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當代社會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分析

中國當代社會國家與社會管理階層的分析

關鍵詞：管理者階層

精英

腐敗

體制

摘要：所謂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是指在黨政、事業和社會團體機關單位中行使實際的行政管理職權的領導干部。在當代中國，這個階層是由社會的精英分子組成，社會的主導階層，是社會發展的主要組織者和推動者。作為一個獨立的階層他也有其顯著的特征。它也是廣受關注和爭議的一個階層，腐敗問題是制約其發展的毒瘤。然而總體來說，它發揮了作為精英階層應發揮的作用，可謂功大于過。隨著中國社會的不斷發展、社會體制的不斷健全，它會擁有更好的明天。

1、中國社會國家與社會管理階層擁有哪些特征？

2、本階層易發腐敗問題的原因是什么？

3、管理階層腐敗是社會化的惡果嗎？

4.其他階層多與本階層矛盾嚴重的原因是什么？

一、什么是國家與社會管理階層及其在社會中的作用

在對國家與社會管理階層進行分析之前，首先讓我們來明確一下本階層的劃分標準及其范圍。所謂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是指在黨政、事業和社會團體機關單位中行使實際的行政管理職權的領導干部。具體包括：中央政府各部委和直轄市中具有實際行政管理職權的處級及以上行政級別的干部；各省、市、地區中具有實際行政管理職權的鄉科級及以上行政級別的干部。目前，這一階層在整個社會階層結構中所占的比例約為2.1%；在城市中的比例為1%-5%；在城鄉合一的縣行政區域中比例大約為0.5%。

本階層是國家與社會的管理者，是整個社會階層結構中的主導性階層，是當前社會經濟發展及市場化改革的主要推動者和組織者。這一階層的社會態度、利益及行動取向和品質特性，對于正在發生的經濟社會結構的變遷和將要形成的社會階層結構的主要特征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他們也是國家政治和決策的直接參與者，并在其中發揮著其他階層無法比擬的作用。總之作為整個社會的大腦，它影響著社會的整體發展。

二、國家與社會管理階層的特征

1、精英性

作為國家與社會的主要管理者，該階層的人員綜合素質和能力都很突出。古代有“學而優則仕”的明證，作為社會的精英階層，他們是社會中的佼佼者。他們是社會結構金字塔上的尖端，他們是社會穩定的真正執行者。

2、較強的流動性及后成性

由于是社會的精英階層，所以該階層的準入門檻就自然比較高，該階層中的人員大多是通過自身能力的提高而流動進入的。而當他們的能力不適應這個階層時就會被淘汰進入其他階層，所以，該階層相對于其他階層具有更強的流動性。其次，除了極少數的富二代官二代擁有先天優勢外，該階層的絕大多數成員都是通過后天努力而進入該階層的。因此本階層的人員具有后天形成性。

3、與其他階層的矛盾較大

另外，由于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是執政黨和政府意志的代表和體現，所以，各社會階層同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之間的關系——與他們的合作或沖突，經常轉而表現為對執政黨和政府的支持或不滿。所以該階層與其他階層的矛盾較大。

4、內部成員的突變性

主要是指本階層人員的腐敗問題和他們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突變雖然在進入該階層之前或剛進入不久時他們是胸懷壯志道德高尚的人，然而在不久后就會出現同一個問題——腐敗，他們的性格品質志向發生了巨變。

三、該階層易發腐敗的原因

作為當時的有志青年，和社會的精英階層，為什么會忘記當時的志向發生突變滋生腐敗呢？

1.當代中國政治高于法律的現狀

雖然在古代就有“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說法，然而事實上卻是“刑不上士大夫”，即使到了當今中國，法律對副省級以上的較高級干部也無太大的約束力。由于缺乏法律約束，腐敗就自然滋生了。而上梁不正下梁歪，在高層這張保護傘的庇護下，下層官員也就變得肆無忌憚起來。2.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官僚思想影響 雖然也是二十一世界，但幾千年的官僚主義還是給當代國家與社會管理階層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受其影響該階層大多數人員認為腐敗已由問題變成了天經地義的事。

3.當代中國政治與法律體制不夠完善 雖然改革開放已三十多年，但中國的政治與法律體制還是不完善。我國正處于社會的轉軌期，各種與市場經濟配套的制度建設還很不完善，尚有許多制度空白地帶。舊的制度已經不能適應當前的現實，而新的制度又不完善，從而形成了“制度的真空”，缺乏對權力的有效監督。4.人類貪婪的本性

人的本性就是貪婪。相對于先進國家來說，中國缺乏約束統治階層的鐵籠。所以人的貪婪本性就暴露無遺。加致富動機過于強烈，從而引發腐敗。

5.總體風氣已成，腐敗勢力巨大，即使有少數清廉者想反腐倡廉也無力改變現狀，為免受迫害打擊更多的是選擇了同流合污。

6.中國的人情社會形態給以權謀私以普遍化的條件，加之社會風氣影響和不法分子誘惑，管理者難以抗拒誘惑。政商不分問題嚴重。7.社會化的反面影響

四、管理階層腐敗是社會化的惡果嗎？

這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大多數時候我們看到的是是社會化的好處，卻忽略了它的負面影響。打一個比方，社會化就是一個將各式各樣的原料打磨成社會默許的統一的形狀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的一些個性被打磨掉了。而這些被打磨掉的才是個人最根本的，在社會化的過程中，社會上的一些惡習也影響并改變了個人的價值觀。所以說管理階層腐敗就是他們在管理階層這個小規模的社會中社會化的惡果。

五、各階層多對國家與社會管理階層持批判意見的原因

1、該階層在社會權力體系中、社會經濟與文化資源中占有優勢

他們是社會發展的較大收益者，他們享有其他階層所沒有的特權，所以造成了其他人心理上的不平衡，在合作之余，各階層對管理階層更多的還是仇視。

2、管理階層的腐敗行為加劇了各階層的不滿

由于管理階層的腐敗問題日益嚴重，更是加劇了其他階層的不滿。同時也加劇了他們的不平衡感，加劇了矛盾。

3、吃不到葡萄鮮葡萄酸的心理

管理階層的腐敗香味刺激了其他階層的貪婪欲

這使管理階層因腐敗而得來的巨大收益與自己無法獲得收益形成了鮮明對比。加劇了各階層對管理階層的不滿。

4、中國國民的反權威的叛逆心理

由于在封建社會長期被壓迫，再重新獲得了一些權力之后自然就對權威產生了叛逆心理，所以反對權威成為了他們喜歡的事。

5、部分人借批判管理階層來迎合大眾增長人氣

為了迎合大眾增長人氣，他們往往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去批判管理者，造成盲目批判。也有些人為了彰顯個性也會盲目批判以標新立異。

6、沒有正視管理階層的功勞，片面的批判他們的錯誤，無法全面的看待問題。

7、近幾年，我國人均收入已進入1000~3000美元的社會矛盾多發期。社會矛盾尖銳，而大多數人會把這歸罪于管理階層的管理不力。

雖然，現階段的國家與社會管理階層還存在著很多的問題，但我們不能一丑掩大德，他們在推動社會發展的過程中發揮了他們應有的作用，并帶領我國取得了較大的建設成就。所以，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國家體制的不斷健全，我國的國家與社會管理階層將會發揮更大的作用，該階層也會去的完善。

參考文獻：1.《中國社會的階層分析》 李新章 2003年

2.《當代中國社會十大階層》 《市場報》 2002年

3.《中國腐敗問題原因剖析》

鄺澤倩

2003年

第二篇：中國當代階層結構總體分析

中國當代社會階層結構模型當前中國正處于社會變革時期，社會結構和社會階層還在變動之中。有些社會階層還沒有成型，有些社會階層還在分化，在這樣的情況下很難做出一個比較成型的模型，不過，比較粗略一點的模型還是可以做出來的。有的學者完全按職業劃分階層，把職業的分析當作階層分析。這比較實際，但階層和職業畢竟是兩回事。也有的學者把社會階層分為五

個等級：上，中上，中，中下，下。這是一種比較簡明的辦法，不過，我覺得如果舍去各階層的具體內容，抽象地分為五等級，那只是一個符號系統。這樣分出的階層看不出一個社會的特點。任何社會都可以分成這樣的五個等級。所以，我吸收上述五等級簡明的優點，考慮各個階層的職業內容，以財富（收入）為基礎，再參照權力、聲望因素，將當前中國社會分為以下幾個階層：1。上等階層。政府高級官員、國家銀行及其它國有大事業單位負責人，國有大型企業或大型股份公司經理、大中型私有企業主，他們的總人數在700萬左右，約占全國從業人員總數的1％，這些人構成了中國社會金字塔的頂端。他們數量很小，對社會影響很大。他們掌握著國家重大事情的決策權和大企業的決策權。他們制訂一個政策可能影響眾多人地位的升降。他們的一項投資決策可能影響成千上萬人的就業機會，他們控制的宣傳工具可以影響社會輿論。就財富而言，政府高級官員并不處在金字塔的頂端，但收入也比較豐厚，他們的權力和聲望都處在社會各階層之上。國家銀行和國有大型事業單位負責人和大公司經理，財富、聲望、權力三項綜合無疑處在社會各階層之上。大私有企業主財富處在中國社會各階層的頂端，權力和聲望的地位次于他的財富地位。但這些人有的當上了某一級政協委員，有的與各級權力機構有著密切的聯系。這一個階層的成員之間除了工作交往以外，平時還有非工作交往。上等階層有一個共同的心態，這就是保住自己的社會地位。政府高官怕失去權力，他們擔心機構改革影響自己的位置，對于“小政府，大社會”的改革方向和改革措施他們抱著矛盾的心態，既怕因改革不積極而失去官位，又怕改革以后削弱了權力。大型私有企業主對改革以前否定私有經濟的政策心有余悸，擔心一個早晨會失去財產。他們最希望憲法中寫上“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和西方發達國家不同的是，中國當今上等階層的人不一定都受過高等教育。但他們知道，今后這個階層的成員必須是名牌大學畢業或有更高的學歷。他們想把自己的地位傳給子女，所以千方百計地為子女選擇好的學校，并動用一切社會關系為子女安排好的位置。2。中上階層。高級知識分子（約30萬）、中高層干部（約30萬）、中型企業經理（約700萬人）、中小型私有企業主（約90萬）。外資企業的白領雇員（約80萬），國家壟斷行業的職工（金融保險、電信等，約2000萬人）總共大約2930萬人左右，占全國從業人數的4.2％左右。這些人處于中國社會的中上層位置。對普通人來說，上等階層是可望而不可求的事，但他們認為經過努力中上階層是可以達到的。中上階層是普通人心目中的成功象征。這里說的中高層干部是指局級、處級干部（這還得看所處的位置，如果在縣里，科級干部在縣里也算中上層了）。這兩級干部沒有決策權，上司對他們的地位升遷有著決定性作用，上司決定他們的命運。他們是各項政策的實際操作者。他們有各種各樣的“審批”權。在社會轉軌時期，這些“審批權”有很高的含金量。但他們也得小心，要職務提升，就得廉潔一點；太廉潔，又很清苦。他們只好在二者之間“踩鋼絲”。也有人大膽地利用權力聚斂財富，再將這些財富的一部分“孝敬”上司以獲得升遷，但這畢竟是很危險的游戲。中型私營企業主，他們的財富應當處于中上或上等地位，但由于聲望處于中下或中等地位，所以綜合起來成為中上等階層。中型國有企業經理還是工薪族，有的承包了他所經營的企業，收入就高一些。他們的財富沒有同規模的私有企業主那么多，但其權力地位和聲望地位高于私企主。無論是公有還是私有中型企業經營者，他們在很不規范的市場中拼博，風險大，他們希望企業發展起來，有時又擔心“紅旗能打多久”，一個決策失誤就會使企業走上困境。為了企業發展他們不得不用各種手段去“尋租”。在這批人當中，行賄并不是個別現象。高級知識分子的聲望地位是很高的。他們中間的科學家在每次職業聲望調查中都名列前茅。他們的收入不如私有企業主和企業經營者，但非常穩定。他們雖然沒有行政權力，但官員們也很尊重他們，他們說話有分量。

3、中等階層。專業技術人員、科研人員、律師、大中學教師、一般文藝工作者、一般新聞工作者（全國知識分子約3000多萬人）、一般機關干部（約1100萬人）、企業中下層管理人員（1997年全國約有3000多萬人）、中小型私有企業主、個體工商業者中的上層（按收入排序，取其最高的五分之一，1997年從業者為1100萬人），他們的收入、權力、聲望或者三者的綜合，處于高層、中上層之下，而又在其它階層之上，他們的社會地

位處于中等。他們都有向上流動的機會，只要努力，他們中相當多的人可以進入中上階層。在目前的社會環境下，他們也有向下流動的可能，但比向上流動的可能性要小。所以，他們有比較安定的心理狀態和積極向上的精神。中等階層比較重視子女教育。只要子女愿意讀書，他們都希望孩子有大學畢業或更高的學歷文憑。為了子女上學，他們不惜拿出終身的積蓄。中等階層應

