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貸款詐騙主觀非罪案例1

貸款詐騙——罪與非罪之間

案

發

2005年8月2日，H省T市B商貿有限公司D事兼經理S被T市檢察院反貪局約談，旋即因涉嫌行賄罪被T市公安局刑事拘留。（此前G銀行T市X支行D副行長及該行個人金融業務部L經理已因涉嫌受賄罪被約談后刑事拘留。

2005年8月15日，S、D被捕，L取保候審。

2007年1月4日，T市檢察院以T檢公刑訴（2006）118號起訴書，指控S犯貸款詐騙罪、行賄罪，D、L犯受賄罪、違法發放貸款罪，向T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此前的T檢反貪移訴字?2006?第1號?移送審查起訴意見書?中三嫌疑人的排序是：D、L、S。）

2007年2月2日，T市檢察院撤回起訴補充偵查。

2007年3月2日，T市檢察院以T檢公刑訴（2006）118-1號起訴書再次向T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本案經H省高級人民法院批準延長審理期限1個月，在審理過程中，公訴機關發現案件需要補充偵查，提出延期審理兩次。

公

訴 T檢公刑訴（2006）118-1號起訴書指控：

2003年1月20日至2004年4月23日，被告人S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指使B商貿有限公司工作人員編造并使用虛假的汽車消費貸款資料到G銀行T市X支行辦理汽車消費貸款，先后辦理虛假貸款88筆，貸款總額33976000元，除以償還貸款本息11097206.39元外，給銀行造成直接經濟損失22869793.61元。（原T檢公刑訴（2006）118號起訴書中將“22869793.61元”表述為“主要用于償還個人債務、購買個人房產、個人揮霍等”。）

被告人D、L明知B商貿有限公司提供的汽車消費貸款資料不真實，未嚴格履行審查義務，違規簽批貸款，造成銀行巨大損失。

S為從銀行騙取貸款，于2003年8、9月間，分別送給D、L“IBM”和“SANSUNG”筆記本電腦一臺；2003年9月為D支付其母親住院費8168余元；2004年3、4月間送D現金60000元。

2005年2、3月間，D、L分別將筆記本電腦退還S。

T市檢察院認為，S的行為已分別觸犯?刑法?第193條、389條、390條第1款，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應當以貸款詐騙罪、行賄罪追究其刑事責任。D、L的行為也應以受賄罪、違法發放貸款罪追究其刑事責任。為支持其主張，T市檢察院提供了B公司賬目等書證、被告人供述、證人證言、鑒定報告等證據材料。

辯

護

2007年8月17日，T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本案，我們作為被告人S的辯護人出庭參加訴訟。

質證中，我們及D的辯護人向法庭宣讀和出示了如下證據：

1、部分B公司的賬目證實S從公司支款后又通過銀行將款轉出去用于公司購車等情況。

2、T市K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與B公司簽訂的房屋轉讓協議書證實：2003年6月30日，K公司將坐落于學院路北路西側、幸福花園小區東側的一棟綜合樓（建筑面積約1700平方米）以560萬元的價格轉讓給B公司。

3、B公司還款承諾書（2005年7月13日）證實：B公司在與G銀行達成還款意向后加大催收工作，多方籌集資金，決定全力配合銀行做好還款工作。因為B公司購入兩處房產，長期占用資金較嚴重。B公司截止到2005年7月13日欠G銀行X支行個人消費貸款1598萬元，B公司決定用兩個月的時間分三批歸還上述欠款。若上述還款計劃不到位，B公司決定以坐落于學院路的公司房產作為抵押，以保證還款計劃的順利實施。

4、G銀行X支行與S簽訂的協議書（2005年10月25日）證實：S同意將坐落于學院路68號的房產及土地、及該房屋的附屬設施及其他附著物一并轉讓給G銀行X支行，用于抵償S借B公司名義以不同方式從銀行取得的個人汽車消費貸款。雙方同意以A資產評估公司對上述房地產及附屬設施、其他附著物的評估價值扣除350萬元（此款交T市檢察院）后作為抵償欠款的實際轉讓價格，不足部分雙方另行解決。上述房屋后院尚未取得規劃許可證的約800平方米地面建筑因與本協議所提房產不可分割，S保證G銀行X支行從該建筑正常通行，現該建筑物暫行封存，待S辦妥房屋產權證后，在另行評估，以評估價值繼續抵償余下欠款。

5、A房地產評估咨詢有限公司對學院路68號的房產及土地、及該房屋的附屬設施及其他附著物價值的評估報告。（房產評估里面有道道，值得研究）

法庭辯論階段，我們發表了如下辯護詞：

一、B公司編造并使用虛假的汽車消費貸款資料獲得銀行貸款，辯護人對于這一點不持異議；但是S主觀上沒有非法占有目的，客觀上也沒有實施非法占有的行為，因而不構成貸款詐騙罪。

貸款詐騙罪，是指借款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用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貸款，數額較大的行為。?刑法?第一百九十三條在罪狀的表述中，明確規定了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這一主觀要件，因而本罪屬于目的犯。在該罪的構成要件中，行為人主觀上必須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觀上必須有采取欺騙手段騙取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數額較大貸款的行為，二者應同時具備，缺一不可。?刑法?第193條列舉的構成貸款詐騙的五種情況與貸款民事欺詐行為表現一致，而 “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是構成貸款詐騙罪的前提，是區分罪與非罪的關鍵。（客觀上改變不了任何問題，只能從主觀上解決問題）

行為人使用欺騙手段取得貸款行為本身，并不直接意味著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貸款的目的。對行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應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堅持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不能單純根據損失結果客觀歸罪，認定行為人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貸款的目的。對于以欺詐行為獲取貸款用于生產經營，雖然款項已為借款人控制管理，但行為人主觀上只有使用貸款的意圖，而由于經營風險或意外原因不能歸還貸款的，不應視為貸款詐騙，應以借款合同糾紛處理。2001年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法[2001]8號）明確指出：“應當堅持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既要避免單純根據損失結果客觀歸罪，也不能僅憑被告人自己的供述，而應當根據案件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對于確有證據證明行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因不具備貸款的條件而采取了欺騙手段獲取貸款，案發時有能力履行還貸義務，或者案發時不能歸還貸款是因為意志以外的原因，如因經營不善、被騙、市場風險等，不應以貸款詐騙罪定罪處罰。”同時強調，“在處理具體案件時，對于有證據證明行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不能單純以財產不能歸還就按金融詐騙罪處罰”。

具體到本案：

1、B公司編造并使用虛假的汽車消費貸款資料獲得銀行貸款，應認定為貸款中的欺詐行為，但這一欺詐行為本身不能說明行為人有非法占有貸款的目的。我們提請法庭注意：B公司與銀行簽訂的?汽車消費貸款合作協議書?中第七條約定，B公司“自愿為每一借款人（即買車人）提供保證，承擔連帶責任……”即買車人是假的，但還款的第一順序責任人是B公司，B公司并未采取任何手段推卸、逃避自己的還款責任；B公司及被告人S并未卷款逃匿，而是在購買、擴大公司經營場所，試圖擴大經營規模以便盡快償還貸款。

2、B公司申辦貸款系企業行為，不是S的個人行為，且貸款全部用于企業經營活動，孫個人未占為己有（這是問題的根源——是否用于個人使用直接決定了是否具備非法占有的目的）；貸款逾期未能歸還，是因企業經營失當、投資購臵不動產長期占用資金導致資金難以收回造成的，并非S主觀上拒不歸還。B公司貸款逾期未還，不是主觀上拒不歸還，而是客觀上不能歸還。

另外，正如偵查機關?關于犯罪嫌疑人S、D、L一案的說明?第四條指出的，銀行單方違約、停止發放汽車消費貸款也是造成B公司經營困境、不正常（遲延）償還銀行貸款的部分原因。而該?說明?中第二條完全不顧及被告人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單純以“資不抵債”和“巨大損失”來確認是否構成犯罪。

對逾期未還的貸款，銀行曾幾次向B公司催告，B公司向銀行支付了部分加罰利息，并一再表示將承擔還貸責任及違約責任。（案發前貸款人的態度非常重要：有無還款措施？有無態度明示？）

案發前的2005年7月13日，B公司曾向銀行送達了?還款承諾書?，聲明：“我公司購入的兩處房產……占用資金嚴重。目前……資金周轉狀況已有改善。我公司截止到2005年7月13日欠工行新華道支行個人消貸余額1598萬元，公司決定用兩個月的時間分三批歸還。……若上述還款計劃不到位，我公司決定以坐落于學院路的公司房產作為抵押，以保證還款計劃的順利實施。”

3、公訴機關將以S名義購買的、坐落于本市學院路68號和96號商業樓房產作為證明其貸款詐騙的一大罪證，而實際上該房產屬于B公司的資產：購房合同是B公司與唐山康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簽訂的，購房款是B公司支付的，該房產完全用作B公司的辦公、經營場所。之所以將該房產登記于S名下，是因為S是B公司的控股股東，實以避稅為目的。S和B公司之間實際形成了隱名房主和實名房主的關系。（實為避稅——這種辦法也能想得出來，實在是讓人非常佩服！實為避稅，那么你能避多少稅？房產收入都在誰的名下？是公司還是個人？如果是個人的，什么時間轉移給了公司？這種轉移是例行的還是突發的？——檢察院應該刨根問題把問題弄得清清楚楚！）

