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農民工問題

淺析中國農民工問題

（材料學院材料成形及控制工程張嚴東）

摘要：農民工是我國城市化進程中形成的一個特殊群體，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使農村生產力得到巨大的釋放，然而農民工的社會身份和自我認同仍是農民，工資低、拖欠現象嚴重，同時社會地位低下，社會保障嚴重缺乏，就業機會不平等。針對這些問題，提出了一些解決措施。

關鍵詞：農民工；農民工問題；原因；現狀；解決措施

一、前言

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同時又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民工是當今中國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出現新事物，是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的歷史現象。中國有1億多的外出進城打工的農民工，如果加上“離土不離鄉”在城鎮企業就業的農村勞動力，全國已有2億多的農民進入了二三產業，其中一半多進入了城市。毫無疑問，農民工問題是個戰略問題，其實質是中國農民的非農化、現代化問題。顯而易見，中國的農民工問題是個長期性問題，幾億農民走出土地，走出農村，進入工業，進入城市，并在這一壯麗的過程中完成他們自身的蛻變，絕不是三年五載之功，需要十幾年乃至幾十年的時間。所謂解決農民工問題，實際上是要在城鄉經濟社會存在巨大發展差距的條件下，在城鄉二元結構沒有完全打破的背景下，引導幫助廣大農民外出進城務工，并進而解決他們在城市居住生活所遇到的權益保障、公共服務、就業條件和環境等方面的問題。由于我國農民太多，又由于我們長期實行城鄉分治的二元經濟社會政策，這就使解決農民工問題成為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也將成為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

二、農民工問題的產生和形成的原因

目前，全國進城務工和在鄉鎮企業就業的農民工總數超過2億，這一巨大數字使得“三農”問題演化為“四農”問題。它雖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人口遷移活動，但相對于中國8億農村人口、5億農村勞動力來說，這一遷移過程僅僅是個開始，還將延續到2030年甚至更長，因此，農民工問題也將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然而，農民工為什么增加這么快？農民工問題又是怎么產生和形成的呢？

首先，改革開放政策把農民從土地上解救出來，使農民獲得了流動的自由。改革開放后，農村開始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土地承包極大的釋放了農村的生產力，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提高了勞動生產率，農民開始獲得自由、松動而開始了自由流動的可能性。

其次，客觀上來說，農民工問題的形成是由中國轉型過程中出現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失衡所導致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體制是從原來的計劃經濟體制初步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渡的，在這一過渡進程中，為了經濟的快速發展，國家重點發展工業部門，使城市經濟獲得長足的發展。而相應地，國家對農業部門的投資嚴重不足，而市場機制的形成和發展，使得農業效益不斷降低，從而不斷地將農民從效益較低的農業推向效益較高的工業，結果導致了大量的農民放棄效益較低的農業，潮水般地涌進城市打工。

最后，農民的觀念變化和政府政策的變化，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農民工問題的形成。一方面，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的青壯年把眼光投向了發展迅速的城市建設，他們走出鄉村，成為城市建設的主力軍，使勞務經濟成為他們增收的主要渠道；另一方面，政府政策對農民工進城的寬容更促使大量的農民工走進城市。同時，中國城市化進程還在不斷加快，還會有大批的農村勞動力和人口逐步向非農產業和城市轉移。

三、農民工問題的基本現狀

（一）農民工的社會身份和自我認同仍是農民，有回歸農村的可能。農民工是我國城市化進程中形成的一個特殊群體，特殊性主要表現在他們職業角色的改變并沒有使他們的社會身份發生轉變。一方面，他們的職業身份已屬于標準的產業工人，按產業工人的特性進入了城市的勞動力市場，他們的戶籍仍在農村，主要從事非農產業，有的在農閑季節外出務工、亦工亦農、流動性強，有的長期在城市就業，已成為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另一方面，他們的社會身份和自我認同則仍然屬于農民。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白南生2005年做過一項調查，追訪十年前訪問過的300位進城打工農民，其中有一個問題是：你認為自己是鄉下人還是城里人？是農民還是工人？結果，無論是建筑工人，還是外資工廠的中層管理人員，無論是牙醫，還是小老板，他們的回答都是斬釘截鐵的幾個字：我是農民，鄉下人。由此可見，他們的身份認同幾乎都是農民。他們十分重視和懷念故土，無法剪斷與土地的臍帶，不愿背井離鄉。他們生活在城市，身上貼的卻是農民的標簽；他們遠離了農村，生活在城市，卻沒有城鎮戶口，仍然被當作農民，得不到城市社會的認同。這使他們產生一種“過客”心理，認為打工只是自己人生旅途中的一個驛站，城市再美麗，那也是城市人的城市。這種“過客”心理，使大量的農民工對城市產生了疏離感，缺少歸屬感，他們搖擺于農村與城市的邊緣。在他們心中，有一種非常強烈的農村歸屬感，城市只是掙錢的地方，自己的歸宿是家鄉。

（二）農民工的工資低，工資拖欠現象嚴重。農民工的工資待遇低，工資水平長期得不到提高，他們的勞動報酬遠遠低于其勞動所創造的價值。據2006年國務院研究室發布的《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顯示：在收入方面，被調查農民工的月工資均比較低。同時，農民工的工資拖欠現象也相當普遍。工資是維持勞動力生存及再生產的條件，拖欠工資將會使勞動力無法生存和再生產。2006年《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還顯示：在被調查者中，基本能按時領取工資的達到47.78%，有時延期和經常延期的比例達到35.68%和15.68%。

（三）農民工的社會地位低下，社會歧視嚴重。農民工所從事的工作往往是市民所不愿干的最臟最苦最累而掙錢又是最少的工作，他們在城市社會中長期處于被排斥、受歧視的狀態。主要表現為：（1）身份歧視。“農民”一詞既指職業，又指身份，其實更側重于身份。從身份上說，農民工首先是農民，他們即使進了城，只要沒有城市戶口，就還是農民工，還是“二等公民”，就不能與城市居民同等享受教育、醫療、就業等方面的機會或者優惠和幫助。從職業上說，農民工其次才是勞工，農民出身決定了其文化水平的低層次，也決定了其所從事工作的性質，即體力勞動占絕大比重。（2）勞動報酬和社會保障歧視。農民工與城市工人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時的現象十分普遍，幾乎所有農民工都遭受了這樣的歧視。據有關資料顯示：“2000年，國有企業職工平均工資比農民工平均工資高32%。”不僅如此，農民工還被排斥在現行的社會保障制度涵蓋的范圍外，如果再加上國有企業職工享有的住房、醫療、養老等福利，國有企業職工收入平均比農民工高出許多。（3）就業歧視。突出表現為農民工大多從事體力要求較高的房地產建筑工，城市清潔和環境保護的操作工，綠化養護的苗木工，居民家中的鐘點工或保姆等工種。據清華大學社會學專家的調查結果表明，在城市社會分層體系全部100種職業的排位中，農民工居于第94位，而且排在最后10個位次的職業都與農民工不無關系。（4）社會交往歧視。不少城市的市民，都形成了輕視和鄙視農民工的偏見，常以高人一等和極其傲慢的態度區別、另眼看待農民工。農民工在與市民交往過程中，不但遭受言語上的嘲諷，而且多被市民認為素質低下、不講衛生，從而對農民工常常是避而遠之。此外，城市中部分群體，如下崗職工通過對農民工的歧視以顯示自己高人一等，從而獲得心理平衡感。這種歧視造成了市民與農民的不平等地位及隔閡。

