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國國有林場的發展歷程

我國國有林場的發展歷程

2013年11月07日15:24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我國國有林場的發展主要經歷了初建試辦、快速發展、停滯萎縮、恢復穩定和穩固發展等主要階段。——初建試辦階段（1949至1957年）。新中國成立后，接管了舊中國各級政府、教育界、資本家辦的林場（公司、農林牧試驗場、苗圃）50多處，后都改為國有林場。為加快新中國林業的發展，提高國有林業的比重，國家在國有宜林荒山面積較大的無林少林地區陸續試辦了一批以造林為主的國有林場，同時，在天然次生林區建立了一批護林站、森林撫育站、森林經營所。

50年代中期前后，各地在試辦的基礎上，興辦了新中國第一批國有林場。到1957年底，全國共建立國有林場1387處。通過新建試辦，為后來國有林場的發展積累了經驗。

——快速發展階段（1958至1965年）。1958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頒發《關于在全國大規模造林的指示》，各地掀起了大建國營林場的高潮。1963年，林業部明確提出了國營林場實行“以林為主，林副結合，綜合經營，永續作業”的經營方針。林業部成立了國營林場管理總局，將32處國營林場改為實驗林場由部省雙重領導，5處機械造林林場由林業部直接管轄。各省（區、市）也普遍建立了國營林場管理機構。到1965年底，全國國營林場達到3564處，經營面積達到10.1億畝。

——停滯萎縮階段（1966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10年**期間，林業部國營林場總局被撤銷，各省（區、市）的國營林場管理機構均被撤并，83％的國營林場被下放到縣、公社或大隊。加上管理秩序混亂，隨意侵占國有林地、偷砍濫伐國有林木之風盛行，致使國營林場經營面積縮小，有林地面積和森林蓄積量銳減，山林權屬糾紛劇增。到1976年，國有林場經營總面積萎縮到6.94億畝，其中森林面積3.45億畝、森林蓄積量10.46億立方米，分別比1965年減少32.03%、21.05%和43.79%，損失慘重。

——恢復穩定階段（1976至1997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通過撥亂反正，實行改革開放，國有林場扭轉了長達十年的動蕩混亂局面，逐步恢復并進入了穩定發展的新時期。國家頒布了《森林法》，為國有林場健康發展提供了法制保障，并逐步形成了省、地、縣三級管理的國營林場體系格局。林業部分別在1986年、1990年、1997年先后三次召開全國國有林場工作會議，提出了不同階段國有林場工作的指導思想、奮斗目標、重點任務、主要措施和具體要求，對國有林場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國家和各級政府制定了許多優惠政策，為國有林場發展創造了比較寬松的外部環境，國有林場規模和經濟實力都得到了恢復發展。

——困難加劇時期（1997至2003年）。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和林業工作指導思想的轉變以及相關政策的調整，國有林場原有的發展方向、目標、任務已不能適應新形勢發展的要求。以生態建設為主的林業發展戰略的實施，采取了禁伐限伐政策，不少國有林場木材產量大幅度調減，收入明顯減少，木材加工類項目受到制約，富余職工增加，待崗下崗人員占職工總數的一半以上，同時，長期積累的管理體制不順，經營機制不活，相關配套政策跟不上等根本性問題逐步顯露出來，林場發展面臨的困難加劇。1998年開始出現全行業虧損，經營總收入從1997年的83億元下降到2002年的59億元。

——改革推進時期（2003年至今）。2003年，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了《關于加快林業發展的決定》（中發[2003]9號），特別是2010年國務院第111次常務會議對國有林場改革進行了明確部署。國家林業局會同國家發改委、財政部等部門開展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啟動了國有林場改革試點工作。同時，各地不等不靠，充分結合本地實際，在國有林場改革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積累了一定的經驗，不少林場通過改革理順了體制，激活了機制，加強了管理，扭轉了長期貧困落后的局面，正在步入改革推進的黃金時期。（以上資料由國家林業局提供）

我國國有林場改革歷程

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國有林場也和其他行業一樣，進行了多方面改革探索，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至今，國有林場改革大致可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時間為上世紀80年代中期至上世紀90年代初期。這一階段的改革，主要是圍繞著國有林場內部經營管理展開的。改革的主要內容包括：全面推行場長負責制，確立場長在生產、經營、管理中的中心地位，以實現責任和權力的統一。建立了多種形式的承包經營責任制，使責、權、利有機結合起來，以調動廣大職工的積極性。縮小經濟核算單位，推行一級管理兩級核算或兩級管理三級核算，以提高經濟效益。在此期間，國家提出了國有林場實行“以林為主，多種經營，綜合利用，以短養長”的辦場方針，許多林場充分利用自身資源優勢，廣開生產門路，興辦多種產業，改變了長期以來主要是單一營林生產的格局。由于當時處于物資短缺時期，國有林場通過開展多種經營生產的各類初級產品不愁沒有市場，取得了較好的經濟效益，收入顯著增加，經濟實力明顯增強。

第二階段：時間為上世紀90年代初期至90年代后期。這一階段改革，是圍繞著強化內部管理，轉換經營機制，適應市場經濟體制要求展開的。重點改革內容：一是推行人事、勞動、分配“三項制度”改革。在人事制度上，打破干部與工人的界線，推行干部聘任制；在勞動制度上，推行全員勞動合同制；在分配制度上，實行按勞分配為主，推行多種形式的分配方式，按照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原則，根據崗位技能和實際勞動貢獻確定職工的收入。二是強化內部管理，轉換經營機制。按照“精簡、效能”的原則，合理設置內部管理機構，壓縮非生產人員，充實生產第一線，建立和完善了各種崗位責任制、生產責任制和經濟責任制，從生產經營的各個環節入手，規范內部管理，形成了有效的競爭機制、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提高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益。三是大力提倡發展職工家庭自營經濟。林場創造條件并提供優惠政策，允許并鼓勵職工發展種植、養殖和小型加工項目，增加職工收入。通過上述改革，國有林場的內部管理得到一定加強，經營機制得到明顯改善。但是，隨著市場競爭的日益激烈，國有林場多種經營生產的初級產品的市場競爭力下降，經濟效益下滑，林場經濟危困局面開始顯現。1997年，全國國有林場出現全行業虧損。為此，中央財政從1997年開始安排國有林場扶貧專項資金，幫助國有林場解決面臨的經濟困難。

第三階段：時間為上世紀90年代后期至今。這一階段的改革，主要是圍繞著國有林場如何擺脫困境，建立健康發展的長效機制進行了積極探索。隨著國家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和綜合實力的增強，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加，對林業的主導需求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國家對林業的指導思想進行了及時調整，提出了以生態建設為主的林業發展戰略，林業工作的重點從以木材生產為主轉向了以生態建設為主。為適應這一變化了的新形勢，國家從90年代后期開始實施了天然林資源保護工程、退耕還林工程等重點生態工程，在加大對林業投入的同時，調減木材產量，特別是地處長江上游、黃河中上游的省區實行了禁伐。國有林場以木材收入為主要經濟來源，受此影響，國有林場的經濟危困加劇，進入了長達6年的全行業虧損。國有林場面臨的困難和問題，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國務院領導同志對解決林場困難和問題作出了重要批示。各級政府和林業主管部門就如何解決國有林場面臨的困難問題、建立國有林場穩定健康發展的長效機制，進行了多方面的積極探索。1999年山東省率先開展了國有林場分類經營改革，重點是在對林場進行分類的基礎上，明確了將生態公益型林場所需經費納入財政預算，對促進國有林場的健康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2005年4月，重慶市人民政府出臺了《關于深入推進國有林場改革與發展的意見》，提出了包括理順管理體制，轉換運行機制，解決職工分流安置和社會保障等一系列問題的綜合配套改革政策措施。幾年來，各地從不同角度積極探索解決國有林場問題的措施和途徑，為全面推進國有林場綜合配套改革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初建試辦階段（1949至1957年）。新中國成立后，接管了舊中國各級政府、教育界、資本家辦的林場（公司、農林牧試驗場、苗圃）50多處，后都改為國有林場。為加快新中國林業的發展，提高國有林業的比重，國家在國有宜林荒山面積較大的無林少林地區陸續試辦了一批以造林為主的國有林場，同時，在天然次生林區建立了一批護林站、森林撫育站、森林經營所。

50年代中期前后，各地在試辦的基礎上，興辦了新中國第一批國有林場。到1957年底，全國共建立國有林場1387處。通過新建試辦，為后來國有林場的發展積累了經驗。

初建試辦階段（1949至1957年）：

新中國成立后，中華人民共和國新一屆政府接管了舊中國各級政府、教育界、資本家辦的林場（公司、農林牧試驗場、苗圃），為加快新中國林業的發展，提高國有林業的比重，國家在國有宜林荒山面積較大的無林少林地區陸續試辦了一批以造林為主的國有林場，同時，在天然次生林區建立了一批護林站、森林撫育站、森林經營所。1950年，子午嶺在土地改革中被正式確定為國有森林，為加強森林資源保護管理，1955年7月，中共慶陽地委按照中央關于在大林區建立森林經營所的要求，決定在子午嶺天然次生林區建立一批護林站、森林撫育站、森林經營所，名稱定為“子午嶺森林經營管理處”，下設“森林經營管理站”。子午嶺森林經營所，是新中國建立后慶陽專區在子午嶺林區最早設立的專門森林經營管理機構，均由所在縣領導。

快速發展階段（1958至1965年）

1958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頒發了《關于在全國大規模造林的指示》，各地掀起了大建國營林場的高潮。1959年9月，甘肅省農牧廳農墾局根據中共甘肅省委關于“建設子午嶺，開發萬寶山”的指示，派出“子午嶺墾區調查規劃工作組”，對子午嶺林區自然資源及社會經濟狀況進行了全面調查，提出了綜合開發規劃方案。同年12月13日，經中共甘肅省委批準，正式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子午嶺農墾局委員會”和“平涼專區子午嶺農墾管理局”。子午嶺農墾局在籌建過程及成立以后，除接收了原有林、農、牧場等單位在冊人員外，又相繼安臵了兩批河南“支建青年”，當時安臵接收人數多達138885人。

