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田東縣特色產業扶貧制約因素與機遇

田東縣特色產業扶貧制約因素與機遇

田東縣扶貧開發辦公室 唐進忠

田東縣位于廣西西部，全縣總面積2816平方公里，自然環境總的特點是南北群山環抱、中部為平緩開闊的盆地。右江河穿過盆地中間流向東南，兩岸形成較為平坦的耕作區，往南為丘陵地區和石山地區；盆地北邊為丘陵和土山。全縣石山面積約占30%，平原、丘陵和土坡地區約占70%。全縣轄9鎮1鄉，162個行政村（街），5個社區。162個行政村均為革命老區村。2007年末總人口40.6萬人，其中農業人口33.2萬人，是一個以壯族為主體，居住著壯、漢、瑤、苗等12個民族的多民族聚居縣。全縣耕地面積39.3萬畝，農村人均耕地面積1.05畝，經濟以農業為主，主要工業有制糖、采煤、冶煉、建材、石油、化工、造紙、電力等。同時，田東也是新階段國家扶貧工作重點縣并屬革命老區，全縣162個村有95個列為貧困村，1929年鄧小平在這里領導和發動了“恩隆暴動”，拉開了百色起義的序幕，建立了右江蘇維埃政權，為中國革命做出了重要貢獻。

一、田東特色產業扶貧的發展現狀

近年來，我縣從自身優勢出發，找準突破口，狠抓資源轉化增值，將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使縣域特色產業扶貧蓬勃發展。在連續８年保持經濟較快增長的基礎上，2008年上半年，全縣國內生產總值、財政總收入、農民人均純收入分別達10.12億元、1.279億元、1378

突出，農產品的產量、市場信息發布、銷售渠道等成為價格波動的重要制約因素，如產量小的年份，產品就能夠賣出好價錢，產量高的年頭則產品價賤滯銷，農民損失很大。

2、生產成本急劇增加。全國通貨膨漲，直接影響到生產資料價格，近期的化肥、農藥、種子、勞務費等也在不斷、甚至是大幅上揚，有的已經達到無以承受的地步，特別在利潤極薄的特色產業扶貧項目中，表現尤為突出。

3．生產風險相對較大。因為自然災害、假種子、或項目評估不夠充分，或因氣候條件不適應等等，由于人均耕地少，無論對于發展產業扶貧的企業還是參與產業扶貧的農戶，風險都較大。雖然國家扶持了原料、種子，農戶付出了勞動，但仍達不到預期效果，農戶不但賺不到利潤，還貼了勞工的錢、土地的錢，這種現象對產業扶貧的發展制約最大。從最早的地鱉蟲、哈白兔，再到近年發展的種草養畜項目，都是售種的公司賺了錢，而農民則白忙活了一兩年。

4．產品品質不高，檔次較低，缺乏市場競爭力。由于一些產業扶貧農產品總量少（如香茶油、香鴨、香豬），品種退化、品質差，質量低，品種不全，很難形成規模效益和獲得價格上的優勢，這不僅影響農民收入的提高，還會制約產業扶貧的正常發展。

5．農村從業人員的整體素質偏低，農業科技成果難以得到迅速推廣和普及。一方面出于農民自身所受教育程度有限，往往使他們在接受科學技術方面處于被動地位，造成他們對新技術、新成果的障礙，使農業科技成果在農村的推廣普及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6．特色產業扶貧生產體系尚不完善。受傳統農業影響大，技術引

件極差，土地資源少，基礎設施落后，社會發展程度低，多數長期處于絕對貧困狀態，脫貧致富的成本和難度極大。經有關專家測算，目前我縣貧困村每人的脫貧投入成本為5000元以上，按平均2000 人的貧困村計算，每個貧困村的扶貧資金投入需要1000萬元以上。資金缺口，是產業扶貧發展的最大障礙。

三、田東特色產業扶貧的戰略機遇

長期以來，我國把扶貧開發作為消除貧困、縮小貧富差距、統籌城鄉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措施，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在新的歷史時期，我國堅持科學發展觀和構建和諧社會的戰略思想，明確了一系列戰略部署，給特色產業扶貧帶來了新的機遇。

1、十七大報告以及十七屆三中全會的戰略指導意義（改十二五規劃內容）

十七大報告立足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高度關注扶貧開發工作，充分肯定了扶貧開發取得的成就，分析了目前社會發展仍不平衡，城鄉貧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還有相當數量的現狀，明確提出了到2020年“絕對貧困現象基本消除”的奮斗目標，對扶貧開發工作提出了“一個加大，兩個提高”的具體要求：即“加大對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發展的扶持力度”，“提高扶貧開發水平”，“逐步提高扶貧標準”。這為我們進一步做好工作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梢哉f黨的十七大從奮斗目標、政策、財政支持、工作要求等層面，提出了一個比較完整的扶貧開發的指導性方針。不僅具有劃時代的戰略指導意義，而且也給我縣貧困地區的產業扶貧開發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十七屆三中全會對新歷史時期推進農村扶貧開發工

工業化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從而有更強的能力去實施特色產業扶貧計劃等。

5、國家堅持以人為本，更加關注民生的治國方略，有利于貧困地區生產發展和群眾生活水平的提高。以人為本就是要著力解決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突出問題，不斷滿足人民群眾的需求。這些，可從政策環境中促進特色產業扶貧的發展。

四、田東縣資源開發扶貧與特色產業扶貧的可行性

（一）新型產業化經營模式，提高特色產業扶貧開發的可行性程度。以十七大和十七屆三中全會精神為指導，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以農業增效、農民增收為目標，以“公司+科研院校+農村經濟合作組織+基地+農戶”為模式，采取政府扶持與市場運作相結合的方式，以調整優化產業扶貧布局為主線，以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為重點，以科技進步和科技創新為動力，以增加農民收入為目標，按照規?；?、優質化、市場化、品牌化的發展方向，依托資源優勢，統一規劃布局，合理配臵農業資源和生產要素，在改造提升傳統優勢產業的同時，加大發展特色產業扶貧力度，培植壯大一批人無我有、人有我優的特色產業扶貧項目，提高綜合生產能力，增強產品的市場競爭力。

（二）“兩山”優化農業產業布局打下全縣特色產業扶貧基礎，樹立了樣板。

“兩山”即“山上竹海，山下蔗?！碑a業扶貧的發展重點。田東縣總的狀況是人多地少，右江河谷和北部土山區，農業產業化基礎較好，發展潛力很大；南部石山區崇山峻嶺，自然條件極為惡劣，石漠化現象相當嚴重。“兩山”是一個產業發展生態化、生態建設產業化的思路。

定種（養）什么，種（養）多少。以建設農產品行業協會和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為重點，切實保障農民的市場主體地位和合法權益。

（五）堅持適度規模的原則的可行，反之，不可行。

特色產業扶貧開發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要經過科學論證和試驗，堅持適度規模的原則，應避免急于求成、搞一步到位。

（六）堅持科教先行原則的可行，反之，不可行。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要提高農業產品質量、優化產業結構、實現農業現代化，最根本的是加快農業科技成果的推廣和轉化步伐，同時要普及對農民尤其是青壯年勞動者的農業生產技能等的各種培訓，提高農民的科學文化素質和市場競爭意識，培育新型農民。

（七）堅持可持續發展原則的可行，反之，不可行。

特色產業扶貧的發展，必須以經濟效益為中心，努力實現效益最大化。與此同時，它不只是單純注重經濟效益，而忽視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的產業。在開發過程中，必須始終兼顧經濟效益、社會效益以及生態效益，著眼于長遠利益。有效的利用、配臵、保護農業資源，實現農業發展與資源開發、環境保護協調統一，從而實現特色產業扶貧的可持續發展。

（八）通過“扶優、扶大、扶強”，培育壯大一批起點高、規模大、帶動能力強的扶貧龍頭企業。

按照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深化企業改革，支持具有比較優勢的龍頭企業，以資本運營和優勢品牌為紐帶，盤活存量資產，整合資源要素，組建企業集團。龍頭企業要不斷密切與農戶的利益聯結關系，把發展農村經濟和帶動農民增收作為企業發展的重要任務，確保

