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糧食安全面臨五大問題

中國糧食安全面臨五大問題

受國務院委托,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張平向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報告國家糧食安全工作情況。

張平表示,2004年以來,中國糧食連續6年增產,去年糧食總產量達到10616億斤,比2003年增產2002億斤,糧食自給率保持在95%以上。預測2020年,中國糧食需求總量為11450億斤。按照糧食自給率95%以上測算,2020年糧食綜合生產能力需要達到10800億斤以上。

張平說,中國保障糧食安全面臨5大嚴峻挑戰:

一、糧食產需缺口擴大

目前我國糧食供需區域性和結構性矛盾仍比較突出,南方銷區、西部及西南部分地區存在缺口。糧食主要品種中,稻米在居衡,但優質品種不足,存在一定缺口;隨著飼養業發展,玉米消費較快增長,產需關系趨緊;大豆、食用植物油國內生產潛力有限,目前食用油自給率僅為40%左右,穩定和提高自己水平難度很大。同時,目前農戶存糧數量逐年減少。從國際市場看,糧食供求總體也是偏緊的,我國利用國際市場來彌補國內個別品種供給不足的難度加大。上述這些因素,都將加大糧食供需總量平衡和市場調控的難度。

二、水土資源約束增強

我國人均水資源占有量約2100立方米,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28%,且水資源時空分布不均衡。目前人均耕地面積僅為1.38畝,約為世界水平的40%。耕地質量總體偏差,中、低產田約占67%,且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土壤退化、“三度”污染問題嚴重。宜耕耕地后備資源匱乏,可開墾成耕地的不足7000萬畝。

三、農田水利基礎設施薄弱

部分地區小型農田水利建設嚴重滯后。報告指出,目前,農田有效灌溉面積所占比重為48%,部分灌區工程設施老化失修嚴重,配套差,缺少基本灌排條件,洪澇干旱防災減災能力脆弱。現在突發性極端天氣增多,病蟲害多發、頻發、重發,旱澇災害特別是干旱缺水狀況呈加重趨勢,對穩定糧食生產發展構成嚴重威脅。

四、農業科技支撐能力不強

目前,我國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為48%,比發達國家低20個百分點左右。農業科研與生產結合不緊密,基礎性研究比較薄弱,創新能力不強,科技到位率低。種子產業發展存在育繁推脫節、育種水平低、種子企業缺乏競爭力、市場監管技術和手段落后等問題。

五、種糧比較效益長期偏低

盡管近幾年糧食價格穩步上升,但農民種糧收入仍然不高,特別是與從事其他產業相比,種糧比較效益明顯偏低,一些地區出現了糧食“副業化”等趨勢。從發展趨勢看,隨著農資價格上漲、人工費用增加,種糧成本將逐步上升。

第二篇：中國金融體系面臨五大問題

中國金融體系面臨五大問題

第一，需要特別警惕個別金融機構的風險，特別是在高增長下的潛在金融風險，要防止個別機構的風險引發系統性風險。這主要是指在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的前提下，現在有些機構在政策風向一變的情況下就會出現問題，銀行業也不例外，這種宏觀的問題有可能引發系統性問題。

第二，中國金融體系頭重腳輕的風險較大，特別是缺少微小性型金融機構，也就是我們所說的金融服務空白和金融機構空白。整個金融體系應該是金字塔的，但是現在我們是頭重腳輕，這個風險使我們的金融體系結構會不穩定。

第三，是監管空白和監管漏洞，特別是對于一些創新性金融產品的監管。對于一些控股公司，包括一些跨業經營的監管問題，有很多監管困難。在一行三會這一系統監管為主的情況下，橫向監管如何做到，仍是一個不小的挑戰。

第四，隨著金融的全球化，海外金融機構的風險轉移問題也應值得重視。盡管海外機構在國內的市場份額很少，但是他們的傳染性不容忽視。

第五，是科學技術在金融業務中的運用，特別是一些個別產品創新的擦邊球現象，如各種各樣的支付卡現象，各種各樣的支付體系，這些如何衡量？如果按貨幣供應的層次來講，到底是M0還是M1？從商業角度，實際上已經發生了，但是產品又沒有兌現，這是第三方支付的風險。

