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社會資本視角下的農民工工資收入問題

社會資本視角下的農民工工資收入問題

【論文摘要】

從社會資本的視角出發, 可以發現, 農民工收入的工資水平有所提高但仍然偏低，而缺乏異質性社會資本，缺乏對城市社會規范的認同，以及個人的小富即安的價值觀等因素阻礙了農民工工資收入的增長，需要通過培育異質性社會資本等方式促進農民工收入提高。

【關鍵詞】 社會資本 農民工工資收入水平增收措施

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對中國社會流動模式轉換形成了重大影響。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使得農民重新獲得了土地的使用權和自主經營權，充分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農業勞動生產率因此顯著提高，從而產生了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再加上市場化改革促進了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城市對勞動力的需求大大增加，農村居民流向城市的制度壁壘日漸松動，國家逐漸放松農民進程務工的限制，農民開始由農業轉入非農業，由農村流入城市，由全職農民變成兼業農民，出現了第一次民工潮。

但由于農民工的身份還是農民，所從事的工作也主要是體力活（如建筑業)，難免受到來自城市居民的歧視和不公平待遇，城市對農民工流動呈現出“經濟吸納，社會排斥”的特征，農民工沒有社會保障，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甚至連工資水平也偏低，不得不游走在城市和農村的邊緣。

據2012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全國農民工總量達到26261 萬人，比上年增加983萬人，增長3.9%。外出農民工人均月收入水平為2290元，比上年提高241元，增長11.8％，雖然增長幅度較大，但收入水平仍然偏低。農民工作為城市建設的重要力量，他們辛勤勞動后為何得到的薪酬并不理想，這值得我們深思！

社會資本是相對于經濟資本和人力資本的概念，它是指社會主體（包括個人、群體、社會甚至國家）間緊密聯系的狀態及其特征，其表現形式有社會網絡、規范、信任、權威、行動的共識以及社會道德等方面。社會資本的來源取決于其擁有者所處的社會關系網絡，交往、互動以及非正式的規范等。對于個體或群體而言，一旦擁有社會資本便可獲得社會支持，便獲得了上層流動的機會。社會資本從本質上來講是一種支持性的社會關系網絡。任何個體或群體都是通過與其他個體或群體互動而建立起來的以個體或群體自身為中心，向外擴散的關系圈，從而通過這個關系圈獲得支持和幫助。對于個人來說，社會資本不僅影響其人際協調能力，更影響其勞技素質。

中國社會以倫理為本位、以關系為取向，在中國一個人擁有良好的社會資本顯得尤為重要，因為它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個人獲得社會資源的數量和途徑，以及所取得的經濟和社會地位，社會資本成為個人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力量。而當一個人缺乏有效的社會資本的支持時，他的自我發展和經濟收入也就受到了限制。

首先，農民工的社會資本的變化影響了農民的收入水平。依據社會資本的性質，社會資本分為同質性社會資本和異質性社會資本。同質性社會資本主要是指關系網絡的構成以熟人為主體,把有共同的鄰居、民族、宗教或家庭關系的人整合為緊密的社會關系,將之細分為家族型社會資本、宗族型社會資本、親族型社會資本、鄉土型社會資本、情感型社會資本等，具有一定的先賦性、封閉性和內聚性。異質性社會資本往往基于現代法理因素而建構，如基于業緣或趣緣關系建構的同事型社會資本、同學型社會資本、戰友型社會資本、興趣型社會資本，也有基于某一公益目的或行業利益目的而形成的，如現代公民型的各類社會團體組織、社會中介組織、各類行業協會、社區共同體等法理型社會資本。在中國社會階層分化的過程中，各階層所擁有的社會資本在發生著劇烈的變動。農民工作為中國社會階層分化過程中的重要階層，其擁有的社會資本正由緩慢的由同質性轉變為異質性。而對于農民工來說，有效的社會資本就是趨于穩定的同質性社會資本和逐漸擴大的異質性社會資本。

由于農民工游走在城市和農村的邊緣，他們可能同時擁有同質性社會資本和異質性社會資本。農民工的同質性社會資本是在血緣、姻親和地緣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農村社會早已由封閉的、不流動的狀態變為半封閉半開放的狀態，也由傳統的血緣等級（由先賦性因素決定的個人所在的等級和地位）逐漸轉化為階層分化（社會開始靠后致性因素趨于公平的分配資源），農村社會有同質性向異質性轉變。但在轉變過程中，農民所能獲取的信息資源依然有限，社會網絡圈子狹小，他們往往在親朋好友的帶動下一起去城市打工，到了城市也只在自己的親戚朋友圈子里交流。狹小的農村社會網絡使得他們無法獲得良好的工作機會和收入。

農民工進入城市一段時間由于社會環境的變化等因素后也會擁有一定的異質性社會資本。為了獲得更好的社會流動，他們往往會擴大原來在農村的依靠血緣、姻親和地緣建立起來的封閉式的社會關系網絡，他們不僅僅要依靠親友，同鄉維持自己的部分同質性社會資本（在家鄉的同質性社會資本尚無法維護），更要去了解城市的開放性，契約性和法制性特征，努力去通過互動、交往去培育組織，契約等異質性社會資本，這也促進了農民工內部的分化。但實際上擁有良好的的異質性社會資本只有少部分農民工，大部分農民工仍然固守著同質性社會資本不愿改變，異質性社會資本很少甚至缺乏，也就失去了很多能提升自己收入水平的機會。

因此農民工有效社會資本的缺失是農民工收入水平偏低的因素之一。

其次，農民工缺乏對城市制度規范的認同。農民工以前長期生活在農村中，以倫理為本位的當代農村社會雖然已經漸漸像民主契約本位轉變，但倫理本位仍然占據主要位置，農民工在農村社會自給自足，萬事不求人，而到了城市社會除了對以民主契約為本位的制度規范不了解外，更加不適應，他們不知道如何去維護自己的權利，也不知道自己的工資與付出的勞動是否對等，更不知道如何利用這些制度規范去提高自己的競爭力和工資水平，再加上老板的故意克扣，不公平待遇等因素，農民工的工資收入偏低。

最后，農民工個人的價值觀影響個人的收入水平。社會資本具有生產的不可模仿性。社會資本更多地表現為歷史制度的沉淀，即人們共同遵守的行為準則、規范、情感等；它是社會大眾或絕大多數人認可的價值觀體系和文化資源，是一種“以人為本”的人文環境。農民工在身份上仍然是農民，他們自小在農村生活，與土地打交道，本性溫良，小富即安，向往確定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排斥社會流動的機會，并相信種瓜得瓜（有努力一定有收獲）。大部分農民工到了城市也只是安守本分，踏實工作，希望按時拿到工資，并沒有考慮到自己應得工資是多少，也沒有考慮通過其他的方式去提升工資水平，這種略顯機械的價值觀使得農民工收入水平偏低。綜上所述，從社會資本的角度看，農民工的工資水平不高受到了有效社會資本的缺失，對城市社會規范的認同感缺失，以及個人的價值觀的影響。對此，我們既要鞏固和維護同質性社會資本，通過定期和季節性返鄉來促進鄉土社會資本和情感社會資本的發展，也要培育異質性社會資本，通過擴大自己的交往圈，與城市的居民進行實質性的交往來實現自身的生存和發展。既要參與相關培訓，增加對城市的了解和對城市的認同感，也要保持對農村社會的認同感，為自己的就業等作出理性的選擇。既要提升個人的價值觀，也要提升自身的能力和素質，如考取資格證等，使自己更有能力勝任工作，并有機會獲得更好的工作機會，促進增收。

農民工是城市建設的重要力量，這個在城市和農村的夾縫中生存的群體，一直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促進農民工社會資本的培育，既有利于農民工的收入水平的提高，又有利于農民工市民化的發展，促進城鎮一體化的發展。這就更需要我們大家去認同農民工，理解農民工，努力消除對農民工的社會排斥，促進農民工的有效的社會資本的建立！

參考文獻：

[1] [美] S.科爾曼.社會理論的基礎[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999.[2] 邊燕杰, 張文宏.經濟體制、社會網絡與職業流動[J].中國社會科學,2001,(2).[3] 費孝通.鄉土中國[M].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4]鐘漲寶.農村社會學[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5]滕麗娟.農民工社會資本的影響及存量[A].東北財經大學津橋商學院,2010.

