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國際反恐斗爭中的國際法問題文檔

恐怖主義是當今國際社會普遍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它已經成為人類社會面臨的一大禍害，它嚴重影響了人類的生命、財產安全，妨害了社會秩序和經濟發展。①特別是發生在美國的9·11恐怖事件,其所帶來的危害是空前的,也是絕無僅有的。如何有效地懲治恐怖主義犯罪，也成為了目前法學理論亟待深入研究的重大課題之一。本文將主要談談國際恐怖主義的相關國際法問題。1．國際恐怖主義犯罪的概述

一般講，“恐怖主義”（terrorism）是18世紀后從法文“terreur”一詞演變而來。[1]一般認為，國際恐怖主義犯罪行為的本質應包括兩個基本內容：一是目標的隨意性，惟一的方法是暴行；二是結果的無預測性，惟一可預測的結果是在人群中產生直接的極大的恐慌與震撼。［2］正是這種本質決定了恐怖主義犯罪的性質是嚴重危害社會的國際犯罪，而非純正的政治犯罪，即國際恐怖主義犯罪具有非政治性的特征。

2．國際社會反對恐怖主義的立法與實踐

目前構成有關制止國際恐怖主義國際法的重要法律淵源包括:一是由聯合國或國際組織主持制定的有關公約；二是有關區域性國際組織制定的公約：三是各國政府自己制定的相關立法。2.1國際公約

1937年在國際聯盟的主持下，簽署的《防止和懲治恐怖主義公約》是國際社會上所制定的第一個針對恐怖主義的專門公約。雖然最后未能生效批準，但是它的影響深遠，可以說該公約奠定了國際反恐怖主義立法的基礎。[3]20世紀60年代之后，空中劫機和破壞事件屢屢發生,在國際民用航空組織的主持下，已經在民用航空領域先后制定了《東京公約》、《海牙公約》等五個公約和議定書。20世紀80年代，反恐立法集中在國際海事領域。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冷戰的結束，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和國際格局的變化,國際社會在反恐立法上取得了新的進展。1994年12月9日聯大通過《消除國際恐怖主義措施宣言》，1997年12月15日通過了《制止恐怖主義爆炸的國際公約》，1999年12月9日聯大又通過了《制止向恐怖主義提供資助的國際公約》，此外，2000年聯大通過的打擊跨國組織犯罪公約對打擊恐怖主義也有重要作用。2.2區域性國際公約

為了有效地控制國際恐怖主義犯罪，一些地區也積極地簽訂了本區域范圍內的防止和懲治恐怖主義的公約。歐洲理事會成員國于1977年在法國斯特拉斯堡訂立了《關于制止恐怖主義的歐洲公約》。1971年美洲國家組織通過了《美洲國家組織關于防止和懲治恐怖主義行為的公約》。歐洲公約和美洲公約都確立了懲治國際恐怖活動的兩項原則，即普遍性原則和或引渡或起訴原則。1987年亞太區際合作協會成員國簽署了《懲治恐怖主義區域公約》，1993年阿拉伯內政部長理事會第15次會議通過了《阿拉伯反恐怖主義斗爭協議》等。2.3各國政府

從立法方面看,有些國家制定專門的打擊國際恐怖主義活動的法律,如西班牙1984年制定的《懲治武裝組織和恐怖主義分子基本法》。有些國家在刑法典中專設懲治恐怖主義犯罪的條款,如俄羅斯聯邦刑法典第205條、第277條分別規定了恐怖主義罪、故意虛假報道有關恐怖活動罪、謀害國家要員或社會要員的生命罪,并規定相應的刑罰。2001年10月,在“9·11”事件發生后,美國總統布什簽署了一項新的反恐怖法案,給予聯邦調查局和其他執法機構更多的權力,加大對恐怖主義犯罪活動的處罰力度,等等。對于純粹的國內恐怖主義犯罪,如何追訴、如何懲處,完全是一國主權范圍內的事,別國不應也不會輕易過問。3．國際反恐斗爭中的主要國際法問題 3.1國家主權面臨著嚴重的挑戰

自《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署以來,主權一直是國際法律框架中最核心的原則。主權是構成國家的基本要素之一,是國家的重要屬性，主權是不可侵犯的。但是,近年來,各國打擊恐怖活動的行為對主權的沖擊按照傳統的國家主權的思維是難以想象的。歐盟2001年9月21日批準的有關反恐怖法案中,決定采取的反恐怖措施共有37項之多，其中包括對恐怖主義及其行為實行統一的司法界定和量刑標準；建立全歐盟范圍內對涉嫌恐怖活動人員實行統一的通緝令制度,也就是說，如果一國司法機構對某一個或多個涉嫌恐怖主義犯罪的人員發出通緝令,它將在其它所有成員國自動生效,各國都有義務對有關人員進行追捕,并引渡給發布通緝令的國家；在歐洲刑警組織內部設立專門的反恐怖武裝力量等等。這種對國家主權的侵蝕是前所未有的。[4]筆者認為，隨著國際合作的加深導致對主權的限制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但是,這種限制只能建立在國際法律框架范圍內進行,而且是為了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即使是打擊恐怖主義，也必須遵循這樣的原則。

3．2關于打擊恐怖主義活動中武力的使用 9·11事件后,美國宣布將對支持恐怖主義活動的國家進行嚴厲的打擊,包括武力措施,在打擊恐怖主義活動中，依據一些斷定就可以隨便地對一個主權國家使用武力，這與當代國際法律框架中的基本法律原則是沖突的。不使用武力是在習慣法中確定的一般規則。雖然使用武力的國家認為是在行使“自衛權”，因為《聯合國憲章》51條規定,聯合國任何會員國在受到武力攻擊時,在安全理事會采取必要辦法以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之前,本憲章不得認為禁止行使單獨或集體的自衛之自然權利。但國際法中行使自衛權必須滿足以下條件： 3.2.1必須是受到武裝攻擊。

