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自殺論》讀書報告

<<自殺論>>讀書報告

《自殺論》這本書是法國著名社會學家涂爾干的著作。涂爾干在書中批判了把自殺現象歸為心理學范疇的傳統的錯誤認知，并且指出自殺不是一個一個孤立的事件，而是“一個特定社會一段特定時間里所發生的自殺當作一個整體”，因此自殺是以社會性質為主的一種行為。涂爾干以社會學的視角建立了用社會事實的因果關系分析自殺的理論，并且用了大量詳細的數據和各種研究報告來分析了個人自殺與社會的關系，解釋了自殺是當個體同社會團體或整個社會之間的聯系發生障礙或產生離異時，便可能會發生的一種現象。本書將實證研究和社會學的理論有機的結合了起來，使得空泛的理論在實際研究中獲得了具體的體現。

在當今社會，據調查資料顯示，自殺在人口死亡原因排名中始終排在靠前的位置，成為除了傳統的心腦血管病，惡性腫瘤，呼吸系統疾病，意外死亡等導致死亡的原因外又一重要的因素。根據衛生部的調查，自殺在青少年的死亡原因中高居榜首，遠遠超過其他的因素，這就讓人不得不重視自殺這種現象。而要預防自殺，就必須要從自殺的起因上來著手，只有能夠充分分析自殺的原因，才能從根本上來解決這個會對社會造成不良影響的現象。《自殺論》就是一本從社會學角度來剖析自殺原因的書籍，它對于自殺的預防和針對性的社會調整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但是以社會學角度來看，自殺率與個人自殺事件分屬于社會與個人兩個不同層次，社會學研究的層面并不是個體，因此不會去用大量篇幅來分析個人的自殺，就像書中涂爾干說的，社會學是以社會群體為研究對象，以個體作為研究對象是屬于心理學的范疇。因此《自殺論》中所研究的自殺，只是自殺者在某一群體或某一社會中所占的比例，即自殺率，本書的分析也是以社會群體為基礎來進行說明的。

在書的導論中，涂爾干提到自殺作為一種相當普遍的社會現象，曾經有無數學者對這種現象進行研究。正因為人們對這個詞太熟悉了，因此似乎并沒有必要對自殺來下一個定義。但是涂爾干指出日常語言中的詞，就像這些詞所表達的概念一樣，是模棱兩可的，如果學者按照慣用法來使用這些詞而不另作詳細說明就很可能會陷入混亂，所以對自殺進行一個準確的定義是必要的。涂爾干主張根據外在的、可以觀察到的形態特征給自殺下定義，因此他給自殺下的定義的內容是：“人們把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會產生這種結果的某種積極或消極的行動直接或間接地引起的死亡叫做自殺。”這樣，自殺這種行為就有了一個明確的界限，來確保不會把一些非自殺的行為錯誤地歸為自殺從而給分析結果帶來誤差。

接下來涂爾干把書的內容分為三編一共13章來分析了導致人們自殺的社會因素和非社會因素，以及自殺這種社會現象與其他社會現象之間的聯系，并且把自殺進行了詳細的分類。

在第一編中，涂爾干寫了自殺的非社會因素，并且把非社會因素分為四個部分來進行分析。

第一章中涂爾干寫了心理變態和自殺的關系，不可否認，神經衰弱的人或者患有精神病的人自殺率要比正常人明顯高出很大一部分，但是涂爾干指出這并不能認為心理變態是導致自殺的直接原因。盡管很多精神病醫生認為自殺是一種精神病，因為“人只有在發狂的時候才企圖自殺”。精神病醫生用局部譫妄理論來定義和解釋偏執狂，他們認為偏執狂者的大部分意識是完全健全的，只不過在某一個局部表現出了異常，而且這些醫生認為人的精神是由各種官能和力量組成的，它們既可以相互配合，也可以單獨行動。但是涂爾干通過分析指出人的各種官能都是相互協調的，不可能獨立存在，因此也就不可能只在某一個特定方面出現異常，也就是說事實上偏執狂是根本不存在的，那么自殺偏執狂也就是不可能存在的。

在第二章中，涂爾干顛覆了以往的種族分類，對種族的界限進行了更加明確的劃分。接下來涂爾干把歐洲人分為四個人種分析了個人種的自殺率，他先分析了幾乎是單一人種的國家該人種的自殺率，然后涂爾干又分析了各人種混居對自殺率的影響。最后結論很明顯，各人種的自殺率有很大區別，但是這種區別更多地還是因為不同人種居住的社會環境造成的，當環境相同的時候各人種之間的自殺率相差無幾。

第三章寫的是自然因素對自殺的影響，在這類因素中，人們只把自殺基因的影響歸因于氣候和季節性氣溫。通過數據分析歐洲的自殺率最的地方是中部，這個地方恰恰是歐洲氣溫最溫和的地方，相比較來說南部和北部自殺率很低，據此人們得出結論，溫暖的氣候會增加人們的自殺。涂爾干接下來就這個觀點進行了研究，最后發現自殺并不是完全受氣溫影響的，造成差異的原因是各地區不同的文明。也就是說并不是因為炎熱擾亂了人們的機體，使人們自殺的傾向更為明顯，而是因為社會生活的繁忙，所以氣溫并不是能夠影響自殺的直接原因。

第四章涂爾干分析了仿效對自殺的作用。就像書中說的那樣，自殺這種思想是可以通過仿效來傳播的。但是這個仿效的對象，也就是所謂的“榜樣”是不可能有足夠的力量來按照他的形象來塑造社會，而這種傳染對于集體生活也并不會產生深遠的社會影響，因此在其他方面更不會有影響。人們賦予它的功能都是虛構的，仿效只能在一個有限的范圍內產生一定的影響，并且這種影響不會波及到整個社會。

在以前，大多數醫生們認為自殺是一種個人因素，是人的不正常的精神和周圍的某種特定的原因導致的。而且直到今天，在大多數人仍然認為自殺是一種心理疾病，或者說至少自殺是一種能夠被人的思想等等來自于人自身的因素影響從而使得人進行自殺這種活動的。但是，事實上并非如此，在看完第一編之后我們就會知道在一百多年前，社會學家們就已經通過研究來證明這種看法實際上是一種謬誤。在第一編中進行了縝密的分析和大量的數據研究之后，涂爾干得出結論，非社會因素對于人們自殺幾乎沒有什么影響，或者說即使有影響也是十分有限的。于是很自然地就能推斷出，影響人們自殺的是社會因素。因此在第二編中，涂爾干確定了這些社會原因的性質，產生影響的方式，以及社會原因和個別情況的關系。以此來更明確地說明自殺的社會因素，也就是之前提到過的集體傾向究竟包括哪些具體的內容，這種傾向和其他的社會現象又有什么內在的聯系，以及用什么方式能夠影響這種傾向。

第二編一共有六章，分為五個部分。第一編中已經得出了結論，自殺的傾向既然與非社會因素無關那么必然取決于社會因素，而且其本身構成一種集體現象，第二編中要研究的就是這種傾向。

在第一章中涂爾干明確了確定社會原因和社會類型的方法。首先在開頭涂爾干指出根據自殺的類型進行劃分是一件看起來簡單但是事實上相當困難的事情，因為在自殺者那里獲得的信息并不是完全準確的。但是如果換一種角度，從自殺的原因來進行分析而不是直接從結果入手就可以簡化這個步驟。因此可以確定自殺的各種社會類型，“不是直接根據事先描述的特點，而是根據產生這些類型的原因來加以分類”。第一編已經說明了自殺并不是因為人的心理原因導致的，因此要對自殺進行分類就必須要忽略個人的自殺動機，直接考慮自殺是隨著什么樣的社會環境而發生變化的，如宗教信仰、家庭、政治團體、行業團體等等。也就是說不去討論引起自殺的原因在個人身上表現為什么形式，而是直接去追尋這些導致自殺的原因，這樣顯然更加容易做到，因此也就能更好地分析這些因素。

