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水價政策與價格水平的演變(1949-2006)

中國水價政策與價格水平的演變（1949-2006）

賈紹鳳

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北京，10010

1摘要：本文根據中央政府有關水價政策的文件來劃分中國水價政策的演變階段。筆者認為解放初我們曾經有一個水價政策的高起點階段（1949-1955），當時的水價政策是很符合經濟學規(guī)律的；其次，認為在1965年中央政府頒布《水利工程水費征收和管理試行辦法》之前，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公益性無償用水，而是經歷了跌蕩起伏，從解放初的正確政策滑落到“反右”和“大躍進”的“左傾”的陷阱中，再到調整時期的未來得及實行的恢復；第三，1966-1985這段時期，也應該分開來看，1966-1976是大倒退和破壞，而1977-1985則是一步一步恢復正確路線，水價政策逐步走向合理；第四，1986年以后的時期被分成了1986-2005全成本核算定價階段和2006開始的以水權為基礎的階段。還以北京市、都江堰灌區(qū)、黃河下游引黃渠首為例分析了城市自來水、灌溉用水價格和黃河下游引黃渠首水費的變化過程。最后繪制了中國水價政策合理性指數變化曲線。關鍵詞：水價 水價政策 水價水平演變 中國

關于中國水價政策的演變，已經有一些研究成果。例如李春雨（2003）認為我國水價經歷了無償供水(1949-1964)、低標準收費(1965-1984)、部分成本收費(1985-1996)、全成本收費水價改革醞釀(1997-等階段。陶曉華（2004）把中國水價制度分為公益性無償供水（1949-1965）、政策性低價供水（1965-1985）、按供水成本核算計收水費（1985-1997）、按照商品價格管理（1997-）等四個重要階段。兩人的階段劃分基本一致。本文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中央政府有關水價政策的文件進行了梳理和分析，主要根據這些文件（表1）來劃分中國水價政策的演變階段。

1.中國水價政策的演變階段

與已有的階段劃分很不相同的是：首先，筆者認為解放初我們曾經有一個水價政策的高起點階段（1949-1955），當時的水價政策很符合經濟學規(guī)律，而且即使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水價政策也還沒有恢復到解放初的正確水平；其次，認為在1965年中央政府頒布《水利工程水費征收和管理試行辦法》之前，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公益性無償用水，而是經歷了跌蕩起伏，從解放初的正確政策滑落到“反右”和“大躍進”的“左傾”的陷阱中，再到調整時期的未來得及實行的調整和恢復；第三，1966-1985這段時期，也應該分開來看，1966-1976是大倒退和破壞，而1977-1985則是一步一步恢復正確路線，水價政策逐步走向合理；第四，1986年以后的時期被分成了1986-2005全成本核算定價階段和2006開始的以水權為基礎的階段。

2.1 高起點起步階段（1949-1955）

有一種很流行的說法：中國在1965年之前以公益性供水為主，基本不收取水費，無水價可言。或者說實行公益性供水是無償的（陶曉華，2004；溫桂芳、鐘玉秀，2005）。這種說法并不準確。其實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就確立了用水應該收費的原則。例如1951年農業(yè)部農田水利局 就制定了《渠道管理暫行辦法草案》，其中明確指出灌溉工程供水應該收費，并且規(guī)定“根據管理經費及合理之投資利潤擬定收費標準”。這說明當時不僅強調水利工程供水應該收費，而且收費標準是比較高的，不僅要回收成本，還應該有合理的投資利潤。1953年水利部全國農村水利工作會議，向國務院提交《關于農田水利工作會議的綜合報告》，提出對灌區(qū)管理“必須實行經濟核算，企業(yè)經營”。值得注意的是在當時就明確提出了水利工程企業(yè)化經營的要求，不得不令人驚奇和感嘆當時的水價政策的高明！中國水價政策的起點是很高的。

按照當時的水價政策，城市自來水是收費的。同時大型灌溉工程例如四川的都江堰灌區(qū)、陜西關中的涇惠渠灌區(qū)也是收費的（馮廣志，2004）。解放前就有的大灌區(qū)延續(xù)了歷史上的水費征收慣例，都是收水費的。解放后新修的大型灌區(qū)例如1952年第一期工程完工的河南省人民勝利渠灌區(qū)本著“以渠養(yǎng)渠”的精神，在1953年就開始計收農業(yè)水費（盧鳳民等，1999）。

當時水價政策的缺陷是僅從供水工程角度考慮水費，沒有考慮水資源費，城鎮(zhèn)地區(qū)的用水水費也沒有考慮征收污水處理費。

2.2 “左傾化”階段（1956-1961）

因為對農業(yè)合作化的作用估計過高，195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yè)發(fā)展綱要（草案）》，號召各地方和農業(yè)生產合作社大辦小型水利、治理小流域，結合國家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設和大、中河流的治理，提出了從1956年開始的7-12年內，基本消滅普通的水災和旱災以及“四害”（老鼠、臭蟲、蒼蠅和蚊子），糧食畝產要實現北方400斤、黃淮地區(qū)500斤、江南800斤的目標，已經出現明顯的冒進傾向。并要求工農結盟、互相支援，促長了“一平二調”現象的出現，忽視了經濟核算和各方的合理利益要求。1957年的“反右”運動更加偏離了實事求是的正確路線。水利部1957年提交、國務院1958年初批轉的《關于灌區(qū)水費征收和使用幾點意見》，顯然受到了“左傾”思想的影響。它所提出的“誰受益誰負擔和合理負擔”的供水工程收費原則，實際上是水價政策的倒退。因為“合理負擔”往往意味著可以用水不交錢，即使有負擔能力也往往以“負擔不起”為借口而逃費。另外當時很多水利工程是由政府投資、農民投勞修建的，農民認為這些工程是自己修建的，不應該交費。這些原因都造成了“大躍進”時期很多水利工程無償供水的局面。即使如此，以都江堰為代表的老的大型灌溉工程在這一時期也仍然堅持供水收費，只是征收標準有所降低：都江堰人民渠灌區(qū)1951年-1955年按每畝5千克大米的標準收取水費，1956年下調到3千克/畝（青白江區(qū)地方志編撰委員會，2001）。

2.3 短暫的調整階段（1962-1965）

水價政策受國家宏觀政策的影響非常明顯。1962-1965年是我國經歷“大躍進”困難時期后的調整階段，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的左傾思想得到一定程度的糾正，經濟政策強調務實和經濟核算。與此對應，水價政策也轉為務實。1964年水電部提出、1965年國務院批轉的《水利工程水費征收和管理試行辦法》，重新明確“按成本核定水費”。但比起1949-1957年高起點階段要求供水企業(yè)有合理的投資利潤仍顯不足。

2.4 “文革”大倒退階段（1966-1976）

1965年國務院批轉的《水利工程水費征收和管理試行辦法》并沒有得到貫徹執(zhí)行。原因是還沒來得及貫徹，1966年就爆發(fā)了“文化大革命”，整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生活陷入混亂，國民經濟幾近崩潰，強調經濟核算的水價政策自然也無從落實。

2.5 恢復階段（1977-1985）

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中國進入撥亂反正時期。“1977、1978年經濟領域撥亂反正涉及的重大問題有四個：一是糾正否定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錯誤觀點，重新肯定社會主義必須大力發(fā)展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重視價值規(guī)律的作用；二是批判對所謂“資產階級法權”和按勞分配原則的錯誤批判，重新強調按勞分配和物質利益原則；三是批判對“唯生產力論”的錯誤批判，強調生產力發(fā)展在社會主義發(fā)展中的重要地位，事實上提出了體制評價的生產力標準；四是提出按經濟規(guī)律辦事，提高經濟管理水平”（肖冬連，2004）。撥亂反正使得中國的經濟政策又逐步回到承認和尊重經濟規(guī)律尤其是價值規(guī)律的正確軌道上來。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肯定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更標志著中國改革總體思路的一次重大突破。與國家改革開放政策相一致，水價政策也逐步恢復到根據經濟核算考慮供水成本的原則上來。1980年2月1日，國務院下達《實行“劃分收支，分級包干”財政管理體制的暫行規(guī)定》，國務院提出“所有水利工程的管理單位，凡有條件的要逐步實行企業(yè)管理，按制度收取水費，做到獨立核算，自負盈虧。” 1980年，水利部組織了大型水利工程供水成本調查，在調查研究中首次提出了“水的商品屬性”概念，為有償供水奠定了理論基礎(丁澤民，1999)。

