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企業改制中工會持股現象透析
內容摘要:關鍵詞: 企業改制;工會持股;現象透析
關鍵詞: 企業改制;工會持股;現象透析
我國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對國有和集體所有制性質的企業進行了大面積的、史無前例的公司化改制。這種公司化改革不僅實現了國企和集體企業投資主體的多元化,明晰了企業產權,吸納了社會資本;而且,確立了企業的獨立市場主體地位,改善了企業的經營機制,從而推動整個國民經濟的迅速發展。然而,在企業大范圍的公司化改制的過程中,由于理論準備不足和立法的滯后,也出現了一些混亂和不規范的現象。其中,值得重新審視的現象之一,就是企業實行改制中,工會在新成立的公司中持股的問題。這是一個目前在理論、立法和實踐做法上均存在矛盾和盲點的問題。是由經濟體制改革的現實提出的,一個涉及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和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發展和完善我國工會制度兩大領域的新課題。
工會或持股會在企業改制后設立的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股份的現象時所聞,而且工會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現象也絕非罕見。有關方面的數據統計表明,2002年8月份,工會(持股會)控制了7‰的上市公司。在上市公司前十大股東中,工會(持股會)直接持股的上市公司共47家,其中直接持股比例在10%以上的上市公司有5家。持股上市公司家數最多的持股會是“光明持股者協會”,2001年末共持有3家上市公司的流通股(若再加上持有“東安動力”(600178)流通股的“光明協會”,共為4家)。2000年6月,“廣發工會”半價受讓“廣發證券”持有的“遼寧成大”股權,“廣發工會”部分控制“廣發證券”。浙江東方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工會”與自然人出資設立“浙江天業投資有限公司”,并由其實行控股。“中科健”工會于1993年出資設立深圳蛇口科健經營服務有限公司”,這就是后來成為上市公司的“中科健實業”。“深圳市海眾貿易公司”注冊資本1,200萬元,“深圳海王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工會委員會”出資1,080萬元,占90%的股份。“萬科”的前身“深圳現代企業有限公司”,1984年成立,注冊為全民所有制企業,隸屬“深圳經濟特區發展公司”。1998年,公司進行股份制改造并發行社會公眾股,公司凈資產13,246,680元,折股13,246,680股,其中國家股7,948,008股,企業股5,298,672股,占公司股份總額的0.93%由“萬科工會”的持有。“美托投資”成立于2000年4月7日,由“粵美的”的高層管理人員和工會共同出資組建,工會擁有部分股權。
企業改制中工會持股的動機、目的和原因紛繁復雜,不一而足,大致有以下情形:第一,為實現企業職工對改制所設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的參股,繞過有限責任公司必須由2人以上50人以下的股東設立的法定人數的限制,由工會出面向職工集資并代表職工持有公司的股份。由于改制企業的職工人數往往眾多,勢必突破公司法對有限責任公司股東法定人數不得超過50人的限制,需要組建職工持股會或以工會的名義作為實現職工持股的中間組織形式,擔任職工持股受托人的角色。工會與職工持股會又是一種什么關系呢?在組建職工持股會的實踐中,許多地方將職工持股會作為非法人社團,隸屬于工會社團法人的名下。如黑龍江、甘肅、上海、江蘇、安徽、陜西在有關職工持股管理的規章中規定,職工持股會是工會下屬從事內部職工持股管理,代表持股職工行使股東權利,以工會社團法人名義承擔民事責任的組織。《外經貿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責任公司內部職工持股試點暫行辦法》也規定:職工持股會是公司工會下屬的專門從事本公司內部職工管理的組織。《深圳市國有企業內部員工持股試點暫行規定》規定:員工持股會以工會社團法人名義辦理工商注冊登記。從以上規章可以看出,在實踐操作中,除了北京、山西個別地區允許職工持股會單獨登記為社團法人之外,職工持股會大多掛靠在工會下面,以工會社團法人名義作為公司的股東。第二,在實行內部職工參股進行企業改制的公司中,考慮職工股權集中行使的需要,職工股份往往采取工會或職工持股會持有的方式。由于職工持股會在性質、股權行使和運作等方面均存在諸多不規范的問題,因此,1999年,民政部停止了對持股會的審批。2000年,證監會也明確指出,持股會(工會)不能再成為上市公司的股東。然而,工會對有限責任公司和不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資持股,法律并沒有明文禁止的規定。第三,有些企業在實行公司化改制的過程中,既不想吸收外部自然人、法人投資,也不愿意實行內部職工持股,但是,又不具備設立國有獨資公司的國家受權投資機構或部門的資格,為了滿足公司法對設立有限責任公司必須2名以上法定最低人數的要求,于是,將公司的一部分股份劃歸工會持有,在這種情形下工會僅僅是一掛名股東,并不真正享有股東的權益。第四,工會以自有財產與其他法人或自然人投資設立公司,取得股東資格,涉足商事經營活動。
工會之所以能夠投資持股,作為有限公司的股東,是因為設立公司的發起人認為工會有獨立的民事主體資格,有自已支配的獨立財產。《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以下簡稱《工會法》)第14條規定:“中華全國總工會、地方總工會、產業工會具有社會團體法人資格。基層工會組織具備民法通則規定的法人條件的,依法取得社會團體法人資格。” 第42條規定;“工會經費的來源:
(一)工會會員繳納的會費;
(二)建立工會組織的企業、事業單位、機關按每月全部職工工資總額的百分之二向工會撥繳的經費;
(三)工會所屬的企業、事業單位上繳的收入;
(四)人民政府的補助;
(五)其他收入。”另外,我國《工會法》并未禁止工會投資辦企業。我國《工會法》第47條:“工會所屬的為職工服務的企業、事業單位,其隸屬關系不得隨意改變。”把這一條與第42條第2項結合起來考察,我們完全可以得出結論,我國現行工會法,并不絕對禁止工會投資辦企業。再查閱《工會財產管理暫行辦法》我們同樣發現,工會及其企事業單獨,以及與有關方面(政府、其他企事業單位)合資、合作興建工會企事業和第三產業,這種現象普遍存在。然而,從工會的性質和職責進行分析,工會除了開辦一些與職工勞動就業、文化娛樂、體育等活動有關的事業外,不能投資創辦以營利為目的企業。我國《工會法》第2條規定:“工會是職工自愿結合的工人階級的群眾組織。中華全國總工會及其各工會組織代表職工的利益,依法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 第6條規定,維護職工合法權益是工會的基本職責。工會通過平等協商和集體合同制度,協調勞動關系,維護企業職工勞動權益。工會作為依法設立的社會團體法人,是工人自愿結合的工人階級的群眾組織,就性質而言工會是不以營利為目的的政治組織,而不是以營利為目的的經濟組織,它的基本職責是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投資辦公司,持有公司的股份屬于典型的以營利為的商事行為,這不但違背了工會的性質和設立宗旨,而且必然會與工會履行職責發生嚴重的沖突。此外,《工會財產管理暫行辦法》明確規定,工會財產是指屬于工會社團集體所有的財產。工會財產是開展職工活動,發展工運事業,保障工會建設和興辦工會事業的物質基礎。《工會法》則要求,工會經費主要用于為職工服務和工會活動。由此可見,除了承擔法定職責以外,工會實際上并沒有向公司投資的剩余財力。
由于工會作為公司的股東與工會的性質相抵觸,筆者認為必然會造成工會角色的錯位,進而危及其履行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的職責,甚至會侵害職工的合法權益。
第二篇:關于企業改制重組中的逃債現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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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企業改制重組中的逃債現象分析
企業改制重組中的逃債現象分析蔡愛平黨的十五大報告提出:“把國有企業改革同改組、改造、加強管理結合起來”,“對國有企業實施戰略性改組”。為實現這一戰略目標,全國各地的企業改制重組工作正在有條不紊地深入開展,并已取得初步成效。
但是,企業改制重組中的許多問題也正在逐漸暴露出來,特別是企業改制重組時的債務處理問題。因為法律、法規和政策規范性文件缺乏可操作性,再加上地方保護主義的盛行,往往成為一些企業逃債的借口,極大地侵害了債權人的合法權益,阻礙了企業改制重組的順利進行。本文僅對企業改制重組中怎樣防范債務逃避作一粗淺分析。企業改制重組中逃債的主要情形分析借企業改制重組之際,企圖逃避債務的方法是多種多樣的,特別是以下幾種情形最為常見:
(一)假破產,真逃債。破產制度是為了清理不能清償到期債務的債務人的財產,通過破產程序使得債權人獲得公平清償的法律制度。破產法這部保障債權人利益的法律,有時卻成了一些企業侵害債權人合法利益的“工具”。例如,在重慶針織總廠破產案中,重慶針織總廠拖欠中國東方租賃公司融資租賃設備的租金1.95億日元,一、二審法院均判決重慶針織總廠付租金和利息。但是,二審判決作出以后,重慶針織總廠即向重慶市中級人民法院申請破產,重慶針織總廠被宣告破產后東方租賃公司共損失2.75億日元。巧合的是,就在重慶針織總廠向法院提出破產申請的前六天,重慶市出現一家“重慶海外實業總公司”,該總公司注冊資本為1687萬元,卻愿出資4000萬元購買重慶針織總廠。清算組則未經債權人會議授權或同意,就與海外實業總公司簽訂破產財產買賣協議書,原重慶針織總廠改換門庭繼續開工,債務卻全部解除。
(二)“母體”裂變,“懸空”債務。企業分立是分散風險或者生產經營專業化的有效途徑,設立全資、控股或參股子公司也是現代企業制度發展的需要。但是,也有一些企業借企業改制重組之際,將本公司的原有資產全部或大部投入新公司,所有的職工安排到新公司上班,而本公司只保留一個空殼,以此來對付債權人。與之相適應,有些企業借設立小核算單位為名,以分立的方式,將原有企業劃分為若干企業,或者將原有車間、科室的地位上升至法人地位,分產權不分債務,使債權人面對的是一個形同虛設的“空殼母體”,從根本上侵害了債權人的合法權益。業總公司“,該總公司注冊資本為1687萬元,卻愿出資4000萬元購買重慶針織總廠。清算組則未經債權人會議授權或同意,就與海外實業總公司簽訂破產財產買賣協議書,原重慶針織總廠改換門庭繼續開工,債務卻全部解除。
(三)借優化配置之名,行逃避債務之實。產權交易是指通過市場機制來重組企業資產,使企業資產在流動中實現優化組合。然而,我國的產權交易市場還不完善,這就不可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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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地為某些企業以此來逃避債務、侵害債權人的合法權益留下了空間。如有些企業在轉讓產權時,只轉讓權利,不轉讓義務,債務由空殼公司承受,或者企業被兼并時不進行債務清算,使債權人討債無門。