第二篇：社會資本視角下的當代中國社會信任問題研究

出自：社會資本視角下的當代中國社會信任問題研究

1.（二）社會資本理論的現狀與評析

信任是社會資本的重要形式 社會學家科爾曼、福山和普特南等都將信任與社會資

本相聯系進行研究，將信任當作社會資本的重要形式。科爾曼借用經濟學的理性選擇的 理論和方法對信任問題展開研究。他將信任看作委托人與受托人之間的博弈關系，一種 理性的市場交易行為。信任是以社會資本的運作方式發揮作用。信任作為一種社會資本，是由期望和義務構成，如果 A 為 B 做了某些事情，并且相信 B 日后會報答自己，A 對 B 便有一種期望，B 對 A 承擔一種義務。A 使 B 對自己承擔義務，是一種理性行為。作為 理性行為者 A 之所以使 B 對自己承擔義務。必定是由于他們能夠獲得某種超越義務的利 益。因為義務的創造相當于辦理了某種保險，支付保險費代價極小，而領取保險金價值 很大。顯然這是有利可圖的行為。有兩個因素對于信任這種社會資本有重要影響：一是 社會環境的可信任程度，即應盡的義務是否履行；二是個人擔負義務的范圍

福山從經濟與文化的關系對信任進行了跨文化研究。他將信任作為一種社會資本來 考察，社會資本是由社會或社會一部分普遍信任所產生的一種力量。從功能上看，社會 資本就是群體和組織中，人們為了共同的目的在一起合作的能力。而所謂信任是指，在 一個社團中，成員對彼此常態、誠實、合作行為的期待。相互信任是形成群體以及群體 合作能力的前提條件，而信任又是由文化決定，是經由宗教、傳統歷史、習慣等到文化 機制建立起來的，不同文化背景會產生不同的自發群體，而且它們的自發程度也不相同。此外，社會資本能夠使人們彼此信任、合作。所以，福山將信任和社會資本作為同義語 使用。通過研究信任這種社會資本與經濟效率、經濟規模、經濟發展和繁榮之間的關系，得出信任是一種社會美德，是創造經濟繁榮的源泉。

此外，普特南將信任等社會資本作為社會組織的特征，他將社會資本與集體行為、公共政策相聯系，對意大利南部與美國進行社會資本研究。在《使民主運轉起來：現代 意大利的公民傳統》中，將社會資本定義為社會組織的特征，例如信任、規范和網絡，因而社會資本包含最主要的內容就是社會信任、互惠規范以及公民參與網絡，它們可以 促進合作行為而提高社會效率，有助于提高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收益。

2.（一）傳統社會資本生成的特殊主義人際信任模式

社會資本作為一種網絡關系和規范，從根本上是受其所處的社會生存環境和文化環境決定，社會資本實際上是在一定文化模式的影響下，人們依其對所處社會生存環境的理解而做出的選擇。

傳統社會資本是以血緣關系和地緣關系為核心

血緣關系是社會關

系的重要方面，屬于人的自然。

傳統的社會關系網絡是以血緣關系和地緣關系為出發點，通過交往而建立的可選擇 關系。在人際交往中，以“己”為中心，逐漸向外推移，表明自己的親疏遠近。如費孝 通所說：“好像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每個人都是他社會

影響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紋所推及的就發生聯系，每個人在某一時間、某一地點，所動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越靠近中心，就容易被人們接納和信任，距離中心越遠就越容易被排斥。但家族、血緣范圍有限，加上農業生產自身難以遷移的 特點，人際關系網絡的范圍狹隘而又封閉，形成了“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 狀態。此外，傳統社會的人際網絡關系在性質上看是不平等的。不平等的人際關系是人 們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權利與義務的對立關系，關系的一方主要作為權利的主 體存在，另一方作為義務的主體存在。

關系”與“人情”構建傳統社會信任模式 傳統社會這種以血緣和地緣關系為核心 的社會資本生成了特殊主義的人際信任模式。特殊主義信任是社會主體以親情（血緣關 系、親戚關系、地域關系）為基礎而建立起的信任關系，其本質是一種“血親本位”的 信任。中國是以關系為本位的社會，關系與信任緊密結合，關系不僅反映了中國社會人 際關系典型特點，也是信任關系建立的依據和有力保證。關系建立的核心是家庭和血緣 關系，這種血緣關系是先天賦予和無法改變的。

.3.（二）傳統社會信任模式現實運作存在的問題

傳統社會信任模式與市場經濟的矛盾

特殊主義人際信任模式是以自我為中心，由親及疏的關系網消解著誠信與不信任之 間的矛盾。以熟知度作為信任的粘合劑，通過個人情感編織、擴展著關系網的范圍，在 一定程度上維持著人際交往與社會秩序的穩定。但信任給予的對象大都是熟人范圍內的 親人或朋友等，信任范圍的有限性、信任建立的關系性和情感性，導致中國社會的信任 格局形成了對熟人的相信和對陌生人的懷疑、戒備。

傳統社會信任模式與交易成本的矛盾

市場是人類迄今為止所發現的最有效率的資源配置方式，但并不是沒有任何運行成本的無形之手。相反，在市場交易中，人們為 了防范機會主義行為，搜集和甄別交易信息，談判和監督執行合同等不得不付出高額費 用。在新古典經濟學中，盡管信任是所有交易的核心，但卻被當作外生變量，認為道德、信任是市場經濟中交易行為的題中應有之意。根據新制度經濟學理論，社會信任作為意 識形態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能夠有效地節約交易費用，提高經濟效率；反之，則會增加市 場交易成本，降低經濟效率。

（三）當代中國社會信任模式的特質

特殊主義信任與普遍主義信任的并存

特殊主義信任與普遍主義信任的融合（一）發展現代意義社會資本的實踐價值

中國社會是以關系為本位的倫理社會，中國文化強調社會的優先地位，家庭和群體的利益高于個人的利益，關系運作在社會生活中發揮重要作用；而社會資本在本質上講是社會網絡關系，中國的社會狀之處。

轉型期傳統社會資本運作的現實價值

中國社會轉型初期，傳統意義上的社會資本在實現資本積累、推動人員流動上起了很大作用。

轉型期傳統社會資本現實運作存在的問題

中國社會資本的核心是家庭，大部分社會關系在本質上是血緣關系的延伸和擴展，社會資本的主要載體是家庭、單位、學校、家鄉等。中國社會自組織機制的基礎是關系網絡的社會結構。以血緣、地緣關系為主的社會資本雖然體現了人際關系的密切，但是這種社會資本相對封閉，延伸的半徑小，多位縱向，難以形成相互之間的最大認同和接納，難以整合成為整體的富有生產力的社會資本。

我國目前的主要的問題不是社會資本太少，而是社會資本封閉過強，過于分散，規模太小，向更大范圍轉化很慢。在社會系統運行中社會資本替代了制度，整體社會資本明顯短缺，突 出表現為社會信任的嚴重短缺。