國際法上的武裝攻擊是指一國的正規部隊跨越國際邊界的直接攻擊,也包括一國向另一國派遣武裝部隊。從國際上已經發生的恐怖活動看,基本上是爆炸、暗殺、綁架、劫機等恐怖行為,恐怖分子的襲擊雖然是一般意義的攻擊,但很難說是“武裝攻擊”,更不是國際法意義上的“武裝攻擊”。3.2.2要有必要性。

自衛權既要有合法的前提,又要行使得當。即自衛必須是迫切、壓倒一切的必要,自衛行動之外沒有實際上可能的選擇辦法。武裝自衛行為不能有任何不合理和過分的成分。而恐怖事件發生后,恐怖分子的攻擊也已經基本結束,國家沒有繼續處于被侵略襲擊的狀態,因此,以必要性為由,對恐怖活動實行武力打擊的自衛權也是難以成立的。3.2.3要符合相稱性原則。

一國行使自衛權所使用的手段是必須的而且要與引起的自衛權的侵犯成比例,即自衛行動規模與攻擊規模相稱。一些國家使用武力打擊恐怖活動都是在恐怖行動結束后,對一個恐怖分子所藏匿的國家展開進攻,有時還以大量地面部隊深入該國領土,這種行為是否符合相稱性不無疑問。從上述分析筆者認為，盡管根據一般的道德準則和習慣國際法,一國在遭受武力攻擊時應當有權根據自己的判斷采取相應的自衛措施；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聯合國憲章》和具體的習慣法規則對自衛權和恐怖主義的確認都存在著爭議,因此引用自衛權作為武力反恐的依據并不是適當的選擇。

第二篇：論國際法對國際戰爭的約束力

論國際法對國際戰爭的約束力

一、國際法對戰爭行為約束進程

“戰爭是迫使敵人服從我們意志的一種暴力行為”,“戰爭是一種政治行為”,“戰爭無非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這是著名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關于戰爭的經典定義。該定義從性質上指出戰爭是一種暴力行為;引起戰爭最初的動機是政治目的,即追求某種國家利益;直接目的是打垮對方,使敵人無力抵抗。“戰爭在國際法上主要指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使用武力推行國家政策引起的武裝沖突和由此產生的法律狀態。”在國際法上,戰爭是一種武裝沖突的事實和一種法律狀態,戰爭的主體是國家,其目的是推行國家政策,其手段是使用武力。

人類對戰爭有一個逐漸認識并予以限制的過程,除國家內部的決策控制機制外,國際社會也存在防范沖突升級和引發戰爭的制約機制,比如,在國際政治層面有外交協調、多邊國際會議、防務集團構成的集體安全體系等;在法律層面,國際法就是對戰爭進行規范的一種重要方式。國際法對戰爭的規范,經歷了從限制到基本否定的過程。

原始國際法對于規范戰爭有一定的規則,主要是關于開戰和從事戰爭的慣例。中世紀后期,歐洲封建諸國逐漸獲得自主并行使主權,國際法開始萌芽,還出現了一批國際法學者,他們提出了關于戰爭的國際法學說。西班牙學者維多利亞繼承了阿奎納斯的思想,比較完整地提出“正義戰爭”的學說。德國學者勃朗認為不宣而戰不合法,一切公正的戰爭,必須在戰爭前發表宣言。

近代國際法承認主權也就承認民族國家有根據國家利益自主發動戰爭的權利,即從法律上承認國家有戰爭權。但在戰爭肆虐之后,國際社會認識到應在國際法上對戰爭作出限制。戰爭依然是近代國際法學者關注的重點,他們繼承和發揚了正義戰爭理論,主張進行戰爭要有正當的理由。荷蘭學者格老秀斯以《戰爭與和平法》奠定了近代國際法的基礎,被譽為“國際法之父”。他繼承并發揮了正義戰爭理論,主張區分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的關鍵,在于是否符合自然法和其他法律。1864年8月, 12國在日內瓦舉行國際會議,簽署《改善陸軍傷員命運公約》(簡稱《日內瓦公約》)。之后,國際社會陸續召開多次國際會議并簽訂國際公約,對阻止戰爭爆發和減少戰爭損害作出各種規定。比較重要的是兩次海牙和平會議。為緩和國際緊張局勢,制定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并減少戰爭損害的規則, 1899年5～7月, 26國在海牙召開和平會議,討論和平解決國際爭端、限制軍備以及戰時法規的問題,會議最后通過了《日內瓦公約原則適用于海戰公約》、《陸戰法規和慣例公約》、《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公約》及3 個限制武器和作戰方法的宣言。1907年6～10月, 44國在海牙召開第二次和平會議,會議通過了《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公約》、《限制用武力索取契約債務公約》、《關于戰爭開始的公約》等13個公約。以上兩個《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公約》都規定,各締約國應盡量用和平方法解決國際爭端,遇有嚴重爭端時,在訴諸武力前,應請一個或數個友好國家出面進行斡旋或調停。此兩個公約雖未規定和平解決國際爭端是締約國的強制性義務,更未禁止戰爭,但公約明確提倡和平解決國際爭端,規定在訴諸武力前應盡量先行運用和平解決方式,是對“訴諸戰爭權”的一個重大限制。