4、公訴人向法庭提交了大量的S在B公司簽字的借條作為S將貸款占為己有的證據，但該證據是有缺陷的、是片面的。

其一，由于B公司沒有品牌代理權，在簽得一個購車合同后，往往要到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尋找品牌代理商購車再按照合同交付購車人。在向品牌代理商購車時，B公司常常交付現金，而現金只有S才能簽字支取，所以才在B公司的賬目中經常出現S的借條。至于S借條上沒有借款項目及理由，完全是因為S是B公司的控股股東、以及B公司財務制度的不完善造成的。

其二，B公司的全部財務賬目均在本案偵查階段扣押，我們在本案進入審理階段后通過B公司的工作人員復制了其中一些材料，其中有大量的、由S以“其他應收款”名目交付B公司財務部門資金的財務賬目，這些S的付款往往是與S的借款是對應的、與B公司的業務流程是對應的。因此公訴機關向法庭提交的證據是有選擇性的、是片面的，不能全面、客觀、準確地反映B公司的財務狀況，也不能全面、客觀、準確地反映B公司與S之間的資金往來狀況。我們請求法庭向偵查機關和公訴機關調取B公司的全部賬目，以利于準確地查明案件事實。（所有問題的關鍵都集中在證據上，）

綜上，我們認為B公司及S確實編造并使用虛假的資料騙取了貸款，但S并沒有犯罪故意和非法占為己有的犯罪目的，因而其行為不構成貸款詐騙罪。

二、關于行賄罪問題。

1、筆記本電腦：本案的另兩名被告人均已在案發前將兩部筆記本電腦歸還S，S及B公司也欣然接納，沒有證據證明他們之間有行賄和受賄的犯罪故意，而是一種借與還的關系。

2、D母住院費：完全是D為其母親在京求醫治病期間遇到資金的燃眉之急求助于S時，S作出的扶危濟困、雪中送炭的行為，而不論S與D之間是否有業務關系，而不論S事后是否有要求D返還的意思表示。強行認定為行賄不通人情、有悖常理。

3、六萬元，公司資金，為公司獲得貸款目的，不是個人犯罪。

根據本案的現有證據材料，我們認為被告人S不具備貸款詐騙罪的犯罪目的，B公司與銀行之間貸款合同糾紛，應通過民事訴訟解決，而不是刑事追訴。公訴機關對S行賄罪的指控，事實認定錯誤、適用法律錯誤。

請法庭充分考慮我們的辯護意見，對本案做出公正的處理。

判

決

2007年，T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2007?T刑初字第96號?刑事判決書?。判決認定：

一、公訴機關指控S、D行賄、受賄犯罪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罪名成立；L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應認為是犯罪。

二、被告人S（或B公司）在客觀上冒用他人名義或以本人名義虛構購臵車輛的事實，使用偽造的貸款申請資料叢銀行取得汽車消費貸款人民幣3396.7萬元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但根據有關刑法規定及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月21日?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的規定，認定貸款詐騙罪應當堅持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不能單純以行為人使用欺詐手段獲取了貸款就認定行為人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貸款的目的。就現有證據認定S的行為已構成貸款詐騙罪還存在不足之處。理由如下：（1）根據S在偵查期間的供述，其想購臵房產沒有資金而找被告人D商量（在律師介入之前必須要把握住時機解決問題，檢察機關辦案把握的就是一個時機，第一次問話就要把證據做實是現在檢察機關辦案的要求！），在D的提議下采用虛構購臵車輛的事實騙取貸款；根據D、L在偵查期間的供述，其二人對S有些貸款采用虛假手段獲取是明知的，起訴書對此也是予以認定（見起訴書第2頁）。因此作為被騙的銀行負責人D、L并非因S虛構事實而陷入或者繼續維持認識錯誤，不排除S為購臵房產而與D、L內外勾結共同挪用信貸資金的可能。（2）司法實踐中，資金流向是判斷行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重要依據。就現有證據來看，S將從銀行取得的大部分貸款用于購臵房產、償還銀行貸款每月的本息、給虛假車輛交保險費用及償還個人債務等，該案的資金流向是基本明確的，而缺乏認定其轉移、隱匿、揮霍貸款方面的證據。（3）S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及未能償還銀行貸款的原因。根據S在偵查期間及庭審時的供述，其因購臵房產沒有資金而采用虛構構臵車輛的事實騙取貸款，想用其所購臵的房產再進行抵押貸款來償還從銀行的貸款，由于其購臵的房產遲遲不能過戶才未能實施成功，其當庭表示愿意用其所有房產來償還銀行債務；根據S與銀行的貸款手續來看，其用虛假手段取得的貸款期限在其被刑拘時并未到期；根據偵查機關及T市人民檢察院反貪局的辦案說明來看，是“由于2003年11月，銀行接省行通知暫停向B公司提供汽車消費貸款，S認為銀行方面違約給其造成一定損失，從而開始不正常償還銀行貸款”。（4）S是否具有償還銀行貸款的能力。由于對S現有的房產進行評估的數額巨大且此筆費用無法支出，檢察機關未能委托評估機構進行評估鑒定，因此S是否具有償還銀行貸款的能力暫時不能確定。但S當庭表示愿意用其所有的房產進行償還銀行貸款，根據辯護人當庭所舉的A房地產評估咨詢有限公司出具的函件來看，就當時的市場價格，S現有的房產應該能夠抵償銀行貸款。（5）根據S辯護人當庭所舉地還款承諾書、還款協議書等書證來看，S及B公司在銀行催要下就償還銀行貸款的事情曾做過承諾，并且也愿意用其位于學院路68號的房產進行抵償，其積極尋找償還貸款途徑，認定其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銀行貸款的目的的證據欠缺。并且根據雙方簽訂的汽車消費貸款合作協議書，“雙方發生糾紛時，首先由當事人各自協商解決，協商不成時可向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本案不排除可通過民事訴訟方式解決該欠款糾紛。因此，S通過詐騙的方法獲取資金，造成數額特別巨大資金不能歸還的行為，并不具有該紀要所列的可以認定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7種情形之一，（非法占有的7種情形：。?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為認定貸款詐騙行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提供了一個可供參考的客觀標準，明確規定了可以認定具有非法占有為目的的7種情形：1．明知沒有歸還能力而大量騙取資金的；2．非法獲取資金后逃跑的；3．肆意揮霍騙取資金的；4．使用騙取的資金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5．抽逃、轉移資金、隱匿財產，以逃避返還資金的；6．隱匿、銷毀賬目，或者搞假破產、假倒閉，以逃避返還資金的；7．其他非法占有資金、拒不返還的行為。另外，實務部門的專家進一步將其細化為10種具體情形：1．以支付中間人高額回扣、介紹費、提成的方式非法獲取資金，并由此造成大部分資金不能返還的；2．將資金大部分用于彌補虧空，歸還債務的；3．將至今大量用于揮霍、行賄、贈與的；4．將資金用于高風險營利活動造成虧損的；5．將資金用于違法犯罪活動的；6．攜帶資金潛逃的；7．抽逃、轉移、隱匿資金，有條件歸還而拒不歸還的：8．亂隱匿、銷毀財務賬目或搞假破產、假倒閉逃避返還資金的；9．為繼續騙取資金，將資金用于虧損或不盈利的生產項目的；10．其他非法占有資金的行為。

并且就現有證據不能證明其在案發前有抽逃、隱匿、轉移、揮霍資金的行為，其還是有意履行償還貸款義務的，故不能按貸款詐騙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綜上，公訴機關對于被告人S通過詐騙的手段取得銀行貸款的行為已構成貸款詐騙罪的指控證據不足，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納。S及其辯護人對此項指控所提的辯解、辯護意見，本院予以采納。

第二篇：騙取貸款罪的分析及典型案例

騙取貸款罪的分析及典型案例

河南洛太律師事務所

陸向輝

法條規定及相關解釋：根據《刑法修正案

（六）》的規定，騙取貸款罪，是指以欺騙手段取得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貸款、票據承兌、信用證、保函等，給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行為。

立法背景：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九十三條規定了貸款詐騙罪，貸款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編造引進資金、項目等虛假理由、使用虛假的經濟合同、使用虛假的證明文件、使用虛假的產權證明作擔保、超出抵押物價值重復擔保或者以其他方法，詐騙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貸款、數額較大的行為。在現實中存在有區別于貸款詐騙的行為，比如采用欺騙手段取得貸款，但是沒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或者無法證明非法占有的目的的行為，但客觀上給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情節非常嚴重，這樣的行為就需要刑法規定罪名來規制，遂在刑法修正案六中增設騙取貸款罪。

該罪名存在的必要性：我們國家把銀行等金融機構作為一種特殊對象，尤其在法律上做出比一般對象較為特殊的保護，設置了很多關于銀行業務法律責任和特殊規定，在規定了金融詐騙罪的同時，覺得打擊力度還不夠，又新增了騙取貸款等新罪名，其目的是為了維護我國正常的金融秩序，為了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但從罪刑法定原則出發，一個罪名的設置也應該嚴格遵守刑法的謙抑性，在對關于貸款、票據承兌、金融票證給予特殊保護，及時行為人沒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觀上只要實施了騙取行為，就有可能觸犯刑法，這本身就將該類行為由原來的結果犯加入了情節犯的因素，在經濟活動日益活躍的現代社會，規定該罪名有其必要性，但決不能再對該罪名進行擴張或者類推解釋。

