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讀后感

《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讀后感

近期剛讀了柯文的《歷史三調》一書，柯文寫作《歷史三調》的主要目的在于“考察與歷史撰述有關的一系列問題——義和團只是這項工作的陪襯”，但他也希望該書“能夠引起那

些關注義和團運動本身及中國人在20世紀紀念該運動的方式的中國專家的興趣。”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我們可以把該書歸為關于歷史書寫的理論著作，至于對義和團歷史的探究只不過是作者為了解說的方便而選取的一個例證。

柯文認為，“歷史學家重塑歷史的工作與另外兩條?認知?歷史的路徑——經歷和神話——是格格不入的。對普通人而言，這兩條路徑具有更大的說服力和影響力。” 因此，柯文在《歷史三調》中對義和團運動這段歷史的書寫分作三部分，即事件、經歷和神話。

一、事件

在這一部分里，柯文以歷史學家的身份來書寫義和團運動。作為歷史學家，柯文對作為事件的義和團的敘述相對于經歷和神話兩部分來說所用筆墨是最少的。可見他的重點也不在此，他并非要向人們展示義和團運動的整個歷史過程。因此他只是簡略地敘述了義和團運動的起源、高速發展階段、經歷的國際化。其中所用資料亦多是來自他人的研究性著作或是大陸方面出版的有關義和團的文獻，并無特別之處。作為三調的這一調估計作者本人也不企望它能奏出精彩華章來。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分析義和團高速發展的原因時提出1898年冬季以來殃及華北地區的干旱是促成的原因之一，并從心理學的角度進行分析。他指出饑荒和饑荒造成的恐慌情緒使人們易于相信某些人對現實問題的宗教解釋：“不下雨是由于神發了怒，神發怒是由于基督教和其他洋物成泛濫之勢”。

二、經歷

這一部分在全書中所占比重最大，是作者重點著墨之處，也是三調中最精彩的部分。柯文在這部分里力圖從事件的經歷者的角度來再現他們經歷之事：干旱、降身附體、法術、謠言和死亡等，書寫歷史參與者的經歷。這與我們從前習見的歷史書寫方式大為不同。過去的經歷者和歷史學家感受過去的方式也不同。歷史事件的直接參與者與歷史學家和神話制造者在動機意識上也不同：“歷史學家的目的是了解和解釋歷史，神話制造者則從歷史中吸取能

量，為現實的政治或宣傳目的服務，為深層次的心理基礎造勢。與這兩種人的想法不同，歷史事件的直接參與者的意識包含著人的所有情感和目的”，“促使人們采取行動并在形成人們生活經歷的過程中常常起重要作用的動機是多種多樣，千差萬別的。”但是不僅神話的制造者而且歷史學家也可能曲解這種動機，歷史學家試圖從自己認為合理的闡釋體系來解釋。歷史事件不同于個人經歷，它是個人經歷的綜合，超越個人經歷之上。