1962年5月，中共慶陽地委根據1961年12月甘肅省平涼片林業會議精神，決定恢復子午嶺林業機構，建立國營林場，確定各林場的人員編制，并開始向各場配備領導干部和管理人員。林場建立后，陸續接收了原子午嶺農墾局各農（牧）場所轄林業業務。同年11月，經甘肅省人民委員會批準，“甘肅省子午嶺林業局”正式成立，林業局機關設干部、生產、財務3科。當時，全局總人口19501名，其中生產人員15506名，非生產人員3995名；生產人員中從事林業的141名。1962年6月和10月，中共甘肅省委和甘肅省人民委員會相繼決定，成立隴東農墾分局，作為甘肅省農墾局的派出機構，統一管理慶陽、平涼兩專區境內的國營農場。同年11月，“甘肅省農墾局隴東農墾分局”正式成立。隴東農墾分局，行政上直接受省農墾局領導，黨的工作受中共慶陽地委領導。各農牧場在行政和業務上均受農墾分局直接領導，黨的工作由所在縣縣委領導。隴東農墾分局建立初期，共轄18個國營農、牧場。其中慶陽專區11個，為華池縣境內二將川、定漢寺農場和東華池牧場，合水縣境內連家砭、大山門、干湫子農場，寧縣境內羅山府農場，正寧縣境內米家川、劉家店農場，環縣境內大巴嘴、代家洼農場；平涼專區7個。

1963年，林業部明確提出了國營林場實行“以林為主，林副結合，綜合經營，永續作業”的經營方針。林業部成立了國營林場管理總局，各省（區、市）也普遍建立了國營林場管理機構。

1963年7月，省人委決定，子午嶺林業局受甘肅省林業局和慶陽專署雙重領導，林區6個國營林場歸子午嶺林業局直接領導。從同年10月起，子午嶺林業局的計劃、人事和投資，由省林業局審批；糧食和物資由慶陽專區和所在縣供應。

1964年春，黃河中游水土保持委員會根據國務院關于黃河中游水土保持工作的決定，將慶陽地區蒲河流域列為黃河中游植樹造林和水土保持的重點地區。同年9月，中共慶陽地委、慶陽專員公署根據黃河中游水土流失重點地區第三次水土保持會議精神及林業部副部長惠中權、甘肅省副省長李培福的指示，向中共甘肅省委、甘肅省人民委員會呈送報告，決定成立國營蒲河造林總場。同年11月初，經甘肅省人民委員會批準，“甘肅省國營蒲河造林總場”正式成立。蒲河造林總場在黨、政方面歸中共慶陽地委和慶陽專署領導，在業務上受甘肅省林業局指導。

1965年8月，中共中央西北局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部署，作出建立“黃河中游水土保持建設兵團”的決定，在陜、甘、寧三省（區）分別成立水土保持建設師。兵團的任務是在黃河中游人煙稀少、水土流失嚴重地區造林種草，控制水土流失，并幫助和指導周圍鄉村做好水土保持工作。8月中旬，中共甘肅省委委派王克負責甘肅省水土保持建設師的籌建工作。11月3日，甘肅省委、省人委發文決定，“甘肅省水土保持建設師”（簡稱“水保師”）正式成立。師部設于平涼。水保師黨的工作由中共甘肅省委直接領導，在業務上由中央林業部和黃河中游水土保持建設兵團指導，所屬各團黨政工作由師垂直領導。

甘肅省水土保持建設師的主要任務是，在隴東地區的環江、馬蓮河、蒲河和涇河流域植樹造林，做好水土保持工作。水保師成立后，即根據黃河中游水土保持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精神和甘肅省人民委員會的指示，于當年12月，進行了對關山林業總場、子午嶺林業局、蒲河造林總場及馬蓮河流域縣屬湘樂、橋川、老爺嶺林場和涇河流域縣屬太統、珍珠山林場的接收，并且新建了一部分國有林場。

停滯萎縮階段（1966至1976年）：

“文化大革命”10年**期間，林業部國營林場總局被撤銷，各省（區、市）的國營林場管理機構均被撤并，83％的國營林場被下放到縣、公社或大隊。1966年3月，中共中央西北局根據周恩來總理于同年2月接見黃河中游水土保持建設兵團及水保師負責人時的講話精神，決定將“黃河中游水土保持建設兵團”番號改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北林業建設兵團”，兵團所轄各師，按陜、甘、寧順序排為第一、第二、第三師，并在青海省建立一個獨立團。隨之，甘肅省水土保持建設師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北林業建設兵團第二師”（簡稱“林二師”）。師、團建制序列與水保師略同。

1966年11月，林二師師部由平涼遷駐慶陽西峰鎮。1966年冬至1967年春，“文化大革命”在林二師機關及所屬團、場全面開始，各級黨委和行政領導職能陷于癱瘓。師黨委于1967年4月24日、6月3日、6月22日三次致電蘭州軍區和甘肅省軍區黨委，要求對林二師實行軍管。同年12月18日，蘭州軍區和甘肅省軍區派“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簡稱“軍宣隊”）進駐林二師。

1968年9月8日，經蘭州軍區、甘肅省革命委員會批準，“林二師文化革命委員會”成立，各林、農、牧場及基層單位也相繼成立文化革命領導委員會或領導小組。1969年9月，國務院、中央軍委通知撤銷西北林業建設兵團，兵團下屬各師分別劃歸所在省（區）革命委員會領導。隨之，林二師歸于甘肅省革命委員會領導。至1969年底，全師總人口17926人，其中職工10838名；駐慶陽地區總人口10985人，其中職工6346名，家屬及其他人員4639名。

林二師自1969年9月西北林業建設兵團撤銷而劃歸甘肅省革命委員會領導以后，雖然隸屬關系發生了變化，但在對內對外中繼續沿用著原來番號，管理上存在著諸多不便。于是，1971年底，林二師番號正式由“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北林業建設兵團第二師”改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蘭州軍區生產建設兵團林業建設師”（簡稱“林建師”）。

自1971年6月起，林二（建）師仍恢復部隊建制，各級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領導小組領導職能由同級黨、政領導機構代替。

1973年10月，蘭州軍區按照周恩來總理關于“生產兵團，原則上應由地方管”的講話精神及國務院、中央軍委的指示，決定撤銷蘭州軍區生產建設兵團，將兵團所屬各師交由所在省、自治區黨委和革命委員會領導。同年底，兵團正式撤銷。林建師歸中共甘肅省和甘肅省革命委員會領導。師地方干部歸省委管理，軍隊干部歸甘肅省軍區管理。

至1974年，林建師共轄4個團（其中3個林業團、1個農業團），5個農場，28個林場，還有林科所、農科所、煤礦、醫院、農機修理廠、木材加工廠、物資供應站、教導隊、打井隊、汽車隊各1個，計有連級以上單位79個，總人口15612人，正式職工8479名，其中干部1325名，工人7154名。

1974年12月，中共甘肅省委、甘肅省革命委員會作出撤銷農建、林建師和改變團、場隸屬關系的決定。1975年1月17日，省委辦公廳發文通知林建師建制正式撤銷。林建師撤銷后，師屬各團、場（廠）及直屬單位移交慶陽地區黨委和革命委員會領導。

可以說，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間，社會動蕩，林場管理秩序混亂，隨意侵占國有林地、偷砍濫伐國有林木之風盛行，致使林場經營面積縮小，有林地面積和森林蓄積量銳減，山林權屬糾紛劇增。林場損失慘重。當時，來自全國各地的知青，他們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住窯洞、照油燈、吃溪水，自給自足，把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華和個人聰明才智奉獻給了子午嶺。

恢復穩定階段（1976至1997年）：

1975年3月，中共慶陽地委、慶陽地區革委會決定，在原林建師二團的基礎上成立“慶陽地區國營合水林業總場”，在原林建師四團的基礎上成立“慶陽地區國營湘樂林業總場”，總場為縣級事業單位，由地區管轄。總場機關設政工、生產、財務3科，場部駐合水縣城關（今老城鎮），寧縣湘樂鎮。

1976年2月，慶陽地委、地區革委會決定，子午嶺國營林業總場管轄范圍按縣行政區域劃分，于是將合水林業總場劃分為合水、華池兩個林業總場，湘樂林業總場分為湘樂、正寧兩個林業總場。

1976年7月26日，中共慶陽地委常委會議討論決定，在慶陽、鎮原、環縣各成立一個林業總場，其目的是為了加強西部地區的林業建設，盡快擴大森林覆蓋，改變干旱少雨的自然條件。三縣總場分別稱為“慶陽地區國營慶陽林業總場”、“慶陽地區國營鎮原林業總場”、“慶陽地區國營環縣林業總場”，人員從子午嶺國營林場、農場抽調。三總場成立初期由地區革委會領導，1977年4月改由所在縣縣委、縣革委會領導；總場的林業生產、計劃、投資由地區林業局管理。總場下設辦公室、林業科和園藝科，與縣林業局合署辦公。負責指導全縣國營和鄉村的造林護林工作。但是建場后，由于多數新建林場地處偏遠，宜林面積少，林、農、牧矛盾突出，再因總場和林業局兩個牌子，一套班子，機構重疊，權屬不清，關系不順，林業工作開展困難。鑒于以上原因，中共慶陽地委于1978年1月14日研究決定，撤銷慶陽、鎮原、環縣三個林業總場。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通過撥亂反正，實行改革開放，國有林場扭轉了長達十年的動蕩混亂局面，逐步恢復并進入了穩定發展的新時期。國家頒布了《森林法》，為國有林場健康發展提供了法制保障，并逐步形成了省、地、縣三級管理的國營林場體系格局。1980年3月，慶陽地區行政公署、行署發【1980】27號文件決定，國營農場改為林場。

慶陽地區國營湘樂林業總場于1975年3月由中共慶陽地委、慶陽地區革委會決定成立。其前身是林建師四團。總場為縣級事業單位，由地區管轄。總場機關設政工、生產、財務3科，編制干部16名，場部駐寧縣湘樂鎮。

總場成立初期，管轄寧縣境內湘樂林場、九峴林場、白吉坡林場，正寧縣境內西坡林場、劉家店林場、中灣林場、合水縣境內固城林場、拓兒原林場。

1976年2月，中共慶陽地委、慶陽地區革委會決定，子午嶺國營林業總場管轄范圍按縣行政區域劃分，于是，湘樂林業總場分為湘樂、正寧兩個林業總場。劃分后，湘樂林業總場管轄寧縣境內的湘樂、九峴、白吉坡3個國營林場；將固城、拓兒原林場移交給合水林業總場，將西坡、劉家店、中灣林場移交給新成立的正寧林業總場。