當有較大的比重。但中國當前這個階層總人數大約8200萬人，占從業者總人數的11.8％左右。4。中下階層。農民階層（穩定勞動階層，1997年33095萬人）；城鄉兩棲階層（不穩定勞動階層，全國最多8000萬人，但其中多數統計在農民之列，估計在工農之間有3000萬左右）；工人階層（穩定勞動階層，約1.2億人）。這是一個從事體力勞動的階層。他們的收入地位、聲望地位處于中下水平。權力地位更是低下。這個階層總共約有4.8億人，占全國從業人數的69％左右。這里的農民階層是農村以種植業為主要收入來源的勞動者。城鄉兩棲階層是指農民流動工。工人階層是指職業上的工人，不是指廣義意義上的工人階級（近年來把知識分子、干部都納入了工人階級之中），工人階層除了工業、建筑業的操作工以外，還包括商業、服務業的基層工作人員。在中下階層中如果再分層次的話，工人較高，其次是兩棲勞動者，農民最低。作為兩棲勞動者的流動民工的收入在工人和農民二者之間,這是就總體而言,部分流動民工的收入可能高于部分國有企業工人。這個階層的人向上流動的機會不多，但他們寄希望于子女，為了下一代的地位能比他們高。其中有些家庭忍受著種種困難也要讓子女上學，但是多數家庭無能為力，能讓孩子上個初中就算不錯了，能夠上大學的農家子弟是百里挑一的。工人子女多數上職業中專，上大學的也是少數。5。下等階層。城鄉貧困人口，如農村無地、無業者和城市下崗、失業人員。大約1億左右。其中，城鎮貧困人口近3000萬人，進城民工貧困人口1000萬人，農村貧困人口約6000萬人。占總從業人數的14％左右。這個階層的人沒有固定收入，他們只能找點臨時工作取得微薄的收入，有的連這樣的工作都找不到。城市的失業工人和下崗工人還可以得到一點最低生活補貼，農村的無業者成為沒有生存基礎的游民。他們的子女很少有受教育的機會，他們本人和他們的子女也很難向上流動。此外，中國還有社會有害階層。他們是犯罪者，如賣淫者、吸毒者和有組織犯罪者。從數量而言，這批人大多出在下等和中下等階層，但是，其它階層也出犯罪分子，如經濟犯罪的大案要案多出在上等階層和中上等階層。中國階層結構模型：以1997年為例階層職業從業者年總收入從業人員百分比上等階層高級官員國家銀行及國有大型事業單位負責人大公司經理大中型私有企業主，2.5萬元左右5－10萬元10－100萬元100－300萬元1％左右上中階層高級知識分子中高層干部中小型企業經理中小型私有企業主外資企業的白領雇員國家壟斷行業的職工5萬元左右2萬元左右5萬元左右10－100萬元5－20萬元5萬元左右4.2％左右中等階層專業技術人員科研人員律師大中學教師、一般文藝工作者一般新聞工作者一般機關干部企業中下層管理人員個體工商業者2萬元左右2萬元左右3萬元左右2－2.5萬元2萬元左右2.5萬元左右2萬元左右3萬元左右3－10萬元11.8％左右中下階層工人階層城鄉兩棲階層農民階層8000元左右5000元左右3000元左右69％左右下等階層城市下崗、失業人員農村困難戶3000元以下1000元以下13％左右　中國當前階層結構的特點從上面模型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當前社會分層有以下幾個特點：80％以上的工農大眾處于社會中下層（69％）和社會下層（13％）。這是中國社會不穩定的重要因素。中國社會的中下層和下層是農民、工人和流動勞動者。他們以體力勞動為生，是社會物質財富的重要創造者。工農勞動大眾被稱為國家主人，但是，他們向社會付出最大、得到社會回報最少的階層。這個占總人口80％以上的階層處于較低的的社會地位，這與中國的社會發展目標是相悖的。中國農民面臨三大問題。一是收入低，二是負擔重，三是和鄉村干部矛盾尖銳。農民收入低，其根本原因在于農業人口過多。農業人口比重的縮小，將是漫長的城市化過程的結果。所以，農民收入低的問題短期內不可能解決。農民負擔重一是因為需要農民養活的基層干部太多，食之者眾，生之者寡，二是要農民承擔鄉村公共產品的費用，如義務教育經費、而鄉村公共工程的建設費用，而鄉村公共工程的建設規模不是由農民的承受能力來決定，而是由干部創造“政績”的強烈沖動而定。農民和基層干部的矛盾，一是來源于基層干部的任務（收糧派款，刮宮引產）和農民的利益有直接沖突；二是農民民主權力沒有保證。村委會的選舉半數以上流于形式。真正的村務公開極少；三是農村基層政權腐敗，甚至部分基層政權被鄉村流氓掌握。工人貧困的第一個原因歷史造成的。改革前工人拿到的工資不是足額的工資。工資中的一部分被國家集中起來，理應為工人提供住房、醫療、教育等“勞動力再生產”方面的條件，但卻投入了沒有效益的建設之中。為國家勞動了幾十年的工人卻沒有自己的住房，醫療、教育也沒有保障。工人貧困的第二個原因是他們承擔著改革的成本，通過他們下崗來解決國有企業的一部分困難，他們下崗經后，國家并沒有彌補過去“不足額工資”的欠帳。城鄉二元結構依然存在，城鄉差別還將持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由于農村人口過多，農村和城市存在著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觀念，年收入2000元的農民的生活水平可能和年收入7000元的工人差不多。所以，很難在超越城鄉之上建立全社會的階層模型，歷來把“農民”作為一個獨立階級劃分出來，現在還難以改變這個狀況。改革開放20年來，農民處于分化之中，在農村出現了鄉鎮企業工人、鄉鎮企業管理干部、私有工商業主、農村知識分子（包括教師、農業科技人員等）等多種社會角色。其中有些角色已經不是農民，而和城市中相應的角色接近，但不完全相同。如鄉鎮企業工人和城市里的工人，城鄉的私有企業主，其收入來源和生活方式正在逐漸接近。所以，像這樣城鄉接近的階層就可以劃在一起。如私有企業主既包括城市的，也包括鄉村的。工作較固定的鄉鎮企業工人也可以劃歸工人階層。但是，在農村他們和農業勞動者相比畢竟是少數。“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兩種身份依然存在，幾千萬流動民工還是農民身份，只有少數精英能夠真正融入城市之中。城鄉分割，人為地把人分為兩種身份是不公平的。這種不公平正在逐漸消失。但是，它還在社會生活中起著作用。要完全打破城鄉分割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中間階層比重太小，社會階層呈金字塔結構。西方學者提供的資料表明，發達國家中間階層是一個占比重最大的階層,一般占社會就業人口的20％到40％。社會結構呈橄欖球形狀。而中國的情況不同，中間階層比重在11.8％左右，比發達國家小得多。中國的中下階層和下等階層比重過大，社會階層結構呈金字塔狀。金字塔狀的磚瓦建筑是穩定的，因為它重心低。而金字塔狀社會結構是不穩定的，這是因為下層比例太大，想改變自己地位的人太多。一個社會大多數人沒有“恒心”，希望通過社會變動來改變自己的境遇，社會就不穩定。一個社會有較多的人自認為屬于中間階層，這個社會就比較穩定。此外，中國由于中間階層太小，中下階層的比例過大，社會消費能力也受到限制，實際市場容量和12.5億人口不相稱。每當經濟不景氣時，啟動消費十分困難。中間階層是現代社會的主流，是規范市場經濟秩序的、引導和規范現代社會價值觀的主要力量。更為重要的是，中間階層是上層社會和底層社會之間的緩沖層，在緩和社會階層沖突中有著重要作用。中間階層太小無疑會對社會發展和社會穩定有諸多不利。中間階層太小是與中國的現代化程度有關，但中間階層發展過于緩慢與上等階層壟斷過多的社會資源有關。上等階層中的不少人財富和權力的獲得渠道不透明高級官員，國家銀行及其它國有大事業單位負責人，大公司經理，大中型私有企業主。他們的財富、聲望、權力，都處于中國社會的頂端。他們是全社會所關注的，但不一定都是全社會所敬重的。他們中的有些人的人格甚至受到社會懷疑。這是因為他們財富和權力的獲得渠道不透明。由于目前干部選拔制度中的種種弊端，中國的選官有時不是選優，而是選劣。這樣，有些取得了高位的人不僅得不到尊重，反而引起了人們的種種猜疑。再加上官場腐敗問題的嚴重，有些處于高位的人的形象就蒙上一層灰色的陰影。官員成為社會上流傳的各種順口溜的批評和嘲弄對象。位居社會上層的國有大型企業經理處于一種矛盾狀態：一方面他們的權力缺乏監督，他們很容易拿到大筆不該拿的錢，被揭露后成為罪犯（被揭露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激勵機制，他們該拿的錢也沒有拿到。有的人為企業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退休后社會地位大大跌落。所以，他們中間有的人在退休前大撈一把。經理階層還沒有市場化（進入新世紀肖有時展）。他們的功過主要不是靠市場評價，還是靠行政部門評價。大中型私有企業主是人們羨慕和猜疑的對象。人們羨慕他們的財富，猜疑他們財富的來源。對善于抓住機遇、奮力拼搏的成功者，人們是佩服的。對于權錢交易、官商勾結而發財的私有企業主，人們視之為社會公害。由于有些大中型私有企業主是利用在社會轉型過程中的經營機遇、政策漏洞、權錢交易等種種不同的情況發財的，他們的財富是在國有資產大量流失的同時得到的。所以，人們對這個階層有一種異樣的心態。按照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私有企業主就是資產階級，資產階級遲早是要消滅的。“堅持馬克思主義”是四項基本原則之一，到目前為止，無論是政策還是法律，中國共產黨都沒有明確放棄消滅資產階級的主張。所以，私有企業主總覺得頭上有一把懸劍。說不定這把懸劍什么時候會掉到他的頭上。他們擔心他的財產可能一個早上化為烏有。對私有企業的法律定位過于遲緩，私有企業主長期心神不定。他們中有些人把資產轉,向國外，為自己開一個“太平門”。1999年九屆二次全國人大修憲才正式確定了私有經濟和和國有經濟的同等地位。這使他們的情緒才穩定下來。江澤民2001年的“七一”講話使他們心里更加踏實。但是，他們遺憾沒有在憲法中確立“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的內容。總之，在眾目睽睽中的上等階層并不都是眾望所歸，心態穩定、實至名歸，這個階層雖然處于社會上層，但社會并不是全然認同他們。由于上等階層壟斷著社會資源且多有腐敗傳聞，被有些學者稱為“壟斷精英”而倍受指責。各階層和受教育程度不完全對應一般說來，每個人的社會地位與其受教育的情況是正相關的。以美國為例，資本家階層和名牌大學教育相對應，上中階層和學院畢業相對應，中等階層與中學畢業和大學畢業相對應，工人階層和中學教育相對應，下等階層和小學文化相對應。（約瑟夫．A．卡爾：《美國階級結構》，彭華明譯第97頁）但是，中國當前不是這樣。有些上等階層的人受教育程度不是很高。這種現象在財富地位上最為明顯。例如，在大中型私有企業主中，受過大學教育的不是很多，有的是當年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有的是當年因政治原因得不到上大學的機會。相反，受過大學以上教育的人，在財富地位上多數處于中等甚至中下層次。這種現象與轉軌時期財富的流動無序有關。近年來發財不僅僅是靠知識文化水平，而是靠機遇（這中間有很多偶然因素），靠大膽和務實，靠社會關系。而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不一定有這些條件。在權力地位和聲望地位方面，過去不講學歷，改革開放以來，學歷越來越重要。在省部級以上的干部當中，絕大部分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當然，學歷只是給人們一個初始定位，受什么樣的教育，就可以分配到什么工作崗位。在他定位以后的地位升遷中，學歷雖然還有一定的作用，但主要看工作業績和人際關系。從這里也可以看到，各階層之間，在財富、聲望、權力方面，有整體發展錯位現象。如知識分子的聲望地位高，而財富地位低，私有企業主財富地位高，而聲望地位低。這種錯位說明現有的社會分層并不是很穩定的。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權力地位高、財富地位低的人期望得到財富，和權力地位低、財富地位高的人期望得到權力，他們之間有時互通有無，成為權錢交換的渠道由些而通。階層沖突與社會安全中國目前的社會階層還沒有完全形成階級意識，沒有成為自為的階級。從這個意義上說，現有階層之間也就不可能有自覺的階級斗爭。但是，各階層之間利益并是不完全一致的。階層間還會有一些利益摩擦和利益沖突。這種摩擦和沖突有時是很激烈的。不過，目前這種沖突和摩擦是自發的，不是自覺的，是個別的，不是全局的，是經濟的，不是政治的。這些摩擦和沖突不能認為是階級斗爭。然而，對階層間利益沖突如果不引起足夠的重視，發展下去，也會危及社會安全。從前面介紹的中國社會結構的特點可以看出，中國社會是一個高風險社會。當前，有幾個容易觸發的危險點，只要我們對這個危險點高度注意，積極化解，事先防范，就可能緩和階層沖突，保證社會安全。第一個危險點：工人利益受到侵害引發勞資沖突勞資沖突較多地發生在私營企業和小型外商投資企業之中。不少私有企業勞動條件惡劣，工人在缺乏基本勞動保護的環境中勞動。