1984年由水利部提交、1985年由國務院頒布《水利工程水費核定、計收和管理辦法》，規(guī)定“水費標準應從核算供水成本的基礎上，根據國家經濟政策和當地水資源狀況，對各類用水分別核定”。該文件實際上是重新確認了1964年水電部提出、1965年國務院批轉的《水利工程水費征收和管理試行辦法》。2.6 走向全成本階段（1986-2005）

這是中國水價政策從僅考慮工程成本及投資回收發(fā)展到包括水資源費和廢水排放處理費的階段。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批轉原國務院環(huán)境保護領導小組《環(huán)境保護工作匯報要點》，首次提出在我國實行“排放污染物收費制度”的設想。1979年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環(huán)境保護法（試行）》，規(guī)定超標排放污染物應交排污費，同年蘇州市在全國率先進行排污收費試點。1982年在全國27個省市試點的基礎上，國務院公布了《征收排污費暫行辦法》。1985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1988年的《污染源治理專項資金有償使用暫行辦法》使排污收費制度逐步得以健全。1989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huán)境保護法》更規(guī)定了沒有超標的污染物排放也要繳納排污費。針對排污費征收標準偏低的情況，2003年7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發(fā)展計劃委員會、財政部、環(huán)境保護總局和經濟貿易委員會頒布了新的《排污費征收標準管理辦法》。

但是以上排污費是針對企事業(yè)單位的，而且是環(huán)境保護部門征收的。在自來水水價中加入污水處理費則是從1987年國務院在《關于加快城市建設工作的通知》中明確提出征收城市排水設施使用費開始。1993年4月23日，國家物價局、財政部印發(fā)了《關于征收城市排水設施使用費的通知》，規(guī)定“凡直接或間接向城市排水設施排放污水的企事業(yè)單位和個體經營者，應按規(guī)定向城市建設主管部門繳納城市排水設施使用費”，“城市排水設施使用費具體征收標準，由省級城市建設行政主管部門提出意見，同級物價、財政部門核定”。1999年9月6日，國家計委、建設部和國家環(huán)保總局聯合印發(fā)了《關于加大污水處理費的征收力度建立城市污水排放和集中處理良性運行機制的意見》，要求全國“各城市要在供水價格上加收污水處理費”，“污水處理費由城市供水企業(yè)在收取水費中一并征收”，“污水處理費標準，可以根據當地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分步到位”。污水排放處理廢原則上應交給污水收集和處理的經營者作為其運營收入。

全國最早開始征收水資源費的是遼寧省沈陽市（1980年底開始收取城市地下水資源費）(方國華等，2002)。1982年，山西省出臺了《山西省水資源管理條例》，在全國率先實施取水許可制度，并征收水資源（劉偉平等，2003）。198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法》用法律的形式規(guī)定用水應當繳納水費和水資源費，2002年《水法》又作了修訂。1992年國家物價主管部門將水利工程供水列入重工商品目錄，把供水作為商品進行管理。到20世紀90年代后期，中國城市自來水價已普遍包括4個部分：水資源費、提供原水的工程水價、自來水加工水價和污水處理費。雖然水價還普遍偏低、沒有反映水的真實價值，但其構成已經完整無缺。

2003年7月3日，國家發(fā)改委和水利部聯合發(fā)布了《水利工程供水價格管理辦法》，明確水利工程供水價格按照補償成本、合理收益、優(yōu)質優(yōu)價、公平負擔的原則制定，并正式把水費正名為水價。2004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fā)了《關于推進水價改革促進節(jié)約用水保護水資源的通知》，要求進一步提高水價以促進節(jié)約用水和保護水資源。

在這一階段，雖然提出了水價的全成本構成和核算，但因為沒有明晰的水權作為基礎，水價政策仍有一些內在的矛盾，利用水價促進水資源高效利用的效果受到了限制。例如因為提高水價、投資于節(jié)水而節(jié)約的水資源，在沒有配套的水權劃分和交易制度的情況下，往往被第三方無償利用了，不論是原來的供水者還是用水者都不能通過節(jié)約水資源而獲益，這就阻礙了供水者、用水者支持提高水價并投資于節(jié)水的積極性。

2.7 以水權為基礎的階段（2006-）

2006年國務院頒布《取水許可和水資源費征收管理條例》，廢除了原來不允許取水許可交易的規(guī)定，明確取水許可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轉讓交易的，這為水資源使用權交易提供了法規(guī)依據。而且水利部正在制定《水量分配暫行辦法》，將把目前由國家控制的水資源使用權明確地逐級分配到各個省市、灌區(qū)和城鎮(zhèn)，并在初始水權劃分后允許水權的交易。這將消除水權不明對水價政策及其作用的限制，為水價政策更好地發(fā)揮作用開辟道路。

中國水價政策與價格水平的演變（1949-2006）（續(xù)2）

1.中國水價水平的變化（1949-2006）

中國的水費或水價水平由各個省（市、自治區(qū)）分別決定，有些地市也有水價制定權，所以難以分析全國的水價水平的變化。這里以北京市自來水價和都江堰人民渠灌區(qū)的農業(yè)用水價格為例來說明。

2.1 北京市自來水價的變化過程（1949-2006）

1908年慈禧同意成立“京師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以孫河為水源，在東直門建自來水廠。1910年2月水廠建成。免費試用階段結束后，從宣統(tǒng)二年二月初十（1910年3月20日）起，京師自來水公司正式向北京市民售水。市民向公司購買“水籌”后，憑水票到水龍頭處購水。每張水票合0.25枚銅元，可以買一挑水，使用期限為一年(尹媛萍, 2006)。1949年以前北京市享用自來水是富人的專利，自來水普及率不及30%。1950年1月1日自來水公司收歸國營，并清還私股，至1957年3月第四次發(fā)還私股股金止，共發(fā)還股金1565000．60（新幣）元。“自來水公司根據1949 年的實際分析，每噸售水成本為1.23斤米，1950年實際總平均成本為1.0527斤米。”

目前北京市的自來水總水價包括4部分：水資源費、原水工程水價、自來水加工水價和污水排放處理費。自來水總水價、水資源費、原水工程水價、自來水加工水價和污水排放處理費的變動情況見表2-5。在1983年以前平均水價是下降的，如果考慮通貨膨脹因素，水價下降的幅度更大。但從1983年開始，北京的自來水價開始迅速提高，工業(yè)用水水價已經從1983年的0.1元/t調整到2004年的5.6元/t，同其家庭生活用水水價從0.18元/t調整到2004年的3.7元/t。北京市1988年開始對自備井征收水資源費，1993年開始對自來水征收水資源費,1991開始對自來水征收排污費。

表2 北京市自來水總水價變動情況 單位：元/t

時間 商業(yè)用水

工業(yè)用水

機關事業(yè)學校部隊用水

家庭用水

1952 0.21 0.1 0.18 0.18

1967 0.12 0.12 0.12 0.12

1983 0.21 0.1 0.18 0.12

1988-1-1 0.25 0.25 0.25 0.12

1991-12-1 0.45 0.45 0.45 0.3

1996-4-1 0.8 0.8 0.8 0.5

1997-12-1 1.3 1.3 1.3 0.8

1998-8-1 1.6 1.6 1.6 1.1

1999-10-1 2.1 2.1 2.1 1.6

2000-11-1 3.2 3.2 3.2 2

2002-2-1 3.9 3.9 3.9 2.5

2003-1-20 4.4 4.4 4.4 2.9

2004-8-1 5.6 5.6 5.6 3.7

資料來源：1952-1983：姜文來(1998);1988-2001：《21世紀初期首都水資源可持續(xù)利用規(guī)劃》五年實施方案附錄1：北京市水價調整方案.http://capital.hwcc.gov.cn/CapitalWaterWeb/chaxun/filetxt/ztfa%5Cfulu1.htm;2002：京價（商）字〔2002〕023號；2003：京價（商）字[2003]34號文件《關于調整水費的通知》；2004: 京發(fā)改[2004]1517號文件《北京市發(fā)展和改革為員會關于調整水價的通知》

