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義和團口號

神助拳，義和團，只因鬼子鬧中原。

不下雨，地發干，都是教堂遮住天。

女無潔意，男不嫌，鬼孩不是人所產。

如不信，仔細觀，鬼子眼珠俱發藍。

神也怒，仙也煩，一等下山把拳傳。

焚黃表，生香煙，請來各洞眾神仙。

不用兵，只用拳，要廢鬼子不為難。

挑鐵路，拔電桿，海中去翻火輪船。

大法國，心膽寒，英吉俄德哭連連。

洋鬼子，全殺盡，大清一統并將山。

第二篇：義和團抗擊八國聯軍

第7課 義和團抗擊八國聯軍

課標要求

了解八國聯軍侵華的史實；結合《辛丑條約》的主要內容，分析《辛丑條約》對中華民族危機全面加深的影響。教學目標

一、識記與理解

了解義和團運動興起和發展的大致情況，講述義和團抗擊八國聯軍侵略的故事；記住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爆發的時間和組成八國聯軍的八個國家，理解八國聯軍侵華的目的，知道八國聯軍搶掠北京的暴行；記住《辛丑條約》簽訂的時間，掌握條約的主要內容。

二、能力與方法

通過引導分析義和團運動提出的“扶清滅洋”口號，培養學生抓住主要矛盾、一分為二地分析評價歷史現象的能力；通過收集有關八國聯軍侵華暴行資料的學習活動，培養學生自主學習、探究學習的意識和運用計算機網絡技術搜索、下載、整理信息及運用信息的能力；通過逐條分析《辛丑條約》的危害，使學生掌握基本的歷史分析方法。

三、情感態度價值觀

通過學習義和團戰士和清軍部分愛國官兵團結戰斗、共同殺敵的史實，讓學生理解人民群眾中蘊藏著偉大的力量和不屈的民族精神，加深對“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理解；通過揭露八國聯軍破壞和掠奪中國國寶、踐踏中華文明的罪行，使學生永遠牢記國恥、國難，樹立振興中華的堅定信念。重點難點

一、重點：義和團抗擊八國聯軍侵華的斗爭；《辛丑條約》的主要內容及其危害。

二、難點：《辛丑條約》對中華民族嚴重危害的認識。教學準備

教師研讀課標、教材，撰寫教案，制作多媒體課件；學生上網收集八國聯軍侵華暴行有關資料。

教學方法 講述法、討論法、問題探究法多法并用。教具 計算機及多媒體課件；相關圖片資料及音像制品。教學過程 引入新課：

播放“八國聯軍洗劫北京城”視頻短片，教師設問，引入新課 八國聯軍包括哪八個國家？它們為什么要發動對中國的侵略戰爭？

一、義和團運動的興起

1.義和團是一個什么樣的組織？最早興起在什么地方？其斗爭矛頭是什么？

2.后來義和團又提出了什么口號？其斗爭矛頭有什么變化？說明了說明問題？

3.清政府對義和團的態度前后有什么不同？說明了說明問題？

由于義和團勢力的迅速發展，帝國主義擔心他們的在華利益受到損害。便于1900年6月組成八國聯軍，絞殺中國的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爆發了。

二、抗擊八國聯軍

請同學們看書，思考如下問題：

1.八國聯軍是由哪些國家的軍隊組成的？它們侵華的直接目的是什么？ 2.八國聯軍侵華期間，中國的義和團戰士和部分清軍愛國官兵進行了哪些英勇抵抗？

重點了解廊坊阻擊戰、老龍頭火車站圍殲戰等激戰場面以及張德成、聶士成等英勇抗敵的英雄事跡.八國聯軍攻占天津后，沿運河向北京進犯，并于8月中旬攻占北京。慈禧太后帶領光緒帝倉皇出逃。

同學們想一下，中國近代史上，哪支外國列強的軍隊也曾打進北京，并對皇家園林圓明園實行了野蠻的搶掠焚毀？

八國聯軍進北京后，肆無忌憚地燒、殺、搶、掠，犯下了滔天罪行。請同學們快速閱讀課本彩色字內容，了解八國聯軍在北京城欠下中國人民的一筆筆血債。

同學們，下面我們再通過一段影片來進一步了解八國聯軍在中國犯下的滔天罪行。

播放影片《中華國恥大事記》 同學們，我們如何才能洗刷掉這段恥辱的歷史呢？ 學生回答略

剛才，我們講了八國聯軍進占北京后所犯的罪行和給中國人民造成的危害。但應注意，殺人放火固然危害很大，但在當時，真正對中國社會造成危害而且影響深遠的事件是《辛丑條約》，下面我們就來學習下一目內容。

三、《辛丑條約》

教師可指導學生圍繞以下三方面進行學習： 1.明確條約簽訂的時間及簽訂雙方； 2.對比掌握條約主要內容；

3.引導分析條約給中華民族帶來的嚴重危害。小結鞏固

請同學們將《南京條約》、《馬關條約》、《辛丑條約》的內容按割地、賠款、開口、給權四方面進行歸類整理，并設計成一個表格，進行對比分析，找出它們的差異不同。

板書設計： 第7課 義和團抗擊八國聯軍

一、義和團運動的興起

二、抗擊八國聯軍

三、《辛丑條約》 作業：自我測評

第三篇：認識義和團的方法

認識義和團的方法——兼淺議袁偉時先生論現代化與教科書問題

義和團運動到底是一場壯烈的反帝愛國運動，還是盲目排外的悲歌，這個問題并不是二選一的簡單選擇題，但很不幸，這個問題卻很容易從學術問題，上升為政治問題。1967年5月《紅旗》雜志發表了戚本禹《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通過批判以義和團為對象的電影，來展開對劉少奇的批判，開始了將義和團視為大眾運動、反帝國主義運動、革命運動的最高峰的宣傳。[1]當文革結束，李侃等幾位先生又開始批判戚本禹。在1979年第2期《歷史與教學》，李侃先生發表了《義和團運動中的幾個問題》文章，目的是為了肅清余毒，但并未完全否定戚文某些論調。[2]到了1980年1月，《歷史研究》發表了汪致中先生的《封建蒙昧主義與義和團運動》，強調了義和團的迷信性、對清朝的從屬性和盲目的排外性、否定了它的反封建性，甚至對反帝國主義的效果也提出了疑問，本土歷史學界對其文章多持否定態度。爾后我國的歷史學界對此問題有不斷深入的挖掘，在具體事件過程乃至于歷史細節上都有創新，評價上基本都將其視為“愛國反帝的群眾運動”，但不排除其“盲目排外”。[3]最近幾年海外漢學的大規模引入，使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視角，來審視我們的歷史認識。

海外漢學家柯文先生，在其書《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開篇言道：

“哲學家寫了大量理論文章評論歷史學家的工作。??關于歷史學家的‘所作所為’，我剛開始研究歷史時的看法與現在的看法大不相同。我以前一直認為，歷史在某種意義上說是一系列真實的史料。我還以為，歷史學家的主要目的在于理解和解釋歷史。但是，關于解釋歷史的過程和牽涉的種種問題，我現在的看法比以前復雜得多。我現在認為，歷史學家重塑歷史的工作與另外兩條‘認知’歷史的路徑——經歷和神話——是格格不入的。對普通人而言，這兩條路徑具有更大的說服力和影響力。”[4]

義和團的相關問題，充滿了神話和迷霧，但這更加突顯歷史學家工作的重要性。不如讓我們先看看，1900年晚春出現于北京、天津及直隸和滿洲許多地方的一張義和團揭貼：

“慶王爺于四月初九日（5月7日）夜間子時連得三夢。

玉皇大帝點化他，改天主，歸大清正道：你既吃了中國俸祿，反與外洋助力，如此不該，悔之晚矣。因天主爺、耶穌爺不遵佛法，大悖圣道與大清黎民，大街小街任伊自便。今上帝大怒，免去雨雪，降下八萬神兵，教傳義和團神會，特借人力，扶保中華，逐去外洋，掃除別邦鬼像之流。不久刀兵就動??玉皇大帝發慈悲之心，救世扶民，先行通知：由四月十八日（5月16日）起，莫坐火車貪快，惟恐死在鐵軌之中；至于五月十八日（6月14日），切囑爾曹，屆期千萬不可安坐火車耳。傳一張免一家之災，傳十張免一方之災難。倘若見而不傳，必有大禍臨身。夢畢醒錄之以救世。”[5]

這個揭貼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義。對于袁偉時先生，可能會得出義和團與封建會道門組織同出一轍，封建迷信，盲目排外，禍國殃民，教科書中萬不可宣揚。對于民族主義者，則可能視義和團為愛國主義的代表，反抗侵略的先鋒。但柯文先生卻可以從中看出，旱災與義和團興起的關系，同時輔以其他材料，引出一問，“義和團的動機：是反對帝國主義、排外還是對旱災的擔憂？”

關于作為原因解釋之一的“帝國主義”，柯文先生作了如下的回答：

“我并不否認，在世紀之交的中國，帝國主義是中國人面臨的一個嚴重的現實問題，是激發義和團運動的一個重要的背景因素。然而，它僅僅是眾多原因之一，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時間，它起的作用是大不相同的。此外，對代表帝國主義的傳教士、教民、鐵路、電報和外國軍隊等人和物質采

用的行動有可能是由許多動機促成的，并不僅僅是由‘愛國主義’或‘反帝思想’促成的。因而，把這個詞匯強加于義和團運動，會帶來過分簡單化的失誤，看不到義和團的動機的復雜性和多樣性。??

換言之，在19世紀的最后幾年里，中國人與洋人、親外國的中國人和外國技術直接接觸的機會從總體上來講是增多了，但這些機會在華北的分布并不平衡。此外，還有一個奇特的現象（說它奇特，是因為有人認為義和團的行動是其反帝動機促成的），即帝國主義影響最大的那些地區往往并非義和團最活躍的地區。山東的情況就是如此。在山東境內，外國的經濟活動最興盛的地區（東部和東南部沿海地區），顯然沒有義和團的影子，還有將近一半的傳教地區也沒有鬧義和團。對山東和直隸南部地區的情況進行研究的馬克·埃爾文發現，‘義和團運動與人們認為引發這場運動的宗教因素及外國侵略因素’之間實際上并無太大關系，這使他感到驚訝，進而認為用這些因素來解釋義和團運動的起源，‘不足以令人信服’。”[6]

柯文先生認為義和團得到普遍支持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人們對饑荒的憂慮情緒：

“從擔心和仇恨外來者的方面來說，中國一直存在著排外主義的潛流，但是，只有在外部環境發生動蕩，某個社區或地區的力量均衡狀態被打破，這股潛流才能活躍起來。??雖然具體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干旱是整個華北平原共有的一個因素。我認為，正是這個因素造成了1900年春夏義和團運動的蓬勃發展和民眾對該運動的普遍支持。??另一方面，有大量的證據表明，人們對饑荒的憂慮情緒以及隨之而來的困惑和恐懼情緒極為普遍。此外，如同在其他農業社會里常見的情況一樣，干旱造成茫然無措、憂慮絕望和越來越嚴重的食品匱乏——用南希·舍佩爾—休斯引人注目的話來說，是‘饑餓性狂燥癥’——使得中國人傾向于接受極端的解釋和采取極端的行動。在中國，1900年不是一個正常的年份，人們隨時隨地都可能遭受殺身之禍。社會上不斷出現群體性的歇斯底里，許多人顯然愿意相信希奇古怪的宗教性宣傳和法術，由此可以看到，普通民眾具有背離正常行為模式的強烈愿望。”[7]

這一論調顯然與我們歷史學界給出的定論不同。那么，為何認識義和團會如此差別？

“把歷史上的義和團與被神話化的義和團剝離開來并非一件容易事。對中國歷史學家而言，拋棄文化大革命時期赤裸裸地美化義和團的做法是比較容易的，但是，新文化運動時期給義和團貼上‘迷信’標簽和20世紀20年代給予義和團的‘反帝愛國’美譽是不容易被丟棄的。這兩種傾向分別來源于最能體現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責任感的兩種理念：一種是無條件相信科學和理性的唯科學主義，另一種理念則極為重視國家主權和破壞國家主權的任何征服力量（首先是帝國主義）。在這些不可抗拒的潮流的限制下，中國的許多歷史學家根本不把描述義和團為‘迷信’或‘反帝愛國’的行為看做制造神話的行為，而是看做準確解讀歷史的行為，‘迷信’說指出了義和團運動最大的缺點，‘反帝愛國’說則揭示了該運動的巨大力量。”

問題根源于國人長期以來對西方的認識。西方在近代史中扮演了既是天使又是魔鬼的角色，簡而言之，他們的富強是我們學習的榜樣，而他們的蠻橫給我們帶來深重的災難。關于帝國主義的敘述，費正清先生主編的《劍橋中國史晚清卷》的序言里，精辟地指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外部的入侵日益被民族主義者稱為“帝國主義”，而內部積弱的根源則被稱為“封建主義”。正是這兩種主義，在我國近代史解讀中幾乎占據了絕對的地位，主導了我們對近代歷史的認識。但他也同意“中國人民遭到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剝削和欺凌。作為一般性的結論，這是幾乎不容置辯的。”[8]

