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農村土地使用權流轉的經濟解釋與分析

“人的經濟價值的提高產生了對制度的新的需求，一些政治和法律制度就是用來滿足這些需求的。它們是為適應新的需求所進行的滯后調整，而這些滯后正是一些社會問題的關鍵之所在”——T·W·舒爾茨，1968

[內容摘要]本文試圖對當前中國農村中出現的土地使用權流轉現象做出經濟解釋，并對不同地區間流轉程度的差異提供一個分析框架。主要結論是：土地使用權自由流轉理論上能夠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農業生產效率，因此這項制度創新是對潛在外部利潤的反應；而金融制度安排的可得性、勞動力市場的限制性、土地承包制的穩定性、村集體的政治決策、土地的社會保障和失業保險功能以及農業生產的技術特征是導致流轉程度差異的主要原因。

[關鍵字]農地制度土地使用權流轉農戶模型

Ⅰ現象和問題

一個明顯的事實是，近年來在部分農村地區出現了土地較為自由的流轉，例如作為西部開發重點的湖南省懷化地區[1]以及被稱為發生“第三次土地革命”的山東省膠東地區[2]，一些經濟較為發達的農村地區也正在進行類似的嘗試，并以此作為實現農業產業化、現代化和農村城鎮化的基礎[3]。同時，由山東農業大學和美國華盛頓大學農村發展研究所進行的一項涉及4省344縣的農村調查[4]表明，大部分農民已經具有自己承包土地可流轉的意識，見表1。

表1：農民對其土地使用權流轉的態度

資料來源：楊學城等，2001

與以上事實形成對照的是，土地使用權流轉程度的地區差異非常大。根據1998年白羅文等人和農科院合作的一項對８個省的調查[5]表明，參與流轉的土地只占全部土地的３％～４％。對同在湖南省的永興縣3鄉39村的實地考察[6]則表明，盡管村集體對于土地使用權流轉抱積極態度，但實際的流轉并未發生。即使在經濟較為發達的浙江地區，農村土地市場也存在交易量小、交易期限短和低償交易甚至無償交易比例高等現象[7]。而在近年來大量的農村信訪中，涉及農村土地的達一半以上，有些土地問題甚至上升為刑事案件。

農民、農村和農業問題是中國的基本問題，而土地制度又是這些基本問題的核心，它是農村中農業生產、經營、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等制度安排的基礎。對于土地使用權流轉及其地區差異這一新的現象，需要在理論上做出經濟解釋與分析，而本文試圖回答以下兩個問題：

1、土地使用權流轉的經濟效率如何？

2、哪些因素導致流轉程度的地區差異？

Ⅱ農地制度變遷的歷史和理論回顧 從1950年6月30日，新中國第一部土地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誕生以后，中國農村的土地制度曾出現過多次大的調整和變遷（石磊，1998）。始于70年代末的農村改革使中國農業的生產組織形式回復到以家庭為單位的傳統模式，每個農戶成為農業生產中各項扣除以后的剩余索取者（ResidualClaimant），克服了生產隊中勞動監督困難和激勵不足的問題（林毅夫，1991）。這項誘致性制度變遷[8]在1981年得到正式的承認，以法定形式肯定下來的長期的土地承包權給予農民穩定的預期，它直接影響預期者的行為，從而大大提高農業的生產效率。

但是自從1984年以后，谷物生產停滯不前，農業生產出現了徘徊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重新集體化的呼聲又在擴大經營規模以獲取規模報酬的教條下出現[9]。1993年，15年的土地承包期即將到期，農民對土地制度預期的不穩定性導致了農業生產中出現短期行為和生產性投資不足。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關于當前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若干重大政策措施》決定，將農戶的土地承包期延長30年，部分林業地區延長至50年。

80年代后期，繼商品和服務市場化改革全面展開后，勞動力市場的就業體制改革也正式開始，大量農村勞動力流向城市或進入鄉鎮企業實現非農產業就業[10]。為了適應勞動力要素轉移，1988年修改的《憲法》和《土地管理法》都放松了對土地管理的限制，明確“國有土地和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權可依法轉讓”。

1996年以后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和農村城鎮化水平低問題突出，以村為基礎的集體土地所有制作為改革的終極目標開始受到懷疑。為了適應中國農業現代化和產業化發展戰略，1998年《中共中央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的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在“賦予農民有保障的30年土地使用權”的同時“發揮市場機制在農村土地資源再配置中的基礎作用”。

而在今年初的“十五”計劃中，作為積極推進農村各項改革的首要內容，中央明確在長期穩定土地承包關系的基礎上，鼓勵有條件的地區積極探索土地經營權流轉制度改革。在今年7月九屆人大四次會議上討論的《土地承包法（草案）》中，是否應該以及如何將農民的土地承包權界定為一種財產權，并規范其流轉成為討論的焦點。

中國農村土地制度變遷的歷史和現狀對經濟理論研究提出了挑戰，關于土地承包制的討論構成二十多年來中國農業經濟學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劉守英，1997；周其仁，1997）。由于土地承包制只賦予農民對土地的排它的使用權和收益的獨享權，而按照根據產權學派的觀點，一個產權的基本內容包括行動團體對資源的使用權與享用權，以及自由的轉讓權。它的權能是否完整，主要可以從所有者對它所具有的排它性和可轉讓性來衡量（H·登姆塞茨，1967，張五常，2000），因此90年代后期隨著土地法律政策的調整，有關土地使用權流轉對于農業績效的研究受到重視，已有的研究成果對于下一步的探討提供了富有啟發性的框架（姚洋，2000）。由各類國際和國內社科基金資助的農業和農村研究課題則為本文的展開提供了重要的經驗事實。而作為發展經濟學研究的新動向，人們將更多的注意力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經濟運行的微觀機制研究上（文貫中，1989），例如對農業租約與農戶行為的研究。本文試圖利用可獲得的經驗事實，以農戶的微觀決策為基礎，對前文提出的兩個問題作出回答。

Ⅲ土地使用權流轉：一個新古典的圖解

勞動力和土地是農業生產中的兩大基本要素。目前我國農村約有勞動人口45000萬人，而以我國的農業勞動生產率水平和實際耕地面積計算，農業中能夠吸收的勞動力約為15000萬人。除去鄉鎮企業就業的12300萬人、流向城市的勞動力5000萬人和從事其他產業的2000萬人，尚余1.1億農村剩余勞動力，農村的失業率約為24（袁志剛，1998）。因此，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部門和地區間轉移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長期趨勢。這種轉移的主要動力一方面來自不同產業部門間經濟績效的差異，另一方面來自城鄉之間日益擴大的收入和消費水平差異。

