的注意意識。根據龐某的陳述，龐某和孫某之間除該筆借款外，其他并無經濟上的往來，可見雙方之間的交往并不密切。根據法庭調查，龐某自認在其工作的林明公司的年收入為2萬至2.5萬元之間，龐某將其近一年的年收入出借給一個從未與之發生過經濟往來的同事，而未要求對方出具相應的借款手續，顯然有違常理。另龐某為證明其主張提供的證人證言及錄音資料等證據，也均在不同方面存在缺陷，故不予采納。據此，判決：駁回龐某的訴訟請求。

二審法院審理認為：龐某與孫某之間的借款關系雖無書面借款憑據，但龐某提供的錄音資料及證人證言相互關聯、相互印證，能夠證明孫某向龐某借款2萬元且至今未還的事實，而孫某亦不到庭答辯，放棄了對龐某主張的抗辯權，也未提供推翻借款事實的相反證據，故對龐某要求孫某歸還借款2萬元的主張予以支持。鑒于龐某關于利息約定的主張證據不足，故對龐某要求孫某支付利息的主張不予支持。據此，判決：撤銷原審判決，孫某歸還龐某借款2萬元。

案例四：傅某訴席某、方某、汪某、葉某、胡某、范某民間借貸糾紛案 【裁判要旨】

一、“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不能限定為夫妻一方以個人單獨名義所負債務。夫妻一方與他人共同向第三人借款，形成共同債務，也屬于“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的范疇。

二、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向銀行貸款用于家庭經營，后向他人借款用于歸還該銀行貸款，該借款應認定為家庭經營所需，以此認定借款為夫妻共同債務。【基本案情】

2009年1月20日，席某、汪某、胡某與中國郵政儲蓄銀行浙江省開化縣支行簽訂《中國郵政儲蓄銀行小額貸款聯保協議書》和《中國郵政儲蓄銀行小額聯保借款合同》，其后該行分別向三人發放了每人5萬元小額聯保貸款，共計15萬元。為歸還上述15萬元貸款，2009年10月18日，席某、汪某、胡某三人向傅某借款15萬元，約定利息按銀行同期貸款利率四倍計付，定于2009年10月20日前歸還。借款到期后，席某、汪某、胡某均未歸還傅某借款15萬元及利息。該筆借款發生在席某與方某，汪某與葉某，胡某與范某婚姻關系存續期間。2010年4月7日，方某與席某辦理離婚登記手續。2010年4月16日，傅某訴至法院，請求判令席某、方某、汪某、葉某、胡某、范某歸還借款15萬元及利息。【裁判理由及結果】

一審法院審理認為：傅某與席某、汪某、胡某之間的民間借貸行為，是雙方真實意思表示，內容不違反法律規定，受法律保護。席某與方某，汪某與葉某，胡某與范某系夫妻關系且債務發生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債權人就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主張權利的應當按夫妻共同債務處理。傅某的訴訟請求合理合法，予以支持。判決：席某、方某、汪某、葉某、胡某、范某于判決生效后十日內返還傅某借款150000元，并支付相應利息。方某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稱：本案訟爭借款是席某、汪某、胡某三人共同合伙向傅某借款，該債務是合伙債務而非個人債務，且席某向傅某借款時方某并不知情，也沒有用于家庭共同生活，不應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請求二審法院撤銷原判，改判駁回傅某對方某的訴訟請求。

二審法院審理認為：本案的爭議焦點為本案訟爭借款是否應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上訴人方某主張本案訟爭借款系席某等三人的合伙債務而并非席某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故不應視為夫妻共同債務，即使視為個人債務也不應將汪某、胡某的負債視為方某的夫妻共同債務。但“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系相對于夫妻雙方負債而言，并非與“合伙債務”對應的“個人債務”同一涵義。且從個人合伙的相關法律規定來看，合伙之債亦可由合伙人的家庭共有財產承擔。從2009年10月18日的借條來看，席某、汪某、胡某均在借款人一欄處簽字，且席某、汪某、胡某對本案訟爭借款系用于歸還三人中國郵政儲蓄銀行小額聯保貸款的事實亦予認可，席某、汪某、胡某理應對本案訟爭借款承擔共同清償責任。從辦理小額聯保貸款的過程來看，席某、汪某、胡某三人組成聯保小組，其中任一小組成員的借款均由聯保小組的所有其他成員提供連帶責任保證，方某、葉某、范某承諾為其配偶提供連帶責任擔保，葉某、胡某、范某對該事實均予認可，方某雖主張在貸款申請材料上其本人的簽字為席某找他人代簽，但結合傅某提供的《中國郵政儲蓄銀行小額貸款聯保協議書》和《中國郵政儲蓄銀行小額聯保借款合同》和各方當事人的陳述，應視為傅某已經舉證證明本案訟爭借款系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經營所需。據此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案例五：來某訴韓某、杜某民間借貸糾紛案 【裁判要旨】

村委會出具證明表明借款人與其配偶長期處于分居狀態，借款人多年未歸家，借款人未盡家庭義務，法院經過走訪了解到的情況與村委會出具的證明內容能相互印證。結合出借人與借款人認識、來往的過程，出借人應當能夠從借款人夫妻關系的外觀表象確定其二人未共同生活。故出借人主張借款為借款人夫妻雙方的共同債務，應當就借款人借款系用于家庭共同經營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在其舉證不能的情況下，不應支持其該主張。【基本案情】

2009年4月2日，韓某向來某出具借條一份，確認因販賣茶葉缺乏資金向來某借款40萬元，并承諾于2010年1月歸還，然韓某至今未歸還借款。韓某與杜某曾系夫妻關系。韓某自1998年離家，經常租住在來某開辦的旅館內，不盡家庭義務，并曾因賭博被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區分局處罰。韓某與杜某于2009年7月15日辦理離婚登記手續。庭審中，來某變更其在起訴狀上確認的借款時間，認為借款分四次借取：第一次是2009年3、4月份，借款金額為10萬元；第二次是在此后10天左右，借款金額為5萬元；第三次是在此后一個月不到，金額為15萬元；第四次是在此后半個月不到，金額為10萬元。二審中，法院對杭州市西湖區轉塘街道上城埭村村民及村委會進行了走訪，均證實韓某、杜某長期分居，韓某多年未歸的事實。來某訴至法院，要求韓某、杜某就40萬元的借款本息承擔還款責任。【裁判理由及結果】

一審法院審理認為：韓某認為40萬元借款并未實際發生的觀點缺乏有效優勢的反駁證據證明，不予采信。韓某理應按照其承諾，在2010年1月前將40萬元借款返還給來某。韓某未依其承諾返還借款的行為屬違約，來某要求韓某歸還40萬元借款并支付逾期利息的訴訟請求予以支持。涉案債務雖系在韓某與杜某夫妻關系存續期間發生，然現有證據顯示，韓某與杜某長期處于分居狀態，韓某未盡家庭義務。韓某的家在杭州市西湖區轉塘街道上城埭村，與來某開辦的旅館并不太遠，韓某卻經常租住在來某開辦的旅館內，該事實也顯示韓某與杜某的夫妻關系處于不正常狀態。涉案借款金額高達40萬元，顯然不是因日常生活需要所負的債務，在第一筆10萬元借款未清償的情形下，來某又連續三次出借給韓某借款，明顯也與正常的借款行為不同，然來某對此也沒有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說明。在此情形下，來某有義務舉證證明韓某所取得的40萬元借款用于韓某與杜某的共同經營，在來某不能舉證的情形下，涉案債務依日常生活經驗不宜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因此，來某要求杜某承擔共同清償責任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據此，判決：

一、韓某歸還給來某借款40萬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以本金40萬元為基數，按同期銀行貸款利率為標準，自2010年4月29日至判決確定的還款之日），于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付清；

二、駁回來某的其他訴訟請求。

二審法院審理認為：來某與韓某之間存在借貸關系事實清楚，韓某未按時歸還借款本息，應當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本案的爭議焦點是杜某對于韓某在夫妻關系存續期間所借債務是否承擔共同還款責任。對此，現有杭州市西湖區轉塘街道上城埭村村委會出具證據證明韓某、杜某長期處于分居狀態，韓某未盡家庭義務，法院走訪的結果與杭州市西湖區轉塘街道上城埭村村委會出具的證明相互印證，能夠證明相關的事實。結合本案中來某與韓某認識、來往的過程，來某應當能夠從韓某、杜某夫妻關系的外觀表象確定其二人未共同生活。因此，來某主張本案系夫妻共同債務，應當就韓某借款系用于家庭共同經營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因來某不能提供證據證明其主張，故來某的上訴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原審法院認定事實清楚，實體處理得當，據此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案例六：朱躍某訴朱學某、趙某、第三人朱忠某民間借貸糾紛案 【裁判要旨】

一、法律并不禁止直系親屬之間形成包括借貸合同在內的交易關系。但對直系親屬之間交易關系和債權轉讓關系的審查和確認，應考慮特定當事人的經濟狀況，有關當事人應依法承擔的贍養、撫養義務等具體情況。

二、處理涉及直系親屬間交易關系的糾紛時，在意思自治和公序良俗的利益考量中應更強調公序良俗的價值取向，案件的處理結果應符合一般的家庭道德觀念與善良習俗，優先考慮保護老年人等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符合實體正義的要求。

三、在當事人的經濟地位和訴訟能力存在明顯差異的情況下，法官應妥善行使訴訟指揮權，平衡當事人的訴訟利益。【基本案情】

2003年11月在舊村改造過程中，朱學某、趙某夫婦為參加54平方米舊村改造安置用地的招投標，于2003年11月15日向兒子朱忠某出具借條一份，載明：向其子朱忠某借款1365000元，按銀行同期借款利率四倍計息，借款用于舊村改造安置建房的投標用地，承諾以上借款在收到朱忠某以書面形式要求歸還借款的通知后一個月內還清；如無力歸還，該建房用地使用權和建好后房屋的所有權歸朱忠某所有。2003年11月15日和11月18日，朱忠某以朱學某的名義分兩次匯入舊村改造辦公室1365000元。2007年8月13日，朱忠某委托律師向朱學某、趙某夫婦發出律師催款函，要求朱學某、趙某在收到催款函后一個月內歸還借款本息2839200元。2003年11月11日，朱忠某向朱躍某出具借條一份，載明朱忠某向朱躍某借款人民幣1500000元整，按銀行同期貸款利率四倍計息。2007年8月13日，朱忠某委托律師通過申通快遞向朱學某、趙某寄送快件一份，快遞詳情單上未載明寄送的材料名稱，朱學某在快遞詳情單上簽字簽收。2007年9月1日，朱忠某與朱躍某達成一份《債權轉讓協議》，雙方約定將朱忠某享有的朱學某、趙某1365000元借款本息轉讓給朱躍某以抵銷朱忠某尚欠的2003年11月11日借款的部分本息。2007年9月14日朱忠某通過申通快遞向朱學某、趙某郵寄送達債權轉讓通知書一份。2007年9月26日，朱躍某通過郵政特快專遞向朱學某、趙某郵寄了催款通知書和債權轉讓協議書各一份，但朱學某、趙某拒絕簽收。2007年9月14日，朱躍某通過申通快遞向朱學某寄送快件一份，快遞詳情單上未載明寄送的材料名稱，僅有收件人簽名“朱”字。另據見證人趙某的弟弟，即朱忠某的舅舅給法院的信函中所述，朱學某、趙某夫婦已年過八旬，有四子三女，當時因54平方米安置用地和父母的贍養問題與四個兒子之間曾多次協商，考慮到朱忠某擁有加油站，資產豐厚，父母最終決定把54平方米安置用地和晚年生活托付給朱忠某。雙方約定在父母有生之年不將借條公之于眾。本案的借條系朱忠某聘用律師幾易其稿后形成的。現朱躍某訴至法院，要求朱學某、趙某立即歸還借款1365000元，并支付約定利息（按銀行同期貸款利率四倍計算至實際歸還之日止，暫計至起訴之日止為1796340元）。【裁判理由及結果】

一審法院審理認為：朱忠某與朱學某、趙某之間的借款真實，依法應受到法律的保護。朱忠某與朱躍某之間的債權轉讓協議并不違反法律的禁止性規定，且已依法履行了通知義務，因此，該債權轉讓協議對朱學某、趙某已經發生法律效力。據此判決：

一、由朱學某、趙某于判決生效后十五日內歸還朱躍某借款本金人民幣1365000元，并按照銀行同期同類貸款利率四倍按本金1365000元支付自2003年12月15日計算至判決確定的履行之日的利息。

二、駁回朱躍某的其他訴訟請求。二審法院審理認為：朱學某、趙某夫婦對2003年11月15日借條的形式真實性并無異議，但對1365000元款項的性質及債權轉讓是否通知存在重大爭議。經審查，該借條反映的并不是單純的借款關系，還與朱學某、趙某54平方米安置用地所建房屋的所有權及居住權相關聯。朱忠某在一審用以證明已經向朱學某、趙某履行了催款及債權轉讓通知義務的證據——兩份申通快遞詳情單表明郵件系由律師和朱躍某經手辦理，詳情單上均沒有載明寄送的材料名稱，朱學某、趙某也否認收到債權轉讓通知的事實。據此，本案爭議的債權轉讓已經通知朱學某、趙某的事實不能直接確認。另，朱學某、趙某夫婦年過八旬，需要子女的關心和照顧，54平方米安置用地上所建的房屋系朱學某、趙某的養老棲身之所，朱忠某作為負有贍養義務的子女，明知父母沒有償付能力，在律師參與下，經幾易其稿，最終形成由其與父母簽署約定四倍借款利息且包含嚴格違約責任的借條，后又將該債權轉讓給朱躍某。如按照借條約定的利息條款計算，現該1365000元款項的本息累積已達數百萬元，原本可安享晚年的高齡父母將陷于債務困擾之中。朱忠某在本案中的相關行為不符合一般的家庭道德觀念。法庭不是單純的訴訟競技場，保護老年人的合法權益，體現司法的人文關懷，始終是法院在審理本案中優先考慮的因素。綜上，認定朱忠某和朱躍某之間債權轉讓不成立，朱躍某相應的訴訟請求亦不予支持。至于朱忠某和朱躍某，朱忠某和朱學某、趙某之間的債務糾紛，宜通過其他合理合法途徑解決。原判認定的部分事實不清，適用法律有誤，實體處理不當，經院審判委員會決定，判決：撤銷一審判決，駁回朱躍某的訴訟請求。案例七：孔某訴徐某、鄭某民間借貸糾紛案 【裁判要旨】

在民間借貸案件中，雙方當事人雖未在書面債權憑證中約定利息，但有證據表明債務人連續有規律的支付利息的，可認定當事人之間的借款為有息借款。【基本案情】

自2008年9月起，徐某與孔某有借款往來，截止2010年6月8日，孔某結欠徐某750000元。同日，孔某向徐某出具《借條》一份，載明：從徐某處借款750000元，借期一年。并備注：之前所打的借條全部作廢，以此借條為依據。后孔某于2010年7月1日支付徐某19750元，2010年8月2日、8月30日，孔某各支付徐某18750元，自2010年9月30日至2011年3月9日，孔某每月初左右支付徐某11250元，共計124750元。另孔某于2011年2月21日歸還徐某50000元，2011年2月25日歸還徐某20000元，2011年2月28日歸還徐某30000元，2011年3月18日歸還徐某20000元，2011年3月28日歸還徐某50000元，共計170000元。另查明，孔某與鄭某于2008年7月29日登記離婚。【裁判理由及結果】

一審法院審理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條規定，自然人之間的借款合同，自貸款人提供借款時生效。徐某提供的《借條》、工商銀行個人業務憑證等可以證明孔某向徐某借款750000元的事實，庭審中，徐某認可孔某于2011年2月21日歸還其50000元，2011年2月25日歸還其20000元，2011年2月28日歸還其30000元，2011年3月18日歸還其20000元，2011年3月28日歸還其50000元，共計170000元均為本金，不違反法律規定，予以認可，故徐某要求孔某歸還580000元的訴訟請求，具有事實和法律依據，予以支持。民間借貸可以有償，也可以無償。借貸雙方對支付利息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的，根據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條的規定，視為不支付利息，但借款人自愿給付利息的除外。對于該項借款是否約定利息，徐某與孔某并無深交，根據常理，徐某不可能將資金無息交與孔某使用，孔某2010年7月1日支付徐某19750元，2010年8月2日、8月30日，孔某各支付徐某18750元，自2010年9月30日至2011年3月9日，每月初左右支付徐某11250元，應當認定是孔某自愿支付徐某的利息，即使該利息已超過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同期同類銀行貸款基準利率四倍，因該利息不損害國家、社會共同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權益，予以認可。但徐某主張自2011年3月起按月息1.5％支付利息的訴訟請求，因雙方在《借條》中并未明確約定利息，故調整為按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同期同檔次貸款基準年利率5.31％自2011年6月7日暫計算至2011年8月15日為5817.40元。本案中，孔某的借款行為發生時，其與鄭某已經離婚，故徐某要求鄭某共同歸還借款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據此，判決：孔某歸還徐某借款本金580000元并支付相應利息等。

二審法院審理認為：本案爭議的焦點問題是徐某與孔某之間的借款關系是否約定支付利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條的規定，自然人之間的借款合同對支付利息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的，視為不支付利息。但關于利息的約定既可以采取書面形式也可以采取口頭形式，雖然徐某提供的借條并未對借款利息作出約定，但徐某主張雙方口頭約定了借款利息且已實際履行，徐某提交的銀行轉賬憑證亦可以證明就本案借款孔某曾連續有規律地支付利息，故孔某關于本案借款系無息借款的上訴理由缺乏事實依據，不予采納。據此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案例八：程某訴茅某、王某民間借貸糾紛案 【裁判要旨】

保證人擔保債權的數額前后記載存在矛盾，且當事人對此存在爭議的情況下，人民法院應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125條“當事人對合同條款的理解有爭議的，應當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詞句、合同的有關條款、合同的目的、交易習慣以及誠實信用原則，確定該條款真實意思”的規定，從保證人是否參與借貸合同的訂立過程、對借貸數額是否知曉及保證人提供保證擔保的目的，并結合誠實信用原則綜合判定保證人擔保債權的真實數額。【基本案情】

2008年5月26日，王某與程某簽訂借款協議一份，約定：王某向程某借款50萬元，借期3個月，利息按月利率2％計算。茅某受王某的委托向程某提供連帶責任保證，保證期限為兩年。茅某在保證人欄內簽署了“本人同意擔保三個月50元整”的意見。該借款協議簽訂前，茅某與程某、王某參與了借款的協商。同日，王某向程某出具收條，收到現金50萬元。借款期限屆滿后，王某未歸還借款本息，茅某也未履行保證責任。程某于2008年10月9日提起訴訟。