(四)政府干預破產,拖垮債權人。及時宣告企業破產,可以及時遏制企業經營狀況的惡化,最大限度地減少債權人的損失。然而,企業破產涉及到社會的方方面面,處理不好,很可能影響社會穩定。因此,一些地方政府在地方保護主義心理的支配下,以保護本地區的社會穩定為借口,人為地干預企業的破產程序,使一些早就應該進入破產程序的企業不能進入破產程序,一拖再拖,最終不僅自己難逃破產的命運,而且也將債權人拖到了破產的境地。這種變相的逃債行為直接損害了債權人的利益,并造成了社會財富的極大
浪費。
(五)控股公司虛設公司逃避債務。控股公司設立子公司時,資本不實,或在設立子公司后抽逃資金,然后以子公司的名義向銀行大量舉債或與第三人交易。待債權人行使求償權利時,始知子公司一無所有,此際債權人無法對幕后的控股公司追償而束手無策,幕后的控股公司則中飽私囊,逍遙法外。
(六)控股公司制造”破產“逃避債務。由于許多控股公司與子公司存在行業上的依存關系,控股公司或以高價出售原材料、低價購買產品的方式,或搶占子公司利潤前景較好的項目,掠奪子公司的利潤。控股公司將子公司的資金、利潤轉移之后,將控股公司的自身債務或公司集團其他關系企業的債務卸在子公司身上,命令子公司申請破產,逃避債務。在公司破產時,債權人只能望新公司之財產而興嘆。除上述企業改制重組中的逃債情形以外,還有諸如,將債務全部由政府承擔;在改制重組中低估資產、評估中遺漏債務、對潛在的債務不予關注等逃債現象。這種行為,不僅嚴重侵害了債權人的合法權益,還遺留了不少矛盾和糾紛,影響了企業改制重組工作的健康發展。
企業改制重組中逃債現象產生的原因分析利用企業改制重組的機會逃避債務,侵害債權人合法權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歸納看起來,主要有兩大類:即法律因素與非法律因素。
(一)法律因素所謂法律因素,主要指法律制度設計上的缺陷和法律規范的不健全,為不法行為者逃避債務留下了空間。第一,法律制度設計上的缺陷。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法制化進程越來越快,國家頒布的法律數量也越來越多,但是部門法與部門法之間的銜接與配套仍然存在不盡如人意之處,這就不可避免地降低了法律的整體效力。比如破產制度與企業法律制度的不協調,企業法中特別是國有企業法中對國有企業的自主權問題并沒有作出具體規定,以至于國有企業享受不到真正的自主權,其職工也沒有享受到應有的權利,所以國有企業的領導和職工對企業的破產有很大的抵觸情緒。又比如企業法并沒有真正解決政府與國有企業的關系,以至于政府常常利用行政權力任意干預企業的經營行為,為了地方利益,強制企業破產或強制不準破產。又比如,社會保障制度還不健全,企業破產后職工的安置無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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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影響了社會穩定,以至于使政府對企業破產產生了恐懼感,從而走進了這樣一個怪圈,越借用假破產的方式來逃避債務,瀕臨破產的企業就越多;瀕臨破產的企業越多,越要用假破產來逃避債務。第二,法律規定的不健全。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都規定了法人的獨立責任制度,而沒有規定法人資格否認制度,以至于當某些法人濫用法人制度,利用法人形式實施違反法人制度目的的行為時,法律對其無可奈何。如前述的”母體裂變“、”債務懸空“就是典型的規避法律的行為。又比如,某些公司為了逃避債務,將公司財產私分給股東,留下一個空殼公司以應付債權人,公司法規定股東以出資額為限對公司承擔責任,所以,債權人對股東只能又無可奈何。
(二)非法律因素所謂非法律因素,是指不屬于法律制度方面的因素。如道德因素,地方保護主義等等。市場經濟條件下,有一些市場主體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不講商業道德和信用,坑蒙拐騙,欠債不還,它們并不是不懂法律,而是缺乏起碼的商業道德觀念,它們恪守著”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信條,能騙就騙,能逃就逃,極大地擾亂了市場秩序。遏制企業改制重組中逃債現象的對策分析企業改制重組是我國當前企業改革中的一項重大課題,今后還要進一步向縱深處發展,改制重組過程中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都是正常的,我們不能因噎廢食,相反我們要在改革中學習,在學習中發展。
遏制企業改制重組中的逃債行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一)加強立法工作,進一步完善我國的法律體系,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改革開放以來,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法律體系框架已基本建立,但是,由于立法速度的過快和數量的猛增,部門法與部門法之間的不協調也逐漸增多,這種不協調既損害了法律的嚴肅性,也損害了法律的整體效力。企業改制重組中所出現的逃債現象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因此我們在制定法律時,必須將法律作為一個系統來研究,既要考慮到小系統的效力,又要考慮整個系統的協調,才能使法律發揮出它的最大效力。