（二）創造現代意義社會資本的合理路徑

在解決信任危機、重建信任的過程中就要善于弘揚我國優秀的傳統文化。

信，主要指在與他人交往中應講信用、遵守諾言。

1.培養社會中間組織，擴大社會資本規模

今后發展中間組織應該突出自愿性群體或團體的建設。

2.加強制度建設，保障社會資本的運行

3.健全法律制度，增強信任的法律保障機制

4.建立和完善信用制度，增強信任的信用保障機制

第三篇：基于社會資本視角下的社區建設

基于社會資本視角下的社區建設

[摘要]城市社區社會資本，是蘊涵在城市社區內部的個人和組織之問或組織內部的關系責本。它是溝通個人和制度的中介物，個人行為能否實現個人理性與社會理性的和諧，以及制度能否解決集體行為的困境，不但取決于個人和制度本身，還取決于雙方聯系的中間媒介一社會資本。社會資本理論為中國城市社區建設提供了具有借鑒意義的理論指導和分析范式，觀照中國城市社區社會資本現狀，分析中國城市社區社會資本的缺失，并出城市社區社區資本重構的關鍵點，能夠為中國城市正在深化的社區建設提供另一種路徑選擇。

[關鍵詞] 社會資本；城市；社區建設；

一、問題的提出

社會資本理論是當前社會科學的前沿理論之一。自從上世紀80年代初“社會資本”一詞被提出以后，社會資本理論便被廣泛運用于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和其他學科領域，并使這些學科獲得了另一種審視的角度，從而擴大了這些學科的適用范圍。所謂社會資本理論，就是社會內部的個人和組織在長期的內外互動中形成的在互惠規則規范下的互利關系，“能夠通過推動協調的行動來提高社會效率的信任、規范和網絡。”其特點包括：(1)在使用上可以達到互惠的效果；(2)不可讓渡性，存在于人與人或組織和組織之間；(3)無形性；(4)純粹的公共物品；(5)合作通過不同主體實現，利用的效果具有社會性。無疑，這種新的理論及其特點為分析中國城市社區建設提供了可資利用的學術資源和理論框架，提供了一個比較性的參照系數。當前中國城市社區建設中公民的參與、制度的創新、社區的規范以及社區信任、社區凝聚力等等，都是擺在城市社區面前的重大研究課題，正需要找到一種有效的解釋范式。因此，如何通過城市社區自治組織的粘合作用重振公民精神，提高社區成員的參與意識，重構城市社區社會資本，是政界和學界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1]

二、理論的檢視

1980年，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爾迪厄在一篇題為《社會資本隨筆》的短文中正式提出了社會資本概念。此后，美國社會科學家科爾曼和帕特南各自提出了自己的社會資本理論。布爾迪厄認為：社會資本是一種通過對“體制化關系網絡”的占有而獲取的實際的或潛在的資源的集合體。這種“體制化關系網絡”是與某個團體的會員制相聯系，獲得這種身份就為個體贏得“聲望”，進而為獲得物質或象征的利益提供保證”。科爾曼認為：社會資本是許多具有兩個共同之處的主體，他門都由社會結構的某些方面組成，而且他們都有利于行為者的特定的行為——不論他們是結構中的個人還是法人。他還進一步指出，諸如權威關系、信任關系、規范信息網絡、多功能的組織、有意包建的組織等等都是社會資本的特定形式”。

[3][2]帕特南認為：社會資本是一種組織特點，如信任、規范和網絡等，像其他資本一樣，社會資本是生產性的，它使得實現某種無它就不可能實現的目的成為可能。社會資本通過合作的促進從而提高了社會的效率。其他學者如波特、波茨等都從不同的角度闡述了社會資本理論。社會資本是存在于社會結構之中，為社會成員之間進行交易與協作等特定活動提供便利的資源，它包括信任、組織網絡和慣例、價值觀念等形式。其中，信任、組織網絡、價值觀念是構成社會資本的三大基本要素。它們成為影響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重要因素。[]社會資本能夠促進經濟的發展，為民主政治建設奠定物質基礎，它能有效地節約交易費用，減少市場主體理性的無知，避免或克服人們的機會主義行為和任意行為，增強經濟活動的可預見性，4

從而節省交易成本。社會資本能夠培養公民對政治制度的認同感。政治的統治基礎是合法性，而合法性來自于公民對政治的信任度，公民對政治的信任度高說明合法性程度高，相反，合法性程度就低。社會資本能夠培養公民的政治合作與參與品質，培養公民的寬容和妥協精神。在現代社會，一個強大的公民參與組織可以為公民的利益表達、利益的集中提供多種渠道。每個公民通過參與組織網絡把自己對政府的要求、愿望、批評、意見集中起來傳達給政府，使政府充分了解民眾的需要與自己服務存在的不足，從而做出正確的決策，改進自己的服務。另外，政府也可以通過這個渠道與民眾進行溝通，傳達政府的意圖和意見給民眾，加強政府與公民之間的良性互動，促進對社會事務的治理。民眾通過參加各種社團組織，能夠對個人行為提供一種制約，使其學會相互合作與團結。因此，社會資本作為社會發展的積極因素，可以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中發揮出不可替代的作用。當前中國處于社會轉型時期，隨著市場力量的不斷增強，不斷消除了人們傳統的身份等級觀念，隨著利益關系的不斷調整，產生了許多新的社會階層，打破了傳統的社會結構模式，現代公民意識逐漸提高。但是，就目前的現狀來看，誠信的短缺，社會組織網絡的不規范，參與型政治文化的缺憾對我國現階段的民主政治建設也產生了一些消極后果。政府誠信的缺失對社會信用體系產生了嚴重破壞，也使群眾對政府產生信任危機。社會組織網絡的不規范，社會組織內部管理水平低下和參與型政治文化的匱缺，將會妨礙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為了走出危機，必須通過探求培育現代社會資本存量的有效途徑來設計促進民主政治建設的解困之道。首先，要樹立政府誠信的良好形象，培育誠信社會資本。要依法行政，對政府的權力行為進行法律的規范，強化公務員的誠信意識，推進行政改革，構建誠信行政的體制框架，加強社會輿論和新聞媒體的監督力度，建立政務公開制度，加強政府與公民溝通。其次，要規范社會組織，促進組織網絡社會資本的發展。政府應該為社會組織發展提供必要的資金援助，加快建立一整套針對非政府組織的法律、法規和規章，吸納優秀人才，提升社會組織的自我管理能力。最后，通過培育參與型的政治文化，推動民主政治建設。我們需要繼承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優秀成果，如愛國主義、集體主義、民本思想、和諧和秩序，這些理念仍然是今天建設參與型政治文化不可缺少的精神財富和思想淵源。我們還需要不斷吸納西方政治文化的精華，如人權觀念、憲政理念、權力制衡思想、尊重個性的平等民主自由思想等。要大力發展經濟和教育，提高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的能力，要健全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為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提供法律保障，積極拓展政治參與的渠道。

國內學者也從不同的視野對社會資本理論作了本土化的論述：第一種認為社會資本從表現形式上就是社會關系網絡；第二種認為社會資本是行動主體與社會的聯系以及通過這種聯系攝取稀缺資源的能力；第三種認為社會資本是個人成長時期的一些社會、社區和家庭等環境因素”J。由于各自的知識背景和立論的角度不同，國內外學者對社會資本理論作出了不同的解釋，但都認為社會資本是一種資本的特殊形態，具有工具性。首先，社會資本主要是由公民的信任、互惠和合作有關的一系列態度和價值觀構成的，其關鍵是使人們傾向于相互合作、去信任、去理解、去同情的主觀的世界觀所具有的特征；其次，社會資本的主要特征體現在那些將朋友、家庭、社區、工作以及公私生活聯系起來的人格網絡；第三，社會資本是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的一種特性，它有助于推動社會行動和搞定事情。

綜觀國內外學者的社會資本理論，我們發現社會資本理論至少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社會資本形成的長期性；個人、組織在構建社會資本中的能動性；認同關系的互利性。[5][4]