第二篇：田東模式：農村金融與精準扶貧“聯姻”

田東模式：農村金融與精準扶貧“聯姻” ——全面激活貧困地區發展的內生動力

田東，地處廣西西南部，面積2816平方公里，轄9鎮1鄉167個行政村（社區），總人口43萬人，是一個以壯族為主體的多民族聚居縣。

田東，是鄧小平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領導和發動百色起義的策源地，是吳邦國同志開展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的聯系點。

田東，是全國農村金融改革試點縣，也是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田東讓農村金融與精準扶貧“聯姻”，通過建立健全組織、信用、支付、保險、擔保、服務等六大體系，有效緩解了貧困戶資金缺、貸款難問題，激勵貧困群眾從“要我發展”轉變為“我要發展”，探索出金融助推脫貧攻堅的新路子，扶貧開發工作取得了顯著成效。全縣貧困村貸款余額從2008年末的5938萬元增長到2014年末的2.16億元。農村貧困人口從2011年的14.63萬人降低到2014的6.5萬人，貧困發生率從2011年的34%下降到2014年的17%。貧困村農民人均純收入從2011年的2205元提高到2014年的4788元，年均增長29.5%。

綜合運用多種金融服務 切實解決貧困農戶

首貸難題貧困戶，顧名思義“沒錢”，即便有了一些發展或創業的想法，也常常苦于沒有資金。針對這一問題，田東多管齊下，切實解決貧困農戶首貸難題。一是完善組織體系，豐富金融扶貧服務主體。目前，全縣擁有9家銀行金融機構，18家非銀行金融機構，金融機構種類齊全度居廣西縣域首位。二是完善信用體系，讓貧困農民更容易獲得小額貸款。從2009年開始采集所有農戶信息，對全縣農戶進行信用評級增信，強化信息動態管理，適時調整信用等級，建立信用體系，實施精準扶貧。同時，針對貧困戶，專門采取更加科學合理的信用評級方式，開展“貧困村轉信用村”活動，貧困村先后全部被評為信用村。貧困農戶憑借信用等級，免抵押、免擔保，就可以當天獲得1—10萬元信用貸款，信用評級越好，獲得貸款額度越高。截至目前，累計向5.9萬戶農戶發放小額信用貸款22.8億元，其中累計向9145戶貧困戶發放小額信用貸款4.56億元。同時，設立了小額貸款貼息基金，為3950戶貧困戶發放了利息補貼，分擔其信貸成本。信用建設不僅解決了貧困戶發展的資金問題，更是成為貧困地區和諧鄉村建設的“正能量”。三是完善村級金融服務體系，形成“農金村辦”機制。在全縣所有貧困村建立“三農金融服務室”，使信用采集、貸前調查、貸后催收、保險服務、金融知識宣傳等工作前置到村一級，實現基層組織建設和金融服務的有機結合，為新時期基層組織建設搭設了新的平臺。四是成立資金互助社，切實解決貧困戶短期資金周轉難題。財政投入435萬元，建立了29個扶貧資金互助社，對一些極端貧困、信用等級太低、有貸款需求而又無法通過銀行貸款審查的貧困戶提供3000—5000元的小額貸款，截止2015年11月，累計扶持1128戶貧困戶。居于這些服務，田東成為廣西農村金融服務方式齊全度第一的縣份。五是構建高效便捷的農村支付網絡，解決貧困農戶支付結算難題。累計安裝ATM機136臺，布放POS機1628臺，電話支付終端384臺；全縣發行各種銀行卡75.09萬張，人均1.74張，成為全國首個實現轉賬支付電話“村村通”的縣，被人民銀行總行確定為 “全國農村支付服務環境建設聯系點”。

提升農村金融供給能力和服務水平使貧困群眾獲得更多信貸資金

一是應用動態調整的信用體系，逐步提高信用額度。讓更多的非信用村轉變為信用村，逐步實現全覆蓋，并逐步提高信用額度。充分利用財政資金的杠桿作用，在貧困村通過貸款貼息項目擴大貸款規模。對通過能人帶動貧困戶共同致富的項目，在明確扶貧責任的條件下予以重點支持。二是探索供應鏈金融模式，讓金融機構更放心地給貧困農戶貸款。貧困農戶將竹子、甘蔗等農產品定向銷售給金榮紙業、南華糖業、邦爾藥業等本地龍頭企業，企業將貸款以種子、化肥等生產資料的形式發放給農戶，最后回收農戶種植的作物。通過對農業龍頭企業進行扶持，并對形成農業產業鏈的前端環節——種植、收購提供相應的信貸支持，對上游客戶提供延伸的涉農金融服務。若農戶在種養過程中需要向銀行貸款，則銀行根據農戶與企業簽訂的保價收購合同（訂單），簡化審批流程，提高首貸成功率，同時也能更加明確資金的流向、確保資金能按時收回。三是構建利息補貼機制，分擔貧困農戶信貸成本。財政出資200萬元設立貧困農戶小額貸款獎補基金，累計為3950戶建檔立卡貧困戶提供了小額貸款利息補貼。四是完善擔保體系，拓寬貧困群眾融資渠道。帶動貧困群眾發展的涉農小微企業、專業大戶，其貸款額度超出小額信貸范圍。針對這個問題，2009年，田東縣財政出資3000萬元，成立助農融資擔保公司，為其提供擔保。截至目前累計提供擔保融資1.45億元。引進廣西金融投資集團，在田東設立綜合服務中心，累計為中小企業提供擔保融資8.3億元，其中從縣外引入資金4.5億元。

啟動農村產權制度改革 將貧困地區“沉睡”資源轉變為發展的資本

在廣西率先推進林權、集體土地所有權、土地承包經營權、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宅基地使用權、農房所有權、小型水利工程產權等確權工作，賦予農民更加明晰的產權，為資產資源的流轉打下基礎。成立了中介服務機構——農村產權交易中心及國泰投資公司，通過市場化運作，促進農村產權和資金的流轉，降低產權交易成本，讓發展的資本流動起來，尋找最有效的經營主體和經營方式，盤活農村存量資產。截止2015年11月末，農村產權交易中心交易農村產權9761宗，交易額7.937億元。其中，貧困村范圍內土地流轉2.92萬畝，交易額2.238億元；貧困村產權抵押貸款5257萬元。

變革農業經營機制 讓貧困群眾資金利用效率最大化

解決了資金后，有的貧困戶有能力發展致富，有的卻由于沒有技術，對市場也不熟悉，一時找不到好的發展路子。為解決這個問題，田東變革農業經營機制，讓貧困戶資金利用效率最大化。探索“新型經營主體+基地+農戶”的模式，引導群眾土地經營權向新型經營主體流轉，發揮經濟能人對產業發展模式和生產技術的專業性優勢，對市場價格和風險的敏銳性優勢，帶動貧困戶脫貧致富。出臺了《貧困地區土地流轉獎勵暫行辦法》，引導貧困群眾土地承包經營權向新型經營主體流轉，發展適度規模經營。通過合理規劃引導，明確產業定位，發展了芒果、火龍果、香蕉、桑蠶、生豬等一批扶貧產業基地，貧困農戶既增加了收入，又學會生產經營技能。目前，全縣貧困村流轉面積達1.65萬畝，發展新型經營主體52個，帶動2263戶貧困戶發展。此外，“新型經營主體+基地+農戶”模式在實踐中進一步深化創新，以真良村為代表的一批“石頭上的村莊”，推出“土地出租五年返還模式”，土地出租5年種植火龍果后，把土地和果樹返還給村民自行經營管護?！拔迥攴颠€”新模式，既省去了村民前期大量投入，又讓村民規避了種植風險，學會了種植技術和經驗，火龍果合作社繼續提供技術、銷售服務，讓貧困群眾參與產業鏈發展，充分調動了廣大貧困群眾發展生產的積極性。此外，為了更大限度地讓貧困戶受益，探索在作登瑤族鄉摩天嶺村等貧困村發展了村集體股份合作制經濟，村民以資金或者村集體土地等資產入股，投資人以現金、設備、技術等入股，在廣西率先發展股份制合作經濟，帶動了貧困戶發展。