(二)各級行政執法部門要嚴格執法,認真對待債務的落實,保護債權人的合法權益。對債務的落實,可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1)企業兼并、聯合的,由兼并、聯合后的企業承擔被兼并、聯合前企業的債務;(2)企業分立的,堅持債隨物走的原則,按照資產的合理分流分配債務,并訂立明確的債務轉移協議;(3)企業出售的,購買企業凈資產的,應由購買者承擔企業的債權債務;購買企業總資產的,應由出賣方用產權轉讓的收入償還債務;(4)資不抵債企業出讓時,采取抵債反租形式的,原企業的債務已用其資產抵償給債權人,故債務已沖銷;(5)財產已進行貸款抵押的企業被轉讓或拍賣時,應當通知抵押權人,必要時由改制重組企業與銀行重新辦理貸款合同和抵押、保證手續,不得未經抵押權人同意,擅自拍賣、轉讓。
(三)強化企業的商業道德意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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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根本上認識到對商業道德的破壞,就是對市場的破壞,而最終受損的還是企業本身。市場是一個相互聯系的整體,任何一個環節的斷裂都可能最終影響到整個市場的運作,對于個體來講,逃避了債務對自己確實是有利的,但是,如果每一個個體都喪失信譽,任意逃避債務,那么,交易便無法進行,每一市場主體也都將無法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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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改制企業工會工作匯報[最終版]
我公司從二000年十月份開始企業產權改革調整,經過近5個月時間的醞釀,最終由44名股東合伙集體購買企業產權,在二00一年初改制為股份有限責任公司,實現了從國有到民營的重大轉折。在深化企業改革,推進民營企業戰略性調整的過程中,公司始終堅持黨對民營企業的政治領導、堅持工會群體的民主管理與監督,緊緊圍繞全市改革、發展、穩定大局,著力于觀念、體制方法的創新,使國營改制民營企業黨群組織建設得到切實加強和改進。全公司兩個文明建設協調發展,同步運轉,取得了政治、經濟和社會效益的雙豐收。
一、改制后企業的基本情況
2001年改制以來,公司在原國有專業運輸公司的基礎上奮發圖強,鞏固和發展了其做為區屬交通客運骨干企業的市場地位。近5年來,平均完成客運量399萬人,客運周轉量9128萬人公里,公司年均營收1512萬元,平均創造年利稅達62萬元。截止2004年底,企業固定資產1778萬元,流動資產190萬元,資產負債率14%,其營運經營資產總額達三千多萬元,營運規模是改革初期十年的七倍,是改革開放前30年的廿倍。
近年來,公司在減員增效、努力實現企業增效、國家增稅和員工增收的同時,積極創建企業文化、不斷提升文明品位,在努力營造交通大環境的同時積極治理企業小環境,樹立窗口服務品牌形象,先后被評為市交通系統文明單位、窗口行業“三優一滿意”示范單位和市級文明行業單位。
目前,公司轄公交、客運、出租分公司和汽車南站,占地面積15102平方米,有客運、公交、出租等各類營運車輛410輛,員工及從業人員603人。其中員工103人,工會會員占100%。公司營運范圍東至省城蘭州,西至文化名城敦煌,通省達縣,幅射區內,網絡覆蓋區內城市及主要鄉鎮。日發各類客運班次1241個,營運線路總長度5800公里,日營運里程23350公里,運送旅客25500人;承擔著全市近35%的班線客運量和全部的城市公交運營任務。
二、企業改制后,按照區委、區政府以及區總工會精神,我們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強化企業群體組織工作
1、強化組織建設,把黨對非公有制企業的政治領導落到實處。根據市委組織部、市直機關工委、市總工會、市婦聯文件部署精神,我公司把企業黨群組織建設當作落實黨的方針政策、建立黨和人民群眾密切聯系紐帶、促進企業生產經營發展的高度來認識,堅持把黨對非公有制企業的政治領導落到實處,把選舉產生改制后企業黨群組織當作頭等大事抓緊抓好。從建立穩固有效的企業基層黨組織和工青婦團體著手,保證黨和國家政策法規的貫徹渠道暢通,保證企業基層社情民意的如實上達。按照上級關于改制企業黨群組織負責人以民選為主、兼職為主、業余活動為主的總體要求,從改制以來,我公司在充分尊重職工民主意愿的基礎上,已經按規定于2004年初選舉產生了第二屆企業黨支部和工會、女工、青年工作委員會。公司始終堅持以黨支部為核心開展企業黨群工作,加強企業黨群組織建設,注重使企業黨組織成為黨在企業的堅強堡壘,成為企業員工心目中的一面旗幟,在認真貫徹落實黨和國家方針政策的同時,緊緊團結企業工會婦女青年團體,為發展民營經濟和不斷改善勞動者物質文化生活水平不懈努力,奠定黨對非公有制企業實行政治領導的牢固的組織基礎保證。
2、調整治理結構,保證企業黨政群體工作和職能的政黨發揮。改制后,公司在平衡各方面利益關系,強化黨群組織在企業工作中的作用方面進行了積極的探索。為了實實在在地保證改制企業黨群組織民主監督、參與決策和維護職工合法權益工作的順利開展,在企業班子組建中,我公司嘗試黨政群體交叉任職,強化企業黨群組織在法人治理結構中的地位和作用。本著組織獨立、權責明確、協調發展的原則,在具體任職中,黨支部書記由董事長兼任,副總經理兼任工會主席,與此同時對改制后公司支委會、董事會、經理層、監事會、工會各自的工作職責明確分工,使其各司其職,協調運轉,有效制約。把黨群組織和董事會、經理層在企業重大決策中的作用有機結合起來,把法人治理與落實黨政方針、推行民主管理監督機制有效地結合起來,使民營企業的黨群組織從事企業的源頭參與,和董事會、經理會一樣成為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有機整體組成。