在不少私有企業里的外來民工的處境非常惡劣。在這類企業里，勞資矛盾十分尖銳。惡性案件時有發生。在東南沿海一些小型外商投資企業里，工人的狀況和有些私營企業差不多。工人的利益和安全得不到保障。雇工勞動權益被侵害的事情并非個別。這些企業里的雇工大多是單個或小群體的外來農民，面對很不充分的勞動力市場信息，加上勞動者之間的激烈競爭，他們只能被迫接受不公正的條件，在企業里，又沒有保擴他們利益的勞工組織。地方政府急于引進外資發展地方經濟，在勞資矛盾中自覺或不自覺地站在企業一方。在勞動力的買方市場上，分散的勞動者面對有組織的企業，只能處于被宰割的地位。工人對待資方不公正的待遇采取的對策是：“跳槽”，離開這家企業，另找新的工作；消極怠工；破壞機器（深圳曾發生過一起縱火案，卻使一些無辜者受害）。這些都是單個人或小群體行為。在個別地方和企業，在矛盾比較尖銳的時候，工人也曾自發組織過罷工，但范圍不大，影響面小，常常被資方另招來的新工人所瓦解。有的罷工引起了政府的重視，在政府部門的干預下，投資方作些讓步，但事后資方很快將罷工組織者開除。這些勞資沖突雖然沒有發展為重大的社會事件，但潛在的不安定因素是很危險的。勞資沖突不僅發生在非公有制企業，也發生在國有企業。在國有企業的資產重組過程中（企業兼并、拍賣、破產）職工的利益得不到合理的安排或沒有聽取職工的意見，是近兩年來勞資沖突的一個新的爆發點。自1996年以來，因資產重組而引發的群體事件在各地常有發生。在企業兼并破產以后，國有企業的工人實際上已成為雇傭勞動者。生活困難、心理落差和對私有企業的傳統觀念，使得勞動者和經營者的矛盾變得空前尖銳。在國有企業干了幾十年的工人和兼并這家企業私人雇主最容易發生沖突。計劃經濟時期遺留的歷史包袱也會引發勞資沖突。前面已經分析過，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有企業職工的工資不是足額的．他們的醫療、住房、子女教育等“勞動力再生產”的費用，本應是工資的一部分，但這一部分由國家集中起來了，由國家來提供上述保障。在這方面國家對工人欠債很多，工人居住條件惡劣，不少企業發不出工資，報銷不了醫藥費。國有企業因破產、產業結構調整等原因，大批工人要下崗，工人下崗的時候應當是清算過去國家欠工人的債務的時候。但是，國家目前還沒有能力償還這筆巨額債務。如果下崗工人缺乏生活保障，很容易引起社會沖突。其中，那些產業單一的資源性城市（如以礦區形成的城市），資源采盡以后矛盾最為尖銳：這里產業單一，除了開發資源沒有別的生路；這里下崗工人最集中，最容易引發集體性沖突；這里的工人“同質化”程度很高，內部隊意見很容易一致。全國資源性城市有上百個，如果不及早采取安置工人的措施，資源采盡之日，就是矛盾爆發之時。第二個危險點：農民和農村強勢群體的直接對峙　如前所述，廣大農民處于社會的中下層。而和他們直接面對的是一個農村強勢群體。這個農村強勢群體是由鄉村干部、鄉鎮企業經營者、私有企業主、糧食收購店、派出所、工商、稅務等單位的負責人組成的。農村強勢群體在整個社會上來看，不算上等階層，但在農村，他們有錢有勢，臨駕在農民之上。在有些地方，農民和這個群體勢如水火。村民委員會本應是農民的自治組織，如果真正按民主程序產生，可以加強農民的政治參與，從而可以緩和階層間的矛盾。但是，村民委員會實際是鄉鎮政權的延伸。而鄉鎮政權的權力高度集中于黨委，村黨支部的領導班子是由鄉鎮黨委決定的，而村民委員會的領導成員的產生，黨支部起著決定性作用。黨支部書記是村里的第一把手，村委會主任只是村里的第二把手。第一把手由鄉鎮黨委任命，鄉鎮黨委和村支部書記不喜歡的人怎能選上第二把手？鄉鎮一級政權有著強烈的權力擴張行為。黨委、政府、鄉鎮企業高度一體化，黨政財權高度集中于鄉鎮黨委，又缺乏權力制衡。市場經濟的唯利是圖和農村的封建殘余結合在一起，使得“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成了掛在墻上的空洞口號。由于農村基層政權被強勢群體所把握，或者代表這個群體的利益，所以，農民和這個階層的矛盾常常表現為農民和基層政權的矛盾。近幾年來，農民和基層政權直接沖突的事件履履發生，其中有些沖突規模很大。在毛澤東寫《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地方，近年發生了幾次大規模的農民運動，其激烈程度令人震驚。在農村基層，強勢群體和廣大農民正面對峙，這里“著火點”最低，矛盾最尖銳，在這里最容易發生社會沖突。這種沖突是危及社會安全的觸發點。一旦觸發，就難以熄滅；不迅速熄滅，就可能引發連鎖反應。引發沖突的常常是預料不到的偶然因素，但其根本原因是農村強勢群體過于張狂，使農民忍無可忍，不得不憤起反抗。從近年來發生的多起事件來看，不外乎以下幾個觸發點：一是農民負擔太重，鄉村干部強行收繳。二是鄉村干部在土地、山林、魚塘的承包中，犧牲農民利益，偏向強勢群體。三是鄉村干部利用集體土地謀取私利。土地本是集體所有，是農民的生存基礎。但鄉村干部掌握著土地的支配權，他利用土地發包、土地使用權出售等從中謀取私利，四是鄉村干部在處理民事糾紛中偏袒強勢群體，甚至包庇壞人，壓制善良百姓。五是宗族斗爭、權力斗爭和經濟利益的沖突結合在一起，可能引起械斗。六是鄉村干部作風惡劣，任意打罵農民。以上六個方面也是防范農村階層沖突發生的工作重點。1999年3月，在九屆全國人大期間，國務院總理朱（金＋容）基在湖南省人大代表團說，要保持農村社會穩定必須做到：土地不能動，負擔不能重，糧價不能低，干部不能兇。第三個危險點：低層群眾對上層腐敗強烈不滿　近年來一次又一次的民意調查都得出了一個共同的結論：群眾最不滿意的是腐敗。最近兩年，除了權錢交易沒有得到節制以外，腐敗又在幾個方面有所發展：一是干部選拔、任用方面的腐敗。二是公安、檢察、司法的腐敗。三是“官－商－黑”三位一體的情況開始出現。這是群眾最為憤慨、最為憂慮的三個方面。第一方面的腐敗是社會大腦的細胞的新陳代謝機制出了毛病；第二方面的腐敗是社會的免疫系統出了毛病；第三個方面的腐敗是指在個別地區官員、私有企業主和黑社會勢力相互勾結，局部政權已經變質，不可能通過行政和法律等常規手段解決問題。與權力關鍵部門腐敗相對應的是大批產業工人下崗和農民的貧困。農民貧困問題造成的危險前面已有闡述。產業工人為國家勞動了幾十年，連一間像樣的房子也沒有，醫療費報銷不了，又失去了工作。他們對上層腐敗最為反感。他們和農民不同的是：集中。處于同樣不良境遇的人群集中在一個工廠，集中在一個居民區，他們本來是有組織的。如果激怒了他們，其后果可想而知。前面已經指出，中國社會的階層結構中，中間階層十分薄弱，低層社會的意愿也缺乏足夠的表達空間。在這種社會結構中，高層社會和低層社會之間缺乏緩沖的中間地帶，很容易形成低層社會和上層社會的二元對峙。社會秩序完全依賴于國家的控制力度。社會缺乏自組織能力。這是一種比較危險的社會結構。近兩年來，工人和農民上訪比較多，集體上訪也呈上升之勢，也有人開始運用法律武器來保衛自己的利益。但是，有些地方政府卻把減少上訪人數作為考核下一級政府官員的指標。其本意可能是督促下級努力化解矛盾。但是，有些鄉鎮出于對自己政績的考慮，在出村路口站崗設哨，層層堵截上訪人員，甚至對上訪人員進行迫害，這樣做將會使矛盾激化。要知道，群眾上訪，說明他們還相信政府，群眾告狀，說明他們還相信法律。一旦他們覺得政府不能解決問題，覺得法律失效，他們就不上訪、不告狀了。這時，真正的麻煩就來了。第四個危險點：金融危機引發全面的社會危機。到2001年末，居民儲蓄已超7萬億。當然其中分布極不平等，20％的人擁有儲蓄80％以上。雖然80％的人擁有不足20％的儲蓄，但這是他們家庭醫療、教育、住房的保險基金。現在四大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超過了四分之一。到2002年，國家實行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已經是第五個年頭。國債依存度（當年發行的國債額／當年財政支出／＊100％）、國債還債率（當年國債還本付息額／當年財政收入＊100％）、國債負擔（綜國債累計金額／GDP＊100％）已經超過了國際警戒線。一旦財政危機引發金融危機，居民的儲蓄安全受到威脅，經濟危機就會變成全面社會危機。中國階層結構的發展趨勢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社會結構和各階層的利益關系正在發生變化。上面描述的當代階層模型也僅僅是一種過渡狀態，必將發生新的變化。一些社會群體的地位將會下降，一些社會群體的地位將會上升，有的社會階層的比重會逐漸縮小，有的社會階層比重會逐漸擴大。21世紀中國的社會階層會發生什么樣的的變化呢？從對各個社會群體和具體分析中，可以判斷其大體趨勢。中下階層的比重會逐漸縮小，中間階層比重會逐漸擴大。目前中下階層和下等階層的比重達80％以上。到21世紀，這個階層的比重將逐漸縮小。與此相應的是，中間階層的比重將會有較大幅度的上升。隨著新技術革命和產業結構的升級，農民和操作工人的比重會逐漸縮小。直接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比重將會從現在50％以上逐步下降到30％，20％，最終下降到10％左右。藍領工人比重將減小，白領員工比重將增加。在第一產業中就業的人數減少，城鄉第三產業從業人員的比重將會上升。在工廠里科技人員的比重會提高。那些從農民和藍領工人分化出來的人，有一部分將進入中間階層，那些不占有生產資料，靠出賣智力勞動為生的工程技術人員和企業管理人員，和體力勞動者一樣，都是雇傭勞動者。但是，他們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待遇又明顯優于體力勞動者，他們的政治態度、生活習慣、文化教養和價值觀念也不同于體力勞動者。這樣的人將成為中間階層的主要部分。中國穩定社會的目標應當逐漸形成“小康大眾”，它包括知識分子、普通公務員、個體經營者、企業里的白領人員。由于“小康大眾”的形成，中間階層的比重將由現在的11.8％左右擴大到20－30％，或者更高一些。不過，中間階層的擴大速度取決于上層社會對壟斷資源的放棄程度。一些社會群體的地位下降，有一些社會群體的地位上升　新時代產生新階級，新階級創造新時代。在信息社會，將出現智力（科技、金融、管理）中產階級：他們擁有知識、發明，他們是高級”打工仔”，但他們比投資者風險小，生活更安定。那些掌握高新技術最新成果的人，雖然不擁有生產資料，但是他們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力會上升，其個人地位也會上升。他們會得到年薪20萬元以上的收入，有自己的住宅，開著私家車上班，過著現代化生活。他們是中間階層的上流。在新世紀，企業家的地位將會上升，他們不再由政府官員的任命，不由政府考核其業績和決定升遷。企業家將市場化。靠市場的力量來評價他們的經營業績，靠市場的力量對他們的業績作出回報。他們的年薪可以很高，除了年薪以外，還可能持有企業的期權。如果股價和他上任時持平，他的期權就沒有差價收入。這就激勵他努力使企業資產升值。他的利益就在升值之中。他得到的回報是企業資量增量的一小部分。增量的大部分歸股東所有。企業家將依個人的成就不同分屬于社會的上等階層和中上階層。大型私有企業將逐漸變成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責任公司。私人資本將會社會化，在資本社會化的過程中，國有資本、法人資本、外國資本、私人資本將混合于一個企業之中，這樣的企業再不屬于少數個人所有。以后新產生的私有企業或私人合伙企業多是中小企業。中小私有企業主還將屬于中間階層或中上階層。今后，中小型私有企業可能如群星滿天。政府權力縮小，社會權力加大，社會中介機構及其從業人員的地位將上升。在新世紀，政府機構和政府功能將會縮小，政府將集中精力從事社會管理、宏觀調控和公共服務。直接插手經濟活動的情況會大大減少。龐大的官員隊伍將變為精干的公務員群體。由于各種“審批”減少，“尋租”機會也大大減少，將還官員以清白。公務員是依法從事管理國家行政事務的專門職業。公務員將成為一支職能專門化、身份職業化的隊伍。最高層次的官員由選舉產生，一屆一屆地更換人選，但公務員中多數人不隨政府人選的更替而變動。公務員將屬中上階層。隨著政府職能的縮小，那些既非政府機構，也非單純盈利機構的中介組織的地位將會上升。如金融、基金會，傳播媒體，社會團體和民間組織等，對社會發展的影響力將會增強。這些行業的從業人員的地位會有所提高。社會中介機構的發展，有利于國家和社會的分離，是社會進步的表現。由于政治權力具有先天的擴張性，它很容易侵蝕個人權利。在政治權力面前，脆弱的個人是無能為力的。只有用社會權力來制衡政治權力才有效果。而市民社會的存在，國家、社會二元化，才可能形成制約政治權力的社會權力。所以，市民社會是民主的基礎，是社會健康發展的需要。長期以來，政治強權扼殺了脆弱的個人權利，市民社會完全被政治國家所吞噬。經過20年的改革，中國幾千年形成的高度統一的僵化模式正在松動。傳統的國家社會合二為一的結構正在解體。正在向國家、社會二元結構過渡。一個現代意義的中國市民社會正在成長之中。私有經濟的發展，中間階層的壯大，政府功能的縮小，社會中介機構的發展，是市民社會產生和發展的重要條件。