在目前實行的2004年京發(fā)改[2004]1517號文件《北京市發(fā)展和改革為員會關于調整水價的通知》的水價標準中，居民用自來水的水資源費、原水工程水價、自來水加工水價和污水排放處理費分別占總水價的29.7%、16.8%、29.2%和24.3%。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總水價仍然低于總成本，尤為突出的是污水排放處理廢嚴重偏低。根據發(fā)達國家的經驗，如果要通過收取排放費來維持污水處理廠的正常運行并使處理后的水達到對環(huán)境無害的標準，那么污水排放處理費應與水資源費、原水工程水價和自來水加工水價的總和相當。

表3 北京市水資源費征收標準 單位：元/t

地下水生產自來自備井（生活工自備井（鄉(xiāng)鎮(zhèn)企自備井（生產日期 地表水

水

業(yè)）

業(yè)）

純凈水）洗車洗浴 農業(yè)

1988

0.0

21990.1

1991-12-1

0.16

1997-12-1

0.2

1998-8-1

0.0.3

1999-10-1

0.0.6

2000-11-1 2002-2-1

0.3

0.3

0.8 1.2

0.2 3

0.8 1.2

0.02

2003-1-20 0.6 0.6 1.5 0.4 4 1.5 0.04

2004-8-1 1.1 1.1 2 2 40 60 0.04

資料來源：同表2。

表4 北京市原水工程水價標準 單位：元/t

自來水水利工程費 1983 1988

1991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2 2003 2004-

0.04 0.051 0.08 0.13 0.18 0.26 0.3 0.48 0.62 0.62 0.62

工業(yè)消耗水 0.125 0.15 0.23 0.28 0.36 0.4 0.6 0.97 1.27 1.77 糧食作物 0.006 0.01 0.01 0.02 0.02 0.02 0.03 0.04 0.06 0.06 0.06

經濟作物 0.006 0.02 0.02 0.04 0.04 0.04 0.06 0.08 0.1 0.1 0.1

園林 0.006 0.015 0.015 0.03 0.03 0.03 0.06 0.09 0.15 0.3 1.3

貫流水 0.015 0.031 0.0375 0.0575 0.07 0.09 0.1 0.15 0.2 0.2 0.2

循環(huán)水 0.015 0.025 0.03 0.046 0.056 0.072 0.08 0.12 0.15 0.15 0.15

資料來源：同表2。

表5 北京市自來水加工費、排污費 單位：元/t

日期 加工費（商業(yè)）

加工費（工業(yè)）

加工費（居民）

非居民排污費

居民排污費

1982 1983 1987-12-31 1988-1-1 1991-12-1 1996-4-1 1997-12-1 1998-8-1 1999-10-1 2000-11-1 2002-2-1 2003-1-20 2004-8-1 0.12 0.21 0.159 0.199 0.25 0.43 0.82 1.04 1.3 1.92 1.98 1.98 2.38

0.12 0.1 0.049 0.199 0.25 0.43 0.82 1.04 1.3 1.92 1.98 1.98 2.38

0.12 0.12 0.069 0.069 0.22 0.37 0.52 0.74 1 1.12 1.08 1.08 1.08

0.12 0.24 0.3 0.3 0.5 0.8 1 1.2 1.5

0 0 0.1 0.1 0.3 0.4 0.5 0.6 0.9

資料來源：排污費資料來源同表2；自來水加工水價為作者采用下式計算：自來水加工水價=總水價-水資源費-原水工程水價-排污費。

第二篇：中國留學政策發(fā)展與演變

中國留學政策發(fā)展與演變

賈江濤 盧義婷

? 2012-08-20 11:12:14

來源：《中國信息報》2012年08月17日

出國留學活動起源于相對落后國家、地區(qū)或領域培養(yǎng)緊缺人才或高層次人才的需要，在當代發(fā)展成為接受不同模式教育的一種選擇。中國的出國留學政策是中國政府公共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國家決策層根據一定時期的基本國策、國際關系、價值標準與合理性原則，對出國留學活動實施管理、服務、控制和調節(jié)的制度性規(guī)定。中國的出國留學政策具有比較明顯的漸進性和相對獨立的階段性特點，其主體內容和實施導向是由國際和國內的政治、經濟、文化狀況以及中國對外關系所決定的。因此，出國留學政策的變革，實際上就是中國出國留學活動歷史演變的寫照。

新中國各發(fā)展階段的留學方針導向

我國的留學政策不斷出臺，同時又反哺性地支撐和培育著出國留學活動的發(fā)展，并影響著出國留學制度改革的日益深化和不斷走向成熟。留學人員及其留學活動是出國留學政策形成、變革與發(fā)展的基本原動力。

20世紀50年代，公派留學的政策要點是：嚴格選拔，寧少勿濫；嚴格審核，爭取多派，理科為主，兼顧全面；多派研究生，一般不派大學生；保證重點，兼顧一般；保證質量，爭取多派；既要派研究生和大學生，又要派短期進修生與實習生。鼓勵在外中國留學人員回國工作的政策要點是：不論先后，一視同仁，來去自由。

20世紀60年代，公派留學政策的要點是：減少數量，提高質量；試行向西方國家派遣留學生；停派留學生。

20世紀70年代，公派留學政策的要點是：恢復派遣語言類進修生；主要向西方國家擴大派遣留學人員；抓緊時機，積極選拔，廣開渠道，力爭多派，科技為主，兼顧其他。

20世紀80年代，出國留學政策的要點是：公派--積極主動，擇優(yōu)選拔，保證質量，廣開渠道，力爭多派，突出重點，統(tǒng)籌兼顧；自費--對自費留學人員在政治待遇上與公費留學人員一視同仁，但在申請條件上有一定的限制；公派--探索擴大選拔派遣博士留學生的數量和途徑；自費--申請自費留學如手續(xù)合法則不受任何限制；公派--按需派遣，保證質量，學用一致，加強管理；回國--提供各種服務，創(chuàng)造好的工作環(huán)境和生活條件，拓寬就業(yè)范圍并實行人才流動；在外--采取適當靈活的政策和通情達理的作法，并給予合情合理的解決。

20世紀90年代，出國留學政策的要點是：自費--收取高等教育培養(yǎng)費，以限制自費出國留學；公派--博采各國之長，按我之需，取人之長，精選精派，定向定人，力爭保質保回；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國家出國留學工作機制進行了重大改革，其要點是：公派--個人申請、專家評審、平等競爭、擇優(yōu)錄取、簽約派出、違約賠償；自費--開辟自費留學中介市場，并實施預警和監(jiān)管。與此同時，鼓勵回國的政策體系也在持續(xù)地改革中不斷完善。

進入21世紀，我國的留學教育進入一個新的發(fā)展時期。一是“來去自由”的留學觀念更加深入人心。為適應經濟全球化和科技一體化的發(fā)展，人們把是否具有國際交流背景作為人才素質和能力的重要條件，這將激發(fā)人們出國留學的積極性。二是出國留學的經費資助渠道日趨多樣化。過去的留學教育基本上屬于精英教育，能夠出國留學的主要是一些社會、科技精英和一些家庭經濟條件較好人員的子弟。而隨著我國經濟貿易和科學研究的國際化的發(fā)展，出國留學的經費資助渠道將會由單一的公費和自費渠道向多樣化方向發(fā)展。三是出國留學渠道將會更加順暢。實際上，目前對出國留學的限制主要不是來自于國內，而是國外簽證機構。“境外消費”和“自然人流動”作為參與WTO的國家共同遵守的游戲規(guī)則，將會對國外的限制起到軟化的作用。因此，可以預料，在今后一段時間，我國留學教育發(fā)展將會進入一個良性發(fā)展的階段，其規(guī)模與速度將會在原有的基礎上有較大的提升。

各時期留學政策分析

1978～1986年：恢復階段

1978年，我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與外國的教育交流迅速發(fā)展，國家改革開放政策極大地帶動了出國留學生的派遣工作。1978-1986年，可以說是我國出國留學工作的恢復和起步階段。1978年8月，教育部發(fā)出《關于增選出國留學生的通知》，提出要高度重視留學人員的選派工作，選拔的出國留學生包括大學生、研究生和進修生，專業(yè)主要為理工科相關專業(yè)。這實際上是恢復和起步時期規(guī)定的派遣方針。

