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糧食安全系列報道

中國糧食安全系列報道

中國經營報

2010年06月05日

農產品現在正為資本的寵兒，繼綠豆、紅豆、黑豆被爆炒后，大蒜也被推上風口浪尖。其實在這場炒作游戲的背后，真正令人憂慮的則是糧食安全問題。

溫度上升帶來的糧食減產、干旱洪澇等極端氣候等問題正在影響到全球的農業生產。怎樣確保糧食安全，這也成了人類面臨的一大問題，尤其是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本期關注中國種業。

中國糧食安全系列報道(之一)

危險的種子：外資種業中國突進調查

編者按/“東北‘淪陷’了！”80歲的王象坤說。

王象坤是中國農業大學植物遺傳育種系教授、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生命科學部農學學科副組長；水稻育種界亦有“南袁北王”的說法，將其與袁隆平并稱。

王象坤擔憂的是，繼大豆產業失守之后，另一種大田作物——玉米恐將步其后塵。

有數據表明，東北地區尤其是吉林省，僅先玉335一種外資玉米種子已占據當地玉米種植面積近50%。而由于緯度上與美國“玉米帶”相同，東北亦被看做是我國最主要的玉米產區之一。

蔬菜和花卉種子之后是大豆，大豆之后現在又是玉米。國內食用油價格因為大豆的“淪陷”而將定價權拱手相讓于外國，外資種業在大田作物玉米上的狂飆突進，怎不讓人擔心？

外資種業中國突進調查

2010年春節之后的三個多月，張平恨不能腳不沾地。

張平是吉林省平安種業有限公司(下稱“平安種業”)董事長、總經理。

“五一”前后，往往是東北地區每年的播種季節，張平的忙碌可以理解。但2010年跟往年還是不一樣。以平安種業舉例，2009年玉米種子銷售量還逾2000萬斤，但2010年只有三四百萬斤。

“怎么能不著急？吉林省每年玉米種子銷量大概有2億斤，往年我們能占到市場份額的10%，但2010年估計只有2009年銷量的1/5。逼得沒辦法，省內銷量小，我們就多向外地跑，繞開重點區域，向黑龍江、內蒙的一些邊緣地區去覆蓋。”張平告訴記者，他的困境來自于一種叫做“先玉335”玉米種子。

先玉335的秸稈高、抗旱性好、產量不錯，逐漸博得老百姓的喜歡，并開始被廣泛種植。因為先玉335熱銷，在榆樹除了敦煌種業是官方的銷售商之外，大最的“套牌”先玉335活躍在榆樹市種子商業街上，所以先玉335的具體市場份額難以統計。

張平認為先玉335已經占據東北70%~80%的市場份額，榆樹農業局某科長的估計則是30%~40%，而中國農業大學植物遺傳育種系教授王象坤則認為至少是50%。但無論哪個數字，毫無疑問，先玉335在當地已成為第一大玉米種類。

先玉335的背后是外資巨頭——先鋒公司。該公司是國際上玉米技術研究的首席，創立于1926年，后于1999年10月被美國杜邦公司收購，現為美國第一大種業公司。

那么，先鋒公司為何會允許大量“套牌”的先玉335充斥市場？

一方面，先鋒公司在國內的員工并不多。據其官方網站透露，其子公司敦煌種業先鋒良種有限公司現有員工94人，另一子公司山東登海先鋒種業有限公司現有員工152人。

另一方面，先鋒公司要想“打假”并不容易。相反，“套牌”則可以幫助擴大先玉335的品牌影響力。對此，張平憂慮地表示：“這幾年因為榆樹相對旱的年份多，所以先玉335大行其道。而一旦遇到澇的年景，先玉335的種植風險就很大。而且，更關鍵的是，農民大規模種植“套牌”先

玉335，先鋒公司并非不知情。這就好比微軟公司當年放任盜版一樣，先讓你大規模使用，占領市場份額，然后在合適的時候就會舉起打擊盜版的大旗，收取巨額專利使用費。”

更讓業界擔憂的是，對于外資花卉和蔬菜的種業限制，國內早就放開；大豆種業的控制權已經失陷；棉花種子的外資市場份額一度高居50%以上，但所有這些都遠沒有大田作物中玉米種業為先玉335等外資控制的局面，讓人覺得更為驚心動魄。

中國種業的危機感因為先玉335的沖擊再次凸顯，而國內種業公司與國際種業巨頭的差距實在讓人心酸。2009年，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綜合發展研究所發布的一份研究報告稱，全球種業10強公司占全球種業市場份額的35%，而國內種業10強公司占全球市場份額的比例僅為可憐的0.8%。

當然，公眾對于國內種業公司無法抵擋外資巨頭滲透的擔憂，不僅是約8700家公司的生死，更重要的是種子公司“淪陷”之后的整個產業鏈。

基辛格曾經說過：“誰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所有國家；誰控制了糧食，就控制了人類；誰控制了貨幣，就控制了全球經濟。”石油、糧食和美元是美國統御全球的三大工具。考察美國的國際戰略布局，基本都是圍繞這三大工具展開。

“大豆的情景就擺在眼前。本來大豆原產于中國，可是在允許美國大豆進入國內后，美國大豆的到岸價比國產大豆都便宜，因此，國內的大豆種植、中小規模油脂加工企業紛紛傾覆。現在，我國用的大豆70%通過進口，80%加工企業用美國的進口大豆。這種情況下，只要美國大豆價格稍微波動，老百姓的食用油價格就受影響。大豆的全球定價權已經被美國徹底控制了。”王象坤說。

外資背景的玉米種子如何在中國市場橫行？中國種業面臨什么樣的混亂局面？外資種業巨頭如何曲線進入中國？

本報調查將力圖揭開謎團。

危險的種子調查

（一）：外資玉米狂飆

王永強

與吉林省平安種業董事長張平同樣感受的人不在少數。剛剛創業一年多的佟玉東也深深地感到了2010年春天的寒意。

調查一 套牌“先鋒”：外資玉米狂飆

與吉林省平安種業董事長張平同樣感受的人不在少數。剛剛創業一年多的佟玉東也深深地感到了2010年春天的寒意。

佟玉東是吉林省鼎峰種業有限公司(下稱“鼎峰種業”)經理。2009年，在種業圈做銷售多年的佟玉東準備自己干，他在正對榆樹市種子商業街入口的馬對面租下了門面房，開起了自己的種子公司。

“市場沒有自己想象的好。如果不是一些原先積累的老客戶，形勢不可想象。”佟玉東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

當初要租門面房時，佟玉東毫不猶豫地選擇了現在的位置。

這似乎不難理解，步行商業街隨處可見，但買賣種子也能開出一條商業街，相當少見。這頗有些榆樹特色。

1990年12月才撤縣設市的榆樹，由長春市代管，素有“天下糧倉”之稱。榆樹市農業局2009年一份資料顯示，因地處世界知名的黃金玉米帶，近年來，榆樹的糧食年產量始終保持在45億斤的規模，約占全國的1/180、吉林省的1/

10、長春市的1/3。

榆樹市的種子商業街并不長，但200多家種子公司分布于此。商業街的集聚優勢，為農民買種子提供便捷的同時，更為鼎峰種業等種子公司銷售提供了地利。

無“先玉”不歡

但無論是哪個份額，單品種植率上，先玉335肯定已經排名第一。

在這些大大小小的種子店前，只有少數幾家位置特別顯赫的種業公司看不到“先玉335”的“身影”。多數店家都會在門前放一個標有“先玉335”字樣的袋子，以示自己店里有該品種招徠顧客。可事實上，負責在榆樹銷售先玉335品種的敦煌種業榆樹分公司并不在種子一條街上。

“今年的銷售跟去年差不多，并沒有特別大的增長。”敦煌種業榆樹分公司的銷售人員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按他們自己的評估，先玉335在整個榆樹的種植面積也就十五六分之一，遠沒有傳說中的那么多。

對此，中國農業大學植物遺傳育種學教授王象坤給出的估計是50%，他認為，吉林是東北玉米帶的中心，榆樹又是吉林玉米重鎮;張平甚至覺得先玉335已占據高達70%~80%的市場份額。而來自榆樹農業局某科長的估計則是30%~40%。但無論是哪個份額，單品種植率上，先玉335肯定已經在東北甚至全國排名第一。

市場上，先玉335也確實購銷兩旺。記者在敦煌種業榆樹分公司看到，為了促銷種子而制作的促銷塑料水杯尚余兩三箱子，但整個倉庫里的種子已經基本售賣完畢。工作人員也可以有一搭沒一搭地說會兒話，完全不像榆樹種子一條街那樣熱鬧。而盡管認為先玉335沒有30%以上的市場份額，但工作人員還是覺得該公司的2010年銷售狀況確實較2009年好。

敦煌種業的2009年財報則顯示，2009年先鋒良種公司3~4期工程竣工并正式投產，制種面積擴大到4.45萬畝，產種1663萬公斤，實現凈利潤2.18億元，同比增長132%，占其2009年凈利潤的近50%。

“套牌”泛濫

據張平估計，有的種子一條街上的商鋪95%以上都在套牌“先玉335”。

“正牌先玉335的種子確實只有敦煌種業那賣，但如果我們不在店前擺一個先玉的袋子，老百姓就不會進你店里買種子。”種子一條街的一家種店老板有點無奈，看記者不懂行，他欲言又止。停頓了會，他才悄聲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我們店里有?套牌?的先玉種子。”

“套牌”是種業行話，意思是非正牌但品質接近正牌的種子。而小種子店能夠拿到“套牌”種子，又與育種、繁種的特點分不開。

“有研發能力的種業公司，并不會自己制種。他們會委托給合適區域的某個村鎮幫助種植、管理、收獲，等到種子收下來，然后再從農民手里購買。”一業內人士透露，“大公司收購規模大，對種子的質量要求也比較高，但收購價格卻不高，所以也就會有種植者?截留?部分種子，轉而通過高價售賣給套牌種子收購者。”

《中國經營報》記者在榆樹種子一條街發現，套牌先玉335種子的售價大概在0.8分/粒~1.2分/粒，而敦煌種業的先玉335售價則高達1.5分/粒。

低價收、高價賣，看起來，正牌商的利潤相當不錯;那么，高價收、低價賣的“套牌”種商利潤何在?

“套牌種商不需要科研投入，沒有種植、澆水等管理費，因此雖然高買低賣，但也能獲得部分利潤。”前述業內人士稱。

事實上也是這樣。正是通過這部分套牌種子售賣者，先玉335的影響力越來越大。而據張平估計，有的種子一條街上的商鋪95%以上都在套牌“先玉335”。

下一個“大豆”?

這就好比微軟公司當年放任盜版一樣。

“先玉335的秸稈高、抗旱性好、產量不錯，所以即便抗倒伏能力弱，老百姓還是喜歡種植;糧販收購價高，老百姓也好賣糧。”張平表示，糧販愿意高價收購的原因在于先玉335的出粉率高。

但張平同時憂慮地表示：“這幾年因為榆樹相對旱的年份多，所以先玉335大行其道。而一旦遇到澇的年景，先玉335的種植風險就很大。而且，更關鍵的是，農民大規模種植套牌先玉335，先鋒公司并非不知情。這就好比微軟公司當年放任盜版一樣，先讓你大規模使用，占領市場份額，然后在合適的時候就會舉起打擊盜版的大旗，收取巨額專利使用費。”

先鋒公司是先玉335的研發者和品牌持有者。據王象坤介紹，該公司是國際上玉米技術研究的首席，創立于1926年，后于1999年10月被美國杜邦公司收購。而在國內，先鋒公司則通過與登海種業(002041.SZ)和敦煌種業的合資公司大舉攻城略地。

“大豆的情景就擺在眼前。本來大豆原產于中國，可是在允許美國大豆進入國內后，美國大豆的到岸價比國產大豆都便宜，因此，國內的大豆種植、中小規模油脂加工企業紛紛傾覆。現在，我國用的大豆70%通過進口，80%加工企業用美國的進口大豆。這種情況下，只要美國大豆價格稍微波動，老百姓的食用油價格就受影響。大豆的全球定價權已經被美國徹底控制了。”王象坤說。

更讓業界擔憂的是，對于外資花卉和蔬菜的種業限制，國內早就放開;大豆種業的控制權已經失陷;棉花種子的外資市場份額一度高居50%以上，但所有這些都遠沒有大田作物中玉米種業為先玉335等外資控制的局面，讓人覺得更為驚心動魄。