3、全面加強改制企業思想政治工作,引導員工擺正心態,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企業改制后,企業所有制形式的變化帶來的員工擇業、工作安置以及利益結構上的一系列調整,使員工意識形態上也發生了嚴重扭曲。一些人認為由原來的企業主人變成了民營企業員工,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發生了變化,理想信念隨之動搖,對黨和國家的政策方針也產生了懷疑。在這種情形下,雇用思想和拜金主義苗頭出現,曾一度使我們的工作陷于被動,增加了管理教育的難度。
針對新形勢下出現的問題,公司工會組織配合黨支部共同發揚傳統優勢,注重從思想政治工作方面進行調整和轉化。在充分利用廣播電視、文件報紙、標語黑板等一切有效形式宣傳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占領企業社會主義陣地的同時,公司不斷開拓教育工作方法,投資購置圖書、體育器械和書柜桌椅,建立圖書室、閱覽室、學習室、娛樂室和蘭球場等。以生動活潑、形式多樣、內容豐富、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開展企業思想道德和法制教育。充分利用黨課日、重大節慶日、紀念日以及其他事由組織開展各種文體活動,舉行知識競賽或演講比賽。通過豐富多彩的文化體育活動,通過職工之家的溝通交流,使職工受到教育啟發,得到感悟與提高。引導員工用改革與發展的眼光總結過去、迎接未來,正確處理國家興旺,企業發展與個人得失之間的關系,講團結、顧大局、識大體,解放思想、轉變勞動就業觀念,把個人置身于
第四篇:初中生早戀現象透析
初中生早戀現象透析
在校園學生群體中,初中生早戀不再是一個秘密,近年來,年齡越來越小,人數越來越多,嚴重影響了學習,情況令人擔憂,應當引起老師家長高度警覺。
初中生年齡小,認識能力差,自制力不強,還沒有形成健全的品格和思想,所謂的“戀情”也只不過是對異性的神秘與好奇。如果在這一特定階段缺乏對學生的正確引導與矯正,將使他們走上誤區,對他們的身心健康發展有百害而無一利。早戀會分散學生學習的精力和注意力,甚至會荒廢學業。初中學生自制力極差,又缺乏理智一旦陷入“情網”,沉浸其中不能自拔,課堂上惶惶忽忽,心不在焉,學習成績定會一落千丈卻不自知,從而錯過學習的黃金時期,浪費了感情,荒廢了光陰。初中生心理還不健全,生理還不夠成熟,對“性”缺乏應有的認識,只是感到神秘。過早涉足愛河是不利于心理、生理健康發展的。初中生容易沖動,自制力差,一旦陷入“戀情”,學生之間常會發生矛盾,甚至大打出手,容易滋生諸多不安全因素,有時回給學生家庭帶來不必要的傷害。
因此,初中生早戀受到學校、家庭、老師的強烈反對。那么,為什么近年來初中生“早戀”會有增無減呢?歸結起來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導致初中生早戀:一是影視文學作品的影響與誘導。近年來,電視劇、文學作品關于青少年情愛為內容的情節逐漸走上熒屏,尤其一些不健康網站對初中生的宣傳與鼓動,在好奇心的驅使下,便仿效其做法。二是部分學生基礎差,失去了上進的動力,厭學情緒充分流露,他們不能正確認識學習的重要性,精神空虛無聊,用談情說愛來填補精神上的空白,以求得心理慰藉。三是對“性”的神秘與好奇。隨著初中生生理的發展,心理對異性感到神秘,逐漸對異性感興趣,樂于接近異性,從而滑入早戀的誤區。四是物質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學生普遍心理、生理成熟提前一到兩年,使得初中生早戀。五是隨著進城農民工的增多,留守學生缺乏關愛,心理發展有所偏頗,加上缺乏父母關照,學生行為得不到約束。
面對初中生“早戀”現象,我們教育者、家長憂心忡忡,茫然不知所措。那么,怎樣合理引導預防學生早戀,使學生安全、平穩度過青春期呢?首先,應對初中生學生正面引導,加大對其前途、理想教育,我們應在尊重學生個人隱私的前提下,與學生心靈相通,及時掌握學生心理動向和存在問題,采取恰當的方法引導教育。切忌粗暴訓斥,應和風細雨地給他們講明早戀的危害,并從現實和生存的角度講明道理,幫助其重新揚起理想的風帆,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其次,要積極開設性健康教育,使學生健康、平穩度過青春期。青少年進入青春期后,隨著性器官 的發育出現了第二性征,還伴隨著其他一些身體上的變化,性特征逐漸明顯,從而萌發對異性的注意和興趣。對這些變化,許多學生表現出惶惑與好奇,感覺到異性的神秘,使得渴望與異性接近。其實這是正常的心理現象,但學生缺乏應有的認識容易走入誤區。因此,性健康教育實在必須。中學生需要學習性心理的自我控制與調節,增強理智,磨練意志,超越簡單的欲望;需要樹立與異性交往的正確態度,建立純潔的友誼關系,自覺避免“一對一”的親密交往及早戀。再次,對學生應加強價值觀教育。目前在中學生群體中,相當一部分初中生價值失衡,不能正確看待自己的學業與前途,對自己的前途迷茫,不能清楚現在的努力與未來生活的關系。因此,我們教育者要不斷加強價值觀教育,使他們擺脫空虛,將精力投入到學習中去,將情愛與個人前途、學業協調起來,使性心理和精神境界不斷升華,達到完美。
初中生早戀的危害是巨大的,而青春期的心理、生理是不能回避的,任何的回避都使之神秘化,作為教育者和家長都要合理引導,使學生從早戀的誤區中走出來。
第五篇:關于對國有改制企業工會組織建設及
關于對國有改制企業工會組織建設及
維權狀況的思考
(昆明郵區中心局分揀局 孫嘉湘)