（四）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嚴重缺乏。長期以來農民工被無情地拒之社會保障的大門之外，在工傷、醫療、養老、失業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與市民差別顯著。（1）從工傷保險來看，農民工的工傷保險不健全。他們缺乏基本的工傷保 險，每當遇到工傷事故時，往往是責任“自負”。而用人單位要么置之不理，要么對因工傷殘甚至喪失勞動力的農民工一次性地支付少量費用而將其解雇。根據對北京市部分城區農民工的有關調查顯示：“有91.0% 的受訪者沒有參加工傷保險。”（2）從醫療保險來看，農民工缺乏基本的醫療保險。根據對北京市部分城區農民工的有關調查顯示：“有82.5%的受訪者沒有參加城鎮社會醫療保險，”“他們生病以后有59.3%的人是仗著年輕硬挺過來，余下40.7%的人雖看了病，但用人單位為他們支付的費用不足實際看病費的1/ 12。”（3）從養老保險來看，農民工缺乏養老保險。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調查顯示：“企業為打工者辦理社會保險的比例甚低，辦了養老保險的僅占3.9%。”而且農民工即便參加養老保險，也得不到與城市職工同等的公平待遇。（4）從失業保險來看，農民工缺乏最基本的失業保險。長期以來，政府對農民工參加失業保險提出了較高的限制和要求。雖然2005年勞動保障部法制司組織編寫的農民工維權手冊指出，根據《失業保險條例》規定，城鎮企業事業單位招用的農民合同制工人應該參加失業保險，用人單位按規定為農民工繳納社會保險費，農民合同制工人本人不繳納失業保險費。但事實上用人單位很少為農民工繳納失業保險費。（5）從最低生活保障來看，農民工由于沒有城鎮戶口，不能平等地享受到城鎮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一旦失業，他們的生活會舉步維艱。

（五）農民工的就業機會不公平。農民工的就業機會不公平，主要表現為城市社會以出身或地域界限決定勞動者的就業機會，給不同出身的勞動者打上深深的歧視烙印。農民工由于身份和出生地區的原因，他們成為城里的就業者中最底層的弱勢群體。勞動條件差、勞動強度大的工作幾乎都是他們做，而工作較輕松、工作環境和條件較優越、待遇和報酬又較高的工作崗位都被市民占有，這樣就使得農民工喪失了平等的就業機會。同時，農民工的勞動條件差、環境惡化，導致了很多職業病和工傷事故。

四、解決農民工問題的具體措施

（一）變革現有的戶籍管理制度，逐步地、有條件地解決長期在城市就業和居住農民工的戶籍問題，讓農民工變身為市民，變成真正意義上的城里人。眾所周知，中國現行的城鄉“二元戶籍”政策是在建國初期特定的歷史時期實行的，建國之初，新生的人民政權剛剛誕生，為確保政權穩定，加強戶籍管理能有效地打擊不法分子的破壞。但長期以來的城鄉二元戶籍管理制度客觀上起到了城鄉分割的作用，改革現行戶籍制度勢在必行。解決農民工的戶籍問題，還是要從統籌城鄉發展全局的高度作出新的制度安排，既不能人為設置政策障礙阻礙農民變為市民，城市化是社會發展的大趨勢，只有大部分農民變為市民后，才能實現真正 意義上的國家現代化，又不能一刀切將農民全部變為市民，那會讓城市出現“貧民窟”，不利于社會的穩定。農民變身為市民應該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在政策上，可以因地制宜地出臺一系列政策，諸如“投資移民”、“購房移民”、“技術移民”等，讓一部分率先富裕起來的農民通過投資開發、購房定居、技術入股等方式變身為市民，同時，為利于農民工盤活農村現有房產，可考慮發行“房屋券”，建立“房屋銀行”，向有在城市購房意愿的農民工，對其在農村的房產進行合理評估作價，發給其相應價值的“房屋券”，實施“房屋券”制度，既盤活了農村房地產，支持了農民工在城市購房居住，也為其將來回到農村生活提供了可能和更多選擇，在當前城市房地產市場不景氣的特定環境中，有利于活躍城市房地產行業，有利于經濟復蘇。

（二）構建城鄉一體化就業體系，建立農民工工資支付保障制度，確保農民工工資按時足額支付。在當前全球經濟危機的大背景下，勞動者能否就業關系到國家安危，關系到勞動者個體的尊嚴，農民工問題實質也就是就業問題。農民為找工作而出現的民工潮，其實質就是農民為謀生而進行的一種人口遷移，因此，要有效解決農民的就業問題，政府應及時調整和出臺一系列有針對性、扶持性、鼓勵性和激勵性的政策，落實激勵措施，注重政策引導，鼓勵那些積累了一部分資金、掌握了一定的技術、學到了一定的管理方法、摸到了一定的市場渠道的農民工回鄉創辦經濟實體，實現農民工在本鄉本地自主創業，發展鄉土特色產業，以創業帶動就業，吸收當地勞動力就地就業，實行“發展一戶、致富一方”的改革初衷，達到全民的共同富裕。

（三）發展面向農村的職業教育，加大對農民工的職業技能培訓。農民工在城市務工的工資高低與其所掌握的職業技能成正比，高素質強技能的農民工能很快在城市站穩腳根，因此，按《國務院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國發[2006]5號）文件精神，完善農民工培訓補貼辦法，對參加培訓的農民工給予適當培訓費補貼，推廣實施“培訓券”等直接補貼的做法，提高農民就業能力和外出適應能力，提升農民工的綜合素質。

（四）建立農民工工資支付制度，強化用人單位與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確保農民工工資能夠按時足額領到手，做到工資發放按勞動合同約定執行。按照《最低工資規定，合理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促進農民工工資合理增長，改變農民工工資偏低、同工不同酬的狀況。

（五）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體系。完善的涵蓋全社會成員的風險保障體系是社會文明與進步的標志。我國農民工社會保障程度低，現行相應的社會保障體系滯后，農民工群體近乎游離于現有社會保障體系之外，同時，農民工從事的大多是苦、累、臟、險的工種，工作量大、強度高、環境艱苦、風險程度高，受工傷、疾病困擾的可能性非常大，極有可能導致因傷、因病而致貧甚至于返貧，因此，當前迫切需要建立農民工的工傷保險、醫療保險、大病保險、養老保險和失業保險等一系列社會保障體系，實現農民工的基本社會保障權益。

（六）保證農民工的合法權益。農民工權益問題集中表現在勞動就業、福利保障和民主參與方面。進城的農民工由于不被城市認可為該城市的成員，在城市中處于“二等公民”的位置，加之農民工自身由于主客觀原因不敢或還沒有意識到需要維護自己應有的基本權益，維權意識缺乏，其合法權益常常被侵犯。因此在農民工多的企業成立農民工協會，邀請法律方面專業人士提供法律服務和法律援助，幫助農民工維護自身合法權益。

（七）保障農民工子女平等接受義務教育。農民工進城后，其子女的教育問題成為一個難題，上學難一直困擾著農民工的心，城市高額的借讀費、贊助費讓收入本來不高的農民工望而卻步，相當一部分農民工子女被迫或主動放棄了受教育的機會，輟學現象愈演愈烈，長此下去，勢必影響全民素質的提高。教育公平是社會最基本的公平，農民工子女在接受義務教育的起跑線上就因游戲規則的不公平而出局，有失社會公平正義，教育作為一種公共產品，理應由政府提供，政府有義務出臺措施比如通過建立農民工子弟學校、設立助學金、減免費用、免費提供教科書等方式，幫助家庭經濟困難的進城務工就業農民子女就學，確保農民工子女能接受義務教育。

五、結束語

總之，農民工問題是一個牽涉到數億人口龐大群體的切身利益的重大問題，農民工為能否得到較快、較好的解決，直接關系到我國經濟社會能否持續健康快速發展和整個社會的和諧程度，從而需要引起國家的高度重視并采取有效地應對方略。只要將農民工問題置于中國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進程中加以考慮，用平等、共享的發展理念與原則來修正與完善相關的制度安排與政策措施，相信農民工問題一定會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而不斷緩解并最終得到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解決將意味著中國真正邁上了現代化的強國之路。

