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民間社工機構困局待解(小版)[推薦]

民間社工機構困局待解

南方日報記者 吳永奎

在關外大區寶安,自2009年4月誕生首家民間社會工作服務機構(下稱“社工機構”)至今,寶安共有社工機構3家。這對于目前深圳38家社工機構總數而言,或許是滄海一粟,但值得關注的是,寶安的民間社工機構具備了充分的多樣性:就機構而言,以個人之力舉辦者有之,依托企業集團舉辦者亦有之；就服務而言,從政府競得社工崗位后運行者有之,以機構之力獨立開展社工服務者亦有之??正是這種多樣性為觀照整個深圳近年來社工職業的發展及社工機構的運作,提供了一個不可多得的窗口。

透過寶安這個窗口來看看深圳社會工作試點的成果:社工理念漸入人心,社工崗位增加至834個,社工機構增至38家,本土見習督導誕生,社工立法推進,社工人才成長機制漸趨完善、政府財政支持渠道日益順暢??

但同時也有問題需要反思:社工機構資金來源過于單一,發展瓶頸亟待突破,專業社工人才隊伍建設理念需要革新??

成果固然可喜,反思則彌足珍貴,此組報道直面社工機構發展中的種種困惑與反思,并不憚于求索破解之策,冀望為正向縱深推進的深圳社會工作提供鏡鑒。

3月19日,由民政部和深圳市政府共同主辦的“2010年社會工作國際論壇”在深圳隆重開幕,這是該論壇第二次在深圳召開。自2006年被民政部確定為社會工作試點以來,深圳便處于聚光燈下,這座先鋒城市倡導的“政府主導、民間運作”的社會工作格局與路徑定位以及“政府購買服務”的運作模式為社會各界津津樂道。

但即使是在這種模式下,民間社工機構仍面臨重重困境,譬如資金瓶頸、專業人才匱乏等等。

資金瓶頸

資金來源渠道單一已成社工機構發展的硬性約束,并制約了民間社工機構的發展。

在深圳市38家民間社工機構中,獲得社工崗位的社工機構不過20余家,尚有1/3的機構在艱難地自行運營、自生自長。

“看天吃飯”的譬喻直觀地揭示出社會工作領域一種普遍的行業心理———在“政府主導、民間運作”的工作思路指引下,政府財力的投入順理成章地成為社工機構運作資金的重要來源,甚或命脈所系,很多社工機構因為過于依賴政府資金而出現了無法運營的狀況。

一月后的“五四”青年節,是寶安陽光社會工作服務中心(下稱“陽光中心”)成立一周年紀念日。總干事張軍粗略估算了一下一年來服務社的各項花銷,不覺吃了一驚,“差不多有40萬元”。

這些花費包括服務社租金、場地裝修、辦公用品采購、管理人員和社工工資、開展社工服務的費用等不一而足,而這些費用,張軍坦言,“全部是自己掏的腰包”。

40萬元!這個數字大大超出了張軍的預算。在服務社成立之時,張軍很樂觀地認為,“服務社開起來就會有社工崗位,以后的運營就不會有太大問題了”,對服務社的前期投入預算“也就十來萬元”。

2009年5月15日,誕生不過10天的陽光中心匆匆參加了深圳市社工崗位的競標,其“草根”特點與經驗不足沒有獲得政府民政部門的青睞,張軍空手而返。

根據深圳市民政部門厘定的政府購買社工服務標準,每個社工崗位每年撥付6.6萬元,用以支付社工一年的薪水、管理、辦公和活動費用,沒有競得社工崗位便意味著社工機構必須自行為社工開展工作“埋單”。

從去年6月至11月,陽光中心先后開展了三個項目的調研工作,所有費用全部自行承擔,直到去年12月“關愛自閉癥患兒”項目得到深圳市福利彩票公益金的資助,陽光中心才告別了獨立苦撐的局面。

以樂觀的預期起步,最終以個人之力勉力維持機構運行的,絕非陽光中心一家。寶安一位不愿具名的社工機構負責人向記者透露,在深圳市38家民間社工機構中,獲得社工崗位的社工機構不過20余家,尚有1/3的機構在艱難地自行運營。

據深圳市發布的《關于加強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建設推進社會工作發展的意見》(下稱《社工隊伍建設意見》),財政資金對社會工作發展處于“主渠道地位”,公共財政將成為社會工作經費的主要來源。而在張軍看來,通過獲取社工崗位的方式獲得資金,渠道過于單一,無異于“看天吃飯”。

深圳首家社工機構鵬星社工服務社(下稱“鵬星”)負責人易松國對此也頗有同感。2007年鵬星在深圳社工試點起步之際,便獲得41個社工崗位,2008年這一數字增加到75個,即便如此,易松國也認為,鵬星的發展“靠‘天’(政府)吃飯”,“機構的自我生存和可持續發展能力很低”。

“看天吃飯”的譬喻直觀地揭示出社會工作領域一種普遍的行業心理———在“政府主導、民間運作”的工作思路指引下,政府財力的投入順理成章地成為社工機構運作資金的重要來源,甚或命脈所系。資金來源渠道單一已成社工機構發展的硬性約束早已引起各方關注。上海市浦東新區社會工作者協會會長段慧霞在分析上海浦東民間社工機構管理存在的問題時,便直截了當地指出,資金成了制約民間社工機構發展的主要瓶頸,很多社工機構因為依賴政府資金而出現了無法運營的狀況。

人才困局

社工人才奇缺早已為業內人所共知,而在深圳一隅,社工人才短缺這一普遍矛盾又因為評價標準的特質而呈現出特殊性。在人才本就缺乏的大環境下,深圳社工大多是應屆畢業生,缺乏在一線滾打的經驗,實際操作能力較差。

而在職業社工培養中,長期以來存在“技術唯上”思想,注重實務技巧而輕視價值理念,可能導致部分職業社工喪失基本的價值準則和專業倫理精神,無法長期堅持做好社工服務。

談到一年來尚德社會工作服務社(下稱“尚德社工”)的發展感受,尚德社工負責人、尚德教育集團總裁江秋文直言不諱:“最困難的是優秀人才難覓。”

尚德社工有兩項“第一”讓江秋文頗感自豪:其一為在寶安率先成立,其二為率先競得社工崗位。目前,尚德社工旗下有社工人員20余名,全部為高校社工專業畢業生。

這樣一支堪稱雄厚的人才隊伍足令不少同業者仰望。據記者了解,在我國,超過200所高校設立了社工專業,每年畢業的學生約在1萬名左右。然而,高校社工學生畢業后從事本專業的并不多。