1980年10月，教育部等六部門召開了出國留學人員管理工作會議，通過了《關于出國留學人員管理工作會議情況的報告》。報告進一步明確了派出留學人員的方針，即“突出重點，統(tǒng)籌兼顧，在保證質量的前提下爭取多派一些，并在最近幾年內保持派遣數量相對穩(wěn)定”，并第一次提出單位也可派出留學人員，提出了有關計劃、選派工作的改進意見。1980年11月，教育部等部門根據實際情況對派遣人員做出調整，提出應多派研究生，少派或不派本科生。1978年以前，自費出國留學人數很少，國家沒有統(tǒng)一的政策。

1981年1月，國務院批準了教育部等7個部門聯合提出的《關于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guī)定》，這是建國以來第一個關于自費出國留學的政策性文件，明確規(guī)定了自費出國留學的性質、自費留學與公費出國留學的關系等。該文件指出：自費留學人員是我國出國留學人員的組成部分；對自費留學人員和公費留學人員在政治上應一視同仁。這一規(guī)定奠定了我國自費出國留學事業(yè)發(fā)展的政策基礎。

1981年9月，教育部發(fā)布了《關于在校研究生自費出國留學問題的通知》，對在校研究生自費出國留學問題做出了嚴格規(guī)定。根據這個規(guī)定，真正意義上自費出國留學的只能是高中畢業(yè)生出國讀本科和大學本科畢業(yè)生出國讀研究生。但實際上，大量在校本科生和在學研究生也利用各種途徑自費出國留學了。針對出現的問題，中央于1982年3月和7月分別出臺了《關于自費出國留學若干問題的決定》和《自費出國留學的規(guī)定》。相對而言，1982年的自費出國留學政策比1981年的政策更嚴格，除了高校在校學生不準自費出國留學外，還規(guī)定了自費出國留學的年齡限制以及對自費出國留學人員進行政治審查等。這一政策的實施，在社會上引起了一定反響，認為自費出國留學政策太嚴，不利于更多的人自費出國留學。

1984年，中央檢查了幾年來自費出國留學的政策和工作，提出“對自費出國留學，要堅決大膽放開”的要求。1984年12月，國務院頒布了新的《關于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guī)定》，其中規(guī)定凡我國公民個人不受學歷、年齡和工作年限的限制，均可申請自費出國留學。

1986～1991年：調整階段

1986年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fā)布了《關于改進和加強出國留學人員工作若干問題的通知》。1986年12月，國務院批轉原國家教委《關于出國留學人員工作的若干暫行規(guī)定》的通知，即著名的107號文件。這是在總結我國留學教育恢復和起步階段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結合當時留學教育發(fā)展的現實狀況制定的重要法規(guī)。它是我國第一份公開發(fā)表的、全面闡述出國留學教育政策的法規(guī)性文件。該文件提出：我國公民出國留學是我國對外開放政策的組成部分，必須長期堅持有計劃地發(fā)展各種形式的出國留學；出國留學工作應密切結合國內生產建設、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yǎng)的需要；應堅持博采各國之長的原則，兼顧基礎學科和應用學科，以應用學科為重點；應堅持“按需派遣，保證質量，學用一致”的方針。《關于改進和加強出國留學人員工作若干問題的通知》規(guī)定，公派出國留學人員應保證質量，著重派出進修人員和訪問學者，適當減少攻讀碩士學位的研究生，增加攻讀博士學位的研究生，并積極開辟通過中外合作進行科學研究和培養(yǎng)博士的途徑。通知還包含了對自費出國留學教育政策的全面闡述和規(guī)定，其中有關“高校在校生獲準自費出國留學的，可保留學籍一年”等政策性規(guī)定的原則直至今天仍被廣泛適用。

1992～1999年：規(guī)范階段

1989年以后，出現了大批留學人員滯留不歸的現象，國內有些人也對現行的留學政策產生了一些疑慮。如何對待學成未歸的出國留學人員以及是否要堅持既定的留學方針成為當時社會關注的焦點。1992年8月，國務院辦公廳發(fā)出了《關于在外留學人員有關問題的通知》，全面闡述國家對滯留海外的留學人員的一系列具體政策，并明確把“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作為我國出國留學工作的總方針。圍繞這個總方針，國家公派留學選派管理體制實行了一系列改革，自費留學政策進一步調整和放開，從“鼓勵回國工作”到“鼓勵海外留學人員以多種形式為國服務”，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效。44號通知指出：黨和政府一貫關懷、團結廣大出國留學人員，期待他們早日學成回國，建功立業(yè)；重申了公派出國留學人員有義務為國家服務；同時鼓勵留學人員以各種方式回國服務；國家保證留學人員來去自由。自此，“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成為我國出國留學工作的總方針。

2000年至今，快速發(fā)展階段

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對出國留學政策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出國留學邁入快速發(fā)展階段。一是根據國家建設與發(fā)展的實際需要設立了若干專項。2000年，國家留學基金委員會設立了“重點高校系主任、研究所/實驗室骨干出國研修項目”。2002年，根據國家經濟建設的發(fā)展和中國加入WTO后對人才的需求，增加了對信息、生物技術及經濟、法律等學科的資助名額。設立了“高級研究學者”類別，大幅度提高資助力度。2005年，國家留學基金委員會出國選派規(guī)模進一步擴大；資助方式多樣化。二是從2003年起提高公派留學資助金。2002年12月13日，教育部和財政部聯合下發(fā)了《調整國家公派留學人員獎學金資助標準》的通知，將現行標準平均提高了44%，涉及88個國家和地區(qū)。1993年，國家教委頒布了《關于自費出國留學有關問題的通知》，進一步放寬自費出國留學政策。該政策也是國家新的出國留學方針在自費出國留學問題上的反映。這大大滿足了許多欲自費出國留學人員的愿望，使自費出國留學人員數量急劇增加。

中國加入WTO后，教育部就簡化對大專以上學歷人員自費出國留學的審批手續(xù)發(fā)出通知，不再向申請自費出國留學的高校在校生和具有大專以上學歷但尚未完成服務期年限的各類人員收取“高等教育培養(yǎng)費”，不再對上述人員進行“自費出國留學資格審核”。這一時期，中央非常重視出國留學人員學成回國的工作。一方面，調整回國政策，從“鼓勵回國，來去自由”到“鼓勵海外留學人員以多種形式為國服務”，回國政策更加靈活且務實；另一方面，致力于落實政策，創(chuàng)造條件，真正發(fā)揮留學人員的作用。

2007年，教育部頒布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引進海外優(yōu)秀留學人才工作若干意見》，意見將“海外優(yōu)秀留學人才”界定為三個層次；提出編制海外優(yōu)秀留學人才需求目錄，建立和完善海外優(yōu)秀留學人才信息庫；搭建海外優(yōu)秀留學人才雙向選擇平臺，為海外優(yōu)秀留學人才回國工作和創(chuàng)業(yè)服務；充分利用國家科技、教育、人才資助項目，引導海外優(yōu)秀人才回國創(chuàng)業(yè)。教育部和科技部還定期舉辦“春暉杯”中國留學人員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大賽活動，建立由海外優(yōu)秀留學人才、留學人員創(chuàng)業(yè)園、大學科技園區(qū)、風險投資機構共同參與的創(chuàng)業(yè)平臺。通過“春暉杯”中國留學人員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大賽，充分調動海外優(yōu)秀留學人員回國創(chuàng)業(yè)熱情，鼓勵海外留學人員積極申報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項目，創(chuàng)造條件支持參賽者與大學科技園、留學人員創(chuàng)業(yè)園和企業(yè)進行項目對接，根據項目技術水平、投資前景、效益預測和產業(yè)化情況，組織留學人員創(chuàng)業(yè)園、大學科技園、風險投資機構和國內企業(yè)家對項目進行評審、洽談和擇優(yōu)頒獎，推動留學人員回國創(chuàng)辦高新技術企業(yè)。

進一步推動我國留學教育事業(yè)發(fā)展的政策建議

為進一步推動我國留學教育事業(yè)發(fā)展，在新形勢下，我國出國留學政策應當進行一些相應的調整。

一是堅持“三個一流”的新的公派留學指導思想，不斷提高質量與效益。國家公派出國留學是相對自費出國和單位公派出國留學而言的，主要是為了滿足國家經濟社會發(fā)展在高級人才方面的需求，其實質是一種精英教育。盡管國家公派應當著眼長遠，兼顧一般，但最重要的是它要力求滿足國家最緊迫的那些需要；應當著眼全局，注重公平，在相當長時期內，應當突出重點，堅持效益優(yōu)先的原則。應當堅持國家公派主要培養(yǎng)國家急需人才的目標和原則，注意選派一流的留學人員，派到國外一流的學科專業(yè)中去，力求讓其師從一流的導師，在國際學術前沿接受一流的訓練。