原因很簡單。玉米作為大田作物，其關涉的產業鏈條更長。玉米是動物飼料的主要原料，玉米定價權一旦失陷，國內的各類畜牧養殖業必然大受影響。而我國當前依賴玉米種植、飼料加工、畜牧養殖的人群，遠較大豆為多。

但以先玉335為首的外資玉米種業狂飆盛宴正持續到來。

敦煌種業之外，先玉335的另一合資代銷公司——登海種業的2010年一季報披露,因登海先鋒公司(雙方的合資企業，本報注)的先玉335持續旺銷，母公司業績也開始恢復性增長，因此2010年上半年上市公司業績同比增長120%~150%。

調查二:諸侯割據：國內種業亂象

一定程度上，榆樹市種子商業街“多小散”的現狀正是中國種業的縮影。外資種業公司挾研發、規模、資金、管理上的巨大優勢，長驅直入，罕逢對手。

2009年，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綜合發展研究所發布的一份研究報告稱，全球種業10強公司占全球種業市場份額的35%，而國內種業10強公司占全球市場份額的比例僅為可憐的0.8%。

“國內的種子公司多、小、散、亂。”采訪中，不止一人這樣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按照2009年的統計數據，目前全國持證種子企業多達8700家，但注冊資本在3000萬元以上的則只有200多家。而美國全國的種業公司不過百余家，孟山都、杜邦先鋒等國際種業“寡頭”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相形之下，缺乏“明星”企業、持續研發投入少、管理水平低，無力抵擋外資種業巨頭的強大攻勢、業內領先公司紛紛與外資公司合資，甚至是國家相關政策思路不清、執行走樣等，都成為國內種業公司發展不得不面對的“攔路虎”。

體制積弊

“研產制銷分離，中間環節效率低，弊端很大。”

“國內種業形勢的嚴峻也在于此，因為完全跟國外巨頭不是一個數量級。”中國農業大學植物遺傳育種學教授王象坤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農業部有一個種站資料，國內注冊資金3000萬元的種業公司有200多家；但實際上有科研能力的，也就100家；而真正有核心科研力量的更少。”

這不能不說與我國原有的種業體系有關。在計劃經濟時代，國內的種業研發由大學、各類農業科研院所負責，全國各級種子管理站控制流通，而因為“假種子坑農”干系重大，所以國家對于種業市場的開放和管理一直很謹慎。當然，這在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國內種業“地方保護主義”盛行。

對此，全國各級主管機構自然不會熟視無睹，但如何選準突破口確屬難題。

王象坤也是科技部種業領域的863項目和973項目專家，負責過諸多種業項目的評審。他透露，考慮到我國“三農”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誰來主導國內種業發展曾一度是討論的焦點。

“在原有體制下，大學等科研院所有研發實力，但主要是研究為主，不管生產和流通，研產——制——銷分離，中間環節效率低，弊端很大。”王象坤舉例稱，湖北仙桃良種站的農藝師石明松曾經在1973年就發現了對于兩系雜交稻育種特別關鍵的“不育系”植株，這種植株在夏天高溫常日照下不育、但在秋天低溫短日照下可育，因此對于減少水稻育種環節有至關重要的突破意義。

石明松據此希望能到大學任教，并將自己的中級職稱變為高級職稱。但由于石明松只有中專學歷，因此，他的要求一直未能得到滿足。而直到1980年，也就是7年之后，石明松的要求得到了相關部門同意，他才向國家交出了自己“壟斷”達7年之久的兩系雜交稻“不育系”植株。此后，我國的雜交稻育種順利地“三系”變“兩系”，在育種環節減少、制種成功率提高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性進展。

對于國內的種業技術研發來說，這種計劃體制遺留下的積弊無疑極大妨害了業內研發水平和實力的提升。

“因此，九五計劃時，我們就提到了未來中國種業研究誰來主導的問題。但直到十五、十一五，科技部才明確認可了要以企業為主搞科研的大方向，這之后，企業核心品種研發和攻關的重要性愈發凸顯，良種成為企業市場競爭關鍵中的關鍵。”王象坤說。

過度競爭

“在國際種業競爭的大背景下，國內種業公司間的‘過度競爭’甚至不如‘壟斷’更好。”

事實上，“九五”計劃末期，中國種業變局已經山雨欲來風滿樓。

一方面，國家因為推進“入世”(即加入WTO)談判，農業的開放領域、程度和時間表均在討論之列。另一方面，經過改革開放20多年的市場經濟沖擊，國內種業的新力量已經涌現。而2000年7月《種子法》的通過，更成為我國種業計劃經濟時代和市場經濟時代的“分水嶺”。

“2000年12月《種子法》的實施，讓我國的種業迅速由‘賣方市場’轉為了‘買方市場’，從計劃時代進入了市場時代。”中國農業大學信息與電氣工程學院副教授李紹明稱，“此前，我國的種業主要由2000多家各地種子站和一些小的地方公司控制。但《種子法》的頒布后，各地的種業公司數目迅速上升到了8700家。”

李紹明是王象坤的學生，同時也是國內種業界不多見的“多棲”人才：他是農大的老師，還是國內某大型飼料和種業上市公司的副董事長，同時與農業部相關司局溝通甚多。用王象坤的話說，“紹明懂技術，懂經營，也懂國家戰略。”

李紹明分析認為，《種子法》實施后，國內種業公司劇增的一個根本原因是審批許可的“雙通道”制——國家和各省都有權力審批，種業公司“多小散亂”的“過度競爭”格局由此成型。

“在國際種業競爭的大背景下，國內種業公司間的‘過度競爭’甚至不如‘壟斷’更好。”李紹明稱，完全的“壟斷”格局很難出現，即便像微軟這樣占操作系統80%~90%市場份額的公司也并未因為“壟斷”而影響創新，但“過度競爭”卻逼迫大家都不能考慮得太多，“企業今天都活不過去，何談什么科研投入和明日規劃？”

此外，國家從2007年開始實施的一系列“非市場”政策差點毀了國內種業的幾家領先公司。

“譬如良種補貼，我國的大田農作物種業市場約300億元，國家每年給予100億元的財政補貼。表面上看，國家的扶持是大好事；但實際上，國家補貼由各縣農業局說了算，負責最終的具體分配。而因為農業局會優先照顧本地的小種子公司，補貼額度又相當高，接近種子市場售價的50%，因此，大種子公司的良種紛紛滯銷。”李紹明表示，包括用行政手段對良種進行“限價”，都讓實力并不強大的國內大型種業公司“有苦難言”。

當然，國內種業的一批龍頭企業確實也在“九五”末期開始涌現。

張平就是在這時購買了原屬吉林省種業管理總站的種子大廈，并與吉林省農業科學研究院結下了深厚關系，奠定了平安種業發展的科研基礎。其他諸多而今耳熟能詳的國內種業公司，亦無不在這一時間前后取得長足進展。

合資“陽謀”

跨國公司只需極少的合資投入就可獲得令人滿意的收益。

“先鋒種業很早就在農大做實驗，最早能追溯到上世紀80年代。那會，農大科研樓二樓半層都是他們的辦公室。但后來，因為區域試驗產量總上不去，他們就撤了，去了菲律賓和東北的遼寧鐵嶺。”王象坤說。

所謂“區域試驗”，是指種業公司研發成功的品種要先在國家相關機構指定的區域進行試種，只有試種兩三年產量高、抗病好的優良品種，才可能獲得國家頒發的品種推廣銷售許可。

2006年，繼合資登海種業之后，杜邦先鋒與敦煌種業成立合資公司。敦煌輻射西北、東北地區，登海種業則覆蓋京津冀、黃淮海以及淮北地區。至此，東北、華北、京津冀、黃淮海、西北、西南等6大國內主要玉米產區布局中，杜邦先鋒公司已基本全部掌控。而孟山都在西南，KWS在黑龍江，先正達在吉林北部、新疆和西南等地區都占有很高市場份額。

不得不說，“過度競爭”的種業格局，對于跨國公司選擇合適的合資或者并購對象，實在是種意想不到的“福利”。

脫胎于各地種子管理站、各地農科院所、農研高校的諸多國內中小型種子公司，生存都不容易。缺乏研發能力、資本金弱小、利潤率低、更多依靠原有行政管理關系、小富即安等各種主、客觀因素，注定了大多數公司要被市場逐漸淘汰。

在這種低價競爭的惡性循環下，跨國公司只需極少的“合資”投入就可獲得令人滿意的收益。

以杜邦先鋒公司的“合資”為例。2002年12月，杜邦先鋒和登海種業合資的山東登海先鋒種業有限公司成立，注冊資本408萬美元(當時一期投資約合3000萬元)，杜邦先鋒占49%股份。登海種業2009年財報顯示，先玉335銷售收入約3.18億元，占公司主營收入的54.99%，同比增長47.97%，毛利率高達74%，實現主營利潤約2.356億元。以此簡單推算，合資7年之后，杜邦先鋒當年不到1500萬元的合資投入，2009年純收益即近1.156億元。

同樣，2006年9月，注冊資本800萬美元、投資總額2000萬美元的敦煌種業先鋒良種有限公司成立，杜邦先鋒持有49%股份。據敦煌種業2009年財報，杜邦先鋒亦可獲得先玉335銷售凈利潤2.18億元中的49%，同比大增132%之外，該合資公司的總員工人數只有94人(先鋒公司官網數據)，效益驚人。

“先玉335能掀起波瀾是好事，畢竟這不過是先鋒公司的一塊‘敲門磚’，是先鋒公司很長時間前育成的品種。”李紹明說，“美國國內由108家種子公司提供上市銷售的玉米品種多達4600種，比國內的玉米品種數還多，(我國玉米種業市場國際競爭)更大的波瀾還在后面。”

調查三

掘金路徑：外資種業的潛伏

如前所述，杜邦先鋒公司在國內種業的擴張頗具典范意義。布局早、投入久、借助合資公司采取迂回策略，直至最后實現旗下先玉335品種在國內玉米種子市場的大幅領先。

“中國種業界最怕的不是我們技術落后、資金不足，而是妄自尊大的心態。”國內某大型飼料和種業上市公司副董事長李紹明表示，2005年前后，先玉335剛開始推廣時，表現同樣不好。彼時，業界紛紛覺得外資“狼來了”也不過如此，降低了警惕，放松了研發；而現在發現先玉335占據了國內玉米種植近半數的巨大市場份額后，再要追趕已然來不及了。

不對等競爭

規模上的巨大差距確實是中國種業公司無法逾越的“鴻溝”。

在李紹明看來，國內種業公司和國外種業巨頭的差距不是一般的大。

“差距是全方位的，體制、制度、管理、研發、資金、專利、營銷手段等等。”李紹明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像孟山都、先鋒、利馬格蘭、KWS等美歐種業巨頭，公司歷史少則五六十年，多則上百年。而國內種業公司不過20年左右歷史，還包括了10年左右的計劃經濟時代。”

因此，兩者在市場上的競爭也完全不對等。

“像孟山都，差不多在南美每個國家的種業市場都占有50%以上的份額，而中國作為其全球布局中的一環，其規模優勢根本不是國內的中小種業公司所能抵擋。”李紹明表示，種業投資利潤豐厚，但風險也很高，一旦既定的制種時間遭遇氣溫、光照等異常因素，種子就可能全部不達標。近年來，江蘇鹽城、海南都曾發生過數萬畝制種基地種子顆粒無收的情形，所以種業公司沒有相當抗風險的綜合實力，即便單項能力突出，發展機會照樣不多。

規模上的巨大差距確實是中國種業公司無法逾越的“鴻溝”。

2009年，孟山都在《財富》雜志評選的“全球100家增長最快公司”中居第41位，其117億美元的全球營收，甚至超過整個中國種業市場的規模。業內一般認為，國內種業市場規模每年少則300億元，多則約500億元。

“國內外研發投入上差距則更大。國外巨頭一般會把年銷售收入的10%投入研發，國內相應比例也就1%。”李紹明說。

來自孟山都2009年財報的數據顯示，孟山都生命科學研究中心是全球最大的農業生物技術研發中心，每天的研發投入高達350萬美元，2009年孟山都研發投入總額達13億美元。

逾越“門檻”

一家合資公司不尋求控股、多合資幾家公司追求總量份額的主導，效果相同。

如此懸殊的較量，國內的8700多家種業公司尚能存活至今，實在要歸功于一項“門檻”。

2007年11月，國家發改委和商務部聯合頒布了《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下稱《目錄》)的最新修訂版。新《目錄》進一步鼓勵外商投資我國高新技術產業、裝備制造業、新材料制造等產業，軌道交通運輸設備也將向外資全面開放。但在金融、房地產和農業、礦業等領域仍然設立了適度限制。其中，外資公司不得控股種業合資公司的條款得以保留。