據媒體報道,2008年,600多萬人口的香港也不過擁有2萬名專業社工,而當時1800萬人口的上海卻只有約3000名專業社工；廣州社工缺口為1.5萬人。

在人才本就缺乏的大環境下,能夠擁有一支不小的隊伍,江秋文卻并未表現出太多欣喜。

“幾乎清一色的是應屆畢業生,非常缺乏社會工作實務的經驗。”江秋文認為,社會工作是一項要求極高的職業,社會工作者應當成為“雜家”,除應具備較強的專業知識外,實際操作能力也有很高的要求,但高校社工專業開設不久,當下的社工人才普遍年輕稚嫩,剛剛走出校門,缺乏在一線滾打的經驗。

在江秋文的人才評價體系中,優秀的社工類人才必須具備三大要素:一為理論知識,二為專業技能,三為專業倫理,或曰專業價值觀。其中,江秋文最為看重的是第三者,“專業的知識和技能都可以通過后天的學習獲得,價值觀卻不是靠學習可以樹立的,而這一點恰恰是社工類人才必須具備,同時又是不少社工專業畢業生所缺乏的最重要素質”。

華東師范大學社會學系文軍教授在分析當前中國社會工作發展的主要困境時,也提到了江秋文擔憂的一點,即職業社工培養中價值理念與實務技巧的錯位。文軍指出:“價值理念是社會工作的靈魂和核心所在,但在職業社工培養中,長期以來存在著一種‘技術唯上’的思想,這種注重實務技巧而輕視價值理念的認識非常危險,可能導致的直接后果是,部分職業社工喪失基本的價值準則和專業倫理精神,這種人即使有良好的社會工作技巧,也無法長期堅持做好社工服務。”

江秋文坦言,以他的標準來度量,非社工專業人士,而不僅僅是社工專業或與之相關專業的畢業生,都可以成長為優秀的社工類人才。

這顯然是一個極具開放性的人才評價體系,但能否與深圳試點的現實兼容尚且存疑。

記者查閱深圳市《社工隊伍建設意見》發現,深圳市對于具有專業背景的社工類人才青睞有加,明確提出“要大力引進具有專業背景的社會工作人才,鼓勵高校社會工作專業畢業生在我市參加職業水平考試并登記為社工”。

同時發布的《深圳市社工機構評估內容和標準》也在社工機構的“社工配置”評估(總分50分)中提出,“機構招聘社工的學歷,90%以上為社工及相關專業(即社會工作、心理學、社會學、教育學等)全日制本科或以上學歷,其中社工專業畢業者不低于70%,得20分”,而“社工及相關專業本科或以上學歷社工不足70%者,得0分”。

尚德社工副主任黃宇丹認為,對社工人才專業與學歷背景的強調,固然可以為這一職業的人才隊伍的專業化奠基,但也可能因此而縮小社工類人才的引進與培養領域,從而可能從側面限制了優秀人才進入這一領域。

路在何方 無論是資金瓶頸還是人才短缺困局,都指向了同一個方向,即民間社工機構如何實現可持續發展?

陽光中心總干事張軍希望,各個社工機構都肩負一定的使命并自我主導發展方向,或主攻司法領域,或專注于殘疾人服務,而不是被動依賴政府設置的社工崗位,異化為社工人才的中介機構。

尚德社工負責人江秋文則提出了建基于政府對社工機構的一攬子減負與優惠政策體系上的社工機構“自我造血”的理念,提出政府可依據區域人口的多寡來規劃社工機構的布局,并將社區隸屬于政府的物業提供給社工機構,以減輕社工機構的前期投入。

對于社工機構的長遠發展,陽光中心總干事張軍坦言,最希望看到的局面是,各個社工機構都肩負一定的使命,并自我主導發展方向,或主攻司法領域,或專注于殘 疾人服務,而不是目前“被動依賴政府設置的社工崗位,異化為社工人才的中介機構,或為生存所迫,一擁而上爭搶社工崗位,發展毫無頭緒。”

或許是早已預見到了試點中可能出現的亂象,深圳市《社工隊伍建設意見》在發布之時便前瞻性地對社工機構發展所需資源作出了細致規劃,既提出“確立財政資金對社會工作發展的主渠道地位和導向作用”,也提出大力拓寬社會融資渠道,鼓勵引導社會資金向社會工作投入,這其中包括推動非公募基金會向社工機構傾斜,落實公益慈善捐贈稅收優惠政策,促進社會捐贈資金投向社會公益性民間組織等。

但對這些提法,張軍一一提出了疑異:“深圳社工試點基本照搬香港,香港的社工事業發達,社會捐贈氛圍濃郁,但在內地,社工是一個新生事物,也沒有形成良好的社會捐贈氛圍,公眾還沒有對社會工作建立起普遍的職業信任和社會認同,誰敢把錢捐給你?”

社會捐贈似乎此路不通,而公益捐贈稅收優惠政策的思路也不被看好。這一設想依據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第九條規定,“企業發生的公益性捐贈支出,在年度利潤總額12%以內的部分,準予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扣除”。顯然,深圳有意借此調動企業界支持社會公益事業的積極性,并有效彌補政府財力不足的短板。但記者就此咨詢寶安一家民營企業老總時,對方說:“這個想法難以實現。”理由是,“國內企業所得稅稅負超過20%,不少中小企業都會在財務上下點工夫,對外顯示收支持平,以此來合理避稅”。

各條融資渠道似乎在當下都難以通達,那么不難得出一個結論:社工機構獲取資金的渠道唯政府馬首是瞻,太過于單一,其對社工機構發展的約束力或許更甚于社工專業人才短缺的影響力。

對此,張軍提出了一個大膽的破解之法———推動購買主體多元化,允許民間購買,尤其是企業購買服務。作為寶安一家電子企業的負責人,張軍發現,不少大企業已有意識地設置員工關系專員這一職位,來處理企業的勞資糾紛等。

“這些企業就是社工服務的潛在購買客戶,現在要做的就是加大宣傳力度,讓民間更多地認識社工職業的價值所在,并自動購買服務。”張軍的另一個想法是,社工機構可以考慮向各類群團組織如婦聯、殘聯、共青團組織、慈善會等“借力”,“這些部門其實也有服務社會的職能,如助殘敬老等,他們完全可以與社工機構銜接合作,資源共享,藉此改變由政府民政部門單一購買的局面”。

與張軍的大膽相比,尚德社工負責人江秋文的想法具體而務實,他明確提出了社工機構“自我造血”的理念,而這一理念建基于政府對社工機構的一攬子減負與優惠政策體系上。

作為一名企業家,江秋文并不諱言在舉辦尚德社工之初有種種“趨利”想法,但主持尚德社工一年后,他打消了逐利的念頭,轉而主張“以尚德社工提升尚德教育品 牌的美譽度和社會服務的形象”。即便如此,向尚德社工持續不斷地投入仍然催動了江秋文反思的神經,“雖然從事公益不言利潤回報,但企業的積極性從何而來呢?政府是否可以提供更多的支持?”