全方位建立風險防控機制 保障資金使用安全

貧困戶貸款，銀行最擔心的是風險大。田東運用多種金融手段，確保貸款風險可控。一是探索建立農業貸款風險補償機制。設立風險補償基金800萬元，有效激發了涉農銀行業金融機構支農的內生動力，累計償付金融機構農戶小額貸款壞賬219.8萬元。二是建立金融機構風險防控機制。強化擔保機構經營“信用”、管理風險的能力，加大對縣級投融資平臺公司、擔保機構、小額貸款公司、資金互助社的監管力度，加強對不良貸款的處置。三是開發使用多種保險服務措施。先后推出甘蔗、香蕉、芒果、林木、肉雞、能繁母豬等13個特色農業保險，開發“小農戶+小貸款+小保險”模式，增強貧困村的涉農產業抗風險能力，有效規避銀行信貸風險。2009年以來，政策性農業保險已為農業提供88.97億元風險保障。2014年，農業受災賠付1341.8萬元。2015年1至11月，共受理理賠案件945起，理賠272.38萬元

經過幾年的實踐，田東縣基本實現了讓所有貧困戶都擁有貸款的權利和資格，農村金融生態環境明顯改善。目前，一個多層次、低成本、廣覆蓋、適度競爭、商業運作的破解農村金融扶貧難題的“田東模式”初步生成，一個農村金融與農業農村經濟良性互動的局面初步形成。

第三篇：精準扶貧中的“易地扶貧搬遷”：制約因素與社會影響

精準扶貧中的“易地扶貧搬遷”：制約因素與社會影響

一、問題的提出

基于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與進步，我國的生產狀況、生活狀況都獲得了相當大的改善。但是，由于我國東部與西部在發展中呈現出了發展的不平衡以及城市與鄉村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因而，我國黨和政府適時提出了“精準扶貧”戰略，“易地扶貧搬遷”正是這些扶貧戰略中的一項具體舉措，其目的是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以實現社會的和諧健康發展。那么，什么是“易地扶貧搬遷”？目前較為一致的看法是，它是指“將居住在生存生產條件極其惡劣地區的貧困群體搬遷安置到生產生存條件相對較好的地區，并通過幫助該群體建設安置區的生產生活設施、調整經濟結構和拓展人們增加收入的渠道，幫助搬遷群眾一步步走出貧困踏上致富道路”。我國自20世紀80年代實施“易地扶貧搬遷”戰略以來，從我國甘肅地區、寧夏回族自治區開始，逐步摸索并實踐“易地扶貧搬遷”，再到“易地扶貧搬遷”從部分地區“嘗試運行”并逐步向大部分貧困片區展開，尤其是十八大以來，毅然的將“易地扶貧搬遷”提升到國家扶貧的戰略高度，其標志是《全國“十三五”易地扶貧搬遷規劃》的出臺——“計劃五年內對近1000萬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實施易地扶貧搬遷”，集中主要力量解決生存在“一片水土養不起一片人”貧困片區的貧困群體問題，從此“易地扶貧搬遷”上升到一個新的層次，到目前為止已有近四十年的時間。但是，在具體政策實踐中我們不難看到，“貧困片區的易地扶貧搬遷項目在實施中是否能順利地進行，將會直接關系到貧困地區生活條件的改善以及該地區后續的發展狀況”，因此，必須幫助這些地區改善生產生活條件，以更好地促進“整個社會”的健康發展?？梢姡芯刻接懨褡宓貐^農村中“易地扶貧搬遷”的制約因素很有必要，易地扶貧搬遷是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有力抓手。因此，以湖北H州A縣為例，探討民族山區“易地扶貧搬遷”政策具體實踐中的制約因素與社會影響，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實踐價值。

二、民族山區“易地扶貧搬遷”的狀況：基于A縣的調查

位于湖北省西南部的A縣，居于長江中上游的兩岸，地處武陵山區，隸屬H州，既是國家級的貧困縣，又是重要山區農業縣，其“境內總面積3354平方公里。截止2011年，駐總人口為49.1萬人。轄一個開發區、12個鄉鎮、491個村（居委會），總人口49.1萬人”；同時，H縣還是少數民族重要的聚居區，其少數民族占H縣常住人口的50.5%，截止2016年7月，全縣建檔立卡總戶數54669戶172594人。目前，據官方數據，該縣“近13萬人尚未脫貧，約占全縣人口的26.47%”。調研結果顯示，A縣在“易地扶貧搬遷”工作的實際推進過程中，因地制宜的采取“多種安置方式”相結合的模式，遵循如下的基本思路：1.堅持三個“三分之一”原則，即通過購買集鎮與縣城單元房來安置“三分之一”、通過建設居住小區或購買單元房來合理引導安置“三分之一”、以中心村為依托就近集中安置“三分之一”；2.安置方式，采取“集中與分散”安置相結合的方式；3.安置路徑，在“集中安置”方式方面，該縣積極探索了“三個集中”的基本路徑，即向“旅游景區（包括特色鄉村旅游點）、中心村、城鎮（含鄉鎮）”集中。

當然，A縣的“易地扶貧搬遷”工作，是以“有搬遷意愿且建檔立卡”的貧困戶為主要對象，“采取集中找尋一塊交通方便和適合居住的土地進行安置為主，貧困戶自有土地上分散安置為輔，集中與分散相結合的安置方式”。調研表明，目前，A縣易地扶貧搬遷工作建設正在有條不紊的推進，根據“建檔立卡”貧困群眾的意愿統計情況和各級扶貧部門的核定情況，2016年啟動建房4130戶，主體完工、具備搬遷條件及購房條件的共2391戶；2016年11月15日，該縣首批易地扶貧搬遷安置房在沿渡河鎮茄子坪集中安置點交付使用，15戶55人搬進了新家。值得注意的是，A縣2017年的“搬遷任務為12599人”，截至到2017年7月該縣已啟動4876戶搬遷對象的住房修建，計劃建設144個集中的搬遷戶安置點，除“場平開挖集中安置點”以外，該縣目前已經開工建設集中安置點110個，開工率達到76.4%，這表明該縣的“易地扶貧搬遷”工作已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三、民族山區“易地扶貧搬遷”的制約因素

實踐證明，A縣的易地扶貧搬遷工作目前已經取得了明顯成效，全縣首批搬遷安置房已經交付使用，其扶貧搬遷工作正在有條不紊的進行著。A縣既是山區農業縣，也是地震滑坡多發地區，“易地扶貧搬遷”項目在解決那些不具備“生產、生活基本條件”以及“生態環境脆弱”區域的脫貧問題中將會發揮重要作用。但是，雖然此項工作有非常周詳的計劃、嚴密的布局，在具體實施過程中仍然會存在不少矛盾和問題，從而制約了該項工作的有效實施。

（一）政府相關政策認識差異的影響

A縣屬于偏遠山區，屬于國家級的貧困縣，在整個縣的貧困戶識別工作中，切實把握貧困戶的識別標準顯得尤為重要。常言說，“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同樣貧困程度的人戶存在不同的困難原因，疾病困擾、家有大學生、鰥寡孤獨者等等，情況各異，所以政府工作人員在貧困戶的識別工作中，很難做到完全合理、精確的把握貧困標準，在貧困戶識別過程中容易受到當地某些群眾言論的影響，這其中不乏存在識別誤差的情況；同時，2016年建檔立卡的貧困戶在2017年不一定依舊是貧困戶，或者2016年不是貧困戶的，在2017年因為家中重大變故出現返貧的現象，這都對異地搬遷工作的開展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特別是在異地搬遷工作開展之初，或許會由于該項工作的誤差而影響到真正需要遷離環境惡劣地區的群眾，使得該項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達不到預想的效果。同時，雖然A縣曾經經歷過三峽水庫之類的移民搬遷工作，但是對于如此大規模的易地扶貧搬遷工作尚屬于首次，這對于相關工作部門挑戰難度甚大，即使可以參考其他地區易地扶貧搬遷工作的經驗，但要做到因地制宜仍有難度，對于很多問題不甚明白，比如說“對于集中安置點的用地涉及到農田的該如何解決，其中的具體程序需要如何安排等等”，由于是首次從事這些工作，對于相關部門的工作還需要具體規劃，這方面還是存在政策指向不明的情況。