柯文喜歡從心理和感情方面來研究歷史，他研究義和團中最大的部分，談義和團成員“他們的思想，他們的感情，他們的恐懼，他們的喜怒哀樂，以及他們追求的夢想。”[20] 對“當時參與這件事的非中國人的思想、感覺和行為也很感興趣，并且不時指出中國和外國雙方共同之處，雖然這部分的分析所占的篇幅較少。”也就是盡可能進入他所描述的人們的情感世界中，力圖描繪義和團拳民、中國教民、既不信教也不練拳的絕大多數普通中國百姓、中國的官紳、外國傳教士、外國和中國的軍人和官員等所經歷的那個經驗世界的特性。面對干旱，處在華北各處的傳教士都表現出了擔憂，他們害怕被中國人殺死。因為中國人指責干旱是傳教士們造成的。義和團的許多揭帖把洋教的滲透、上天的震怒和干旱三件事聯系在一起。柯文認為，面對災難，超自然的力量是人們對此進行解釋的一個普遍的文化因素。人們經常把自然災害看做是超自然力量對人類錯誤行為的懲罰。他列舉了《舊約全書》中上帝對他的選民偏離正路的將遭懲罰的警告：1973年，尼日利亞的穆斯林和英國16世紀90年代的基督徒認為當時的旱災或大饑荒是安拉或上帝對人類的懲罰；1980年象牙海岸的本加人因為該地區的旱災懲罰一對行為不檢點的夫婦；19世紀的博茨瓦納人們把干旱歸因為基督教的入侵。他在這里用了跨文化比較的方法，指出這種現象并非義和團獨有，實際在世界范圍內是普遍存在的。柯文從民間宗教的角度來分析義和團的降神附體現象。他認為這一現象和中國的民間文化密切相關，無論在中國古代還是20地紀的中國，都有與此相類似的現象。他也從心理和生理的角度對這一現象進行分析，而不是一味的糾纏于這類現象是否是真的。在他看來，個人或群體面臨危機時，人們往往愿意求助于宗教手段。他也把義和團的宗教行為和臺灣、新加坡等地的童乩等現象進行比較，來進一步解說此類現象所具有的普遍性。他指出

從生理角度上說，饑餓確實可以造成精神不正常。對于義和團的法術，他是從心理上分析法術給義和團成員提供了情感上的安全感。至于義和團把法術失靈的原因多數歸結為客觀因素，如污穢或不潔之物沖犯了法術，特別是婦女的污穢敗法，他也舉出更多的例證說明這種解釋在其他文化中也存在。關于謠言，柯文更是旁征博引來進行分析評說，指出謠言的諸多特點、作用、發生的原因等等，義和團只是他所列舉的眾多例證中的一個。

總之，柯文在這部分的研究中，“著重以人為中心多于是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研究取向。”他注重研究人的感情、心理，思想，從人性的角度來考察義和團成員的思想情感以及此次事件的其他參與者的各種行為表現。他在書中分析不局限于義和團本身，很大程度上涉及世界范圍內的相關現象，如降身附體在不同文化里的表現和相似之處，非常時期造成謠言流行的共同特點，關于投毒謠言在羅馬、在1832年巴黎霍亂流行時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尚武好戰的國家中、抗日戰爭中的上海的流行。這些都強調人性的共同性，某些文化現象所有具有的世界范圍內的普遍性，而非差異性，從這個角度說，“不如用人類中心取向”。

三、神話

這一部分主要研究義和團在20世紀中國怎樣不斷被神話化的過程，它更像是關于義和團運動的學術思想梳理。和前兩部分一樣柯文首先在這一部分前面的《緒論》闡述了他關于過去被神話化的見解。他指出了神話制造者和歷史學家不同。歷史學家的主要目標是在盡量占有第一手資料的基礎上，盡可能準確和真實地再現過去；神話制造者卻要使過去為政治、意識形態、自我修飾和情感等方面的現實需要服務。歷史學家研究歷史的復雜性、細微性和模糊性，而神話制造者往往以片面的觀點看待歷史，從歷史中找出個別的一些特點、特性或模式，把它們當作歷史的本質。但在實際操作上，神話和歷史在敘述過去時的區別卻微乎其微。歷史學家探尋歷史真相的活動會受到目前他們頭腦中固有觀念的影響，他們也可能成為無意識的神話制造者，而神話制造者在制造神話時不會把自己的作品視為神話，他們也要注

意作品的可信度。對過去神話化有各種形式：普通百姓頭腦中的歷史形象的神話化、對自己生平經歷的修改、文藝作品中對歷史的神話化。

柯文研究了義和團在20世紀中國人觀念中的神話化過程：義和團運動時期當時人們所留下的文字中對義和團的貶斥，將其稱為“匪”、“亂”、“邪教”；改良派人物指責義和團的迷信、盲目排外；世紀之交的革命派譴責義和團，鄒容認為義和團是野蠻革命；新文化運動時期倡導科學、理性、民主的知識分子批評義和團的迷信、非理性，把它當作中國文化的象征；20世紀20年代中華民族主義高漲時期把義和團當作反對帝國主義的愛國者；在“文命”中，義和團作為攻擊劉少奇的武器，義和團中的紅燈照又被與婦女解放聯系起來；在與蘇聯修正主義的宣傳戰中，義和團又成了揭露蘇聯的政治工具。柯文就此對歷史與政治的關系提出了精辟見解：“問題的癥結不在于撰寫脫離政治的歷史，而在于撰寫反映正確政治觀的歷