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人類帶來的損失是以前任何戰爭無可比擬的,戰爭的巨大損害促使 人們認識到必須采取切實行動制止戰爭。1919年1月在巴黎召開了解決戰后和約問題的和會,會上通過了《國際聯盟盟約》,并將之作為《凡爾賽和約》的一部分。《國際聯盟盟約》進一步限制了國家的戰爭權,其序言規定:“締約各國,為增進國際間合作并保持其和平與安全起見,特允承受不從事戰爭之義務。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規模和損害都超過了以前所有的戰爭, 戰爭結束后,為了懲處發動侵略戰爭的戰犯,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對德國主要戰犯進行了審判,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首要戰犯進行了審判。紐倫堡審判和東京審判開創了追究戰爭罪犯個人刑事責任的先例,即除國家要承擔發動戰爭的責任外,個人也要承擔發動侵略戰爭和違反戰爭法的責任。這是從另一個層面對戰爭權的進一步否定。意在維持二戰后國際和平與安全的《聯合國憲章》,不光是否定戰爭,而且將禁止范圍擴大到使用威脅和武力,對國家的戰爭權利作出新的規范。《聯合國憲章》在序言中聲稱設立聯合國的目的是:“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類兩度身歷慘不堪言之戰禍”,“保證非為公共利益,不得使用武力”。第1條規定:“聯合國之宗旨為:

一、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并為此目的:采取有效集體辦法、以防止且消除對于和平之威脅,制止侵略行為或其他和平之破壞;并以和平方法且依正義及國際法之原則,調整或解決足以破壞和平之國際爭端或情勢。第2條第4款確立了在國際關系中“不得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脅”的國際法原則。1974年4月14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了《關于侵略定義的決議》,該決議明確了侵略的定義,對國家發動戰爭最通常的方式進行了解釋,進一步對國家的戰爭權利作出否定性規定。

國際法的發展史表明,國際法對戰爭的規范是不斷變化發展的，不斷變得更加完整系統。

二、國際新形勢對國際法戰爭約束的挑戰

國際法反映了世界各國對戰爭的一些共同看法,表現出一定的普遍性,又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國際社會中主導國家的片面利益,體現出強權政治的特點。因而國際法對現代戰爭的制約和影響作用,就具有二重性,是一把雙刃劍。

1、人道主義干預對國際法提出的挑戰

人道主義干涉及其合法性問題一直是國際法理論和實踐中一個頗具爭議的問題。對人道主義干涉及其合法性的研究,一直是西方國際法學界研究的熱點。人道主義干涉僅涉及國際法,而且還涉及國際政治和國際關系。但從國際法的角度分析問題,當前的某些人道主義干涉同現行國際法是沖突的。

從國際關系的歷史來看,在國際實踐中曾經出現過大量人道主義干涉的事例。被援引為最早的人道主義干涉的案例是1827 年英、俄、法三國對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干涉:當革命的希臘和土耳其之間進行戰爭所發生的殘暴行為使輿論為之震駭時,英、法、俄三國進行了干涉,19 世紀人道主義干涉或以人道主義為名的干涉是十分普遍的。進入20 世紀以后,隨著國際關系的發展,國際法發生了一些變化。特別是一戰結束和國聯誕生后,國家訴諸武力的權利開始受到特別的限制。二戰后《, 聯合國憲章》更是完全禁止國家單方面使用武力。但是,在國際實踐中,以人道主義為名的軍事行動仍大量存在。例如,1948 年阿拉伯國家對以色列的軍事行動以及1983 年美國干涉格林尼達等等。這些軍事行動或者基于一般的人道主義理由,或者公開標榜為人道主義干涉,有的盡管沒有冠以人道主義干涉之名,但包含所謂的“人道主義”因素。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人類社會即將進入21 世紀的前夕,北約以人道主義為名,在未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的情況下,單方面對南聯盟進行了70 多天的轟炸,引起國際社會的強烈反響和嚴重不安。這次科索沃戰爭被西方輿論界標榜和炒作為人道主義干涉的典范。

科索沃戰爭后,西方國際法學界又涌起了一股討論人道主義干涉及其合法性的熱潮,學者們或者從習慣國際法上尋找依據,認為人道主義干涉已形成為習慣國際法,或者從憲章條文尋找依據,認為憲章對人權的規定暗含著人道主義干涉的權利,或者認為人權情勢構成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威脅,因此國際社會有權采取強制措施等。西方一些國家的政府首腦,甚至聯合國秘書長也極力提倡以人道主義干涉為理念的“新干涉主義”。但這些主張遭到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反對,正如我國著名國際法學家、前南戰犯法庭法官王鐵崖先生所說的:歷史經驗證明,當“人道主義干涉”被個別國家作為一項權利針對另一個國家加以行使時,它就會被濫用,因為這些國家往往是為了達到自私的目的“, 為了人道”或“維護人權”只是掩人耳目的幌子。所以,認為國家有“人道主義干涉”的權利的觀點是十分危險的,因此已經被世界多數國家所否定。至于國際社會為維護人權、制止大規模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而采取的全球性或區域性干預行為,不是干涉,更不能作為例證支持所謂“人道主義干涉”的權利或原則。

2、美國反恐戰爭對國際法提出的挑戰 “9·11事件”后，美國實施的包括阿富汗戰爭在內的反恐行動，對現有國際法規則形成了沖擊。第一，國際法上的戰爭是以國家為主體的行為。但是，與對他國的武裝攻擊做出的反應不同，恐怖分子襲擊美國也引起了美國對他國的宣戰的行為，從而將法律責任由個人、團體連帶到國家。第二，其他國家被要求必須做出支持與反對的選擇，否則就有被貼上恐怖或支持恐怖的標簽的可能，從而在實際上否定了傳統上的中立法。第三，國際法上自衛權的概念被擴大解釋。根據國際法，自衛要符合受到他國的武力攻擊（不包括武力威脅）的條件。但是，美國政府卻提出了預防性自衛的概念，并得到了澳大利亞等少數國家的支持。