參考文獻

[1] 冉勇.社會轉型時期農民工問題的現狀分析[J].湖州師范學院學報2008（4）：23-26 [2] 岳彥飛.淺析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農民工問題[J].黑河學刊，2009（5）：138-140 [3] 胡杰成.中國農民工問題相關研究述評[J].社科縱橫，2010（1）：32-34 [4]鄭功成.中國農民工問題：理論判據與政策思路[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6（6）：2-11 [5] 彭正，周元香.淺議中國農民工問題及解決之道[J].農友之家，2009（2）：4-6 [6] 韓長賦.中國農民工發展趨勢與展望[J].經濟研究，2006（12）：4-12 [7] 余成躍.試析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困境與對策[J].中國發展，2013（1）：64-68 [8] 張時玲.農民工融入城市社會的制約因素與路徑分析[J].特區經濟，2006（6）：136-137 [9] 杜奮根，段艷豐.構建農民社會保障制度的路徑選擇[J].特區經濟，2006（3）：152-154 [10] 簡新華，黃錕.中國農民工最新情況調查報告[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7（6）：1-6 [11] 馬桂萍，孫大志.農民工問題溯源及其解決的基本思路[J].遼寧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2）：15-17 [12] 鄧峰.農民工問題探析[J].前沿，2011（13），131-133

第二篇：農民工問題

農民工，主要是指戶籍仍在農村，進城務工和在當地或異地從事非農產業的勞動者。農民工是我國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中產生的獨特社會現象。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隨著農村改革的深入，極大地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農業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越來越多的農民從土地上轉移出來。同時，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大量外資企業陸續興辦，鄉鎮企業和私營企業迅速發展，創造了大量非農就業機會，帶動了一批又一批的農民進城務工。

目前，全國農民工總數超過2億，其中進城務工的農民工達1.2億左右。農民工對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他們為農村增加了收入，為城市創造了財富，為城鄉發展注入了活力，促進了市場導向、自主擇業、競爭就業機制的形成，闖出了一條城鄉融合發展、解決“三農”問題的新路。事實說明，農民工是一支不可缺少的新型勞動大軍。但另一方面，農民工數量巨大，無論是從農民工自身的文化素質、技能水平、生活條件而言，還是從政府及社會的引導、管理、服務而言，都存在著一些需要解決的問題。

對于農民工問題，黨和國家一向高度重視，制定了一系列保障農民工權益和改善農民工就業環境的政策措施，各地區各部門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積極的成效。但從現實情況看，農民工面臨的問題仍然十分突出。

農民工問題產生的四個深層次原因

1.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是產生農民工問題的體制性根源。

2.相關法律不健全，法制不完善。

3.政府管理和職能轉變不到位。

4.企業社會責任弱化，農民工自身素質偏低。

一是農民工的工資長期偏低而且拖欠現象相當普遍。長期以來，有些地區農民工工資幾乎就沒變過，即使有增加，幅度也很小，趕不上物價的上漲。近年來，盡管各地清欠農民工工資的力度在不斷加大，但拖欠事件依然屢有發生。據有關部門統計，目前，全國農民工工資拖欠仍達到1000億元，其中建筑企業拖欠工資的比例為72.2%，僅有6%的農民工能按月領取工資。部分地區和行業出現“民工荒”的直接起因，就是企業開出的薪酬過低。

二是工作條件差，技術培訓少，職業病和工傷事故多，缺乏社會保障。農民工在城市所從事的大多為臟、累、苦、差的職業，工作環境狀況堪憂。據統計，我國農民工群體中沒有接受過技術培訓的占76.4%，再加上勞動時間長、安全條件差，導致農民工傷病較多。目前農民工養老、失業、醫療、工傷、女職工生育保險的參保率，分別為33.7%、10.3%、21.6%、31.8%和5.5%；而農民工的企業補充保險、職工互助合作保險、商業保險的參保率更低，分別為2.9%、3.1%和5.6%。農民工一旦出事，很難得到應有的補償，生活往往陷入困境。

三是子女上學、生活居住、文化需求等方面存在諸多困難。長期以來，農民工子女在城市入學的問題一直未得到很好的解決。城市公辦中小學一般不接受農民工子女上學，而一些適合普通農民工子女上學、收費低廉的民辦簡易學校，在一些地方卻得不到承認，有的被強行關閉。農民工由于收入微薄，所以居住條件比較差，通常是多人擠在一間小小的出租屋里，衛生、安全等方面均存在著隱患。由于長期遠離家鄉，業余生活貧乏，缺乏認同感和歸屬感，他們的精神文化需求還遠遠得不到滿足。

此外，大多數農民工文化程度不高，缺乏系統的就業培訓。他們的維權意識、自我保護意識也亟待提高，在自己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還不懂得通過合法手段來保護自己。

怎樣認識解決好農民工問題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農民工已成為經濟建設中的生力軍。他們廣泛分布在國民經濟的各個行業，其中在加工制造業中占從業人員的68%，在建筑業、采掘業中占到近80%，在環衛、家政、餐飲等服務業中占到50%以上。人們很難想象，如果農民工一旦消失，我們的經濟該如何發展，我們的城市該怎么運轉。農民工在我國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建設中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

因此，在當前我國社會正處于矛盾多發期之時，關心和保護農民工，進一步解決好農民工問題，化解可能引發的社會矛盾和糾紛，對于促進改革發展穩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解決農民工問題，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迫切需要。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以人為本，統籌城鄉發展，必須實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方針，建立健全統籌城鄉發展的體制和制度，促進工農、城鄉協調發展，使城鄉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逐步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而要從根本上改變城鄉二元結構，就必須充分調動農民工群體的積極性，實行維護農民工權益的政策措施。做好農民工工作，有利于解決“三農”問題，協調工農關系，實現城鄉共同繁榮發展。

解決農民工問題，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全體社會成員都享有平等權利，共享改革發展成果。這必然要求解決好農民工在勞動工資、就業環境、公共服務等方面存在的問題，切實保障農民工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權益，為農民工創造一個公平、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環境。做好農民工工作，有利于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形成充滿活力、和諧安定的社會局面。

解決農民工問題，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項戰略任務。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是世界各國工業化、城鎮化的必然趨勢。農民工隊伍的出現和壯大，是我國特色的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的正確抉擇和有效途徑。大量農民工在城鄉之間流動就業的現象，必將是長期的。我們必須順應工業化、城鎮化的客觀規律，并從我國國情出發，正確引導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有序轉移。能否解決好農民工問題，直接關系到我國現代化進程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宏偉目標的實現。

解決好農民工問題從何處入手？

2006年新春伊始，國務院頒布了《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這是我國第一個全面研究解決農民工問題的重要指導性文件，也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統籌城鄉發展的一項重大舉措。

《國務院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的主要內容

做好農民工工作的基本原則：公平對待、一視同仁，強化服務、完善管理，統籌規劃、合理引導，因地制宜、分類指導，立足當前、著眼長遠。

做好農民工工作的主要任務：1.抓緊解決農民工工資偏低和拖欠問題；2.依法規范農民工勞動管理；3.搞好農民工就業服務和培訓；4.積極穩妥地解決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5.切實為農民工提供相關公共服務；6.健全維護農民工權益的保障機制；7.促進農村勞動力就地就近轉移就業。

文件頒布后，在廣大農民工中引起熱烈反響，也受到整個社會的普遍關注。人們相信，這個《意見》的實行，必將會給兩億多農民工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

解決好農民工問題，必須認真落實《意見》精神，按照《意見》的部署，政府、企業、社會各方面都各司其職、各負其責，履行好相應的管理、引導、服務的職責，形成推動解決農民工問題的合力。

