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公共基礎課在高職教育中的定位

“高職教育思想觀念大討論”學習總結（1）

---公共基礎課在高等職業教育中的功能定位

高職院校公共基礎課與專業課的關系問題始終是教學改革過程中不可回避的問題。近些年關于這個問題的爭論一直未曾間斷。實質上，在高職院校，要想正確處理好這一關系，必須明確公共基礎課教學的定位。在這一個月的大討論活動中，我對公共課在高等職業教育中的定位有了更深層次的理解。以下我將就高職院校公共基礎課的定位這一問題談談個人的看法。

一、高職院校公共基礎課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1.公共基礎課程的內容設置沿襲普通高等教育課程的設計或者直接搬用，教師忽視高職教育的特點，學生不知學以致用，普教色彩過濃，公共基礎課基本是單一的學科性課程，不能體現高等職業教育的特色，模糊了高等職業技術教育與普通高等教育的區別。

2．公共基礎課的教學方法呆板。老師在課堂上以純理論教授為主，“滿堂灌”現象普遍，教學輔助手段缺乏。高職學生的生源決定了學生的基礎知識相對薄弱，對現有公共基礎課程設置與教育方法產生排斥和懼怕心理，不會主動學習，學生中明顯產生輕公共基礎課，重專業課的學習傾向，這不利于公共基礎課教育目標的實現。

3．公共基礎課教學改革舉步維艱。在公共基礎課教學改革中，存在兩種極端的傾向：一是認為經過高中階段的學習，學生基礎知識基本已經夠用，在高等職業技術教育階段不必再開公共基礎課；二是認為公共基礎課關系到學生未來的發展，應該為學生的繼續發展打好基礎，按學科體系開設公共基礎課。事實上，在部分高職院校，公共基礎課的教學改革面臨著教學資源的限制。

二、高職院校公共基礎課的作用

要明確高職院校公共基礎課的科學定位，我們還要弄清楚高職院校公共基礎課的作用。

當今世界是人才競爭的世界，人才的競爭不僅在專業知識與技能方面，更在于人才的基本素質。這些基本素質主要包括遠大的理想、高尚的情操、科學的思維、可持續發展的能力和健康的心理。我國著名科學家錢偉長也說過：“我們培養的學生首先應該是一個全面發展的人，是一個愛國者，一個辨證唯物主義者，一個有文化藝術修養的，道德品質高尚的，心靈美好的人，其次才是一個擁有學科、專業知識的人，一個未來的工程師、專門家。”可見，只有在高等職業教育中充分重視公共基礎課教育，高等職業教育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才能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

公共基礎課在高職人才培養中所體現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公共基礎課可以為學生學習專業知識和形成職業技能打好基礎。公共基礎課是學習一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基礎，是現代社會中學習和掌握其它學科知識的必備條件。

其次，公共基礎課可以為學生接受繼續教育、轉換職業、適應科技發展提供必要的條件。在現代社會中，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變化迅速，職業和崗位也處于不斷變化之中。因此學好公共基礎課，是將來轉崗、創業立業的前提條件。高職教育對于每個學生都只能作為終身學習的一個環節，所以教學必須為學生接受更高層次的教育和終身學習預留出一定的發展空間，在這方面，公共基礎課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再次，公共基礎課教學可以提高學生的科學文化素質，提高學生的認識水平、理解能力、自學能力、應變能力，開拓學生的視野，發展學生智力、個性和特長。

最后，公共基礎課教學可以培養學生良好的思想品德、健康體魄和高尚的審美情趣。國際21世紀教育委員會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寫的報告中提出的未來教育發展的“四大支柱”，即學知、學做、學會共同生活、學會發展。大學生正處于世界觀、人生觀形成的關鍵

時期，開設公共基礎課程，有助于大學生養成具有民族觀念、大局意識等政治思想素質，誠信、敬業、團隊、勤奮等職業道德。

可見，在高職院校，公共基礎課的開設不存在“應不應該開”的問題，而是存在“如何開、如何上好”的問題。

三、高職院校公共基礎課教學的定位

高職院校公共基礎課教學的定位，要從高職院校自身的實際出發，著重突出高職院校的辦學特點、辦學理念，以其培養目標為準則，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1．公共基礎課教學要體現職業院校的特點，增強為專業服務的服務意識。我們要對照“就業導向、服務社會”的辦學理念，根據基礎理論以“必需、夠用”為度的原則，認真思考高職基礎教育與學生就業的關系，解決基礎知識與學生專業能力接軌的問題。為此，我們公共基礎課教學要充分體現高職教育就業導向，能力本位的指導思想，體現以職業素質為核心的基礎素質教育培養；針對專業的培養目標，進行必要的課程整合；按照突出應用性，實踐性的原則重組基礎課程結構，更新教學內容

2．公共基礎課教學要以必需夠用為原則創新課程科目，優化教學內容。傳統的高職課程強調學科知識體系的系統性、完整性，按照學科的邏輯順序來確定課程內容、組織課程體系。打開高職教材，似乎遍布“知識點”，從抽象的概念到嚴密的理論體系，但缺少與實際相結合的應用知識，使學生覺得進了大學就要進行深奧的理論研究。由于培養專業技能需要大量的時間，在有限的時間內，高職學校不可能也無法給予學生所有基礎性的知識。

首先，要大膽地對課本內容進行刪減整合。我們要明確高職的基礎理論，不要求學生掌握嚴謹的學科理論，完整的學科體系，而是要掌握實際工作中必需的知識，所以在教學中要大膽刪去“偏、難、雜”的理論知識，保留必需的基礎知識，但知識面應當寬泛一些。

其次，要注意把握“必需、夠用為度”的原則。筆者認為，“必需”，是指知識的講授和學習能夠滿足專業和職業能力的需要，而不是像本科教育那樣，立足打好深厚基礎；“夠用”，是不再追求學科體系邏輯嚴密性，強調教學內容“實際、實用、實踐”。

再次，要兼顧學生素質的培養。在文學作品的學習中，除了使學生了解文學知識，感受人事景物形象外，更要讓學生感悟人生，認識社會，喚起學生的生命意識和社會責任感，使學生在獲得審美享受的同時自然而然地陶冶情操、凈化靈魂。

3．公共基礎課教學要不斷改進教學方法，提高教學效率。傳統的“灌輸式”、“講稿+粉筆+黑板”的教學方法及手段，以教師為主體，把學生當“容器”，使學生失去了學習的積極性，使教學成了抽象的、晦澀的說教，加上教學內容脫離學生的生活實際，出現大部分學生對公共基礎課厭學的現象。要改變這種狀況，就必須對公共基礎課的教學進行改革。

首先，要調整教師、學生在教學中的地位。公共基礎課的教學中，要在發揮教師教學主導作用的同時，突出學生的主體作用，鼓勵學生大膽探討，以造就具有鮮明個性和創新精神的人才。

其次，要注重教學方法的改革。運用項目教學法，因材施教，積極實行啟發式、討論式、參與式教學方法，從教材和學生的實際出發，有計劃有步驟地引導學生獨立地進行分析和綜合，給學生創造積極思維的條件和思路。