不過，美國的反恐活動，最大的問題還在于對聯合國及其機制的挑戰。從1928年巴黎《非戰公約》等國際文件的形成，到1945年《聯合國憲章》，戰爭已經不能作為國家政策的工具，禁止使用武力及武力威脅已成為國際法原則。目前，根據國際法，相關的例外只有國家的自衛和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的軍事行動。2002年11月8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的關于伊拉克問題的第1441號決議里沒有“自動觸發武力行動”的條文，也就是說即使伊拉克嚴重違反了聯合國決議，也沒有自動允許對伊拉克動用武力。

美國認為，《聯合國憲章》是20世紀40年代的產物，當時針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安排現已過時，不能反映新的反對恐怖主義形勢的需要；同時，聯合國太弱，導致無所作為。因此，在軍事打擊阿富汗時，它就沒有訴諸聯合國，甚至沒有像當年轟炸科索沃那樣，打出北約聯盟的旗號。現在，美國只聯合了少數盟國就采取單方面的對伊戰爭。聯合國成立的初衷是，各國的聯合尤其是大國的聯合打敗了法西斯國家，創造了和平，那么各國、尤其是大國的聯合也能保障世界的和平。因此，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被賦予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主要責任，并且是唯一有權采取包括武力在內的行動的機構，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擁有雙重否決權，擁有較其他國家更大的權責。

盡管有很多批評，但自聯合國成立以來，新的世界大戰一直沒有打起來。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尤其是聯合國作為協調各國行動的多邊外交的中心，發揮著不可替代的、越來越大的作用，對世界和平與安全的確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現在，美國在對待伊拉克的問題上再度拋開聯合國，其政治和法律后果是很危險的：聯合國的信譽將大打折扣，集體安全體制將失去光彩，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相應的國際法規則受到沖擊。特別是，考慮到近幾年來美國為首的北約在科索沃的軍事行動、美國對阿富汗的軍事打擊均沒有聯合國的事前授權，此次對伊動武引起的后果將愈加嚴重。

應指出的是，違法不等于造法，國際社會應當繼續維護現有國際法和聯合國的權威。美國對法律規則的違反本身并不能否定法律規則的效力。雖然國際法理論上也有國際習慣方面的內容，但是國際習慣的形成要求有各國的長期實踐和法律上的承認，并不是說一有先例就構成新的法律規則。美國單方面或少數國家對國際法的解釋和主張，不能改變既有的國際法。上述美國對伊動武對國際法提出的挑戰，尚處于挑戰或者違法的狀態，并不意味著相關國際法的規則發生了改變。另一方面，各國政府的官方表態在國際法是有法律意義的。根據禁止反言的原則，一國自己已承認的法律規則和事實可能具有不得反悔的效果。所以，及時澄清和表明自己對相關問題的立場和觀點，可以阻礙自己反對或不希望接受的法律規則的形成，杜絕相關規則以國際習慣的方式對本國發生效力。

因此，聯合國各成員國應明確表達自己對以《聯合國憲章》為代表的禁止使用武力原則等國際法規則的尊重和遵守，維護聯合國安理會作為唯一的具有合法采取武力行動的國際機構的權威性。事實上，在對伊動武問題上，美國陷于孤立和被動已表明：美國難以“挾反恐而令天下”；國際社會的多數國家仍堅持維護聯合國的權威，從而限制美國推行其單邊主義。

三、結言

通過國際法限制戰爭,并最終完全消滅戰爭,是國際法學界的一個理想。國際法本身并不能消滅戰爭,由于國際法律斗爭是一個牽涉全球而又關系到中國切身利益的大問題,中國有必要將之設定為新時期“有所作為”的重點之一。在外交實踐中,中國應成為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積極倡導者和大力推動者,并在其建立過程中發揮愈益重要的作用。中國需要堅持自己的政策立場,促進大國關系的改善和大國間良性互動關系框架的形成,推動國際新秩序的建立。充分關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和各種國際性、區域性論壇、會議在國際新秩序建立過程中的作用。重視國際法在國際關系中發揮其作用,積極參與國際法立法和國際規則的制定。對此,我們必須要有國際化的視野,充分認識國際法在戰略指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第三篇：反恐維穩斗爭中先進人物典型材料

反恐維穩斗爭中先進人物典型材料

“MsoNormal” style=““>反恐維穩斗爭中先進人物典型材料

深入基層聽民聲

做群眾的貼心人

“MsoNormal” style=““>——駐村干部同志推薦材料

“MsoNormal” style=““>一聲有禮的“加合斯嗎斯孜”，她走進了農戶家；一聲真誠的“熱合滅特”，是她走后的余音，不論和***鄉***村哪一位群眾交談，她的名字總被群眾掛在嘴邊，贊不絕口，被他們親切的稱作全村的好“柯孜”。她就是中共黨員、群眾的貼心人——***市***鄉***村駐村干部、村黨支部副書記***同志。她為***村的增收出謀劃策，奉獻著對全村農牧民群眾真摯的愛。