首先，要抓緊解決當前農民工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問題。徹底清理和取消對農民工的一切就業管理限制、收費和歧視性政策，使他們和城市職工享有同等的權利和義務。切實解決農民工工資偏低和拖欠問題，抓緊建立工資支付監控制度和工資保證金制度，嚴格執行最低工資制度。嚴格執行勞動合同制度，建立權責明確的勞動關系。加大監管力度，依法規范農民工勞動安全衛生管理。健全維護農民工權益的保障機制，積極穩妥地解決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著力解決工傷保險和大病醫療保障問題，逐步解決養老保障問題。

農民工遠離家鄉，置身于陌生的環境，需要得到各方面的扶持和照顧。輸入地政府要切實轉變職能，把農民工納入公共服務體系，多為農民工排憂解難，統籌解決他們在就業培訓、子女入學、公共衛生、居住場所、文化生活等方面存在的問題。要根據市場需求，大力推進“陽光工程”和“春風行動”，搞好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和免費就業服務。切實解決農民工子女入學問題，以輸入地政府為主，以全日制公辦中小學為主，把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納入當地教育發展規劃，列入經費預算，實行同等待遇。

什么是“春風行動”？

從2005年開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確定每年春節后在全國組織開展為農民工送崗位、送政策、送服務、送信息的“春風行動”。

“春風行動”的主要內容，就是利用春節后農村勞動者進城求職務工高峰的關鍵時期，廣泛開展有關農民進城求職務工方面的政策宣傳，并通過組織大型招聘會等多種方式，集中各方面的力量為大批進城求職務工人員提供就業服務。

同時，堅持“兩條腿走路”，把異地轉移與就地轉移相結合，引導農村勞動力合理有序流動。既積極引導農民進城務工，又大力發展鄉鎮企業和縣域經濟，擴大農村勞動力在當地轉移就業。要引導相關產業向中西部轉移，增加農民在當地的就業機會。大力開展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促進農民就業和增收。積極穩妥地發展小城鎮，提高產業集聚和人口吸納能力。堅持農村基本經營制度，依法保護農民工土地承包權益，使他們進退有路。

另一方面，要堅持當前和長遠相結合，積極推進體制改革和制度創新，逐步解決長期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所帶來的深層次問題。比如，通過推進戶籍管理制度改革，適當放寬農民工在城市落戶條件，積極穩妥地解決符合條件的農民工戶籍問題。

農民工到底姓“農”還是姓“工”？

農民工，顧名思義，是“農民”和“工人”的結合。那么，農民工究竟該姓“農”還是姓“工”呢？

可以說，這是農民工最關心的一個問題。回答這一問題，必須從農民工隊伍自身的發展變化中去尋找。

20多年來，農民工隊伍本身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除了一部分亦工亦農的季節工外，絕大多數進城就業的農民工與土地之間已沒有勞動和收入上的關系。他們長期在城市就業，取得工資收入，廣泛分布在國民經濟各個行業，并在很多行業已占從業人員的半數以上。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2004年的調查，農民工已占企業員工總數的近60%。

2003年9月召開的中國工會十四大提出，“農民工已經成為我國工人階級的新成員和重要組成部分”，農民工加入工會被首次寫入這次大會的報告。2004年初的中央1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第一次明確認定“進城就業的農民工已經成為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作出這樣的論斷，有著充分的實踐依據和重大的現實意義。

農民工的數量，已超過了傳統上由城鎮居民構成的產業工人，使中國產業工人隊伍結構發生重大變化。把長期在城市就業的農民工確認為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極大地壯大了工人階級隊伍，有助于增強黨的階級基礎，擴大黨的群眾基礎，提高黨對新生社會階層的凝聚力。同時，它有助于提高農民工的政治地位，消除對農民工的社會偏見和歧視，維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推動農民工問題的最終解決，進而打破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促進社會的穩定與和諧。

農民工，這一活躍在城鎮和鄉村中最積極、最能干、最可敬的新生力量，他們在創造社會財富的同時也在塑造自己。隨著《意見》中各項政策措施逐一落到實處，一定能夠進一步激發廣大農民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從而有力地推動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整個現代化事業的進程。

第三篇：農民工問題

農民工問題淺談

內容摘要：在農民工逐漸成為產業工人的主體，由于城鄉二元結構他們只能行走于城市邊緣，不僅要忍受身體的痛，還要遭受各種歧視。這些人奉獻了自己，不僅在流汗流淚，還在流血，作為弱勢群體，他們更需要政府的幫助。

關鍵字：農民工、產業工人、政策、法律、社會保障

繁華的都市大街上，總是奔波著這樣一群人，他們沒有華麗的外表，也沒有飽讀詩書的氣質，有的是勤勞、樸實和執著，他們不遠萬里的奔波，為的是尋找與其祖輩不同的生活模式，這就是我們的農民工兄弟。有關部門統計，截止2005年底，我們國家大約有1.4億的農民離開家鄉，其中有1億在城市打工，他們逐漸取代城里的居民稱為產業工人的主力軍。他們不僅肩負家鄉的那份責任，更要應對城市給的種種待遇，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他們自己知道。

一、農民工進城的原因

從現實來看，城市人對外來人總存在偏見和歧視，尤其是對農民工。他們總是被冠以沒文化、缺乏技術，對法律和衛生沒概念的土包子。盡管如此，農村的勞動者仍是源源不斷的涌向城市，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農村改革后，我國的糧食產量一直存在“過剩”的問題，而糧食在國際市場上根本不具備競爭力，農民的種田收益小，價值我國人地矛盾，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只能大批的向城市流動。第二，戶籍制度的放松了對農民進城的限制。第三，隨著時代的發展，新一代的濃墨你接收到的信息多了起來，無論是視覺還是思維都不同于他們的祖輩，他們的價值觀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即使苦點累點，也不愿再過面朝黃土被長天的乏味生活了。

外出務工和在家苦干收入的巨大差距及人多地少矛盾等產生的壓力導致農民外出的推力和外城市對于勞動力的需求之間的相互作用力就形成了農民涌向城里的主要原因。

二、農民工的現狀 據最新的數據顯示，現今在我國超過三分之一的農村勞動力已經轉移到非農產業，僅在跨地區流動的農民就超過1億，在第二產業就業的勞動力占了約57.6%，還有像餐飲、批發零售業等服務行業占52.6%，加工制造業占68.2%，建筑行業占79.8%。2004年的黨中央國務院的一號文件也明確指出，進城農民工已經成為我國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億多的農民工撐起了城市經濟發展的半邊天我們不能不去關注他們，也不能不去關心他們，更不能不去尊重他們。

（一）農民工的重要性

在城市，我們隨處可見農民工的身影，修鞋、修車、擦車、收廢品等位居民服務的營生；把大堆果皮紙屑、殘渣剩飯推出城門；還有再建的高樓，拓展的馬路，無一不混合著他們的汗水。無法想象，城市沒有農民工的日子。為此，2004年湖南株洲曾做過一項重大的舉措：所有的清潔工休息三天!其結果在一天之后，所有的居民都受不了了，他們已被垃圾包圍，到處都有腐爛的臭味，整個城市狼藉不堪??還有一組數據證明農民工的汗馬功勞：有專家預測，改革開放三十年來，農民工對于GDP的貢獻高達21%！還有，據一位政協委員計算：一個農民工一年給城市創造的價值約在25000元左右，他們拿走的充其量不過是8000元剩余的都留給了城市。按1.4億的農民工來計算，他們每年為我們國家創造的純利潤就是2.38萬元。除此之外，還有許多經濟專家也都認為，農民工進城就業，不僅彌補城市勞動力構成不足，有效的控制了勞動成本的上升速度，發揮了我們人口大國的優勢，同時還為企業的競爭力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同時他們更肩負著城鄉間的信息交流的任務，帶動鄉村的發展，他們是我國整體經濟發展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推力。

（二）農民工的苦和淚

這些人勤勤懇懇，干的活是最臟、最累、最苦的，享受的報酬是最低的，但為城市做出的貢獻卻是舉足輕重的，然而他們的處境卻是只能行走在城市的邊緣。每年年底，他們都會帶著家人的期盼，穿過擁擠的火車站、汽車站，從城市流回家鄉，第二年春節后，又像一只只候鳥，飛出溫馨的家，飛向陌生的城市，一遷一徙中，他們不僅改變了城市的面貌，也逐漸改變了農村，改變了自身的經濟狀況。