【裁判理由及結果】

一審法院審理認為：本案爭議焦點為茅某擔保的金額是50萬元還是50元。雖借款協議形式上寫明擔保金額為50元，但不符合常理，首先，茅某知道王某向程某借款50萬元的事實，也為王某其他多筆債務提供過擔保，應該明確擔保的數額；其次，茅某也同意為該筆債務提供擔保，如僅為王某擔保50元，就失去擔保的實質意義，顯然協議中所定的50元是一個筆誤，應為50萬元。故對茅某的主張不予采信。程某請求茅某對主債務、利息、逾期還款違約金承擔連帶保證責任，因程某與茅某約定的擔保范圍是50萬元，故對程某主張的利息和逾期還款違約金之請求，不應予以支持。程某主張王某支付利息及逾期還款違約金之主張，符合法律規定，應予以支持。茅某作為保證人，在保證范圍內承擔保證責任后，有權向王某追償。據此判決：

一、王某于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歸還程某借款50萬元，并支付利息及逾期還款違約金；

二、茅某對借款本金50萬元承擔保證清償責任，茅某承擔保證責任后，有權向王某追償；

三、駁回程某的其他訴訟請求。程某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二審法院審理認為：本案所涉借款協議系保證借款合同，從協議簽訂的目的而言，是為保證程某的50萬元債權實現，如果茅某僅為該筆50萬元借款提供50元擔保，這無疑使保證合同的擔保目的落空，不符合常理。根據日常生活經驗法則判斷，協議中茅某的書寫應為筆誤，其真實意思應是為50萬元債務提供擔保。據此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程某仍不服二審判決，申請再審。

再審法院審理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款規定“當事人對合同條款的理解有爭議的，應當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詞句、合同的有關條款、合同的目的、交易習慣以及誠實信用原則，確定該條款的真實意思”，所謂合同解釋是指法官基于當事人的訴訟請求，依照法定職權和程序，對合同內容進行分析說明以及填補合同漏洞的行為。合同解釋的目的是為公正裁判提供合理的支持，探求真意、補充漏洞乃至修正解釋只是解釋的手段。本案中，茅某在簽訂借款協議前，參與了王某向程某借款50萬元的協商，對王某借款50萬元的事實知情，茅某在擔保人欄內同意擔保的真實意思應為對王某的50萬元借款提供擔保，如果茅某僅僅為其中的50元提供，該擔保本身則無實際意義，而程某要求茅某提供擔保也是為保證其50萬元債權不致落空，故50元不應認定為系茅某的真實意思表示，否則有違民事活動的誠實信用原則，也不符合茅某同意為王某提供擔保的真實目的，故一、二審法院認定茅某在擔保人欄內雖寫有為王某50元擔保，但其真實意思為50萬元正確。茅某的再審理由不能成立。據此，駁回茅某的再審請求。

案例九：朱某訴廣大建設公司、沈某、茅某民間借貸糾紛案 【裁判要旨】

建設工程項目承包人在從事工程建造過程中向他人借款，債權人持加蓋有建設公司工程項目部財務專用章的借條起訴，對于債權人要求建設公司返還借款的訴訟請求，應綜合審查借條中的記載、借款時聲稱的借款用途以及債權人出借款項的內心信賴和客觀注意情況，不能僅因借條上加蓋有建設公司工程項目部公章或者財務專用章即認定由建設公司承擔民事責任。【基本案情】

廣大建設公司是由某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改制更名而成。沈某掛靠江南建筑工程公司等多家建設單位從事工程建造活動。沈某、茅某原系夫妻，于2007年12月24日登記離婚。2006年1月6日，沈某向朱某借款100000元，一個月后出具給朱某借條一份，約定借期一年，利息為月利率1.5分。到時不還由江南建筑公司從本人工程款中扣除歸還。沈某在借條上加蓋了某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碧桂苑項目部財務專用章。2006年9月19日，沈某歸還朱某50000元，并支付了相應的利息，余款一直未予歸還。沈某現下落不明。朱某故起訴至法院。【裁判理由及結果】

一審法院審理認為：合法的借貸關系受法律保護。被告沈某向朱某借款，至2006年9月19日尚欠本金50000元及相應的利息，理應于承諾的期限內予以歸還，逾期未清償依法須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朱某申請撤回對茅某的起訴，系其行使處分權的行為，不違法律規定，予以準許。至于對廣大建設公司的訴訟請求，雖然借條上加蓋有某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碧桂苑項目部財務專用章，但根據朱某在庭審中的陳述，本案借款當時沒有說是用于碧桂苑的工程，而是說墊付沈某承建江南建筑工程公司的工程款，借條也是朱某提供借款后一個月才補充出具，朱某當時沒有詢問過沈某有關某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碧桂苑項目部的有關情況，庭審中也沒有證據證明沈某與某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或者其碧桂苑項目部存在何種法律關系，結合借條中“到時不還由江南建筑公司從本人工程款中扣除歸還”的記載，朱某借款給沈某是通過朋友介紹，認為沈某在某市承建工程有相應的工程款可以保障自身的借款安全，而不是基于對某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的信賴，因此，本案借款應認定為沈某個人向朱某借款，對朱某起訴要求廣大建設公司與沈某共同歸還本案借款的主張，不予支持。據此，判決：

一、沈某于本判決生效后十日內償付朱某借款50000元及利息18000元，合計68000元。

二、駁回朱某的其他訴訟請求。

一審宣判后，各方當事人在法定期限內沒有上訴，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案例十：勞某訴碧雪湖公司合同糾紛案 【裁判要旨】

雙方當事人簽訂的雖然是《客房使用權出讓和委托經營合同》等其他合同，但從合同約定的內容看，其法律屬性與《合同法》上規定的借款合同最為接近，故可以參照適用現行立法中關于借款合同的相應規定。當事人之間對合同權利、義務及違約責任的約定，不違反有關法律法規的，亦應確認其效力。【基本案情】

2008年3月29日，勞某與碧雪湖公司簽訂《客房使用權出讓和委托經營合同》一份，合同約定：

1、勞某向碧雪湖公司購買五套雙標客房二十年使用權，預先支付50萬元（每套10萬元）。到期后，碧雪湖公司歸還勞某本金50萬元；

2、勞某將上述購買的使用權客房五套委托碧雪湖公司經營，期限二十年，從2008年3月29日起至2028年3月28日止；

3、碧雪湖公司支付勞某按每套每年2萬元的投資回報。同時，碧雪湖公司給予勞某每套每年20天的免費入住權，若勞某未住，按山莊年平均房價拆成金額每年結算；??

9、碧雪湖公司逾期支付投資回報，按100元/天支付違約金。超時二個月后勞某有權取消合同，并要求歸還本金50萬元等。合同簽訂后，勞某按約支付50萬元款項，碧雪湖公司也支付了第一年度的投資回報10萬元，但第二年度的投資回報經勞某多次催付，碧雪湖公司未履行。勞某向法院提訴訟，請求判令解除合同，歸還本金并支付投資回報及違約金等。【裁判理由及結果】

一審法院審理認為：從本案的《客房使用權出讓和委托經營合同》內容看，雖形式上勞某支付100000元購買碧雪湖公司每套雙標客房二十年的使用權，并將客房使用權委托碧雪湖公司經營二十年，由碧雪湖公司每年支付“投資回報”20000元，但碧雪湖公司需二十年期滿后返還勞某“本金”100000元，故該權利義務的約定實際屬于借款合同關系，應按法律關于借款合同的規定進行處理，但當事人之間關于權利、義務及違約責任的約定可以作為參照。勞某主張已向碧雪湖公司支付了500000元，并提供了碧雪湖公司于2008年3月29日出具的收據五份，故勞某已經履行合同項下的義務。因碧雪湖公司未依約支付第二年度的投資回報共100000元，勞某要求依照《客房使用權出讓和委托經營合同》第九條的約定解除合同，符合雙方簽訂的合同約定和相關法律的規定，予以支持。對于解約后，碧雪湖公司應當承擔的法律責任，參照雙方的《客房使用權出讓和委托經營合同》第九條的解約條款的相關約定，即“勞某在解除合同后，碧雪湖公司應當返還本金，并支付違約金”。違約金的計算以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同期同檔次貸款年利率5.31%四倍為限。對勞某要求碧雪湖公司支付第二年度投資回報、每年每套免費入住的折價費等其他訴訟請求，不予支持。據此，判決：

一、解除雙方于2008年3月29日簽訂的五份《客房使用權出讓和委托經營合同》；

二、碧雪湖公司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返還勞某500000元，支付違約金79060元，合計人民幣579060元；

三、駁回勞某其他訴訟請求。勞某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二審法院審理認為：審查案涉合同約定之內容，勞某以獲取未來收益為目的向碧雪湖公司支付一定的款項，而碧雪湖公司則負有到期返還該款項的合同義務，故該合同應視為勞某與碧雪湖公司之間的融資行為，勞某對自身行為的投資屬性亦無異議。依據案涉合同之約定，勞某可獲取的未來收益包括每年的投資回報以及免費客房服務等內容，現勞某確認免費客房實際無法使用且其已經與碧雪湖公司協商將該項合同內容轉化為貨幣形式，勞某于本案中的訴訟請求亦基于該些事實，案涉合同雖非《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明文規定的合同，但其法律屬性最接近貸款合同，可以參照適用現行法律體系中關于借款合同的相應規定。因勞某已按約向碧雪湖公司支付了50萬元，而碧雪湖公司未能舉證證明其已經于2010年3月29日起一周內將合同約定的投資回報10萬元支付給勞某，且該未能支付的時間已經超過合同約定期限二個月，故雙方約定的合同解除條件已經成就，勞某可以解除案涉合同，原審法院的該認定無誤。合同解除后，碧雪湖公司違約責任的承擔應當以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同期同檔次貸款年利率5.31%四倍為依據并結合勞某所給付資金的實際使用時間進行計算。原審判決事實認定清楚、實體處理并無不當。據此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第二篇：i浙江法院民間借貸審判報告文檔

浙江法院民間借貸審判報告

來源：管理機構 日期：2012-07-10

浙江法院民間借貸審判報告

（2008.1——2012.6）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

前 言

浙江作為民營經濟大省，具有中小企業多、民間資本雄厚、民間借貸相對活躍的鮮明區域經濟特色。民間借貸作為一種“草根金融”方式，與傳統金融信貸方式相比具有成本低、效率高的優點，拓寬了中小微企業的融資渠道，促進了多層次信貸市場的形成和發展。但在實踐中，民間借貸也存在交易隱蔽、風險不易控制、正常的民間借貸和非法集資等刑事犯罪活動交織的特點，導致一些地方中小微企業資金鏈斷裂，引發區域性金融風險，影響社會穩定。去年9月份后，溫州等地一些中小企業關停、企業主“跑路”事件屢屢發生，民間借貸尤其是涉企民間借貸的風險防范、危機處臵乃至司法政策，引起了各界廣泛關注。浙江民間借貸相對活躍，在一定程度上幫助緩解了民營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但總體上看，在民營企業和民間資本之間仍然缺乏穩定有效的渠道和橋梁，實踐中普遍存在著中小企業多、融資難和民間資金多、投資難的“兩多兩難”問題。今年3月28日，浙江的經濟發展與金融改革迎來歷史性機遇，國務院正式批復設立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金融改革為浙江破解“兩多兩難”問題提供了一把金鑰匙。

2008年以來，浙江高院黨組按照省委的工作部署，始終密切關注宏觀經濟形勢變化，堅持能動司法，推進社會管理創新，指導全省法院民間借貸審判實踐。全省法院充分發揮審判職能，審理了一大批民間借貸案件，并結合當地特點加強對司法層面反映的民間借貸問題及審判態勢的調研分析，成效顯著。今年全國“兩會”期間，省高院齊奇院長以全國人大代表的身份，向大會提交建議，呼吁讓民間借貸浮出水面，規范民間融資行為，推動民間借貸陽光化、法制化。

本報告在介紹我省民間借貸審判基本情況的基礎上，總結審判經驗，提示借貸交易風險，并結合浙江民間融資市場現狀和金融改革趨勢，展望下一步的司法應對，以期引導民間資本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推動我省民間融資市場在“十二五”期間規范、有序、健康發展，為打造浙江“中小企業金融服務中心”和“民間財富管理中心”兩個中心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一、民間借貸糾紛的基本情況

（一）案件審理概況

近年來，民間借貸案件幾乎占據了浙江商事案件的半壁江山，無論是案件數量還是案件總標的額，都遠高于傳統的買賣、加工承攬合同糾紛案件。2011年，全省法院受理的民間借貸案件數量約占全國的15%。

2008年至2011年期間，全省受理的民間借貸案件數量總體呈上升趨勢。特別是金融危機爆發期間的2008年，案件數量疾驟上升最為明顯，較2007年增幅高達60.56%。雖然金融危機陰霾逐漸消退，2009年案件數量增幅有所趨緩，2010年的收案數較同比甚至微有下降，但總體案件受理數量仍居高不下。2011年，受第三季度溫州等地部分企業債務危機影響，民間借貸案件的收案量再度上揚，全省法院全年收案93067件，較2010年增長了6.7%（見圖一）。從案件標的額的增長幅度看，增速最快的是2008年，較2007年迅猛增長了216%，其次是2009年，較2008年增長了72.3%（見圖二）。

圖表一：2007年至2011年全省民間借貸案件數量（件）

圖表二：2007年至2011年全省民間借貸案件標的額（億元）

從地區分布看，2008年至2011年期間，杭州、金華、寧波三地法院在收案量和案件總標的額上均居全省前三（見圖

三、圖四）。統計數據還顯示，近兩年溫州地區的民間借貸案件數量及標的額增長較快，2011年的數據已超過臺州、寧波，居全省第三位。

圖表三：2008年至2011年各地區法院民間借貸案件數量（件）

圖表四：2008年至2011年各地區法院民間借貸案件標的額（億元）

今年上半年，全省法院共受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58037件，涉案標的額283.9億元，同比分別上升26.98%和129.61%。溫州、舟山以及湖州地區上升最為明顯，增幅分別達96.42%、87.37%和57.61%。除金華地區略降0.9%外，其余地區民間借貸案件較去年同期均呈上升態勢。從今年上半年民間借貸案件再次大幅回升并達到2007年以來最高點的情況看，預計今年全年收案量仍將持續上升。

（二）案件基本特點

1、經營性借貸為主，中小微企業深度介入。傳統民間借貸案件中，借款一般發生在親朋好友之間，多用于生活消費，是一種“熟人間的交易”，交易主體之間的信任關系實際上承擔了擔保的功能。隨著經濟發展環境的變化，浙江的民間借貸逐漸轉變為陌生人之間的合同關系和經營性借貸的融資渠道。浙江民營企業多以自有資金和民間借貸資金起步，據有關部門對溫州市甌海區105家中小微企業抽樣調查，在企業初始資金來源中，有90家企業通過民間借貸籌措資本，占85.71%，其中有32家初始創業資金完全通過民間借貸獲得，占30.5%。涉企型民間借貸在數量上已遠超過個人消費型借貸，從借款人、出借人到擔保方，中小微企業在民間借貸關系中都扮演著重要的主體角色。許多企業將借貸資金用于交易或經營活動。一些地方的企業和個人還專門從事“以錢炒錢、賺取利差”的資金生意，借貸資金呈現出典型的資本化、商業化特征。

2、高息現象普遍存在，且日益隱蔽化。近年來，各地法院普遍反映高息借貸問題突出。由于融資困難，民間借貸市場的利率不斷走高。最近，中國人民銀行溫州市中心支行向社會公布了溫州市民間借貸監測利率，2012年4月溫州民間借貸綜合利率平均水平為21.58%。我省一些民間融資活躍的地區，月利率普遍在2分、3分以上，有的甚至達5分以上，即年利率回報超過60%。民間融資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正規金融的不足，但與此同時，也使中小微企業和私營業主不得不接受放貸人所設定的高額利息。實踐中，為規避“超過央行公布的同期同檔次貸款基準利率四倍以上的利息不予保護”的法律規制，出借人往往采取預先扣息、實際履行利率高于約定利率等做法，給法院認定事實帶來困難。

3、職業化、中介化、組織化的新特征開始顯現。越來越多的民間借貸不再只是簡單的出具一張借條，借貸雙方在借款時往往手續齊全，一些專門從事放貸業務的擔保公司或個人，都已將借款協議或借條格式化。從形式上看，不僅有借款金額、期限、利率等明確約定，而且對違約責任，甚至對引發訴訟所需的訴訟費、律師費都作了詳盡約定。一些地方出現了專門從事放貸的職業群體，即所謂的“職業放貸人”和民間“食利”階層。有的地方還出現了一種專為借貸雙方提供“搭橋”服務的職業中介組織，使流向分散、信息不透明的民間借貸行為趨于組織化、公開化。一些銀行等金融機構工作人員在高利誘惑下充當起民間借貸雙方的“資金掮客”，利用管理漏洞操縱信貸資金流入民間放貸以牟取利差。投資公司、咨詢公司、典當行、擔保公司等中介機構也紛紛介入民間借貸。還有一些非法或涉黑背景的中介機構以非法集資等形式取得民間資金從事高利放貸，或以貸養貸，牟取不法利益。

4、同一主體涉訴的系列案增多，“批案”現象嚴重。一些民間借貸案件中，債權人或債務人比較集中，借貸供需雙方主體的重復率高，同一主體作為原告或被告的系列案日益增多。一原告多被告的情形下，原告一般是專門從事資金生意的職業放貸人；多原告一被告的情形下，被告則往往是大量對外舉債的企業或企業主。有的涉眾案件中，上下家之間還存在借貸資金鏈關系，即在直接與被告發生借貸關系的原告名下，背后還有大量實際出資的隱名出借人，這些隱名出借人往往是欠缺投資渠道、盲目逐利的普通老百姓。這類案件社會影響面較大，傳導性強，易呈集中爆發態勢。一旦無法收回借款，老百姓的多年積蓄無法收回，容易引發連環訴訟，產生信訪、上訪，甚至引發群體性事件。

5、與非法集資等涉嫌違法犯罪的活動時有交織。民間借貸是私人資本市場上自發的資金融通行為，屬體制外金融，尚缺有效監管。民間放貸人基于自己的利益判斷作出趨利性選擇，在高額利息回報的誘惑下，容易產生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集資詐騙、高利轉貸等涉嫌違法犯罪的行為，擾亂金融秩序和社會治安。民事、刑事法律關系交織的情況，給民間借貸案件的處理增加了難度。