史。”“然而，一個人只有在具有正確政治觀的情況下，才能寫出反映正確政治觀的歷史。”總之，《歷史三調》柯文所要書寫的并不只是義和團的歷史或中國的歷史，他只是以義和團為例向人們解說探尋歷史真相的三條不同途徑，即歷史的三調：事件、經歷、神話，“想發現一種歷史學家們跨越他們歷史論題界限的方式”。對于民眾參加義和團的原因，他也從多方面進行考察（如干旱使人們無事可做，義和團發展起來后人們容易形成趕風潮的心理等等）而不是簡單的歸為愛國，雖然愛國使義和團運動看起來更富有英雄氣概。他認為“如果我們要對中國的過去有一個更全面、更細致、眼光更廣闊的認識，我們在探討文化差異的同時，必須注意人類社會有許多共通的方面。這是其中一個有效的辦法，讓我們突破西方和中國的歷史學家以不同理由、不同方式為中國和中國歷史設定界限的做法。”

第二篇：《歷史三調》的讀后感

《歷史三調》這本書，雖然其主題是義和團運動，副標題就是-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周禎偉：柯文《歷史三調》讀后感。在讀完全書之后發現，這本書講的就是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歷史，用這三個維度來理解。柯文在書中所提到的作為事件的歷史指的就是歷史學家研究所得到的歷史。作為經歷的歷史指的就是歷史事件直接參與者的歷史。作為神話的歷史指的就是被政治、感情等利用而為現實服務的歷史。

一

作為事件的歷史是指歷史學家研究所得到的歷史，歷史學家的工作顧名思義是解釋和理解歷史，但是歷史學家的解釋和理解是有要求的。“歷史學家最重視的是根據知識層面的確當性而非感覺層面的確當性來勾勒歷史畫卷。…但是作為歷史學家，我們在理解和解釋歷史時，必須有意識地遵奉(在實踐中從未完全實現過)社會公認的關于確當性和真實性的強制性標準。”[1]其實這就是章學誠所指出的史德的觀念即著書者的心術，這是歷史學家的一個職業標志。同時“歷史學家是在已經知道結果的情況下從事研究工作的，這是歷史學家的另外一個職業標志。”[2]于是柯文就提醒歷史學家，必須十分小心，“(知道結果)可使歷史學家賦予在此之前的歷史事件一些意義，一些在事件發生的當時并不存在因而也就不可能為事件的發起者和參與者所知的意義。”[3]這也就是歷史學家解釋的歷史在一些重要方面會完全不同于歷史事件的直接參與者。因此歷史學家不要用后見之明來對待歷史和闡述歷史。

還有，柯文指出：“歷史學家在重塑歷史的過程中雖然比直接參與者擁有更多(和更全面)的證據，但還遠遠不夠，因為歷史上'發生的許多事情都已不為人們所知了'。”[4]因而對于歷史研究中史料即證據的運用和掌握也是歷史學家所要面臨的問題和挑戰。在王家范老師的一次講座中，對于李伯重所認為江南在明清時期已經是前工業化或者之類的說法批評時，王老師說，我手上有很多資料，我可以拿出很多來證明李伯重的觀點是正確的，但是同時我也可以拿出很多的材料，而且是完完全全意見相左的史料。通過這句話，可見歷史學家在敘述自己的歷史時，很容易用可以證明自己觀點的證據和史料，而對于其他的會進行一定的過濾，也可以說是戴上了一副有色眼鏡。