在江秋文的造血思路里,針對社工機構及其舉辦方構建一個政策優惠體系顯得尤為迫切。他提出,政府可以學習香港,依據區域人口的多寡來規劃社工機構的布局,并將社區隸屬于政府的物業提供給社工機構,以減輕社工機構的前期投入。

針對大部分社工機構都依托于某一企業支持的現狀,江秋文認為,作為一種激勵措施,政府不妨對機構的舉辦方給予稅收等方面切實的支持,助力其殖產興業。同時,對于社工機構本身,除了給予一定的稅收減免,還可以考慮允許其在服務中針對某些項目適當收費,并由政府負責對收費項目和收費標準進行審批,規定收費所得限定用于社工事業等。

“政府也可以建立社工機構質量服務等級體系,對于達到不同等級的機構在崗位、項目等給予支持。”江秋文說。

■ 新安觀潮

社工不能成為“政府雇員”

社工,最早出現在工業革命的發源地英國。為解決當時日益嚴峻的貧困問題,伊麗莎白政府于1601年頒布《濟貧法》,開啟了政府主持社會救濟事業的做法。《濟貧法》是將社會工作的重要性通過法律手段加以宣示和實現,另一方面,政府也能通過大量的社會工作者參與社會服務工作,降低行政成本,加強社會自我修復能力。

相比于英國擁有400多年的社工發展史,中國的社工起步非常晚。上世紀20年代,一批海外留學回來的學者,把西方的社工概念帶回中國,在大學里開始講授相關課程,從事社會服務活動,并發起了鄉村建設運動。當時,北京協和醫院里就有了社工的崗位。在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這些活動并沒有取得預期的結果,并因社會的變革而中斷。直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上海浦東新區才開始出現國內最早的職業社工。

應該說,社工在中國的重新發展,得益于中國改革開放、社會經濟大發展的需要,更源于政府社會工作政策與政府職能的轉變。新世紀以來,在“以人為本”和“和諧社會”理念的指導下,社工被政府作為能夠協助其解決諸多社會問題的“非政府渠道”而得到大力提倡和扶持。

盡管如此,社工這一新生事物的發展仍然遇到諸多困境,如人才短缺、資金瓶頸等。這些問題的存在與社工起步晚、資金獲取渠道單

一、社會未對慈善社會形成強烈共識等大環境息息相關。有理由相信,隨著環境的變化與政策的進一步扶持,這些問題將得到改善。但是,在目前政府掌控資源的社工發展體系下,有一個問題必須在現階段就得到高度重視,這就是社工行政化傾向。

目前,政府開發的社工崗位多在處理民間糾紛、教育幫扶和醫療協助等領域,在以前,這些問題都是由政府一手包辦的,因此在群眾中形成了“有事情找政府”的慣性思維。為了讓社工第一 6 線接觸介入這些問題,社工多被派駐進入政府的服務窗口。政府的初衷是好的,但在實際操作上,社工的作用很難發揮,并有被所處環境行政化工作氛圍同化的傾向。

筆者接觸的多名社工均認為,與政府職能部門密切相關的社工崗位,受限制太多。政府工作人員對社工工作性質缺乏了解,對如何發揮社工作用缺乏認知,只是簡單地將其作為行政工作的輔助人員使用,按照行政工作的條條框框來約束他們,使得社工疲于應付各類文書匯報,難以放手開展社工工作。

那么,政府工作人員對于社工究竟是怎么看的呢?一名在基層綜治部門工作多年的公務員只用一句簡單的話評價———作用不大。在他看來,擔任社工的都是一些剛踏入社會的年輕人,對基層矛盾的復雜性缺乏了解,在民間糾紛的調節上還不如鄰里間的老人家有辦法。雙方之間的互不理解,導致社工在實際工作中的舉步維艱。

從目前中國社工發展的狀況看,政府仍將是推動的主導力量,由政府開發崗位分配給社工的模式也仍是主流,社工工作也將長期與政府職能部門產生緊密聯系。那么,政府作為主導者,有必要在社工如何在實際工作中發揮作用、政府職能部門如何增進對社工工作的理解上多下工夫,否則,政府大力推動的社工工作,就有產生新一批“政府雇員”的危險。

公益創投之途

福利公益金牽扯出的是一個全新的理念———“公益創投(VenturePhilanthropy)”與促進社工機構發展的嶄新途徑。

公益創投為公益組織可持續發展提供了一種新的機制,它不同于企業單純向公益界捐款的傳統模式,而是將風險引入公益領域,輸入企業界在資金與管理方面的資源,同時選擇資助項目,引導公益組織充分發掘公益創意,使之契合社會需求,有較強的操作性和模式的可復制性,這種既關注公益項目又關注公益組織能力建設的模式有助于公益事業的可持續發展。

如果不是深圳福利彩票公益金的資助,張軍可能至今還在將自己電子公司的利潤往陽光中心投,而江秋文主持的尚德社工,去年也以一項“預防青少年網絡成癮”項目從這一公益金中獲得了項目資金。

福彩公益金,這個名詞在記者與張軍和江秋文的交談中,一閃即過,但在深圳市民間組織管理局局長馬宏那里,卻具有別樣的深意,它牽扯出的是一個全新的理念———“公益創投(VenturePhilan-thropy)”與促進社工機構發展的嶄新途徑。

在官方話語體系中,民間社工結構有一個較為正式與書面的稱謂———非營利組織(NGO,即NoneProfitOrganization)。在馬宏看來,按照非營利組織與服務對象或受益對象之間的關系,非營利組織可分為“公益”與“互益”兩類,其中公益型是指社會內部特定多數人的利益或社會全體的利益。公益性非營利組織(下稱“公益組織”)的服務對象是團體之外的特殊社會群體,它所提供的公共物品代表服務對象的利益,而面向社會弱勢群體與困難人群的社工機構便屬于公益組織。