問題：但在實踐中騙取貸款罪的司法適用十分混亂，司法人員和學者在對貸款詐騙的解讀上也有很多分歧。甚至不當擴大處罰范圍使該罪成為了任意解釋的“口袋罪”，很容易被公權力機關降低入罪門檻而濫用，或者不當限縮的入罪范圍使該罪實際上形同虛設。此外，騙取貸款與貸款詐騙在實務中因為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界限不明，削弱了對貸款詐騙罪的規制力度。撇開個別案件存在的人為操控而故意混淆的原因，這種界限不清大都涉及對該罪基本構成要件的不當理解。很多人單單從文理解釋的角度出發，理解該罪名只要實施對“貸款、票據承兌、信用證、保函”等實施了“騙取”行為就構成騙取貸款罪，這有違立法本意。

貸款、票據承兌、信用證、保函等終歸是一種金融機構和公民個體之間的民事活動，民事活動的原則要鼓勵交易，當事人的意志自由應該得到充分的尊重，當事人雙方基于真實的意思表示作出的處分行為，一般不需要刑法去保護，即使造成了損害結果，也應屬于被害人自我歸責的范圍，既不屬于騙取貸款罪的構成要件范圍，刑法也缺乏干預的必要性。從比較法的角度看，日本刑法規定負責貸款人發放的貸款“即使它構成違背任務的行為，如果這種貸款主要是為了謀求公司利益而實施的話，那么，因不存在‘圖利目的’，所以照樣不構成背信罪”。所以該罪名就應該規制那些在手段上嚴重虛構事實并且做成危害后果的行為，并且通過民事或者行政手段無法懲處的行為。本文將從行為、因果關系和危害后果等方面對該罪名做一分析。行為包括行為人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等手段的各種騙取，因果關系比較特殊，包括欺騙手段和取得貸款的因果關系，也包括取得貸款后對金融機構造成的損失或者風險的因果關系，危害結果包括給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造成重大損失和有其他嚴重情節。

一、行為

欺騙手段：騙取貸款罪的構成要求行為人在申請、取得貸款時存在欺騙手段。實踐中，行為人為騙取金融機構貸款，往往同時實施多種欺騙手段以達到欺騙目的，然而，并非所有的欺騙手段都要納入騙取貸款罪的規制范圍。

從金融行業層面看，行業內部有著較完備的貸款審查制度和不良貸款清收、處理制度，遇到欺騙手段輕微的貸款糾紛時，應首先觸發金融行業自身的抗風險機制，以提升抗風險意識和能力，而不是讓刑法過度介入，否則不利于金融行業的良性發展。從刑事立法層面看，刑法在已經設立貸款詐騙罪的情況下，又增設騙取貸款罪，免去“非法占有為目的”的主觀要件，對騙貸行為的懲治力度不可謂不大，因而更應遵循謙抑性原則進行規制。從貸款糾紛的解決機制及刑事司法層面看，我國民商法以及行政法規的相關規定，已經能夠相對妥善地解決金融機構與貸款者之間的糾紛，且通過民事或者行政路徑處理輕微欺騙手段導致的糾紛，效果更好。如果不區分騙取貸款手段的嚴重程度，將一些手段明顯輕微的欺詐行為納入刑法打擊的范圍，將導致打擊面過大，也浪費司法資源。因此，區分騙取貸款手段欺騙性程度很有必要。騙取貸款罪的成文構成要件要素上看，關于騙取并沒有手段的限制，只要行為人采取了欺騙手段，均可以構成。但是否只要提供了虛假的貸款資料就構成騙取貸款罪呢？實踐中，銀行商業貸款中，貸款人形式上需要提供的貸款資料名目繁多，恐怕很少有人認為凡借款人提供了不真實的貸款資料都能成為騙取貸款罪。該罪立法討論中，“銀監會認為，以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等手段取得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貸款的行為，本身具有很強的隱蔽性，由此帶來損失的形成一般需要很長的周期，且損失是否最終形成，在實踐中因缺少統一判斷標準而很難判斷。如果將‘造成重大損失’作為該罪的構成要件之一，則判斷起來非常困難，不利于打擊此類違法犯罪。銀監會建議將該罪由‘結果犯’模式改為‘行為犯’模式，以是否實施行為作為構成要件，而不是以結果作為構成要件。即以‘數額巨大的’和‘數額特別巨大的’作為‘騙用貸款罪’成立的要件”。⑽但這一立法建議并沒有得到采納。因為在諸多貸款資料中，有一些并不是為了控制貸款風險，而是基于貸款行政管理（如統計）等需要提供的，對形成貸款風險不起實質性的作用。從現實情況看，借款人為獲得貸款，對自己公司的經營情況作某種程度的夸大，早已是司空見慣的現象，如果因此認為這都是刑法上的欺騙行為，則擴大了本罪的規制范圍。對商業上的擔保貸款而言，關鍵是有無真實的有效的資產進行抵押，只要擔保單位可靠和抵押物足額，其他資料、手續縱有虛假，也不致給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造成重大損失，不致危害金融管理秩序。筆者的這種解釋，在一些國家的刑法中也有規定，如在日本，是否成立不法貸款的背信犯罪，“要根據實質性的標準來判斷”。“即使屬于不當貸款，如果確實采取了設定擔保等確保債權回收的必要措施，那么仍不構成背信罪。”。行為人雖然提供的資料有瑕疵，但該資料對金融資產的運行沒有形成風險的，不應作為騙取貸款罪認定。實際上，作為商業貸款，銀行借款合同的中心是圍繞著借款與還款來進行的，至于合同規定的一些隨附義務，也大都是圍繞著貸款安全設置的。而擔保抵押貸款，最主要的安全保證，就是擔保和抵押物的真實、足額。

事實上，貸款過程中的欺騙行為形式多樣，常表現為虛構主體、提供虛假擔保、虛構貸款用途（提供虛假的合同）、改變貸款用途、提供虛假的財務報表等。大部分情況下，這些行為都是可以通過其他規制方式調整的。從金融行業層面看，行業內部有著較完備的貸款審查制度和不良貸款清收、處理制度，遇到欺騙手段輕微的貸款糾紛時，應首先觸發金融行業自身的抗風險機制，以提升抗風險意識和能力，而不是讓刑法過度介入，否則不利于金融行業的良性發展。中國人民銀行1996年發布的《貸款通則》對貸款的條件、流程、管理、法律責任等進行了詳細規定。如要求在貸款時，借款人應當填寫借款申請書并提供真實的貸款資料；《貸款通則》第71條規定了借款人不按借款合同規定用途使用貸款的，或者貸款在有價證券、期貨等方面從事投機經營的，或者未依法取得經營房地產資格的借款人用貸款經營房地產業務的等，由貸款人對其部分或全部貸款加收利息；情節特別嚴重的，由貸款人停止支付借款人尚未使用的貸款，并提前收回部分或全部貸款。《貸款通則》第72條規定，借款人向貸款人提供虛假或者隱瞞重要事實的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等資料的，或者不如實向貸款人提供所有開戶行、賬號及存貸款余額等資料的，或者拒絕接受貸款人對其使用信貸資金情況和有關生產經營、財務活動監督的，由貸款人責令改正。情節特別嚴重或逾期不改正的，由貸款人停止支付借款人尚未使用的貸款，并提前收回部分或全部貸款。所以，在沒有造成損失或者沒有形成遭受損失的風險時，該行為作為貸款糾紛處理是有依據的，如果都要入罪，行政上的處罰就失去了空間。

如果只是以一般的事實夸大或隱瞞非必要事實以取得銀行貸款的，并不宜認定為騙取貸款罪，這在公民個人向銀行申請房屋貸款的類型案件中尤為常見。此外，在銀行諸多貸款資料中，有一些并不是為了控制貸款風險，而是基于貸款行政管理（如統計）等需要提供的，對形成貸款風險不起實質性的作用。借款人為獲得貸款，對自己公司的經營情況作某種程度的夸大，虛高抵押物的一定價值早已是司空見慣的現象，也不應該認定為刑法意義上的“騙取”行為。

如某檢察院辦理的張某涉嫌騙取貸款罪一案: 2010 年11月，嫌疑人張某幫沈某購買位于三里屯的房子，在辦理貸款時，銀行要求沈某出具收入證明，于是張某就以甲公司名義開了一份月收入3.6萬元的收入證明，因銀行需要其提供甲公司的公司章程，張某就偽造了一份內容為“甲公司系沈某和張某兩人出資成立”的公司章程，并在上述材料上仿造沈某簽字。于是張某幫助沈某從銀行獲取房貸 261萬元，后一直正常還款。本案中，張某申請銀行貸款時有三個帶有欺瞞性質的行為: 一是夸大了沈某的月收入，二是沈某只是公司經理但偽造章程 將沈某列為出資人，三是張某代替沈某簽字。銀行發放個人貸款真正要審查的是申請人是否具有還貸能力，該案中張某實施的具有實際意義的欺瞞行為只有提供沈某月收入證明這一項，后面兩個行為只是輔助證明沈某所在甲公司的信息，對沈某的月收入起到間接證明作用，所以嫌疑人張某涉嫌騙取銀行貸款的核心行為 即提供了與沈某月收入不相符的證明文件。張某提供的收入證明雖然夸大了沈某的月收入水平，帶有一定的欺騙性質，但是沈某在A公司擔任經理確有較高的月收入，并且通過事后沈某按時還款的行為也能反過來印證其具有按時還貸的能力，因此張某夸大沈某月收入行為的情節過于輕微，不宜被評價為騙取貸款罪中的欺騙手段。