（二）貧困村民意識的制約

“意識是客觀存在于世界中的現象在人腦中的一種主觀反應，人腦中的意識由客觀存在的事物決定，并且這種意識還會反作用于物質?！笨梢?，貧困村民的意識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意識，在扶貧工作中起著積極的作用——即貧困村民對“易地扶貧搬遷”工作是否有著積極的認識，是否有著支持、主動參與的積極態度與意識。在具體的“易地扶貧搬遷”工作中，貧困村民意識的制約影響主要有以下兩方面。首先，在易地扶貧搬遷工作開展初期，由貧困區域的村委會召集農戶并進行易地扶貧搬遷項目宣傳會，其目的是讓每一戶貧困戶詳細了解國家的這項政策，并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提出需要搬遷的申請；村委會未對部分持懷疑態度的農戶做出較好的解釋——即是否可以真正達到宣傳那樣的預期效果，搬遷過后是否能讓自己真正改變現在的貧困狀態，是否會有得不償失的效果，所以部分貧困戶還保持一種觀望的態度，等到具體搬遷工作開展效果呈現之后再做決斷。其次，仍然存在一些“等靠要”的心態，部分貧困戶在享受國家幫助脫貧的過程中，一味的等著國家出錢出力，自己卻袖手旁觀，坐等接受鑰匙、入住新房，這種心態嚴重影響到了政府扶貧的進度，出現了一種被稱為“躺著奔小康”的現象，比如前不久，在A縣某鄉有位分散搬遷安置的農戶，由于自己以前的住所條件很不好，在了解政府相關政策后，決定在自己老家附近平整一塊地基安置建設新房，按照要求，政府按照每人每平2500元的標準給予該戶自己平整地基的補助，總共10000元，但是在挖筑房屋地基的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小問題致使費用超過預設資金，于是該戶主“理直氣壯”到鄉鎮人民政府大鬧，要政府給他“賠”錢，理由是政府要他脫貧，所以必須由政府來負責。

（三）貧困村民自身條件的制約

由于農業發展的好壞不僅涉及到民族山區農村村民的溫飽問題，也是關系到整個社會發展的穩定與和諧問題。因此，“發展農業土地是關鍵、是基礎，如果沒有了土地，農民的生活就會失去保障，那么我們整個國家的農業發展就會陷入艱難的境地”。A縣屬于武陵山區，這里山高溝深，很多貧困戶分散地居住于山林之間，他們世世代代長居于此靠著幾畝薄田維持生計，雖說能維持簡單的生活，但是由于地理條件問題使得這些地區基礎設施建設難度加大或者說根本無法實施，易地扶貧搬遷對他們而言如“大旱后的甘霖”，可是仍然有部分貧困戶拒絕接受這種搬遷措施，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是由于集中安置地距離他們現在居所太遠，居住地與農田距離遠，對于從事農業生產不利。另一方面這部分群體長居深山，除了務農技能，沒有其他的生活技能足以支撐他們一家人的生活，即使國家鼓勵青年人外出務工，盡力幫助搬遷戶解決生活問題，“但是其中不乏年齡大，文化程度低、身體出現重大疾病的中老年人，考慮到自身年齡、能力、健康狀況”，他們往往會放棄搬遷，從而促使這些村民更加貧困。

（四）政府與貧困戶觀念的不契合調研表明，在“易地扶貧搬遷”工作中，政府的物資、技術方面的輔助是客觀方面的原因，貧困戶的積極配合是主觀方面的原因，只有政府和貧困戶在思想和行為上統一、協調一致，相互密切配合，該項工作的進行才有成功的保障。但是，在實際工作開展過程中，卻出現了這樣一種狀況，即貧困群體中出現部分“等靠要”的觀望心態、依賴思想，一不如意就找政府“碰瓷”，這部分群眾不明白相關政策，無論遇到什么問題就直接找政府，有時言行還“過激”，因而，政府把這部分群體的行為放在教育層次上來接受社會的評判。但是，據筆者了解到，廣大貧困戶在內心還是希望在黨和國家的號召和幫扶下脫貧走上致富之路的，面對國家出臺的《全國“十三五”易地扶貧搬遷規劃》，對于A縣這個國家級貧困縣的貧困群體而言，可謂是一種福音，但是由于文化水平的不同，遇事表達方式、處理方式的不同，使得貧困戶在異地搬遷工作中的某些言行讓政府不贊同或者不能接受，以至于出現政府誤認為貧困村民“不懂感恩、無理取鬧”的現象，雙方的態度、行為如若不能得到較好協調，將會對“精準扶貧”效果產生消極的影響。

（五）“搬遷指標”帶來的壓力

在民族山區農村的精準扶貧過程中，“易地扶貧搬遷”模式是任務最重、難度最大的一項工作，A縣縣委政府根據本縣的實際情況與“資金狀況”做出了合理的規劃，規定了“每個鎮，甚至每個村”的“搬遷指標”——即具體的搬遷戶數，雖然在具體計劃上注重了合理分配，但是落實到實際搬遷的工作中，由于受到“自然條件、資金分配、農戶意愿及配合程度、駐村幫扶人員的工作效率”等各方面的綜合影響，使得“易地扶貧搬遷”的具體工作難度增加，這對于各個村鎮的具體工作實施的領導干部而言，給他們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壓力，在具體部署工作中難免會出現一些細小的問題。

四、民族山區“易地扶貧搬遷”產生的社會影響

雖說“易地扶貧搬遷”工作在實施過程中會出現各種因素的阻擾，包括政府方面、群眾方面、資金方面以及自然條件方面的影響，但是在現實的幫助貧困戶擺脫艱苦的生存環境上，該工作還是有較大的社會影響力的，既對搬遷戶的發展生產、經營美好充滿幸福感的生活很有必要，又對民族山區及整個社會的進步產生積極的影響。

（一）對貧困村民的影響

易地扶貧搬遷工作的開展，使得祖輩長居深山、生產生存條件惡劣、基礎設施難以建設的山區農戶走出來，享受基礎設施完善的生活，不僅有電有水，有便利的交通，還有農戶集中居住后的社區娛樂生活，不僅在物質生活上有了一定的保障，在精神生活上也會有所豐富，比如說集中安置居住的農戶可以組織社區群眾跳廣場舞，為展現自我創建平臺，擁有自己的文化娛樂活動，這對于貧困戶尤其是年長者、婦女、留守兒童，可以補償他們在家庭生活中缺失的某種“情感”，不僅有生理需求、社交需求上的滿足，更有自我實現的需要的滿足，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貧困搬遷戶的社會優越感與幸福感。

（二）對鄉村社區的影響

在經濟發展中，我們國家秉承一種可持續發展理論，它強調的是一種長遠發展的經濟增長模式，在國家扶貧事業中，我國也在不斷地探索一種可持續發展式的扶貧戰略，從最初的向貧困縣貧困戶“輸血式扶貧”到現在的“造血式扶貧”，“五個一批”無不體現了扶貧戰略的巨大進步，而易地扶貧搬遷這項重要且難度大的工程正在有條不紊的進行并獲得了較好的社會反響，對農村的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A縣山大溝深的地理環境決定了農戶居住的分散性，通過易地扶貧搬遷使得貧困戶集中生活在一個地理環境相對較好、交通便利的地方，一個個小社區正在逐漸的形成，這里基礎設施建設較為完善，部分貧困戶可以根據人群集中、交通便利的優勢開始自己的小本經營，比如說經營小賣部，既可以方便大家，也可以維持自身生活，這對于之前較為分散的自然村而言，其社會生活服務條件有了較好改善。同時，茶葉、煙葉、柑橘、草莓等等都是在A縣盛產并且大力培育的一些主導產業，很多鄉村都建立了屬于自己村里所有的種植業合作社，目的在于培育優勢產業，幫助農戶增收，擺脫貧困的生產生活狀態，充分發揮造血優勢。集中安置的貧困戶，在基礎設施完善的基礎上，常年在家的農戶可以承租不在家農戶的土地開展大規模的生產，比如說煙葉，可以獨自經營也可以一起合作生產，烤煙時有穩定的電力保證，銷售有便利的交通方便運出，這既可以引導農戶獲得短期的利益，又可以促進農村的長遠發展。