當然，對于杜邦先鋒這類公司來說，該條款所能起的防范作用其實甚微。一家合資公司不尋求控股、多合資幾家公司追求總量份額的主導，效果相同。杜邦先鋒先后與登海種業和敦煌種業的合資即是此理。

而吉林省平安種業董事長張平也據此認為，國家對于種業的外資進入門檻設得太低，“實質上并非真正合資。現在的種業合資公司，不過相當于外資方獲得了一個準入證。中方根本接觸不到外方的核心技術，更多是承擔銷售部門和渠道的職能。而且種業規模雖不大，但影響人群眾多。國家與其限制某些汽車的進口，不如把種業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上。”

“可以這樣講，跨國公司所有擴張手段和滲透路徑，在國內都嘗試了。”李紹明說，只不過外資公司的收購眼光也很高，沒有一定規模和影響力的國內公司，根本不會進入跨國巨頭的法眼。

王象坤和張平等也對此表示認同，他們從不同角度總結了外資種業公司的國內擴張和滲透路徑。

在種業領域內，因為國內較早放開了蔬菜和花卉種子，所以這個領域早就是外資種業公司的天下。棉花領域，孟山都轉基因抗蟲棉一度占據國內50%以上的市場，后來因為國內抗蟲棉品種迎頭趕上，孟山都份額才有所下滑。

迂回挖人

“后來，外資公司就采取了招聘‘海外兵團’的做法，開始瞄準中青年較有前景的研究人員。”

“2001年入世談判中有一條，就是允許孟山都轉基因大豆進口1年。當年有關領導做出了讓步；到了2002年不允許其進入，結果又談了一年，最終是允許進入。于是兩年慣例下來，2003年以后國家不管了，這個門檻也就放開了。美國人現在就是掌握定價權、賣大豆。”王象坤說，“在國家最為

看重的大田作物方面，外資采取的策略也不同，玉米領域，是先合資在國內繁殖種子，技術領先后再推廣；而水稻，因為國內領先，現在沒來，但在積極準備。”

除了憑借資金和技術方面的強大實力外，外資公司還有其獨特的人才“滲透”策略。

“863專家組每年開會，我是專家組負責人。有一次，我們要討論‘十一五’規劃中的農業問題，發現一個‘海外兵團’也在場。大家當時就警覺起來，我就說，‘請不是863專家的出去’。”王象坤說，外資種業公司在信息和人才的獲取方面尤其用心。

“最初的時候，他們都是聘請國內最頂尖的科學家，希望合作，給你資金、技術和儀器等，但科學無國界，科學家有國界，這招效果一般。后來，外資公司就采取了招聘‘海外兵團’的做法，開始瞄準中青年較有前景的研究人員。”王象坤說，袁隆平曾為第三世界很多國家的水稻研發人員授課，跨國公司不挖袁隆平，就開始招聘袁隆平的學生和農大的學生，袁隆平一位謝姓學生，現在就在RICETEK公司研究水稻育種

“這部分人過去，資料就帶過去了。當然，最關鍵的是我們的基因資源。”王象坤介紹稱，根據孟德爾遺傳學定律，只要扎實做研究，得到含有相應基因的植物植株，通過兩三年的培育、基因分離等，總能夠得到要找的基因，所以最關鍵的是保護住相應植株、保持領先的時間差。

郎咸平在其專著中亦提到，當年孟山都訪問農科院，贈送國內一顆他們研究的大豆種子；國內作為對等接待，回贈了一顆中國方面研究的大豆種子。結果孟山都如獲至寶，回去后分離出諸多重要基因。從此，原產于中國的大豆，開始在孟山都手里發揚光大，孟山都以此陸續控制了巴西、阿根廷等全球大豆的種子市場(巴西和阿根廷是大豆的主要種植地區)。

“跨國公司的合資，一般而言，看重的不是你的技術，也不是你的規模，而是你對國內信息的了解，對當地市場的影響力。”李紹明表示。

“2009年9月，先正達收購了河北省三北種業，開價已達1.5億元。”榆樹種子一條街一業內資深人士表示，類似這樣的收購太多了。先正達2009年的銷售額約110億美元。

2009年12月消息，利馬格蘭正準備重組隆平高科(20.92,-0.76,-3.51%)(000998.SZ)。2010年5月11日，隆平高科公告稱，公司與山西利馬格蘭簽訂了利合16的獨占許可生產經營權。更讓人擔心的是，隆平高科本身持有北京屯玉60%股權，而山西屯玉為北京屯玉母公司。隆平高科2010年1月5日公告稱，公司擬“直接或間接成為山西屯玉控股股東”。

不難發現，目前國內排名前10位的種業公司中，隆平高科、敦煌種業、登海種業、山西屯玉等頻現外資“身影”，孟山都、先正達、杜邦先鋒、利馬格蘭等國際種業巨頭已在不知不覺中悄然“潛伏”。

記者觀察：被掌控的命運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看起來，即便外資種業全部掌控了市場規模約500億元的國內種業市場，也不值得大驚小怪。相比于逾33.5萬億元的2009年國內生產總值，500億元的盤子并不算大。

但王象坤、張平們都不這么看。因為種子直接關聯到國內廣大農民的收益，以及與之相關的配套產業鏈，種業安全幾乎等同于糧食安全、農業可持續發展。

“某個單品種植面積過大，一旦該品種患病，國家糧食減產，糧價和農業安全就會引發連鎖反應。”張平說。

對此，李紹明力圖從更宏大視角闡述問題。

“基辛格曾經說過，誰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所有國家；誰控制了糧食，就控制了人類；誰控制了貨幣，就控制了全球經濟。”李紹明說，石油、糧食和美元是美國統馭全球的三大工具。考察美國的國際戰略布局，基本都是圍繞這三大工具展開。

郎咸平在其論述中指出，棉花、大豆的價格控制權掌握在了美國手中，已經不必多言，只要華爾街感興趣，隨時可以通過操控期貨市場的大豆價格影響中國的食用油市場價格，因為諸如金龍魚等糧油加工企業同樣為外資控制。

郎咸平在分析其操作路徑時稱，華爾街炒家先通過出口廉價的大豆到國內，讓多數國內大豆種植者賠本、不再種植；然后操控國際大豆價格，不斷炒高，促使國內8000家食用油加工企業囤積進口大豆。在國內囤積差不多之后，華爾街反手做空，國際大豆價格暴跌，國內多數糧油加工企業因高價購入巨虧破產。此時，國際四大糧商為首的ABCD(指美國ADM、美國邦吉、美國嘉吉、法國路易達孚四家公司，因四家公司占據了國際糧食貿易的80%，因此人們習慣根據其名稱的第一個英文字母，合稱其為ABCD)迅速出手，控制了我國的糧油加工企業。

郎咸平將此稱為金融+糧食產業鏈整合的“超限戰”。

“我國用世界10%左右的耕地，養活了全球22%的人口，但我們也用去了全球35%的化肥。隨著國家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死保18億畝耕地成為中央底線。而種業技術的發展，不僅可以提高產量，提升糧食品質，減少化肥和農藥使用，還與生物化工、生物醫藥、生物能源、特殊材料等新興行業密切相關。”李紹明說，近30年，美國主要糧食作物增產60%~70%的因素歸功于良種培育；而近十年，通過減少投入、提高單產，美國生物技術應用對糧食增產的貢獻率已經超過了100%。

郎咸平則展示了大田作物——玉米可能引發的未來戰爭。玉米是飼料加工的主原料，所以美國政府多年來通過對美國國內玉米種植的200多億美元補貼，大幅降低了其國內肉雞飼養業的成本，讓美國肉雞出口風行全球。而玉米同樣可以作為新能源——生物乙醇的主要原料。一旦未來生物乙醇作為新能源燃料與傳統的煤炭、石油價格日益趨向平衡，控制玉米價格也就等于控制了新能源的定價權。

孟山都2009年117億美元的全球營收中，65%~70%來自轉基因種子和轉基因技術的專利授權。自從27年前專注于生物技術研發，到目前為止，孟山都在生物技術方面共擁有600多項專利，不僅遙遙領先國內種業公司，同樣把歐洲同行遠遠拋在身后。

“轉基因和生物技術方面，孟山都占全球真正實用專利的40%，美國約占70%，而我國申請的一些專利很多不具有實用價值。這些技術用于實驗室科研，別人可以免費給你使用，一旦進入商用領域，僅孟山都每年可以收取的專利費，就難計其數。”李紹明表示。

中國糧食安全：誰之糧倉

中國經營報

2010-06-14 中國糧食安全系列報道(之二)

誰之糧倉：外資滲透，基層糧庫求生

這是一場巨頭爭霸賽，“擂臺”是中國死守的18億畝耕地，“獎品”是其每年都會收獲的五谷雜糧。

一只是外來的猛獸--益海嘉里集團。他一方面通過租賃地方基層國有糧庫的倉容，提高自己在糧食流通領域的市場份額，另一方面也在加緊投資加工企業建設，以期控制完整的產業鏈。

另外一只是央企巨獸--中央儲備糧管理總公司，已經不滿足“糧食大管家”的單純角色，開始向產業鏈的下游加工業擴張。繼“危險種子”之后，本期中國糧食安全系列報道聚焦糧倉。

上述兩大系統的成長基因截然不同，但都顯示出對中國糧食市場的雄心壯志。而中國原有的以糧食局和下屬企業為主的糧食系統在多次糧改之后逐漸式微，正好成為了各方爭奪的焦點，中間交織了如何對待外資掌控糧源、中央和地方利益分配、中儲糧和糧食局系統何去何從等多重利益糾葛。但不論如何，幾十年發展積累下來的地方糧庫仍然是我國糧食流通市場的重要資產和基礎，其投靠何方將極大的影響我國的糧食安全和糧源掌控。

糧倉并不是他們的最終目標，卻是他們的有力踏板。

在這兩股勢力的夾縫中，基層糧倉無法掌控自己的命運。本報記者深入山東、河北等地調查，為讀者還原基層糧倉的現狀。

調查一：外資滲透 基層糧庫求生

對于孫元來說，今年最忙的時間已經過去了。作為河北滄州某產糧大縣國有糧庫的負責人，經過前一段時期的集中收購，他的糧庫已經滿倉，里面裝滿了玉米。

在今年這樣一個玉米供應緊張的時期，玉米的價格幾個月內已經達到了2000多元/噸，這是歷史性的高點，相比三四暫收購的時候已經上漲了近200元/噸，那意味著孫元收購的5000噸玉米已經增值了近100萬元。

不過這里所收儲的糧食并不屬于糧庫所有，而是屬于一家叫做益海的跨國糧油集團，這家縣級國有糧庫只是替益海代收代儲。記者調查得知，現如今，作為我國主要產糧區的河北、山東等地，基層國有糧庫以這種方式生存已經非常普遍，益海集團憑借著雄厚的資金實力，在糧改之后造成的虛弱的基層國有糧庫那里找到了可資利用的空間，這些基層糧庫成為其在國內不斷擴張的糧油版圖中的關鍵一環。而這家已經在中國的食用油領域取得霸主地位的跨國巨頭，也正在迅速成為中國糧食市場上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

無奈之生存

孫元負責的糧庫并沒有進行股份制改造，“雖然經過了幾次改制，可以說并不徹底。公司的資產就是原來國有糧庫的資產，沒有引進私人入股，所以即使賺了錢，我們這些經營者也不可能放進自己的腰包，很難調動起職工的積極性。”他這樣對記者說。

孫元之前是一個國有糧站的站長，自從2004年改制之后，他就負擔起了這家國有糧庫的運營，任主任一職。

經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并不是糧庫本身不愿意參與市場競爭，而是條件有限。國有糧食企業要想搞經營需要大量資金，而自主經營會有風險，要想申請農發行的貸款，需要找企業擔保，而我們的糧庫找不到合格的擔保人。”孫元向記者介紹說。

因此他們目前的生存之道是，為益海集團和中儲糧（全名為“中央儲備糧管理總公司”,由國務院直接管理的）代儲糧食，每噸收取一定的代儲費用。前段時間剛剛收購的玉米就是為益海集團代儲的，而為中儲糧代儲的則是前一段時間從東北移庫過來的5000噸國儲玉米。

這并不是個案。據記者了解，目前整個華北地區基層糧庫的生存方式基本都是依賴這兩種代儲的方法，但由于中儲糧分配下來的指標不太固定，而益海這幾年和各地基層糧庫的合作規模卻在日益擴大。以滄州地區為例，孟村、鹽山、南皮、東光、吳橋、泊頭等縣均在代益海收儲。