下面涂爾干按照自殺的社會因素對自殺進行了分類，他把自殺分為三大類，分別是利己主義自殺、利他主義自殺、反常的自殺。

對于利己主義自殺，涂爾干給出的定義是：“如果可以把這種個人自我在社會的自我面前過分顯示自己并犧牲后者的情況稱之為利己主義，那么我們就可以把這種產生于過分個人主義的特殊類型自殺稱為利己主義自殺。”為了研究利己主義自殺的原因，涂爾干從群體來入手研究不同的群體對于自殺的影響。首先是宗教信仰。作者以歐洲的自殺來進行研究，歐洲人信奉的宗教主要是天主教，新教和猶太教，涂爾干對信奉這幾個宗教的人的自殺進行了分析。根據書中的數據顯示，歐洲各地新教徒的自殺率明顯比其他宗教信徒的自殺率高，天主教次之，猶太教最少。然而，新教和天主教都明令禁止自殺，猶太教卻沒有禁止自殺的教條。那么，為什么新教徒自殺率如此高，這就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下面就是對這個問題的討論分析。涂爾干認為，新教對于教徒并沒有十分嚴格的思想束縛，更大程度上允許教徒進行自由思考。因此，把新教與有同樣自殺戒律的天主教相比較，新教的自殺傾向必定與推動這種宗教的自由思考有聯系。但是，“如果說新教比天主教允許個人思想有更大的自由，這是因為新教不大重視共同的信仰和實踐。”天主教會是一個非常整體化的教會，而新教就比較松散，這就是新教徒的自殺率比天主教徒更高的原因。宗教社會只有使所有人都信奉相同的教義才能使人們社會化，因而不受自由思考影響的行動和思考方式越多，上帝的思想就越是出現在生活的一切細節中，就越是使個人的意志取向同一個目標。相反，一個宗教群體越是受個人判斷的支配，那么導致的直接結果就是這個群體就越是沒有自己的生活，更沒有內聚力和生命力，而這種松散的群體中人們的社會化程度是無法與擁有相同目標的群體中的人們社會化程度相比較的。那么這樣一來，猶太教的情況也就得到了解釋。在歐洲信仰基督教的人占有相當大的比例，而猶太教和基督教在很多方面上都是有沖突的，在這種情況下，猶太人對于基督教徒所擁有的的同一種普遍的敵意以及作斗爭的必要性，使得猶太人甚至沒有和其他居民自由交往的可能性，這種環境迫使猶太人彼此緊緊地互相依靠。擁有相同的信仰，擁有相同的目標，甚至擁有相同的“敵人”，這使得每一個猶太人的社區也隨之變成一個緊密、團結、協調一致的小社會。每一個人都以同樣的方式思想和生活，又由于共同的生活和彼此實行緊密的、不斷的監督，個人之間的分歧幾乎不可能存在。以此類推，正因為猶太人所從屬的宗教社會牢固地團結在一起，每個人對于自己所在的群體有著強烈的感情，所以猶太人得以具備自殺的免疫力，這最直接的表現就是猶太人的自殺率遠遠低于新教徒和天主教徒。

在利己主義的自殺（續）中，涂爾干分別觀察了家庭和政治社會對自殺的預防作用。在經過對數據的比較和研究之后，涂爾干發現婚姻對自殺具有其本身特有的免疫作用，而家庭，即由父母和子女組成的完整群體，能夠使已婚者的免疫力系數更高。家庭生活和宗教生活完全一樣，是一個防止自殺的強大因素，并且一個人的家庭越大，家庭成員越多，家庭結構越牢固，那么他對于自殺的免疫力越大，免疫力系數越高。這一觀點同樣適用于政治社會，通過對數據的對比研究，涂爾干得出了結論，那就是巨大的社會動蕩和全民戰爭都會加強集體的感情，激發愛國主義，政治信仰和民族信仰，而且因為各種活動的集中可以暫時造成比較牢固的社會一體化，在很大程度上能夠加強人們的集體感情和群體的凝聚力，從而在一定時期內減少自殺率。從這里可以看出，在面對苦難的時候，并不是大多數人都會以自殺來進行逃避，反而在這種情況下，因為人們有了共同的目標——脫離苦難，使得群體的凝聚力有了空前的提升。在這種緊密聯系的群體中，人們的信念和勇氣被激發了出來，使得人們不再以自殺作為應對的方式，而是一起合作，頑強斗爭，因此迸發出強大的生存的動力，對自殺產生免疫力。

通過研究宗教、家庭、政治對自殺的影響，涂爾干得出結論：“自殺率與所屬群體的一體化程度成反比。而利己主義自殺正是由于個人脫離了社會，個人的人格被置于集體人格之上。”而接下來論述的利他主義自殺與利己主義自殺有著截然不同的特點，利己主義自殺是因為個性太強導致的，而利他主義自殺則是因為個性太弱。利他主義是自我不屬于自己，或者和自身以外的其他人融合在一起，或者他的行為的集中點在他自身之外，即在他是其組成部分的一個群體中,由這種利他主義導致的自殺就稱之為利他主義的自殺。利他主義自殺本身包括三種不同的形式：義務性利他主義自殺，非強制義務性利他主義自殺和強烈的利他主義自殺。

首先是強制義務性利他主義自殺。涂爾干列舉了老年人自殺，妻子為死亡的丈夫而自殺，被保護者和仆人在主人死亡后自殺的例子，這幾種自殺都表現出了一種作為義務的特點，是自殺者所處的社會迫使他去履行自己的義務，也就是自殺。這種自殺是受社會的習俗、規范和制度等條件制約的，社會強制性地規定了這種犧牲是為了社會的目的。在這種情況下，自殺不是人們的權利，而是一種強制性的義務。

接下來介紹了非強制義務性利他主義自殺，盡管這種自殺的性質同義務性利他主義自殺并沒有區別，但是他們的自殺并非明確地是被迫自殺的。這種類型的自殺受到社會價值觀念的影響，自殺是一種美德，自殺者可以獲得別人的贊譽，社會的獎勵鼓勵人們自殺，雖然拒絕這種獎勵會有十分微小的懲罰，盡管這種懲罰并不嚴重，但是人們為了逃避恥辱贏得更多的尊重仍然會選擇自殺，這就是非強制義務性利他主義自殺的原因所在。

宗教狂性質的利他主義自殺是強烈性利他主義自殺的完整模式，這種自殺僅僅是為了得到自殺的樂趣，只是因為這種毫無理由的自殺被認為是值得贊揚的。佛教已經把這種原則推向了極端，把自殺當作了宗教實踐，因為佛教教導人們，最大的幸福是涅槃。在這些自殺中，“個人渴望擺脫他個人的生命，以便進入他看作他的真正本質東西中。他把這種東西叫做什么無關緊要，他相信他存在于這種東西中，而且只存在于這種東西中，而正是為了存在于這種東西中，他才如此使勁地和這種東西融合在一起。因此，他自以為沒有自身的生命。在這里，無個性達到了最大限度，利他主義處于極端狀態。”

在我們的當代社會里，個人的個性日漸脫離集體的個性，所以這種利他主義的自殺就沒有過去那么普遍，然而，有一個特殊的階層，在這里利他主義自殺是一種長期的現象，這就是軍隊。涂爾干通過分析指出，軍隊自殺率高的原因并不是因為苛刻的職業要求帶來的煩惱和不便以及這種職業引起的反感，而是構成軍隊精神的整體情況、后天的習慣和先天的素質。軍人的第一品質是沒有人格，這在任何地方的平民生活中都見不到，軍人沒有自己的行為準則，這就符合了利他主義自殺的特點。軍隊是一個龐大并且嚴密的群體，而這種社會群體結構正是產生利他主義的天然土壤，因此可以斷定軍人的自殺是一種利他主義的自殺。

最后介紹的自殺類型是反常的自殺，這類自殺產生于人們的活動失常，并由此受到傷害，據此稱之為異常的自殺。涂爾干在開頭舉了在經濟危機和國家突然繁榮之后自殺率大大增加的例子。社會可以規定秩序和通過權威限制人們的欲望，這種限制讓人們既能滿足于他們目前的境遇，同時又能夠合理地去改善這種境遇。而不管是經濟危機還是突然繁榮，這兩種情況的共同原因都是這種突然的改變產生了危機，打亂了社會原本的運行情況，使得社會的秩序失調。在這種情況下，社會產生動蕩，不管是經濟危機帶來的痛苦還是經濟繁榮帶來的高興都使得社會不能及時調整應對，于是人們心理失衡，自殺率也隨之上升。當然經濟的混亂并不是導致反常自殺的唯一原因，婚姻對于自殺也有著很強的影響。離婚率越高的地方，男性已婚者的自殺率越高，免疫力系數越低。因為在法律和習俗非常有利于離婚的地方，婚姻的結合并不是那么牢固，因此離婚率也會很高，但是離婚的這種結果是丈夫特有的，并不會影響到妻子，這是女性和男性的本能決定的。獨身者長期處于反常的狀態，未來的不肯定性以及自身的不確定性，讓獨身者產生一種心神不定，激動不滿的狀態，這種狀態必然會增加自殺率。

在第六章中，涂爾干分析了不同的類型的自殺在情緒上和心理上不同的表現形式，把自殺進行了系統地分類介紹，并且強調了幾種混合模式的自殺。本章主要是幫助讀者能夠更加準確地界定自殺的類型以及對自殺的原因能夠更清晰地了解。