其二，“其他嚴重情節”的立法語言，包含了對入罪范圍的擴張，更表明了對入罪的限縮。作為情節犯中的情節，雖然含義比較抽象，但不等于在司法中可以作漫無邊際的任意解釋，立法用“嚴重”作為情節入罪的限定，就表明在沒有造成損失的情況下，一般是不需要入罪的。從該罪的客體是危及金融安全的角度出發，將此處“其他嚴重情節”解釋為實際上是一種危險犯是可行的。因為，該罪常態的入罪條件是“造成重大損失”，即“導致一定數額的金融資金無法歸還”，與其對應的入罪條件，從邏輯上應該與“重大損失”危害程度具有相當性。單純采取欺騙手段獲得貸款，沒有造成“重大損失”的危險性，難以相當，只有在雖然沒有造成現實的“重大損失”，但由于行為人的欺騙手段，使金融機構的“巨額金融資金陷入巨大風險”的情況下，才能危及金融機構貸款資金的安全，將其界定為有造成重大損失危險的，才具有相當性。實際上，刑法中的許多情節犯，看上去比較廣泛，但司法解釋為了減少裁量的任意性，控制入罪面，或者還原為數額犯，或者限定為危險犯，騙取貸款罪也理應如此。

因果關系： 關于因果關系，首先要聯系到欺騙手段的嚴重程度問題，對于騙取貸款罪的欺騙手段應達到何種嚴重程度，實踐中有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應達到使金融機構陷入錯誤認識，并實施相應放貸行為的程度；第二種觀點認為，應達到使金融資產處于無法收回的高度風險的程度；第三種觀點認為，應達到致使金融資產造成嚴重損失的程度。這三種觀點各有側重，但都不夠嚴謹全面。

第一種觀點只強調了欺騙手段與錯誤認識以及基于錯誤認識所作出的處分行為之間的因果關系，忽略了這種錯誤認識及處分行為是否導致了足以科處刑法的風險或者后果。比如，行為人雖然虛構貸款用途使得金融機構陷入錯誤認識并發放貸款，但其并未置貸款于高度風險之中，同時還提供了真實足額的擔保，那么，行為人的欺騙手段就未達到入罪要求的程度。

第二種觀點恰與第一種觀點相反，僅強調了欺騙手段與金融資產無法回收的高度風險之間的因果關系，忽略了欺騙手段是否使得金融機構陷入錯誤認識并因此實施了發放貸款的行為。比如，行為人的欺騙手段被金融機構識破，金融機構基于其他原因如完成指標、謀取利益等，向行為人發放了貸款，那么無論該貸款是否處于無法收回的高度風險之中，行為人的欺騙手段并不在騙取貸款罪的規制范圍內。

第三種觀點強調了欺騙手段與損失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該觀點除了與第二種觀點同樣忽略了欺騙手段是否使得金融機構陷入錯誤認識并由此發放貸款外，在對騙取貸款罪是否要求實際損失的理解上也存在偏頗。無論刑法條文還是司法實踐，本罪并不以實際損失為必備要件，未造成損失而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行為人依然可能構成本罪。

筆者認為，騙取貸款罪中欺騙手段的嚴重程度應同時滿足兩重因果關系，且這兩重因果關系是遞進關系。

第一重因果關系，是指欺騙手段的嚴重程度與金融機構的錯誤認識和放貸行為之間存在的因果關系。只有行為人的欺騙手段足以導致金融機構陷入認識錯誤并基于此錯誤認識而發放貸款，才達到騙取貸款罪的入罪要求。反之，如果金融機構并非基于行為人欺騙手段，而是基于其他原因發放貸款，即便該貸款處于無法收回的巨大風險，欺騙手段仍未達到騙取貸款罪的入罪要求。

實務中查處的一些騙取貸款類案件，借款人在向銀行申請貸款時，確實向銀行工作人員提供了一些有瑕疵的貸款資料，例如虛構公司的經營情況、貸款的用途等，但銀行經辦該貸款的工作人員或者決策放貸的人員對這些材料本身的不真實性是非常清楚的；相關人員在了解真相即沒有受到欺騙的情況下做出了放貸決定，使行為人獲得了貸款。這種情況能否認定為本罪的“騙取”行為呢？理論與實務中代表性的觀點認為，在騙取貸款犯罪中，不符合貸款條件的行為人與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的工作人員共謀策劃、內外勾結作案，參與騙取貸款的行為，如果給銀行造成重大損失的，行為人既構成違法發放貸款罪，又構成騙取貸款罪，按照從一重罪處斷的原則，應構成違法發放貸款罪。如果沒有造成重大損失，但其他情節嚴重的，應構成騙取貸款罪的共犯。換句話說，對實踐中存在的借款人和金融機構審核人員聯手做局的案件，審核人員明知是虛構事實或虛假材料，但收受好處后仍將其作為真實情況，或者放寬審查標準，將有缺陷的貸款申請放行的情況，只要其目的是以不正當手段取得貸款，仍應作為騙取貸款、票據承兌、金融票證罪處理。我們認為，這種觀點有失偏頗，在欺騙行為的對象認定上，有認識上的誤區。

一個騙貸案件發生后，人們習慣地說銀行受騙或被騙了多少貸款。實際上，銀行被騙受害固然是事實，但說銀行受騙是不準確的。借款人欺騙行為作用和影響的對象應該是銀行等金融機構工作人員，而不是銀行等金融機構本身，銀行等金融機構本身是無法受騙的。不過，銀行等金融機構不能直接受騙，不等于銀行等金融機構的工作人員不能受騙。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工作人員完全有可能因為借款人的虛構事實而陷入錯誤認識，而代表銀行作出錯誤的決定。換句話說，銀行的意思表示是通過銀行工作人員顯露的，它的經營是通過具體的銀行工作人員行為對外活動實現的，借款人的欺騙行為針對的是銀行辦理貸款的工作人員和具有決定貸款發放權限的人，而不是泛泛而論的銀行等金融機構本身，即“欺騙行為作用于法人中的自然人，即作用于法人中具有處分財產權限或地位的自然人，才可能騙取法人財產”。而金融機構的工作人員被騙的后果，往往是由銀行等金融機構直接承擔，銀行等金融機構成為了騙貸案件的被害人。刑法中，行為對象與犯罪受害對象不一致的情況并不鮮見，如《刑法》第167條簽訂、履行合同被騙罪，受騙者是國有公司、企業中的相關主管人員和責任人員，而受害者則是公司、企業本身。

不過，作為銀行等金融機構的工作人員，他在從事某種違規活動時，既可能為銀行本身的利益并得到銀行等金融機構同意而實施，也可能是為了借款人利益而損害銀行等金融機構的利益。因此，當銀行的工作人員明知行為人提供了虛假的貸款資料而予以發放貸款，是否屬于騙取貸款罪的欺騙行為，應分別情況處理。

第一，負責貸款的各環節銀行工作人員明知借款人提供了不實貸款資料，為了本單位的利益，以本單位的名義決定向借款人發放貸款，由于他們代表了銀行的意思和行為，發放貸款也不是基于錯誤的認識，因此，借款人不應構成騙取貸款罪。換言之，“在金融機構內部，處分財產的人并沒有陷入任何處分財產的認識錯誤，而是在知道事實真相的情況下將金融機構信貸資金進行非法轉移”，不符合欺騙行為的構造。

第二，不具有決定權的銀行工作人員明知借款人提供了不實貸款資料，但發放貸款最終決定者并不了解真相，決策者在陷入錯誤認識的情況下作出了放貸決定。此種情況下，實際上是借款人和銀行的工作人員共同虛構事實，通過向具有決策權的銀行工作人員行騙而獲得貸款，如果造成了實際損失，銀行工作人員行為符合違法發放貸款罪的構成特征，應構成違法發放貸款罪，借款人應構成騙取貸款罪；如果沒有造成重大損失，具有“嚴重情節”的，則銀行工作人員和借款人應成立騙取貸款罪的共犯。

第三，具有決定權的銀行工作人員明知借款人提供了不實貸款資料，不是為了本單位的利益，而是基于私情私利，仍然決定向借款人發放貸款，由于其目的不是為了銀行等金融機構的利益，而是與借款人串通共同損害本單位的利益，故其行為實質上也就不具有銀行的代表性，應屬于騙取貸款罪的騙取行為，造成損失的，可以構成非法發放貸款罪，如果沒有造成損失，有其他嚴重情節的，應構成騙取貸款罪。