其實，這些基層糧庫之前還期待依靠每年的小麥托市收購政策，掙些保管費用，托市收購的資金由農發行通過中儲糧息，自然是有保障的。但是幾年下來，由于市場價一直高于托市政策的最低收購價，導致托市收購無法執行，“只有2006年那一年有效，其他年份都托不起來。”

益海“及時”趕到

益海集團在基層糧食購銷企業那里扮演的更多是一個合作者甚至是拯救者的角色。而這正是糧改之后給其帶來的機會，“可以說被益海鉆了空子。”滄州市某縣糧食局副局長劉志信說。

一邊是糧改留下的奄奄一息的基層國有糧庫，一邊是在中國市場耕耘多年、手握雄厚的資金、已經成為食用油加工領域龍頭老大且對中國糧食市場充滿欲望的益海集團，雙方的合作根本沒有什么障礙。

記者了解到，益海集團在山東省的運作比較早，滄州地區各縣市和益海的合作最初都是通過其山東分公司實現的，“滄州的孟村縣和山東相鄰，當時益海山東分公司就首先和孟村國有糧庫接觸，達成了合作，又通過他們的介紹，和滄州其他縣市建立關系，開展了合作。”由于都是糧食系統內部人士，接觸起來自然十分方便。而正在經歷改制之苦的基層糧食局和糧庫面對這樣的合作要求也很難拒絕，“我們當時就是由縣糧食局長親自帶領著益海的人過來商議的。”吳橋縣一家縣有糧庫負責人告訴記者。

而我國近些年來對外資投資國內糧食儲存和加工業一般采取鼓勵的態度。在2005年的《外商投

資產業指導目錄》中，糧食的存儲和加工曾被明確列在鼓勵外資投資產業目錄中，那正是2004年糧改進行的如火如荼的時候。

孫元和益海的合作已經有6年的歷史，開端正好是2004年糧改之后。“當時是他們主動找到我們，希望利用我們的庫容做代儲，對我們來說，這當然是好事，至少我們有活干了，能解決溫飽問題。”而雙方合作的規模也在逐年增大，2008年的時候代儲量為2500噸，今年的代儲量已經增加到5000噸，而每噸的代儲費用則約為55元左右。

現在孫元的合作對象已經從以前益海山東分公司變為了后來成立的河北益海分公司。“僅就我所知，河北的滄州、衡水、保定以及山東省各地地方糧庫都和他們有合作。”孫元說。而記者了解到，這家集團的觸角已經遍布東北、華北、華中等國內主要的糧食主產區。

瘋狂的擴張

益海選擇的是一條倉儲、貿易和加工相結合、齊頭并進的擴張發展道。目前它在華北和陷入困境的基層糧庫廣泛合作，利用其倉容為自己代儲的玉米主要為著貿易的目的，收儲完成之后，等待合適的市場時機，銷售給下游的貿易商或者南方的飼料、深加工企業。

不過，益海顯然并不會僅僅依賴這種模式來介入中國的糧食流通市場。它還在加緊建設自己的糧食倉儲企業。孫元的直接合作對象之所以從之前的山東益海轉換到河北益海，就是因為益海在河北已經迅速壯大，成立了專門的分公司，且已經在滄州地區的吳橋和東光兩縣建設自己的糧庫。看得出來，他們和當地糧食局系統的關系甚為融洽，其吳橋庫的臨時辦公地點就設置在縣糧食局樓上。

租用地方基層糧庫的做法并不完全有保證。去年，益海利用山東各地方糧庫代儲的情況就出現了萎縮，“由于山東的小麥豐收，很多地區的市場價格低于國家的最低收購價，能夠執行托市收購，所以占用了基層糧庫的倉容，造成很多地方糧庫的倉容不足，他們就不為我們代儲糧食了。”山東益海分公司的劉炙告訴記者。

記者了解到，目前益海集團在河北自建的糧庫已經頗具規模，包括大名庫、武強庫、高邑庫、棗強庫、望都庫、吳橋庫、東光庫、新河庫等，分布在石家莊、滄州、衡水、保定、邢臺、邯鄲等各個地區。而在山東境內，早在2008年的時候其就建設了武城、慶云、嘉祥3個倉儲貿易企業，兩年下來又增加了滕州等地。這些項目的建設一般都受到了當地政府的歡迎，比如其武城庫就是由武城縣政府和益海合資成立的，雙方的占股比例分別為40%和60%.“自建糧食倉儲企業自然比租用基層國有糧庫更加有保證，每噸幾十元的代儲費用也就可以省去了。”一位地方糧食局的負責人對記者說。

日前，記者在河北的吳橋縣開發區看到，益海公司自建的糧庫正在緊張的進行最后階段的施工，一位現場人員告訴記者，這個在建的糧庫倉容有近1.7萬噸，在兩個糧倉的后面還留有大片的空地，據介紹，那是為日后建設油料加工的生產車間預留的。

益海在糧食加工企業的建設方面的投資同樣如火如荼。之前它已經憑借金龍魚、胡姬華、口福等食用油品牌成為中國油脂加工業最重要的力量，而從2005年開始，全面進軍以水稻、小麥、玉米為主的糧食加工行業，推出了“香宴”、“香滿園”、“金元寶”系列品牌大米，“藍匙”、“香滿園”品牌面粉等。到現在其在華投資的糧食加工企業已經近50家，遍布全國各地。

引人關注的是，這些企業的管理和工作人員大多數都來自糧食局系統，糧改的直接結果造成了大量的糧食局系統人員下崗，而間接結果是為正在招兵買馬的益海集團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資源，“我們這6個職工全是糧食局下崗的。”山東一家益海公司的員工對記者說。有一些從糧食局退下來的領導也被益海聘用，“50多歲，正是經驗豐富、人脈資源廣泛的時候。”孫元說。

中儲糧總公司總經理包克辛曾說：“跨國糧商掌握了中國植物油銷售的終端渠道，然后他們再建立或收購面粉廠、大米加工廠，用植物油的銷售渠道進入糧食消費市場，這就給我國糧食流通帶來極大風險。”

但逐漸被中儲糧系統削權奪利的地方糧食局和企業面對雄厚資本的誘惑，為了自身生存發展，選擇與之合作似乎是再正常不過的選擇。“其實很多時候都是地方政府主動找的我們，希望益海能夠投資，比如石家莊的項目，河北省的某位領導就親自到香港跑了好多趟。”一位益海集團的人士對記者說。

正在力爭建設中國糧油食品城的山東德州市糧食局，就已經在2009年10月與益海集團達成協議，合資建設日處理小麥1000噸的專用粉項目，一期計劃投資2億元，后期配套建設糧食物流園區。

而在2010年4月23日，益海嘉里（鄭州）食品工業有限公司開工建設，一期投資3000萬美元，投產后將形成日加工小麥2400噸和日灌裝350噸中小包裝食用油的生產能力。

調查二

被邊緣化：基層糧食局“不行了”

劉志信降格了。前不久，他擔任副局長的滄州市某產糧大縣糧食局已經被降為二級局，合并到縣商務局屬下，這意味著，他這個副局長的行政級別也將下調一級，而他所在的縣糧食局在經過了幾十年的風風雨雨之后，終于隨著我國整個糧食體制和糧食市場的發展而越發的顯得無足輕重，淡出了人們的視野。

目前，縣糧食局的牌子還沒摘，它還坐落在縣城中心一棟陳舊的辦公樓里，門前排滿了做生意的小攤販和出租貨車，劉志信的辦公室也還是幾年前的布置，雖然很整潔但是設備都顯得很陳舊。似乎也訴說著這個基層糧食系統的主管機構在這些年里由盛轉衰的歷史。縣糧食局現在只有8個人，而糧食系統鼎盛時期，縣糧食局系統就有1000多人，其中的落差讓劉志信想來覺得非常凄涼。

糧食局不行了

劉志信并不孤獨。事實上，滄州地區以致整個河北省的縣級糧食局都在進行撤并，“有的縣市撤并之后，甚至只在商務局下面保留了兩個科室，”滄州市糧食系統一位知情人士對記者說，“但是糧食局的工作還是比較專業的，商務局的領導不一定懂，這可能為以后的工作造成一些麻煩。”

記者了解到，這樣集中的撤并是此輪地方政府機構大部制改革在基層的具體表現。3月30日，河北省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剛剛發布了一份《關于加快推進市縣政府機構改革工作的通知》，其中提到，中央編辦要求今年上半年務必全面完成全國市縣政府機構改革，目前，河北省絕大多數市級政府機構改革工作已基本完成，但縣級政府機構改革進展情況不平衡，有的尚未啟動，因此要求加快推進。

“各地要把市縣政府機構改革作為上半年首要任務來抓，要集中人員力量，明確強化責任，統籌安排時間，務必于4月底前，全面完成市級政府機構改革?三定?和縣級政府機構改革方案的備案、審批和印發工作；5月底前，完成縣直部門?三定?規定的擬定印發工作，確保今年6月底前全面完成改革的各項任務。”

由此，全省的基層機構合并改革迅速加快，滄州市委辦公室、滄州市人民政府辦公室統一印發了各縣的機構改革方案。以南皮縣為例，要求縣政府直屬事業機構必須精簡40%,即由原來的5個精簡到3個。原來的5個事業機構為統計局、廣電局、扶貧辦、糧食局、林業局。按照滄州市委、市政府的要求，保留了統計局、廣電局、扶貧辦3個直屬事業機構，將糧食局并入商務局，在商務局掛糧食局牌子。

日前記者在黃驊市糧食局采訪時，大樓里幾乎看不到工作人員，顯得空空蕩蕩，知情人士告訴記者，“現在他們正忙著合并到商務局的相關事宜，連銀行賬號也已經被停了，辦公地點也要搬到商務局那邊。”“糧食局現在不行了。”

其實，如果把視野放的更大一些就會發現，全國很多省市的基層糧食局系統也均如河北省一樣處在一個不斷萎縮和邊緣化的進程之中，不過程度各有深淺、境遇各有差別。“照這個態勢來看，地市一級的糧食局在5年之后也有可能就被撤并。”一位系統內人士說。

冰凍三尺

平心而論，劉志信也知道，這樣的結果似乎是注定的，因為基層糧食局的日漸式微已經不是一天兩天了。自從2004年，《糧食流通管理條例》頒布實施以及《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深化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意見》明確宣布，全面放開糧食收購市場，實現糧食購銷市場化和市場主體多元化之后，糧食局系統就和自己的輝煌時代說再見了。

在此之前，中國的糧食流通體制經歷了30多年的統購統銷歷史以及一次次向著糧食購銷市場化方向的變革，而正是2004年開始的新一輪改革最終奠定了如今我國糧食流通體制的基本格局。而其主要的思則是放開購銷市場，直接補貼糧農，轉換國有糧食企業機制。而對劉志信所在的基層糧食

局來說，這一輪改革的主要任務就是其下屬國有糧庫和糧站的改制。

類似的改革早在2001年就已經開始了，按照國務院的要求，劉志信所在的糧食局逐步將原來糧食局系統下屬的面粉廠、油脂廠等糧食加工企業進行了改制，引進私人資本經營，糧食局則從下屬企業的經營中解脫出來，轉向宏觀的糧食流通管理。

而2004年改制之前，劉志信所在的縣仍有15個國有糧食購銷企業，也就是國有糧庫，通過這次改革只保留了一個國有企業，其他都改制為民營性質，“國家退出之后，私營企業上去了，已經占據市場很大一部分，現在我們縣成規模的私人流通企業有三四十家。”

結果就是，和糧食統購統銷時代舉足輕重的地位不同，經過改制之后的基層糧食局面臨著職責的尷尬。《糧食流通管理條例》中對縣級以上地方政府糧食局的職責有著較為明確的表述，“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糧食行政管理部門負責本地區糧食流通的行政管理、行業指導。”而對縣級糧食局則忽略掉了，只字未提。

另一方面，我國糧食儲備制度的發展也遵循了一條逐漸從地方上收中央的線，2000年正式掛牌成立的中國儲備糧管理總公司（以下簡稱“中儲糧”）注冊資本166.8億元，專職從事中央儲備糧的經營管理，對分布在全國的直屬庫、人、財、物實行垂直管理。按照其網站的資料，到現在已經陸續劃轉上收了338個直屬庫。