“MsoNormal” style=““>2012年2月，為響應***市委、政府“常委駐鄉、干部駐村”工程號召，帶著組織的囑托，肩負著光榮的使命，***團市委干部***同志來到***鄉***村，開始了駐村的工作和生活。駐村期間，***同志政治立場堅定，堅決抵制極端宗教勢力，始終保持著謙虛的態度，勤于學習，努力工作，不斷積累經驗，積極為基層出力獻策。在深入調研和鞏固前任駐村工作成果的基礎上，她理清工作思路，找準工作切入點，在實踐中創造性地開展了工作，確保駐村工作不走過場，取得實效。憑著她待人的質樸和真誠，對工作的執著和韌勁，得到了***鄉黨委、政府的認可和支持，得到了***村“兩委”班子和班子成員的認同和贊揚，得到了群眾的理解和關懷。

“MsoNormal” style=““>入百姓門，訪百姓事，解百姓憂

“MsoNormal” style=““>***村是個以哈薩克族為主的少數民族村隊，初來乍到，

情況不熟，難以開展工作。***同志時刻牢記組織和領導的重托與“變化變革 敢于擔當 扎根基層 服務群眾”駐村干部精神，駐村伊始，就從熟悉村情開始，把自己看做是一名普通的村民，把駐地當做自己的家，逐戶逐戶地到農戶家中走訪，為了不給群眾造成負擔，中午餓了就在老鄉家里吃些自帶的干馕，晚上在月光和星光的陪伴下獨自走回離村莊有3公里多路的鄉政府宿舍，回去隨便吃點東西，就收集整理一天下來走訪的記錄。很快，全村97戶她全部走訪了一遍，了解到了哪家有高歲老人，哪家有殘疾兒童，哪家不會種地，哪家有困難，了解了村民的生產生活情況，迅速掌握了***村的基本情況。但一圈下來，由于過度勞累，她的體重由原來的48公斤降到了只有不到45公斤，白皙的皮膚變黑了也粗糙了不少，但大大明亮的眼睛里閃爍著滿足和欣慰的光芒，她告訴別人和自己，為了老百姓能過上好日子，這一切辛苦的付出值！

“MsoNormal” style=““>以市委、政府提出的“干部赴基層 轉變作風 服務群眾”活動為機遇，***同志堅持以深入農村、走百家門、訪百家事為工作方法，以融入真情，真心服務、解百家難為幫扶目的，把服務帶到村民家中去，真心實意幫群眾的駐村干部精神。在***村，她與村民同吃、同住，與幫扶對象交心談心，對村基本情況進行了多次摸底、調查、走訪，掌握了第一手資料，不到兩個月的時間，村上幾乎沒有不知道市上給村里派了一個駐村掛職干部，幾乎沒有一個不認識這個瘦弱卻堅韌的哈薩克族小姑娘。

“MsoNormal” style=““>了解村情，尋發展路子，保社會穩定

“MsoNormal” style=““>農村工作千頭萬緒，范圍甚廣，無規律可言，農業生產、計生、矛盾調解、安全生產、綜合治理、基礎設施建設、工作規劃等大量紛繁復雜的工作，一開始就讓人束手無策。為了使***村和諧穩定快速的發展起

來，讓農民群眾早日走向致富之路，深感責任重大的她，本著認真負責的態度，積極發揚知難而進、不畏艱苦、不畏困難的精神，全身心投入到幫扶工作中去。她幾乎每天都在盡心忙于村隊工作，重要敏感時期基本上是24小時連軸轉。日常緊要工作只要處理完畢，她馬上就撲到維穩安保上，因為她認為村隊發展的首要前提就是穩定。作為一名女同志，她在維穩工作中從不言困難、找理由。在安排值班工作中，她每次都把重要時段、節假日值班帶班工作盡量安排在自己身上，與村干部配合十分默契。同時，在排查矛盾化解上不遺余力。今年以來，通過日常工作實踐，注重把過去執行不正常的矛盾排查例會制度正常化，結合村“兩委”會議制度，堅持每月召開一次村民矛盾糾紛排查例會，對于重大矛盾糾紛落實化解責任人。每次例會后形成會議記錄上報鄉黨委。在認真梳理群眾關心的熱、難點問題及村隊存在的矛盾糾紛等問題的基礎上，該同志認真履行

黨支部副書記的職責，協助村“兩委”班子一起研究制定了幫助群眾致富發展規劃和工作目標任務，認真對***村的整村推進、通水、通電、通路基礎設施建設和文化陣地建設進行合理規劃，分階段、分類別、分步驟開展工作。據***村村民說，在她的幫助和努力之下，2012年***村作物畝產增收顯著。全村種植夏麥360畝，玉米3900畝，打瓜2100畝，畝產增收顯著，打瓜每畝純收入1000元以上，玉米每畝純收入1400元以上，小麥每畝純收入350元左右。現在，村民看到了致富發展的希望，對今后的生產生活充滿了信心，社會更加和諧穩定。

“MsoNormal” style=““>結百姓情，建筑連心橋，創建和諧社會

“MsoNormal” style=““>經過一年的時間，通過入戶走訪，***同志對***村有了很深的了解。在入戶與村民談心時，她了解到了該村貧困戶的生活狀況。于是她跟村“兩委”班子一起探討，在黨支部實行黨員一幫一結對弱勢群體解民需

制度，解決他們生活困難上的問題。對于她提出的想法村“兩委”班子成員都一一表示同意。從此以后，她把不定期的帶著黨員為農戶幫忙形成自己的習慣，帶著大家到田間地頭為貧困農戶干活，大家幾乎每天都在田間看到她默默無聞干活的身影。

“MsoNormal” style=““>***同志帶領村兩委堅持把平安建設作為工作的首要目標和任務來抓，列入村兩委工作中的重要內容，充分發揮黨支部、村委會作用，與每戶村民宣傳平安創建責任書，定期開展治安防范巡邏，切實要求各單位“做好自家的事，看好自家的門，管好自家的人”，確保轄區維穩工作常抓不懈、鞏固提高。