表2：國民經濟和各產業平均增長速度：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0，第14頁

表3：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差距進一步擴大：

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0，第29頁

伴隨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出現的微觀變化是土地在不同個人間的邊際評價出現重大差異。由于農業生產中勞動力與土地總是互補的，對于具有不同農業生產力水平的農戶，土地邊際產出的程度不同。在經濟較為發達的農村地區，農村勞動力在市場意識、價值觀念和知識技能等方面不斷進步，一部份有能力在非農產業實現就業的農民，將會比較其種地的收益和機會成本。當這部份農村勞動力試圖退出農業產業時，盡管他們對土地的邊際產出評價已經很低，但作為理性的個體，他們依舊會考慮自己已經承包并仍有較長存續時期[11]的農村土地如何被盡量有效地利用，可能的選擇是將土地的使用權出租或轉讓，部份實現承包制賦予的從土地上獲得收益的權利。對于另一部份留在農業生產產業的農民，農業生產可能給他們帶來較高的收益。如果他們發現在自己的生產和經營下，土地具有較高的邊際產出，尤其是那些具有較多的市場信息、較新的生產技術、和較高的經營能力的農戶，他們有可能承租或受讓前一類人的土地使用權，從而對農業生產進行更多的投入。這樣，土地使用權的流轉就具有土地邊際產出拉平效應，雙方對土地邊際產出的評價差距越大，土地資源配置效率被改進得就越多。

我們可以用上面這個模型說明土地使用權流轉的經濟效率。

（一）圖表示的是某村土地的總需求和總供給曲線。我們假定該村的農戶可以分為兩類：具有農業生產比較優勢而持久的留在該村的A類農戶；不具有農業生產比較優勢而退出農業生產產業轉移至其他產業的B類農戶。

（二）圖和

（三）圖分別表示這兩類農戶對土地的需求。需求曲線不同的斜率表明他們對土地不同的邊際評價，并且這種邊際評價與他們各自的土地邊際產出成正比。在土地承包制的初始配置下，假定以每戶人口為標準，A類農戶和B類農戶獲得的土地量分別為Qa和Qb。在這種狀態下A類農戶對土地的邊際評價Pa遠遠高于B類農戶的邊際評價Pb。這樣的土地要素配置顯然是缺乏效率的。如果農村土地使用權可以有償自由流轉，那么B類農戶的土地將流至A類農戶，根據新古典經濟學均衡的一般原則，流轉量是：Qb0—Qb1=Qa1—Qa0。此時，兩類農戶對土地的邊際評價相等都為P*。如果農村土地市場形成后P*可被視為土地的市場均衡價格。這時A類農戶增加的效用為E和F，F當中將有G部分有償支付給B類農戶，由于F=G+H，所以社會凈效率增加量為E+H，實現了典型的?？怂埂柖嘈?。

由此可見，在一個理想的新古典框架中，土地和任何其他要素一樣，自由的流轉總能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并能反過來促進勞動力要素的流動和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已有的實證研究也證實，對土地交易權的限制對土地產出率具有負面的影響，其影響途徑是降低要素配置效率和減少農戶對土地的長期投入（姚洋，1998）。這在回答前文第一個問題的同時，也能夠從效率角度解釋為什么政治決策的結果是允許和鼓勵農民進行土地使用權的有償轉讓。

Ⅳ流轉程度的差異：一個農戶的微觀決策模型

既然土地使用權的自由流轉具有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農業生產效率的作用，那么這種現象為什么沒有在廣大農村地區普遍出現，為什么地區間的流轉程度存在很大的差異？

新古典的理論在長期中看總是對的（曼昆，1998），但在將它運用到現階段的中國時，許多轉軌過程中的制度因素不容忽視。以上的圖解對經濟發達地區有一定解釋力，或者說它代表了農業發展的長期趨勢，但要解釋不同地區流轉程度的差異，其微觀基礎就必須分析農戶將土地投入農業生產和實施流轉的決策。受貝克爾家庭生產函數（Gary·S·Becker,1976）的啟發，我們建立一個在一般農村地區代表性農戶的微觀模型，然后分析是哪些外生變量和參數影響農戶對土地的使用和流轉決策。

一、模型的設定和說明

①初始稟賦（T，R）

T：農戶可投入的全部用于勞動的時間

R：農戶在土地承包制下擁有的土地總量

對于無遺產繼承、外來援助和不參與金融信貸市場的普通農戶，T和R可視為他所擁有的財富總量，作為一般的討論，T和R各自在質量上的差別暫不細分，而只考察數量上的影響。

②效用函數U=貨幣收入（③+④）+非貨幣收入⑤

針對設定的初始稟賦，農戶的效用來自兩方面[12]：勞動和土地作為生產要素可能提供的貨幣收入；土地除作為生產要素以外提供的非貨幣收入。效用函數的設定得到以下經驗觀察的支持：

表4:浙江省海寧市地產對農民的效用

資料來源:劉紅梅，王克強，2001

③農業生產凈貨幣收入：PA·Q(L,K,H)-WAL-PKK-tH

PA：農產品市場價格

Q(L,K,H)：農業生產函數

WA：農業雇工工資

L：投入農業生產的勞動時間

PK：農業生產中資本市場價格

K：農業生產中資本投入量

t：農業生產費稅率

H：農業生產中土地投入量

由于商品市場的改革基本完成，農民面臨的農產品和農業生產資本價格主要為市場價格。而農業生產的費稅是對耕地面積征收單位稅，所以與投入農業生產的土地面積成正比。需要特別說明的是WA。根據已有的考察和研究（姚洋，1999；查金祥等，2001），農業生產內部的勞動力市場確實存在，尤其是種糧大戶雇傭當地農民，以及農忙期間農戶間的相互雇傭。因此此處假定存在WA為農業雇工工資，它可視為只能在農業產業實現就業的農戶的閑暇的機會成本。

④非農業生產凈貨幣收入：p1WI(T-L)+p2PR(R-H)

p1：在非農產業實現就業的概率，其值大小反映勞動力市場限制性

WI：在非農產業就業的凈收入=就業收入-就業成本

(T-L)：投入非農業生產的勞動時間，如果為負值，表明農戶雇傭勞動力，反之則反是

p2：土地使用權流轉的概率，其值大小反映土地市場發育程度

PR：流轉土地使用權的單位凈收入=流轉收入-流轉成本

(R-H)：使用權被流轉的土地面積，如果為負值，表明農戶受讓他人流轉的土地，反之則反是 近年來由于非農產業的發展，從事農、林、牧、漁業的勞動力占勞動力總數的份額已由1978年的70.5下降到2000年的46.9，從事非農產業的勞動力占勞動力總數的份額則由1978年的29.5提高到2000年的53.1，變化幅度高達23.6個百分點。就業結構轉換嚴重滯后于產值結構轉換問題得到初步矯正（林毅夫，2001），這為農戶的產業間轉移提供了可能。因此此處用WI表示農戶在非農產業就業的凈收入，并與其就業概率相乘作為單位勞動時間的期望收入。與此相形似的假設是土地使用權流轉的概率p2、凈收入PR。