再次，要注重教學手段的改革。加強現代教育技術、手段的應用，加快計算機輔助教學的使用，實現教學技術和手段的現代化是提高教學水平的重要內容。

最后，要改革考試方式方法。傳統的考試方式以理論考試為主，缺乏對教學效果的多層面的評價，因此考核的結果不能準確地反映教學的實際效果。改革后的考試方法應堅持開卷、閉卷相結合，口試、筆試相結合，還可以有答辯等多種形式；考試題以分析應用型為主，著重考核學生綜合運用所學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促進學生個性與能力的全面發展。

4．公共基礎課教學要增加“實踐性教學環節”，突出應用型人才的基礎能力培養。公共基礎課要體現“基本素質和基本工作能力的培養”，在公共基礎課教學內容與體系的構建上，依據的不是學科理論知識體系，而是高職生應具備的能力體系。對于公共基礎課，理論知識應通俗、淺顯，減少理論推導方面的內容，理論教學要在講清概念的基礎上強化應用，即結合實際應用，多突出知識與方法在實際工作中的應用。

因此，我們要在公共基礎課教學中增加實踐性教學環節，以實踐性教學為平臺，著力培養學生運用方法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和職業通用能力。增加實踐性教學環節不僅能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主動性，還能夠在實際工作中讓學生明白公共基礎課教學的重要性，以提高他們學習的自覺性。

公共課部基礎英語教研室

黃

娟

2012-3-22

第二篇：對高職公共基礎課既要重視又要適度

對高職公共基礎課既要重視又要適度

——兼與張新德老師商榷

李東風 葛力力

摘 要：針對一些高職院校忽視公共基礎課的情況，指出要順利地完成高職人才的培養目標．必須重視公共基礎課的教學。簡述了高職院校課程的教學狀況，分析了公共基礎課在培養合格的高職生的過程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在教學中如何改革公共基礎課的教學；同時與張新德老師就高職數學教育價值的某些觀點進行了探討，認為對高職公共基礎課的重視要適度。

關鍵詞：高職院校；公共基礎課；作用；改革；重視：適度

作者簡介：李東風(1967一)，女，河北豐潤人，華東交通大學職業技術學院副教授。葛力力(1954一)，男，湖南湘鄉人，華東交通大學職業技術學院副教授。

中圖分類號：G7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7518(2006)10-0030-03

筆者拜讀了刊登于《職教論壇》(2005年12月號下)張新德老師的《高職教育的目標定位及數學價值的思考》一文，有所感觸。筆者均為公共基礎課的教師，對高職院校公共基礎課的教學、公共基礎課的作用及教學改革也有一些體會，也想就高職院校公共基礎課談點認識，同時與張新德老師就高職數學教育的某些觀點進行商榷。

一、高職院校課程的教學狀況簡述

2000年1月，《教育部關于加強高職高專教育人才培養工作的意見》中規定了高職高專教育人才培養模式的基本特征是：以培養高等技術應用性專門人才為根本任務；以適應社會需要為目標，以培養技術應用能力為主線設計學生的知識、能力、素質結構和培養方案；畢業生應具有基礎理論知識適度、技術應用能力強、知識面較寬、素質高等特點；以“應用”為主旨和特征構建課程和教學內容體系。教育部這一文件為高等職業教育指明了培養目標。

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高等職業教育得到快速發展，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培養了大批急需的各類專門人才。但由于起步較晚和定位不準確，目前在諸如課程的設置、教學內容等方面還存在一些問題。例如在教材的內容上有的采用的是本科壓縮餅干型，有的是借用普通專科型，有的是本科、專科、中專的拼湊、剪貼型。它們共同缺陷之一是不能根據高職教育的人才培養模式及要求來選用適當教材。同時，高職學生動手能力差的問題也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許多高職院校開始重視培養學生的職業技能．加強實踐性教學。

但這在另一方面又出現忽視公共基礎課教學的問題，尤其是存在著專業課、實踐教學課擠占公共基礎課，學生不重視公共基礎課的現象。并且受社會傳統思想影響，專業設置上普遍存在著重理輕文的現象，還有人認為只要專業過硬，公共基礎課學不學都無所謂。其結果是學生的文化基礎知識單薄、人文素養缺乏，影響學生的全面發展，難以滿足社會對高職人才的要求。面對越來越多高職院校出現的這一問題，許多企業都感到困惑：高職院校好像是在為我們培養一個個“機器人”。中國教育學會會長顧明遠教授也曾指出，“現在，隨著職業教育的不斷成熟，很多高職院校在設置專業和課程的時候，已經有意識地以就業為導向。這本來是一件好事，但在大部分院校中卻‘矯枉過正’，從一個極端走到了另一個極端。”一些高職院校對人才培養目標片面理解，導致培養出來的學生專業過窄、文化底蘊薄弱，在激烈的人才競爭中處于“弱勢”。因此，肩負教育職能的高職院校有責任培養出“德才兼備”的畢業生，而在這方面公共基礎課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高職公共基礎課的重要作用

當今世界是個人才競爭的世界，人才的競爭不僅在專業知識與技能方面，更在于人才的基本素質。這些基本素質主要包括遠大的理想、高尚的情操、科學的思維、可持續發展的能力和健康的心理。科學家愛因斯坦尖銳地指出：“用專業知識教育人是不夠的。通過專業教育，他可以成為一種有用的機器，但是不能成為一個和諧發展的人。”我國著名科學家錢偉長也說過：“我們培養的學生首先應該是一個全面發展的人．是一個愛國者，一個辨證唯物主義者，一個有文化藝術修養的，道德品質高尚的，心靈美好的人，其次才是一個擁有學科、專業知識的人，一個未來的工程師、專門家。”可見，只有在高等職業教育中充分重視公共基礎課、人文課的教育，高等職業教育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才能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

目前，我國高等職業教育中的公共基礎課程主要由哲學、法律、語文、外語、體育、數學和計算機等課程組成。公共基礎課在高職人才培養中所體現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公共基礎課作為專業知識學習的基礎，在高職人才培養中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公共基礎課是學習一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基礎，是現代社會中學習和掌握其它學科知識的必備文化。高職教育雖然重在培養學生的職業技能，但任何一種技能的培養、發展和提高都是要建立在一定的文化基礎之上的。作為高層次的職業教育，學生要學習掌握現代化的生產、管理或服務技術，就必須在已有高中階段知識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寬基礎知識。況且，我國高職院校招收的學生基礎普遍比較差，綜合素質相對薄弱，更需加強公共基礎課的學習。

公共基礎課程的設置安排是為了滿足高職生全面發展的需要。張新德老師在文章中談到“數學是培養人的科學思維能力的一種最好的訓練。”并例舉出四川大學曹廣福的話：“一個大學生未來成就如何，關鍵要看他的數學修養達到何種程度。”筆者認為此觀點片面，且有王婆賣瓜之嫌。數學盡管在培養人的邏輯思維、發散思維、嚴密的推理方面有著重要作用，但哲學的抽象思維、法律的邏輯思維難道不也是科學思維嗎?學習這些課程不也是“最好的訓練”嗎?中國歷史上一些大有成就者數學修養就不高，例如毛澤東。在高職中，數學訓練重要，但也只是思維訓練的一個方面。