城市的生活很精彩，而打工卻很無奈。他們住的是低矮、破舊、潮濕、擁擠的房子，吃的是廉價的飯菜，不但要干城里人不愿干的粗活、臟活、累活外，還得時刻忍受別人給的白眼與歧視，甚至是黑心老板給的近乎苛刻的盤剝。也許對于他們來說還不是最壞的，當在沒有工作的時候，他們有的只能靠拾爛菜葉填飽肚子，所以，他們最害怕的不是苦和累，而是找不找工作。黨的十六大明確指出：“農村富余勞動力像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是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必然趨勢。”轉移的成敗主要看的是社會各界的支持。農民在轉移的過程中需要的首要條件就是一個公平的就業環境，城市不能實行所謂的保護主義，限制農民工從是某些行業，這樣有失公平。即就是在找到工作后，農民依舊是有苦難言。在工廠業主為追求利潤的最大化的目標下，總想盡一切辦法來剝削農民工，超負荷的工作時間，讓員工筋疲力盡，少得可憐的加班費，甚至還有不少的工地以代金券的方式強迫農民工將辛勤的來的血汗錢用于爛菜、舊米、臭肉混合的飯菜上，而他們卻昧著良心數錢，這些人可謂喪盡天良。

農民離開家鄉，輾轉城鄉間，卻從未被看做是一個平等的群體融入城市社區，他們做與城市的新移民，卻處于城市的邊緣、底層。在這里，他們普遍還得不到公正、公平、合理的對待。與城市居民相比較無論是從公民的基本權利還是就業、生活水平及社會保障方面都有一定的差距，他們只能是城市的二等居民。“農民工”這個詞在中國城鄉二元結構格局下一賦予了不一樣的含義，在許多方面都有偏見與不平等，如：同工不同酬、限制就業、子女入學、社會保障等。

或許是農民工狹小的空間舒服了農民的品性，讓他們淳樸、善良、相信天下無賊；或許是政策的高深，讓他們望而卻步，由于對社會的信任，一些不法分子也加入了侵害農民的行列，想方設法的騙取他們的血汗錢、活命錢，甚至有時會讓他們付出血的代價，那些“黑中介”的存在，不乏經營商的虛假廣告讓他們陷入惡性循環中，這筆責任究竟概算到哪？

（三）受傷的為什么總是他們

2006年9月12日，朝陽區百子灣蘋果社區北部，一工地因民工之間“搶活兒”發生打架事件，6名民工頭部不同程度受傷

2007年02月03日，罐頭廠女工工作18通宵收入450元 不堪壓力跳樓 中國經營報 2008年3月19日，南京一建筑工地發生磚墻倒塌事故，三名農民工不幸被埋

2010年7月22日，湖北省恩施州農民工張世秀在張石高速一隧道施工時從高處意外墜落，摔成“頸椎骨折伴高位截癱”。

2010年8月9日涵江區鋸木場工人黃亞國在工作期間雙腳意外受傷事件 ??

夠了，找這些鏡頭并非我們的目的，而是借它來向大家說明：農民工在成立不僅流汗、流淚、而且還在流血，甚至是生命。有科學家指出，安全事故的頻發，關鍵是有關部門漠視規章的存在，還有私營企業的老板的片面追求高利潤忽視安全生產，致使事故發生。據不完全統計，非公有制企業中安全事故發生和死亡人數約占整個企業的80%。據2005年1月2日《中國青年報》發表的文章中引用“工商律師”周立太的一組數據：1998年，僅深圳寶安、龍崗倆個區，就發生工傷事件1.5萬多起。這數目麗人毛骨悚然，試想一下，一家的主心骨因打工落下終生的殘疾，那么本來就艱難的生活該怎樣過下去？

在中國，煤窯是許多人的印鈔機，同時也是一些人的最終歸屬地。2004年中國這個年產百萬噸的大國，死亡率是3.96%，而美國是0.39%，只有我國的百分之一，另外印度的是0.42%，俄羅斯是0.34%，南非是0.13%，中等發達國家的也有0.4%。我國的科技水平并不是太差，經濟實力也沒那么弱，為什么礦難死亡率就那么高呢？

去了這些顯性的事故外，因工作環境較差，污染嚴重、粉塵含量嚴重超標以及其他有害氣體的吸入致使許多農民工患了職業病。《職業病防治法》明確規定：保護勞動者職業健康使用人單位的責任。用人單位應當為勞動者提供符合國家職業衛生標準的工作環境、條件，并采取措施保護勞動者。但企業在這方面的保障性工作的缺失及相關部門的監督不到位，引發了許多危害農民工生命健康安全的事故發生。

（四）還農民工的“干糧”

農民工在外辛勤勞作，無非是想改變自身的經濟狀況，他們的要求并不高，為什么連應得的報酬都拿不到，還要艱辛的討薪。據全國總工會的統計，全國進城務工的農民工被拖欠工資曾高達1000億，究其原因就是農民工在城里沒組織、沒地位、沒話語權。隨著2003年，共和國總理為農婦討薪，全國掀起了討薪熱潮，各地紛紛出臺政策、法令。我們相信一個好的制度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牽制惡人，但并不意味這好的制度會自動起作用，就在這要多的法令政策下，農民工仍然為討薪跳樓、因討薪遭打的事在不斷發生。這很好的向我們說明好的制度也要有與其配套的執行力度，否則只能是空談。其實，討薪只是萬般無奈的舉措，對于解決農民工工資問題，因從源頭上杜絕。那建筑業來說：許多建筑工程盲目立項、擅自擴大規模，在資金有相當大的缺口下就開始施工，致使開發商欠施工隊的錢，施工隊欠材料錢和農民工的錢，這就形成了債務連。倘若政府部門嚴加審核項目，及時進行跟進監督，那么虛假出資、抽逃注冊資金的施工隊就不能混跡與市場，更別說是爛尾工程了。

三、政府—農民工的“護衛隊” 農民工逐漸成為產業工人的主力軍，為城市的繁榮做出了重大貢獻，然而他們的合法權益正遭受到侵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也是負責人的政府，怎會坐視不管呢。

其實，早在2002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溫家寶在中共中央農村經濟工作會議上做出了解決農民工進城問題的16字方針：公平對待、合理引導、完善管理、搞好服務。2003年，中央政府針對：取消對農民工的歧視性政策及不合理的收費等，解決農民工工資問題，保障農民工權益，解決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權利問題，對農民工進行職業培訓六個方面的內容連發國辦1號文件、國辦78號文件、國辦79號文件。2004年，中央政府發文要求改善農民工進城務工的就業環境。2005年，國務院再次發出進一步完善農民工進城務工的就業環境的條件。同時各地積極開展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的活動。在法律制度方面，則有《勞動法》保障工人加班每月不得超過36小時。《職業病防治法》明確規定：保護勞動者職業健康使用人單位的責任。國務院發出的《關于進一步加強安全生產工作的決定》要求各級政府加強產業政策的引導，完善產業政策，保證企業安全生產等。在社會保障方面，政府也積極探索，2004年1月1日起實施的《工商管理條例》從根本上保障了農民工受到工傷事故時能夠得到及時的救治和救助。2004年6月，勞動部和社會保障部正式出臺《關于推進混合所有制企業和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從業人員參加醫療保險的意見》明確要求各地勞動保障部們把與用人單位有關的農村進城務工人員納入到醫療保險的范圍內，對于農民工技術水平低，有農業部、勞動保障部、教育部、科技部、建設部、財政部六大部委聯合頒布《2003—2010年全國農民工培訓規劃》使其在轉移過程中能夠掌握一定的技能??綜上所述，政府對解決農民工問題下了很大的決心，但農民工的合法權益還在不斷受到侵犯，那么我們政府及社會各界就不得不反思一下。