⑤非貨幣收入：eH

e：土地除作為生產要素以外為農戶提供的單位效用。就表4考察的農戶而言，e的值為50以上，相對于一般農戶，我們假定e不為零，它將為保有H面積土地的農戶提供eH的效用。

⑥生產函數：Q(L,K,H)=ALαKβHγ

A：農業生產進步因素

α、β、γ：分別為勞動、資本和土地的產出彈性。

農業作為一項弱質產業及易受自然災害的影響[13]，與此同時種子、化肥和灌溉技術等進步也將提高農業產出[14]，因此把A視為生產技術進步因素與自然災害因素相抵后的凈值。根據邊際產出遞減原則，生產函數的性狀滿足：0lt;α，β，γlt;1，Q,0，Q，lt;0[15]。

⑦預算約束：WAL+PKK+tH≤WAT+eR

T和R的價值確定此處仍選用了WA和e而非是WI和PR，因為正式的勞動力市場和土地市場不完善正是中國大部分農民面臨的約束。

二、農戶的最優規劃

將生產函數代入效用函數，農戶的最優規劃可簡化為：

MAXU=PA·ALαKβHγ-WAL-PKK-tH+p1WI(T-L)+p2PR(R-H)+eH

L,K,H S.T.WAL+PKK+tH≤WAT+eR

構造拉格朗日式：

M（L,K,H,λ）=PA·ALαKβHγ-WAL-PKK-tH+p1WI(T-L)+p2PR(R-H)+eH-λ(WAL+PKK+tH-WAT-eR）

最優的一階條件為： эM/эL=αPAALα-1KβHγ-WA-p1WI-λWA=0

эM/эK=βPAALαKβ-1Hγ-PK-λPK=0

эM/эH=γPAALαKβHγ-1-t-p2PR+e-λt=0

λ（WAL+PKK+tH-WAT-eR）=0

令αPAALα-1KβHγ=（1+λ）WA+p1WI=X（1）

βPAALαKβ-1Hγ=（1+λ）PK=Y（2）

γPAALαKβHγ-1=（1+λ）t+p2PR-e=Z（3）

λ0，（WAL+PKK+tH-WAT-eR）=0（4）

得土地使用權流轉量：

ΔH*=R-H*=R-γ·（WAT+eR）XY/（αWAYZ+βPKXZ+γtXY）（5）

三、比較靜態分析

(5)說明影響農戶土地使用權流轉的諸多因素，為了更清楚分析各外生變量如何影響農戶的決策，可以對（1）到（4）分別進行比較靜態分析。

（4）中Kuhn-Tucker乘子λ0表明，當成本投入超過預算約束時，效用就受到懲罰。因此初始稟賦貧乏、缺少金融市場支持，制約農戶在農業生產中的大量投入。對于具有農業生產比較優勢，試圖大規模開展農業生產的農戶，他們本是流轉土地最大的需求者，但是嚴格的預算約束將制約對土地的需求。這可以解釋在各種非正規或正規的金融制度安排可得性高的地區，土地的流轉程度也較高[16]，同時也說明建立農村金融制度安排對于促進土地流轉、改變農民惡劣的初始條件將有積極意義。

（1）中的X可視為經濟轉軌過程中，農戶勞動力的真實機會成本，且эL/эXlt;0，表明農業生產雇工工資WA越高、農戶在非農產業就業的期望凈收入p1WI越高，農戶投入到農業生產中時間越少，這可以解釋在經濟發達地區農戶對土地經營出現明顯淡化的現象[17]。這些淡出農業生產的土地，理論上成為土地流轉的重要供給，可以部分解釋為何發達地區流轉程度高。

現階段影響X的制度因素主要是戶籍管理制度和城市企業招工制度，以及其他產業能為農民提供的工資水平。由于城鄉二元結構剛性和過去延續多年的戶籍制度的束縛，農民在非農產業實現就業的成功率不高。即使已經在非農產業實現就業者，辦理各種居住證、就業證等就業管制措施提高了農民就業的成本。而在近年的結構調整過程中，城市職工下崗和失業情況嚴峻，使得地方政府加大了農村勞動力流入城鎮的管制力度。已有的研究也證實了勞動力市場的限制顯著地影響農村土地租賃市場的活躍和[1][2]下一頁

第二篇：農村土地使用權流轉的經濟解釋與分析

[關鍵字]農地制度

土地使用權流轉

農戶模型

ⅰ現象和問題

一個明顯的事實是，近年來在部分農村地區出現了土地較為自由的流轉，例如作為西部開發重點的湖南省懷化地區以及被稱為發生“第三次土地革命”的山東省膠東地區，一些經濟較為發達的農村地區也正在進行類似的嘗試，并以此作為實現農業產業化、現代化和農村城鎮化的基礎。同時，由山東農業大學和美國華盛頓大學農村發展研究所進行的一項涉及4省344縣的農村調查表明，大部分農民已經具有自己承包土地可流轉的意識，見表1。

表1：農民對其土地使用權流轉的態度

資料來源：楊學城等，200

1與以上事實形成對照的是，土地使用權流轉程度的地區差異非常大。根據1998年白羅文等人和農科院合作的一項對８個省的調查表明，參與流轉的土地只占全部土地的３％～４％。對同在湖南省的永興縣3鄉39村的實地考察則表明，盡管村集體對于土地使用權流轉抱積極態度，但實際的流轉并未發生。即使在經濟較為發達的浙江地區，農村土地市場也存在交易量小、交易期限短和低償交易甚至無償交易比例高等現象。而在近年來大量的農村信訪中，涉及農村土地的達一半以上，有些土地問題甚至上升為刑事案件。

ⅱ農地制度變遷的歷史和理論回顧

從1950年6月30日，新中國第一部土地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誕生以后，中國農村的土地制度曾出現過多次大的調整和變遷（石磊，1998）。始于70年代末的農村改革使中國農業的生產組織形式回復到以家庭為單位的傳統模式，每個農戶成為農業生產中各項扣除以后的剩余索取者（residual

claimant），克服了生產隊中勞動監督困難和激勵不足的問題（林毅夫，1991）。這項誘致性制度變遷在1981年得到正式的承認，以法定形式肯定下來的長期的土地承包權給予農民穩定的預期，它直接影響預期者的行為，從而大大提高農業的生產效率。