其次，在現代社會中，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變化迅速，職業和崗位也處于不斷變化之中．一個人終生只從事一項工作已變得越來越不可能．個人無法預知自己將來從事何種工作，如果只掌握一門相對固定崗位的專業技能，必然會使專業過窄，職業知識和能力受限，難以適應不斷變化的就業市場。因此學好基礎課，是將來轉崗、創業立業的前提條件。高職教育對于每個學生都只能作為終身學習的一個環節，所以教學必須為學生接受更高層次的教育和終身學習預留出一定的發展空間，在這方面，公共基礎課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再次，高職教育除要培養學生的專業能力外，還須注重學生職業能力的培養。職業能力是指職業角色從事一定崗位工作所需的個體能力，它由知識、理解力和技能諸要素構成．并作為一個有機整體，綜合地發揮作用，其中任何一種孤立能力要素都難以完成職業活動。職業能力包括社會適應能力、人際交往能力、動手能力、競爭能力、管理能力、經營能力、開拓創新能力等。而高職院校要培養學生職業能力，就要精選必需的社會知識、心理學知識，把人文社會學等基礎知識和科學理論有效地結合起來。

最后，加強公共基礎課的學習還是素質教育、職業道德教育的需要。國際21世紀教育委員會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寫的報告中提出的未來教育發展的“四大支柱”，即學知、學做、學會共同生活、學會發展。2005年11月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全國職業教育工作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時明確提出“職業教育要認真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全面實施素質教育。要搞好以敬業和誠信為重點的職業道德教育，學習必要的基礎理論知識。在我國現階段，大學生個人主義傾向嚴重，誠信缺乏，協作精神差，國家和集體觀念淡漠，??但同時他們又正處于世界觀、人生觀形成的關鍵時期，開設公共基礎課程，尤其是人文課，有助于大學生養成具有民族觀念、大局意識等政治思想素質；誠信、敬業、團隊、勤奮等職業道德。

三、淺議公共基礎課教學的改革

在短短的二三年高職教育時間內．既要完成一定量的公共基礎課、基礎理論課的教學．又要完成對學生實踐技能的培訓，任務十分艱巨。要順利達到高職教育目標，就必須進行必要的課程改革。而高職公共基礎課由于涉及面廣．學時多(一般占到總課時的三分之一)，又直接關系到學生素質培養和今后工作的基本能力，它的改革就顯得重要又困難。那么，公共基礎課教學應如何改革呢? 第一，教學內容定位要科學。傳統的高職課程強調學科知識體系的系統性、完整性，按照學科的邏輯順序來確定課程內容、組織課程體系。打開高職教材，似乎遍布“知識點”，從抽象的概念到嚴密的理論體系，但缺少與實際相結合的應用知識，使學生覺得進了大學就要進行深奧的理論研究。而這些枯燥的理論在教學中，不能取得較好的教學效果，使得學生上課沒興趣，只是考前死記硬背，教學效果較差。

在有限的時間內，學校不可能也無法給予學生所有基礎性的知識，那么，公共基礎課教學內容的選擇就應科學定位。首先就必須大膽地對課本內容進行刪減整合。目前的公共基礎課教材．內容大都是本科教材的翻版，注重理論的體系．同時內容龐雜。這就需要我們明確高職的基礎理論不要求學生掌握嚴謹的學科理論，完整的學科體系，而是掌握的理論知識線條要粗，所以在教學中要大膽刪去“偏、難、雜”的理論知識，保留必需的基礎知識，但知識面應當寬泛一些。其次要注意把握“必需、夠用為度”的原則。高等職業教育的公共基礎課．它的主要功能不是單純為學習系統的專業知識服務，所以對學生需掌握的理論知識．要按照“必需、夠用為度”的原則來選定。對公共基礎課理論的“必需和夠用”的原則如果把握不準，在實際教學中要么偏難，要么偏易，會造成學生難以適應。筆者認為，“必需”，是指知識的講授和學習能夠滿足專業和職業能力的需要，而不是像本科教育那樣，立足打好深厚基礎；“夠用”，是不再追求學科體系邏輯嚴密性，強調教學內容“實際、實用、實踐”。再次，教學內容的選擇要既注重知識的獲得又兼顧學生素質的培養。例如語文課．要在增強學生語言文學知識的同時，更要教給學生終身受用的“做人”道理。在眾多優秀作品中，選擇既有藝術性又最能呼喚良知、給人以生命啟迪的作品。在文學作品的學習中，除了使學生了解文學知識，感受人事景物形象外，更要讓學生感悟人生，認識社會，喚起學生的生命意識和社會責任感，使學生在獲得審美享受的同時自然而然地陶冶情操、凈化靈魂。

張新德老師在文章中談到，高職院校“在實用主義的影響下，忘記了數學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只想給學生‘有用’的東西，把數學知識的體系搞得支離破碎，學生學得似是而非，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根本得不到嚴格的訓練。”高職院校中三年制的高等數學課時一般在180至220學時，約占總課時的6％左右，在如此短的時間內要學好完整的數學知識是不可能的。更何況如果哲學課、語文課、英語課等都提出如此要求，高職院校又如何培養出具有高等技術應用性的專門人才呢?筆者認為，強調學科體系的完整并要求再增加課時，對高職的任何一門公共基礎課來說，都是不現實的。加強高職生的數學思維訓練，可能更應重視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和教師的教學方法，應該因材施教。例如方法上的課堂教學與課外活動相結合(辦興趣班等)，一般培養與特殊培養相結合。

第二．把培養學生運用理論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作為教學重點。公共基礎課要體現“基本素質和基本工作能力的培養”，在公共基礎課教學內容與體系的構建上，依據的不是學科理論知識體系，而是高職生應具備的能力體系。對于公共基礎課，理論知識應通俗、淺顯，減少理論的推導方面的內容，理論教學要在講清概念的基礎上．強化應用。即結合實際應用多，突出知識與方法在實際工作中的應用，注重提高學生運用方法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例如利用數學知識邏輯性強、推理嚴謹、定量精確等特點，通過數學知識的學習，培養學生的各種基礎能力（如觀察想象能力、邏輯思維與創造思維能力等)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綜合能力以及科學精神和科學態度。

第三，改革公共基礎課的教學。傳統的“灌輸式”、“講稿+粉筆十黑板”的教學方法及手段，以教師為主體，把學生當“容器”，使學生失去了學習的積極性，使教學成了抽象的、晦澀的說教，加上教學內容脫離學生的生活實際，出現大部分學生對公共基礎課厭學的現象。要改變這種狀況，就必須對公共基礎課的教學進行改革。

首先，要調整教師、學生在教學中的地位。公共基礎課的教學中，要在發揮教師教學主導作用的同時，突出學生的主體作用，鼓勵學生大膽探討，以造就具有鮮明個性和創新精神的人才。

其次，要注重教學方法的改革。因材施教，積極實行啟發式、討論式、參與式教學方法，從教材和學生的實際出發，有計劃有步驟地引導學生獨立地進行分析和綜合，教給學生獲取知識的方法．給學生創造積極思維的條件和思路。