當前,隨著國有企業改制面的不斷擴大,改制企業不斷增加,職工隊伍不斷壯大,并逐漸成為新建企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國有企業改制給工會組織帶來的觸動和影響是深層次的,也是多方面的與之相適應,必須加強改制企業工會組織建設。同時也是我們郵政系統面臨企業轉型和改制的重大課題,本人是一名普通的郵政一線職工,也是只能膚淺的談一下,現在我國國有企業改制中工會組織建設存在的一些問題,希望各位領導給予指正。
一、目前改制企業工會組織現狀及維權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目前在大多數國有改制企業中,其問題突出表現在:
1、工會組織被撤消和合并的現象極其普遍,職工的政治民主權利得不到應有的落實。工會作為黨領導的工人階級群眾組織,其自身的權利和地位是受國家法律所保護的。在企業改制中,工會的基本任務應當是如何整頓和重建,并不存在自然消亡和人為的撤并問題。但事實上我們看到,有90%的企業工會組織,在企業整頓和重組過程中被人為地撤消和合并,其中不乏有過去基礎比較好的大型企業。從組織形式上看,有的是工會牌子已不復存在,且被合并到企業的黨辦掛名,并且由黨辦人員兼做工會工作,使工會無名無實;有的工會即使有牌子、公章,但同樣也被合并到黨辦、黨群工作部或者其他行政部門,理由是精簡機構,減員增效,工會首當其沖成為精簡對象,變成有名無實的工會。在這種體制狀態下的工會組織,由于得不到企業應有的重視,工會工作只能是應付差事,或者被動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致使上級工會的目標任務得不到有效地貫徹落實。有的工會干部形象地比喻,目前工會組織狀態是“腦袋大、脖子細、麻竿腿”,倒金字塔型的體制,愈往上機構愈多,人員愈多,愈往下,愈是“精干部隊”,作為基層工會現已無力支撐,難以招架。從組織作用上看,履行維權職責異常艱難。據調查了解,目前在國有改制企業中,絕大多數已不在堅持實行職工代表大會制度,其他形式的職工民主參與和民主監督也是日趨見少,企業民主管理工作的好與壞,完全取決于經營者的民主意識和利益需求。廠務公開可以搞,但公開什么,怎樣公開,何時公開完全要由經營者說了算。這就從根本上導致了企業勞動者和經營者之間的雇傭關系加重,鴻溝加深。工會組織名存實亡,無法作到甚至根本不可能作到依法維權,從而使職工依法享有的政治民主權利得不到有效的貫徹落實。
2、工會主席兼職化、多元化的現象普遍存在,職工的經濟利益得不到應有的保障。工會主席兼職化的現象和問題,應當說在我國國企改革前期早已出現,這里暫且不談其合理性究竟有多大,但隨著國有企業改制的不斷深入和改制面的逐步擴大,致使這一現象和問題越加嚴重,由此而產生的矛盾也進一步顯現。根據我個人了解,有98%的企業工會主席以及100%的企業基層工會主席都是兼職。從形式上看,有的是黨委副書記或行政副職兼工會主席,一般不經常過問工會工作,只是由兼職工會副主席或干事從事日常工作;有的是工會主席兼其他職務,一般的是身兼數職,最多的達十余項。這種工會主席兼職化現象產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企業為了減少成本,縮減工會干部編制造成的。要求干部一專多能,對于從事其它部門的干部而言,理論上是可行的,事實上也是必要的。但是從工會的性質、特點出發,特別是從改制企業工會工作的實踐上看卻不盡其言。工會主席兼職化,客觀上必然造成職能的混淆和交叉,也極其容易造成工會主席角色的錯位。試想一個兼職工會主席,在事務性工作極其繁多的情況下,怎能把主要精力放在工會工作上,特別是兼任企業行政職務的工會主席,其表達和維護的身份必然受到限制,根本無法代表和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據了解,在被調查的企業中,絕大多數沒有按照中央兩辦的要求實行廠務公開、平等協商和簽訂集體合同制度。有的把勞動合同和集體合同混為一談,更有甚者,個別企業工會主席居然不知何為平等協商和簽訂集體合同;有的形式上簽訂了合同,但對合同的執行情況卻不能及時檢查兌現,認認真真走形式,使合同成為一紙空文;還有的為了應付上級檢查,匆忙操作,草率行事,不按規定標準提請職工代表審議通過,致使職工的經濟利益得不到切實保障。這一問題的出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會主席兼職化和多元化現象過重所致。
3、工會財產和經費被擠占和挪用的現象十分突出,職工的精神文化權利得不到應有的享受。《工會法》規定:“工會的財產、經費和國家撥給工會使用的不動產,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侵占、挪用和任意調撥。”也就是說從法律上已經明確,工會的財產和經費的所有權、支配權 使用權歸工會所有,任何單位和個人無權干涉或擠占、挪用。但實際情況是,工會財產和經費被擠占和挪用的現象屢見不鮮。從工會財產方面看,多數是由于企業在重組兼并過程中,將工會的固定資產隨同企業其他資產一并被清算處理,或者在創建其他企事業中被非法侵占。從工會經費上看,部分改制企業無視法律規定,尋求各種理由拒不向上級工會交納經費,使工會組織缺少經濟來源,無法正常開展活動;有的企業將提留出來的工會經費拒不撥付到工會賬戶上,而是長期擠占和挪用。特別在改制為非公有制企業群體中,幾乎所有工會組織都未設立賬戶,即使有也是“聾子的耳朵”,掩人耳目。工會財產被擠占和經費被挪用現象,說到底是一種侵權行為,它直接導致了工會的“貧血”和“營養不良”,影響了工會自身的生存、發展乃至作用的發揮。在一些企業可以看到,工會想要開展一些活動和業務培訓,由于缺乏資金只好作罷。有的事業心較強的工會干部,每年都能按要求制定工作計劃,渴望獨立自主開展工作,但往往苦于缺少經費使計劃落空。有時不得以只好硬著頭皮向企業老板打報告要小錢,反過來還要看人家面子,索取人家的“恩賜”。對此,工會干部無可奈何且又敢怒不敢言,明知工作開展不起來,職工的精神文化權益得不到應有的享受,其自身工作失職,但又無能為力,內心承受著雙重的精神壓力,時常叫苦不迭。