（三）對社會發展的影響

1.改善貧困村民“生活條件”，促進民族農村“社會進步”。

“易地扶貧搬遷”政策集中安置的住戶的房屋建設都是按照統一的模式，安置好的住戶可以享受比以前更好的生產生活條件。而基礎設施的完善可以豐富搬遷群體的業余生活，使他們可以根據自己的能力發展當地的優勢產業，從而幫助自己獲得更多的收入走上致富的道路，因而“易地扶貧搬遷”政策鞏固了民族山區農村精準扶貧的效果，促進了民族山區農村社會的健康發展與進步。

2.加快“新型‘城鎮化’”建設，促進“農村現代化”進程。

“易地扶貧搬遷”政策在民族山區的有效實施，在一定程度上將貧困村民轉移至發展相對較快的一些城鎮區域，實現了“易地扶貧搬遷”與“新型城鎮化”建設的融合與發展，這不僅使得貧困村民可以享受到較好的公共服務，從而促進了當地的“新型城鎮化”建設，而且當貧困村民進入到城鎮生活的時候，能夠引導他們積極尋求并開展不同于“農村耕作”的第二三產業，比如“旅游業”與工業等，也促進了民族山區“農村現代化”的發展。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十三五規劃》的出臺，將“易地扶貧搬遷”上升到國家戰略的層面，它不僅是消除貧困的重要舉措，還是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具體實踐，雖然在具體實踐過程中受到了來自“政府方面、搬遷戶、環境變化”等各個方面的制約，但仍然產生了積極的社會影響，對民族山區鄉村的貧困戶擺脫貧困、貧困村消除“貧困村稱號”有重要的積極作用，是目前實施“精準扶貧”的一種重要的有效手段，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具有重要意義。值得注意的是，為了進一步有效推進民族山區與其他欠發達區域集中貧困片區的“易地扶貧搬遷”工作，基于調研和理性判斷，目前的當務之急是著力做好以下幾件事情：

首先，異地搬遷工作的順利開展需要良好的、廣泛的宣傳國家扶貧政策。駐村第一書記和駐村幫扶人員應該詳細的、具體的向貧困戶介紹易地扶貧搬遷政策，讓他們了解到搬遷不會讓他們失去土地，反而會幫助他們在解決住所的基礎上，建設更好的基礎設施，還應該給貧困戶介紹具體的住房面積是如何分配的，這其中還會有具體的資金補助等情況，讓貧困戶了解到搬遷政策的益處。當然，這個過程還需要幫扶人員用合適恰當、易懂的語言與貧困群體交流，具有良好的溝通是幫扶人員扶貧工作的保證。

其次，在實際工作中同樣要以“精準”二字作為識別標準，即在識別貧困戶過程中，“我們要找出具有同樣的基本需求的特定群體作為‘目標人群’”，識別人員不能僅憑他人所說來界定該戶貧困與否，給他們盲目的貼標簽，而是需要親自到貧困戶家中了解情況，不能讓真正貧困的群體被邊緣化，得不到應有的幫助；同時，基于社會的發展與進步，不確定性因素的客觀存在，使得貧困戶呈現出明顯的動態化特征，這也給貧困戶的“精準識別與幫扶”帶來一定困難。所以，政府工作人員需要深入貧困群體，結合社會的演變，根據每戶的具體情況“精準識別貧困戶”，給予對口型的幫扶，切實為受益人著想，進而提升政府的公信力。

第三，采取“多元化”的扶貧搬遷模式，多渠道籌集資金，把“易地扶貧搬遷”的后續工作落在實處。事實上，“易地扶貧搬遷”后的村民，基于其環境和生計方式都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他們在“經濟、社會和文化層面將面臨轉型的訴求”，貧困戶安置后，其“產業如何發展、就業創業如何扶持、如何搞好教育培訓、衛生醫療等配套措施不是很清楚”，這往往抑制了搬遷貧困戶的積極性，若搬遷后貧困村民的“后續產業發展沒有和扶貧搬遷項目相結合，缺乏相應的規劃和扶持”，他們便會面臨“返貧”的社會風險；同時，“易地扶貧搬遷”貧困戶并非一定要“市民化”，這是一個亟待澄清的認識誤區。因此，著眼于“教育、思維、行為、觀念與文化”，逐步完善配套政策，引導培育搬遷后的貧困戶適應新社會環境形成新的生計方式與生活方式。

第四，在“易地扶貧搬遷”工作中，要“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把“輸血”與“造血”扶貧模式結合并統一起來?！霸煅辈粌H體現在挖掘不同社區獨特的優勢產業上，還在于教育（職業）的發展，在經濟扶貧的基礎上還要注重知識技能等扶貧，因為“感性選擇是在日常行為中經常發生的一種社會行為，它作為廣大基層社會成員展開社會活動的基本形式，有著比理性選擇更為基礎的地位和意義”。貧困群體的行為選擇由于受我國文化傳統或者自身文化程度的限制，大部分都是基于自身的感性選擇，認為國家扶貧是徹底幫助自己擺脫貧困，所以部分人認為國家扶貧的一切措施都是理所當然，由此才出現了“等靠要”的心態，沒有充分發揮村民自身的積極性、主動性與創造性。所以，在經濟扶貧、基本生存扶貧之后，這些區域更多需要的則是“知識技能”等文化扶貧，通過各種技能培訓，“加大對搬遷農戶培訓的力度和頻次”，提升民眾的整體思想文化素質，創造和諧健康文明的鄉村社區生活氛圍，以便更好地建設社會主義新型鄉村文明與和諧社會。

第四篇：江蘇農業現代化的制約因素與對策探討

江蘇農業現代化的制約因素與對策探討

發布時間：2011-7-26信息來源：中國論文下載中心 作者：喬玉洋

摘要:研究農業現代化進程必須關注資本投入,因為資本投入是農業現代化進程的重要推動力。江蘇的農業現代化目前只是處于初級階段,其農業現代化發展過程中存在一些內在聯系和規律。制約江蘇農業現代化發展的制約因素主要有資本投入不足、土地資源緊缺、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緩慢等。因此應完善農業資本投入體系、允許土地適度流轉、建立確保農業人才成長的農業教育機制等。

關鍵詞:農業現代化;測評;制約因素;資本投入

一、農業現代化基本理論

農業現代化過程是一個非均衡狀態的開放系統,該系統的高效運行,要求系統內各要素之間、各要素與系統環境之間、政府和農民之間的協同關系,它是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化的歷史過程及實現現代農業后的一種狀態。研究農業現代化進程,必須關注資本投入對農業現代化的推動作用。以資本投入作切入點研究農業現代化進程時,包括物質資本投入、人力資本投入和技術資本投入。

1.物質資本投入是加快農業現代化進程的基本保證。技術資本和人力資本的投入,必須依據物質資本投入為載體。以某種生產工具所代表的某種技術水平足以判斷采用該技術的時代是處于何種歷史發展階段,所以,以物質資本投入推進生產工具的技術改進是推進農業現代化進程的基本保證。