第三編是本書的結尾部分，這一部分主要是對前面所敘述的重點內容，也就是第二編自殺的社會因素進行總結。在最后一章中，涂爾干就如何預防自殺進行了討論。預防自殺，那就必須要“不斷地使人們恢復一種有益的團結一致的集體感情”。最后得出了結論，那就是政治團體、宗教團體和家庭都沒有預防自殺的作用，只有“同類勞動者、履行同樣職責的合作者聯合起來形成的職業團體或行會”才能夠真正對減少自殺起作用，因為從事同類工作的人們有著相同的興趣和相同的目標，這樣才能使得群體之間的結合更加緊密，在一定程度上減少自殺。

讀完《自殺論》后，我們對自殺才算是真正有了一定的理解，涂爾干用社會學的手法來對自殺這種普遍的現象進行了詳細的研究分析，從產生自殺的根源出發，來揭示自殺的本質。只有在對自殺追根溯源之后，人們才能對如何預防自殺有明確的努力方向。我們不能單純地把《自殺論》作為一本理論著作來看,而是要重這本書中了解自殺，并且有針對性地預防自殺。經典著作之所以為經典，是因為在經過了幾百年后人們仍然能夠從中學到知識并且把它們運用在當今社會中。社會學作為一門調整社會使社會良性運行、協調發展，為全人類謀求福祉的學科，我們社會學專業的學生就更應該運用自己所學習的專業知識，去盡可能幫助別人，為減少社會的失范行為和使社會和諧運行而努力。

第二篇：涂爾干《自殺論》讀書報告

《自殺論》讀書報告

《自殺論》是一部系統論述自殺的著作，選擇自殺作為本書的研究課題，是因為自殺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它在今天的情況下是我們所遭受的集體疾病的表現形式之一，它能夠幫助我們理解這種疾病。比起任何辯證的論據，只要集中力量，我們便可以找到更能證明社會學切實可行的規律。

在導論部分，涂爾干對“自殺”這一概念作出了明確的界定：人們把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指導會產生這種結果的某種積極或消極的行動直接或間接地引起的死亡，叫做自殺。

同時涂爾干指出，我們只是研究社會自殺率的條件，不開列一張盡可能包括一切可以算作個別自殺起因的條件的完整清單。畢竟，這些個別條件當中，很多還沒有普遍到足以影響自愿死亡的總數與人口的關系。也許這些條件可以促使某一個人自殺，但不一定會促使整個社會產生多少有點強烈的自殺傾向。這些條件也沒有社會影響。因此，心理學家對此感興趣，但社會學家未必亦然。社會學家所關心的是那些使整個社會都感覺到它們的影響的因素，而自殺率就是這些因素的產物，它反映了自殺的總數和總人口數之間的關系，我們通過比較，能夠衡量每一個社會在它歷史上的每一個時刻某種明確的自殺傾向。

在第一編“非社會因素”中，涂爾干依次考察了兩類影響自殺率的非社會原因：內體—心理的素質和自然環境的性質，然而，關于“非社會因素”對自殺率的影響，從作者種種的解釋，以及不斷地通過比較社會調查資料和數據，予以駁斥其合理性，我們可以發現作者實際上是為了證實社會群體對自殺所持有的特殊傾向取決于社會原因。

在涂爾干看來，根據自殺的不同社會原因，自殺可以分為三種類型：利己主義自殺、利他主義自殺和由于社會混亂引起的自殺。

（一）、利己主義的自殺

對于利己主義的自殺，涂爾干首先觀察的是不同宗教信仰對自殺產生的影響。表格“在不同國家中每一種宗教信仰的人口中每百萬居民的自殺人數”顯示，各地新教徒中的自殺人數都比其他宗教的信徒中多，天主教次之，猶太教最少。然而，新教和天主教都明令禁止自殺，猶太教卻是唯一不正式禁止自殺的宗教。那么，為什么新教反而最有利于自殺的發展？首先，與有同樣自殺戒律的天主教比較，它們之間的區別，一定是它們對自殺具有不同影響的原因。涂爾干認為，新教的自殺傾向必定與推動這種宗教的自由思考有聯系。但是，與其說新教比天主教允許個人思想有更大的自由，不如說這是因為新教不大重視共同的信仰和實踐。事實上，宗教社會只有使所有的人都信奉相同的教義才能使他們社會化。帶有宗教特點、因而不受自由思考影響的行動和思考方式越多，上帝的思想就越是出現在生活的一切細節中，就越是使個人的意志取向同一個目標。反之一個宗教

群體越是受個人判斷的支配，這個群體就越是沒有自己的生活，更沒有內聚力和生命力。這樣一來，猶太教的情況也得到了解釋。對于基督教的同一種普遍的敵意作斗爭的必要性，甚至沒有和其他居民自由交往的可能性，迫使猶太人彼此緊緊地互相依靠。每一個社區也隨之變成一個緊密團結和協調一致的小社會，所有人都以同樣的方式思想和生活；又由于共同的生活和彼此實行緊密的、不斷的監督，個人之間的分歧幾乎不可能存在。以此類推，正因為猶太人所從屬的宗教社會牢固地團結在一起，所以使他們得以具備自殺的免疫力。

另外，我們必須知道，決定自殺發展的不是科學。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宗教社會的內聚力可以促進人們的自殺免疫力，那么，使宗教解體的不是人們所受過的教育，恰恰是宗教解體才引起對教育的需要。試想，如果那些不合理的宗教信仰或宗教儀式失去了權威性，人們很可能就會“另請高明”，開始尋找別的宗教信仰或儀式。因此為了恢復權威，我們更應該借助教育的作用，豐富和發展原有的教義，同時防止其成為人們自我滿足的目的。

繼而在利己主義的自殺（續）中，涂爾干分別觀察了家庭和政治社會對自殺的預防作用。對于家庭社會的探討，涂爾干首次提出了“免疫力系數”的概念，即已婚者的自殺率與喪偶者的自殺率之比，或者是已婚者和喪偶者的自殺率與獨身者的自殺率之比。他在表格“家庭對男女自殺的影響”中，針對年齡、性別、婚姻狀況以及生育狀況這四個要素，進行了數據統計和比較，進而論證：婚姻對自殺具有其本身特有的免疫作用，而家庭，即由父母和子女組成的完整群體，能夠使已婚者的免疫力系數更高。涂爾干由此認為，家庭生活和宗教生活完全一樣，是一個防止自殺的強大因素，而且家庭越大，其構成越牢固，這種免疫力就越大。

接著，試圖證明以上規律也適用于政治社會，涂爾干運用了同樣的統計分析方法。當比較不同國家在政治**和民族戰爭時期的自殺人數時，結果顯示不斷減少；當對照法國在不同的戰爭期間城市人口與農村人口的自殺人數時，結果顯示更容易受戰爭影響的城市人口，其自殺人數反而減少。對此，涂爾干認為只有一個解釋，幾個巨大的社會動蕩和全民戰爭都會加強集體感情，而且因為各種活動都集中到同一個目標而至少暫時地形成了較為牢固的社會一體化。這讓我聯想到前面所提到的，猶太教之所以具有更大的自殺免疫力，正是因為基督教長期以來對猶太人的排斥和譴責，引起了猶太人異常強烈的團結一致的感情。那么我們可以引用中國的一句名言來概括這類事實——逆境出人才。處于共同的逆境，看似很有可能促使人們傾向于自殺，事實上它卻更有助于激發人們的信念和勇氣，迫使他們緊密團結起來與其作頑強斗爭，撐起一種具有足夠強度的集體生活，并由此產生強大的自殺免疫力。

（二）、利他主義的自殺

相對于利己主義，利他主義即自我不屬于自己，或者和自身以外的其他人融

合在一起，或者他的行為的集中點在他自身之外，即在他是其組成部分的一個群體中。而某種極端利他主義所導致的自殺，就稱之為利他主義的自殺。

倘若自殺表現出作為一種義務來完成的特點，這種類型的自殺稱之為義務性利他主義的自殺。然而，利他主義的自殺是一種包括若干變種的自殺，并非所有利他主義的自殺都一定是義務性的，有的利他主義并不是社會特意強加于人的，而是有一種比較隨意的性質。

一個人自殺若并非明確地是被迫自殺，即社會唆使個人無保留地放棄和犧牲自身的利益，并給予獎勵，拒絕獎勵則招致幾近懲罰的后果，這些自殺即由此發生，甚至部分是自發的。盡管其性質與義務性的自殺無異，為了更加突出這些自殺的特點，可以補充說這些自殺是非強制性的。這些自殺不是社會特意要求的，而利他主義只是在環境的協助下才促使一個人去自殺。

但是有時候，個人自我犧牲僅僅是為了得到犧牲的樂趣，因為毫無特殊理由地自我犧牲被認為是值得贊揚的。佛教則已經把這種原則推向了極端，把自殺當作了宗教實踐。佛教教導人們，最大的幸福是涅槃。人必須逃避生命的思想在教義中如此根深蒂固，以致于產生“個人是多么不真實”的憂傷。而厭倦生活是因為他們都有目標，但不在今生今世，他們模糊地預感到來世的前景更加美好。那么我們就不難理解，一旦這種憂患隱含了興奮和急切要滿足某種信念的沖動，很可能就會產生巨大的力量，以激烈的行為——自殺表現出來。