三、中國社區的現狀

上世紀80年代以來興起的中國城市社區建設，無論是在軟件還是在硬件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然而，社區自治化進程與經濟領域的市場化卻不可同日而語，迅速的社會變遷使

信任、規范和網絡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原有的信任破壞了，新的信任尚未建立；原有的規范已經失去效力了，而新的共識性規范未能確立；原有的社會網絡被打破或不再有效了，新的社會網絡還不能發揮效用或尚未形成。一方面社區居民逐漸失去了“單位”的社會資源。另一方面，“關系”從改革前的情感交換傾向轉變為非情感交易傾向，使得社區居民對“關系”對象的信任被金錢交換所取代。社區居民社會資本的依托方式或源頭發生了改變，而新的社會資本依托方式或源頭又沒有建立起來。居民的社會資本不可避免的喪失恧又得不到補償，社會生活的活力和城市社會的社會效率因此而受損。城市社區建設如果不能補償社區居民喪失的社會資本，它就既得不到社區居民的支持，更無法實現“善治”的目標”””。觀照社會資本理論，我國城市社區建設中社會資本的利用存在的主要問題有：

1.社區處于分化狀態中，各種新社區要素的介入使舊的規范和制度越來越不適應。社

區要素彼此問發生聯系的結合力還較為脆弱，且具有過渡性，因此新的規范和制度的建立還不具備一定的方向性或選擇性。

2.整體性社會被分離眾多相對獨立的異質體，在社區的整體與局部、宏觀與微觀、局

部與局部之間造成許多利益邊界。這些邊界成為規范的真空主要部位。

3.社區結構不協調、不平衡的變動，使各結構部分所使用的規范之間出現了距離，甚

至相差懸殊以至尖銳對立，造成規范不能迅速地達到平衡、協調。

面對上述問題處境和可能產生的危機，高屋建瓴地從理論上提出具有預見性的目標模式顯得極為迫切。首先，有預見性的目標模式有助于確立完整、長期、協調的社區建設過程模式，從而改變社區建設中存在的趕時髦、趕熱潮、缺乏全局性、協調性、凌亂等問題。這些問題的發生與社區建設初期需要一個摸索時期相關，但是更與社區建設缺少適宜的、有預見性的目標模式相關。“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為了社區建設事業能夠“立”得住，需要確立有預見性的目標模式。其次，明確的理論模式有助于確立具有針對性和可操作性的社區建設策略，從而改變社區建設主導力量單薄、社會動員程度不高以及操作上的滯后等弱點。社區建設中的矛盾和問題都反映出社區建設策略上的混亂和不一致，而后者源于目標的混亂或短視。此外，社區建設已經走過近10年的歷程，已經積累了的經驗和教訓為提出社區建設的目標模式提供了基礎。

應該指出，社區建設過程中，政府主導部門曾經提出過不少具體而有一定現實針對性的階段性目標，例如建立社區服務體系等。但是目標提出完全是在“問題～應對”思路指導下提出的，很快在部分城市流于形式(因為提出目標時的社會情境迅速發生變化)。因此，認真地從理論上探析社區建設的目標模式是一項迫切任務。

綜而言之，80年代以來中國城市社區建設出現的跡象表明：城市社區社會資本在下降。因此，如何重建社會資本促進社區發育，就成為中國城市社區建設的根本任務。

四、中國社區的建設路徑

經過對城市社區建設中社區資本現狀的分析，筆者認為：加強社區建設就是加強社區建設各行為主體之間特別是社區基層參與者之間的整合，發揮社會資本對社區建設的作用，實現“社會生滔支持網絡”從單位到社區的轉變，充分利用社區內的社會資本。從社區建設的角度看，城市社區內的社會資本，主要涉及到這樣幾個方面：一是社區成員參與社區組織的自愿性和積極性；二是各個社區組織之間的良好協作關系；三是社區宏觀管理上的政府間的[6]協調關系；四是社區組織和外界社會進行協作的能力，等等。因此，抓住關鍵點，重構社

區內社會資本，是我國城市社區建設的路徑選擇。具體應抓好以下幾個方面：

1.培育和引導社區成員社區參與。社區成員包括社區居民、社區單位、社區正式和非

正式組織。城市社區社會資本包括個人社會資本、組織社會資本、社區共同體社會資本，其中個人社會資本是其他兩項的基礎。提高個人社會資本，必須是城市社區居民成為社區建設的主體，構建社區參與平臺，以社區成員代表大會、社區議事會、社區小組會議等法定平臺為主，以社區服務為中心、社區志愿者服務對等非法律平臺為輔，調動廣大社區居民廣發參與的積極性；提高社區單位社會資本，提高社區單位的社區意識，構建社區參與意識，構建社區參與機制，完善利益引導機制；提高社區非正式組織的社區資本，必須培育引導社區中介組織，組建社區非政府組織。

2.培育社區信任網絡和體系。培育社區信任網絡就是重建信任關系、重建社會協調的共識性規范、重建社區網絡。一要解決因為政府能力有限、社會價值觀的改變和社會成員對自我利益的非理性追求導致的社區居民對政府、對社區組織、對他人的信任喪失。二要解決由于城市改革和發展的不配套、不平衡導致的規范混亂和示范問題。三要解決由于原有基于單位制的社會網絡在全局性的自我利益追求中破壞和導致規范的混亂和失范問題。在一個普遍信任感較強、人們愿意信任和互惠的基礎上從事活動的社會中，交易的成本無疑會小很多，社會也就會更有效率。

3.培養社區價值觀，完善社區規范。社區規范是社會資本的重要主城部分，社區規

范是社區成員在共同價值觀和利益的基礎上形成的。信任組成網絡，為維護網絡而建立規范。因而社區規范對社區資本具有重要意義。社區規范為社區成員建立基本行為規范，進而使社區成員的行為有了一定的規則取向。首先要依法選區社區自知組織，推廣直接選舉制度；其次規范小區日常議事程序，規范小區主體活動；再次要推行社區事務公開，社區事務的決策情況、實施情況、存在問題等都要及時向社區居民公布，便于居民監督。

五、結語

政府能力有限性和社會資本的下降或喪失并不僅僅存在于城市社區，鄉村社區和城鄉邊緣社區也同樣存在。因此，實現善治和社會資本重建是整個國家一種戰略性政策。但是，從現實狀況出發，從為在社會領域的改革開放進程中徹底實現善治和社會資本重建的終極目標出發，我們必須把善治和社會資本重建的目標首先限定于城市社區建設。這基于3種理由：第一，政府能力的有限性和社會資本的破壞在城市社會表現得最為突出，其負面效應也最為強烈。選擇城市社區建設作為實現雙重目標的領域最直接的現實針對性，因而能最快地發揮目標導向的正面價值。第二，目前城市社區建設主要在大城市中開展，而大城市居民的整體素質相對較高，他們有能力理性地參與治理行動；另一方面，他們對社會資本喪失的感受較深，又具有較迫切的重建社會資本的需要。因此實現雙重目標所需要的社會動員力量在城市社區建設中能夠較好的獲得。第三，當前，城市是中國社會的權力、市場、文化的內核區域，而大城市則是核心。在大城市建立善治和新的社會資本具有示范意義。通過社會流動和信息傳遞，具有示范意義的模式會成為其他區域的學習榜樣。因此，通過城市社區建設來確立善治和社會資本重建模式，是在中國社會建立全面善治和社會資本重建新模式最關鍵的第一步。

總之，社會資本的重建，意味著一種更和諧的人際關系，意味著更好的人文環境，同時也意味著社區發展的一種更有利的條件。因此，重構社區資本，可以更好的社區發育，從而更加有利于社區的建設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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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社會資本視角下我國公共危機協同治理研究