第三篇：中國當代階層結構總體分析

中國當代社會階層結構模型當前中國正處于社會變革時期，社會結構和社會階層還在變動之中。有些社會階層還沒有成型，有些社會階層還在分化，在這樣的情況下很難做出一個比較成型的模型，不過，比較粗略一點的模型還是可以做出來的。有的學者完全按職業劃分階層，把職業的分析當作階層分析。這比較實際，但階層和職業畢竟是兩回事。也有的學者把社會階層分為五個等級：上，中上，中，中下，下。這是一種比較簡明的辦法，不過，我覺得如果舍去各階層的具體內容，抽象地分為五等級，那只是一個符號系統。這樣分出的階層看不出一個社會的特點。任何社會都可以分成這樣的五個等級。所以，我吸收上述五等級簡明的優點，考慮各個階層的職業內容，以財富（收入）為基礎，再參照權力、聲望因素，將當前中國社會分為以下幾個階層：1。上等階層。政府高級官員、國家銀行及其它國有大事業單位負責人，國有大型企業或大型股份公司經理、大中型私有企業主，他們的總人數在700萬左右，約占全國從業人員總數的1％，這些人構成了中國社會金字塔的頂端。他們數量很小，對社會影響很大。他們掌握著國家重大事情的決策權和大企業的決策權。他們制訂一個政策可能影響眾多人地位的升降。他們的一項投資決策可能影響成千上萬人的就業機會，他們控制的宣傳工具可以影響社會輿論。就財富而言，政府高級官員并不處在金字塔的頂端，但收入也比較豐厚，他們的權力和聲望都處在社會各階層之上。國家銀行和國有大型事業單位負責人和大公司經理，財富、聲望、權力三項綜合無疑處在社會各階層之上。大私有企業主財富處在中國社會各階層的頂端，權力和聲望的地位次于他的財富地位。但這些人有的當上了某一級政協委員，有的與各級權力機構有著密切的聯系。這一個階層的成員之間除了工作交往以外，平時還有非工作交往。上等階層有一個共同的心態，這就是保住自己的社會地位。政府高官怕失去權力，他們擔心機構改革影響自己的位置，對于“小政府，大社會”的改革方向和改革措施他們抱著矛盾的心態，既怕因改革不積極而失去官位，又怕改革以后削弱了權力。大型私有企業主對改革以前否定私有經濟的政策心有余悸，擔心一個早晨會失去財產。他們最希望憲法中寫上“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和西方發達國家不同的是，中國當今上等階層的人不一定都受過高等教育。但他們知道，今后這個階層的成員必須是名牌大學畢業或有更高的學歷。他們想把自己的地位傳給子女，所以千方百計地為子女選擇好的學校，并動用一切社會關系為子女安排好的位置。2。中上階層。高級知識分子（約30萬）、中高層干部（約30萬）、中型企業經理（約700萬人）、中小型私有企業主（約90萬）。外資企業的白領雇員（約80萬），國家壟斷行業的職工（金融保險、電信等，約2000萬人）總共大約2930萬人左右，占全國從業人數的4.2％左右。這些人處于中國社會的中上層位置。對普通人來說，上等階層是可望而不可求的事，但他們認為經過努力中上階層是可以達到的。中上階層是普通人心目中的成功象征。這里說的中高層干部是指局級、處級干部（這還得看所處的位置，如果在縣里，科級干部在縣里也算中上層了）。這兩級干部沒有決策權，上司對他們的地位升遷有著決定性作用，上司決定他們的命運。他們是各項政策的實際操作者。他們有各種各樣的“審批”權。在社會轉軌時期，這些“審批權”有很高的含金量。但他們也得小心，要職務提升，就得廉潔一點；太廉潔，又很清苦。他們只好在二者之間“踩鋼絲”。也有人大膽地利用權力聚斂財富，再將這些財富的一部分“孝敬”上司以獲得升遷，但這畢竟是很危險的游戲。中型私營企業主，他們的財富應當處于中上或上等地位，但由于聲望處于中下或中等地位，所以綜合起來成為中上等階層。中型國有企業經理還是工薪族，有的承包了他所經營的企業，收入就高一些。他們的財富沒有同規模的私有企業主那么多，但其權力地位和聲望地位高于私企主。無論是公有還是私有中型企業經營者，他們在很不規范的市場中拼博，風險大，他們希望企業發展起來，有時又擔心“紅旗能打多久”，一個決策失誤就會使企業走上困境。為了企業發展他們不得不用各種手段去“尋租”。在這批人當中，行賄并不是個別現象。高級知識分子的聲望地位是很高的。他們中間的科學家在每次職業聲望調查中都名列前茅。他們的收入不如私有企業主和企業經營者，但非常穩定。他們雖然沒有行政權力，但官員們也很尊重他們，他們說話有分量。

3、中等階層。專業技術人員、科研人員、律師、大中學教師、一般文藝工作者、一般新聞工作者（全國知識分子約3000多萬人）、一般機關干部（約1100萬人）、企業中下層管理人員（1997年全國約有3000多萬人）、中小型私有企業主、個體工商業者中的上層（按收入排序，取其最高的五分之一，1997年從業者為1100萬人），他們的收入、權力、聲望或者三者的綜合，處于高層、中上層之下，而又在其它階層之上，他們的社會地位處于中等。他們都有向上流動的機會，只要努力，他們中相當多的人可以進入中上階層。在目前的社會環境下，他們也有向下流動的可能，但比向上流動的可能性要小。所以，他們有比較安定的心理狀態和積極向上的精神。中等階層比較重視子女教育。只要子女愿意讀書，他們都希望孩子有大學畢業或更高的學歷文憑。為了子女上學，他們不惜拿出終身的積蓄。中等階層應當有較大的比重。但中國當前這個階層總人數大約8200萬人，占從業者總人數的11.8％左右。4。中下階層。農民階層（穩定勞動階層，1997年33095萬人）；城鄉兩棲階層（不穩定勞動階層，全國最多8000萬人，但其中多數統計在農民之列，估計在工農之間有3000萬左右）；工人階層（穩定勞動階層，約1.2億人）。這是一個從事體力勞動的階層。他們的收入地位、聲望地位處于中下水平。權力地位更是低下。這個階層總共約有4.8億人，占全國從業人數的69％左右。這里的農民階層是農村

精英能夠真正融入城市之中。城鄉分割，人為地把人分為兩種身份是不公平的。這種不公平正在逐漸消失。但是，它還在社會生活中起著作用。要完全打破城鄉分割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中間階層比重太小，社會階層呈金字塔結構。西方學者提供的資料表明，發達國家中間階層是一個占比重最大的階層,一般占社會就業人口的20％到40％。社會結構呈橄欖球形狀。而中國的情況不同，中間階層比重在11.8％左右，比發達國家小得多。中國的中下階層和下等階層比重過大，社會階層結構呈金字塔狀。金字塔狀的磚瓦建筑是穩定的，因為它重心低。而金字塔狀社會結構是不穩定的，這是因為下層比例太大，想改變自己地位的人太多。一個社會大多數人沒有“恒心”，希望通過社會變動來改變自己的境遇，社會就不穩定。一個社會有較多的人自認為屬于中間階層，這個社會就比較穩定。此外，中國由于中間階層太小，中下階層的比例過大，社會消費能力也受到限制，實際市場容量和12.5億人口不相稱。每當經濟不景氣時，啟動消費十分困難。中間階層是現代社會的主流，是規范市場經濟秩序的、引導和規范現代社會價值觀的主要力量。更為重要的是，中間階層是上層社會和底層社會之間的緩沖層，在緩和社會階層沖突中有著重要作用。中間階層太小無疑會對社會發展和社會穩定有諸多不利。中間階層太小是與中國的現代化程度有關，但中間階層發展過于緩慢與上等階層壟斷過多的社會資源有關。上等階層中的不少人財富和權力的獲得渠道不透明 高級官員，國家銀行及其它國有大事業單位負責人，大公司經理，大中型私有企業主。他們的財富、聲望、權力，都處于中國社會的頂端。他們是全社會所關注的，但不一定都是全社會所敬重的。他們中的有些人的人格甚至受到社會懷疑。這是因為他們財富和權力的獲得渠道不透明。由于目前干部選拔制度中的種種弊端，中國的選官有時不是選優，而是選劣。這樣，有些取得了高位的人不僅得不到尊重，反而引起了人們的種種猜疑。再加上官場腐敗問題的嚴重，有些處于高位的人的形象就蒙上一層灰色的陰影。官員成為社會上流傳的各種順口溜的批評和嘲弄對象。位居社會上層的國有大型企業經理處于一種矛盾狀態：一方面他們的權力缺乏監督，他們很容易拿到大筆不該拿的錢，被揭露后成為罪犯（被揭露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激勵機制，他們該拿的錢也沒有拿到。有的人為企業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退休后社會地位大大跌落。所以，他們中間有的人在退休前大撈一把。經理階層還沒有市場化（進入新世紀肖有時展）。他們的功過主要不是靠市場評價，還是靠行政部門評價。大中型私有企業主是人們羨慕和猜疑的對象。人們羨慕他們的財富，猜疑他們財富的來源。對善于抓住機遇、奮力拼搏的成功者，人們是佩服的。對于權錢交易、官商勾結而發財的私有企業主，人們視之為社會公害。由于有些大中型私有企業主是利用在社會轉型過程中的經營機遇、政策漏洞、權錢交易等種種不同的情況發財的，他們的財富是在國有資產大量流失的同時得到的。所以，人們對這個階層有一種異樣的心態。按照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私有企業主就是資產階級，資產階級遲早是要消滅的。“堅持馬克思主義”是四項基本原則之一，到目前為止，無論是政策還是法律，中國共產黨都沒有明確放棄消滅資產階級的主張。所以，私有企業主總覺得頭上有一把懸劍。說不定這把懸劍什么時候會掉到他的頭上。他們擔心他的財產可能一個早上化為烏有。對私有企業的法律定位過于遲緩，私有企業主長期心神不定。他們中有些人把資產轉,向國外，為自己開一個“太平門”。1999年九屆二次全國人大修憲才正式確定了私有經濟和和國有經濟的同等地位。這使他們的情緒才穩定下來。江澤民2001年的“七一”講話使他們心里更加踏實。但是，他們遺憾沒有在憲法中確立“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的內容。總之，在眾目睽睽中的上等階層并不都是眾望所歸，心態穩定、實至名歸，這個階層雖然處于社會上層，但社會并不是全然認同他們。由于上等階層壟斷著社會資源且多有腐敗傳聞，被有些學者稱為“壟斷精英”而倍受指責。各階層和受教育程度不完全對應 一般說來，每個人的社會地位與其受教育的情況是正相關的。以美國為例，資本家階層和名牌大學教育相對應，上中階層和學院畢業相對應，中等階層與中學畢業和大學畢業相對應，工人階層和中學教育相對應，下等階層和小學文化相對應。（約瑟夫．A．卡爾：《美國階級結構》，彭華明譯第97頁）但是，中國當前不是這樣。有些上等階層的人受教育程度不是很高。這種現象在財富地位上最為明顯。例如，在大中型私有企業主中，受過大學教育的不是很多，有的是當年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有的是當年因政治原因得不到上大學的機會。相反，受過大學以上教育的人，在財富地位上多數處于中等甚至中下層次。這種現象與轉軌時期財富的流動無序有關。近年來發財不僅僅是靠知識文化水平，而是靠機遇（這中間有很多偶然因素），靠大膽和務實，靠社會關系。而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不一定有這些條件。在權力地位和聲望地位方面，過去不講學歷，改革開放以來，學歷越來越重要。在省部級以上的干部當中，絕大部分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當然，學歷只是給人們一個初始定位，受什么樣的教育，就可以分配到什么工作崗位。在他定位以后的地位升遷中，學歷雖然還有一定的作用，但主要看工作業績和人際關系。從這里也可以看到，各階層之間，在財富、聲望、權力方面，有整體發展錯位現象。如知識分子的聲望地位高，而財富地位低，私有企業主財富地位高，而聲望地位低。這種錯位說明現有的社會分層并不是很穩定的。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權力地位高、財富地位低的人期望得到財富，和權力地位低、財富地位高的人期望得到權力，他們之間有時互通有無，成為權錢交換的渠道由些而通。階層沖突與社會安全中國目前的社會階層還沒有完全形成階級意識，沒有成為自為的階級。從這個意義上說，現有階層之間也就不可能有自覺的階級斗爭。但是，各階層之間利益并是不完全一致的。階層間還會有一些利益摩擦和利益沖突。這種摩擦和沖突有時是很激烈的。不

