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最高法院關于民間借貸的審判報告(2012)

最高法院關于民間借貸的審判報告（2012）

齊精智律師

前言：本文節選于《建立和完善我國民間借貸法律規制的報告》，由調研課題組組長：杜萬華；最高法院民一庭庭長編著。轉載于 《民事審判指導與參考》2012年第1輯（總第49輯），《人民司法?應用》2012年第9期，《公檢法辦案指南》2012年第8輯。

第五部分 完善民間借貸法律規制的具體建議

在目前民間借貸市場發展泛濫無序的情況下，要根據不同形式的民間借貸活動，清晰界定其風險性質．本著“區別對待、分類指導、疏堵并舉、促進規范、打擊犯罪”的指導思想，保護合法借貸行為、依法支持金融創新，制裁非法借貸行為、甄別各種合法形式掩蓋的非法金融活動，從而維護金融安全和社會穩定。具體的法律規制內容可以考慮以下幾方面：

一、關于民間借貸的合法性問題

對于實踐中爭議較大的非法轉貸牟利、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非法集資等罪與非罪的界限，“手拉手調解”損害第三方利益的虛假訴訟，出借人、借款人相對集中涉及“地下錢莊”等職業放貸人的違法行為，以及賭債等非法、虛假債務的鑒別等合法性認定問題，應當通過法律規范的進一步明確細化，對借貸關系合法真實性審查力度的進一步加大進行界定，從而有效甄別、嚴厲打擊虛假訴訟和“問題借貸”。

一是注意查明出借人與借款人的關系、借貸雙方是否相識、彼此親密程度等情況，排除存在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的情況，是否有當事人為隱匿財產、逃避債務，故意與親屬串通的假借貸。

二是嚴格審查出借人的目的、借款人的目的及用途，且不能僅限于出借人承認與否，而應結合案件其他情況綜合認定，如出借方明知對方借款用于賭博、嫖娼、走私、吸毒等違法犯罪活動仍出借，該債權非但得不到保護，還應將犯罪嫌疑人移送公安機關或相關部門處理。

三是注意審查借款人的相應借款能力、資金往來情況、借貸款項在會計賬簿上記載的依據等證據，以審核借貸關系的真實性。巨額資金往來通常通過銀行流轉，借入資金作為公司債務的，借貸款項應在賬簿或銀行資金往來上有所體現。

四是加強對借據形成過程、利息計算標準及出借人資金來源的審查。在加大審查為度的基礎上，民間借貸的合法性可以結合其他證據綜合判斷：從資金來源看，合法借貸一般以自有資金或其他合法渠道獲取的資金出借，非法借貸資金往往來源于國外熱錢、非法集資、非法吸儲或犯罪所得。從借貸形式來看，合法借貸大多表現為一對一、一對多，而多對一的借貸可能涉嫌非法集資或非法吸儲。從借款用途看，合法借貸一般用于生活需求或生產經營急需，非法借貸的目的多為將資金據為已有、非法牟利。從償還方式看，合法借貸一般以貨幣形式償還，非法集資則借助實物或權利證券進行利益返還。

我們認為，下列民間借貸行為無效：

1．以“標會”等形式向不特定多數人非法集資的，在沒有明確法律約束的情況下，不宜予以支持，其合法化問題可以借鑒我國臺灣地區“民法債編”中關于合會的相關規定處理；

2．以向他人出借資金牟利為業的“地下錢莊”，非法投資融資的； 3．其他違反法律、法規強制性規定的借貸行為。

對于下列非金融企業開展的借貸行為應予保護：

1．依照公司法等法律規定的條件和程序募集資金的；

2．為企業生產經營需要向特定的自然人進行的臨時性小額借款；

3．企業非以獲取高額利息為目的，臨時向自然人提供的小額借款。

對于未經社會公開宣傳，在單位職工或者親友內部針對特定對象籌集資金的，一般可以不作為非法集資；資金主要用于生存經營及相關活動，行為人有還款意愿，能夠及時清退集資款項，情節輕微，社會危害不大的，可以免于刑事處罰或者不作為犯罪處理。對于罪與非罪界限一時難以劃清的案件，要從有利于促進企業生存發展、有利于保障員工生計、有利于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高度，依法妥善處理，特別對于涉及中小企業法定代表人、技術人員因政策界限不明而實施的輕微違法犯罪，更要依法慎重處理。

下列情形應當注意嚴格審查：

1．原告提供格式化借款合同的（格式借款合同多為金融部門使用，在民間借貸過程中非常少見，也不符合民間借款的習慣做法，以此作為唯一證據起訴的，法官應當慎重處理，嚴格審查借貸關系的合法性，甄別是否涉及“地下錢莊”等非法行為）；

2．原告提供的借據除簽名外，均為出借方填寫；

3．借款人僅起訴擔保人不起訴主債務人的（有串通損害擔保人利益之嫌，還債主體不是債務人單方的同樣應嚴格審查）；

4．原、被告共同到庭請求立案調解、速裁（有串通損害第三方利益之嫌）；

5．被告涉及離婚、分家析產、繼承、房屋買賣、房屋權屬糾紛；

6．被告為資不抵債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

7．被告為改制中的國有、集體企業；

8．申請保全的不動產在拆遷區劃范圍內(第(5)~(8)項應注意查明是否損害第三方利益）；

9．原告或被告在他案中曾有虛假訴訟、惡意訴訟的。

二、關于訴訟主體的認定問題

借據中明確的出借人為債權人，沒有明確出借人的，持有借據等債權憑證的當事人推定為債權人，具有原告主體資格。被告對原告主體資格提出異議，并提供證據足以證明債權憑證的持有人并非債權人或者債權受讓人的，可以裁定駁回起訴。借據上署名的借款人推定為債務人，具有被告主體資格。在案件審理過程中，發現有行為人虛構借款人或者以已注銷的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名義借貸等被告不適格情形的，法院應告知原告變更被告，原告拒不變更或無法變更的，可以裁定駁回起訴。如查明被告屬被借名、冒名且無過錯的，應當判決駁回訴訟請求。

經依法批準開展借貸業務的小額貸款公司、農民資金互助組織等具有一定金融性質的非金融企業，在批準的范圍內簽訂的借貸合同認定有效。典當企業依據《典當管理辦法》簽訂的設定質押、抵押擔保的典當合同，應認定為借貸合同性質。以建筑工程項目工程部、不具有法人資格的企業分支機構名義出具借據的，應強化對證據的綜合分析，防止非法利益合法化。與身份不符的資金來源要嚴格審查，實踐中一部分非銀行信貸機構如擔保公司，為了規避經營范圍的限制，以法定代表人或職工個人名義對外放貸，應予規制。

1．關于企業間借貸關系的認定。我們認為，可以在堅持資金自有性的基礎上有條件的放開，即企業將自有資金出借給其他企業幫助其解決生產經營所急需資金的，認定為有效，孳息按照銀行同期同類貸款基準利率計算。企業將從金融機構獲取的信貸資金出借給其他企業以及存在其他違反國家金融監管法律法規的，未經依法批準從事借貸活動的投資公司、擔保公司等非金融企業簽訂的借貸合同，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聯營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第四條第二項的有關規定認定為無效。企業之間簽訂買賣合同，約定“買方”向“賣方”交付“貨款”，合同履行期限屆滿后再由“賣方”向“買方”購回統一標的物，分別依照上述規定處理。

2．關于夫妻債務的認定。婚姻關系存續期間，以夫妻一方名義向他人借貸，債權人未將配偶列為共同被告的，法院應通知債務人配偶參加訴訟，以利于查明事實。借貸行為發生于婚姻關系存續期間，訴訟時已經離婚的，原告可以申請追加其原配偶為共同被告。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借貸用于家庭日常生活的，應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超出日常生活需要范圍的，認定為個人債務，但下列情形除外：(1)債權人能夠證明負債所得的財產用于象庭共同生活、經營所需的；(2)夫妻另一方事后對債務予以追認的。

一個值得關注的新情況是，在民間借貸泛濫高發的時期，產業資本向金融資本轉化趨勢更加明顯。除了雄厚的民間游資，有資金富余的上市公司也開始把資金投向民間借貸業務，有的貸款收益甚至超過主業。有學者建議采用民商分立的思路，將民間借貸區分為生活性借貸與生產經營性借貸，凡進行工商登記的主體所為借貸皆為生產經營性借貸，特定主體可舉證否定。在企業與企業間的借貸定性上，屬于商事借貸，在無效與有效之間，企業間借貸合同的效力附有條件，即企業間所達成的合同應登記公示方可生效，由此平衡國家、企業與投資者等各方利益。有的法院建議在審查是否夫妻共同債務時從以下四點把握：一是審查夫妻有無共同舉債的合意；二是審查夫妻是否分享了債務所帶來的利益；三是對債權人和舉債一方設定嚴格舉證責任；四要主動審查債權人與舉債債務人的關泵、債務形成時夫妻關系現狀、借款用途等，如果經審查能夠確認是夫妻共同合意形成并且確實用于共同生產、生活的債務，應當由夫妻共同償還，反之，則由個人償還。

三、關于借貸證據的認定問題

民間借貸具有當事人較少、法律關系簡單、證據單

一、法律關系中一般不涉及第三人等特點，其主要證據就是借據，正因如此，實踐中通過虛構債務，經訴訟程序達到規避法律、逃避債務目的從而損害國家、集體以及他人合法權益的情況時有發生。在民間借貸亂象叢生的情況下，我們尤其要注意不能機械適用證據規則，對民間借貸案件的全部證據，應從各證據與案件事實的關聯度、證據間的互相印證等進行綜合判斷，不能片面認定證據或根據個人主觀臆斷取舍證據。對于僅有借據而再無其他證據印證的情況下，一般不宜認定存在借貸關系。較大金額以上的民間借貸關系，應當結合借據、銀行資金往來的交付證據、企業會計記錄等材料予以綜合認定。

1．借據的認定。就借據的審查而言，應把握借貸關系實踐合同的性質，全面細致了解和調查借據的形成過程、借款原因和借款目的、債權人資全的具體來源、借款與還款的時間等，加強對借據記載內容真實性和合法性的審查。債務人對借據內容的筆跡或簽章的真實性提出異議的，雙方當事人可以提供補充證據或者反駁證據，法院應當根據雙方提供的有效證據，結合案件的其他證據及相關情況，對借據的真實性進行綜合審查判斷。

當事人之間對因買賣、承攬、股權轉讓等其他法律關系產生的債務，經結算后，債務人以書面借據形式對債務予以確認，債權人據此提起訴訟，而債務人或擔保人對基礎法律關系的效力和履行事實提出抗辯并有證據證明糾紛確因其他法律關系引起的，原則上按照基礎法律關系審理，但借據仍可以作為基礎合同履行的重要證據。對于審判實踐中的一些“特殊”借據的認定問題，譬如，銀行匯賬或轉賬清單上雖然有匯出數額、收款人姓名，但并不能證明此筆款項正是被告向原告所借款項；借據中出現特殊語言或出現歧義，如故意寫錯名字、將“玖”寫成“玫”，或是對“還”字的理解，則應按通常的理解和現實的交易習慣予以綜合認定，這里更多的不是靠法律的規定，而是依賴于法官的社會知識和審判經驗，才能由表及里、去偽存真。

2．本金的認定。審查借據本金數額的真實性應綜合全案證據和事實進行分析判斷，包括：借據的記載內容是否依當地民間借貸市場的普遍習慣；債權人能否合理說明借款發生的具體情況；陳述內容是否存在矛盾；債權人是否曾有類似交易前例；庭審言辭辯論的情況是否導致對債權人陳述的合理懷疑等。債權人主張現金交付、有借據沒有交付證明的，應提供履行合同交付義務的證明，法官要嚴格審查債權人自身的經濟狀況，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的關系，交易習慣及相關證人證言等綜合判斷當事人的主張能否成立，加強測謊等技術輔助手段的應用。對于當事人主張現金交付的事實以及主張對方提供了非法證據等情形，法院應當擴大依職權調查的范圍，特別是大額的現金交付一來不符合日常習慣，二來有逃避金融監管之嫌，對此應當嚴格把關。

四、關于舉證責任的分擔問題

借貸合同的訂立和款項交付是兩項不同的事實，債權人對于自己主張的這丙項事實均應承擔相應的舉證責任。原則上，債權人應當對借貸合意、借貸金額、期限、利率以及款項交付等承擔證明責任，債務人主張借款本金、利息等債務已經歸還或部分歸還的，應當承擔證明責任。民間借貸案情復雜，法官應根據具體案情靈活分擔舉證責任。

1．對債權人能證明給付事實但不能提供借款協議，雙方對借貸關系存在爭議的，債權人應當就雙方存在借貸關系進一步提供證據。對能夠查明雙方存在借貸關系的，按照民間借貸糾紛審理；查明債務屬于其他法律關系引起的，法院應向當事人釋明，由債權人變更訴訟請求和理由后，按其他法律關系審理，債權人堅持不予變更的，判決駁回訴訟請求。

2．對債權人能提供借款協議但無法證明給付事實的，將舉證責任分配給主張協議已實際履行的債權人；對債權人能證明給付事實，也能提供借款協議，但債務人對借款協議或簽名的真偽提出異議的，將申請鑒定的舉證責任分配給主張協議虛假的債務人；對借款屬于債務人個人債務還是夫妻共同債務不明的，將借款用于夫妻日常共同生活或經營的舉證責任分配給債權人。債權人以借據主張債權，債務人抗辯稱借據載明的借款金額包含利息或僅為利息，且提供的證據足以使法官對借據載明的本金數額產生合理懷疑的，可以確定由債權人就借據本金數額的真實性承擔舉證責任。

3．對需要通過司法鑒定確認借據是否真實的，雙方均可申請鑒定，雙方均不申請的，法院可根據具體案情作出處理：如果債權人僅憑借據起訴，沒有其他證據佐證或者借據的真實性存在合理懷疑的，由債權人申請鑒定，債務人應提供筆跡比對樣本。如果債權人提供的借據以及其他證據材料具備一定的可信性，債務人對借據的真實性提出異議，但未提供反駁依據的，由債務人申請鑒定。經依法釋明，債權人或債務人不申請鑒定或不提供筆跡比對樣本導致案件事實無法查清的，法院依法裁判。

五、關于借貸利息的認定問題

對于借貸利息的認定，我們認為，無論以何種形式表現，借貸本金所有的借朔收益和逾期收益，均應當以銀行同期同類貸款基準利率4倍為限。超出部分或沖抵本金，或不予保護，應把握此限進行計算和重新調整。有觀點認為，民間借貸的利率規定應當吸納民商分立的精神：民事借貸的保護重心在于債務人，消費借貸者為現代社會的弱者，應保護其基本生活不受借貸影響，因此對民事借貸，現行利率上限過高，調整為銀行同期貸款利率的兩倍，并注重合同締結過程的主觀狀態，對欺詐、脅迫、乘人之危等意思瑕疵原因持擴大解釋立場；商事借貸的保護重心在于雙方利益的平衡，從而債務人須承受較重的利息約定與追償責任，因而對商事借貸，同期貸款利率4倍上限作為商業社會“習慣法”可堅持。上述觀點具有一定合理性，孰利率問題而言，如果國家制定出臺類似《放貸人條例》這樣的民間借貸專門法，可以考慮采取商事借貸與民事借貸分立的思路，以同期貸款利率4倍上限作為商事借貸利率上限，同時，適當降低純民事借貸利率上限，可降低至同期貸款利率2倍；如果國家不單獨制定民間借貸專門法，只是出臺一些司法解釋進行操作細化，則應繼續堅持同期貸款利率4倍上限的“習慣法”調整民間借貸行為。

1．借期利息。借款合同約定應當支付利息，未約定利率或約定不明的，按照銀行同期同類貸款基準利率計算利息；已償還部分超過4倍利率的，根據債務人的主張，沖抵本金；還款時約定不明的，優先沖抵利息。有證據證明債權人出示的借據系雙方對前期借款本金和利息進行滾動結算后重新出具，計算復利的，折算后的實際利率沒有超出4倍利率的，超出部分的利息應當抵扣本金。

民間借貸被認定無效后，債務人應當返還債權人借款本金，無過錯的債權人要求債務人賠償資金占用期間損失的，可參照人民銀行同期同類貸款基準利率予以支持。

2．逾期利息。逾期利率有約定的從其約定，超出4倍基準利率的不予保護；逾期利率沒有約定或約定不明的，區分下列不同情況處理：如果僅約定借期利率未約定逾期利率的，債權人參照約定利率或根據人民銀行關于罰息利率的規定，以約定利率上浮30%~50e70的利率，主張逾期還款利息的，可以支持，但均以不超出4倍利率為限。如果既未約定借期利率也未約定逾期利率的，債權人參照人民銀行同期同類貸款基準利率主張自借款逾期之日起或者自權利主張之日起的利息損失的，應當予以支持。

3．違約金。既約定逾期利率又約定違約金的，債權人可以選擇圭張逾期利息或違約金，但均以不超過4倍利率為限；債權人同時主張逾期利息和違約金，折算后的實際利率沒有超出4倍利率的，均可以支持。

六、關于借貸擔保的認定問題

典當企業出借款項未依法設定抵押或質押的，性質上屬于違法。《典當管理辦法》規定典當企業“不得從事信用貸款”等違法金融活動，否則借貸合同無效，但因抵押登記機構、城市建設規劃調整等非因當事人過錯原因的除外。債務人僅向典當企業提供保證擔保的，借貸合同和保證合同均認定為無效。實踐中，擔保公司超出經營范圍的限制，擅自兼營放貸業務，在審查借貸合同及保證合同時，尤其需要嚴格，發現此類情況不予支持，并向中小企業局及時通報，加強監管。保證合同是借貸合同的從合同，主合同債務人涉嫌犯罪并不必然導致保合同無效，保證人以主合同債務人涉嫌犯罪為由主張不承擔保證責任的，在依法認定主合同效力的前提下，確認保證人的責任。

七、關于訴訟管轄和時效的問題

1．管轄。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如何確定借款合同履行地問題的批復》（法復[1993] 10號），債權人住所地為合同義務履行地，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被告下落不明的，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其財產所在地法院管轄。有關企業涉及多起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相關法院可向上級法院申請集中管轄。

2．時效。時效其間的起算點有兩種：一是從借貸合同規定的償還本金及利息的期限起算；另一種是沒有約定清償債務期限的，則應從債權人主張權利時起算。我們認為，借據上沒有注明還款時間的，在債權人沒有要求債務人還款及債務人沒有承諾還款之前，均不受兩年訴訟時效限制。在訴訟時效認定方面，不應輕易認定超過訴訟時效，如果有一定的證據證明時效中斷，應認定時效中斷。

八、關于民刑交叉的問題

案件審理過程中，雙方或一方當事人以案件涉嫌集資詐騙或者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犯罪為由提出抗辯，法院經審查認為抗辯理由不足或缺乏依據，而當事人堅持抗辯主張的，應告知當事人向偵查機關報案；偵查機關立案受理的，法院應栽定駁回民事案件的起訴并將案件移動偵查機關；偵查機關不予立案的，案件繼續審理。法院在審理過程中發現案件涉嫌集資詐騙或者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犯罪的，應當向偵查機關移送案件，偵查機關立案的，應裁定駁回民事案件的起訴；偵查機關不予立案的，案件繼續審理。案件審結后發現涉嫌犯罪且公安機關已經立案偵查的，應中止執行，等待刑事犯罪案件偵查與追贓結果。破產企業存在非法集資行為的，對該部分移送有關機關處理，最終認定的非法集資金額，在進入破產財產分配階段時列人第三順序清償。

在借款方已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或集資詐騙等罪的情況下，其與自然人訂立的借款合同是否有效，實踐中，有些法院傾向于認定借款合同無效，認為借款人已構成了犯罪，合同不可能有效。但我們認為，在此類借貸合同糾紛中，違反強制性規定的僅為借款人一方，認定合同無效并不有利于相應強制性規定規范目的的實現，并且認定合同無效反而有利于犯罪的借款人，因此應當認定合同有效。

第二篇：2012015年民間借貸審判白皮書-上海高級人民法院

新聞發布會材料

2012-2016年民間借貸審判白皮書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市場經濟迅猛發展，人民收入水平日益提高，民間有了更多可供支配的閑散資金。與此同時，由于受到國家宏觀政策的調整和金融危機等全球經濟形勢轉變的雙重影響，民間資本流動日趨活躍。民間借貸作為宏觀金融體系的有益補充，隨著其市場規模與日俱增，其在緩解資金供求矛盾方面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個人創業者和不同層次中小微企業的資金需求，為市場發展提供了支持和幫助。但是，由于監管的缺位和市場主體誠信意識缺失，一些不法行為也介入其中，增加了社會不安定因素，導致法院受理的案件數快速增長。為了更好地規范市場，對民間資本的有序流通提供司法保障，長寧區人民法院結合2012年至2016年間我院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審理情況，具體分析這類案件近年來呈現的新趨勢、新特點和新問題，從防范交易風險和規范借貸行為的角度提出相關建議與思考。

一、情況特點

2015年9月1日起正式實施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民間借貸

司法解釋》”）將民間借貸糾紛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涉企業借貸糾紛，即借貸一方或雙方為法人或其他組織的借貸糾紛；另一類是自然人之間的借貸糾紛，即借貸雙方均為自然人的借貸糾紛。本文主要分析我院受理的主體為自然人之間的民間借貸糾紛，不包括自然人與法人或其他組織之間，或法人與其他組織相互之間的借貸糾紛。

（一）基本情況

1.收結案數量快速增長

2012年至2016年，我院受理的民間借貸案件總數為3405件，結案3232件，同期結案率為94.5%，具體情況如下：

圖一：2012年至2016年收結案情況圖

2.結案標的穩中有升

從訴訟標的額的分布區間來看，10萬元以下的借貸仍在民

間借貸糾紛中占主要地位，而借貸金額動輒幾十萬、幾百萬甚至上千萬元的糾紛也在逐年增多，最大金額達4000余萬元。具體分布如下：

圖二

2012年至2016年案件標的分布圖 3.結案方式以判決為主，調解難度大

由于借貸案件被告缺席率高，當事人對案件事實爭議較大等原因，導致案件調撤難度加大，判決成為主要結案方式。以2016年為例，判決方式結案案件占當年總結案數44%，撤訴案件占30%，調解案件占25%，還有1%的案件以移送或裁定駁回的方式結案。

2012年至2016年間，我院民一庭審結的民事案件總體調撤率分別為：86.7%、85.9%、87.92%、86.35%及83.46%，而同期民間借貸案件的調撤率分別為：55.6%、49.8%、50.5%、54.8%及51.7%。

圖三

案件調撤率對比圖

兩相比較，民間借貸案件的調撤率明顯低于同一時期其他民事案件的調撤率。審理中另發現，民間借貸糾紛中案件撤訴原因大多為原告需要補充證據，而非雙方和解撤訴。由于糾紛尚未得

到根本性解決，原告需再次訴訟至法院，這也成為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數量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4.被告應訴率低，公告送達占比高