四、相關的建議

我之前說過，我們國家對于農民工問題的政策很多，也很好，只是還沒完全達到預期的目標，這就需要我們進行調試、改進，從而更好的實現為人民服務，通過找資料，就這個問題，我提一點自己的建議

第一，政策內部的協調問題。2005年6月6日新華社記者趙東輝報道的一位農民工李忠工傷后6年的維權經歷，我們不難想象這其中的成本之大、過程之艱難。如果政策夠合理，形式夠簡潔，我想農民工還有什么事值得6年去反復商討的呢。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是否可以借鑒一下德國的做法，從中央到地方建立獨立的勞動法院，專門處理各類勞動爭議案，不要再通過仲裁機構的反復仲裁，正要會加大時間成本。第二，政府在執行過程中的能力有限，無法顧及的方面有很多，在農民工討薪這我比較欣賞香港的做法，建立一個勞工所，由政府給農民工發放工資，再由政府向工廠催債，那么還會有誰敢拖欠這部分資金呢？

第三，政府部門要加大監督力度。權利是去監督會導致腐敗，那么以單純的良心道德來要求企業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時顧及農民工顯然有很大的難度，因此，政府就要負起這部分的責任。第四，有種游戲規則為“當運動員的裁判”，你不覺得荒唐嗎，為了防止某些政府人員和企業、工廠主們站在同一條線上，我們就要加大對政府部門的貪污腐敗的打擊，各界應做好監督工作

第五，做好信息的宣傳工作，一方面不給“黑中介”可乘之機，同時也消除企業的欺騙新廣告，還能給農民工正確的務工引導，真是一舉多得。

農民工作為我國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為國民經濟的發展做出了大貢獻，因此，我們必須正確看待農民工問題，善待農民工，切實維護農民工的合法權利，共同構建我們的和諧社會。

參考文獻：

黃平《尋求生存》.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黃平、彭柯.《當今中國農村勞動者流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中國青年報，2005.1.2 呂新雨《“民工潮”的問題意識》.2003 蔡建文《中國農民工生存紀實》.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 呂新生.河北工人報.2010.10.28

第四篇：農民工問題（本站推薦）

本次調查了解農民工在城市的工作、收入狀況，生活狀態以及農民工在城市環境中的主觀感受，為進一步分析農民工對于城市的心態提供了依據，并在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一些針對農民工城市化問題的建議。

13億人口，9億農民，從國家統計局了解到，2009全國農民工總量為2.3憶人，比上年增加1.9%。從農村進入城市打工的農民已經構成了我國流動人口的主體。我們對農民工問題的討論經歷了由20世紀90年代初的如何制止農民工進城，到90后代末的如何管理服務這一過程，其實，從文化與社會的視角研究農民工也是具有重要意義的。農民工進城不僅僅是農村人口在空間上移居城市，更是指個人從農村人向城市人的轉變過程，它涉及到農民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和社會心理等方面的轉變過程。研究進城農民工的適應問題，不僅是民工潮研究中的一個核心問題，也對我國的城市化建設具有現實意義。

城市中的農民工以男性勞動適齡人口為主，大部分已婚。由于外出打工者在注入城市多為從事建筑安裝運輸、企事業單位雇用、經商服務、農副產品加工、收舊拾荒以及城市人不愿從事的苦、臟、累等職業，這需要有較好的身體和較強的體力。因此，城市農民工以青壯年為主，年齡集中在22~40歲之間。值得提出的是，全國經過近幾年來的發展，農民工群體雖然沒有改變以男性為主的性別結構，但是女性所占比重呈不斷上升趨勢。

一、工作及收入狀況

正在創立就業途徑，但組織化就業渠道仍嚴重缺乏。我們調查發現，進入城市的流動人口在就業途徑的選擇方面表現為嚴重缺乏就業信息，大多為親友介紹，依靠中介機構的就業情況不容樂觀。上圖顯示的就是流動人口獲取就業信息的渠道及實際上務就業渠道發揮作用的對比。

（1）得到收入的代價

工作時間隨意延長的克扣拖欠工資現象嚴重。任何一個勞動者都有按照勞動的質量和數量獲取報酬的權利。然而，在上面的分析中我們提到，農民工的工作時間遠遠超出了正常工作時間，而農民工的勞動報酬權卻屢屢受到用人單位的侵害。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同工不同酬，農民工雖然從事著與城市人同樣的工作，卻得不到相同的報酬；二是加班不給加班費或者少給加班費，農民工自身對于領取加班費的意識也往往比較薄弱；三是拖欠甚至拒付工資，由于用人單位屢屢拖欠工人工資，許多農民工往往一年忙到頭都拿不到應得的報酬。

（2）缺乏完善的勞動保障

我國目前勞動力，特別是農村勞動力嚴重過剩，這就造成一方面，對于大量農民工來說，為了能夠迅速獲得工作崗位，他們往往將勞動力價格壓得很低，同時對雇主的條件幾乎全部答應，這為他們將來勞動權力被侵犯埋下了禍根，另一方面，針對農民工的相關政策法規缺乏、貫徹落實難度較大，很多雇主利用農民工就業的迫切心理和他們對相關法律法規缺乏了解的狀況，采用犧牲雇工多種保障為自己謀取暴利。

二、來自城市人口的偏見和歧視

隨著大批農村剩余勞動力涌入城市，使得城鄉居民有了更多互動機會，一方面促進了城市的繁榮，但也使得使得城市原有的基礎設施日益捉襟見肘，沖擊了城市原有的社會秩序和生活格局。同時，城市的犯罪率也大大提高，使得城市居民的不安全感大大加強。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城市原有居民對農民工流露出明顯的偏見和歧視。農民工在城市中的社交范圍本來水比較狹窄，他們職業的局限性使其了解城市的窗口也主要局限在幾個固定的層面上，這樣農民工就更加容易對城市居民群體產生逆反心理，進而對城市居民產生了仇恨感和疏離感。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大批國有企業職工下崗，兩大群體的競爭日益激烈，很多城市居民認為農民工搶走了他們的飯碗，很多城市更人為地在就業等方面給流動人口以歧視和區別對待。而農民工則多數認為，他們從事的都是最苦最累掙錢又最少的城市人都不愿意 干的活兒，根本不可能搶走他們的飯碗。

三、針對以上問題的對策

引導企業對農民工進行就業培訓，引導農民工認識到自身能力提升與自身教育投資的重要性，培養他們的消費觀念和投資意識，使其真正切斷與土地千絲萬縷的依附關系，脫離小農意識，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化工人。

城市發展和規劃要有超前意識，應當充分考慮到在多大程度上吸納城市中現有和將來的農民工群體，這種超前意識不僅可以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目前城市的不安定因素。進一步提高城市原有居民素質，宣傳公民意識和平等觀念，減少本地居民對外來人口的偏見和歧視；同時進一步加強對于農民工的管理，理性分析外來人口對城市的沖擊，幫助城市居民和外來人口建立互動和互重。引導外來人口對于城市的歸屬感，讓他們意識到自己也是城市的主人，積極履行自己的義務，并必得正當維護自己應有的權利。

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

首先應建立農民工的工資保障制度。農民工進城的首要目的是要增加收入，這比給他們提供社會保障來的更加直接和實在。現在的問題是農民工應該得到的勞動報酬卻無法得到，再讓他們參加社會保障、繳納各種社會保險費就顯得勉為其難了。如果要在當前的形勢下保障農民工的切身利益，那么保障農民工能夠如期得到他們應得的工資是最現實的。因此，必須堅決貫徹、嚴格執行《勞動法》，對惡意拖欠農民工工資的單位和個人要下大力氣整治。