和地方糧庫不同，他們上收的直屬庫都剝離了之前的人員和債務負擔。而對于這些直屬庫，地方政府自然是沒有監管職責的，很多原來的地方糧庫就此變換了身份，脫離了原來的糧食局系統，滄州的吳橋縣就將有三個原來的縣屬國有糧庫被中儲糧上收為直屬庫，“目前中儲糧和縣糧食局就正在為這一問題談判，除了資產，人家什么都不想要，對縣里也沒有什么補償。”一位知情人士告訴記者，這對基層糧食局來說則無疑削減了其管轄范圍，自然是不樂意的，“況且這幾個糧庫都是糧食局治下最好的企業，怎么舍得呢？”

劉志信所在的縣如今則只剩了一家國有糧庫在糧食局的麾下，其他改制企業的命運大多最終變賣了國有資產、遣散人員了事。

因此，縣級糧食局如今握在手中的工作職責主要是審批針對糧食購銷企業發放的糧食收購許可證，但實際的管理效果并不理想，“有的沒有糧食經營許可證也在經營，由于我們沒有足夠的監督查處力量，所以很難杜絕。”他說，至于這些年活躍在農戶和糧庫以及糧食加工企業之間，擔負著重要的糧食流通前端環節的糧食經紀人們，則大多是自發形成的群體，也就基本無需監管。

“現在除了縣糧食局還掌握著我們的人事權，其實業務上已經沒有什么關系了。”一位縣級國有糧庫的主任告訴記者。

調查三

兩個“糧食系統”的糾葛

伴隨著基層糧食局系統的不斷式微，是在國內糧食流通領域迅速發展壯大的中儲糧系統（全名為“中央儲備糧管理總公司”）。中儲糧系統依靠國家財政和農發行貸款資金的支持，受國務院委托，具體負責中央儲備糧的經營管理，對中央儲備糧的總量、質量和儲存安全負總責，同時接受國家委托執行糧油購銷調存等調控任務。

這些年國家出于保證農民的種糧積極性目的所實行的托市收購、臨時國家儲備政策等，其執行主體均是中儲糧系統。

到現在，不斷壯大的中儲糧系統和地方糧食系統之間的利益糾葛越來越深，雙方爭奪的正是原屬地方糧食局管轄的各級地方國有糧庫，而這場爭奪，中儲糧始終處于上風，它似乎贏定了。

地方糧庫的中央依靠

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盡管中儲糧系統已經陸續上收新建了幾百家直屬庫，但是其收儲能力畢竟有限，所以若要執行托市收購和國家臨時收儲任務，并不能完全依賴自身的系統完成，還需要地方的國有糧庫代儲，這客觀上也為各個基層國有糧庫帶來了其依賴的一部分收入。不過，在儲存費用上，由于農開行的貸款資金和收儲費用都是以中儲糧的直屬庫的名義申請和下撥的，基層代儲的企業由此會被扣去一部分，但即使這樣，這也是他們賴以生存的稻草。

滄州泊頭國家糧食儲備庫就是依靠4萬噸左右的代儲任務每年得以有一百多萬元的收入，而這

一部分已經占去了其過半的庫容，剩余的庫容他們會用來做自負盈虧的經營，“我們現在的狀況是，儲備可以保證生存，而貿易則主要用來發展。”一位負責人告訴記者。這家地區級的國有糧庫，曾經在整個河北省都名列前茅，但是隨著中儲糧系統的不斷壯大，其在滄州以及泊頭都新建了自己的直屬庫，其中滄州直屬庫的規模已經超過了泊頭國家糧食儲備庫，“他們沒有我們這種老庫所承受的沉重負擔，一切都是輕裝上陣，還有農發行和國家財政的支持，肯定比我們滋潤啊。”那位負責人說起來顯得有些不平衡。

因目前糧庫的負責人于鴻運對糧食貿易經營有自己較為豐富和先進的經驗，這家糧庫的生存狀況比起縣級國有糧庫要好很多，“我們的經營狀況在整個滄州地區來說都是比較好的。”

不過，一個壞消息是，中儲糧系統正在加緊提高其直屬庫管理中央儲備糧的比例，也就是說，之前交由地方國有糧庫代儲的中央儲備糧比例將逐步縮小，上收到其直屬庫中。這對于眾多地方糧庫來講無疑是一個噩耗，其重要的生存依托將會失去。

地方利益受損

記者得到的一份中儲糧總公司息的《關于加快推進直屬庫庫內儲存管理中央儲備糧工作的通知》表示，截至2009年12月底，全系統直屬庫庫內儲存中央儲備糧已占中央儲備總規模的65.64%,而根據2010年中央儲備糧工作會議的精神，要求中儲糧系統在今年6月底前實現70%的中央儲備糧儲存在直屬庫庫內的目標，力爭3~5年內完成100%中央儲備糧儲存在直屬庫庫內的最終目標。

而要實現這個目標，意味著中儲糧又要將一批地方國有糧庫上收為直屬庫，地方糧食局對此頗為不滿，“他們所上收的大多是在1998年到2001年期間由國債資金建設的地方國有糧庫，但其實這些糧庫的建設地方的投資也不小，普遍給予了配套的優惠措施，比如土地劃撥和稅費的減免。而現在他們要無條件地收上去，如果不交就要求地方掏租賃費，可以直接從中央通過其下撥的倉儲費用中扣除，所以地方政府也沒辦法。”滄州市糧食局一位負責人說，他認為這是中央和地方利益的一種調整，“但是這種調整沒有考慮到地方的利益。”

“目前泊頭富鎮糧庫原來承擔的1500萬斤代儲任務就被上收到直屬庫了，其生存會更加艱難。”一位知情人士告訴記者。而這一趨勢的發展將對如泊頭國家糧食儲備庫這樣的地市級糧庫造成巨大的損失，“中儲糧系統正在發展成為另一個糧食局系統。”一位地方國有糧庫負責人這樣評價說。

隨著中儲糧系統越來越壯大，兩個系統之間的利益糾葛正在變得越來越直接。記者在滄州吳橋采訪時了解到，中儲糧正在和縣糧食局就上收其下屬的三個縣級糧庫進行談判，“他們之前上收的是國債資金建設的糧庫，還是說得過去的，但是現在要上收的是縣有糧庫，他們可都是地方的資產，他們要求只上收土地及固定資產，人員、負債什么的通通不要，這怎么能行呢？”一位縣糧食局的負責人對記者說。

記者了解到，中儲糧之前曾要將河北省兩個地方糧庫上收，但河北省政府沒有同意，原因很簡單，“都收上去了，還要地方糧食局干什么？”一位知情人士說。

但對于各個糧庫的負責人和職工來說，能夠被上收為中儲糧直屬庫，無疑是最為保險的，他們大多還是希望能有國家財政和農發行貸款來撐起一片生存無憂的天空。

中儲糧的未來

其實，當初中儲糧的誕生就是中央上收糧權意志的體現，憑借著國家財政和農發行貸款的支持，其不斷地膨脹壯大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目前，中儲糧已經成為中國糧食流通市場上最為重要的決定力量。連續7年的糧食豐收，再加上國家不斷提高糧食的最低收購價，使得中儲糧的直屬庫以及各地的代儲庫中堆放著充足的糧食，尤其是2008年東北地區的臨時收儲政策執行以來，使得東北庫容捉襟見肘，需要把相當數量的糧食移庫到華北、華南等地，現在河北的黃驊、南皮、吳橋等很多的基層糧庫就在承擔移庫糧食的代儲任務。

“通過他們，這些年國家儲備糧的管理方面確實要規范多了。”德州市糧食局副局長王建民說。

不過，承擔著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如此戰略性任務的中儲糧畢竟是企業，其遵循的仍然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原則，近些年來其經營的沖動越來越難以抑制，不斷尋求向下游產業鏈的延伸，旗下已經有東莞油脂、圣湘米業、黑龍江米聯等從事糧食加工的下屬企業。

2009年7月25日，中儲糧三河米業正式投產，標志著中儲糧以“國家隊”的姿態，開始介入米業市場，其得天獨厚的原料優勢是別的企業無法比擬的，“由中儲糧總公司統一安排黑龍江分公司，每年專供30萬噸黑龍江原產地優質水稻。”當時的宣傳資料中這樣寫道：中儲糧把握產業發展趨勢，立足服務宏觀調控，面向市場，先行一步，在搶占京津糧食市場制高點上邁出了重要步伐，對完善儲備調控功能、保證國家“米袋子”安全、避免重蹈“油瓶子”覆轍具有戰略意義。

不過，某中儲糧直屬庫主任告訴記者，雖然從兩年前就開始研究自主經營的問題，但是終究因為限制太多而進展緩慢。

據悉，現階段中儲糧的加工企業所需要的糧源并不是以市場價購得的，而是以其管理的中央儲備糧為原料直接加工，再按照市場價格出售，“這中間的利潤可能并不豐厚，但至少可以部分解決儲備糧過多、難以順價銷售出去的問題。”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祥對記者說。

按照李國祥的觀點，由于是大型的國有企業，又有國家財政和農發行貸款的支持，旱澇保收，中儲糧系統存在著效率低下的弊端，按最低收購價收購的糧食必須實行順價銷售的原則又使得市場和產業界不協調，順價遇阻的情況時有發生，國家財政也會因此背負巨大的包袱和壓力。“但如果不實行順價銷售，允許其按照市場價拍賣國家儲備糧，又會帶來腐敗的空間和監管的難題，這都需要進一步來研究和解決。”李國祥說。

最新的消息是，由中儲糧對華孚集團和中儲棉公司的政策性整合計劃已經上報國務院，華孚集團主要承擔中央儲備糖和儲備肉業務，中儲棉公司則承擔國家儲備棉的經營管理，合并之后，中儲糧或將更名為“中國農產品儲備集團”,一個巨無霸型的政策性央企呼之欲出，它將掌控國人的溫飽命脈。

記者曾就這些問題向中儲糧總公司提出采訪申請，但對方以領導工作繁忙為由婉拒。

專家訪談：建立對大企業的監管制度

《中國經營報》：我們從河北、山東等糧食主產區了解到，現在我國基層糧食系統處于非常寥落衰敗的狀態，糧食倉儲企業大多靠為益海集團、中儲糧代儲糧食來生存，你怎么評價這一現象？

李國祥：你所反映的問題，是因為現在我國整個糧食系統正在調整過程中，必然會有一部分人的利益遭受損失，而地方糧食局系統的職能是在不斷弱化的。

本來糧食市場放開了就是讓他們到市場里去闖，但他們還是希望能吃政策飯。而益海那些精干的人都是我們糧食系統出去的，可以說是中國原來糧食系統的精英，在之前的體制息揮不了作用。益海集團一分錢的政策飯都沒得吃，卻不斷在市場中壯大，而我們的糧食局系統有政策飯可吃卻還在萎縮。現在國家的財政負擔這么重，更不可能回到原來那種體制里去了。

《中國經營報》：現在中儲糧系統不斷發展壯大，地方糧食系統覺得自己利益損失嚴重，這種變化說明了什么？

李國祥：國家之所以要組建中儲糧是有歷史原因的。之前我國的糧食基本上都是地方政府掌握的，但是一旦某個地區發生糧食緊張需要調糧的時候，中央卻很難調的動，平時國家財政給予補貼，當關鍵的時候地方卻封鎖的很厲害。而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是中央政府的責任，所以進入本世紀后中央決心下大力氣建中儲糧。

在我們學術界看來，糧食的安全靠地方政府是不可靠的，因為這是個需要花錢的事情。地方政府沒有積極性，他承擔不了這個責任，所以中央政府肯定要承擔起來。從這幾年的經驗來看，所提倡的地方省長負責制都名存實亡，更何況市縣級的糧食局了。按道理來講，地方儲備是地方政府的責任，但其實很多地方儲備有名無實。

《中國經營報》：總體而言，現在我國的糧食安全狀況怎么樣？怎么評價中儲糧在其中的作用和角色？

李國祥：我國現在國有儲備糧有2億多噸，這個數量是根據國家的糧食生產形勢和消費需求等因素來決定的。這幾年由于連續增產，農民存在賣糧難的問題，所以國家儲備就比較多，去年的數量是2.254億噸，這是國家可以控制的糧食數量。占我國糧食總產量5億噸的一小半，這個比例已

經相當高了，按照國際標準18%~20%就可以了，可以說這是特殊時期的政策造成的結果。另外，我國的糧食儲備中，小麥和稻谷占了相當大的比例，而玉米則很少，所以玉米流通市場空間還是比較大的。客觀上來說，現在雖然國家花錢多一點，但糧食安全的保障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中儲糧的調撥是要國務院直接管理的，所以今年西南大旱、玉樹地震這些災難發生之后，中儲糧的糧食調撥能夠及時到達。