民間借貸糾紛案件中，往往存在債務人因一走了之或四處躲債而下落不明的情況，給法院的送達、審理和執行帶來極大困難，不僅拖延了案件的審理進度，也為部分債權人肆意增加債權數額，虛構債務提供了便利，增加了查明案件事實的難度。我院審結的民間借貸案件中，通過公告方式送達訴狀副本等應訴材料的案件幾乎占到當年結案數量的三分之一，具體情況如下：

圖四

公告案件統計圖

（二）案件特點

以五年來我院審理的案件情況分析，民間借貸糾紛呈現出如下特點：

1.借貸主體多元，法律關系日趨復雜

傳統民間借貸大多發生在親屬、朋友、同鄉等熟人之間，以生活消費為目的的一對一借貸，法律關系較為簡單。隨著商業資本日漸發達，受資本利益追逐的心理驅動，傳統以血緣為紐帶的借貸方式已經發生深刻變化，一方向多方融資甚至第三方的參與，使民間借貸法律關系錯綜復雜。審理中，有的案件雙方當事人雖然都是自然人，但出借方系通過第三方中介機構或者信息服務平臺的“撮合”，向實際借款人出借錢款，由中介機構提供借貸合同公證、訴訟法律服務、債務催繳、房屋抵押出售等“一條龍服務”。另外還存在出借人通過線上線下搭建平臺，發布較高收益理財產品吸收公眾存款，再以更高利率出借給小微企業或個人賺取息差的情況。甚至有部分借款人到庭后表示，系爭借款系因賭博所致，在場所專門設立融資點借款以歸還賭債，通過合法形式掩蓋非法債務的現象時有顯現。

2.系列案件多發，扎堆訴訟現象頻現

五年來,我院受理的民間借貸案件中同一人在多個案件中作為原告起訴,以及同一人在多個案件中作為被告被訴的系列案件逐漸增多，個別當事人在一些案件中作為原告催討債務，同時又作為被告在其他案件中被人追債。據統計，2012年至2016年間，同一當事人以原告身份在我院起訴民間借貸糾紛出現三次以上(含三次)共有19人，其中出現次數最多的郭某某作為原告的案件數量為356件；以張某為原告的案件數量為22件；以陳

某姐弟兩人為原告的案件數量共計21件。更有個別當事人在全市多個法院作為原告提起民間借貸訴訟，追討債務。同時，由于部分債務人的財務狀況陷入危機，資金鏈斷裂，或者其行為觸犯法律被刑事處罰，無法依約定期支付利息，引發債權人恐慌心理，扎堆起訴。我院2012年至2016年間受理的同一被告涉三件以上民間借貸糾紛（含三件）共計12人。值得一提的是，案件審理過程中因發現涉及犯罪事實而移送公安機關處理的情況增長明顯。2016年全年移送公安機關處理的僅２件，而今年1-6月，因涉嫌犯罪需移送公安機關處理而裁定駁回的案件已達到6件。

3.形成專門產業，呈現職業放貸特征

近幾年，在民間借貸審判實踐中經常出現“職業放貸人”的身影。這些個人往往擁有大額資金調度能力，不僅直接出借資金，也常以公司名義向個人或是企業放貸。通常情況下，他們提供格式化的借款憑證文本，對借款期限、借款交付方式、借款利率、違約金及其他費用的約定較為全面，對于大額資金的出借，通常要求借款人提供擔保。他們的出借資金來源不限于自有資金，放貸人多戶頭轉賬，互相拆借的情況較為普遍。實踐中也發現，有部分放貸人以他人名義放貸，卻以委托代理人身份出面參加訴訟。在一些涉案標的高達數十萬乃至數百萬元的案件中，原告作為出借人卻大多為年齡不到25歲的外來人員，在本市既沒有住房，亦沒有穩定的工作和收入，明顯不具備出借能力，但出借金額往往巨大。他們出庭后亦很少發表意見，通常由律師或者委托

代理人代為發表意見，呈現出集團化、產業化趨向。

此外，有部分案件反映，黑惡勢力介入催討，嚴重擾亂社會治安。部分案件借款人到庭陳述，出借人曾通過社會人員上門催討債務，對借款人采取威逼、恐嚇、非法拘禁等手段要求借款人還款，對于借款人現金方式的還款不予出具收條，甚至強占借款人房屋，收取租金抵債。

二、審理難點

（一）實際金額認定難，出借人百般規避法定利率上限

《民間借貸司法解釋》對借款利率做出了“兩線三區”的劃分，明確年利率超過36%的約定無效，借款人可以拒絕支付，已經支付的亦可要求返還。這一規定看似可以將民間借貸利率規制在合理范圍內，維護借款人的權益。然而現實中，出借人往往利用借款人急需資金的迫切心理及法律意識淡薄的弱點，絞盡腦汁采取各種規避措施，“做”足證據，使得借款人事后要證明存在預扣利息的情況幾乎成為不可能。例如：出借人通過銀行轉賬向借款人全額交付借款卻當場取回部分現金；出借人通過表面相互獨立的其他賬戶接收還款后否認還款、仍然主張全額還款；出借人在本金交付過程中預留一定比例的現金交付金額作為預扣利息等。又如：借貸雙方定期結算，重新簽訂借款合同或出具借條、收條等書面文件，將高額利息計入本金計算復利，同時通過銀行走流水方式將證據做實；在現金交付的情況下，將大額現金堆放擺拍，并由借款人在照片上簽字確認收款或直接拍攝借款人與現金的

合影以證明其已取得了該筆現金借款，而實際并未足額交付；利用法律在民間借貸的居間服務合同管制上的“空白”，由公司及公司的關聯自然人分別扮演居間人和出借人，分別收取居間費用和借款利息，在同一筆出借資金上實際獲取高額收益。這些規避利率管制的通常手法使得相關案件中的民間借貸利率形式上雖然符合法律的規定，實際卻遠超標準。極少數案件中，具有較強法律意識的借款人及時進行了相應證據的固定、留存，法院通過該類案件的審理發現，借款人從各職業放貸人處獲得借款的成本，可能嚴重超過法律規定的利率上限。但是，多數案件中，由于證據的缺乏，法院依據證據所作的事實認定中難尋“高利貸”的身影。

審理中，部分出借人在借款人出具新的借條之后，以各種理由推脫向借款人返還原始借條，事后又以新舊借條一并訴訟要求借款人返還全款的情況也時有發生。

（二）虛假訴訟甄別難，當事人庭前做足形式證據

《民間借貸司法解釋》第十九條列舉了識別虛假訴訟的具體判斷標準，但如今虛假訴訟的當事人雙方通常都會有針對性為規避法律規定的情形進行預先準備，不僅是本人到庭確認借款事實，還能提供雙方往來的轉賬交易記錄作為交付憑證，使得虛假訴訟的識別難度大大提升。例如：離婚訴訟中，夫妻一方與關系人惡意串通，虛構與關系人的借貸事實，并偽造借款合同、借條等相關證據材料，由關系人再向法院提起民間借貸之訴，要求夫妻另一方承擔還款義務。這極有可能導致法院判決或調解支持關

系人的訴訟請求，減少了夫妻共同財產的可分份額，損害了另一方的利益。有些民間借貸糾紛是父母在子女離婚訴訟進行的同時，起訴己方子女返還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因購買房屋所借的款項，父母起訴所憑借的借條多為后補，夫妻間對訴爭款項是否為借款，性質是借貸還是贈與爭議很大，不能排除虛假訴訟的嫌疑。

還有一些非典型的虛假訴訟，在民間借貸案件審理中也較為常見。例如：原、被告雙方曾系男女朋友的情況，雙方關系惡化以后，一方起訴要求對方返還戀愛關系存續期間發生的借款。但此類案件中原告一般僅能提供轉賬憑條或債權憑證中的一種作為證據，故較難認定借貸事實。因為轉賬交付的可能是戀愛期間自愿給與對方的錢款，而借條可能是承諾給與對方的補償或分手費，因關系破裂，據此起訴以減少損失。此類案件由于牽涉到原、被告的情感糾葛，雙方情緒對立較為嚴重，較難調解。又如：出借人特地選擇借款人出售自有房屋并已著手辦理房屋交易過戶手續的節點，向法院起訴要求借款人歸還遠高于實際欠款金額的借款，并同時提出訴訟保全，查封房屋，阻礙借款人辦理過戶手續，借此向借款人施壓，同意接受出借人的調解方案，以換取盡早解除查封，減少因延遲過戶而需向買房人支付的違約金。

（三）客觀事實查清難，被告缺席審判屢見不鮮

社會經濟的發展導致人員流動性增大，人戶分離的情況頗為常見，部分借款人為躲債閉門不見或干脆搬家逃債下落不明，導致訴訟材料送達困難，借款人由于缺乏基本的訴訟常識而拒收訴

訟材料或消極應訴的情況亦不鮮見。當事人不到庭應訴參加法庭審理，不參與質證及提供自己的辯解意見，成為法院查明事實的障礙，給人民法院認定事實帶來很大困難。“不得拒絕裁判”的職責使命，使得法院只能依據在案單方陳訴及證據作出判決，部分債權人的不誠信陳述，與客觀事實存在差距，導致生效案件因新證據出現而發生變動，影響審判的穩定性和嚴肅性。

（四）法律適用統一難，裁判結果不一影響司法權威 1.夫妻共同債務認定

審判實踐中，如果借貸事實發生在借款人及其配偶夫妻關系存續期間，且配偶一方無法提供證據證明該借款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經營的，通常會被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雖然也有認定為個人債務的例外情形，但對于配偶一方的舉證能力有較高的要求。社會上一度對于《婚姻法司法解釋

（二）》第24條規定的實施情況提出質疑，那些“被負債”的配偶們甚至形成了“反24條聯盟”。但是，如果僅憑借款金額大小來認定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并據此要求出借人舉證證明配偶一方知曉借款事實或借款已實際用于借款人夫妻共同生活，又顯得太隨意，畢竟每個借款人的經濟狀況大相徑庭，苛求出借人在出借每筆大額款項時均要確認借款人配偶的意愿也違背民間借貸靈活便捷的特點，不盡合理。由于目前在夫妻共同債務的認定上缺乏統一的裁判尺度，法官根據個人經驗行使自由裁量權而作出的裁判結果往往會存在差異，難免出現類案不同判的情況，容易使民眾認為法院裁判標

準不統一，影響了司法公信力。

2.借款利率的認定

《民間借貸司法解釋》第26條將民間借貸利率標準劃分成三個區域，其中年利率介于24%-36%之間的屬于自然履行區域，該部分利率債權有保持力無執行力，債務人可以自然履行，但出借人不得通過訴訟強制借款人履行。這一規定適用在已經結清的借貸糾紛中較為明確。但很多涉訟的借貸糾紛當事人間存在多筆借款，而借款人亦曾陸續還款，如果雙方實際約定的借款年利率高于24%，對于借款人已經歸還的錢款性質如何認定存在爭議。有觀點認為只要結算以后年利率未超過36%，就視為自然履行，認定為借款利息；也有觀點認為，既然要求法院確認，那年利率就不能超過24%，超額部分應作為本金予以抵扣。該條規定沒有區別普通民間借貸和營利性借貸（即法定代表人或公司股東以個人名義為公司經營借款）的情況，也沒有考慮借款期限對于借款利率的重要影響，促使部分借款人違背誠信原則，作出與實際情況不相符的陳述（因為付了可能會被認定為自然履行，不付就只能按最高年利率24%來執行），進一步增加了案件事實認定的難度。

三、成因分析

（一）信息不對稱，盲目投資與惡意借款造成糾紛頻發

經濟的快速發展，民間資本的迅速累積，使民間借貸成為國家金融資本管理體系的有益補充。一方面，民間資本迅猛發展，出現了民間資本大量沉淀的情況，另一方面，許多實體中小微企業發展卻處于缺乏資金借貸無門的困境。民間資本的逐利性決定了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本質，同時它的便捷性與熟人社會運行機制是民間借貸猛增發展的根本原因。然而，現行的民間借貸大多都建立在社會主體之間對信譽信賴的基礎之上，雙方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部分出借人為追求高額利息，未審核借款人的經營能力和借款用途就盲目出借，一旦債務人因決策不科學或市場環境影響導致經營失敗，就會無力償還借款本金及承諾的高額利息，最終將市場風險轉嫁給出借人。部分出借人缺乏法律意識，借款合同和錢款交付證據保存不足，只有少部分案件設定了擔保、抵押，或者僅約定了提供房屋抵押而未辦理相關的登記手續，使得約定的擔保方式落空。民間借貸資金少則數萬元多至上億元，而實體經濟的年收益率基本達不到年利率24%，實體經濟投資人如何承擔得起如此高額的利息？更有甚者，一些從事實體行業的投資人經受不住高利的誘惑，將有限的生產資金轉投到民間借貸上，有的甚至想辦法套取銀行貸款來放貸，從中賺取高額利差。實踐中，還存在著大量的惡意借款，借款人并未實際經營，而為了某些目的，通過高息來吸引資金，肆意揮霍，借新還舊、拆東墻補西墻，擾亂了借貸市場、導致訴訟案件頻發。

（二）立法不完備，民間借貸過快發展造成監管缺位

在《民間借貸司法解釋》頒布實施之前，我國有關民間借貸的法律規則散見于各類法律、法規及規范性文件中，規定的內容

也滯后于司法實踐的需要。雖然《民間借貸司法解釋》對審判實務中的事實認定、刑民交叉、民間借貸利率和利息、互聯網借貸平臺的責任等問題做了較為詳盡和明確的規定，但作為司法解釋，主要在審判實踐中發揮作用，對于規范引導民間借貸市場健康發展顯得力不從心，我們需要一部基本法律來從根本上規制民間借貸行為，進而維護金融秩序。

面對民間金融領域法律不完備甚至缺失的狀況，國家更多地將剩余立法權和剩余執法權配置給了多個行政部門的聯合執法，這些部門對審核批準的民間借貸機構的具體運行和經營活動又沒有具體的監管規范和措施，存在監管協調成本過高以及監管失靈的問題。此外，新形勢下興起的網絡借貸形式的P2P模式也同樣面臨定位和監管的問題，其設立和經營無規可循。已經形成規模化的P2P借貸平臺及職業借貸中介、借貸公司容易形成系統性風險，其危害性遠大于傳統民間借貸行為。

（三）司法不統一，證據缺失可能造成事實認定偏差

當事人的法律意識淡薄，在錢款出借時沒有留存必要的證據，導致催討困難；專業放貸人利用優勢地位做足證據，誤導法官認定偏離了客觀真實的法律事實；法律規定不明確、法官個人生活經驗的不同、證據規則的簡單適用等導致適法不統一、類案不同判的現象在民間借貸糾紛中常常存在。審判實踐中經常會出現一方的陳述合情合理但欠缺證據，另一方的陳述明顯違背社會常理卻“證據確鑿”的情況，如何通過合理分配舉證責任加強對事

實的認定和證據的把握，進而形成內心確信，實現實質意義上的公平正義，需要審理民間借貸案件的法官充分運用個人智慧、經驗來化解難題、解決糾紛。

四、對策建議

（一）完善立法，加強前端監管

由于現有的單一的司法解釋無法適應民間借貸市場專業化、職業化的發展。因此，有必要出臺專門的民間借貸法律，并逐步建成民間金融領域法律體系，對當前民間借貸進行系統性規范，進一步加強對民間借貸市場的監管，以解決民間借貸無序混亂的現狀，使其朝著更健康和良性的方向發展。同時，對原有的管制民間金融的法律法規予以修訂，重構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活動認定標準，為其陽光化發展留出法律空間。可以借鑒香港地區對民間借貸監管模式制定《放貸人條例》，采取準入登記制，核發許可牌照，明確禁止過高利率，成立行業自律組織進行專門化管理。同時，對不愿意加入“合法化”民間金融機構或個人，明確為違法，予以取締，將監管的重點轉向對資金供給方，用法律明確保障借款人或者保證人對與貸款相關的任何權利，使監管內容具體化、明確化，促進放貸行為的規范化。

（二）提升站位，堅持嚴格執法

針對當前民間借貸案件數量保持高位運行，疑難復雜情況頻發的態勢，人民法院應不斷提升工作站位，站在維護國家金融安全、經濟秩序安定的角度，認真穩妥地審理好案件。不僅要關注

案件本身的事實，還要注意分析案件發生的深層原因，深入了解和把握與案件有關的社會背景、風俗習慣、前因后果等邊際事實。“法律在最大程度上體現了對社會正義的分配，一個案件的審判，首先要最大限度追求法律正義，同時，要兼顧社會普遍正義。” 針對審判實務中的高利貸界定、虛假訴訟甄別、夫妻共同債務認定等突出問題，要通過加強審判業務指導、發布典型案例等形式確定裁判規則，及時統一裁判標準，統一法律適用。要制定審理案件的規范指引，明確案件的審理步驟與標準，統一執法。要加強對事實認定的審慎態度及對蓋然性標準運用把握的嫻熟技能；要加強對較大金額經營性借貸的審查力度，尤其應加強對出借人出資能力和交付事實的審查，嚴查與身份不符的資金來源，明確虛假陳述的法律后果，對于構成妨礙訴訟的行為作出嚴肅處理；要加強對法律規范精神的實質把握以及熟練運用誠摯解釋法律規范的科學方法，不簡單以案論案，不簡單適用證據規則；要加強對法律程序的實質性遵守和正當程序的堅守，努力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

（三）多措并舉，規范市場秩序

民間借貸案件的妥善處理，有利于維護社會穩定與和諧。相關部門應加強合作，會同公安部門制定規則, 加大打擊力度，對民間借貸糾紛中存在的暴力、違法催債等不法行為予以嚴厲打擊，維護民間借貸市場主體平等、安全、自主地履行義務。要充分利用社會征信系統，對自然人和經濟組織的信用信息進行有限

披露，便于公眾了解借款人的信用情況與信息，幫助出借人甄別無償還能力的借款人，從源頭上預防交易的風險。充分發揮信息化優勢，強化法院系統內部的大數據采集、整合與分析，統一證據裁判標準，遏制高利貸的規模化發展。針對實務中發現的問題，及時向有關部門、單位發送司法建議。發揮行業調解組織優勢，加大調解力度，運用“調解優先、調判結合”的原則，加強與人民調解委員會、行業協會等社會組織的合作，通過邀請調解、委托調解等方式，努力化解矛盾，平息糾紛。

（四）注重宣傳，增強全民守約

當事人風險防范意識薄弱，對法律法規了解不全面，借貸手續不規范，證據保存不完整等因素，不利于保護當事人的利益。因此，我們建議加強法制宣傳教育，以電視、電臺、報紙等傳統媒體為主導，結合網絡信息平臺，尤其是新興的各類自媒體，靈活采用“以案說法”等形式，播放、發布民間借貸典型案例，強化人民群眾對民間借貸法律知識的了解和認識，提高借貸雙方的法律意識和風險防范能力。要加強對違背誠實信用原則行為的懲罰力度，努力消除誠信缺失導致的各種弊端存在的空間，樹立“誠信為本”的信用理念，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引導民間借貸良好運行。要通過司法裁判引導當事人擯棄“唯利是圖”的粗淺認知，鼓勵當事人信守承諾，積極履約，促進全社會守約氛圍的形成。

結束語

當前，在我國經濟生活和金融市場領域中，民間借貸活動的

發展如火如荼，對民間資本的有效監管和引導也成為當前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問題。完善立法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在此期間司法不能束手等待。我們應當以現有法律、法規為基礎，充分調動司法能動性，開拓思路、創新工作方法、整合各類信息、資源，通過審判活動來引導民間借貸的有序運行，在深化金融體制改革、促進宏觀經濟發展、保障區域和諧穩定方面作出應有的貢獻。

第三篇：民間借貸與非法集資的區別(最高法院解釋)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最高人民法院網站

www.tmdps.cn2011-01-07 10:59:00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已于2010年11月22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502次會議通過，現予公布，自2011年1月4日起施行。

二○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法釋〔2010〕18號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2010年11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502次會議通過）

為依法懲治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集資詐騙等非法集資犯罪活動，根據刑法有關規定，現就審理此類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解釋如下：

第一條 違反國家金融管理法律規定，向社會公眾（包括單位和個人）吸收資金的行為，同時具備下列四個條件的，除刑法另有規定的以外，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條規定的“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

（一）未經有關部門依法批準或者借用合法經營的形式吸收資金；

（二）通過媒體、推介會、傳單、手機短信等途徑向社會公開宣傳；

（三）承諾在一定期限內以貨幣、實物、股權等方式還本付息或者給付回報；

（四）向社會公眾即社會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

未向社會公開宣傳，在親友或者單位內部針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的，不屬于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

第二條 實施下列行為之一，符合本解釋第一條第一款規定的條件的，應當依照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條的規定，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定罪處罰：

（一）不具有房產銷售的真實內容或者不以房產銷售為主要目的，以返本銷售、售后包租、約定回購、銷售房產份額等方式非法吸收資金的；

（二）以轉讓林權并代為管護等方式非法吸收資金的；

（三）以代種植（養殖）、租種植（養殖）、聯合種植（養殖）等方式非法吸收資金的；

（四）不具有銷售商品、提供服務的真實內容或者不以銷售商品、提供服務為主要目的，以商品回購、寄存代售等方式非法吸收資金的；

（五）不具有發行股票、債券的真實內容，以虛假轉讓股權、發售虛構債券等方式非法吸收資金的；

（六）不具有募集基金的真實內容，以假借境外基金、發售虛構基金等方式非法吸收資金的；

（七）不具有銷售保險的真實內容，以假冒保險公司、偽造保險單據等方式非法吸收資金的；

（八）以投資入股的方式非法吸收資金的；

（九）以委托理財的方式非法吸收資金的；

（十）利用民間“會”、“社”等組織非法吸收資金的；

（十一）其他非法吸收資金的行為。

第三條 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一）個人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數額在20萬元以上的，單位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數額在100萬元以上的；

（二）個人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對象30人以上的，單位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對象150人以上的；

（三）個人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給存款人造成直接經濟損失數額在10萬元以上的，單位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給存款人造成直接經濟損失數額在50萬元以上的；

（四）造成惡劣社會影響或者其他嚴重后果的。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屬于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條規定的“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

（一）個人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數額在100萬元以上的，單位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數額在500萬元以上的；

（二）個人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對象100人以上的，單位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對象500人以上的；

（三）個人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給存款人造成直接經濟損失數額在50萬元以上的，單位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給存款人造成直接經濟損失數額在250萬元以上的；

（四）造成特別惡劣社會影響或者其他特別嚴重后果的。

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的數額，以行為人所吸收的資金全額計算。案發前后已歸還的數額，可以作為量刑情節酌情考慮。

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主要用于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能夠及時清退所吸收資金，可以免予刑事處罰；情節顯著輕微的，不作為犯罪處理。

第四條 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使用詐騙方法實施本解釋第二條規定所列行為的，應當依照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條的規定，以集資詐騙罪定罪處罰。

使用詐騙方法非法集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

（一）集資后不用于生產經營活動或者用于生產經營活動與籌集資金規模明顯不成比例，致使集資款不能返還的；

（二）肆意揮霍集資款，致使集資款不能返還的；

（三）攜帶集資款逃匿的；

（四）將集資款用于違法犯罪活動的；

（五）抽逃、轉移資金、隱匿財產，逃避返還資金的；

（六）隱匿、銷毀賬目，或者搞假破產、假倒閉，逃避返還資金的；

（七）拒不交代資金去向，逃避返還資金的；

（八）其他可以認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

集資詐騙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應當區分情形進行具體認定。行為人部分非法集資行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對該部分非法集資行為所涉集資款以集資詐騙罪定罪處罰；非法集資共同犯罪中部分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他行為人沒有非法占有集資款的共同故意和行為的，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行為人以集資詐騙罪定罪處罰。