在中華書局出版的柯文先生另一力作，《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中，對“帝

國主義”有更深刻的探討。

“我個人認為如果從超歷史的角度把帝國主義作為一把足以打開中國百年來全部歷史的總鑰匙，它確實是一種神話。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把他看成是各種各樣具體的歷史環境中發生作用的幾種力量之一，我認為帝國主義不僅是現實的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解釋能力。歷史學家面臨的挑戰是精確地——要比過去精確得多地——界說與帝國主義有關的具體情景，然后指出它是如何和這些情景相關的。”[9]

事實上，無論是過去的西方漢學界，到現在的著名西方漢學家，也沒有完全否定“帝國主義”的解釋力度，但能否把“帝國主義”不加區分地作為每一段具體歷史事件的起因，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毫無疑問，傳教活動中不乏傳教士包庇教民違反《大清律》的案例，商品交易活動中長期有洋人走私鴉片，列強乘教案強行劃立租界、發動戰爭、索取高額賠款，這些都是鐵一般的事實，也給清政府統治下的中國帶來了沉重的災難。但是在某個具體事件上，單用“沖擊—回應”、“帝國主義”等理論來解釋，而忽略了某些具體事件的經歷和過程，必然使得原來的歷史圖象殘缺不全，對于歷史的解釋也容易被簡單化和口號化。

不幸的是，袁偉時先生在此問題上則走過了頭。他試圖在義和團運動的分析中，擺脫“愛國反帝說”，但可惜并未能提出更為深刻的理論，卻以簡單的“蒙昧迷信”、“盲目排外”作為替代品，結果產生的副作用就是把義和團妖魔化了。[10]于是，在解釋破壞鐵路、拔電線的問題上，袁偉時先生就出現了偏離史實上的失誤，簡單地以論代史了。[11]問題的根源，是袁偉時先生將其對現代化的簡單認識，未加深入思考而套入史評之中。[12]作為一個本土的學者，令人感到痛心和惋惜的是，他并未能深入當時義和團運動成員參與者所處的歷史環境，思其所思，感其所感，真正實現“在中國發現歷史”，而簡單地將其活動斥之為“摧殘文明和反人道的罪行”。[13]

讓我們再來看看柯文先生就國外現代化理論變化的敘述：

“在 50 年代，美國學者開始談到現代化理論時，他們把很多的社會現象包括在內，在政治方面是民主，經濟方面是工業，在社會方面是平等，機會自由。而且，世界上所有的國家，盡管有的先走，有的后走，但所有的國家都最終要走到現代化這條路上。到 70、80 年代，有很多人認為這個太簡單，現代化并不一定包括民主化，也并不一定包括其他的各種各類的社會現象，而且現代化這個觀念，也可以只指社會的一方面，一部分，并不一定是全盤的，一個國家可以有一個很現代化的軍隊，但卻有很多的老百姓還是文盲，所以在教育方面沒有受到的現代化，而在軍事方面卻受到現代化的影響。美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美國是世界上最具現代性的國家，但是在美國社會、文化中，有很多現象像宗教方面，并不一定都包括現代的看法，或是現代的現實，總的來說，一個現代的國家，并不一定沒有傳統的現象。”[14]

現代性、現代化和現代化理論是一系列非常復雜的問題，本文并未打算就這個問題深入細致的分析。就袁偉時文章中提到的馬克思·韋伯而言，我們知道韋伯既不是漢學家，他也不懂中文，他對中國的了解及知識都是透過第二手的資料得來的，其中有許多不正確甚至極為錯誤的地方，他的論斷的確產生了重大影響，但我們不應忘記他提問題的方法是以西方為中心的，因此，不加批判地吸收他的理論，加入我們的歷史研究中，必然會產生偏差。[15]并且伴隨現代化而來的一系列概念和定義，本身就具有很大的爭議性。但我們不應該忘記現代社會的主體構成及其經濟基礎。如果我們忽略了義和團運動的成員是農民，他們當時所處的社會是生存條件如此惡劣的社會，我們責備他們不夠現代化，缺乏現代性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但同樣不應該忘記的是，即使是在熟悉《國際法》、且

非常現代化的德國也發生過屠殺猶太人的事情，最現代化的美國也曾有對黑人的歧視和奴役，不久前澳大利亞也發生過白人將非白種人趕出沙灘的排外事件。歸根到底，義和團所表露出來的排外主義并非本土文化所特有，也與現代化不現代化沒太多關系。筆者個人不主張排外主義。

最后，涉及到一個敏感的問題，就是教科書問題。的確，就教科書本身存在的問題，袁偉時先生把香港的教科書作比較，的確能夠說明一些問題。[16]作為初級中學的教科書，在介紹義和團運動的時候是欠缺全面的。在教學的時候，也只強調了義和團運動的“反帝愛國”，甚至連其“盲目排外”都不作要求。[17]在課程緊湊的初級中學歷史教學似乎也只能如此。但正如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蔡鴻生老師在《〈圣嬰斷奶圖〉的啟事：告別教科書》一文中所說：

“因此，到了一定的階段，我們就得告別教科書，就如圣嬰到了發乳牙的時候就應‘斷奶’。臨別依依，說聲‘再見吧媽媽’是完全理性的。我們強調的是‘告別’，不是‘拋棄’，更不是‘批判’教科書。換句話說，就是要自覺地擺脫教科書思維模式的影響。假如我們已經成長了，還遺留著吃奶時的習慣就不好了。”[18]

[1] 戚本禹，《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究竟是中國人民組織義和團跑到歐美、日本各帝國主義國家去造反，去‘殺人放火’呢？還是各帝國主義國家跑到中國這塊地方來侵略中國、壓迫剝削中國人民，因而激起中國人民群眾奮起反抗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走狗、貪官污吏？這是大是大非問題，不可以不辯論清楚。”

[2] 李侃，《義和團運動中的幾個問題》開篇即為義和團運動定性，“義和團運動是一次以農民為主體的大規模反帝愛國運動。它表現了中國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反抗精神”。

[3] 見廖中一主編，《義和團大辭典》，1995年，序言：“義和團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重大的歷史事件。它是以華北農民為主體，華北地區為中心，涉及全國的反帝愛國運動。??它英勇無畏地反抗外國侵略者，又盲目排外，頑固守舊”；又見李侃，李時岳，李德征，楊策，龔書鐸主編，《中國近代史（第四版）》，中華書局，1999年5月，第288頁：“義和團提出‘滅洋’，雖然觸及了時代的救亡主題，起了廣泛吸引群眾參加反帝斗爭的作用。但他對洋人、洋教和外來思想統統排斥，并波及輪船、鐵路、電線、機器、學堂、報館、洋書、洋服，又具有盲目排外的落后性。??盲目排外思想模糊了群眾的斗爭目標，給義和團的反帝斗爭帶來了消極作用。”

[4] [美]柯文著，杜繼東譯，《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序言

[5] 程振江、程嘯，《義和團文獻》，第18頁；轉引自柯文，《歷史三調》，第70-71頁；慶王爺實際上不是基督徒，這里說他入了教，是要讓他信譽掃地，因為他是負責處理對外事務的。

[6] 柯文，《歷史三調》，第75、78頁

[7] 柯文，《歷史三調》，第79-80頁

[8] [美]費正清主編，《劍橋中國晚清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序言：“當中國運用帝國主義的概念時，它已被擴大了。回顧起來，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后，無論是在國民黨還是在中國共產黨的思想中，帝國主義的作用有增無已。它是毛主席思想的組成部分。帝國主義從鴉片戰爭時起就活動開了，這比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列寧主義的金融—資本型的帝國主義的興起要早得多。毛主席關于帝國主義的概念，不但遠溯到包括維多利亞早期商業擴張時代的戰爭和炮艦外交，它還把帝國主義概念擴大到幾乎包括十九世紀外國與中國的一切形式的接觸，把基督教的傳教活動當作文化帝國主義就是一例。由于西方國家經常的侵略擴張活動在歷史記載中是一目了然的，歷史學家一般認為有理由作出這一廣泛的結論，即中國人民遭到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剝削和欺凌。作為一般性的結論，這是幾乎不容置辯的。歐洲的侵略擴張和它后來的變種，是近代世界歷史的一個主要事實。”

[9] 柯文著，林同奇譯，《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中華書局，2005年4月，第155頁

[10] 見袁偉時《我們是吃狼奶長大的——現代化與中國的歷史教科書問題》：“西方的入侵徹底改變了中國歷史的行程。伴之而生的是天朝大國的表象破裂；大量民眾在生死線上掙扎。這個狀況遲遲不能改變的原因何在？如果有人說這是因為帝國主義者太兇狠了；這等于什么都沒有說。”

[11] 國學網，economy.guoxue.com，“狼奶”爭議資料輯存——《子喬：就義和團運動的一些史實與袁偉時先生商榷》：其文章的第一部分引用程振江先生的研究成果，指出了袁偉時在史實方面的錯誤。

[12] 見袁偉時，《我們是吃狼奶長大的》：“戊戌政變標志著學西方、求變革的挫折和倒退；義和團事件不過是政變后固守傳統反對變革的反動逆流的顛峰。”

[13] 見袁偉時，《我們是吃狼奶長大的》：“是愛國壯舉還是摧殘文明和反人道的罪行”

[14] 周武，李德英，戴東陽，《中國中心觀的由來及其發展——柯文教授訪談錄》，上海社會科學院網站，這里的所說的“50年代”應為20世紀50年代，下同。

[15] 石元康，《從中國文化到現代性：典范轉移？》，三聯書店，2000年7月，第122-145頁

[16] 這里是指同意香港教科書中較為全面的敘述，而非同意袁偉時妖魔化義和團的歷史形象。

[17] 人民教育出版社歷史編輯室，《教師教學用書〈歷史第三冊〉》第15課、義和團運動： 教學目的、一、要求學生掌握的基礎知識：義和團的組織形式、活動地區。平原大捷的時間、地點，領導人。義和團為什么提出“扶清滅洋”的斗爭口號。義和團勢力在京津地區的發展。八國聯軍的侵華戰爭。義和團英勇抗擊八國聯軍的斗爭事跡。中外反動勢力對義和團運動的鎮壓。八國聯軍的暴行。《辛丑條約》簽訂的時間、主要內容及其對中國社會造成的嚴重危害。

二、要求學生從思想上認識：1.八國聯軍的侵華戰爭，是20 世紀初帝國主義對外侵略掠奪空前殘暴和野蠻的殖民戰爭，中國人民不會忘記1900 年的國恥與國難。2.義和團與愛國清軍的堅決反抗，中國人民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是阻止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要求一共兩點）

[18] 蔡鴻生，《仰望陳寅恪》，中華書局，2004年1月，第231頁

第四篇：20世紀義和團研究百年

20世紀義和團研究百年

--各階段評價變化

【關鍵詞】：義和團運動學界評價20世紀觀點論著

【摘要】：義和團運動，是19世紀末發生的一次農民暴動。因其性質和所處歷史環境引起了廣泛關注，20世紀內學界對義和團運動的評價大致可分為四個不同的階段，每個階段都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有不同的評價，出現了代表性的論著，討論呈現逐步深化的趨勢。

【正文】：

背景介紹：

義和團，又稱義和拳、義和團事件、庚子事變，或貶稱為“拳匪”、“拳亂”、“庚子拳亂”等，是19世紀末中國發生的一場以“扶清滅洋”為口號，針對西方在華人士包括在華傳教士及中國基督徒所進行大規模群眾暴力運動。在義和團運動中，有240多名外國傳教士及2萬多名中國基督徒死亡（根據教會方面的統計）；也有許多與教會無關的中國人被義和團殺害，數量遠遠超過教民。

因為義和團本身的復雜性，以及中外反動勢力的歪曲事實，長期以來中外學者對義和團評價眾說紛紜。在剛剛過去的20世紀，學界對義和團的的研究不斷深入，出現了幾次研究義和團運動的高潮，幾乎每次都提出了有創見有影響的論點，也出現了有代表性的論著。百年來義和團研究多半不是單純的學術論爭或坐而論道，而是有著鮮明的政治性和現實意義，但也不乏嚴謹和高水平的論著。對義和團評價變化主要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一、義和團運動結束后十年間：詆毀否定

關于義和團運動的早期研究，即從失敗到辛亥革命的十多年間，有關義和團的著述、日記、書札、筆記、文集等等不下百余種，或綜述義和團運動與八國聯軍侵華的全過程，或記述某地義和團的活動情況，大多是作者的親身見聞，亦有記錄傳聞者，成為義和團研究的重要史料。其觀點幾乎是異口同聲地貶損、詆毀義和團，稱之為“拳匪”或“拳禍”。其中以曹倜《的古春草堂筆記》、李希圣的《庚子國變記》、管鶴的《拳匪聞見錄》、柴萼的《庚辛記事》、艾生的《拳匪紀略》。其中李的《庚子國變記》被稱為是義和團運動的信史。

“拳匪于右安門內教民居，無老幼婦女皆殺之……”。引自李悉圣的《庚子國變記》。

“拳匪起于山東，而禍大之發，乃在直隸，……試拳匪妖述不驗，斬之以循。……緝辦拳匪為務……。匪于山東不能駐足，則盡遁而至直隸。”引自柴萼所著《梵天蘆叢錄》卷二《庚辛記事》

