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2015年民間借貸審判白皮書-上海高級人民法院

新聞發布會材料

2012-2016年民間借貸審判白皮書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市場經濟迅猛發展，人民收入水平日益提高，民間有了更多可供支配的閑散資金。與此同時，由于受到國家宏觀政策的調整和金融危機等全球經濟形勢轉變的雙重影響，民間資本流動日趨活躍。民間借貸作為宏觀金融體系的有益補充，隨著其市場規模與日俱增，其在緩解資金供求矛盾方面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個人創業者和不同層次中小微企業的資金需求，為市場發展提供了支持和幫助。但是，由于監管的缺位和市場主體誠信意識缺失，一些不法行為也介入其中，增加了社會不安定因素，導致法院受理的案件數快速增長。為了更好地規范市場，對民間資本的有序流通提供司法保障，長寧區人民法院結合2012年至2016年間我院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審理情況，具體分析這類案件近年來呈現的新趨勢、新特點和新問題，從防范交易風險和規范借貸行為的角度提出相關建議與思考。

一、情況特點

2015年9月1日起正式實施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民間借貸

司法解釋》”）將民間借貸糾紛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涉企業借貸糾紛，即借貸一方或雙方為法人或其他組織的借貸糾紛；另一類是自然人之間的借貸糾紛，即借貸雙方均為自然人的借貸糾紛。本文主要分析我院受理的主體為自然人之間的民間借貸糾紛，不包括自然人與法人或其他組織之間，或法人與其他組織相互之間的借貸糾紛。

（一）基本情況

1.收結案數量快速增長

2012年至2016年，我院受理的民間借貸案件總數為3405件，結案3232件，同期結案率為94.5%，具體情況如下：

圖一：2012年至2016年收結案情況圖

2.結案標的穩中有升

從訴訟標的額的分布區間來看，10萬元以下的借貸仍在民

間借貸糾紛中占主要地位，而借貸金額動輒幾十萬、幾百萬甚至上千萬元的糾紛也在逐年增多，最大金額達4000余萬元。具體分布如下：

圖二

2012年至2016年案件標的分布圖 3.結案方式以判決為主，調解難度大

由于借貸案件被告缺席率高，當事人對案件事實爭議較大等原因，導致案件調撤難度加大，判決成為主要結案方式。以2016年為例，判決方式結案案件占當年總結案數44%，撤訴案件占30%，調解案件占25%，還有1%的案件以移送或裁定駁回的方式結案。

2012年至2016年間，我院民一庭審結的民事案件總體調撤率分別為：86.7%、85.9%、87.92%、86.35%及83.46%，而同期民間借貸案件的調撤率分別為：55.6%、49.8%、50.5%、54.8%及51.7%。

圖三

案件調撤率對比圖

兩相比較，民間借貸案件的調撤率明顯低于同一時期其他民事案件的調撤率。審理中另發現，民間借貸糾紛中案件撤訴原因大多為原告需要補充證據，而非雙方和解撤訴。由于糾紛尚未得

到根本性解決，原告需再次訴訟至法院，這也成為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數量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4.被告應訴率低，公告送達占比高

民間借貸糾紛案件中，往往存在債務人因一走了之或四處躲債而下落不明的情況，給法院的送達、審理和執行帶來極大困難，不僅拖延了案件的審理進度，也為部分債權人肆意增加債權數額，虛構債務提供了便利，增加了查明案件事實的難度。我院審結的民間借貸案件中，通過公告方式送達訴狀副本等應訴材料的案件幾乎占到當年結案數量的三分之一，具體情況如下：

圖四

公告案件統計圖

（二）案件特點

以五年來我院審理的案件情況分析，民間借貸糾紛呈現出如下特點：

1.借貸主體多元，法律關系日趨復雜

傳統民間借貸大多發生在親屬、朋友、同鄉等熟人之間，以生活消費為目的的一對一借貸，法律關系較為簡單。隨著商業資本日漸發達，受資本利益追逐的心理驅動，傳統以血緣為紐帶的借貸方式已經發生深刻變化，一方向多方融資甚至第三方的參與，使民間借貸法律關系錯綜復雜。審理中，有的案件雙方當事人雖然都是自然人，但出借方系通過第三方中介機構或者信息服務平臺的“撮合”，向實際借款人出借錢款，由中介機構提供借貸合同公證、訴訟法律服務、債務催繳、房屋抵押出售等“一條龍服務”。另外還存在出借人通過線上線下搭建平臺，發布較高收益理財產品吸收公眾存款，再以更高利率出借給小微企業或個人賺取息差的情況。甚至有部分借款人到庭后表示，系爭借款系因賭博所致，在場所專門設立融資點借款以歸還賭債，通過合法形式掩蓋非法債務的現象時有顯現。

2.系列案件多發，扎堆訴訟現象頻現

五年來,我院受理的民間借貸案件中同一人在多個案件中作為原告起訴,以及同一人在多個案件中作為被告被訴的系列案件逐漸增多，個別當事人在一些案件中作為原告催討債務，同時又作為被告在其他案件中被人追債。據統計，2012年至2016年間，同一當事人以原告身份在我院起訴民間借貸糾紛出現三次以上(含三次)共有19人，其中出現次數最多的郭某某作為原告的案件數量為356件；以張某為原告的案件數量為22件；以陳

某姐弟兩人為原告的案件數量共計21件。更有個別當事人在全市多個法院作為原告提起民間借貸訴訟，追討債務。同時，由于部分債務人的財務狀況陷入危機，資金鏈斷裂，或者其行為觸犯法律被刑事處罰，無法依約定期支付利息，引發債權人恐慌心理，扎堆起訴。我院2012年至2016年間受理的同一被告涉三件以上民間借貸糾紛（含三件）共計12人。值得一提的是，案件審理過程中因發現涉及犯罪事實而移送公安機關處理的情況增長明顯。2016年全年移送公安機關處理的僅２件，而今年1-6月，因涉嫌犯罪需移送公安機關處理而裁定駁回的案件已達到6件。

3.形成專門產業，呈現職業放貸特征

近幾年，在民間借貸審判實踐中經常出現“職業放貸人”的身影。這些個人往往擁有大額資金調度能力，不僅直接出借資金，也常以公司名義向個人或是企業放貸。通常情況下，他們提供格式化的借款憑證文本，對借款期限、借款交付方式、借款利率、違約金及其他費用的約定較為全面，對于大額資金的出借，通常要求借款人提供擔保。他們的出借資金來源不限于自有資金，放貸人多戶頭轉賬，互相拆借的情況較為普遍。實踐中也發現，有部分放貸人以他人名義放貸，卻以委托代理人身份出面參加訴訟。在一些涉案標的高達數十萬乃至數百萬元的案件中，原告作為出借人卻大多為年齡不到25歲的外來人員，在本市既沒有住房，亦沒有穩定的工作和收入，明顯不具備出借能力，但出借金額往往巨大。他們出庭后亦很少發表意見，通常由律師或者委托

代理人代為發表意見，呈現出集團化、產業化趨向。

此外，有部分案件反映，黑惡勢力介入催討，嚴重擾亂社會治安。部分案件借款人到庭陳述，出借人曾通過社會人員上門催討債務，對借款人采取威逼、恐嚇、非法拘禁等手段要求借款人還款，對于借款人現金方式的還款不予出具收條，甚至強占借款人房屋，收取租金抵債。

二、審理難點

（一）實際金額認定難，出借人百般規避法定利率上限

《民間借貸司法解釋》對借款利率做出了“兩線三區”的劃分，明確年利率超過36%的約定無效，借款人可以拒絕支付，已經支付的亦可要求返還。這一規定看似可以將民間借貸利率規制在合理范圍內，維護借款人的權益。然而現實中，出借人往往利用借款人急需資金的迫切心理及法律意識淡薄的弱點，絞盡腦汁采取各種規避措施，“做”足證據，使得借款人事后要證明存在預扣利息的情況幾乎成為不可能。例如：出借人通過銀行轉賬向借款人全額交付借款卻當場取回部分現金；出借人通過表面相互獨立的其他賬戶接收還款后否認還款、仍然主張全額還款；出借人在本金交付過程中預留一定比例的現金交付金額作為預扣利息等。又如：借貸雙方定期結算，重新簽訂借款合同或出具借條、收條等書面文件，將高額利息計入本金計算復利，同時通過銀行走流水方式將證據做實；在現金交付的情況下，將大額現金堆放擺拍，并由借款人在照片上簽字確認收款或直接拍攝借款人與現金的