但是自從1984年以后，谷物生產停滯不前，農業生產出現了徘徊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重新集體化的呼聲又在擴大經營規模以獲取規模報酬的教條下出現。1993年，15年的土地承包期即將到期，農民對土地制度預期的不穩定性導致了農業生產中出現短期行為和生產性投資不足。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關于當前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若干重大政策措施》決定，將農戶的土地承包期延長30年，部分林業地區延長至50年。

80年代后期，繼商品和服務市場化改革全面展開后，勞動力市場的就業體制改革也正式開始，大量農村勞動力流向城市或進入鄉鎮企業實現非農產業就業。為了適應勞動力要素轉移，1988年修改的《憲法》和《土地管理法》都放松了對土地管理的限制，明確“國有土地和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權可依法轉讓”。

1996年以后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和農村城鎮化水平低問題突出，以村為基礎的集體土地所有制作為改革的終極目標開始受到懷疑。為了適應中國農業現代化和產業化發展戰略，1998年《中共中央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的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在“賦予農民有保障的30年土地使用權”的同時“發揮市場機制在農村土地資源再配置中的基礎作用”。

而在今年初的“十五”計劃中，作為積極推進農村各項改革的首要內容，中央明確在長期穩定土地承包關系的基礎上，鼓勵有條件的地區積極探索土地經營權流轉制度改革。在今年7月九屆人大四次會議上討論的《土地承包法（草案）》中，是否應該以及如何將農民的土地承包權界定為一種財產權，并規范其流轉成為討論的焦點。

ⅲ土地使用權流轉：一個新古典的圖解

表2：國民經濟和各產業平均增長速度：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0，第14頁

表3：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差距進一步擴大：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0，第29頁

伴隨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出現的微觀變化是土地在不同個人間的邊際評價出現重大差異。由于農業生產中勞動力與土地總是互補的，對于具有不同農業生產力水平的農戶，土地邊際產出的程度不同。在經濟較為發達的農村地區，農村勞動力在市場意識、價值觀念和知識技能等方面不斷進步，一部份有能力在非農產業實現就業的農民，將會比較其種地的收益和機會成本。當這部份農村勞動力試圖退出農業產業時，盡管他們對土地的邊際產出評價已經很低，但作為理性的個體，他們依舊會考慮自己已經承包并仍有較長存續時期的農村土地如何被盡量有效地利用，可能的選擇是將土地的使用權出租或轉讓，部份實現承包制賦予的從土地上獲得收益的權利。對于另一部份留在農業生產產業的農民，農業生產可能給他們帶來較高的收益。如果他們發現在自己的生產和經營下，土地具有較高的邊際產出，尤其是那些具有較多的市場信息、較新的生產技術、和較高的經營能力的農戶，他們有可能承租或受讓前一類人的土地使用權，從而對農業生產進行更多的投入。這樣，土地使用權的流轉就具有土地邊際產出拉平效應，雙方對土地邊際產出的評價差距越大，土地資源配置效率被改進得就越多。

我們可以用上面這個模型說明土地使用權流轉的經濟效率。

（一）圖表示的是某村土地的總需求和總供給曲線。我們假定該村的農戶可以分為兩類：具有農業生產比較優勢而持久的留在該村的a類農戶；不具有農業生產比較優勢而退出農業生產產業轉移至其他產業的b類農戶。

（二）圖和

（三）圖分別表示這兩類農戶對土地的需求。需求曲線不同的斜率表明他們對土地不同的邊際評價，并且這種邊際評價與他們各自的土地邊際產出成正比。在土地承包制的初始配置下，假定以每戶人口為標準，a類農戶和b類農戶獲得的土地量分別為qa和qb。在這種狀態下a類農戶對土地的邊際評價pa遠遠高于b類農戶的邊際評價pb。這樣的土地要素配置顯然是缺乏效率的。如果農村土地使用權可以有償自由流轉，那么b類農戶的土地將流至a類農戶，根據新古典經濟學均衡的一般原則，流轉量是：qb0—qb1=

qa1—qa0。此時，兩類農戶對土地的邊際評價相等都為p*。如果農村土地市場形成后p*可被視為土地的市場均衡價格。這時a類農戶增加的效用為e和f，f當中將有g部分有償支付給b類農戶，由于f=g+h，所以社會凈效率增加量為e+h，實現了典型的?？怂埂柖嘈?。

由此可見，在一個理想的新古典框架中，土地和任何其他要素一樣，自由的流轉總能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并能反過來促進勞動力要素的流動和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已有的實證研究也證實，對土地交易權的限制對土地產出率具有負面的影響，其影響途徑是降低要素配置效率和減少農戶對土地的長期投入（姚洋，1998）。這在回答前文第一個問題的同時，也能夠從效率角度解釋為什么政治決策的結果是允許和鼓勵農民進行土地使用權的有償轉讓。

ⅳ流轉程度的差異：一個農戶的微觀決策模型

既然土地使用權的自由流轉具有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農業生產效率的作用，那么這種現象為什么沒有在廣大農村地區普遍出現，為什么地區間的流轉程度存在很大的差異？

新古典的理論在長期中看總是對的（曼昆，1998），但在將它運用到現階段的中國時，許多轉軌過程中的制度因素不容忽視。以上的圖解對經濟發達地區有一定解釋力，或者說它代表了農業發展的長期趨勢，但要解釋不同地區流轉程度的差異，其微觀基礎就必須分析農戶將土地投入農業生產和實施流轉的決策。受貝克爾家庭生產函數（gary·s·becker,1976）的啟發，我們建立一個在一般農村地區代表性農戶的微觀模型，然后分析是哪些外生變量和參數影響農戶對土地的使用和流轉決策。

一、模型的設定和說明

①初始稟賦（t，r）

t：農戶可投入的全部用于勞動的時間

r：農戶在土地承包制下擁有的土地總量

對于無遺產繼承、外來援助和不參與金融信貸市場的普通農戶，t和r

可視為他所擁有的財富總量，作為一般的討論，t和r各自在質量上的差別暫不細分，而只考察數量上的影響。

②效用函數u=貨幣收入（③+④）+

非貨幣收入⑤

針對設定的初始稟賦，農戶的效用來自兩方面：勞動和土地作為生產要素可能提供的貨幣收入；土地除作為生產要素以外提供的非貨幣收入。效用函數的設定得到以下經驗觀察的支持：

表4:浙江省海寧市地產對農民的效用

資料來源:

劉紅梅，王克強，200

1③農業生產凈貨幣收入：pa·q(l,k,h)-

wal-

pkk-

th

pa：農產品市場價格

q(l,k,h)：農業生產函數

wa：農業雇工工資

l：投入農業生產的勞動時間

pk：農業生產中資本市場價格

k：農業生產中資本投入量

t：農業生產費稅率

h：農業生產中土地投入量

p1：在非農產業實現就業的概率，其值大小反映勞動力市場限制性

wi：在非農產業就業的凈收入=就業收入-就業成本

(t-l)：投入非農業生產的勞動時間，如果為負值，表明農戶雇傭勞動力，反之則反是

p2：土地使用權流轉的概率，其值大小反映土地市場發育程度

pr：流轉土地使用權的單位凈收入=流轉收入-流轉成本

(r-h)：使用權被流轉的土地面積，如果為負值，表明農戶受讓他人流轉的土地，反之則反是

⑤非貨幣收入：eh

e：土地除作為生產要素以外為農戶提供的單位效用。就表4考察的農戶而言，e的值為50%以上，相對于一般農戶，我們假定e不為零，它將為保有h面積土地的農戶提供eh的效用。

⑥生產函數：q(l,k,h)=alαkβhγ

a：農業生產進步因素

α、β、γ：分別為勞動、資本和土地的產出彈性。

農業作為一項弱質產業及易受自然災害的影響，與此同時種子、化肥和灌溉技術等進步也將提高農業產出，因此把a視為生產技術進步因素與自然災害因素相抵后的凈值。根據邊際產出遞減原則，生產函數的性狀滿足：00表明，當成本投入超過預算約束時，效用就受到懲罰。因此初始稟賦貧乏、缺少金融市場支持，制約農戶在農業生產中的大量投入。對于具有農業生產比較優勢，試圖大規模開展農業生產的農戶，他們本是流轉土地最大的需求者，但是嚴格的預算約束將制約對土地的需求。這可以解釋在各種非正規或正規的金融制度安排可得性高的地區，土地的流轉程度也較高，同時也說明建立農村金融制度安排對于促進土地流轉、改變農民惡劣的初始條件將有積極意義。

（1）中的x可視為經濟轉軌過程中，農戶勞動力的真實機會成本，且эl/эx

第三篇：農村土地使用權流轉的經濟解釋與分析

有轉讓的程序和辦法，沒有形成規范的使用權流轉制度。由于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村民委員會又是農村最基層的行政單位，所以村集體的政治決策將明顯地影響土地使用權的流轉。從目前土地流轉的各環節來看，行政操作的痕跡不僅清晰可見，而且在有些地區構成整個變革的“主線”。另一方面，即使這種流轉完全出于自發，依舊離不開行政審批認可這一程序。沒有規范的程序和辦法可依，在為以后的土地糾紛埋下隱患的同時，也給村干部的尋租行為提供了空間。所以，如果考慮游說村干部的費用以及流轉合同的不完備，土地流轉給農戶帶來的凈收益將會下降。

④農村的社會保障和失業保險制度。從表4提供的數據看，現階段土地為當地農戶提供的社會保障和失業保險效用非常顯著。土地作為社會保障的替代物，為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從而成為維護社會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而農村中大量的隱蔽性失業之所以沒有造成大的社會動蕩，土地對這些失業人口的吸納能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當其他條件不變時，這兩個功能越是顯著，農戶保有的土地量就會越多[20

。當然，隨著貨幣收入的提高，人們以貨幣收入抵御風險的能力也將隨之提高，如果配以類似城市中的社會保障和失業保險制度在農村中展開，那么土地的這兩個基本功能將會明顯的退化，較多的土地也就不會遲滯農民流轉土地的積極性，城鎮化的進程在這些地區明顯快于平均水平[21]。

四、關于農產品價格和農業生產函數的再討論

隨著計劃經濟時代農產品購銷體制的逐步取消和商品市場的完善，目前大部份農村地區農產品需進入市場銷售的份額占總產量的50%以上，少數地區達到80%左右，因此pa對于農戶進行農業生產的收益有顯著影響[22]，這可以解釋為何大部分地區提倡開展農業產業化，旨在對農業和農村經濟的主導產業、產品，實行產供銷、種養加、貿工農、經科教一體化經營（焦必方，1998）。而農產品價格上漲如何影響土地使用權的流轉則取決于農業生產的技術特征。

ⅴ結論和體會

本文的主要結論是，僅從效率角度看，農村土地使用權的自由流轉確實具有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農業生產效率的積極作用。要在今后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提高農民收入、推進農村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土地作為最基本的生產要素，可以自由和規范的流轉具有積極的意義。但是現階段金融制度安排的可得性、勞動力市場的限制性、土地承包制的穩定性、村集體的政治決策、土地的社會保障和失業保險功能以及農業生產的技術特征導致了流轉程度在不同地區的差異。

在利用一個農戶模型進行比較靜態分析的過程中，我們指出了哪些制度因素限定各外生變量從而影響農戶的微觀決策。如果確實承認農戶的決策是面臨約束條件下的理性行為，那么那些旨在推進農業現代化和農村城鎮化而限制或強制土地流轉的措施就可能反而有違于初衷。在農村的各項改革中，打破那些限制農民實現潛在效率的滯后制度，供給那些確實無法由市場供給的制度安排才是發展中國家政府的當務之急。

當然，將更多的篇幅留給分析文章的不足和學習的體會，對于一個學生而言或許更有價值。

這篇論文的最初想法是利用誘致性制度變遷理論解釋農村土地使用權流轉的現象。但是進一步的文獻閱讀尤其是實地訪問和考察之后，我們發現雖然一些地區通過各種形式的土地流轉取得很好的經濟績效，但是大規模的土地流轉并未在所有農村展開，即使一些地區的政策允許或鼓勵農民進行土地租賃和轉讓，但農民的積極性并不高。這樣的事實促使我們從農戶的微觀決策角度去思考哪些因素影響農民保有和流轉土地。

模型的改進工作還有很多。首先是生產函數的簡化。勞動和資本與土地之間的互補和替代性沒有清楚地分解開來，這使得影響勞動和資本投入的制度因素最終如何影響土地投入的分析缺乏說服力。短期內將資本略去是明智的做法，生產函數設為里昂惕夫型可能更適合中國的實際。其次是涉及多個變量的偏微分存在技術上的問題，全微分后利用矩陣進行比較靜態分析更加合理。

另一個缺憾是，文中的理論推論雖然大部分得到了經驗事實的支持，但就針對模型本身而言，缺乏一個統一的計量模型對推論進行嚴格的經驗檢驗。這一方面是受制于數據的可得性，另一方面也受制于數據處理的技術能力。最后，如果確信社會的公平不是皇帝的新裝，那么對土地流轉如此重要的制度安排，確實應該從公平角度進行不偏不倚的考察。以上幾個方面讓人想起了瓦爾拉斯在《純粹經濟學要義》寫道的：經濟學可以分解為精神科學、自然科學和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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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制度安排的變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創造，它是由個人或一群人，在響應獲利機會時自發倡導、組織和實行的（v·w·拉坦，賓斯旺格，1978）。