這些記述強調的是封建頑固勢力為報復外國人而煽起義和團運動，塑造出一

種所謂源于愚昧的民族心理, 并受清廷守舊派的權力追逐所支配的義和團形象。

拳匪禍亂幾乎是中外各界的共識。

然而，在當時，資產階級對義和團運動的觀點不一。以康梁為代表的極力詆

毀否定義和團，粱啟超曾以歷史見證人與歷史學家的雙層身份，并略帶士大夫的口吻，專題探討過義和團運動的前因與后果，并且對義和團本身有所評論。他寫

了《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暴動與外國干涉》等文章，反對民主革命，連帶

攻擊義和團。少數的資產階級則盛贊義和團是愛國的偉大的，揭露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導致了義和團運動的發生。

這一階段，人們對義和團的研究剛剛開始，顯得比較粗糙，雖然涉及到源流、起因、地位、作用和性質等方面，但總的來說還是不系統的。

圖書：《拳事紀聞》日本左原篤介

《中國四十年來大事記》梁啟超

二、20到40年代：兩種對立的觀點

這一階段出現了以梁啟超為代表的一方和以王蕓生、李鼎聲為代表的另一方

對義和團評價的截然不同的觀點。

梁啟超在1922年出的《中國歷史研究法》第六章“史跡之論次”中，用了

很長的篇幅論及義和團運動。他是用“因果報應”的方法來分析義和團運動，力

圖從歷史事件中尋找必然聯系。同時代的一些著作，如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

等，在對義和團評價中大都沿襲了梁啟超的看法。梁啟超認為，義和團之“因”，在新的方面為排外的心理和迷信的心理，在境的方面為外力之壓迫，政綱之廢弛。義和團之“緣”，又分為親緣、間緣，親緣又分為主緣和助緣，戊戌政變，教案

問題等都是義和團運動之緣。義和團之果，主要有：山東直隸團匪組織蠢動，兩

省官長縱容，圍攻使館，毀壞鐵路等。義和團之報則為：八國聯軍入京、東南互

保、俄占東三省、辛丑條約、清末新政等。

有些史學家持不同看法，王蕓生的《六十年中國與日本》、李鼎聲的《中國

近代史》、《陳捷的義和團運動史》和陳功甫的《義和團與辛丑條約》等，對義和

團的起因、性質、作用都作了較為客觀的評價。如李鼎聲認為，義和團是一種反

帝國主義運動，反映了民眾對帝國主義侵略的痛恨。

引入西方歷史學理論和研究方法、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使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形成資產階級唯心史觀和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尖銳對立。一些學者也開始

用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研究義和團運動。

早期的共產黨人對義和團的研究始于1924年。陳獨秀、瞿秋白、蔡和森、彭述之、肖楚女等共產黨人用馬列史學方法和理論對義和團進行了重新評價。從

全民族解放運動的高度給義和團以肯定的評價，稱贊義和團的排外精神是中國國

民革命的頭一次充分地體現，并認為義和團所進行的這場民族運動具有資產階

級民主革命的性質。此外，尖銳地批評了義和團排外仇殺的盲目性和斗爭手段的拙劣性。從歷史的、階級的等原因上分析了義和團失敗的必然性。他們開創了以

馬克思主義為主導研究義和團運動的方法和觀點。當時的論著如范文瀾的《中國

近代史》，以唯物史觀研究義和團運動，后來為廣大史學工作者所接受。

主要論著：

論文：《我們對于義和團兩個錯誤的概念》陳獨秀《向導周報》1924年9

月81期

《拳匪事變之分析》昭坤《清華周刊》1929年10-11月32卷2、3期

《的庚子拳亂》郭斌《武大文哲季刊》1932年11月1期

《中國第一次反帝運動》 馬一行《史地知識》1936年6月1卷2期

《作為民族斗爭的義和團運動》吳澤《勞動季報》1937年11月1期

《戊戌與庚子》黎東方《新認識》1936年12月6卷3、4期

圖書：《義和團運動史》陳捷 1930年

《義和團》齊一 1944年

《中國近百年史》宋云彬 1948年

三、50到70年代：充分肯定到過分拔高

總的來看，建國初期到1966年的研究主要是從論述義和團在各地進行的反

抗斗爭、揭露帝國主義列強和外國教會的侵略活動以及論證義和團運動阻止帝國

主義瓜分中國的歷史作用這樣幾個方面來論證義和團運動的反帝正義性。各地義

和團的斗爭情況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整理，帝國主義的侵略活動也有了比較清晰的勾畫。

代表人物有翦伯贊、金家瑞等。翦伯贊在1 956年發表的《義和團運動》

講演是稱譽一時的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他認為義和團打擊洋人的外國侵略者所表

現出來的狹隘的排外和仇教是可以理解的，并認為義和團的階級成分雖然復雜，但它的反帝愛國精神永不磨滅。翦伯贊把義和團運動看作是一個曾經震撼世界的大農民暴動，是頑強而英勇的反帝國主義的斗爭。到1958年，翦氏又把這一點

表述為：義和團是中國史上最后一次大規模的自發的農民戰爭，是一次自發的農

民反帝運動。這個觀點基本上成為五六十年代的主流觀點。

此時著作主要有金家瑞 《義和團運動》，1956年三聯書店《義和團運動史

論叢》論文選輯也從不同方面肯定了義和團的正義性質，揭露帝國主義的侵華罪

行，清理解放前的各種詆毀義和團運動的舊史觀。

因為 在當時的政治——學術氛圍中，義和團運動的反帝反封建性質和革命

性成為不容置疑的定論，到處是一片認同之聲。極左思潮的影響和學術政治化的現象也十分明顯，這種傾向發展到“文化大革命”時期達到極端的地步，義和團的確被神話化，被賦予了太多的現實政治動員的內容，被利用為現實斗爭的工具。十年**和極左思潮大泛濫，對義和團的研究產生了極壞的影響。幾乎沒有真正的學術，只是作為政治伎倆。

在戚本禹那篇《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的文章中, 對義和團的贊頌達到

無以復加的地步, 學術界此前曾經指出的義和團籠統排外等落后的內容也被作

為反帝愛國的英勇斗爭而加以歌頌。

主要論著：

論文：《義和團運動》（1900-1901）司綬延等《歷史教學》1952年3期

《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 戴逸《人民中國》1955年13期

《六十年前的反帝斗爭》華封《新民晚報》1958年8月4日

《批判資產階級學者對義和團運動的歪曲和污蔑》李潤蒼《四川大學

學報》1960年2期

《義和團運動六十周年徹底揭露帝國主義的反動本質》陳桂英《北京

師大學報》1960年3期

《“義和團”一章教學的若干問題》金家瑞《歷史教學》1962年1

期

圖書：《義和團運動》翦伯贊 1956年

《義和團運動》金家瑞 1957年

四、70年代末到20世紀末

有中國學者在評論80 年代初有關義和團評價的爭論時說:“這一時期關于

義和團有很激烈的爭論, 但基本上仍是意識形態之爭而非學術之爭。”這比較清

楚地看到了在當時條件下這一爭論在學術上的局限性。

年代中期以后, 隨著學術重心的轉向, 義和團運動研究出現了新的趨勢,義和團運動研究本身在國內逐漸受到冷淡,義和團運動的性質和作用一類研究也

失去了它的中心地位,與此同時, 一些更具學術性的課題, 如義和團的起源、思想的研究, 義和團與近代中國社會的研究以及清政府在義和團運動中作用等問題的研究, 逐漸成為義和團研究的主要內容。從研究方向來看, 具有突破性的成果

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義和團思想意識的研究和義和團時期鄉村社會的研究。

學者們充分肯定了義和團反帝愛國的正面意義, 義和團的起源、組織、領袖

和群體行為等問題, 也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論述和肯定性的評論。

另一方面李時岳和陳旭麓等人對中國近代史一些重大問題提出的發人深省的重要觀點, 與同時發表的專題文章一起, 揭開了重新認識義和團運動的序幕。

李侃提出, 義和團從來沒有提出過明確的反封建綱領, 更沒有也不可能對封建社

會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進行沖擊, 運動本身也不肩負反封建制度的歷史使命。

王致中的文章則更具挑戰性, 他不僅否認義 和團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性, 而且認

為“近代中國的農民是戴著封建主義的沉重鐐銬:, 在反侵略的戰場上同帝國主義

搏斗的。這種情況的存在, 使義和團運動不可避免地帶有濃重的封建蒙昧主義色

彩。”作者繼而論述了宗教迷信、籠統排外等一系列封建蒙昧主義表現, 并且把

高潮階段的義和團運動稱之為“一個‘奉旨造反’的運動, 是中國農民在近代史

上受封建統治者的一次大蒙蔽”。

關于義和團運動的上述反思, 實際上是社會變動在學術界的反映。在近代史

方面, 曾經被視為中國革命主要力量而占據著學術研究中心集團的農民階級及

其斗爭, 逐漸讓位于被認為是先進生產力代表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發展了。

從這樣的新角度來研究義和團運動, 其結論與傳統觀點迥然有異。

主要論著：

論文：《封建蒙昧主義與義和團運動》

《義和團的興起和失敗》胡繩《近代史研究》1979年1期

《論義和團運動的特點》 廖一中 1982年

《義和團運動再認識》李時岳《廣東社會科學》1989年1期

《義和團現象的再認識》王毅《北京觀察》1999年第2期

圖書：《義和團運動史》廖一中、李德征、張璇如等1981年

《義和團文獻輯注與研究》陳振江、程 1985年

《義和團運動史事要錄》李文海、林敦奎、林克光1986年

《義和團運動史研究》路遙、程1984年

《義和拳運動起源探索》路遙1990年

【義和團檔案史料】

《拳時上諭》，包士杰輯，l卷，北京救世堂1919年鉛印本、《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由故宮博物院編，共44冊，88卷，北京1932

年鉛印本

《清季外交史料》王彥威輯，王亮編，共243卷(包括卷首1卷)，北京

1932年鉛印本。

《奉禁義和拳匯錄》 勞乃宣輯．1冊，1900年刻本

《庚子京師褒恤錄》 王守恂編，4卷o，1902年刊行

《庚子教案函牘》祝芾輯，1905年鉛印本

《庚子剿匪電文》錄楊慕時輯，l冊，1915年鉛印

解放后編纂：

全國性《義和團檔案史料續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19902冊 中華書

局北京

《庚子事變清宮檔案匯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2003

《義和團運動史料叢編》 中華書局1964年出版

《義和團檔案史料》，中華書局1959年第一版

《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三輯，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中華書局1979

年出版

地方性《山東教案史料》義和團資料叢編之一，廉立之、王守中合編，齊魯書

社1980年出版

《山東義和團案卷》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室編，齊

魯書社1980年出版

《東北義和團檔案史料》遼寧省檔案館、遼寧社科院歷史所合編，遼寧

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籌筆偶存》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和第一歷史檔案館合編，朱金甫、莊建平等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出版

《清實錄山東史料選》山東師范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史研究室選編，共

3冊，齊魯書社1984年出版．

《忠義軍抗俄斗爭檔案史料》遼寧省檔案館，遼寧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編，遼沈書社1984年出版．

【參考文獻】

圖書：《義和團研究百年》蘇位智 2000年

論文：《語境、政治與歷史：義和團評價50年》王學典（山東大學歷史系，濟南 250100）

《義和團百年研究回眸》 程趙樹好（中國人民大學政治思想文化研究所，北京 100872）

《梁啟超筆下的義和團運動》郭世佑（浙江大學中國近現代歷史與當代發展研究所，浙江 杭州 310028）

《義和團百年研究學術成果攬要》馬洪林閻丹紅《學術月刊》2000年第9期

《1978-1992年間 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運動史研究評述》曉峰《高校社科信息》2000年第2期

《50 年來義和團研究述評》 劉天路蘇位智《文史哲》2003年第6期

第五篇：義和團時期的文化教育

第十章

“學生城”的由來

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帝國主義列強侵入中國，腐朽的清政府對侵略者屈膝投降，對人民進行殘酷鎮壓，使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日甲午戰爭后，列強競相在中國劃分勢力范圍。“神州莽莽，眾生沉沉，中國危亡，千鈞一發。”在中華民族危亡的嚴峻時刻，受西方資產階級影響的知識分子，形成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改良主義維新派。他們力主變法圖強，抵御外侮，效法西方資本主義，認為中國衰弱的主要原因是教育不良，提出“欲任天下之事，開中國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康南海教育文選》）把“救弊之法歸之于廢科舉、興學校”，主張以西方資產階級之“新學”來改良封建主義的“舊學”。

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皇帝下《明定國是》詔，宣布變法，其中有關教育的就有廢除八股，考試策論，籌辦高、中、小學堂，要求各省、州、縣的大小書院一律改為兼習中、西學的學堂。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發生八國聯軍侵占北京的事件，次年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中國陷入更加深重的災難之中。為挽救垂死的命運，清政府不得不實行某些“新政”，以安民心。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廢科舉，興學校”。光緒二十七年，清政府發布興學詔書，派張百熙為管學大臣，“并飭各省速辦學堂”，不久即頒布了《欽定學堂章程》，亦稱“壬寅學制”。第二年，又發布《奏定學堂章程》，亦稱“癸卯學制”，這是中國較為完備的近代學校制度的肇端。

保定地處京畿，為首善之地。直隸總督、直隸布政使和保定歷任知府躍躍欲試，特別是直督袁世凱，親自謀劃，創建新學堂。一時，省城保定的新學堂如雨后春筍般出現。小學、女學、中學、職業學校、高等學校、師范院校、軍事院校紛紛興辦。