二是加強自費留學的服務與管理工作。自費留學人員目前已成為我國出國留學人員的主體，應在進一步做好公派留學的派遣和回歸工作的同時，關注自費留學工作。國家有關部門應當不遺余力地為申請出國留學的人員特別是自費出國留學人員開辟一條更加順暢、便捷的“綠色通道”。要堅持改革、擴大開放，同時也要加強服務與管理，為自費留學提供一個健康的政策環(huán)境和堅實的法律基礎。應更多關注、跟蹤并研究在外自費出國留學人員的狀況，注重對自費出國留學人員進行感情投資。

三是加強出國留學人員和國內的信息交流，完善留學人員回國創(chuàng)業(yè)服務體系。要加強出國留學人員和國內的雙向交流。應當由教育部、外交部和公安部聯手合作，建立一個準確、權威、高效的“出國留學人員信息統(tǒng)計系統(tǒng)”，這是吸引留學人才的基礎性工作。要設立留學人員創(chuàng)業(yè)風險基金，完善留學人員回國創(chuàng)業(yè)服務體系。要加強以“項目資助”為主導的人才引進項目建設。

第三篇：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演變

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演變

計劃生育政策是中國人口政策的核心，它是以馬克思主義的人口理論為指導，從中國實際情況出發(fā)而提出的政策。這種政策體現著全國人民群眾的意志和利益以及社會主義四化建設的需要。

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經歷了反復探索和不斷完善的發(fā)展過程。這個發(fā)展過程，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從新中國建立到五十年代后期，這是人口出生第一次高潮和節(jié)制生育呼聲第一次起伏時期。

新中國建立以后，由于國內戰(zhàn)爭剛剛結束，人民需要休養(yǎng)生息。隨著民主改革的完成，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面臨的首要任務是鞏固政權，恢復經濟，解決舊社會遺留下的生產凋零、失業(yè)、貧困、饑餓和防治疾病等一系列問題。新中國成立之初，美國國務卿艾奇遜說：“中國人口在十八、十九兩個世紀里增加了一倍，??。人民的吃飯問題是每個中國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個問題。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注轉引自毛澤東的《唯心歷史觀的破產》，見《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1400頁。）對于這種否定、懷疑中國革命的謬論，毛澤東在《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一文中予以堅決的駁斥：“中國人口眾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辦法，這辦法就是生產。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如象馬爾薩斯者流所謂食物增加趕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謬論，不但被馬克思主義者早已從理論上駁斥得干干凈凈，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蘇聯和中國解放區(qū)的事實所完全駁倒。”“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我們是艾奇遜反革命理論的駁斥者，我們相信革命能改變一切，一個人口眾多、物產豐富、生活優(yōu)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國，不要很久就可以到來，一切悲觀論調是完全沒有根據的。”（注轉引自毛澤東的《唯心歷史觀的破產》，見《毛澤東選集》（合訂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400、1401頁。）毛澤東的這些論述，給當時懷疑新政權是否能夠醫(yī)治好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創(chuàng)傷和認為人口太多因而悲觀的人們以信心和力量。這種信心和力量是剛剛站起來的中國人民所十分需要的，上述論點在鼓舞全國人民奮力解決當時面臨的主要任務上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上述論點也包含了忽視人口控制的因素，特別是這個論點后來被一些人所誤用，據以反對節(jié)制人口的正確主張，導致片面的、錯誤的人口理論曾盛行一時，直接、間接影響了計劃生育政策的制定和執(zhí)行，放松了對急劇增長的人口的控制，這種消極的后果是很嚴重的。

經濟恢復時期和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中國國民經濟很快得到恢復和發(fā)展。經濟迅速發(fā)展，刺激了生育率的上升，特別是處于小生產狀態(tài)的、以手工勞動為主的農業(yè)生產發(fā)展需要增加勞動力，封建社會長期形成的多子多福的落后生育觀又頑強地在生育上表現其作用，同時這一時期許多嚴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得到良好控制，人口死亡率特別是嬰兒死亡率大幅度下降，這樣人口的自然增長率迅猛上升。對于這種轉變，當時缺乏正確的認識和研究，對社會主義人口規(guī)律就是人口不斷迅速增長的片面觀點，缺乏清醒的認識，甚至認為中國人口迅速增長是社會繁榮和生活改善的標志。因此，對于人口的發(fā)展不僅沒有及時采取有計劃的控制政策，而且還采取了一系列直接間接鼓勵盲目生育的行政、經濟措施，如嚴格限制人工流產和禁止做絕育手術的規(guī)定，對多子女的職工實行經常性的困難補助，等等。

一九五三年中國進行了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工作，普查的結果表明，新中國建立后的四年凈增加人口4600多萬。這樣，人口無計劃地盲目增長同國民經濟有計劃發(fā)展的矛盾開始顯露出來。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開始注意到控制人口盲目增長的必要性。這一時期隨

著建設事業(yè)的發(fā)展，城市就業(yè)人數迅速增加，特別是婦女就業(yè)人數的迅速增加，使許多家庭要求減輕多子女的拖累，緩和多子女同父母親的學習、工作、健康以及改善家庭生活之間的矛盾。同時城市人民群眾隨著文化水平的提高，要求節(jié)育的人也逐漸增多。在這種情況下，一九五三年八月，政務院批準了衛(wèi)生部關于《避孕及人工流產法》。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節(jié)育問題座談會。會后由一些有關部門負責人組成節(jié)育問題研究小組。劉少奇在節(jié)育問題座談會上明確指出：“現在我們要肯定一點，黨是贊成節(jié)育的，要適當提倡，不要反對。”（注《人民日報》社論，1957年3月5日。）一九五五年三月，中共中央發(fā)出了《關于控制人口問題的指示》。一九五六年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的《全國農業(yè)發(fā)展綱要（草案）》中提出：“除了少數民族的地區(qū)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傳和推廣節(jié)制生育，提倡有計劃地生育子女。”周恩來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關于發(fā)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中指出：“為了保護婦女和兒童，很好地教養(yǎng)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榮，我們贊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適當的節(jié)制。”（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第148頁。）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了：“人類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計劃地增長。”“計劃生育，也來個十年規(guī)劃。??人類在生育上頭完全是無政府狀態(tài)，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將來要做到完全有計劃的生育，沒有一個社會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來做，那是不行的。”（注毛澤東：《做革命的促進派》，《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71頁。）當時著名的經濟學家馬寅初和邵力子以及一些其他學者，也先后提出過控制人口增長的主張。馬寅初一九五七年二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和六月在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先后提出了他對人口問題的主張，發(fā)表了“新人口論”。他根據一九五三年全國人口普查的資料客觀地估量了中國人口發(fā)展的態(tài)勢，分析了人口增長過快與資金積累、輕工業(yè)原料生產、糧食生產以及科學研究之間的一系列矛盾，提出了控制人口數量和提高人口質量的主張。當時有關人口政策的思想開始活躍起來，節(jié)育工作在一部分城市初步開展起來。

但是，到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反右斗爭開始了，由于“左”的思潮影響，不久斗爭出現了擴大化傾向，把馬寅初等人的人口觀點及其他學者主張節(jié)制生育的觀點與馬爾薩斯主義等同看待，展開了批判，指責馬寅初等人的觀點是見口不見手的“人口論”。這種“左”傾的人口觀點，不講人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的二重性，片面夸大了人作為生產者的一面，片面宣揚所謂“人手論”。“人多好”的觀點一時統(tǒng)治了人口理論界。這種錯誤的觀點，嚴重影響了人口政策，放縱了人口的盲目增長。

從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七年的八年間，全國共增加人口10500萬，年平均遞增率達22.4?。每年約出生2000萬人以上，總和生育率達到6，人口出生率達30?以上。這是新中國人口發(fā)展的第一個高潮期，也是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醞釀時期。