第二重因果關系，是指欺騙手段的嚴重程度與金融資產處于無法收回的高度風險之間存在的因果關系。貸款等金融資產本身具有風險屬性，故而金融機構構建了一套較為完備的風險控制機制，將貸款等金融資產置于可控的風險之下。因此，只有行為人的欺騙手段突破了金融產品的風險底線，置金融資產于不可控的高度風險之中，威脅到金融信用體系以及金融機構和社會大眾的資產安全，該欺騙手段才達到需要刑法進行規制的嚴重程度，即便這種高度風險并未導致實際損失。反之，即便行為人的欺騙手段使得金融機構陷入錯誤認識并因此發放貸款，但未使得該金融資產處于無法收回的高度風險之中，則該欺騙手段未達到入罪所要求的嚴重程度。比如，行為人在虛構貸款理由的同時提供了真實足額的抵押，即使該抵押最終因不可抗力等非借款人原因貶值或者滅失，造成貸款無法收回，行為人的欺騙手段仍不應視為使貸款處于無法收回的高度風險之中。危害結果

這涉及對騙取貸款罪所侵害和規制范圍的認識。關于該罪的性質，理論分析和實務處理中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該罪是結果犯，“騙貸案件是一種結果犯罪，衡量是否犯罪的標準是，是否造成重大損失，如果達不到這一標準，就不算是騙貸”。另一種觀點認為，從刑法規定看，騙取貸款罪是結果犯和情節犯并存的犯罪。行為人的騙貸行為，本身就已危害到了國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在該類違法犯罪行為日益增多和嚴重的今天，理應通過刑罰來加以懲戒。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2010年《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

（二）》（下稱《規定

（二）》）第27條規定，凡以欺騙手段取得貸款等數額在100萬元以上的，或者以欺騙手段取得貸款等給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造成直接經濟損失數額在20萬元以上的，或者雖未達到上述數額標準，但多次以欺騙手段取得貸款的，以及其他給金融機構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情形，應予立案追訴。《規定

（二）》接近于上述后一種觀點的立場。但從實務中看，大部分騙貸案件被立案而追究刑事責任都是建立在由于騙貸行為給銀行造成了實際損失的基礎上的，鮮有僅僅因為采取騙取手段獲得貸款而沒有造成損失就作為犯罪處理的，甚至一些典型案件中，被告人采取了欺騙手段，獲得了巨額貸款，公安機關也已經立案偵查，但由于尚未形成損失而被檢察機關認為不構成犯罪決定不起訴。筆者認為，上述兩種觀點都有所偏頗。首先，認為本罪是結果犯，只有造成了相關結果才能構成本罪的第一種觀點不符合立法規定。立法已經明確，構成本罪有兩種情況，一是造成“重大損失”，二是雖然沒有造成重大損失，但有“其他嚴重情節”。雖然“其他嚴重情節”具體指何種情況，界定不清，比較模糊，但顯而易見的是，其入罪范圍比實際造成損失的范圍寬。第二種觀點雖然形式上有《規定

（二）》的依據，但入罪范圍過寬，也未必符合社會現實和立法精神。騙取貸款行為的入罪，首先看行為人采取欺騙手段獲取貸款后是否給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造成“重大損失”，在已經造成損失并達到立案標準的情況下，構成騙取貸款罪應沒有異議。其次，行為人采取欺騙手段獲取貸款后，雖然沒有給銀行或者金融機構造成損失，但案發時已經形成貸款風險，危及貸款安全，此種情況下，也應構成犯罪。如果行為人申請貸款時雖然采取了欺騙手段，但沒有形成貸款風險，則行為人不應構成本罪。

其三，將欺騙貸款罪的最低入罪標準限定為形成貸款風險、危及貸款安全，是我國法律體系中的“二元化”規制模式決定的。各國對欺騙貸款行為的規制模式和范圍不一樣，在美國，《美國聯邦法典》第18篇第1014節規定的虛假貸款犯罪，只要行為人實施法律規定為犯罪的行為，即行為人向銀行提交了虛假貸款申請，便構成既遂，而未必實際上取得貸款。《德國刑法典》第256條b（信貸詐騙）規定，對信貸詐騙的規定是一種行為犯的犯罪構成，其并不要求以非法占有目的作為構成犯罪的必要條件，也不要求造成實際的危害結果為要件。⒀這與西方國家刑事立法定性不定量的“一元化”模式有關。而我國經濟刑法的規制模式是典型的“二元化”模式。“二元化”的立法規制模式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根據違法行為的危害程度，分別界分為一般違法違規行為與犯罪行為。只有達到了一定程度以后，才能引起國家刑罰權的發動。例如，俄羅斯刑法典中的“非法取得貸款罪”，只有貸款人提供了明顯虛假的其財務情況和經營情況的信息，并造成了巨大損失的情況下才能構成。

眾所周知，從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貸款分為擔保貸款和無擔保貸款，對商業上的擔保貸款而言，關鍵是有無真實有效的資產進行抵押，只要擔保單位可靠和抵押物足額，其他資料、手續縱有虛假，也不致給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造成重大損失，不致危害金融管理秩序。在當初設立該罪時，正是因為騙取金融 機構信用與貸款，使金融資產運行處于可能無法收回的巨大風險之中，有必要規定為犯罪。而在擔保真實足額的情況下，銀行完全能通過擔保物權實現債權，維護自身合法利益，不會產生造成重大損失的風險，或者說可以運用法律手段消解潛在的風險。由此，筆者認為騙取貸款的行為應當至少造成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重大損失的風險才能認定構成騙取貸款罪，現有判例也有印證，如湘潭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的廖某某騙取貸款罪二審一案。原一審判決認定，被告人廖某某以欺騙手段取得被害單位工商銀行湘鄉市支行貸款人民幣45萬元，用于償還個人債務等，致使貸款無法償還，給銀行造成重大損失，其行為已構成騙取貸款罪。宣判后，原審被告人廖某某以“用真實的姓名、房產證、土地出讓使用證辦理 貸款手續，并有房屋作抵押，不構成騙取貸款 罪”為由提出上訴。二審法院經審理查明，被告人以一棟商住兩用房作為貸款抵押物，該房屋經評估價值為91萬元，房產證、土地出讓使用證是真實的，只是用于貸款的結婚證、有關文書簽名是虛假的。二審法院認為，上訴人廖某某雖然實施了欺騙手段，但是原審判決認定給銀行造成重大損失的證據不足，不構成騙取貸款罪。雖然該案例中被告人騙取的貸款只有45萬元，并沒有達到司法解釋所規定的100萬元，但是從二審法院的判決依然可以清晰看出推理的邏輯。法官在這里進行了一個實質性的審查判斷，即騙取貸款的行為究竟是否給銀行造成了重大損失的風險。被告人在貸款過程中，提供了真實有效的、價值明顯高于貸款額度的房產擔保，也就是說被告人雖然未歸還貸款45萬元，銀行也可以執行擔保物權，上訴人未還的45萬元并不必然等于銀行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即上訴人的行為沒有給銀行造成重大損失的風險。基于此，二審法院才在判決中認 定上訴人廖某某不構成騙取貸款罪。（類似案例還有朱恒忠被控騙取貸款案、鄧寵被控騙取貸款案）其實，從另外一個角度思考，在擔保充分的情況下，金融機構的放貸與被告人提供虛假材料或者虛假陳述不具有必然的因果關系。而是銀行確信放貸資金不會陷于收不回的巨大風險之中而予以放貸。對于明顯不會造成法益侵害的行為，是無論如何不能認定為犯罪行為。

典型案例：

一、朱恒忠被控騙取貸款案

（來源：廣東省肇慶市中級法院（2016）粵12刑終186號刑事判決書）

裁判理由：對于上訴人朱恒忠及辯護人的上訴理由及辯護意見，經查，第一、上訴人朱恒忠在設置土地使用權抵押時，向肇慶市國土資源局提交了偽造股東會協議書及公司章程上劉某的簽名，并向銀行提供了沒有真實交易的供貨合同等材料，在向銀行貸款的過程中，使用了欺騙手段，使銀行相信其抵押登記材料的真實性，取得了銀行發放的貸款。因此，足以認定上訴人朱恒忠向銀行貸款的過程提供了虛假的貸款資料騙取銀行貸款2500萬元的事實。第二、雖然上訴人朱恒忠向鶴山建銀貸款的過程提供虛假了貸款資料，但最高額抵押合同等證據證實，上訴人朱恒忠以肇慶長業公司的土地使用權設置了抵押，且上述土地的評估價高于其向銀行的貸款數額。因此，上訴人朱恒忠向提供了真實、足額的抵押，未利用貸款進行任何非法活動，認定其行為給銀行造成實際損失或給金融管理秩序造成實際危害的證據不足，不屬于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條之一規定的“有其他嚴重情節”，上訴人朱恒忠的行為不符合騙取貸款罪的構成要件。綜上，上訴人朱恒忠及辯護人認為上訴人朱恒忠在貸款過程中未欺騙銀行的意見理據不足，不予采納，但認為上訴人朱恒忠不構成騙取貸款罪的意見理據充分，予以采納。

本院認為，上訴人朱恒忠雖然以欺騙手段獲取銀行貸款，但其向銀行提供了真實、足額的抵押，認定其行為給銀行造成重大損失及具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證據不足。原判認定上訴人朱恒忠犯騙取貸款罪的定性不當。上訴人朱恒忠及其辯護人所提不應以騙取貸款罪追究上訴人朱恒忠刑事責任的理由及辯護意見經查理據充分，予以采納。