袁世凱做一事，必興一學堂，以求其學問，尤必翻譯書籍，以輸入外國之文明。他在山東任巡撫時就興辦各類學校，無奈八股文尚未廢棄，在山東時間又短，沒有大的效果。1901年11月，李鴻章病逝，他升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便大興教育。又值朝野上下大夢初回未醒，新思潮正醞釀生成之際，袁世凱又好事爭新，順應了潮流，遂得其手。倡廢科舉，廣建學堂，改廟宇為學舍。一時省城和直隸境內小學堂，中學堂，各類型的專門學堂、高等學堂，男女師范學堂，無一不備。各類學校均為草創，前無所因，人們還不知學堂為何事，編制無法，教授無方，亟需厘定。袁世凱便創定章程，先行試辦，迨有成效，奏明立案。

京師設立學部，多半仿效袁世凱規定的章程。那時，省城保定和天津新教育走在全國前列，也為全國做了示范。袁世凱在給慈禧和光緒皇帝的奏折中寫道：“臣于光緒二十八年到任之始，大局甫定，人心思治，既督飭省會暨各府廳州縣，遍辦學堂。先后設立學校司、大學堂、中學堂、小學堂，奏明在案。嗣于二十九年奉到學務大臣奏定章程，遵改學校司為學務處。撤裁專門、普通、編譯三局，分設六課，各專責成。”從袁世凱的奏折可見，在國家尚未出臺政策、規定之前已先行著鞭，他的“學校司”，是國家“學務處”的前驅，他的“三局”是“六課”的先導。他在奏折中還說“數年來，剴切曉諭，懲惰獎勤，浮言不起”，“捐資助學者不絕，公立私立，月有所聞”。這些都是實情。另據奏折羅列，當時直隸省有北洋大學1所，高等學堂1所，北洋醫學堂1所，高等工業學堂2所，高等農業學堂1所，初等農工業學堂暨工藝局附設藝徒學堂21所，優級師范學堂1所，初級師范學堂及傳習所89所，中學堂27所，高等小學堂182所，初級小學堂4162所，女師范學堂1所，女學堂41所，吏胥學堂18所。還有客籍學堂、圖算學所、電報學堂，以及大量半日學堂。半日制學堂不計，在冊的學生就有86652人。這只是初始階段，此后更加興盛，蜚聲全國。保定是省城，很多學校都在保定。全國各省學子也慕名到保定求學，保定“學生城”的美譽，也就流行起來。中國最早出現的新學堂——蒙養學堂

保定的新教育，肇端應該是建于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的保定蒙養學堂，地址在不載祀典之廟。與蒙養學堂同時出現的有天津的中西學堂，創建于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學堂分頭等和二等，頭等學堂是專門學校，二等學堂是普通教育，13至14歲兒童學習4年，再升入頭等學堂。還有一所是上海的南洋公學，創建于光緒二十二年。分四院，一是師范院；二是外院，相當小學，由師范學生教；三是中院，相當中學；四是上院，相當高等學校。唯獨保定的蒙養學堂是專招小學生的，這是新教育尚未形成的探索期出現的學校雛形。說保定蒙養學堂是一所新式教育學堂，是因為不同于過去的“蒙學”，蒙學是單個授課，他是集體上課；蒙學只教識字、寫字和古文等，他有算學、格物等現代學科，應該被視為中國新教育的源頭之一。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袁世凱擬定頒發了《小學堂暫行規定》，光緒三十年（1904年），直隸學務處外國顧問幫助擬訂《保定府小學堂生徒規則》，對小學堂興辦有了具體辦法，很快出現了興學熱潮，光緒三十二年，保定城內已有小學20所，清苑縣境內小學150所，到1911年，滿城縣小學也達70所。小學教育出現燎原之勢。

保定蒙養學堂于光緒三十年更名保定初等小學堂，同年10月更名保定官立模范兩等小學堂（模范小學堂）。學校設在蓮池直隸省學務處，后來占據蓮池書院位置，優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辦學環境和先進的辦學理念，使得學校真正稱得上是全省的模范小學。

學校非常重視美術和音樂課，這是其他學校所沒有的，請日本人寺本三二教授音樂課，每天唱歌一小時。王澤澄堂長掌校時，曾附設音樂講習所，專門制定了章程。老師們也跟著學唱歌，因為保定府其他學校沒條件開音樂課，學校除星期日外，每天下午課后6點至7點本校老師輪流對外上課，外校小學生自愿參加，編好班次，一律免費。美術及手工課的開設，也走在全國前列，據中國美術教學史載，這里是中國美術教學三大策源地之一。學校開設科目及考試辦法均有明確規定，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教育雜志》十九期刊登保定模范小學堂堂長劉續曾的《保定模范小學學業考察法》。

學校于1912年更名直隸第二師范附屬小學，之后相繼更名河北省立第二師范附屬小學、保定師范附屬小學，傳承至今。在中國新型學校發展史上，這所學校是中國出現最早的三所新型學校之一，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100余年的滄桑歲月里，從這里走出大批才華橫溢的少年才俊，許多成為中外知名科學家、藝術家和社會棟梁。中國最早的地方大學——畿輔大學堂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秋，直隸總督王文韶為推動直隸教育維新，上奏清廷，準于省會保定創建畿輔大學堂。第二年春，清苑知縣勞乃宣于西關外靈雨寺行宮籌辦開學。這是保定第一所新式大學堂，開直隸高等新式教育之先河，也是中國首批創建的高等學府之一，與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同年創辦。

勞乃宣(1843—1921)，清末教育家，后來曾調京師大學堂任堂長。為辦好大學堂，直隸總督王文韶、清苑知縣勞乃宣專門草擬了《畿輔大學堂章程》，對辦學總綱、課程設置、入學條件、聘用教習、經費等，都有詳細規定。光緒二十四年《直隸總督王文韶奏折》說：“學堂正課經史之外，參以皇朝三通會典通禮律例，近代名臣奏議，中外通商條約，及西國史志輿圖公法刑律官制學校工農兵商諸政書。延聘學識純正、縱貫本末之儒，為之講授大義，稽究得失。其算學乃六藝一端，為格致諸學所從出；文字亦方言支裔，為通譯西學之本根。于正課外，立算學、西文二門，延請京滬同文方言館藝學已成者二人，分教英、法言語文字，并中西圖算。”從課程設置看，引入科學，中外兼習，較書院前進了一大步。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法德英意四國聯軍侵入保定，焚毀了靈雨寺，已有一定規模和辦學經驗的畿輔大學堂破壞殆盡。

袁世凱任直隸總督后，改原畿輔大學堂為直隸高等學堂，亦稱保定大學堂。在毀壞的基礎上進行重建，1902年4月，直隸高等學堂正式開學。美國教育家丁家立受袁世凱委任擔當直隸高等學堂總教習，并將該學堂建為天津的北洋大學堂預備學堂。據當年在此讀書的學生薛允中回憶：1905年8月，他們從廣平府（永年縣）來到省城保定，同級學生500人，分10個班上課。“直隸高等學堂校址在保定城外西南隅，校舍建筑巍峨壯觀，瀕臨河曲，遠隔鬧市。亭臺樓榭，散布其間，河水支流繞穿校內曲折而出。環境清幽，人跡罕至，誠為育才講學勝地。該校監督為王景禧，翰林出身。下設齋務、學監，及其他職員多人。中文教務長為清末科狀元劉春霖；西文教務長為新自英倫歸國之吳烓靈，外有總教習丁家立，往來于津、保北洋大學及本校之間，不時在校小住。”中文課程為國文、倫理、經學、論理各科，由中國教員分別任教；西文課程為英文、數學、史地、理化等科，由外國教員分擔，課本悉為購自國外之英文原版。1906年暑間，奉令改組，分為文理兩科。前者為第一類，后者為第二類。第一類課程，偏重中外文學、史地、政治、經濟等。第二類則以數學、理化、試驗為主科。高等以上學生，須通兩國外文。第一類除英文外，加授法文，第二類加授德文。

學校重視體育運動，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元月，《教育雜志》第一期刊登《保定高等學堂創始運動會章程》，其中規定，保定高等學堂為運動會創始者，并主持每年3、9月舉辦的兩次省城運動會，各學堂報名參加，設銀件獎品3種，跳高得銀虎，跑快得銀馬，踢球得銀獅。得此彩者攜回本堂，以示光耀，交學校監督（校長）收存，待下次比賽交回。1911年長辮子學生比賽照片刊登在英國報紙上。

直隸高等學堂曾發生學生吳越炸五大臣事件，此事不能不提。吳越，安徽桐城人，1902年來保定投奔蓮池書院院長吳汝綸，送他到保定直隸高等學堂讀書。由于戊戌變法和義和團的失敗，吳越認為中國不能走改良的道路，群眾性的革命也難成功，只有暗殺才是革命的出路。他寫了《暗殺時代》一書，鼓吹推翻清政府。他一面積極參加在保定兩江學堂創辦的《直隸白話報》工作，一面與潘縉化、趙聲、陳獨秀等人往來。革命黨人趙聲到保定，二人一見情投意合，共同謀劃反清活動，趙主張用武裝力量推翻清政府，吳主張用暗殺的辦法。1905年7月暑假期間，吳越得知清五大臣載澤、端方、紹英、戴鴻慈、徐世昌要出國考察憲政，認為機會已到，潛入北京，決定刺殺載灃等，以揭穿清廷玩弄立憲的陰謀。他化裝成紹英的仆從，懷藏炸彈，在正陽門（前門）車站混入五大臣之車。還沒來得及投放，即被發現，匆忙中引爆。多人受傷，一仆人炸死，吳越當場身亡。驗明正身，引爆者一足為六趾，有一名片書“吳越”、“皖北人”，正是直隸高等學堂學生吳越。在調查取證中，直隸總督袁世凱覺得此事對己不利，令人將“吳越”寫成“吳樾”，另派直隸布政使毛慶蕃從中了事。辛亥革命后，吳越的靈柩在安慶安葬，孫中山先生曾撰寫祭文。

1913年，直隸高等學堂撤銷，并入天津的北洋大學。直隸高等學堂的監督、總教習，除丁家立這樣的外籍教育家，均為國內著名文化學者、教育家。如王景禧，曾為翰林院編修；劉春霖，清代末科狀元；張伯苓，著名教育家，南開中學、南開大學創始人，等等。學生，也是集天下英才，如后來成為清華大學校長的梅貽琦，就是從畿輔大學堂走出的。中國最早的高等農業學校——直隸高等農業學堂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五月，直隸總督袁世凱創立農務總局于保定西關外霍家大院，并于局內附設農務學堂（中等教育）。

當時農務局劃定保定西關靈雨寺北土地40畝為籌建直隸農務學堂址，省庫每年撥發經費餉銀18400兩（光緒三十四年增至33600兩），當年建成，并購地100余畝為實習、試驗場地。袁世凱派黃璟為學堂總辦，李兆蘭為提調。袁世凱書寫一聯“儒通天地人幾近道矣；學縱歐亞美一以貫之”，懸掛于學堂正廳。同年十一月，農務學堂招收預備和速成兩科學生，設蠶桑和農業兩個專業，共修學科為國文、英語、算學、氣象學等。專業課的教材與教法多沿襲日本農科學校。除本國教員外，還聘用美、英、日等國教員。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升格并改稱直隸高等農業學堂，增設林業和農業講習所。該堂曾推廣日本的優良桑秧和蠶種，成績突出，反使農務總局奉命隸屬于該堂領導。學堂曾經創辦頗有影響的《農務官報》。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學校更名直隸省立農業專門學校。1921年6月，河北省教育廳決定在保定西關外直隸高等學堂舊址成立河北大學，學校并入。河北大學是河北省第一所綜合性大學，初期設文、法、農、醫、預五科，文科分中、英兩學系，各科設學長一人。河北大學醫科附設醫院，農科附設農場，并附設初級中學、小學。農科設農學、農藝化學、林學、獸醫學四門。1930年暑期后，又由系改稱學院。1931年10月，河北省教育廳決定撤銷河北大學，將國文系并入北平師大，法學系并入天津法商學院，英文系并入南開大學，農、醫留在保定，分別成立河北省立農學院和河北省立醫學院。1931年10月24日，河北省立農學院成立，地址在保定西關外。學校成立之后發展很快，設農學系、林學系、園藝系，招生范圍除河北外，還有山東、四川、廣東、廣西和東北等19個省份。實驗室、實驗農場逐步恢復擴展，設備齊全。

學校師資隊伍實力雄厚，業務水平高，教授和講師多是從海外歸來的學者，著名的有：徐季丹（法國巴黎國立農學院研究科），諶克終、酆裕恒、戎春田（日本京都帝國大學），黃菊逸（日本鹿兒島高等農林學校），劉毅然（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博士），胡壯猷（美國加利福尼亞省立大學），林謂訪（德國塔郎林業大學研究生），王調夫（美國伊利諾大學碩士），孫醒東（美國伊利諾大學博士），余蘭園（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此外還有路葆青、楊允奎等10多名教授，他們學識淵博，治學嚴謹，許多都是懷著教育救國、科學救國的愿望，從海外歸來報效祖國的。

學校的教學宗旨是：適合本省需要，研究農林高深學術，培養農林專門人才。各系學制為四年。開設課程門類齊全，三系公共必修課16門，農學系專業課22門，林學系21門，園藝系13門。