二、產生問題的成因 鑒于目前改制企業工會組織現狀和維權方面出現的突出問題,應當說并不是由改革本身造成的,而是在循序漸進的深化改革中,存在著政策中梗阻包括改革措施不配套,法制不完善以及體制上、人的思想觀念上的原因所致。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1、在國有企業改制進程當中,部分領導者對職工在改革中的主體地位認識不足,給工會組建包括維權工作帶來了后患。一些政府主管部門領導者和企業經營者在國企產權制度改革中,面對利益關系的重大調整和勞動關系即將發生的重大變化,在指導思想上出現了偏差,沒有將依靠職工搞改革這一指導方針貫徹始終。一方面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強調政企分開,產權明晰,只有作為出資人的政府及其委派的法人代表才有權決定產權改革問題,職工群眾無權干涉,因而忽視了職工民主監督和民主參與作用,導致了部分國有資產流失;另一方面,為了追求所謂“國企改革的快節奏”和招商引資最大化,對于一些包袱較重的國有企業,采取一些不合適宜的“讓步”政策,使投資方或購買方在重組企業時想方設法獲取更多的實惠。至于組建黨委、包括組建工會,確定工會主席人選等問題在簽約合同上一概不提,所以工會組織被兼并,工會主席兼職化,工會維權的步履艱難也就在所難免。更有甚者,一些企業在改革中把職工當成改革對象,將一些年齡偏大,體弱多病的職工當成包袱甩掉,又不能很好地解決職工的生存、養老和醫療保險問題,把改革的成本推給社會和職工中的弱勢群體,致使職工的群體上訪事件屢屢發生。
2、國家現有的法律法規不完善,且存在執法不嚴和缺乏剛性制約機制問題,加大了工會組建和維權工作的難度。工會要切實履行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的基本職責,需要有嚴密的法律法規作保證。但事實上,國家現有的法律法規還不盡完善,使國有改制企業工會組建包括維權工作難度加大。例如《工會法》只是規定了“在中國境內的企業、事業單位、機關中以工資收入為主要來源的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都有依法參加和組織工會的權利。”并未對企業法人在組建工會上規定相應的法律責任。除此之外,像《外資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等法律,也沒有對組建工會做出硬性規定,從而使組建工會經常遇到實質性難題。一位外資企業老板曾直言不諱地說,我遵守中國的法律,成立工會我沒意見,但員工并沒有這樣的要求,我沒有責任也沒有這個義務去找麻煩,給自己制造對立面。再比如,現行的有關法律法規,雖然對阻撓依法組建工會,非法撤并工會,妨礙工會通過其他形式依法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等行為,明文規定應追究法律責任,但因未缺乏相應的實施細則和剛性措施,因而使執法部門對侵權行為難以操作。再加上有些部門執法不嚴,回避矛盾,使侵權者對違法行為產生的后果,無須有任何的擔憂,仍然是我行我素,工會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只能無濟于事,望法興嘆。
3、工會主席與企業經營者身份地位的不對等,使工會維護職工合法權益只能處于“維持”狀態。工會代表和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是工會最重要的職能,但在國有改制企業中,我看到工會維護職能逐步在弱化或者根本無法履行職責。一方面,企業改制變為民營或私營以后,所有權和經營權都發生了根本轉變,原有的工會體系和格局已被打破,工會要想獨立自主開展工作已成為歷史,說到底一切都要按企業老板意志行事,維權就要看給不給你權,讓不讓你維;另一方面,企業勞動關系發生了根本變化,工會主席的身份也隨之轉變。作為經營者的雇員,一個打工者,拿老板的錢,吃老板的飯,客觀上已失去與經營者平等協商的資格,主觀上無與老板進行談判的勇氣和膽量,搞不好連自己的飯碗都保不住。許多企業的工會主席,惟恐自己的生存飯碗被打破,替職工說話辦事底氣不足,小心翼翼。甚至有的工會主席為了迎合老板的歡心,違心地做一些違背職工意愿的事情。當然,即使有的工會主席敢于仗義執言,維護職工權益,也免不了遭受企業老板的暗算。某外資企業工會主席,由于為職工說話有些強硬,得罪了老板,便遭受暗算,莫名其妙地將她由副廠級干部降為一般部長級干部,工資待遇降了一大快,年終分紅甚至還不如一般員工。她說:“在我們這類企業做工會工作,一切都要慎之又慎。維權只能叫做維持,除非你不怕丟飯碗,否則別無選擇。”
4、企業員工雇傭觀念增強,缺乏自身合法權益的自我保護意識,給工會維權工作帶來了消極影響。在國有改制企業中我們看到,企業員工由于身份的變更,其主人翁意識已日見衰退,普遍感到現在和過去不同了,對個人來說不過就是一個打工仔,除了想多賺些錢,其它別無所求。由于利益的驅動,他們一般工作責任心都很強且遵守紀律,為了提高生存質量而拼命地勞作,惟恐出現任何差錯。由于對現有的法律法規了解甚少,往往對于侵權行為和自身利益是否遭受損害缺乏關注,甚至有的表情無奈,默默承受。一位民營企業員工坦誠地說:“在人屋檐下,使你不得不低頭。現在市場上勞動力過剩,許多人找不到工作,你想怎樣不好使,否則你就走人,外邊很多人等著呢。”由于企業員工普遍報有這種心態,因此,在很大程度上給工會維權工作造成了不良影響。有的工會干部明知對一些違法行為應加以制止,以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但由于缺少強有力的后盾支持而無法操作。特別在一些企業的經營者看來,有些事情員工都沒有提出來,你工會算干嗎的,你想煽動員工“鬧事”是無論如何不可以的,也是不可能讓你辦到的。
三、加強國有改制企業工會組織建設及加大工會維權工作力度的對策思考