過，目前這種沖突和摩擦是自發的，不是自覺的，是個別的，不是全局的，是經濟的，不是政治的。這些摩擦和沖突不能認為是階級斗爭。然而，對階層間利益沖突如果不引起足夠的重視，發展下去，也會危及社會安全。從前面介紹的中國社會結構的特點可以看出，中國社會是一個高風險社會。當前，有幾個容易觸發的危險點，只要我們對這個危險點高度注意，積極化解，事先防范，就可能緩和階層沖突，保證社會安全。第一個危險點：工人利益受到侵害引發勞資沖突 勞資沖突較多地發生在私營企業和小型外商投資企業之中。不少私有企業勞動條件惡劣，工人在缺乏基本勞動保護的環境中勞動。在不少私有企業里的外來民工的處境非常惡劣。在這類企業里，勞資矛盾十分尖銳。惡性案件時有發生。在東南沿海一些小型外商投資企業里，工人的狀況和有些私營企業差不多。工人的利益和安全得不到保障。雇工勞動權益被侵害的事情并非個別。這些企業里的雇工大多是單個或小群體的外來農民，面對很不充分的勞動力市場信息，加上勞動者之間的激烈競爭，他們只能被迫接受不公正的條件，在企業里，又沒有保擴他們利益的勞工組織。地方政府急于引進外資發展地方經濟，在勞資矛盾中自覺或不自覺地站在企業一方。在勞動力的買方市場上，分散的勞動者面對有組織的企業，只能處于被宰割的地位。工人對待資方不公正的待遇采取的對策是：“跳槽”，離開這家企業，另找新的工作；消極怠工；破壞機器（深圳曾發生過一起縱火案，卻使一些無辜者受害）。這些都是單個人或小群體行為。在個別地方和企業，在矛盾比較尖銳的時候，工人也曾自發組織過罷工，但范圍不大，影響面小，常常被資方另招來的新工人所瓦解。有的罷工引起了政府的重視，在政府部門的干預下，投資方作些讓步，但事后資方很快將罷工組織者開除。這些勞資沖突雖然沒有發展為重大的社會事件，但潛在的不安定因素是很危險的。勞資沖突不僅發生在非公有制企業，也發生在國有企業。在國有企業的資產重組過程中（企業兼并、拍賣、破產）職工的利益得不到合理的安排或沒有聽取職工的意見，是近兩年來勞資沖突的一個新的爆發點。自1996年以來，因資產重組而引發的群體事件在各地常有發生。在企業兼并破產以后，國有企業的工人實際上已成為雇傭勞動者。生活困難、心理落差和對私有企業的傳統觀念，使得勞動者和經營者的矛盾變得空前尖銳。在國有企業干了幾十年的工人和兼并這家企業私人雇主最容易發生沖突。計劃經濟時期遺留的歷史包袱也會引發勞資沖突。前面已經分析過，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有企業職工的工資不是足額的．他們的醫療、住房、子女教育等“勞動力再生產”的費用，本應是工資的一部分，但這一部分由國家集中起來了，由國家來提供上述保障。在這方面國家對工人欠債很多，工人居住條件惡劣，不少企業發不出工資，報銷不了醫藥費。國有企業因破產、產業結構調整等原因，大批工人要下崗，工人下崗的時候應當是清算過去國家欠工人的債務的時候。但是，國家目前還沒有能力償還這筆巨額債務。如果下崗工人缺乏生活保障，很容易引起社會沖突。其中，那些產業單一的資源性城市（如以礦區形成的城市），資源采盡以后矛盾最為尖銳：這里產業單一，除了開發資源沒有別的生路；這里下崗工人最集中，最容易引發集體性沖突；這里的工人“同質化”程度很高，內部隊意見很容易一致。全國資源性城市有上百個，如果不及早采取安置工人的措施，資源采盡之日，就是矛盾爆發之時。第二個危險點：農民和農村強勢群體的直接對峙　如前所述，廣大農民處于社會的中下層。而和他們直接面對的是一個農村強勢群體。這個農村強勢群體是由鄉村干部、鄉鎮企業經營者、私有企業主、糧食收購店、派出所、工商、稅務等單位的負責人組成的。農村強勢群體在整個社會上來看，不算上等階層，但在農村，他們有錢有勢，臨駕在農民之上。在有些地方，農民和這個群體勢如水火。村民委員會本應是農民的自治組織，如果真正按民主程序產生，可以加強農民的政治參與，從而可以緩和階層間的矛盾。但是，村民委員會實際是鄉鎮政權的延伸。而鄉鎮政權的權力高度集中于黨委，村黨支部的領導班子是由鄉鎮黨委決定的，而村民委員會的領導成員的產生，黨支部起著決定性作用。黨支部書記是村里的第一把手，村委會主任只是村里的第二把手。第一把手由鄉鎮黨委任命，鄉鎮黨委和村支部書記不喜歡的人怎能選上第二把手？鄉鎮一級政權有著強烈的權力擴張行為。黨委、政府、鄉鎮企業高度一體化，黨政財權高度集中于鄉鎮黨委，又缺乏權力制衡。市場經濟的唯利是圖和農村的封建殘余結合在一起，使得“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成了掛在墻上的空洞口號。由于農村基層政權被強勢群體所把握，或者代表這個群體的利益，所以，農民和這個階層的矛盾常常表現為農民和基層政權的矛盾。近幾年來，農民和基層政權直接沖突的事件履履發生，其中有些沖突規模很大。在毛澤東寫《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地方，近年發生了幾次大規模的農民運動，其激烈程度令人震驚。在農村基層，強勢群體和廣大農民正面對峙，這里“著火點”最低，矛盾最尖銳，在這里最容易發生社會沖突。這種沖突是危及社會安全的觸發點。一旦觸發，就難以熄滅；不迅速熄滅，就可能引發連鎖反應。引發沖突的常常是預料不到的偶然因素，但其根本原因是農村強勢群體過于張狂，使農民忍無可忍，不得不憤起反抗。從近年來發生的多起事件來看，不外乎以下幾個觸發點：一是農民負擔太重，鄉村干部強行收繳。二是鄉村干部在土地、山林、魚塘的承包中，犧牲農民利益，偏向強勢群體。三是鄉村干部利用集體土地謀取私利。土地本是集體所有，是農民的生存基礎。但鄉村干部掌握著土地的支配權，他利用土地發包、土地使用權出售等從中謀取私利，四是鄉村干部在處理民事糾紛中偏袒強勢群體，甚至包庇壞人，壓制善良百姓。五是宗族斗爭、權力斗爭和經濟利益的沖突結合在一起，可能引起械斗。六是鄉村干部作風惡劣，任意打罵農民。以上六個方面也是防范農村階層沖突發生的工作重點。1999年3 月，在九屆全國人大期間，國務院總理朱（金＋容）基在湖南省人大代表

團說，要保持農村社會穩定必須做到：土地不能動，負擔不能重，糧價不能低，干部不能兇。第三個危險點：低層群眾對上層腐敗強烈不滿近年來一次又一次的民意調查都得出了一個共同的結論：群眾最不滿意的是腐敗。最近兩年，除了權錢交易沒有得到節制以外，腐敗又在幾個方面有所發展：一是干部選拔、任用方面的腐敗。二是公安、檢察、司法的腐敗。三是“官－商－黑”三位一體的情況開始出現。這是群眾最為憤慨、最為憂慮的三個方面。第一方面的腐敗是社會大腦的細胞的新陳代謝機制出了毛病；第二方面的腐敗是社會的免疫系統出了毛病；第三個方面的腐敗是指在個別地區官員、私有企業主和黑社會勢力相互勾結，局部政權已經變質，不可能通過行政和法律等常規手段解決問題。與權力關鍵部門腐敗相對應的是大批產業工人下崗和農民的貧困。農民貧困問題造成的危險前面已有闡述。產業工人為國家勞動了幾十年，連一間像樣的房子也沒有，醫療費報銷不了，又失去了工作。他們對上層腐敗最為反感。他們和農民不同的是：集中。處于同樣不良境遇的人群集中在一個工廠，集中在一個居民區，他們本來是有組織的。如果激怒了他們，其后果可想而知。前面已經指出，中國社會的階層結構中，中間階層十分薄弱，低層社會的意愿也缺乏足夠的表達空間。在這種社會結構中，高層社會和低層社會之間缺乏緩沖的中間地帶，很容易形成低層社會和上層社會的二元對峙。社會秩序完全依賴于國家的控制力度。社會缺乏自組織能力。這是一種比較危險的社會結構。近兩年來，工人和農民上訪比較多，集體上訪也呈上升之勢，也有人開始運用法律武器來保衛自己的利益。但是，有些地方政府卻把減少上訪人數作為考核下一級政府官員的指標。其本意可能是督促下級努力化解矛盾。但是，有些鄉鎮出于對自己政績的考慮，在出村路口站崗設哨，層層堵截上訪人員，甚至對上訪人員進行迫害，這樣做將會使矛盾激化。要知道，群眾上訪，說明他們還相信政府，群眾告狀，說明他們還相信法律。一旦他們覺得政府不能解決問題，覺得法律失效，他們就不上訪、不告狀了。這時，真正的麻煩就來了。第四個危險點：金融危機引發全面的社會危機。到2001年末，居民儲蓄已超7萬億。當然其中分布極不平等，20％的人擁有儲蓄80％以上。雖然80％的人擁有不足20％的儲蓄，但這是他們家庭醫療、教育、住房的保險基金。現在四大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超過了四分之一。到2002年，國家實行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已經是第五個年頭。國債依存度（當年發行的國債額／當年財政支出／＊100％）、國債還債率（當年國債還本付息額／當年財政收入＊100％）、國債負擔（綜國債累計金額／GDp＊100％）已經超過了國際警戒線。一旦財政危機引發金融危機，居民的儲蓄安全受到威脅，經濟危機就會變成全面社會危機。中國階層結構的發展趨勢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社會結構和各階層的利益關系正在發生變化。上面描述的當代階層模型也僅僅是一種過渡狀態，必將發生新的變化。一些社會群體的地位將會下降，一些社會群體的地位將會上升，有的社會階層的比重會逐漸縮小，有的社會階層比重會逐漸擴大。21 世紀中國的社會階層會發生什么樣的的變化呢？從對各個社會群體和具體分析中，可以判斷其大體趨勢。中下階層的比重會逐漸縮小，中間階層比重會逐漸擴大。目前中下階層和下等階層的比重達80％以上。到21世紀，這個階層的比重將逐漸縮小。與此相應的是，中間階層的比重將會有較大幅度的上升。隨著新技術革命和產業結構的升級，農民和操作工人的比重會逐漸縮小。直接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比重將會從現在50％以上逐步下降到30％，20％，最終下降到10％左右。藍領工人比重將減小，白領員工比重將增加。在第一產業中就業的人數減少，城鄉第三產業從業人員的比重將會上升。在工廠里科技人員的比重會提高。那些從農民和藍領工人分化出來的人，有一部分將進入中間階層，那些不占有生產資料，靠出賣智力勞動為生的工程技術人員和企業管理人員，和體力勞動者一樣，都是雇傭勞動者。但是，他們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待遇又明顯優于體力勞動者，他們的政治態度、生活習慣、文化教養和價值觀念也不同于體力勞動者。這樣的人將成為中間階層的主要部分。中國穩定社會的目標應當逐漸形成“小康大眾”，它包括知識分子、普通公務員、個體經營者、企業里的白領人員。由于“小康大眾”的形成，中間階層的比重將由現在的11.8％左右擴大到20－30％，或者更高一些。不過，中間階層的擴大速度取決于上層社會對壟斷資源的放棄程度。一些社會群體的地位下降，有一些社會群體的地位上升　新時代產生新階級，新階級創造新時代。在信息社會，將出現智力（科技、金融、管理）中產階級：他們擁有知識、發明，他們是高級”打工仔”，但他們比投資者風險小，生活更安定。那些掌握高新技術最新成果的人，雖然不擁有生產資料，但是他們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力會上升，其個人地位也會上升。他們會得到年薪20萬元以上的收入，有自己的住宅，開著私家車上班，過著現代化生活。他們是中間階層的上流。在新世紀，企業家的地位將會上升，他們不再由政府官員的任命，不由政府考核其業績和決定升遷。企業家將市場化。靠市場的力量來評價他們的經營業績，靠市場的力量對他們的業績作出回報。他們的年薪可以很高，除了年薪以外，還可能持有企業的期權。如果股價和他上任時持平，他的期權就沒有差價收入。這就激勵他努力使企業資產升值。他的利益就在升值之中。他得到的回報是企業資量增量的一小部分。增量的大部分歸股東所有。企業家將依個人的成就不同分屬于社會的上等階層和中上階層。大型私有企業將逐漸變成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責任公司。私人資本將會社會化，在資本社會化的過程中，國有資本、法人資本、外國資本、私人資本將混合于一個企業之中，這樣的企業再不屬于少數個人所有。以后新產生的私有企業或私人合伙企業多是中小企業。中小私有企業主還將屬于中間階層

或中上階層。今后，中小型私有企業可能如群星滿天。政府權力縮小，社會權力加大，社會中介機構及其從業人員的地位將上升。在新世紀，政府機構和政府功能將會縮小，政府將集中精力從事社會管理、宏觀調控和公共服務。直接插手經濟活動的情況會大大減少。龐大的官員隊伍將變為精干的公務員群體。由于各種“審批”減少，“尋租”機會也大大減少，將還官員以清白。公務員是依法從事管理國家行政事務的專門職業。公務員將成為一支職能專門化、身份職業化的隊伍。最高層次的官員由選舉產生，一屆一屆地更換人選，但公務員中多數人不隨政府人選的更替而變動。公務員將屬中上階層。隨著政府職能的縮小，那些既非政府機構，也非單純盈利機構的中介組織的地位將會上升。如金融、基金會，傳播媒體，社會團體和民間組織等，對社會發展的影響力將會增強。這些行業的從業人員的地位會有所提高。社會中介機構的發展，有利于國家和社會的分離，是社會進步的表現。由于政治權力具有先天的擴張性，它很容易侵蝕個人權利。在政治權力面前，脆弱的個人是無能為力的。只有用社會權力來制衡政治權力才有效果。而市民社會的存在，國家、社會二元化，才可能形成制約政治權力的社會權力。所以，市民社會是民主的基礎，是社會健康發展的需要。長期以來，政治強權扼殺了脆弱的個人權利，市民社會完全被政治國家所吞噬。經過20年的改革，中國幾千年形成的高度統一的僵化模式正在松動。傳統的國家社會合二為一的結構正在解體。正在向國家、社會二元結構過渡。一個現代意義的中國市民社會正在成長之中。私有經濟的發展，中間階層的壯大，政府功能的縮小，社會中介機構的發展，是市民社會產生和發展的重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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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中國當代階層結構總體分析

中國當代社會階層結構模型當前中國正處于社會變革時期，社會結構和社會階層還在變動之中。有些社會階層還沒有成型，有些社會階層還在分化，在這樣的情況下很難做出一個比較成型的模型，不過，比較粗略一點的模型還是可以做出來的。有的學者完全按職業劃分階層，把職業的分析當作階層分析。這比較實際，但階層和職業畢竟是兩回事。也有的學者把社會階層分為五個等級：上，中上，中，中下，下。這是一種比較簡明的辦法，不過，我覺得如果舍去各階層的具體內容，抽象地分為五等級，那只是一個符號系統。這樣分出的階層看不出一個社會的特點。任何社會都可以分成這樣的五個等級。所以，我吸收上述五等級簡明的優點，考慮各個階層的職業內容，以財富（收入）為基礎，再參照權力、聲望因素，將當前中國社會分為以下幾個階層：1。上等階層。政府高級官員、國家銀行及其它國有大事業單位負責人，國有大型企業或大型股份公司經理、大中型私有企業主，他們的總人數在700萬左右，約占全國從業人員總數的1％，這些人構成了中國社會金字塔的頂端。他們數量很小，對社會影響很大。他們掌握著國家重大事情的決策權和大企業的決策權。他們制訂一個政策可能影響眾多人地位的升降。他們的一項投資決策可能影響成千上萬人的就業機會，他們控制的宣傳工具可以影響社會～。就財富而言，政府高級官員并不處在金字塔的頂端，但收入也比較豐厚，他們的權力和聲望都處在社會各階層之上。國家銀行和國有大型事業單位負責人和大公司經理，財富、聲望、權力三項綜合無疑處在社會各階層之上。大私有企業主財富處在中國社會各階層的頂端，權力和聲望的地位次于他的財富地位。但這些人有的當上了某一級政協委員，有的與各級權力機構有著密切的聯系。這一個階層的成員之間除了工作交往以外，平時還有非工作交往。上等階層有一個共同的心態，這就是保住自己的社會地位。政府～怕失去權力，他們擔心機構改革影響自己的位置，對于“小政府，大社會”的改革方向和改革措施他們抱著矛盾的心態，既怕因改革不積極而失去官位，又怕改革以后削弱了權力。大型私有企業主對改革以前否定私有經濟的政策心有余悸，擔心一個早晨會失去財產。他們最希望憲法中寫上“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和西方發達國家不同的是，中國當今上等階層的人不一定都受過高等教育。但他們知道，今后這個階層的成員必須是名牌大學畢業或有更高的學歷。他們想把自己的地位傳給子女，所以千方百計地為子女選擇好的學校，并動用一切社會關系為子女安排好的位置。2。中上階層。高級知識分子（約30萬）、中高層干部（約30萬）、中型企業經理（約700萬人）、中小型私有企業主（約90萬）。外資企業的白領雇員（約80萬），國家壟斷行業的職工（金融保險、電信等，約2000萬人）總共大約2930萬人左右，占全國從業人數的4.2％左右。這些人處于中國社會的中上層位置。對普通人來說，上等階層是可望而不可求的事，但他們認為經過努力中上階層是可以達到的。中上階層是普通人心目中的成功象征。這里說的中高層干部是指局級、處級干部（這還得看所處的位置，如果在縣里，科級干部在縣里也算中上層了）。這兩級干部沒有決策權，上司對他們的地位升遷有著決定性作用，上司決定他們的命運。他們是各項政策的實際操作者。他們有各種各樣的“審批”權。在社會轉軌時期，這些“審批權”有很高的含金量。但他們也得小心，要職務提升，就得廉潔一點；太廉潔，又很清苦。他們只好在二者之間“踩鋼絲”。也有人大膽地利用權力聚斂財富，再將這些財富的一部分“孝敬”上司以獲得升遷，但這畢竟是很危險的游戲。中型私營企業主，他們的財富應當處于中上或上等地位，但由于聲望處于中下或中等地位，所以綜合起來成為中上等階層。中型國有企業經理還是工薪族，有的承包了他所經營的企業，收入就高一些。他們的財富沒有同規模的私有企業主那么多，但其權力地位和聲望地位高于私企主。無論是公有還是私有中型企業經營者，他們在很不規范的市場中拼博，風險大，他們希望企業發展起來，有時又擔心“紅旗能打多久”，一個決策失誤就會使企業走上困境。為了企業發展他們不得不用各種手段去“尋租”。在這批人當中，行賄并不是個別現象。高級知識分子的聲望地位是很高的。他們中間的科學家在每次職業聲望調查中都名列前茅。他們的收入不如私有企業主和企業經營者，但非常穩定。他們雖然沒有行政權力，但官員們也很尊重他們，他們說話有分量。