在教學上，注重培養學生理論知識、實驗手段和操作能力等方面的全面發展，要求學生具有實際本領。每逢假期，要求學生結合本鄉農村經濟狀況、種植習慣、農村所需種植種類與產量、土壤氣候、病蟲害情況等做調查研究，并寫出調查報告，用于培養學生對知識的綜合運用與能力。師生一起關注并引進外國先進技術、優良品種，研究中國農林優良品種，試驗、培育適合當地的優良品種和栽培技術。農學系先后有“河北一號”、“劉白玉”等小麥品種，“錢串谷”、“齊白頭”、“大黃谷”等稻谷品種，以及優質棉花品種等，在河北省大面積推廣。林學系完成了易縣金坡至紫荊關10萬畝演習林場的場界勘查和林木營造，完成了平（平山）靈（靈壽）灘地的森林營造。園藝系開辟了育成區、花卉區、蔬菜區90余畝，培育出117種優良果樹、107種優良蔬菜和38科92屬123種草本花卉、212種菊花、34科58屬79種木本花卉。教授們的著作先后出版，蜚聲海內外。許多著述被譯成外文，發表在美、英、法、日等國學術刊物上。并于1934年創辦《河北通俗農刊》等雜志。

1937年9月，日軍侵占保定，學校被迫停辦。1946年在舊址恢復，1950年省立農學院改為河北農學院，1958年改稱河北農業大學，是全國最早的農業高等學校之一。前承“北洋”后啟“黃埔”——保定陸軍軍官學校

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的源頭為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建立的北洋行營將弁學堂。歷經北洋速成武備學堂、陸軍速成學堂、保定軍官學堂、保定陸軍預備大學堂幾個階段。保定陸軍預備大學堂1912年更名陸軍大學遷往北京，同年袁世凱在原址成立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晚清直隸總督夏駐天津，冬駐保定。袁世凱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時，正值八國聯軍駐扎在天津，而《辛丑條約》又規定天津周圍20里不允許中國軍隊駐守，袁世凱只好把直隸總督衙門常設在保定。袁世凱到直隸后急切地要編練北洋軍，而編練新式軍隊又需要新式軍事人才。這樣，他就以保定為基地發展軍事教育，近代軍事教育開始在保定崛起。

清末保定的軍事教育分為短訓、速成和正規三類，分別以北洋行營將弁學堂、北洋速成武備學堂和保定軍官學堂為代表。北洋行營將弁學堂

短訓期開辦的軍事學堂主要有北洋行營將弁學堂，另外還有練官營、參謀學堂、測繪學堂、陸軍師范學堂、軍醫學堂、馬醫學堂、軍械學堂、經理學堂、憲兵學堂、信號學堂等。

北洋行營將弁學堂（又稱保定行營將弁學堂）創辦于光緒二十八年，堂址設于保定城內，隸屬北洋軍政司教練處。將弁學堂的辦學目的在于培訓舊軍中的將弁，以才識明敏、粗知大意、年富力強、并無嗜好，曾經帶兵者為合格。以8個月為一期，共辦4期，畢業學員545人，學員畢業成績優異者立即擢用。光緒三十年（1904年）八月，學堂停辦，并入北洋速成武備學堂。

北洋速成武備學堂

開辦于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十月，是一所大型軍事學堂，其規模相當于當時日本的士官學校，開始隸屬北洋軍政司教練處，教練處總辦馮國璋兼學堂總辦。初設時堂址在城內，為解決校舍問題，袁世凱挪用各項公款，于光緒三十年在保定東關外建造了一所新校舍，當年十一月竣工。共計建造大小房屋537間，費銀220304兩。新校舍除占用一座關帝廟廟址外，還圈占了部分民田。

校舍設計時，在齋舍、操場以及儀器、自修各室等方面參照了各國新制。校院進門建有尚武堂（包括祠堂、會議室、總辦辦公室、監督辦公室），校內設有各國新式武器陳列館、理化儀器大講堂、能容納400人的階梯式大講堂、教研圖書室、筑城模型室、沙盤兵棋室、測繪儀器室、爆破器材庫、架橋材料庫、武裝庫、服裝庫、炮房等設施，其他講堂、宿舍、廚房、飯廳、醫務所、養病室、浴室、理發室具備。校外建有縱1000余米、寬百余米的新式靶場，分為靶檔和掩溝兩部分，在掩溝中有活動靶、反光鏡、旗語等設備。并建有器械體操場、劈刺棚、馬廄、馬操園、野戰堡壘和建筑練習場。

速成武備學堂學制兩年，共辦3期。除設步、馬、炮、工、輜重各科外，還設有師范、經理、軍械、日文、德文、英文、法文各班。學堂共培養各種軍事人才1412人，其中很多人受到袁世凱、馮國璋、段祺瑞的重用，成為北洋軍閥的骨干，著名者有齊燮元、王承斌、孫岳、劉汝賢、李景林、孫傳芳、周思誠等。

清政府對袁世凱在保定辦軍事學堂非常重視，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四月，慈禧太后曾經視察學校，袁世凱率師生列隊跪拜歡迎，慈禧賞給教習和學生每人銀牌一枚。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八月，清廷改兵部為陸軍部，速成武備學堂劃歸陸軍部管轄，更名為陸軍速成學堂，段祺瑞任學堂督辦，鄭汝成任總辦，監督曲同豐，提調張鴻緒，聘有日本教習。學堂設有留學生預備班，學生在此學習后，經考察合格，才能派遣出國。蔣介石（原名蔣志清）便是讀預備班后留學日本的。此外楊杰、王柏齡、馬曉軍、張群、馬登贏、楊侃、項鵬等也出自該預備班。

陸軍速成學堂共辦兩期，第一期招生1000余名，第二期招生400多名。畢業生中有不少風云一時的人物，如商震（河北省主席、二十集團軍總司令）、龔理灝（廣州大元帥府軍務局長）、呂公望（浙江都督、護法總司令）、錢鼎（陜西大都督）、劉建蕃（靖國軍總司令）、方聲濤（福建省主席）、陳樹蕃（陜西督軍）、裴建績（甘肅鎮守使）、文崇高（南京參議院議員）、蔣大同（東三省革命黨領袖）、張鈁（河南省主席、第十九集團軍總司令）、靳云鵬（上將參議）等。

宣統元年（1909年），陸軍速成學堂與保定軍官學堂合并成為保定陸軍預備大學堂，成為該堂的速成科。

保定軍官學堂

袁世凱全面開辦軍事學堂，不僅開辦陸軍小學堂、陸軍中學堂及各種速成學堂，而且開辦陸軍大學堂。陸軍大學堂為全國最高軍事學府，相當于日本的陸軍大學。當時，清朝多次申明，陸軍大學堂必須在京師開辦，而袁世凱為了同清廷爭奪辦學權，為自己的北洋軍培養高級軍事人才，千方百計要將陸軍大學設于保定。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四月，在保定設立陸軍大學的計劃變為事實。對此，清廷被迫做出讓步。保定軍官學堂初借原將弁學堂房屋開辦，同年六月遷往東關速成武備學堂堂址，兩堂分別辦學。軍官學堂以段祺瑞為督辦，趙理泰為監督。設速成、深造兩科。速成科一年半畢業，深造科學制3年。速成科學額40至60人，學員主要從各武備學堂畢業生中考選；深造科學額50至80人，學員從具有武備學堂畢業學歷，又當過兩年軍官的各鎮軍人中考選。軍官學堂按大學堂的標準招生，其教育制度、教材，均仿效日本陸軍大學。

軍官學堂共辦三期，培養了300余名高級軍事人才。第一期招生120人，主要為北洋各鎮選送。著名的有陳調元、吳新田、魏宗瀚、熊炳琦、師景云、張聯升、王維城、張敬堯等。第二期120人于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入學，宣統元年（1909年）畢業，著名的有胡龍驤、孫岳、何遂、方本仁、王承斌等。第三期宣統元年（1909年）十一月入學，著名的有齊燮元、李濟深、阮肇昌、劉光、鐘體道等。

宣統三年（1911年）軍官學堂改稱陸軍預備大學堂，總辦改稱堂長，由張鴻逵充任。1912年，陸軍預備大學堂改名陸軍大學，遷往北京。

保定陸軍軍官學校

1912年2月，清帝下詔退位，清王朝宣告結束。2月13日，袁世凱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陸軍大學遷京后，陸軍部決定在保定軍官學堂原址開辦陸軍軍官學校（簡稱“保定軍校”），1912年10月20日正式開學。

陸軍軍官學校位于保定東郊，原址為北洋速成武備學堂，經陸軍速成學堂、保定軍官學堂和保定陸軍預備大學堂的不斷擴建，規模宏壯，設備完善。學校由本部、分校、大操場和靶場四部分組成。本部占地190畝，分校占地100畝，大操場約850畝，靶場約350畝，合計約1500畝。本部坐北朝南，呈長方形，磚瓦結構建筑群，圍墻高大，林木環繞，外有溝壕環繞，氣象森嚴。正門建筑高大，面闊三間，門楣懸掛一幅黑漆巨匾，上書“陸軍軍官學校”六個金色大字，有石獅一對雄踞大門兩側。本部分南北兩院。北院為生活區，建筑設施應有盡有。南院是學校的中樞和教學區，又分東、中、西三院。尚武堂位于中院中央，是全校最高建筑，也是學校中樞所在。門廳兩側有一副楹聯：

報國有志，束發從戎，莘莘學子濟斯望； 尚父陰符，武侯韜略，簡練揣摩成一廳。尚武堂北有一大操場，有千年古柏兩株，橫木上懸一口大銅鐘，全校活動以鐘聲為號。教室、學員宿舍分設在東、西兩院。大操場位于學校西部和南部。中間靠北有演練庭一座，是進行檢閱的場所。東院是分校，位于學校東側，金莊村南，初為學生入伍期訓練場所，后為馬廄和庫房。靶場位于本部的東北側，與校本部隔金莊相望，為學員練習實彈射擊的場所（當地人稱“老炮檔”）。

保定軍校的學生來源初為全國4所陸軍中學（北京清河、陜西西安、湖北武昌、江蘇南京）的學生。陸軍中學學生畢業后，要到軍隊入伍半年，學習一般軍事知識。入伍期滿經過體檢和甄別，合格者方能升入保定軍校，不合格者分送其他軍校。1918年暑假，又從普通中學生中直接招收軍校入伍生，這些學生的入伍期由原來半年延長到9個月。

學校設校長1人，教育長1人，校副官數人。下設步兵、騎兵、炮兵、工兵、輜重兵5個專科。各專科以下設學生連，每連設連長1人。連以下設排，每排設排長1人。

校長直屬陸軍部，總理全校一切事宜，由陸軍少將以上軍職人員充任。首任校長趙理泰，字康侯，安徽合肥人，天津武備學堂畢業；二任校長蔣方震，字百里，浙江海寧人，日本士官學校第三期步兵科畢業，后又留學于德國陸軍大學；三任校長曲同豐，字偉卿，山東人，日本士官學校第三期畢業；四任校長王汝賢，北京密云人，原系袁世凱馬弁，后升任第八師師長，北洋武備學堂畢業；五任校長楊祖德，山東臨清人，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六任校長賈德耀，安徽合肥人，日本士官學校畢業；七任校長張鴻緒，天津人，北洋武備學堂畢業；八任校長孫樹林，河北大城人，日本士官學校畢業。保定軍校學制三年。課程設置與教授方法參照日本和德國教育，并結合中國實際情況制定，課程主要有三大類，即學科、術科和外文，此外還有漢文、算學、衛生等普通課。軍事教材主要采用日本教材翻譯加工制定。學科分四大類，即戰術、兵器、地形及筑壘、交通。術科包括器械體操、刺槍、劈劍、馬術等。各類軍事教育課程由本校教官擔任，普通課程和外語是輔助教育，聘文職教員擔任。

1923年8月，由于軍閥混戰、經費無著等原因，隨著第九期學生的畢業，保定軍校宣告停辦。

保定陸軍軍官學校辦學期間，有幾件事影響甚大。其中一件是校長蔣方震自戕事件。蔣方震被譽為中國近代史上的“兵學泰斗”，他執掌學校期間，要求嚴格，辦事認真，做事率先躬行，受到師生擁戴。蔣曾向陸軍部提出炮科增炮，騎科增馬，步、工、輜重兵科補充設備及改進教學內容的申請，他也曾向師生承諾改善辦學條件，但由于政界、軍界和學校派系斗爭嚴重，他的請求不能實現，他自責，覺得對不起國家和學生。一天早晨在操場集合學生，他發表講話，說學生聽從命令，守紀律，鉆研學習，對得起國家，對得起校長，但校長對不起你們，沒有盡到責任。一個外國軍人，這里不好，他可以走，到別處去。我嘛，是中國人，到哪兒都一樣，我到哪兒去呢？一走了事也太沒有責任觀念了，我不能走！他講了四五十分鐘，語氣流暢，語調低沉。他始終沒有發出“稍息”的口令，掃視了一下學生，說了聲：立正不要動！便返回辦公室。蔣方震返回辦公室后，輜重兵有名軍官發出“向后轉，齊步走”的命令，校長辦公室傳出一聲槍響。辦公桌上留下兩封遺書，一是給教務長的，委托他辦理學校幾件事和他的家庭后事，另一封寫給一個教官，表明自己以身殉職，別無他法，表達的是“欲以此尊重職守之觀念”。蔣方震自戕時被一位工役看到，慌忙中挪動了他的右手，子彈斜穿肺葉沒擊中心臟，沒能致命。為此學校鬧了一場風潮。蔣方震忠于職守，不惜自戕，在教育史上留下佳話。