再次，要注重教學手段的改革。加強現代教育技術、手段的應用，加快計算機輔助教學的使用，實現教學技術和手段的現代化是提高教學水平的重要內容。

最后，要改革考試方式方法。傳統的考試方式以理論考試為主．缺乏對教學效果的多層面的評價，因此考核的結果不能準確地反映教學的實際效果。改革后的考試方法應堅持開卷、閉卷相結合，口試、筆試相結合，還可以有答辯等多種形式；考試題以分析應用型為主，著重考核學生綜合運用所學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促進學生個性與能力的全面發展。例如在哲學、法律課程的考試中，考試內容、方式就要能反映出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理解、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能力，體現出高職的特色。

總之，我們認為，對高職的公共基礎課既要重視，但又不可強調過頭，要適度，課程的設置，調整，改革要受高職培養目標制約，為高職培養目標服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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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教論壇》2006/5(教研版)

第三篇：論高職院校在高技能人才培養中的定位.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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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高職院校在高技能人才培養中的定位 作者：田秀萍 崔發周來源：《教育與職業·理論版》2008年第24期

［摘要］雖然高技能人才主要是在企業實踐中成長起來的，但職業院校在高技能人才培養中也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礎作用。職業院校既是學生的良師益友，也是企業的合作伙伴，在社會建設中具有重要作用。職業院校應重點幫助學生完成職業生涯設計，培養從業者的基本職業能力，參與職業教育與培訓規律的研究。政府部門當前亟須建立統一、完整的職業標準，為高技能人才培養創設的良好環境。

［關鍵詞］高技能人才 職業標準 培訓 課程開發 技師考評制度

［作者簡介］田秀萍（1957-），女，河北唐山人，唐山工業職業技術學院院長，教授，研究方向為高職院校管理；崔發周（1963-），男，河北曲陽人，唐山工業職業技術學院高職研究所所長，副教授，研究方向為高職教育評價、課程開發。（河北唐山063020）

［中圖分類號］G718.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3985（2008）36-0021-03高技能人才是推動技術創新和實現科技成果轉化的重要力量，對于建設創新型國家，加快產業優化升級，提高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將經濟建設切實轉變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的軌道上來，實現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協調發展，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重大意義。應該圍繞國家發展的核心戰略，確定政府、企業和院校三方在高技能人才培養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合理劃分職能，相互合作，推動高技能人才隊伍建設。在目前的條件下，職業院校是培養中初級技能人才的主力軍，積累了技能型人才培養的豐富經驗，對技能型人才的成長和培養規律相對比較熟悉，在高技能人才培養中具有必要的基礎性作用。唐山工業職業技術學院成立于2001年，與唐山市技師學院實行一體化管理，為全國農民工示范性培訓基地建設單位、推行職業資格證書制度的試點院校、承擔數控技術技能型緊缺人才培養的職業院校。下面結合學院的實際談談認識。

一、職業院校在高技能人才培養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高技能人才主要是在企業實踐中成長起來的，通過開展新技術、新工藝、新設備、新材料等相關知識和技能的崗位培訓，以及名師帶徒、技術攻關、崗位練兵等活動，可以有效地促進技能人才的成長，使從業者從新手逐漸成長為專家。但是，國內外職業教育的實踐表明，職業院校在高技能人才培養中也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礎作用。從政府、企業和職業院校三方的關系來看，職業院校應在以下三個維度上進行準確定位（如22頁圖所示）。

（一）學生職業發展的良師益友

職業院校處于企業和學生的中間地位。院校與學生之間沒有雇用與被雇傭的關系，是學生職業成長的幫助者、指導者和組織者。根據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企業的具體要求和學生的個性特征，職業院校通過開展科學的培訓教育活動，使學生養成高尚的職業道德，獲取必要的職業知識，掌握嫻熟的職業技能，適應職業活動的需要。職業院校的最大優勢在于熟悉職業培訓與教育規律，能夠主導教育培訓過程，以科學的培訓和教育方法取得良好的效果。職業院校的價值體現在受培訓和教育者職業能力的提高上，而職業能力的提高反映在崗位工作效率和工作質量的改善以及薪酬水平提高等方面。

（二）企業科學發展的合作伙伴

企業的宗旨是通過生產社會所需要的產品獲得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員工培訓是提高效益的重要手段。由于科學技術更新速度不斷加快，企業越來越多地將技術進步和員工素質提高作為市場競爭的主要手段。從這個意義上說，企業是高技能人才培養的主體和直接受益者。從社會生產的整個流程來看，職業院校是從企業生產職能中分離出來專門從事培訓和教育活動的社會機構，是大生產過程中的一個組成部分。職業院校與生產企業的關系是服務與被服務的關系，院校以促進企業發展為目的，協助企業實施相應課程，培養滿足企業要求的人才；企業根據總體發展規劃制定職工培訓計劃，并制定出每個工作崗位的任職要求，為職工學習創造必要的條件，使職工能夠在“做中學”，不斷提高技能水平，對具有一般性、基礎性和超前性的學習內容，制定出相應的培訓目標和培訓計劃，與職業院校合作實施有計劃地正式培訓。

（三）經濟社會發展的促進力量

由于職業院校已經從企業分離出來，在職能上具有相對獨立性。除了直接為企業發展服務之外，職業院校還可以為社區人員提供就業培訓，為農村勞動力提供轉移培訓，參與職業教育與培訓制度以及職業標準的制定等。職業院校的這些活動是公益性的，并不針對某一企業的特定需要，但對于整個社會人力資源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是和諧社會建設的促進力量。

二、職業院校高技能人才培養的工作重點

（一）幫助職業準備者完成職業生涯設計

職業教育的重要職能之一，就是幫助未曾走上職業崗位的青年學生完成職業生涯設計，根據職業個性特征確定職業方向，最終實現職業理想。目前，許多企業院校以實現畢業生初次就業為重點，只考慮某一企業、某一崗位的特定需要，而忽視職業生涯中的一般需要和長遠需要，導致畢業生難以轉換職業或者長期從事技術要求低、薪酬待遇低的工作，不能成長為優秀的高技能人才。當前，職業院校的職業指導工作應該著重解決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1.實施全面職業指導。職業指導不等同于就業指導，不僅是簡單地發布一些需求信息或傳授求職技巧，而是以促進從業者終身職業成長為目的教育活動，是職業教育職能中重要的組成部分。職業指導活動必須作為正式課程列入教學計劃，要確定合理的教學目標、教學內容和教

學方法，并進行相應的考核。目前，學院已經將職業指導作為必修課列入所有專業的人才培養計劃中，采用專兼結合的方式實施職業指導課程。

2.實施全程職業指導。完整的職業指導過程應該包括入學前、學習中和畢業后幾個階段，是一個前后銜接、不斷遞進的教育過程。入學前主要通過招生咨詢使考生根據職業興趣和職業個性完成職業選擇，為以后的職業發展確定正確的方向。學生入學后除學習必要的職業知識和職業技能外，還要堅定職業理想，養成高尚的職業道德，掌握人力資源市場的必要的供求信息。學生畢業走上工作崗位后，還應了解他們的崗位適應情況、職業成長的進展并進行追蹤指導。學院專門成立了職業指導辦公室，負責入學前和畢業后的職業指導工作，并對在校期間學生的職業指導活動實施監控。