合影以證明其已取得了該筆現金借款，而實際并未足額交付；利用法律在民間借貸的居間服務合同管制上的“空白”，由公司及公司的關聯自然人分別扮演居間人和出借人，分別收取居間費用和借款利息，在同一筆出借資金上實際獲取高額收益。這些規避利率管制的通常手法使得相關案件中的民間借貸利率形式上雖然符合法律的規定，實際卻遠超標準。極少數案件中，具有較強法律意識的借款人及時進行了相應證據的固定、留存，法院通過該類案件的審理發現，借款人從各職業放貸人處獲得借款的成本，可能嚴重超過法律規定的利率上限。但是，多數案件中，由于證據的缺乏，法院依據證據所作的事實認定中難尋“高利貸”的身影。

審理中，部分出借人在借款人出具新的借條之后，以各種理由推脫向借款人返還原始借條，事后又以新舊借條一并訴訟要求借款人返還全款的情況也時有發生。

（二）虛假訴訟甄別難，當事人庭前做足形式證據

《民間借貸司法解釋》第十九條列舉了識別虛假訴訟的具體判斷標準，但如今虛假訴訟的當事人雙方通常都會有針對性為規避法律規定的情形進行預先準備，不僅是本人到庭確認借款事實，還能提供雙方往來的轉賬交易記錄作為交付憑證，使得虛假訴訟的識別難度大大提升。例如：離婚訴訟中，夫妻一方與關系人惡意串通，虛構與關系人的借貸事實，并偽造借款合同、借條等相關證據材料，由關系人再向法院提起民間借貸之訴，要求夫妻另一方承擔還款義務。這極有可能導致法院判決或調解支持關

系人的訴訟請求，減少了夫妻共同財產的可分份額，損害了另一方的利益。有些民間借貸糾紛是父母在子女離婚訴訟進行的同時，起訴己方子女返還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因購買房屋所借的款項，父母起訴所憑借的借條多為后補，夫妻間對訴爭款項是否為借款，性質是借貸還是贈與爭議很大，不能排除虛假訴訟的嫌疑。

還有一些非典型的虛假訴訟，在民間借貸案件審理中也較為常見。例如：原、被告雙方曾系男女朋友的情況，雙方關系惡化以后，一方起訴要求對方返還戀愛關系存續期間發生的借款。但此類案件中原告一般僅能提供轉賬憑條或債權憑證中的一種作為證據，故較難認定借貸事實。因為轉賬交付的可能是戀愛期間自愿給與對方的錢款，而借條可能是承諾給與對方的補償或分手費，因關系破裂，據此起訴以減少損失。此類案件由于牽涉到原、被告的情感糾葛，雙方情緒對立較為嚴重，較難調解。又如：出借人特地選擇借款人出售自有房屋并已著手辦理房屋交易過戶手續的節點，向法院起訴要求借款人歸還遠高于實際欠款金額的借款，并同時提出訴訟保全，查封房屋，阻礙借款人辦理過戶手續，借此向借款人施壓，同意接受出借人的調解方案，以換取盡早解除查封，減少因延遲過戶而需向買房人支付的違約金。

（三）客觀事實查清難，被告缺席審判屢見不鮮

社會經濟的發展導致人員流動性增大，人戶分離的情況頗為常見，部分借款人為躲債閉門不見或干脆搬家逃債下落不明，導致訴訟材料送達困難，借款人由于缺乏基本的訴訟常識而拒收訴

訟材料或消極應訴的情況亦不鮮見。當事人不到庭應訴參加法庭審理，不參與質證及提供自己的辯解意見，成為法院查明事實的障礙，給人民法院認定事實帶來很大困難。“不得拒絕裁判”的職責使命，使得法院只能依據在案單方陳訴及證據作出判決，部分債權人的不誠信陳述，與客觀事實存在差距，導致生效案件因新證據出現而發生變動，影響審判的穩定性和嚴肅性。

（四）法律適用統一難，裁判結果不一影響司法權威 1.夫妻共同債務認定

審判實踐中，如果借貸事實發生在借款人及其配偶夫妻關系存續期間，且配偶一方無法提供證據證明該借款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經營的，通常會被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雖然也有認定為個人債務的例外情形，但對于配偶一方的舉證能力有較高的要求。社會上一度對于《婚姻法司法解釋

（二）》第24條規定的實施情況提出質疑，那些“被負債”的配偶們甚至形成了“反24條聯盟”。但是，如果僅憑借款金額大小來認定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并據此要求出借人舉證證明配偶一方知曉借款事實或借款已實際用于借款人夫妻共同生活，又顯得太隨意，畢竟每個借款人的經濟狀況大相徑庭，苛求出借人在出借每筆大額款項時均要確認借款人配偶的意愿也違背民間借貸靈活便捷的特點，不盡合理。由于目前在夫妻共同債務的認定上缺乏統一的裁判尺度，法官根據個人經驗行使自由裁量權而作出的裁判結果往往會存在差異，難免出現類案不同判的情況，容易使民眾認為法院裁判標

準不統一，影響了司法公信力。

2.借款利率的認定

《民間借貸司法解釋》第26條將民間借貸利率標準劃分成三個區域，其中年利率介于24%-36%之間的屬于自然履行區域，該部分利率債權有保持力無執行力，債務人可以自然履行，但出借人不得通過訴訟強制借款人履行。這一規定適用在已經結清的借貸糾紛中較為明確。但很多涉訟的借貸糾紛當事人間存在多筆借款，而借款人亦曾陸續還款，如果雙方實際約定的借款年利率高于24%，對于借款人已經歸還的錢款性質如何認定存在爭議。有觀點認為只要結算以后年利率未超過36%，就視為自然履行，認定為借款利息；也有觀點認為，既然要求法院確認，那年利率就不能超過24%，超額部分應作為本金予以抵扣。該條規定沒有區別普通民間借貸和營利性借貸（即法定代表人或公司股東以個人名義為公司經營借款）的情況，也沒有考慮借款期限對于借款利率的重要影響，促使部分借款人違背誠信原則，作出與實際情況不相符的陳述（因為付了可能會被認定為自然履行，不付就只能按最高年利率24%來執行），進一步增加了案件事實認定的難度。

三、成因分析

（一）信息不對稱，盲目投資與惡意借款造成糾紛頻發

經濟的快速發展，民間資本的迅速累積，使民間借貸成為國家金融資本管理體系的有益補充。一方面，民間資本迅猛發展，出現了民間資本大量沉淀的情況，另一方面，許多實體中小微企業發展卻處于缺乏資金借貸無門的困境。民間資本的逐利性決定了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本質，同時它的便捷性與熟人社會運行機制是民間借貸猛增發展的根本原因。然而，現行的民間借貸大多都建立在社會主體之間對信譽信賴的基礎之上，雙方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部分出借人為追求高額利息，未審核借款人的經營能力和借款用途就盲目出借，一旦債務人因決策不科學或市場環境影響導致經營失敗，就會無力償還借款本金及承諾的高額利息，最終將市場風險轉嫁給出借人。部分出借人缺乏法律意識，借款合同和錢款交付證據保存不足，只有少部分案件設定了擔保、抵押，或者僅約定了提供房屋抵押而未辦理相關的登記手續，使得約定的擔保方式落空。民間借貸資金少則數萬元多至上億元，而實體經濟的年收益率基本達不到年利率24%，實體經濟投資人如何承擔得起如此高額的利息？更有甚者，一些從事實體行業的投資人經受不住高利的誘惑，將有限的生產資金轉投到民間借貸上，有的甚至想辦法套取銀行貸款來放貸，從中賺取高額利差。實踐中，還存在著大量的惡意借款，借款人并未實際經營，而為了某些目的，通過高息來吸引資金，肆意揮霍，借新還舊、拆東墻補西墻，擾亂了借貸市場、導致訴訟案件頻發。