同年11月，增設國營梁掌林場。

1980年初，慶陽地區行署貫徹中共甘肅省委、省革委會對子午嶺林區大山門、羅山府、桂花原三個國營農場實行改農還林的決定，將其改建為三個國營林場。改建后，羅山府、桂花原林場由湘樂林業總場領導，大山門林場由合水林業總場領導。

同年，白吉坡林場遷址盤克，改名為盤克林場。1983年12月，按地區編委通知，總場設人秘、生產、管護、計財4科。

1985年，總場增設多種經營科。至此，總場機關共設人秘、生產、管護、計財、多種經營5個科，下屬湘樂、九峴、梁掌、盤克、羅山府、桂花原6個國營林場，1個林產品經銷公司，1個林業法庭和1個林業公安派出所；全場總人口2541人，其中職工1161名，總經營面積62936公頃，其中森林面積26406公頃；林木總蓄積量109.76萬立方米。

慶陽地區國營正寧林業總場

慶陽地區國營正寧林業總場于1976年2月從國營湘樂林業總場劃分成立，為縣級事業單位，由地區管轄。總場成立初期，設政工、生產、財務3科，編制干部16名，總場場部暫駐西坡，管轄西坡、劉家店、中灣3個國營林場。于當年增建秦家梁林場和中灣林科所；年底之前總場場部遷正寧縣城。

1983年12月，按地區編委通知，總場設人秘、生產、財務、管護4科。

1985年，增設多種經營科。至此，總場機關共設5科；下屬西坡、中灣、劉家店、秦家梁4個國營林場，1個林科所，1個林產品經銷公司，1 個林業法庭和1個林業公安派出所。全場總人口573人，其中職工292名；總經營面積36279公頃，其中森林（有林地和灌木林地）面積26039公頃；林木總蓄積量100.65萬立方米。20世紀80、90年代，國家在林區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林業部分別在1986年、1990年、1997年先后三次召開全國國有林場工作會議，提出了不同階段國有林場工作的指導思想、奮斗目標、重點任務、主要措施和具體要求，對國有林場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國家和各級政府制定了許多優惠政策，為國有林場發展創造了比較寬松的外部環境，國有林場規模和經濟實力都得到了恢復發展。子午嶺得到了一定的保護和恢復，逐漸成為一片天然次生林。但林種樹種結構單一，林分質量不高，森林經營粗放。

這一階段子午嶺以木材生產為主，基礎設施建設為輔。一大批林場職工把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奉獻給了林業事業，為國家建設提供了優質木材，為培育后備資源，為國家經濟的恢復和促進慶陽經濟發展（水土保持、林業生產、農牧工副生產等建設）做出了積極的貢獻。子午嶺林場職工與老區人民一道戰天斗地，在大山溝中、林區內開荒種地，修路架橋，管護森林，培育苗木，勞武結合，備戰備荒，鍛造了一代人扎根深山、與林為伴、甘于奉獻的林業本色，為林業人傳承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五）困難加劇時期（1998至2000年）

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和林業工作指導思想的轉變以及相關政策的調整，國有林場原有的發展方向、目標、任務已不能適應新形勢發展的要求。以生態建設為主的林業發展戰略的實施，采取了禁伐限伐政策，不少國有林場木材產量大幅度調減，收入明顯減少，木材加工類項目受到制約，富余職工增加，待崗下崗人員占職工總數的一半以上，同時，長期積累的管理體制不順，經營機制不活，相關配套政策跟不上等根本性問題逐步顯露出來，林場發展面臨的困難加劇。這種情況下，子午嶺國有林場經濟狀況極為困難，經營發展舉步維艱，職工每年只領取4000多元的生活補助。特別是國家天然林保護工程實施初期，建設投資紫荊一時不能到位，林場又停止了木材生產，2000多名職工僅僅靠市財政補貼維持生活，年人均1600元。隨著時間的流逝，物價上漲，林區工人的工資卻始終沒有保證，生活上的困難日漸顯露。于是子午嶺國有林場堅持“以林為主、多種經營、以短養長、長短結合”方針，組織開展植樹造林，加強護林防火，保護森林資源，作了許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但由于資金投入不足，基礎設施落后，經營管理粗放，生產生活條件差，職工收入較低，這些問題的普遍存在，嚴重制約了林區的發展，尤其是職工收入的問題直接影響著林區的穩定和發展。

解放后至70年代，子午嶺國有林場為支援國家經濟建設，提供了大量的木材資源，為國家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做出了積極的貢獻。但子午嶺也由原始的茂密森林逐漸成為一片原始次生林。

（六）改革推進時期（2001年至今）2002年9月，慶陽撤地建市，4個林業總場也相應更名為慶陽市合水林業總場、慶陽市華池林業總場、慶陽市湘樂林業總場、慶陽市正寧林業總場，為縣級事業單位，由慶陽市管理。

進入21世紀，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和完善，人們對生態效益的需求也日益增加, 黨中央、國務院做出林業由以木材生產為主向以生態建設為主的戰略決策。2003年，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了《關于加快林業發展的決定》（中發[2003]9號），指明了林業發展的方向，我國林業結束了以木材生產為主的時代，進入了以生態建設為主的時代。特別是2010年國務院第111次常務會議對國有林場改革進行了明確部署。國家林業局會同國家發改委、財政部等部門開展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啟動了國有林場改革試點工作。同時，各地不等不靠，充分結合本地實際，在國有林場改革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積累了一定的經驗，不少林場通過改革理順了體制，激活了機制，加強了管理，扭轉了長期貧困落后的局面，正在步入改革推進的黃金時期。

子午嶺國有林場及時適應這一歷史性轉變，開始實施了子午嶺生態建設、加快經濟發展的重大探索。天然林保護、退耕還林、公益林建設工程相繼實施，全面進行封山禁牧，舍飼圈養，開始大力發展苗木、森林旅游等產業，林分質量不斷提高，活立木蓄積逐年增加，林種搭配趨于合理，森林防護效益顯著增強，生物群落趨于優化，基礎設施不斷改善，水、電、通訊遍及林區每個角落，林區職工生活、住房條件明顯改善，現在大部分都住進了樓房。子午嶺實現了由“木頭經濟”向生態建設的歷史性巨變。

2008年，市委、市政府把子午嶺持續發展問題提上了工作日程，組成工作組，深入林場，走訪林業工人，傾聽各方意見。2008年7月31日，市委書記張智全主持召開市委常委會議，會議研究決定，從2009年1月起，將我市國營正寧、湘樂、華池、合水林業總場所屬基層林場、巴家咀林場在職、退休及供養人員統一納入市財政全額供給。8月6日，慶陽市機構編制委員會向市林業局下發了《關于理順市林業局下屬基層林場經費供給形式的通知》，市委、市政府的這一決定，在全市林業系統引起巨大反響，林場職工人均月工資從過去的幾百元提高到上千元，林場也享有了醫療保險、養老保險等各類社會保險，有效解決了林場職工生活困難的處境，解決了林場職工的后顧之憂，極大地調動了廣大職工的工作積極性，林場職工營林造林的熱情空前高漲，職工熱愛林區、扎根林區、建設林區的信念更加堅定。

市委、市政府關于子午嶺林區發展的重大決策，如一夜春風，吹遍了子午嶺的千山萬壑。為了使這一重大決策得到全面貫徹落實，市林業局就進一步加強子午嶺國營林場經營管理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子午嶺國營林場經營管理的意見》，要求各林場在管好現有林、擴大新造林、提高森林資源總量和林分質量的基礎上，強化經營管理，擴展多種經營，增加林場積累，提高職工收入，改善生產生活條件。各林業總場、林場相繼討論制定了林場經營管理具體的實施意見和管理辦法。

2009年8月14日至15日，市委書記張智全在寧縣、正寧林區調研時，就子午嶺的保護、建設、開發等重大問題廣泛聽取了意見，深刻闡述了子午嶺保護、建設、開發的戰略思考，明確提出了“以保護為前提，以發展為目標，以開放開發為切入點”的發展原則，要求進一步解放思想、調整思路、擴大開放，堅持嚴格保護、統一規劃、合理開發、永續利用的方針，以保護促建設，以建設促開發，以開發促發展。

市委副書記、市長周強到慶陽赴任后不久，多次到林業系統調研，就子午嶺的發展提出了許多建設性的意見。在一次市政府常務會議上，周強向市林業局負責人提出，要把子午嶺的自然保護作為全市林業工作的重中之重，要明確子午嶺自然保護區的機構問題，要加大工作力度，爭取把子午嶺納入國家自然保護區。2009年9月17日，周強主持召開有關會議、請相關人員討論市委、市政府即將出臺的《關于進一步加強子午嶺國營林場經營管理的意見》。他在會上指出，全市上下要進一步提高對子午嶺定位的認識，要充分認識到子午嶺是全市經濟社會發展的綠色屏障，對黃土高原地區水土保持具有重要作用，在調節和改善局部氣候方面也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對整個紅色革命根據的創建和中國革命的貢獻也很大。他指出，整個子午嶺有許多紅色景點，要從這些角度去看待子午嶺，考慮子午嶺的保護發展。周強強調，關于子午嶺下一步發展的問題，要做好“保”的文章、“爭”的文章、“育”的文章、“發”的文章和“擴”的文章。

2009年9月24日，市委書記張智全主持召開市委常委會，這次會議，有一項重要議題，就是討論《中共慶陽市委、慶陽市人民政府<關于進一步加強子午嶺林區保護和發展的意見>》。最終，會議討論通過了《意見》。《意見》從全市經濟社會科學協調發展的全局出發，立足于子午嶺林區生態資源和經濟社會現狀，著眼于發展現代林業，建設生態文明，明確提出“以保護和培育森林資源為重點，以擴大森林面積、提高林分質量和森林資源充分利用為核心，以促進發展為目標”的原則，進一步加強對現有森林資源的全面保護，加快荒山造林綠化步伐，調整林種結構，強化科學經營措施，全面提升森林質量，提高資源利用率，增強森林生態系統的整體功能，實現生態和經濟的良性循環，把國有林場建成堅強的綠色生態屏障和重要的后備森林資源培育基地。

市委、市政府的重視和關懷，使子午嶺又迎來了蓬勃發展的春天。2009年9月15日至16日，省政協副主席侯生華帶領省政協常委、農業和農村工作委員會主任葛正芳和省林業廳相關負責人，來我市就國有林場深化改革、脫貧解困等問題進行專題調研，并對我市在重點林區改革、脫貧解困方面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績給予充分肯定。他說，慶陽市把林場納入事業全額撥款單位，這一點是個至關重要的問題。納入事業單位對待，就有一個對林業的定性問題，沒有把林場當企業、當森工企業，而且全面加強保護，保護生態，保護天然林，大搞荒山造林、封山育林，這樣才能夠找出解決的辦法，這個辦法有創造性，這個思路也完全符合當前天保二期工程的思路，而且慶陽先行一步，早納入事業，早受益。慶陽的這些做法值得認真總結和推廣。