他認為，“下一步要重點思考以下的問題：第一，要努力建立起宏觀審慎型管理框架以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第二，作為一個新興的經濟體，中國實際處于體制轉軌過程，并沒有完全完成，這里面有很多行政干預金融業務的現象，它所帶來的風險仍然存在，包括一些監管規則，行政性痕跡還非常明顯；第三，要認真探討分業監管制度下如何有效解決金融控股公司跨業經營的監管問題，解決監管空白；第四，要防止國際上關于風險預警救助安排對我們不利的情況。大家談的比較多的就是這次為了救助，過多的流動性的回收，刺激政策的退出，以及大國貨幣政策對于我們的一些影響；第五，一定要加強金融基礎性建設，特別是支付清算系統的風險要高度重視，如衍生品市場的清算制度等。一個經濟運行的基礎，除了機構和產品，還有資金清算、交流、交易和支付的平臺，這一點大家談的比較少，但是在目前經濟總量、金融總量和經濟的交易總量已經達到足夠大的情況下，支付清算出現任何問題都足以釀成毀滅性的風險。”

第三篇：中國就業工作面臨五大問題

中國就業工作面臨五大問題

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六次會議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長田成平作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業促進法（草案）》的說明。中新社發 毛建軍 攝 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部長田成平今天在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六次會議上指出，“十一五”期間，中國就業工作仍面臨十分嚴峻的形勢，就業壓力越來越大，就業工作面臨五大問題。

一是勞動力供求總量矛盾突出。到二0一0年，中國勞動力總量將達到八點三億人，城鎮新增勞動力供給五千萬人，而勞動力就業需求崗位只能新增四千萬個，勞動力供求缺口在一千萬個左右。

二是勞動力結構性矛盾突出。一些傳統行業出現大批下崗失業人員，而一些新興的產業、行業和技術職業需要的素質較高的人員又供不應求，勞動者的職業能力和素質亟待提高。三是人才和勞動力市場不規范。一些非法中介機構提供虛假信息，損害勞動者權益現象突出；一些職業中介機構、用人單位因勞動者性別、年齡、身體殘疾等原因侵害勞動者合法權益的現象時有發生。

四是職業教育和培訓工作相對滯后。隨著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市場國際化趨勢，對勞動者的職業能力和素質提出更高要求，進一步建立完善以就業為導向的職業教育和培訓，加強就業前培訓、在職職工培訓以及對進城就業農村勞動者的技能培訓等十分迫切。

五是目前下崗失業人員就業難問題比較普遍，需要對其加強就業指導和服務，建立和完善公共就業服務體系以及對就業困難人員的就業援助制度，加大對弱勢群體的扶持力度。此外，針對目前存在的嚴重侵害勞動者就業合法權益的行為，加大對違法行為的懲處力度。中國的產業結構與就業問題

一、問題的提出和已有的研究

美國經濟學家奧肯發現，在3%的GDP 增長率水平上，GDP 增長速度每提高2個百分點，失業率便下降1個百分點；反之，GDP 每下降1個百分點，失業率便上升1個百分點。奧肯定律被發達國家的經驗所證明，也就成為調控宏觀經濟，解決失業問題的主要依據。

但是，統計分析顯示，20世紀80年代我國GDP 每增長1個百分點可拉動就業增長0.32個百分點，而目前還不足0.1個百分點，“九五”期間就業增長速度不足“六五”的三分之一。為什么我國在1997 年以后進入穩定增長的階段，勞動力市場卻失衡加劇，失業率逐年增加，就業問題越來越突出呢？

國內關于中國的就業問題的思路主要從兩個方面展開。第一條從勞動力市場角度講。蔡昉、顧建平認為傳統的就業制度、工資制度和分割的勞動就業市場是就業困難的主要原因。第二條思路從供給方面講。岳崇明、賴小瓊、胡鞍鋼等人認為非正規就業、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有利于解決就業問題。

雖然中國的就業問題與勞動力市場和勞動力需求有關，但是我們認為我國的就業問題需要聯系產業結構考慮，一方面是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不協調問題，另一方面是產業結構內部的協調發展問題。

二、中國的就業結構趨勢及國際比較

配第克拉克定律揭示了就業結構與產業結構之間的相互關系，認為盡管在一定的發展階段，勞動力就業結構可能會因為國家的不同而呈現出較大的差異，但是其基本趨勢是勞動力從第一產業向第二、第三產業等非農業部門轉移，并且隨著經濟的發展，又會出現勞動力由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轉移的現象。庫茲涅茨的多國統計和錢納里的多國模型的實證研究證明了配第克拉克定律的存在。

中國的產業結構與就業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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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趨勢看，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的第一產業結構偏差越來越大，第三產業的結構偏差整體趨勢是越來越小，這是符合經濟發展一般規律的。但是，我國的第二產業結構偏差在不同階段呈現不同的特點，其中在1987—1991年期間偏差最小，但是隨后又擴大，并且在1998年后不斷擴大，這與庫茲涅茨和錢納里總結的國際經驗正好相反。庫茲涅茨和錢納里認為，在工業化初期，就業結構的轉變會滯后于產業結構的轉變，直到工業化后期這種情況才發生逆轉。