“MsoNormal” style=““>同時***同志還幫扶該村一戶低保戶。在重大節日期間，積極與上級單位聯系，為他們送去生活用品、資金等慰問品。她說：“作為一名黨員，要更加堅定信念，用心去做事，用心去服務。把一件件好事、一件件實

事送給老百姓。”當村民看到一名女孩在農村這樣整天與村“兩委”班子來到田間地頭，默默無聞地幫助農戶收打瓜、玉米時，農民在聊天中都開玩笑地對她說：“女孩這樣埋頭苦干干活容易老，以后就嫁不出去了……!”。她卻淡淡一笑繼續幫他們干農田活。但是大家都明白，在她的心里扎根基層、服務群眾才是第一。

“MsoNormal” style=““>作為一名駐村干部，***同志充分發揮個人優勢，致力于加強村級班子和黨員隊伍建設，致力于改善民生，增加農民收入，認真當好政策法規的宣傳員，社情民意的信息員、維護穩定的協理員。通過自己的努力，該同志以優異的成績，在半年考核中，被鄉黨委評委“優秀駐村干部”的榮譽稱號。

“MsoNormal” style=““>如今，她與村干部、村民間增進了理解，建立了友誼，加深了感情，得到了群眾的認可和信任。說起她，村民都贊不絕口地夸她，伸出大拇指，“阿勒騰同志一心撲在工作上，

是我們的好女兒!”。在她的感召下，***村村民更加團結，整個村子的凝聚力更強。

第四篇：論國際法的法律性

論國際法的法律性

國際法究竟是不是法律.國際法學界一直存在爭議，有觀點認為國際法不是法律，或者說國際法是一種國際道德或者國際禮讓，理由是國際法缺少法的一些基本元素和要件，如強制性....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國際法是法律,他們認為國際法具有強制手段,另外,違反國際法會產生一定的責任后果,如賠償,恢復原狀等,而且這種責任必須履行是一種典型的法律責任.在實踐中,世界幾乎所有的國家也都不否認國際法的法律屬性和特征,我認為國際法是法律具有法律的屬性和特征

首先, 國際法具有強制力.強制性是法律的本質屬性，沒有強制性的規范不 成為法律。國際法的強制性體現在規范強制和事實強制兩方面，強制的方式主 要是制裁。當一個國家違反了國際法以后，各個國家要對這個國家采取單獨或 者集體的制裁。

其次，國際法具有法律效力，它來源于三個方面：第一，國際法效力的根據是國家間的協議。第二，國際法效力的根據是各個國家國家意志的協調。第三，國際法效力的根據的本質是各國的自身利益和全人類的共同利益。隨著國際社會的發展，國際聯系愈來愈頻繁，國家間的利益關系也越來 越密切，相互之間的依賴性更大.這種形勢 使國與國之間的利益結成一個整體，形成一榮具榮，一損具損的態勢.因此比之 以往各個時期，各國更加需要依賴國際法加強彼此間的合作，調整相互間的關 系.這種發展的趨勢無疑從根本上加強了國際法的效力，實踐也將更加堅定地證明，國際法是一 種具有法律效力和強制性的特殊的法律體系。

第五篇：淺析《東京審判》中的國際法問題

淺析《東京審判》中的國際法問題

東京審判是戰后反法西斯盟國對日本甲級戰犯進行的審判，是一場正義的審判，是一場文明對野蠻的審判。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根據英、美、中三國政府首腦于1945年7月26日發布的《波茨坦公告》，以及在此之前蘇聯和美國首腦一再發布的懲罰法西斯戰爭狂人的聲明，在歐洲和遠東各成立了國際軍事法庭：紐倫堡法庭和東京法庭。以上兩次審判，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比較認真地對戰爭罪行進行清算的國際審判。

東京審判，正式名稱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其組織機構、訴訟程序等是由《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規定的。它是對傳統國際法原理的繼承與發展，也是確立現代國際法尤其是戰爭法基本原則的一次重要實踐，為20世紀下半葉對國際戰爭罪犯的審判提供了充分和堅實的理論和實踐基礎，在現代國際法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

下面談一下東京審判的幾個主要問題。

一、東京審判與國際法

東京審判除具有重大的政治和歷史意義外，在國際法特別是在國際刑法處理戰爭犯罪的實踐和發展上具有重大意義。它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確立了侵略罪和違反人道罪是國際法上的重大犯罪。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戰犯的直接和重要的依據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依據法庭憲章，法庭對普通戰爭罪、侵略罪及違反人道罪行使了管轄權。

在東京審判及紐倫堡審判之前，侵略罪和違反人道罪并沒有發展成為成文法。東京審判及紐倫堡審判第一次正式把這兩項極大危害人類和平與生存的戰爭犯罪概念引入到戰爭犯罪審判當中，懲罰了那些發動和領導侵略戰爭的主要戰爭罪犯，維護了人類的尊嚴和法的精神。東京審判的否定論者都將法庭適用這兩項罪行看作是違反了“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則。但事實并非如此。法庭判決書明確指出：“法庭憲章并非戰勝國方面權力之武斷行使，而是憲章頒布制訂時現行國際法的表現”。因而，罪刑法定原則要求的“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則不能被用來阻礙處罰違反“文明國家”和“所有國家”公認的一般原則的犯罪行為。凡是從事和策劃、發動戰爭者，“都應該被視為是從事犯罪行為”。

“侵略罪”和“違反人道罪”的創設是國際法發展的需要。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和最為殘酷的戰爭，戰后審判的目的已不僅僅是懲罰戰犯，更重要的是通過審判日本發動對外侵略戰爭的罪行，讓全世界牢記歷史的經驗教訓，重建世界和平，防止歷史悲劇重演，“侵略罪”和“違反人道罪”設立的意義也在于此。它既是對傳統國際法的繼承，更是對國際法的發展，應該給予充分的肯定。