第五條 個人進行集資詐騙，數額在10萬元以上的，應當認定為“數額較大”；數額在30萬元以上的，應當認定為“數額巨大”；數額在100萬元以上的，應當認定為“數額特別巨大”。

單位進行集資詐騙，數額在50萬元以上的，應當認定為“數額較大”；數額在150萬元以上的，應當認定為“數額巨大”；數額在500萬元以上的，應當認定為“數額特別巨大”。

集資詐騙的數額以行為人實際騙取的數額計算，案發前已歸還的數額應予扣除。行為人為實施集資詐騙活動而支付的廣告費、中介費、手續費、回扣，或者用于行賄、贈與等費用，不予扣除。行為人為實施集資詐騙活動而支付的利息，除本金未歸還可予折抵本金以外，應當計入詐騙數額。

第六條 未經國家有關主管部門批準，向社會不特定對象發行、以轉讓股權等方式變相發行股票或者公司、企業債券，或者向特定對象發行、變相發行股票或者公司、企業債券累計超過200人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七十九條規定的“擅自發行股票、公司、企業債券”。構成犯罪的，以擅自發行股票、公司、企業債券罪定罪處罰。

第七條 違反國家規定，未經依法核準擅自發行基金份額募集基金，情節嚴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的規定，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

第八條 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違反國家規定，利用廣告為非法集資活動相關的商品或者服務作虛假宣傳，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條的規定，以虛假廣告罪定罪處罰：

（一）違法所得數額在10萬元以上的；

（二）造成嚴重危害后果或者惡劣社會影響的；

（三）二年內利用廣告作虛假宣傳，受過行政處罰二次以上的；

（四）其他情節嚴重的情形。

明知他人從事欺詐發行股票、債券，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擅自發行股票、債券，集資詐騙或者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等集資犯罪活動，為其提供廣告等宣傳的，以相關犯罪的共犯論處。

第九條 此前發布的司法解釋與本解釋不一致的，以本解釋為準。

非法集資與民間借貸有何區別？

作者： 律師

時間：2012年02月29日【出處】新京報

【關鍵詞】非法集資；民間借貸

【寫作年份】2012年

【正文】

我國刑法有“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集資詐騙罪”等罪名，前者的最高刑為10年，后者的最高刑是死刑。區別在于，后者以非法占有為目的。

按中國傳統商業習慣，年前是結賬的日子，過年就是“過年關”。這在當下的經濟環境中也有意義。

一方面是長期以來政府部門對金融的嚴管，一方面卻是民間借貸盛行，但總是與非法集資、高利貸、討債公司等灰色內容常聯系在一起。去年年底關于民間借貸，政府層面釋放了2個積極信號：一是11月，央行承認民間借貸具有合法性；二是12月最高法發出《關于依法妥善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促進經濟發展維護社會穩定的通知》。

普通民間借貸跟非法集資，區別到底在哪里？

一個人要做生意、買房，向周邊親戚借錢，是一回事；向社會廣告宣傳某項目賺錢，收了許多人的錢，從規定上來看，是另一回事。“質變到量變”的點在哪里？

按1998年國務院《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取締辦法》，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是指未經中國人民銀行批準，向社會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出具憑證，承諾在一定期限內還本付息的活動。這個定義相當寬泛，很多民間借貸都可視為非法。

2010年最高法頒布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司法機關從中國經濟實踐中，歸納出更現實的執法標準。

非法集資需同時具備“四個條件”：

（一）未經有關部門依法批準或者借用合法經營的形式吸收資金；

（二）通過媒體、推介會等途徑向社會公開宣傳；

（三）承諾在一定期限內還本付息；

（四）向社會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個人向30人以上吸收存款；單位向150人以上吸收存款。同時，《解釋》還規定：“未向社會公開宣傳，在親友或者單位內部針對特定對象

吸收資金的”，不屬于非法集資。

在“四個條件”基礎上，最高法還列舉了10種具體的非法集資形式，可以分為三大類。一類是假直接投資項目。比如，在房產界中以返本銷售、售后包租、約定回購、銷售房產份額等方式；以轉讓林權并代為管護、以代種植（養殖）、聯合種植（養殖）等方式非法吸收資金的。例如，之前，營口東華集團以發展養殖螞蟻為名，承諾高額回報，非法集資近30億元。

第二類是假間接投資。比如，不具有發行股票、債券的真實內容，以虛假轉讓股權、發售虛構債券等方式；不具有募集基金的真實內容，以假借境外基金、發售虛構基金等方式非法吸收資金的。

第三類，就是利用民間“會”、“社”等組織非法吸收資金的。

所以，民間借貸古已有之，向親戚、朋友借款再多，也只是民間借貸，并不是法律意義上的金融活動，不需要央行的批準，也就沒“非法集資”一說。但是，一旦通過現代媒體廣而告之，個人吸收存款的對象超過30人以上，就可視為非法吸收存款。我國刑法有“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集資詐騙罪”等罪名，前者的最高刑為10年，后者的最高刑是死刑。二者區別在于，后者不僅破壞“金融管理秩序”，而且是以非法占有（包括卷款潛逃、個人揮霍）集資款為目的。

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取締辦法

國務院令[1998]第247號

頒布時間：1998-7-13發文單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

（第247號）

《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取締辦法》已經1998年6月30日國務院第5次常務會議通過，現予發布施行。

總理 朱镕基

1998年7月13日

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取締辦法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了取締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維護金融秩序，保護社會公眾利益，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 任何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必須予以取締。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非法金融機構，是指未經中國人民銀行批準，擅自設立從事或者主要從事吸收存款、發放貸款、辦理結算、票據貼現、資金拆借、信托投資、金融租賃、融資擔保、外匯買賣等金融業務活動的機構。

非法金融機構的籌備組織，視為非法金融機構。

第四條 本辦法所稱非法金融業務活動，是指未經中國人民銀行批準，擅自從事的下列活動：

（一）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

（二）未經依法批準，以任何名義向社會不特定對象進行的非法集資；

（三）非法發放貸款、辦理結算、票據貼現、資金拆借、信托投資、金融租賃、融資擔保、外匯買賣；

（四）中國人民銀行認定的其他非法金融業務活動。

前款所稱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是指未經中國人民銀行批準，向社會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出具憑證，承諾在一定期限內還本付息的活動；所稱變相吸收公眾存款，是指未經中國人民銀行批準，不以吸收公眾存款的名義，向社會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但承諾履行的義務與吸收公眾存款性質相同的活動。

第五條 未經中國人民銀行依法批準，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擅自設立金融機構或者擅自從事金融業務活動。

對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工商行政管理機關不予辦理登記。

對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金融機構不予開立賬戶、辦理結算和提供貸款。

第六條 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由中國人民銀行予以取締。

非法金融機構設立地或者非法金融業務活動發生地的地方人民政府，負責組織、協調、監督與取締有關的工作。

第七條 中國人民銀行依法取締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干涉，不得拒絕、阻撓。

第八條 中國人民銀行工作人員在履行取締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的職責中，應當依法保守秘密。

第二章 取締程序

第九條 對非法金融機構、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以及非法集資，中國人民銀行一經發現，應當立即調查、核實；經初步認定后，應當及時提請公安機關依法立案偵查。

第十條 在調查、偵查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的過程中，中國人民銀行和公安機關應當互相配合。

第十一條 對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的犯罪嫌疑人、涉案資金和財產，由公安機關依法采取強制措施，防止犯罪嫌疑人逃跑和轉移資金、財產。

第十二條 對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經中國人民銀行調查認定后，作出取締決定，宣布該金融機構和金融業務活動為非法，責令停止一切業務活動，并予公告。

第十三條 中國人民銀行發現金融機構為非法金融機構或者非法金融業務活動開立賬戶、辦理結算和提供貸款的，應當責令該金融機構立即停止有關業務活動。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擅自動用有關資金。

設立非法金融機構或者從事非法金融業務活動騙取工商行政管理機關登記的，一經發現，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應當立即注銷登記或者變更登記。

第十四條 中國人民銀行對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進行調查時，被調查的單位和個人必須接受中國人民銀行依法進行的調查，如實反映情況，提供有關資料，不得拒絕、隱瞞。

第十五條 中國人民銀行調查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時，對與案件有關的情況和資料，可以采取記錄、復制、錄音等手段取得證據。

在證據可能滅失或者以后難以取得的情況下，中國人民銀行可以依法先行登記保存，當事人或者有關人員不得銷毀或者轉移證據。

第三章 債權債務的清理清退

第十六條 因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形成的債權債務，由從事非法金融業務活動的機構負責清理清退。

第十七條 非法金融機構一經中國人民銀行宣布取締，有批準部門、主管單位或者組建單位的，由批準部門、主管單位或者組建單位負責組織清理清退債權債務；沒有批準部門、主管單位或者組建單位的，由所在地的地方人民政府負責組織清理清退債權債務。

第十八條 因參與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受到的損失，由參與者自行承擔。

第十九條 非法金融業務活動所形成的債務和風險，不得轉嫁給未參與非法金融業務活動的國有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以及其他任何單位。

第二十條 債權債務清理清退后，有剩余非法財物的，予以沒收，就地上繳中央金庫。

第二十一條 因清理清退發生糾紛的，由當事人協商解決；協商不成的，通過司法程序解決。

第四章 罰則

第二十二條 設立非法金融機構或者從事非法金融業務活動，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構成犯罪的，由中國人民銀行沒收非法所得，并處非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罰款；沒有非法所得的，處10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的罰款。

第二十三條 擅自批準設立非法金融機構或者擅自批準從事非法金融業務活動的，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行政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二十四條 金融機構違反規定，為非法金融機構或者非法金融業務活動開立賬戶、辦理結算或者提供貸款的，由中國人民銀行責令改正，沒收違法所得，并處違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罰款；沒有違法所得的，處10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的罰款；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紀律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二十五條 拒絕、阻礙中國人民銀行依法執行職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構成犯罪的，由公安機關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

第二十六條 中國人民銀行工作人員在履行取締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的職責中泄露秘密的，依法給予行政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二十七條 中國人民銀行、公安機關和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工作人員玩忽職守、濫用職權、徇私舞弊，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構成犯罪的，依法給予行政處分。

中國人民銀行工作人員對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案件，應當移交公安機關而不移交，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構成犯罪的，依法給予行政處分。

第五章 附則

第二十八條 取締非法證券機構和非法證券業務活動參照本辦法執行，由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負責實施，并可以根據本辦法的原則制定具體實施辦法。

取締非法商業保險機構和非法商業保險業務活動參照本辦法執行，由國務院商業保險監督管理部門負責實施，并可以根據本辦法的原則制定具體實施辦法。

第二十九條 本辦法施行前設立的各類基金會、互助會、儲金會、資金服務部、股金服務部、結算中心、投資公司等機構，超越國家政策范圍，從事非法金融業務活動的，應當按照國務院的規定，限期清理整頓。超過規定期限繼續從事非法金融業務活動的，依照本辦法予以取締；情節嚴重，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三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之日起施行。

第四篇：浙江省高院發布《浙江法院民間借貸審判報告(2008.1——2012.6)》

浙江省高院發布《浙江法院民間借貸審判報告（2008.1——2012.6）》

昨天（2012-07-10），浙江省高院發布了《浙江法院民間借貸審判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報告》中梳理剖析了近5年來民間借貸案件特點及發生原因。《報告》在介紹浙江省民間借貸審判基本情況的基礎上，總結審判經驗，提示借貸交易風險，并結合浙江民間融資市場現狀和金融改革趨勢，展望下一步的司法應對。《報告》從這些年來審理的大量民間借貸案件中列舉了10大典型案例。報告全文如下：

浙江法院民間借貸審判報告

（2008.1——2012.6）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

前 言

浙江作為民營經濟大省，具有中小企業多、民間資本雄厚、民間借貸相對活躍的鮮明區域經濟特色。民間借貸作為一種“草根金融”方式，與傳統金融信貸方式相比具有成本低、效率高的優點，拓寬了中小微企業的融資渠道，促進了多層次信貸市場的形成和發展。但在實踐中，民間借貸也存在交易隱蔽、風險不易控制、正常的民間借貸和非法集資等刑事犯罪活動交織的特點，導致一些地方中小微企業資金鏈斷裂，引發區域性金融風險，影響社會穩定。去年9月份后，溫州等地一些中小企業關停、企業主“跑路”事件屢屢發生，民間借貸尤其是涉企民間借貸的風險防范、危機處置乃至司法政策，引起了各界廣泛關注。浙江民間借貸相對活躍，在一定程度上幫助緩解了民營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但總體上看，在民營企業和民間資本之間仍然缺乏穩定有效的渠道和橋梁，實踐中普遍存在著中小企業多、融資難和民間資金多、投資難的“兩多兩難”問題。今年3月28日，浙江的經濟發展與金融改革迎來歷史性機遇，國務院正式批復設立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金融改革為浙江破解“兩多兩難”問題提供了一把金鑰匙。

2008年以來，浙江高院黨組按照省委的工作部署，始終密切關注宏觀經濟形勢變化，堅持能動司法，推進社會管理創新，指導全省法院民間借貸審判實踐。全省法院充分發揮審判職能，審理了一大批民間借貸案件，并結合當地特點加強對司法層面反映的民間借貸問題及審判態勢的調研分析，成效顯著。今年全國“兩會”期間，省高院齊奇院長以全國人大代表的身份，向大會提交建議，呼吁讓民間借貸浮出水面，規范民間融資行為，推動民間借貸陽光化、法制化。

本報告在介紹我省民間借貸審判基本情況的基礎上，總結審判經驗，提示借貸交易風險，并結合浙江民間融資市場現狀和金融改革趨勢，展望下一步的司法應對，以期引導民間資本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推動我省民間融資市場在“十二五”期間規范、有序、健康發展，為打造浙江“中小企業金融服務中心”和“民間財富管理中心”兩個中心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一、民間借貸糾紛的基本情況

（一）案件審理概況近年來，民間借貸案件幾乎占據了浙江商事案件的半壁江山，無論是案件數量還是案件總標的額，都遠高于傳統的買賣、加工承攬合同糾紛案件。2011年，全省法院受理的民間借貸案件數量約占全國的15%。

2008年至2011年期間，全省受理的民間借貸案件數量總體呈上升趨勢。特別是金融危機爆發期間的2008年，案件數量疾驟上升最為明顯，較2007年增幅高達60.56%。雖然金融危機陰霾逐漸消退，2009年案件數量增幅有所趨緩，2010年的收案數較同比甚至微有下降，但總體案件受理數量仍居高不下。2011年，受第三季度溫州等地部分企業債務危機影響，民間借貸案件的收案量再度上揚，全省法院全年收案93067件，較2010年增長了6.7%（見圖一）。從案件標的額的增長幅度看，增速最快的是2008年，較2007年迅猛增長了216%，其次是2009年，較2008年增長了72.3%（見圖二）。圖表一：2007 年至2011年全省民間借貸案件數量（件）

圖表二：2007年至2011年全省民間借貸案件標的額（億元）

從地區分布看，2008年至2011年期間，杭州、金華、寧波三地法院在收案量和案件總標的額上均居全省前三（見圖

三、圖四）。統計數據還顯示，近兩年溫州地區的民間借貸案件數量及標的額增長較快，2011年的數據已超過臺州、寧波，居全省第三位。

圖表三：2008年至2011年各地區法院民間借貸案件數量（件）

圖表四：2008年至2011年各地區法院民間借貸案件標的額（億元）

今年上半年，全省法院共受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58037件，涉案標的額283.9億元，同比分別上升26.98%和129.61%。溫州、舟山以及湖州地區上升最為明顯，增幅分別達96.42%、87.37%和57.61%。除金華地區略降0.9%外，其余地區民間借貸案件較去年同期均呈上升態勢。從今年上半年民間借貸案件再次大幅回升并達到2007年以來最高點的情況看，預計今年全年收案量仍將持續上升。

（二）案件基本特點

1、經營性借貸為主，中小微企業深度介入。傳統民間借貸案件中，借款一般發生在親朋好友之間，多用于生活消費，是一種“熟人間的交易”，交易主體之間的信任關系實際上承擔了擔保的功能。隨著經濟發展環境的變化，浙江的民間借貸逐漸轉變為陌生人之間的合同關系和經營性借貸的融資渠道。浙江民營企業多以自有資金和民間借貸資金起步，據有關部門對溫州市甌海區105家中小微企業抽樣調查，在企業初始資金來源中，有90家企業通過民間借貸籌措資本，占85.71%，其中有32家初始創業資金完全通過民間借貸獲得，占30.5%。涉企型民間借貸在數量上已遠超過個人消費型借貸，從借款人、出借人到擔保方，中小微企業在民間借貸關系中都扮演著重要的主體角色。許多企業將借貸資金用于交易或經營活動。一些地方的企業和個人還專門從事“以錢炒錢、賺取利差”的資金生意，借貸資金呈現出典型的資本化、商業化特征。

2、高息現象普遍存在，且日益隱蔽化。近年來，各地法院普遍反映高息借貸問題突出。由于融資困難，民間借貸市場的利率不斷走高。最近，中國人民銀行溫州市中心支行向社會公布了溫州市民間借貸監測利率，2012年4月溫州民間借貸綜合利率平均水平為21.58%。我省一些民間融資活躍的地區，月利率普遍在2分、3分以上，有的甚至達5分以上，即年利率回報超過60%。民間融資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正規金融的不足，但與此同時，也使中小微企業和私營業主不得不接受放貸人所設定的高額利息。實踐中，為規避“超過央行公布的同期同檔次貸款基準利率四倍以上的利息不予保護”的法律規制，出借人往往采取預先扣息、實際履行利率高于約定利率等做法，給法院認定事實帶來困難。

3、職業化、中介化、組織化的新特征開始顯現。越來越多的民間借貸不再只是簡單的出具一張借條，借貸雙方在借款時往往手續齊全，一些專門從事放貸業務的擔保公司或個人，都已將借款協議或借條格式化。從形式上看，不僅有借款金額、期限、利率等明確約定，而且對違約責任，甚至對引發訴訟所需的訴訟費、律師費都作了詳盡約定。一些地方出現了專門從事放貸的職業群體，即所謂的“職業放貸人”和民間“食利”階層。有的地方還出現了一種專為借貸雙方提供“搭橋”服務的職業中介組織，使流向分散、信息不透明的民間借貸行為趨于組織化、公開化。一些銀行等金融機構工作人員在高利誘惑下充當起民間借貸雙方的“資金掮客”，利用管理漏洞操縱信貸資金流入民間放貸以牟取利差。投資公司、咨詢公司、典當行、擔保公司等中介機構也紛紛介入民間借貸。還有一些非法或涉黑背景的中介機構以非法集資等形式取得民間資金從事高利放貸，或以貸養貸，牟取不法利益。

4、同一主體涉訴的系列案增多，“批案”現象嚴重。一些民間借貸案件中，債權人或債務人比較集中，借貸供需雙方主體的重復率高，同一主體作為原告或被告的系列案日益增多。一原告多被告的情形下，原告一般是專門從事資金生意的職業放貸人；多原告一被告的情形下，被告則往往是大量對外舉債的企業或企業主。有的涉眾案件中，上下家之間還存在借貸資金鏈關系，即在直接與被告發生借貸關系的原告名下，背后還有大量實際出資的隱名出借人，這些隱名出借人往往是欠缺投資渠道、盲目逐利的普通老百姓。這類案件社會影響面較大，傳導性強，易呈集中爆發態勢。一旦無法收回借款，老百姓的多年積蓄無法收回，容易引發連環訴訟，產生信訪、上訪，甚至引發群體性事件。

5、與非法集資等涉嫌違法犯罪的活動時有交織。民間借貸是私人資本市場上自發的資金融通行為，屬體制外金融，尚缺有效監管。民間放貸人基于自己的利益判斷作出趨利性選擇，在高額利息回報的誘惑下，容易產生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集資詐騙、高利轉貸等涉嫌違法犯罪的行為，擾亂金融秩序和社會治安。民事、刑事法律關系交織的情況，給民間借貸案件的處理增加了難度。

（三）民間借貸糾紛案件高發的原因

從案件反映的情況看，民間借貸糾紛案件高發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

1、宏觀經濟形勢造成企業經營困難，償債能力降低。浙江民間借貸以經營性借貸為主，中小微企業深度介入。一旦經濟形勢變化造成企業經營困難，償債能力降低，就容易引發民間借貸糾紛。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受國內外宏觀經濟形勢的影響，企業生產經營困難加大，民間借貸糾紛案件數量急劇上升。當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所帶來的深層影響正在向縱深發展，國際經濟秩序依然處于動蕩之中。今年以來，我省經濟金融運行情況總體平穩，但受外部經濟環境復雜多變等因素影響，一些企業出現了債務危機和經營困難，對區域經濟金融穩定發展帶來了一定影響。全省民間借貸糾紛數量總體依然呈上升趨勢。

2、民間借貸融資成本高企加劇了債務清償風險。由于銀根緊縮，融資難，浙江民間借貸普遍存在高息現象。高利率導致了大量的信用風險的產生。一旦企業盈利不佳或難以承受過高的利息負擔，借貸雙方就容易產生糾紛。加之出借人往往采取多種手法隱瞞高息事實，進一步加劇了糾紛產生的可能。一旦企業不堪重負、資金鏈斷裂，民間借貸甚至有可能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3、民間借貸缺乏有效監管，亂象叢生，極易引發糾紛。浙江的民間借貸以經營性借貸為主，加之實踐中職業放貸人群體的出現以及擔保公司、典當行、投資公司等市場主體的加入，民間借貸活動實際上已具有經營的性質。但由于長期游離在監管邊緣，民間融資市場因缺乏必要的約束和管理而呈現出無序亂象，如借貸形式不規范、擔保不完備、借款用于非正常用途、高息借貸、違法借貸，甚至與刑事犯罪交織在一起，為糾紛的發生埋下了隱患。

二、民間借貸糾紛的司法應對

民間借貸是商品經濟的必然產物。浙江的民間借貸作為正規金融的重要補充，適應了多種經濟成分和不同經營形式的資金需求，對我省民營經濟的發展起到了必不可少的作用。但其自身固有的缺陷也容易引發區域性金融風險。浙江法院始終密切跟蹤經濟形勢變化，敏銳把握政策導向，穩妥應對民間融資風險。2008年4月，省高院就調研中發現的“金融糾紛案件大幅上升，民間借貸問題凸現，企業資金鏈斷裂引發系統風險”等問題，向省委報送了《關于運用審判職能切實貫徹省委“防止我省經濟下滑”指示精神的專題報告》，從借款規模倍增、借款利率高、借貸與非法活動交織等角度提示民間借貸風險日益突出，為省委提供決策參考。《專題報告》是全國高級法院中較早針對宏觀經濟形勢變化提出的司法對策，受到了最高法院、省委領導的重視和肯定。全省法院堅持能動司法，堅持趨利避害的原則，既加強引導規范，發揮民間借貸的積極作用，又依法打擊非法金融活動，有效應對借貸風險，為推進我省金融改革、保障實體經濟平穩健康發展提供司法保障。