（三）民間借貸糾紛案件高發的原因

從案件反映的情況看，民間借貸糾紛案件高發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

1、宏觀經濟形勢造成企業經營困難，償債能力降低。浙江民間借貸以經營性借貸為主，中小微企業深度介入。一旦經濟形勢變化造成企業經營困難，償債能力降低，就容易引發民間借貸糾紛。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受國內外宏觀經濟形勢的影響，企業生產經營困難加大，民間借貸糾紛案件數量急劇上升。當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所帶來的深層影響正在向縱深發展，國際經濟秩序依然處于動蕩之中。今年以來，我省經濟金融運行情況總體平穩，但受外部經濟環境復雜多變等因素影響，一些企業出現了債務危機和經營困難，對區域經濟金融穩定發展帶來了一定影響。全省民間借貸糾紛數量總體依然呈上升趨勢。

2、民間借貸融資成本高企加劇了債務清償風險。由于銀根緊縮，融資難，浙江民間借貸普遍存在高息現象。高利率導致了大量的信用風險的產生。一旦企業盈利不佳或難以承受過高的利息負擔，借貸雙方就容易產生糾紛。加之出借人往往采取多種手法隱瞞高息事實，進一步加劇了糾紛產生的可能。一旦企業不堪重負、資金鏈斷裂，民間借貸甚至有可能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3、民間借貸缺乏有效監管，亂象叢生，極易引發糾紛。浙江的民間借貸以經營性借貸為主，加之實踐中職業放貸人群體的出現以及擔保公司、典當行、投資公司等市場主體的加入，民間借貸活動實際上已具有經營的性質。但由于長期游離在監管邊緣，民間融資市場因缺乏必要的約束和管理而呈現出無序亂象，如借貸形式不規范、擔保不完備、借款用于非正常用途、高息借貸、違法借貸，甚至與刑事犯罪交織在一起，為糾紛的發生埋下了隱患。

二、民間借貸糾紛的司法應對

民間借貸是商品經濟的必然產物。浙江的民間借貸作為正規金融的重要補充，適應了多種經濟成分和不同經營形式的資金需求，對我省民營經濟的發展起到了必不可少的作用。但其自身固有的缺陷也容易引發區域性金融風險。浙江法院始終密切跟蹤經濟形勢變化，敏銳把握政策導向，穩妥應對民間融資風險。2008年4月，省高院就調研中發現的“金融糾紛案件大幅上升，民間借貸問題凸現，企業資金鏈斷裂引發系統風險”等問題，向省委報送了《關于運用審判職能切實貫徹省委“防止我省經濟下滑”指示精神的專題報告》，從借款規模倍增、借款利率高、借貸與非法活動交織等角度提示民間借貸風險日益突出，為省委提供決策參考。《專題報告》是全國高級法院中較早針對宏觀經濟形勢變化提出的司法對策，受到了最高法院、省委領導的重視和肯定。全省法院堅持能動司法，堅持趨利避害的原則，既加強引導規范，發揮民間借貸的積極作用，又依法打擊非法金融活動，有效應對借貸風險，為推進我省金融改革、保障實體經濟平穩健康發展提供司法保障。

（一）及時調整優化工作機制，提升審判質效與司法保障水平

根據我省民間借貸糾紛以經營性借貸為主的商事特點，省高院出臺了《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民事和商事案件主管劃分的意見》（浙高法[2008]64號），自2008年4月1日起將民間借貸糾紛案件從傳統民事審判條線劃轉至商事審判條線主管。經過2008年、2009年、2011年三次案件級別管轄調整，將我省92%以上的大標的民商事案件下放到基層法院審理，絕大多數的一審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由基層法院審理，這有利于調動當地各種積極因素，將借貸糾紛有效化解在基層。審判新格局下，省高院和中級法院進一步加強了監督指導力度，各基層法院也紛紛創新審判工作機制，不斷提高審判質效和司法保障水平。如在溫州兩級法院民間借貸糾紛案件收案數呈爆發式增長的情況下，樂清法院的民間借貸案件數量不升反降，成為溫州地區唯一收案數下降的基層法院。這得益于樂清法院積極探索創新民間借貸案件的“協同處臵”機制，通過“黨委政府領導、專職機構指導、群眾自主清理、法院協同配合”的機制運行，收結案基本能夠保持良性循環，實現了民間借貸案件的動態平衡。

（二）出臺適合區域特點的規范性文件，統一民間借貸糾紛案件裁判思路

近年來，省高院圍繞中小企業司法保障這一商事審判工作的主線，不斷推進民間借貸糾紛的審判、調研等各項工作，不斷提升民間借貸糾紛案件處理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2008年7月底省高院出臺《金融糾紛案件若干問題討論紀要》（浙法民二〔2008〕38號），就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法律適用、約定利率的司法保護幅度、民間借貸和賭博、非法集資等違法犯罪行為相互交織問題的處理等統一了裁判思路；2009年9月，出臺《關于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浙高法〔2009〕297號）39條，對審判實踐中普遍存在的夫妻共同債務的認定、逾期利息和違約金的關系、舉證責任的分配等一系列疑難問題提出了裁判思路；2010年初，出臺《關于審理涉財務風險企業債務糾紛案件若干問題指導意見》（浙高法〔2010〕13號），就審理涉財務風險企業債務案件中民間借貸、刑民交叉等問題的處理提出了具體意見；2010年5月，發布《關于為中小企業創業創新發展提供司法保障的指導意見》（浙高法發〔2010〕4號），提出依法審理涉中小企業民間借貸糾紛案件，通過審判職能的發揮，規范民間融資市場，并明確企業之間自有資金的臨時調劑行為，可不作無效借款合同處理。2011年12月，召開全省法院商事審判工作座談會，就如何看待民間借貸、民間融資問題并對民間借貸案件的審理提出原則意見，要求全省法院認真領會最高法院、省委省政府關于民間融資問題的政策，結合形勢把握好審理民間借貸糾紛和其他涉民間融資市場商事糾紛案件的裁判尺度，妥善處理好刑民交叉等審判實踐中的熱點難點問題。

通過統一認識、統一裁判尺度，全省法院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和應對民間融資風險的工作水平得到了進一步提升。相關規范性文件中明確的一些裁判思路和觀點，如夫妻共同債務的認定、企業間借貸效力的認定及處理等，在最高法院2011年十大重大調研課題成果之一“關于建立和完善我國民間借貸法律規制的報告”中也得到采納與肯定。一些裁判思路也被兄弟省份法院制定的規范性文件所借鑒。全省各地法院審結了一批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較好的典型案例。如2011年杭州中院審結的金某訴陳某等民間借貸糾紛案，涉及對借款交付事實的真實性審查問題，雖然出借人提供了收條證明款項已交付，但600萬元的巨額借款直接以現金方式交付不符合常理，出借人也無充分證據證明現金來源，對現金交付原因的解釋存在前后矛盾，且辨認借款人照片錯誤，法院據此否定了收條的真實性。

（三）延伸審判職能，服務浙江金融規范健康發展 在妥善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同時，全省各級法院緊扣宏觀經濟形勢，延伸審判職能，采取各項有效措施參與社會管理創新，防范民間融資風險、引導規范民間融資發展。一是加強司法宣傳。通過法制宣傳、發布會議紀要、公布典型案例等方式，定期發布社會關注度高的案件處理情況，積極擴大案件處理的社會教育效果，增強融資主體自覺履行法定義務和風險防范的意識。如臨安法院針對民間借貸糾紛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集資詐騙等經濟犯罪案件交織混合的態勢，制作了《民間借貸案件訴訟風險提示書》，在立案時發放給當事人，增強普通民眾的法律風險意識。二是加強司法建議工作。各地法院對民間借貸案件審理中發現的各種問題進行分析研判，從風險防范、金融監管等角度向有關部門提出司法建議，供黨政決策參考。如玉環法院針對本縣民間借貸活動存在的突出問題，于2010年11月向縣政府發送了《關于規范我縣民間借貸活動的司法建議書》，提出六條有針對性的建議。縣政府主要領導作出批示并研究出臺相應措施，成效明顯。2012年６月中旬，東陽法院對標的額在100萬元以上的大額民間借貸糾紛案件進行調研并向市委市政府提交《關于大額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分析報告及防范風險的幾點建議》，受到市委書記批示肯定。三是主動服務企業。如嘉興中院與嘉興市工商聯建立定期聯席會議制度，并開展“法官進企業”活動，及時了解企業在新的經濟形勢下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特別是債務風險等各種涉法涉訴問題，為企業生產經營提供有效建議、對策。四是參與當地政府風險處置。如溫州中院緊緊依靠黨委領導，積極參與民間非法金融活動整頓治理。協調政府各職能部門，共同做好大規模民間非法金融活動處臵工作。云和法院通過定期參加由縣委、縣政府召集的企業經營狀況通報聯席會議，通報重大涉訴情況，協力處臵企業債務風險。

三、下一步工作安排

下一步，浙江法院將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進一步引導民間借貸規范健康發展，為推動建設金融強省，實現金融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一）準確把握經濟形勢和政策導向，不斷深化理念提高認識

在溫州等一些地區陸續出現企業主“跑路潮”、民間借貸引發的中小企業債務危機在我省一些地區時有爆發的背景下，2011年10月，浙江省委書記趙洪祝在談到中小企業發展和民間借貸問題時，肯定了民間借貸在浙江經濟發展過程中必不可少的作用，并以水為喻，提出處理民間借貸問題應以疏導為主，趨利避害。11月10日，央行負責人在講話中指出民間借貸是正規金融的必要和有益補充，具有制度層面的合法性。11月28日，省政府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加強和改進民間融資管理的若干意見（試行）》，在強調加強對不規范民間融資活動管理的同時，還就“積極拓寬民間資金投資渠道，合理引導民間資金流向”提出明確要求。2011年12月2日、2012年2月10日最高法院先后發布《關于依法妥善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促進經濟發展維護社會穩定的通知》和《關于人民法院為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和推進金融改革發展提供司法保障的指導意見》，就當前形勢下審理民間借貸案件提出了指導性意見，要求各級法院充分發揮審判職能作用，為防范化解金融風險、推進金融改革發展提供保障。2012年3月28日，國務院批復決定設立浙江省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在中央確定的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的十二項主要任務中，“規范發展民間融資”居十二條之首。4月25日，省委、省政府召開全省金融工作會議暨推進浙江省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工作動員大會。2012年6月16日，省委、省政府出臺《關于加快金融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對貫徹落實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總體方案，加快實施我省“十二五”金融業發展規劃，推動建設金融強省，實現金融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作出了戰略部署。隨著政策導向的明朗化，對浙江民間融資市場的認識也在不斷清晰、深化。

浙江民間融資市場目前面臨的困境和問題，從根本上說，是長期以來經濟發展與金融改革進程不相匹配導致的“兩多兩難”問題。搭建平臺促進浙江民營經濟和民間資本的有機融合，是破解兩難問題的有效方法。其根本路徑就是要讓民間借貸浮出水面，促進民間融資的陽光化、規范化和法制化。全省法院將進一步發揮司法規制和導向作用，引導民間借貸進入正常投資渠道，既發揮其對實體經濟的“供血”功能，又杜絕和減少其負面影響。實現“疏”與“堵”的辯證統一，把握“積極引導”與“規范管理”的平衡。

（二）緊密配合溫州金融綜合改革，推進民間借貸的陽光化、規范化

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建設是浙江金融改革創新的突破口，而規范發展民間融資，又成為溫州金融綜合改革的首要任務。當前形勢下，進一步加強民間借貸的司法應對，重中之重就是緊密配合溫州金融綜合改革，推進民間借貸的陽光化、規范化。國務院批準設立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后，溫州中院及時作出部署，多措并舉扎實推進金融綜合改革司法服務和保障工作。出臺《關于為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建設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見》30條，明確了堅持能動司法服務大局、依法合規重視政策、公正司法平等保護、鼓勵創新防范風險等司法保障原則，部署了服務金融改革創新保障實體經濟發展的20項司法保障措施；申請增設金融審判庭，推行金融專業審判制度和專家輔助制度，建立健全金融專業審判機制，提升司法保障水平。今年5月，溫州鹿城區法院成立我省首個金融審判庭，專門審理涉及金融的民商事案件；召開“為溫州經濟金融改革發展提供司法保障”座談會，在全市法院范圍部署開展保護金融債權專項審判執行活動，推進司法保障金融創新和企業破產司法重整等相關工作；推行新型金融組織法官聯系點制度、完善司法建議風險預警機制和加強金融風險防范司法宣傳；向市委作出《關于為我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建設提供司法保障情況的報告》，提出工作建議,等等。

省高院將高度關注和大力支持溫州兩級法院服務保障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的各項工作。指導溫州兩級法院進一步研究司法保障舉措，優化金融改革法治環境；進一步建立健全金融專業審判機制，推進覆蓋市縣鄉三級的金融審判大格局；進一步提升與民間金融相關案件的審理水平，維護經濟金融秩序穩定；進一步拓展金融審判延伸服務職能，協同當地黨政完善金融風險防控體系；進一步發揮職能作用，為我省金融改革和發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三）研究解決民間借貸審判工作中的新情況新問題，切實服務金融改革與發展

去年下半年以來，為及時了解掌握各級法院受理涉企案件情況及各地中小企業運行中的異常情況，省高院專門增設了《涉企信息專報》，要求全省各級法院密切關注當前宏觀形勢下中小企業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并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疑難問題研判，統一理念和裁判思路，積極引導民間借貸健康、規范發展。

省高院近期將在2009年制定的《關于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的基礎上，出臺有關民間借貸審判工作的規范性文件，主要針對近兩年審判實踐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提出處理思路。一是區分涉及企業的經營性民間借貸和一般的生活消費性民間借貸，妥當把握裁判規則的適用和利益平衡。在審理涉及企業的經營性民間借貸糾紛案件時，既要依法保護債權人的合法權益，又要從有利于企業生存發展、有利于社會民生的角度，注重案件處理的社會效果。對民刑交叉、利率保護幅度等一些政策性強、處理爭議較大的問題，要關注政策導向，加強與當地黨委、政府的溝通，把握好裁判尺度。對于破產企業涉及的民間借貸債務，要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的規定，通過企業破產路徑實現債權人、債務人、股東、企業職工等相關利害關系人的利益平衡，確保各債權主體的公平清償。盡可能通過重整、和解等手段挽救企業、保護社會生產力。二是配合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對可能出現的新問題作出及時和具有前瞻性的規定。如依法保護民間借貸登記服務中心等機構開展登記、公證、結算、法律咨詢等經營行為，依法確認權利人在中心備案登記材料的證據效力，以此引導民間融資的規范發展，為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營造良好的法治環境。三是正確區分民間借貸與非法集資等違法犯罪行為的界限。要在貫徹落實最高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0]18號）和有關司法政策要求，以及2008年省高院、省檢察院、省公安廳聯合發布的《關于當前辦理集資類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會議紀要》的基礎上，正確辨別民間借貸引發的民事糾紛和刑事犯罪，正確運用民事手段和刑事手段，妥善處理懲處與保護的關系。既依法打擊違法犯罪行為，也注意區別對待，分類處理。意見將就具體問題作出指引性規定。

（四）建立健全與黨政部門的協同應對機制

民間借貸既涉及企業也關涉民生，還關系到社會穩定。許多民間借貸案件，不單純是法律問題，更牽涉到危機處臵、破產重整及群體性糾紛等一系列問題，涉及多方利益，僅靠司法力量難以解決全部問題。全省法院要堅持協同司法，主動加強與當地黨委政府及有關部門的溝通，建立聯動機制，在黨委領導下，充分發揮政府部門在債務清理、風險處臵、維護穩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最大限度地整合各方力量和資源化解民間融資的風險與糾紛矛盾，使民間融資更好地發揮其服務實體經濟的積極作用。

附：典型案例

案例一：金某訴陳某、耀昌公司民間借貸糾紛案 【裁判要旨】

雖然出借人提供了收條以證明出借款項已經交付，但就600萬元的巨額借款，直接以現金進行交付的交易方式并不符合常理，出借人還應提供充分證據證明該巨額借款的現金來源，并就以現金方式進行交付的必要性作出合理解釋。在出借人無充分證據證明巨額出借款項的現金來源，且就以現金方式交付的原因所作解釋前后矛盾，并辨認借款人照片錯誤的情況下，足以否定收條的真實性。【基本案情】

2009年12月7日，耀昌公司、壽某向金某出具保證函一份，保證函載明自2009年12月7日起陳某向金某的借款在600萬元以內由耀昌公司、壽某承擔連帶清償責任，擔保期限為主債務期屆滿兩年。2009年12月11日，陳某、金某在載明以下內容的借款協議上簽字，借款協議約定陳某向金某借款600萬元，陳某承諾于2010年1月11日歸還100萬元，2010年3月11日歸還100萬元，2010年5月11日歸還100萬元，2010年8月11日歸還100萬元，到2010年12月11日全部還清，金某可隨時催討，并承諾到期未還承擔違約金50萬元以及所有訴訟費用及律師費，協議第三條還約定本協議也作為借款憑據，雙方一經簽字蓋章視為陳某已借到金某人民幣600萬元，現金交接清楚，各方均無異議，陳某不再另行出具借據。同日，陳某在載明“今收到金某現金人民幣600萬元整，以此為憑”的收條上簽名、捺印。2010年3月22日，陳某向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分局控告金某以虛假訴訟的方式企圖非法占有其財產。金某訴至法院，要求陳某還款并承擔違約金、律師費，耀昌公司承擔連帶清償責任。【裁判理由及結果】

一審法院審理認為：本案爭議焦點是金某與陳某之間是否存在民間借貸關系，金某有無將600萬元現金交付給陳某。

一、從借款的交付憑證來看，金某除提交的收條外并未提交款項交付的相應憑證。

二、從借款的資金來源來看，金某前后陳述不一致。金某在法院對其所做的詢問筆錄中陳述“有200萬元左右從其合作銀行卡中取出，具體分幾次何時取款記不清楚，另外的錢本來就準備在那里的，因為年底其本來就準備了很多現金”。而在第二次庭審中，金某又陳述其在2009年12月7日之后的4天時間里面準備了600萬元現金，其中150萬元是于2009年12月11日從合作銀行的帳戶中取出，另外的450萬元有些是本來就放在保險箱中的現金，有些是向朋友借的，具體向誰借的則拒絕陳述。