2008年以前，由于工資低，條件艱苦，林區管護人員短缺、流失現象突出。2009年開始，市委、市政府將林業職工工資轉為財政全額后，子午嶺林區職工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職工的生產熱情高漲，干勁十足，許多外出打工的職工又重新返回林場工作。市財政全額供給工資，無疑是冬天的一把火點燃了林場職工愛崗敬業，管護林區的熱情。他們生活有了保障，看病有了醫療保險，住房有了公積金，“這都是黨的政策好啊，我們林區工人也能享受這些好政策了。”林場職工如是說。

當前全市林業工作堅持以“建設美麗慶陽、實現綠色崛起”為統攬，以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為根本，以轉變林業發展方式為主線，以促進林業增效、農民增收為目的，奮力實施“11146”工程，即緊盯一個目標（生態市創建），實施一個突破（苗林結合培育），形成一條路子（生態與經濟結合、增綠與致富雙贏），突出四個重點（工程造林、城鄉綠化、林業改革、資源保護），強化六項保障（科學規劃、機制創新、項目帶動、科技支撐、政策扶持、能力提升），全力構建生態安全屏障。

第二篇：我國國有林場改革歷程與發展思路

我國國有林場改革歷程與發展思路

我國的國有林場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為加快森林資源培育，保護和改善生態，在重點生態脆弱地區和大面積集中連片的國有荒山荒地上，采取國家投資的方式建立起來的專門從事營造林和森林管護的林業事業單位。經過50多年的建設，全國國有林場總數已達到4507個，分布在31個省（區、市）的1600多個縣（市、旗、區）。現有職工總人數66萬人，其中在職職工47萬人，離退休職工19萬人。經營總面積9.3億畝，其中林業用地面積7.5億畝，森林面積6億畝，森林蓄積量22億立方米，分別約占全國林業用地面積、森林面積和森林蓄積量的18％、23%和17%。

國有林場在我國林業發展中發揮了重要的骨干、示范和帶動作用，特別是在森林培育和保護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得到了社會的公認，但是，國有林場在長期發展過程中也積累了很多困難和問題，如林場經濟危困，職工生活困難，基礎設施建設嚴重滯后，發展后勁不足等，國有林場的改革迫在眉睫。

我國國有林場改革歷程

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國有林場也和其他行業一樣，進行了多方面改革探索，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至今，國有林場改革大致可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時間為上世紀80年代中期至上世紀90年代初期。這一階段的改革，主要是圍繞著國有林場內部經營管理展開的。改革的主要內容包括：全面推行場長負責制，確立場長在生產、經營、管理中的中心地位，以實現責任和權力的統一。建立了多種形式的承包經營責任制，使責、權、利有機結合起來，以調動廣大職工的積極性。縮小經濟核算單位，推行一級管理兩級核算或兩級管理三級核算，以提高經濟效益。在此期間，國家提出了國有林場實行“以林為主，多種經營，綜合利用，以短養長”的辦場方針，許多林場充分利用自身資源優勢，廣開生產門路，興辦多種產業，改變了長期以來主要是單一營林生產的格局。由于當時處于物資短缺時期，國有林場通過開展多種經營生產的各類初級產品不愁沒有市場，取得了較好的經濟效益，收入顯著增加，經濟實力明顯增強。

第二階段：時間為上世紀90年代初期至90年代后期。這一階段改革，是圍繞著強化內部管理，轉換經營機制，適應市場經濟體制要求展開的。重點改革內容：一是推行人事、勞動、分配“三項制度”改革。在人事制度上，打破干部與工人的界線，推行干部聘任制；在勞動制度上，推行全員勞動合同制；在分配制度上，實行按勞分配為主，推行多種形式的分配方式，按照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原則，根據崗位技能和實際勞動貢獻確定職工的收入。二是強化內部管理，轉換經營機制。按照“精簡、效能”的原則，合理設置內部管理機構，壓縮非生產人員，充實生產第一線，建立和完善了各種崗位責任制、生產責任制和經濟責任制，從生產經營的各個環節入手，規范內部管理，形 成了有效的競爭機制、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提高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益。三是大力提倡發展職工家庭自營經濟。林場創造條件并提供優惠政策，允許并鼓勵職工發展種植、養殖和小型加工項目，增加職工收入。通過上述改革，國有林場的內部管理得到一定加強，經營機制得到明顯改善。但是，隨著市場競爭的日益激烈，國有林場多種經營生產的初級產品的市場競爭力下降，經濟效益下滑，林場經濟危困局面開始顯現。1997年，全國國有林場出現全行業虧損。為此，中央財政從1997年開始安排國有林場扶貧專項資金，幫助國有林場解決面臨的經濟困難。

第三階段：時間為上世紀90年代后期至今。這一階段的改革，主要是圍繞著國有林場如何擺脫困境，建立健康發展的長效機制進行了積極探索。隨著國家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和綜合實力的增強，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加，對林業的主導需求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國家對林業的指導思想進行了及時調整，提出了以生態建設為主的林業發展戰略，林業工作的重點從以木材生產為主轉向了以生態建設為主。為適應這一變化了的新形勢，國家從90年代后期開始實施了天然林資源保護工程、退耕還林工程等重點生態工程，在加大對林業投入的同時，調減木材產量，特別是地處長江上游、黃河中上游的省區實行了禁伐。國有林場以木材收入為主要經濟來源，受此影響，國有林場的經濟危困加劇，進入了長達6年的全行業虧損。國有林場面臨的困難和問題，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國務院領導同志對解決林場困難和問題作出了重要批示。各級政府和 林業主管部門就如何解決國有林場面臨的困難問題、建立國有林場穩定健康發展的長效機制，進行了多方面的積極探索。1999年山東省率先開展了國有林場分類經營改革，重點是在對林場進行分類的基礎上，明確了將生態公益型林場所需經費納入財政預算，對促進國有林場的健康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2005年4月，重慶市人民政府出臺了《關于深入推進國有林場改革與發展的意見》，提出了包括理順管理體制，轉換運行機制，解決職工分流安置和社會保障等一系列問題的綜合配套改革政策措施。幾年來，各地從不同角度積極探索解決國有林場問題的措施和途徑，為全面推進國有林場綜合配套改革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國有林場改革的基本思路和主要內容 1.改革的基本思路

一是要進一步明確國有林場的發展方向和目標。國家投資設立國有林場的目的是大力造林、育林，加快森林資源培育，以保護和經營管理森林資源為根本任務。在全面實施以生態建設為主的林業發展戰略，大力推進現代林業建設的新時期，必須對國有林場發展方向和目標進行重新定位，也就是要集中精力把培育擴大森林資源作為根本任務。要采取多種方式加快造林綠化進程,加強森林資源保護,強化經營措施，不斷提高森林資源質量。

二是要改革管理體制，完善相關配套政策。國有林場實行了近20年的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自收自支的管理體制，已不符合新時期林業發展的要求，必須從根本上進行改革。要按照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公益性事業主要由政府負責、商品經營性活動主要由市場運作的職能分工，把國有林場承擔的社會公益事業和以獲取經濟效益為目的的商品經營性活動相對分離開來，使以承擔生態建設這一公益事業為主要任務的國有林場納入政府管理的范疇，其建設所需投入主要由政府財政負責，為社會公益事業的發展提供保障；使以商品經營性活動為主要任務的國有林場以及場辦經營性項目，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進行運作，給予更靈活的政策，讓其在市場競爭中求得更好的發展。

三是要建立符合市場經濟要求和國有林場特點的運行機制。要徹底改變國有林場管理機構龐大，供養固定職工多，管理成本高，經濟負擔沉重的現狀，變國家出錢養人為國家出錢辦事。生態公益型林場要按照所承擔的任務和管理的難易程度，合理核定事業編制。用人上全面推行聘用制和崗位責任制，林業生產性活動通過多種形式由社會力量來完成，商品經營性活動面向市場經營。2.改革的主要任務

國有林場的綜合配套改革，主要涉及管理體制和經營機制兩個方面。

在管理體制方面：

一是界定兩類林場，明確各自的性質和相關政策。將生態區位重要、以公益林營造和管理為主要任務、主要發揮生態效益、為國家和社會提供生態產品的林場界定為生態公益型林場，按公益事業單位管理；將自然條件較好、以商品林和其他產業經營為主要任務、主要發揮經濟效益、為國家和社會提供物質產品的林場界定為商品經營型林場，逐步推行企業化管理。

二是生態公益型林場要根據事業發展的需要，按照“精簡、效率”的原則，重新核定事業編制，其人員經費和機構經費納入同級人民政府財政預算。

三是對于森林管護人員，與林場訂立勞動合同，通過政府購買服務或產品等方式，加大對生態公益型林場的投入力度。

在經營機制方面：

一是生態公益型林場要建立以聘用制為基礎的用人制度。商品經營型林場的勞動人事制度，可以參照國家對企業的有關法律法規執行。

二是生態公益型林場的各類商品經營性活動和產業開發項目，都要按市場機制運作，組建獨立法人實體經營。國有林場的造林、撫育、森林采伐以及其他生產性活動，要引入市場機制，采取承包或向社會招標等形式進行

三是生態公益型林場范圍內各種資源的開發利用和產業發展，按照“公開、公正、公平”的原則，通過招投標的方式，采取面向市場的辦法進行。

3.改革的保障措施

為了確保國有林場改革的順利實施，切實把各項改革政策落到實處，真正實現改革的目標，必須認真解決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要妥善安置國有林場職工。生態公益型林場除納入事業編制的人員外，其余人員要通過長期聘用森林管護人員、利用林場現有經營性項目轉為企業職工、內部退養、領取一次性安置費后自謀職業等多種途徑進行妥善安置。

二是解決好國有林場職工社會保險問題。需要分門別類制定具體政策，解決不同類別職工參加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險問題，解除職工的后顧之憂。

三是解決國有林場積累的債務問題。要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解決國有林場各類債務的具體政策，為國有林場發展創造寬松的環境。

四是切實解決國有林場建設投入問題。要通過制定具體政策，把國有林場的各類基礎設施建設以及營造林、森林防火、病蟲害防治等投 7 入，逐步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規劃，加大扶持力度，為國有林場穩定健康發展提供保障。