（一）及時調整優化工作機制，提升審判質效與司法保障水平

根據我省民間借貸糾紛以經營性借貸為主的商事特點，省高院出臺了《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民事和商事案件主管劃分的意見》（浙高法[2008]64號），自2008年4月1日起將民間借貸糾紛案件從傳統民事審判條線劃轉至商事審判條線主管。經過2008年、2009年、2011年三次案件級別管轄調整，將我省92%以上的大標的民商事案件下放到基層法院審理，絕大多數的一審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由基層法院審理，這有利于調動當地各種積極因素，將借貸糾紛有效化解在基層。審判新格局下，省高院和中級法院進一步加強了監督指導力度，各基層法院也紛紛創新審判工作機制，不斷提高審判質效和司法保障水平。如在溫州兩級法院民間借貸糾紛案件收案數呈爆發式增長的情況下，樂清法院的民間借貸案件數量不升反降，成為溫州地區唯一收案數下降的基層法院。這得益于樂清法院積極探索創新民間借貸案件的“協同處置”機制，通過“黨委政府領導、專職機構指導、群眾自主清理、法院協同配合”的機制運行，收結案基本能夠保持良性循環，實現了民間借貸案件的動態平衡。

（二）出臺適合區域特點的規范性文件，統一民間借貸糾紛案件裁判思路

近年來，省高院圍繞中小企業司法保障這一商事審判工作的主線，不斷推進民間借貸糾紛的審判、調研等各項工作，不斷提升民間借貸糾紛案件處理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2008年7月底省高院出臺《金融糾紛案件若干問題討論紀要》（浙法民二〔2008〕38號），就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法律適用、約定利率的司法保護幅度、民間借貸和賭博、非法集資等違法犯罪行為相互交織問題的處理等統一了裁判思路；2009年9月，出臺《關于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浙高法〔2009〕297號）39條，對審判實踐中普遍存在的夫妻共同債務的認定、逾期利息和違約金的關系、舉證責任的分配等一系列疑難問題提出了裁判思路；2010年初，出臺《關于審理涉財務風險企業債務糾紛案件若干問題指導意見》（浙高法〔2010〕13號），就審理涉財務風險企業債務案件中民間借貸、刑民交叉等問題的處理提出了具體意見；2010年5月，發布《關于為中小企業創業創新發展提供司法保障的指導意見》（浙高法發〔2010〕4號），提出依法審理涉中小企業民間借貸糾紛案件，通過審判職能的發揮，規范民間融資市場，并明確企業之間自有資金的臨時調劑行為，可不作無效借款合同處理。2011年12月，召開全省法院商事審判工作座談會，就如何看待民間借貸、民間融資問題并對民間借貸案件的審理提出原則意見，要求全省法院認真領會最高法院、省委省政府關于民間融資問題的政策，結合形勢把握好審理民間借貸糾紛和其他涉民間融資市場商事糾紛案件的裁判尺度，妥善處理好刑民交叉等審判實踐中的熱點難點問題。通過統一認識、統一裁判尺度，全省法院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和應對民間融資風險的工作水平得到了進一步提升。相關規范性文件中明確的一些裁判思路和觀點，如夫妻共同債務的認定、企業間借貸效力的認定及處理等，在最高法院2011年十大重大調研課題成果之一“關于建立和完善我國民間借貸法律規制的報告”中也得到采納與肯定。一些裁判思路也被兄弟省份法院制定的規范性文件所借鑒。全省各地法院審結了一批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較好的典型案例。如2011年杭州中院審結的金某訴陳某等民間借貸糾紛案，涉及對借款交付事實的真實性審查問題，雖然出借人提供了收條證明款項已交付，但600萬元的巨額借款直接以現金方式交付不符合常理，出借人也無充分證據證明現金來源，對現金交付原因的解釋存在前后矛盾，且辨認借款人照片錯誤，法院據此否定了收條的真實性。

（三）延伸審判職能，服務浙江金融規范健康發展

在妥善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同時，全省各級法院緊扣宏觀經濟形勢，延伸審判職能，采取各項有效措施參與社會管理創新，防范民間融資風險、引導規范民間融資發展。一是加強司法宣傳。通過法制宣傳、發布會議紀要、公布典型案例等方式，定期發布社會關注度高的案件處理情況，積極擴大案件處理的社會教育效果，增強融資主體自覺履行法定義務和風險防范的意識。如臨安法院針對民間借貸糾紛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集資詐騙等經濟犯罪案件交織混合的態勢，制作了《民間借貸案件訴訟風險提示書》，在立案時發放給當事人，增強普通民眾的法律風險意識。二是加強司法建議工作。各地法院對民間借貸案件審理中發現的各種問題進行分析研判，從風險防范、金融監管等角度向有關部門提出司法建議，供黨政決策參考。如玉環法院針對本縣民間借貸活動存在的突出問題，于2010年11月向縣政府發送了《關于規范我縣民間借貸活動的司法建議書》，提出六條有針對性的建議。縣政府主要領導作出批示并研究出臺相應措施，成效明顯。2012年６月中旬，東陽法院對標的額在100萬元以上的大額民間借貸糾紛案件進行調研并向市委市政府提交《關于大額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分析報告及防范風險的幾點建議》，受到市委書記批示肯定。三是主動服務企業。如嘉興中院與嘉興市工商聯建立定期聯席會議制度，并開展“法官進企業”活動，及時了解企業在新的經濟形勢下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特別是債務風險等各種涉法涉訴問題，為企業生產經營提供有效建議、對策。四是參與當地政府風險處置。如溫州中院緊緊依靠黨委領導，積極參與民間非法金融活動整頓治理。協調政府各職能部門，共同做好大規模民間非法金融活動處置工作。云和法院通過定期參加由縣委、縣政府召集的企業經營狀況通報聯席會議，通報重大涉訴情況，協力處置企業債務風險。

三、下一步工作安排 下一步，浙江法院將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進一步引導民間借貸規范健康發展，為推動建設金融強省，實現金融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一）準確把握經濟形勢和政策導向，不斷深化理念提高認識

在溫州等一些地區陸續出現企業主“跑路潮”、民間借貸引發的中小企業債務危機在我省一些地區時有爆發的背景下，2011年10月，浙江省委書記趙洪祝在談到中小企業發展和民間借貸問題時，肯定了民間借貸在浙江經濟發展過程中必不可少的作用，并以水為喻，提出處理民間借貸問題應以疏導為主，趨利避害。11月10日，央行負責人在講話中指出民間借貸是正規金融的必要和有益補充，具有制度層面的合法性。11月28日，省政府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加強和改進民間融資管理的若干意見（試行）》，在強調加強對不規范民間融資活動管理的同時，還就“積極拓寬民間資金投資渠道，合理引導民間資金流向”提出明確要求。2011年12月2日、2012年2月10日最高法院先后發布《關于依法妥善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促進經濟發展維護社會穩定的通知》和《關于人民法院為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和推進金融改革發展提供司法保障的指導意見》，就當前形勢下審理民間借貸案件提出了指導性意見，要求各級法院充分發揮審判職能作用，為防范化解金融風險、推進金融改革發展提供保障。2012年3月28日，國務院批復決定設立浙江省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在中央確定的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的十二項主要任務中，“規范發展民間融資”居十二條之首。4月25日，省委、省政府召開全省金融工作會議暨推進浙江省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工作動員大會。2012年6月16日，省委、省政府出臺《關于加快金融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對貫徹落實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總體方案，加快實施我省“十二五”金融業發展規劃，推動建設金融強省，實現金融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作出了戰略部署。隨著政策導向的明朗化，對浙江民間融資市場的認識也在不斷清晰、深化。

浙江民間融資市場目前面臨的困境和問題，從根本上說，是長期以來經濟發展與金融改革進程不相匹配導致的“兩多兩難”問題。搭建平臺促進浙江民營經濟和民間資本的有機融合，是破解兩難問題的有效方法。其根本路徑就是要讓民間借貸浮出水面，促進民間融資的陽光化、規范化和法制化。全省法院將進一步發揮司法規制和導向作用，引導民間借貸進入正常投資渠道，既發揮其對實體經濟的“供血”功能，又杜絕和減少其負面影響。實現“疏”與“堵”的辯證統一，把握“積極引導”與“規范管理”的平衡。

（二）緊密配合溫州金融綜合改革，推進民間借貸的陽光化、規范化

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建設是浙江金融改革創新的突破口，而規范發展民間融資，又成為溫州金融綜合改革的首要任務。當前形勢下，進一步加強民間借貸的司法應對，重中之重就是緊密配合溫州金融綜合改革，推進民間借貸的陽光化、規范化。國務院批準設立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后，溫州中院及時作出部署，多措并舉扎實推進金融綜合改革司法服務和保障工作。出臺《關于為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建設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見》30條，明確了堅持能動司法服務大局、依法合規重視政策、公正司法平等保護、鼓勵創新防范風險等司法保障原則，部署了服務金融改革創新保障實體經濟發展的20項司法保障措施；申請增設金融審判庭，推行金融專業審判制度和專家輔助制度，建立健全金融專業審判機制，提升司法保障水平。今年5月，溫州鹿城區法院成立我省首個金融審判庭，專門審理涉及金融的民商事案件；召開“為溫州經濟金融改革發展提供司法保障”座談會，在全市法院范圍部署開展保護金融債權專項審判執行活動，推進司法保障金融創新和企業破產司法重整等相關工作；推行新型金融組織法官聯系點制度、完善司法建議風險預警機制和加強金融風險防范司法宣傳；向市委作出《關于為我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建設提供司法保障情況的報告》，提出工作建議,等等。省高院將高度關注和大力支持溫州兩級法院服務保障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的各項工作。指導溫州兩級法院進一步研究司法保障舉措，優化金融改革法治環境；進一步建立健全金融專業審判機制，推進覆蓋市縣鄉三級的金融審判大格局；進一步提升與民間金融相關案件的審理水平，維護經濟金融秩序穩定；進一步拓展金融審判延伸服務職能，協同當地黨政完善金融風險防控體系；進一步發揮職能作用，為我省金融改革和發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三）研究解決民間借貸審判工作中的新情況新問題，切實服務金融改革與發展

去年下半年以來，為及時了解掌握各級法院受理涉企案件情況及各地中小企業運行中的異常情況，省高院專門增設了《涉企信息專報》，要求全省各級法院密切關注當前宏觀形勢下中小企業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并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疑難問題研判，統一理念和裁判思路，積極引導民間借貸健康、規范發展。

省高院近期將在2009年制定的《關于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的基礎上，出臺有關民間借貸審判工作的規范性文件，主要針對近兩年審判實踐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提出處理思路。一是區分涉及企業的經營性民間借貸和一般的生活消費性民間借貸，妥當把握裁判規則的適用和利益平衡。在審理涉及企業的經營性民間借貸糾紛案件時，既要依法保護債權人的合法權益，又要從有利于企業生存發展、有利于社會民生的角度，注重案件處理的社會效果。對民刑交叉、利率保護幅度等一些政策性強、處理爭議較大的問題，要關注政策導向，加強與當地黨委、政府的溝通，把握好裁判尺度。對于破產企業涉及的民間借貸債務，要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的規定，通過企業破產路徑實現債權人、債務人、股東、企業職工等相關利害關系人的利益平衡，確保各債權主體的公平清償。盡可能通過重整、和解等手段挽救企業、保護社會生產力。二是配合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對可能出現的新問題作出及時和具有前瞻性的規定。如依法保護民間借貸登記服務中心等機構開展登記、公證、結算、法律咨詢等經營行為，依法確認權利人在中心備案登記材料的證據效力，以此引導民間融資的規范發展，為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營造良好的法治環境。三是正確區分民間借貸與非法集資等違法犯罪行為的界限。要在貫徹落實最高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0]18號）和有關司法政策要求，以及2008年省高院、省檢察院、省公安廳聯合發布的《關于當前辦理集資類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會議紀要》的基礎上，正確辨別民間借貸引發的民事糾紛和刑事犯罪，正確運用民事手段和刑事手段，妥善處理懲處與保護的關系。既依法打擊違法犯罪行為，也注意區別對待，分類處理。意見將就具體問題作出指引性規定。

（四）建立健全與黨政部門的協同應對機制

民間借貸既涉及企業也關涉民生，還關系到社會穩定。許多民間借貸案件，不單純是法律問題，更牽涉到危機處置、破產重整及群體性糾紛等一系列問題，涉及多方利益，僅靠司法力量難以解決全部問題。全省法院要堅持協同司法，主動加強與當地黨委政府及有關部門的溝通，建立聯動機制，在黨委領導下，充分發揮政府部門在債務清理、風險處置、維護穩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最大限度地整合各方力量和資源化解民間融資的風險與糾紛矛盾，使民間融資更好地發揮其服務實體經濟的積極作用。

附：典型案例

案例一：金某訴陳某、耀昌公司民間借貸糾紛案 【裁判要旨】 雖然出借人提供了收條以證明出借款項已經交付，但就600萬元的巨額借款，直接以現金進行交付的交易方式并不符合常理，出借人還應提供充分證據證明該巨額借款的現金來源，并就以現金方式進行交付的必要性作出合理解釋。在出借人無充分證據證明巨額出借款項的現金來源，且就以現金方式交付的原因所作解釋前后矛盾，并辨認借款人照片錯誤的情況下，足以否定收條的真實性。【基本案情】

2009年12月7日，耀昌公司、壽某向金某出具保證函一份，保證函載明自2009年12月7日起陳某向金某的借款在600萬元以內由耀昌公司、壽某承擔連帶清償責任，擔保期限為主債務期屆滿兩年。2009年12月11日，陳某、金某在載明以下內容的借款協議上簽字，借款協議約定陳某向金某借款600萬元，陳某承諾于2010年1月11日歸還100萬元，2010年3月11日歸還100萬元，2010年5月11日歸還100萬元，2010年8月11日歸還100萬元，到2010年12月11日全部還清，金某可隨時催討，并承諾到期未還承擔違約金50萬元以及所有訴訟費用及律師費，協議第三條還約定本協議也作為借款憑據，雙方一經簽字蓋章視為陳某已借到金某人民幣600萬元，現金交接清楚，各方均無異議，陳某不再另行出具借據。同日，陳某在載明“今收到金某現金人民幣600萬元整，以此為憑”的收條上簽名、捺印。2010年3月22日，陳某向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分局控告金某以虛假訴訟的方式企圖非法占有其財產。金某訴至法院，要求陳某還款并承擔違約金、律師費，耀昌公司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裁判理由及結果】

一審法院審理認為：本案爭議焦點是金某與陳某之間是否存在民間借貸關系，金某有無將600萬元現金交付給陳某。

一、從借款的交付憑證來看，金某除提交的收條外并未提交款項交付的相應憑證。

二、從借款的資金來源來看，金某前后陳述不一致。金某在法院對其所做的詢問筆錄中陳述“有200萬元左右從其合作銀行卡中取出，具體分幾次何時取款記不清楚，另外的錢本來就準備在那里的，因為年底其本來就準備了很多現金”。而在第二次庭審中，金某又陳述其在2009年12月7日之后的4天時間里面準備了600萬元現金，其中150萬元是于2009年12月11日從合作銀行的帳戶中取出，另外的450萬元有些是本來就放在保險箱中的現金，有些是向朋友借的，具體向誰借的則拒絕陳述。

三、從款項交付的過程來看。金某主張600萬元借款是在2009年12月11日下午在其擔任法定代表人的絲綢公司辦公室里以現金方式交付，其中10萬元一捆，共60捆，分三個黑皮包裝，每個皮包20捆，由陳某拿兩包，郎某拿一包，但其關于如上現金交易的過程并未提供相應證據予以佐證。在現代金融交易如此便利的今天，而金某是經商多年的商人，如此大額的款項竟然采取如此簡便的交易方式，顯然不符合日常生活常理。

四、從現金交付的原因來看，金某主張600萬元借款系在簽訂借款協議的當天以現金方式交付給陳某，但是對于如此大額款項為何采取現金方式交付，金某前后三次陳述均不一致。第一次庭審中，金某代理人陳述，借款時金某提出要轉帳給陳某，但陳某表示其在法院涉及多起訴訟，如轉帳可能被法院凍結，故要求金某以現金方式交付。法院向金某所做的詢問筆錄中，金某陳述其自己覺得現金交易方便。第二次庭審中金某又陳述，是陳某說要現金，不能轉帳，并且對于陳某在法院是否涉及訴訟并不知情。即使如金某所陳述因陳某涉及訴訟不便直接打入其卡中，也完全可以采取轉帳至非陳某開戶的帳戶進行交付，更何況陳某是為承建耀昌公司廠房所需資金而借款，所借款項不可能一次性用完，按照常理，如此大額的款項不可能現金存放于家中，自然還是要存入銀行的，故金某陳述關于陳某要求現金交易的理由或者其自己喜歡現金交易的理由均不符合常理。

五、從金某的出借動機來看，也與常理不符。據金某陳述其之前并不認識陳某，只是經郎某介紹陳某向其借款后才認識，而對陳某的資信情況，只是通過介紹人郎某了解了一下，并未實際考察、核實，對擔保人耀昌公司、壽某的資信情況也未實際核實，且其表示只是為了賺取2分的月息，就同意出借給陳某600萬元。為了賺取2分月息，金某就如此輕率地出借如此大額的款項顯然不符合其經商多年的商人身份，更何況據金某本人陳述，其出借的600萬元借款部分是向朋友所借。為賺取2分月息，通過向朋友借款來出借給一個根本不熟悉的人，顯然也不符合日常生活常理。

六、關于金某是否認識陳某、壽某。第二次庭審中在陳某代理人當庭提交一組照片要求金某辨認哪張照片是陳某、壽某時，金某快速地指出其中兩張認為是屬于陳某與壽某的照片，但是事實上金某辨認錯誤。金某對此的解釋是自己老花眼所以認不出來，但是在辨認階段，金某在庭上直接指出照片下面的編號。如果其無法看清照片的話，對下面細小的編號更加不可能快速的指出。顯然，該解釋不成立。對于擔保人壽某，因金某只見過一次面以致生疏不能辨認正確尚可理解的話，但對于向其借款600萬元且兩次會面超過兩個小時的借款人都辨認錯誤顯然不符合常理，更何況金某在庭上多次表示認識陳某，對此問題的合理解釋只能是金某并未見過陳某本人。綜上，金某主張現金方式直接交付給陳某600萬元借款，但其未提交相應的交付憑證，結合其庭審陳述亦不足以證明其與陳某之間存在借貸關系以及已將600萬元借款交付給陳某的事實。因此，金某的訴訟請求，證據不足，不予支持。據此，判決：駁回金某的訴訟請求。

二審法院審理認為：就當事人所爭議的本案所涉600萬元借款有無交付問題，雖然金某提供了落款時間相同的借款協議和收條以證明已經交付，但在以600萬元現金直接進行交付明顯不符合常理的情況下，金某未提供充分證據證明該600萬元現金交付的必要性和現金來源，且其在一審中就該兩問題前后幾次所作的陳述相互矛盾。同時，金某雖主張是在自己的辦公室將600萬元現金交付于陳某，但其在一審庭審中卻將陳某的照片辨認錯誤，將一張明顯比陳某年輕很多的人的照片指認為是陳某的照片，說明金某其實并不認識陳某，由此，其關于在自己的辦公室將600萬元現金交付于陳某的主張不能成立。金某上訴主張，用以對比照片的陳某的戶籍資料未經其質證，但一審庭審中，陳某的委托代理人將陳某的戶籍證明原件作為了證據出示，金某對該證據未提出異議，只是辯稱自己是老花眼，因沒有帶老花鏡，所以對照片辨認不清。綜上，金某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應不予支持。原審法院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正確，實體處理得當。據此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案例二：葉某訴曾某民間借貸糾紛案 【裁判要旨】

一、出借人明確要求以受托人為借款人的，雖然出借人明知受托人與委托人之間的委托關系，但不應由委托人來承擔還款責任，而應認定受托人和出借人即為民間借貸法律關系的當事人，對各自的行為承擔相應責任。

二、借款人對借款交付的金額有合理異議時，應由出借人對所主張借款金額的交付承擔舉證責任。【基本案情】

2010年12月某晚，案外人潘某聯系葉某，意向葉某借款，由曾某作擔保人。當晚寫借條時，葉某提出，曾某是公務員有穩定收入，潘某則是“村官”，要求以曾某作為借款人才同意借款。經潘某向曾某請求，曾某同意作為借款人，并填寫借條，向葉某借款60000元，潘某簽名擔保。后潘某與葉某一同去建設銀行取款，并在銀行交付給潘某借款40000元。另查明，潘某、曾某系戀人關系。因潘某、曾某未及時還款，故葉某訴至法院，要求判令曾某歸還借款本金60000元并按約定的2分月息支付利息。【裁判理由及結果】 一審法院審理認為：合法的借貸關系受法律保護。雖然曾某辨稱自己只是受案外人潘某之托，以借款人名義出具借條，但曾某也承認，葉某明確要求其作為借款人出具借條，而其最終也同意，可見雙方的借貸意思表示是真實、自愿的。故從曾某出具借條的行為，應認定雙方之間的借款合同關系成立。雙方都認同借款發生在12月，而非借條上載明的7月12日，但對具體日期均不能確定。葉某根據提交的銀行卡客戶查詢單，主張2010年12月27日取款55000元，并加上5000元現金，是交付借款的資金來源。但查詢單顯示，該筆交易是發生在銀行營業部窗口、現金支取而非ATM機取款，與葉某、曾某都稱借款發生在晚上、是從ATM機取款的陳述不符。故對葉某該主張不予采信。曾某辯稱葉某沒有交付借款，但又提交了潘某所寫材料并認可材料的真實性，該材料中潘某承認收到借款40000元。曾某與潘某是準備結婚的戀人，而且是一同去向葉某借款，填寫借條時兩人都在場，其對借款交付給潘某有指示，符合日常生活情理，其蓋然性較大，故可以認定借款已實際交付40000元。對其余20000元是否交付，葉某不能提供充分證據予以證明，故不予認定。自然人間的借款合同，自貸款人提供借款時生效，故應認定葉某、曾某之間借款40000元的民間借貸關系成立，合法有效。綜上，對葉某要求曾某歸還借款本金60000元并支付利息的訴訟請求，對能夠認定交付的40000元，依法予以支持，對其余不能認定的20000元，依法不予支持。據此判決：

一、曾某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歸還葉某借款本金40000元，并支付相應利息。

二、駁回葉某的其他訴訟請求。

一審宣判后，各方當事人在法定期限內沒有上訴，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案例三：龐某訴孫某民間借貸糾紛案 【裁判要旨】

借條、收條、借款協議等書面直接證據并非認定借貸關系發生的唯一依據。電話錄音、證人證言等間接證據，只要能形成證據鏈，足以證明借貸事實發生的，可以作為認定事實的依據。【基本案情】

龐某提供了與孫某之間的兩次電話錄音證據，孫某在錄音中多次認可2萬元的債務，龐某據此向法院起訴要求孫某歸還借款。孫某多次收到法院傳票傳喚后仍拒不到庭，也未就龐某的主張進行抗辯。【裁判理由及結果】