但是是不是在如此多甚至可以說是致命性的難題和困難面前，歷史學家的努力都可以被否定了呢?柯文給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如果我們不要求歷史學家提供他們無法提供的東西-原原本本的歷史，如果我們承認歷史學家能夠提供的對歷史的理解和解釋是有價值的-至少因為它們與歷史的直接創造者的理解和解釋是有所不同的，那么，一切的努力都不是沒有意義的。”而歷史本身的不可知性或者說其不確定性、不完整性和短暫性，正是其不斷吸引歷史學家去研究它的魅力所在。[5]在筆者看來，如果歷史的所有真相都原原本本地擺在那里，那還要歷史學家干什么?歷史也就只是那些死氣成成的檔案和文件了。

二

而作為經歷的歷史是指歷史事件直接參與者的歷史，可是“直接經歷者在以后的歲月中會不斷地復述過去發生之事，會根據社會環境的變化不斷地'改造'他們過去的親身經歷，以便保持個人經歷的完整性和連貫性。”[6]這也讓我們會對經歷者所留下的所謂原始史料抱有一定的警惕。比如諸多名人的日記，翁同和、胡適等等，他們或者是要回避一些在他們或者后人看來見不得人或者不可輕易見人的東西，甚至會大量刪改，或者向胡適很早就認為自己的日記是會被人看的，所以在寫的過程中肯定會有回避的內容。但是柯文指出：“我們雖不能按照生活在當時的人們的理解和認知恢復過去的本來面目，但我們能談論過去，描述過去的某些方面，以大體上接近事實的語言講清楚歷史真相與神話化的歷史和故事化的歷史之間的不同之處，讀后感《周禎偉：柯文《歷史三調》讀后感》。”[7]

同時柯文指出：“參與'歷史事件'的個人事先對整個事件的發展進程并無清晰的預見。”[8]“而實際的歷史經歷使真實的歷史截然不同于復述的歷史和神話化的歷史。這個特點與親歷者的動機意識有關。歷史學家的目的是了解和解釋歷史，神話制造者則從歷史中吸取能量，為現實政治或宣傳目的服務，為深層次的心理基礎造勢。與這兩種人的想法不同，歷史事件的直接參與者的意識包含著人的所有感情和目的。直接參與者也許會做些努力，試著理解他們正在經歷的事情，而他們很可能會以各種各樣的方式把親歷之事加以神話化。但是與主要的目的(如享樂、求生存…)比起來，這些都是次要的、輔助性的。促使人們采取行動并在形成人們生活經歷的過程中常常其重要作用動機是多種多樣、千差萬別的。這些動機常常被曲解，神話制造者尤其如此，而歷史學家也不遑多讓，他們也許保持著警惕，但他們總是把歷史的動機意識強行地導入多少有點合理性的闡釋體系-'發生于其后必是其結果'的分析模式。”所以對于經歷的歷史也要抱有一種警惕。

三

神話的歷史是指被政治、感情等利用而為現實服務的歷史。首先神話一詞是指“人為虛構”或“不真實”的事情。但是在文中其所要表達的意思遠非如此，作為歷史而言，作為歷史學家而言，是在于追求歷史的真相，可是真相究竟是什么呢?柯文提到“關于某件往事的明確結論一旦深深印進人們的腦海里(和心中)，人們就會相信自己認可的真相，即使這一真相與過去真正發生的事情完全不同。至少這樣的結論與人們'相信'的真相是相符的，因而準能在人們的歷史觀念中占據最重要的位置。”[9]就像本書中的例子義和團運動，由于人們在長期的宣傳和教育之后，對于義和團運動作為中國近代史上反帝愛國運動的高潮，是亞洲革命風暴的組成部分的這樣一種結論被我們當作真相而記在心中，而忘記了其是否與過去的發生的真相相符。在這個過程中，義和團運動已經被神話化繼而被我們接受了。這就是作為神話的存在了。