第三篇：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歷程

【本章提要】本章對30年的中國國有企業改革進行了脈絡梳理與經驗總結。中國國有企業改革可劃分為改革的初步探索、制度創新以及縱深推進三個階段。國企改革是一個“摸著石頭過河”的“試錯”過程，是中央推動與地方實踐上下結合的產物，本質上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相互作用，符合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但國有企改改革還存在許多問題有待通過進一步改革來解決。今后的國企改革將主要集中于調整戰略布局、深化股份制改革、健全法人治理結構、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及國企領導方式等幾個方向。

從國有企業改革與發展的實踐來看，改革的脈絡呈現出由淺入深的階段性推進特征。本章通過透視改革進程，揭示推動每一階段改革的基本因素和根本動力，對我國國企改革的推動模式進行全面梳理與總結，以便我們能夠在今后的改革中把握規律，掌握主動，盡快實現國企改革乃至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

第一節 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歷程

一、1978~1992年：國企改革的初步探索

從1978年到1992年，是我國國企改革的初步探索階段，取得了非常顯著的成就，并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教訓。

1．國企改革起步于放權讓利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會議公報中明確指出，我國的經濟管理體制的一個嚴重缺陷就是權力過于集中，應該大膽下放，讓地方和企業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環節，國企改革開始于對國有企業進行擴權讓利的改革試點，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以計劃經濟為主，同時充分重視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調整國家與企業的關系；二是擴大企業自主權，并且把企業經營好壞同職工的物質利益掛起鉤來，著眼于調動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主動性。1979年7月，國務院先后頒布了《關于擴大國營工業企業經營自主權的若干規定》等五個文件。通過擴大企業自主權的改革，企業有了一定的生產自主權，開始成為獨立的利益主體，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都有所提高，并打開了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缺口。

但是，由于信息不對稱，約束機制難以規范，出現了企業為擴大自銷比例而壓低計劃指標、不完成調撥任務和財政上繳任務等問題，結果是形成了“內部人”控制，出現了“工資侵蝕利潤”和行為短期化問題。實踐效果與改革預期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背離。在這種情況下，1982年中央推廣實行工業經濟責任制，旨在解決放權讓利中暴露的問題，處理好國家和企業之間的分配關系，解決大鍋飯問題，在硬化企業預算約束，強化企業內部管理等方面收到了成效，尤其是國家財政赤字大幅減少。但是由于企業外部環境不平等，企業內部條件也千差萬別，該政策很難找到可操作化的指標來規范國家與企業之間的責、權、利，企業激勵不足問題十分嚴重。1983~1984年先后又兩次推出利改稅，但結果都很不理想。

2．國企改革先后出現了多種形式

1984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建立自覺運用價值規律的計劃體制，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改革主要是為了實行政企分開，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明確國企改革的目標是要使企業真正成為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發展能力，成為具有一定權利和義務的法人，并在此基礎上建立多種形式的經濟責任制。改革的主要措施是實行廠長（經理）責任制，并在大多數國有企業實行承包經營責任制，對一些小型國有企業實行租賃經營，并在少數有條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業中開始了股份制改造和企業集團化的改革試點。

到1987年底，全國國有大中型企業普遍實行了承包制，同年，中共十三大報告肯定了股份制是企業財產的一種組織形式，試點可以繼續實行，到1988年底，全國共有3800家股份制企業，其中800家由國有企業改制而來，60家發行了股票，其余3000家原是集體企業。1988年2月國務院更加明確了企業承包制在國有企業改革中的地位，規定了“包死基數，確保上交，超收多留，歉收自補”的承包原則。同時，全國人大頒布了《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從而將擴權試點以來取得的改革成果用法律形式規定下來。

雖然承包制在當時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承包制的問題也逐漸暴露出來。1991年9 月中央工作會議強調要轉換企業經營機制。1992年后國務院就不再鼓勵企業搞承包。1992年7月國務院公布了《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該條例根據兩權分離的思路明確了企業經營權、企業自負盈虧責任、企業和政府的關系、企業和政府的法律責任等問題。但是很快人們就發現，僅靠企業內部轉換機制，難以達到改革的預期目標。

3．國企改革與價格體制改革等宏觀經濟改革同步進行

國企改革是與價格體制、投融資體制等宏觀經濟改革同步進行的。在價格體制上，國企改革的推進對價格體制提出了挑戰。1984年以后開始了對價格體制的改革，以不同形式、不同程度放開價格為主。1987年9月，國務院發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價格管理條例》，明確規定國家現行的3種價格形式，即國家定價、國家指導價和市場調節價，并規定企業在價格管理方面享有的權利，主要是賦予企業對一部分價格的定價權。

在流通體制上，1978年中國以計劃管理的商品將近400種到1990年底已經逐漸減少為9種。同時，改變原來生產資料不能成為商品的現狀，將近850種生產資料，由國家統一計劃調撥的方式轉變為市場調控，生產資料正式成為商品。由于生產資料成為商品，以它的有效和方便的運轉支持和支撐了國企改革的進行。

在投融資體制上，中央進行了“撥改貸”改革、成立國有資產管理局。20世紀80年代中期，國家建設項目投融資體制從撥款改為貸款，國家不再給新建企業投入資本金。在監管體制上，1988年4月，為了加強對國有資產的管理，理順國家與企業的財產關系，國務院直屬的國有資產管理局成立，行使國有資產所有者的代表權、監督管理權、投資和收益權、處置權。

此外，進入20世紀80年代后期，隨著發行股票的企業增多，對股票交易的需求壓力相應增大。經中國人民銀行批準，上海（1986年）和深圳（1987年）先后建立了股票柜臺交易市場。其后，兩地先后于1990年和1991年成立了規范的證券交易所，主要在于緩解已經發行在外，且具有相當規模的股票交易需求的壓力。據中國證監會的統計，從1987年至1990年末，我國共向社會發行了可流通股47億股，籌集資金47億元。資本市場的建立不僅為國企改革提供了融資渠道，還為將來國企改革的深化奠定了基礎。

4．改革的推動力量

這一階段國企改革在不斷地探索中前進，具有十分鮮明的試錯特征，改革的推動模式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特征。

（1）國企改革是解決我國經濟短缺問題的客觀需要。改革之初，長時間的計劃經濟體制和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發展路線使我國經濟處于崩潰的邊緣。國有企業上繳的利潤與國家對它的投資不相稱，使國家財力吃緊，生產資料和人民生活資料長期處于嚴重短缺狀態。為了擺脫這種局面，中央制定了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作為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所有制結構與國有國企改革成為解決當時短缺問題的必然選擇。國有企業的放權讓利和兩權分離目的就是為了增強企業活力，從而提高企業的生產能力，緩解緊張的產品短缺問題。此外，迫于“文化大革命”之后，國營和集體企業職位有限，無法安置上千萬的回城青年的工作，各級政府不得不鼓勵自謀職業，并大批發放個體營業證。個體經濟就這樣在政府默許下發展壯大起來，并最終成為一種合法的所有制成分。

資金、技術和經驗的嚴重匱乏要求國家必須堅定地推行對外開放政策，以吸引國外投資，引進改革所急需的資金、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正是在這種旨在緩解短缺問題的政策推動下，三資企業在20世紀80年代獲得了初步發展，為90年代外資的大規模涌入奠定了基礎。

（2）中央指導、理論研究和地方企業實踐相結合，自下而上占主導，經濟短缺的現實迫切要求改革國企以提高產量和效益，改革所有制結構，發展個體經濟、外資經濟。改革的具體實踐過程，卻是中央指導、理論研究和地方實踐共同作用下推動的。在探索的初期，這種共同作用表現為以地方實踐為主，自下而上推進國企改革。

對國有國企改革，中央政策主要是采取“試點”的大原則，結合企業發展實際和企業相關理論，先后推出了多種政策。從放權讓利到兩權分離的承包責任制和轉換經營機制，經歷的都是“政策—實踐—政策改進”的過程。被實踐證明不好的政策，用新政策加以取代，如用兩權分離取代放權讓利；被實踐證明有效或尚未證明的政策繼續加以推進，如股份制試點、“撥改貸”等。

與國有企業改革密不可分的是非公經濟的改革，個體和私營企業在中央的默許和“看一看”的寬容政策支持下，通過自我發展與實踐，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地方的成功實踐獲得了中央的認可，進而推動了所有制結構的巨大變革，個體和私營經濟成為所有制結構的一部分。外資經濟在政策的鼓勵下也獲得了一定程度的發展。

（3）在“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中逐步調整改革的方向

這一階段，國企改革沒有明確的方向和路線指引，除了有一點改革之前的一些教訓外，也沒有可以借鑒的發展經驗，走的是一條完全陌生的道路。通過不斷的試探性改革措施，尋求改革的正確方向和路徑，也就是在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中逐步調整改革的方向。為了調動國有企業的積極性，推出了放權讓利，但是“內部人控制”等問題的出現，使改革調整為推行承包經營責任制，但問題依然沒有解決，于是又調整為轉換經營機制。

二、1993~2003年：國企改革的制度創新

20世紀90年代初，社會主義制度下計劃和市場的關系問題使改革陷入發展的僵局。同時，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解體對社會主義制度形成了巨大沖擊。觸及計劃體制本身的改革勢在必行，國企改革由此進入了第二個階段。

1．逐步明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目標

計劃與市場關系的明確，使國企改革從政策調整階段進入了制度創新階段。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確指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要求圍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加快經濟改革步伐。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指出，我國國有企業的改革方向是建立“適應市場經濟和社會化大生產要求的、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和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要求通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使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法人實體和市場競爭主體。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國企改革實踐的重大突破，具有劃時代得意義，為國企改革指明了方向。

2．國有企業戰略性改組與國有經濟布局調整

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明確指出：“要著眼于搞好整個國有經濟，通過存量資產的流動和重組，對國有企業實施戰略性改組。這種改組要以市場和產業政策為導向，搞好大的，放活小的，把優化國有資產分布結構、企業結構同優化投資結構有機結合起來，擇優扶強、優勝劣汰”。截至1997年底，在抓大方面，國家集中抓的1000 家重點企業，確定了分類指導的方案。在放小方面，各地堅持“三個有利于”標準，不搞一刀切，采取改組、聯合、兼并、股份合作、租賃、承包經營和出售等多種形式，把小企業直接推向市場，使一大批小企業機制得到轉換，效益得到提高。山東諸城、四川宜賓、黑龍江賓縣、山西朔州、廣東順德、河南桐柏、江蘇南通、福建寧德等許多地區在探索搞活小企業方面先行一步，收到了較好的效果。此外，一大批新型的民營企業從自身發展的需要出發，參與國有企業改革。通過兼并、收購、投資控股、承包、租賃、委托經營等改革舉措，將非公有制經濟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融入國有經濟運行中，盤活了大量的國有資產。特別是中共十五大肯定股份合作制和提出調整所有制結構后，各地國有中小國企改革的步子加快，改制企業的比重迅速上升。