第二階段，從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末期，這是計劃生育被重新提起但隨即遭受“文化大革命”**嚴重破壞的時期。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國民經濟發(fā)生了嚴重困難，人口增長速度大幅度下降。一九六二年以后，隨著國民經濟狀況的好轉，人口出現了補償性的生育高潮。一九六二年人口出生率達到37.01?，一九六三年更高達43.37?。人口這種盲目高速增長，再度引起國家的關注。

一九六二年底，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fā)出《關于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指示》，提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農村提倡節(jié)制生育，適當控制人口自然增長率，使生育問題由毫無計劃的狀態(tài)逐步走向有計劃的狀態(tài)，這是社會主義建設中既定的政策。（注《健康報》（計劃生育版），1984年9月28日。）一九六三年十月，中共中央批轉了國務院在第二次城市工作會議上的決定，提出“中央和地方都要成立計劃生育委員會，具體領導這方面的工作”。并提出在幾個方面積極開展計劃生育工作，如：加強群眾運動；加強技術指導；積極組織避孕藥

具的科學研制和供應；有關部門適當修改不利于計劃生育的規(guī)定；提倡晚婚等等。在許多大中城市，計劃生育工作初步開展起來，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都有所下降。

一九**年七月，中國進行了第二次全國人口普查，普查結果是全國總人口達到69458萬多人。人口基數的增大使國家進一步重視了計劃生育工作，認為開展計劃生育工作對有計劃地進行經濟建設，保障婦女兒童健康和適當安排群眾生活，具有重要意義，是一件有關國計民生的大事。與此同時，國務院決定成立了國務院計劃生育辦公室，開始將計劃生育工作納入政府工作議程。一九六五年，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提出一系列控制人口增長的政策和措施，如：提倡制造口服避孕藥并免費發(fā)放，提高節(jié)育技術，衛(wèi)生工作和計劃生育工作相結合，加強計劃生育工作的宣傳教育和技術指導，計劃生育與改善人民生活和合理安排勞動力一起抓，并提出人口增長目標。當時普遍宣傳的口號：“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

計劃生育工作剛剛開展起來，“文化大革命”**開始了。這種**對計劃生育工作也有嚴重的干擾和破壞。**期間，雖然國家對控制人口增長問題也相應采取了一些措施，許多群眾根據本身的需要和利益仍在實行計劃生育，但是由于各級領導機關受沖擊，各項正確的政策制度受到破壞，從總體上看，在計劃生育工作領域也不例外地出現了無政府主義盛行的局面，這導致生育上的無政府狀態(tài)和人口增長的失控。

六十年代，中國人口平均增長的速度很快，從一九六二年到一九七〇年，全國人口年平均遞增率達26?，總和生育率為5.91，九年共凈增加人口17000萬，這是新中國第二個人口出生高潮期。

第三階段，從七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這是計劃生育政策取得顯著成效時期。

一九七〇年以后，周恩來克服重重困難，頂住“四人幫”的干擾和破壞，做了大量的工作，為中國計劃生育工作打下了一定基礎，人口出生率開始逐年下降。一九七一年國務院批轉了衛(wèi)生部、商業(yè)部、燃化部《關于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報告》，提出：除人口稀少的少數民族地區(qū)和其他地區(qū)外，都要加強對這項工作的領導，深入開展宣傳教育，把晚婚和計劃生育變成城鄉(xiāng)廣大群眾的自覺行動，力爭在“四五”期間城市人口自然增長率降到千分之十左右，農村降到千分之十五以內。當時再次提出了“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一對夫婦有兩個孩子為最理想的計劃生育要求。一九七三年國務院成立了計劃生育領導小組。在計劃生育宣傳教育上，提出了“晚、稀、少”的口號。為了便利群眾節(jié)育，全國免費發(fā)放避孕藥具。同年，在周恩來主持的全國計劃工作會議上，第一次把人口增長指標納入了國民經濟計劃。

這一時期，中國計劃生育工作在制定、落實政策措施上，有了新進展，后期人口理論工作也開始打破萬馬齊喑的沉悶局面；

逐步修改了一些不利于計劃生育的政策和規(guī)定，制定了一些有利于控制人口增長的政策和法規(guī)，國家法律明確規(guī)定：“國家提倡和推行計劃生育”；

調整和充實了各級計劃生育工作組織，配備了專業(yè)干部，總結了歷年來開展計劃生育工作的經驗；

進一步加強了計劃生育科研機構和技術隊伍，加強了避孕藥具的生產和供應；

政府提出獎勵只生育一個孩子的夫婦，提出加強社會保險，做好婦幼保健和老年人福利工作，以鞏固計劃生育的成果；

馬克思主義人口理論開始得到較廣泛的傳播，全國和一些地方相繼舉辦人口理論學習班和研討會，為計劃生育工作的開展，在思想和理論上做了有益的工作。

這個時期，雖然各項工作都受到林彪和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干擾和破壞，受到“左”傾思潮的影響，但是粉碎“四人幫”以后，由于中共中央及時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政策措施，各地的計劃生育工作在逐步走向正規(guī)化方面畢竟有所前進，特別是控制人口增長的重要性

日益明顯，城鄉(xiāng)人民，尤其是城市中有日益增多的人逐步認識到了控制人口增長對國家、集體、個人的利害關系，比較自覺地接受了計劃生育思想。因此，**中仍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人口出生率由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〇年的年平均34.4?下降到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八年的24.16?。同期，總和生育率由5.91下降到3.94，女性平均初婚年齡由20.11歲上升到21.56歲。

第四階段，一九七九年以后，計劃生育進入一個新階段。

中國對于如何解決自己的人口問題，經過了三十年的正反兩方面的實踐和認識，直到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才在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從中國的國情出發(fā)，進一步明確了計劃生育政策的指導思想，并把計劃生育提到國策的高度。就計劃生育政策的理論基礎來說，這一時期明確了兩種生產的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理論，是指導中國人口政策的理論基礎，肯定和推行了“兩種生產一起抓”的經驗。

中國共產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在提出中國新時期的總任務、總目標同時，提出了本世紀末把人口控制在12億的目標。為使人口的增長同經濟和社會發(fā)展計劃相適應，國家采取并逐步完善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一九七九年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提出：“鼓勵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一九八〇年中共中央提出：計劃生育要采取立法的、行政的、經濟的措施，鼓勵只生育一個孩子；

一九八〇年九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fā)表了《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從思想上、理論上闡述了計劃生育的迫切性和重要性。號召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全體干部，帶頭實行計劃生育，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這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對控制中國人口增長，加速現代化建設的堅定決心；

一九八〇年九月，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了新的《婚姻法》，第十二條規(guī)定：“夫妻雙方都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還規(guī)定了青年的最低結婚年齡：“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歲，女不得早于二十周歲。晚婚晚育應予鼓勵。”新婚姻法還對優(yōu)生優(yōu)育問題作了規(guī)定；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規(guī)定：“第二十五條國家推行計劃生育，使人口的增長同經濟和社會發(fā)展計劃相適應。”“第四十九條婚姻、家庭、母親和兒童受國家的保護。夫妻雙方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憲法中還規(guī)定：國務院和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規(guī)定的權限，領導和管理計劃生育工作；提出“兩種生產一起抓”。《國民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第六個五年計劃（一九八一至一九八

五）》中規(guī)定：“嚴格控制人口的增長，妥善安排城鎮(zhèn)勞動力的就業(yè)，在生產發(fā)展和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基礎上，使城鄉(xiāng)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繼續(xù)得到改善。”國家同時還提出，把計劃生育納入建設社會主義兩個文明的內容，人口發(fā)展計劃列入社會長遠發(fā)展規(guī)劃，并開展人口發(fā)展趨勢預報工作；

在人口學研究和計劃生育領域對內、對外實行開放政策。

一九八四年，中共中央在深刻地分析了當時中國計劃生育工作實際情況后，強調指出，要把計劃生育政策建立在合情合理、群眾擁護、干部好做工作的基礎上。做到既要有效地控制人口，又要密切黨群關系，促進安定團結。為進一步完善計劃生育具體政策，中共中央提出，在繼續(xù)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的同時，在農村繼續(xù)有控制地放寬一些，有特殊困難的家庭，經過批準可以生二胎；但要堅決堵住大口子，即嚴禁超計劃的二胎和多胎。對少數民族的生育政策，也作了明確規(guī)定。在執(zhí)行中，根據不同地區(qū)的經濟、文化條件、人口構成和計劃生育工作開展情況，從實際出發(fā)，因人因地制宜，實行分類指導。具體要求上，農村比城市寬，邊遠、人口稀少地區(qū)比人口密集的地方寬，少數民族比漢族寬。有特殊情況的，如雙方為獨生子女結婚的、第一個孩子為非遺傳性殘疾的、夫婦為歸國華