二、邵某某被控騙取貸款案

（來源：遼寧省葫蘆島市中級人民法院（2014）葫刑抗字第00014號刑事判決書）

裁判理由：本院認為，被告人邵某某在從S信用社辦理貸款的過程中，在信用社工作人員的要求下，以劉某新、昝某宇、閻某、張某宇的名義申請并提供足額有效擔保，取得銀行貸款人民幣240萬元用于生產經營，銀行貸款到期后正常還本付息。其行為屬于正常的民事行為，不應承擔刑事責任。原審法院認定邵某某無罪的事實清楚，定性準確。關于抗訴機關所提，被告人邵某某使用他人信息獲取銀行貸款并私自改變貸款用途，屬于以欺騙手段取得貸款的抗訴意見，經查，關于邵某某使用他人信息取得銀行貸款，是銀行工作人員提出并要求其實施的，其目的是為了規避S信用社貸款60萬元的貸款限額的限制。并不是邵某某的主動決定實施行為。從辦理貸款及辦理催款轉貸的過程中看，銀行對邵某某為貸款的實際使用人至始至終是明知的，并沒有產生錯誤的認識。故被告人邵某某使用他人信息取得銀行貸款的行為不能認定為騙取手段。關于邵某某改變貸款用途，經查，邵某某取得貸款后用于浴池經營，并未用于貸款合同約定的購買工程器械的用途。但邵某某將貸款用于浴池經營的行為依舊屬于用于生產經營的行為，并未揮霍取得的貸款，其在貸款存續期間一直按照約定償還貸款利息，后又全額歸還貸款本金，沒有給S信用社造成任何損失和風險。故被告人邵某某雖然改變貸款用途，但不能認定為騙取手段，對抗訴機關的抗訴意見，不能予以支持。

三、鄧宏被控騙取貸款案

（來源：廣東省高級法院（2014）粵高法刑二終字第212號判決書）裁判理由：對于上訴人鄧宏及其辯護人所提上訴理由及辯護意見，經查，1、雖然現有證據不足以證實上訴人鄧宏申請涉案500萬元貸款時向興業銀行東莞分行隱瞞飛爾公司巨額虧損的事實，但《個人借款保證合同》、《個人經營創業借款合同》、《購銷合同書》、《授權聲明》等物證、書證及證人李某、王某甲、姜某等人的證言證實鄧宏以個人創業貸款為由向興業銀行東莞分行申請500萬元貸款向融光公司購買原材料，以虛假的《購銷合同》和《授權聲明》為申請材料向興業銀行申請該筆貸款；證人鄧某乙、周某、肖某、鄧某丙的證言及相關的銀行流水清單等均證實上述所貸款項經層層流轉用于向興業銀行質押貸款獲得的450萬元全部進入飛爾公司賬戶用于公司經營使用，并未作為貨款支付給融光公司；工商行政部門的查詢結果證明融光公司事實上并不存在；上訴人鄧宏作為飛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供述其騙取貸款的目的系為了飛爾公司的資金周轉和經營，且飛爾公司與融光公司之間的交易并不存在。上述證據相互印證，足以認定上訴人鄧宏以個人名義，提供虛假申請材料騙取銀行500萬元貸款的事實。

2、雖然上訴人鄧宏在向興業銀行東莞分行申請貸款的過程中提供虛假的貸款資料，但該筆貸款最終由擔保人遠大擔保公司代為償還，并未給興業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造成實際損失，亦未利用貸款進行任何非法活動，未給金融管理秩序造成實際危害，不屬于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條之一規定的“有其他嚴重情節”，上訴人鄧宏的行為不符合騙取貸款罪的構成要件。

本院認為，上訴人鄧宏以欺騙手段獲取銀行貸款，但未給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造成重大損失，也不具備其他嚴重情節。原判認定上訴人鄧宏犯騙取貸款罪的定罪不當。上訴人鄧宏及其辯護人所提不應以騙取貸款罪追究鄧宏的刑事責任的上訴理由及辯護意見經查某，予以支持。

四、浙江七彩鳳公司、張斌被控騙取貸款案

（來源：浙江省嘉興市中級法院（2013）浙嘉刑終字第274號判決書）裁判理由：2008年7月14日，被告單位七彩鳳公司“應用集成膜技術日處理印染工業廢水2000立方米節水技術改造項目”獲得平湖市經貿局備案，因要申報國家項目，被告單位七彩鳳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人張斌讓范兆科制作“印染生產線系統節水項目書”，項目總投資為5300萬元。2009年2月，浙江省發展規劃研究院對該項目制作了可行性研究報告。2009年11月，國家發改委通過了該項目的申報。但在項目建設過程中，被告單位七彩鳳公司未按要求建設節水項目，而采用廉價設備替換項目中的高價設備等手段，以達到通過國家驗收的目的。2010年8月，被告單位七彩鳳公司以節水項目名義，向興業銀行嘉興分行申請專項資金貸款3000萬元。為順利取得貸款，被告單位七彩鳳公司及被告人張斌隱瞞了上述情況，并向銀行提供虛假的工礦購銷合同。2010年8月30日、9月26日，被告單位七彩鳳公司與興業銀行嘉興分行簽訂兩份合計3000萬元的節能減排專項借款合同。后興業銀行按約將3000萬元發放，由被告單位七彩鳳公司支配使用。至案發，被告單位七彩鳳公司僅歸還本金400萬元及相應利息，給銀行造成重大損失。

關于上訴單位七彩鳳公司、上訴人張斌及其辯護人提出其行為不構成騙取貸款罪的問題。經查，原判認定上訴單位七彩鳳公司、上訴人張斌構成騙取貸款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適用法律不當，上訴單位七彩鳳公司、上訴人張斌及其辯護人就此所提意見成立，予以采納。嘉興市人民檢察院就此所提檢察意見，亦予以采納。

第三篇：最新詐騙案例

支付系統故障卡被凍結？女大學生被騙千元

警方提醒：利用支付寶詐騙又出新：“變種”

3月16日下午，在江蘇省南京市讀書的浙江女孩林某剛在淘寶上付過款，半小時后，她接到一個陌生電話。

“你好，是某某同學嗎？我是支付寶中心話務員。”電話中傳來一個男子的聲音。林某見對方叫出了自己的真實姓名，便放下了心中的疑慮。

對方說：“剛才支付寶交易中心系統突然發生故障，你的支付行為沒有成功，系統暫時凍結了讓你的銀行卡。”

林某連忙問對方應該怎么辦,對方告訴她，要到工商銀行網上銀行去解凍，但要先在官網上開通e支付。然后按照對方的操作進行去“解凍”，但是操作了3次，系統都提醒錯誤。

這時，對方提出幫林某解凍。林某不假思索就將銀行卡號報給了對方。

過了幾分鐘，對方告訴林某，她的這張卡沒有解凍功能，如果要開通解凍功能的話，賬戶里至少得有1000到2000元，但是開通是免費的。林某雖然心存疑慮，但考慮到他說的開通服務費是免費的就放下心來。她卡里沒有那么多錢，只好從另一張卡里取出1000元，然后存到被“凍結”的工商銀行卡里面。不久，她的手機接到一條短信，內容是支付寶發來的銀行卡被支取200元的動態驗證碼，對方讓林某提供給他，并說是要把卡上的錢先轉到支付寶的一個安全賬戶上，等銀行卡解凍之后再轉給她。

過了半分鐘，林某手機有收到一條被支取1000元的動態驗證碼，對方還是以同樣的理由讓林某說出了驗證碼。此后，林某越想越不對勁，趕緊給對方回撥手機，可號碼根本打不通。這時，她意識到自己被騙了，連忙報警。

警方提示：一定要嚴格保護好自己的銀行卡信息和身份證信息，更不能將手機收到的銀行支付方面驗證信息泄露。

2014年3月31日

盜走密碼后把卡退回商城

胡某是某知名網上商城在浙江省的配送合作商，一次偶然的機會，他發現該商城的購物“禮品卡”密碼條刮開后能重新貼回去。

2013年10月底，胡某在該網上商城購買了9張“禮品卡”，價值8000余元。胡某刮開禮品卡上的密碼條，購買了物品后，貼回密碼條，利用自己是配送中心負責人的便利條件，以“客戶未收件”為由將禮品卡退給商城。過了一個多月后，胡某發現一切“風平浪靜”，認為該商城沒有發現這個漏洞。隨即利用同樣的手法再次購買了8000余元的禮品卡，這次他刮開密碼條后在網上以九五折的價格將禮品卡號和密碼出售，隨即又將密碼條貼好并退卡。

網上商城發現這個情況后，立即派人到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報案。經過慎密偵查，2013年12月30日，民警在當地公安機關的協助下將胡某抓獲。面對民警的詢問，胡某承認了犯罪事實。此時的胡某追悔莫及，因為他將在3天后舉辦婚禮。

2014年2月17日

“假快遞真搶劫”

近期，借口送快遞進行搶劫的案件多發，“借口送快遞，跟以前發生過的用上門抄水表、煤氣表當幌子進行搶劫、盜竊的案件類似，只要知道了作案的特點，提高警惕，這類案件是可以預防的。

警方介紹說，這類案件呈現三大特點：

1、多集中在工作日的白天時段。此時，年輕人都上班去了，家里只留下老人，防范意識比較弱；同時，這也是快遞員送貨的時候，犯罪嫌疑人選擇此時段作案，容易偽裝，也容易得手。