還有第二種類型的自殺，其本身包含了三種不同的形式：義務性利他主義的自殺、非強制性利他主義的自殺和強烈的利他主義的自殺。在這些不同的形式下，這種自殺和利己主義自殺形成最鮮明的對照。前者和道德觀念聯系在一起，這種道德觀念認為只涉及個人的東西毫無價值；后者則和文雅的倫理觀念聯系在一起，這種倫理觀念將人的個性放置于至高無上的地位。因此，兩類自殺存在的極大差距也把原始民族和最開化的民族區別開來。

在我們的當代社會里，個人的個性日漸脫離集體的個性，這種類型的自殺的普及便不復當年。然而，至今仍有一個特殊階層長期存在著利他主義的自殺——軍隊。他們身上有養成服從和被動習慣的職責，認為國家和人民的安危重于自己的生命價值，這和公眾意識的要求日益背道而馳，也因此成為有利于利他主義自殺的條件。另外，涂爾干提出，軍隊生涯培養起的一種有效地促使人放棄生命的心理氣質，具有引起軍隊自殺的最大可能性。鑒于這方面的例子很多，我們可以推測這種氣質是自殺的溫床，有一定風吹草動就可以把潛藏著的自殺傾向轉變為行動。

（三）、反常的自殺

社會混亂是經常和特別引起自殺的因素，是每年使自殺隊伍得到補充的來源之一，所以在現代社會里，一種新的類型的自殺和其他類型的自殺的區別在于它

不取決于個人與社會相聯系的方式，而取決于社會管理個人的方式。這類自殺更產生于這些人的活動失常，并由此受到傷害，我們據此稱之為異常的自殺。

涂爾干說過，社會是調節個人感情和活動的一種力量，在這種調節活動的方式和社會自殺率之間存在著某種關系。然而，對異常的自殺來說，社會不能影響真正的個人情欲，使情欲得不到調節和控制。尤其在社會動蕩不定的時候，無論是由于某種令人痛苦的危機，還是由于某種令人高興但過于突然的變化，社會都暫時沒有能力采取這種行動，并引起了自殺人數的上升。

探索婚姻和自殺的對應關系的過程中，涂爾干發現，喪偶危機發生時能夠引起自殺。夫妻中的一方的死亡引起的家庭混亂，未亡人受到影響。未亡人不適應這種新的境遇，因此比較容易自殺。

再觀察離婚率對自殺的影響，我們可以看到在法律和習俗非常有利于離婚的地方，婚姻本身更容易淪為一種形式，一種不牢靠的結合，因此對欲望不再發揮固定不變的限制作用；而當這種限制比較容易動搖并被排除，情欲就難以得到有效控制。當一個人感到腳下的土地不再堅實，不可能不逃離到其他的地方。然而，離婚的這種結果是丈夫所特有的，并不影響妻子。這是因為女子的本能比男子的本能強，為了求得平靜和安寧，她們只需按本能行事。作為離婚制度的產物，這種夫妻關系反常的狀態造成在離婚較多的國家里的已婚男子的免疫力較弱，造成了自殺總人數的上升，構成了一種異常的自殺。

反觀獨身者，他們的自殺傾向之所以如此強烈，部分原因在于他長期處于性反常的狀態。然而這種反常具有兩重性，正如一個人不能無限享受一樣，他也沒有任何絕對屬于他的東西。未來的不肯定性，再加上他自身的不確定性，使他產生一種心神不定、激動和不滿的狀態，增加了其自殺的可能性。

社會的混亂向來只間歇性地以危機形式影響著自殺傾向，但是，在工商界這個社會生活領域里，混亂是一種持久的狀態。在這部分社會里，人們不再把工業看作一種達到目標的手段，卻當作個人和社會的最高目標。這種幸福神化的做法使人們的欲望變得神圣不可侵犯，并嘗試擺脫限制他們的任何權威。現實，在他們的眼里，似乎毫無價值，并因而脫離現實。突然發生最微小的挫折，人們就無力承受。

看到這兒，我不由地聯想起我自身的一段經歷。剛進入高三的時候，一些考上名牌大學的朋友在QQ上興奮地跟我展現他們大學的圖片，描述他們所享受到的資源，這一切看起來是多么的美好。于是我的虛榮心開始作怪。盡管那時候我的學習成績在班里長期處于中下游，我還是設定了一個高于自己所能達到的目標——考上清華大學。在備考的這一年，我總幻想著在名牌大學里如何快樂地學習和生活，缺少實現的思考和行動，更何況我的實際成績和目標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得知高考成績以后，我的內心無比壓抑，不愿意和任何人交流，更沒有心思準備

幾天后的志愿填報，以至于又沒有報上合意的學校和專業。現在回想起來，都是因為自己的欲望過大，并且脫離了現實。

正如涂爾干所說，聰明人懂得享受已經取得的成果，而且在困難的日子里能夠看到希望；老是等待未來和著眼于未來的人在他的過去卻沒有任何東西來鼓勵他忍受現在的痛苦，因為過去對他來說只是一系列急于度過的階段。其實在當時，很多人認為那樣的成績已經相當不錯。我應該做的是，正確看待自己的成績，多了解自己的實際情況，例如性格、職業趣向，并選擇與此比較相符的學校和專業。經一事，長一智，學習做一個聰明人，隨時就可以開始。社會學專業不是首選，聰明人卻懂得珍惜，并結合自身的優勢，將其轉化為一個契機。社會學是一個年輕的學科，只是還未被廣泛認識當中的巨大價值，我們可以打造屬于社會學的美好時代，撐起我們的一片藍天。相對于佛教與基督教的利他主義自殺的信念，我更愿意相信，幸福不在于來世，就在于現在！

通覽本書，在我腦海里，印象最為深刻的是涂爾干運用了社會統計學的理論和方法，以統計交互表格的形式來展現大量資料和數據，從而進一步考察自殺率與社會事實的聯系，得出結論。并且，表頭的表達十分簡潔、明了，讓人一目了然。另外，涂爾干先是使用了否證的方法，說明心理狀態、自然因素等非社會因素并不能解釋自殺傾向，然后再通過實證來解釋這種傾向必然取決于社會原因。這種結構安排相當地引人入勝，引導讀者不斷地沿著辯證思考的軌跡，一層層剝開最接近真實的那一面。往往讀者乍看，以為找到答案了，往后一讀，卻又發現了更具有說服力的事實。除了行文結構，涂爾干更是十分了解讀者的心理，他總能及時地以反問的形式激發讀者對同類問題的共鳴和求知的心理。就這樣，涂爾干使我們得以從線性思維中解放出來，并體驗到非線性思維的奇妙和魅力。

與此同時，我認為不足之處是，對于不同的自殺類型，書中都研究和分析了婚姻狀況、性別、有無子女等對自殺率的影響，然而，當書中試圖比較“已婚者”、“喪偶者”、“獨身者”、“已婚女子”、“未婚男子”“有子女已婚男子”等不同的群體的自殺傾向，從而獲得結論的時候，容易使讀者產生思維混亂，不能很好地在腦海里形成一個系統網絡。

總體上來說，《自殺論》是一本好書，因為它，我更加理解自殺現象和自殺心理，也更加深刻認識到學習的社會學的必要性，正如社會學的科學內涵，它是關于社會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的條件和機制的綜合性具體社會科學，我們應該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技能和方法，維護和發展個人或家庭的健全功能，有效地防止自殺，以促進社會的穩定和發展。

第三篇：淺談《自殺論》

淺談《自殺論》

作者在書中批判了以個體心理學解釋自殺現象的傳統理論，建立了用社會事實的因果關系分析自殺的理論，闡述了社會與個體的關系，認為當個體同社會團體或整個社會之間的聯系發生障礙或產生離異時，便會發生自殺現象。自殺現象受到民族、自然環境、性別、婚姻狀況、宗教信仰、社會的穩定和繁榮程度等社會事實的影響。作者把一個特定社會一段特定時間里所發生的自殺當作一個整體。

在當今社會，據調查資料顯示，自殺在人口死亡原因排名中始終排在靠前的位置，成為除了傳統的心腦血管病，惡性腫瘤，呼吸系統疾病，意外死亡等導致死亡的原因外又一重要的因素。且自殺是青少年死亡最高的事件，因此這個問題受到了世人的廣泛關注以及思考。