（二）立法不完備，民間借貸過快發展造成監管缺位

在《民間借貸司法解釋》頒布實施之前，我國有關民間借貸的法律規則散見于各類法律、法規及規范性文件中，規定的內容

也滯后于司法實踐的需要。雖然《民間借貸司法解釋》對審判實務中的事實認定、刑民交叉、民間借貸利率和利息、互聯網借貸平臺的責任等問題做了較為詳盡和明確的規定，但作為司法解釋，主要在審判實踐中發揮作用，對于規范引導民間借貸市場健康發展顯得力不從心，我們需要一部基本法律來從根本上規制民間借貸行為，進而維護金融秩序。

面對民間金融領域法律不完備甚至缺失的狀況，國家更多地將剩余立法權和剩余執法權配置給了多個行政部門的聯合執法，這些部門對審核批準的民間借貸機構的具體運行和經營活動又沒有具體的監管規范和措施，存在監管協調成本過高以及監管失靈的問題。此外，新形勢下興起的網絡借貸形式的P2P模式也同樣面臨定位和監管的問題，其設立和經營無規可循。已經形成規模化的P2P借貸平臺及職業借貸中介、借貸公司容易形成系統性風險，其危害性遠大于傳統民間借貸行為。

（三）司法不統一，證據缺失可能造成事實認定偏差

當事人的法律意識淡薄，在錢款出借時沒有留存必要的證據，導致催討困難；專業放貸人利用優勢地位做足證據，誤導法官認定偏離了客觀真實的法律事實；法律規定不明確、法官個人生活經驗的不同、證據規則的簡單適用等導致適法不統一、類案不同判的現象在民間借貸糾紛中常常存在。審判實踐中經常會出現一方的陳述合情合理但欠缺證據，另一方的陳述明顯違背社會常理卻“證據確鑿”的情況，如何通過合理分配舉證責任加強對事

實的認定和證據的把握，進而形成內心確信，實現實質意義上的公平正義，需要審理民間借貸案件的法官充分運用個人智慧、經驗來化解難題、解決糾紛。

四、對策建議

（一）完善立法，加強前端監管

由于現有的單一的司法解釋無法適應民間借貸市場專業化、職業化的發展。因此，有必要出臺專門的民間借貸法律，并逐步建成民間金融領域法律體系，對當前民間借貸進行系統性規范，進一步加強對民間借貸市場的監管，以解決民間借貸無序混亂的現狀，使其朝著更健康和良性的方向發展。同時，對原有的管制民間金融的法律法規予以修訂，重構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活動認定標準，為其陽光化發展留出法律空間。可以借鑒香港地區對民間借貸監管模式制定《放貸人條例》，采取準入登記制，核發許可牌照，明確禁止過高利率，成立行業自律組織進行專門化管理。同時，對不愿意加入“合法化”民間金融機構或個人，明確為違法，予以取締，將監管的重點轉向對資金供給方，用法律明確保障借款人或者保證人對與貸款相關的任何權利，使監管內容具體化、明確化，促進放貸行為的規范化。

（二）提升站位，堅持嚴格執法

針對當前民間借貸案件數量保持高位運行，疑難復雜情況頻發的態勢，人民法院應不斷提升工作站位，站在維護國家金融安全、經濟秩序安定的角度，認真穩妥地審理好案件。不僅要關注

案件本身的事實，還要注意分析案件發生的深層原因，深入了解和把握與案件有關的社會背景、風俗習慣、前因后果等邊際事實。“法律在最大程度上體現了對社會正義的分配，一個案件的審判，首先要最大限度追求法律正義，同時，要兼顧社會普遍正義。” 針對審判實務中的高利貸界定、虛假訴訟甄別、夫妻共同債務認定等突出問題，要通過加強審判業務指導、發布典型案例等形式確定裁判規則，及時統一裁判標準，統一法律適用。要制定審理案件的規范指引，明確案件的審理步驟與標準，統一執法。要加強對事實認定的審慎態度及對蓋然性標準運用把握的嫻熟技能；要加強對較大金額經營性借貸的審查力度，尤其應加強對出借人出資能力和交付事實的審查，嚴查與身份不符的資金來源，明確虛假陳述的法律后果，對于構成妨礙訴訟的行為作出嚴肅處理；要加強對法律規范精神的實質把握以及熟練運用誠摯解釋法律規范的科學方法，不簡單以案論案，不簡單適用證據規則；要加強對法律程序的實質性遵守和正當程序的堅守，努力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

（三）多措并舉，規范市場秩序

民間借貸案件的妥善處理，有利于維護社會穩定與和諧。相關部門應加強合作，會同公安部門制定規則, 加大打擊力度，對民間借貸糾紛中存在的暴力、違法催債等不法行為予以嚴厲打擊，維護民間借貸市場主體平等、安全、自主地履行義務。要充分利用社會征信系統，對自然人和經濟組織的信用信息進行有限

披露，便于公眾了解借款人的信用情況與信息，幫助出借人甄別無償還能力的借款人，從源頭上預防交易的風險。充分發揮信息化優勢，強化法院系統內部的大數據采集、整合與分析，統一證據裁判標準，遏制高利貸的規模化發展。針對實務中發現的問題，及時向有關部門、單位發送司法建議。發揮行業調解組織優勢，加大調解力度，運用“調解優先、調判結合”的原則，加強與人民調解委員會、行業協會等社會組織的合作，通過邀請調解、委托調解等方式，努力化解矛盾，平息糾紛。

（四）注重宣傳，增強全民守約

當事人風險防范意識薄弱，對法律法規了解不全面，借貸手續不規范，證據保存不完整等因素，不利于保護當事人的利益。因此，我們建議加強法制宣傳教育，以電視、電臺、報紙等傳統媒體為主導，結合網絡信息平臺，尤其是新興的各類自媒體，靈活采用“以案說法”等形式，播放、發布民間借貸典型案例，強化人民群眾對民間借貸法律知識的了解和認識，提高借貸雙方的法律意識和風險防范能力。要加強對違背誠實信用原則行為的懲罰力度，努力消除誠信缺失導致的各種弊端存在的空間，樹立“誠信為本”的信用理念，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引導民間借貸良好運行。要通過司法裁判引導當事人擯棄“唯利是圖”的粗淺認知，鼓勵當事人信守承諾，積極履約，促進全社會守約氛圍的形成。

結束語

當前，在我國經濟生活和金融市場領域中，民間借貸活動的

發展如火如荼，對民間資本的有效監管和引導也成為當前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問題。完善立法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在此期間司法不能束手等待。我們應當以現有法律、法規為基礎，充分調動司法能動性，開拓思路、創新工作方法、整合各類信息、資源，通過審判活動來引導民間借貸的有序運行，在深化金融體制改革、促進宏觀經濟發展、保障區域和諧穩定方面作出應有的貢獻。

第二篇：原審判白皮書寫作提綱-上海高級人民法院

通報會材料一

在“上海市黃浦區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審判20周年”

通報會上的通報稿

上海市黃浦區人民法院副院長 金民珍

（2016年12月20日）

各位領導、來賓、同志們：

大家好！

今年是上海市黃浦區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庭成立20周年，下面，由我向各位通報我院知識產權審判工作的有關情況：

一、歷史回顧

1996年9月，經最高人民法院批準，繼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之后，我院設立了知識產權審判庭，開始受理轄區內的知識產權案件。此后，因行政區劃調整，黃浦區人民法院先后于2000年7月、2011年6月與原南市區人民法院、原盧灣區人民法院“撤二建一”成立新的黃浦法院。其中，原盧灣法院于2008年10月經最高人民法院批準也設立了知產庭。

2009年3月，根據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關于一審知識產權案件跨區劃片集中指定管轄的相關規定，黃浦法院開始受理原黃浦區、原靜安區、普陀區、嘉定區、青浦區內的一審知產案件。目前我院受理的案件范圍為黃浦區、長寧區（僅限民事）轄區內的一審知產案件。