三、從款項交付的過程來看。金某主張600萬元借款是在2009年12月11日下午在其擔任法定代表人的絲綢公司辦公室里以現金方式交付，其中10萬元一捆，共60捆，分三個黑皮包裝，每個皮包20捆，由陳某拿兩包，郎某拿一包，但其關于如上現金交易的過程并未提供相應證據予以佐證。在現代金融交易如此便利的今天，而金某是經商多年的商人，如此大額的款項竟然采取如此簡便的交易方式，顯然不符合日常生活常理。

四、從現金交付的原因來看，金某主張600萬元借款系在簽訂借款協議的當天以現金方式交付給陳某，但是對于如此大額款項為何采取現金方式交付，金某前后三次陳述均不一致。第一次庭審中，金某代理人陳述，借款時金某提出要轉帳給陳某，但陳某表示其在法院涉及多起訴訟，如轉帳可能被法院凍結，故要求金某以現金方式交付。法院向金某所做的詢問筆錄中，金某陳述其自己覺得現金交易方便。第二次庭審中金某又陳述，是陳某說要現金，不能轉帳，并且對于陳某在法院是否涉及訴訟并不知情。即使如金某所陳述因陳某涉及訴訟不便直接打入其卡中，也完全可以采取轉帳至非陳某開戶的帳戶進行交付，更何況陳某是為承建耀昌公司廠房所需資金而借款，所借款項不可能一次性用完，按照常理，如此大額的款項不可能現金存放于家中，自然還是要存入銀行的，故金某陳述關于陳某要求現金交易的理由或者其自己喜歡現金交易的理由均不符合常理。

五、從金某的出借動機來看，也與常理不符。據金某陳述其之前并不認識陳某，只是經郎某介紹陳某向其借款后才認識，而對陳某的資信情況，只是通過介紹人郎某了解了一下，并未實際考察、核實，對擔保人耀昌公司、壽某的資信情況也未實際核實，且其表示只是為了賺取2分的月息，就同意出借給陳某600萬元。為了賺取2分月息，金某就如此輕率地出借如此大額的款項顯然不符合其經商多年的商人身份，更何況據金某本人陳述，其出借的600萬元借款部分是向朋友所借。為賺取2分月息，通過向朋友借款來出借給一個根本不熟悉的人，顯然也不符合日常生活常理。

六、關于金某是否認識陳某、壽某。第二次庭審中在陳某代理人當庭提交一組照片要求金某辨認哪張照片是陳某、壽某時，金某快速地指出其中兩張認為是屬于陳某與壽某的照片，但是事實上金某辨認錯誤。金某對此的解釋是自己老花眼所以認不出來，但是在辨認階段，金某在庭上直接指出照片下面的編號。如果其無法看清照片的話，對下面細小的編號更加不可能快速的指出。顯然，該解釋不成立。對于擔保人壽某，因金某只見過一次面以致生疏不能辨認正確尚可理解的話，但對于向其借款600萬元且兩次會面超過兩個小時的借款人都辨認錯誤顯然不符合常理，更何況金某在庭上多次表示認識陳某，對此問題的合理解釋只能是金某并未見過陳某本人。綜上，金某主張現金方式直接交付給陳某600萬元借款，但其未提交相應的交付憑證，結合其庭審陳述亦不足以證明其與陳某之間存在借貸關系以及已將600萬元借款交付給陳某的事實。因此，金某的訴訟請求，證據不足，不予支持。據此，判決：駁回金某的訴訟請求。

二審法院審理認為：就當事人所爭議的本案所涉600萬元借款有無交付問題，雖然金某提供了落款時間相同的借款協議和收條以證明已經交付，但在以600萬元現金直接進行交付明顯不符合常理的情況下，金某未提供充分證據證明該600萬元現金交付的必要性和現金來源，且其在一審中就該兩問題前后幾次所作的陳述相互矛盾。同時，金某雖主張是在自己的辦公室將600萬元現金交付于陳某，但其在一審庭審中卻將陳某的照片辨認錯誤，將一張明顯比陳某年輕很多的人的照片指認為是陳某的照片，說明金某其實并不認識陳某，由此，其關于在自己的辦公室將600萬元現金交付于陳某的主張不能成立。金某上訴主張，用以對比照片的陳某的戶籍資料未經其質證，但一審庭審中，陳某的委托代理人將陳某的戶籍證明原件作為了證據出示，金某對該證據未提出異議，只是辯稱自己是老花眼，因沒有帶老花鏡，所以對照片辨認不清。綜上，金某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應不予支持。原審法院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正確，實體處理得當。據此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案例二：葉某訴曾某民間借貸糾紛案 【裁判要旨】

一、出借人明確要求以受托人為借款人的，雖然出借人明知受托人與委托人之間的委托關系，但不應由委托人來承擔還款責任，而應認定受托人和出借人即為民間借貸法律關系的當事人，對各自的行為承擔相應責任。

二、借款人對借款交付的金額有合理異議時，應由出借人對所主張借款金額的交付承擔舉證責任。【基本案情】

2010年12月某晚，案外人潘某聯系葉某，意向葉某借款，由曾某作擔保人。當晚寫借條時，葉某提出，曾某是公務員有穩定收入，潘某則是“村官”，要求以曾某作為借款人才同意借款。經潘某向曾某請求，曾某同意作為借款人，并填寫借條，向葉某借款60000元，潘某簽名擔保。后潘某與葉某一同去建設銀行取款，并在銀行交付給潘某借款40000元。另查明，潘某、曾某系戀人關系。因潘某、曾某未及時還款，故葉某訴至法院，要求判令曾某歸還借款本金60000元并按約定的2分月息支付利息。【裁判理由及結果】

一審法院審理認為：合法的借貸關系受法律保護。雖然曾某辨稱自己只是受案外人潘某之托，以借款人名義出具借條，但曾某也承認，葉某明確要求其作為借款人出具借條，而其最終也同意，可見雙方的借貸意思表示是真實、自愿的。故從曾某出具借條的行為，應認定雙方之間的借款合同關系成立。雙方都認同借款發生在12月，而非借條上載明的7月12日，但對具體日期均不能確定。葉某根據提交的銀行卡客戶查詢單，主張2010年12月27日取款55000元，并加上5000元現金，是交付借款的資金來源。但查詢單顯示，該筆交易是發生在銀行營業部窗口、現金支取而非ATM機取款，與葉某、曾某都稱借款發生在晚上、是從ATM機取款的陳述不符。故對葉某該主張不予采信。曾某辯稱葉某沒有交付借款，但又提交了潘某所寫材料并認可材料的真實性，該材料中潘某承認收到借款40000元。曾某與潘某是準備結婚的戀人，而且是一同去向葉某借款，填寫借條時兩人都在場，其對借款交付給潘某有指示，符合日常生活情理，其蓋然性較大，故可以認定借款已實際交付40000元。對其余20000元是否交付，葉某不能提供充分證據予以證明，故不予認定。自然人間的借款合同，自貸款人提供借款時生效，故應認定葉某、曾某之間借款40000元的民間借貸關系成立，合法有效。綜上，對葉某要求曾某歸還借款本金60000元并支付利息的訴訟請求，對能夠認定交付的40000元，依法予以支持，對其余不能認定的20000元，依法不予支持。據此判決：

一、曾某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歸還葉某借款本金40000元，并支付相應利息。

二、駁回葉某的其他訴訟請求。

一審宣判后，各方當事人在法定期限內沒有上訴，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

案例三：龐某訴孫某民間借貸糾紛案 【裁判要旨】

借條、收條、借款協議等書面直接證據并非認定借貸關系發生的唯一依據。電話錄音、證人證言等間接證據，只要能形成證據鏈，足以證明借貸事實發生的，可以作為認定事實的依據。【基本案情】 龐某提供了與孫某之間的兩次電話錄音證據，孫某在錄音中多次認可2萬元的債務，龐某據此向法院起訴要求孫某歸還借款。孫某多次收到法院傳票傳喚后仍拒不到庭，也未就龐某的主張進行抗辯。【裁判理由及結果】

一審法院審理認為：在合同糾紛案件中，主張合同關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當事人對合同訂立和生效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對合同是否履行發生爭議的，由負有履行義務的當事人承擔舉證責任。龐某主張其與孫某之間存在民間借貸關系，并向孫某履行了交付借款的合同義務，應由龐某承擔相應的舉證責任。從一般情理分析，借款時由借款人向出借方出具相應的借條等書面借款手續是一種已被大眾熟知和認可的方式，龐某作為一名財務人員，通常來說具有比一般大眾更為謹慎的注意意識。根據龐某的陳述，龐某和孫某之間除該筆借款外，其他并無經濟上的往來，可見雙方之間的交往并不密切。根據法庭調查，龐某自認在其工作的林明公司的年收入為2萬至2.5萬元之間，龐某將其近一年的年收入出借給一個從未與之發生過經濟往來的同事，而未要求對方出具相應的借款手續，顯然有違常理。另龐某為證明其主張提供的證人證言及錄音資料等證據，也均在不同方面存在缺陷，故不予采納。據此，判決：駁回龐某的訴訟請求。

二審法院審理認為：龐某與孫某之間的借款關系雖無書面借款憑據，但龐某提供的錄音資料及證人證言相互關聯、相互印證，能夠證明孫某向龐某借款2萬元且至今未還的事實，而孫某亦不到庭答辯，放棄了對龐某主張的抗辯權，也未提供推翻借款事實的相反證據，故對龐某要求孫某歸還借款2萬元的主張予以支持。鑒于龐某關于利息約定的主張證據不足，故對龐某要求孫某支付利息的主張不予支持。據此，判決：撤銷原審判決，孫某歸還龐某借款2萬元。

案例四：傅某訴席某、方某、汪某、葉某、胡某、范某民間借貸糾紛案 【裁判要旨】

一、“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不能限定為夫妻一方以個人單獨名義所負債務。夫妻一方與他人共同向第三人借款，形成共同債務，也屬于“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的范疇。

二、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向銀行貸款用于家庭經營，后向他人借款用于歸還該銀行貸款，該借款應認定為家庭經營所需，以此認定借款為夫妻共同債務。【基本案情】

2009年1月20日，席某、汪某、胡某與中國郵政儲蓄銀行浙江省開化縣支行簽訂《中國郵政儲蓄銀行小額貸款聯保協議書》和《中國郵政儲蓄銀行小額聯保借款合同》，其后該行分別向三人發放了每人5萬元小額聯保貸款，共計15萬元。為歸還上述15萬元貸款，2009年10月18日，席某、汪某、胡某三人向傅某借款15萬元，約定利息按銀行同期貸款利率四倍計付，定于2009年10月20日前歸還。借款到期后，席某、汪某、胡某均未歸還傅某借款15萬元及利息。該筆借款發生在席某與方某，汪某與葉某，胡某與范某婚姻關系存續期間。2010年4月7日，方某與席某辦理離婚登記手續。2010年4月16日，傅某訴至法院，請求判令席某、方某、汪某、葉某、胡某、范某歸還借款15萬元及利息。

【裁判理由及結果】

一審法院審理認為：傅某與席某、汪某、胡某之間的民間借貸行為，是雙方真實意思表示，內容不違反法律規定，受法律保護。席某與方某，汪某與葉某，胡某與范某系夫妻關系且債務發生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債權人就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主張權利的應當按夫妻共同債務處理。傅某的訴訟請求合理合法，予以支持。判決：席某、方某、汪某、葉某、胡某、范某于判決生效后十日內返還傅某借款150000元，并支付相應利息。方某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稱：本案訟爭借款是席某、汪某、胡某三人共同合伙向傅某借款，該債務是合伙債務而非個人債務，且席某向傅某借款時方某并不知情，也沒有用于家庭共同生活，不應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請求二審法院撤銷原判，改判駁回傅某對方某的訴訟請求。

二審法院審理認為：本案的爭議焦點為本案訟爭借款是否應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上訴人方某主張本案訟爭借款系席某等三人的合伙債務而并非席某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故不應視為夫妻共同債務，即使視為個人債務也不應將汪某、胡某的負債視為方某的夫妻共同債務。但“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系相對于夫妻雙方負債而言，并非與“合伙債務”對應的“個人債務”同一涵義。且從個人合伙的相關法律規定來看，合伙之債亦可由合伙人的家庭共有財產承擔。從2009年10月18日的借條來看，席某、汪某、胡某均在借款人一欄處簽字，且席某、汪某、胡某對本案訟爭借款系用于歸還三人中國郵政儲蓄銀行小額聯保貸款的事實亦予認可，席某、汪某、胡某理應對本案訟爭借款承擔共同清償責任。從辦理小額聯保貸款的過程來看，席某、汪某、胡某三人組成聯保小組，其中任一小組成員的借款均由聯保小組的所有其他成員提供連帶責任保證，方某、葉某、范某承諾為其配偶提供連帶責任擔保，葉某、胡某、范某對該事實均予認可，方某雖主張在貸款申請材料上其本人的簽字為席某找他人代簽，但結合傅某提供的《中國郵政儲蓄銀行小額貸款聯保協議書》和《中國郵政儲蓄銀行小額聯保借款合同》和各方當事人的陳述，應視為傅某已經舉證證明本案訟爭借款系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經營所需。據此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案例五：來某訴韓某、杜某民間借貸糾紛案 【裁判要旨】

村委會出具證明表明借款人與其配偶長期處于分居狀態，借款人多年未歸家，借款人未盡家庭義務，法院經過走訪了解到的情況與村委會出具的證明內容能相互印證。結合出借人與借款人認識、來往的過程，出借人應當能夠從借款人夫妻關系的外觀表象確定其二人未共同生活。故出借人主張借款為借款人夫妻雙方的共同債務，應當就借款人借款系用于家庭共同經營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在其舉證不能的情況下，不應支持其該主張。【基本案情】

2009年4月2日，韓某向來某出具借條一份，確認因販賣茶葉缺乏資金向來某借款40萬元，并承諾于2010年1月歸還，然韓某至今未歸還借款。韓某與杜某曾系夫妻關系。韓某自1998年離家，經常租住在來某開辦的旅館內，不盡家庭義務，并曾因賭博被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區分局處罰。韓某與杜某于2009年7月15日辦理離婚登記手續。庭審中，來某變更其在起訴狀上確認的借款時間，認為借款分四次借取：第一次是2009年3、4月份，借款金額為10萬元；第二次是在此后10天左右，借款金額為5萬元；第三次是在此后一個月不到，金額為15萬元；第四次是在此后半個月不到，金額為10萬元。二審中，法院對杭州市西湖區轉塘街道上城埭村村民及村委會進行了走訪，均證實韓某、杜某長期分居，韓某多年未歸的事實。來某訴至法院，要求韓某、杜某就40萬元的借款本息承擔還款責任。【裁判理由及結果】 一審法院審理認為：韓某認為40萬元借款并未實際發生的觀點缺乏有效優勢的反駁證據證明，不予采信。韓某理應按照其承諾，在2010年1月前將40萬元借款返還給來某。韓某未依其承諾返還借款的行為屬違約，來某要求韓某歸還40萬元借款并支付逾期利息的訴訟請求予以支持。涉案債務雖系在韓某與杜某夫妻關系存續期間發生，然現有證據顯示，韓某與杜某長期處于分居狀態，韓某未盡家庭義務。韓某的家在杭州市西湖區轉塘街道上城埭村，與來某開辦的旅館并不太遠，韓某卻經常租住在來某開辦的旅館內，該事實也顯示韓某與杜某的夫妻關系處于不正常狀態。涉案借款金額高達40萬元，顯然不是因日常生活需要所負的債務，在第一筆10萬元借款未清償的情形下，來某又連續三次出借給韓某借款，明顯也與正常的借款行為不同，然來某對此也沒有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說明。在此情形下，來某有義務舉證證明韓某所取得的40萬元借款用于韓某與杜某的共同經營，在來某不能舉證的情形下，涉案債務依日常生活經驗不宜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因此，來某要求杜某承擔共同清償責任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據此，判決：

一、韓某歸還給來某借款40萬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以本金40萬元為基數，按同期銀行貸款利率為標準，自2010年4月29日至判決確定的還款之日），于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付清；

二、駁回來某的其他訴訟請求。

二審法院審理認為：來某與韓某之間存在借貸關系事實清楚，韓某未按時歸還借款本息，應當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本案的爭議焦點是杜某對于韓某在夫妻關系存續期間所借債務是否承擔共同還款責任。對此，現有杭州市西湖區轉塘街道上城埭村村委會出具證據證明韓某、杜某長期處于分居狀態，韓某未盡家庭義務，法院走訪的結果與杭州市西湖區轉塘街道上城埭村村委會出具的證明相互印證，能夠證明相關的事實。結合本案中來某與韓某認識、來往的過程，來某應當能夠從韓某、杜某夫妻關系的外觀表象確定其二人未共同生活。因此，來某主張本案系夫妻共同債務，應當就韓某借款系用于家庭共同經營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因來某不能提供證據證明其主張，故來某的上訴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原審法院認定事實清楚，實體處理得當，據此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案例六：朱躍某訴朱學某、趙某、第三人朱忠某民間借貸糾紛案 【裁判要旨】

一、法律并不禁止直系親屬之間形成包括借貸合同在內的交易關系。但對直系親屬之間交易關系和債權轉讓關系的審查和確認，應考慮特定當事人的經濟狀況，有關當事人應依法承擔的贍養、撫養義務等具體情況。

二、處理涉及直系親屬間交易關系的糾紛時，在意思自治和公序良俗的利益考量中應更強調公序良俗的價值取向，案件的處理結果應符合一般的家庭道德觀念與善良習俗，優先考慮保護老年人等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符合實體正義的要求。