當然，中儲糧本身還存在體制僵化的弊病，這些年他們也想在經營上有所作為，畢竟作為企業，國家對他也有業績考核的，但是現在把它捆得太死了，那么多的儲備糧放在那不能動，沒有流動起來。其實我們應該想辦法實現一種動態的平衡，而不是把糧食堆放在糧庫里多年不動，現在雖然也有輪換的制度安排，但是手續太復雜。不過，如果放開經營的話，如何保證庫存水平，又會存在監管的難題，這考驗著我們的政策智慧。

《中國經營報》：對于正在我國糧食主產區大肆擴張的益海集團，你覺得對我國的糧食市場意味著什么？怎么評價這些跨國企業在國內的擴張？

李國祥：從國家糧食安全的角度考慮，我們的確要留意益海這樣的跨國資本以及以后將會出現的其他大資本的影響。但對于國內市場來講，其實所有的企業和資本都是一樣的，當初地方糧食系統強盛的時候，市場上的風浪都是地方糧食企業掀起來的，最有代表性的就是1992年糧改放開糧食銷售市場的時候那次糧價大漲，都是大型地方糧食企業炒作的結果，這也是中央要組建中儲糧，將糧食儲備責任上收中央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不管哪一個企業，內資還是外資，當它能夠影響和左右市場價格的時候都會選擇去攫取超額利潤，當然外資由于其自身的屬性和我國政策的限制會更敏感。

現在的關鍵問題是，一方面國家要提高自己的調控能力，改善調控方法。隨著我國的市場結構發生重大變化，對重要的食用農產品應該建立對大型相關企業的監管制度，他們如果在市場中出現操縱價格、哄抬物價，應該建立黑名單制度，不一定懲罰他，但是對這些大企業的信譽的影響是不得了的。另外，我們應該對市場結構做出某種限制，比如說，一家企業不能在全國到處都在擴張，應該在地域上有所限制，還有就是對他的規模和市場占有率應該有限制，這在國外都是這樣做的，但是這需要通過國家立法來實現。

對于益海這樣的外資集團，我們除了擔憂之外，現在最重要的是要培養自己的加工企業、倉儲流通企業來與之競爭和抗衡。

《中國經營報》：你怎么評價2004年以來的這一輪糧改的效果？

李國祥：近幾年建立起來的最低收購價政策，確實讓農民得到了實惠，不過在執行的過程中存在著國家標準制定的太高，農民售糧不方便的問題。

其次就是托市收購政策導致財政負擔越來越重。我曾看到一個預算決算報告，2008年的時候，中央財政為糧食儲備大概支出了600億元，而今年的預算決算報告顯示，中央為糧食儲備支出大約為1700億元，這樣持續下去是不得了的，所以2010年中央打算把這個數字調到1300億元，但是哪有那么容易，這個數字增長很容易，要想降下來是很難的。我估計到最后可能會達到2000億元。

另外，由于托市收購政策的連續執行，抬高了糧食的收購價格，使得原來形成的市場價格發生扭曲，這對產業鏈的沖擊很大，對國內下游產業的一體化發展形成了非常大的沖擊。2008年開始在東北實行的國家臨時儲備政策，按照最低收購價收購大豆、玉米、水稻等，由于價格較市場價格高出不少，導致下游產業普遍陷入停工限產的困境。

我對收儲企業也做過調查，其實他們對這一政策也是不滿意的，原因是他們的收儲比較僵化，糧食的收儲和吞吐完全聽從國家的指揮，所以只能眼看著虧損無能為力，所以并不是說他們不想把經營搞好，而是這個管的太死，儲備放在那里不能動。

當然他們也在學著往下游加工行業發展，但是這樣的僵化體制不是輕易能改變的。他們也知道這樣的日子是過不長的，如果老是流拍，財政掛賬越來越多，等到了6000億元的時候，國家還能不能愿意承受就很難說了。

本專題文章均由本報記者李賓采寫，陳紀英亦有貢獻。應采訪者要求，文中的孫元、劉炙、劉志信均為化名。

中國糧食安全系列報道：轉基因“底層動員”

本專題文章均由本報記者：王佳、張一君，實習記者王珊珊采寫

在轉基因技術面前，農業部一而再再而三地發文告誡轉基因糧食作物在沒有經過考核認證的情況下不能商業化種植...轉基因“底層動員”

中國糧食安全系列報道（之三）

這仿佛是一個沒有執照的實驗室。

在轉基因技術面前，國家層面相當謹慎，農業部一而再再而三地發文告誡轉基因糧食作物在沒有經過考核認證的情況下不能商業化種植，但遺憾的是，從有轉基因技術的那天起，各地秘密種植轉基因作物的情形就經常出現，而如今，轉基因種子正在經歷一場來自最底層的“動員”。

無可否認，轉基因技術作為先進的種子技術代表，從科學技術的層面講有著重要的進步意義，但這項技術是不是可以快速地走上人們的餐桌，恐怕還是需要長期的論證研究。而在此間，中國政府對于種子管理的體制，亦并非無懈可擊。

但巨大的經濟利益誘惑、混亂的種子銷售渠道以及已經掌握了先進轉基因技術的公司，讓本應該還在實驗階段的轉基因作物悄悄地生長在了田間，本報記者深入江西、廣西等地調查，還原轉基因糧食作物的秘密種植現狀。

一線調查FIELD SURVEY 田間流轉：“民間轉基因”星火燎原

五六月之交，江西麻丘鎮魯西村，60歲的魏老漢在田埂上蹲著不言語。馬上就要到種稻時間，老魏卻遇到了最大的坎兒，這讓他煩心不已。“幾天前，上邊來人，讓把村里種植了?不打藥?水稻的秧田全部毀掉！”

老魏說不清“上邊”是誰，只知道“上邊”說了種子錢全部負責賠償，但必須全部毀掉。在不大的魯西村，種植這種“不打藥”水稻的村民不在少數，有20多家。“我們都是在麻丘鎮魏小龍的種子店里買的，他介紹這種種子不用打農藥，產量高。我們每家都買了一二斤”。但現在卻讓村民無緣由地毀了，村民們想不通。

這些村民并不知情，讓他們毀掉的這些秧苗其實正處于一場巨大的輿論風暴中。綠色和平食品與農業項目主任方立峰向《中國經營報》記者證實，根據魯西村村民秘密寄往綠色和平的種子樣品快速測驗，這些被村民稱為“不打藥的水稻”Bt轉基因水稻，但至于是不是系農業部2009年底頒發安全證書的兩種轉基因水稻之一還有待進一步檢測。

“不打藥的種子”：民間悄然種植

按照國家規定，轉基因種子在獲得相關證書和許可證之前，只能進行區域試驗，不得進入商業化應用。但綠色和平在2005年起，便拿出相關證據，證明中國農村湖北、湖南等地就已開始有疑似轉基因水稻稻種流通的案例。

在國內，華中農業大學轉基因水稻研發團隊，研發的兩種轉基因水稻——Bt汕優63和華恢

1號——都在2009年8月首次獲得農業部轉基因水稻安全證書。證書有效期是2009年8月17日至2014年8月17日，生產應用范圍僅限在湖北省。

但近3個月來，綠色和平提出證據，發現湖南等地種植轉基因水稻，媒體給予了關注。而作為相關主管部門的農業部始終未予回應。

但有知情人士稱，中國農業部于近日開始動作：“6月初開始，農業部方面已經逐個與相關單位和個人進行面對面的談話、核實。在外地的也都一個個被通知趕到北京。”農業部開始徹查民間轉基因稻種的流轉。

而對此，農業部亦未有回應。同樣，在《中國經營報》記者對江西、廣西兩省水稻、玉米種植的農村進行調查后發現，此類種子在中國南方的一些農村早已羞答答地流通和種植。

魏老漢回憶，種子公司年初來推銷時，很多人告訴他，這叫做“不打藥的種子”，也有人直接稱為“轉基因種子”。“這種?不打藥?的種子一年要打兩次藥，其他的雜交水稻最少也要打8次藥。打一次藥最少要花十多塊錢，種子加上人工和藥錢全年要180塊錢，這樣算來，?不打藥?的種子加上打一次藥的錢和人工，才不到120元，還是劃算些。”

方立峰分析，由于初期不需要打農藥，就節省農民的人力、農藥成本，總成本就節省了下來。魏老漢向記者證實，“家里人力不夠，年輕的都出去打工了。”

沒有在田間地頭種過地的人，可能并不了解“打藥”這件事在農民種地過程中意味著怎樣的工序。“農藥有殘留，呼吸系統吸入會有害人體健康。而打藥本身非常辛苦，五六畝地，打一次藥就得兩天”。一位當地百姓告訴記者。這樣我們也不難理解“不打藥”的種子對于農民的“誘惑”。

在廣西南寧附近的百色縣，同樣有一種神奇的種子。50多歲的當地老漢指著已經成熟的玉米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自從種植了以后，基本不用擔心洪澇災害。”眾所周知，對于大部分年份都飽受洪澇災害的廣西來說，可以抗澇的玉米種子對農民意味著什么。

不但可以抗澇，據說這種種子還能夠抗旱、抗倒伏，而且產量比傳統的玉米品種也有提高，該老漢種植的品種是“迪卡007”，系美國孟山都公司提供。

百色縣的老漢認為他種植的就是轉基因的玉米，因為他買種子的時候銷售的人明明白白地告訴他說這種子是高科技產品，他身邊的其他老百姓也都把迪卡007當做轉基因種子，盡管這一切至今尚未有官方說法。

他并不在乎他種植的是不是轉基因玉米，他在乎的是種植的玉米能夠多產，而且在多產的過程中能夠盡可能地規避風險，不會一有了大的災害就顆粒無收。即便迪卡007種子比一般的種子稍微貴些，老漢也覺得值得，他已經連續種植了4年多了。

記者了解到，在廣西除了迪卡007，還有一種可以抗病、抗蟲的玉米種子在廣泛種植，叫正大699。廣西自治區種子公司總經理何禮健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這兩個品種在廣西的銷售量每年大概有600萬~700萬公斤，種植占整個廣西玉米種植面積的60%~70%，集中在廣西百色、田林等玉米種植集中的縣市。廣西目前總的玉米種植面積大概是1000多萬畝。

雖然拿不出證據，但何禮健告訴記者，不管是迪卡007還是正大699，都不是轉基因的種子。“這句話不是我說的，是政府開會說的。”何禮健說。“政府說廣西市場上沒有轉基因的玉米。”

何禮健說記不清是哪一年了，在那一年里關于廣西種植轉基因玉米的言論滿天飛，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政府開會告訴所有的種子經銷商，說廣西沒有轉基因玉米。但至于迪卡007是不是轉基因，何禮健說他沒有相關證據所以不能亂說。但何禮健認為廣西目前種植的迪卡007的玉米品種的很多性狀，比如抗倒伏、抗旱抗瘠等性狀在轉基因作物里很常見，這些性狀也很難通過雜交等手段實現。

記者就迪卡007玉米到底是不是轉基因的問題采訪了廣西玉米研究所的所長程偉東，程偉東也沒有給出直接的答案。“政府開會說的，這不是轉基因玉米。”程偉東說既然政府已經有了定論，廣西玉米研究所也沒有對此再進行測量。

但程偉東同時表示，廣西玉米研究所也有一兩個品種的玉米產量比迪卡007或正大699高，但在抗蟲害、抗旱澇方面的功能就稍微有些不足，還做不到像引進的種子那樣既有高產量又可以抗蟲

抗災。

雖然不管是廣西自治區種子公司還是廣西玉米研究所，對轉基因問題的態度都出奇的一致，聲稱廣西沒有轉基因，但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蔣高明在博客上撰文稱，美國孟山都公司在廣西推廣的“迪卡007”實際上就是一種轉基因玉米。

面對鋪天蓋地的質疑，孟山都公司對外公布說目前廣西種植的玉米是超級雜交玉米，而不是轉基因玉米。但倘若你翻開孟山都的世界營銷史冊，就可以發現其營銷中國的推廣手段與它過去在阿根廷和巴西的營銷手法如出一轍。孟山都把轉基因玉米種子帶到阿根廷的時候，也說是超級雜交玉米，而且當時也對市場上的盜版種子交易不聞不問，對農民私藏種子，種植下一代假裝看不見。直到轉基因玉米市場份額占到了99%，全面控制了阿根廷的玉米市場之后，孟山都才“睜開雙眼”，強制使用種子專利權，使阿根廷的玉農面臨法律的訴訟和高額的專利賠償費。流通路徑：從實驗室到田間