中共十五大的報告中進一步強調要調整國有經濟布局，明確指出，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控制力上。要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布局。對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有經濟必須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領域，可以通過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以加強重點，提高國有資產的整體質量。

3．國企解困始終是20世紀90年代國企改革的主題

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與非公經濟迅速發展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國有企業由于高負債率、冗員多、社會負擔重、攤派嚴重、員工積極性不高等原因，陷入了發展的困境，效益逐年下滑，虧損面逐年增大的。據不完全統計，1996年上半年虧損的國有企業達到43.3%，1998年第一季度出現了全國性的虧損，國有資產的損失數額也逐年上升。1997年，中共十五屆一中全會將國企改革的目標確定為在三年內在大多數國企初步建立起現代企業制度，并使大多數國有虧損企業走出困境。

為了給國有企業解困，中央推出了多項政策，包括兼并重組、主輔分離及債轉股等等。其中，影響最大的是結合國有商業銀行集中處理不良資產的改革，成立四家專門的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對部分符合條件的重點困難企業實施“債權轉”股權改革。到2000年，最后確定了對符合條件的580戶國有大中型企業實施債權轉股權，涉及債轉股總金額4050億元。已實施債轉股的企業，資產負債率明顯下降，由原來的70%以上下降到50%以下，這些企業每年減少利息支出200億元。

此外，國務院還采取其他一些有效措施，努力解決企業冗員過多、企業辦社會等問題，主要是將國有大中型企業的附屬普通中小學校和醫院等社會負擔逐步分離或獨立出來，轉移到地方，由當地教育和衛生部門進行管理，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4．股份制和公司制試點的推進

股份制試點在1986年就被提出了，但當時是為了增強企業活力，僅針對少數有條件的大中型全民所有制企業。1992年國務院頒布了《股份制企業試點辦法》、《股份有限公司規范意見》、《有限責任公司規范意見》、《股份制試點企業財務管理若干問題的暫行規定》等11個法規，引導股份制試點走向規范化。1994年，為了落實《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精神，國家經貿委、體改委會同有關部門，選擇100戶不同類的國有大中型企業，進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試點。隨后，全國各地根據本地區的實際情況，先后選定了2500多家國有企業參與現代企業制度試點。本著“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要求，這些試點企業在清產核資、明確企業法人財產權基礎上，逐步建立了國有資產出資人制度，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的領導體制和組織制度框架初步形成了企業法人治理結構。1997年中試點企業普遍進行了公司制改造，經過一年的實施，全國2343家現代企業制度試點企業，共有84.8%的企業實行了不同形式的公司制，法人治理結構已初步建立。在現代企業制度試點企業中，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的有540家，占23%，改制為國有獨資公司的909家，占38.8%；尚未實行公司制的國有獨資企業有307家，占13.2%，其他類型企業有47家，占2%。1999年，十五屆四中全會提出，國有大中型企業尤其是優勢企業，宜于實行股份制的，要通過規范上市、中外合資和企業互相參股等形式，改為股份制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重要的企業由國家控股。

1994年，在進行現代企業制度的試點的同時，國家經貿委在18個城市進行“優化資本結構”的配套改革試點。試點的主旨為以市場為依托，在整體推進國有企業轉換經營機制的前提下，采取多種政策，通過破產、兼并探索建立國有企業優勝劣汰機制，在補充企業資本金、減輕企業債務負擔，分離社會服務功能，分流富余人員，資產多元化等方面實現了重點突破，尤其是在企業破產、兼并和職工再就業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國務院逐步擴大了“優化資本結構”試點范圍，1996年增加到58個城市，1997年擴大到111個城市。“優化資本結構”試點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國有企業虧損面太大，虧損額太高，無法從根本上為國企解困。

5．利用與發展資本市場

投融資體制實行“撥改貸”之后，隨著國有企業經營虧損日益增加，銀行對國有企業的不良貸款率不斷攀升，間接融資渠道很難滿足國有企業改革資產重組、規模擴張等的融資需求，此外，解決國有企業歷史遺留的過度負債和財產損失需注入龐大的資金，在國有企業改革中，僅靠銀行的間接融資已難以滿足其巨大的資金需求。因此，通過資本市場發展直接融資是必然的出路。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提出《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若干問題的決定》指出，要利用資本市場積極穩妥地發展債券、股票融資。同時，資本市場的發展有利于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因為企業為了自己的股票能夠上市，利用直接手段來融資，必須按照《公司法》要求，對企業進行公司制的改造，并完成上市公司的規范操作。在利用資本市場解決國企改革的融資問題的過程中，一方面大力發展國內的資本市場，另一方面讓一些企業走出去，在國際資本市場上進行融資。截至2001年初，我國境內上市公司從1990年的14家增加到1063家，其中包括114家境內上市外資股公司和52家境外上市公司，境內上市公司市價總值達46061.78億元，流通市值達15492.49億元，投資者開戶數達到5683.88萬戶。

6．國企改革與整個國民經濟改革相結合

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國企改革是與國家宏觀經濟改革結合進行的。在所有制結構上確立了非公經濟的重要地位；在分配制度上確立了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方式；價格體制改革進一步深化，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價格體制的目標；改革外貿、外匯管理體系；在社保制度改革方面，紛紛出臺養老保險、醫療保險、住房制度等政策，為企業解除后顧之憂；企業富余人員、下崗失業職工再就業政策給解困工作創造條件；國債補貼技改，促進了企業的技術進步等。

7．本階段國企改革的動因

國企改革在本階段獲得了較大的發展，改革的推動模式主要有以下特點：

（1）鄧小平南方談話為改革解放了思想，指明了方向。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理論界和社會各界圍繞計劃與市場的爭論愈演愈烈，姓“資”和姓“社”的問題嚴重制約著國企改革的推進。國企改革因為無法跳出計劃體制的框框而舉步維艱。已經迅速發展起來的個體和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由于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名不正”而“言不順”，發展壯大的阻力越來越大。在此關頭，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指出了計劃和市場的關系，明確了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和兩極分化，最終實現共同富裕。談話完全消除了人們的疑慮和擔心，極大地解放了人們的思想，徹底解除了長期以來困擾理論界和社會各界的姓“資”和姓“社”的問題，指明了深化改革的方向和目標。

（2）國企改革是企業生存與發展的客觀需求。本階段國企改革較20世紀80年代為解決短缺問題而實行的改革有較大的區別。隨著國有企業的改革的推進及集體經濟和非公經濟的迅速發展，短缺現象在90年代已經有了非常大的改善。國有企業面臨的生存困境成為國企改革新的客觀原因，其背后隱藏的是企業制度上的問題。基于兩權分離理論的承包經營責任制和只承認國有企業有經營權，而不承認企業作為法人應該有財產權，認為所有權全部屬于國家經營機制轉換，決定了國有企業不可能真正實現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制約，即不可能成為真正的企業。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的狀況不斷惡化，使對企業制度的改革成為必然要求。

（3）理論探索與實踐經驗總結的共同作用

20世紀90年代后，理論界關于企業制度探討不斷深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成為國企改革的主要方向。此外，20世紀80年代的國企改革的實踐經驗證明不涉及產權和計劃體制本身的國企改革，只能是停留在經營管理層面，不能觸及企業的核心，因此，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成為水到渠成的選擇。同時，改革實踐還證明，改革不僅要注重每個具體企業的改革，更要注重全局性的調整。因此，理論探索和實踐經驗明確了國有國企改革的任務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要在國有大中型企業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使國有企業成為真正的企業。另一方面，是要處理好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是調整國有經濟布局，把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改變為主導地位，改變國有企業范圍過寬、數量過多、比重過大的局面。

三、2004年至今：國企改革的縱深推進

中共十六大之后，現代企業制度建設的繼續深化、國有資產管理方式的變化和資本市場的改革使我國的國企改革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1．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深化

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中的深層次改革，是利益的調整和權力的重新分配，涉及政治體制和政府機構改革，困難和阻力可想而知。2002年11月，中共中央在十六大報告中提出了深化國有體制改革的重大任務，明確要求中央和省、直轄市、自治區，兩級政府設立國有資產管理機構，成立專門的國有資產管理機構，改變部門分割行使國有資產所有者職能。2003年3月，中央和地方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分別成立，統一了管人、管事和管資產的權力。此后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也提出，要建立健全國有資產管理和監督體制，國資委成立后明確所管轄的大型國有企業要吸引外資和社會資金，實行產權多元化，可以上市募集資金，而且鼓勵整體上市，以保持和增加企業的整體實力，許多大型企業正在剝離社會職能部分，過去一階段是剝而不離，仍由企業自己管理，現在有的正逐步移交社會；在企業內部實行主輔分離，使各部門面向社會，成為獨立經營的實體，企業同國資委分別簽訂責任書，對領導班子進行考核。

2．國企改革以大企業、以產權多元化和治理結構為中心

本階段，國企改革依然是以抓大放小為主，同時以產權多元化和治理結構建設為中心。2003年10月，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指出，要“建立健全現代產權制度，產權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內容，包括物權、債權和知識產權等各類財產權。建立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有利于維護公有財產權，鞏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有利于保護私有財產權，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有利于各類資本的流動和重組，推動混合所有制經濟發展；有利于增強企業和公眾創業創新的動力，形成良好的信用基礎和市場秩序。”《決定》第一次把產權制度提到如此的高度，提出“產權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內容”，是對“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的重大創新和歷史突破，進一步明確具體了國企改革的任務和目標。

3．各種所有制企業關系的處理

這一階段，如何處理非公經濟與公有制經濟的關系問題成為了理論探討和政策制定的重點。非公經濟經過多年的發展，逐步壯大起來，在許多領域占有絕對優勢，非公經濟的地位和作用在改革中得到了進一步提升，出現了個體、私營、外資與公有制經濟相互滲透、相互融合的趨勢，如非公經濟在行業分布上從以制造、建筑、運輸、商貿和服務業等領域為主，已經開始向基礎設施、公共事業等領域拓展。非公經濟與公有制經濟之間的沖突時有發生，如石油行業的民營資本問題。此外，外資企業在我國的發展也迅速膨脹，外資的并購問題成為了各界關注的熱點。非公經濟遇到了重新定位和判斷的問題，發展面臨巨大的挑戰。為了正確處理非公經濟與公有制經濟的關系，2005年2月國務院發布《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簡稱“非公36條”）。該政策一定程度上給予了非公經濟更大的發展空間，并掃除了人們對非公經濟去向問題的擔憂。