此外，就知識產權審判模式的演變來說，黃浦法院自2007年借 鑒浦東法院工作經驗，開始嘗試由知產庭統一受理轄區內的民事和刑事案件，至2008年12月開始建立民事、刑事、行政三位一體的知識產權審判模式，正式實施知識產權“三合一”綜合審判機制。

二、主要成果

（一）始終抓好執法辦案要務，確保案件審判質效

自成立以來，我院知識產權審判工作在上級法院和各級領導的關心、支持下，從零起步，日趨完善。截至2016年9月，20年來我院受理知識產權民事、刑事、行政案件共計3663件，審結3416件。其中，知產民事案件占總結案數的94.15%，而所有知產民事案件中，著作權、商標權糾紛占比85.17%，這些數據一定程度上能夠反映基層法院受理的知產案件分布狀況。

就我院知產案件審判效率而言，歷年來始終保持良好態勢，近四年結案率均超過100%；就審判質量而言，近幾年來我院共有2件案件入選《最高人民法院公報》，13件案例入選各的“上海市保護知識產權十大案例”、“上海法院十大知識產權優秀案例”及“上海十大版權典型案件”；另在上海高院自2009開始的“四個一百”評比活動中，我院每年均有案件分獲“精品案例”、“優秀裁判文書”及“示范庭審”榮譽稱號。

此外，多年來我院知產案件調撤率均保持在80%以上，有效將一批又一批的知識產權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極大節約了司法資源，成功實現了司法在知識產權保護中的基本價值。2012年4月，我院被最高人民法院確定為“中國知識產權審判基層示范法院”。“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這是司法審判工作的著眼點和落腳點，也是檢驗司法審判綜合效果的試金石。例如，針對霍尼韋爾國際公司訴上海蓋里特渦輪增壓器系統有限公司等侵犯商標專用權、不正當競爭糾紛案，我院果斷依據當時《商標法》規定判令被告承擔法定最高額50萬元的賠償金，全力維護被侵權者的合法權益。判決生效后，原告專門發來感謝信稱，“貴院對本案的判決堅定了我公司在上海和中國繼續加大投資的信心，這是一次具有標桿意義的知識產權保護民事判決。”又如恒源祥（集團）有限公司訴彪馬（上海）商貿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標權糾紛一案，在原告提供大量證據仍無法證明其實際損失的情況下，我院首次通過證據保全方式固定被告獲利，以此作為損害賠償依據，再遵循侵權賠償的適當性、必要性、比例性原則合理調整賠償金額。宣判后，被告在案件生效后全面履行了判決確定的各項義務，真正達到了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

（二）始終堅持深化精品戰略，實現示范引領價值

法對人的行為具有指引、評價、預測和教育等作用，而司法具有能動性，法官應充分并合理行使審判權，保障個案的公平正義和類案的裁判統一。我院知產庭自成立以來，始終貫徹落實精品理念，既依法大膽受理、敢于受理，盡力挖掘新類型案件，重點做好審判工作；又積極探索程序革新、依法保障訴權，加大對訴訟程序的研究，通過主動發掘、大力培育、全程跟蹤、精心審理，努力產出精品案例。通過對精品案例的培育，我院不斷加大調研力度，專項研究進行理論總 結，擴大輻射效應，實現示范價值。

例如，我院審理的胡進慶、吳云初訴上海美術電影制片廠著作權權屬糾紛一案，因對著作權的歸屬判斷的準確性及對同類糾紛解決的引導性而入選《最高人民法院公報》案例。該案系全國首例計劃經濟時期創作的動畫角色造型形象著作權確權糾紛案，在當時法無明文規定的情況下，我院既考慮到作品創作當時的特定語境，從宏觀的經濟體制、法律制度，微觀的社會現實和約定俗成的普遍認知等多個角度辯法析理，又能從創作當時雙方當事人的行為，包括單位的規章制度、明令禁止、獲得報酬、雙方的言行等方面進行深入探究，結合雙方對“葫蘆娃”形象的整體性和知名度所作的貢獻，綜合分析判定作品的性質為特殊職務作品，作者僅享有署名權，而著作權的其他權利由法人享有。

又如我院審理的另一起入選《最高人民法院公報》的案例，即秦智淵與清遠市江山電子有限公司、上海亦隆小商品市場經營管理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權糾紛案。該案的爭議焦點系市場管理公司是否應對市場內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承擔責任，以及民事責任的認定標準如何。該案判決明確了市場管理公司作為一類特殊的綜合性服務公司，在日常經營中負有避免侵犯知識產權人利益的注意義務，即市場準入前的審查義務、日常管理中的巡查義務和明知侵權后的補救義務，最終認定亦隆公司并未違反其應盡的注意義務，無需承擔民事責任，較好平衡了知識產權權利人的利益與保護商戶經營自由、商品交易市場健康發展的關系，對完善市場管理公司在知識產權侵權案件中的責任認定 標準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正是在我院“二十年如一日”堅持精品戰略的理論指導下，類似的典型案例才能層出不窮、不斷涌現。歷年來，我院審結的精品案例還有涉“微軟”、“百度”、《紅樓夢》、“西門子”、“霍尼韋爾”、“施華洛世奇”、“避風塘”、“NEW BALANCE”、“北大附中”、“恒源祥羊頭”、《品三國》、李陽瘋狂英語、澳洲“五合國際”等一大批民事案件；涉“海寶”、“茅臺”刑事案件；涉“胖達人”行政案件等，較好地實現了示范引領價值。

（三）始終明確階段工作任務，打造特色亮點工程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面對知識產權案件利益沖突日益加劇、糾紛形式日益新穎、法律適用日益復雜的局面，我院恪守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嚴格落實各項重要會議精神，始終堅持制定階段性任務目標，提前做好審判工作規劃，打造鞏固特色亮點工程，以創新的思維推動知識產權審判再上新臺階，為服務于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提供強有力的司法保障。

一是立足區域特點，服務經濟建設。黃浦區地處上海的中心城區，是中國近現代市場經濟發育較早的地區，經過歷史的沉淀，我區既積累了一批具有相當經濟、文化價值的老字號、老品牌，又有大量創意企業的存在。我院始終立足區域特點，把扶持老字號老品牌及支持創新企業的發展放在服務區域經濟的首位，充分運用司法武器，堅決打擊各類損害老字號老品牌的侵權行為，保護企業創新，迄今為止，我院已審理了各類老字號老品牌案件20余起，其中包括恒源祥、小紹 興、雷允上、吳良材等老字號案件的侵權訴訟案。在此基礎上，我院加強專題調研力度，對涉及轄區經濟發展及知識產權保護的普遍性和行業性問題，開展專項課題研究，還將司法審判中遇到的問題通過司法建議、調研報告等形式及時予以總結和反饋，督促其健全制度，加強管理、堵塞漏洞，消除隱患，為區域經濟發展出謀劃策。多年來，我院形成了《知識產權在城區經濟中的貢獻——上海市黃浦區知識產權狀況調查報告》、《上海市黃浦區老字號、老品牌知識產權保護情況的調查報告》、《黃浦區特許經營行業發展中的知識產權保護情況調查研究》、《商品交易市場知識產權保護》等多項課題調研成果，并有4項課題榮獲上海法院優秀報批課題。

二是加強法制宣傳，深化司法公開。其一，建立裁判文書網絡公開制度。我院的生效裁判文書在“中國知識產權裁判文書網”和“中國裁判文書網”同時上網公開，在不侵犯當事人隱私的前提下，實現裁判文書上網全覆蓋，主動接受社會監督，增強裁判規則的指引作用。其二，積極開展網絡庭審直播。定期選擇典型案件開展網絡直播，適時邀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特邀監督員、區知識產權聯席會議成員單位、政法院校學生旁聽庭審，近三年來網絡庭審直播共21次、邀請旁聽庭審7次，其中，“韓美林”、“周大福”著作權侵權案，“上海吳良才”訴“南京吳良才”商標侵權糾紛，“胖達人”等商標不服行政處罰訴訟案、張偉星銷售假冒“茅臺”注冊商標商品罪等案件的庭審，引發廣泛關注。其三，善于運用新媒體平臺。傳統媒體與新媒體受眾及傳播方式不同，二者相結合，能更廣泛地傳播知識產權司法保 護的權威聲音。2014年5月新浪微博“法院周周看”微直播欄目以“聚焦知識產權審判‘三合一’模式”為主題，對知識產權審判庭法官一天的工作、庭審進行微博直播，全面展示我院知識產權審判“三合一”模式的做法和取得的成效。直播期間微博總閱讀數近5萬，評論轉發總數近300條。