然而從長期來看，最終的解決辦法還是要建立城鄉一體的社會保障體系，這是解決農村和鎮社會保障差別的根本途徑。如果做到了社會保障體系的統一，所謂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就不在是問題了。

一個人在饑餓的時候，與其給予其熟魚，不如給予其魚竿，“釣勝于魚”。農民工在城市中從事著高危險、高強度、高成本、低保障的工作，承受著種種不平等待遇。在這種情況下，農民工與城市的紐帶其實也就是經濟上的，而沒有心理上的歸屬感。然而，農民工能否適應并融入城市，則更多的取決于其對于城市的心理感知。故而想要解決農民工城市化的問題，則首先要完善農民工在城市中工作、生活的保障體系，在此基礎上，農民工所需要的，其實就是一根“魚竿”，只有當農民工掌握技能，可以自食其力，基經濟、社會地位得以體現，他們在城市生活在能真切地感受到成就感、歸屬感，這一社會特殊階層才能真正接受城市，融入到城市生活的主流。

第五篇：農民工問題

民工潮自上世紀90年代興起以來，社會學家們一直把農民工群體視為一個水池，不斷有水從池外（農村）流向池內（城市），同時也有水從池內流回池外。目前，站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角度看，進城農民是否應該大部分留在城市？留下來之后，如何解決他們的社會保障？

新一代農民工進城：“不打算回去了”

“一個農村青年來到城市，他首先需要工作，需要一個職業規劃，這個規劃可以是打工、積累經驗，跳槽、培訓、晉升或者改行以及深造等等。同時，他還要生活，因而還需要一個人生規劃，諸如談戀愛、結婚，租房、買房，撫養子女，治病養老等等。但以前的城市發展戰略和社會政策制定恰恰忽略了后者，只強調發揮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把農民工40歲之前年富力強的時段使用完后，交回農村了事。實際上這是對農民工積累技術經驗的浪費。而農民工自己卻不會忽略人生規劃，他們同樣有自己的夢想。”國務院研究中心農村經濟部研究員陳劍波對《中國經濟周刊》表達了他對農民工留在城市的看法。

而他的這種看法，也正代表了目前城市農民工的生存現狀。

4月2日傍晚，北京南三環洋橋附近一個簡陋的“話吧”里，四川農民秦士貴和兒子正在給家里打電話。

大約15分鐘后，這兩個人才打完電話走出“話吧”。

無論形象還是氣質，老秦和他兒子小秦正好是老一代農民工與新生代打工族的真實寫照。這一點，從爺倆的衣著打扮上，便可輕易區分：老秦頭發蓬亂，衣著簡樸，一臉的滄桑；小秦的穿著則和城里年輕人沒什么兩樣。

老秦43歲，2000年來京，在洋橋附近的一個水果攤賣水果。小秦19歲，初中沒畢業就輟學在家，先是跟舅舅在家鄉的縣城學修車，后來嫌活兒累，就一直在家閑著。

今年春節一過，早已在家憋壞了的小秦跑來北京，在工地做了3天小工就死活不干了。他通過報紙上的招聘信息，應聘大興區的一家私營服裝廠做了一名勤雜工。

“孩子有了稍微體面點兒的工作了，我替他高興，打電話就是想和他媽商量一下，準備給孩子買部手機。”提起買手機，旁邊的小秦嘿嘿地笑著，一臉的興奮和喜悅。老秦說在城里掙錢不容易，平時舍不得花，但為了兒子，這錢花得值。“不能讓孩子委屈，再說，有個啥子事情也好聯系。”

老秦白天賣水果，晚上就在附近小區地下室存車處的空地上打地鋪。他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和前幾年比，現在賺錢多了，開銷也大了。趕上周末，一天能賣400元。作為外地人不敢短斤少兩，有時碰上老主顧秤還要“高高地”往上甩，利潤最高也就是30%。像這樣除去刮風下雨壞天氣外，月收入大概2000元左右，一年能掙近3萬元。

“看起來是不少，可辛苦了一年，卻沒剩下多少。上級主管部門收取的攤位管理費，一個月固定是600元，加上執法部門的罰款，一年將近8000塊。別看這管理費上寫著的也是

罰款費，但我們都習慣了，還生怕他們不來罰呢。不罰，就是不讓你擺攤了，那就慘了，就沒有收入了，這才是大麻煩。”

談起城市生活的感受，老秦眉頭緊縮：“我是一頭連著老家，一頭連著城市。家里3個孩子，兩個小的都在上學，我是家里的頂梁柱。在北京，說是做生意，其實拼的是體力，一年下來，老好幾歲。這幾年，每天都是早起批發、上貨，回到攤點開張賣貨，直到晚上11點左右收攤。一年四季就在外頭守著，雖然算不上掙血汗錢，但起碼是辛苦錢。今年明顯感覺身體不行了。有時候就想，干脆回老家算了，可是一家老小還指著你寄錢回家過日子呢。”

和老秦的不樂觀相比，小秦則對未來充滿了憧憬。“這么多名勝古跡，這么多高樓大廈，這么多名牌轎車。北京是首都，是國際大都市，我是不打算回去了，就在北京扎根了，一定混出個‘人樣’來。”

小秦的想法代表了進城務工的新一代農民。

進城容易留城難：社保門檻高

4月3日，《中國經濟周刊》從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一份調研報告中獲悉：目前我國農民工參保率普遍偏低——在“五大社會保險”中，除工傷保險已有相當數量的農民工參加外，養老保險的總體參保率僅為16％，醫療保險的平均參保率為10％左右，失業保險、生育保險，目前仍與絕大多數農民工無緣。

據統計，截止目前，我國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約為1.8億人，進城農民工約為1.3億人，跨省流動就業的農民工約為9000萬。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課題組專家完成的《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調研報告尖銳地指出：“社保制度門檻高、轉移難，導致農民工權益難以保障”，是目前農民工社會保障存在的兩個主要問題。

“農民工對現行社會保險制度缺乏信任，對自己以后能否享受到養老保險待遇心存疑慮。”參與調研的專家分析，由于現行的養老保險制度規定按月享受基本養老金的最低繳費年限為15年，而農民工流動頻繁，如果不能實現轉移接續，多數農民工參保很難達到該年限標準。有的地方還規定退休前5年必須到該地參保，這實際上把農民工的養老問題排除在外。

據《中國經濟周刊》了解，目前我國農民工所在單位主要集中在建筑、餐飲、服裝等技術含量較低的勞動密集型行業，用人單位主觀上不愿為農民工參加社會保險“買單”。同時，一些地方政府對推進農民工參保也有顧慮，主要擔心社保繳費會影響本地的投資環境，把好不容易引來的投資方嚇跑。

另外，除了社會保險外，目前商業保險市場還沒有專門針對農民工“量身訂做”的產品。即使北京、上海、廣州等地推出的“建工險”也是意外險，被保險人是從事建筑工程施工人員，而不僅僅是農民工，專門的農民工疾病保險及養老保險則很少。

由于現行政策允許農民工退保，結果導致農民工流動時反復參保、退保，有的甚至在同一地區更換工作單位時也先退保、再參保。在農民工集中的廣東省，有的地區農民工退保率

高達95％以上。“退保使農民工只參保、不享受實惠，不僅直接損害農民工享受社會保障的對等權益，而且反過來又影響用人單位的參保積極性。”

國務院的一份報告顯示，隨著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一輪增長期，近5年來，全國農民工數量每年增加600萬至800萬人。但一直以來，農民工面臨的問題仍然十分突出，最主要的是工資偏低且拖欠現象嚴重。