另一件事，發生在1915年袁世凱“稱帝”前后。袁世凱竊取大總統之職，還不滿足，又做起皇帝夢。北京的報紙，被袁世凱控制的為袁歌功頌德，另一些噤若寒蟬，不敢吭氣，只有日本控制的《順天時報》公開反對“帝制”。保定軍校校長王汝賢下令嚴禁學生看《順天時報》，一天一個學生偷看了這份報紙，被告之于校長，校長即派衛士將學生抓到校本部，痛打40軍棍，學生被打得皮開肉綻。這下激怒了學生，他們被壓制的憤怒如火山爆發，將砌臺階的大磚翻起來，打窗子、砸本部，撕毀校長照片扔到廁所里，高呼口號，痛罵校長。校長一見形勢不妙，馬上請求戍衛保定的軍隊包圍了學校，將學生騙上課堂，收繳了槍支，才算平息。

軍校自開辦至結束，歷時11年，共辦9期，培養各類軍事人才6553人。對保定軍校，百歲將軍孫毅題詞：“中國近代軍事將領的搖籃。”楊成武將軍曾說它“上承天津北洋，下開廣州黃埔，是對近代中國軍事教育影響深遠的一所值得紀念的學校”。它停辦后，1924年開辦的黃埔軍校，從校長蔣介石，到教育長鄧演達，教練部主任李濟深，教官錢大鈞、顧祝同、劉峙、陳誠、張治中、季方等，都是保定軍校（堂）走出的學生。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縱橫馳騁的軍界風云人物蔣方震、吳佩孚、蔣介石、葉挺、李濟深、張治中、陳誠、傅作義、鄧演達、白崇禧、趙博生、董振堂、陶峙岳、王以哲、蔣光鼐、唐生智、劉文島、張克俠、何基灃、劉文輝、鄧錫侯、楊杰、郝夢齡、吳克仁、孫傳芳、張群、顧祝同等，都曾是保定軍校的教師或學生，他們對中國近現代史產生了重大影響。留法勤工儉學策源地——私立育德中學

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直隸高等學堂學生何鳳華與農業學堂學生張凌云聯合兩校學生11人，在西關外朝陽寺創辦一所高等小學堂，定名直隸高等小學堂。學校沒有專職教員，兩校學生輪流擔任，學校處于進退兩難的窘境。光緒三十三年（1907）春，同盟會元老陳兆雯受中國同盟會本部之命，從日本歸國組織河北同盟分會，苦于沒有活動場所，遂與靳溪梅、賈汝珍商議，將直隸高等小學堂改為中學堂，也可作為同盟會集會之地。二人欣然同意，于是陳兆雯、齊樹凱、靳溪梅、陳汝珍等13人發起并于11月18日稟準督署立案，定名育德中學，次年正月招生，陳兆雯為監督。全校教職員均是同盟會同志，規定每人每年提供資金不得少于200元。當時購地15畝，建教室3座，宿舍44間，所需經費，學務公所補銀1000兩，社會捐款贊助380兩、銀元1068元，自行息借700元。辦學經費就只能靠學費了。宣統元年（1909年），陳兆雯因積勞成疾病故，大家公推郝濯為監督。陳兆雯（1879—1909），字幼云，是社會活動家、教育家，育德中學為紀念這位開創者，修建了陳兆雯祠堂，遺跡尚存，現為留法勤工儉學紀念館，有紀念碑一座。郝濯（1879—1955），字仲青，河北霸州人。1907年畢業于保定直隸高等師范學堂，繼任育德中學監督時，被推為河北同盟分會主盟人。那時，保定是北方革命總機關，郝濯“居中策劃，晝夜不息”，為推翻清朝專制統治奔走呼號，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育德中學成為領導保定一帶革命的總指揮部，同盟會在育德中學配制炸彈，刻制“燕晉聯軍大都督府”關防大印，準備與山西革命黨共同舉事，直搗北京，推翻清政府。此舉因泄密而未能實現。辛亥革命后，郝仲青任參議院議員，曾提案質問袁世凱，遭到袁世凱極端仇視，憤而辭職，追隨孫中山到南方參加護法斗爭。1921年返回保定重任育德中學校長。他為育德中學制定了“不敷衍，不作弊”的校訓。他嚴謹治校，潛心興革，很快使學校遐邇聞名，抗戰爆發前達到鼎盛期。

1934年省督學鞠贏視察該校評語為：“該校迄今已28年矣。其中畢業生68班，人數達2374人，在校生16班，820人，可謂盛矣。致此之道為主其事者犧牲與努力，且教學管訓各方面均精細研究，嚴格齊一，故蒸蒸日上擅有盛名。”

1937年七七事變后，保定抗日救亡運動如火如荼。1937年7月20日，經郝仲青倡議，商、學各界積極響應，在古蓮花池召開各界代表大會，成立保定各界抗敵后援會。郝仲青被推選為會長，清苑縣縣長及商會會長為副會長，各中學校長、各區區長、各區代表一人為委員。中共保定地下組織也積極參與這一抗日活動。保定淪陷后，他率育德師生將學校儀器設備遷河南。在郾城，師生物質生活極為艱苦，很多人精神上感到渺茫，郝仲青聽說抗戰名將馮玉祥將軍要來郾城，便請馮將軍來校講抗戰形勢，以鼓舞士氣，堅定信心。郝仲青也幾次講抗戰形勢，鼓舞大家斗志。語文教師和培元受郝仲青的影響，直接給毛澤東寫信，要求到陜北參加抗日救亡斗爭。毛澤東回信表示歡迎。在郝仲青的鼓勵和資助下，赴延安的除和培元外，還有王蔭圃（育德中學教師）、張世昌（育德中學前教務主任張紀五之子），這三人都是育德中學畢業的。以及育德中學學生王永安（育德中學校董王國光之子）。后去的還有郝仲青之子郝樹榮和外甥李紹慕，訓育主任李滌之之子李一鳴和侄子李廣訓。育德中學開辟了通往延安的大道。1938年春節后，學校雇了十幾輛手推車將圖書、儀器運到西峽口。學生4月上旬也步行來到這里，在西峽口堅持辦學。根據教育部命令，育德中學改為國立一中一分校，郝仲青任校長，他為國立一中寫了校歌： 盧溝月冷，大河無聲，千里逐飄蓬。家仇國仇，遙指東瀛，悲憤總填膺！練爾體魄，礪爾學行，有志事竟成。諸君共勉，曷當有日，痛飲在黃龍。

郝仲青不愿讓有光榮傳統的育德中學中斷歷史，又在西峽口恢復私立育德中學，他兼任國立一中一分校和育德中學兩校校長。在西峽口生活艱苦，條件很差，但師生精神旺盛，生活豐富多彩，學生話劇團經常演出抗日劇目，并排演曹禺的話劇《日出》、《北京人》，還曾演出《大地回春》、《風雪夜歸人》等名作以及《黃河大合唱》等等。

1945年3月15日，育德中學在抗戰烽火中迎來40年校慶，學校用柏樹枝和紙花在蓮花崗建起高大的彩門和寬大的舞臺，布置了展室，展出圖書1萬多冊，顯微鏡20多架，化學試驗藥品數百種，力學、熱學、聲學、電磁學、光學各種教學儀器琳瑯滿目。晚會還演出了曹禺的多幕話劇《原野》。當人們沉浸在校慶歡樂之時，日本侵略者的炮火卻步步逼近，學校無奈寨門關閉，師生離散，郝校長送走了一批批師生，揮淚告別了育德中學，和幾個師生步行西向西安。1945年抗戰勝利后，郝仲青返回保定，積極奔走，使育德中學很快恢復。1948年育德中學遷北平，先成立育德小學。解放后，北京市將大中中學更名育德中學，都由郝仲青任校長。1955年郝仲青病逝，葬于八寶山革命公墓。

育德中學嚴于擇師，所聘者都有真才實學。數學教師郭棠芳專業造詣很深，當時保定各校數學教師遇疑難算題，多往就教，無不滿意而歸。書法教師孫毅對名家碑帖均有研究，尤善魏碑。體育教師馬祥坡曾在遠東運動會創造撐桿跳高好成績，周佩青是足壇宿將，綽號“周半天”。劇作家曹禺、詩人卞之琳、左翼作家潘梓年、作家孫犁等都曾在學校任教，蔡元培、朱自清、俞平伯等名流學者也曾來校講演。學校不僅文理科成績名聞華北，體育方面也人才輩出，曾兩次獲華北運動會總分第一名。

必須提及的是，育德中學曾經創辦留法勤工儉學預備班。五四運動前后，中國社會各種思潮興起，異常活躍。其中“工學思潮”對中國文化教育，乃至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影響。1917年，李石曾、蔡元培到保定育德中學參觀，并發表演說，建議在育德中學設立留法勤工儉學預備班，當時育德中學校長王國光，和李石曾是高陽縣同鄉、摯友，育德中學又曾多次得到李石曾的幫助。李石曾是老同盟會成員，育德中學教員許多也是同盟會會員。王國光馬上答應，全校師生歡迎，當即籌建留法勤工儉學預備班。預備班以“養成專門技藝，實行制造之人才”為宗旨，以初中生和相當學力、身體健康者為資格，修業一年，以法文和鐵工為主科，機器原理、工藝圖畫、土木工程等科為副科。預備班法文教員由李石曾等籌辦的巴黎中國豆腐公司工人李廣安等擔任。從1918年招收第二期始，機械教員由育德中學已畢業的學生、香港大學畢業生劉仙洲擔任。劉仙洲正應聘天津高等工業學校，月薪150元，王國光要他來母校任教，月薪50元，他慨然應允，并數年不曾離職（后來他任北洋大學校長、清華大學副校長），貢獻很大。

學校建立實習工廠，設有鍛、鉗、翻砂、機加工等，柴油發動機、車床、虎鉗、風箱、火爐、鐵砧設備齊全，還設有木工。1920年，北方大旱，機械教員劉仙洲設計研制出新式水車，救濟災民抗旱，深受歡迎。教育家吳玉章慕育德之名，將兒子吳震寰從四川送來參加留法預備班。曹錕對預備班表示支持，捐款2萬元，機器3臺。育德中學留法勤工儉學預備班，還受到西方國家的關注。法國工廠普遍認為中國勤工儉學留學生中保定育德中學和北京高工學校成績最佳。法國駐中國公使赫爾利參觀育德中學，大加贊賞，回去立即撥一筆經費以示支持。保定二師的美國教員福斯特，說自己敬佩育德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捐給實習工廠數臺機械，實習工廠曾一度以福斯特工廠命名。此事還引起一場**，兩國都爭育德中學留學生，這也說明學校影響之大。

育德中學留法勤工儉學預備班，從1917年8月到1921年，先后招生4班，畢業學生213人。其中第一班育德中學本校學生多；第二班湖南籍學生最多，后來成為領導干部的李維漢、李富春以及張昆弟、賀果等是此班學生，毛澤東曾于1918年來保定看望他們從湖南動員來的學生。劉少奇是第三班學生，他曾在中南海熟練地干木工活，說是在育德中學讀書時練出來的。第四班1921年畢業，因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在法受挫，未能赴法。四個班中河北籍91人，湖南籍84人，其他省市38人，赴法勤工儉學學生共115人。李石曾在故鄉高陽的布里村也開設了留法預備班，辦的是初級班。早期共產黨人蔡和森在這里學習，并兼任國文教員。學校共畢業200人。保定育德中學作為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的發祥地之一，使許多青年學生踏上了尋求真理、探求科學知識和救國救民的道路，成為保定教育史上的創舉，寫下了中國教育的輝煌篇章。由國家主席江澤民題寫匾額的留法勤工儉學紀念館，坐落在保定金臺驛街原育德中學實習工廠院內，已成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河北最早的高等師范學堂——直隸師范學堂

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袁世凱在保定創辦直隸省第一所師范學堂——直隸師范學堂，也是全國最早的師范學堂，翰林出身的孟慶榮為監督，地址在金線胡同楊公祠和附近院落。學校最初在全省范圍招收學生600人，從舉人秀才中選取，大縣8人，小縣4人。此外還為山東代為培養數十人，第二年畢業返回山東。開設5年制全科和半年、一年簡科兩種。學堂聘有官本幸太郎、牧野田彥松、井原外助等11名日籍教師，開設教育、理化、博物、音樂、手工等學科。

1904年9月，經省批準，將光緒十五年（1889年）由蓮池書院院長吳汝綸倡辦的東文學堂附屬于直隸師范學堂，稱東文專修科，所謂東文即日文。同年底，學校因辦學需要，擴大規模，遷至北關，升格為優級師范學堂。1915年更名直隸高等師范學校。