三是精心打造“黃浦知識產權講堂”。2011年初，我院創設了“黃浦知識產權講堂”，由分管院長在上海新世界城為區內企業代表作了開堂第一講，此后分管院長、庭長、審判長、青年法官相繼走進企業、學校、社區、創意園區、出版集團、區文化局、市公證協會等單位，通過“以案說法”回應社會需求，傳遞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正能量。2011年以來已進行11次宣講活動，取得良好的普法效果，進一步增強了區內社會各界知識產權意識，營造區域知識產權文化氛圍。

四是總結經驗編寫出版書籍。先后編寫并出版《知識產權ABC》、《知識產權案例精選》、《訴訟指引與實務解答叢書》中的《著作權糾紛》、《商標糾紛》和“知識產權篇”等書籍，不斷提升知識產權審判的影響力，充分發揮知識產權審判的價值引領和導向功能。

五是不斷完善“三方協作機制”。三方協作機制始于2000年，隨著我院2005年與區知識產權局達成的《加強工作聯系的幾點共識》，2007年與區知識產權局、區工商局商標廣告科簽訂的《關于加強保護知識產權工作協議書》而形成常態規范制度。此后，該機制在我院的知識產權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夯實了從案件審判、后續調研到成果轉換一系列進程的基礎。如前述《知識產權ABC》書籍的編寫出 版、歷年來我院服務區域經濟所做的專題調研或依托于該機制，或通過該機制實現成果轉換。

六是建立并全方位實踐“院校合作機制”。為促進司法實務工作與法學理論教學的有機結合，2013年4月，我院與華東政法大學知識產權學院舉行了知識產權審判實踐與教學理論研究合作簽約儀式。之后，雙方開展了多領域的合作：首先，優勢互補，合作出版書籍。如前述《知識產權案例精選》，在法官審判要旨、思維和高校專家學者深刻點評的基礎上，兼具靈動的實踐性和深刻的理論性。其次，庭審直播進校園，提升法制宣傳能效。2014年在“4.26世界知識產權日”來臨之際，由我院分管院長擔任審判長的周大福公司訴張良珠寶公司和麗珠珠寶公司著作權侵權糾紛兩案在華東政法大學開庭，合議庭經評議后，對兩案當庭作出了判決。該兩案庭審在通過網站向社會直播的同時，也吸引了該校近200余名師生現場旁聽、庭后熱議，取得了較好的社會效果。再次，通過研討會等形式，借助專家學者智慧，破解現存司法難題。如2013年在我院舉辦“戲劇作品著作權保護疑難法律問題研討會”，法官與學者結合具體案例，共同就戲劇唱腔是否構成著作權法意義上的作品及其歸屬的認定、計劃經濟條件下法人作品與職務作品認定的標準及經典戲劇作品權利歸屬認定與公共利益平衡之間的關系等問題展開了深入而熱烈的探討，并達成一定共識。又如2016年，由市高院主辦、我院承辦的“涉深層鏈接的著作權侵權問題”研討會上，來自全國法院系統法官代表、技術人員、高校學者聚集一堂，就深層鏈接的判斷標準、傳播行為與初始提供行為 的界定、設鏈方主觀過錯的判定、損害賠償金額的確定以及深層鏈接行為的刑法規制等問題進行了積極研討和深入交流，取得了理論、實踐的雙豐收。最后，通過法官入校授課交流、法律助理及在讀學生進法院鍛煉這一雙向通道，打通實踐、理論的任督二脈。

（四）始終加強審判隊伍建設，培養輸送精英人才

知產審判的發展離不開知產審判法官的發展，由于知產審判具有較強的專業性，且當前知產審判工作面臨的形勢存在各種復雜因素，對知產法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知產法官既要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也要具有良好的業務能力。為此，我院黨組一直以來在知產庭人員配置上給予高度重視和傾斜，庭內人員呈現高學歷、高素質、年輕化、干勁大的特點。為增強知產審判隊伍的凝聚力和戰斗力，彌補年輕化審判隊伍經驗不足的短板，院庭注重建立科學的績效考核、探索建立并完善導師帶教機制，充分發揮資深法官“傳、幫、帶”的作用，充分發揮團隊合作的優勢，不斷推動青年法官、法官助理的共同進步。

與此同時，我院始終注重審判隊伍建設，加強業務培訓，有效利用法官例會制度，加強有關知識產權審判實務前沿和理論前沿知識的學習，開拓創新，認真研究經典案例、新法規定、審判方法和學術理論，不斷提高知產審判工作的影響力，努力把知識產權審判工作推上一個新臺階。多年來，我院知產庭成員榮獲國家級獎勵4人次，市級獎勵3人次，在歷年的全國法院學術論文比賽及高院調研課題等活動中屢獲佳績，還向高院、一中院、二中院、知識產權法院輸送專業型優秀人才近10人。

三、未來規劃

過去的成績，已然載入歷史；面向未來，我們重擔在肩。日前上海高院已發布上海市知識產權審判十三五規劃，清晰了把上海法院建設成為當事人信賴的國內乃至國際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優選地”的總體目標和具體內核。下一步，我院將以“十三五”規劃精神為指引，在以下方面力求有所突破：

首先，進一步在個案審理中貫徹好“司法主導、嚴格保護、分類施策、比例協調”的精神，以真正實現知識產權的市場價值為目標，強化裁量性賠償方法的適用。

其次，進一步總結審判經驗，優化“三合一”審判模式。認真梳理和總結“三合一”試點工作開展以來的經驗和教訓，吸收提煉先進的制度和舉措，持續推進并逐步完善案件動態監測機制、內外協作配合聯動保護長效機制等工作機制；進一步探索推進法官隊伍的專業化建設，在個體化評估基礎上優化配置審判資源。

再次，進一步規范流程管理，努力提高案件審判質效。著力探索建立知識產權案件繁案精審、簡案快審的審判機制，進一步提高知識產權案件簡易程序適用范圍，簡化部分裁判文書樣式；繼續堅持精品意識不動搖，主動挖掘、大力培育精品案例，不斷增強知識產權審判的權威性與影響力。

最后，著力形成司法主導的防范化解知識產權糾紛的整體合力，零距離服務區域經濟創新發展。進一步健全知識產權糾紛多元化解決機制，發揮律師、行業組織、技術專家的專業技能優勢，探索知識產權 糾紛委托調解；加強與相關行政機關、調解組織的協調配合，實現在程序安排、效力確認、法律指導等方面的有機銜接，充分發揮司法保護在知識產權糾紛化解機制中的引領、推動和保障作用。

以上就是對我院知產庭成立20周年以來的基本情況匯報，謝謝大家！

第三篇：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民間借貸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合同糾紛案件若干意見》

發布日期：2011-06-01 作者：范俊峰律師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合同糾紛案件若干意見》

（滬高法民一【2007】第18號）

1、在民間借貸中，債權人僅以擔保人為被告，一般應追加債務人為共同被告。債權人僅以擔保人為被告起訴至法院，通常應追加債務人為共同被告，此類案件的審理，不僅包括擔保關系，還包括主債務，既借貸關系。擔保的主要基礎法律關系為借貸，擔保人承擔擔保責任的前提是借貸關系成立與否。

2、債權人依據借條起訴債務人還款的糾紛，對借條是形式審查還是實質審查，應視情況區別處理民間借貸合同具有實踐性特征，合同的成立，不僅要有當事人的合意，還要有交付錢款的事實。因此，在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審理中，首先看當事人之間的合意，即借據是否真實有效，在該前提下，還應審查履行情況。