僑的、農村中確有實際困難并愿意生育兩個孩子的育齡夫婦，都可以有計劃地安排生育第二個孩子。生育政策的這種調整，有利于計劃生育制度趨于完善。

兩年多來，各地本著計劃生育工作服務于、服從于四化建設的需要，進行了完善計劃生育政策的試點工作。關于“開小口子”，有如下幾種情況：規(guī)定若干條可以生二胎；照顧獨生子女戶再生一個，間隔多年再安排生二胎；降低多胎率的同時開放二胎；按經濟地理條件規(guī)定不同的生育政策要求；晚婚晚育加間隔；少數民族和華僑執(zhí)行特殊的生育政策。實踐證明，根據中共中央關于生育政策要緩和漸變的思想，從實際出發(fā)，做到既要有效地控制人口，又要密切黨群關系，促進安定團結，合情合理，群眾擁護。

從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五年，這七年人口出生率平均穩(wěn)定在19?左右，自然增長率穩(wěn)定在12.5?左右，總和生育率為2.3左右。如果按一九七〇年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水平來計算，從一九七一年到一九八五年共少生約2億多個孩子，其中一九七九年以后占一半。中國生育率迅速下降這一事實已經被全世界公認，一個經濟文化還不發(fā)達的社會主義國家，在不到一代人的時間內，生育率已經接近更替水平，這是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

三十多年來，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經歷了不斷發(fā)展、完善和提高的過程。實踐證明，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實行計劃生育控制人口增長，是完全可以辦到的，關鍵在于對計劃生育要有一個正確的認識，要排除各種錯誤思潮的干擾，要堅定不移地把它當作長期戰(zhàn)略任務來對待，并在廣泛宣傳教育的基礎上，采取行政的、經濟的、立法的綜合措施來促其實現。同時也應該看到，中國的計劃生育工作雖然取得了很大成績，但是由于人口基數大、年齡構成輕，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兩次人口出生高峰中生育的人，已經進入和將要進入婚育年齡期，人口出生率的繼續(xù)降低會遇到更大困難，如果稍一松懈，人口自然增長率很快就會回升。針對這種情況，應該認真總結過去計劃生育工作的經驗和教訓，進一步改進、完善計劃生育政策，充分發(fā)揮社會主義制度在這方面的優(yōu)越性。

第四篇：翻譯價格和翻譯水平

【福州快譯典翻譯公司】翻譯公司價格和翻譯水平

翻譯公司在價格收費上，一般得看稿件內容、稿件字數，版式什么，另外就是難易度，不同領域稿件收費跨度比較大，如果是做機械的，就比普通的商務法律合同便宜。一般來講越難度越大的越貴。翻譯公司一般就是根據具體稿件的情況來報價。您可以先讓翻譯公司業(yè)務人員看看稿子，業(yè)務人員給您具體報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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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價格是正規(guī)翻譯公司一般報出的價格，是中等水平的價格，基本能得到社會的認同。但是具體翻譯項目的價格應根據其具體要求和情況而定，如果要求比較高，要求達到出版水平，價格會提高50%以上。如果量非常大，比如幾十萬上百萬字，如果時間不很緊急的話，價格會下浮10%到20%左右。

實際翻譯價格隨翻譯項目的不同而不同，主要取決于翻譯的語種、難易程度和交稿時間等因素。優(yōu)質優(yōu)價是硬道理，建議大家決不會以犧牲翻譯質量為代價通過壓低價格。福州快譯典翻譯公司認為翻譯工作是一項艱辛的專業(yè)性很強的創(chuàng)造過程。

那么如何鑒定一個翻譯公司的好壞呢？以福州為例，首先應該是這個翻譯公司的綜合信息，在翻譯界的口碑，其次了解相關的公司具體信息（規(guī)模，是否是工商注冊單位，以及翻譯資源）再次，看下他試譯稿的質量。最后，問清業(yè)務流程操作，成交后稿件有小的遺漏點是否給予校對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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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論中國對外貿易發(fā)展政策的演變

論中國對外貿易發(fā)展

政策的演變

摘要：在世界各國貿易的發(fā)展史中，中國獨特的國情，短暫的對外貿易發(fā)展歷史，以及如今中國對外貿易世界地位的迅速崛起，引起了世界的注意。從建國、改革開放到加入WTO至今，中國的對外貿易政策演變也反映了眾多發(fā)展中國家的發(fā)展之路，本文旨在通過對中國對外貿易政策的演變進行分析，以了解真正適合中國對外貿易的發(fā)展政策，使之在國際競爭中更具競爭力，更具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動力。關鍵詞：中國 對外貿易 政策演變 影響

正文：以幾次大的轉折點為依據，筆者將中國的對外貿易政策分成了四個階段：

一、極端的進口替代階段(1979年以前)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的對外貿易處于一種輔助的從屬地位。對外貿易只是國內生產的簡單延伸，只能被動地跟著生產走。

在國家的統(tǒng)一干預下，對外貿易的管理不是價值管理而是外匯實物計劃調控;對外貿易的動機不是追求貿易的比較利益，而是實現互通有無和追求創(chuàng)匯的最大化。這些特征決定了對外貿易戰(zhàn)略必定是極端的進口替代戰(zhàn)略。

建國初期，我國的部門偏向是一種極端的“進口替代”型部門偏向(即在對進口實施較高保護的同時對出口幾乎沒有鼓勵)。具體體現在兩個方面:

1、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這一時期我國實行的是一種“統(tǒng)治貿易”政策，這種政策是通過高度的集中計劃體制來實現的:①統(tǒng)一計劃管理。由國家計委和外貿部統(tǒng)制對外貿易計劃，包括商品流轉計劃、財務計劃、運輸計劃、包裝計基本建設計劃、勞動工資計劃和教育計劃等。并按行政層次下達、強行。②外貿專營。對私營外貿企業(yè)進行所有制改造，最終使國營外貿成為對外貿易的主體。國營外貿企業(yè)分為專業(yè)外貿總公司(設在北京)業(yè)外貿公司(設在各省、市、自治區(qū))兩個層次。

2、較高的進口限制：進口限制政策這一時期我國的進口限制政策主要體現在較高的關稅壁壘水平上。1950年，我國頒布的第一部關稅稅則規(guī)定的算術平均關稅達到52.9%，其中農產品稅高達92.3%，工業(yè)品稅為47.7%。非關稅壁壘沒有被采用，主要是因為在計劃體制下這些措施根本就不需要。在這種極端的進口替代型部門偏向下，我國的對外貿易是計劃的產物，因此不可能主動發(fā)揮對資源的優(yōu)化配置作用。這一時期我國的進口受到調劑余缺的絕對成本理論的制約，以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為主，借以發(fā)展我國的民族工業(yè)。進口戰(zhàn)略的總體思想是:凡是國內有生產，并在數量和質量上能夠得到滿足的，應堅持不進口;凡是國內有條件生產，暫時需要進口的，應積極采取措施促進國內發(fā)展生產，生產發(fā)展起來后應逐步減少進口，把有限的外匯用在最急需的方面，使我們的進口商品的結構更加合理。

絕對成本理論這種觀點說明了國際貿易中自然優(yōu)勢和獲得優(yōu)勢帶給一個國家發(fā)展的益處，但是倘若一個國家在各種產品生產商都沒有優(yōu)勢的話，就很難在國際貿易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在這樣的指導下，中國的對外貿易發(fā)展沒有很好的表現。

在出口產品的結構來看，我國在這一時期同樣處于最初級的地位。該時期我國從總體上推行的是片面重工業(yè)化的戰(zhàn)略，忽視農業(yè)和輕工業(yè)的發(fā)展，這不僅造成了消費品的生產落后于社會需要，許多商品供不應求，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而且導致了傳統(tǒng)出口產業(yè)遲遲得不到發(fā)展，對外貿易也不能反映中國的比較優(yōu)勢。