在讀這本書前，我曾以為自殺就是一個人一時沖動而發生的事，但這本書顛覆了我的認知。作者是從群體自殺率來闡述的，認為群體自殺率高是因為社會形式有問題，而不是偶然性，而是必然性，且作者定義自殺為自己知道后果的事件也就是說人都是知道自己死的后果才自殺的，是迫不得已的。自殺分為多種，利他自殺和利己自殺使我感受頗多，利己是因為自己本身遭受了重大挫折，比如家庭破裂、公司破產等突如其來的事使得人一時絕望而動了自殺的心思，這是在當今社會非常常見的也許是因為社會保障機制亦或是其他條款的限制，使這類人無活下去的希望。也許因為社會的冷漠？或是社會的險惡？而家庭能使利己自殺降為最低，也許還是因為中國男女比例的不平衡？還是中國一些男女的奇怪要求還是社會中的拜金主義？據書中所說，一個完整的整體能有效減少利己自殺，而個人主義者更容易自殺。可能也是因為當代那毫無人情可言的企業，人與人之間無聯系。這類自殺在世界中廣泛發生不是沒有道理的，正是因為社會的高速發展而留下了許多的漏洞。以及一些人對于社會意識看法的改變，對物質的追求。

而利他自殺，則是一件神奇的事，以此為代表的的就是曾經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動不動就為了武士道精神而自殺，這是一種對某種事物的狂熱追求，同樣也是社會支持社會教育出來的。社會整合過度從而導致自殺的上升，尤其在軍隊中顯示，像從前的中國，也經常有這種事發生。正是因為那狂熱的精神，和社會的放縱。宗教狂性質的利他主義自殺是強烈性利他主義自殺的完整模式，這種自殺僅僅是為了得到自殺的樂趣，只是因為這種毫無理由的自殺被認為是值得贊揚的。佛教已經把這種原則推向了極端，把自殺當作了宗教實踐，因為佛教教導人們，最大的幸福是涅槃。在這些自殺中，“個人渴望擺脫他個人的生命，以便進入他看作他的真正本質東西中。他把這種東西叫做什么無關緊要，他相信他存在于這種東西中，而且只存在于這種東西中，而正是為了存在于這種東西中，他才如此使勁地和這種東西融合在一起。因此，他自以為沒有自身的生命。在這里，無個性達到了最大限度，利他主義處于極端狀態。”

這本書顛覆了我對于自殺的了解，從社會層次了解了自殺的原因以及類別。

第四篇：《自殺論》書評

《自殺論》書評

楊璟（武漢大學 社會學系，湖北 武漢 430072）[作者簡介]楊璟，（1988—），女，苗族，湖南湘西人，武漢大學社會學系2010級碩士研究生，主要學習和研究城市社會學。

[內容摘要]迪爾凱姆是社會學的創始人之一，他的《自殺論》把“自殺”這一病態的社會現象作為分析研究對象，作者先對人們常常認為引起自殺的心理因素與自然因素進行否證，接著又對自殺現象的結果做出分類，由結果推論出自殺是因為社會整合程度過低或過高及社會規范出現混亂和真空引起的，從而實證自殺的社會歸因，在否證與實證的過程中，迪爾凱姆的研究不僅體現出他一直以來的學術觀點即社會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個人生活，社會事實具有客觀性，外在性，強制性的特點，而且作為實證主義研究的始祖，迪爾凱姆在研究中對數據資料的分析方法也有里程碑式的意義，本文是《自殺論》的書評，不僅會分析這本書的方法論意義而且會分析它的理論貢獻與現實意義。

[關鍵詞] 自殺 ； 自殺率 ；

社會整合 ； 自殺的分類

一、筆者未讀該書之前及之后的不同心里感受

筆者相信，每個人應該都有遇到挫折、不幸，內心極度難受、極度痛苦以至于想要自己放棄自己生命的時候，我們大家都非常清楚自殺當然就是自己放棄自己的生命，放棄自己生命的人要不然就是經受了很大的挫折和痛苦，要不然就是心里有問題，人們更傾向于去相信和人為自殺的人是因為自己本身有問題無法得到解決，或者至少是在當時他無法解決和面對，從而選擇用結束自己生命的方式去逃避，逃避自己無法解決的事情，或者已經預見到的將來自己不想也認為自己無法面對的事情。筆者以前認為自殺是一種逃避，或者是一種自我解放，逃避不想面對的事情，將自己從紛繁復雜的瑣事中解放出來，自殺也有可能只是自殺者當時一種錯誤的心態，他們無法從那種錯誤的心境中走出來，或者沒有人能夠有效的勸導他們，將他們導向正確的心境。或者有時候自殺是人們無法理解和接受自己的一種狀態，自己都無法接受自己，無法明白自己，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知道自己將做什么，覺得自己很沒用，活在這個世界上已經沒有價值了，等等，筆者認為大多數的自殺者不僅逃避現實而且不喜歡自己，至少對自己不滿意，當然不同的人對自己滿意的標準各不相同，當人們自己對自己極度失望的時候，也有可能采取了結自己生命的方式，但是可能很少有人將自殺歸因于社會的原因。很簡單的事情，從名字就可以看出來“自殺”就是自己殺自己，自己了結自己的生命，與他人有什么關系，與社會就更談不上什么關系了。

但是讀了這本書后你會有一個強烈的感受，就是任何人，只要他出生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中，那么他的任何行為，即使是在我們看來很私人的行為，必然已經打下了當時社會行為標準，社會規范，或者社會環境的烙印，因為從我們一生下來我們就生長在了特定的社會環境、歷史環境或者自然環境中，這些我們都無法改變，在我們看來很理所當然的事情其實就是我們所生長的環境在不斷塑造我們，影響我們，改變我們。哪個自己才是真實的自己，不被任何東西影響的自己，或者已經沒有了吧，我們試圖去發現和了解的是，社會環境是如何塑造我們，影響我們與改變我們的，一直以來，我都很喜歡《自殺論》這本書，從最初的看不太懂，到終于明白，還記得自己曾經在學校的食堂用《自殺論》這本書占過座位，遠遠的就看見周圍的同學從旁邊走過都會不由自主的被他的名字所吸引，忍不住會看兩眼，或者目光停留在上面的時間總是比較長，可能所有人最初看見這本書時的感受都是一樣的，大家心里肯定都在嘀咕著，還有這種書？還有專門研究自殺的？這樣的書也可以是本名著？那這本書究竟寫的都是些什么呢？難道是寫人們是怎么自殺的？我覺得所有人都對自殺有著自己的理解，但

是我們或許很少去想自己認為很私人的行為究竟是如何發生的呢？真的只有自己的行為和狀態會影響嗎？那自己的行為和狀態又是怎么得來的呢？迪爾凱姆就是帶我們去發現塑造或影響我們私人行為的社會原因。

二、本書概述

自殺作為一種病態的社會現象，在任何社會都存在，但人們往往把它歸因于個人，認為是由精神錯亂等心理因素或酗酒、仿效等個人因素引起的也有人認為是由自然原因如氣候的變化等引起的，而迪爾凱姆的研究假設認為是由社會整合程度過低或過高，社會規范出現混亂或真空引起，迪爾凱姆先對心理因素和自然因素進行否證，然后又對自殺現象分類，由果溯因對引起自殺的社會原因進行實證，通過一駁一立使研究具有很強的說服力。下面進行詳細的分析：

1、概念的界定——操作性定義——對作者認為非自殺現象的排除

迪爾凱姆在書中對自殺現象做出這樣的定義：“人們把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會產生這種結果的某種積極或消極的行動直接或間接引起的死亡叫做自殺”（《自殺論》，11）這樣就（1）將當事人的意圖或動機排除在外，而只根據當事人的行為與結果這兩個外顯的特征進行定義（2）排除了那些當事人沒有意識到行為后果的死亡現象。

2、否證自殺現象是由心理因素引起的A、對精神錯亂的否證：心理論認為，自殺現象是由心理因素引起的，理由是，在統計規律上，有一些不正常的心理因素如精神錯亂的年發生率與自殺現象一樣，在某個社會里相對的穩定，而在不同的民族又有相當大的差別。而且，自殺和精神錯亂一樣，城市比農村多。迪爾凱姆認為這種說法是站不住腳的，因為（1）所有的統計資料都證實，在精神病院里，住院病人中女性略多于男性；由于推論，如果說自殺率與神經衰弱之間有什么因果關系的話，那么婦女的自殺率就必然高于男人的自殺率，至少應該一樣高，但是根據自殺的統計資料來分析，在每個國家中，男性的自殺率是女性的4倍左右；（2）猶太教徒中的精神錯亂病人比其他教徒中多得多，如果說自殺率與精神錯亂之間有什么因果關系的話，那么猶太教徒的自殺率就必然高于其他教徒的自殺率，然而，相反的是猶太教徒中的自殺傾向卻很微弱；（3）在所有的國家里，在一定的年齡階段（從童年到老年），自殺傾向是逐步增強的，而在壯年時期更經常地突發精神錯亂，如果自殺率與精神錯亂之間有什么因果關系的話，這種統計結果同樣也是無法解釋的；（4）瘋子最少的國家卻是自殺最多的國家；（5）下層社會中精神錯亂很少，自殺卻時有發生。