上世紀90年代后,全球范圍內政府、企業和非營利組織面臨新挑戰,政府削減預算卻又必須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以解決社會問題；企業面臨在全球化形勢下如何應對和生存并承擔社會責任的問題；非營利組織面對資金銳減與運營壓力以及提供更專業服務的問題,這些變遷結果與互動,促成了公益創投概念與策略的興起。

“公益創投是政府、企業、非營利組織三方應對發展與壓力的解決策略,與風險投資基金運作方式相仿,公益創投關注的要點一是項目創意,二是組織團隊的能力,其基本模式是不僅提供資金支持,還提供管理和技術支持,通過與被投資方建立長期的、深入參與的合作伙伴關系,幫助其達成以下目標,如明確的使命與策略、精干的管理團隊、強有力的執行力、規范的管理與專業化的運作,使其發展成為可復制的高效率的組織機構。”馬宏說。

在馬宏的視野中,聯想集團于2007年實施的以“讓愛心更有力量”為宗旨的公益創投計劃便不失為一個經典案例。

當年,聯想集團發布企業社會責任戰略,在全國范圍征集公益組織,為其提供定制化的能力建設和志愿服務支持,以及首期總計300萬元的創業支持資金,征集原則重點強調公益組織創新性地解決社會問題,以及有較規范的治理結構和團隊等。

迄今為止,已有16個項目及機構入選該計劃,其中包括縮小數字鴻溝的“中國村落工程辦公室”、關注殘障人士需求并提供系列職業培訓的“紅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等。每家機構可得到15萬元至20萬元的資助和為期一年的能力建設,聯想集團幫助它們成長為高效率、高社會效益、可持續發展的公益組織。

在馬宏看來,依托深圳福利公益金實施慈善倍增計劃也是公益創投理念指引下深圳的探索之一。2008年,深圳推出福利彩票公益金1970萬元,用于購買公益組織服務,基本做法是向社會公開征集公益組織開展的公益項目,制定資助考評辦法,以全額、差額、部分補貼的方式資助,并對可持續發展的項目給予能力支持,旨在以公益創投的力量培育公益組織成長。

“公益創投為公益組織可持續發展提供了一種新的機制。”馬宏評價稱,公益創投不同于企業單純向公益界捐款的傳統模式,而是將風險引入公益領域,輸入企業界在資金與管理方面的資源,包括建設公益產業信息平臺,制定行業公信力標準,以及倡導先進的公益理念等。同時,公益創投選擇資助項目上也有一個遴選的概念,就是引導公益組織充分發掘公益創意,使之契合社會需求,有較強的操作性和模式的可復制性,“這種既關注公益項目又關注公益組織能力建設的模式有助于公益事業的可持續發展”。

第二篇：在職機構社工

淺析機構社工流失的原因及對策

一、問題提出

社會工作誕生于西方，改革開放后本土化的社會工作才逐漸發展起來，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要大力發展社會工作專業，建設宏大的社會工作人才隊伍。然而，盡管中國的社會工作有了一定的發展，但社工流失現象仍嚴峻，流失率依然較高。在事務社工領域，一線社工人才隊伍相當不穩定，流動性大，應聘者中專業社工比例越來越少，后備的社工人才也在不斷流失。統計顯示，2011年東莞市社會工作者離職率高達19.79%，人才流失現象嚴重。社工的頻繁流失對機構工作開展產生了較大的不良影響。由于社會工作專業服務的特殊性，要求社工對其所服務的社區或服務領域及服務對象有較為深入的了解，需要較長的時間建立信任的專業關系，這樣頻繁的人員流動勢必降低服務成效，甚至有可能產生負面影響。

本文中提到的“機構社工”指的是社會工作專業或是自行考社工機制的在專業的社會工作機構從事社會工作職業的一線社工人員這一群體。一線社工即是在服務機構里做實務直接面向服務對象而非行政性工作的。“流失”指一線社工從簽約正式工作到辭職離開的在職時間不滿一年以上,流動頻繁，流失額大。

二、研究過程

本文調查研究過程主要包括研究對象的確定，研究方法的選取，收集資料及整理，資料的分析等四大部分。首先是研究對象的確定：選取北京睿博社工事務所以及厚樸社工事務所的社工各1名，選擇可行時間分別對被研究對象進行2小時左右深度訪談，事先制定訪談計劃，擬定好訪談提綱，采用質性研究的方法。對訪談得來的一手資料如：訪談記錄，音頻等進行整理。最后對資料進行分析，并結合前人研究基礎上的經驗總結，理論指導，從而得出一個更具科學規范的研究結果。

三、研究成果

（一）原因

結合個案的訪談，資料的整理和分析了解到了一些真實具體原因和往年現有的相關方面的文獻成果總結出了以下幾點的原因：

（1）社工作為職業缺乏社會的認同，依然是首要的原因。在采訪中，機構的副干事呂社工談到，幾乎所有社區的居民并不懂社工是做什么的，這讓他們的工作很難開展。“社工？這個是干什么的？”這是她從事社工被問道的最經常的問題。提起社工，很多人并不了解。雖說國外的社工機制已十分成熟，但中國的社工工作大部分還要依托于街道。總把社工與社區大媽等同。機構社工人員直接服務到具體的社區，街道上，往往需要直接和服務對象打交道，然而機構的服務更多的是從由政府購買而開展起來的，真正服務對象卻并不了解社工是來做什么的，這加大了機構社工的工作困難，活動不好進行，居民的不配合，往往讓他們力不從心，大大降低機構社工的工作積極性。