從國際橫向看，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我國就業結構滯后于產業結構。多國模型表明，隨著人均GDP 的增加，世界其他國家第二、第三產業的結構偏差都是不斷變小的，說明了這兩個產業吸納的勞動力的比例正逐步與產業創造的產值比例相匹配。但是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的關系有著不同于其他國家經驗的兩個重要方面：第一、與相同經濟發展階段的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的三個產業結構偏差大于其他國家，并且隨著人均GDP的增長，偏差越大。

第二、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結構偏差趨向均衡的速度大大慢于其他國家。

三、就業結構轉換滯后的原因和實證

中國的結構偏差大并且趨向均衡的速度慢，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我國勞動就業的困難所在：從靜態的角度看，勞動力在三個產業上的配置問題，主要表現為第一產業吸納過多的勞動力，而二三產業卻吸納勞動力不足；從勞動力配置的動態調整看，中國存在著勞動力從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再從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轉移過慢的現象。

農業部門就業問題的實質是農業部門向非農部門轉移勞動力的過程，也就是第二產業以及第三產業吸納農業勞動人口的問題。從三個產業的就業增長彈性的相關關系看，農業的就業彈性與其他產業就業彈性存在明顯的負相關關系。所以，本文將從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角度解釋就業結構轉換滯后的原因。

（一）第二產業：資本替代勞動

任何經濟的發展都需要勞動和資本兩種基本要素，從經濟增長的微觀機理出發，假定一個生產函數，在特定的技術條件下，資本和勞動以一定的比例共同生產產品。

人均資本是描述生產函數中資本勞動比例的指標，它是由生產的技術條件決定的，技術進步使得資本勞動比例發生變化。但是，技術進步只是導致資本和勞動相互替代的必要條件，實際生產中這種替代是否發生還有賴于要素的相對價格。如果一個國家資本相對豐裕，資本價格較低，那么生產者傾向于使用勞動節約型的技術，從而降低生產成本。一個產業如果運用了勞動節約型的技術，發生了資本替代勞動，那么產業吸收勞動力的能力必然會低于產業的增長率和資本投入的增長率。分析表明，中國目前第二產業正發生著這種變化。首先，第二產業增加值和固定資產投資的就業彈性較小。我國1981年到2002年之間的第二產業增加值、第二產業固定資產投資和吸納勞動力的增長情況表明，21年間我國的第二產業增加值平均增長幅度為11.5%，固定資產投資平均年增長 16.75%，而勞動就業平均年增長3.7%.固定資產投資的增幅和產值的增幅都遠遠大于勞動就業的增長，顯示了

我國第二產業不斷的資本深化過程。從彈性來看，第二產業的產值就業彈性波動很大，但是總體趨勢是下降的，其中1989年、1999年和2000年為負值，表明這幾年工業增長其吸納的勞動力反而減少。2001—2003年，工業就業彈性接近0，表明工業增長并不能帶動就業的增加。同世界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的GDP 就業彈性和投資就業彈性都是最小的。

1991—2002年間GDP 就業彈性為0.114，投資就業彈性為0.05，不僅遠遠低于發達國家的水平，而且低于許多低收入國家和中等收入國家的水平。

其次，第二產業人均資本存量上升。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速度遠遠高于就業增長率，導致了中國人均資本的大幅上升，單位資本所吸納的勞動力減少。全部國有及規模以上非國有企業吸收了第二產業就業人口中的絕大部分，這部分企業的行為很有代表性。統計分析表明，1998—2002年5年間，全部國有及規模以上非國有企業人均固定資產從71237元增長到107746元，年均增長10.27%，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年均增長18.02%.值得注意的是，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人均固定資產凈值的絕對額和增長速度要大于全部國有及規模以上非國有企業，這意味著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更加偏好采取資本密集的生產技術，并且這種偏好還在加強。這說明對于相同數量的資本，如果投入到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其所吸納的勞動力要小于其他類型的企業。

再次，第二產業全員勞動生產率不斷上升。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速度快于勞動就業的增長速度和人均資本存量的上升導致了企業全員勞動生產率的上升。工業企業的全員勞動生產率等于當年工業增加值除以當年工業從業人員的平均數，在工業增加值一定的情況下，勞動生產率與就業人數成反比。事實上，我國工業企業的全員勞動生產率是處于不斷的提高過程中，其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年遞增都在20%左右。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得在經濟增長速度一定的情況下勞動的需求量減小。