社會資本視角下我國公共危機協同治理研究

摘要：努力實現從政府危機管理到公共危機治理的范式轉換已經成為學界的普遍共識。從社會資本角度研究公共危機治理問題，可以將公共危機治理放到整個社會關系的大背景中來，為提升我國公共危機治理績效提出新思路。本文從社會資本角度出發，分析其與公共危機協同治理之間存在的耦合關系，進而從社會資本三個重要組成部分：信任、互惠規范和社會網絡，對我國公共危機治理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并嘗試從提升政府信用、健全公共危機治理相關法律和拓展民眾參與網絡這三個方面提升我國公共危機治理績效。

關鍵詞：公共危機、協同治理、社會資本、信任、規范、社會網絡

我國目前的公共危機治理體系與有效應對社會轉型期矛盾高發、事故多發態勢的要求相 比存在很大差距。主要表現為危機治理主體單一，社會力量參與不足。我國既有的公共危機應急管理體系形成于全能政府的理念之下，僅僅存在于政府行政管理系統之中。這種一元性的危機應急反應結構強調的是政府及其相關部門對抗擊公共危機進行全面的安排，各類社會組織、經濟組織、公眾以及輿論界處于被動員、被安排的境地，從而使得公共危機的應對缺乏效率，不能在充分高效運用社會資源。如何調動各方力量，形成良好公共危機應對體系，應對社會中各種突發性危機，是當下我國公共危機治理研究的重點。在這方面，社會資本理論為我們提供了新的更為有效的研究視野和探索路徑。

一、相關概念

（一）公共危機與公共危機管理

公共危機是指對一個社會系統的基本價值、行為規則、社會秩序等產生嚴重威脅并且在時間壓力和不確定性極高的情況下，需要由以政府為核心的公共管理系統做出決策來加以解決的事情。“公共性”是公共危機的首要特征。所謂公共性，即危機指向對象是特定區域的所有公民，每個人都是危機侵害的對象。所謂公共危機管理，也稱政府危機管理，是指政府針對公共危機事件的管理，是解決政府對外交往和對內管理中處于危險和困難境地的問題。即政府在公共危機事件產生、發展過程中，為減少、消除危機的危害，根據危機管理計劃和程序而對危機直接采取的對策及管理活動。公共危機往往威脅所有公民的人身安全，容易引發社會恐慌，加劇破壞性。因此，能否處理好公共性危機，也成為考驗政府執政能力的重要指標。[1]

（二）公共危機協同治理

公共危機治理與政府危機管理不同。政府危機管理是在公共危機預防、應對和恢復過程

中，以政府為單一主體，以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為主導方式。公共危機治理是由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公民、企業等多元主體，為了更高效、科學地應對公共危機而形成的一個資源互補、權力分享、風險共擔、彼此依賴的動態自組織網絡系統，它擁有著一個扁平化、彈性化的公共危機應對網絡結構。

公共危機治理的多主體性決定了公共危機治理必然是一個協同治理的過程，關于協同治理的內涵，我國知名學者張康之教授認為，協同治理是多元治理主體的共同治理。即建立起一個由政府和社會自治型組織協同治理的體系。在這個協同治理體系中，政府以及社會自治型組織之間在自主負責、協同分擔責任的基礎上共同從事公共產品的生產和供給，形成靈活的、多元的公共利益實現途徑。協同治理的特征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其一，協同治理是建立在治理主體高度信任的基礎上的。協同與信任是互動的，信任促進協同，反過來協同又增強了信任；其二，協同治理的主體身份必須是平等自由的。其三，協同的目的是為了追求共同利益。

目前流行的治理理論強調在國家公共事業管理上建立一種通過多方參與、協調解決的方式去維護現有社會基本秩序的管理體制。隨著政治的不斷發展，社會成員參與政治過程的人越來越多，新的政治成分參與政治過程的速度也變的越來越快。這種協同的社會治理模式在根本上不是控制導向的治理，它是政府和民間、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的協同與互動，是治理主體平等前提下的共治。在未來公共事務日趨復雜化和治理方式多元化的背景下，公共危機所具有的公共性、危害性、易變性、突發性等特征要求政府轉變傳統的單一的治理模式，同不斷發展壯大的社會自治力量達成共識，通過形成靈活的、多元的公共利益實現途徑，共同構建基于協同、信任、平等和謀求公共利益的公共危機協同治理體系。[2]

（三）社會資本

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社會資本理論越來越成為學界關注的前沿和焦點問題，很多學科從不同角度對社會資本進行了研究，社會資本甚至被西方國家的決策圈看成是解決社會矛盾的新思路，即所謂的“第三條道路”。關于社會資本理論，許多學者都進行了研究，最早提出“社會資本”的概念的學者是法國著名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他把它界定為實際的或潛在的資源的集合體，那些資源是同對某些持久的網絡的占有密不可分的。真正將社會資本理論引入到政治發展研究的是美國知名學者羅伯特·帕特南，他把社會資本界定為“社會組織的特征，例如信任、規范和網絡，它們能夠通過推進協調的行動來提高社會的效率。”目前學術界認為帕特南社會資本的定義是公認的最著名和最嚴格的概念。本文將社會資本理解為社會組織的某些特征，如信任、規范和網絡，它們通過產生協同的行動從而增進社會的公共利益。[3]

二、社會資本研究與公共危機治理結合在公共危機協同治理的過程中，蘊含著豐富的社會資本，公共危機協同治理與社會資本在理念上存在契合點。社會資本的充分發育是實行公共危機協同治理的基礎。社會資本主要

是社會組織的某些特征，如信任、規范和網絡，它們通過產生協同的行動從而增進社會的公共利益。社會資本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首先是信任理念。人與人的信任可以促進人際關系，增強協同意識；個人對政府對組織的信任，可以增強對組織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提套主動參與的意識；政府和社會之間的信任，可以促進彼此之間的良性互動，增加彼此的了解，共同實現公共危機的協同治理。其次是規范。這些增進社會信任的規范之所以能夠發展，就是因為它們降低了交易成本，促進了協同。第三，參與網絡。公民參與網絡增加了人們在任何單獨交易中進行欺騙的潛在成本，培育強大的社會規范，公民參與網絡促進交往，促進了有關個人品行的信息之流通．[4]

三、社會資本視角下我國公共危機治理難題

公共危機不僅是對政府能力的挑戰，更是對全社會整體能力的綜合考驗。公共危機事件的破壞性、不確定性和社會性等特點，使公共危機管理不僅需要人員、技術、資金等硬件條件，還需要社會結構、社會心理、社會規范等軟件條件。另外，公共危機事件的發生對經濟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都造成損害，但社會資本所受的損失最小，即原有的社會結構、社會規范等依然會發揮作用，而且社會資本還可以向經濟資本和人力資本轉化。可以說，社會資本的豐富程度直接影響著公共危機治理的實現及效果。

我國公共危機事件頻發，如何處理這些危機事件給政府也想整個社會提出了挑戰，目前我國公共危機治理中存在的難題，從社會資本角度看，可以歸結為以下三點：

(一)公共危機治理中的信任缺失

公共危機是全社會要共同面對的，社會既然是大家的，危機也是所有人的，任何人都無法置身事外。在一個民主開放、人人必須建立社會責任意識的，然而，責任來源于信任，尤其是在當今的市場化氛圍中，如果社會主體間缺乏起碼的信任，那么社會責任必定是缺失的，公共危機治理也將無從談起。在一個擁有大量社會資本存量的共同體中，生活是比較順心的公民參與的網絡孕育了一般性交流的共同準則，促進了社會信任的產生，這種網絡有利于協調和交流，擴大聲譽，因而也有利于解決集體行動的困境。只有做到政府、社會和公眾問真正的信任，他們才能在公共危機治理中自覺樹立起應有的責任意識，并將其轉化為參與公共危機治理的具體行動。