3.實施全員職業指導。職業指導是對從業者職業發展具有指導意義的綜合性教育活動，不僅僅是少數幾個專職教師的任務，更不是專門職業指導機構能夠包攬的工作，職業教育與培訓機構全體成員都負有職業指導的責任。每一位教師都應該在日常的專業教學中滲透職業指導要求，將專業教學內容與職業指導內容科學地融為一體。通過全員職業指導，使職業指導成為一種隨處進行、隨時進行的常規教育活動。

（二）培養從業者必要的理論知識、基本技能和關鍵能力

德國“雙元制”的實踐表明，完全依靠“做中學”存在較大的缺陷，不利于從業者的職業成長，特別是在信息化的條件下，許多傳統的操作技能被程序所取代，純粹的操作技能性工作已經越來越少，從業者必須掌握必要的理論知識才能適應技術發展的需要。職業院校采用班級授課制度，教學效率較高，適合于傳授通用性的知識和技能，培養跨職業的通用能力。根據我院的經驗，為增強培訓效果，需要重點解決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1.采用工學結合的培訓模式。實踐證明，如果僅在課堂上單純地講理論，然后再去工廠實習，教學效果很不理想。最好的方式是選擇在工作過程中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工作任務，讓學生按照工作過程的需要學習相關知識和技能，同時養成良好的職業道德和工作習慣，鍛煉合作能力、學習能力、創造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這樣可以實現理論與實踐的充分結合。目前，學院已經在數控技術、物流管理和酒店管理三個專業完成了工學結合的課程改革，并制定了相應的課程標準，正在組織編寫配套的校本教材。

2.建立專兼結合的教學團隊。由于“雙師型”教師培養難度太大，建立專兼結合的專業教學團隊是一種可滿足需要的現實選擇。在課程實施過程中，由院校的專任教師和企業的兼職教師共同完成教學任務，專任教師側重于教學組織和理論指導，而兼職教師主要負責實踐指導。這種方式既彌補了專任教師數量的不足，又提高了教學效果。目前，學院數控技術、汽車修理、電氣自動化等專業的兼職教師占到了30%以上，個別專業已達到了50%，在師資方面滿足了實施工學結合課程的要求。

3.建設生產性的校內實訓基地。實訓基地是實施工學結合課程的必要物質條件。高技能人才培養需要有一定的職業環境，無論是學習職業知識還是學習職業技能，都需要配備足夠的實訓設備。學院在特定的條件下，買斷、接收了14個中小企業和學校，走了一條“前校后廠、產學一體”的辦學之路，對實施工學結合的課程改革起到了支撐作用。學院最新購買的一處廠房，單體單層面積達到了2萬平方米，經改造后成為農民工培訓和職業職工培訓的主要場所，現已正式投入使用。該基地中既有利用1億元貸款購置的實訓設備，又要引進校外企業投資的生產線，生產滿足市場需要的真實產品。這種實訓基地建設模式，實現了培訓資源與生產資源的交互利用，具有良好的社會效益。

（三）開展職業培訓理論研究，促進職業培訓制度的完善

我國的職業培訓還處于探索經驗階段，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在培訓模式、課程開發、教學方法特別是實訓教學組織等方面有許多問題有待進一步探索。但是，與德國強大的職業教育研究機構相比較，我國職業培訓研究機構力量顯得十分薄弱。職業院校在開展培訓理論研究方面已經取得了大量成果，是推動我國培訓制度完善的重要力量。當前亟待搞清的問題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適合中國國情的本土化培訓模式。勞動用工制度決定著企業培訓制度，在職工流動性很大的條件下，企業就會缺乏培訓的積極性。為了同時調動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應探索一種統籌使用職工培訓經費的制度，即：企業先按照規定比例將職工教育經費和職工技術培訓經費上繳政府主管部門，然后根據企業開展職工教育培訓的實際情況進行返還，并給予適當補貼。這種制度既可促進高技能人才的成長，又可調動企業的積極性。目前學院正承擔著“機電類高技能人才成長規律及培養模式”的省級立項課題，經過系統研究后將給政府提出一些相關的政策建議。

2.科學合理的培訓課程開發模式。開發工學結合的培訓課程是一項難度很大的工作，既需要大量的課程理論，又需要豐富的生產實踐經驗。盡管有CBE、MES等模式可以作為參照，但要在現實條件下取得良好效果還需進行探索。學院在課程開發中采用了“三主體模式”，由課程專家、企業專家和教學專家聯合開發工學結合課程。課程專家負責制訂開發方案，指導開發過程，評價課程質量；企業專家負責職業分析和工作分析，確定典型工作任務，作為培訓內容確定的主要依據；教學專家負責教學分析，按照教學規律將典型工作任務進行歸類、排序、轉化，最后變成可以實施的課程。

3.基于生產過程的技師考評模式。目前的技師考評方式與生產過程是脫離的，影響著考評質量。探索在生產服務過程中進行技能鑒定的工作模式，推行生產現場能力考核和工作成果業績評定相結合的技師評價方法，有利于高技能人才的成長。當務之急是將考核評價的標準、程序和方法進一步細化和完善，盡可能地排除人為因素的干擾，形成一種公平、公正、公開的即時考評制度。

三、高技能人才培養工作中亟須解決的幾個問題

（一）職業標準的系統化和科學化

目前的職業標準和職業分類還不全面、不科學，既影響著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的增強，也影響著高技能人才培養工作的正常進行。最為突出的問題有兩個：一是缺乏工程類和技術類職業的標準；二是職業標準不能及時更新，使得某些標準不符合實際工作的需要。按照“職業帶”理論，工業企業的職業崗位應該包括工程系列、技術系列和技能系列，在我國目前尚無技術師序列的職業標準。隨著人力資源的統一管理，我國應該盡快制訂出工程、技術、技能等各個序列的職業標準并及時加以更新，扭轉目前不同類型職業分頭管理、交叉職業無人管理的局面，為高技能人才培養創造一個良好的政策環境。

（二）培養與使用的統一

目前，中、初級技能人才主要靠職業院校來培養，一些高級技校和技師學院已經培養出具備高級工資格的畢業生，他們是企業技能人才的主要來源，也是優秀高技能人才的預備對象。但是，由于培養與使用在規格和數量上的不協調，許多企業不能將職業院校畢業生安排在相應崗位，甚至還要重新培養，這不僅浪費寶貴的教育資源，也使院校的教學工作非常被動。政府應該建立起校企合作的正常機制，使企業能夠積極參與職業教育的全過程，并對教育效果進行具有權威性的評價，將職業資格認證與教學評價有機地統一起來。