這個論斷建立在土地承包制30年不變的基礎之上，現實中的土地調整可能是頻繁的，下文將對此進行分析。

閑暇和商品的消費也可以為農戶帶來效用，但此模型中t是指可用于勞動的全部時間，所以閑暇已經隱含在初始假定中，而其他商品的消費可由貨幣收入在商品市場上購買。效用函數的線性形式則表明，貨幣收入和非貨幣收入，以及貨幣收入的兩種不同來源之間是明顯的替代性，這樣的假定值得討論，但確實使運算簡化。

雜交水稻的成功可能是一個普遍接受的例子，新品種的開發和無土技術的采用也體現了科技在農業中的作用，盡管定量的技術進步因子數據尚未得到。

在前文提到的案例中，果樹開發大戶和種糧大戶一般都得到了當地農村信用合作社的信貸資助。

例如對浙江省農村固定觀察點的觀察結果看，已有20%左右的農戶放棄了農地經營（史清華等，2001）

見m·吉利斯等人關于傳統農業的考察（m·吉利斯等，1998）

在前文提到的案例中，“反租倒包”等形式往往就由村集體發起。

一個典型的例證是在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中，“耕者有其田”一直是農民最大的愿望。

[21]

例如在上海郊區，隨著農村養老保險和失業保險的普及，寶山、奉賢等區縣的農民普遍將土地出租給外地來滬人員經營。而上海在98年至今，已經先后有4個縣進行撤縣設區。

[22]

[23]

例如在一項對1978年至1997年糧食生產函數的回歸來看，化肥的產出彈性為30.9%，土地的產出彈性為70.9%，而勞動的邊際貢獻幾乎為零

第四篇：安徽農村土地使用權流轉情況調查分析

安徽農村土地使用權流轉情況調查分析近年來，農村承包地的拋荒、閑置和流轉已成為一個日益引起關注的問題。這主要是由于土地的第二輪承包所導致的。本文以同時進行農村土地流轉試點（安徽省蕪湖縣）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的安徽省為案例，可以為研究其它地區農村的類似問題提供一個觀察窗口。據筆者在安徽省的調查，至2002年上半年，全省農村土地流轉面積已經超過280萬畝（不包括“四荒”地的招標、拍賣流轉），占全省耕地面積的4.5%以上[1]。流轉的主要形式有這樣5種：

第一，代耕。這是指暫時無力或不愿經營承包地的農戶，經自行協商臨時把承包地交由別人（大多是親友）代耕代種，原承包合同關系不變，時間、條件一般由雙方口頭約定（在許多地方，轉包者都要求代耕方負擔稅費）。這種形式因為簡單明了、手續簡便，成為當前農村土地流轉中最為普遍的一種形式。據統計，安徽省以此種方式流轉的土地約120萬畝，占全省土地流轉總面積的42%。[2]

第二，換耕。指單個或部份承包戶主動或在村委會指導下與本村其它承包戶自愿調整地塊，使承包地連片集中的行為。據初步調查，安徽全省約20萬畝，其中，六安市4.2萬畝，巢湖市1.4萬畝。個別地方換耕的面積甚至占到土地流轉總面積的20%至30%。

互換本身是一種流轉形式，又對其它形式的流轉起推動作用，且有利于土地的連片集中和規模經營。最近頒布的《農村土地承包法》也肯定這種土地流轉方式。[4]

第三，轉包、轉讓。早在1996年底，安徽省政府農村經濟辦公室就制定了“安徽農村集體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管理方法（試行）”，承認轉包、轉讓、出租、入股等4種形式。

其中轉包、轉讓這兩種流轉形式操作比較規范，以此種方式流轉土地的主體一方是農戶或村委會，農戶和集體的權利能得到尊重和保障。按照《農村土地承包法》和安徽省的有關規定，以轉包、轉讓方式流轉土地的應簽訂書面合同，但筆者在調查中發現，不少地方土地的轉包、轉讓簽約率不高，以后引起糾紛可能比較難處理。

第四，出租、反租倒包。出租是指農民或集體組織將土地的使用權有償讓與他人的行為。反租倒包是指鄉鎮政府或村級組織先從農戶或集體組織那里租賃土地，然后轉租并從中謀利的行為。這本來是兩種不同的形式，但在實踐中往往把兩者混為一談。筆者在調查中了解到，以此種方式流轉的土地，大多數是在鄉鎮政府的推動或直接干預下進行的，有不少地方成立了以鄉鎮長為主任的“土地流轉服務中心”，直接參與土地流轉工作，有的還以各種名義參與租賃費的分配或獲得“倒包”中的差價。

第五，公司+農戶。指大的涉農企業或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為主體，在鄉鎮政府或村級組織的支持下，與農戶直接簽訂合同，租賃大量連片土地從事農業開發，出租土地的農民可以在企業上班。這實際上也是第三種流轉方式中的一個特例，農民在獲得租金收入的同時，還可實現不離鄉就業。這種現象大多發生在農業產業化程度較高、龍頭企業實力較強的地方。

盡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要求農村土地流轉必須堅持依法、自愿、有償、規范進行，但在利益的驅使下，許多基層組織越俎代庖，操縱控制土地流轉活動，有的地方甚至動用警力，威逼農民就范。在一些地方，土地糾紛已取代農民負擔問題成為農村社會群體抗爭事件的主要原因。問題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逼民流轉。按現行法規，農村土地歸集體所有，土地發包方是村民委員會，一些基層干部就以土地所有者代表的身份，運用行政權力硬性強迫農民參加土地流轉。例如，2003年6月，蘇州市光福鎮黃渠村村民正準備栽秧，村委會突然通告大家不要干了，因為稻田已被鎮里租給了“太湖國家旅游度假區”，每畝地年租金為560元（含代交農業稅60元），租期為25年。在村民的反對下，租金有所提高，但村民仍不答應。鎮政府為了達到目的，2003年12月初派人到村小學，聲稱如果家長不在租地合同上簽字，將不許其小孩到校上學。過了幾天，鎮村兩級又出動100多人、6輛警車，帶著電棍、手銬等，強行把煤渣填在稻田里。為此，村民不斷到省市集體上訪。[6]