應該說，增加人均資本存量和提高勞動生產率是經濟發展要達到的目標之一，它與就業增長的關系表現為兩個方面：第一是就產業本身而言，如果勞動生產率提高的速度高于產業增長的速度，那么本產業吸收勞動力的能力是下降的；如果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慢于產值的增長速度，那么本產業還會繼續吸納勞動力。第二，從產業升級的角度看，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可以形成產業結構升級，某些新興產業的興起，可以使勞動力從原來的崗位轉移到新的崗位，產生就業結構的轉換。中國的第二產業發生了資本替代勞動，制約了其吸納勞動力的能力，既有第二產業產值增長速度過慢的因素，也有我國產業結構的升級速度過慢的因素。

（二）第三產業：增長緩慢和結構失調

第三產業向來被認為是吸收勞動力能力最強的領域，但是我國第三產業的發展速度不快，發展水平也不高，其吸收勞動力的潛力還沒有釋放出來。究其原因，可以從第三產業外部結構和內部結構兩方面分析。

與各個不同收入水平的國家三次產業的就業結構相比，我國第三產業就業比例不僅低于高收入水平和中等收入水平國家，而且低于許多低收入國家。第三產業與第二產業就業比是反映就業結構升級的重要指標，這個指標的數值我國也是最低的。

第三產業內部結構問題也是導致其吸納勞動力少的重要原因。根據中國的國民經濟核算框架，我們分別計算了第三產業內部12個行業從1990年到2000年十年間的產值增長率、就業增長率和就業彈性，并計算了其平均值，統計分析表明：首先，在第三產業中，農、林、牧、漁服務業、地質勘探產業、水利管理業、科學研究和綜合技術服務業的就業彈性是負值，意味著這三個行業產值增長越大，其吸收的勞動力就下降得越多。其中地質勘探業、水利管理業產值每增長1個百分點，此行業就業要減少1.925個百分點。其次，在第三產業中，其他行業，房地產業，金融、保險業，批發和零售貿易餐飲業和社會服務業中，產值增長帶動就業增長能力依次減弱。

綜上所述，從第三產業內部結構看，發達國家主要以信息、咨詢、科技、金融等新興產業為主，中國的統計分析也表明，這些新興產業正是我國就業彈性大的產業。但是我國仍以傳統的商業、服務業為主，一些基礎性第三產業和新興第三產業仍然發育不足。所以，我國目前第三產業的內部結構矛盾也是影響我國勞動就業的重要原因。

四、政策建議

我國的產業結構不合理，第二、第三產業發展水平不高是造成我國就業困難加大的重要原因，因此我們必須重新審視我國的產業發展政策，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步伐，推動就業結構的轉變。

首先，盡快取消導致城鄉不平衡發展的政策措施，加速建立覆蓋面廣泛的社會保障體系，保證在農村隱形失業的農民能夠無后顧之憂地轉移出來，減少農村中的勞動力沉淀。同時加強管理和培訓，做到農村勞動力有序流動。

其次，處理好第二產業中的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產業的關系。我國是人口大國，安置就業的任務特別繁重，需要我們在產業發展的時候考慮到就業目標。勞動密集型產業符合我國的資源稟賦特征和比較優勢原理，并且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與重視生產技術進步，提高生產率并沒有本質沖突，因為一些技術進步可以減少資本的使用，使我國稀缺的資本得到更好的利用。

再次，第三產業內部結構升級。我國第三產業發展不充分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行業壟斷和市場準入過嚴，如金融保險業、電信、交通、教育、衛生、廣播電影電視業等，它們就業彈性較大，卻存在很多進入壁壘。由于缺乏競爭，這些服務居高不下的價格不僅抑制了消費，反過來也影響了以上產業的發展規模，最終限制了對勞動力的需求。所以，當前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消除它們過高的進入門檻，吸引多方投資的加入。

第四篇：高校后勤社會化面臨五大問題

高校后勤社會化面臨五大問題

一、對為高校提供服務的后勤實體和社會企業的定位不清

高校后勤是按照純市場化的機制運作，還是按照公益或半公益性質的機制運作？浙江省教育廳有關人士分析認為，定位模糊，是高校后勤社會化急需解決的根本問題。

高校后勤服務實體和進入后勤市場的社會企業面對的是學生這個特殊的消費群體，服務項目都嚴格實行政府限價，不能和社會一般企業一樣，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為目的，只能按照保本微利的原則運作。但有些職能部門和學校視其為一般盈利性企業，導致該給的政策不給，該落實的政策不落實，甚至亂收費、亂罰款；有的學校對新組建的實體該投入的不投入，該支持的不支持，存在“甩包袱”傾向，甚至要求不切實際的回報，挫傷了改革的積極性，影響了改革的持續推進。