4．國企改革與資本市場的改革同步進行

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實現國有經濟的戰略性重組，迫切需要資本市場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與有效的金融服務。資本市場對于國企改革而言非常重要。一方面，改革開放的深入，非公經濟的發展，經濟全球化推動的國際資本的流動，使民間積累了大量資本。另一方面，“撥改貸”之后，國企直接融資渠道越來越窄，資本市場是國有企業理想的融資平臺。此外，資本市場有利于國有企業治理結構的完善，有利于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但是，我國資本市場中股權分置的先天缺陷嚴重制約其健康發展，投資、融資、定價和資源配置的功能逐漸被弱化，面臨邊緣化的危機。對資本市場先天缺陷的改革對于國有經濟改革越來越重要，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股權分置改革。2005年4月中國證監會啟動了股權分置改革試點工作。到2006年末，股權分置改革基本完成，資本市場的功能逐漸回歸。資本市場的功能回歸，吸引了大量沉睡已久的民間資本，強烈的投資需求必然會引來更多的優質資產和公司進入資本市場，以獲取資本，實現資本的增值。因此，股權分置改革成功后，隨著資本市場體制的逐漸完善，資本市場將成為一個全國優質資產的吸納器，為國企改革提供了一個全國范圍的資源配置平臺，企業之間的大額換股并購有了可能。這對于國有經濟的戰略性結構調整，非公資本參與國企改制，產業整合以及上市公司做優做強，都有積極的影響。而且，國有資本的市場價值和市場價格可以在資本市場獲得公允的定價，股價有條件成為新的績效考核標準。一直以來無論是考核國有資產保值增值，還是進行國有資產轉讓，最重要的參考指標都是凈資產。但這一指標并不能反映國有資產的真實價值。因此，資本市場的巨大變革，將非常有利于國企改革向縱深推進。

摘自《發展和改革藍皮書》

第四篇：國有林場發展林下經濟探討

國有林場發展林下經濟探討

【摘 要】本文首先分析了大力發展林下經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結合國有林場可持續發展的需求，探討國有林場林下經濟的發展模式及林下經濟在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并提出相關對策以促進林下經濟的發展。

【關鍵詞】林下經濟；發展；要求；模式

所謂的林下經濟，是指以林地資源和森林生態環境為依托，將林下種植業、養殖業、采集業和森林旅游業發展于此的經濟作業，其中包括了林下、林中以及林上產業。發展林下經濟可以縮短林業經濟周期，保護生態的穩定與安全，提高林業經濟附加值，從近年來各國有林場經濟發展情況來看，林下經濟具有極大的發展前景。廣東省國有林場基本情況

廣東省共有國有林場188個，分布在21個市、84個縣、經營擁有的總經營面積73.9萬hm2，林地面積60.7萬畝，約占全省林地面積的7%；在有林地面積中生態林面積占51%，商品林面積49%。2008年底統計：林蓄積量合計約3 384m3，占全省森林資源總量的8%。在職職工1.5萬人，全省林場資產總約35.5億元。2013年廣東省人民政府辦公廳出臺《關于加快林下經濟發展的實施意見》中明確：到2015年，全省發展林下經濟面積在186.7萬hm2以上，林下經濟產值在450億元以上。大力發展林下經濟的必要性

2.1 單一的林業經濟發展模式綜合效益較為低下

如今省內部分國有林場中，現有的經濟模式已經不適應林區的發展，舊模式導致林業資源被浪費，使得林區經濟的綜合效益相對較低。在國有林場中，仍有很大一部分延續過去造林伐木傳統的單一經濟發展模式，大量的林地資源未被綜合有效地利用，經濟效益長期徘徊在較低的水平。單一的經濟發展模式不僅使林區資源無法得到有效的綜合利用，經濟效益無法得到充分的提高，而且對生態平衡發展具有破壞性的危害，直接導致林區的林業資源逐漸枯竭，林區發展的經濟效益與生態環保效益形成對立矛盾的態勢。

2.2 實現國有林場可持續發展的需要

發展多元化的林下經濟是轉變國有林場的林業經濟增長模式，促進林區可持續發展的保證。國有林場探索出一條以林業為主，林下養殖、種植、森林旅游綜合發展的多元化經濟發展模式，以充分地利用林區豐富的林地資源及廣闊的林地空間來提高林區整體的資源利用率和經濟產出效率。將單一的林區經濟發展模式拓展為綜合利用林區多層空間的經濟發展模式。通過對林下資源的合理利用以科學發展國有林區的經濟。同時，多元化的林下經濟發展可以使得林區的職工通過發展林下種植、林下養殖等，在相對短時間內獲得經濟收益，以避免由于林木收益周期較長所帶來的急功近利破壞生態的問題。整合林區的整條林業產業鏈，實現既能在短期內獲得收益，又能在長期保護生態維護樹林，長期與短期協調發展，經濟與生態協調發展的良性循環，最終實現整個林場的可持續發展。

2.3 節約型林場及環境友好型林場的要求

充分利用林場內的各種資源，實施多元化的林下經濟發展模式，是林場節約林業土地資源，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建設節約型林場和環境友好型林場的要求。發展林下種植和林下養殖以及森林旅游，既可以擴增森林生態系統的生物多樣性，強化水土的保持能力和水源的涵養能力，為林區的生態平衡打下水源基礎。同時，通過發展林下養殖業將牲畜從室內養殖轉移到林間放養或圈養，既可以提高牲畜的品種質量，減少病菌傳染的機會，改善當地居民的居住環境，還可以使林區的整個生態系統更為一體化，生物資源的循環更合理，以促進節約型社會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建成。林下經濟發展模式

林下經濟是指依靠林地資源，以科技為技術支持，合理選擇適宜林下生長的菌類及微生物、動物、植物的物種，并施以系統化地種植養殖以構建穩定的生態系統，既實現林地生物品種的多樣性，又在農業、林業、牧業三方面實現資源互補、優勢共享，最終實現整個生態圈的平衡穩定可持續的循環發展。

國有林場是寶貴的優質資源之一，森林資源和遼闊的林地空間，大力發展林下經濟，成功探索出多種高效的林下經濟發展模式，如林下種植模式、林下養殖模式、森林旅游模式等，為整個經濟發展提供了新的增長動力。

3.1 林下種植

國有林場擁有極其豐富的林下資源可供發展種植業。可供考慮的發展模式又可分為以下幾種。

4.1.1 林+花模式

即在林下大批量種植各類耐陰的觀賞類植物和花卉。

4.1.2 林+菜模式

即在林下種植喜陰的經濟作物。

4.1.3 林+藥模式

即在林下培植具有藥用價值的植物或其他作物。

4.1.4 林+菌模式

即在林下種植各類菌菇類。

在連山壯族瑤自治縣，許多鄉鎮在山上的楓樹林下便會長出一朵朵天然的靈芝，因其具有促進和調整免疫功能、抗自由基、抗神經衰弱、治療高血壓、治糖尿病、慢性支氣管炎、支氣管哮喘、抗過敏作用等功效，藥理價值極高。在各地區市場需求都很旺盛，產品供不應求，價格居高不下，經濟收益可觀，可作為農戶發展林下經濟種植模式的首選之一。近年來，該縣以“林+菌”模式作為該山區鄉鎮農民主要的致富創收項目進行推廣，并對靈芝種的林區施以各項全面的生態保護措施，有效保障林下的生長環境以適合靈芝的生長。

3.2 林下養殖

除了林下種植的模式之外，還可以充分地利用國有林場林下廣闊的空間發展進行多層次立體的養殖。可供考慮的發展模式又可分為以下幾種。

3.2.1 林+蜂模式

即利用林下的空間放養適合的蜜蜂品種以發展養蜂業。

3.2.2 林+畜模式

即在林下放養或圈養豬牛羊兔等各個品種的家畜。廣東省連山林場部分職工在林中放養東山羊，收入十分可觀。

3.2.3 林+禽模式

即在林下畜養雞鴨鳥鵝等各種禽類。

3.3 森林旅游

在發展林下種植及林下養殖之外，發展林下旅游業也是國有林場發展經濟的高效模式之一。利用該省優越的地理環境，充分發揮國有林場空氣清新、山清水秀的極佳的生態環境，在合理地開發規劃下，發展以純天然的森林景觀為主，以周邊天然林下資源的產品為輔的旅游業。具體而言，可開發森林氧吧、療養康復、休閑度假等各類功能的森林旅游開發區。近年來，廣東省已先后開發并建成了一大批；國家級、省級森林公園。森林旅游正逐步成為國有林場又一新的經濟增長點。如省乳陽林來局和深圳市東陽光實業發展有限公司簽訂了《南嶺國家森林公園合作建設合同》，該公司將在5年內投資5.5，建設南嶺國家森林公園旅游景區。結語

綜上所述，通過發展林下經濟，能促進國有林場可持續發展，開辟林家增收渠道，提高林地使用率，縮短林業經濟周期，增加林業附加值，發展循環經濟，鞏固生態建設成果。通過利用林下經濟產業各項產品資源，從加工到流通銷售將其打造成一條經濟產業鏈，進一步使林下經濟的發展高效化，形成國有林場經濟增長的一個亮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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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歷程及經驗總結

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歷程及經驗總結

摘要：以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時代。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是一場偉大的社會實踐，而從1984年以來，國有企業改革就被認定為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理解國有企業改革的背景，回顧國有企業改革的進程，總結國有企業改革的得失，對于進一步推進改革這一未竟的事業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國有企業 產權制度 承包制

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至今已走過了30年的歷程。國有企業改革既是貫穿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主線，也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縮影。一方面，由于缺乏前人的經驗可鑒，使改革本身始終沿著“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不斷試錯；另一方面，改革也在正式制度安排下以漸進式路徑不斷前行。在中國，搞好國有企業改革是現今一切改革工作的核心和關鍵。30年國有企業改革所走過的艱難探索和取得的偉大成就，正在也必將繼續給中國社會的深層結構帶來更為深遠的變革，國企改革的成敗將制約甚至決定整個社會乃至整個民族的命運發展。