早在2010年1月，農業部批準兩款轉基因水稻獲得安全證書后，環境保護部南京環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生物多樣性首席專家薛達元即向《中國經營報》記者表示擔心，“民間種子流通很快，不僅在湖北地區，疑似轉基因水稻稻種很快就會在民間流通開來。”正如他所猜測，3個月來，綠色和平接連發布了湖南、江西等地疑似轉基因稻種的報告。

這些稻種在以怎樣的流通路徑流竄各地？江西南昌麻丘鎮種子批發商孫先生告訴記者，一位叫文春林的人專門給麻丘鎮批發種子。而文的身份是湖北駐江西種子代理商。“這些種子就是從他那兒進的。”他告訴記者，文春林在南昌縣的麻丘鎮、新巷鎮、唐南鎮、新建縣的大塘坪鄉……一共5個地方放種子。

一位知情人士向記者透露，其中的利潤非常大。“肯定是暴利的。普通的種子18元一斤，不打藥的種子賣到20元。”一位往年種過不打藥種子的農民告訴記者，雖然成本高，但打藥的產量還是要高一些。

“今年文在每個地方就放了100斤。”方立峰說，這個量在當地相當大了。文春林是從哪里拿到如此大規模的疑似轉基因種子的？由于文春林是湖北種子公司駐江西的代理商，轉基因種子的源頭就指向了湖北種子公司，而湖北種子公司和轉基因技術實驗室——華中農大實驗室的關系非同一般。

2010年4月，疑似轉基因稻種在湖南省常德市被發現后，常德市農業局在全市范圍內的執法檢查中，共查出5個疑似轉基因水稻種，其中涉及了武漢惠華三農種業有限公司(下稱“惠華三農”)、敦煌種業(600354.SH)等種業公司。而惠華三農的主要股東之一便是張啟發任教的華中農業大學。

而湖南常德市津市市保河堤鎮惠農農資超市的工作人員稱，其售賣的所謂“抗蟲稻”種子正是從華中農業大學購得。而綠色和平最新的檢測結果，湖南、湖北地區所出現的轉基因米及米制品和轉基因種子的品系均為Bt63。這個品系是華中農業大學張啟發教授領導的團隊研發的品種。

華中農業大學給予媒體的回復是：張啟發院士團隊的科學家承擔了繁重的科研任務，在當前的輿論環境下，他們沒有精力投入復雜繁瑣的爭論之中。轉基因水稻是“有史以來最嚴格、評價最徹底的食物”，因為這兩個品系的轉基因水稻自1999年便開始了中間試驗，期間還經過了環境釋放試驗、生產性試驗等多個環節，歷時近11年之久。

而張啟發表示，中國農業田間生產試驗很難做到全封閉。從中試到安全證書獲批所經歷的整整10年間，不排除有人拿走稻種材料。2003~2004年間轉基因水稻生產性試驗總產100萬斤，雖然要求“不進入流通環節”，但課題組并沒有全部回收和銷毀。

根據《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轉基因生物的試驗要從上一階段進入下一階段──中間試驗、環境釋放和生產性試驗──試驗單位應向國務院農業行政主管部門提出申請，需經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進行安全評價。

這個過程相當繁復。一位業內人士曾對媒體表示，搞轉基因研究的專家很多人并不缺錢，但是他們希望能夠早點兒將自己的成果推廣，按照現有的程序，很可能很長時間都批不下來。有意或者

無意地泄露一些種子，一方面可以形成一種既成事實，另一方面也可以將這些轉基因的種子作為普通的雜交稻種到地方上進行申請，按國家規定只有轉基因的種子才必須由國家批準，這樣難度也就減少了。神秘推手孟山都

除了實驗室，另一條種子流通的路徑背后總是閃爍著一個黑影，即孟山都。在全球種植的轉基因農作物種子中，有90%的生物技術來自孟山都或它的授權。一直以來，孟山都被視為“轉基因研究及應用領域的微軟”。

幾乎和所有的跨國公司一樣,孟山都在中國的推廣也綁定了政府。據何禮健介紹，孟山都得以順利進入廣西與廣西自治區政府的支持密不可分。2008年6月25日，時任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副主席陳章良在廣西南寧會見了美國孟山都公司副總裁麥克凡一行。陳章良說：“廣西與孟山都的合作已經有7年多，孟山都公司在廣西推廣的?迪卡007?玉米新品種，填補了廣西高產優質、抗旱耐瘠玉米品種的空白。目前，?迪卡007?在廣西的推廣面積已近600萬畝。廣西希望能夠跟孟山都公司有更深的合作。”

實際上，何禮健所管理的廣西自治區種子公司是孟山都在廣西最早的代理商，從2001年開始，種子公司就拿下了孟山都在廣西的獨家代理權，推廣孟山都的迪卡007品種。

“剛開始基本上免費給當地老百姓種植，再加上政府扶持，而當地老百姓種了以后發現該品種產量高，每畝地可增產幾十公斤甚至上百公斤，而且還能夠降低投入和風險，很快，當地老百姓就開始排隊買這個品種了。”何禮健說。

2001年到2007年間，迪卡007在廣西的銷售量跳躍式增長。2007年，發現廣西市場巨大的孟山都公司和廣西自治區種子公司違約，取消了種子公司的獨家代理權，開始授權更多的廣西本地種子公司銷售迪卡007，并在此基礎上推出了迪卡008。鑒于長期的合作基礎，仍給自治區種子公司保留了南寧和百色兩個區域的銷售權。

何禮健介紹，種子公司每年大概賣掉200萬~300萬公斤的迪卡007種子，占整個種子公司全部種子銷售量的30%~50%。廣西目前有上百家參差不齊的種子銷售公司，很多公司規模不大，沒有研發能力，屬于投機商，打一槍換一炮，根本不介意甚至不愿知道他們銷售的種子是不是轉基因，對健康或者物種有沒有危害。

孟山都很清楚，一旦種上了轉基因種子，種植者基本無法放棄。所以，讓孟山都中國區總裁艾博文當下最焦急的事情是中國政府批準轉基因作物商業化種植的緩慢速度。

薛達元：轉基因水稻商業化不可避免 一定要慎之又慎

2010年06月26日《中國經營報》

在轉基因商業化的問題上，薛達元一直被媒體譽為反對派的代表。薛是環境保護部生物多樣性首席專家。但在面對《中國經營報》記者采訪時，他對轉基因水稻的態度已經不如之前那么激烈。“我并不反對轉基因技術本身，只是認為過程應更加慎重。轉基因水稻的商業化已不可避免，但一定要做好風險評估和風險管理。一定要慎之又慎。”

政府應加強轉基因種子監管力度

《中國經營報》：在2009年底農業部批準兩款轉基因水稻的安全證書后，你就已表示擔心，民間的轉基因作物的種子會大面積流通。事實也正如你所預測的一樣，疑似轉基因水稻稻種已經在湖南、江西等地陸續發現。這種現象的發生，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這會造成怎樣的影響？

薛達元：主要是管理方面的問題。在我國，種子不是到處可以賣的。我國有《種子法》，它一定要有品種證書才可以在市場出售。這類種子作為品種，需要經過品種認證拿到品種證書，才能出

售。沒有達到要求，就屬于非法。現在為什么這樣，主要是管理跟不上，管理體制造成的。民間對于種子的管理體制非常混亂。

早在2002年和2003年，我就分別4次去河北省和安徽省，實地考察了那里的棉田，發現轉基因棉花品種管理混亂。由于種子公司和研究單位推廣各自的轉基因抗蟲棉，使各地的抗蟲棉種子來源五花八門、錯綜復雜。在安徽無為縣，抗蟲棉種子的來源有50~100個，共種植包括美國孟山都公司和國產的轉基因抗蟲棉品種約30多個，甚至一個村就有10多個轉基因抗蟲棉品種，有些品種連名字都沒有，是研究單位委托種植，根本沒有通過國家的安全評估。

這種情況容易造成其他稻種的污染，把遺傳打亂。我們國家現在也頒布了相關的條例，要求在一些轉基因產品上加貼標識。但說實話，在我看來，這很難控制，因為范圍太大了。各個省的農民都可以自由買到轉基因的種子，種植的范圍大了，就不好控制。

《中國經營報》：很多報道提到，轉基因水稻獲批的背后受益的是那些轉基因專家和他們背后的公司。事實是否如此？

薛達元：不能說科學家利益熏心，但確實很多是為利益。一些科學家本身有自己的公司和股份。從經濟上，可以理解，但我相信這不是主流。

目前安全并不等于若干年后仍然安全

《中國經營報》：對于轉基因作物的安全性，科學界的兩種聲音一直交鋒不斷。你是生物多樣性研究領域的專家。從你研究的領域判斷，轉基因作物的食用是否安全？

薛達元：轉基因生物對環境和對生物多樣性的負面影響已有多次報道。上世紀末至本世紀初發生了一系列的事件：加拿大轉基因油菜多年種植后，因發生基因漂移，產生了能夠耐受多種除草劑的超級雜草；墨西哥農民種植的美國轉基因玉米(1924,9.00,0.47%)，其花粉對當地野生玉米造成了基因污染，產生基因重組，破壞了當地野生玉米的遺傳結構；此外，轉基因玉米花粉能夠讓北美的珍稀瀕危物種——君主蝶大量致死，也是不爭的事實。

目前安全并不等于若干年后仍然安全，這種基因產生的毒素在人體和動物體內能否累積，尚不清楚。即使Bt基因已證明將來也是安全的，但是并不能表明轉基因研究使用的其他目的基因也是安全的，需要逐案進行風險評估，并在研究、田間試驗和商業化生產的各個階段逐步進行風險評估。事實上，在軍事、醫學等多個領域都在進行轉基因研究，這些領域的許多轉基因研究實際上風險很

大，研究者常常不敢公開他們的研究成果，甚至不敢公開他們使用的基因，否則公眾一定會恐慌。

《中國經營報》：對于中國主糧水稻有可能進行的商業化種植，你怎么看？

薛達元：至今國外對主糧的轉基因品種一直不敢商業化生產，美國雖然批準了玉米、大豆的轉基因商業化生產，這些主要用于飼料和榨油，而用于主糧的轉基因小麥研究雖然早已成功，但是從來沒有批準為商業化生產，因為小麥是西方的主糧，相當于中國的水稻。因此，對轉基因水稻的商業化生產一定要慎之又慎，否則，潛在風險太大，出了問題誰也擔不了責任。

延伸閱讀EXTEND 中國轉基因緣何落后

當人們不遺余力地去質疑一項新技術的時候，往往習慣于忽略該技術產生的初衷。

所謂轉基因技術，就是運用科學手段從某種生物中提取所需要的基因，將其轉入另一種生物中，與另一種生物的基因進行重組，從而產生特定的具有優良遺傳性狀的物質的技術。

自1996年首例轉基因農作物商業化應用以來，發達國家紛紛把轉基因技術作為搶占科技制高點和增強農業國際競爭力的戰略重點，發展中國家也積極跟進。

國際轉基因技術日新月異

不得不說，在轉基因技術領域，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確實搶占了先機。

早在1927年，洛克菲勒基金會已經開始大力資助“人種優生學”的研究。1938年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年度報告》中，韋弗爾第一次使用了“分子生物學”的概念。

我們現在所說的“轉基因生物”就是“分子生物學”的研究成果。1966年，福特基金會投資與洛克菲勒基金會聯手共同推進“分子生物學”的研究。1984年，在洛克菲勒基金會與福特基金會的支持下，“分子生物學”的研究重點逐漸轉向發展中國家的主糧“水稻的育種”。在此以后，數億美元的資金終于開發出了“轉基因水稻”、“轉基因玉米”、“轉基因大豆”等。

如果大家對轉基因糧食的真正創始者和推手——洛克菲勒基金會不太熟悉，那么對活躍在中國市場上的孟山都公司則一定不生疏。事實上，洛克菲勒基金會和孟山都公司是美國掌握轉基因技術的核心二巨頭。

1983年1月，剛成立不久的孟山都分子生物學研究中心挖到了一座“金礦”——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利用生物技術改良了一個植物細胞。諾貝爾獎獲得者諾曼·博洛格對此的評論是：“這預示著農業生物技術既作為一門科學、又作為一個行業的誕生。”

27年過去了。如今孟山都在生物技術方面共擁有600多項專利，在同行中遙遙領先。孟山都生命科學研究中心是全球最大的農業生物技術研發中心，每天的研發投入高達350萬美元(2009年孟山都研發投入總額13億美元)。

中國轉基因技術發展緩慢

研發力量的巨大懸殊可能是很多國家不愿向孟山都開放市場的原因之一。

美國以外的大部分國家顯然已經看到了轉基因技術的戰略意義，紛紛增加了對轉基因技術的投入，加拿大、澳大利亞正在加快轉基因小麥的研究和安全評價進程。印度轉基因抗蟲棉種植規模已超過我國。巴西由于種植轉基因大豆，大豆產業國際競爭力大幅提升。歐盟已有6個國家允許種植轉基因作物。