一審法院審理認為：在合同糾紛案件中，主張合同關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當事人對合同訂立和生效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對合同是否履行發生爭議的，由負有履行義務的當事人承擔舉證責任。龐某主張其與孫某之間存在民間借貸關系，并向孫某履行了交付借款的合同義務，應由龐某承擔相應的舉證責任。從一般情理分析，借款時由借款人向出借方出具相應的借條等書面借款手續是一種已被大眾熟知和認可的方式，龐某作為一名財務人員，通常來說具有比一般大眾更為謹慎的注意意識。根據龐某的陳述，龐某和孫某之間除該筆借款外，其他并無經濟上的往來，可見雙方之間的交往并不密切。根據法庭調查，龐某自認在其工作的林明公司的年收入為2萬至2.5萬元之間，龐某將其近一年的年收入出借給一個從未與之發生過經濟往來的同事，而未要求對方出具相應的借款手續，顯然有違常理。另龐某為證明其主張提供的證人證言及錄音資料等證據，也均在不同方面存在缺陷，故不予采納。據此，判決：駁回龐某的訴訟請求。

二審法院審理認為：龐某與孫某之間的借款關系雖無書面借款憑據，但龐某提供的錄音資料及證人證言相互關聯、相互印證，能夠證明孫某向龐某借款2萬元且至今未還的事實，而孫某亦不到庭答辯，放棄了對龐某主張的抗辯權，也未提供推翻借款事實的相反證據，故對龐某要求孫某歸還借款2萬元的主張予以支持。鑒于龐某關于利息約定的主張證據不足，故對龐某要求孫某支付利息的主張不予支持。據此，判決：撤銷原審判決，孫某歸還龐某借款2萬元。

案例四：傅某訴席某、方某、汪某、葉某、胡某、范某民間借貸糾紛案 【裁判要旨】

一、“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不能限定為夫妻一方以個人單獨名義所負債務。夫妻一方與他人共同向第三人借款，形成共同債務，也屬于“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的范疇。

二、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向銀行貸款用于家庭經營，后向他人借款用于歸還該銀行貸款，該借款應認定為家庭經營所需，以此認定借款為夫妻共同債務。【基本案情】

2009年1月20日，席某、汪某、胡某與中國郵政儲蓄銀行浙江省開化縣支行簽訂《中國郵政儲蓄銀行小額貸款聯保協議書》和《中國郵政儲蓄銀行小額聯保借款合同》，其后該行分別向三人發放了每人5萬元小額聯保貸款，共計15萬元。為歸還上述15萬元貸款，2009年10月18日，席某、汪某、胡某三人向傅某借款15萬元，約定利息按銀行同期貸款利率四倍計付，定于2009年10月20日前歸還。借款到期后，席某、汪某、胡某均未歸還傅某借款15萬元及利息。該筆借款發生在席某與方某，汪某與葉某，胡某與范某婚姻關系存續期間。2010年4月7日，方某與席某辦理離婚登記手續。2010年4月16日，傅某訴至法院，請求判令席某、方某、汪某、葉某、胡某、范某歸還借款15萬元及利息。【裁判理由及結果】

一審法院審理認為：傅某與席某、汪某、胡某之間的民間借貸行為，是雙方真實意思表示，內容不違反法律規定，受法律保護。席某與方某，汪某與葉某，胡某與范某系夫妻關系且債務發生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債權人就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主張權利的應當按夫妻共同債務處理。傅某的訴訟請求合理合法，予以支持。判決：席某、方某、汪某、葉某、胡某、范某于判決生效后十日內返還傅某借款150000元，并支付相應利息。方某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稱：本案訟爭借款是席某、汪某、胡某三人共同合伙向傅某借款，該債務是合伙債務而非個人債務，且席某向傅某借款時方某并不知情，也沒有用于家庭共同生活，不應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請求二審法院撤銷原判，改判駁回傅某對方某的訴訟請求。

二審法院審理認為：本案的爭議焦點為本案訟爭借款是否應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上訴人方某主張本案訟爭借款系席某等三人的合伙債務而并非席某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故不應視為夫妻共同債務，即使視為個人債務也不應將汪某、胡某的負債視為方某的夫妻共同債務。但“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系相對于夫妻雙方負債而言，并非與“合伙債務”對應的“個人債務”同一涵義。且從個人合伙的相關法律規定來看，合伙之債亦可由合伙人的家庭共有財產承擔。從2009年10月18日的借條來看，席某、汪某、胡某均在借款人一欄處簽字，且席某、汪某、胡某對本案訟爭借款系用于歸還三人中國郵政儲蓄銀行小額聯保貸款的事實亦予認可，席某、汪某、胡某理應對本案訟爭借款承擔共同清償責任。從辦理小額聯保貸款的過程來看，席某、汪某、胡某三人組成聯保小組，其中任一小組成員的借款均由聯保小組的所有其他成員提供連帶責任保證，方某、葉某、范某承諾為其配偶提供連帶責任擔保，葉某、胡某、范某對該事實均予認可，方某雖主張在貸款申請材料上其本人的簽字為席某找他人代簽，但結合傅某提供的《中國郵政儲蓄銀行小額貸款聯保協議書》和《中國郵政儲蓄銀行小額聯保借款合同》和各方當事人的陳述，應視為傅某已經舉證證明本案訟爭借款系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經營所需。據此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案例五：來某訴韓某、杜某民間借貸糾紛案 【裁判要旨】

村委會出具證明表明借款人與其配偶長期處于分居狀態，借款人多年未歸家，借款人未盡家庭義務，法院經過走訪了解到的情況與村委會出具的證明內容能相互印證。結合出借人與借款人認識、來往的過程，出借人應當能夠從借款人夫妻關系的外觀表象確定其二人未共同生活。故出借人主張借款為借款人夫妻雙方的共同債務，應當就借款人借款系用于家庭共同經營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在其舉證不能的情況下，不應支持其該主張。【基本案情】

2009年4月2日，韓某向來某出具借條一份，確認因販賣茶葉缺乏資金向來某借款40萬元，并承諾于2010年1月歸還，然韓某至今未歸還借款。韓某與杜某曾系夫妻關系。韓某自1998年離家，經常租住在來某開辦的旅館內，不盡家庭義務，并曾因賭博被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區分局處罰。韓某與杜某于2009年7月15日辦理離婚登記手續。庭審中，來某變更其在起訴狀上確認的借款時間，認為借款分四次借取：第一次是2009年3、4月份，借款金額為10萬元；第二次是在此后10天左右，借款金額為5萬元；第三次是在此后一個月不到，金額為15萬元；第四次是在此后半個月不到，金額為10萬元。二審中，法院對杭州市西湖區轉塘街道上城埭村村民及村委會進行了走訪，均證實韓某、杜某長期分居，韓某多年未歸的事實。來某訴至法院，要求韓某、杜某就40萬元的借款本息承擔還款責任。【裁判理由及結果】

一審法院審理認為：韓某認為40萬元借款并未實際發生的觀點缺乏有效優勢的反駁證據證明，不予采信。韓某理應按照其承諾，在2010年1月前將40萬元借款返還給來某。韓某未依其承諾返還借款的行為屬違約，來某要求韓某歸還40萬元借款并支付逾期利息的訴訟請求予以支持。涉案債務雖系在韓某與杜某夫妻關系存續期間發生，然現有證據顯示，韓某與杜某長期處于分居狀態，韓某未盡家庭義務。韓某的家在杭州市西湖區轉塘街道上城埭村，與來某開辦的旅館并不太遠，韓某卻經常租住在來某開辦的旅館內，該事實也顯示韓某與杜某的夫妻關系處于不正常狀態。涉案借款金額高達40萬元，顯然不是因日常生活需要所負的債務，在第一筆10萬元借款未清償的情形下，來某又連續三次出借給韓某借款，明顯也與正常的借款行為不同，然來某對此也沒有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說明。在此情形下，來某有義務舉證證明韓某所取得的40萬元借款用于韓某與杜某的共同經營，在來某不能舉證的情形下，涉案債務依日常生活經驗不宜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因此，來某要求杜某承擔共同清償責任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據此，判決：

一、韓某歸還給來某借款40萬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以本金40萬元為基數，按同期銀行貸款利率為標準，自2010年4月29日至判決確定的還款之日），于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付清；

二、駁回來某的其他訴訟請求。

二審法院審理認為：來某與韓某之間存在借貸關系事實清楚，韓某未按時歸還借款本息，應當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本案的爭議焦點是杜某對于韓某在夫妻關系存續期間所借債務是否承擔共同還款責任。對此，現有杭州市西湖區轉塘街道上城埭村村委會出具證據證明韓某、杜某長期處于分居狀態，韓某未盡家庭義務，法院走訪的結果與杭州市西湖區轉塘街道上城埭村村委會出具的證明相互印證，能夠證明相關的事實。結合本案中來某與韓某認識、來往的過程，來某應當能夠從韓某、杜某夫妻關系的外觀表象確定其二人未共同生活。因此，來某主張本案系夫妻共同債務，應當就韓某借款系用于家庭共同經營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因來某不能提供證據證明其主張，故來某的上訴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原審法院認定事實清楚，實體處理得當，據此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案例六：朱躍某訴朱學某、趙某、第三人朱忠某民間借貸糾紛案 【裁判要旨】

一、法律并不禁止直系親屬之間形成包括借貸合同在內的交易關系。但對直系親屬之間交易關系和債權轉讓關系的審查和確認，應考慮特定當事人的經濟狀況，有關當事人應依法承擔的贍養、撫養義務等具體情況。

二、處理涉及直系親屬間交易關系的糾紛時，在意思自治和公序良俗的利益考量中應更強調公序良俗的價值取向，案件的處理結果應符合一般的家庭道德觀念與善良習俗，優先考慮保護老年人等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符合實體正義的要求。

三、在當事人的經濟地位和訴訟能力存在明顯差異的情況下，法官應妥善行使訴訟指揮權，平衡當事人的訴訟利益。【基本案情】

2003年11月在舊村改造過程中，朱學某、趙某夫婦為參加54平方米舊村改造安置用地的招投標，于2003年11月15日向兒子朱忠某出具借條一份，載明：向其子朱忠某借款1365000元，按銀行同期借款利率四倍計息，借款用于舊村改造安置建房的投標用地，承諾以上借款在收到朱忠某以書面形式要求歸還借款的通知后一個月內還清；如無力歸還，該建房用地使用權和建好后房屋的所有權歸朱忠某所有。2003年11月15日和11月18日，朱忠某以朱學某的名義分兩次匯入舊村改造辦公室1365000元。2007年8月13日，朱忠某委托律師向朱學某、趙某夫婦發出律師催款函，要求朱學某、趙某在收到催款函后一個月內歸還借款本息2839200元。2003年11月11日，朱忠某向朱躍某出具借條一份，載明朱忠某向朱躍某借款人民幣1500000元整，按銀行同期貸款利率四倍計息。2007年8月13日，朱忠某委托律師通過申通快遞向朱學某、趙某寄送快件一份，快遞詳情單上未載明寄送的材料名稱，朱學某在快遞詳情單上簽字簽收。2007年9月1日，朱忠某與朱躍某達成一份《債權轉讓協議》，雙方約定將朱忠某享有的朱學某、趙某1365000元借款本息轉讓給朱躍某以抵銷朱忠某尚欠的2003年11月11日借款的部分本息。2007年9月14日朱忠某通過申通快遞向朱學某、趙某郵寄送達債權轉讓通知書一份。2007年9月26日，朱躍某通過郵政特快專遞向朱學某、趙某郵寄了催款通知書和債權轉讓協議書各一份，但朱學某、趙某拒絕簽收。2007年9月14日，朱躍某通過申通快遞向朱學某寄送快件一份，快遞詳情單上未載明寄送的材料名稱，僅有收件人簽名“朱”字。另據見證人趙某的弟弟，即朱忠某的舅舅給法院的信函中所述，朱學某、趙某夫婦已年過八旬，有四子三女，當時因54平方米安置用地和父母的贍養問題與四個兒子之間曾多次協商，考慮到朱忠某擁有加油站，資產豐厚，父母最終決定把54平方米安置用地和晚年生活托付給朱忠某。雙方約定在父母有生之年不將借條公之于眾。本案的借條系朱忠某聘用律師幾易其稿后形成的。現朱躍某訴至法院，要求朱學某、趙某立即歸還借款1365000元，并支付約定利息（按銀行同期貸款利率四倍計算至實際歸還之日止，暫計至起訴之日止為1796340元）。【裁判理由及結果】

一審法院審理認為：朱忠某與朱學某、趙某之間的借款真實，依法應受到法律的保護。朱忠某與朱躍某之間的債權轉讓協議并不違反法律的禁止性規定，且已依法履行了通知義務，因此，該債權轉讓協議對朱學某、趙某已經發生法律效力。據此判決：

一、由朱學某、趙某于判決生效后十五日內歸還朱躍某借款本金人民幣1365000元，并按照銀行同期同類貸款利率四倍按本金1365000元支付自2003年12月15日計算至判決確定的履行之日的利息。

二、駁回朱躍某的其他訴訟請求。二審法院審理認為：朱學某、趙某夫婦對2003年11月15日借條的形式真實性并無異議，但對1365000元款項的性質及債權轉讓是否通知存在重大爭議。經審查，該借條反映的并不是單純的借款關系，還與朱學某、趙某54平方米安置用地所建房屋的所有權及居住權相關聯。朱忠某在一審用以證明已經向朱學某、趙某履行了催款及債權轉讓通知義務的證據——兩份申通快遞詳情單表明郵件系由律師和朱躍某經手辦理，詳情單上均沒有載明寄送的材料名稱，朱學某、趙某也否認收到債權轉讓通知的事實。據此，本案爭議的債權轉讓已經通知朱學某、趙某的事實不能直接確認。另，朱學某、趙某夫婦年過八旬，需要子女的關心和照顧，54平方米安置用地上所建的房屋系朱學某、趙某的養老棲身之所，朱忠某作為負有贍養義務的子女，明知父母沒有償付能力，在律師參與下，經幾易其稿，最終形成由其與父母簽署約定四倍借款利息且包含嚴格違約責任的借條，后又將該債權轉讓給朱躍某。如按照借條約定的利息條款計算，現該1365000元款項的本息累積已達數百萬元，原本可安享晚年的高齡父母將陷于債務困擾之中。朱忠某在本案中的相關行為不符合一般的家庭道德觀念。法庭不是單純的訴訟競技場，保護老年人的合法權益，體現司法的人文關懷，始終是法院在審理本案中優先考慮的因素。綜上，認定朱忠某和朱躍某之間債權轉讓不成立，朱躍某相應的訴訟請求亦不予支持。至于朱忠某和朱躍某，朱忠某和朱學某、趙某之間的債務糾紛，宜通過其他合理合法途徑解決。原判認定的部分事實不清，適用法律有誤，實體處理不當，經院審判委員會決定，判決：撤銷一審判決，駁回朱躍某的訴訟請求。案例七：孔某訴徐某、鄭某民間借貸糾紛案 【裁判要旨】

在民間借貸案件中，雙方當事人雖未在書面債權憑證中約定利息，但有證據表明債務人連續有規律的支付利息的，可認定當事人之間的借款為有息借款。【基本案情】

自2008年9月起，徐某與孔某有借款往來，截止2010年6月8日，孔某結欠徐某750000元。同日，孔某向徐某出具《借條》一份，載明：從徐某處借款750000元，借期一年。并備注：之前所打的借條全部作廢，以此借條為依據。后孔某于2010年7月1日支付徐某19750元，2010年8月2日、8月30日，孔某各支付徐某18750元，自2010年9月30日至2011年3月9日，孔某每月初左右支付徐某11250元，共計124750元。另孔某于2011年2月21日歸還徐某50000元，2011年2月25日歸還徐某20000元，2011年2月28日歸還徐某30000元，2011年3月18日歸還徐某20000元，2011年3月28日歸還徐某50000元，共計170000元。另查明，孔某與鄭某于2008年7月29日登記離婚。【裁判理由及結果】

一審法院審理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條規定，自然人之間的借款合同，自貸款人提供借款時生效。徐某提供的《借條》、工商銀行個人業務憑證等可以證明孔某向徐某借款750000元的事實，庭審中，徐某認可孔某于2011年2月21日歸還其50000元，2011年2月25日歸還其20000元，2011年2月28日歸還其30000元，2011年3月18日歸還其20000元，2011年3月28日歸還其50000元，共計170000元均為本金，不違反法律規定，予以認可，故徐某要求孔某歸還580000元的訴訟請求，具有事實和法律依據，予以支持。民間借貸可以有償，也可以無償。借貸雙方對支付利息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的，根據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條的規定，視為不支付利息，但借款人自愿給付利息的除外。對于該項借款是否約定利息，徐某與孔某并無深交，根據常理，徐某不可能將資金無息交與孔某使用，孔某2010年7月1日支付徐某19750元，2010年8月2日、8月30日，孔某各支付徐某18750元，自2010年9月30日至2011年3月9日，每月初左右支付徐某11250元，應當認定是孔某自愿支付徐某的利息，即使該利息已超過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同期同類銀行貸款基準利率四倍，因該利息不損害國家、社會共同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權益，予以認可。但徐某主張自2011年3月起按月息1.5％支付利息的訴訟請求，因雙方在《借條》中并未明確約定利息，故調整為按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同期同檔次貸款基準年利率5.31％自2011年6月7日暫計算至2011年8月15日為5817.40元。本案中，孔某的借款行為發生時，其與鄭某已經離婚，故徐某要求鄭某共同歸還借款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據此，判決：孔某歸還徐某借款本金580000元并支付相應利息等。

二審法院審理認為：本案爭議的焦點問題是徐某與孔某之間的借款關系是否約定支付利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條的規定，自然人之間的借款合同對支付利息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的，視為不支付利息。但關于利息的約定既可以采取書面形式也可以采取口頭形式，雖然徐某提供的借條并未對借款利息作出約定，但徐某主張雙方口頭約定了借款利息且已實際履行，徐某提交的銀行轉賬憑證亦可以證明就本案借款孔某曾連續有規律地支付利息，故孔某關于本案借款系無息借款的上訴理由缺乏事實依據，不予采納。據此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案例八：程某訴茅某、王某民間借貸糾紛案 【裁判要旨】

保證人擔保債權的數額前后記載存在矛盾，且當事人對此存在爭議的情況下，人民法院應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125條“當事人對合同條款的理解有爭議的，應當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詞句、合同的有關條款、合同的目的、交易習慣以及誠實信用原則，確定該條款真實意思”的規定，從保證人是否參與借貸合同的訂立過程、對借貸數額是否知曉及保證人提供保證擔保的目的，并結合誠實信用原則綜合判定保證人擔保債權的真實數額。【基本案情】

2008年5月26日，王某與程某簽訂借款協議一份，約定：王某向程某借款50萬元，借期3個月，利息按月利率2％計算。茅某受王某的委托向程某提供連帶責任保證，保證期限為兩年。茅某在保證人欄內簽署了“本人同意擔保三個月50元整”的意見。該借款協議簽訂前，茅某與程某、王某參與了借款的協商。同日，王某向程某出具收條，收到現金50萬元。借款期限屆滿后，王某未歸還借款本息，茅某也未履行保證責任。程某于2008年10月9日提起訴訟。

【裁判理由及結果】

一審法院審理認為：本案爭議焦點為茅某擔保的金額是50萬元還是50元。雖借款協議形式上寫明擔保金額為50元，但不符合常理，首先，茅某知道王某向程某借款50萬元的事實，也為王某其他多筆債務提供過擔保，應該明確擔保的數額；其次，茅某也同意為該筆債務提供擔保，如僅為王某擔保50元，就失去擔保的實質意義，顯然協議中所定的50元是一個筆誤，應為50萬元。故對茅某的主張不予采信。程某請求茅某對主債務、利息、逾期還款違約金承擔連帶保證責任，因程某與茅某約定的擔保范圍是50萬元，故對程某主張的利息和逾期還款違約金之請求，不應予以支持。程某主張王某支付利息及逾期還款違約金之主張，符合法律規定，應予以支持。茅某作為保證人，在保證范圍內承擔保證責任后，有權向王某追償。據此判決：

一、王某于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歸還程某借款50萬元，并支付利息及逾期還款違約金；

二、茅某對借款本金50萬元承擔保證清償責任，茅某承擔保證責任后，有權向王某追償；

三、駁回程某的其他訴訟請求。程某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二審法院審理認為：本案所涉借款協議系保證借款合同，從協議簽訂的目的而言，是為保證程某的50萬元債權實現，如果茅某僅為該筆50萬元借款提供50元擔保，這無疑使保證合同的擔保目的落空，不符合常理。根據日常生活經驗法則判斷，協議中茅某的書寫應為筆誤，其真實意思應是為50萬元債務提供擔保。據此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程某仍不服二審判決，申請再審。

再審法院審理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款規定“當事人對合同條款的理解有爭議的，應當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詞句、合同的有關條款、合同的目的、交易習慣以及誠實信用原則，確定該條款的真實意思”，所謂合同解釋是指法官基于當事人的訴訟請求，依照法定職權和程序，對合同內容進行分析說明以及填補合同漏洞的行為。合同解釋的目的是為公正裁判提供合理的支持，探求真意、補充漏洞乃至修正解釋只是解釋的手段。本案中，茅某在簽訂借款協議前，參與了王某向程某借款50萬元的協商，對王某借款50萬元的事實知情，茅某在擔保人欄內同意擔保的真實意思應為對王某的50萬元借款提供擔保，如果茅某僅僅為其中的50元提供，該擔保本身則無實際意義，而程某要求茅某提供擔保也是為保證其50萬元債權不致落空，故50元不應認定為系茅某的真實意思表示，否則有違民事活動的誠實信用原則，也不符合茅某同意為王某提供擔保的真實目的，故一、二審法院認定茅某在擔保人欄內雖寫有為王某50元擔保，但其真實意思為50萬元正確。茅某的再審理由不能成立。據此，駁回茅某的再審請求。

案例九：朱某訴廣大建設公司、沈某、茅某民間借貸糾紛案 【裁判要旨】

建設工程項目承包人在從事工程建造過程中向他人借款，債權人持加蓋有建設公司工程項目部財務專用章的借條起訴，對于債權人要求建設公司返還借款的訴訟請求，應綜合審查借條中的記載、借款時聲稱的借款用途以及債權人出借款項的內心信賴和客觀注意情況，不能僅因借條上加蓋有建設公司工程項目部公章或者財務專用章即認定由建設公司承擔民事責任。【基本案情】

廣大建設公司是由某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改制更名而成。沈某掛靠江南建筑工程公司等多家建設單位從事工程建造活動。沈某、茅某原系夫妻，于2007年12月24日登記離婚。2006年1月6日，沈某向朱某借款100000元，一個月后出具給朱某借條一份，約定借期一年，利息為月利率1.5分。到時不還由江南建筑公司從本人工程款中扣除歸還。沈某在借條上加蓋了某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碧桂苑項目部財務專用章。2006年9月19日，沈某歸還朱某50000元，并支付了相應的利息，余款一直未予歸還。沈某現下落不明。朱某故起訴至法院。【裁判理由及結果】

一審法院審理認為：合法的借貸關系受法律保護。被告沈某向朱某借款，至2006年9月19日尚欠本金50000元及相應的利息，理應于承諾的期限內予以歸還，逾期未清償依法須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朱某申請撤回對茅某的起訴，系其行使處分權的行為，不違法律規定，予以準許。至于對廣大建設公司的訴訟請求，雖然借條上加蓋有某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碧桂苑項目部財務專用章，但根據朱某在庭審中的陳述，本案借款當時沒有說是用于碧桂苑的工程，而是說墊付沈某承建江南建筑工程公司的工程款，借條也是朱某提供借款后一個月才補充出具，朱某當時沒有詢問過沈某有關某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碧桂苑項目部的有關情況，庭審中也沒有證據證明沈某與某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或者其碧桂苑項目部存在何種法律關系，結合借條中“到時不還由江南建筑公司從本人工程款中扣除歸還”的記載，朱某借款給沈某是通過朋友介紹，認為沈某在某市承建工程有相應的工程款可以保障自身的借款安全，而不是基于對某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的信賴，因此，本案借款應認定為沈某個人向朱某借款，對朱某起訴要求廣大建設公司與沈某共同歸還本案借款的主張，不予支持。據此，判決：

一、沈某于本判決生效后十日內償付朱某借款50000元及利息18000元，合計68000元。

二、駁回朱某的其他訴訟請求。

一審宣判后，各方當事人在法定期限內沒有上訴，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案例十：勞某訴碧雪湖公司合同糾紛案 【裁判要旨】

雙方當事人簽訂的雖然是《客房使用權出讓和委托經營合同》等其他合同，但從合同約定的內容看，其法律屬性與《合同法》上規定的借款合同最為接近，故可以參照適用現行立法中關于借款合同的相應規定。當事人之間對合同權利、義務及違約責任的約定，不違反有關法律法規的，亦應確認其效力。【基本案情】

2008年3月29日，勞某與碧雪湖公司簽訂《客房使用權出讓和委托經營合同》一份，合同約定：

1、勞某向碧雪湖公司購買五套雙標客房二十年使用權，預先支付50萬元（每套10萬元）。到期后，碧雪湖公司歸還勞某本金50萬元；

2、勞某將上述購買的使用權客房五套委托碧雪湖公司經營，期限二十年，從2008年3月29日起至2028年3月28日止；

3、碧雪湖公司支付勞某按每套每年2萬元的投資回報。同時，碧雪湖公司給予勞某每套每年20天的免費入住權，若勞某未住，按山莊年平均房價拆成金額每年結算；??