3、中等階層。專業技術人員、科研人員、律師、大中學教師、一般文藝工作者、一般新聞工作者（全國知識分子約3000多萬人）、一般機關干部（約1100萬人）、企業中下層管理人員（1997年全國約有3000多萬人）、中小型私有企業主、個體工商業者中的上層（按收入排序，取其最高的五分之一，1997年從業者為1100萬人），他們的收入、權力、聲望或者三者的綜合，處于高層、中上層之下，而又在其它階層之上，他們的社會地位處于中等。他們都有向上流動的機會，只要努力，他們中相當多的人可以進入中上階層。在目前的社會環境下，他們也有向下流動的可能，但比向上流動的可能性要小。所以，他們有比較安定的心理狀態和積極向上的精神。中等階層比較重視子女教育。只要子女愿意讀書，他們都希望孩子有大學畢業或更高的學歷文憑。為了子女上學，他們不惜拿出終身的積蓄。中等階層應當有較大的比重。但中國當前這個階層總人數大約8200萬人，占從業者總人數的11.8％左右。4。中下階層。農民階層（穩定勞動階層，1997年33095萬人）；城鄉兩棲階層（不穩定勞動階層，全國最多8000萬人，但其中多數統計在農民之列，估計在工農之間有3000萬左右）；工人階層（穩定勞動階層，約1.2億人）。這是一個從事體力勞動的階層。他們的收入地位、聲望地位處于中下水平。權力地位更是低下。這個階層總共約有4.8億人，占全國從業人數的69％左右。這里的農民階層是農村以種植業為主要收入來源的勞動者。城鄉兩棲階層是指農民流動工。工人階層是指職業上的工人，不是指廣義意義上的工人階級（近年來把知識分子、干部都納入了工人階級之中），工人階層除了工業、建筑業的操作工以外，還包括商業、服務業的基層工

比例過大，社會消費能力也受到限制，實際市場容量和12.5億人口不相稱。每當經濟不景氣時，啟動消費十分困難。中間階層是現代社會的主流，是規范市場經濟秩序的、引導和規范現代社會價值觀的主要力量。更為重要的是，中間階層是上層社會和底層社會之間的緩沖層，在緩和社會階層沖突中有著重要作用。中間階層太小無疑會對社會發展和社會穩定有諸多不利。中間階層太小是與中國的現代化程度有關，但中間階層發展過于緩慢與上等階層壟斷過多的社會資源有關。上等階層中的不少人財富和權力的獲得渠道不透明 高級官員，國家銀行及其它國有大事業單位負責人，大公司經理，大中型私有企業主。他們的財富、聲望、權力，都處于中國社會的頂端。他們是全社會所關注的，但不一定都是全社會所敬重的。他們中的有些人的人格甚至受到社會懷疑。這是因為他們財富和權力的獲得渠道不透明。由于目前干部選拔制度中的種種弊端，中國的選官有時不是選優，而是選劣。這樣，有些取得了高位的人不僅得不到尊重，反而引起了人們的種種猜疑。再加上官場～問題的嚴重，有些處于高位的人的形象就蒙上一層灰色的陰影。官員成為社會上流傳的各種順口溜的批評和嘲弄對象。位居社會上層的國有大型企業經理處于一種矛盾狀態：一方面他們的權力缺乏監督，他們很容易拿到大筆不該拿的錢，被揭露后成為罪犯（被揭露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激勵機制，他們該拿的錢也沒有拿到。有的人為企業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退休后社會地位大大跌落。所以，他們中間有的人在退休前大撈一把。經理階層還沒有市場化（進入新世紀肖有時展）。他們的功過主要不是靠市場評價，還是靠行政部門評價。大中型私有企業主是人們羨慕和猜疑的對象。人們羨慕他們的財富，猜疑他們財富的來源。對善于抓住機遇、奮力拼搏的成功者，人們是佩服的。對于權錢交易、官商勾結而發財的私有企業主，人們視之為社會公害。由于有些大中型私有企業主是利用在社會轉型過程中的經營機遇、政策漏洞、權錢交易等種種不同的情況發財的，他們的財富是在國有資產大量流失的同時得到的。所以，人們對這個階層有一種異樣的心態。按照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私有企業主就是資產階級，資產階級遲早是要消滅的。“堅持馬克思主義”是四項基本原則之一，到目前為止，無論是政策還是法律，中國共產黨都沒有明確放棄消滅資產階級的主張。所以，私有企業主總覺得頭上有一把懸劍。說不定這把懸劍什么時候會掉到他的頭上。他們擔心他的財產可能一個早上化為烏有。對私有企業的法律定位過于遲緩，私有企業主長期心神不定。他們中有些人把資產轉,向國外，為自己開一個“太平門”。1999年九屆二次全國人大修憲才正式確定了私有經濟和和國有經濟的同等地位。這使他們的情緒才穩定下來。江澤民2001年的“七一”講話使他們心里更加踏實。但是，他們遺憾沒有在憲法中確立“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的內容。總之，在眾目睽睽中的上等階層并不都是眾望所歸，心態穩定、實至名歸，這個階層雖然處于社會上層，但社會并不是全然認同他們。由于上等階層壟斷著社會資源且多有～傳聞，被有些學者稱為“壟斷精英”而倍受指責。各階層和受教育程度不完全對應 一般說來，每個人的社會地位與其受教育的情況是正相關的。以美國為例，資本家階層和名牌大學教育相對應，上中階層和學院畢業相對應，中等階層與中學畢業和大學畢業相對應，工人階層和中學教育相對應，下等階層和小學文化相對應。（約瑟夫．A．卡爾：《美國階級結構》，彭華明譯第97頁）但是，中國當前不是這樣。有些上等階層的人受教育程度不是很高。這種現象在財富地位上最為明顯。例如，在大中型私有企業主中，受過大學教育的不是很多，有的是當年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有的是當年因政治原因得不到上大學的機會。相反，受過大學以上教育的人，在財富地位上多數處于中等甚至中下層次。這種現象與轉軌時期財富的流動無序有關。近年來發財不僅僅是靠知識文化水平，而是靠機遇（這中間有很多偶然因素），靠大膽和務實，靠社會關系。而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不一定有這些條件。在權力地位和聲望地位方面，過去不講學歷，改革開放以來，學歷越來越重要。在省部級以上的干部當中，絕大部分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當然，學歷只是給人們一個初始定位，受什么樣的教育，就可以分配到什么工作崗位。在他定位以后的地位升遷中，學歷雖然還有一定的作用，但主要看工作業績和人際關系。從這里也可以看到，各階層之間，在財富、聲望、權力方面，有整體發展錯位現象。如知識分子的聲望地位高，而財富地位低，私有企業主財富地位高，而聲望地位低。這種錯位說明現有的社會分層并不是很穩定的。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權力地位高、財富地位低的人期望得到財富，和權力地位低、財富地位高的人期望得到權力，他們之間有時互通有無，成為權錢交換的渠道由些而通。階層沖突與社會安全中國目前的社會階層還沒有完全形成階級意識，沒有成為自為的階級。從這個意義上說，現有階層之間也就不可能有自覺的階級斗爭。但是，各階層之間利益并是不完全一致的。階層間還會有一些利益摩擦和利益沖突。這種摩擦和沖突有時是很激烈的。不過，目前這種沖突和摩擦是自發的，不是自覺的，是個別的，不是全局的，是經濟的，不是政治的。這些摩擦和沖突不能認為是階級斗爭。然而，對階層間利益沖突如果不引起足夠的重視，發展下去，也會危及社會安全。從前面介紹的中國社會結構的特點可以看出，中國社會是一個高風險社會。當前，有幾個容易觸發的危險點，只要我們對這個危險點高度注意，積極化解，事先防范，就可能緩和階層沖突，保證社會安全。第一個危險點：工人利益受到侵害引發勞資沖突 勞資沖突較多地發生在私營企業和小型外商投資企業之中。不少私有企業勞動條件惡劣，工人在缺乏基本勞動保護的環境中勞動。在不少私有企業里的外來民工的處境非常惡劣。在這類企業里，勞資矛盾十分尖銳。惡性案件時有發生。在東南沿海一些小型外商投資企業里，工人的狀況和有些私營企業差不多。工人的利益和安全得不到保障。雇工勞動權益被侵害的事情并非個別。這些企業里的雇工大多是單個或小群體的外來農民，面對很不充分的勞動力市場信息

來是有組織的。如果激怒了他們，其后果可想而知。前面已經指出，中國社會的階層結構中，中間階層十分薄弱，低層社會的意愿也缺乏足夠的表達空間。在這種社會結構中，高層社會和低層社會之間缺乏緩沖的中間地帶，很容易形成低層社會和上層社會的二元對峙。社會秩序完全依賴于國家的控制力度。社會缺乏自組織能力。這是一種比較危險的社會結構。近兩年來，工人和農民上訪比較多，集體上訪也呈上升之勢，也有人開始運用法律武器來保衛自己的利益。但是，有些地方政府卻把減少上訪人數作為考核下一級政府官員的指標。其本意可能是督促下級努力化解矛盾。但是，有些鄉鎮出于對自己政績的考慮，在出村路口站崗設哨，層層堵截上訪人員，甚至對上訪人員進行～，這樣做將會使矛盾激化。要知道，群眾上訪，說明他們還相信政府，群眾告狀，說明他們還相信法律。一旦他們覺得政府不能解決問題，覺得法律失效，他們就不上訪、不告狀了。這時，真正的麻煩就來了。第四個危險點：金融危機引發全面的社會危機。到2001年末，居民儲蓄已超7萬億。當然其中分布極不平等，20％的人擁有儲蓄80％以上。雖然80％的人擁有不足20％的儲蓄，但這是他們家庭醫療、教育、住房的保險基金。現在四大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超過了四分之一。到2002年，國家實行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已經是第五個年頭。國債依存度（當年發行的國債額／當年財政支出／＊100％）、國債還債率（當年國債還本付息額／當年財政收入＊100％）、國債負擔（綜國債累計金額／GDp＊100％）已經超過了國際警戒線。一旦財政危機引發金融危機，居民的儲蓄安全受到威脅，經濟危機就會變成全面社會危機。中國階層結構的發展趨勢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社會結構和各階層的利益關系正在發生變化。上面描述的當代階層模型也僅僅是一種過渡狀態，必將發生新的變化。一些社會群體的地位將會下降，一些社會群體的地位將會上升，有的社會階層的比重會逐漸縮小，有的社會階層比重會逐漸擴大。21 世紀中國的社會階層會發生什么樣的的變化呢？從對各個社會群體和具體分析中，可以判斷其大體趨勢。中下階層的比重會逐漸縮小，中間階層比重會逐漸擴大。目前中下階層和下等階層的比重達80％以上。到21世紀，這個階層的比重將逐漸縮小。與此相應的是，中間階層的比重將會有較大幅度的上升。隨著新技術革命和產業結構的升級，農民和操作工人的比重會逐漸縮小。直接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比重將會從現在50％以上逐步下降到30％，20％，最終下降到10％左右。藍領工人比重將減小，白領員工比重將增加。在第一產業中就業的人數減少，城鄉第三產業從業人員的比重將會上升。在工廠里科技人員的比重會提高。那些從農民和藍領工人分化出來的人，有一部分將進入中間階層，那些不占有生產資料，靠出賣智力勞動為生的工程技術人員和企業管理人員，和體力勞動者一樣，都是雇傭勞動者。但是，他們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待遇又明顯優于體力勞動者，他們的政治態度、生活習慣、文化教養和價值觀念也不同于體力勞動者。這樣的人將成為中間階層的主要部分。中國穩定社會的目標應當逐漸形成“小康大眾”，它包括知識分子、普通公務員、個體經營者、企業里的白領人員。由于“小康大眾”的形成，中間階層的比重將由現在的11.8％左右擴大到20－30％，或者更高一些。不過，中間階層的擴大速度取決于上層社會對壟斷資源的放棄程度。一些社會群體的地位下降，有一些社會群體的地位上升　新時代產生新階級，新階級創造新時代。在信息社會，將出現智力（科技、金融、管理）中產階級：他們擁有知識、發明，他們是高級”打工仔”，但他們比投資者風險小，生活更安定。那些掌握高新技術最新成果的人，雖然不擁有生產資料，但是他們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力會上升，其個人地位也會上升。他們會得到年薪20萬元以上的收入，有自己的住宅，開著私家車上班，過著現代化生活。他們是中間階層的上流。在新世紀，企業家的地位將會上升，他們不再由政府官員的任命，不由政府考核其業績和決定升遷。企業家將市場化。靠市場的力量來評價他們的經營業績，靠市場的力量對他們的業績作出回報。他們的年薪可以很高，除了年薪以外，還可能持有企業的期權。如果股價和他上任時持平，他的期權就沒有差價收入。這就激勵他努力使企業資產升值。他的利益就在升值之中。他得到的回報是企業資量增量的一小部分。增量的大部分歸股東所有。企業家將依個人的成就不同分屬于社會的上等階層和中上階層。大型私有企業將逐漸變成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責任公司。私人資本將會社會化，在資本社會化的過程中，國有資本、法人資本、外國資本、私人資本將混合于一個企業之中，這樣的企業再不屬于少數個人所有。以后新產生的私有企業或私人合伙企業多是中小企業。中小私有企業主還將屬于中間階層或中上階層。今后，中小型私有企業可能如群星滿天。政府權力縮小，社會權力加大，社會中介機構及其從業人員的地位將上升。在新世紀，政府機構和政府功能將會縮小，政府將集中精力從事社會管理、宏觀調控和公共服務。直接插手經濟活動的情況會大大減少。龐大的官員隊伍將變為精干的公務員群體。由于各種“審批”減少，“尋租”機會也大大減少，將還官員以清白。公務員是依法從事管理國家行政事務的專門職業。公務員將成為一支職能專門化、身份職業化的隊伍。最高層次的官員由選舉產生，一屆一屆地更換人選，但公務員中多數人不隨政府人選的更替而變動。公務員將屬中上階層。隨著政府職能的縮小，那些既非政府機構，也非單純盈利機構的中介組織的地位將會上升。如金融、基金會，傳播媒體，社會團體和民間組織等，對社會發展的影響力將會增強。這些行業的從業人員的地位會有所提高。社會中介機構的發展，有利于國家和社會的分離，是社會進步的表現。由于政治權力具有先天的擴張性，它很容易侵蝕個～利。在政治權力面前，脆弱的個人是無能為力的。只有用社會權力來制衡政治權力才有效果。而市民社會的存在，國家、社會二元化，才可能形成制約政治權力的社會權力。所以，市民社會是民主的基礎，是社會健康發展的需要。長期以來，政治強權扼殺了脆弱的個～利，市民社會完全被政治國家所吞噬。經過20年的改革，中國幾千年形成的高度統一的僵化模式正在松動。傳統的國家社會合二為一的結構正在解體。正在向國家、社會二元結構過渡。一個現代意義的中國市民社會正在成長之中。私有經濟的發展，中間階層的壯大，政府功能的縮小，社會中介機構的發展，是市民社會產生和發展的重要條件。