據河南、四川和湖南三個農民工輸出大省的抽樣調查，農民工月工資只是城鎮職工的60%，如按小時工資計算則更低。工資前清后欠的情況仍然存在，且工作時間長，安全條件差。

從國家統計局2004年的典型調查顯示來看，有些農民工日工作時間11個小時左右，每月工作超過26天。發生職業病和工傷事故比例高，勞動合同簽訂率低，缺乏社會保障。

勞動保障部2004年對40個城市的抽樣調查顯示，農民工勞動合同的簽訂率僅為12.5%。農民工醫療保險參保率為10％左右，養老保險參保率為15％左右。培訓、就業，子女上學，生活、居住等方面存在諸多困難，經濟、政治、文化權益得不到有效保障。

“這些問題會影響建設新農村戰略的實施，也會嚴重影響中國城市化發展的進程。”提起農民工在城市的境遇和未來生活，陳劍波研究員表示擔憂。

觀點：城市化：新農村建設的助推器

采寫：《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崔曉林

陳劍波 國務院研究中心農村經濟部研究員

茅于軾 經濟學家、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

華 生 燕京華僑大學校長

減少農民加速城市化進程

陳劍波：關于新農村建設，可能要長期伴隨我們的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我們的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哪一天才算完成了呢？那就是農村的人進來了。如果我們解決不了農村人進來的問題，顯然不能說我們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是成功的。應該說這個過程歷朝歷代都沒有完成，我們可以看到明清時代江南非常發達的工商文明，但是從來就沒有過如此大規模的農村居民獲得非農就業的機會。

自1994年以來，我們經歷了人口遷移嚴重不足的高速工業化和高速城市化歷程。土地減少了1億多畝，城市的擴張速度也非常快，但是真正按照享有城里人同等權利的農村人口的遷移是嚴重不足的。

怎么解決農村人口的戶籍遷移問題？除了在社會保障和就業機會的平等，及讓農民呆得住、留得下、住得起，享有和城市人口平等的就業機會外，還應平等享受教育機會，獲得同等的醫療保障。

目前在政策研究界和學術界也還存在著一些爭議，關于我們的工業化戰略和城市化戰略，有一些研究宏觀經濟的同志認為，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京津塘地區是支撐中國經濟20年高速增長最重要的部分。這三個圈的快速城市化是市場推動的自然過程，擋不住。我們應該重點把城市化戰略放到快速增長的地區。實際上，我們從政策上來講一直是強調城鎮化發展戰略，而如何對待城鎮化發展戰略又涉及到我們工業化的戰略。

總體來看，在計劃經濟時期我們經歷了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的國家工業化發展階段，之后出現了鄉村工業化階段。但從當前形勢來看，若要推動小城市發展，就必須要強調縣域內的工業發展。

如何在縣域內讓創業的人順利實現創業，降低稅收和工商各個方面的門檻，特別是在金融體系方面的扶持，都是非常重要的。

茅于軾：我比較同意這個觀點，中國有8億多農民，5多億城里人。如果要建設農村，使農村的收入提高，非得減少農民不可。假使有一個農民從農村變到城里來，那么就減少了一個農產品的生產者從而增加了一個消費者，那些農民的收入就可以提高了。不看到這一點，想要穩住農民留在農村，這條路肯定是錯誤的。

農民問題的根本點在于增加收入，從這個問題可以看到農產品市場上主要是生產吃的東西，如，糧食、肉、水果、藥材，還有少數的棉花等一些工業原料。

這個市場誰在享受？占人口40％的城里人。市場就這么大，除非你能出口，因為我們非常缺土地，整個農產品的生產優勢不大，包括我們國家的糧食生產在內。

尤其現在有一個新的特點，全世界農產品整體過剩，糧食過剩，水果過剩。所謂過剩就是價格不斷向下，農產品的相對價格比其它工業品價格相對一直在往下拉。雖然土地減少這么多，農民減少這么多，但是產量還是太大，賣不出去。糧食的價錢比上世紀50年代降低了一半，這種情況下想讓農民增加收入只有一條辦法，減少農民，這是建設新農村最基本的背景條件。我們有時候看不清這一點，另外我們餓肚子餓怕了，總怕糧食不夠吃，沒看到現在的形勢已經完全不同了，整個世界經濟的格局已完全改變了。

中國城市化進程至少還需55年

華生：我們現在城市化吸納農村人口的能力或者速度不是超前了，也不是同步，而是大大滯后。這不是我們沒有能力來做這件事情，也不是我們經濟發展水平沒跟上，而是戰略指導方針上有偏差。

特別要注意的是，現在所謂城市化率的提高是一個虛假的提高。我們是按照進城的農民也算做城市化率，把流動的農民算成城市人口，按照這個城市化率說我們每年提高了多少，但如果把這部分扣除掉，我們的城市化率是很低的，在30％以下。跟世界上一般發展中國家的路徑嚴重偏離，這是我們國家新世紀發展的主要矛盾。

配合解決這個主要矛盾，新農村建設就有地位了，除了在農村這一塊要做一定的投入（在我看來主要是投在教育和醫療上），另一塊主要是幫助他們轉移到城市，使新農村建設放在中國新世紀發展這個大局看，位置就會很清楚。

我認為新農村建設非常重要，是我們大局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如果要問中國在新世紀發展第一位的、主要的矛盾是什么？恐怕還不是農村問題，最大的矛盾實際上是城鄉問題。

中國跟世界其它國家或者說一般發展中國家相比，無論從發展模式上、從城鄉差距上，還是從收入水平的懸殊上來看，最大的特點是我們在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要把城市和農村隔離開來。這一點從計劃經濟時代就存在，但改革開放以后這個情況沒有根本變化。

茅于軾：新農村建設是一個農民逐漸減少的過程，新農村建設必然和城鎮化是同時進行的，如果沒有城市化，眼睛光看著農村，搞新農村建設一定要失敗的。新農村建設這個口號應該加以補充，就是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而且要把城鎮化放在最主要的地位。

中國現在出現的城鎮化問題，農業問題、工業問題，實際上就是我們高速的經濟增長和城鎮化的嚴重滯后。我們有了不到兩億的農民進了城，但是現在他們沒有完全變成城里人，這部分人都沒有解決問題，后來的人又怎么解決？

在整個政策層面上，如果城鎮化滯后這個問題不解決，農村問題就很難解決。

那么怎么加速城鎮化？剛才兩位老師都談到，比如城市里面的就業機會要增加。怎么增加？讓他有自由創業的機會，政府不但不加以干預，不給他們出難題，而且還要幫助他們。另外，醫療與教育也要一視同仁。當然，這個問題不是一天能做到的，但肯定是要朝著這個方向走，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幫助新農村建設。

至于城鎮化進程需要多少年，很多人統計過，過去20幾年每年減少0.8％的農民比例，也就是1000萬人左右。如果按每年1000多萬人進城這個速度，就算每年減少1％，以現在是60％的農民計算，如果要減少5％至少還有55年。

怎么才算新農村建設完成？就是已經不需要再減少農民了，農村就這樣了，理想狀態下還得55年的進程。

陳劍波：從我個人的觀點來看，城市化的戰略特別是城市的發展一定不是規劃出來的，也不是通過戰略設計出來的，我們沒有人能夠想到上海這么一個一百多年前的小農村會在一百多年以后變成國際都市。

江蘇南通是張儉先生建紡織廠開始，也是從長江邊上的小漁村變成一個中等城市。從我們現在農村發展的一些實踐經驗來看，也已經開始呈顯出這種趨勢。

誰知道華西村會不會變成一個小城鎮或者小城市，他們現在已經并了很多村了，橫店集團也是這樣。我想，這方面的城市發展確實有它自身發展的規律性。從政府政策的角度來說，提出城鎮化的戰略并不是說要把財政的資金放到小城鎮去建設，因為財政資金對城鎮的投入應該是改善投資環境，改善基礎設施，逐步使大城市和中小城鎮的居民享有普通的生活設施并能逐步趨同，不會有太大的差異。

只有這樣才能引進一些投資機會在小城鎮實現，為中小城市的工商業發展提供環境和條件。

那么，是不是能夠期待出現全部的中小城市都能夠成長起來？這是一個市場的過程，不是設計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