2.技術資本投入是農業現代化進程的核心推動力。為使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必須打破傳統農業均衡的基礎,注入現代農業科技,提高農業生產要素的生產力。農業現代化的內容之一就是用現代科學技術改造農業、用現代科學文化提高農民素質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通過科學技術不僅可以改變農業生產結構、勞動力結構和資源結構,還可以改變農業的管理體制、勞動方式及生產者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因此科學技術的發明創造和推廣應用,推動著農業現代化的進程?？茖W技術在農業生產領域的擴散過程其實質就是農業現代化的過程,現代科學技術在農業生產領域應用得越廣泛,農業現代化程度越高。但技術擴散的速度卻因地而異,正是由于技術擴散速度的差異性,導致了農業現代化進程和水平在不同地區的差異。適應自身農業發展的現代農業科技推廣速度越快、規模越大,農業現代化水平就越高?？s短現實農業科技與現代農業科技水平之間的差距,加速農業技術擴散,結果就是加速農業現代化進程。

3.人力資本投入是農業現代化進程的源泉?？萍歼M步的快慢,對農業現代化進程的直接影響較小,影響較大的是技術的應用程度,即技術的擴散速度,而擴散速度又受農業生產環境的影響,如:資金來源、生產者的能力、技術對自然條件的要求等,其中以生產者應用新技術的能力尤為重要,其他各項因素都要通過人才能起作用。著名經濟學家西奧多?W?舒爾茨1964年所著《改造傳統農業》一書就人力資本對農業發展的重要性做了系統闡述。美國在發展農業過程中實施以知識替代資源的戰略,也體現了這一思想。農業現代化強烈要求農民素質的提高,過去農民可以勤勞致富,現在卻必須“科技致富”、“知識致富”,這正體現了農業現代化進程對人力資本投入的要求。沒有人力資本的有效投入,技術的應用及擴散將受到阻礙,人力資本是一種具有經濟價值的生產

能力,在使用過程中呈現邊際收益遞增的趨勢。有人力資本這一能動性的價值作保障,才能使各項物質資本、技術資本發揮作用,推進農業現代化進程。

二、江蘇省農業現代化現狀分析

研究江蘇省農業現代化現狀,必須對目前江蘇的農業現代化實現度進行測評。測評方法較多,目前運用比較普遍的主要是多指標綜合測定法。由于該法過程規范,并將定性和定量分析有機結合,運用農業技術經濟學原理,揭示農業現代化建設中技術與農業經濟問題之間的客觀規律。因此我們采用這種方法對江蘇省農業現代化指標體系進行構建。遵照綜合性、全面性原則以及單指標的客觀性、獨立性、可比性、可行性原則,參考江蘇省農林廳和江蘇省統計局2000年制訂的江蘇農業基本現代化指標體系、農業部軟科學委員會辦公室曾于2001年制訂的沿海發達地區農業現代化指標體系、《江蘇統計年鑒》中農業現代化情況的統計指標、權數及標準值和江蘇省實際情況,構建了評價江蘇農業現代化指標體系。該指標體系包括結構與水平、勞動生產率、生產條件、農業市場化與商品化程度、農業生產科學化水平、農民生活水平等6類17個指標,采用一定的計算方法對江蘇省、2002-2005年的農業現代化實現度進行了測評,得知其實現度分別為64.2%,67.1%,68.8%、71.3%①。

由測評結果可知,江蘇省近年來的農業現代化實現程度在逐年上升,但上升速度不快,前三年甚至處于起步階段,到2005年剛剛進入初級階段②。實現程度的上升除其他因素外,與資本投入的加大有直接關系;江蘇省近年農業現代化實現程度較低可能與我們所設計的指標標準值較高有一定的關系,因為這里的標準值參考了發達地區的指標標準值,而發達地區的農業現代化進程比江蘇省的農業現代化進程要快,這是由農業現代化的地域性特征決定的。

從全省范圍看,現代化標準值的實現度較高的類指標依次有:生產條件(得分15.8%)、結構與水平(12.5%)、農民生活水平(12.0%);其他分項指標得分較低;子指標中得分較低的主要有:勞均糧食產量、勞均農機動力,勞均耕地面積等,相對于第一產業比重來說,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得分也不理想。

從測評過程及其結果,分析其內在的一些關系,得出以下結論:

1.農民收入增長滯后。2005年農民人均純收入5 276.3元,比2004年人均4 753.9元僅增長10.99%,增速較慢。農民人均收入水平標準值實現度2002-2005年分別為49.9%、52.9%、59.4%、65.9%,均低于對應年份的農業現代化總體實現度。我們應把不斷增加農民收入與農業現代化同步推進,促進農民收入有較快增長。

2.江蘇農業經營規模較小。2005年,全省農業勞均糧食產量2 678.49千克,現代化標準值實現度17.86%,勞均農機動力2.96千瓦/人,實現度49.3%,勞均耕地面積0.464公頃/人,實現度46.4%,這幾項指標值的實現度都遠遠低于該年農業現代化總體實現度71.3%。當然,這與江蘇人多地少的現實條件有關。但我們必須認識到,人多地少的嚴峻現實已成為江蘇推進農業現代化的瓶頸,只有突破這一瓶頸,才能在農業現代化進程道路上攀登新臺階。

3.生產要素的市場化程度較低。全省農業規模經營比重低,勞均耕作面積實現度46.4%,水平較低。原因不僅有土地稀缺性,另一重要原因是土地要素的合法流動、重組以及勞動生產力、投資等要素的市場化程較低。雖然農民家庭承包經營制適合我國國情,但江蘇經濟相對發達,不少農

民不再以土地為生。必須通過制度創新,實現土地要素的合法流動,帶動勞動力等要素的市場化,發揮市場機制優化配置的作用,提高生產要素效率。

4.農產品的市場化程度較高。2003年,江蘇省農林牧漁業商品率達到79.68%,農業現代化標準值實現度高達99.6%?？梢?江蘇農產品的市場化程度遠遠高于其生產要素的市場化程度。

5.農業生產科學化水平滯后于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2005年全省農技人員占農業從業人員比重3.0‰,現代化標準值實現度僅60.0%,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為55.0%,實現度84.62%;而農民生活水平中的恩格爾系數(2005年為0.44)、農村住戶住房人均面積兩項指標的實現度相對較高,這反映了江蘇省農業的技術資本投入還相對較低,農民對積累與消費關系的處理有待進一步引導。今后應盡力加大技術資本、人力資本投入,形成科學化管理,提升農業科技含量。

6.全省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已經超過土地生產率的提高程度。2005年勞均農林牧漁業增加值13 136.13元,現代化標準值實現度87.57%,雖然這個數字本身所代表的勞動生產率并不太高,但與土地生產率(以糧食單產表示)的實現度78.59%相比,已顯示了較高的水平,這其中農業資源轉化率不高造成土地生產率較低是內在深層根由,我們應注重加大技術資本及人力資本投入以提高土地生產率及勞動生產率③。

三、江蘇農業現代化進程的制約因素分析

江蘇省農業現代化尚處于初級階段,制約農業現代化進程的因素包括:

1.資本投入不足。根據農業現代化進程理論的分析,推進農業現代化進程的一個關鍵因素是資本投入。

首先,在物質資本投入方面。目前江蘇省農業現代化的資本投入,無論從政府投入方面,還是農村集體投入或農戶投入方面,都明顯不足。從2000年到2005年六年的省財政支出情況可知,農業總支出占財政支出比例只在6%左右,這與農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不相適應。由此造成江蘇農業和農村經濟的深層問題仍未得到解決,農業靠天吃飯的局面尚未根本改變,農業整體素質和競爭力弱,農民收入增長緩慢,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仍然步履艱難。以前,江蘇農業投入主要來源于農村集體,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后,農村集體的經濟職能迅速弱化,農村集體積累水平下降,投資的非農化傾向嚴重。政府投入比重較低,農村集體職能弱化,那么農戶的投入又怎樣呢?江蘇省農戶的農業固定資產投資一直波動較大,而且投資比重在波動中基本呈下降之勢。江蘇農村在資金投入的構成比例上農戶投入占絕大部分,已由國家集體投資為主轉變為國家宏觀指導、集體投資為補充、個人投資為主體的新格局。但由于農業比較利益低下,農民收入較低,農戶投資于農業的數額有限,對農業投入不足是難免的,造成江蘇農機化比較落后。