第五篇：中國當代社會各階層矛盾分析

社會是由矛盾組成的，矛盾的存在是客觀的，是無處不在的。尖銳復雜的敵我矛盾雖然不再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但存在于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廣泛的人民內部矛盾仍然是推動社會進步的一種力量。只有科學揭示這些矛盾，努力消除和化解這些矛盾，才能使社會主義建設取得更大的勝利。新時期工人和農民之間的矛盾改革開放以來，農民階層正在迅速地分化瓦解。許多人已經長期從事工業、商業和他非農產業，許多農民已經成為企業家、科技工作者、城市個體勞動者和依靠出賣一技之長的專業勞動者。無論農民怎樣演化，工人隊伍怎樣擴大或縮小，存在于工人與農民之間的矛盾依然存在。傳統意義的工農矛盾在政治上主要表現在參政程度的矛盾；在經濟上主要表現在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所反映的利益的矛盾；在文化教育上主要表現在教育程度和精神產品的享有和消費水平的差異；公共社會設施水平和生活質量的主要差別主要表現在城鄉建設速度不一致的矛盾。工農之間的差別主要反映在城鄉之間的差別上。(一)工人和農民之間矛盾的主要表現1.政治上，由于城鄉民主政治建設的進程不同步，農民居住分散，管理上的困難，干部的素質參差不齊，造成了一些新的矛盾。(1)農民日益強烈的平等要求與某些黨政機關和干部中的腐敗作風形成尖銳矛盾。有些黨政機關和黨政干部以權謀私、欺壓百姓，農民對這些腐敗現象切齒痛恨；(2)改革開放以來，農民民主意識和政策觀念普遍增強，可是有些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官僚主義嚴重，不傾聽群眾意見，引起農民的強烈不滿；(3)農民安居樂業的要求與社會治安嚴重失控之間的矛盾。近幾年農村社會治安秩序混亂，使農民失去穩定安全感，他們既痛恨犯罪分子橫行，又深怪國家懲治不力。2.經濟上，黨的三中全會以后，首先考慮到在農村解放生產力，實行了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包產到戶和經營權到農戶的大包干政策，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也最大限度地解放了農村的生產力。但是由于我國長期存在?quot;城市與農村的二元化結構，農村占比重大，城市占比重小，用城市的工業去背農村的手工勞動和八億農民，是難以承受的。現實的選擇只能是先發展城市，先富裕工人，然后逐步帶動農村，逐步促進農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盡管這是一種迫不得已的必然選擇。但其具有很大的不公正性是顯然的。由于農產品價格與工業品價格的比例長期在一個極不合理的水平上，對農民利益的損害是嚴重的。據國家統計局測算，從1990年到1998年，糧食價格上漲1.2倍，而工業價格卻上漲了3.5倍；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上漲4倍。國家給予農民的利益眉鄹癲罡窒恕Ｗ?990年到1998年，農產品與工業品的剪刀差無償剝奪農民總價值在12000億元以上。在用電、用水和稅賦政策上，對農民也實行了不平等待遇。城市道路都是由國家出錢修造的，而農村修路多數由農民集資修建；農村基礎設施投入幾乎是零。大型水利建設也考慮到城市防洪、工業用水和居民用水等。據有關資料顯示，國家用于農業的投入逐年減少。六五期間占全部投資額的10％，七五下降為5％，八五期間下降為1.9％。農業投資總額僅相當于國有單位房地產投資額的14％左右，這說明國家重視農業發展的問題沒有落到實處。相差的決不是一星半點。3.在公民應享受的基本待遇上，工人與農民也有很大的差別。盡管我國憲法規定，全部公民享有共同的教育權益。實際存在很大的差異。現如今在落后的農村，九年義務教育達標率遠遠低于城市。人均擁有的教師、醫生相差3倍以上。在農村，不但教學條件差、學習條件艱苦，而且考大學也受到極不公正的待遇。同樣的高考分數，農村學生可能難以達到建檔分數線，而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卻能上很好的大學。例如1999年北京地區高考錄取比例已高達82％，而在四川、安徽、河南、甘肅農村，高考入學率僅有5％。許多很好的農村學生，分數很高也上不了大學。還有許多考生經過艱苦努力考上了大學，也因家庭交不起學費而輟學。這就是農村與城市在教育上的不平等。4.工人與農民的負擔不同。中央一再強調，農民負擔不得超過上年人均收入的5％。事實上，自從這一政策出臺至今，多數地區農民負擔一直高達10％以上，甚至20％。農民負擔重的問題還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勻皇橋┟穹從匙釙苛業奈侍庵唬行┑胤交瓜嗟毖現亍Ｓ行┑胤膠筒棵徘閃⒚浚蚺┟衤沂輾選⒙曳？睢⒙壹省⒙姨傘⒙藝羌郟揮行┑胤叫楸ㄅ┟袷杖耄薅釤崛〈逄崍簟⑾繽吵鋟眩科擾┟褚宰蝕停簧偈愀剎孔鞣绱直課薹停踴簟⑶滯碳搴團┟竦淖什疲踔燎啃邢蚺┟袷漲瘴鎩Ｕ廡┒佳現氐厙址噶伺┟竦暮戲ㄈㄒ媯焐肆伺┟竦納裕撕α伺┟穸緣車母星椋巖鵒伺┟袢褐詰那苛也宦?br>坑農、害農事件屢屢發生。部分地區基層領導沒有認真貫徹中央的方針、政策，他們隨意挪用農業資金，或用于工業等開發項目，或耗巨資等蓋辦公樓、買豪華轎車，給農民的勞動報酬卻是打白條，擠農、挖農、坑農等惡性事件大量發生，國家供給農民的糧棉“掛鉤”平價化肥和柴油被截留倒賣等問題反復出現；一些基層領導干部忘記了自己的人民公仆的身份，不關心群眾疾苦，只知道運用行政手段強迫農民交納各種稅款，等等。由于工業、城市的發展忽視了環境保護問題，也給農村、農民造成了嚴重的經濟損失。據農業部調查：目前，全國被污染的農田達1000萬公頃，每年損失糧食120億公斤；江河湖泊的82％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2800多公里河段的魚蝦基本絕跡，265萬公里的河流水質污染超過漁業水質標準，全國每年因污染造成突發性魚、蝦、貝類大批死亡達20萬噸。由于一些企業領導管理不善，沒有嚴把質量關，生產的生產資料如化肥、農藥等質量不合格，甚至故意以劣充優，以次充好，把一些假冒偽劣產品賣給農民，結果給農民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這些都引發了農民對工業及工人的矛盾