然而從我國現已暴露的公共危機問題來看，我國公共危機治理中信任缺失主要表現為民眾對政府和非政府組織的不信任。公共危機具有一定的擴散性，一個公共危機處理不當很可能引發一個或幾個公共危機。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主要表現為因為這種不信任而使公共危機擴大化，甚至產生新的公共危機。近年來，由于民眾對地方政府不信任所產生的群體性事件接連不斷，防不勝防。

政府作為公共危機治理中的領導主體，公眾對政府越信任越容易形成全社會共同的價值觀念，進而凝聚全社會的力量，使公共危機得到有效應對。相反，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則容易導致社會秩序失范。公眾對政府的不信任可能是民眾對政府工作人員品德、能力等方面的不信任，或因運用公共權力中的不當行為所引起不信任，或是對制度政策本身的不信任。

這主要因為政府及工作人員觀念上對公共危機的嚴重危害認識不足，對民眾長期反映的社會問題麻木不仁，漠視民眾生命財產安全，特別是忽視了民眾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對民眾的承諾不能兌現，應急機制不健全等。

(二)公共危機治理中的規范缺失

社會規范是民眾在社會生活的過程中為了個人利益的有效實現而制定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自發演生的秩序”，是自下而上形成并演進的，沒有一個機關明確地制定、頒布、實施這些規則。因此，它不同于國家機構自上而下指令性發布的法律規則，其是公民在多次重復自由組合過程中達到的最優納什均衡。在集體內部，命令式規范是極其重要的社會資本，這類規范要求人們放棄自我利益，依集體利益行動。顯然，作為社會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規范約束和調節了社會成員的行為，在公共危機治理過程中，促進民眾在危機治理上的監督與協同，從而確保了公共危機治理目標的實現。

規范是被灌輸出來的，是由模式、社會化(包括公民教育)和懲罰來維系的。當前，我國關于公共危機治理的法律缺乏，新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主要規范了政府對突發事件的應對活動和政府責任，對民間組織和民眾的行為規范和責任規定明顯不足。例如，公共危機治理是一個需要社會力量廣泛參與的過程，其中信息公開是促使民眾廣泛參與和進行監督的重要手段，然而本法對此缺少具體規定，在實踐中難以實施。可見，現有的法律規定并不能形成公共危機治理所需的互惠規范。

(三)公共危機治理中的社會網絡缺失

公民參與網絡是公共危機治理的現實推動力。公共危機治理的主體不應簡單地局限于政府，而應當是包括政府、企業和社會在內的一個廣泛的參與群體，這是公共危機治理的現實要求。社會資本為公共危機治理格局的形成提供了公民參與的網絡，其表現為社會行動者之問的各種關系，如權威關系、信任關系、規范信息網絡、多功能的組織、社會關系網絡、社會規范、社會信任、社會凝聚力、公民參與等方面，其中蘊含了可轉移的重要資源。

良好的社會治理機構，需要各治理主體既保持相對的自主獨立性，又能夠通力合作，形成一種和諧有序、自律目治的制度化治理機制。但從現狀采看，我國社會資本的開發利用不足，公民社會的發育仍顯遲緩，社會的自主性及自我組織能力不夠強，良好的社會網絡治理結構在我國尚未形成。[6][5]

四、社會資本視角下我國公共危機治理出路分析

公共危機治理的提出，是對當前中國社會發展所面臨的風險環境的積極回應。要解決當前公共危機治理的困境，必須以和諧社會為共享愿景，增加和開發社會資本，在充分利用既有資源的前提下調動更多的資源，提高化解矛盾和危機的能力。

（一）重塑政府公信力，重構政府社會資本

如果國家不能承擔應負的公共責任，甚至治理能力減弱，必然造成整個社會的失序，成為所有社會風險爆發的導火索。因此，必須重構政府的社會資本，增強政府公信力。

重塑政府公信力，維系社會交往關系的紐帶，公眾對政府的信任是穩定社會秩序的重要

保障。一個由信任建構的社會網絡和一個有著很高信用的政府，將有效實現危機中的社會動員和資源配給。維護公共利益是政府誠信建設的客觀依據，政府能否取信于民，關鍵就在于政府是否真正促進和保障公民利益。

政府要想取信于民，首先應當做到信息共享，提高行為的透明度，威廉姆森認為，信息共享能有效緩解有限理性和制約機會主義行為。由于公共危機事件具有突發性、災害性和漣漪性的特征，基于政府、媒體和公眾三者間良性互動非常重要。所以，在公共危機治理中必須構建開放的信息傳播與認證渠道、有序的公民參與機制。這樣，可以提供給公眾充分的信息，引導他們更恰當、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危機，在此基礎之上作出更為明智的決策。

其次，政府應當增強危機應對能力，具體表現為構建“ 柔性化”組織形態，對危機事件做出靈活、迅速、及時的反應。柔性化是一個動態的概念。它在一個組織內部是指具有不斷學習創新，利用內外資源參與環境變化，對環境帶來的不穩定性不斷做出反應以及適時根據可預期變化的結果迅速調整的能力。柔性化組織是當代組織變革的新趨勢，柔性化組織所隱含的管理理念主要表現為：組織邊界網絡化、管理層級扁平化、組織結構柔性化和組織環境全球化。公共危機由于其與生俱來的突發性、不確定性及其復雜性要求政府重新整合政府組織內外部社會資本，構建起動態性、柔性化的公共危機治理系統，從而對危機事件做出靈活、迅速、及時的反應。

（二）制定和完善危機治理法律法規體系，強化規范社會資本的作用

在公共危機治理中，建立陌生人之間的信任顯得更為必要，而法治可以起到維護社會資本的作用，為社會資本構筑其發揮充分效力的最后一道防線。建立社會資本的任務總是以現存社會結構為中介的。在沒有首先注意到構成社會的制度的情況下，要引導個人相互合作或相互尊重是不可能的。因此，要充分發揮多元主體的作用，不能僅僅寄希望于危機發生后的自愿參與、臨時調配和倉促應對。應該明晰危機治理中各權力主體的責任和義務，理順它們之間的關系，只有在權責分明的基礎上才能整合各多元主體的力量，指引成員的外在行為向著互相信任、互相合作的方向靠攏，從而實現危機治理的目標。面對各種危機，最根本的戰略選擇就是建立健全危機治理的一整套機制，形成一個常規化、制度化的框架設計和實質性的制度安排，以此明確危機治理的目標，指導危機治理的行動，統一調配危機治理的資源，在此基礎上不斷增強政府以及整個社會的危機治理能力。

（三）建立暢通的危機治理社會網絡，培育協同治理的社會資本

建立、健全公共危機治理網絡，應從社會治理的主體出發，積極對各個社會主體進行培育，形成一個“小政府，大社會”的現代公民社會。

首先，培育成熟的公民社會，為公民、非政府組織有序高效地參與危機治理提供基本支撐。只有在公民精神健全、社會交往網絡發達的條件下，政府才能達到治理的要求，即在社會資本豐富的條件下，才能實現政府人員與社會公民的良性互動。

其次，積極培育民間組織，為公共危機治理提供健全的社會組織機制。社會資本的產生和更新與民間組織緊密聯系在一起。民間組織倡導互助，其發展亦有助于提高社會認同感[9][8][7]

和凝聚力，有助于信任、互惠、規范等的形成和發展，從而改善社會資本結構，減少公共危機事件的發生。積極為這些社會團體、組織參與危機救治搭建平臺或拓展渠道，這樣既有利于通過建立政府和社會組織共同所擁有資源在危機狀態下的調配機制，提高政府的危機物資的儲備水平和調動能力，也可以充分發揮這些社會組織在危機預防、危機處理和災后恢復過程中的自我救助能力，促進公眾參與政府危機管理的有序化拓展，以合作的姿態共同應對可能發生的各種危機事件。