其次,在科技投入和人力資本投入方面也嚴重不足。政府對農業科研直接投資的年均增長速度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后為負增長。資金短缺及政策性原因,使縣級農業推廣機構經費大減、鄉級推廣站基本“斷奶”,導致農業科技隊伍不穩。近年來畢業到農口的大學生流失嚴重,科技隊伍的不穩加劇了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的困難。而且江蘇經濟的迅速發展及城市的全方位開放,給農村較高素質勞動力投入到非農產業提供了機會,農業比較利益的低下及第二、三產業錄用人員的能者優先原則,使文化素質較高的勞動力大多轉入第二、三產業。

2.土地資源緊缺。江蘇是中國人口最稠密的省份之一,土地資源稀缺,人地矛盾突出。200

4年人口7 433萬,土地面積10.26萬km2,其中耕地面積474.1萬hm2。按農村人口5 248萬人計算,人均耕地面積約0.09 hm2,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的0.11 hm2/人。在這樣狹窄的空間中難于推進現代化。2004年,江蘇以占全國3.9%的耕地,生產了占全國6.03%的糧食,7.95%的棉花和7.78%的油料④。這說明江蘇農業發展是具備一定基礎的,但由于土地資源緊缺性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江蘇農業現代化的發展。農業現代化客觀上要求一定的勞均經營規模。

3.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緩慢。農業現代化較成功國家的實踐經驗表明,只有農業勞動力因轉向非農業而不足時,才能推進農業現代化。雖然江蘇非農產業相對發達,但因城鄉分割體制等多種因素的影響,農業勞動力向非農轉移緩慢。2002-2004年,農業就業人數占全省就業人數比重分別為39.6%、39%、37.4%⑤,降低幅度不太明顯。三年的農業勞動力資源總數分別為2 808萬人、2 812萬人、2 834萬人,趨勢卻是農業勞動力資源絕對數量不降反升。

4.農民文化素質較低,掌握新技術的技能較差。江蘇省地處沿海發達地區,以“蘇南模式”為代表的鄉鎮企業迅速發展,吸納了大量農村較高素質的勞動力,滯留于農業生產領域的勞動力素質明顯較低,這樣素質偏低的農業勞動者隊伍,掌握新技術的技能相對較低,不便于新技術的推廣應用,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農業現代化的發展。

5.農民收入水平低。2005年,全省農民人均純收入為5 276.3元,這樣的收入平均到每月,大約只有439.69元,除去必要的生活支出之后,用于農資購買、農機養護等投入的能力已經所剩無幾。在政府農業投入比例小,農村集體職能弱化,農業資本投入主要靠農民的狀況下,推進農業現代化進程是舉步維艱。

四、對策建議

1.針對農業資本投入不足的現狀,完善農業資本投入體系。形成一個包括政府財政投入、信貸資本投入和社會資本投入多方支持的投入體系對滿足農業現代化進程的資金需求至關重要。由于農業經濟領域廣泛的外部性和一定程度的市場失靈,需要政府通過稅收、利率、投資等經濟杠桿調節經濟運行,彌補農業市場缺陷。

(1)省政府通過制定相應的財政政策,調控財政收支規模與結構。江蘇省傳統的財政農業投入政策以基礎設施建設和增加農產品數量為重點,而在農業科技、保險制度、農產品市場建設、農業投入支持體系等方面的投入力度不足。因此,今后不僅需要擴大投入規模、提高投入比例,而且要注重優化財政農業投入結構,提高政府的支持效率,用好WTO規則,優化財政對農業的補貼政策。

(2)實行財政資金與信貸資金配套投入政策,充分發揮農村金融部門資金融通的作用。要全額滿足發展要求,只依靠省財力實力肯定不夠,因此,增加農業信貸投入,顯得尤為重要。實行傾斜的農業信貸政策,從總體上調整信貸結構,提高農業信貸比重,對信貸用戶及農村金融機構提供優惠政策。采取措施抑制或減少農業資金流出農業領域,力求尋找財政資金與信貸資金配套投入的最佳結合點。構建財政資金與信貸資金配套投入運行的新機制、政策性投入與商業性投入并存的農業現代化資本投入新體系。

(3)吸引社會資金。農業的高風險不具備吸引社會資金的內在動力機制,這就要求政府農業投入發揮引導作用,提高農業比較利益,形成政府農業投資的誘導機制,調動其他主體投資農業的積

極性。因此要注意將財政資金退出農業生產中的競爭領域,并不斷運用財政政策創造新的更多的競爭領域,通過優惠政策,保護投資者利益,改善外部經濟環境,建立有效的社會資金投入機制,提高農業資金使用效益,并制定優惠的吸引外資政策,引導社會資金投入農業以推動農業現代化進程。

(4)提高投資項目決策的科學性。資本來源渠道暢通之后,還需要注意投資決策的科學性,提高決策隊伍的科學文化素質,保證投入的合理性和效益性,規范項目后評價制度,保證投資項目的效益性;建立資本投入的最低利益保障機制和風險保障機制,政府在必要時給予一定補貼,以政策來解除農業投資者的后顧之憂。

2.針對土地資源緊缺的現狀,制定土地適度流轉政策,適當加速農業勞動力向非農轉移。家庭承包經營適應中國國情,但農業現代化發展要求農業生產經營規模的逐步擴大。江蘇省在土地資源緊缺的現實面前,適當允許土地流轉,加速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將是必然選擇。允許農民以多種方式轉讓土地使用權,形成規模較大的集約化經營。比如:通過耕地逐步向種田能手集中、擴大經營規模、在自愿基礎上聯合辦農場,合作農場、合伙農場、以土地入股的股份制農場,或在鄉鎮企業中辦農業車間(農場),形成較大規模經營。在規模、平等與效益的均衡點上建立起合理的土地使用權流轉機制,優化資源配置,推進農業現代化進程。

3.針對農民文化素質較低、掌握新技術的技能較差的現狀,建立確保農業人才成長的農業教育機制。2006年3月“十屆四中全會”黨中央確立了以農村工作為重點的工作方針。今后農村的義務教育將全面取消學雜費,極大地鼓舞了農民送孩子上學的積極性,并保證了向農業輸送較高素質勞動力渠道的暢通。這樣,抓好常規農業先進技術的培訓和推廣工作,將對農業采用新技術推進農業現代化進程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由于各項政策鼓勵農業發展,相對提高農業的比較利益,增強了農民掌握新技術的愿望,為建立合理的教育機制疏通了道路。再配之以農業基礎科學研究,特別是本省的優勢農業學科,加大農業科研投入,搞好全省范圍內的綜合開發和綜合治理;加強高新技術和重要常規技術的開發研究工作,發展農業高等及中等教育,培育充足的適應農業現代化發展需要的中、高級科技人才,對夯實江蘇農業現代化發展后勁起到強大的推動作用。

4.針對農民收入水平較低的現狀,逐步引導農民適應市場需求,提高收入水平。農業生產的增長和農產品價格是農民收入提高的基本因素。不僅要發展農業生產,還必須實現農業的優質和高效,從宏觀上保持農產品價格的合理性,在微觀上扶持農民學會觀察市場、把握市場機遇的技能,爭取好價位。而且,農業和農村產業結構、品種結構也是影響農民收入的重要因素,引導農民以市場為導向,優化產業、品種結構,加快農業產業化經營的進程。

注釋:

① 喬玉洋.江蘇省農業現代化的資本投入機制研究[J].財會通訊(學術版),2008(11).② 農業現代化綜合指數達到90分以上基本實現農業現代化,80-90分為中級階段,70-80分為初級階段,60-70分為起步階段,60分以下為準備階段。

③ 限于篇幅,本部分所涉及的測試數據及測試過程均在本課題的另一部分,部分數據可參見《財會通訊》(學術版)2008年第11期。

④ /sjzl/nongyety.htm中國農業信息網[EB/OL].⑤ 江蘇統計年鑒(2005)[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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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關于制約農村教育發展因素調查報告