（三）農民工的身份確定

目前，隨著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農民工已逐步成為高技能人才的主體，在企業生產經營活動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是，與發達國家工業化時期不同，我國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受到了社會制度的限制，農民工的職業處于不穩定狀態，這就使他們的職業發展處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不僅企業不愿意為職工培訓承擔費用，職工自己也不能為以后的職業發展進行預測。而技術培訓都具有適度的超前性，勞動者與雇傭者雙方的短期行為使技術培訓需求大為減弱。許多企業在進行技術改造時，往往是臨時對職工進行短期培訓，或者直接從社會招聘人才。因此，為了建立現代企業職工培訓制度，還需要有一系列配套規章、政策的出臺，形成我國技能勞動者成長和職業培訓事業發展的政策法規體系，為推動職工培訓事業的發展，促進高技能人才隊伍建設提供有力的政策制度保障，在全社會形成技能人才成長的良好氛圍。

［參考文獻］

［1］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高技能人才培養體系建設“十一五”規劃綱要

［EB/OL］.http://.cn/policy/txt/2007-04/26/content_9252657_4.htm，2007-04-26.［2］歐陽育良，高志敏，王良健.高技能型人才研究綜述［J］.職業技術教育，2006

（34）.［3］蔡躍進.加快完善高技能人才培養機制［J］.職業教育研究，2005（3）.

第四篇：關于征訂全國高校網絡教育部分公共基礎課

關于征訂全國高校網絡教育部分公共基礎課

統一考試練習系統光盤的通知

電大繼〔2010〕2號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計劃單列市及獨立設置的廣播電視大學教務處，中央廣播電視大學直屬學院、八一學院、總參學院、空軍學院、西藏學院、殘疾人教育學院教務部門：

為加強開放教育本科（專科起點）各專業學生的考前培訓，提高網絡統考成績，特向開放教育本科（專科起點）各專業學生統一征訂全國高校網絡教育部分公共基礎課網絡統考練習系統光盤。現將有關事宜通知如下：

一、網絡統考練習系統光盤特點介紹

1．與網絡統考機（網）考考試環境一致。

2．與網絡統考各科目考試大綱知識點一致。

3．與網絡統考考試組卷方式一致。

4．提供隨機練習、重復練習、知識點練習、自動即時評分功能。

5．各科目試題配有標準答案。

此套統考練習系統光盤全面充實、特色突出且效果顯著。學生可通過此網絡統考練習系統光盤進行反復練習及針對性練習，以達到提高統考成績的目的。

二、網絡統考練習系統光盤征訂

1．征訂時間

網絡統考系統練習光盤一年征訂3次（每次征訂光盤的練習試題內容在歷次統考前即時更新）：

第1次征訂時間：1月1日至3月31日。

第2次征訂時間：5月1日至7月31日。

第3次征訂時間：9月1日至10月31日。

2．光盤定價為每科25元。

二○一○年七月十六日

第五篇：經典名著在中學語文教育中的定位

經典名著在中學語文教育中的定位 龔明俊

中學語文教育始終是教育改革的熱門話題，這個“熱門”不僅僅局限于教育界內部，也延伸到了社會特別是新聞界。總體上講，大家對語文教育現狀不滿意。本文所探討的話題——經典名著（包括名篇）在中學語文教育中的定位，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提出的。可以說，經典名著是語文教育改革進程中焦點之焦點。

經典名著指以語言文字為媒體的經得起反復推敲的出版物，其主體是文學作品。從語文教育史上來看，經典名著是語文教育的基本的重要的內容之一。它在語文教育中如何定位，即如何從理論與實踐上確立其恰當的地位與作用，目前尚無一個明確的概定。提出這一問題的根本原因，是因為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社會需要，或者不同的語文教育主導勢力對其認識不同，甚至不同的語文教育基層工作者對其理解差異，最終導致經典名著的定位處于復雜多變、混亂不一的狀態。正確認識經典名著在中學語文教育中的定位問題，對修訂教學大綱、編選語文教材、理論研究和具體實踐，特別是對廣大的中學生成長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

經典名著在中學語文教育中的現狀

為了較為明確地考察經典名著在中學語文教育中現狀問題，我們以20世紀80年代至今的中學語文教育為研究對象，從修訂教學大綱、選編教材、教學實踐與專家學者批評四個方面著手分析。筆者認為，經典名著沒有一個明確定位，表現在大綱限定模糊、教材編選的態度不嚴肅、教學方法不恰當等方面，專家學者、廣大師生對經典名著的教育現狀非常不滿。

語文教學大綱對經典名著的定位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因為它是語文教材編制的依據，當然也是經典名著入選教材的標準。

我們先從20世紀八九十年代使用的人教社《語文教學大綱》說起，大綱在闡述中學語文課文選編標準時，提出了“思想內容好”、“語言文字好”、“適合教學”等三條主要標準。無疑，這三條標準都是“根據長期的實踐經驗提出”的，從理論上講似乎沒有什么不妥。問題是，什么樣的文章才算是“思想內容好”，才算“語言文字好”，才“適合教學”？這里的“思想內容”是以中學生的自然需要和健康發展為標準，還是以某一時期的世俗需要或某一政治理論及教育理論的要求為依據？從教材成品來看，后者是編選課文的標準。所選出的課文幾乎大部分都可以用“政治手法”來解釋。有人曾經指出，中學語文所選的作品，大都還是多年以來的老套路，那些在學術界已成公論、定論的命題，在中學語文教育中幾乎一點都沒有反映出來。比如，中學語文教材里涉及現代文學領域的，文學史觀和對作家的評價，基本上還是沿用王瑤先生30多年前在《中國文學史稿》中的觀點。它有兩個特點：一是相信文學歷史的不斷進化，二是強調社會政治因素對文學的決定性影響。這種范式產生于20世紀50年代初，受那個時代的限制，它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那個時代的烙印，比如相當偏“左”，比如過于用馬列主義解釋文學現象，以革命和反革命、發展和落后等二元對立的范疇來規范現代文學思潮的論爭等等。這在中學語文教材、教案中都有所反映：郭沫若的革命“文正公”地位，對魯迅的共產主義思想的過分夸張，對徐志摩、梁實秋、胡適等作家的不盡公平的評價，以及用階級論僵硬地解釋文學現象的傾向等，都是這種范式帶來的負面影響，而這種負面影響在中學語文教育被原封不動地繼承了。中學語文中的白話文是以現代文學中經典名著為主體的，對待現代文學經典名著的選編如此，對待古代文學與外國文學的選編雖然不以王瑤先生的思想為基礎，卻也是用了這種思維模式的。教材選編是語文教學大綱的具體體現，通過教材我們可以更為明確地看到大綱的真實指導思想和詳細內容。我們要問，難道只有這樣的文章才能“適合教學”嗎？至于“語言文字好”，自然是作為課文的最基本的要求了，而事實上，教材所選的課文并非篇篇都是“語言文字好”的，相反，有的語言文字是非常粗糙的，談不上“語言美”，如某些散文與詩歌，雷同的篇章結構與教條式的語言無法讓人感到什么美，教師講解與學生學習都毫無生趣。“名”倒是真的有，卻談不上“經典”。最新的《語文教學大綱》對此作了較大的調整，初中、高中的教學大綱內容差別不大，而高中敘述更為詳細，提出了“課文具有典范性，文質兼美，題材、體裁、風格應豐富多樣，體現教學目的，難易適度，適合教學。”“課文應富有文化內涵和時代氣息，注意聯系當代社會和科技文化發展，聯系學生實際，有利于學生拓寬視野，激發學習興趣。”可以用三點概括其要點：一是文章要具有典范性，二是要適合教學，三是要富有文化內涵和時代氣息。對經典名著來說，闖這“三關”不容易，有限的教材容量能不能在幾百至幾千字間展示經典名著的“典范性”，而且“富有文化內涵和時代氣息”，是不是富有代表性的經典名著一定“適合教學”？比如《紅樓夢》中的任何一回的節錄，都能代表整體特色？比如《雷雨》的節錄是否能夠反映整體風貌？等等。我們甚至可以說，教材中的大部分節錄連原著的基本風貌都體現不出來，更談不上深入的分析了！