2、偽裝后作案。為了冒充快遞人員，犯罪嫌疑人多使用自行車、電動車等交通方式，身著快遞公司工作服作案，且隨身不會攜帶較重、較多的作案工具。

3、被識破多不反抗。犯罪嫌疑人一般會采用試探方法敲打住戶的大門，如無人應答則繼續作案；如有人即以自己是快遞公司投送快遞為名進行掩飾，若被識破則立即逃跑，多不反抗。為此警方提醒，廣大居民要掌握一些防范措施，以防被搶劫。

1、事先告知。目前網購的大多是年輕人，如果當天有快遞，應事先告知老人；如果沒有，即使有人敲門說是來送快遞，在家的老人也不要開門，若遇異常情況應及時報警。

2、遇有陌生人敲門，應問明身份情況再決定是否開門；如果要開門，也只開個門縫看看這人手里是否有快遞，千萬不要再情況不明之下隨便放人進屋。

3、如真遇上假冒快遞員來搶劫的，先不要急著反抗，做到隨機應變，及時報警；千萬不要與對方“單打獨斗”、造成不必要的損傷。

4、如果有條件，家里常備一兩個簡易報警器。鄰里也要互相關照，發現形跡可疑的人及時報警。

5、樓宇門衛和保安應嚴格把好第一道門，明確來者真實身份后才能放行。

騙局做得太精密 90后小伙5天被騙180余萬

4天時間，數次匯款，家住杭州的“90后”小伙小軍（化名）被電信詐騙電話先后騙去了180余萬元。當民警在某賓館找到小軍時，小軍還以為是來抓他的。經民警問詢情況后，小軍才幡然醒悟：自己遭遇了電信詐騙。據杭州市公安局新聞辦通報：從4月1日起至4月15日杭州市共發生以“公檢法”名義，公民涉嫌犯罪為由進行電信詐騙的案件共17起，涉案金額達480余萬。

一個寬帶斷網電話讓90后小伙進入圈套。4月10日上午9點多，小軍家中固定電話響起，小軍接起電話，對方說，小軍家中的寬帶因為特殊原因即將斷網，如有疑問可按相應按鍵轉接人工服務。

小軍于是按照錄音電話的指示按了相應按鍵。這時對方一個十分甜美的女聲傳來，要求小軍提供身份信息，幫忙查詢斷網的具體信息。但對方在所謂的查詢以后告訴他的信息著實讓他嚇了一跳，說是因為他涉嫌一起詐騙團伙案，所以要對其住址進行斷網，以利于案件調查。

小軍說：“這怎么可能，我從來沒做過這樣的事情。”但對方也很肯幫忙，說要不你打個上海浦東區公安局的電話問問。

小軍也就是從這一步開始被騙子牢牢地控制住了。

當小軍撥通了所謂的“上海浦東區公安局”電話后，對方告知小軍涉嫌一詐騙團伙案，并詳細了解小軍的身份信息、銀行卡和經濟情況。

隨后，對方以要求對這些錢進行驗鈔為由，讓小軍在農業銀行ATM機上以無卡轉賬的方式，將4700元現金轉到指定賬戶上。之后，對方又以辦取保候審為由，讓小軍轉了1.2萬元保證金到該賬號。

步步都是陷阱 4天時間180萬被卷走

當天，小軍又收到對方在網上發的一個鏈接，上面有顯示小軍身份信息的通緝令。小軍更是深信不疑，對方要求小軍以24.8萬元進行取保。因為錢沒有湊夠，小軍以無卡轉賬的方

式先匯了3萬元。

4月11日，小軍按要求又湊了20.6萬元，分別在農業銀行和建設銀行ATM機進行無卡轉賬。

4月12日中午，小軍再次接到電話，對方將電話轉接到一個自稱為“楊警官”的電話上，要求小軍交30萬元的上庭保證金，并要求小軍新開一張交通銀行借記卡，入住賓館進行秘密操作。于是，小軍按要求辦理了銀行卡，到某賓館開了房間。在賓館房間，對方通過電話獲得了小軍新辦卡的賬戶及密碼，很快，這30萬元轉入了騙子賬戶。

之后，小軍又接到一個“王檢察官”的電話，要求再匯贓款保證金124萬元。4月13日上午，小軍從自己父親的銀行卡里取了40萬元后，到建設銀行ATM機上，以無卡轉賬的方式分別向對方提供的兩個賬戶上匯款32萬元和8萬元。由于小軍父親的銀行卡已被凍結，小軍又辦理了一張民生銀行的借記卡，并要求父親匯款90萬元到自己新辦的民生銀行借記卡。4月14日早上，對方又電話聯系小軍，按照之前的方式，90萬元隨即被轉走。

據警方統計，從4月10日到14日整整4天內，小軍被騙子以“涉嫌犯罪”為由，陸續被騙去了180余萬元。

騙子演得太真 小伙子徹底暈了

但這次會上當，他說可能是因為自己比較麻痹大意。另外，騙子演得實在太真，讓他認為這一切都是真的。他說，現在回想起來，在和騙子通話過程中，不但騙子講話的語氣語調模仿得很真實，連背景音都制造得很真實。比如在和所謂的“民警”通話時，背景會傳來對講機的通話聲，還有其他民警在受理案件的詢問聲。

另外，騙子還通過手機傳給小軍所謂的“法院案件受理電子憑證”上面都印有國徽的圖案，看上去十分正式。但其實這是狡猾的騙子在小軍手機里種下的木馬程序，以截取小軍的短信。這樣錢被轉走后小軍就無法收到銀行發來的短信了。

借著此案警方也再次提醒市民，對陌生來電要特別警覺，遇事要及時和家中親人商量，凡事以公檢法或其他行政部門名義打電話說你“涉嫌犯罪”，要求把錢匯到所謂的“安全賬戶、調查賬戶、指定賬戶”或要求開通網銀索要密碼的，一定是電信詐騙，趕快掛斷電話，不要理睬。

2014年5月5日

“五不”防范寶典

騙子行騙過程中雖然手段層出不窮，花招屢屢翻新，但萬變不離其宗，總是圍繞你的錢袋子、銀行卡進行“角色扮演”。只要保持清醒、留意識別，就能有效避免上當受騙。北京警方特意總結歸納出了“五不”防騙寶典：

一、不盲目輕信：

不輕信來歷不明的電話和手機短信，不管騙子使用什么花言巧語，都不要輕易相信。接到這類電話后，要及時掛斷，不回復手機短信，不給騙子進一步設圈套的機會。

二、不理睬：

要HoId住自己，不貪小利才能不受誘惑。無論什么情況下，都要保持頭腦清醒，不予理睬，以不變應騙子的萬變。

三、不透露個人信息：

無論對方使用什么手段，我們就堅守一條底線：不透露自己及家人的身份信息、存款、銀行卡等情況。

四、不匯款轉賬：

電信詐騙手法無論如何翻新，最后都會落在讓你向他們提供的銀行賬號轉賬、匯款上。因此，對任何要求你轉賬、匯款或為你提供“安全賬戶”的陌生電話，手機短信，你大可直接說：“NO Way”然后掛掉，一概不要相信。

五、不自作主張：

當騙子在電話中要求你不要告訴家人、民警和銀行工作人員時，建議你偏不信他這邪，拿起電話與親朋好友聯系核實，或直接撥110報警。

第四篇：消防詐騙案例

消防詐騙案件

近幾年以來，我市發生多起打著“消防”旗號進行詐騙的案件，這些案件中不法分子大都通過電話或傳真的形式向單位推銷書籍，收取高額培訓費，推銷指定消防產品，編造虛假信息實施詐騙，嚴重侵害了人民群眾的財產安全，干擾了正常的消防執法秩序。

一、典型案件

1、借書索錢。2010年2月1日，經濟開發區一藥廠的汪小姐來電，稱省消防總隊有一名姓陳的處長寄過來價值人民幣1980元的兩本書《最新消防安全法律法規手冊（上、下）》，并要求汪小姐盡快付款。此前，陳處長多次打電話過來稱消防政策規定每個單位必須配備兩套消防書籍。

2、培訓推銷。2011年8月23日，王人村張書記來電咨詢：近日有一名自稱是區消防大隊的吳參謀打電話給他，說是要為該村開展消防安全知識宣傳，現場指導村民怎樣救火，為村民開展免費消防安全培訓。培訓中，給每人發了一份《防火講座意見表》，在最后一欄還寫著：“轉介下列安全器材(送貨時付款)：干粉含量90%滅火器(一公斤)249元/個。大家都應該訂購幾個消防器材放于家中，以防萬一。”

3、冒充領導。2009年9月7日上午9點50分，市區一家賓館趙經理接到一電話：我是市消防支隊劉政委，你們賓館有一些手續沒有辦理，現在你需要準備1680元和10張照片、身份證復印件1份到消防支隊來。掛掉電話后，趙衛軍又接到一條短信：我市消防支隊不能收取現金，請在郵政辦理，這是我們財務賬號和戶名，感謝對我們工作的支持。

4、公文詐騙。2008年3月14日，我市一家保險公司的張先生收到一份《市公安消防支隊緊急通知》。該傳真要求“全市范圍內的工礦、企業、事業單位、酒店、賓館……進行新的消防安全條例培訓，請貴單位將3560元培訓費存入一個叫“張某”的私人工商銀行賬號，并加蓋了名為市公安消防支隊的公章。