B、對酗酒的否證：還有些人認為，酗酒是導致自殺的另一個不正常心理因素。迪爾凱姆用兩個統計事實批駁了這種說法。（1）在法國國內，酒鬼最多的地區是自殺傾向最嚴重的地區，而酒鬼最少的地區也不是自殺傾向最不嚴重的地區。（2）比較不同國家情況，一個國家人均酒的消費量和這個國家自殺率之間也沒有相關性。

C、對種族遺傳的否證：接著為了排除自殺是由正常的心理因素如個人的體質所引起的這種可能，迪爾凱姆又進行了否證，因為自殺率確實因種族而異，而一個種族和另一個種族的區別在于它的身心特點。迪爾凱姆首先將種族的核心界定為遺傳。（1）通過比較分布在不

同國家（社會）的同一種族人群的自殺傾向，結果相差很大，證實了種族和自殺沒有關系；（2）自殺率隨年齡的增長而有規律的增高。因為人體的一切都受著生命節律的支配，依次經過生長的階段、停滯的階段和最后一個衰退的階段。由于沒有什么心理或生理特點是無止境地發展的，所有的特點都在達到一個頂峰之后趨于衰退。相反，自殺卻在人生的最后階段才達到它的頂點。

D、對仿效的否證：（1）同首先對自殺現象進行操作化定義一樣，迪爾凱姆還是先對仿效下了他的定義：“當一種行為有一種類似的，以前由別人完成的行為的表現作為直接的先例，沒有明確的或不明確的思想活動介乎這種表現和實施之間來影響這種重復行為的本來性質，那么仿效是存在的。”（《自殺論》，114）（2）迪爾凱姆指出，仿效是一種純粹的心理現象，它可能在沒有任何社會聯系的個人之間發生，他指出仿效必須先有被仿效的對象，如果自殺是仿效引起的，那么自殺率就應該以被仿效對象所在的地方為中心向周圍逐漸減小，但是從自殺率的分布圖上看，自殺根本不是圍繞某些中心發生，從這些中心均勻的擴散開來，而是以差不多同樣的數量成批的發生沒有任何中心。

3、否證自殺現象是由自然因素引起的（1）否證氣候類型與自殺率之間的關系，自殺率同樣高的地區可以屬于不同的氣候類型，意大利自殺人數最多是北方而英國和比利時自殺人數最多的卻是南方。（2）對是否存在最有利于自殺的季節的證偽：迪爾凱姆按照溫度的變化來排列一年中的4個季節和12個月份，并未發現季節或者月份的變化與自殺率變化之間的對應關系。（3）迪爾凱姆對統計資料顯示人們傾向于在白天而不是晚上自殺的觀點：他認為這不是自然因素的影響，真正的原因在于白天事務最繁忙，人際交往最復雜，社會生活最緊張。

4、實證——倒果溯因的分類溯因論證法

以上迪爾凱姆否證了精神錯亂、酗酒、種族遺傳、仿效等心理因素，也否證了氣候、季節、溫度、白天黑夜等自然因素，那么剩下的就只有社會因素了，而迪爾凱姆的高明之處在于他是通過對自殺現象進行分類來尋找原因的，他認為各種原因之間的特殊差別意味著各種結果之間的特殊差別，通過探索不同自殺類型產生的社會條件，就將結果和原因聯系起來。通過結果來尋找原因。

迪爾凱姆將自殺分為四種類型，即“利己主義自殺”“利他主義自殺”“反常性自殺”以及“宿命型自殺”。（1）利己主義自殺。其成因是個人與社會的疏離，所以那些不能很好的整合進較大的社會單位并盛行個人主義的集體、社區和群體，其利己主義自殺的比率一般都比較高；（2）利他主義自殺。它發生在“社會整合過于強烈之時”。此時，高度的社會整合使得個性受到相當程度的壓抑，個人的權力被認為是微不足道的，他們被期待完全服從集體的需要和利益。（3）失范性自殺，主要發生在社會控制瓦解之時，在正常和穩定的社會條件下，個人的愿望總是受到由一般道德原則支撐的規范的調節的，他們保證了個人的愿望或抱負大體上于可以運用的手段相一致。但是，當社會控制減弱，上述規范受到破壞時，對個人愿望的制約就不復存在。此時，個人的生活目標和人生抱負失調，他們增長出難以實現的個人愿望，這必然導致挫折很多，以及自殺率的上升。（4）宿命性自殺。這種自殺的典型形式是那些倍受壓迫和制約的奴隸采取自絕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他們面臨的是一些無法抗拒和改變的壓迫。

社會整合和自殺率之間的關系：（1）利己主義自殺和失范性自殺與社會整合程度成反比，即社會整合程度越低，自殺率越高；（2）利他主義自殺與社會整合程度成正比，社會的整合程度越高，自殺率也越高；（3）自殺率在相當程度上體現了社會整合程度的變化，擔不是惟一的經驗表現形式。犯罪、越軌、酗酒、離婚率以及精神疾患的患病率的變化都能反映一個社會的整合類型與程度。

5、結論

（1）通過以上的論證，迪爾凱姆證實了他的三個命題：自殺人數的多少；A、與宗教社會一體化的程度成反比；B、與家庭社會一體化程度成反比；C、與政治社會一體化的程度成反比。

（2）自殺與其他社會現象的關系：迪爾凱姆認為自殺和殺人之間有關系而且要視自殺的類型而定。A、利己主義自殺和殺人呈負相關。因為有利己主義子自殺傾向的人所崇拜的是人的個性而不是社會的共性，既然尊重個性的張揚就不會看不起別人的生命。B、利他主義的自殺與殺人有著共同的機制，當自殺者認為自己在社會的壓力面前是如此渺小，無能為力時，他也不會重視別人的生命。C、反常的自殺則要具體來說。反常的社會結構所導致的實際上是一種激怒或者厭煩的狀態，這種狀態根據不同的情況可以針對別人或者轉而針對自己：前者引起殺人，后者則引起自殺。

（3）對自殺現象迪爾凱姆提出的解決辦法：通過否證過去的宗教以及現代的家庭都不能成為維系現代人們關系的感情紐帶，迪爾凱姆不是想把現代社會拉回到過去，而是堅決主張建立職業團體或行會以恢復社會對自殺的免疫能力，讓人們在集體生活中找到已經失落的社會思想和感情。

三、本書在作者思想體系中的地位

1、社會的影響力，主導地位：縱觀迪爾凱姆的學術生涯與著作，從《社會分工論》、《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社會學方法論準則》中我們都不難發現作者的思想一直都圍繞著社會和個人的關系問題，他認為作為社會這個整體是高于個人的，并一直都致力于研究與證實社會生活是在極大程度上影響、決定和塑造個人的。在《自殺論》這本書中，迪爾凱姆將大多數人認為是由個人動機或行為等心理因素引起的病態現象進行分析，在否證與實證的過程中，在嚴謹的論證體系中讓人們清晰的發現以前自己人知的錯誤，對社會的影響力有了全新的認識。

2、社會事實：在《自殺論》這一本書中，作者通過對自殺這一病態社會現象的研究，再一次以一種案例研究的方式向人們證實了他的思想：社會事實是客觀存在的，具有客觀性、強制性、外在性、普遍性的特點，它影響塑造著人們及他們的行為，因此只能通過一種社會事實來解釋另一種社會事實，在書中，迪爾凱姆就用社會整合程度的高低來解釋自殺現象及其類型。

四、本書的影響與意義

1、方法論意義：（1）清晰的概念定義：可操作化的定義是進行社會研究的前提，在書的開篇作者就對自殺現象做了自己的定義，排除個人的主觀動機與行為及作者認為不是自殺的死亡現象，使自殺現象成為可具體研究的客觀存在，而在之后對仿效的否證中作者也進一步對仿效做出常人可理解、可研究、解釋、論證的操作化定義，并強調概念的界定對研究的重要意義，對后人的研究有重大的啟發。（2）研究變量的引用：自殺率的引入將看起來是個人原因的自殺現象變為可用宏觀社會結構來解釋的社會事實。迪爾凱姆的高明之處就在于他將人們往往看來理應是由個人的心理或動機引起的個人自殺現象通過一個研究變量——自殺率的引入，變為可在不同城市、地區、國家之間進行比較研究從而揭示影響自殺率變化之宏觀社會結構的客觀社會事實。讓實證主義方法在社會科學中得到發展。（3）否證與實證相結合，強有力的論證脈絡：通過前面的概述，我們發現迪爾凱姆先對人們常常認為可能影響自殺率的心理因素、自然因素等進行否證，當只剩下社會因素時，他就對社會因素進行實證，論證結構十分嚴謹以至于不少人認為“證偽”的思想不是被波普諾開創的，迪爾凱姆才是“證偽”方法的祖師爺。（4）共變和控制變量等實證方法的運用：由于社會現象之間的因果關系隱藏在大量復雜的可變因素背后，而社會研究又不能完全像自然科學那樣獲得能夠嚴格控制各種因素的實驗條件。因此，為了排除那些變量之間的非因果性相關，他采用了“共變法”、“控制變量”等分析技術。如：若自殺率與心理變態有關系，則精神并發病比率越高的地方自殺率越高；若自殺與仿效有關則必定使自殺率以自殺率最高的地方為中心依次向周圍減小。而通過引入控制變量——年齡，他論證了不是婚姻本身，而是與子女的聯系影響著已婚者自殺率的高低。（5）根據現象分類，倒果溯因，求因果關系：在《自殺論》中，對社會原因的實證方面，根據原因與結果的關系，不同的原因會引起不同的結果，從而通過對自殺現象的分類探討引起這些類型自殺不同的社會條件從而探求出原因來。這種分類法，及倒果溯因的方法的運用也是實證社會學的一個里程碑。