二、改革的相關配套政策亟待完善

據分析，改革實施幾年來，省級政府在用地、規費減免方面出臺了一系列優惠政策，落實情況也比較好，加快了高校后勤社會化改革進程．但高校后勤服務企業（實體）在后續的經營管理過程中應該享受哪些支持政策，除稅收政策外，大多沒有明確，導致政府、學校和企業（實體）的責權利關系不清。

隨著物價持續上漲，目前高校食堂、公寓經營過程中教育公益性與市場競爭性、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矛盾非常突出。為穩定食堂飯菜價格，保證伙食質量，國務院和教育部明文要求各地按照財政隸屬關系，對學生食堂給予補貼，但這一要求落實情況并不好。有的學校食堂，不但沒有給予補貼，反而把學生食堂當成賺錢項目。此外，隨著土地、建材、水電、用工費用的上漲，加上銀行貸款利息持續攀高，各種收費項目繁多，社會企業投資開發的學生公寓建設與運行成本大幅度上升，而學生住宿收費標準一直未動，使得許多學生公寓、公寓區正常運轉面臨困難，因拖欠農民工工資和水電費等而引發的糾紛已發生多起，社會企業開發的學生公寓“回購”風日盛。

三、對高校后勤的監督須進一步加大

湖南省教育廳認為，這幾年，通過改革，一方面學校原有的后勤部門與學校初步分離，組建了相對獨立的后勤服務實體，與學校形成了甲、乙方的契約關系；同時，一大批社會企業包括個體經營者也進入了學校后勤服務市場，使高校后勤服務主體趨于多元化，責、權、利關系趨于復雜化，高校后勤管理面臨新的挑戰。近年來，過分強調高校后勤市場運作和監管不到位導致后勤服務市場失序、學校和師生利益受損的事件時有發生，已影響到改革的成效，成為社會關注的一個熱點。面對高校后勤這樣一個不完全的市場，充分發揮政府職能部門、學校、行業中介組織及廣大師生員工的監管合力，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建立包括市場準入和退出制度、行業服務標準等一系列“游戲規則”，顯得十分必要和緊迫。

第五篇：中國新型城市化進程面臨五大挑戰

中國新型城市化進程面臨五大挑戰 2011年06月24日 00:01 來源：中國新聞網 參與互動(17)【字體：↑大 ↓小】

中新社北京6月23日電(記者 孫自法)最新出爐的《中國新型城市化報告2011》提出，在中國新型城市化進程中，正面臨著“城市財富積累速率與民生幸福要求的不同步”、“城市化高速發展與現代城市管理水平的不適應”等5方面挑戰。由國務院參事、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組長、首席科學家牛文元教授擔綱主編，歷時1年完成的《中國新型城市化報告2011》23日在北京發布。其指出中國新型城市化建設所面臨問題如下：

——城市財富積累速率與民生幸福要求的不同步。此前中國城市發展，比較關注經濟成長、看輕社會建設和民生改善，出現“一條腿長一條腿短”。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一直高位增長，但居民收入和消費的增長比值基本上低于GDP增速。在城市財富迅速積累的前提下，居民富裕程度未有同步的提升。

——城市規模快速擴張與要素集約水平的不匹配。雖然中國進入城市快速發展時期，但城市建設卻非常低效粗放。當前，資源環境瓶頸效應日益強烈，中國城市的快速發展迫切需要邁向內涵式、集約化發展軌道。

——城市規模的適度控制與流動人口的過分集聚的不協調。現階段，中國面臨著由于大、中、小城市發展不均而導致大城市人口急劇膨脹、中小城市人口增長乏力現象，促進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提供基本生存性福利的均等化，是政府的必然選擇。

——城市物質文明建設與生態文明建設的不同調。

——城市化高速發展與現代城市管理水平的不適應。包括初級產業用工荒與高端人才求職難并存、公共交通工具的增長小于城市建設的擴張、土地的城市化水平快于人口的城市化、基本公共服務大小城市分布不均衡等。

大、中、小城市與小城鎮協調發展進而實現城鄉統籌發展，是中國新型城市化戰略的核心；構筑開放、流動、有序、互補和共享的中國城鄉體系，則是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根本舉措。《中國新型城市化報告2011》稱，“由此才能真正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型城市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