5、處罰威脅。2011年9月2日上午，我市一酒店接到“區消防大隊”的緊急電話通知，電話稱：下午，省消防總隊領導將帶領檢查小組進行突擊檢查！賓館、酒店必須在今日上午辦理、更換相關消防證，時間緊迫，接到電話后要立即將換證費用匯入“區消防大隊”銀行帳戶。如果給好處費的話就可以讓商家逃過檢查。如果不給錢，就進行檢查，并加大處罰力度。

6、假冒執法。2007年5月4日上午10時，我市某縣一城鄉結合部的一廢品收購店，一人先出示假工作證騙稱檢查消防，后以店內消防設施不合格為由，要求事主高價購買他們帶去的滅火器，否則，便以封店等方式相威脅。拿到錢后，開具收據，偶爾也送

一、兩個滅火器。

二、作案手段

以下4種招數為冒充消防詐騙中的慣用手法，廣大市民尤其是企事業單位、公眾聚集場所等負責人，注意提防：

1、以消防培訓為名，要求企事業單位繳納消防培訓費、贊助費、圖書音像資料費；

2、假冒公安、消防執法人員，以上門培訓消防知識、檢修消防設施為名，強行推銷各類消防書籍、圖冊、音像制品和消防器材；

3、冒充消防人員電話威脅，上門恐嚇，推銷器材；

4、以安全檢查為名，采取恐嚇、威脅手 段收取罰款。

三、提醒

遇到不法分子冒充消防詐騙時，社會單位和個人應做到“五注意”：

1、注意鑒別當事人身份真假，查驗好有關證件；

2、注意及時與公安消防部門取得聯系，證實活動真偽；

3、注意收集好證據，立即向公安機關報案，積極提供相關線索，配合公安機關迅速破案；

4、注意保管好自己的錢物和電話號碼、賬號等，確保財物安全；

5、注意做好自身安全。

四、防范措施

據了解，類似的行騙手段近幾年已經在全市各轄區企事業單位出現很多回，消防部門也多次通過媒體提醒市民謹防上當。對此，消防部門提醒企業及個人，消防監督員執法時都要穿著制式警服，隨身攜帶相關證件，不允許指定購買消防產品，不收取任何費用。假如有此類上門推銷行為，都是冒充消防部門名義騙錢的。一旦發現有類似行為，一定要提高警惕，及時撥打110向公安部門報案或挨打96119向消防部門舉報，謹防上當受騙。

第五篇：經濟詐騙案例

經濟詐騙之：基礎十四招

招數一：合同詐騙

這是犯罪分子罪常用的詐騙手段之一。在通常情況下他們一般先成立一個皮包公司（甚至虛構一個公司），這些公司往往從外表上能起到掩人耳目的目的），然后他們便與你簽訂購銷合同，向你購貨，貨到后按月結款。先前的幾次小數額交易，他們都會及時付款。別急，這只不過是騙你信任的手段而已，他們一般都會在最后一次要上一大批貨后便人間蒸發，或是付少量訂金拿走大批貨物后消失在茫茫的中華大地上。

招數二：空頭支票詐騙

疑犯在其作案初期，不會馬上使用空頭支票，而是先用現金進行小數額交易，以贏取你的信任，等你對他完全信任之時，他便會表示，想做大點，多拿點貨，帶現金不方便，希望能以支票交易，最后拿到一大批貨物后，在支票到期前人去樓空，從而詐騙多家當事人。現有空頭支票詐騙在順德容桂地區的經濟案件中占有較大的比重。可千萬要留神喲！

招數三：金蟬脫殼

通常疑犯會先租用一個商鋪或是出租屋、甚至是空地，然后要求你送貨到其租用的地方，并佯稱卸完貨后再帶你去收取貨款，可在途中，他們往往會想盡辦法借故離開，等你發現不妥返回卸貨地點時，貨物早已被人全部運走。從2002年1月至今，順德容桂地區已發生19起以此手段詐騙的案件，被騙貨物包括電器、鋼材、軸承、藥材等。

招數四：以傳真電匯單騙錢

疑犯向你購貨，并把電匯單傳真給你，待款到后發貨。前幾次交易都正常進行，等得到你的信任后，他們便急著要貨，要求你收到傳真后先發貨，待貨發出后，他們便馬上到銀行終止這筆匯款，利用傳真電匯單與實際到帳時間的時間差實施詐騙。

招數五：運輸詐騙

順德區容桂貨運專業一條街對廣大企業的貨物流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個別貨物運輸企業在管理上的不完善，卻被不法分子所利用。騙子的手段一般是：先由一人在外地租房安裝電話、專門負責接聽電話，再偽造一假證件及假車牌，然后將假車牌裝在貨運車上，并在停車場等候，當你租用其汽車時，他們就以虛假的身份與貨運部簽訂“運輸協議”，幫你運貨，從而將貨運部的貨物騙走。招數六：偷龍轉鳳

疑犯會先打電話給你，稱有某種貨物供應，并以一個比較優惠的價格吸引你，當你同意進貨時，他們則要求你要先辦一張匯票，傳真過來，以證明自己的資金實力才肯發貨。他們收到匯票的傳真件后便克隆一張一模一樣的匯票，然后佯稱已發貨，并來到你的公司要求驗真票才能提貨，就在驗真票的時候他們便用克隆的假票偷換真票，再推說貨要明天到，到時候一手交錢一手交貨。

招數七：利用運輸車藏暗格進行詐騙

疑犯在送貨過程中，在運貨的汽車中安裝一個裝滿水或者裝沙的暗格，然后運貨給你，過完地磅后，把貨物運到你指定的地方卸下，在返回地磅回皮的過程中，偷偷把水或沙放掉，這樣就等于加重了貨物的重量。這種手段主要針對建筑、有色金屬等行業。

招數八：以代銷為名進行詐騙

這類詐騙多發生在鋁材行業和陶瓷行業。疑犯先注冊一間公司，然后聲稱自己怎樣怎樣有實力，銷售能力如何強大，接著先幫你買小量貨進行銷售，在得到你的信任后，便大量的要貨（先銷售后付款），金額越滾越大，就這樣把你的錢給“袋”走了。

招數九：信用證詐騙

按理說信用證是最安全的結算方式，但仍然有人中招。犯罪分子主要利用當事人對信用證的運作過程不熟悉，故意設置軟條款，使你在不經意間違反條款而導致信用證失效，從而達到騙取財物的目的。招數十：以合作為名進行詐騙

騙子主要是以低技術充高技術或是以低檔設備充高檔設備作為投入進行詐騙又或者投入的設備只能用他提供的原材料，另外就是投入資金后通過各種手段、借口，把自己投入的資金抽回來。

招數十一：發包工程詐騙

騙子通常會找一個準備建房子的地方，然后在附近租用一間房屋，裝好電話，并印上某某房地產公某某經理的名片，偽造好建筑圖紙、工商執照、建委批文等物品，準備就緒后便四處找建筑工程隊，一旦聯系上就帶人來看工地，以騙取工程隊的信任，再向工程隊收取質量保證金、回扣或是要求當事人支付投標保證金等騙錢。

招數十二：“裝彈弓”詐騙

騙子先準備好鋼材類產品，然后與你簽訂好購銷合同，合同規定你要先付訂金，并規定在某月某日某地全部提貨。到了提貨日的前一天晚上，疑犯來電話說由于某某原因明天不能提貨，請等待通知，損失由他們負責。等待幾天后仍沒有消息，你于是便到對方公司追貨，但對方反咬一口，說你違約在先，沒有準時來提貨，造成倉庫無法清空，新貨無法進來，還要你賠償損失。在這種情況下，即使鬧上法庭，也是你吃虧，很可能白白送掉訂金。

招數十三：“做媒”詐騙

2002年5月的一天，順德容桂XX實業有限公司的陳某突然接到一間自稱是武漢某某高科技公司打來的電話，說自己專門生產一種“高級防化膜”，在漁業等方面有市場，市場價格三十多元/米，希望陳某能幫他們在順德代理一下。正當他猶豫之際，突然有兩人分別來到該公司詢問是否有該防化膜出售，并表現出一副急需貨的模樣。陳某見狀，忙與武漢聯系，武漢方面說：已經有一批貨在廣州，可以先去看看。于是陳便帶著其中的一人去看貨。那人看貨后立即表示要這些材料，并馬上付了訂金5000元，于是陳某立刻付訂金10萬元，買了這批貨。可等到貨運回順德，再聯系對方時發現均已關機，再到市場一打聽，發現所謂的防化膜只是普通的一種布，價格也只是幾元錢一米。

招數十四：貪便宜反遭損失

騙子先與當事人簽訂合同，購買當事人的優等品陶瓷，一個月付款。在交易過程中，疑犯要求更換另一種款式（二等品）。當事人當時就說：這是二等品，疑犯說：沒關系我就喜歡這款。疑犯還會說：出貨單還寫優等品和那單價，到時候給我一點回扣就可以了。當事人還以為一家便宜兩家著數，于是就發了二等品。結果一個月后，對方不付款，理由是貨不對板，即使打官司，當事人就也只有輸的命。進入以商會友誠信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