會對農業改革又專門作出了決議，延長農村土地承包30年不變。但是農業的現代化問題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而是要靠大量的資金投入，要靠農民比較效益的提高，要靠廣大農民積極性的提高才能解決的問題。解決中國工農之間的矛盾，必須加大政策的力度，必須有新的思想解放，必須認識到中國農村問題的嚴重性。(三)解決工農矛盾的政策思路1.必須加大調整農民利益的政策力度。農村，農民的根本問題是農民收入太低，特別是中國經濟進入快速發展時期，必須讓農民的收入水平逐步得到提高。改革開放以來，農民人均年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長到1998年的2162元，增長了4.5倍（按不變價格計算），而城鎮居民人均由1978年的343元增長到1998年的5425元，增長了3.3倍（按不變價格計算）。但是絕對額相差很大。1978年僅相差210元，到1998年相差3300元，相差的絕對數1998年是1978年的15倍。農民的比較利益下降驚人。2.根據中國的實際大幅度提高糧食價格。現在糧食價格與生產資料價格之比嚴重失調。盡管我國糧食價格同外國糧食價格已經接近，但是我國屬人多地少的落后手工作業方式，決定了糧食的基本人工成本是剛性的。中國糧食價格成本是由中國的人口與土地比例及農民務農收入的唯一性現實所決定的，決不能簡單與國際的糧價相比較。任何國家均對農業生產有各種各樣的優惠政策和財政補貼。農副產品的國際貿易競爭是十分激烈的。我國農產品的價格相對于自身的成本，相對于工業品的價格，相對于農產品的生產資料價格，總體來說仍然偏低。種糧無利可圖，種糧不賺錢的現象仍然存在。適當提高農副產品價格，是提高農民收入的重要手段。國家的糧食政策應該有新的重大改革，大幅度提高收購價格，提高存貯能力，加大補貼力度，嚴格管理糧食是當前的重要政策。3.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步伐。我們歡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中國八億農民找到了解決溫飽的出路。但是如何讓8億農民富裕起來，這道難題將是全世界21世紀的第一號難題。中國的自然條件決定了中國不可能承受如此大的人口壓力。這么龐大的低素質人口從事簡單的農業生產，怎么可能走向富裕、走向農業現代化呢?這一點必須有充分的估計。我們從鄉鎮企業發展規律和趨勢可以看出，人口的教育素質和科學技術水平決定了包括鄉鎮企業在內全部產業的命運。而全面提高8億農民的文化教育水平，需要二代人的艱苦努力。這是決定中華民族未來興衰的大事情，這一點中央的政策仍需要加大落實的力度。4.國家財政應加大對農村和農業的投資力度。農民一方面收益能力低，一方面負擔重。除了千方百計提高農副產品的價格之外，另一個有效的辦法是盡可能減輕農民的負擔。中央財政可從這樣幾方面讓利于農民。第一、加大農村、農業基礎設施的投資力度。水利、公路、灌溉系統全由政府投資，不要讓百姓攤錢。這一點應該像城市一樣，水、電、氣、通訊應該享受同等的待遇。特別是電價應該合理的收取，甚至應該讓利于農民，比城市用電、工業用電還要低很多才對。對農村興辦的各種符合環保條件的工業，應該加大優惠的力度，給予免征各種稅收的政策。第二，在農村應該真正實行全部的義務教育，讓每個青少年不支出任何費用均能享受良好的教育。國家應專項作出農村教育經費預算，甚至學生的生活像和文具基本消費應由國家全部承擔。這樣能形成一種農村比城市更優越的政策環境，讓全部適齡兒童都能受到很好的教育。第三、徹底免除農民的一切不合理負擔。所有鄉村干部、教師、公安和全部管理人員的經費均應來自上級財政，不向農民伸手要一分錢。這一點完全能夠做到。每天喊減輕農民負擔，每天都在向農民身上“揩油”。國務院規定不得超過5％的提留款，一些鄉村干部巧立名目，變換手法地向農民勒索，讓農民痛恨不已。若真心為農民著想，就應該全力支持農民盡快致富，讓農民覺得在農村照樣生活得很好。這樣一方面可以減輕城市的壓力，另一方面可以從根本上解決農村的發展問題。當然我們國家今天的財力是否允許這是一個極其現實的問題。首先國家每年應該有這方面的財政預算，可以逐年逐步實施。這同扶貧計劃還有區別。農村的整體機制，應該從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出發，先予后取，扶植發展是至關重要的。一些政策可以先從貧困的山區試點開始。總之，中國的現代化，最終的標志應該看農業是否能實現現代化。農村、農民問題解決好了，中國的現代化才算真正實現了。我們的政策方向應該著眼于農民這個大群體，應該切記農民的利益，這是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先富階層與貧困階層的矛盾鄧小平理論中一個很重要的論斷就是：鼓勵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通過誠實合法的勞動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后富，然后達到共同富裕。黨的富民政策的確造就了一大批中國新富翁。據國家統計局抽樣調查，1998年，中國年收入10萬元以上的富裕家庭約有500萬戶。據中國社會科學院一項調查估算，中國目前家庭資產超過百萬元的約有1000萬戶。據國家統計局對城鄉居民儲蓄余額分析得出：1998年末銀行居民儲蓄余額53407.5億元中，其中81.5％的余額是由19.6％的富人存入的。最高的浙江省的溫州地區人均儲蓄額為7萬元，與最低的貴州的黔西南地區為210元相差350倍以上。中國有個先富者階層這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有些學者對先富者階層分?quot;暴富和先富兩個群體。對暴富者要采取打擊的手段。合法富者應給予鼓勵。(一)先富階層的心理分析通常人們所說的富裕階層大致分這樣幾種先富群體：1.個體戶和私營企業主。、管理和經營能力多方面將會學到許多先進的東西，促進企業的成長，提高企業經營者的素質。但是也有可能受到國外高手的競爭，生產經營陷入新的困境，甚至在不長的時間內就會被淘汰出局，被迫破產。第二、部分先富者本身就不想再有大的作為，到國外純粹是為了貪圖享樂。他們羨慕資本主義社會的燈紅酒綠，利用前半生的“勞動成果”好好去享受一番。無論哪種情況，在世界經濟逐步走到一體化的今天，出國辦企業都是允許的，也是應該鼓勵的。若要留住部分企業把資金投向國內，有效的辦法是讓投資者感到中國的政策最適合企業的發展，最適合資本的增值，最適合企業家能力的發揮。事實上，自90年代以來，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具有吸引力的國家之一。中國已成為吸引外資最多國家之一。中國的市場是一個發展型的市場，中國經濟已連續20年保持了9.7％的增長率，居全世界第一位，這是因為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國家，由于實行了市場化的改革，使經濟發展充滿了巨大的活力，社會經濟一片繁榮。現今全世界500家最大的企業，70％的已進入中國市場，許多企業在中國的投資已達到相當的規模。美國通用、IBM、摩托羅拉，德國的大眾、奔馳和日本的三菱、三井等著名的跨國公司都在中國建立了工廠，投資上億美元甚至幾十億美元。許多跨國銀行的總部也搬到了中國。中國無疑成為世界上最后一個巨大的市場。因此，企業發展最為有利的地點之一就是中國大陸。吸引國內外投資者最大的政策應該是對全部企業實行平等一致的國民待遇。這是促進中國經濟發展的根本性措施。(二)消除先富者與貧困者矛盾的政策思考自從先富者階層的出現，社會相對貧困者的“仇富”心態日趨激烈。不斷惡化的社會治安，也有“仇富”者心態失衡因素的影響。相當一部分人沒有正確認識“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重要意義。也有一部分人對于“平均主義”、“大鍋飯”仍然有些津津樂道。他們看到自己的收入與一部分人的收入相差如此懸殊，心態極不平衡。特別是前些年出現的“搞導彈的不如賣茶蛋的”、“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現象出現，“富了許多不該富的人”，“窮了一些有知識、有文化、有能力、有水平的人”。這些現象更是引起了許多人的不滿。更進一步激化了民眾對“先富者”的仇視情緒。科學制定一套合理的分配政策是正確貫徹“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政策的關鍵一步。1.嚴格規范國家的稅收政策縱觀“先富者”的財富積累，許多一夜之間產生的暴富者，除了有政策漏洞之外，很重要一點是我國稅法不健全造成的。在發達國家，每個人的收入明細表是極為清楚的。每一筆收入均有政府監督下的透明帳目。依據每筆收入，國家首先審定其收入的合法性，然后依法征繳應交的所得稅。如果我國每個公民都按照國家稅法所規定的所得稅依法納稅，那些億萬元富翁、千萬元富翁是不可能產生的。因為國家所得稅法規定，萬元以上的收入要按45％的稅率上交所得稅。那些年收入幾十萬元至上百萬元的高收入者和私營企業主，他們按期交納所得稅之后，所積累的財產將成倍減少，資產積累的速度也會急驟下降，不可能產生出那么多的百萬富翁和千萬、億萬富翁。資本主義社會的資本家快速的形成和快速的發展，也不是個人資產的快速增加，而是隨自己的公司財產日益擴大，是自己控股的企業資本的壯大，而不是自己的個人收入增大，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除個別有特別技術專利型的智力公司如：比爾蓋茨之外，許多公司的資產并不是屬于某一個人。公司董事長和總裁也是年薪制，他們也將交納數額很大的個人所得稅。其收入與公司的增長并不成比例，相差的很遠。而在我國，許多私營企業、承包型企業、假集體企業、有限公司往往把公司的全部盈利都算在一個人身上，說他自己擁有多少億資產。其實法人財產同個人的實際財產所有權并不是一回事。這需要另行分析和核定，并不是企業法人代表一個人完全所有的。許多依靠鉆國家政策的空子而獲得的巨額收入，例如靠金融詐騙、土地轉賣、倒賣國家批文、走私販私、非法經營而獲得的收入，也屬于逃避國家稅收的問題。因為國家對于個人收入的監督不到位，資金的流向不明確，個人的消費不加強管理，使許多公款私用，公款報銷，公款私存，許多問題普遍存在。高收入者的來源問題不查不問，使許多非法暴富者長年逍遙法外，并且繼續以非法手段肆無忌憚地侵吞國家的財產，踐踏勞動人民的辛勤成果。嚴格稅法，特別是依法完善“個人所得稅法”是制止暴富者階層產生的重要途徑之一。2.進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健全各項經濟法規制度當前我國立法制度和立法程序已比較規范和完善，相繼出臺了許多經濟法規。但是，現今仍然存在兩個很重要的問題。一是有法不依的問題比較嚴重。各地執法的水平和政法隊伍的素質都存在很大差距。另一個問題是法律的配套體系和全方位的改革需要抓緊解決。出現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來自于經濟體制問題。由于政策上的偏差和政策法律體系的不配套、不完善或者部分領域出現了“真空”，就有許多不法分子利用各種機會大肆侵吞國家財產。例如：金融信貸政策問題，藥品和各種建筑承包、發包回扣問題，土地批租問題，設備和物資進出口問題等都需要法律的配套完善和嚴格執法，才能使不法收入者無機可乘。3.堅決杜絕權力進入市場中國經濟出現混亂的主要根源在于：權力進入市場，這是極其可怕和危險的。在我國權力腐敗是人民群眾切齒痛恨的，也是同社會主義制度格格不入的。權力腐敗是掌權者拿人民賦予的權力在地下搞錢權交易，運用人民的信任搞損害國家、損害人民的丑惡勾當。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有這樣幾個出路：第一、完善和嚴肅黨紀和法紀。對于踐踏黨的紀律，損害黨的形象的各種腐敗分子，無論職務有多高，無論過去功勞有多大，都應該像處理建國初期劉青山、張子善案子一樣，一點不能手軟，堅決果斷地給予嚴厲懲處。第二，要建立和完善黨和政府的約束監督制度。這一點至關重要。僅有現在的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和行政監察部門還遠遠不夠。要有獨立的監督機構，讓人民群眾和新聞界介入監督序列。不要怕執政者出丑，不要怕出了幾個敗類而損害自身的形

象，越是從嚴治黨、治軍、治政，廣大人民群眾越擁護。實事求是是中國共產黨的靈魂，如果我們能堅持有錯必糾，有惡必辦，人民群眾就會內心佩服，就會從根本上支持我們的各項事業。第三，加快產權制度改革，提高經濟立法執法水平。為了讓資源盡可能通過市場去配置，必須加強產權法人人格化的改革。國有企業實行產權主體、資產增值、受益分配多方面的全面改革，使權力在經濟活動中的角色逐步弱化。政府采購徹底去掉其神秘的面紗，增加透明度，真正實行公正、公開的招標競爭方法進行。特別應對金融、證券、建筑工程、行政執法部門和部分權力部門實行嚴格的監督管理。對于各種侵吞國家財產，以各種名義浪費和踐踏國有財產的現象和行為實行更加嚴厲的制裁懲治辦法。這樣才能保障國家經濟秩序的正常運行，才能使市場經濟切實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產生重要的基礎作用。4.加快中西部地區的發展速度現今所形成的貧富差距，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區差異而引起的。由于受自然條件和歷史的影響，我國東西部差距自改革開放以來正逐步擴大。據1999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統計數據，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最高的上海已達到28400元，而貴州省僅為2424元，相差12倍。若按小地區計算，差得更遠。我國的深圳、溫州等發達地區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達10萬元以上，而相對貧困的陜西省的商洛地區、貴州的畢節地區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僅有1500元左右。相差50倍以上。因此解決地區差距問題至關重要。中央政府已經在近些年把財政投資方向逐步轉移到向中西部地區。特別是八五以來，國家財政的基礎性投資，中西部的投資總額盡管比東部地區小了很多，但是其增長速度比東部地區仍高出2至3個百分點。這充分說明國家利用財政轉移支付手段，正在逐步培育中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點，使中西部的資源優勢逐步轉化為經濟優勢，在未來的發展事業中，實現全國經濟的均衡發展。腦力勞動者同體力勞動者之間的矛盾盡管隨著社會的發展，許多行業的工作崗位已不再有嚴格的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之分，知識分子的界線越來越難分清，但是廣大人民群眾依然是社會進步和社會發展的主要推動者和創造者。鄧小平把科技稱為第一生產力，正說明科技在我國乃至在整個世界都是至關重要的。如何在重視發揮知識分子的作用的同時發揮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主力軍作用，是我黨歷來處理各種主要矛盾的一個焦點問題。目前知識分子群體和其他社會群體仍然存在差別和矛盾。腦力勞動收入和體力勞動收入倒掛是這一矛盾的主要表現。腦力勞動是知識分子階層區分其他社會階層的標志。腦力勞動是復雜勞動和高效益勞動。為了取得這種能力和機會，腦力勞動者本人及家庭不斷地進行了大量的投入。對此，社會應當予以補償。但在事實上，現在體力勞動者的收入比一般腦力勞動者的收入高，有的甚至高出好幾倍。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報酬的倒掛，表明了分配關系倒掛。分配關系的扭曲，其結果直接影響了人們的價值取向，導致腦力勞動者急功近利，忽視甚至放棄本職工作，造成人才往國外流動和人才內耗；同時造成“讀書無用”再度泛濫，影響新一代的腦力勞動者的成長。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收入倒掛在目前是很嚴重的。1952年前后，知識分子與工人收入是大體平均略有差別。教授最高工資是機械工人最高工資的2．4倍，一般知識分子比同齡工人的工資高出10％左右。1957年以后，腦體工資逐漸拉平。1977年以后，工資幾次調整，知識分子的平均工資有所提高，但由于體力勞動者有活工資，包括獎金、計件超額工資、各種津貼和加班費，收入增長幅度更大些，腦力勞動者收入相對下降。盡管有資料顯示，高學歷者相對收入已有所提高，但就全國而言，這種狀況還沒有得到徹底的改變。腦體勞動收入倒掛挫傷了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加深了知識分子階層與其他社會群體的矛盾。目前，由于腦力勞動者收入水平太低，教育戰線出現了“老年的要退，中青年要走，大學生不愿意來”的現象。科研人員要求調離科研單位，機關干部的工作積極性也普遍受到影響。有學歷、有學位、有才華、學有專長的知識分子大出國，學成不歸，高級人才大量流失。知識分子工資待遇下降，意味著知識貶值。過去的“讀書無用論”是因為有人說“知識越多越反動”，新的“讀書無用論”是因為群眾從收入對比中感到“讀書越多越吃虧”。適齡兒童不愿入學而去當童工，新文盲人數大量增加，有的地方高達30％。中小學生流失、輟學的人數劇增，大學生厭學相當普遍，研究生退學從商屢見不鮮。社會需要知識分子，但又不給他們適當的報酬，是不行的。在談到知識分子階層同社會其他階層的矛盾的時候，還不能不指出知識分子階層同干部階層的矛盾。這兩個階層部屬于有較高社會地位和文化水平的階層。但是，由于歷史和現實各種因素的制約，干部階層的處境和實惠要比知識分子好一些，甚至還在某種程度上存在著干部階層相對于知識分子階層的優越感。但是，面對著改革開放的新形勢，面對著干部“四化”的新要求，干部階層中的不少人開始動搖，而知識分子中的不少人躍躍欲試。但我們沒有像一些國家那樣，在這兩個階層之間建立起聯系，以便使他們之間便于流動。中國知識分子歷來的理想是關心政治，“學而優則仕”，因而在事實上對干部階層的地位威脅最大的是知識階層。這就使雙方的階層矛盾在所難免。今天我們也欣慰地看到許多像王選教授、柳傳志教授等一大批優秀知識分子，率先走出院所，用科技贏得市場、贏得成功。現在中國第三代先富階層中，依靠技術、管理、經營而成為億萬富翁者已不在少數。知識經濟的時代，標志著知識分子將成為21世紀經濟發展中的一支主力軍。知識分子依靠其高智能的勞動贏得更實際的高收入已成為新的趨勢。個體勞動者和私營企業主與其他階層的矛盾個體勞動者和私營企業主是兩個在勞動方式等方面區別于工農兩個基本階層的獨立階層。他們為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在實現社會閑置資金、技術和勞動力的結合從而形成社會生產力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他們本身的不成熟，也由于畢竟他們多少是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所以與以生產資的情況下，如何正確處理這些矛盾就成為更加重要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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