再次，加強國際合作和引入全球治理理念，提高風險防范和危機治理能力[10]。當今之風險社會是全球性的和全人類性的，在全球化迅速發展的今天，局部的或地方性的危機也有可能擴散到全世界，從而導致全球危機的產生，各國都因全球性問題和全球性危機而形成了一個相互依存的命運共同體，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獨善其身。采用全球治理的視角來考慮，使主權國家、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跨國公司乃至企業、公民自組織和有影響的個人作為國際社會行動主體，來共同應對全球性的重大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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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社會資本與城市農民工就業排斥問題探析

社會資本與城市農民工就業排斥問題探析

摘要：本文從實證的角度，分析長沙市農民工的就業狀況。農民工就業所處的“邊緣化”位置具體表現在起點排斥，過程排斥，結果排斥三個方面。研究表明農民工社會資本擁有的多少和他們在就業中所遭受到的排斥存在很大的關系。為農民工建立順暢的城市網絡融入機制，提供完備的就業信息服務網絡，引導農民工的繼續社會化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

關鍵詞：社會排斥；農民工；社會資本

一、導言

1、研究問題的提出

城市農民工這個群體從出現之初就處于一種邊緣狀態，作為城市的一個邊緣群體，他們從事著次屬勞動力市場的工作。凡是此種勞動力市場的就業者，自然成為地位較低的收入階層，農民工在城市就業問題已經成為近年來的熱點關注問題。從社會學的視角來看，農民工就業問題實質上就是農民工的職業流動問題。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農民工在就業領域受到排斥呢？本文通過研究，闡述社會資本和農民工就業排斥的聯系，并提出相應的對策和建議供有關部門參考。

本文使用近年來社會研究中常用到的社會排斥（social exclusion）一詞，人們普遍認為“社會排斥”這個概念最早出現在法國，是由雷納爾（lenoir）1974年在其出版的一本書里首先提出了“社會性地排斥”（socially excluded）這一概念。[1]李斌博士對社會排斥的定義是：社會排斥主要是指社會弱勢群體如何在勞動力市場以及社會保障體系中受到主流社會的排擠，而日益成為孤獨，無援的群體。[2]本文主要采取這一定義來研究農民工在城市中的就業問題。

2、研究對象和方法

本研究的資料來源于2006年3月對長沙市進城農民工城市生活狀況調查。研究對象是進長沙市務工的農民，本文中的研究對象——農民工主要從事的行業集中在建筑業、服務業、零售、制造業、交通運輸業幾個領域。本研究資料收集以問卷調查為主，輔以少量的個案訪談。調查過程中采取整群抽樣方法，選取了長沙農民工較為集中的岳麓區，再從這個區中選取較2個社區，并確定了個社區的樣本數量，然后按定額抽樣的方法抽取調查者。本次調查共發放300份問卷，收回有效問卷276份，有效回收率為91.87%。本文對問卷調查資料采用SPSS11.5軟件進行定量分析。

二、城市農民工就業排斥研究

1、農民工就業起點排斥狀況及分析

農民工就業中的起點排斥在本研究中指的是用人單位在同等條件下對性別、教育程度，地域的限制，以及社會網絡關系對這一群體擇業的限制。(1).性別排斥現狀及分析

有學者認為，農村外出打工妹，是農村勞動力非農轉移和流動群體中的一部分，她們屬于弱勢中的弱勢——“雙重弱勢群體”，其就業率和就業質量低于城市男性農民工。[3]從表中可以看出女性在就業過程比男性低將近20個百分點，女性農民工在就業中處于十分弱勢的狀態。

表一

用人單位在性別方面的要求（%）

N=271 無明確要求

男 女 Total(2).教育程度排斥現狀及分析

教育作為現代人參與社會的能力基礎和發展潛力，是人們地位獲得的基礎，實現向上流動的一個資本。進城務工的農民工相對于在農村的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來說，其受教育程度較高，是農村社區中的“精英群體”，而他們在城市里從事的大多是一些對受教育程度要求不高或無明確要求的工作，多半是城里的低保障，低工資，低水平的工作。從表二中，我們可以看到，用人單位對農民工群體的教育程度有34.4%的“無明確要求”，除此之外，要求高中的占21.1%，要求初中教育程度的占36.5%，大專或大專以上與小學的比例很少，分別占6.0%和2.0%。有較高教育程度的農民工也只能在有34.4%無明確要求的用人單位工作，很難擁有實現其向上流動的機會。

表二 用人單位對教育程度的要求（%）

N=273 小學及以下

初中

高中（中專、技校、職高）

頻數 5 100 58

百分比 2.0 36.5 21.1

頻數 168 77 26 271

百分比 62.1 28.4 9.5 100.0 大專或大專以上 無明確要求 Total(3).地域排斥現狀及分析 94 273

6.0 34.4 100.0 在問卷調查中發現（見表三）：當進城農民工和當地人競爭同一工作崗位時，用人單位會在同等條件下優先考慮當地人的比例不小，即農民工群體在參與競爭就業之初就開始受到排斥，這種排斥的比例不容忽視。從表中我們看到，有30.7%的農民工對這個問題做了肯定的回答，有42.3%的農民工“不清楚”處于“模糊狀態”，只有27.0%的選擇了“不是”。

表三 同等條件下優先考慮當地人的情況（%）

N=270

是 不是 不清楚 Total(4).社會關系網絡排斥現狀及分析

農民工在尋找工作的過程中信息渠道來源主要是靠血緣、地緣關系，通過親戚、老鄉、熟人獲取工作（見表四），他們進城務工缺乏及時、有效、真實可靠的就業需求信息。由于他們與外界的聯系有限，對城市網絡資源的利用能力不高，獲取信息比較難，這也讓我們看到了傳統的社會關系網絡——“差序格局”所造成的。在這種“差序格局”中，我們“每一個網絡有個‘己’作為中心，各個網絡的中心各不相同”。而這樣的“差序格局”表達了中國社會關系網絡的特征，“社會關系是逐漸從一個一個推出去的，是私人聯系的增加。社會范圍是一根根私人聯系所構成的網絡”。[4]從問卷調查數據中顯示出來農民工在就業之初——找工作這個過程中所遇到的就是這種以個人為中心，從中心格局向外，成員關系從強關系向弱關系轉化，其所獲社會資源也就相應遞減，隱性中受到了社會關系網的排斥。

表四 農民工獲取目前工作的渠道（%）

N=271 方式 個人直接申請 親戚、朋友介紹 通過當地政府

頻數 85 88 7

百分比 31.4 32.4 2.6

頻數 83 73 114 270

百分比 30.7 27.0 42.3 100.0 老鄉介紹 職業中介所介紹

其他 Total

2、農民工就業過程排斥現狀及分析

10 17 271

23.6 3.7 6.3

100.0 農民工不僅僅在找工作之初就受到排斥，在工作過程中往往有一種被歧視的感受，這樣使得農民工群體的自我認同感很低，容易造成一個個的“落單者”。以下是對農民工群體打工期間被歧視經歷和自我認同的現狀分析。(1).被歧視的現狀及分析

從表五中我們看到只有25.4%的農民工在打工期間從來沒有被人歧視的經歷，而有22.8%的農民工在打工期間經常有被歧視的經歷。51.8%的農民工偶爾有被歧視的經歷，也就是說有74.6%的農民工在打工期間有過被歧視的經歷。這樣的數據值得我們深思，農民工在從事城市次屬勞動力市場中那些大部分是城里人不愿意干的活時，不僅沒有受到尊敬，反而受到歧視。這樣的不平等狀況是我們所不愿意看到的。如果這種被美國社會學家帕金稱之為“集體性排他”的現象不加以逐漸地消除，那么后果是不堪設想的，也背離了我們構建和諧社會的應有之意。