從表3一1我們可以看到，在1965年的時候，中國最主要的出口產品是資本密集型產品和資源密集型產品，而不是反映中國國情的勞動密集型產品。這并不是說明中國的比較優(yōu)勢在于這類產品上，而是由于當時中國的產業(yè)政策是偏向發(fā)展重工業(yè)，使得勞動相對密集的輕紡產品國內自己都不能滿足，沒有能力再出口。如前所述，由于出口結構的低下，出口產品主要為農副產品和簡單農副產品加工品，因此中國的勞動力比較優(yōu)勢不可能有較大的發(fā)揮。此外，由于農業(yè)生產是對資源依賴較大的一種生產，且農產品換匯率低，如果不盡可能多地附加勞動價值，單純以初級產品和粗加工產品換取足量外匯，則國內資源必定會遭到較大損耗。

二、溫和的進口替代階段(1980年一1991年）

改革開放以后，貿易的重要性越來越被人們所認識到，貿易亦第一次被放到了較高的戰(zhàn)略地位。

貿易的自由化是貿易發(fā)展的關鍵。而貿易的自由化是以自由性的貿易體制為

基礎，因此對外貿易體制就必須進行改革。

這一時期我國的部門偏向開始從極端的進口替代向政府干預較強的“中性”轉變(即既有較高的進口保護又有較高的出口鼓勵)，具體體現在2個方面:

1.對外貿易體制的市場化改革、進口限制手段和水平的提高、以及出口鼓勵措施的多樣化。一方面，中央對整個對外貿易的計劃控制有所減弱。以進出口計劃商品的逐步減少為例，在出口商品計劃中，到1988年，受指令性計劃控制的第一類商品下降到21種，受指導性計劃管理的第二類商品下降到91種。另一方面，在計劃控制逐步削減和取消的同時，國有外貿企業(yè)的改革也相應展開。1991年，國務院又進一步改革和完善外貿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是取消出口補貼、在適當增加外貿企業(yè)外匯留成的基礎上，讓各類外貿企業(yè)自負盈虧;同時改變地區(qū)差別的外匯留成辦法，實行按不同大類商品全國統(tǒng)一的外貿留成比例，以創(chuàng)造平等的競爭條件。

2、為了避免國際市場對本國產品的迅速沖擊和繼續(xù)保護國內幼稚產業(yè)的成長，國家在削弱計劃控制的同時，又運用商業(yè)手段加強了對進口的限制。為了鼓勵貿易，國家在較高的進口限制之外，又采取了“抵消性”的鼓勵出口政策作為激勵。從對出口的較高鼓勵方面而言，該時期的中國使用了一系列包括貿易補貼、外匯留存、出口退稅，以及用于出口的進口關稅減免等措施。貿易補貼和外匯留存都是在國內價格改革還沒有到位、國內價格與國際價格脫節(jié)的情況下為彌補外貿企業(yè)的虧損而采取的鼓勵出口的手段。除了外貿補貼和外匯留存以外，為了鼓勵出口，我國政府還采用了國際上通行的做法，給予出口企業(yè)退還國內征收的間接稅以及用于出口的進口投入品免關稅、進口資本品減關稅的優(yōu)惠待遇。

這種貿易自由化的形式主要是比較優(yōu)勢理論的反映，比較優(yōu)勢理論認為“一國在產品的生產商不需要有絕對優(yōu)勢，只要有比較優(yōu)勢，就可以在要素投入不發(fā)生改變的條件下通過參與國際分工從貿易中獲取利益，但貿易利益實現的條件是完全的自由貿易”。此時期中國就參與進了國際貿易，開放了市場，并著重出口勞動密集型的產品，發(fā)揮出了自己的比較優(yōu)勢。下圖為中國加工貿易發(fā)展

三、邊際出口導向階段(1992年~2001年)

上一階段我國外貿體制的初步開放促進了國內資源的優(yōu)化配置，使得追求靜

態(tài)的貿易利益成為可能。隨著國家對貿易作用認識的不斷提高和加入WTO步伐的日漸加快，人們對市場開放的要求也在提高，對外貿易體改革也就有了進一步深化。與此同時，對動態(tài)貿易利益的追求也開始成為可能。

1992年以后，我國的計劃控制已基本取消。國家在自營進出口業(yè)務方面已比較放松，允許外商投資企業(yè)、一部分國有生產企業(yè)、科研院所、以及私營企業(yè)經營自己產品的進出口.進口限制政策。從1992年起，中國的進口體制開始進行較大幅度的改革，關稅和非關稅水平都開始明顯下降。關稅和非關稅的變化請看

下圖：

這一時期國家對出口貿易的認識也有了較大的轉變，出口不再以創(chuàng)造更多外匯為其首要目的，而逐漸轉向了促使國內比較優(yōu)勢的轉變上。促使國內比較優(yōu)勢的轉變需要培養(yǎng)資本密集型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而其國際競爭力的培養(yǎng)則需要通過自由貿易所帶來的競爭效應、乘數效應、學習效應來推動。

這一時期國家尋求突破勞動密集型產業(yè)的桎枑，在資本密集型等產業(yè)上加足馬力，為了吸引外資和先進技術，不惜以市場換技術。雖然此時我國對貿易重要性的認識已經上升到一定高度，也采取了貿易促進國內產業(yè)動態(tài)升級的相關措施，但畢竟外貿政策的調整己越來越受到國際因素的制約，而對動態(tài)貿易利益的追求短期內又不可能見到效果，因此國內存在的問題仍然是多方面的。例如由于加工貿易的投入品基本上來自進口，出口對國內其他產業(yè)的帶動作用不大，乘數效應很小。而且由于加工貿易中漏洞不少，一定程度上易誘使賄賂、貪污和走私等腐敗犯罪行為。為了加強管理，國家出臺了許多措施對加工貿易和關稅減免加強管理，這又導致管理成本提高。所以這一時期的貿易政策雖然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同時也存在著很多問題。

4、出口導向階段(2002年至今)

該時期的貿易戰(zhàn)略在繼承上一階段貿易戰(zhàn)略總體發(fā)展方向的基礎上進一步

降低了政府干預。這一時期各項政策的頒布雖然從總體上看基本有利于對外貿易的可持續(xù)發(fā)展，但外貿戰(zhàn)略總體思想的片面化仍導致了許多不可忽視的問題。這一時期我國的外貿體制改革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在關稅措施方面，我國的關稅稅率在持續(xù)降低。按照加入世貿組織的承諾，從2002年1月起，總關稅水平降至15.3%，3000多個稅目的稅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其中農產品平均稅率由18.1%降低到16.8%;工業(yè)品平均稅率由n.4%降低到10.3%。從2005年1月起，我國又進一步降低進口關稅，關稅總水平降至9.9%，涉及降稅的共900多個稅目。2002年，我國的進口配額許可證和進口許可證管理的商品種類從26種減少到12種，2003年又進一步減少到8種，取消了摩托車及其關鍵件、照相機及其機身、手表、汽車起重機及其底盤的進口配額許可證管理;取消部分稅號汽車及其關鍵件的進口配額許可證管理。

繼續(xù)鼓勵擴大出口的政策。為了抵消加入WTO后貿易壁壘的降低對國內市場造成的沖擊，國家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不久出臺了一系列。以出口退稅政策為例，2002年出口貨物的免、抵、退稅面由2001年的62%增加到100%(即全部自營出口或委托出口業(yè)務的生產企業(yè))，退稅總金額達1259億元人民幣，比2001年增加17.1%。出口退稅政策的實施對保持我國對外貿易的穩(wěn)定增長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

我國的出口導向對外貿易發(fā)展戰(zhàn)略在中國取得了巨大成績，同時也產生了一些負面影響：出口增長方式粗放；出口商品核心競爭力不強；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面臨嚴峻挑戰(zhàn)；增加了中國陷入“比較優(yōu)勢陷阱”的風險；人民幣升值壓力巨大；對外貿易發(fā)展的高外需和高外資依賴性；對外貿易摩擦加劇等。隨著中國對外貿易的發(fā)展和國際國內經濟環(huán)境的變化，中國的出口導向貿易發(fā)展戰(zhàn)略帶來的負面影響也越來越大，中國出口導向對外貿易發(fā)展戰(zhàn)略面臨調整要求。

加入WTO后就必須完全的自由貿易，我國正在轉型階段，發(fā)展過程中因為“中國制造”的低價和特殊的社會生產關系遭遇了很多國家的貿易保護政策，我們在對外貿易的過程中也應該注意兩種政策的互相結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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