（2）實際上，除了缺乏社會認同之外，薪酬低也是造成社工流失量大的一大原因。在訪談中得知:機構總干事月薪約為5000左右，副總干事則降至3000左右，而一線社工人員的工資僅僅只有2000左右，甚至剛入職社工1700起步。可以看出對于今天這個物價上漲，人均消費水平不斷提高的生活狀況，機構社工的工資待遇可以說已無法滿足正常生活水平的需要，且遠不及其它職業收入。許多一線社工之所以選擇去做社工并不是因為專業對口，而是因為沒有找到合適的工作，做社工不過是權宜之計。一些在崗社工為了能有一個更好的收入水平，在做好社工工作的同時，還在準備公務員和事業編的考試等。（3）機構社工的工作壓力大,能獲得的支持匱乏。這一點在訪談的社工中很明顯的表示到,自己開始從事社工時都是出于對社工的熱愛，自身的家庭并不大支持。壓力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是家庭的壓力，社工的低收入及繁忙的事務和大額的工作量都使其家人反對。家人給予的支持薄弱這都使其長期處于緊張焦慮的沉重壓力下。二是工作的壓力，社工的工作繁雜，要處理的事情許多都是細小雜碎的，包括每周的要開各種大小例會，各種表格記錄和反思記錄。同時機構總干事對一線社工的要求高，總是下達過硬的高指標。社工在實際的工作中往往被所在單位左右，為了處理好與所在單位的關系，往往要做一些項目以外的工作。

（4）機構社工很難處理好自身在工作中面臨到的價值觀沖突和倫理困境的焦慮。例如，訪談中的一名社工表示到曾碰到的一個案例，一個孩子告訴她，他的女朋友懷孕了要做手術，問她借錢并讓她幫他保守這個秘密，不要告訴任何人”這讓她一時毫無舉措，而像這樣的案例還有好多。社工盡管在課本中學到很多價值觀和理論，但是在具體實務方面會遇到各種繽紛復雜的具體案例，要把理論較好的運用到實際中也需要一個慢慢學習的過程。而且，目前我國在這一個領域的研究和實踐尚處于初始階段,現有的能很好的處理這些困境的經驗成果相對極少，所以許多一線社工并不能很好的處理這些價值觀沖突和倫理困境所帶來的自身焦慮和困擾。

（二）對策

對機構社工流失量大進行原因分析后，為了解決這一社會問題，防止社工流失現象的日益嚴重，本文盡可能的從不同角度和立場，關聯到每個角色，針對目前在職機構一線社工流失量大的問題，提出全面的有建設性的對策。具體對策有以下幾點：

（1）提高社會工作者的社會認同度，美譽度。我認為這是解決這一現象的根本。在職機構社工的所承受的壓力及頻頻流失的原因都可以追朔到此。一旦社工的社會認同度提高了，這將是社會工作在中國發展的春天。認同度高，一方面，社工的日常工作的開展比較便利，除工作本身的以外的解釋性等細小繁雜的事務大大減少，工作本身的壓力將大有下降。另一方便，社區居民亦都知道社工，社工在工作的過程中亦能得到自我價值的肯定。同時家庭的支持力也會有所加強。然而，要取得這一目標，并非一年，兩年甚至十幾年的努力就能完成的事。具體應該達到怎樣的社會認同度呢？認同度高的“高”的又應怎樣去定義？在中國這個具有特殊國情的國家，需要運用怎樣的方式去提高社會認同度，才是最有效的呢？這都是要花上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去尋求答案的。盡管，目前國家的措施比較寬大泛，但作為推動提高社工的社會認同度仍然是一支重要力量。我認為，在這個網絡時代，各新聞媒體所能發揮的作用不容小覷，如果可以的話，運用到宣傳社工上，效果是可觀的。當然，也不能忽略我們每一個社工的力量，社工可以生命影響生命，讓身邊的每一個人都知道社工，雖然這股力量在目前看來是很微弱的，但這其中的意義卻是深遠。

（2）保障社會工作者的薪酬待遇，充分留住和發揮社會工作人才的作用。社工的薪酬也是一個亟需解決的問題，目前在中國內陸，除了北京，上海，廣東這三個一線大城市，社工的工作相對較高以外，國內其他各地更是無從談起。然而，就是作為一名一線城市的社工，在今天這個物價上漲的年代，社工的工資亦2000出頭遠不及基本的消費水平。機構社工的工資主要來源是政府購買機構的服務項目的經費。所以，漲工資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核心。為了更好的解決張工資這個問題，應從兩方面入手。一方面，政府應加大對機構服務經費的投入，使之足以滿足社工的基本的薪酬需求，另一方面，事務所本身應健全一套管理體制，使獲得的經費使用效率更高，避免不必要的浪費，使經費的使用內部達到最優，合理的分配，從而保證政府對機構的經費的加大投入能夠在社工的薪酬上有所體現。同時，為了體現勞動與報酬的對等，應建立一套激勵體制，使社工之間有良性的競爭，增強社工個人工作的積極性，也增強機構的工作效益。

（3）創造良好的工作氛圍，為社會工作者減壓。社工的壓力主要包括來自工作和家庭這兩大部分的身與心的壓力。社工的日常生活主要的兩個場所便是工作單位和家庭。所以，可以從這兩方面入手，營造出身心舒適的工作氛圍。一方面，社工事務所內部經常組織一些親民活動如:周六日可安排一同學習制作壽司小活動，大的節假日可一起出去旅游等活動。在機構內部營造輕松舒適的氛圍，讓事務所成為溫暖集體，是社工的第二個大家庭------“社工之家”。除了平常辛苦的工作外，彼此關心照顧，互相扶持，無形中在機構形成一股頑強的力量支持者彼此。在機構主要的服務社區，多舉行些社區參與度高的小活動如集體挑廣場舞等，拉近社工與居民的距離，使社工融入到居民的業余生活圈，建立融洽的關系作為日后開展服務的基礎，使社工的工作開展能夠得到支持和擁護，服務項目進展的更為順利。另一方面，調節在社工來自家庭的壓力，讓社工回到家中，面對的不是家庭否定的施壓，而是正向積極肯定自我。例如可以組織個時間，給社工家屬做一次宣傳社工價值觀理念的小組活動，不僅讓家屬從中得到快樂，更加強其對社工的肯定與支持，亦可一起組織出去游玩一次，使其家庭感受到社工之家的團結友愛的凝聚力，感受到子女在工作中的幸福。對中國內陸社會工作目前發展的現狀來看，提高認同度和工資的上漲均是要長期的發展過程，而這一措施的實踐意義和可行性非常高，操作性強，效果亦比較明顯。

（4）健全培養機制，提高社會工作人才的整體能力素質。訪談中社工談到：“自從畢業后，便踏上了社工這條道路，離開了校園，便也失去了學習提升自己的機會。”在接觸具體的事務后，社工發現自己的理論知識的匱乏，并且發現自己仍需要很大的進步空間，但是，機構中的學習機會少了。所以，在機構中建全一套培養機制亦是尤為重要的。例如：定期的請有威望的名校教授來做一次講座，機構內部也定期的開展交流會。使社工離開校園后，有繼續學習和提升自己的機會。更好的把理論用于指導實踐，從實踐中不斷總結反思，提高自身的工作能力。同時，社工之間亦可以有經驗的交流與分享，讓整個“社工之家”一同進步，在面對價值觀沖突和倫理困境時，處理起來更得心應手，在工作生活中更展現自信。