可是神話是如何來的呢?其實一言以蔽之，神話的歷史就是人們以自己需要而對于歷史進行不同的解釋和神化。舉例說明，書中第七章開始就對中國歷史上各個時期對于義和團神話的構建進行分析。神話的歷史，在新文化運動時期，陳獨秀、魯迅對于義和團的神話化，即不以義和團為歷史的陳跡，而是隨時都可能出現的幽靈。將之視為中國大眾普遍的落后性，新文化中的干將們試圖革新中國的文化，因而其對于舊的、落后的事物必須進行反對。因而義和團被作為落后、盲目排外的象征而遭受批斗。他們為了革新的需要而找到義和團作為落后象征的靶子，供其攻擊。

而且當過去被當作神話的時候，其內涵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于人們對現實問題的關注。等到在新文化運動之后中國反對的帝國主義的斗爭開始如火如荼的開展了，由于反帝的需要，義和團又被美化了。這一時期由文化層面上的對于義和團的神話轉為以政治目的，帶政治色彩的神話。

在第三個階段，在文革中義和團再次被神話化，其被政治利用的痕跡更為明顯。最初作為打倒對于《清宮秘史》中的政治傾向進行分析界定來找到可以打倒劉的證據(劉曾贊許過該劇)。還有江青為了抬高自己，打擊以前的競爭對手，而對于紅燈照大加發揮。種種均是赤裸裸的一政治為目的的對歷史的利用。從這些神話化的過程可見，在具體情況下，人們對義和團進行神話化，主要取決于當時中國的社會潮流。

小結

對于這三個維度進行理解之后，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柯文筆下所展現的三種不同的歷史，它們都是確實存在，這也就是羅生門在歷史中的反映。既然凡是存在都有其合乎道理的一面，但是作為歷史工作者來說，神話的歷史似乎是要斷然否定的，但是歷史學者的無意“神話”有該怎么辦呢?我有時候很迷惑，因為從結果來看，有意造偽和無意造偽是一樣的，都不能原諒，但是經驗告訴我，歷史原原本本的真相是找不到的。我的導師路老師老是說，史學家應該抱有“雖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的理想，加上史家本身的操守，憑著良心做事了。

第三篇：《歷史三調》讀書筆記

《歷史三調》讀書報告

《歷史三調》的讀書報告是我大學第一學期里唯一的文科作業，讀完此書時，概括來我得到了對“義和團”運動的大致了解和對“歷史”本身的所思所想以及幾點對學習歷史的啟示，收獲不小。

關于義和團

義和團運動，在讀此書之前，我和很多同學一樣知之甚少。什么是義和團?它是干什么的？為什么它值得我們去了解和回顧?......簡要概括，義和團運動就是在封建階級的統治下，下層勞苦人民的生活質量連年下降，導致群眾自發的組建自衛組織，其后來的發展又歷史性的遇到了西方文明在中國的傳播。由于當時人們的無知，義和團仇視一切與洋人有關的東西，有用洋物者“必殺無赦，若紙煙，若小眼鏡，甚至洋傘、洋襪，用者輒置極刑。無知的”拳民“們甚至殘忍殺害了無數信教的中國同胞。如果說這種極端情緒只是在民間的話，那還不至于惹出什么大麻煩。不過很不幸的，這股力量卷入了一場更加巨大的政治斗爭之中并被迅速催生成更為可怕的政治運動。義和團的極端行為引來了帝國主義列強的聯合打壓。這場運動最終以辛丑條約的簽訂告終，四億五千萬中國人每人為義和團陪一兩銀子，同時俄國還趁機占領了東北。

我認為“義和團”運動本身有一定的必然性，它發生在一個特殊時期，西方文明和古老的東方文明交匯的時期。也許出乎其參與者意料的，它同時也改變了中國的歷史。又由于種種原因，至今“義和團“運動仍被冠以“反帝愛國運動”的美名，只是這樣的美名未免太過牽強。他們真的在“反帝“嗎？他們分明是在非黑即白的“排外“，他們真的”愛國“嗎？光是被他們殺害的同胞數目就遠在洋人之上，還”順帶“讓中國又多一次恥辱。這讓很多不了解真相的人們曲解了這段歷史，失去了從義和團運動中反思的機會。