9、碧雪湖公司逾期支付投資回報，按100元/天支付違約金。超時二個月后勞某有權取消合同，并要求歸還本金50萬元等。合同簽訂后，勞某按約支付50萬元款項，碧雪湖公司也支付了第一的投資回報10萬元，但第二的投資回報經勞某多次催付，碧雪湖公司未履行。勞某向法院提訴訟，請求判令解除合同，歸還本金并支付投資回報及違約金等。【裁判理由及結果】

一審法院審理認為：從本案的《客房使用權出讓和委托經營合同》內容看，雖形式上勞某支付100000元購買碧雪湖公司每套雙標客房二十年的使用權，并將客房使用權委托碧雪湖公司經營二十年，由碧雪湖公司每年支付“投資回報”20000元，但碧雪湖公司需二十年期滿后返還勞某“本金”100000元，故該權利義務的約定實際屬于借款合同關系，應按法律關于借款合同的規定進行處理，但當事人之間關于權利、義務及違約責任的約定可以作為參照。勞某主張已向碧雪湖公司支付了500000元，并提供了碧雪湖公司于2008年3月29日出具的收據五份，故勞某已經履行合同項下的義務。因碧雪湖公司未依約支付第二的投資回報共100000元，勞某要求依照《客房使用權出讓和委托經營合同》第九條的約定解除合同，符合雙方簽訂的合同約定和相關法律的規定，予以支持。對于解約后，碧雪湖公司應當承擔的法律責任，參照雙方的《客房使用權出讓和委托經營合同》第九條的解約條款的相關約定，即“勞某在解除合同后，碧雪湖公司應當返還本金，并支付違約金”。違約金的計算以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同期同檔次貸款年利率5.31%四倍為限。對勞某要求碧雪湖公司支付第二投資回報、每年每套免費入住的折價費等其他訴訟請求，不予支持。據此，判決：

一、解除雙方于2008年3月29日簽訂的五份《客房使用權出讓和委托經營合同》；

二、碧雪湖公司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返還勞某500000元，支付違約金79060元，合計人民幣579060元；

三、駁回勞某其他訴訟請求。勞某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二審法院審理認為：審查案涉合同約定之內容，勞某以獲取未來收益為目的向碧雪湖公司支付一定的款項，而碧雪湖公司則負有到期返還該款項的合同義務，故該合同應視為勞某與碧雪湖公司之間的融資行為，勞某對自身行為的投資屬性亦無異議。依據案涉合同之約定，勞某可獲取的未來收益包括每年的投資回報以及免費客房服務等內容，現勞某確認免費客房實際無法使用且其已經與碧雪湖公司協商將該項合同內容轉化為貨幣形式，勞某于本案中的訴訟請求亦基于該些事實，案涉合同雖非《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明文規定的合同，但其法律屬性最接近貸款合同，可以參照適用現行法律體系中關于借款合同的相應規定。因勞某已按約向碧雪湖公司支付了50萬元，而碧雪湖公司未能舉證證明其已經于2010年3月29日起一周內將合同約定的投資回報10萬元支付給勞某，且該未能支付的時間已經超過合同約定期限二個月，故雙方約定的合同解除條件已經成就，勞某可以解除案涉合同，原審法院的該認定無誤。合同解除后，碧雪湖公司違約責任的承擔應當以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同期同檔次貸款年利率5.31%四倍為依據并結合勞某所給付資金的實際使用時間進行計算。原審判決事實認定清楚、實體處理并無不當。據此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第五篇：i浙江法院民間借貸審判報告文檔

浙江法院民間借貸審判報告

來源：管理機構 日期：2012-07-10

浙江法院民間借貸審判報告

（2008.1——2012.6）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

前 言

浙江作為民營經濟大省，具有中小企業多、民間資本雄厚、民間借貸相對活躍的鮮明區域經濟特色。民間借貸作為一種“草根金融”方式，與傳統金融信貸方式相比具有成本低、效率高的優點，拓寬了中小微企業的融資渠道，促進了多層次信貸市場的形成和發展。但在實踐中，民間借貸也存在交易隱蔽、風險不易控制、正常的民間借貸和非法集資等刑事犯罪活動交織的特點，導致一些地方中小微企業資金鏈斷裂，引發區域性金融風險，影響社會穩定。去年9月份后，溫州等地一些中小企業關停、企業主“跑路”事件屢屢發生，民間借貸尤其是涉企民間借貸的風險防范、危機處臵乃至司法政策，引起了各界廣泛關注。浙江民間借貸相對活躍，在一定程度上幫助緩解了民營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但總體上看，在民營企業和民間資本之間仍然缺乏穩定有效的渠道和橋梁，實踐中普遍存在著中小企業多、融資難和民間資金多、投資難的“兩多兩難”問題。今年3月28日，浙江的經濟發展與金融改革迎來歷史性機遇，國務院正式批復設立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金融改革為浙江破解“兩多兩難”問題提供了一把金鑰匙。

2008年以來，浙江高院黨組按照省委的工作部署，始終密切關注宏觀經濟形勢變化，堅持能動司法，推進社會管理創新，指導全省法院民間借貸審判實踐。全省法院充分發揮審判職能，審理了一大批民間借貸案件，并結合當地特點加強對司法層面反映的民間借貸問題及審判態勢的調研分析，成效顯著。今年全國“兩會”期間，省高院齊奇院長以全國人大代表的身份，向大會提交建議，呼吁讓民間借貸浮出水面，規范民間融資行為，推動民間借貸陽光化、法制化。

本報告在介紹我省民間借貸審判基本情況的基礎上，總結審判經驗，提示借貸交易風險，并結合浙江民間融資市場現狀和金融改革趨勢，展望下一步的司法應對，以期引導民間資本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推動我省民間融資市場在“十二五”期間規范、有序、健康發展，為打造浙江“中小企業金融服務中心”和“民間財富管理中心”兩個中心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一、民間借貸糾紛的基本情況

（一）案件審理概況

近年來，民間借貸案件幾乎占據了浙江商事案件的半壁江山，無論是案件數量還是案件總標的額，都遠高于傳統的買賣、加工承攬合同糾紛案件。2011年，全省法院受理的民間借貸案件數量約占全國的15%。

2008年至2011年期間，全省受理的民間借貸案件數量總體呈上升趨勢。特別是金融危機爆發期間的2008年，案件數量疾驟上升最為明顯，較2007年增幅高達60.56%。雖然金融危機陰霾逐漸消退，2009年案件數量增幅有所趨緩，2010年的收案數較同比甚至微有下降，但總體案件受理數量仍居高不下。2011年，受第三季度溫州等地部分企業債務危機影響，民間借貸案件的收案量再度上揚，全省法院全年收案93067件，較2010年增長了6.7%（見圖一）。從案件標的額的增長幅度看，增速最快的是2008年，較2007年迅猛增長了216%，其次是2009年，較2008年增長了72.3%（見圖二）。

圖表一：2007年至2011年全省民間借貸案件數量（件）

圖表二：2007年至2011年全省民間借貸案件標的額（億元）

從地區分布看，2008年至2011年期間，杭州、金華、寧波三地法院在收案量和案件總標的額上均居全省前三（見圖

三、圖四）。統計數據還顯示，近兩年溫州地區的民間借貸案件數量及標的額增長較快，2011年的數據已超過臺州、寧波，居全省第三位。

圖表三：2008年至2011年各地區法院民間借貸案件數量（件）

圖表四：2008年至2011年各地區法院民間借貸案件標的額（億元）

今年上半年，全省法院共受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58037件，涉案標的額283.9億元，同比分別上升26.98%和129.61%。溫州、舟山以及湖州地區上升最為明顯，增幅分別達96.42%、87.37%和57.61%。除金華地區略降0.9%外，其余地區民間借貸案件較去年同期均呈上升態勢。從今年上半年民間借貸案件再次大幅回升并達到2007年以來最高點的情況看，預計今年全年收案量仍將持續上升。

（二）案件基本特點

1、經營性借貸為主，中小微企業深度介入。傳統民間借貸案件中，借款一般發生在親朋好友之間，多用于生活消費，是一種“熟人間的交易”，交易主體之間的信任關系實際上承擔了擔保的功能。隨著經濟發展環境的變化，浙江的民間借貸逐漸轉變為陌生人之間的合同關系和經營性借貸的融資渠道。浙江民營企業多以自有資金和民間借貸資金起步，據有關部門對溫州市甌海區105家中小微企業抽樣調查，在企業初始資金來源中，有90家企業通過民間借貸籌措資本，占85.71%，其中有32家初始創業資金完全通過民間借貸獲得，占30.5%。涉企型民間借貸在數量上已遠超過個人消費型借貸，從借款人、出借人到擔保方，中小微企業在民間借貸關系中都扮演著重要的主體角色。許多企業將借貸資金用于交易或經營活動。一些地方的企業和個人還專門從事“以錢炒錢、賺取利差”的資金生意，借貸資金呈現出典型的資本化、商業化特征。

2、高息現象普遍存在，且日益隱蔽化。近年來，各地法院普遍反映高息借貸問題突出。由于融資困難，民間借貸市場的利率不斷走高。最近，中國人民銀行溫州市中心支行向社會公布了溫州市民間借貸監測利率，2012年4月溫州民間借貸綜合利率平均水平為21.58%。我省一些民間融資活躍的地區，月利率普遍在2分、3分以上，有的甚至達5分以上，即年利率回報超過60%。民間融資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正規金融的不足，但與此同時，也使中小微企業和私營業主不得不接受放貸人所設定的高額利息。實踐中，為規避“超過央行公布的同期同檔次貸款基準利率四倍以上的利息不予保護”的法律規制，出借人往往采取預先扣息、實際履行利率高于約定利率等做法，給法院認定事實帶來困難。

3、職業化、中介化、組織化的新特征開始顯現。越來越多的民間借貸不再只是簡單的出具一張借條，借貸雙方在借款時往往手續齊全，一些專門從事放貸業務的擔保公司或個人，都已將借款協議或借條格式化。從形式上看，不僅有借款金額、期限、利率等明確約定，而且對違約責任，甚至對引發訴訟所需的訴訟費、律師費都作了詳盡約定。一些地方出現了專門從事放貸的職業群體，即所謂的“職業放貸人”和民間“食利”階層。有的地方還出現了一種專為借貸雙方提供“搭橋”服務的職業中介組織，使流向分散、信息不透明的民間借貸行為趨于組織化、公開化。一些銀行等金融機構工作人員在高利誘惑下充當起民間借貸雙方的“資金掮客”，利用管理漏洞操縱信貸資金流入民間放貸以牟取利差。投資公司、咨詢公司、典當行、擔保公司等中介機構也紛紛介入民間借貸。還有一些非法或涉黑背景的中介機構以非法集資等形式取得民間資金從事高利放貸，或以貸養貸，牟取不法利益。

4、同一主體涉訴的系列案增多，“批案”現象嚴重。一些民間借貸案件中，債權人或債務人比較集中，借貸供需雙方主體的重復率高，同一主體作為原告或被告的系列案日益增多。一原告多被告的情形下，原告一般是專門從事資金生意的職業放貸人；多原告一被告的情形下，被告則往往是大量對外舉債的企業或企業主。有的涉眾案件中，上下家之間還存在借貸資金鏈關系，即在直接與被告發生借貸關系的原告名下，背后還有大量實際出資的隱名出借人，這些隱名出借人往往是欠缺投資渠道、盲目逐利的普通老百姓。這類案件社會影響面較大，傳導性強，易呈集中爆發態勢。一旦無法收回借款，老百姓的多年積蓄無法收回，容易引發連環訴訟，產生信訪、上訪，甚至引發群體性事件。

5、與非法集資等涉嫌違法犯罪的活動時有交織。民間借貸是私人資本市場上自發的資金融通行為，屬體制外金融，尚缺有效監管。民間放貸人基于自己的利益判斷作出趨利性選擇，在高額利息回報的誘惑下，容易產生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集資詐騙、高利轉貸等涉嫌違法犯罪的行為，擾亂金融秩序和社會治安。民事、刑事法律關系交織的情況，給民間借貸案件的處理增加了難度。

（三）民間借貸糾紛案件高發的原因

從案件反映的情況看，民間借貸糾紛案件高發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

1、宏觀經濟形勢造成企業經營困難，償債能力降低。浙江民間借貸以經營性借貸為主，中小微企業深度介入。一旦經濟形勢變化造成企業經營困難，償債能力降低，就容易引發民間借貸糾紛。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受國內外宏觀經濟形勢的影響，企業生產經營困難加大，民間借貸糾紛案件數量急劇上升。當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所帶來的深層影響正在向縱深發展，國際經濟秩序依然處于動蕩之中。今年以來，我省經濟金融運行情況總體平穩，但受外部經濟環境復雜多變等因素影響，一些企業出現了債務危機和經營困難，對區域經濟金融穩定發展帶來了一定影響。全省民間借貸糾紛數量總體依然呈上升趨勢。

2、民間借貸融資成本高企加劇了債務清償風險。由于銀根緊縮，融資難，浙江民間借貸普遍存在高息現象。高利率導致了大量的信用風險的產生。一旦企業盈利不佳或難以承受過高的利息負擔，借貸雙方就容易產生糾紛。加之出借人往往采取多種手法隱瞞高息事實，進一步加劇了糾紛產生的可能。一旦企業不堪重負、資金鏈斷裂，民間借貸甚至有可能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3、民間借貸缺乏有效監管，亂象叢生，極易引發糾紛。浙江的民間借貸以經營性借貸為主，加之實踐中職業放貸人群體的出現以及擔保公司、典當行、投資公司等市場主體的加入，民間借貸活動實際上已具有經營的性質。但由于長期游離在監管邊緣，民間融資市場因缺乏必要的約束和管理而呈現出無序亂象，如借貸形式不規范、擔保不完備、借款用于非正常用途、高息借貸、違法借貸，甚至與刑事犯罪交織在一起，為糾紛的發生埋下了隱患。

二、民間借貸糾紛的司法應對

民間借貸是商品經濟的必然產物。浙江的民間借貸作為正規金融的重要補充，適應了多種經濟成分和不同經營形式的資金需求，對我省民營經濟的發展起到了必不可少的作用。但其自身固有的缺陷也容易引發區域性金融風險。浙江法院始終密切跟蹤經濟形勢變化，敏銳把握政策導向，穩妥應對民間融資風險。2008年4月，省高院就調研中發現的“金融糾紛案件大幅上升，民間借貸問題凸現，企業資金鏈斷裂引發系統風險”等問題，向省委報送了《關于運用審判職能切實貫徹省委“防止我省經濟下滑”指示精神的專題報告》，從借款規模倍增、借款利率高、借貸與非法活動交織等角度提示民間借貸風險日益突出，為省委提供決策參考。《專題報告》是全國高級法院中較早針對宏觀經濟形勢變化提出的司法對策，受到了最高法院、省委領導的重視和肯定。全省法院堅持能動司法，堅持趨利避害的原則，既加強引導規范，發揮民間借貸的積極作用，又依法打擊非法金融活動，有效應對借貸風險，為推進我省金融改革、保障實體經濟平穩健康發展提供司法保障。

（一）及時調整優化工作機制，提升審判質效與司法保障水平

根據我省民間借貸糾紛以經營性借貸為主的商事特點，省高院出臺了《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民事和商事案件主管劃分的意見》（浙高法[2008]64號），自2008年4月1日起將民間借貸糾紛案件從傳統民事審判條線劃轉至商事審判條線主管。經過2008年、2009年、2011年三次案件級別管轄調整，將我省92%以上的大標的民商事案件下放到基層法院審理，絕大多數的一審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由基層法院審理，這有利于調動當地各種積極因素，將借貸糾紛有效化解在基層。審判新格局下，省高院和中級法院進一步加強了監督指導力度，各基層法院也紛紛創新審判工作機制，不斷提高審判質效和司法保障水平。如在溫州兩級法院民間借貸糾紛案件收案數呈爆發式增長的情況下，樂清法院的民間借貸案件數量不升反降，成為溫州地區唯一收案數下降的基層法院。這得益于樂清法院積極探索創新民間借貸案件的“協同處臵”機制，通過“黨委政府領導、專職機構指導、群眾自主清理、法院協同配合”的機制運行，收結案基本能夠保持良性循環，實現了民間借貸案件的動態平衡。

（二）出臺適合區域特點的規范性文件，統一民間借貸糾紛案件裁判思路

近年來，省高院圍繞中小企業司法保障這一商事審判工作的主線，不斷推進民間借貸糾紛的審判、調研等各項工作，不斷提升民間借貸糾紛案件處理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2008年7月底省高院出臺《金融糾紛案件若干問題討論紀要》（浙法民二〔2008〕38號），就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法律適用、約定利率的司法保護幅度、民間借貸和賭博、非法集資等違法犯罪行為相互交織問題的處理等統一了裁判思路；2009年9月，出臺《關于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浙高法〔2009〕297號）39條，對審判實踐中普遍存在的夫妻共同債務的認定、逾期利息和違約金的關系、舉證責任的分配等一系列疑難問題提出了裁判思路；2010年初，出臺《關于審理涉財務風險企業債務糾紛案件若干問題指導意見》（浙高法〔2010〕13號），就審理涉財務風險企業債務案件中民間借貸、刑民交叉等問題的處理提出了具體意見；2010年5月，發布《關于為中小企業創業創新發展提供司法保障的指導意見》（浙高法發〔2010〕4號），提出依法審理涉中小企業民間借貸糾紛案件，通過審判職能的發揮，規范民間融資市場，并明確企業之間自有資金的臨時調劑行為，可不作無效借款合同處理。2011年12月，召開全省法院商事審判工作座談會，就如何看待民間借貸、民間融資問題并對民間借貸案件的審理提出原則意見，要求全省法院認真領會最高法院、省委省政府關于民間融資問題的政策，結合形勢把握好審理民間借貸糾紛和其他涉民間融資市場商事糾紛案件的裁判尺度，妥善處理好刑民交叉等審判實踐中的熱點難點問題。

通過統一認識、統一裁判尺度，全省法院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和應對民間融資風險的工作水平得到了進一步提升。相關規范性文件中明確的一些裁判思路和觀點，如夫妻共同債務的認定、企業間借貸效力的認定及處理等，在最高法院2011年十大重大調研課題成果之一“關于建立和完善我國民間借貸法律規制的報告”中也得到采納與肯定。一些裁判思路也被兄弟省份法院制定的規范性文件所借鑒。全省各地法院審結了一批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較好的典型案例。如2011年杭州中院審結的金某訴陳某等民間借貸糾紛案，涉及對借款交付事實的真實性審查問題，雖然出借人提供了收條證明款項已交付，但600萬元的巨額借款直接以現金方式交付不符合常理，出借人也無充分證據證明現金來源，對現金交付原因的解釋存在前后矛盾，且辨認借款人照片錯誤，法院據此否定了收條的真實性。

（三）延伸審判職能，服務浙江金融規范健康發展 在妥善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同時，全省各級法院緊扣宏觀經濟形勢，延伸審判職能，采取各項有效措施參與社會管理創新，防范民間融資風險、引導規范民間融資發展。一是加強司法宣傳。通過法制宣傳、發布會議紀要、公布典型案例等方式，定期發布社會關注度高的案件處理情況，積極擴大案件處理的社會教育效果，增強融資主體自覺履行法定義務和風險防范的意識。如臨安法院針對民間借貸糾紛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集資詐騙等經濟犯罪案件交織混合的態勢，制作了《民間借貸案件訴訟風險提示書》，在立案時發放給當事人，增強普通民眾的法律風險意識。二是加強司法建議工作。各地法院對民間借貸案件審理中發現的各種問題進行分析研判，從風險防范、金融監管等角度向有關部門提出司法建議，供黨政決策參考。如玉環法院針對本縣民間借貸活動存在的突出問題，于2010年11月向縣政府發送了《關于規范我縣民間借貸活動的司法建議書》，提出六條有針對性的建議。縣政府主要領導作出批示并研究出臺相應措施，成效明顯。2012年６月中旬，東陽法院對標的額在100萬元以上的大額民間借貸糾紛案件進行調研并向市委市政府提交《關于大額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分析報告及防范風險的幾點建議》，受到市委書記批示肯定。三是主動服務企業。如嘉興中院與嘉興市工商聯建立定期聯席會議制度，并開展“法官進企業”活動，及時了解企業在新的經濟形勢下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特別是債務風險等各種涉法涉訴問題，為企業生產經營提供有效建議、對策。四是參與當地政府風險處置。如溫州中院緊緊依靠黨委領導，積極參與民間非法金融活動整頓治理。協調政府各職能部門，共同做好大規模民間非法金融活動處臵工作。云和法院通過定期參加由縣委、縣政府召集的企業經營狀況通報聯席會議，通報重大涉訴情況，協力處臵企業債務風險。