三、在當事人的經濟地位和訴訟能力存在明顯差異的情況下，法官應妥善行使訴訟指揮權，平衡當事人的訴訟利益。【基本案情】

2003年11月在舊村改造過程中，朱學某、趙某夫婦為參加54平方米舊村改造安臵用地的招投標，于2003年11月15日向兒子朱忠某出具借條一份，載明：向其子朱忠某借款1365000元，按銀行同期借款利率四倍計息，借款用于舊村改造安臵建房的投標用地，承諾以上借款在收到朱忠某以書面形式要求歸還借款的通知后一個月內還清；如無力歸還，該建房用地使用權和建好后房屋的所有權歸朱忠某所有。2003年11月15日和11月18日，朱忠某以朱學某的名義分兩次匯入舊村改造辦公室1365000元。2007年8月13日，朱忠某委托律師向朱學某、趙某夫婦發出律師催款函，要求朱學某、趙某在收到催款函后一個月內歸還借款本息2839200元。2003年11月11日，朱忠某向朱躍某出具借條一份，載明朱忠某向朱躍某借款人民幣1500000元整，按銀行同期貸款利率四倍計息。2007年8月13日，朱忠某委托律師通過申通快遞向朱學某、趙某寄送快件一份，快遞詳情單上未載明寄送的材料名稱，朱學某在快遞詳情單上簽字簽收。2007年9月1日，朱忠某與朱躍某達成一份《債權轉讓協議》，雙方約定將朱忠某享有的朱學某、趙某1365000元借款本息轉讓給朱躍某以抵銷朱忠某尚欠的2003年11月11日借款的部分本息。2007年9月14日朱忠某通過申通快遞向朱學某、趙某郵寄送達債權轉讓通知書一份。2007年9月26日，朱躍某通過郵政特快專遞向朱學某、趙某郵寄了催款通知書和債權轉讓協議書各一份，但朱學某、趙某拒絕簽收。2007年9月14日，朱躍某通過申通快遞向朱學某寄送快件一份，快遞詳情單上未載明寄送的材料名稱，僅有收件人簽名“朱”字。另據見證人趙某的弟弟，即朱忠某的舅舅給法院的信函中所述，朱學某、趙某夫婦已年過八旬，有四子三女，當時因54平方米安臵用地和父母的贍養問題與四個兒子之間曾多次協商，考慮到朱忠某擁有加油站，資產豐厚，父母最終決定把54平方米安臵用地和晚年生活托付給朱忠某。雙方約定在父母有生之年不將借條公之于眾。本案的借條系朱忠某聘用律師幾易其稿后形成的。現朱躍某訴至法院，要求朱學某、趙某立即歸還借款1365000元，并支付約定利息（按銀行同期貸款利率四倍計算至實際歸還之日止，暫計至起訴之日止為1796340元）。【裁判理由及結果】

一審法院審理認為：朱忠某與朱學某、趙某之間的借款真實，依法應受到法律的保護。朱忠某與朱躍某之間的債權轉讓協議并不違反法律的禁止性規定，且已依法履行了通知義務，因此，該債權轉讓協議對朱學某、趙某已經發生法律效力。據此判決：

一、由朱學某、趙某于判決生效后十五日內歸還朱躍某借款本金人民幣1365000元，并按照銀行同期同類貸款利率四倍按本金1365000元支付自2003年12月15日計算至判決確定的履行之日的利息。

二、駁回朱躍某的其他訴訟請求。

二審法院審理認為：朱學某、趙某夫婦對2003年11月15日借條的形式真實性并無異議，但對1365000元款項的性質及債權轉讓是否通知存在重大爭議。經審查，該借條反映的并不是單純的借款關系，還與朱學某、趙某54平方米安臵用地所建房屋的所有權及居住權相關聯。朱忠某在一審用以證明已經向朱學某、趙某履行了催款及債權轉讓通知義務的證據——兩份申通快遞詳情單表明郵件系由律師和朱躍某經手辦理，詳情單上均沒有載明寄送的材料名稱，朱學某、趙某也否認收到債權轉讓通知的事實。據此，本案爭議的債權轉讓已經通知朱學某、趙某的事實不能直接確認。另，朱學某、趙某夫婦年過八旬，需要子女的關心和照顧，54平方米安臵用地上所建的房屋系朱學某、趙某的養老棲身之所，朱忠某作為負有贍養義務的子女，明知父母沒有償付能力，在律師參與下，經幾易其稿，最終形成由其與父母簽署約定四倍借款利息且包含嚴格違約責任的借條，后又將該債權轉讓給朱躍某。如按照借條約定的利息條款計算，現該1365000元款項的本息累積已達數百萬元，原本可安享晚年的高齡父母將陷于債務困擾之中。朱忠某在本案中的相關行為不符合一般的家庭道德觀念。法庭不是單純的訴訟競技場，保護老年人的合法權益，體現司法的人文關懷，始終是法院在審理本案中優先考慮的因素。綜上，認定朱忠某和朱躍某之間債權轉讓不成立，朱躍某相應的訴訟請求亦不予支持。至于朱忠某和朱躍某，朱忠某和朱學某、趙某之間的債務糾紛，宜通過其他合理合法途徑解決。原判認定的部分事實不清，適用法律有誤，實體處理不當，經院審判委員會決定，判決：撤銷一審判決，駁回朱躍某的訴訟請求。案例七：孔某訴徐某、鄭某民間借貸糾紛案 【裁判要旨】

在民間借貸案件中，雙方當事人雖未在書面債權憑證中約定利息，但有證據表明債務人連續有規律的支付利息的，可認定當事人之間的借款為有息借款。【基本案情】

自2008年9月起，徐某與孔某有借款往來，截止2010年6月8日，孔某結欠徐某750000元。同日，孔某向徐某出具《借條》一份，載明：從徐某處借款750000元，借期一年。并備注：之前所打的借條全部作廢，以此借條為依據。后孔某于2010年7月1日支付徐某19750元，2010年8月2日、8月30日，孔某各支付徐某18750元，自2010年9月30日至2011年3月9日，孔某每月初左右支付徐某11250元，共計124750元。另孔某于2011年2月21日歸還徐某50000元，2011年2月25日歸還徐某20000元，2011年2月28日歸還徐某30000元，2011年3月18日歸還徐某20000元，2011年3月28日歸還徐某50000元，共計170000元。另查明，孔某與鄭某于2008年7月29日登記離婚。【裁判理由及結果】

一審法院審理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條規定，自然人之間的借款合同，自貸款人提供借款時生效。徐某提供的《借條》、工商銀行個人業務憑證等可以證明孔某向徐某借款750000元的事實，庭審中，徐某認可孔某于2011年2月21日歸還其50000元，2011年2月25日歸還其20000元，2011年2月28日歸還其30000元，2011年3月18日歸還其20000元，2011年3月28日歸還其50000元，共計170000元均為本金，不違反法律規定，予以認可，故徐某要求孔某歸還580000元的訴訟請求，具有事實和法律依據，予以支持。民間借貸可以有償，也可以無償。借貸雙方對支付利息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的，根據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條的規定，視為不支付利息，但借款人自愿給付利息的除外。對于該項借款是否約定利息，徐某與孔某并無深交，根據常理，徐某不可能將資金無息交與孔某使用，孔某2010年7月1日支付徐某19750元，2010年8月2日、8月30日，孔某各支付徐某18750元，自2010年9月30日至2011年3月9日，每月初左右支付徐某11250元，應當認定是孔某自愿支付徐某的利息，即使該利息已超過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同期同類銀行貸款基準利率四倍，因該利息不損害國家、社會共同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權益，予以認可。但徐某主張自2011年3月起按月息1.5％支付利息的訴訟請求，因雙方在《借條》中并未明確約定利息，故調整為按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同期同檔次貸款基準年利率5.31％自2011年6月7日暫計算至2011年8月15日為5817.40元。本案中，孔某的借款行為發生時，其與鄭某已經離婚，故徐某要求鄭某共同歸還借款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據此，判決：孔某歸還徐某借款本金580000元并支付相應利息等。

二審法院審理認為：本案爭議的焦點問題是徐某與孔某之間的借款關系是否約定支付利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條的規定，自然人之間的借款合同對支付利息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的，視為不支付利息。但關于利息的約定既可以采取書面形式也可以采取口頭形式，雖然徐某提供的借條并未對借款利息作出約定，但徐某主張雙方口頭約定了借款利息且已實際履行，徐某提交的銀行轉賬憑證亦可以證明就本案借款孔某曾連續有規律地支付利息，故孔某關于本案借款系無息借款的上訴理由缺乏事實依據，不予采納。據此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案例八：程某訴茅某、王某民間借貸糾紛案 【裁判要旨】

保證人擔保債權的數額前后記載存在矛盾，且當事人對此存在爭議的情況下，人民法院應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125條“當事人對合同條款的理解有爭議的，應當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詞句、合同的有關條款、合同的目的、交易習慣以及誠實信用原則，確定該條款真實意思”的規定，從保證人是否參與借貸合同的訂立過程、對借貸數額是否知曉及保證人提供保證擔保的目的，并結合誠實信用原則綜合判定保證人擔保債權的真實數額。【基本案情】

2008年5月26日，王某與程某簽訂借款協議一份，約定：王某向程某借款50萬元，借期3個月，利息按月利率2％計算。茅某受王某的委托向程某提供連帶責任保證，保證期限為兩年。茅某在保證人欄內簽署了“本人同意擔保三個月50元整”的意見。該借款協議簽訂前，茅某與程某、王某參與了借款的協商。同日，王某向程某出具收條，收到現金50萬元。借款期限屆滿后，王某未歸還借款本息，茅某也未履行保證責任。程某于2008年10月9日提起訴訟。【裁判理由及結果】

一審法院審理認為：本案爭議焦點為茅某擔保的金額是50萬元還是50元。雖借款協議形式上寫明擔保金額為50元，但不符合常理，首先，茅某知道王某向程某借款50萬元的事實，也為王某其他多筆債務提供過擔保，應該明確擔保的數額；其次，茅某也同意為該筆債務提供擔保，如僅為王某擔保50元，就失去擔保的實質意義，顯然協議中所定的50元是一個筆誤，應為50萬元。故對茅某的主張不予采信。程某請求茅某對主債務、利息、逾期還款違約金承擔連帶保證責任，因程某與茅某約定的擔保范圍是50萬元，故對程某主張的利息和逾期還款違約金之請求，不應予以支持。程某主張王某支付利息及逾期還款違約金之主張，符合法律規定，應予以支持。茅某作為保證人，在保證范圍內承擔保證責任后，有權向王某追償。據此判決：

一、王某于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歸還程某借款50萬元，并支付利息及逾期還款違約金；

二、茅某對借款本金50萬元承擔保證清償責任，茅某承擔保證責任后，有權向王某追償；

三、駁回程某的其他訴訟請求。程某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二審法院審理認為：本案所涉借款協議系保證借款合同，從協議簽訂的目的而言，是為保證程某的50萬元債權實現，如果茅某僅為該筆50萬元借款提供50元擔保，這無疑使保證合同的擔保目的落空，不符合常理。根據日常生活經驗法則判斷，協議中茅某的書寫應為筆誤，其真實意思應是為50萬元債務提供擔保。據此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程某仍不服二審判決，申請再審。

再審法院審理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款規定“當事人對合同條款的理解有爭議的，應當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詞句、合同的有關條款、合同的目的、交易習慣以及誠實信用原則，確定該條款的真實意思”，所謂合同解釋是指法官基于當事人的訴訟請求，依照法定職權和程序，對合同內容進行分析說明以及填補合同漏洞的行為。合同解釋的目的是為公正裁判提供合理的支持，探求真意、補充漏洞乃至修正解釋只是解釋的手段。本案中，茅某在簽訂借款協議前，參與了王某向程某借款50萬元的協商，對王某借款50萬元的事實知情，茅某在擔保人欄內同意擔保的真實意思應為對王某的50萬元借款提供擔保，如果茅某僅僅為其中的50元提供，該擔保本身則無實際意義，而程某要求茅某提供擔保也是為保證其50萬元債權不致落空，故50元不應認定為系茅某的真實意思表示，否則有違民事活動的誠實信用原則，也不符合茅某同意為王某提供擔保的真實目的，故一、二審法院認定茅某在擔保人欄內雖寫有為王某50元擔保，但其真實意思為50萬元正確。茅某的再審理由不能成立。據此，駁回茅某的再審請求。

案例九：朱某訴廣大建設公司、沈某、茅某民間借貸糾紛案 【裁判要旨】

建設工程項目承包人在從事工程建造過程中向他人借款，債權人持加蓋有建設公司工程項目部財務專用章的借條起訴，對于債權人要求建設公司返還借款的訴訟請求，應綜合審查借條中的記載、借款時聲稱的借款用途以及債權人出借款項的內心信賴和客觀注意情況，不能僅因借條上加蓋有建設公司工程項目部公章或者財務專用章即認定由建設公司承擔民事責任。【基本案情】

廣大建設公司是由某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改制更名而成。沈某掛靠江南建筑工程公司等多家建設單位從事工程建造活動。沈某、茅某原系夫妻，于2007年12月24日登記離婚。2006年1月6日，沈某向朱某借款100000元，一個月后出具給朱某借條一份，約定借期一年，利息為月利率1.5分。到時不還由江南建筑公司從本人工程款中扣除歸還。沈某在借條上加蓋了某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碧桂苑項目部財務專用章。2006年9月19日，沈某歸還朱某50000元，并支付了相應的利息，余款一直未予歸還。沈某現下落不明。朱某故起訴至法院。【裁判理由及結果】

一審法院審理認為：合法的借貸關系受法律保護。被告沈某向朱某借款，至2006年9月19日尚欠本金50000元及相應的利息，理應于承諾的期限內予以歸還，逾期未清償依法須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朱某申請撤回對茅某的起訴，系其行使處分權的行為，不違法律規定，予以準許。至于對廣大建設公司的訴訟請求，雖然借條上加蓋有某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碧桂苑項目部財務專用章，但根據朱某在庭審中的陳述，本案借款當時沒有說是用于碧桂苑的工程，而是說墊付沈某承建江南建筑工程公司的工程款，借條也是朱某提供借款后一個月才補充出具，朱某當時沒有詢問過沈某有關某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碧桂苑項目部的有關情況，庭審中也沒有證據證明沈某與某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或者其碧桂苑項目部存在何種法律關系，結合借條中“到時不還由江南建筑公司從本人工程款中扣除歸還”的記載，朱某借款給沈某是通過朋友介紹，認為沈某在某市承建工程有相應的工程款可以保障自身的借款安全，而不是基于對某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的信賴，因此，本案借款應認定為沈某個人向朱某借款，對朱某起訴要求廣大建設公司與沈某共同歸還本案借款的主張，不予支持。據此，判決：

一、沈某于本判決生效后十日內償付朱某借款50000元及利息18000元，合計68000元。

二、駁回朱某的其他訴訟請求。

一審宣判后，各方當事人在法定期限內沒有上訴，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

案例十：勞某訴碧雪湖公司合同糾紛案 【裁判要旨】

雙方當事人簽訂的雖然是《客房使用權出讓和委托經營合同》等其他合同，但從合同約定的內容看，其法律屬性與《合同法》上規定的借款合同最為接近，故可以參照適用現行立法中關于借款合同的相應規定。當事人之間對合同權利、義務及違約責任的約定，不違反有關法律法規的，亦應確認其效力。【基本案情】

2008年3月29日，勞某與碧雪湖公司簽訂《客房使用權出讓和委托經營合同》一份，合同約定：

1、勞某向碧雪湖公司購買五套雙標客房二十年使用權，預先支付50萬元（每套10萬元）。到期后，碧雪湖公司歸還勞某本金50萬元；

2、勞某將上述購買的使用權客房五套委托碧雪湖公司經營，期限二十年，從2008年3月29日起至2028年3月28日止；

3、碧雪湖公司支付勞某按每套每年2萬元的投資回報。同時，碧雪湖公司給予勞某每套每年20天的免費入住權，若勞某未住，按山莊年平均房價拆成金額每年結算；……

9、碧雪湖公司逾期支付投資回報，按100元/天支付違約金。超時二個月后勞某有權取消合同，并要求歸還本金50萬元等。合同簽訂后，勞某按約支付50萬元款項，碧雪湖公司也支付了第一的投資回報10萬元，但第二的投資回報經勞某多次催付，碧雪湖公司未履行。勞某向法院提訴訟，請求判令解除合同，歸還本金并支付投資回報及違約金等。

【裁判理由及結果】

一審法院審理認為：從本案的《客房使用權出讓和委托經營合同》內容看，雖形式上勞某支付100000元購買碧雪湖公司每套雙標客房二十年的使用權，并將客房使用權委托碧雪湖公司經營二十年，由碧雪湖公司每年支付“投資回報”20000元，但碧雪湖公司需二十年期滿后返還勞某“本金”100000元，故該權利義務的約定實際屬于借款合同關系，應按法律關于借款合同的規定進行處理，但當事人之間關于權利、義務及違約責任的約定可以作為參照。勞某主張已向碧雪湖公司支付了500000元，并提供了碧雪湖公司于2008年3月29日出具的收據五份，故勞某已經履行合同項下的義務。因碧雪湖公司未依約支付第二的投資回報共100000元，勞某要求依照《客房使用權出讓和委托經營合同》第九條的約定解除合同，符合雙方簽訂的合同約定和相關法律的規定，予以支持。對于解約后，碧雪湖公司應當承擔的法律責任，參照雙方的《客房使用權出讓和委托經營合同》第九條的解約條款的相關約定，即“勞某在解除合同后，碧雪湖公司應當返還本金，并支付違約金”。違約金的計算以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同期同檔次貸款年利率5.31%四倍為限。對勞某要求碧雪湖公司支付第二投資回報、每年每套免費入住的折價費等其他訴訟請求，不予支持。據此，判決：

一、解除雙方于2008年3月29日簽訂的五份《客房使用權出讓和委托經營合同》；

二、碧雪湖公司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返還勞某500000元，支付違約金79060元，合計人民幣579060元；

三、駁回勞某其他訴訟請求。勞某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二審法院審理認為：審查案涉合同約定之內容，勞某以獲取未來收益為目的向碧雪湖公司支付一定的款項，而碧雪湖公司則負有到期返還該款項的合同義務，故該合同應視為勞某與碧雪湖公司之間的融資行為，勞某對自身行為的投資屬性亦無異議。依據案涉合同之約定，勞某可獲取的未來收益包括每年的投資回報以及免費客房服務等內容，現勞某確認免費客房實際無法使用且其已經與碧雪湖公司協商將該項合同內容轉化為貨幣形式，勞某于本案中的訴訟請求亦基于該些事實，案涉合同雖非《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明文規定的合同，但其法律屬性最接近貸款合同，可以參照適用現行法律體系中關于借款合同的相應規定。因勞某已按約向碧雪湖公司支付了50萬元，而碧雪湖公司未能舉證證明其已經于2010年3月29日起一周內將合同約定的投資回報10萬元支付給勞某，且該未能支付的時間已經超過合同約定期限二個月，故雙方約定的合同解除條件已經成就，勞某可以解除案涉合同，原審法院的該認定無誤。合同解除后，碧雪湖公司違約責任的承擔應當以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同期同檔次貸款年利率5.31%四倍為依據并結合勞某所給付資金的實際使用時間進行計算。原審判決事實認定清楚、實體處理并無不當。據此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第三篇：浙江省高院關于民間借貸典型案例

浙江省高院關于民間借貸典型案例

第一案例：勞某訴碧雪湖公司合同糾紛案 【裁判要旨】

雙方當事人簽訂的雖然是《客房使用權出讓和委托經營合同》等其他合同，但從合同約定的內容看，其法律屬性與《合同法》上規定的借款合同最為接近，故可以參照適用現行立法中關于借款合同的相應規定。當事人之間對合同權利、義務及違約責任的約定，不違反有關法律法規的，亦應確認其效力。【基本案情】

2008年3月29日，勞某與碧雪湖公司簽訂《客房使用權出讓和委托經營合同》一份，合同約定：

1、勞某向碧雪湖公司購買五套雙標客房二十年使用權，預先支付50萬元（每套10萬元）。到期后，碧雪湖公司歸還勞某本金50萬元；

2、勞某將上述購買的使用權客房五套委托碧雪湖公司經營，期限二十年，從2008年3月29日起至2028年3月28日止；

3、碧雪湖公司支付勞某按每套每年2萬元的投資回報。同時，碧雪湖公司給予勞某每套每年20天的免費入住權，若勞某未住，按山莊年平均房價拆成金額每年結算；??