教材編纂對經典名著的態度不嚴肅，這一點提出建議和批評的非常多。這里的教材指課本、教學參考書及相關權威性輔導資料等，主要是前兩者。這種不嚴肅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選擇經典名著的非經典部分。教材發行量特大，影響面特深，是最有威力的文選集，其意義非同尋常。正因為如此，選擇篇目一定要注意作品的經典性，而我們的教材似乎沒有把這一問題放在心上。對所選作品常常給予“節錄”，這些節錄看似“富有代表性”，“能夠體現原著風貌”，實際是，所選擇經典名著的非經典部分。如《紅樓夢》，選編了《葫蘆僧判斷葫蘆案》（初中）、《林黛玉進賈府》（高中）兩篇課文，這兩篇單從主題這一層就難說具有代表性，全書寫的是愛情悲劇，它們都體現了這一點嗎？這兩節能讓學生學習到東西與原著主旨不具吻合性。教師講解又常常把學生引入階級論，這種理解雖然是一家之言，言之成理，但畢竟不能反映更多專家學者的理解。當然，我并不是否定教材的節錄，畢竟，讓學生了解更多的名著，節錄是一個捷徑，也是走進經典名著的一種有效教育方式，而是說我們的節錄一定要非常慎重，要選取集中體現全書主題、展示全書寫作特色的那一部分，千萬還要因為編者的意圖或世俗的需要，而以節錄來改變原著主題，導致學生把名著理接受了非原著所要表達的主題、藝術風格等知識。同時，要盡可能給學生一個能全部了解或者大致了解原著風貌的條件，如配上相應的而不是學生可以花一番功夫才能得到的資料，適當增加一些對理解原著富有代表性的評論文字，這些評論不是某一家之言，讓學生得到客觀且富有創新性的啟迪。

二是刪節經典名著的關鍵句段。這種現象在教材編者看來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大概是“適合教學”、有助于“學生身心發展”之類的原因，然而我們在這些所謂的“正確思想”指導下帶來的后果是什么呢？學生讀到的與他們日后可能接觸到的同樣的經典名著內容差距竟然如此之大，那些被刪節的內容可能就是精華所在，最能體現作者的某種特定思想情感，對文章理解與思考也最有幫助。以朱自清的《荷塘月色》為例，教材曾對課文中兩處原文做了“凈化處理”，一處是“又如剛出浴的美人”，一處是描寫青年男女采蓮的愛情場面的《采蓮賦》及相關文字。新教材補上了這兩處刪節文字，學生讀來也非常自然而且親切，不覺得別扭，兩處文字與如今影視上的那些“愛情片斷”完全是兩個天地，給高中生帶來的當然也是截然不同的兩種感受。現代文的這種刪節文字是普遍的現象。

文言文與現代文沒有什么差別。如高中第一冊的《勾踐滅吳》，公在“遂使之行成于吳”與“夫差將欲聽與之成”之間，就刪去了文種游說吳王的一大段話，使得文章過渡突然，極不自然；再如《勸學》就是這樣，學生有幸讀到的只是其中極少部分，被刪節的文字又常常被拿來作為學生練習題來“欣賞”，教師不得補充說明此事，這真是教材的悲哀！像“君子之學也，入耳，箸乎心，布四體，形乎動靜”這樣的名句，也在被刪之列。

作者寫文章，都是經過深思熟慮而后成篇，如果不太影響教材紙張，何必非得砍掉那些寶貴的文字？斷章取義是讀書寫作大之忌，我們的教材不要輕易地把不必要的刪節當作自己的“本職工作”之重點。三是臆定“經典名著”、“經典名家”。如果用新大綱的要求，經典名著至少具備兩個條件，一是典范性，一是富有文化內涵。而在近二十年所使用的教材中，許多就不是經典名著，甚至還是現實生活與社會的反面教材，而這些文章則當之無愧地成了所謂的“經典名著”。有些作品不宜入選，如魯迅的幾篇雜文，不大適合于中學生閱讀；有些作家類似的文章連續入選，如楊朔的散文；題材相同的文章不停重復，如關于周總理的幾篇文字。著名學者童慶炳說，魯迅的作品很多，為什么偏要選《“友邦驚宅”論》和《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 這些文章并不是魯迅最好的，再說也不適合中學生學。一位詩人曾經對中學語文課本中的新詩做了個統計后，這樣發難：“現行中學語文教科書的這個新詩選目能夠代表20世紀中國新詩的成就嗎？這個選目中的每一首具有經典性，都適于灌輸給中學生嗎？它的每一首讓中學生讀了，都能使之熱愛新詩而不憎惡新詩嗎？我不知道我們的詩人見到這個篇目會有什么感受？”并指出，入選篇目多有不當，一些好的、適于推薦給中學生的詩篇未能入選，嚴重滯后于新詩發展現狀，發出“重編中學語文的新詩篇目刻不容緩！”的吶喊。事實上，這種現象不只是新詩選編，古代文學也是這樣，以新教材高中《語文》（試驗修訂本）第一冊第五單元為例，本單元清楚地說了是“先秦諸子散文”，真是如此嗎？結果四篇課文有三篇是儒家的，即《論語·季氏將伐顓臾》、《孟子·寡人之于國也》、《荀子·勸學》，然后是道家莊子的寓言《秋水》，說真的，作為中學語文教師，我真想說大有“罷黜百家”之味了。對其它作家作品，對古今中外典籍，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四是解讀經典名著問題大。對經典名著的解讀，集中體現在《教學參考書》與學生的練習冊里。具體教學中知識點的過于散亂煩瑣，思維過于簡單，觀念過于陳舊，成了語文教育無法消除的枷鎖。“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這話被視為文學欣賞之公理，而在中學語文教育中則成了“一千個學生只能有一個哈姆雷特”！如《勾踐滅吳》，勾踐之言行措施甚至結局，在今天為何不能理解成一個反面人物？如《守財奴》，學生接受的主人公形象就是一個貪財吝嗇的典型人物，其實為何不能讓學生不體諒一下葛朗臺的這“吝嗇”背后有著更多的可值得同情的辛酸苦楚？又如《項鏈》中的主人公，為什么只能說是女主人虛榮，何不說說她多少為生計奔波、為人世所累的辛酸？ 還有諸多文章的主題只能這樣概括，如對魯迅的作品，總是用政治理念進行圖解，不是將其《一件小事》抬到嚇人的高度，就是將《阿Q正傳》、《藥》用政治教條解讀得面目全非，而這種影響對一個學生的負面影響有時是終身難以抹去的。我國現行的人教社的教材底子是1980年編的那一套，年年雖有變化，但變化不大。即便教材改革試點的浙江，新教材在教學內容上的更改，總體上也只在10-20%，經典名著自然被選進教材有限。正如1988年時任國家教委主任的李鐵映所說：“讓9億人讀一種書，這種局面危險不危險？”那么，讓9億人持一種理解，這種局面危險不危險？讓9億人思維方式保持一致，這種局面危險不危險？