其次是基層政府及官員與民爭利。許多村民反映，我們并不反對土地流轉，只是土地流轉涉及到千家萬戶的利益，但不管土地拿去干什幺，補償費給多少，干部和政府都不和我們商量，而且補償金的一大半都到了一些單位和個人手里，實在讓人無法接受。在筆者調查過的某市，1999年以前鄉村兩級對流出土地的農戶每畝僅補貼20至30元；2000年以后，從鄉村行政組織手中發包土地的售價已高達350元至500元，但給農民的補償仍按原標準執行；2001年，該市范圍內村集體通過流轉土地獲得的發包收入中只有30%左右實際補償到農戶手中，有不少農民甚至未得到一分錢的補償。

再次是不規范操作。中央文件明確指出：“不提倡工商企業長時期大面積租賃和經營農戶承包地”。[7]但是一些工商企業動輒圈地數千畝、數萬畝，一租就是50年、70年，遠遠超過農民土地承包期30年的期限。一旦企業垮掉，許多失地農民就沒有了生活來源。最后是圈占土地而不開發。許多基層政府為了追求政績，在招商引資毫無結果的情況下，自己先把地圍起來，搞“空架子”工程，致使大量土地長期拋荒，勞民傷財，農民對此反映強烈。

以家庭承包制為核心的農村改革雖然推動了農業的發展，但也遇到了一些新問題、新矛盾。其一是農戶小規模經營與現代農業集約化生產的矛盾；其二是土地承包30年不變造成部份農戶對自己承包地偏頗的認知模式和狹隘的占有觀念與土地規模經營的矛盾；其三是“小而全”的家庭經營結構與專業化生產的矛盾；其四是耕地資源稀缺與土地閑置浪費的矛盾；其五是平均分包土地的福利保障特性與按市場機制配置土地資源的效率性的矛盾。強調加快土地流轉的探索，應不斷適應形勢的發展，改革和完善農村各項制度，推進土地流轉工作的規范、深入進行，為下一步農村全面小康建設奠定堅實的基礎。

【注釋】

[1]參見《2002年安徽統計年鑒》。

[2]根據2002年安徽省農調隊資料整理。

[3]根據2002年安徽省農調隊資料整理。

[4]參見最近出臺的《農村土地承包法》。

[5]參見安徽省1996年底出臺的“安徽農村集體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管理方法（試行）”。

[6]參見《半月談》，2003年第11期。

[7]參見中共中央2001年第18號文件。

第五篇：農村土地使用權流轉問題初探

農村土地使用權流轉問題初探

摘要：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再次重申了允許農村土地使用權以多種形式進行流轉，發展適度規模經營。中央為什么要再次強調這一問題？近年來農村土地使用權在流轉過程中存在些什么問題？如何依法有序地引導農村土地使用權合理流轉，成為當前理論工作者和實踐工作者共同關注的問題。

關鍵詞：農村土地使用權；農業規?；洜I；現代農業；助推器

胡錦濤總書記十七屆三中全會前夕在安徽鳳陽縣小崗村考察工作時強調：“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是黨的農村政策的基石，不僅現有土地承包關系要保持穩定并長久不變，還要賦予農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同時，要根據農民的意愿，允許農民以多種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發展適度規模經營。”這一基本思想在十七屆三中全會《決定》中得到了充分體現。農村土地使用權的流轉并非新事物，2005年我們就已頒發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管理辦法》，那么，中央為什么現在又要進一步強調農村土地使用權的流轉問題？近年來農村土地使用權在流轉過程中存在哪些問題？如何揭示其內部規律，找出問題根源，引導規范農村土地使用權依法有序流轉？本文將試圖濰坊市為例對上述問題加以初步探討。

一、農村土地使用權流轉是現階段農村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在穩定和完善集體土地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的基礎上，允許土地使用權合理流轉，既是黨的一貫政策，也是農業發展的客觀要求，是我國農業邁向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1、農村土地使用權的流轉是農業規模化經營的現實需要。中國目前實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曾經大大解放了農村生產力。但隨著農村新形勢的發展，隨著現代農業規模化經營的需要，現行土地承

包制已出現一些不適應。主要是把土地等生產要素分散在一家一戶，制約了土地規模經營。據全國政協常委李德水介紹，在中國南方、中西部以及丘陵地帶，人均耕地較少，土地承包時又要肥瘦搭配，一家三五畝地都被分割成七、八個甚至更多地塊。這種分散經營的生產方式，難以推廣使用先進科學技術，也無法與大市場全面對接。建設現代農業，必然要求采用現代的科學管理辦法組織管理農業，由貿、工、農一體化的規模經營方式，取代千家萬戶分散的小農經營方式，使農業經營逐步實現產業化和規模化。而現實的問題是：由于承載著現代農業發展基礎的土地分散到千家萬戶，如果沒有合理的流轉，就很難形成規模。各地實踐表明，通過流轉，土地向種植大戶、能手和企業集中，使規?；洜I、標準化生產得以迅速發展。如濰坊下轄的昌邑市宋莊鎮土地流轉服務中心通過租賃、轉讓等流轉形式，為金絲達集團集中土地1萬多畝，用于規?；?、標準化種植綠化苗木，帶動當地發展綠化苗木10萬多畝；而轄下的諸城市煙草公司近年來積極探索規?；?、農場化種植的路子，在部分鄉鎮租賃農戶承包地建立煙葉農場，目前，農場總數已達57處17510畝。

2、農村土地使用權的流轉是農業增效、農民增收的現實需要。加快農村土地使用權合理流轉，可有效解決目前農村想種田的人無田可種、不想種田的人又不能不種的問題，促使土地向種養能手、經營大戶集聚，吸引工、商、貿企業加盟投資經營農業，有利于建設一定規模的特色農產品基地。通過運用高新技術發展種養業、加工業，有效地打破當地傳統農業狹小封閉的區域界限，促進農業的對外開放，改造提升當地的傳統農業，拉長產業鏈。同時，通過示范基地、農業園區的示范、輻射、帶動作用，提高農業生產水平，促進周邊地區的農業發展，促進農業增效、農民增收。如濰坊轄下的安丘市輝渠鎮夏坡村300個農戶將東山500畝荒嶺簿地租賃給鎮煙站，發展黃煙生產，農戶獲得流轉收益48.5萬元，畝均970元，經濟效益翻了一番多；

而轄下臨朐縣上林鎮張閣店村通過土地流轉，發展瓜、果、菜生產，每畝年增加收入7000多元；轄下的昌樂縣臥陀鎮一些種煙大戶，租賃本村或鄰村農戶土地，每畝每年300元，被租賃戶搖身一變成為雇工，月收入800元左右。農民增收效果明顯。