直隸高師預科一年，本科三年，本科分歷史地理部、數學物理部、博物部、物理化學部、國文部、英文部等專業，除本科外，還設有國文、歷史、地理、美術、手工、圖畫、音樂、體育等專修科。另設英語研究科和手工、圖畫教員講習科。直隸高師的任課教師有清末科舉時代的舉人，也有民初新學堂畢業的高材生，還有聘請的外籍教師。據日本《考史游記》一書記載：1908年2月22日，日本青年學者桑原騭藏到保定考察，當時在保定優級師范學堂任教的日籍教師關本幸太郎、中谷延治、永井勇助、柏巖伊之吉、近森出治和都甲昂等6人幫助他，并安排他住在學校。其中前4位是東京高等師范學校畢業，近森是音樂學校畢業，都甲是明治大學畢業。這說明直隸高師有不少日籍教師。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直隸提學使盧靖曾對下屬發布命令，說此年直隸高等學堂畢業生180人，盡先充實初師和中小學，過去的畢業生學力不夠、水平較差、成績平平者，可回來重讀深造，不愿意回來的做教育行政工作。學校非常重視畢業生的回訪與再造。

直隸高師教師中的前清舉人，長期受舊教育思想束縛，思想及教學方法趨于保守，校長馬筱珊思想頑固守舊，認為五四后的青年學生“思想怪誕不經”，教學堅持用經學、理學等舊教材抵制白話文，用校規壓制限制學生的思想自由和活動自由。1920年9月，直隸高師爆發“驅馬運動”。最后，省教育廳答應學生要求，撤換了校長，決定由靳瀛旭任校長，并同意北京大學年輕教授來校授課。1921年，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鄧中夏，正式應聘到直隸高師任新文化教授。鄧中夏在保定組織學生成立新文化研究會、新教育研究會等社團，組織學生閱讀馬克思主義書籍，介紹李大釗、陳獨秀、魯迅以及高爾基的文學作品，對保定的教育和政治形勢發展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1921年直隸高師并入新建的河北大學。學校辦學20載，培養了大批優秀教育人才，教育家、美術家、史學家王森然，教育家、史學家張效直，教育家郝仲青等均畢業于直隸高師。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學校——保定師范學校

該校創辦于1909年，初名府立保定師范學堂，旋即更名直隸第二師范學堂。為什么這么快更名？因為1908年5月學部要求省份設立簡易師范多的要停下來，集中經費合并為一府或二府開辦完全初級師范。保定原有一所初級師范學堂，實是簡易師范，已在1906年停止招生，校址由相鄰的學校保定模范小學堂占用。1909年9月，直隸提學使司向督憲匯報：“奏設四處完全初級師范學堂，于天津、保定、灤州、順德各設一處”，“以建校工竣頗需時日，飭擇借相當之房屋先行開學。”按照這個精神，保定于1909年在原蓮池書院西保定模范小學堂借用房屋招生開班，此即府立保定師范學堂。1910年10月，《大公報》刊出消息說第二初級師范學堂正在西關外興建校舍。說明已按省有關部門指令改為直隸第二師范學校。1911年7月《大公報》又刊出消息：“第二初級師范落成：省城西關外起蓋直隸第二師范學堂，其講室宿舍均已落成，該堂現在城內假地開辦，日內擬即移至城外云。”這就是位于西下關街47號保定師范學校的校園。經不斷擴建，校園占地面積78畝，建筑面積23440平方米。1928年改稱河北省立第二師范學校（簡稱“二師”）。1933年，名河北省立保定師范學校。截至1934年，共畢業學生905人。在校學生6個班279人。1937年七七事變后，保定淪陷，日偽政權將學校遷往城內行宮舊址。時有師范5個班，附設初中6個班，另有簡易師范班。學生486人，教職員37人，并設有附屬中學一處。

保定師范學校具有光榮革命歷史。1924年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組織。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共保屬特委設于該校。1932年2月，二師愛國學生為營救因宣傳抗日而被捕的學生，舉行罷課和游行示威，因此反動當局于4月查封了二師。5月，宣布二師提前放假，并開除50多名學生，勒令30多名學生休學，并將校長撤職。6月，二師黨組織針對反動當局的鎮壓行動，開展了護校斗爭，組織起返校學生50多人，成立了護校委員會。6月20日，反動當局調動軍警包圍了二師，用封鎖、饑餓等手段企圖迫使學生就范。愛國學生堅持斗爭。7月6日清晨，包圍學校的國民黨軍警發起對二師的武裝進攻，從北面、西面扒開學校的圍墻，機槍、步槍一齊向校內開火。這場殘酷的屠殺，二師學生有9人當場被殺害，3人受重傷，38人被捕。這就是震驚華北的“七六”慘案。保定二師“七六”慘案發生的第三天，中共河北省委發表了《為保定慘案告民眾書》，號召河北省民眾反對國民黨軍閥慘無人道的白色恐怖。學校建有“七六烈士紀念碑”一座，成為對青少年進行革命傳統和愛國主義教育的基地。

保定二師一向以底蘊醇厚、治學嚴謹著稱，早年曾聘請黎錦熙、潘梓年、李苦禪、周永言、鄭志等學者、作家任教，為國家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如現代教育家、東北師大校長丁浩川，作家梁斌，科學家郭曉嵐，中國科學院、工程院院士師昌緒，人民音樂家張寒暉等。其中僅省軍級以上領導干部就有60余人，如中紀委第二書記王鶴壽，浙江省委第一書記鐵瑛，中組部副部長楊士杰，教育部副部長臧伯平，河北省委副書記、河北省顧問委員會主任楊澤江等。

二師畢業生梁斌根據“七六”護校斗爭創作的名著《紅旗譜》和二師教員李英儒創作的長篇小說《野火春風斗古城》影響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

新中國成立后，該校繼承優良的治學傳統，不斷深化教學改革，到1988年，為國家培養了11000余名合格的師范畢業生。1978年，在保定師范創建了保定師范專科學校，后更名保定學院。

保定最早的官立中學——保定府官立中學堂 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保定知府朱經田以保定為省會所在地，私立、公立的中學不少，但官立中學未便久缺，請求以保屬十六州縣房稅契加捐為中學經費辦一所官立中學堂。三十二年（1906年）知府凌福彭再次請求，批準在城內城隍廟西子母宮舊址改建校舍。七月十三日，學校成立，定名為保定府官立中學堂，以知府凌福彭為總辦。凌福彭離職，羅正鈞繼任。八月，招考中學部學生56人，為第一班。又招師范生48人，共有學生104人。

到1912年，各省奉命停辦高等學校，保定府官立中學堂以子母宮狹隘，呈請將西關靈雨寺高等學校址劃歸本校使用。8月，奉命接收高等學校校舍和教育設施，9月遷到高等學校址。這時，保定府官立中學堂今非昔比，其規模令同類學校望塵莫及。1921年6月，又奉省令遷入北關外直隸高等師范學校及直隸公立醫學專門學校舊址。

保定府官立中學堂設總辦和監督。總辦由知府擔任，監督總攬校務，實為學校負責人。民國建元，學校監督改稱校長，學堂改稱直隸省立第六中學校。資料顯示，學堂從1906年建校，到1912年民國建元，共招收8個班，招收學生406人；還有一個師范班，招學生48人。其中第一、第二、第三班已經畢業，實際畢業人數101人；師范班畢業45人。

抗戰以前，中國教育界名流學者多因戰亂隱居保定，所以直隸省立六中師資力量雄厚。又因官辦中學較私立中學待遇優厚，一些大學教授也在六中兼課。著名學者有：齊燕銘，教高中語文，解放后曾任國務院秘書長、文化部副部長；張效直，河北大學歷史教授，解放后曾任保定市副市長、河北省文史館館長；楊慎言，六中開創人之一，精通數理，擅長繪畫；陳芝生，六中元老，保定三大書法家之一，等等。他們學識淵博，教授有方，吸引了省內外莘莘學子。

從這里走出的學生，有的成為革命家，如中共北方區組織委員、與李大釗一起慷慨就義的楊景山烈士，河北省政協主席尹哲等；有的成為科學家，如生物學家牛滿江，科學院院士王之璽、譚錫疇等；有的成為學者，如中國現代考古奠基人、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創始人蘇秉琦，中國圖書館學系創始人、方志學家王重民等；有的成為作家藝術家，如北方左聯機關刊物《文學雜志》主編谷萬川、《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詞曲作者曹火星等。

保定府官立中學堂后來的名字是：直隸省立第六中學校、河北省立第六中學校、河北省立保定中學校、河北保定一中，這些學校都名播海內外。蜚聲海內外的私立同仁中學

同仁中學原是美國基督教公理會辦的一所教會學校。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保定的基督教公理會委任孟省吾在保定南關止舫頭村創辦初等小學堂，名同仁學堂，后稱同仁高小。1924年秋，楊繩武從燕京大學畢業，返回母校同仁高小任校長，上任伊始，就大刀闊斧地實施改革，將同仁高小改為同仁中學。楊繩武（1900—1968），原名楊恩洪，又名繼宗，字繩武，清苑縣田各莊人，早年家境貧寒，但儉樸用功。曾就讀保定同仁小學、通州潞河中學和燕京大學。在燕京大學因成績優異，與冰心一起被燕京大學校長授予裴多斐榮譽金章。在燕京大學，他發起成立了教育研究會，聆聽美國教育名流杜威的演講，并結識了教育家陶行知。

1924年1月，楊繩武回到保定任同仁學校校長職務，上任伊始即創辦同仁中學，并決定當年招收初中班。并制定校歌。同仁學校的校歌《博愛》，其歌詞為“天覆地載，日月照臨。春風化雨，一視同仁。”后來刊登在學校校刊《仁聲》1925年創刊號上。并制定了“勤樸謙謹”的校訓。

同仁中學創立伊始，教務處被楊繩武命名為“知行齋”，學校勤雜人員不稱校役，而稱“工友”。據說一次一位體面的先生來學校找校長，他見楊繩武在掃地，以為是校役，就問：“你們楊校長在嗎？我要見他。”楊校長放下掃帚，客氣地說：“請隨我來。”及至校長室，那人見沒有校長，不太高興，扭頭想走。楊說：“對不起，我就是校長。”那人大惑不解，上下打量著楊繩武。楊說：“掃地，也是我的日常工作。”這件事，一時傳為佳話。楊繩武作為校長待人接物和施政簡括為四句話：經濟公開，校務共管，勤樸持己，忠厚待人。當時，一般學校多不務實際，抄襲成法，所以沒有良好的效果。楊繩武拒絕高薪聘請和海外留學的誘惑，受聘母校，創辦同仁中學，就是要試驗新教育方法，實施自己的教育理想。他腳踏實地、大刀闊斧地作了如下工作：

1、成立教育研究會。當時教職員中，多數沒有讀過教育學和心理學。為便于集中大家的智慧，群策群力，試行新法，楊繩武在學校組織了一個教育研究會，規定研究程序和參考材料，然后就研究專題進行分工，各負其責，分別展開，定期開會，報告心得，討論問題，有時也請教育專家作專題講演。

2、改良宗教教育，在教育廳立案。同仁學校是基督教公理會設立的，和其他教會學校一樣，都沒在政府立案，而且都以《圣經》為必修課，強迫學生遵守宗教儀式。楊繩武認為這樣的教育，對學生思想品性的陶冶，不僅益處很小，而反有不良影響。所以在1924年，楊繩武不顧輿論的反對，在學校廢止強迫式的宗教教育，而以基督博愛犧牲精神為準則，積極培養學生純潔的思想和行為，同時在直隸省教育廳申請立案。1925年9月，省教育廳批準了立案，取得了辦學的合法地位，開了教會學校立案之先聲。當時同仁中學董事長是華北基督教公理會美國牧師高厚儒，就立案問題與楊繩武出現了分歧，發生激烈爭吵。許多保守的前輩，都把“離經叛道”的罪名加在楊的身上，于是教會對學校的津貼也予以撤銷。楊繩武決定縮減學校開支，以學費養學校，渡過難關。直到5年以后，華北各教會學校大都仿效他的辦法，改良了宗教教育，相率在官廳立案。

3、設立董事會，共度難關。立案后，保定同仁初級中學改為保定私立同仁中學。由于立案，教會切斷了同仁中學的經濟來源，學校面臨嚴重的經費困難。為將學校辦下去，楊繩武精心運作，得到保定各界多方面的援助，專門成立校董會，由育德中學校長郝仲青擔任董事長，夏子祥、徐乃展、高厚儒、張恒秋為董事，還曾約請晏陽初任同仁中學董事。許多燕京大學校友和名牌大學畢業生源源而來。教師工資低、任務重，設立高中班后，每人每周授課多達30節，大家熱心教育事業，楊繩武又善于團結同事，處處以身作則，所以毫無怨言，戮力同心，共度難關。

4、試驗道爾頓制。1925年春，保定同仁學校在初中一、二年級和高小一、二年級試驗道爾頓制。道爾頓制，是一個叫柏克赫斯特的美國人在美國道爾頓中學創建的一種教學制度，其措施是：把教室變成作業室，擺出學習參考書和實驗儀器，供學生學習用；廢除教師授課，而把學科內容按月分解為作業大綱，由學生按規定的進度和要求自己學習和完成之。學生可以自由支配時間，各科教師分別在各科作業室全天等候學生提出疑問，予以解答。進度快、成績好的學生可以提前畢業。道爾頓制的好處是可以培養學生自主學習、善于思考、獨立工作的能力。道爾頓制的實施，雖然進行得很順利，學生們的學習情緒和效果也很好，但是因為校款無著，經費困難，不能按照需要補充設備和資料，添聘更多的教員，所以維持了半年多便停止了。