表五 農民工打工期間被人歧視的經歷

N=274 經常有 偶爾有 從來沒有 Total(2).就業中的自我認同現狀及分析

農民工在進入城市后往往因為城市快節奏的生活工作方式與農村中的慢節奏生活方式的差異而產生文化震驚，這種文化震驚使得其很難對自己的身份作出準確的判斷，同時也很難適應城市就業及生活環境。從表六中我們看到有12.7%的農民工對于自己是農村人還是城里人處于“不清楚”的狀態，有16.2%的人認為自己是“半個城里人”即在城市和農村的邊緣，處于模糊狀態。就業中的低認同感往往對農民工的下一次就業產生一定的影響。

頻數 62 142 70 274

百分比 22.8 51.8 25.4 100.0

表六 農民工自我認同感(%)

N=273 農村人 城里人 半個城里人 不清楚 Total

頻數 179 15 44 35 273

百分比 65.5 5.6 16.2 12.7 100.0

3、農民工就業結果排斥現狀及分析

城鄉二元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大量存在著用人單位侵害農民工基本權利的現象。其中包括勞動報酬權、休息休假權、社會保險和社會享受權等。城市居民和農民工的工資也被分為兩種截然不同的等級。本研究在調查問卷中將其具體化為兩個問題：薪水排斥現狀分析和升遷機會排斥分析。(1).薪水排斥的現狀及分析

有學者認為農民工在進城后，受到同工不同酬的排斥。這是因為農民工的雙重身份在經過一系列的市場博弈后，最終反映為：農民工的工資構成中沒有包括維持勞動者家屬生存所需的生活資料價值和子女教育費用。所以，工資并未完全反映出農民工所從事工作的整體評價。在這種情況下，一些用工單位給城市勞動者和農民工同工不同酬，絕大多數農民工的收入僅相當于正式職工的一半，甚至更少。[5]從表七中我們也看到了這樣的結果，在275個有效樣本中，有139個（占樣本總數的50.4%）農民工的工資和本單位從事同職業的當地人一樣多，有136個（49.6%）的回答是否定的。從事同樣的工作，但是卻有49.6%將近一半的農民工得到的工資和當地人不一樣，在就業結果上受到排斥，況且這還是有形的明顯的工資，我們還不清楚在其他待遇方面的差異比例有多大。這樣的局面值得我們深思。

表七 農民工同工同酬情況（%）

N=275 一樣多 不一樣 Total

頻數 139 136 275

百分比 50.4 49.6 100.0(2).升遷機會排斥的現狀及分析

從表八中，筆者發現在有效樣本中，有56.4%的農民工當和本單位工作的當地人表現一樣時，升遷機會還是一樣的，這樣的比例讓筆者感到欣慰，同時又有32.5%的認為當地人的升遷機會多一些，這個數據也不容忽視，同樣的表現下出現如此大比例的不平等值得有關部門引起重視。

表八 農民工升遷機會分析（%）

N=275

自己的升遷機會多 一樣的升遷機會 當地人升遷機會多

Total

頻數 31 155 89 275

百分比 11.1 56.4 32.5 100.0 三.社會資本與農民工就業排斥

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是從場域角度來描述社會資本的，用布迪厄自己的話說“一個場域可以被定義為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或一個構型”。社會資本是場域的原動力，場域變化的原因都發生于社會資本。因為社會資本不僅是資源，更重要的是權力。[6]從布迪厄關于場域與社會資本的關系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出，城市農民工因為缺乏可以支配的城市社會網絡場域，因此在就業中處于“邊緣化”的位置。也就是，這一群體沒有能夠擁有足夠的社會資本（資源和權力）導致支配場域權力的剝奪。

城市農民工這一群體之所以在城市社會網絡中遭到排斥主要是由于他們所擁有的社會資本相對較少造成的。筆者認為解決城市農民工在弱勢地位，必須解決他們社會資源占有貧乏的問題，具體措施表現在以下方面： 1.建立順暢的城市網絡融入機制

帕金在提出“集體性排他”時認為，集體性排他的結果是產生了一個“共同集團”，由于這個共同集團是被整體排斥的，它必然會做出比較激烈的反應，由此會激化社會矛盾。[7]從研究中可以發現，性別，受教育程度，地域等這些“集體排他性”因素的存在都成為制約農民工就業選擇，薪酬以及升遷機會的“瓶頸”。從研究中我們還可以發現農民工主要分布在建筑業、服務業、零售、制造業、交通運輸業等勞動力密集、低技術水平的行業，這樣一種狀況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城市農民工自身所背負的“身份標簽”引起的。城市居民對農民工長久以來形成了一種排斥“他群體”的偏見，將農民工排斥在城市社會資本之外，以維護“我群體”的利益。同時，農民工也將這樣一種就業排斥狀況內化，形成“客觀性社會排斥”。解決目前農民工所處的困境就需要從制度上建立順暢的有利于農民工城市社會資本增加的流動機制，通過相應的法規增加農民工在城市網絡中向上流動的機會，如徹底打破戶籍制度的限制，男女同工同酬，特別是從物質補助上向農民工傾斜，降低他們維持在城市網絡中的經濟成本，使他們逐漸融入到城市網絡中，而不是被“邊緣化”。2．提供完備的就業信息服務網絡

科爾曼指出，信息網絡是社會資本的形式之一，個人從社會網絡中獲取自己有用的信息，這種社會關系便構成社會網絡。[8]城市農民工處于相對封閉性的社會結構中，獲取就業信息和加工信息的能力都很有限，直接影響了他們獲取城市資本的可能性，導致了他們在城市就業中被排斥的局面。所以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應該幫助農民工收集、篩選就業信息，使他們從非正規就業逐步向正規就業轉變，并大力協助推薦農民工就業，建立農民工就業基本情況的動態網絡系統。格拉諾維特曾在研究中發現：個人求職過程中真正有價值的信息往往不是通過其關系親密的親戚朋友（強關系）獲得，而是通過一般朋友或熟人（弱關系）介紹的。也就是，通過弱關系增加農民工在城市中就業的意義是重大的。[9] 3．引導農民工的繼續社會化

繼續社會化是人們在基本社會化的基礎上，繼續學習群體和社會的文化，以適應社會生活，適應角色變化的過程。農民工在城市就業中所受到的排斥一定程度上是由農民工自身較低的文化素質和專業技能導致的社會資本占有的貧乏。改變農民工“先賦地位”帶來的城市就業中的不利因素，首先可以通過再教育提高農民工素質和專業技能，如相關部門無償提供提高農民技能等內容的培訓，召開農民工就業專場招聘會,促進這一群體獲得重新的“自致地位”。其次，農民工需要習得城市文化與行為規范，遵循城市網絡的游戲規則，與更多的人打交道以擴展自己的交往半徑。

參考文獻

[1] 周林剛.論社會排斥[J].社會，2004（3）：P58-60.[2] 李斌.社會排斥理論與中國城市住房改革制度[J].社會科學研究，2002（3）：P106-108.[3] 吳魯平俞曉程.城市青年農民工的弱勢特征及其后果[J].中國青年研究，2004（9）：P7-24.[4] 費孝通.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4）：P25-30.[5] 冉宏偉.農民工就業歧視分析[J].華南農業大學出版社，2004（4）：P85-89.[6] 布迪厄.實踐與反思[M].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P134-139.[7] 李強.城市農民工與中國社會分層[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8] [美]詹姆斯.科爾曼著.鄧方譯:社會理論的基礎[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0.[9] 趙延東 風笑天.社會資本、人力資本與下崗職工的再就業[J].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2000（3）：P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