3、農村土地使用權的流轉是農業產業化深化升級的現實需要。土地使用權科學合理地流轉，促進了優勢產業向規?；⒓s化方向發展，優化了農業種養結構，加快了農業標準化生產和農村勞動力轉移進程，從而為農業龍頭企業提供了量大質優的農產品和豐富的剩余勞動力，增強了農業龍頭企業在國內外市場競爭力，促進了農業產業化的深化升級。如濰坊轄下的諸城市農產品加工龍頭企業通過土地流轉在農村建立“原料生產車間”，變“公司加基地連農戶”的運作模式為“公司加農場帶農戶”，直接吸收農民當工人，從源頭上打造產業化、標準化鏈條，促進了農業產業化深化升級。

二、現階段農村土地使用權流轉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從對濰坊市各縣區的調查情況看，受經濟發展狀況、勞動力轉移情況和社會環境等因素的制約，農村土地使用權在流轉過程中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1、部分農民存在思想疑慮。認識問題是制約目前各地土地流轉緩慢的主要原因。突出表現在，由于長期以來形成的對土地的依附性，一些農民想將土地承包經營權進行流轉而又心有疑慮，害怕徹底失去土地。當其外出打工或無力耕種時，往往選擇私下協商代耕，臨時性轉包，甚至粗放經營也不愿意放棄土地經營權。就連地處中心城市郊區的農民都反映：有了土地，生活就有退路，即使從其它行業賺不到錢也可以回來種田，將來年紀大了，還可依靠土地養老，心理踏實。這些思想的影響，阻礙了一些地方的土地的流轉。

2、部分基層干部存在怕煩怕難的情緒。近年來，有些地方的農業規模經營沒有太大進展，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有的基層干部為難和怕

麻煩。覺得土地都包給農民了，中央又強調土地流轉要遵循自愿的原則，沒有必要去自找麻煩，因而缺乏主動出擊的意識，沒有積極主動地做好引導服務工作，在土地流轉的條件和時機成熟上沒有起到“推一把”的作用。

3、土地流轉的操作程序不規范，農民缺乏合同意識。目前的土地流轉大多處于自發和無序狀態。相互之間的轉包、轉讓往往以口頭協議的形式進行，不遵循一定的程序和履行必要的手續，未通過流轉合同來規范雙方的權利和義務關系，糾紛隱患較多。口頭協議的隨意性造成接包方缺乏長期經營的打算，舍不得增加投入，積極性不高。濰坊轄下的安丘市調查表明，簽訂土地流轉合同的只占10%，絕大多數只是口頭約定、君子協議，留下了許多隱患。

4、土地流轉的中介組織不健全。目前各地尚未形成統一規范的土地流轉市場，流轉中介組織較少，流轉信息傳播渠道不暢。個別地方盡管建立了流轉中介組織，但真正按市場經濟法則進行土地流轉的并不多。流轉市場發育不良，中介組織匱乏，信息不靈，導致流轉不暢。調查中，濰坊轄下的坊子區的一些農民反映，由于缺少中介組織，往往出現轉讓者找不到合適的受讓者，而需要者又找不到出讓者，極大地制約了土地流轉。

三、完善農村土地使用權流轉的建議與對策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在當前農村社會保障還沒有建立健全的情況下，必須以發展現代農業為動力不斷創造土地流轉的需求，推進農村土地使用權的依法有序流轉，更好地發揮土地流轉在發展現代農業、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中的“助推器”作用。

1、尊重農民話語權，讓農民在土地流轉中真正受益。農民在流轉過程中往往是弱者，他們缺乏必要的合同法知識，缺少對土地升值的預見性，甚至缺少話語權。舉例來說，在經濟發達的一些地方，有農民與企業簽訂了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合同，按當時的土地產出效益

為基數確立了補償標準。但土地在不斷增值，農民卻不能分享土地增值的收益，往往引發糾紛，甚至發生嚴重的沖突。因此，要完善土地流轉制度，應該一方面要尊重農民意愿，尊重農民話語權，提供多種流轉方式供農民選擇；另一方面要合理評估土地價值，增強合同的科學性、嚴肅性，既保證農民能夠分享土地增值的收益，又能保證土地轉讓期間的穩定，發揮土地規模經營的效果。

2、遵循土地流轉原則，保障農民的合法權益。土地承包工作政策性極強，建立規范有序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機制，明確所有權，穩定承包權，搞活經營權，依法維護農民群眾的合法權益，是維護穩定、構建農村和諧社會的關鍵。一是堅持“確保所有權、穩定承包權、搞活使用權”的原則。家庭承包為主的責任制和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是黨在農村的一項基本政策，要長期堅持。二是堅持“依法、自愿、有償”的原則。任何單位和個人都不得違背農戶意愿，強迫流轉。做到以人為本，科學推進。三是要堅持土地流轉的主體是農民，農村土地承包者擁有土地收益和處分權。在引導農村土地流轉中，流轉收益要歸農戶所有，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從中截留、扣繳收益，不許與民爭利，確保農村穩定。四是堅持可持續發展的原則。經營者不能損害生態和生產環境，不能搞掠奪式經營和隨意改變土地的用途。

3、搭建流轉載體，建立土地流轉中介服務組織。諸城市枳溝鎮、昌邑市宋莊鎮等地在實踐中，探索性地的建立起有助于土地流轉的中介服務組織。由集體經濟組織成立“土地托管中心”、“土地代管站”、“托田所”等機構，從事介紹流轉對象、幫助審查接包方資格、提供有關業務咨詢等。中介組織要建立農村土地流轉交易信息網絡，及時登記匯集可流轉土地的數量、區位、價格等信息資料，定期公開對外發布可開發土地資源的信息，接受土地供求雙方的咨詢，提高土地流轉交易的成功率。在雙方協調一致前提下，中介組織幫助辦理流轉手

續，同時為承租者提供信貸、技術、物資等服務，妥善處理土地經營過程中發生的矛盾和問題，切實維護土地所有者、承包者、經營者三方的合法權益，從而使土地流轉與農業結構調整實現雙贏。

4、規范運作，加強對土地流轉的監管。土地流轉涉及多方面的利益，必須健全制度按規范程序進行。土地流轉關系確定后，應當簽訂合同，并報農業承包合同管理部門和村集體組織備案。要統一土地流轉合同文本，實行微機化管理，加強指導監督，對土地流轉情況進行專項檢查，按照農業部《流轉管理辦法》要求，進行規范完善?？h農業行政主管部門要加強對農村土地流轉工作的管理，建立農村土地流轉信息庫，做好登記、審批、備案、合同簽證、檔案管理、信息發布工作。要建立農村土地流轉仲裁制度。對農村土地流轉合同的執行和糾紛的處理進行跟蹤、調解和仲裁，確保農村土地流轉工作公平、公正、合理，維護農民合法權益。

完成于2008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