通過將要檢驗命題的經驗性事實累計整合或理論性推斷并加以檢驗，使其具有可信度與包容力，是迪爾凱姆的《自殺論》教給我們的東西。

2、本書在社會學及整個社會科學中的地位：迪爾凱姆的《自殺論》是實證社會學的典型研究，其方法論意義與理論意義同樣巨大，通過前面對其方法論的探討，我們發現雖然由于科學技術水平的限制迪爾凱姆沒有我們現在的統計軟件，但他的共變法與控制變量的引入及否證與實證的完美結合卻是現代社會學及社會科學實證研究的方法論源頭。

在理論方面，《自殺論》是迪爾凱姆通過對自殺這一病態社會現象的研究對他自己理論觀點即社會生活對個人的影響決定作用，社會事實有客觀性、強制性、外在性、普遍性，可用一種社會事實去解釋另一種社會事實的案例詮釋。他強調社會對個人的影響，將人們的視線引向社會這個大整體來，對社會整合需適度及社會規范是否穩定對自殺影響的討論讓人們對社會和個人，國家和社會關系又有了新的認識。迪爾凱姆在人和社會的關系討論中對社會決定性作用的強調也引發了學者們的不同觀點，從而產生了互動論、交換論、現象學等理論流派。

3、現實意義：書中迪爾凱姆區分了我們前面提到的四種類型自殺。由于現代社會中人與人之間越來越疏離，我們確實應該看到利己型自殺與社會整合的關系及它的現實意義。而由于我國正處于改革轉型時期，貧富差距、地域之間的差距也越來越大，社會規范對人的制約作

用，對人目標和價值的確立作用也經常起變化，因此反常自殺在我國社會轉型這個特殊時期尤其值得我們關注。

五、自己的思考

1、主觀的溯源分類法：大多數人認為迪爾凱姆在《自殺論》中主要是用了實證的方法，有很強的客觀性，但我認為在他的書中也典型的采用了心理解釋策略，有主觀的成分，比如對自殺類型的區分，根據迪爾凱姆實證主義方法的一貫精神，科學研究應當從客觀觀察入手，根據對象所表現出來的可明確識別的外在特征來劃分對象類型，這種叫做形態分類法。但在對自殺現象做出類型劃分時迪爾凱姆并沒有采用這類分類法，而是采用另外一種溯源學的分類法，他重點區分了利己型、利他型、和反常型自殺，顯然這種分類具有心理溯源的性質

2、軟實證的經驗研究——從定量不知不覺走向定性：（1）社會整合的抽象概括，無法量化、測量與檢驗：經驗研究的要義在于以存在的社會事實為根據，以現實材料為手段，通過實驗、觀察、搜集分析資料的方式對社會中客觀存在的現象進行分析和歸納研究。但是通讀該書，從迪爾凱姆的經驗概推中我們不能直接得知制約自殺率的主要社會原因是什么，迪爾凱姆于是通過建立命題結構，提出了在經驗命題中獲得直觀的最高假設：社會整合程度決定自殺率。這是一個在邏輯上能隱含經驗事實但并不直接來自經驗數據的一般性概括，它的產生不是通過歸納推導出來的而是哲學的思辨，并且社會整合的程度如何才算適度，不高也不低，并不能對之進行量化，測量和檢驗。

（2）迪爾凱姆在書中體現的社會與個人相互作用取向：我們的社會學研究常常探討因果關系，一種現象是如何由怎樣的另一種現象引起的，把一個事物的發生或演變與另一個事物的存在和運動聯系起來，有明確的引起和被引起的關系，把一種社會現象歸結到另一種社會現象那里，不論這種解釋充分還是不完全，都表現了某種決定意義。迪爾凱姆在本書中選擇的解釋項是“社會整合水平”，被解釋項是“社會自殺率”，而自殺者則被當做一個潛在的被解釋項，因而存在著兩個相互關聯的被解釋項，當社會整合水平異常時，自殺者只有萬分之幾的比例，處境相同的多數人并未選擇自殺。這一結果可能使迪爾凱姆意識到：作為潛在的被解釋項的自殺者個人對環境的反應差異也影響著自殺現象。于是，迪爾凱姆是采用心理溯源性質的分類法，提示著社會與個人相互作用的意義，因此無意識的將決定論與相互作用論結合在一起，并算不上嚴格意義上的實證研究，互動論的學者是不是從這里得到互動論的啟發呢？

最后，我想說雖然后人對迪爾凱姆的這本書還有很多批評，比如統計資料的失真，推論的失誤（新教盛行國家的自殺行為并不一定都發生在新教徒身上，因此“新教盛行國家的自殺率高不等于新教徒自殺率高”）等，但是迪爾凱姆的這本書及其在社會學和實證社會科學中都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在當時的技術水平下他嚴謹的科學實證態度和方法都值得后人欽佩和學習。

[參考文獻]

埃米爾·迪爾凱姆[法]，2005，《自殺論》，北京：商務印書館。

高琳，2008，《社會學研究與迪爾凱姆，<自殺論>的典范意義》，《社會學研究》2月。

路丹、張月，2004，《迪爾凱姆社會學方法論及其現在價值——<自殺論>的社會學方法論解讀》，《東南大學學報》第六期。

李文華，2004，《<自殺論>及其學術價值與現實意義》，《社會學·管理學研究》第六期。

唐斌，2005，《試析涂爾干<自殺論>中的實證主義研究方法》，《上饒師范學院學報》，8月。

王毅，1995，《社會學方法的一種主張：軟性實證——兼談名著<自殺論>對社會研究方法的潛在啟示》，《云南學術探討》第一期。

第五篇：論中學生自殺

論中學生自殺

摘要：近年來，全國各地中學生自殺行為屢見不鮮且自殺率逐年上升，中學生心理健康問題已進入“高發期”，中學生的自殺現象已引起人們的普遍重視，由于社會壓力過大，家庭期望過高，中學生心里素質低下等種種原因導致中學生自殺率連年攀升。關鍵詞： 中學生

自殺

現狀

原因

對策

自殺為人類十大死因之一，隨著社會發展和社會競爭的加劇，青少年的心理沖突問題越來越突出，由此而起引起的青少年自殺也日益受到全社會的高度重視。本文主要淺析我國中學生自殺現狀及其心理，分析導致其產生自殺行為的原因，并提出相關對策。一． 中學生自殺概述 1.我國中學生自殺現狀

自殺起源于心理社會沖突,是有目的、有計劃蓄意終止自己生命的毀滅性行為,也是世界各國普遍關注的重要公共衛生問題。伴隨近年來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我國青少年自殺呈上升趨勢，據多方面調查數據顯示，我國是世界上青少年自殺第一大國自殺，自殺已成為中國十五至三十歲人群第一位重要的死亡原因。

根據在國內一些大城市及人口密集地區的統計數字顯示中學生自殺意念發生率為13.2%—28.0%，自殺計劃的發生率為5.0%—11.9%，自殺未遂的發生率為1.2%—4.0%，中學生的自殺率占總自殺人數的26.64%，換言之，每年中國的自殺人數中有近百萬是青少年中學生，全國各地中學生輕生的新聞已屢見不鮮，這種自殺現象已到了驚人的程度。