三、下一步工作安排

下一步，浙江法院將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進一步引導民間借貸規范健康發展，為推動建設金融強省，實現金融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一）準確把握經濟形勢和政策導向，不斷深化理念提高認識

在溫州等一些地區陸續出現企業主“跑路潮”、民間借貸引發的中小企業債務危機在我省一些地區時有爆發的背景下，2011年10月，浙江省委書記趙洪祝在談到中小企業發展和民間借貸問題時，肯定了民間借貸在浙江經濟發展過程中必不可少的作用，并以水為喻，提出處理民間借貸問題應以疏導為主，趨利避害。11月10日，央行負責人在講話中指出民間借貸是正規金融的必要和有益補充，具有制度層面的合法性。11月28日，省政府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加強和改進民間融資管理的若干意見（試行）》，在強調加強對不規范民間融資活動管理的同時，還就“積極拓寬民間資金投資渠道，合理引導民間資金流向”提出明確要求。2011年12月2日、2012年2月10日最高法院先后發布《關于依法妥善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促進經濟發展維護社會穩定的通知》和《關于人民法院為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和推進金融改革發展提供司法保障的指導意見》，就當前形勢下審理民間借貸案件提出了指導性意見，要求各級法院充分發揮審判職能作用，為防范化解金融風險、推進金融改革發展提供保障。2012年3月28日，國務院批復決定設立浙江省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在中央確定的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的十二項主要任務中，“規范發展民間融資”居十二條之首。4月25日，省委、省政府召開全省金融工作會議暨推進浙江省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工作動員大會。2012年6月16日，省委、省政府出臺《關于加快金融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對貫徹落實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總體方案，加快實施我省“十二五”金融業發展規劃，推動建設金融強省，實現金融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作出了戰略部署。隨著政策導向的明朗化，對浙江民間融資市場的認識也在不斷清晰、深化。

浙江民間融資市場目前面臨的困境和問題，從根本上說，是長期以來經濟發展與金融改革進程不相匹配導致的“兩多兩難”問題。搭建平臺促進浙江民營經濟和民間資本的有機融合，是破解兩難問題的有效方法。其根本路徑就是要讓民間借貸浮出水面，促進民間融資的陽光化、規范化和法制化。全省法院將進一步發揮司法規制和導向作用，引導民間借貸進入正常投資渠道，既發揮其對實體經濟的“供血”功能，又杜絕和減少其負面影響。實現“疏”與“堵”的辯證統一，把握“積極引導”與“規范管理”的平衡。

（二）緊密配合溫州金融綜合改革，推進民間借貸的陽光化、規范化

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建設是浙江金融改革創新的突破口，而規范發展民間融資，又成為溫州金融綜合改革的首要任務。當前形勢下，進一步加強民間借貸的司法應對，重中之重就是緊密配合溫州金融綜合改革，推進民間借貸的陽光化、規范化。國務院批準設立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后，溫州中院及時作出部署，多措并舉扎實推進金融綜合改革司法服務和保障工作。出臺《關于為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建設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見》30條，明確了堅持能動司法服務大局、依法合規重視政策、公正司法平等保護、鼓勵創新防范風險等司法保障原則，部署了服務金融改革創新保障實體經濟發展的20項司法保障措施；申請增設金融審判庭，推行金融專業審判制度和專家輔助制度，建立健全金融專業審判機制，提升司法保障水平。今年5月，溫州鹿城區法院成立我省首個金融審判庭，專門審理涉及金融的民商事案件；召開“為溫州經濟金融改革發展提供司法保障”座談會，在全市法院范圍部署開展保護金融債權專項審判執行活動，推進司法保障金融創新和企業破產司法重整等相關工作；推行新型金融組織法官聯系點制度、完善司法建議風險預警機制和加強金融風險防范司法宣傳；向市委作出《關于為我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建設提供司法保障情況的報告》，提出工作建議,等等。

省高院將高度關注和大力支持溫州兩級法院服務保障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的各項工作。指導溫州兩級法院進一步研究司法保障舉措，優化金融改革法治環境；進一步建立健全金融專業審判機制，推進覆蓋市縣鄉三級的金融審判大格局；進一步提升與民間金融相關案件的審理水平，維護經濟金融秩序穩定；進一步拓展金融審判延伸服務職能，協同當地黨政完善金融風險防控體系；進一步發揮職能作用，為我省金融改革和發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三）研究解決民間借貸審判工作中的新情況新問題，切實服務金融改革與發展

去年下半年以來，為及時了解掌握各級法院受理涉企案件情況及各地中小企業運行中的異常情況，省高院專門增設了《涉企信息專報》，要求全省各級法院密切關注當前宏觀形勢下中小企業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并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疑難問題研判，統一理念和裁判思路，積極引導民間借貸健康、規范發展。

省高院近期將在2009年制定的《關于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的基礎上，出臺有關民間借貸審判工作的規范性文件，主要針對近兩年審判實踐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提出處理思路。一是區分涉及企業的經營性民間借貸和一般的生活消費性民間借貸，妥當把握裁判規則的適用和利益平衡。在審理涉及企業的經營性民間借貸糾紛案件時，既要依法保護債權人的合法權益，又要從有利于企業生存發展、有利于社會民生的角度，注重案件處理的社會效果。對民刑交叉、利率保護幅度等一些政策性強、處理爭議較大的問題，要關注政策導向，加強與當地黨委、政府的溝通，把握好裁判尺度。對于破產企業涉及的民間借貸債務，要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的規定，通過企業破產路徑實現債權人、債務人、股東、企業職工等相關利害關系人的利益平衡，確保各債權主體的公平清償。盡可能通過重整、和解等手段挽救企業、保護社會生產力。二是配合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對可能出現的新問題作出及時和具有前瞻性的規定。如依法保護民間借貸登記服務中心等機構開展登記、公證、結算、法律咨詢等經營行為，依法確認權利人在中心備案登記材料的證據效力，以此引導民間融資的規范發展，為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營造良好的法治環境。三是正確區分民間借貸與非法集資等違法犯罪行為的界限。要在貫徹落實最高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0]18號）和有關司法政策要求，以及2008年省高院、省檢察院、省公安廳聯合發布的《關于當前辦理集資類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會議紀要》的基礎上，正確辨別民間借貸引發的民事糾紛和刑事犯罪，正確運用民事手段和刑事手段，妥善處理懲處與保護的關系。既依法打擊違法犯罪行為，也注意區別對待，分類處理。意見將就具體問題作出指引性規定。

（四）建立健全與黨政部門的協同應對機制

民間借貸既涉及企業也關涉民生，還關系到社會穩定。許多民間借貸案件，不單純是法律問題，更牽涉到危機處臵、破產重整及群體性糾紛等一系列問題，涉及多方利益，僅靠司法力量難以解決全部問題。全省法院要堅持協同司法，主動加強與當地黨委政府及有關部門的溝通，建立聯動機制，在黨委領導下，充分發揮政府部門在債務清理、風險處臵、維護穩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最大限度地整合各方力量和資源化解民間融資的風險與糾紛矛盾，使民間融資更好地發揮其服務實體經濟的積極作用。

附：典型案例

案例一：金某訴陳某、耀昌公司民間借貸糾紛案 【裁判要旨】

雖然出借人提供了收條以證明出借款項已經交付，但就600萬元的巨額借款，直接以現金進行交付的交易方式并不符合常理，出借人還應提供充分證據證明該巨額借款的現金來源，并就以現金方式進行交付的必要性作出合理解釋。在出借人無充分證據證明巨額出借款項的現金來源，且就以現金方式交付的原因所作解釋前后矛盾，并辨認借款人照片錯誤的情況下，足以否定收條的真實性。【基本案情】

2009年12月7日，耀昌公司、壽某向金某出具保證函一份，保證函載明自2009年12月7日起陳某向金某的借款在600萬元以內由耀昌公司、壽某承擔連帶清償責任，擔保期限為主債務期屆滿兩年。2009年12月11日，陳某、金某在載明以下內容的借款協議上簽字，借款協議約定陳某向金某借款600萬元，陳某承諾于2010年1月11日歸還100萬元，2010年3月11日歸還100萬元，2010年5月11日歸還100萬元，2010年8月11日歸還100萬元，到2010年12月11日全部還清，金某可隨時催討，并承諾到期未還承擔違約金50萬元以及所有訴訟費用及律師費，協議第三條還約定本協議也作為借款憑據，雙方一經簽字蓋章視為陳某已借到金某人民幣600萬元，現金交接清楚，各方均無異議，陳某不再另行出具借據。同日，陳某在載明“今收到金某現金人民幣600萬元整，以此為憑”的收條上簽名、捺印。2010年3月22日，陳某向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分局控告金某以虛假訴訟的方式企圖非法占有其財產。金某訴至法院，要求陳某還款并承擔違約金、律師費，耀昌公司承擔連帶清償責任。【裁判理由及結果】

一審法院審理認為：本案爭議焦點是金某與陳某之間是否存在民間借貸關系，金某有無將600萬元現金交付給陳某。

一、從借款的交付憑證來看，金某除提交的收條外并未提交款項交付的相應憑證。

二、從借款的資金來源來看，金某前后陳述不一致。金某在法院對其所做的詢問筆錄中陳述“有200萬元左右從其合作銀行卡中取出，具體分幾次何時取款記不清楚，另外的錢本來就準備在那里的，因為年底其本來就準備了很多現金”。而在第二次庭審中，金某又陳述其在2009年12月7日之后的4天時間里面準備了600萬元現金，其中150萬元是于2009年12月11日從合作銀行的帳戶中取出，另外的450萬元有些是本來就放在保險箱中的現金，有些是向朋友借的，具體向誰借的則拒絕陳述。

三、從款項交付的過程來看。金某主張600萬元借款是在2009年12月11日下午在其擔任法定代表人的絲綢公司辦公室里以現金方式交付，其中10萬元一捆，共60捆，分三個黑皮包裝，每個皮包20捆，由陳某拿兩包，郎某拿一包，但其關于如上現金交易的過程并未提供相應證據予以佐證。在現代金融交易如此便利的今天，而金某是經商多年的商人，如此大額的款項竟然采取如此簡便的交易方式，顯然不符合日常生活常理。

四、從現金交付的原因來看，金某主張600萬元借款系在簽訂借款協議的當天以現金方式交付給陳某，但是對于如此大額款項為何采取現金方式交付，金某前后三次陳述均不一致。第一次庭審中，金某代理人陳述，借款時金某提出要轉帳給陳某，但陳某表示其在法院涉及多起訴訟，如轉帳可能被法院凍結，故要求金某以現金方式交付。法院向金某所做的詢問筆錄中，金某陳述其自己覺得現金交易方便。第二次庭審中金某又陳述，是陳某說要現金，不能轉帳，并且對于陳某在法院是否涉及訴訟并不知情。即使如金某所陳述因陳某涉及訴訟不便直接打入其卡中，也完全可以采取轉帳至非陳某開戶的帳戶進行交付，更何況陳某是為承建耀昌公司廠房所需資金而借款，所借款項不可能一次性用完，按照常理，如此大額的款項不可能現金存放于家中，自然還是要存入銀行的，故金某陳述關于陳某要求現金交易的理由或者其自己喜歡現金交易的理由均不符合常理。

五、從金某的出借動機來看，也與常理不符。據金某陳述其之前并不認識陳某，只是經郎某介紹陳某向其借款后才認識，而對陳某的資信情況，只是通過介紹人郎某了解了一下，并未實際考察、核實，對擔保人耀昌公司、壽某的資信情況也未實際核實，且其表示只是為了賺取2分的月息，就同意出借給陳某600萬元。為了賺取2分月息，金某就如此輕率地出借如此大額的款項顯然不符合其經商多年的商人身份，更何況據金某本人陳述，其出借的600萬元借款部分是向朋友所借。為賺取2分月息，通過向朋友借款來出借給一個根本不熟悉的人，顯然也不符合日常生活常理。

六、關于金某是否認識陳某、壽某。第二次庭審中在陳某代理人當庭提交一組照片要求金某辨認哪張照片是陳某、壽某時，金某快速地指出其中兩張認為是屬于陳某與壽某的照片，但是事實上金某辨認錯誤。金某對此的解釋是自己老花眼所以認不出來，但是在辨認階段，金某在庭上直接指出照片下面的編號。如果其無法看清照片的話，對下面細小的編號更加不可能快速的指出。顯然，該解釋不成立。對于擔保人壽某，因金某只見過一次面以致生疏不能辨認正確尚可理解的話，但對于向其借款600萬元且兩次會面超過兩個小時的借款人都辨認錯誤顯然不符合常理，更何況金某在庭上多次表示認識陳某，對此問題的合理解釋只能是金某并未見過陳某本人。綜上，金某主張現金方式直接交付給陳某600萬元借款，但其未提交相應的交付憑證，結合其庭審陳述亦不足以證明其與陳某之間存在借貸關系以及已將600萬元借款交付給陳某的事實。因此，金某的訴訟請求，證據不足，不予支持。據此，判決：駁回金某的訴訟請求。

二審法院審理認為：就當事人所爭議的本案所涉600萬元借款有無交付問題，雖然金某提供了落款時間相同的借款協議和收條以證明已經交付，但在以600萬元現金直接進行交付明顯不符合常理的情況下，金某未提供充分證據證明該600萬元現金交付的必要性和現金來源，且其在一審中就該兩問題前后幾次所作的陳述相互矛盾。同時，金某雖主張是在自己的辦公室將600萬元現金交付于陳某，但其在一審庭審中卻將陳某的照片辨認錯誤，將一張明顯比陳某年輕很多的人的照片指認為是陳某的照片，說明金某其實并不認識陳某，由此，其關于在自己的辦公室將600萬元現金交付于陳某的主張不能成立。金某上訴主張，用以對比照片的陳某的戶籍資料未經其質證，但一審庭審中，陳某的委托代理人將陳某的戶籍證明原件作為了證據出示，金某對該證據未提出異議，只是辯稱自己是老花眼，因沒有帶老花鏡，所以對照片辨認不清。綜上，金某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應不予支持。原審法院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正確，實體處理得當。據此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案例二：葉某訴曾某民間借貸糾紛案 【裁判要旨】

一、出借人明確要求以受托人為借款人的，雖然出借人明知受托人與委托人之間的委托關系，但不應由委托人來承擔還款責任，而應認定受托人和出借人即為民間借貸法律關系的當事人，對各自的行為承擔相應責任。

二、借款人對借款交付的金額有合理異議時，應由出借人對所主張借款金額的交付承擔舉證責任。【基本案情】

2010年12月某晚，案外人潘某聯系葉某，意向葉某借款，由曾某作擔保人。當晚寫借條時，葉某提出，曾某是公務員有穩定收入，潘某則是“村官”，要求以曾某作為借款人才同意借款。經潘某向曾某請求，曾某同意作為借款人，并填寫借條，向葉某借款60000元，潘某簽名擔保。后潘某與葉某一同去建設銀行取款，并在銀行交付給潘某借款40000元。另查明，潘某、曾某系戀人關系。因潘某、曾某未及時還款，故葉某訴至法院，要求判令曾某歸還借款本金60000元并按約定的2分月息支付利息。【裁判理由及結果】

一審法院審理認為：合法的借貸關系受法律保護。雖然曾某辨稱自己只是受案外人潘某之托，以借款人名義出具借條，但曾某也承認，葉某明確要求其作為借款人出具借條，而其最終也同意，可見雙方的借貸意思表示是真實、自愿的。故從曾某出具借條的行為，應認定雙方之間的借款合同關系成立。雙方都認同借款發生在12月，而非借條上載明的7月12日，但對具體日期均不能確定。葉某根據提交的銀行卡客戶查詢單，主張2010年12月27日取款55000元，并加上5000元現金，是交付借款的資金來源。但查詢單顯示，該筆交易是發生在銀行營業部窗口、現金支取而非ATM機取款，與葉某、曾某都稱借款發生在晚上、是從ATM機取款的陳述不符。故對葉某該主張不予采信。曾某辯稱葉某沒有交付借款，但又提交了潘某所寫材料并認可材料的真實性，該材料中潘某承認收到借款40000元。曾某與潘某是準備結婚的戀人，而且是一同去向葉某借款，填寫借條時兩人都在場，其對借款交付給潘某有指示，符合日常生活情理，其蓋然性較大，故可以認定借款已實際交付40000元。對其余20000元是否交付，葉某不能提供充分證據予以證明，故不予認定。自然人間的借款合同，自貸款人提供借款時生效，故應認定葉某、曾某之間借款40000元的民間借貸關系成立，合法有效。綜上，對葉某要求曾某歸還借款本金60000元并支付利息的訴訟請求，對能夠認定交付的40000元，依法予以支持，對其余不能認定的20000元，依法不予支持。據此判決：

一、曾某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歸還葉某借款本金40000元，并支付相應利息。

二、駁回葉某的其他訴訟請求。

一審宣判后，各方當事人在法定期限內沒有上訴，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

案例三：龐某訴孫某民間借貸糾紛案 【裁判要旨】

借條、收條、借款協議等書面直接證據并非認定借貸關系發生的唯一依據。電話錄音、證人證言等間接證據，只要能形成證據鏈，足以證明借貸事實發生的，可以作為認定事實的依據。【基本案情】 龐某提供了與孫某之間的兩次電話錄音證據，孫某在錄音中多次認可2萬元的債務，龐某據此向法院起訴要求孫某歸還借款。孫某多次收到法院傳票傳喚后仍拒不到庭，也未就龐某的主張進行抗辯。【裁判理由及結果】

一審法院審理認為：在合同糾紛案件中，主張合同關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當事人對合同訂立和生效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對合同是否履行發生爭議的，由負有履行義務的當事人承擔舉證責任。龐某主張其與孫某之間存在民間借貸關系，并向孫某履行了交付借款的合同義務，應由龐某承擔相應的舉證責任。從一般情理分析，借款時由借款人向出借方出具相應的借條等書面借款手續是一種已被大眾熟知和認可的方式，龐某作為一名財務人員，通常來說具有比一般大眾更為謹慎的注意意識。根據龐某的陳述，龐某和孫某之間除該筆借款外，其他并無經濟上的往來，可見雙方之間的交往并不密切。根據法庭調查，龐某自認在其工作的林明公司的年收入為2萬至2.5萬元之間，龐某將其近一年的年收入出借給一個從未與之發生過經濟往來的同事，而未要求對方出具相應的借款手續，顯然有違常理。另龐某為證明其主張提供的證人證言及錄音資料等證據，也均在不同方面存在缺陷，故不予采納。據此，判決：駁回龐某的訴訟請求。

二審法院審理認為：龐某與孫某之間的借款關系雖無書面借款憑據，但龐某提供的錄音資料及證人證言相互關聯、相互印證，能夠證明孫某向龐某借款2萬元且至今未還的事實，而孫某亦不到庭答辯，放棄了對龐某主張的抗辯權，也未提供推翻借款事實的相反證據，故對龐某要求孫某歸還借款2萬元的主張予以支持。鑒于龐某關于利息約定的主張證據不足，故對龐某要求孫某支付利息的主張不予支持。據此，判決：撤銷原審判決，孫某歸還龐某借款2萬元。

案例四：傅某訴席某、方某、汪某、葉某、胡某、范某民間借貸糾紛案 【裁判要旨】

一、“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不能限定為夫妻一方以個人單獨名義所負債務。夫妻一方與他人共同向第三人借款，形成共同債務，也屬于“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的范疇。

二、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向銀行貸款用于家庭經營，后向他人借款用于歸還該銀行貸款，該借款應認定為家庭經營所需，以此認定借款為夫妻共同債務。【基本案情】

2009年1月20日，席某、汪某、胡某與中國郵政儲蓄銀行浙江省開化縣支行簽訂《中國郵政儲蓄銀行小額貸款聯保協議書》和《中國郵政儲蓄銀行小額聯保借款合同》，其后該行分別向三人發放了每人5萬元小額聯保貸款，共計15萬元。為歸還上述15萬元貸款，2009年10月18日，席某、汪某、胡某三人向傅某借款15萬元，約定利息按銀行同期貸款利率四倍計付，定于2009年10月20日前歸還。借款到期后，席某、汪某、胡某均未歸還傅某借款15萬元及利息。該筆借款發生在席某與方某，汪某與葉某，胡某與范某婚姻關系存續期間。2010年4月7日，方某與席某辦理離婚登記手續。2010年4月16日，傅某訴至法院，請求判令席某、方某、汪某、葉某、胡某、范某歸還借款15萬元及利息。

【裁判理由及結果】

一審法院審理認為：傅某與席某、汪某、胡某之間的民間借貸行為，是雙方真實意思表示，內容不違反法律規定，受法律保護。席某與方某，汪某與葉某，胡某與范某系夫妻關系且債務發生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債權人就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主張權利的應當按夫妻共同債務處理。傅某的訴訟請求合理合法，予以支持。判決：席某、方某、汪某、葉某、胡某、范某于判決生效后十日內返還傅某借款150000元，并支付相應利息。方某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稱：本案訟爭借款是席某、汪某、胡某三人共同合伙向傅某借款，該債務是合伙債務而非個人債務，且席某向傅某借款時方某并不知情，也沒有用于家庭共同生活，不應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請求二審法院撤銷原判，改判駁回傅某對方某的訴訟請求。

二審法院審理認為：本案的爭議焦點為本案訟爭借款是否應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上訴人方某主張本案訟爭借款系席某等三人的合伙債務而并非席某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故不應視為夫妻共同債務，即使視為個人債務也不應將汪某、胡某的負債視為方某的夫妻共同債務。但“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系相對于夫妻雙方負債而言，并非與“合伙債務”對應的“個人債務”同一涵義。且從個人合伙的相關法律規定來看，合伙之債亦可由合伙人的家庭共有財產承擔。從2009年10月18日的借條來看，席某、汪某、胡某均在借款人一欄處簽字，且席某、汪某、胡某對本案訟爭借款系用于歸還三人中國郵政儲蓄銀行小額聯保貸款的事實亦予認可，席某、汪某、胡某理應對本案訟爭借款承擔共同清償責任。從辦理小額聯保貸款的過程來看，席某、汪某、胡某三人組成聯保小組，其中任一小組成員的借款均由聯保小組的所有其他成員提供連帶責任保證，方某、葉某、范某承諾為其配偶提供連帶責任擔保，葉某、胡某、范某對該事實均予認可，方某雖主張在貸款申請材料上其本人的簽字為席某找他人代簽，但結合傅某提供的《中國郵政儲蓄銀行小額貸款聯保協議書》和《中國郵政儲蓄銀行小額聯保借款合同》和各方當事人的陳述，應視為傅某已經舉證證明本案訟爭借款系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經營所需。據此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案例五：來某訴韓某、杜某民間借貸糾紛案 【裁判要旨】

村委會出具證明表明借款人與其配偶長期處于分居狀態，借款人多年未歸家，借款人未盡家庭義務，法院經過走訪了解到的情況與村委會出具的證明內容能相互印證。結合出借人與借款人認識、來往的過程，出借人應當能夠從借款人夫妻關系的外觀表象確定其二人未共同生活。故出借人主張借款為借款人夫妻雙方的共同債務，應當就借款人借款系用于家庭共同經營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在其舉證不能的情況下，不應支持其該主張。【基本案情】