教學實踐對經典名著的教法不當。教學實踐是依據教學大綱、教材而來的，如果我們把主要問題都集中在教師與考查上，似乎是有意與第一線的語文教師過不去，但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把語文教師的責任都推得一干二凈。教師如何理解經典名著，對經典名著在中學語文教育中的定位是至關重要的一個環節，所以教師不僅僅是現成理解的傳達者，更是應當有自己思想的實踐者，其思維應當是動態的先進的，因為他們是直接對學生未來有深遠影響的特殊的人。

可惜的是，實踐中對經典名著的教學與考查出現的問題是比較大的，主要表現在思維單

一、內容煩瑣、政治味濃、理解相似等各個方面。對經典名著的解讀常常只有一兩種“正確”的解釋，而其它的觀點則被視為“異端”加以排斥。教師用習慣思維模式與固定的分析方法來對待經典名著的教學，甚至使理解走進了死胡同。整個思維方式都是一致的，政治教育幾乎成了語文教學的“主線”，經典名著是學生非常想讀想聽的，可經老師一講，則成了一點味道也沒有、無法觸及人的靈魂的大雜燴！每一句話似乎都有深不可測的意義，連“中華民國十五年”這句極其平常的時間也被賦予了“強烈的諷刺意味，帶有反語口氣”！任何名著都是通過什么揭露了什么，批判了什么，等等，似乎都是某種階級理論的圖解。如此講解，語文教學怎能不讓經典名著教育變得枯燥乏味，毫無生氣。北京崇文區教研中心的教研員蘇豫生十多年聽了1000多節語文課，他說：“語文課最主要的問題是把一篇生動的課文肢解為一堆知識拼盤，弄得學生對語文課最沒有興趣。”他還做過調查，語文教學是各科教學中最不受歡迎的課程。北大教授錢理群曾經指出：60年代有個提法叫“講深講透”，而“經典的文學作品是常讀常新的，要引導學生不斷去讀、去體會。教學中應該有所懂有所不懂，沒有必要把每句話都解釋清楚。”而我們的語文課卻變成了政治課，以致學生在大學里“很厭煩魯迅”，形成了一種逆反心理。這不僅是魯迅的悲哀，更是語文教育的悲哀，是一代又一代莘莘學子的大悲哀！

過分依賴教材及參考書，教師缺乏獨立的富有啟發性的理解。經典名著是富有獨創性的，理解也應當是多方位多層次的，不是呈現“封閉性”，而是呈現“發散性”，不是要求“一致性”，而是求得“多樣性”。沒有創造力的教學是不可能培養出富有創造力的學生，就不會取得真正的好的教學效果；沒有激活人的靈魂的教師，更不可能培養“全面發展的人才”，達到語文教學目的中的“發展健康個性，形成健全人格”。在廣大的語文教師中，相當一部分是不讀或很少讀他們所講授的名著原文，有的一年四季難得寫幾百字出來，這是無法接受的現實！經典名著之所以是經典名著，是因為它對成千上萬的讀者都有啟發性，經得起反復推敲，而現在教學中所展示的經典名著，則是讓成千上萬的讀者都同意一種思想觀念，都有“共同認識”，豈不是與經典名著之本意背道而馳？可以這樣非常武斷地講，我們的語文教師在這方面起了實踐中的“經典名著劊子手”的作用。

從教育專家到一線教師，從教育界內部到社會各界，對語文教育的批評指責大多是非常激烈的。我們這里也只能舉出極有限的例子，主要目的是想說明經典名著在中學語文教育中存在嚴重的問題。著名特級教師、有“北魏南錢”之稱的錢夢龍老師批評語文教學是“束縛人、折磨人、摧殘人”；

1997年11月，《北京文學》發表署名文章，認為現行的中小學語文教育是“學生的桎梏、語文的扭曲、文學的悲哀”；

薛毅在一次“文學教育的悲哀”的演講中指出：“文學教育在文學之上，建立了一套頑固、強大的闡釋體系。它刻板、教條、貧乏、單一，它把我們與文學的聯系隔開了，它取代了文學，在我們這個精神已經極度匱乏的社會里發揮著使其更為匱乏的作用。”

鄭賢在就兩篇入選課本的《紅樓夢》課文的內容解析與練習設計等認真深入地進行了分析，指出：“《紅樓夢》遭到如此作踐，曹雪芹真是怎么也沒有想到！在《紅樓夢》身上所暴露出來的中學語文教育所存在的問題，亟待得到所有關心中學教育的人們重視。”

詩人毛翰在分析中學階段的新詩之后呼吁，真誠希望“我們的教科書所選，每一篇都是經典作品，不要誤人子弟，也不要誤我新詩”； 余杰認為，現行中學語文課本不僅沒有具備起碼的“世界文化”的眼光，反而對外國優秀的文化成果抱著一種敵對的態度。入選的許多作品在文學意義上遠遠夠不上“好作品”；而只能算是政治意義上的“好作品” ；

相當多的語文教育研究者，對語文教育方法意見非常大，認為必須改變那種不管文章體裁，不管論說文、說明文、一般記敘文，還是小說、詩歌等文學作品，千篇一律，以為此乃“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教學套路，而要因“文”制宜，因“體”制宜，因“學生的知識基礎”制宜，啟發學生的“悟”性，啟發他們去琢磨到教師思維的過程。

??

筆者以為，語文教育中對經典名著的系列處理過程，可以在“少、慢、差、費”四個著名的教訓總結基礎上，再加上一個“糟”字，實在是讓人無法接受的“糟”。

如果說以1980年為基礎的中學語文教材為基礎的中學語文教育所存在的問題讓我們看到了包括經典名著在內的許許多多的問題的話，那么1999年對中學語文教材的改革，推出了《語文》（試驗修訂本），則讓我們看到了新的希望。但傳統教育勢力特別是應試教育沒有得到真正的落實的大環境，使得中學語文教育依舊處在積重難返的艱難困境。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高考是中學語文教育的指揮棒，指揮棒不變，語文教育就不可能發生根本性變化；同時，語文教師是語文教育改革的關鍵，傳統方法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間發生根本的變化。所以，新教材的大變動，也沒有起到回天之作用。何況，這個新教材自身仍然存在著問題，無法形成一個相對完整的具有操作意義上的語文教育系統，所以中學語文教育的問題還是非常大，應當引起與之相應的各階層、各部門的高度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