參考文獻：

[1]歐雅琴.東莞社工流失率高達兩成[J].南方日報，2012（9）.[2] 蔡紅《濟南社工缺口達上萬人》齊魯晚報，2013（1）[3]王思斌.社會工作概論[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4]周沛.關于社會工作發展中的幾個問題[J].社會學月刊，2003（3）

第三篇：社工機構觀察報告

觀察報告

關于XX的觀察報告

系別：

專

學業生名姓稱：名：

學號：

指導教師姓名、職稱：

完成日期2012年8月

關于XX觀察報告

一、成立背景

“陽光家庭綜合服務中心”是深圳市婦聯設計、組織、指導開展的一項立足社區，以滿足婦女兒童和家庭多元化需求為目標的社會服務項目，是深圳市社會工作試點項目之一。該項目于2008年4月啟動，先后在福田、南山和龍崗各開辦1個中心，引入社工工作理念，運用社會工作的專業手段解決婦女兒童和家庭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深受群眾贊譽，先后榮獲深圳市“最具創意活動項目”、“市民最滿意活動項目”獎、首屆“鵬城慈善項目獎”和首屆“廣東省婦聯工作創新獎”第一名。

2010年2月，深圳市婦聯鹽田區“陽光家庭綜合服務中心”成立，占地面積約1000平方米，中心擁有個案室、小組工作室、多功能廳、親子中心等活動場所，環境溫馨、怡人。6名專業社工在香港資深社工的督導下，根據轄區居民特點和不同層次的需要，為婦女兒童及家庭提供多元化、多層次的服務。

二、服務宗旨&承諾

服務宗旨：

遵循接納、保密、個別化、非批判、案主自覺等服務原則，以婦女兒童為重、以家庭為本、以社區為基礎，運用社會工作專業方法服務婦女、兒童和家庭，促進家庭和諧和社區和諧，從而達到促進社會和諧的目的。

服務承諾：

以專業、誠信、負責的態度，堅持“誠信待人，高度負責，奉獻愛心，熱情服務，以人為本，助人自助”的服務理念，竭盡所能為服務對象提供有助其發展潛能與提升社會功能的優質服務。

三、服務內容&手法

服務內容：

1、兒童服務：主要針對社區內兒童的健康成長、學習娛樂、人際交往的需要，開創“陽光童樂會”、“幼小銜接適應“等以兒童為主導的兒童服務項目，搭建兒童健康成長的專業化服務平臺。為兒童提供包括心理和認知輔導，歷奇訓練、人際交往輔導、行為偏差矯正、健康興趣培養等服務，全方位促進社區兒童健康成長。

2、義工服務：中心招募有愛心的個人和家庭進入中心的義工隊伍，在活動的設計、準備、開展階段，義工配合社工開展工作，既可以參與活動獲得體驗和成長，又可以奉獻自己的愛心，體現自己的價值。中心會為新加入的義工組織培訓，確保義工精神的傳承和發展。年

底，中心會根據義工參加義工服務的時數，對優秀義工予以表彰。

3、婦女互助會：婦女互助會是中心在市區兩級婦聯的大力支持下，以滿足社區女性發展，關愛社區女性為目標，圍繞自我增值，調節生活，舒緩壓力設計相應的活動，讓婦女從中受益。中心開設婦女互助會服務項目，包括以三八婦女節、母親節為契機的節日慶典活動、以滿足婦女自身知識提升、緩解壓力的婦女聚會、以幫助婦女增進親子關系、掌握親子管教方法的大手牽小手平行小組。

4、家庭服務：主要針對轄區內所有4-6歲的兒童家長進行親子管教技巧的輔導，促進親子之間的互動，通過親子手工坊、親子俱樂部活動，在專業的主題游戲中體驗、感受親子教育的藝術。同時為同一年齡段的家長搭建親子管教交流的平臺，在交流中得到支持、共同成長進步。

5、特色服務：

“陽光家庭秀”——該活動是鹽田陽光家庭的品牌活動，通過形式多樣、輕松活潑的舞臺表演，讓一家人在準備節目表演、共同演出的過程中，增進默契感、親密感、幸福感，同時還可以鍛煉孩子的自信心，讓孩子敢于表現自己的閃光點，懂得尊重別人、鼓勵別人。

“全家總動員”戶外活動——該活動是深受社區居民喜歡的活動，我們設計形式多樣的活動內容來滿足居民朋友們的要求，如“戶外定向越野” “歷奇訓練”等。通過這些活動，可以促進家庭共同成長，促進兒童的抗逆能力及自信心，提高兒童的人際交往能力等。服務手法：

采用個案工作、小組工作和社區工作的手法，通過電話咨詢、家訪、工作坊、培訓講座、個案服務、小組活動、社區活動等形式，為社區居民提供預防及發展性、支持性和治療性的服務。

四、組織架構

“陽光家庭綜合服務中心”通過打造“婦工+社工+義工”的“三工”協作服務平臺，充分發揮婦工的組織優勢、社工的專業優勢、義工的群體優勢，整合社會資源，形成職責分明、協同配合、深度互動、互融共贏的工作格局，為社區婦女兒童及家庭提供專業化服務。

五、其他

1、中心人員配備：現有6名社工，包括一名督導助理和五名一線社工。他們均在國家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進行了四年社會工作專業的學習，考取了社會工作者從業資格證書，并配備一名香港督導進行專業督導。

2、服務對象：深圳市鹽田區婦女、兒童和家庭。

3、財政來源：由福彩公益金資助（公益項目）

六、實習所感

1、在查閱中心過往活動資料時，我發現中心舉辦的每一個活動的每一期都是針對不同的背景的需求而設計的，且主題的層次也是不斷深入的。活動和活動之間也有銜接性，例如“親子手工坊”活動是一個啟發性的活動，家長在這樣的活動中認識到親子教育的重要性，就會由被動轉化為主動參加“家長互助工作坊”活動等。