(一)必須堅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指導方針。把加強黨對工會的領導作為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內容予以高度重視。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是我們黨根本的指導方針,也是不可動搖的政治原則。早在我國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黨之所以取得決定性勝利,確立了穩固的執政地位,正是由于堅持了“依靠”方針。誠然,深化企業改革,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程也必然需要堅持和鞏固這一方針。工會是黨領導的工人階級群眾組織,是黨聯系職工群眾的橋梁和紐帶,是職工合法權益的維護者。在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特別是企業勞動關系發生深刻變化的情況下,必須要堅持黨對工會的領導,這是工會的必然選擇,也是一大政治優勢。同時也給進一步加強和改善黨對工會的領導提出了重要課題,即如何把這一問題作為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內容予以高度重視。首先,要考慮到在制度上要建立健全充分體現和保證黨對工會領導的長效機制,不斷增強這種領導的及時性、有效性和穩定性,確保工會工作的政治方向;其次,要在方針政策上,應當給予工會工作更多的指導和支持,以保證工會“組織起來,切實維權”方針的落到實處,更好地實現“鞏固黨的階級基礎,擴大黨的群眾基礎”目標任務;再次,在非公有制企業特別是沒有黨組織非公企業當中,應當如何加強和改善黨對工會的領導,以保證工會地位和作用得到充分有效地發揮等等。對于這些新的重大課題,各級黨組織包括工會組織都應當進行認真的思考,提出具有前瞻性的思路和對策,積極地創造性地開展工作,從而使工會工作有機地成為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促進黨的“依靠”方針進一步貫徹落實。
(二)適時調整工作重心與工作重點,強化對《工會法》及相關法律法規執法檢查,建立健全各項制度落實的剛性制約機制。當前,面對國有企業改革步伐的不斷加快和非公有制企業的迅猛發展,特別是今明兩年還將有大批國有企業改制為非公有制企業的新形勢,作為上級工會必須將工作重點和重心實施戰略性轉移,將加強非公有制企業工會組織建設和突出工會維護職能擺到重要議事日程,切實作到依法組建、依法整頓和依法維權。第一,要加大對《工會法》、《勞動法》等法律法規執法檢查和有關政策落實情況的監督力度。積極配合市有關部門,重點對國有改制企業貫徹落實國家有關保障職工合法權益的法律法規、政策落實情況進行監督檢查。對借企業改制之機,非法撤并工會組織、侵犯職工合法權益和損公肥私的行為等問題,要堅決予以糾正并嚴肅處理,同時建議人大對相關法律法規進行修改和完善;第二,要建立健全“源頭”參與保證機制。堅持工會與政府的聯席會議制度和勞動關系三方協調機制,并將企業改制中維護職工合法權益問題作為重要內容進行充分協商,督促有關部門嚴格做出規定,確保企業改制與建立工會組織、選舉工會主席、建立平等協商和集體合同制度的同步進行和同步落實,以避免改制企業勞動關系調整走彎路和為今后工會組建留下后患;第三,要建立和完善制度落實制約激勵機制。建議政府實施工作目標考核責任制,督促有關部門不但要切實承擔起完成企業改制的責任和義務,而且要切實承擔起保障職工合法權益,促進社會穩定的責任和義務。對工作業績突出的單位和個人,要予以表彰和獎勵;對工作失職,導致職工嚴重不滿甚至造成職工集體上訪產生惡劣影響的,要追究有關部門和單位主要領導的責任。第四,要適時建立工會干部保護機制。督促政府設立工會干部保障基金,建立維護工會干部合法權益的規章制度和實施辦法。對于仗義執言依法維護職工合法權益,且遭受打擊報復的工會干部,要予以政治上的保護和經濟上的援助,以此來調動廣大基層工會干部的積極性,促進他們勤奮工作,敢于維權和善于維權。
(三)堅持與時俱進,增強工會理論創新和體制創新意識,積極探索非公有制企業工會新型組織模式和管理體制。面對改革不斷深化的新形勢,要求各級工會組織要進一步增強工會理論創新和體制創新意識,作到與時俱進,求真務實。當前,最重要的任務是,要按照“組織起來,切實維權”工作方針,積極探索有別于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新型組織模式,明確新型勞動關系前提下突出工會維護職能的基本觀點,加大具有現實性、針對性,前瞻性的理論研究工作力度。在實踐中,要盡快適應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利益關系多元化、市場化的客觀現實,按照市場經濟規律要求,打破長期以來傳統的、單一的組織體制和形式。比如,積極推廣沿海地區工會組織建制的成功經驗,試行基層工會主席直管的組織體制。在較大的改制企業和非公有制企業中試行工會主席直選和工會干部委派制,這樣能夠徹底打破工會干部在經濟利益上對企業老板的依附關系,有利于工會干部充分履行維護職責。又比如,針對單個企業特別是規模較小,流動性大的企業工會干部,維權力不從心,且任務又日益艱巨的現實,要大力加強產業和行業工會的建設,建立以區域性和行業性為特點的行業工會或工會聯合會,可以整合維權實力,增強維權效果。再比如,按照新形勢要求和工會承擔協調勞動關系,維護職工利益使命的特點,要逐步建立和形成工會干部職業化格局,努力建設一支政治素質高,熱衷群眾工作,懂經濟、知法律、善協調的職業化干部隊伍,從而使“組織起來,切實維權”方針目標得到有效落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