對于小額借款，出借人具有支付借款的能力，如果當事人主張是現金交付的，除了借條又沒有其他證據的，按照交易習慣，出借人提供借據的，一般可視為其已完成了舉證責任，可以認定交付借款事實存在。

而對于大額借款，涉及幾十萬甚至幾百萬的金額，當事人也主張是現金交付，除了借條沒有其他相關證據的，則還要通過審查債權人自身的經濟實力，債權債務人之間的關系，交易習慣及相關證人證言等來判斷當事人的主張是否能夠成立，僅憑借條還不足以證明交付錢款的事實。

3、借貸糾紛案件中的債務屬于夫妻共同債務還是個人債務的認定

此類案件處理中，首先應當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婚姻法司法解釋

（二）第24條的規定作為一個基本處理原則，即債權人就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主張權利的，按照夫妻共同債務處理。同時還有兩個因素需要考慮：一是夫妻有無共同舉債的合意；二是該債務有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這兩個因素，屬于基本原則的例外情形。如果一方有證據，證據足以證明夫妻雙方沒有共同舉債的合意和該債務沒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則該債務可以認定為夫妻一方的個人債務。

4、債權人起訴借款的夫妻一方還款，法院判決支持其訴請，在執行程序中，法院未追加另一方為被執行人，現債權人另行起訴，要求另一方承擔連帶責任的處理方式上海高原《關于貫徹審執兼顧原則的若干意見》（滬高發[2007]135號）第六條對此作了原則規定，具體可以按照以下方式處理：

（一）債權人以債務人及其配偶或原配偶為被告提起訴訟的，即使債務人配偶或原配偶一方不是合同當事人，立案部門一般也應準許。

（二）審理案件時，對當事人追加債務人配偶為案件當事人的申請，一般應予準許，并對債務是否屬于共同債務作出認定、處理。債權人僅以債務人為被告起訴并勝訴后，又訴請債務人配偶或原配偶承擔連帶責任的，審判部門應對債務是否屬于共同債務作出認定、處理。

（三）執行中，申請人申請追加債務人配偶或原配偶為被執行人，且該債務形成與債務人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的，執行部門一般應推定為共同債務并裁定追加；對符合《關于執行夫妻個人債務及共同債務案件法律適用若干問題的解答》的規定，難以推定為共同債務的，可引導申請人起訴被執行人配偶或原配偶承擔連帶責任，立案部門一般應予準許。

5、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第11條規定：出借人明知道借款人是為了進行非法活動而借款的，借貸關系不予保護。其中的“明知”、“非法活動”的理解和認定對于能夠認定是由于賭博、吸毒販毒等非法行為產生的“債務”，即使其采用“借條”等形式出現，對此類“借貸關系”也不予保護。對于債權人提供借款給債務人后，債務人從事賭博、吸毒販毒等非法行為的，法院對該債貸關系是否保護，關鍵是看債權人對債務人從事非法行為是否明知。如果債務人不能證明債權人明知自己從事非法活動，則該借貸關系仍受法律保護。

6、用人單位以暫支單形式向勞動者放款，因此引起的糾紛應區分情況予以處理高院民一庭在《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滬高法民一【2002】6號）中規定了“勞動者或用人單位占有對方財物的行為與勞動權利義務相牽連的，應作為勞動爭議案件；勞動者或用人單位占有對方財物的行為，與勞動權利義務沒有關系或屬于非法占用或臨時占用，因此發生爭議的，不作為勞動爭議案件。”因此，在用人單位以暫支單形式向勞動者放款的情形下，如果該款項與勞動關系關聯的，如屬于預支工資、獎金或出差費用等，作為勞動爭議案件，否則，按照一般民事案件處理。

第四篇：最高法院關于民間借貸的審判報告(2012)

最高法院關于民間借貸的審判報告（2012）

齊精智律師

前言：本文節選于《建立和完善我國民間借貸法律規制的報告》，由調研課題組組長：杜萬華；最高法院民一庭庭長編著。轉載于 《民事審判指導與參考》2012年第1輯（總第49輯），《人民司法?應用》2012年第9期，《公檢法辦案指南》2012年第8輯。

第五部分 完善民間借貸法律規制的具體建議

在目前民間借貸市場發展泛濫無序的情況下，要根據不同形式的民間借貸活動，清晰界定其風險性質．本著“區別對待、分類指導、疏堵并舉、促進規范、打擊犯罪”的指導思想，保護合法借貸行為、依法支持金融創新，制裁非法借貸行為、甄別各種合法形式掩蓋的非法金融活動，從而維護金融安全和社會穩定。具體的法律規制內容可以考慮以下幾方面：

一、關于民間借貸的合法性問題

對于實踐中爭議較大的非法轉貸牟利、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非法集資等罪與非罪的界限，“手拉手調解”損害第三方利益的虛假訴訟，出借人、借款人相對集中涉及“地下錢莊”等職業放貸人的違法行為，以及賭債等非法、虛假債務的鑒別等合法性認定問題，應當通過法律規范的進一步明確細化，對借貸關系合法真實性審查力度的進一步加大進行界定，從而有效甄別、嚴厲打擊虛假訴訟和“問題借貸”。

一是注意查明出借人與借款人的關系、借貸雙方是否相識、彼此親密程度等情況，排除存在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的情況，是否有當事人為隱匿財產、逃避債務，故意與親屬串通的假借貸。

二是嚴格審查出借人的目的、借款人的目的及用途，且不能僅限于出借人承認與否，而應結合案件其他情況綜合認定，如出借方明知對方借款用于賭博、嫖娼、走私、吸毒等違法犯罪活動仍出借，該債權非但得不到保護，還應將犯罪嫌疑人移送公安機關或相關部門處理。

三是注意審查借款人的相應借款能力、資金往來情況、借貸款項在會計賬簿上記載的依據等證據，以審核借貸關系的真實性。巨額資金往來通常通過銀行流轉，借入資金作為公司債務的，借貸款項應在賬簿或銀行資金往來上有所體現。

四是加強對借據形成過程、利息計算標準及出借人資金來源的審查。在加大審查為度的基礎上，民間借貸的合法性可以結合其他證據綜合判斷：從資金來源看，合法借貸一般以自有資金或其他合法渠道獲取的資金出借，非法借貸資金往往來源于國外熱錢、非法集資、非法吸儲或犯罪所得。從借貸形式來看，合法借貸大多表現為一對一、一對多，而多對一的借貸可能涉嫌非法集資或非法吸儲。從借款用途看，合法借貸一般用于生活需求或生產經營急需，非法借貸的目的多為將資金據為已有、非法牟利。從償還方式看，合法借貸一般以貨幣形式償還，非法集資則借助實物或權利證券進行利益返還。

我們認為，下列民間借貸行為無效：

1．以“標會”等形式向不特定多數人非法集資的，在沒有明確法律約束的情況下，不宜予以支持，其合法化問題可以借鑒我國臺灣地區“民法債編”中關于合會的相關規定處理；

2．以向他人出借資金牟利為業的“地下錢莊”，非法投資融資的； 3．其他違反法律、法規強制性規定的借貸行為。

對于下列非金融企業開展的借貸行為應予保護：

1．依照公司法等法律規定的條件和程序募集資金的；

2．為企業生產經營需要向特定的自然人進行的臨時性小額借款；

3．企業非以獲取高額利息為目的，臨時向自然人提供的小額借款。

對于未經社會公開宣傳，在單位職工或者親友內部針對特定對象籌集資金的，一般可以不作為非法集資；資金主要用于生存經營及相關活動，行為人有還款意愿，能夠及時清退集資款項，情節輕微，社會危害不大的，可以免于刑事處罰或者不作為犯罪處理。對于罪與非罪界限一時難以劃清的案件，要從有利于促進企業生存發展、有利于保障員工生計、有利于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高度，依法妥善處理，特別對于涉及中小企業法定代表人、技術人員因政策界限不明而實施的輕微違法犯罪，更要依法慎重處理。