2、中心活動的舉辦除了為幫助轄區居民們解決他們重視且迫切解決的問題外，更是發掘出一些被居民忽略的問題，讓居民們認識到問題的重要性，并協助他們接受服務，解決問題。

3、在中心資料留檔中，可以看出中心的逐步成長和制度的不斷完善。計劃書和活動反饋的完善和擴充，都可以看出中心在服務的同時，也不斷發展，及時更新工作方法，解決工作問題，致力于讓中心更好地發展。

4、我觀察到在活動中，社工更多的是做一個引導者的工作，引導居民們找出問題，并發現其原因所在，再用自己專業的知識協助他們解決問題。而并非單純的幫助居民們做事，而是助人自助。

5、在開例會的過程中，我觀察到雖然是中心主任擔任會議的主持人，但氣氛非常輕松和融洽。社工之間總結上周的工作，展望下周的工作。有問題也會提出來討論，大家暢所欲言，每個人都有發言的機會，促進了同事間的交流，增進感情，更有利于工作的開展。

6、中心的活動流程一般是：項目設計—宣傳招募—前期準備—活動開展—總結檢討

7、由于轄區內的居民主動參與活動接受服務的動機還不是很強，中心目前的服務是以單節活動為主，單節活動目標明確和突出，短期內能達到顯著的成效，具有啟發性。為日后的活動開展作下了重要的鋪墊。

8、中心在物資管理方面遵循嚴格的管理程序。每一樣非消耗的不動資產都登記編號，小到一把椅子都按照所屬工作室編號分類。物資的借出借入都有詳細的登記和記錄。這樣保證了避免資源流失，規范了中心秩序。

9、據我觀察，中心工作環境優越，中心員工福利較好。中心具備辦公室，多功能廳，陽光寶貝親子中心（內有兒童閱覽室、兒童放映室、兒童樂園設施），感統室，活動室等。中心設施齊全，活動開展方便快捷，固定的活動地點也對參與活動的居民有穩定性，也利于中心的活動宣傳和招募。

10、中心社工分為義工組、兒童組、家庭組等，每個小組的活動開展分工明確，又互相合作。

活動開展井然有序，各司其職，活動開展十分順利。

第四篇：民間借貸案例解

1、借款僅憑借條是否成立？

本案爭執的焦點是陳某與吳某之間借款合同是否生效。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條規定，自然人之間的借款合同，自貸款人提供借款時生效。雖然被告吳某向原告陳某出具借條，但民間借貸合同系實踐性合同，合同的生效，不僅要有合同雙方的合意，還要有交付錢款的事實。因此，在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審理中，首先要看當事人之間的合意，即借據是否真實有效。在該前提下，還應審查履行情況。對于小額借款，出借人具有支付借款的能力，如果當事人主張現金交付，除了借條又沒有其他證據的，按照交易習慣，出借人提供借條的，一般可視為其完成了舉證責任，可以認定交付借款事實存在。本案中，陳某主張的借款金額為52萬元，屬于大額借款，陳某主張是現金交付，但在訴訟中陳某除提供借條外，未能提供借款來源依據及給付吳某52萬元的其他證據，僅憑借條并不能證明其交付錢款的事實。

在民間借貸糾紛案件中，對于債權人依據借條起訴債務人還款的，對借條的審查不僅要形式審理更主要進行實質審查，特別是對大額借款，涉及幾十萬元甚至幾百萬元的金額，當事人主張是現金交付的，除了借據沒有其他相關證據的，則還需要通過審查債權人自身的經濟實力，債權債務之間的關系，交易習慣及相關證人證言等綜合判斷當事人的主張能否成立，單憑一張借據是難以證明交付錢款的事實。

綜上，陳某要求吳某歸還借款52萬元及利息證據不足，陳某主張不能得到支持

2、受脅迫的民事行為無效

第二種意見認為，朱志杰不應當給付張曉萍欠款伍萬元，因為欠款并未實際發生，并且欠款是在脅迫情形下所寫，違背朱志杰的真實意思表示。

陳劍峰律師評析： 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具體分析如下：

一、張與朱之間并不存在實際的借貸關系 2006年3月，雙方在人民法院主持調解下離婚，調解書中明確規定，“雙方財產已分清，無其他爭執。”由此可見，朱與張在2001年3月離婚時，雙方之間財產已經分清，朱不欠張任何債務。2007年7月10日，朱給張打下一張5萬元的欠條，其實，雙方之間根本沒有實際發生過借貸關系，在本案開庭時，張也向法庭陳述了朱沒有向張實際借過5萬元的事實。

二、朱向張打下5萬元欠條是在受張威脅、脅迫的情況下所為，違背了朱的真實意思表示，該欠條為無效民事法律行為。2007年7月9日晚，張無理取鬧，竟然跑到朱工作單位鬧，并威脅朱說，“我跟你沒完”，“我明天到你單位脫光衣服寒磣你”以及“我要自殺”，在這種情況之下，朱無奈只好被迫寫下5萬元的欠條。朱是在張威脅、脅迫的情況下，是在違背自己的真實意思表示之下，完全按原告之意寫下5萬元的欠條這一行為，屬于無效的民事行為。

三、人格損失費并無法律依據

公民的人格是指公民的生命健康權以外的人身權，包括姓名權、名譽權、榮譽權、肖像權等權利，它屬于一種精神利益。朱打下5萬元欠條上說明“人格損失費”是按張的意思所寫的，然而，在法律上并沒有“人格損失費”這一法律概念，在事實上張也沒有人格損失。朱既無侮辱、誹謗過張，也沒有公然丑化張人格，更沒有宣揚過張的個人隱私，所以張的人格在事實上并沒有受到朱的任何侵害，所謂“人格損失費”完全是張威脅朱寫下5萬元欠條的巧立名目，借以披上所謂合法化的外衣以達到其訛詐被告的財產罷了。

因此，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張向朱追討5萬元欠條的訴訟請求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

3、優勢證明規則的運用

筆者贊同第一種意見。根據民事案件的證據規則，當事人不需要對案件待證事實達到百分之百的證明程度，本案中，依舉證責任分配制度，原告需要對借貸法律關系的存在負證明責任，根據優勢證明標準，原告提供的證據以及根據庭審陳述，使我們更有理由相信借貸法律關系存在的可能性更大。原告提供的證據雖然沒有達到證據確實充分，被告也提供了一定的證明借貸法律關系不存在，但根據優勢證明標準，法官運用自由心證制度，可以得出該借貸法律關系存在的蓋然性更大。