2.追究了個人的戰爭責任。

個人是否應承擔責任問題，法庭上被告以及西方某些國際法學者提出了四個否定理由：

一、侵略戰爭是一種“國家行為”，是國家主權的一種行使或表現，對其負責的應該是國家而不應該是個人；

二、侵略戰爭是國際法上的犯罪，國際法是以國家而不是以個人為主體，個人在國際法上是沒有責任的；

三、國際法對于違反它的規定的國家有制裁，但對于違反它的個人因沒有規定制裁方法而無從著手處罰；

四、按照刑法原理，犯罪必須有犯罪者的“犯罪意思”，個人參加戰爭時是不可能有犯罪的意思的。

東京審判指出，關于第一項理由，由于國際法對國家和個人同時規定了義務，因此，對于破壞國際法的個人進行處罰是有法理根據的。法庭強調，說個人

應對侵略戰爭負責，并不等于國家可以免除責任。但由于現代國際法對國家責任更強調的是民事賠償，而加重民事賠償又會增加各侵略國人民的負擔，故強調對野心家和好戰者個人的刑事責任，將是現代國際法發展的趨勢。

第二和第三項理由也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國際法對處罰個人早已有了制裁方法，其實踐事例也是舉不勝舉，從對海盜和販賣人口的懲罰，到一系列國際公約，這個問題是早已解決了的。

對于第四項理由即犯罪的意思問題，東京法庭的判決書明確指出，第一，人人有知曉和遵守一切現行法（包括國際法）的義務，對于現行法的愚昧無知，不能作為免除個人罪責的辯護理由；第二，被告們在從事侵略的時候，縱使不能精確地了解侵略在國際法上是何等嚴重的罪行，但是以他們的知識和地位來說，他們決不會不知道破壞條約、攻擊鄰國的行為是錯誤和有罪的。因此，不能說他們沒有“犯罪意思”。

3．國際司法機構得以繼承和發展

（1）．遠東法庭的法律依據

遠東法庭的直接法律依據是關于組成遠東法庭的法律文件——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它以《盟軍最高統帥部特別通告》附件一的形式于1946年1月19日公布，同年4月26日修訂。憲章共5章17條，對法庭的任務、組織、職權和審判程序等作了規定，其內容與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憲章的內容基本一致，是對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憲章的繼承。

（2）．遠東法庭的法官組成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規定，法庭由6－11名法官組成，由盟軍最高統帥在日本投降書各簽字國所提名之人選及印度與菲律賓共和國的代表中任命，并指派其中一人為庭長；全體法官過半數出席構成法定人數，但須有6人出席方可開庭法庭實行多數表決制，如雙方票數相等，則庭長的投票為決定票。依據上述規定，由中、蘇、美、英、法、荷蘭、印度、加拿大、新西蘭、菲律賓和澳大利亞11國代表組成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由有關各國提名、經D．麥克阿瑟任命。11名法官中包括中國的梅汝璈先生。這與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完全由盟軍國家代表組成法官的做法完全一致。

（3）．遠東法庭的審理程序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規定，法庭依公正審判原則和程序進行審判，被告有權親自或由其辯護人代行辯護，但法庭有權拒絕由被告自行選任的辯護人或代為指定辯護人。從1946年5月3日開庭到1948年11月12日宣判終結，東京審判共歷時近兩年零七個月。其間共開庭818次，法庭紀錄4．8萬余頁，出庭作證的證人達419人，書面證人779名，出示文件證據4000多件，受理證據4300余頁，記錄共48000余頁，判決書長達1213頁，共審訊日本甲級戰犯二十八名，判處絞刑者七人，無期徒刑者十六人，二十年有期徒刑和七年有期徒刑者各一人，在審訊期間死去者二人，因精神失常而獲釋者一人。遠東法庭的審判規模超過了紐倫堡審判，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國際審判。

（4）．遠東法庭的證據采信

由于法庭的審判程序按照英美法制度進行，證據的采信采取“法定證據主義”，即證據的提出是否合法，以及證據本身有無憑信力，由雙方進行辯論，法官如認為提出不合法或證據本身無可憑信，可以當庭拒收。在證據的真實與合法性上，法庭嚴格遵守英美法系的證據規則，使得判決書所認定的所有犯罪事實，均有客觀、充分的合法證據證實，真正做到了“鐵證如山”。這也為其后的國際

刑事審判提供了范例。

二、東京審判的法理貢獻

東京審判，是對傳統國際法原理的繼承與發展，也是確立現代國際法尤其是戰爭法基本原則的一次重要實踐，為20世紀下半葉對國際戰爭罪犯的審判提供了充分和堅實的理論和實踐基礎。

1.東京審判確立了現代戰爭犯罪的新概念。1625年，格老秀斯在其名著《戰爭與和平法》一書中指出，對于違反國際法的犯人，捕獲者或審判者有權處其死刑。但是，一直到二次大戰前，戰爭犯罪的概念僅局限于違反戰爭法規或慣例的行為，如殺人、放火、奸淫、虐俘、殘害平民等。東京審判將戰爭犯罪的概念予以擴展，增設了破壞和平罪與違反人道罪。并通過審判實踐，對這兩種犯罪予以法理上的闡明。

東京審判強調，上述四項否定理由，早在紐倫堡審判時即已解決，其法理依據為：侵略戰爭早已在國際法上被公認為是犯罪，而且是“最大的國際性罪行”，這已由一系列國際公約所證明。東京審判指出，紐倫堡審判在法理上是充分的，它沒有創設而只是以實踐行為適時地宣布了侵略戰爭是犯罪這一項國際法原則。