9、碧雪湖公司逾期支付投資回報，按100元/天支付違約金。超時二個月后勞某有權取消合同，并要求歸還本金50萬元等。合同簽訂后，勞某按約支付50萬元款項，碧雪湖公司也支付了第一的投資回報10萬元，但第二的投資回報經勞某多次催付，碧雪湖公司未履行。勞某向法院提訴訟，請求判令解除合同，歸還本金并支付投資回報及違約金等。【裁判理由及結果】

一審法院審理認為：從本案的《客房使用權出讓和委托經營合同》內容看，雖形式上勞某支付100000元購買碧雪湖公司每套雙標客房二十年的使用權，并將客房使用權委托碧雪湖公司經營二十年，由碧雪湖公司每年支付“投資回報”20000元，但碧雪湖公司需二十年期滿后返還勞某“本金”100000元，故該權利義務的約定實際屬于借款合同關系，應按法律關于借款合同的規定進行處理，但當事人之間關于權利、義務及違約責任的約定可以作為參照。勞某主張已向碧雪湖公司支付了500000元，并提供了碧雪湖公司于2008年3月29日出具的收據五份，故勞某已經履行合同項下的義務。因碧雪湖公司未依約支付第二的投資回報共100000元，勞某要求依照《客房使用權出讓和委托經營合同》第九條的約定解除合同，符合雙方簽訂的合同約定和相關法律的規定，予以支持。對于解約后，碧雪湖公司應當承擔的法律責任，參照雙方的《客房使用權出讓和委托經營合同》第九條的解約條款的相關約定，即“勞某在解除合同后，碧雪湖公司應當返還本金，并支付違約金”。違約金的計算以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同期同檔次貸款年利率5.31%四倍為限。對勞某要求碧雪湖公司支付第二投資回報、每年每套免費入住的折價費等其他訴訟請求，不予支持。據此，判決：

一、解除雙方于2008年3月29日簽訂的五份《客房使用權出讓和委托經營合同》；

二、碧雪湖公司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返還勞某500000元，支付違約金79060元，合計人民幣579060元；

三、駁回勞某其他訴訟請求。勞某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二 審法院審理認為：審查案涉合同約定之內容，勞某以獲取未來收益為目的向碧雪湖公司支付一定的款項，而碧雪湖公司則負有到期返還該款項的合同義務，故該合同 應視為勞某與碧雪湖公司之間的融資行為，勞某對自身行為的投資屬性亦無異議。依據案涉合同之約定，勞某可獲取的未來收益包括每年的投資回報以及免費客房服 務等內容，現勞某確認免費客房實際無法使用且其已經與碧雪湖公司協商將該項合同內容轉化為貨幣形式，勞某于本案中的訴訟請求亦基于該些事實，案涉合同雖非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明文規定的合同，但其法律屬性最接近貸款合同，可以參照適用現行法律體系中關于借款合同的相應規定。因勞某已按約向碧雪湖公司支 付了50萬元，而碧雪湖公司未能舉證證明其已經于2010年3月29日起一周內將合同約定的投資回報10萬元支付給勞某，且該未能支付的時間已經超過合同約定期限二個月，故雙方約定的合同解除條件已經成就，勞某可以解除案涉合同，原審法院的該認定無誤。合同解除后，碧雪湖公司違約責任的承擔應當以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同期同檔次貸款年利率5.31%四倍為依據并結合勞某所給付資金的實際使用時間進行計算。原審判決事實認定清楚、實體處理并無不當。據此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第二案例：金某訴陳某、耀昌公司民間借貸糾紛案

雖然出借人提供了收條以證明出借款項已經交付，但就600萬 元的巨額借款，直接以現金進行交付的交易方式并不符合常理，出借人還應提供充分證據證明該巨額借款的現金來源，并就以現金方式進行交付的必要性作出合理解釋。在出借人無充分證據證明巨額出借款項的現金來源，且就以現金方式交付的原因所作解釋前后矛盾，并辨認借款人照片錯誤的情況下，足以否定收條的真實性。【基本案情】

2009年12月7日，耀昌公司、壽某向金某出具保證函一份，保證函載明自2009年12月7日起陳某向金某的借款在600萬元以內由耀昌公司、壽某承擔連帶清償責任，擔保期限為主債務期屆滿兩年。2009年12月11日，陳某、金某在載明以下內容的借款協議上簽字，借款協議約定陳某向金某借款600萬元，陳某承諾于2010年1月11日歸還100萬元，2010年3月11日歸還100萬元，2010年5月11日歸還100萬元，2010年8月11日歸還100萬元，到2010年12月11日全部還清，金某可隨時催討，并承諾到期未還承擔違約金50萬元以及所有訴訟費用及律師費，協議第三條還約定本協議也作為借款憑據，雙方一經簽字蓋章視為陳某已借到金某人民幣600萬元，現金交接清楚，各方均無異議，陳某不再另行出具借據。同日，陳某在載明“今收到金某現金人民幣600萬元整，以此為憑”的收條上簽名、捺印。2010年3月22日，陳某向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分局控告金某以虛假訴訟的方式企圖非法占有其財產。金某訴至法院，要求陳某還款并承擔違約金、律師費，耀昌公司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裁判理由及結果】

一審法院審理認為：本案爭議焦點是金某與陳某之間是否存在民間借貸關系，金某有無將600萬元現金交付給陳某。

一、從借款的交付憑證來看，金某除提交的收條外并未提交款項交付的相應憑證。

二、從借款的資金來源來看，金某前后陳述不一致。金某在法院對其所做的詢問筆錄中陳述“有200萬元左右從其合作銀行卡中取出，具體分幾次何時取款記不清楚，另外的錢本來就準備在那里的，因為年底其本來就準備了很多現金”。而在第二次庭審中，金某又陳述其在2009年12月7日之后的4天時間里面準備了600萬元現金，其中150萬元是于2009年12月11日從合作銀行的帳戶中取出，另外的450萬元有些是本來就放在保險箱中的現金，有些是向朋友借的，具體向誰借的則拒絕陳述。

三、從款項交付的過程來看。金某主張600萬元借款是在2009年12月11日下午在其擔任法定代表人的絲綢公司辦公室里以現金方式交付，其中10萬元一捆，共60捆，分三個黑皮包裝，每個皮包20捆，由陳某拿兩包，郎某拿一包，但其關于如上現金交易的過程并未提供相應證據予以佐證。在現代金融交易如此便利的今天，而金某是經商多年的商人，如此大額的款項竟然采取如此簡便的交易方式，顯然不符合日常生活常理。

四、從現金交付的原因來看，金某主張600萬 元借款系在簽訂借款協議的當天以現金方式交付給陳某，但是對于如此大額款項為何采取現金方式交付，金某前后三次陳述均不一致。第一次庭審中，金某代理人陳 述，借款時金某提出要轉帳給陳某，但陳某表示其在法院涉及多起訴訟，如轉帳可能被法院凍結，故要求金某以現金方式交付。法院向金某所做的詢問筆錄中，金某 陳述其自己覺得現金交易方便。第二次庭審中金某又陳述，是陳某說要現金，不能轉帳，并且對于陳某在法院是否涉及訴訟并不知情。即使如金某所陳述因陳某涉及 訴訟不便直接打入其卡中，也完全可以采取轉帳至非陳某開戶的帳戶進行交付，更何況陳某是為承建耀昌公司廠房所需資金而借款，所借款項不可能一次性用完，按 照常理，如此大額的款項不可能現金存放于家中，自然還是要存入銀行的，故金某陳述關于陳某要求現金交易的理由或者其自己喜歡現金交易的理由均不符合常理。

五、從金某的出借動機來看，也與常理不符。據金某陳述其之前并不認識陳某，只是經郎某介紹陳某向其借款后才認識，而對陳某的資信情況，只是通過介紹人郎某 了解了一下，并未實際考察、核實，對擔保人耀昌公司、壽某的資信情況也未實際核實，且其表示只是為了賺取2分的月息，就同意出借給陳某600萬元。為了賺取2分月息，金某就如此輕率地出借如此大額的款項顯然不符合其經商多年的商人身份，更何況據金某本人陳述，其出借的600萬元借款部分是向朋友所借。為賺取2分 月息，通過向朋友借款來出借給一個根本不熟悉的人，顯然也不符合日常生活常理。

六、關于金某是否認識陳某、壽某。第二次庭審中在陳某代理人當庭提交一組照 片要求金某辨認哪張照片是陳某、壽某時，金某快速地指出其中兩張認為是屬于陳某與壽某的照片，但是事實上金某辨認錯誤。金某對此的解釋是自己老花眼所以認 不出來，但是在辨認階段，金某在庭上直接指出照片下面的編號。如果其無法看清照片的話，對下面細小的編號更加不可能快速的指出。顯然，該解釋不成立。對于 擔保人壽某，因金某只見過一次面以致生疏不能辨認正確尚可理解的話，但對于向其借款600萬元且兩次會面超過兩個小時的借款人都辨認錯誤顯然不符合常理，更何況金某在庭上多次表示認識陳某，對此問題的合理解釋只能是金某并未見過陳某本人。綜上，金某主張現金方式直接交付給陳某600萬元借款，但其未提交相應的交付

憑證，結合其庭審陳述亦不足以證明其與陳某之間存在借貸關系以及已將600萬元借款交付給陳某的事實。因此，金某的訴訟請求，證據不足，不予支持。據此，判決：駁回金某的訴訟請求。

二審法院審理認為：就當事人所爭議的本案所涉600萬元借款有無交付問題，雖然金某提供了落款時間相同的借款協議和收條以證明已經交付，但在以600萬元現金直接進行交付明顯不符合常理的情況下，金某未提供充分證據證明該600萬元現金交付的必要性和現金來源，且其在一審中就該兩問題前后幾次所作的陳述相互矛盾。同時，金某雖主張是在自己的辦公室將600萬元現金交付于陳某，但其在一審庭審中卻將陳某的照片辨認錯誤，將一張明顯比陳某年輕很多的人的照片指認為是陳某的照片，說明金某其實并不認識陳某，由此，其關于在自己的辦公室將600萬 元現金交付于陳某的主張不能成立。金某上訴主張，用以對比照片的陳某的戶籍資料未經其質證，但一審庭審中，陳某的委托代理人將陳某的戶籍證明原件作為了證 據出示，金某對該證據未提出異議，只是辯稱自己是老花眼，因沒有帶老花鏡，所以對照片辨認不清。綜上，金某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應不予支持。原審法院認定 事實及適用法律正確，實體處理得當。據此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第三案例：葉某訴曾某民間借貸糾紛案 【裁判要旨】

一、出借人明確要求以受托人為借款人的，雖然出借人明知受托人與委托人之間的委托關系，但不應由委托人來承擔還款責任，而應認定受托人和出借人即為民間借貸法律關系的當事人，對各自的行為承擔相應責任。

二、借款人對借款交付的金額有合理異議時，應由出借人對所主張借款金額的交付承擔舉證責任。【基本案情】

2010年12月某晚，案外人潘某聯系葉某，意向葉某借款，由曾某作擔保人。當晚寫借條時，葉某提出，曾某是公務員有穩定收入，潘某則是“村官”，要求以曾某作為借款人才同意借款。經潘某向曾某請求，曾某同意作為借款人，并填寫借條，向葉某借款60000元，潘某簽名擔保。后潘某與葉某一同去建設銀行取款，并在銀行交付給潘某借款40000元。另查明，潘某、曾某系戀人關系。因潘某、曾某未及時還款，故葉某訴至法院，要求判令曾某歸還借款本金60000元并按約定的2分月息支付利息。【裁判理由及結果】

一 審法院審理認為：合法的借貸關系受法律保護。雖然曾某辨稱自己只是受案外人潘某之托，以借款人名義出具借條，但曾某也承認，葉某明確要求其作為借款人出具 借條，而其最終也同意，可見雙方的借貸意思表示是真實、自愿的。故從曾某出具借條的行為，應認定雙方之間的借款合同關系成立。雙方都認

同借款發生在12月，而非借條上載明的7月12日，但對具體日期均不能確定。葉某根據提交的銀行卡客戶查詢單，主張2010年12月27日取款55000元，并加上5000元現金，是交付借款的資金來源。但查詢單顯示，該筆交易是發生在銀行營業部窗口、現金支取而非ATM機取款，與葉某、曾某都稱借款發生在晚上、是從ATM機取款的陳述不符。故對葉某該主張不予采信。曾某辯稱葉某沒有交付借款，但又提交了潘某所寫材料并認可材料的真實性，該材料中潘某承認收到借款40000元。曾某與潘某是準備結婚的戀人，而且是一同去向葉某借款，填寫借條時兩人都在場，其對借款交付給潘某有指示，符合日常生活情理，其蓋然性較大，故可以認定借款已實際交付40000元。對其余20000元是否交付，葉某不能提供充分證據予以證明，故不予認定。自然人間的借款合同，自貸款人提供借款時生效，故應認定葉某、曾某之間借款40000元的民間借貸關系成立，合法有效。綜上，對葉某要求曾某歸還借款本金60000元并支付利息的訴訟請求，對能夠認定交付的40000元，依法予以支持，對其余不能認定的20000元，依法不予支持。據此判決：

一、曾某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歸還葉某借款本金40000元，并支付相應利息。

二、駁回葉某的其他訴訟請求。

一審宣判后，各方當事人在法定期限內沒有上訴，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第四案例：朱某訴廣大建設公司、沈某、茅某民間借貸糾紛案 【裁判要旨】

建 設工程項目承包人在從事工程建造過程中向他人借款，債權人持加蓋有建設公司工程項目部財務專用章的借條起訴，對于債權人要求建設公司返還借款的訴訟請求，應綜合審查借條中的記載、借款時聲稱的借款用途以及債權人出借款項的內心信賴和客觀注意情況，不能僅因借條上加蓋有建設公司工程項目部公章或者財務專用章 即認定由建設公司承擔民事責任。【基本案情】

廣大建設公司是由某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改制更名而成。沈某掛靠江南建筑工程公司等多家建設單位從事工程建造活動。沈某、茅某原系夫妻，于2007年12月24日登記離婚。2006年1月6日，沈某向朱某借款100000元，一個月后出具給朱某借條一份，約定借期一年，利息為月利率1.5分。到時不還由江南建筑公司從本人工程款中扣除歸還。沈某在借條上加蓋了某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碧桂苑項目部財務專用章。2006年9月19日，沈某歸還朱某50000元，并支付了相應的利息，余款一直未予歸還。沈某現下落不明。朱某故起訴至法院。【裁判理由及結果】

一審法院審理認為：合法的借貸關系受法律保護。被告沈某向朱某借款，至2006年9月19日尚欠本金50000元及相應的利息，理應于承諾的期限內予以歸還，逾期未清償依法須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朱某申請撤回對茅某的起訴，系其行使處分權的行為，不違法律規定，予以準許。至于對廣 大建設公司的訴訟請求，雖然借條上加蓋有某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碧桂苑項目部財務專用章，但根據

朱某在庭審中的陳述，本案借款當時沒有說是用于碧桂苑的工 程，而是說墊付沈某承建江南建筑工程公司的工程款，借條也是朱某提供借款后一個月才補充出具，朱某當時沒有詢問過沈某有關某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碧桂苑項目 部的有關情況，庭審中也沒有證據證明沈某與某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或者其碧桂苑項目部存在何種法律關系，結合借條中“到時不還由江南建筑公司從本人工程款中扣除歸還”的記載，朱某借款給沈某是通過朋友介紹，認為沈某在某市承建工程有相應的工程款可以保障自身的借款安全，而不是基于對某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的信賴，因此，本案借款應認定為沈某個人向朱某借款，對朱某起訴要求廣大建設公司與沈某共同歸還本案借款的主張，不予支持。據此，判決：

一、沈某于本判決生效后十日內償付朱某借款50000元及利息18000元，合計68000元。

二、駁回朱某的其他訴訟請求。

一審宣判后，各方當事人在法定期限內沒有上訴，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

第四篇：浙江省高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意見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如何確定借款合同履行地問題的批復 1993年11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

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

你院魯高法函〔1993〕44號《關于如何確定借款合同履行地問題的請示》收悉。經研究，現答復如下：

合同履行地是指當事人履行合同約定義務的地點。借款合同是雙務合同，標的物為貨幣。貸款方與借款方均應按照合同約定分別承擔貸出款項與償還貸款及利息的義務，貸款方與借款方所在地都是履行合同約定義務的地點。依照借款合同的約定，貸款方應先將借款劃出，從而履行了貸款方所應承擔的義務。因此，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應確定貸款方所在地為合同履行地。此復。

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 關于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

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

(浙高法〔2009〕297號 2009年9月8日)

為公正、規范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統一裁判尺度，平等保護債權人、債務人的合法權益，依法維護市場經濟秩序，根據有關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的規定，結合我省實際，特制定本指導意見。

一、受理與管轄 第一條 自然人之間、自然人與非金融機構的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之間的下列糾紛，應當作為民間借貸糾紛案件受理：

（一）貨幣借貸糾紛；

（二）國庫券等無記名的有價證券借貸糾紛。

第二條 當事人之間對因買賣、承攬、股權轉讓等其他法律關系產生的債務，經結算后，債務人以書面借據形式對債務予以確認，債權人據此提起訴訟，而債務人或擔保人對基礎法律關系的效力和履行事實提出抗辯并有證據證明糾紛確因其他法律關系引起的，原則上按照基礎法律關系審理，但借據仍可以作為基礎合同履行的重要證據。

第三條 民間借貸糾紛案件適用合同糾紛案件管轄的一般原則，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轄。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如何確定借款合同履行地問題的批復》（法復[1993]10號），出借人住所地為合同義務履行地，但當事人對合同履行地另有約定的除外。