從證據的證明力上講，書證的證明力大于當事人的陳述。因此，被告辯稱的理由不成立；第三，在借款時，雖然被告未向原告出具借據，從某種意義上說，原告欲證明借貸關系事實的證據存在一定的瑕疵，但是根據民法理論的蓋然性原則以及雙方提供的證據之證明力來判斷，應認定借貸關系存在這一法律事實，更令人信服。綜上分析，可推定原、被告之間的借貸關系存在的法律事實

4、利息能否重復計算？ 原文作者認為，被告因房地產經營缺乏資金于2008年向原告借款100000元并出具借條，雙方意思表示真實，其債權債務關系成立。原、被告在借款時并未約定具體還款時間，只是約定利息半年支付一次，在原告主張還款而被告無力還款時，原告在原有本金基礎上復算利息作為第二年本金，雖然被告又向原告出具借條，但實際原、被告只是履行了一個領款、借款條據手續，并沒有實際的還款、借款事實行為。原告的行為違反了“出借人不得將利息計入本金謀取高利”的法律規定，且被告對將利息計入本金的計算方法存有異議，故對原告主張本金184960元不予支持。依據《www.tmdps.cn銀行利率網案例分析。原告既然以特定的“借款”作為事實的基礎，尤其是在被告關于“空打”欠條的辯稱下作了重大事實陳述的變更，且解釋得那么詳細，由原告負擔為此舉證的義務自然應當。欠條在此成了待證的證據，是待證的對象，而非已認證的事實。本案在原告不能舉證說明，無法完成行為意義上的舉證責任的情況下，法庭應以“原告提供的證據不足以認定借款的法律關系和事實存在，原、被告之間欠款的債權債務關系難以認定”等為由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也就是說，應由原告來承擔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

6、高利貸不予保護

第一種觀點認為是高利貸行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法〈民〉發〔1991〕21號）（以下簡稱為《若干意見》）第6條規定：“民間借貸的利率可以適當高于銀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具體掌握，但最高不得超過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數），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護。”根據這一司法解釋精神，可以界定出民間借貸的合法利息范圍與高利率之間的分別，即當事人之間約定的利息在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四倍（含利率本數）以內，視為合法利息，應受法律的保護；超過銀行同類貸款利率四倍以上的利息，視為高利率，超出四倍限度以上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護。我國《合同法》第211條第二款規定“自然人之間的借款合同約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違反國家有關限制利率的規定”，這一規定是對最高人民法院有關公民之間借款問題司法解釋在立法上的確認。在《合同法》頒布施行之前，各級人民法院在審理有關民間借貸糾紛時，基本上是按照以上司法解釋的規定，對當事人之間約定的合法利息均予保護，而對于約定過高的利息是不予保護的。這點，在我國司法界大家幾乎是認同的。《合同法》生效施行后，乃至當前，我國法律或行政法規尚無關于限制民間借貸利率新的具體規定，且最高人民法院《若干意見》尚未廢止，因此，在審理此類糾紛案件時，仍應當按照《若干意見》的規定予以認定與處理。本案中，按照當年金融機構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5.58%計算，原告褚某最高放款年利率不得超過22.32%，但是依據雙方約定，褚某實際放款年利率達到60%，超出37.68%，超過部分的利息不應受法律保護。

7、違約金過高能否得到保護？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條第二款規定：“約定的違約金低于造成的損失的，當事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增加；約定的違約金過分高于造成的損失的，當事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機構予以適當減少。”按此規定，法院對違約金數額的調整是以當事人的請求為前提的，如果當事人沒有提出請求，法院能否主動介入呢？對于民間借貸合同，法院對違約金數額明顯過高、違反民法公平原則或者有放高利貸規避法律嫌疑的，可以主動進行審查。在具體方式上，法官可以充分利用釋明權，告知當事人對違約金數額的高低享有合法的請求變更權，由其來決定利益的取舍。這樣可以很好的平衡意思自治與公平公正原則的矛盾。

第五篇：違法收養背后的民間公益困局

“違法收養”背后的民間公益困局

時言平

? 2013-01-08 16:13:03

來源：工人日報 2013。01。08

年后一場無情的大火，吞噬了河南蘭考一間收養孤兒和棄兒的民間收養所，7名幼童葬身火海。這場大火也將這家民間收養所的主人袁厲害推到輿論的風口浪尖上。關于她和她的“棄嬰王國”，各種猜測蜂擁而至，有人認為這是“非法收養”釀成的悲劇，有人則懷疑袁厲害拐賣棄兒、騙保謀利??

“（若）真是賣小孩，逮住了就把我槍斃”，面對“非法收養”的質疑和指控，袁厲害以近乎“賭命”的悲鳴以求自證清白，甚至為此心臟病突發住院。實際上，袁厲害的困境，正是整個民間公益的困境。“非法”的沉重帽子，也是民間公益始終無法昂首挺胸、闊步前行的癥結所在。

誠然，我們應該相信民間公益的良善動機，但環境的局限和制度律法的不完善，卻注定無法避免有人以愛之名謀求私利。公共情懷的釋放，悲憫之心的蘇醒，越來越多的公民匯聚到公益之道上來，但“非法”的帽子和模糊的制度界定，卻往往束縛了善眾的雙手，阻礙了善意的散發。這場大火不但燒出了政府保障救濟的羸弱，更是燒出了民間公益的困窘。

這不免讓人想到“免費午餐計劃”民間公益行動的“非法集資**”。免費午餐計劃，對于兒童福利的完善可謂功德無量，而遭遇非法集資的質疑，恐怕還是在對民間公益的管理機制上的不完善所致。制度不明不白，民間公益環境難免魚龍混雜，那些熱心公益的民眾和組織則很可能被誤傷。

民間公益是對社會救濟的有效補充。尤其是在權利保障和福利救濟亟待完善的當下，讓民間公益力量介入，于國于民皆是利好。但當前的狀況卻是，承擔保障職責的公共服務部門往往缺位，以政府主導的公益機構遭遇信任危機，而民間公益又妾身未明。拿免費午餐來說，之前政府長期缺位，民間行動又面對“非法集資”指控，難道任由孩子們長期營養不良下去？

無論哪種法律和制度，都該是保護和激勵善行的。如果好人難有好報，這無疑是不正常的。只有一個寬松透明并有著制度規范的民間公益環境，才不會讓偽善者有機可乘，也才不會讓真善者遭遇無謂的質疑和拷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