5、倡辦男女合校。當時在華北各中級學校，沒有男女合校制度，也沒有實行男女合校的。女子接受教育的機會相對很少。僅就保定來說，當時有12所省轄公私立中級學校，僅有一所女子師范，即省立女二師，每年招收新生不過五六十人。另外，楊繩武的母親張心慈親手創辦的保定培基女校，立案未獲批準，校長雖幾易其主，但畢竟是他母親所創，正處進退兩難之際。為革除男尊女卑、男女有別的弊端，倡導男女平等觀念，楊繩武再次冒“離經叛道”的罪名，大膽將面臨停辦的培基女校接收過來，1929年2月，實行男女合校，開創了保定男女合校的新紀元。經過三年努力，精心治理，學校出現了秩序井然和一派盎然向上的局面，男女合校得到社會的承認。同仁中學實行一系列改革后，楊繩武給老朋友陶知行寫了一封長信，講述了同仁中學的做法和自己的認識，希望得到陶行知的指教，陶行知很快給楊繩武復信，熱情稱贊和大力支持楊繩武的創舉。復信使楊繩武異常興奮，特別是讀到“已經照章立案，至為欽佩”等肯定與鼓勵的話，感到有了知音，極大地鼓舞了他的信心，增添了克服一切困難的力量。陶行知關于經費問題貢獻了很好的意見。于是，楊繩武在同仁中學的改革和試驗，很快駛向快車道。同仁中學的崛起與發展，受到國內外有識之士的關注。1927年春，美國達德學院捐款，舉辦“民眾夜校之歌”，楊繩武借此機會發動學生捐款并參加義務勞動建成禮堂，名曰“達德堂”。

正值同仁中學處在男女合校的輿論漩渦中時，檀香山可可商人顧德經保定教會介紹來校參觀，深為教職員工的辦學精神所感動，慷慨解囊，捐資1萬美元作為興建講堂之用。講堂按楊繩武的規劃建成講堂院，四面有教室，共12間教室（當時10間為教室，1間為化學教室，1間為教員預備室），站在講堂院中央，可以看到所有教室。新講堂1929年秋落成，取名“顧德堂”。顧德堂一直沿用到新中國成立后的保定一中，1989年學校整體改造時拆除。

1930年秋天，為出入方便，楊繩武率領學生將顧德堂北面羊圈高坎處挖開，用一周時間，開出高臺階，并于高臺階之上興建了校友門。校友門由校友師生捐資筑成，紅門明柱，雕梁畫棟，北面正對同仁中學大門，雖歷經風雨滄桑，至今巍然挺立，成為保定教育歷史文物。楊繩武非常重視學校體育活動的開展，要求學生每天要參加戶外體育運動。并千方百計擴大運動場所，為學生提供更多、更廣泛的鍛煉項目和場地，促進了學校體育活動廣泛開展，使同仁中學的運動競技水平名聞遐邇，標槍、鐵餅，短跑、長跑，足球、籃球等許多項目在華北稱雄。1926年，南開大學籃球隊曾來保定，與同仁中學切磋技藝。1927年北師大“飛虎隊”和中國大學籃球隊，先后來同仁中學賽球。楊繩武不失時機地制定了《新教育大綱》，明確提出“實用的知識，健康的身體，生活的技能，服務的精神”的辦學宗旨。為學習實用的知識，同仁中學設有化工廠，利用課外時間由化學教師趙芳亭指導學生制造肥皂和化妝品。市民見到同仁中學制造的肥皂和雪花膏、蠟燭之類產品，爭相購買，激勵了師生的學習、勞動積極性。

為培養學生對農業的興趣，造就大批懂科學種田的新式農民，學校在附近南大園劉家疃購地14畝，建立農業試驗場，由教師和聘請的農藝技術員指導學生栽培果樹，練習嫁接，培育優良品種。同仁中學培育的“八一一”優良谷種，無償送給當地農民，受到農民的好評和歡迎。學校還購買了一輛舊小汽車，作為學生學習駕駛和修理汽車之用，在那個時代無疑是超前的實用技術。同仁中學在保定的商業中心馬號商場設立了無線電門市，這是學生實習基地。學校購買了十幾輛自行車，四五臺電影放映機，學生組成小組，到農村義務放映電影，送科學種田、科學養殖圖書資料，宣傳科學和衛生知識，開展文化下鄉活動。學校還購置大量農具，如鎬頭、鐵鍬等，楊繩武和教師帶領學生去修橋補路，參加公益勞動，培養學生的高尚品德和勞動技能。學校還開辦了醫務室，設立寶光診所，組織女生醫療護理隊，為百姓看病。

校辦刊物《仁聲》則是學生習文寫作，發表言論，增長才干的文科基地。此外還有體育、歌詠、美術、文藝、書法等各種興趣小組，豐富了學生的課外生活，拓展了知識領域。楊繩武的教育思想和在同仁中學的教育實踐，較好地解決了教育與生活、社會與學校的關系問題。他新的教育理念，與生活與生產勞動結合的教育思想，特別是“實用的知識，健康的身體，生活的技能，服務的精神”的辦學宗旨，引起國內教育界人士的密切關注。

應該說，楊繩武汲取了陶行知的“教學做合一”的教育思想和晏陽初“除文盲、作新民”、“平民教育——鄉村建設”教育思想的合理內核，較為完整系統地提出了中等教育思想的綱要，或者稱之為全新的中等教育構想。在中國社會尚沒有完備的辦學綱領的時候，這一綱要或稱構想的提出，無疑具有開創的魄力，閃爍著先知的光芒。所以，l935年后，同仁中學名聲遠播，來同仁中學參觀，甚至留住校內考察研究的日漸增多，以致絡繹不絕。美國的雜志也介紹保定同仁中學。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楊繩武毅然投身抗日洪流，離開了自己艱苦創建、苦心經營的同仁中學。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偽收管了保定同仁學校，在這里成立了興亞中學。不久，又改成河北保定中學。

抗日戰爭勝利后，同仁中學復校，保定中學遷出。1948年11月22日保定解放，舉城歡騰，慶祝保定的新生。11月23日，人民政府召集保定各校師生成立聯合中學，開始上課。1949年2月，冀中行署召集保定市所有教職員工在同仁中學集訓，集訓結束后，分別組成一中、二中、女中和保定師范。以同仁中學、保定中學師生為主成立的保定一中在同仁中學校園誕生。

保定有影響的女子學校——直隸女二師

清光緒三十二年十月十日（1906年11月16日），直隸布政使增韞在省城保定育嬰堂內創辦直隸全省女子學堂，擇定保定府倉為址。邑紳吳建勛為總理，冉楷任堂長。成立之初，經費缺乏，育嬰堂兒童盡先選送。收7至15歲女童入學，初等4班，高等3班，學生百余人。開辦費用由增韞籌措。此為省城女學之先導。冉楷于1908年辭去職務，由劉春霖繼任。1909年8月劉春霖辭職，由樊榕為堂長，學校更名為直隸女子學校。1911年6月首次招師范本科1班。1914年范錦堂為校長。1915年更名直隸第二女子師范學校。五四運動后，新文化運動在保定蓬勃興起，宣傳民主、科學的新思潮廣為傳播。當時保定各校的青年學生紛紛要求校方增添新課，聘請新文化教員。學校當局迫于社會輿論和學生的要求，增添了白話文學課程。1921年3月，鄧中夏來保定，在直隸高等師范學堂任教，北京大學教授何夢雄和青年進步教師施天偉等先后分別擔任女二師和育德中學的國文教員。他們在課堂上公開講授《共產黨宣言》和俄國十月革命的偉大意義，激發了青年學生研究馬列主義、探求革命真理的熱情。在進步教師程箴

四、王森然的幫助下，女二師學生組織了讀書會，讀進步書刊，學習研究馬列主義，探討社會革命問題。1923年11月，王佩珊、韓玉容、王文焯等5名學生帶頭剪發，脫去長袍，改穿短裙。對此，學校當局大為震驚，校長范錦堂、學監步以誠等驚呼：這是女二師校史上空前“大逆不道”的行為，當即以“違犯校規”為名貼出開除5名同學的布告，引起公憤，女二師各班學生醞釀進行罷課斗爭，爆發了“剪發斗爭”**。學校當局被迫收回成命，范錦堂離開學校。1924年2月，日本留學的前清舉人燕士奇接任校長。他與教務長步以誠大搞封建復古教育，反對學生參加社會活動，到校才一個月，就培植個人勢力，解聘了程箴四等一批有進步思想傾向的教員。李培之等學生找到燕士奇說理，他又以“愛活動”等莫須有的罪名，開除了李培之、王紹華、王佩珊等6名學生。他的倒行逆施，引起公憤，大家據理力爭。燕士奇惱羞成怒，指使其手下對學生大打出手，“致使有頭破血流者，有衣裙粉碎者，有臥地不起者，演出空前絕后之大悲劇”。面對暴行，學生忍無可忍，實行罷課。女二師學生自治會向京、津、滬各大報發出《驅燕宣言》，說明**的事實真相，得到社會各界的支持。天津《婦女報》、《大公報》，上海《民國日報》等，不但刊出《驅燕宣言》，而且撰文支持學生的正義斗爭，聲討燕士奇的暴行。

天津各界成立直隸女二師后援會，上海婦女研究會、婦女評論社、中國國民黨婦女部等三團體，致函直隸省教育會，支持女二師斗爭到底。北京學生聯合會還向全國發出呼吁書，“望全國人士，熱心教育者，一致聲援！” 女二師**堅持月余，引起保定及京、津、滬各界的極大關注，各地報刊大量報道**情況，教育界、婦女界一些人士及團體也紛紛發表宣言或聲明，表示同情和支持學生的正義斗爭。在社會輿論的強大壓力下，直隸省當局為盡快平息女二師**，在4月份罷免了燕士奇校長職務，答應了學生提出的條件。《向導周報》刊載：“罷課勝利者，只有保定女二師。”早期革命家向警予、鄧穎超等對女二師**給與極大關注和支持，向警予曾說：女二師學生“反抗之精神，正義之主張，實為女子自身之團結，革新女子教育的第一聲”。

1929年王化民任校長，是女二師第一任女校長。王化民，字永蘇，清苑縣人，1925年畢業于女二師，升入北平女子師范大學（現北京師范大學），畢業后來校任校長。王化民任校長后，學校有較大發展。創設了附屬幼稚園，添招了幼稚師范第一班，恢復了民眾學校、學生自治會，成立了賬目稽核委員會，次年又添招三三制初級中學第一班。1931年又建筑西大樓一所，并將校產訴訟勝訴收回的校產，擴充附屬一小。學校已具規模，教育教學質量穩步上升。

王化民不但重視教育教學，加強對女子師范生的培養，而且不忘學校社會責任，重視直接為社會服務，樹立了學校的良好形象，使學校的光榮傳統發揚光大。為全面培養學生將來升任教師的能力，采取了多種措施，如創立民眾學校、建立平民幼稚園、設立兒童玩具社、設立育兒指導部、舉辦兒童大會等。

首次舉辦兒童大會是在1932年，這也是全國首次舉行的四四兒童節大會。學校同仁籌議發起，商借蓮池公園為會場。幼稚師范班學生負責圖表、模型、食品、玩具的搜集；校醫、教員負責檢查身體、評判健美事宜；組織游藝由附校教員、保姆擔任，校刊編輯部之人負責印發“兒童專號”。這一天，到場婦孺2000余人，蓮池公園成了兒童的樂園，啟迪兒童心智，發達兒童健美，收到極佳效果，堪為空前盛舉。1933年“四四兒童節”推廣開來，由全城小學聯合籌辦，規模更加宏大。應該說女二師開了保定兒童節的先河。

保定女二師在歷任校長苦心經營下，培養學生學好本領，獻身教育，她們制定的校歌是： 看啊，滔滔的洪水猛獸，嗷嗷待拯的群氓。過去，現在，未來的校友，滴苦汗，灑熱血，慈光普照了宇宙，幸福灑遍了八荒，吾校前途無疆。努力，努力！吾校前途無疆！河北之光，吾國之光！

該校以治校嚴謹、師資力量雄厚、畢業生素質高著稱。清末，河北省視學部曾給直隸女學堂以較高評價，稱其“學生各科成績俱佳，手工尤勝，校風良善”。民國改辦師范后，于擇師、治學、訓育諸方面均要求甚嚴。畢業生既有服務社會的精神，又有良好的專業文化素質，深為社會各界所稱道。

女二師1933年更名河北保定女子師范，保定解放后更名保定女中，20世紀70年代后更名保定第十七中學。學校為國家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

除上述學校外，1902年6月在直隸農務局設立的直隸農務學堂，是全國最早的農科院校；1902年在保定創立的直隸巡警學堂，是全國最早的警察學校。據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統計，保定城內有官立和公立（不含私立學校和教會學校）各類學堂已有33所之多。總括清末以來保定的教育，門類齊全，學校眾多，教育教學質量在直隸（河北）乃至全國很有聲望。

任何一場革命或變革，總有一個首發之地，他來得早，行得快，聲勢浩大，聲名顯赫。中國傳統的舊教育，就是我們通常說的府學、州學、縣學和書院、義學、私塾等，向新型教育——學堂轉型過程中，直隸省城保定一馬當先，大有“唯馬首是瞻”的形勢，正是這種形勢，鑄就了保定在中國新教育入口處的輝煌，保定“學生城”的美譽也就流傳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