2.中學生自殺的心理歷程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眾多的青少年自殺者并非是在頃刻之間裁決自己的生死，即使高空一躍，臨池一跳雖然幾秒鐘光景，然而在此之前還是經過較長的心理歷程的。這種心理歷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自殺動機的形成，自殺彷徨即心理矛盾的沖突和自殺者平靜階段。個別中學生在遇到挫折和打擊時，為逃避現實，將自殺作為尋求解脫的手段，萌生自殺的想法，形成自殺動機。如在一些案例中，有中學生因生活自理能力差，不適應課業繁多的狀態，學習成績一落千丈，自感生活毫無意義，便決定以自殺來尋求解脫，將自殺視為解決一切問題的手段。再如，某位中學生父母離異，對其生活、學習不聞不問，給該中學生的心理帶來很大創傷，在學習生活上幾經挫折后，該生萬念俱灰，想到以自殺來報復其父母。這些案例都說明在外界某些因素的刺激下，易形成自殺動機，這是自殺心里歷程的第一步。自殺動機產生后，求生的本能可能使想自殺的中學生陷入一種生與死的矛盾狀態中，難以最終做出自殺決定，這也稱為自殺彷徨。此時，自殺者會經常談論與自殺有關的話題，預言、暗示自殺，或以自殺來威脅別人，從而表現出直接或間接的自殺意圖。實際上，我們可以看作是自殺者發出的尋求幫助或引起別人注意的信號。在自殺彷徨的階段，任何一種能夠因素都可能改變自殺者的想法，而處于青春期的中學生，心智尚不成熟，行事易沖動，極易在沖動的狀態下堅定自殺的想法，從而采取自殺行為。當自殺者似乎已從困擾中解脫出來，不再談論或暗示自殺，情緒好轉，抑郁減輕，顯得平靜。這樣周圍的人真以為他的心理狀態好轉了，從而放松警惕。但這往往是自殺態度已經堅定不移的一種表現，當然也不完全排除是自殺者心理狀態好轉的表現。因為發展到這個階段，自殺者尤其是沖動的中學生，認為自己已找到了解決問題的辦法，不再為生與死的選擇而苦惱。因此他們不再談論或暗示自殺，甚至表現出各方面的平靜。目的可能是為了擺脫旁人對其自殺行為的阻礙和干預。此時，他們的下一步動作就是采取自殺行為。二． 淺析中學生自殺的原因 1.中學生的個人因素

從中學生這一群體身心發展特點上看，中學生時期正處于個體身心發展的疾風暴雨、變化劇烈時期，心理發展尚未成熟，面臨考試、升學、就業、交友、戀愛等諸多人生選擇，各種心身矛盾和眾多的心理欲求，使其經常體驗到失望、痛苦、悲傷、悔恨、激憤等負性情緒和嚴重的挫折感、不滿足感，而其心理又不成熟、情緒波動大、缺乏應對挫折的能力和技巧，因而是最易出現心理沖突和心理問題的“危機期”。自殺企圖即是心理危機的一種突出表現。

此外，從中學生個體的人格特質來看，一部分中學生性格內向、孤僻，自我封閉不與人交往，或沖動、過激、偏執，神經質的人格特質；有的本身即是神經類型為弱型或強而不平衡型或過敏體質者，其耐受力較差，一個普通刺激就使其難以承受；有的內心有強烈的孤獨感、痛苦感，這種體驗長期積累達到一定極限時，一個偶然因素即可導致輕生念頭的產生。2.中學生成長的家庭因素

從一些中學生自殺的案例分析中來看，中學生成長的家庭環境對其是否采取自殺行為有很大影響，家長的教育態度、教育方法失當，過分溺愛嬌慣或斥責、苛求、打罵，或家長期望值過高，一旦高期望變成高失望，付出與收獲的巨大反差常導致父母心理嚴重失衡，這些又必然在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明明暗暗的方式表露出來，都會使學生感到家庭的巨大壓力而處于緊張、焦慮、不安之中。

另一方面，許多數據及案例事實表明，家庭不健全也是導致中學生自殺的重要原因，如果父母離異或一方或雙方去世，生活在這種不健全家庭中的中學生更容易出現自殺意念和自殺行為。處于這種生長環境中的中學生可能由于受到不全面的關愛，較敏感，自卑，相比其他同齡人更易陷入束手無策境地，倍感孤獨無助，苦澀迷茫，更容易輕率的選擇了不歸之路。3.中學生所處的學校因素

學校是中學生最為重要的一個生活環境，由于現行教育存在的種種弊端，這一最為重要的生活環境又是其最感到壓力的外界環境。而“壓力”與“焦慮”是一對孿生兄弟，學校學習生活的巨大壓力使他們經常感到情緒焦慮、緊張恐懼、身心疲憊。美國布洛姆(Brown,D.T.)的研究認為：學校的壓力源，一是學生與教師的關系；二是同學之間的關系；三是成績與考試；四是來自于學校的批評與處罰。來自學校的任何一方壓力源，當其不堪重負時，就極有可能以死來逃避或抗爭。此外，大多數中學學校更關注于學生成績而忽視對學生的心理健康的正確干預與引導。中學生面臨著學習的巨大壓力和成長的諸多煩惱，他們往往很難自己調適，免不了因為一些矛盾而導致心理的劇烈沖突，進而發生各類心理障礙。但又沒有機會、或是沒有專業的人士幫助他們及時解決。這就很容易導致中學生自己采取極端的方式來解決問題。

三． 應對中學生自殺的對策

導致中學生自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解決中學生自殺問題也應該從多種角度入手。1.中學生個人方面。

青少年中學生首先應正確認識生命，學會欣賞生命、敬重生命、尊重生命、愛惜生命，懂得生命的珍貴，樹立起“生命只有一次，必須珍愛”的觀念。其次樹立正確的自我概念，客觀公正的評價自己，看到自己善良、寬容、堅強的一面，建立自信心。同時認識自己性格的缺陷，努力成長，提高溝通能力，主動與同學交往，積極參加集體活動，對他人求同存異，逐步建立自己的支持系統，走出自我封閉的狀態。最后，青年中學生處于人生的特殊階段，要正視自己的心理健康問題，學會勇敢直面生活中的挫折與困難，不用逃避的方式來解決問題，懂得尋求幫助，不給自己施加太大壓力，保持良好健康，積極樂觀的心態及情緒。2.家庭及學校方面

中學學校應適應當前獨生子女學生的群體缺陷和社會環境不良因素影響大的新形勢，及時轉變一些舊的教學觀念。應該讓每個學生都體驗到成功，對學生的評價不能僅僅局限在文化成績上，注意對學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應平等的關注到每一位同學的發展，注重培養學生的生命意識。中學校園應開設心理教育的課程，對學生的心理健康進行干預，疏導學生遇到的心理問題。同時對教師也進行心理健康教育，改善師生關系，做到平等教學，文明教學。轉變教育理念，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名利觀，幫助學生提高道德修養水平，培養學生積極的人生態度。

家庭在避免中學生自殺中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對于中學生的家庭教育不應過于嚴厲或過于功利，對中學生的成長監管不應過于專制也不應過于放任。家長不僅要給學生減輕課業負擔，更應減輕心理負擔，讓中學生成長在一個民主、和諧而又不失規范的家庭環境中。家長要給中學生足夠的關注與關愛，但不能過分溺愛，在日常生活中注重向中學生傳達正能量，引導中學生正確處理人際關系，引導中學生樹立起正確的人生觀。此外家庭和諧也是避免中學生走上極端道路的重要因素，為了中學生的健康成長與發展，家長應努力營造和諧溫馨的家庭氛圍。3.社會及政府

社會應積極建立心理危機干預機制。如成都市為預防中小學生自殺將建立心理健康教育網絡平臺，并準備效仿日本、韓國建設大型青少年校外綜合實踐基地，不僅給學生提供動手動腦的機會，也是開展生命教育、生存實踐的平臺，更重要的是鍛煉學生的抗挫能力，全面提升心理健康水平。

此外，應在全國中學范圍內建立有效的絕望心里防范機制，如全部中學生普及防范此方面的知識，設立個人心理危機咨詢電話，建立中學生自殺行為快速干預和搶救系統等。在中學校園層面應有政府部門、教育部門、大眾媒介的積極支持和配合。建立干預中學生自殺網絡，加強中學生自殺危機的干預工作，建立自殺危機干預團隊和家庭、學校、社會共同組建預防中學生自殺的社會安全網絡，有效解決中學生自殺危機。

美國自殺協會前主席帕佛說：“防止自殺的最佳途徑不是注意自殺本身，而是導致該行為的發生原因”。因此我們應該更多的關注導致中學生自殺的原因，只有從根本上阻止中學生產生自殺動機，悲劇才能減少。自殺是令人痛惜的，中學生的自殺更猶如開得正艷的花突然枯萎，令人惋惜。愿這類悲劇能少之又少，挽救中學生，防止中學生自殺，也是在挽救一個國家的未來！

參考文獻：戴亞杰

《何苦自殺》

汪海燕 吳才智 《活著沒商量—自殺心理及其預防》

埃米爾·迪爾凱姆 《自殺論》

張曉玲《中學生自殺意念和自殺行為及其相關因素分析》

隋曉爽 陳偉《中學生自殺現狀和相關危險因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