東京審判的實踐以及對上述法理的闡述，為二次大戰后國際法上戰爭犯罪理論的發展貢獻了有益的學術見解。1949年以后通過的各項旨在維護世界和平、保障人權的《日內瓦公約》，所遵循的就是由紐倫堡和東京審判所確立下來的關于戰爭犯罪的原則。1993年聯合國安理會第827號決議通過的《審判前南罪犯國際法庭規約》和1994年安理會第955號決議通過的《盧旺達國際法庭規約》，所依據的主要也是上述戰爭犯罪的概念，只是在表述時作了一些變化而已。

2.東京審判確立了各項戰爭犯罪的基本原則。這些原則包括：

一、追究犯罪者個人的刑事責任原則；

二、官職地位不免除個人責任原則；

三、長官命令不免除個人責任。

梅汝璈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一書中闡述道：兩個法庭之所以采取這一立場，法理的根據在于一個人只應該服從合法的命令，而不應該服從違法的、犯罪的命令。倘使他因服從命令而違反了明顯的、無可否認的戰爭規則，他便應該負不可逃避的責任。因為如果不這樣來認識問題的話，而只是把責任向發布命令的上級長官推，推到最后，將只有國家元首一個人或高級首長幾個人對某些戰爭罪行負責了。這對于戰爭法的有效實施會有極大損害。

三、中國與東京審判

中國是日本侵略戰爭的最大受害國和反法西斯盟國的重要一員，是東京審判的當然參加者。中國參與審判的梅汝璈法官、向哲浚檢察官及其助手，認真、負責地參與了審判工作，在審判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為審判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其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提供戰爭嫌疑犯名單。中國是遭受日本侵略時間最長的國家，涉及對華犯罪的戰犯特別多。中國國民政府對此比較重視，在經過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先后向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提供了兩批共33人的戰犯名單，其中包括后來被確定為甲級戰犯的土肥原賢

二、坂垣征四郎、東條英機等人。

2.作為檢察官出庭揭露日本侵略罪行。在法庭審理階段，中國的檢察官多次出庭，揭露被告的戰爭罪行，駁斥他們的抵賴和狡辯，為最終將這些戰犯定罪發揮了重要作用。

3.提供大量人證、物證。為了將戰爭罪犯定罪，中國不少戰爭受害者和經歷者，不遠千里，前往東京出庭作證，揭露了日本的侵華事實和侵略暴行。如七七事變的親歷者秦德純將軍在法庭上揭露了日本侵占中國華北、挑起七七事變的罪行。尤其是梁廷芳、伍長德、許傳音等受害者為日軍制造的南京大屠殺作證，用自己的親身經歷，揭露了日軍制造南京大屠殺的罪行，對法庭最終判處大屠殺的主要責任者松井石根死刑起到了關鍵作用。

4.參與起草判決書。在起草判決書的重要時刻，中國法官梅汝璈爭取到了起草判決書第四章“日本對華侵略”的工作。這是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判決書寫得如何，將直接影響判決的結果。為此，梅法官竭盡全力，完成了長達200多頁的判決書第四章“日本對華侵略”的起草工作，獲得了法官會議的認可，為東京審判做出了貢獻。

5.支持法庭嚴懲戰犯。在法庭判決階段，各國法官都希望在公正、國家利益和個人法律觀點上找到一個結合點，使法庭的判決盡量公正合理。梅法官表示“當竭其綿薄，為我國在此次空前國際法律正義斗爭中之勝利盡其最后之努力”。由于法庭的11名法官對法律的理解不同，各國的法律體系也不盡相同，因而對判決存在分歧。如何給被告定罪在法官會議上引起了激烈的爭論。梅法官在會上堅決主張、呼吁嚴懲主犯，對法庭最終判處7名戰犯極刑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看到中國在東京審判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同時，也應看到其不足。由于國民政府重視不夠，加之中國實行的大陸法體系與法庭適用的英美法體系的不同，大大限制了中國在審判中的地位和應發揮的作用。由于當時的國民政府對東京審判認識不足，以為日本侵略中國事實昭彰，審判不過是走個過場，因而沒有進行足夠的準備，結果使中國處于被動局面。在證據方面，因為法庭習慣性地采用英美法系的程序進行審判，特別重視、拘泥于技術性的證據。而中國是大陸法系國家，注重“自由心證主義”，不太注重技術性的證據。結果，中國提出的戰犯名單人數雖然不少，但大都只是空洞地列舉罪行，缺乏有力的人證、物證及相關的技術性證據，大部分證據不符合證據的技術要求，因而未被法庭采用，使一些戰犯因此逃脫了懲罰。

人類法的觀念是發展變化的。我們在考察東京審判與法的關系時也應該注重這一點。東京審判在法律的適用上有兩大特點：一是援用傳統的國際法，二是根據國際社會的發展變化和人類文明的進步發展國際法。東京審判的否定論者指責東京審判違法，其論調僅僅是囿于傳統的成文的國際法。其實，東京審判在國際法上的意義不僅是如何援用了傳統的國際法，更重要的是在尊重傳統國際法的基礎上如何發展了國際法。公正和正義是法律永恒的追求目標，為達到這一目標，人類就必須依照社會發展變化，制定相應的、具體的法律、法規。德、意、日法西斯國家所犯下的空前規模的戰爭罪行，促使國際法必須增加新內容和新概念來應對。如果只因循傳統的國際法進行審判，那將是不公平的，亦會失去法律的真正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