下列情形應當注意嚴格審查：

1．原告提供格式化借款合同的（格式借款合同多為金融部門使用，在民間借貸過程中非常少見，也不符合民間借款的習慣做法，以此作為唯一證據起訴的，法官應當慎重處理，嚴格審查借貸關系的合法性，甄別是否涉及“地下錢莊”等非法行為）；

2．原告提供的借據除簽名外，均為出借方填寫；

3．借款人僅起訴擔保人不起訴主債務人的（有串通損害擔保人利益之嫌，還債主體不是債務人單方的同樣應嚴格審查）；

4．原、被告共同到庭請求立案調解、速裁（有串通損害第三方利益之嫌）；

5．被告涉及離婚、分家析產、繼承、房屋買賣、房屋權屬糾紛；

6．被告為資不抵債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

7．被告為改制中的國有、集體企業；

8．申請保全的不動產在拆遷區劃范圍內(第(5)~(8)項應注意查明是否損害第三方利益）；

9．原告或被告在他案中曾有虛假訴訟、惡意訴訟的。

二、關于訴訟主體的認定問題

借據中明確的出借人為債權人，沒有明確出借人的，持有借據等債權憑證的當事人推定為債權人，具有原告主體資格。被告對原告主體資格提出異議，并提供證據足以證明債權憑證的持有人并非債權人或者債權受讓人的，可以裁定駁回起訴。借據上署名的借款人推定為債務人，具有被告主體資格。在案件審理過程中，發現有行為人虛構借款人或者以已注銷的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名義借貸等被告不適格情形的，法院應告知原告變更被告，原告拒不變更或無法變更的，可以裁定駁回起訴。如查明被告屬被借名、冒名且無過錯的，應當判決駁回訴訟請求。

經依法批準開展借貸業務的小額貸款公司、農民資金互助組織等具有一定金融性質的非金融企業，在批準的范圍內簽訂的借貸合同認定有效。典當企業依據《典當管理辦法》簽訂的設定質押、抵押擔保的典當合同，應認定為借貸合同性質。以建筑工程項目工程部、不具有法人資格的企業分支機構名義出具借據的，應強化對證據的綜合分析，防止非法利益合法化。與身份不符的資金來源要嚴格審查，實踐中一部分非銀行信貸機構如擔保公司，為了規避經營范圍的限制，以法定代表人或職工個人名義對外放貸，應予規制。

1．關于企業間借貸關系的認定。我們認為，可以在堅持資金自有性的基礎上有條件的放開，即企業將自有資金出借給其他企業幫助其解決生產經營所急需資金的，認定為有效，孳息按照銀行同期同類貸款基準利率計算。企業將從金融機構獲取的信貸資金出借給其他企業以及存在其他違反國家金融監管法律法規的，未經依法批準從事借貸活動的投資公司、擔保公司等非金融企業簽訂的借貸合同，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聯營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第四條第二項的有關規定認定為無效。企業之間簽訂買賣合同，約定“買方”向“賣方”交付“貨款”，合同履行期限屆滿后再由“賣方”向“買方”購回統一標的物，分別依照上述規定處理。

2．關于夫妻債務的認定。婚姻關系存續期間，以夫妻一方名義向他人借貸，債權人未將配偶列為共同被告的，法院應通知債務人配偶參加訴訟，以利于查明事實。借貸行為發生于婚姻關系存續期間，訴訟時已經離婚的，原告可以申請追加其原配偶為共同被告。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借貸用于家庭日常生活的，應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超出日常生活需要范圍的，認定為個人債務，但下列情形除外：(1)債權人能夠證明負債所得的財產用于象庭共同生活、經營所需的；(2)夫妻另一方事后對債務予以追認的。

一個值得關注的新情況是，在民間借貸泛濫高發的時期，產業資本向金融資本轉化趨勢更加明顯。除了雄厚的民間游資，有資金富余的上市公司也開始把資金投向民間借貸業務，有的貸款收益甚至超過主業。有學者建議采用民商分立的思路，將民間借貸區分為生活性借貸與生產經營性借貸，凡進行工商登記的主體所為借貸皆為生產經營性借貸，特定主體可舉證否定。在企業與企業間的借貸定性上，屬于商事借貸，在無效與有效之間，企業間借貸合同的效力附有條件，即企業間所達成的合同應登記公示方可生效，由此平衡國家、企業與投資者等各方利益。有的法院建議在審查是否夫妻共同債務時從以下四點把握：一是審查夫妻有無共同舉債的合意；二是審查夫妻是否分享了債務所帶來的利益；三是對債權人和舉債一方設定嚴格舉證責任；四要主動審查債權人與舉債債務人的關泵、債務形成時夫妻關系現狀、借款用途等，如果經審查能夠確認是夫妻共同合意形成并且確實用于共同生產、生活的債務，應當由夫妻共同償還，反之，則由個人償還。

三、關于借貸證據的認定問題

民間借貸具有當事人較少、法律關系簡單、證據單

一、法律關系中一般不涉及第三人等特點，其主要證據就是借據，正因如此，實踐中通過虛構債務，經訴訟程序達到規避法律、逃避債務目的從而損害國家、集體以及他人合法權益的情況時有發生。在民間借貸亂象叢生的情況下，我們尤其要注意不能機械適用證據規則，對民間借貸案件的全部證據，應從各證據與案件事實的關聯度、證據間的互相印證等進行綜合判斷，不能片面認定證據或根據個人主觀臆斷取舍證據。對于僅有借據而再無其他證據印證的情況下，一般不宜認定存在借貸關系。較大金額以上的民間借貸關系，應當結合借據、銀行資金往來的交付證據、企業會計記錄等材料予以綜合認定。

1．借據的認定。就借據的審查而言，應把握借貸關系實踐合同的性質，全面細致了解和調查借據的形成過程、借款原因和借款目的、債權人資全的具體來源、借款與還款的時間等，加強對借據記載內容真實性和合法性的審查。債務人對借據內容的筆跡或簽章的真實性提出異議的，雙方當事人可以提供補充證據或者反駁證據，法院應當根據雙方提供的有效證據，結合案件的其他證據及相關情況，對借據的真實性進行綜合審查判斷。

當事人之間對因買賣、承攬、股權轉讓等其他法律關系產生的債務，經結算后，債務人以書面借據形式對債務予以確認，債權人據此提起訴訟，而債務人或擔保人對基礎法律關系的效力和履行事實提出抗辯并有證據證明糾紛確因其他法律關系引起的，原則上按照基礎法律關系審理，但借據仍可以作為基礎合同履行的重要證據。對于審判實踐中的一些“特殊”借據的認定問題，譬如，銀行匯賬或轉賬清單上雖然有匯出數額、收款人姓名，但并不能證明此筆款項正是被告向原告所借款項；借據中出現特殊語言或出現歧義，如故意寫錯名字、將“玖”寫成“玫”，或是對“還”字的理解，則應按通常的理解和現實的交易習慣予以綜合認定，這里更多的不是靠法律的規定，而是依賴于法官的社會知識和審判經驗，才能由表及里、去偽存真。

2．本金的認定。審查借據本金數額的真實性應綜合全案證據和事實進行分析判斷，包括：借據的記載內容是否依當地民間借貸市場的普遍習慣；債權人能否合理說明借款發生的具體情況；陳述內容是否存在矛盾；債權人是否曾有類似交易前例；庭審言辭辯論的情況是否導致對債權人陳述的合理懷疑等。債權人主張現金交付、有借據沒有交付證明的，應提供履行合同交付義務的證明，法官要嚴格審查債權人自身的經濟狀況，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的關系，交易習慣及相關證人證言等綜合判斷當事人的主張能否成立，加強測謊等技術輔助手段的應用。對于當事人主張現金交付的事實以及主張對方提供了非法證據等情形，法院應當擴大依職權調查的范圍，特別是大額的現金交付一來不符合日常習慣，二來有逃避金融監管之嫌，對此應當嚴格把關。