相比之下，中國對轉基因技術的投入和應用相對滯后。中國最早的轉基因作物出現在80年代 “863”計劃，轉基因作物被列入其中，但也只提及棉花作物。1999年，中國進行了轉基因棉花的商業化種植，之后沒有再批準任何一種轉基因作物進入商業種植。

一直到2006年，轉基因技術才在國家“十一五”規劃中，被列為16個重大專項之一。

2008年7月9日，一項名為“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科技重大專項”的課題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獲得原則通過。環境保護部生物多樣性首席專家薛達元回憶，自己參加“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科技重大專項”立項論證會時，反對的沒幾個人。

但直到此時，“轉基因作物產業化”也未被官方的《政府工作報告》或中央一號文件所提及。半年后事情起了變化。2008年年底，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部際聯席會議初步認可了為三項產品發放安全證書，到了2009年，安全證書正式發出并公布，而在2010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中，首次提及并支持轉基因作物產業化。

第二篇：中國糧食安全面臨五大問題

中國糧食安全面臨五大問題

受國務院委托,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張平向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報告國家糧食安全工作情況。

張平表示,2004年以來,中國糧食連續6年增產,去年糧食總產量達到10616億斤,比2003年增產2002億斤,糧食自給率保持在95%以上。預測2020年,中國糧食需求總量為11450億斤。按照糧食自給率95%以上測算,2020年糧食綜合生產能力需要達到10800億斤以上。

張平說,中國保障糧食安全面臨5大嚴峻挑戰:

一、糧食產需缺口擴大

目前我國糧食供需區域性和結構性矛盾仍比較突出,南方銷區、西部及西南部分地區存在缺口。糧食主要品種中,稻米在居衡,但優質品種不足,存在一定缺口;隨著飼養業發展,玉米消費較快增長,產需關系趨緊;大豆、食用植物油國內生產潛力有限,目前食用油自給率僅為40%左右,穩定和提高自己水平難度很大。同時,目前農戶存糧數量逐年減少。從國際市場看,糧食供求總體也是偏緊的,我國利用國際市場來彌補國內個別品種供給不足的難度加大。上述這些因素,都將加大糧食供需總量平衡和市場調控的難度。

二、水土資源約束增強

我國人均水資源占有量約2100立方米,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28%,且水資源時空分布不均衡。目前人均耕地面積僅為1.38畝,約為世界水平的40%。耕地質量總體偏差,中、低產田約占67%,且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土壤退化、“三度”污染問題嚴重。宜耕耕地后備資源匱乏,可開墾成耕地的不足7000萬畝。

三、農田水利基礎設施薄弱

部分地區小型農田水利建設嚴重滯后。報告指出,目前,農田有效灌溉面積所占比重為48%,部分灌區工程設施老化失修嚴重,配套差,缺少基本灌排條件,洪澇干旱防災減災能力脆弱。現在突發性極端天氣增多,病蟲害多發、頻發、重發,旱澇災害特別是干旱缺水狀況呈加重趨勢,對穩定糧食生產發展構成嚴重威脅。

四、農業科技支撐能力不強

目前,我國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為48%,比發達國家低20個百分點左右。農業科研與生產結合不緊密,基礎性研究比較薄弱,創新能力不強,科技到位率低。種子產業發展存在育繁推脫節、育種水平低、種子企業缺乏競爭力、市場監管技術和手段落后等問題。

五、種糧比較效益長期偏低

盡管近幾年糧食價格穩步上升,但農民種糧收入仍然不高,特別是與從事其他產業相比,種糧比較效益明顯偏低,一些地區出現了糧食“副業化”等趨勢。從發展趨勢看,隨著農資價格上漲、人工費用增加,種糧成本將逐步上升。

第三篇：WTO與中國糧食安全及對策

WTO與中國糧食安全及對策

一、糧食安全概念詮釋：

“糧食安全的最終目標濁，確保所有的人在任何時候既買得到又買得起他們所需的基本食品。”這個概念包括三個具體目標：（1）確保生產足夠數量的糧食；

（2）最大限度地穩定糧食供應；（3）確保所有需要糧食的人都能獲得糧食。

二、加入WTO對我國糧食生產和糧食安全的影響：

加入WTO后，我們將不得不放棄非關稅壁壘，逐步降低關稅及國內農業支持水平，國內農產品市場終將被迫逐一開放。中國作為一個農業大國，尤其是糧食生產和貿易大國，將不可避免地受到貿易自由化政策的影響。

一方面，加入WTO有可能對我國糧食生產和糧食市場產生嚴重沖擊。世界主要糧食出口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由于人少地多、種植規模大、科技含量高，無論是質量還是價格與我國相比均 具有明顯的優勢，而我國農村受大量農業人口的約束，糧食規模化生產程度低，加之技術條件限制，短期內提高人均糧食種植面積，大幅度降低生產成本的可能性不大，降低流通環節的費用開支也存在較大難度。所以，國內糧食價格下降的空間很小。這樣，在糧食進口逐年增多的情況下，我國糧食生產和糧食市場將面臨嚴重的沖擊和挑戰。

另一方面，加入WTO有可能對我國糧食安全構成一定的威脅。國外優質低價糧的涌入，對我國糧食生產和供給能力沖擊巨大。國內糧食將因生產成本高而缺乏競爭力，從而導致農民種糧收益下降。在利益驅動下，農民會進一步減少糧食種植面積，從而降低我國糧食生產能力，這一結局對我國糧食安全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三、WTO框架下我國糧食安全模式選擇與對策：

1.糧食安全模式的選擇：“自給自足”與“貿易自由化”引結合。

糧食安全的“自給自足”模式是指一國糧食的需求完全通過國內糧食生產來滿足，即糧食自給率為100%。糧食安全的“貿易自由化”模式，是指一國完全按照比較利益的原則，選擇進口或是國內生產糧食來滿足國內需求。也就是說根據國際糧食市場價格和國內自產價格的高低來隨時調整糧食自給率。只要前者低于后者，就完全通過對外貿易來滿足國內糧食需求。糧食自給率隨著價格因素的變化而隨時變化。

2.糧食安全線：

從理論上講，國內至少應該維持多大的糧食產量，才算滿足糧食安全需求，這需要進行客觀 的計算和預測。

3.WTO框架下我國糧食安全對策。

（1）按照比較優勢原則，調整糧食生產布局。（2）加大農業科研力度，加快科技興糧步伐。（3）保護農業資源，改善生態環境，確保糧食生產的可持續性。

（4）調整農業保護政策，給予農業以符合國際多邊協議的有效保護。（5）建立糧食安全預警系統，以密切注意國際糧食市場動態及我國糧食安全狀況。

第四篇：糧食安全

近年來，農產品市場機能在退化，逆市場化的發展和糧食行業的艱難程度增強。我國的糧食價格扭曲嚴重，農產品價格的市場意義在弱化，農產品市場競爭力喪失殆盡，糧食企業整體產能利用率不斷降低。

又因長期由國家制定最低收儲價來保護農民生產積極性，使農民缺少市場自主性，糧價跌了怨政府。而企業的不滿來自對糧食壟斷體制造成的不公平的政策對待，干預過多，生存空間被擠壓。

要解決這些問題，首先應該在降低種糧成本上做文章。只要糧食生產成本降下來，農民的收益上來了，也就不必僅依靠提高最低收購價這一弊端叢生的笨辦法來保護農民利益。價格也降下來，糧食價格的競爭力提高了，市場理順了，企業也就有活動空間。

其次，農業需要補貼，但要改變方式，不能排擠市場機制。以美國為例，為了保護農民利益和支持農業生產，美國政府為本國的農民提供財政支持，無追索權市場行銷支持貸款（MALS）就是一種財政支持工具，也是美國支持農民的一個核心政策。

這種政策執行下來實際上是保護農民利益而不保護市場，保護效率高，而且不必由國家背上沉重的糧食庫存包袱，既減少倉儲設施的投入，保糧投入，資金占用，同時使美國農產品維持了強大的競爭力。還可以加大農產品期貨市場的作用。

第三，還要加大糧食信息的透明度，使之更好發揮降低糧食市場長期波動的積極功能。持有糧食庫存的根本目的是為調節糧食產出季節性與消費平穩性不一致的矛盾，公布糧食庫存數據有助于減少市場不確定性從而幫助微觀主體更有效進行決策。

最后，要給予允許市場機制自由發揮作用的空間。收儲政策應從供應量角度來影響市場，而非通過價格。儲備的收與拋，本來的目的就不應為了扭轉市場價格的趨勢，只是為了在市場供應緊缺時，按市場價格增加供應，更不必太關注價格的漲跌。

第五篇：加強糧食安全

今天是什么日子？每年的10月16日是“世界糧食日”，每年“世界糧食日”所在的周為“愛惜糧食、節約糧食宣傳周”。為什么要定出個“世界糧食節”來？為什么還要有個“愛惜糧食、節約糧食宣傳周”？難道我們的糧食不夠吃嗎？是！我國是農業大國，雖然糧食最近幾年均增產，但是人均糧食占有量長期處于較低的低水平。我們國家不斷人口增長，耕地面積逐年減少，在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國糧食的供需仍將在緊張中度過，我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糧食進口國。

有一位小朋友對奶奶做得很多事情總是看不慣的。他在一篇作文里是這么說得：奶奶是個很節儉的老人。節儉是好事,但我覺得她節儉得有點近乎摳，無法理解。一次,燒飯的時候,她不小心把米撒了點在地上,我就順手準備掃掉。我腰還沒彎下去,只見一只滿是皺紋的手擋著我,我愣在那不知道為什么?這時,奶奶開口了:不要掃掉,撿起來洗洗,浪費可惜。我說已經臟了,反正就一點點,算了吧。奶奶可不理會我,自己佝僂著身體,蹲在地上慢慢地拾著,每拾起一點就用嘴巴對著吹吹,很專注地,仿佛掉在地上的不是米,而是她的寶貝樣。等到全部拾好后,再用臉盆裝著用清水一遍一遍的洗,看她洗完端著米出來,臉上露著孩子般開心的笑,嘴里還自言自語:看看,多干凈,還不一樣吃嘛,你們??我聽懂了她未說完的話是什么意思,但我依然是不已為然的搖著頭。而奶奶露出了燦爛的笑臉。還有，我們家的電飯褒燒飯總是會在下面結鍋巴,所以每次都有很多飯不能吃。我總是把這些鍋巴倒掉的,有次被奶奶看見了,她老人家又開始了對我的節約教育。我不服氣說:“這（轉載自本網http://，請保留此標記。）都不能吃呀?干嗎不能倒掉?奶奶也不搭理我,從我手上接過電飯褒,然后倒了些開水在里面,泡了一會兒,就見她開始用小勺把那些鍋巴,一點一點地刮出來,然后放進自己的嘴里。天哪,我真的是服了她老人家。我半開玩笑地對奶奶說:”奶奶,你真會動腦筋呀”。奶奶聽了我的話,不好意思地對我說:"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不過我們老人家是經歷了饑荒歲月的,知道糧食的寶貴,我不是小氣,只是覺得這樣真的很浪費。我在心里有點改變了對奶奶的看法,但是我覺得這樣吃對身體有害,我依然不贊同,但又沒有辦法讓奶奶也改變她的做法,于是和媽媽商量,換了個新的電飯褒。

也許這位奶奶說得對,我們這代人沒有經歷饑荒,不能理解他們的想法吧。但是我們也不象奶奶想得那樣,就知道浪費,不知道珍惜。我國每年有許多貧困地區、受災地區的老人、小孩沒飯吃，要靠國家救濟，要靠大家幫助。我們國家還要花費巨額外匯去進口糧食，糧食確實是寶貴的呀。“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這曾經是我們從小就會背誦的詩句。我們不會忘卻了這首詩的精髓。但是，看看我們食堂的餐廳里，各種浪費糧食的現象依然比比皆是。有的同學很是挑食，吃了幾口飯就倒掉了，說這飯菜是自己不喜歡吃的！有的同學光想買零食，不想吃飯；有的同學著急去玩，盛飯的時候，走路慌張就把飯粒灑在地上！有的同學一邊吃一邊還在打鬧??這些都是在浪費糧食！也許你并不覺得自己在浪費，也許你認為浪費這一點點算不了什么，可是，如果你浪費這一點，他浪費這一點，大家都浪費這一點，那就是一個驚人的損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