2009年4月2日，韓某向來某出具借條一份，確認因販賣茶葉缺乏資金向來某借款40萬元，并承諾于2010年1月歸還，然韓某至今未歸還借款。韓某與杜某曾系夫妻關系。韓某自1998年離家，經常租住在來某開辦的旅館內，不盡家庭義務，并曾因賭博被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區分局處罰。韓某與杜某于2009年7月15日辦理離婚登記手續。庭審中，來某變更其在起訴狀上確認的借款時間，認為借款分四次借取：第一次是2009年3、4月份，借款金額為10萬元；第二次是在此后10天左右，借款金額為5萬元；第三次是在此后一個月不到，金額為15萬元；第四次是在此后半個月不到，金額為10萬元。二審中，法院對杭州市西湖區轉塘街道上城埭村村民及村委會進行了走訪，均證實韓某、杜某長期分居，韓某多年未歸的事實。來某訴至法院，要求韓某、杜某就40萬元的借款本息承擔還款責任。【裁判理由及結果】 一審法院審理認為：韓某認為40萬元借款并未實際發生的觀點缺乏有效優勢的反駁證據證明，不予采信。韓某理應按照其承諾，在2010年1月前將40萬元借款返還給來某。韓某未依其承諾返還借款的行為屬違約，來某要求韓某歸還40萬元借款并支付逾期利息的訴訟請求予以支持。涉案債務雖系在韓某與杜某夫妻關系存續期間發生，然現有證據顯示，韓某與杜某長期處于分居狀態，韓某未盡家庭義務。韓某的家在杭州市西湖區轉塘街道上城埭村，與來某開辦的旅館并不太遠，韓某卻經常租住在來某開辦的旅館內，該事實也顯示韓某與杜某的夫妻關系處于不正常狀態。涉案借款金額高達40萬元，顯然不是因日常生活需要所負的債務，在第一筆10萬元借款未清償的情形下，來某又連續三次出借給韓某借款，明顯也與正常的借款行為不同，然來某對此也沒有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說明。在此情形下，來某有義務舉證證明韓某所取得的40萬元借款用于韓某與杜某的共同經營，在來某不能舉證的情形下，涉案債務依日常生活經驗不宜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因此，來某要求杜某承擔共同清償責任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據此，判決：

一、韓某歸還給來某借款40萬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以本金40萬元為基數，按同期銀行貸款利率為標準，自2010年4月29日至判決確定的還款之日），于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付清；

二、駁回來某的其他訴訟請求。

二審法院審理認為：來某與韓某之間存在借貸關系事實清楚，韓某未按時歸還借款本息，應當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本案的爭議焦點是杜某對于韓某在夫妻關系存續期間所借債務是否承擔共同還款責任。對此，現有杭州市西湖區轉塘街道上城埭村村委會出具證據證明韓某、杜某長期處于分居狀態，韓某未盡家庭義務，法院走訪的結果與杭州市西湖區轉塘街道上城埭村村委會出具的證明相互印證，能夠證明相關的事實。結合本案中來某與韓某認識、來往的過程，來某應當能夠從韓某、杜某夫妻關系的外觀表象確定其二人未共同生活。因此，來某主張本案系夫妻共同債務，應當就韓某借款系用于家庭共同經營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因來某不能提供證據證明其主張，故來某的上訴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原審法院認定事實清楚，實體處理得當，據此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案例六：朱躍某訴朱學某、趙某、第三人朱忠某民間借貸糾紛案 【裁判要旨】

一、法律并不禁止直系親屬之間形成包括借貸合同在內的交易關系。但對直系親屬之間交易關系和債權轉讓關系的審查和確認，應考慮特定當事人的經濟狀況，有關當事人應依法承擔的贍養、撫養義務等具體情況。

二、處理涉及直系親屬間交易關系的糾紛時，在意思自治和公序良俗的利益考量中應更強調公序良俗的價值取向，案件的處理結果應符合一般的家庭道德觀念與善良習俗，優先考慮保護老年人等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符合實體正義的要求。

三、在當事人的經濟地位和訴訟能力存在明顯差異的情況下，法官應妥善行使訴訟指揮權，平衡當事人的訴訟利益。【基本案情】

2003年11月在舊村改造過程中，朱學某、趙某夫婦為參加54平方米舊村改造安臵用地的招投標，于2003年11月15日向兒子朱忠某出具借條一份，載明：向其子朱忠某借款1365000元，按銀行同期借款利率四倍計息，借款用于舊村改造安臵建房的投標用地，承諾以上借款在收到朱忠某以書面形式要求歸還借款的通知后一個月內還清；如無力歸還，該建房用地使用權和建好后房屋的所有權歸朱忠某所有。2003年11月15日和11月18日，朱忠某以朱學某的名義分兩次匯入舊村改造辦公室1365000元。2007年8月13日，朱忠某委托律師向朱學某、趙某夫婦發出律師催款函，要求朱學某、趙某在收到催款函后一個月內歸還借款本息2839200元。2003年11月11日，朱忠某向朱躍某出具借條一份，載明朱忠某向朱躍某借款人民幣1500000元整，按銀行同期貸款利率四倍計息。2007年8月13日，朱忠某委托律師通過申通快遞向朱學某、趙某寄送快件一份，快遞詳情單上未載明寄送的材料名稱，朱學某在快遞詳情單上簽字簽收。2007年9月1日，朱忠某與朱躍某達成一份《債權轉讓協議》，雙方約定將朱忠某享有的朱學某、趙某1365000元借款本息轉讓給朱躍某以抵銷朱忠某尚欠的2003年11月11日借款的部分本息。2007年9月14日朱忠某通過申通快遞向朱學某、趙某郵寄送達債權轉讓通知書一份。2007年9月26日，朱躍某通過郵政特快專遞向朱學某、趙某郵寄了催款通知書和債權轉讓協議書各一份，但朱學某、趙某拒絕簽收。2007年9月14日，朱躍某通過申通快遞向朱學某寄送快件一份，快遞詳情單上未載明寄送的材料名稱，僅有收件人簽名“朱”字。另據見證人趙某的弟弟，即朱忠某的舅舅給法院的信函中所述，朱學某、趙某夫婦已年過八旬，有四子三女，當時因54平方米安臵用地和父母的贍養問題與四個兒子之間曾多次協商，考慮到朱忠某擁有加油站，資產豐厚，父母最終決定把54平方米安臵用地和晚年生活托付給朱忠某。雙方約定在父母有生之年不將借條公之于眾。本案的借條系朱忠某聘用律師幾易其稿后形成的。現朱躍某訴至法院，要求朱學某、趙某立即歸還借款1365000元，并支付約定利息（按銀行同期貸款利率四倍計算至實際歸還之日止，暫計至起訴之日止為1796340元）。【裁判理由及結果】

一審法院審理認為：朱忠某與朱學某、趙某之間的借款真實，依法應受到法律的保護。朱忠某與朱躍某之間的債權轉讓協議并不違反法律的禁止性規定，且已依法履行了通知義務，因此，該債權轉讓協議對朱學某、趙某已經發生法律效力。據此判決：

一、由朱學某、趙某于判決生效后十五日內歸還朱躍某借款本金人民幣1365000元，并按照銀行同期同類貸款利率四倍按本金1365000元支付自2003年12月15日計算至判決確定的履行之日的利息。

二、駁回朱躍某的其他訴訟請求。

二審法院審理認為：朱學某、趙某夫婦對2003年11月15日借條的形式真實性并無異議，但對1365000元款項的性質及債權轉讓是否通知存在重大爭議。經審查，該借條反映的并不是單純的借款關系，還與朱學某、趙某54平方米安臵用地所建房屋的所有權及居住權相關聯。朱忠某在一審用以證明已經向朱學某、趙某履行了催款及債權轉讓通知義務的證據——兩份申通快遞詳情單表明郵件系由律師和朱躍某經手辦理，詳情單上均沒有載明寄送的材料名稱，朱學某、趙某也否認收到債權轉讓通知的事實。據此，本案爭議的債權轉讓已經通知朱學某、趙某的事實不能直接確認。另，朱學某、趙某夫婦年過八旬，需要子女的關心和照顧，54平方米安臵用地上所建的房屋系朱學某、趙某的養老棲身之所，朱忠某作為負有贍養義務的子女，明知父母沒有償付能力，在律師參與下，經幾易其稿，最終形成由其與父母簽署約定四倍借款利息且包含嚴格違約責任的借條，后又將該債權轉讓給朱躍某。如按照借條約定的利息條款計算，現該1365000元款項的本息累積已達數百萬元，原本可安享晚年的高齡父母將陷于債務困擾之中。朱忠某在本案中的相關行為不符合一般的家庭道德觀念。法庭不是單純的訴訟競技場，保護老年人的合法權益，體現司法的人文關懷，始終是法院在審理本案中優先考慮的因素。綜上，認定朱忠某和朱躍某之間債權轉讓不成立，朱躍某相應的訴訟請求亦不予支持。至于朱忠某和朱躍某，朱忠某和朱學某、趙某之間的債務糾紛，宜通過其他合理合法途徑解決。原判認定的部分事實不清，適用法律有誤，實體處理不當，經院審判委員會決定，判決：撤銷一審判決，駁回朱躍某的訴訟請求。案例七：孔某訴徐某、鄭某民間借貸糾紛案 【裁判要旨】

在民間借貸案件中，雙方當事人雖未在書面債權憑證中約定利息，但有證據表明債務人連續有規律的支付利息的，可認定當事人之間的借款為有息借款。【基本案情】

自2008年9月起，徐某與孔某有借款往來，截止2010年6月8日，孔某結欠徐某750000元。同日，孔某向徐某出具《借條》一份，載明：從徐某處借款750000元，借期一年。并備注：之前所打的借條全部作廢，以此借條為依據。后孔某于2010年7月1日支付徐某19750元，2010年8月2日、8月30日，孔某各支付徐某18750元，自2010年9月30日至2011年3月9日，孔某每月初左右支付徐某11250元，共計124750元。另孔某于2011年2月21日歸還徐某50000元，2011年2月25日歸還徐某20000元，2011年2月28日歸還徐某30000元，2011年3月18日歸還徐某20000元，2011年3月28日歸還徐某50000元，共計170000元。另查明，孔某與鄭某于2008年7月29日登記離婚。【裁判理由及結果】

一審法院審理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條規定，自然人之間的借款合同，自貸款人提供借款時生效。徐某提供的《借條》、工商銀行個人業務憑證等可以證明孔某向徐某借款750000元的事實，庭審中，徐某認可孔某于2011年2月21日歸還其50000元，2011年2月25日歸還其20000元，2011年2月28日歸還其30000元，2011年3月18日歸還其20000元，2011年3月28日歸還其50000元，共計170000元均為本金，不違反法律規定，予以認可，故徐某要求孔某歸還580000元的訴訟請求，具有事實和法律依據，予以支持。民間借貸可以有償，也可以無償。借貸雙方對支付利息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的，根據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條的規定，視為不支付利息，但借款人自愿給付利息的除外。對于該項借款是否約定利息，徐某與孔某并無深交，根據常理，徐某不可能將資金無息交與孔某使用，孔某2010年7月1日支付徐某19750元，2010年8月2日、8月30日，孔某各支付徐某18750元，自2010年9月30日至2011年3月9日，每月初左右支付徐某11250元，應當認定是孔某自愿支付徐某的利息，即使該利息已超過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同期同類銀行貸款基準利率四倍，因該利息不損害國家、社會共同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權益，予以認可。但徐某主張自2011年3月起按月息1.5％支付利息的訴訟請求，因雙方在《借條》中并未明確約定利息，故調整為按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同期同檔次貸款基準年利率5.31％自2011年6月7日暫計算至2011年8月15日為5817.40元。本案中，孔某的借款行為發生時，其與鄭某已經離婚，故徐某要求鄭某共同歸還借款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據此，判決：孔某歸還徐某借款本金580000元并支付相應利息等。

二審法院審理認為：本案爭議的焦點問題是徐某與孔某之間的借款關系是否約定支付利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條的規定，自然人之間的借款合同對支付利息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的，視為不支付利息。但關于利息的約定既可以采取書面形式也可以采取口頭形式，雖然徐某提供的借條并未對借款利息作出約定，但徐某主張雙方口頭約定了借款利息且已實際履行，徐某提交的銀行轉賬憑證亦可以證明就本案借款孔某曾連續有規律地支付利息，故孔某關于本案借款系無息借款的上訴理由缺乏事實依據，不予采納。據此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案例八：程某訴茅某、王某民間借貸糾紛案 【裁判要旨】

保證人擔保債權的數額前后記載存在矛盾，且當事人對此存在爭議的情況下，人民法院應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125條“當事人對合同條款的理解有爭議的，應當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詞句、合同的有關條款、合同的目的、交易習慣以及誠實信用原則，確定該條款真實意思”的規定，從保證人是否參與借貸合同的訂立過程、對借貸數額是否知曉及保證人提供保證擔保的目的，并結合誠實信用原則綜合判定保證人擔保債權的真實數額。【基本案情】

2008年5月26日，王某與程某簽訂借款協議一份，約定：王某向程某借款50萬元，借期3個月，利息按月利率2％計算。茅某受王某的委托向程某提供連帶責任保證，保證期限為兩年。茅某在保證人欄內簽署了“本人同意擔保三個月50元整”的意見。該借款協議簽訂前，茅某與程某、王某參與了借款的協商。同日，王某向程某出具收條，收到現金50萬元。借款期限屆滿后，王某未歸還借款本息，茅某也未履行保證責任。程某于2008年10月9日提起訴訟。【裁判理由及結果】

一審法院審理認為：本案爭議焦點為茅某擔保的金額是50萬元還是50元。雖借款協議形式上寫明擔保金額為50元，但不符合常理，首先，茅某知道王某向程某借款50萬元的事實，也為王某其他多筆債務提供過擔保，應該明確擔保的數額；其次，茅某也同意為該筆債務提供擔保，如僅為王某擔保50元，就失去擔保的實質意義，顯然協議中所定的50元是一個筆誤，應為50萬元。故對茅某的主張不予采信。程某請求茅某對主債務、利息、逾期還款違約金承擔連帶保證責任，因程某與茅某約定的擔保范圍是50萬元，故對程某主張的利息和逾期還款違約金之請求，不應予以支持。程某主張王某支付利息及逾期還款違約金之主張，符合法律規定，應予以支持。茅某作為保證人，在保證范圍內承擔保證責任后，有權向王某追償。據此判決：

一、王某于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歸還程某借款50萬元，并支付利息及逾期還款違約金；

二、茅某對借款本金50萬元承擔保證清償責任，茅某承擔保證責任后，有權向王某追償；

三、駁回程某的其他訴訟請求。程某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二審法院審理認為：本案所涉借款協議系保證借款合同，從協議簽訂的目的而言，是為保證程某的50萬元債權實現，如果茅某僅為該筆50萬元借款提供50元擔保，這無疑使保證合同的擔保目的落空，不符合常理。根據日常生活經驗法則判斷，協議中茅某的書寫應為筆誤，其真實意思應是為50萬元債務提供擔保。據此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程某仍不服二審判決，申請再審。

再審法院審理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款規定“當事人對合同條款的理解有爭議的，應當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詞句、合同的有關條款、合同的目的、交易習慣以及誠實信用原則，確定該條款的真實意思”，所謂合同解釋是指法官基于當事人的訴訟請求，依照法定職權和程序，對合同內容進行分析說明以及填補合同漏洞的行為。合同解釋的目的是為公正裁判提供合理的支持，探求真意、補充漏洞乃至修正解釋只是解釋的手段。本案中，茅某在簽訂借款協議前，參與了王某向程某借款50萬元的協商，對王某借款50萬元的事實知情，茅某在擔保人欄內同意擔保的真實意思應為對王某的50萬元借款提供擔保，如果茅某僅僅為其中的50元提供，該擔保本身則無實際意義，而程某要求茅某提供擔保也是為保證其50萬元債權不致落空，故50元不應認定為系茅某的真實意思表示，否則有違民事活動的誠實信用原則，也不符合茅某同意為王某提供擔保的真實目的，故一、二審法院認定茅某在擔保人欄內雖寫有為王某50元擔保，但其真實意思為50萬元正確。茅某的再審理由不能成立。據此，駁回茅某的再審請求。

案例九：朱某訴廣大建設公司、沈某、茅某民間借貸糾紛案 【裁判要旨】

建設工程項目承包人在從事工程建造過程中向他人借款，債權人持加蓋有建設公司工程項目部財務專用章的借條起訴，對于債權人要求建設公司返還借款的訴訟請求，應綜合審查借條中的記載、借款時聲稱的借款用途以及債權人出借款項的內心信賴和客觀注意情況，不能僅因借條上加蓋有建設公司工程項目部公章或者財務專用章即認定由建設公司承擔民事責任。【基本案情】

廣大建設公司是由某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改制更名而成。沈某掛靠江南建筑工程公司等多家建設單位從事工程建造活動。沈某、茅某原系夫妻，于2007年12月24日登記離婚。2006年1月6日，沈某向朱某借款100000元，一個月后出具給朱某借條一份，約定借期一年，利息為月利率1.5分。到時不還由江南建筑公司從本人工程款中扣除歸還。沈某在借條上加蓋了某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碧桂苑項目部財務專用章。2006年9月19日，沈某歸還朱某50000元，并支付了相應的利息，余款一直未予歸還。沈某現下落不明。朱某故起訴至法院。【裁判理由及結果】

一審法院審理認為：合法的借貸關系受法律保護。被告沈某向朱某借款，至2006年9月19日尚欠本金50000元及相應的利息，理應于承諾的期限內予以歸還，逾期未清償依法須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朱某申請撤回對茅某的起訴，系其行使處分權的行為，不違法律規定，予以準許。至于對廣大建設公司的訴訟請求，雖然借條上加蓋有某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碧桂苑項目部財務專用章，但根據朱某在庭審中的陳述，本案借款當時沒有說是用于碧桂苑的工程，而是說墊付沈某承建江南建筑工程公司的工程款，借條也是朱某提供借款后一個月才補充出具，朱某當時沒有詢問過沈某有關某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碧桂苑項目部的有關情況，庭審中也沒有證據證明沈某與某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或者其碧桂苑項目部存在何種法律關系，結合借條中“到時不還由江南建筑公司從本人工程款中扣除歸還”的記載，朱某借款給沈某是通過朋友介紹，認為沈某在某市承建工程有相應的工程款可以保障自身的借款安全，而不是基于對某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的信賴，因此，本案借款應認定為沈某個人向朱某借款，對朱某起訴要求廣大建設公司與沈某共同歸還本案借款的主張，不予支持。據此，判決：

一、沈某于本判決生效后十日內償付朱某借款50000元及利息18000元，合計68000元。

二、駁回朱某的其他訴訟請求。

一審宣判后，各方當事人在法定期限內沒有上訴，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

案例十：勞某訴碧雪湖公司合同糾紛案 【裁判要旨】

雙方當事人簽訂的雖然是《客房使用權出讓和委托經營合同》等其他合同，但從合同約定的內容看，其法律屬性與《合同法》上規定的借款合同最為接近，故可以參照適用現行立法中關于借款合同的相應規定。當事人之間對合同權利、義務及違約責任的約定，不違反有關法律法規的，亦應確認其效力。【基本案情】

2008年3月29日，勞某與碧雪湖公司簽訂《客房使用權出讓和委托經營合同》一份，合同約定：

1、勞某向碧雪湖公司購買五套雙標客房二十年使用權，預先支付50萬元（每套10萬元）。到期后，碧雪湖公司歸還勞某本金50萬元；

2、勞某將上述購買的使用權客房五套委托碧雪湖公司經營，期限二十年，從2008年3月29日起至2028年3月28日止；

3、碧雪湖公司支付勞某按每套每年2萬元的投資回報。同時，碧雪湖公司給予勞某每套每年20天的免費入住權，若勞某未住，按山莊年平均房價拆成金額每年結算；……

9、碧雪湖公司逾期支付投資回報，按100元/天支付違約金。超時二個月后勞某有權取消合同，并要求歸還本金50萬元等。合同簽訂后，勞某按約支付50萬元款項，碧雪湖公司也支付了第一的投資回報10萬元，但第二的投資回報經勞某多次催付，碧雪湖公司未履行。勞某向法院提訴訟，請求判令解除合同，歸還本金并支付投資回報及違約金等。

【裁判理由及結果】

一審法院審理認為：從本案的《客房使用權出讓和委托經營合同》內容看，雖形式上勞某支付100000元購買碧雪湖公司每套雙標客房二十年的使用權，并將客房使用權委托碧雪湖公司經營二十年，由碧雪湖公司每年支付“投資回報”20000元，但碧雪湖公司需二十年期滿后返還勞某“本金”100000元，故該權利義務的約定實際屬于借款合同關系，應按法律關于借款合同的規定進行處理，但當事人之間關于權利、義務及違約責任的約定可以作為參照。勞某主張已向碧雪湖公司支付了500000元，并提供了碧雪湖公司于2008年3月29日出具的收據五份，故勞某已經履行合同項下的義務。因碧雪湖公司未依約支付第二的投資回報共100000元，勞某要求依照《客房使用權出讓和委托經營合同》第九條的約定解除合同，符合雙方簽訂的合同約定和相關法律的規定，予以支持。對于解約后，碧雪湖公司應當承擔的法律責任，參照雙方的《客房使用權出讓和委托經營合同》第九條的解約條款的相關約定，即“勞某在解除合同后，碧雪湖公司應當返還本金，并支付違約金”。違約金的計算以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同期同檔次貸款年利率5.31%四倍為限。對勞某要求碧雪湖公司支付第二投資回報、每年每套免費入住的折價費等其他訴訟請求，不予支持。據此，判決：

一、解除雙方于2008年3月29日簽訂的五份《客房使用權出讓和委托經營合同》；

二、碧雪湖公司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返還勞某500000元，支付違約金79060元，合計人民幣579060元；

三、駁回勞某其他訴訟請求。勞某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二審法院審理認為：審查案涉合同約定之內容，勞某以獲取未來收益為目的向碧雪湖公司支付一定的款項，而碧雪湖公司則負有到期返還該款項的合同義務，故該合同應視為勞某與碧雪湖公司之間的融資行為，勞某對自身行為的投資屬性亦無異議。依據案涉合同之約定，勞某可獲取的未來收益包括每年的投資回報以及免費客房服務等內容，現勞某確認免費客房實際無法使用且其已經與碧雪湖公司協商將該項合同內容轉化為貨幣形式，勞某于本案中的訴訟請求亦基于該些事實，案涉合同雖非《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明文規定的合同，但其法律屬性最接近貸款合同，可以參照適用現行法律體系中關于借款合同的相應規定。因勞某已按約向碧雪湖公司支付了50萬元，而碧雪湖公司未能舉證證明其已經于2010年3月29日起一周內將合同約定的投資回報10萬元支付給勞某，且該未能支付的時間已經超過合同約定期限二個月，故雙方約定的合同解除條件已經成就，勞某可以解除案涉合同，原審法院的該認定無誤。合同解除后，碧雪湖公司違約責任的承擔應當以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同期同檔次貸款年利率5.31%四倍為依據并結合勞某所給付資金的實際使用時間進行計算。原審判決事實認定清楚、實體處理并無不當。據此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