借貸雙方在不違反民事訴訟法有關級別管轄和專屬管轄規定的情況下對訴訟管轄作出約定的，從其約定。被告下落不明的，由被告原住所地或者其財產所在地法院管轄。

有關企業涉及多起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符合本院《關于資金鏈斷裂引發企業債務重大案件的集中管轄問題的通知》（浙高法[2008]289號）規定，相關人民法院可以根據該通知申請集中管轄。

二、訴訟主體

第四條 持有借據等債權憑證的當事人推定為債權人，具有原告主體資格。

被告對原告主體資格提出異議，并提供證據足以證明債權憑證的持有人并非債權人或者債權受讓人的，可以裁定駁回起訴。

第五條 借據上署名的借款人推定為債務人，具有被告主體資格。

原告在起訴時應有明確的被告，被告不明確的，不予受理，已經受理的，應當裁定駁回起訴。

在案件審理過程中，發現有行為人虛構借款人或者以已注銷的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名義借貸等被告不適格情形的，法院應告知原告變更被告，原告拒不變更或者無法變更的，可以裁定駁回起訴。如查明被告屬被借名、冒名且無過錯的，應當判決駁回訴訟請求。

第六條 出借人兩人以上的共同債權，僅一個或者部分出借人對借款人提起訴訟的，法院應當追加其他出借人為共同原告，但明確表示放棄向借款人主張權利的其他出借人除外。放棄債權的其他出借人對借款人另行提起訴訟的，不予受理，已經受理的，裁定駁回起訴。

第七條 在連帶責任保證中，出借人僅起訴借款人或者僅起訴保證人的，法院不主動追加保證人或者借款人為共同被告。被訴保證人主張借款人參加訴訟的，經法院釋明后，出借人仍不申請追加借款人為共同被告的，法院可僅就保證之訴進行審理。

第八條 以夫妻一方名義向他人借貸，訴訟時夫妻關系仍然存續，債權人未將配偶列為共同被告的，法院不宜主動通知借款人的配偶參加訴訟，但配偶申請參加訴訟或者案件涉嫌虛假訴訟的除外。

借貸行為發生于夫妻關系存續期間，訴訟時出借人或者借款人一方已經離婚的，原告或者被告可以申請追加其原配偶為共同被告。

三、成立、生效、效力

第九條 借貸雙方通過簽訂借款合同、出具借條、欠條、發送手機短信、電子郵件等以書面、口頭或者其他方式達成借貸合意的，借貸合同成立。

第十條 依法成立的民間借貸合同，自款項實際交付借款人或者借款人指定、認可的接收人時生效。

第十一條 民間借貸的合同效力按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條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二）》（法釋[2009]5號）第十四條的規定認定。

自然人與非金融企業之間的借貸中，企業將借貸資金用于合法生產經營活動，不構成集資詐騙、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等金融犯罪活動的，不宜認定借貸合同無效。

第十二條 民間借貸被認定無效后，借款人應當返還出借人借款本金。無過錯的出借人要求借款人賠償資金占用期間的損失的，法院可參照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同期同檔次貸款基準利率予以支持。

第十三條 保證合同是借貸合同的從合同。主合同借款人涉嫌犯罪并不必然導致保證合同無效，保證人以主合同借款人涉嫌犯罪為由主張不承擔保證責任的，法院在依法認定主合同效力的前提下，確認保證人的責任。

保證合同無效時，法院應當根據出借人、借款人和保證人的過錯，由其各自承擔返還價款、賠償損失等相應民事責任。借貸合同有效而保證合同無效，或者因借貸合同無效導致保證合同無效時，法院應當分別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0]44號）第七條、第八條確定當事人民事責任的承擔。

四、借貸事實的審查

第十四條 借據是證明雙方存在借貸合意和借貸關系實際發生的直接證據，具有較強的證明力，法院應當審慎審查借據的真實性。除非有確鑿的相反證據足以推翻借據所記載的內容，一般不輕易否定借據的證明力。

債務人對借據內容的筆跡或者簽章的真實性提出異議的，雙方當事人可以提供補充證據或者反駁證據。法院應當根據雙方提供的有效證據，結合案件的其他證據及相關情況，對借據的真實性進行綜合審查判斷。

對需要通過司法鑒定確認借據是否真實的，雙方均可以申請司法鑒定。雙方均不申請的，法院可以根據具體案情作出處理：

（一）債權人僅憑借據起訴，沒有其他證據佐證或者借據的真實性存在合理懷疑的，由債權人申請鑒定，債務人應提供筆跡比對樣本。

（二）債權人提供的借據以及其他證據材料具備一定的可信性，債務人對借據的真實性提出異議，但未提供反駁證據的，由債務人申請鑒定。

經依法釋明，債權人或債務人不申請鑒定或者不提供筆跡比對樣本導致案件事實無法查清的，法院應依法裁判。

司法鑒定的申請應向符合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司法鑒定管理問題的決定》和《浙江省司法鑒定管理條例》所規定的具有鑒定資質的司法鑒定機構和司法鑒定人提起。鑒定費用由申請人預交，最終負擔按照國務院《訴訟費用交納辦法》(國務院令第481號)第二十九條的規定確定。

第十五條 債權人僅提供款項交付憑證，未提供借貸合意憑證，債務人提出雙方不存在借貸關系或者其他關系抗辯的，債權人應當就雙方存在借貸合意提供進一步證據。

對能夠查明雙方存在借貸關系的，按照民間借貸糾紛審理；查明債務屬其他法律關系引起的，法院應向當事人釋明，由債權人變更訴訟請求和理由后，按其他法律關系審理，債權人堅持不予變更的，判決駁回訴訟請求。判決駁回訴訟請求后，債權人可按其他法律關系另行起訴。

第十六條 債權人應當對借貸金額、期限、利率以及款項的交付等借貸合意、借貸事實的發生承擔證明責任。債務人提出抗辯的，應當提供反駁證據證明。

債務人主張借款本金、利息等債務已經歸還或者部分歸還的，應當承擔證明責任，不能提供證據或者舉證不足，對其主張不予支持。

第十七條 對于現金交付的借貸，債權人僅憑借據起訴而未提供付款憑證，債務人對款項交付提出合理異議的，法院可以要求出借人本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有關經辦人員到庭，陳述款項現金交付的原因、時間、地點、款項來源、用途等具體事實和經過，并接受對方當事人和法庭的詢問。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庭的，應承擔相應后果。

法院應當根據現金交付的金額大小、出借人的支付能力、當地或者當事人之間的交易方式、交易習慣以及借貸雙方的親疏關系等諸因素，結合當事人本人的陳述和庭審言辭辯論情況以及提供的其他間接證據，依據民事訴訟高度蓋然性的證明標準，運用邏輯推理、日常生活常理等，綜合審查判斷借貸事實是否真實發生。必要時，法院可以依職權進行調查取證。

對金額較小的現金交付，出借人作出合理解釋的，一般視為債權人已經完成行為意義上的證明責任，可以認定借貸事實存在。對于金額大小的界定，鑒于本省各地經濟發展狀況、出借人個體經濟能力存在差異，可由法官根據個案具體情況裁量。

第十八條 法院為查明案件事實，可以視案情需要，依據職權進行調查或者要求借款人就部分事實進行舉證。案件事實真偽不明的，債權人應當就借貸雙方存在借貸合意、款項交付等法律要件事實等承擔結果意義上的證明責任。債務人就其抗辯主張的債權受妨害或者受制約、債權已經消滅或者部分消滅的事實承擔結果意義上的證明責任。

第十九條 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因日常生活需要所負的債務，應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

日常生活需要是指夫妻雙方及其共同生活的未成年子女在日常生活中的必要事項，包括日用品購買、醫療服務、子女教育、日常文化消費等。

夫妻一方超出日常生活需要范圍負債的，應認定為個人債務，但下列情形除外：

（一）出借人能夠證明負債所得的財產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經營所需的；

（二）夫妻另一方事后對債務予以追認的。

不屬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負債的，出借人可以援引合同法第四十九條關于表見代理的規定，要求夫妻共同承擔債務清償責任。

援引表見代理規則要求夫妻共同承擔債務清償責任的出借人，應對表見代理的構成要件承擔證明責任。

表見代理的證明責任，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當前形勢下審理民商事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法發[2009]40號）第13條的規定。

第二十條 民間借貸可以有償，也可以無償。借貸雙方對支付利息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的，根據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條的規定，視為不支付利息，但借款人自愿給付利息的除外。

借貸雙方對借款期限內的利率有約定的，從其約定。約定的利率超過借貸行為發生時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同期同檔次貸款基準利率四倍的（以下簡稱四倍利率），超過部分的利息，法院一般不予保護。但借款人自愿給付出借人四倍利率以上利息，且不損害國家、社會共同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權益的，法院可不予干預。

第二十一條 借據載明的借款金額，一般認定為本金。利息已經預先在本金中扣除的，本金應當按照實際出借的金額認定。

有證據證明債權人出示的借據系雙方對前期借款本金和利息進行滾動結算后重新出具，計算復利的，折算后的實際利率沒有超出四倍利率的，借據確認的欠款金額可以認定為本金；折算后的實際利率超出四倍利率，超出部分的利息應當從本金中扣減。

第二十二條 借貸雙方對逾期利率有約定，從其約定。超出四倍利率的，超出部分的利息，法院一般不予保護。

逾期利率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的，法院可以區分不同情況處理：

（一）僅約定借期內的利率，沒有約定逾期利率的，出借人參照約定的利率或者根據《中國人民銀行關于人民幣貸款利率有關問題的通知》（銀發[2003]251號）第三條關于罰息利率的規定，以約定利率再上浮30%－50%的利率，向借款人主張逾期還款利息的，可以予以支持，但均以不超出四倍利率為限；

（二）既未約定借期內的利率，也未約定逾期利率的，出借人參照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同期同檔次貸款基準利率，向借款人主張自借款逾期之日起或者自權利主張之日起的利息損失的，應當予以支持。

第二十三條 借貸雙方對逾期還款的責任既約定了逾期利率，又約定了違約金的，出借人可以選擇主張逾期利息或者違約金，但均以不超過四倍利率為限。

出借人同時主張逾期利息和違約金，折算后的實際利率沒有超出四倍利率的，法院可以予以支持。

第二十四條 借貸雙方約定的違約金超出四倍利率的，法院應當對超出部分予以減少，但債務人明確表示自愿給付的除外。

前款規定，對缺席審理的債務人同樣適用。

第二十五條 債務人的給付不足以清償其對同一債權人所負的數筆借貸債務的，應當優先抵充已到期的債務；幾項債務均到期的，優先抵充對債權人缺乏擔保或者擔保數額最少的債務；擔保數額相同的，優先抵充債務負擔較重的債務；負擔相同的，按照債務到期的先后順序抵充；到期時間相同的，按比例抵充。但是，債權人與債務人對清償的債務或者清償抵充順序有約定的除外。

債務人除借款本金之外還應當支付利息和費用，當其給付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時，并且當事人沒有約定的，法院應當按照下列順序抵充：

（一）實現債權的有關費用；

（二）利息或者違約金；

（三）借款本金。

債權人主動放棄前述償債順序利益的，法院應當予以尊重。

第二十六條 債務履行完畢后，借款人以利息或者違約金超過司法保護幅度為由，起訴請求出借人返還其已支付的利息或者違約金的，一般不予支持。

第二十七條 因借貸外幣、臺幣、港幣、澳元等發生糾紛，出借人要求以同類貨幣償還的，可以予以準許。因匯率變動給出借人造成損失，出借人主張逾期還款的匯率差價損失的，應當予以支持。借款人確無同類貨幣的，有約定借款期限的，可參照借款期限屆滿之日國家外匯管理局對外公布的基準匯率折合人民幣償還；沒有約定借款期限的，可參照出借人主張借款償還之日國家外匯管理局對外公布的基準匯率折合人民幣償還。

五、涉嫌虛假訴訟的審理

第二十八條 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應根據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在民事審判中防范和查處虛假訴訟案件的若干意見》（浙高法[2008]362號）的規定，謹慎審查民間借貸糾紛案件，防范和查處虛假訴訟，維護司法權威，促進誠信訴訟。

第二十九條 法院在審理中發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嚴格審查借貸發生的原因、時間、地點、款項來源、交付方式、款項去向以及借貸雙方的經濟狀況等事實：

（一）原告是其他多起或者重大債權債務關系中的債務人；

（二）原告起訴的借貸事實或者理由不符合常理，沒有借據或者借據存在偽造可能；

（三）被告在一定期間反復涉及民間借貸糾紛訴訟；

（四）當事人雙方存在近親屬等特殊密切關系；

（五）當事人一方或者雙方未到庭參加訴訟，委托代理人對借貸事實經過陳述不清或者矛盾；

（六）當事人雙方對借貸事實沒有爭議或者不存在實質性的訴辯對抗；

（七）其他債權人或者借款人的配偶等案外人提出異議；

（八）債權人輕易放棄權利，與債務人達成調解協議；

（九）其他異常情形。

第三十條 對涉嫌虛假訴訟的案件，法院可以采取下列措施予以防范：

（一）傳喚出借人、借款人本人或者相關經辦人員到庭陳述，并告知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庭的不利法律后果；

（二）要求當事人進一步提交其他相關證據，包括申請證人出庭作證；

（三）告知相關利害關系人，并依據利害關系人的申請或者依職權通知其參加訴訟。其他債權人參加訴訟的，列為第三人；配偶參加訴訟的，列為共同原告或者共同被告；

（四）依職權進行調查取證；

（五）依法可以采取的其他措施。

第三十一條 涉嫌虛假訴訟的案件，法院一般宜適用普通程序審理。

對當事人一方或者雙方涉及多起民間借貸的關聯案件可以交由同一合議庭審理。

對關聯案件合并審理的，在審理過程中應當對不同的債權人采取和證人一樣的隔離原則，由不同的債權人分別單獨到庭陳述相關事實，并接受法庭詢問。

第三十二條 經審查確認屬于虛假訴訟的民間借貸糾紛案件，尚未作出裁判的，依法裁定駁回起訴；已經作出生效裁判文書的，法院應當依照審判監督程序，撤銷生效民事判決書或者民事調解書，并裁定駁回起訴。

對有虛假訴訟嫌疑的案件，當事人申請撤訴的，法院可以予以準許；經審查確認屬于虛假訴訟的案件，當事人申請撤訴的，法院不予準許。

六、其他 第三十三條 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審理應貫徹“調解優先、調判結合”原則，按照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浙江省司法廳《關于進一步加強訴調銜接機制建設的若干規定（試行）》（浙高法發[2009]8號）的要求，引導當事人申請人民調解組織調解，或者委托、邀請人民調解組織等組織和人員進行調解。

第三十四條 對集中管轄、破產重組等涉及當地社會穩定和金融安全的系列民間借貸糾紛案件，在利率保護幅度上應注意裁判尺度的統一，必要時可聽取當地政府和金融監管部門的意見。

第三十五條 當事人主張的下列借貸，不予保護，依法判決駁回訴訟請求：

（一）因非法同居、不正當兩性關系等行為產生“青春損失費”、“分手費”等有損社會公序良俗的情感債務轉化的借貸。

（二）具有撫養、贍養義務關系的父母子女等直系親屬之間發生的有違家庭倫理道德和社會公序良俗的借貸。

第三十六條 法院應當嚴格審查民間借貸的被告是否確屬下落不明，并分別采取以下措施，避免訴訟的遲延：

（一）可以向被告親屬等有密切關系的人闡明利害關系或者要求原告提供被告的其他聯系方式或線索，盡可能通知被告應訴；

（二）向下落不明的被告送達訴訟文書的，按照本院《關于民商事案件訴訟文書送達問題的若干規定（試行）》（浙高法[2009]129號）的規定處理。涉及以公告方式送達起訴狀副本、舉證通知書、開庭傳票等訴訟文書的，舉證通知書中應當載明依法指定的舉證期限；

（三）經合法傳喚后，被告仍不到庭應訴的，法院依法缺席審理，依照法定審理程序全面、客觀地審核證據，并依法作出裁判。缺席被告未提出抗辯和提供證據的，不影響法院對到庭當事人提交的證據依法進行審查以及必要時的依法調查。

第三十七條 法院在審理中，發現借貸行為涉嫌非法集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販毒、洗錢等犯罪，或者當事人一方主張涉嫌犯罪，要求移送的，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法釋[1998]7號）第十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的規定，根據具體情況分別處理：

（一）案件存在明顯的犯罪嫌疑，可以全案移送的，裁定駁回起訴，退還案件受理費，將有關材料移送公安機關或者檢察機關；

（二）當事人一方主張涉嫌犯罪，但沒有提供證據證明或者其他當事人雖有犯罪嫌疑但與民間借貸糾紛案件沒有必然關聯或者不屬同一法律關系，案件繼續審理，但有關犯罪嫌疑的線索、材料可以移送公安機關或者檢察機關查處；

（三）案件的審理，必須以刑事案件的偵查、審理結果為前提的，裁定中止訴訟。中止訴訟后，沒有特殊情況，在十二個月內，刑事案件仍不能偵查終結的，可以根據具體情況恢復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審理。

裁定駁回起訴后，公安機關或者檢察機關接到法院移送的涉案材料或者相關當事人的報案后不予立案偵查，或者立案偵查后又撤銷案件，以及刑事案件起訴后法院審理認為不構成犯罪而宣告無罪的，出借人再行提起民事訴訟的，法院應當受理，并根據審理認定的案件事實，依法作出民事裁判。

法院應當慎用裁定駁回起訴和中止訴訟。

第三十八條 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審理，應適用合同法、物權法、擔保法和民法通則等法律規定。法律、法規沒有規定或規定不明確的，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法<民>[1991]21號）等司法解釋的規定。

七、附則

第三十九條 本指導意見自下發之日起施行，如具體內容與新頒布實施的法律、行政法規和司法解釋不一致的，以新頒布的法律、行政法規和司法解釋為準。

第五篇：省高院民間借貸處理意見

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 關于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

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

(浙高法〔2009〕297號 2009年9月8日)

為公正、規范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統一裁判尺度，平等保護債權人、債務人的合法權益，依法維護市場經濟秩序，根據有關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的規定，結合我省實際，特制定本指導意見。

一、受理與管轄

第一條 自然人之間、自然人與非金融機構的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之間的下列糾紛，應當作為民間借貸糾紛案件受理：