四、關于舉證責任的分擔問題

借貸合同的訂立和款項交付是兩項不同的事實，債權人對于自己主張的這丙項事實均應承擔相應的舉證責任。原則上，債權人應當對借貸合意、借貸金額、期限、利率以及款項交付等承擔證明責任，債務人主張借款本金、利息等債務已經歸還或部分歸還的，應當承擔證明責任。民間借貸案情復雜，法官應根據具體案情靈活分擔舉證責任。

1．對債權人能證明給付事實但不能提供借款協議，雙方對借貸關系存在爭議的，債權人應當就雙方存在借貸關系進一步提供證據。對能夠查明雙方存在借貸關系的，按照民間借貸糾紛審理；查明債務屬于其他法律關系引起的，法院應向當事人釋明，由債權人變更訴訟請求和理由后，按其他法律關系審理，債權人堅持不予變更的，判決駁回訴訟請求。

2．對債權人能提供借款協議但無法證明給付事實的，將舉證責任分配給主張協議已實際履行的債權人；對債權人能證明給付事實，也能提供借款協議，但債務人對借款協議或簽名的真偽提出異議的，將申請鑒定的舉證責任分配給主張協議虛假的債務人；對借款屬于債務人個人債務還是夫妻共同債務不明的，將借款用于夫妻日常共同生活或經營的舉證責任分配給債權人。債權人以借據主張債權，債務人抗辯稱借據載明的借款金額包含利息或僅為利息，且提供的證據足以使法官對借據載明的本金數額產生合理懷疑的，可以確定由債權人就借據本金數額的真實性承擔舉證責任。

3．對需要通過司法鑒定確認借據是否真實的，雙方均可申請鑒定，雙方均不申請的，法院可根據具體案情作出處理：如果債權人僅憑借據起訴，沒有其他證據佐證或者借據的真實性存在合理懷疑的，由債權人申請鑒定，債務人應提供筆跡比對樣本。如果債權人提供的借據以及其他證據材料具備一定的可信性，債務人對借據的真實性提出異議，但未提供反駁依據的，由債務人申請鑒定。經依法釋明，債權人或債務人不申請鑒定或不提供筆跡比對樣本導致案件事實無法查清的，法院依法裁判。

五、關于借貸利息的認定問題

對于借貸利息的認定，我們認為，無論以何種形式表現，借貸本金所有的借朔收益和逾期收益，均應當以銀行同期同類貸款基準利率4倍為限。超出部分或沖抵本金，或不予保護，應把握此限進行計算和重新調整。有觀點認為，民間借貸的利率規定應當吸納民商分立的精神：民事借貸的保護重心在于債務人，消費借貸者為現代社會的弱者，應保護其基本生活不受借貸影響，因此對民事借貸，現行利率上限過高，調整為銀行同期貸款利率的兩倍，并注重合同締結過程的主觀狀態，對欺詐、脅迫、乘人之危等意思瑕疵原因持擴大解釋立場；商事借貸的保護重心在于雙方利益的平衡，從而債務人須承受較重的利息約定與追償責任，因而對商事借貸，同期貸款利率4倍上限作為商業社會“習慣法”可堅持。上述觀點具有一定合理性，孰利率問題而言，如果國家制定出臺類似《放貸人條例》這樣的民間借貸專門法，可以考慮采取商事借貸與民事借貸分立的思路，以同期貸款利率4倍上限作為商事借貸利率上限，同時，適當降低純民事借貸利率上限，可降低至同期貸款利率2倍；如果國家不單獨制定民間借貸專門法，只是出臺一些司法解釋進行操作細化，則應繼續堅持同期貸款利率4倍上限的“習慣法”調整民間借貸行為。

1．借期利息。借款合同約定應當支付利息，未約定利率或約定不明的，按照銀行同期同類貸款基準利率計算利息；已償還部分超過4倍利率的，根據債務人的主張，沖抵本金；還款時約定不明的，優先沖抵利息。有證據證明債權人出示的借據系雙方對前期借款本金和利息進行滾動結算后重新出具，計算復利的，折算后的實際利率沒有超出4倍利率的，超出部分的利息應當抵扣本金。

民間借貸被認定無效后，債務人應當返還債權人借款本金，無過錯的債權人要求債務人賠償資金占用期間損失的，可參照人民銀行同期同類貸款基準利率予以支持。

2．逾期利息。逾期利率有約定的從其約定，超出4倍基準利率的不予保護；逾期利率沒有約定或約定不明的，區分下列不同情況處理：如果僅約定借期利率未約定逾期利率的，債權人參照約定利率或根據人民銀行關于罰息利率的規定，以約定利率上浮30%~50e70的利率，主張逾期還款利息的，可以支持，但均以不超出4倍利率為限。如果既未約定借期利率也未約定逾期利率的，債權人參照人民銀行同期同類貸款基準利率主張自借款逾期之日起或者自權利主張之日起的利息損失的，應當予以支持。

3．違約金。既約定逾期利率又約定違約金的，債權人可以選擇圭張逾期利息或違約金，但均以不超過4倍利率為限；債權人同時主張逾期利息和違約金，折算后的實際利率沒有超出4倍利率的，均可以支持。

六、關于借貸擔保的認定問題

典當企業出借款項未依法設定抵押或質押的，性質上屬于違法。《典當管理辦法》規定典當企業“不得從事信用貸款”等違法金融活動，否則借貸合同無效，但因抵押登記機構、城市建設規劃調整等非因當事人過錯原因的除外。債務人僅向典當企業提供保證擔保的，借貸合同和保證合同均認定為無效。實踐中，擔保公司超出經營范圍的限制，擅自兼營放貸業務，在審查借貸合同及保證合同時，尤其需要嚴格，發現此類情況不予支持，并向中小企業局及時通報，加強監管。保證合同是借貸合同的從合同，主合同債務人涉嫌犯罪并不必然導致保合同無效，保證人以主合同債務人涉嫌犯罪為由主張不承擔保證責任的，在依法認定主合同效力的前提下，確認保證人的責任。

七、關于訴訟管轄和時效的問題

1．管轄。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如何確定借款合同履行地問題的批復》（法復[1993] 10號），債權人住所地為合同義務履行地，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被告下落不明的，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其財產所在地法院管轄。有關企業涉及多起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相關法院可向上級法院申請集中管轄。

2．時效。時效其間的起算點有兩種：一是從借貸合同規定的償還本金及利息的期限起算；另一種是沒有約定清償債務期限的，則應從債權人主張權利時起算。我們認為，借據上沒有注明還款時間的，在債權人沒有要求債務人還款及債務人沒有承諾還款之前，均不受兩年訴訟時效限制。在訴訟時效認定方面，不應輕易認定超過訴訟時效，如果有一定的證據證明時效中斷，應認定時效中斷。

八、關于民刑交叉的問題

案件審理過程中，雙方或一方當事人以案件涉嫌集資詐騙或者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犯罪為由提出抗辯，法院經審查認為抗辯理由不足或缺乏依據，而當事人堅持抗辯主張的，應告知當事人向偵查機關報案；偵查機關立案受理的，法院應栽定駁回民事案件的起訴并將案件移動偵查機關；偵查機關不予立案的，案件繼續審理。法院在審理過程中發現案件涉嫌集資詐騙或者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犯罪的，應當向偵查機關移送案件，偵查機關立案的，應裁定駁回民事案件的起訴；偵查機關不予立案的，案件繼續審理。案件審結后發現涉嫌犯罪且公安機關已經立案偵查的，應中止執行，等待刑事犯罪案件偵查與追贓結果。破產企業存在非法集資行為的，對該部分移送有關機關處理，最終認定的非法集資金額，在進入破產財產分配階段時列人第三順序清償。

在借款方已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或集資詐騙等罪的情況下，其與自然人訂立的借款合同是否有效，實踐中，有些法院傾向于認定借款合同無效，認為借款人已構成了犯罪，合同不可能有效。但我們認為，在此類借貸合同糾紛中，違反強制性規定的僅為借款人一方，認定合同無效并不有利于相應強制性規定規范目的的實現，并且認定合同無效反而有利于犯罪的借款人，因此應當認定合同有效。

第五篇：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發布民間借貸十大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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