關于制約農村教育發展因素調查報告

調查提綱

一、調查目的：教育是一個國家持續發展的關鍵。

在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尤其應加大對教育的投入和投資。我國是農業大國，農村人口占據8.8億人，相應的農村教育更應加強。為更好地了解我縣農村教育現狀，我在假期通過深入調查與農村教育有關的情況,發現有許多問題將是農村教育的危機，是制約農村教育發展的因素。

二、調查對象：

這次調查中對馬鼻鎮內各中小學采取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了一次關于制約農村教育發展的因素方面的調研，共發出問卷120份，回收問卷120份，其中有效問卷118份。本次調查旨在通過了解我縣教育現狀，有針對性梳理出影響、制約農村教育發展的因素，為今后農村教育發展提供參考。

三、調查內容：

1、農村義務教育“基本普及”之后的問題，自中國政府宣布“基本普及了九年制義務教育”之后，許多擔心中國農村教育問題的人士似乎松了一口氣。但是透過表面的“達標”我們會發現，農村的教育狀況并沒有登上一個“新的臺階”。相反，在并沒有根除導致問題的根源而又遭遇農村稅費改革等新的制度環境時，它變得似乎更加突出了。只是

問題的表現形式不同而已。

首先，“基本普及”這一含糊的語義背后所隱藏的問題是，在15%的人口——大約為1億8000萬人——所居住的區域還遠沒有普及，這也就意味著每年有數百萬少年兒童作為共和國的公民難以充分享受他們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即以官方公布的“學齡兒童”入學率達到99.1%來看，由于學齡兒童的基數過于龐大，沒有入學的0.9%的兒童數量實際上超過了110萬人。這龐大人群的絕大多數當然是在農村，他們將成為未來的新文盲。

第二，正如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各地政府的作為所顯示的那樣，這種“普及”是在壓力型體制下“沖刺”的結果，一些縣鄉政府為了達成這一目標使用了各種手段，包括“弄虛作假”這一經典式的法寶。而不擇手段的結果是導致了許多后遺癥，比如許多鄉鎮所背負的沉重的“教育債務”，此外還包括入學率的下降和失學率的反彈。兩年前的一項抽樣調查表明：在已經通過“普九”驗收的1242個縣中，失學率超過5%的有209個縣，超過10%的有63個。在中西部，初中生輟學是一個帶有全局性的問題。而有關部門的一項調查表明，農村貧困生的失學率高達30.4%（其中小學為39.7%，初中為20.0%），農村家庭用于教育的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例仍然居高不下，其中貧困家庭教育支出占其收入的比例竟高達92.1%。第三，從1986年《義務教育法》頒布之后到2000年實現“基本普及”之前的15年間，總計有1億5000多萬少年兒童完全沒有或沒有完全接受義務教育。這其中包括未入小學的近3200萬人、小學階段失學的3791.5萬人、小學畢業后未能升學的5000多萬人，以及初中階段失學的3067.6萬人。這一龐大人群的一部分顯然在以各種各樣的方式顯示著他們的存在：從國家今年公布的“8500萬青壯年文盲”，到各地以種種暴力手段威脅著社會的低文化層青少年犯罪。這些事實尤其需要教育行政官員們的深刻

反思，同時也為教育改革提供了一面耀眼刺目的鏡子。

2、師資力量嚴重不足，教師問題多多。教師分布不合理。2001年以前農村基礎教育實行分級辦學、分級管理。鄉鎮中小學教師調整權力在鄉鎮，造成鄉鎮之間教師分布不合理，兩極分化嚴重。村小、條件差的學校教師緊缺，在職教師千方百計要求調出；城鎮、鄉鎮政府所在地中小學又人滿為患。有一個村小6個年級，只有5名教師，還有一個村小只有一位公辦教師，其余全是村請臨時代課教師。全縣還有近百名計劃外教師，既無法保證教育質量，又加重鄉、村及農民負擔。另一種現象是城鎮中小學教師嚴重超編。有一所中學，就有10名教師搞行管(如衛生、紀律、考勤、水電、印刷、門衛)，造成人才浪費。

教師減員嚴重，補充困難。以我縣2002年為例，全縣教師共減員56人，包括離退休、死亡、患重大疾病、外流到外省外縣、考上公務員等。而現在教師工資實行統一發放，縣財力有限，保現有教師工資尚有很大困難，更無力負擔新增教師工資。這兩年正值初中、高中學齡人口入學高峰，教師缺編嚴重。而縣財政無力支付缺口教師工資。現在的情況是，一方面高初中教師緊缺，另一方面師范院校大中專畢業生無法按需分配到位。

教師素質偏低。現在農村小學有相當一部分教師是民辦轉公辦或村聘教師，他們中只有極少數受過專業教育，大部分是憑借自己日積月累的教學經驗開展工作的，相當一部分教師教法陳舊、觀念落后。教師隊伍整體存在著年齡偏大、知識結構老化、知識面窄的問題。面對新形勢下的素質教育，面對改革后的義務教育新課程，他們往往顯得力不從心。因為人員緊張和學校經費緊張，他們幾乎沒有機會參加業務培訓、到外地聽課學習。在我們對120名初中、小學教師進行問卷調查中，有45名

教師認為教師負擔過重，沒有時間進行教育科研活動，占問卷人的37.5%。教師隊伍青黃不接。農村小學教師工作生活的環境相對于城市小學來說非常差，條件也相當困難，老教師不斷退休，新教師不愿意到條件艱苦的農村小學任教，造成農村小學教師緊缺。同時，農村小學教師負擔也比較重。一些生源少、教師缺的農村小學中，有相當一部分教師基本上是包班任教，無論語文、數學還是其他科目，都由一位教師擔任，甚至還有一位教師擔任幾個年級課程的現象。教師應付正常教學尚且力不從心，更談不上推行素質教育。加之不少農村小學教師處在半耕半教狀態，農耕必然占去相當一部分時間，完成正常教學任務也無法保證。在對120名小學教師問卷中，68名教師認為工作負擔重，占問卷人的56.7%。

教育教學設施落后。很多農村小學教育教學設施缺乏、落后，造成正常的教學活動無法開展，音樂課是教師唱一句，學生跟著唱一句，體育課要么是學生自己玩，要么是體育教師拿來一個籃球，幾十個學生打上40分鐘……不少課程都因教學設施的缺乏而無法保證教學任務的完成，更別提教育現代化、信息化了。由于信息渠道不暢，一些邊遠農村小學幾乎沒有什么教育科研活動，這些都使得農村教師在長年的教學過程中，墨守成規，安于現狀，工作無創新。在對120名中小學教師專項問卷中，訂閱有關教育報刊雜志僅1種和未訂的有87人，僅在寫論文時閱讀使用書刊資料的占23人，能熟練或基本熟練使用電腦的僅62人。

農村教師待遇偏低。農村教師在最基層、最艱苦的地方教書育人，享受的卻是比城市教師低得多的待遇。而且縣級學校好于鄉鎮學校，鄉鎮學校好于村小，村小教師除了工資，沒有任何獎金、福利，廣大農村教師極不公平。教師的工資、醫療、保險、養老等缺乏法律、制度保障。

3、在調查中，可以看到資源分配不公平的現象：各政府、電力、交通等機構擁有資源支配的權力，它們利用部門所掌握的權力最大限度地實現部門利益，或從財政分配計劃中優先得到所需資金，他們的辦公室及職工住房等都是最好的。而教育資源卻少之又少，何況城市人口的教育需要被優先滿足，農村人口得到的教育資源就非常有限，遠遠無法滿足農村人口接受教育的需要。在一所中學中我看到一種現象：籃球場是黃泥地，足球場是一塊荒田，實驗室的儀器陳舊的難以利用。如此的設施怎么進行有效的教學呢？相反在縣城的小學，教學活動多種多樣，體育設施和其它教學設備可以說是完善，如此的差距是為什么？是資源的分配不公平。教育資源分配不公平，使農村少年兒童處在教育資源非常短缺的環境中，而無法接受良好的教育，這不僅嚴重阻礙農村少年的發展而且使農村青年就業更難。

四、調查方法：

問卷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