（一）貨幣借貸糾紛；

（二）國庫券等無記名的有價證券借貸糾紛。

第二條 當 事人之間對因買賣、承攬、股權轉讓等其他法律關系產生的債務，經結算后，債務人以書面借據形式對債務予以確認，債權人據此提起訴訟，而債務人或擔保人對基 礎法律關系的效力和履行事實提出抗辯并有證據證明糾紛確因其他法律關系引起的，原則上按照基礎法律關系審理，但借據仍可以作為基礎合同履行的重要證據。

第三條 民間借貸糾紛案件適用合同糾紛案件管轄的一般原則，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轄。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如何確定借款合同履行地問題的批復》（法復[1993]10號），出借人住所地為合同義務履行地，但當事人對合同履行地另有約定的除外。

借貸雙方在不違反民事訴訟法有關級別管轄和專屬管轄規定的情況下對訴訟管轄作出約定的，從其約定。

被告下落不明的，由被告原住所地或者其財產所在地法院管轄。

有關企業涉及多起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符合本院《關于資金鏈斷裂引發企業債務重大案件的集中管轄問題的通知》（浙高法[2008]289號）規定，相關人民法院可以根據該通知申請集中管轄。

二、訴訟主體 第四條 持有借據等債權憑證的當事人推定為債權人，具有原告主體資格。

被告對原告主體資格提出異議，并提供證據足以證明債權憑證的持有人并非債權人或者債權受讓人的，可以裁定駁回起訴。

第五條 借據上署名的借款人推定為債務人，具有被告主體資格。

原告在起訴時應有明確的被告，被告不明確的，不予受理，已經受理的，應當裁定駁回起訴。

在案件審理過程中，發現有行為人虛構借款人或者以已注銷的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名義借貸等被告不適格情形的，法院應告知原告變更被告，原告拒不變更或者無法變更的，可以裁定駁回起訴。如查明被告屬被借名、冒名且無過錯的，應當判決駁回訴訟請求。

第六條 出借人兩人以上的共同債權，僅一個或者部分出借人對借款人提起訴訟的，法院應當追加其他出借人為共同原告，但明確表示放棄向借款人主張權利的其他出借人除外。放棄債權的其他出借人對借款人另行提起訴訟的，不予受理，已經受理的，裁定駁回起訴。

第七條 在連帶責任保證中，出借人僅起訴借款人或者僅起訴保證人的，法院不主動追加保證人或者借款人為共同被告。被訴保證人主張借款人參加訴訟的，經法院釋明后，出借人仍不申請追加借款人為共同被告的，法院可僅就保證之訴進行審理。

第八條 以夫妻一方名義向他人借貸，訴訟時夫妻關系仍然存續，債權人未將配偶列為共同被告的，法院不宜主動通知借款人的配偶參加訴訟，但配偶申請參加訴訟或者案件涉嫌虛假訴訟的除外。

借貸行為發生于夫妻關系存續期間，訴訟時出借人或者借款人一方已經離婚的，原告或者被告可以申請追加其原配偶為共同被告。

三、成立、生效、效力

第九條 借貸雙方通過簽訂借款合同、出具借條、欠條、發送手機短信、電子郵件等以書面、口頭或者其他方式達成借貸合意的，借貸合同成立。

第十條 依法成立的民間借貸合同，自款項實際交付借款人或者借款人指定、認可的接收人時生效。第十一條 民間借貸的合同效力按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條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二）》（法釋[2009]5號）第十四條的規定認定。

自然人與非金融企業之間的借貸中，企業將借貸資金用于合法生產經營活動，不構成集資詐騙、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等金融犯罪活動的，不宜認定借貸合同無效。

第十二條 民間借貸被認定無效后，借款人應當返還出借人借款本金。無過錯的出借人要求借款人賠償資金占用期間的損失的，法院可參照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同期同檔次貸款基準利率予以支持。

第十三條 保證合同是借貸合同的從合同。主合同借款人涉嫌犯罪并不必然導致保證合同無效，保證人以主合同借款人涉嫌犯罪為由主張不承擔保證責任的，法院在依法認定主合同效力的前提下，確認保證人的責任。

保證合同無效時，法院應當根據出借人、借款人和保證人的過錯，由其各自承擔返還價款、賠償損失等相應民事責任。借貸合同有效而保證合同無效，或者因借貸合同無效導致保證合同無效時，法院應當分別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0]44號）第七條、第八條確定當事人民事責任的承擔。

四、借貸事實的審查

第十四條 借據是證明雙方存在借貸合意和借貸關系實際發生的直接證據，具有較強的證明力，法院應當審慎審查借據的真實性。除非有確鑿的相反證據足以推翻借據所記載的內容，一般不輕易否定借據的證明力。

債務人對借據內容的筆跡或者簽章的真實性提出異議的，雙方當事人可以提供補充證據或者反駁證據。法院應當根據雙方提供的有效證據，結合案件的其他證據及相關情況，對借據的真實性進行綜合審查判斷。

對需要通過司法鑒定確認借據是否真實的，雙方均可以申請司法鑒定。雙方均不申請的，法院可以根據具體案情作出處理：

（一）債權人僅憑借據起訴，沒有其他證據佐證或者借據的真實性存在合理懷疑的，由債權人申請鑒定，債務人應提供筆跡比對樣本。

（二）債權人提供的借據以及其他證據材料具備一定的可信性，債務人對借據的真實性提出異議，但未提供反駁證據的，由債務人申請鑒定。

經依法釋明，債權人或債務人不申請鑒定或者不提供筆跡比對樣本導致案件事實無法查清的，法院應依法裁判。

司法鑒定的申請應向符合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司法鑒定管理問題的決定》和《浙江省司法鑒定管理條例》所規定的具有鑒定資質的司法鑒定機構和司法鑒定人提起。鑒定費用由申請人預交，最終負擔按照國務院《訴訟費用交納辦法》(國務院令第481號)第二十九條的規定確定。

第十五條 債權人僅提供款項交付憑證，未提供借貸合意憑證，債務人提出雙方不存在借貸關系或者其他關系抗辯的，債權人應當就雙方存在借貸合意提供進一步證據。

對能夠查明雙方存在借貸關系的，按照民間借貸糾紛審理；查明債務屬其他法律關系引起的，法院應向當事人釋明，由債權人變更訴訟請求和理由后，按其他法律關系審理，債權人堅持不予變更的，判決駁回訴訟請求。判決駁回訴訟請求后，債權人可按其他法律關系另行起訴。第十六條 債權人應當對借貸金額、期限、利率以及款項的交付等借貸合意、借貸事實的發生承擔證明責任。債務人提出抗辯的，應當提供反駁證據證明。

債務人主張借款本金、利息等債務已經歸還或者部分歸還的，應當承擔證明責任，不能提供證據或者舉證不足，對其主張不予支持。

第十七條 對 于現金交付的借貸，債權人僅憑借據起訴而未提供付款憑證，債務人對款項交付提出合理異議的，法院可以要求出借人本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有關經辦人員到 庭，陳述款項現金交付的原因、時間、地點、款項來源、用途等具體事實和經過，并接受對方當事人和法庭的詢問。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庭的，應承擔相應后果。

法 院應當根據現金交付的金額大小、出借人的支付能力、當地或者當事人之間的交易方式、交易習慣以及借貸雙方的親疏關系等諸因素，結合當事人本人的陳述和庭審 言辭辯論情況以及提供的其他間接證據，依據民事訴訟高度蓋然性的證明標準，運用邏輯推理、日常生活常理等，綜合審查判斷借貸事實是否真實發生。必要時，法 院可以依職權進行調查取證。對金額較小的現金交付，出借人作出合理解釋的，一般視為債權人已經完成行為意義上的證明責任，可以認定借貸事實存在。對于金額大小的界定，鑒于本省各地經濟發展狀況、出借人個體經濟能力存在差異，可由法官根據個案具體情況裁量。

第十八條 法 院為查明案件事實，可以視案情需要，依據職權進行調查或者要求借款人就部分事實進行舉證。案件事實真偽不明的，債權人應當就借貸雙方存在借貸合意、款項交 付等法律要件事實等承擔結果意義上的證明責任。債務人就其抗辯主張的債權受妨害或者受制約、債權已經消滅或者部分消滅的事實承擔結果意義上的證明責任。

第十九條 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因日常生活需要所負的債務，應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

日常生活需要是指夫妻雙方及其共同生活的未成年子女在日常生活中的必要事項，包括日用品購買、醫療服務、子女教育、日常文化消費等。

夫妻一方超出日常生活需要范圍負債的，應認定為個人債務，但下列情形除外：

（一）出借人能夠證明負債所得的財產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經營所需的；

（二）夫妻另一方事后對債務予以追認的。

不屬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負債的，出借人可以援引合同法第四十九條關于表見代理的規定，要求夫妻共同承擔債務清償責任。

援引表見代理規則要求夫妻共同承擔債務清償責任的出借人，應對表見代理的構成要件承擔證明責任。

表見代理的證明責任，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當前形勢下審理民商事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法發[2009]40號）第13條的規定。

第二十條 民間借貸可以有償，也可以無償。借貸雙方對支付利息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的，根據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條的規定，視為不支付利息，但借款人自愿給付利息的除外。

借 貸雙方對借款期限內的利率有約定的，從其約定。約定的利率超過借貸行為發生時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同期同檔次貸款基準利率四倍的（以下簡稱四倍利率），超過 部分的利息，法院一般不予保護。但借款人自愿給付出借人四倍利率以上利息，且不損害國家、社會共同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權益的，法院可不予干預。第二十一條 借據載明的借款金額，一般認定為本金。利息已經預先在本金中扣除的，本金應當按照實際出借的金額認定。

有證據證明債權人出示的借據系雙方對前期借款本金和利息進行滾動結算后重新出具，計算復利的，折算后的實際利率沒有超出四倍利率的，借據確認的欠款金額可以認定為本金；折算后的實際利率超出四倍利率，超出部分的利息應當從本金中扣減。

第二十二條 借貸雙方對逾期利率有約定，從其約定。超出四倍利率的，超出部分的利息，法院一般不予保護。

逾期利率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的，法院可以區分不同情況處理：

（一）僅約定借期內的利率，沒有約定逾期利率的，出借人參照約定的利率或者根據《中國人民銀行關于人民幣貸款利率有關問題的通知》（銀發[2003]251號）第三條關于罰息利率的規定，以約定利率再上浮30%－50%的利率，向借款人主張逾期還款利息的，可以予以支持，但均以不超出四倍利率為限；

（二）既未約定借期內的利率，也未約定逾期利率的，出借人參照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同期同檔次貸款基準利率，向借款人主張自借款逾期之日起或者自權利主張之日起的利息損失的，應當予以支持。

第二十三條 借貸雙方對逾期還款的責任既約定了逾期利率，又約定了違約金的，出借人可以選擇主張逾期利息或者違約金，但均以不超過四倍利率為限。

出借人同時主張逾期利息和違約金，折算后的實際利率沒有超出四倍利率的，法院可以予以支持。

第二十四條 借貸雙方約定的違約金超出四倍利率的，法院應當對超出部分予以減少，但債務人明確表示自愿給付的除外。

前款規定，對缺席審理的債務人同樣適用。

第二十五條 債 務人的給付不足以清償其對同一債權人所負的數筆借貸債務的，應當優先抵充已到期的債務；幾項債務均到期的，優先抵充對債權人缺乏擔保或者擔保數額最少的債 務；擔保數額相同的，優先抵充債務負擔較重的債務；負擔相同的，按照債務到期的先后順序抵充；到期時間相同的，按比例抵充。但是，債權人與債務人對清償的 債務或者清償抵充順序有約定的除外。債務人除借款本金之外還應當支付利息和費用，當其給付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時，并且當事人沒有約定的，法院應當按照下列順序抵充：

（一）實現債權的有關費用；

（二）利息或者違約金；

（三）借款本金。

債權人主動放棄前述償債順序利益的，法院應當予以尊重。

第二十六條 債務履行完畢后，借款人以利息或者違約金超過司法保護幅度為由，起訴請求出借人返還其已支付的利息或者違約金的，一般不予支持。

第二十七條 因借貸外幣、臺幣、港幣、澳元等發生糾紛，出借人要求以同類貨幣償還的，可以予以準許。因匯率變動給出借人造成損失，出借人主張逾期還款的匯率差價損失的，應當予以支持。

借款人確無同類貨幣的，有約定借款期限的，可參照借款期限屆滿之日國家外匯管理局對外公布的基準匯率折合人民幣償還；沒有約定借款期限的，可參照出借人主張借款償還之日國家外匯管理局對外公布的基準匯率折合人民幣償還。

五、涉嫌虛假訴訟的審理

第二十八條 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應根據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在民事審判中防范和查處虛假訴訟案件的若干意見》（浙高法[2008]362號）的規定，謹慎審查民間借貸糾紛案件，防范和查處虛假訴訟，維護司法權威，促進誠信訴訟。

第二十九條 法院在審理中發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嚴格審查借貸發生的原因、時間、地點、款項來源、交付方式、款項去向以及借貸雙方的經濟狀況等事實：

（一）原告是其他多起或者重大債權債務關系中的債務人；

（二）原告起訴的借貸事實或者理由不符合常理，沒有借據或者借據存在偽造可能；

（三）被告在一定期間反復涉及民間借貸糾紛訴訟；

（四）當事人雙方存在近親屬等特殊密切關系；

（五）當事人一方或者雙方未到庭參加訴訟，委托代理人對借貸事實經過陳述不清或者矛盾；

（六）當事人雙方對借貸事實沒有爭議或者不存在實質性的訴辯對抗；

（七）其他債權人或者借款人的配偶等案外人提出異議；

（八）債權人輕易放棄權利，與債務人達成調解協議；

（九）其他異常情形。

第三十條 對涉嫌虛假訴訟的案件，法院可以采取下列措施予以防范：

（一）傳喚出借人、借款人本人或者相關經辦人員到庭陳述，并告知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庭的不利法律后果；

（二）要求當事人進一步提交其他相關證據，包括申請證人出庭作證；

（三）告知相關利害關系人，并依據利害關系人的申請或者依職權通知其參加訴訟。其他債權人參加訴訟的，列為第三人；配偶參加訴訟的，列為共同原告或者共同被告；

（四）依職權進行調查取證；

（五）依法可以采取的其他措施。第三十一條 涉嫌虛假訴訟的案件，法院一般宜適用普通程序審理。

對當事人一方或者雙方涉及多起民間借貸的關聯案件可以交由同一合議庭審理。

對關聯案件合并審理的，在審理過程中應當對不同的債權人采取和證人一樣的隔離原則，由不同的債權人分別單獨到庭陳述相關事實，并接受法庭詢問。

第三十二條 經審查確認屬于虛假訴訟的民間借貸糾紛案件，尚未作出裁判的，依法裁定駁回起訴；已經作出生效裁判文書的，法院應當依照審判監督程序，撤銷生效民事判決書或者民事調解書，并裁定駁回起訴。

對有虛假訴訟嫌疑的案件，當事人申請撤訴的，法院可以予以準許；經審查確認屬于虛假訴訟的案件，當事人申請撤訴的，法院不予準許。

六、其他

第三十三條 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審理應貫徹“調解優先、調判結合”原則，按照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浙江省司法廳《關于進一步加強訴調銜接機制建設的若干規定（試行）》（浙高法發[2009]8號）的要求，引導當事人申請人民調解組織調解，或者委托、邀請人民調解組織等組織和人員進行調解。

第三十四條 對集中管轄、破產重組等涉及當地社會穩定和金融安全的系列民間借貸糾紛案件，在利率保護幅度上應注意裁判尺度的統一，必要時可聽取當地政府和金融監管部門的意見。

第三十五條 當事人主張的下列借貸，不予保護，依法判決駁回訴訟請求：

（一）因非法同居、不正當兩性關系等行為產生“青春損失費”、“分手費”等有損社會公序良俗的情感債務轉化的借貸。

（二）具有撫養、贍養義務關系的父母子女等直系親屬之間發生的有違家庭倫理道德和社會公序良俗的借貸。

第三十六條 法院應當嚴格審查民間借貸的被告是否確屬下落不明，并分別采取以下措施，避免訴訟的遲延：

（一）可以向被告親屬等有密切關系的人闡明利害關系或者要求原告提供被告的其他聯系方式或線索，盡可能通知被告應訴；

（二）向下落不明的被告送達訴訟文書的，按照本院《關于民商事案件訴訟文書送達問題的若干規定（試行）》（浙高法[2009]129號）的規定處理。涉及以公告方式送達起訴狀副本、舉證通知書、開庭傳票等訴訟文書的，舉證通知書中應當載明依法指定的舉證期限；

（三）經合法傳喚后，被告仍不到庭應訴的，法院依法缺席審理，依照法定審理程序全面、客觀地審核證據，并依法作出裁判。缺席被告未提出抗辯和提供證據的，不影響法院對到庭當事人提交的證據依法進行審查以及必要時的依法調查。

第三十七條 法院在審理中，發現借貸行為涉嫌非法集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販毒、洗錢等犯罪，或者當事人一方主張涉嫌犯罪，要求移送的，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法釋[1998]7號）第十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的規定，根據具體情況分別處理：

（一）案件存在明顯的犯罪嫌疑，可以全案移送的，裁定駁回起訴，退還案件受理費，將有關材料移送公安機關或者檢察機關；

（二）當事人一方主張涉嫌犯罪，但沒有提供證據證明或者其他當事人雖有犯罪嫌疑但與民間借貸糾紛案件沒有必然關聯或者不屬同一法律關系，案件繼續審理，但有關犯罪嫌疑的線索、材料可以移送公安機關或者檢察機關查處；

（三）案件的審理，必須以刑事案件的偵查、審理結果為前提的，裁定中止訴訟。中止訴訟后，沒有特殊情況，在十二個月內，刑事案件仍不能偵查終結的，可以根據具體情況恢復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審理。

裁 定駁回起訴后，公安機關或者檢察機關接到法院移送的涉案材料或者相關當事人的報案后不予立案偵查，或者立案偵查后又撤銷案件，以及刑事案件起訴后法院審理 認為不構成犯罪而宣告無罪的，出借人再行提起民事訴訟的，法院應當受理，并根據審理認定的案件事實，依法作出民事裁判。

法院應當慎用裁定駁回起訴和中止訴訟。

第三十八條 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審理，應適用合同法、物權法、擔保法和民法通則等法律規定。法律、法規沒有規定或規定不明確的，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法<民>[1991]21號）等司法解釋的規定。

七、附則

第三十九條 本指導意見自下發之日起施行，如具體內容與新頒布實施的法律、行政法規和司法解釋不一致的，以新頒布的法律、行政法規和司法解釋為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