一、我國國有企業改革歷程回顧

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從改進微觀激勵機制的“放權讓利”開始，然后逐步過渡到所有權層面的改革，至今已走過20多年的歷程。回顧國有企業改革的歷程，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1979-1986年間，國有企業經營層面的改革，這一時期的主要政策措施就是國有企業的“放權讓利”的改革，以及隨后的“利改稅”、“撥改貨”改革。

改革之初，政府已經意識到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一個嚴重缺點就是管得過多，統得過死，政府應該讓企業在國家統一計劃的指導下享有更大的自主經營權。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央政府頒布了一系列擴大企業自主權的文件，推動了國有企業經營權層面的改革，而“放權讓利”也就成為這一階段國企改革最顯著的特點。

但是，由于宏觀政策環境和資源配置機制的改革不配套，經濟中并沒有形成一個競爭的市場，所以政府無法通過企業外部的經營指標來判斷企業實際經營狀況的好壞。另一方面，由于國有企業普遍都承擔著政策性負擔，所以政府與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就會更加嚴重，這會導致國有企業管理者的道德風險問題：企業一旦獲得了一定的生產經營權，就有動機和可能侵占國家應得的利潤，并往往以所承擔的政策性負擔作為企業經營不善或虧損的借口，這就導致了“放 權讓利”改革過程中出現了嚴重的“工資侵蝕利潤”的問題。國有資產的收益和國家財政收入并沒有明顯提高。為了確保國家的財政收入，并強化國有企業的經濟責任和預算約束，國家在1983-1985年間先后進行了“利改稅”和“撥改貸”的改革，但也沒有收到很好的效果。

第二個階段是1987-1992年，企業改革開始向所有權過渡，這一時期的改革措施主要是國有企業的“承包制”改革和一些沒有完全展開的“股份制”改革。

國有企業改革向所有權過渡，最初受到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改革成功的啟發，認為應該將國有企業仍然限制在原來的財產關系之內，推行企業“承包制”改革。于是在1987-1992年，國有企業先后經歷了兩輪承包制的改革。承包經營責任制的形式主要是“兩保一掛”：一保上繳稅利，二保企業的技術改造，實行職工工資總額與企業經濟效益掛鉤。承包制推行伊始，確實調動起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推動了國有經濟的發展。但是在推行承包制期間，卻出現了企業增效、經濟增長、國家財政收入占GDP比重迅速下降的情況。實際上，在企業承擔政策性負擔的情況下，承包制仍然無法解決國有企業經營者的道德風險問題：一是承包合同在兌現時基本上是“負盈不負虧”，一旦企業虧損，國有企業的經營者就會將其歸咎到企業承擔的種種政策性負擔上；二是承包制還會帶來承包期內的短期行為，這也影響了企業和國民經濟的長期健康發展。

與承包制的改革主張不同，國內的一些學者突出了推進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革。這些學者認為，股份制改革的目的是要改變由國家壟斷的企業財產制度，使國有企業內部形成多元化的產權結構，從而優化國有企業內部的治理結構，能夠對股東、董事會和經理層進行有效的激勵和制約。國有企業股份制的試點開始于1986年，但大都在國有中小企業中進行，影響面并不廣。

第三個階段是1992年到現在的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

面對承包制出現的問題，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開始將國有企業改革的目標設定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并把現代企業制度的特征概括為“產權明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

緊隨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公司法》也于1993年2月頒布。從那個時侯起直到現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一直是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特別是大中型國有企業改革的主題思路。但是，對大中型國有企業而言，承包經營責任制不能解決的問題，現代企業制度也不能解決。現代公司治理結構的有效運作，有賴于一個公平競爭的產品、要素、經理、股票等市場體系，而中國經濟中還缺乏這樣一個市場體系，企業的政策性負擔仍舊存在，所以，國有企業的道德風險和軟預算約束問題仍難根除。

二、我國國有企業改革中存在的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國企改革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但是深層次的問題仍有待進 一步解決。一些學者對國企改革的現狀進行剖析，發掘其內部存在的矛盾，加深對國企改革存在問題的分析力度，試圖從這些問題中找出國企改革的合理對策。

林毅夫指出，中國的國有企業是重工業優先發展的內生產物，這也就內生地導致了它具有不同于自由市場經濟下一般企業的獨特特征：普遍背負著政策性負擔。對于背負著政策性負擔的國有企業而言，它的委托-代理就會出現激勵不相容的問題—政府要求國有企業貫徹它的趕超戰略，并使企業承擔政策性負擔，而企業經理則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簡真瑜認為，深化國企改革應急需解決以下幾個問題，表現在：1，由企業內部權責利益關系、人事管理制度、分配制度及科學管理構成的現代企業制度尚需完善。2，企業人員負擔重，失業、醫療保險未健全，下崗職工再就業壓力增大等。3，企業辦社會職能依然存在，如企業的物業、學校、醫院、后勤等社會職能與當地有關部門、社區或企業在移交銜接仍存在一些問題。4，政府行政干預企業經營管理現象依然存在。因此，國企改革應從企業本身、外部因素及二者間的相互關系等角度分析國企改革存在問題，并細致分析解決問題的思路，為搞活企業機制、提高企業效益提供切實可行的措施。

有的學者認為，國企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存在深層次問題，表現在：1，公司制改革滯后于經濟發展的需要，尤其在產權改革及法人治理結構方面。2，國有企業跨行業過多，分布面廣，資本過于分散。這兩個方面導致企業之間具有結構趨同、重復投資、惡性競爭等問題。3，政企不分現象屢有存在。國家監管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企業的長遠發展。4，企業競爭力與國際大公司相比占劣勢，經營效率與投入不成正比。這幾個問題暴露出國有企業與國際跨國企業之間存在的差距，而要使企業走向國際市場，就必須深化國企改革，吸收國外科學的管理經驗和方法，注重實效。

董依江認為參與國企改革存在著問題。他從民營資本角度分析：1，管理者收購中風險收益有失公平，國有資產可能蒙受損，失產權轉讓缺乏透明度以及政府對國企改制的“人治化”管理導致腐敗尋租；2，國有企業背負政策性負擔，導致企業效益低落。因此，我們需要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加強監督監管職能，以市場為導向允許民營資本進入國有企業，為解決國企改革資金短缺提供有利渠道。

李軍撰文指出，國有企業存在任務和負擔過重的問題，向銀行貸款是企業負債的最主要形式。因此，如何保護因債務而引發的銀行債權是國企改革必須考慮的重大問題，企業過度負債，一方面，它阻礙了企業正常運轉，造成信用危機和企業資金短缺；另一方面，迫使銀行不斷投資，資金出現緊張局面, 增大銀行經營風險，其效益業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另外，沉重的債務負擔還可引起社會關系的紊亂，制約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因此，國企改革是向市場要效益的過程，3 不是為了挽救企業而影響第三方的正常利益。在積極支持國企改革的同時，也應做到實時保護銀行債權利益，從而嚴格規范社會正常的經濟秩序。

三、對我國國有企業改革中存在問題的解決對策

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以此為標志，我國基本上平穩地實現了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渡（或者說初步任務已經完成），國有企業改革任務的基本實現，是最重要的標志性成果。這是支持我國經濟持續高速成長、效益逐步提高的基本體制保障。

但是在上述主要內容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在國企改革的過程中存在諸多問題，這些問題能否順利解決將決定我們下一步的改革計劃能否順利實施。就現階段關于國企改革的研究成果來看，對國企改革中存在的主要問題主要有以下解決對策。

1，調整國有經濟戰略布局

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指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主要體現在：國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對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這是就全國而言，有的地方、有的產業可以有所差別。國有資產占優勢，要有量的優勢，更要注重質的提高。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控制力上。要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布局。對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有經濟必須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領域，可以通過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以加強重點，提高國有資產的整體質量。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國家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和競爭力得到增強，我們現在能不能辦許多國有企業，決定于這樣幾個因素，一是國民收入結構是不是有很多財力來投資于國有企業；二是一些行業的企業由國家辦，其效益和風險大小，三是現代政府的職能是什么，是公共服務和社會型政府，還是生產建設型政府。綜合多方面的因素，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國有經濟的戰線應當收縮。

2，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按照現代企業制度要求，規范公司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營管理者的權責，完善企業領導人員的聘任制度。股東會決定董事會和監事會成員，董事會選擇經營管理者，經營管理者行使用人權，并形成權力機構、決策機構、監督機構和經營管理者之間的制衡機制。中央和地方黨委要加強和改進對國有重要骨干企業領導班子的管理。要全心全意依靠職工群眾，探索現代企業制度下職工民主管理的有效途徑，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繼續推進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深化勞動用工、人事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3，建立現代產權制度，推進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 國有企業改革的核心是明晰產權，而明晰產權的主要方式是推進股份制改革。產權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內容，包括物權、債權、股權和知識產權等各類財產權。建立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有利于維護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這是完善基本經濟制度的內在要求，是構建現代企業制度的重要基礎。要依法保護各類產權，健全產權交易規則和監管制度，推動產權有序流轉，保障所有市場主體的平等法律地位和發展權利。

隨著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逐步深入，人們一直在努力尋找公有制的有效實現形式。在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要適應經濟市場化不斷發展的趨勢，進一步增強公有制經濟的活力，大力發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等參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

4，完善國有資產管理和出資人體制

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們對于大型企業在體制上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從廠長經理負責制、承包制，改為工業公司，到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組建大型國有企業，資產多元化等，這對于提高大型國有企業的競爭力和活力起了一定作用。但是，多頭管理大型企業、管理權限與責任和風險不對稱、內部人控制、管人管事管資產不統一等問題日益突出，妨礙了國有企業競爭力的提高，國有企業的其他許多問題也源自于此。因此，我們要完善國有資產管理和出資人體制，堅持政府公共管理職能和國有資產出資人職能分開。國有資產管理機構要要對授權監管的國有資本依法履行出資人職責，維護企業作為市場主體依法享有的各項權利，督促企業實現國有資本保值增值，防止國有資產流失。

5，改進和完善黨對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的領導方式

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方式，既是一個經濟問題，也是一個政治問題，既要加強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又要改進和完善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方式，使其適應市場競爭規則、適應法律要求、降低體制成本。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加強黨對整個國有經濟的領導。在日常的經營管理過程中，企業黨組織要發揮政治核心作用，并適應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要求，改進發揮作用的方式，支持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營管理者依法行使職權，參與企業重大問題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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