關于歷史

柯文教授的這本專著不同于大部分的歷史專著，他在向我們揭開義和團的面紗之前煞費苦心的撰寫了一些文字，其中辯證的向讀者說明了歷史學家筆下的歷史和真實的歷史之間有著比表面上更復雜，細膩的關系。這些文字對我來說比這本書的主題“義和團”更有意義，它讓我認識到，同一段歷史，用不同的眼光去回顧可能會有截然不同的結論。歷史事件的真相被淹沒在錯綜復雜、含混不清的實際經歷和被神話化的各種碎片中。歷史學家的工作就是客觀、有條理地盡可能地還原歷史事件的真相，但是經歷和神話包含著人類的情感，對歷史學家而言它們是很強的干擾和很重要的影響。人類的歷史不可能離開人類的情感和而獨立存在，我想，沒必要把歷史的真相和實際經歷，后世的神話化剝離開，因為正是后者的存在才能讓現在的我們從中反思，總結，不犯相同的錯誤。

解讀歷史，柯文和他的《歷史三調》為我們展示了的另一種方式。

第四篇：2021《論中國共產黨歷史》 讀后感三

《論中國共產黨歷史》讀后感

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輯的習近平同志《論中國共產黨歷史》一書，近日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在全國發行。這部專題文集，收入習近平同志關于中國共產黨歷史的重要文稿40篇。其中部分文稿是首次公開發表。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圍繞中國共產黨歷史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論述，系統回顧我們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不懈奮斗的光輝歷程，深入總結黨在各個歷史時期創造的理論成果、積累的寶貴經驗、鑄就的偉大精神，深刻闡明黨為中華民族作出的偉大貢獻、為解決人類問題提供的中國智慧中國方案，展望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的光明前景。這些重要論述立意高遠，內涵豐富，思想深刻，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100年前，中國共產黨誕生了，中華民族在這個曾被譏為“山溝里的馬克思主義”的政黨帶領下，從山河破碎到繁榮穩定，從一窮二白到今天的和諧富強，是一代代愛國奮斗者前赴后繼、砥礪前行，用生命和汗水去傳遞時代的磅礴力量，從當年嘉興南湖起航的那一葉紅船，如今已成長為乘風破浪的“民族復興號”巨輪。

回顧中國共產黨這一路走來的艱辛歷程，處處是接續奮斗的時代圖景，它用實際行動回答了“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的時代之問。今天，廣大黨員干部要深刻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精神，學好“黨史”，做到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史崇德、學史力行，從學習中汲取思想“智慧”，從學習中積蓄發展“力量”，不斷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上奮力前行。

要以學好“黨史”為引，確保理想信念再夯實。不懂歷史的人沒有根，淡忘歷史的民族沒有魂。可以說，黨的百年歷史，是理想的奮斗史，是成長的磨礪史，更是信念的堅守史，黨史中所蘊含的黨的奮斗歷程、光榮傳統、優良作風、寶貴經驗和偉大成就，仍然是我們今天一如既往克敵制勝的特別法寶。我們作為共產黨員、公職人員、組工干部，要認真學好黨史，樹立正確黨史觀，堅定為黨和人民事業奮斗終生的理想信念，確保以黨的先進思想武裝自己、以黨的優良作風勉勵自己、以黨的正確路線指引自己，加強思想修養，主動固本培元，用心領會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譜系，不斷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和政治執行力。

要以學好“黨史”為方，確保創新應變能力再提升。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更好應對前進道路上各種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挑戰，必須從歷史中獲得啟迪，從歷史經驗中提煉出克敵制勝的法寶。當前，黨中央已擘畫出“十四五”規劃藍圖，但來自國際和國內的風險挑戰卻從未停止，新時期的我們唯有把學習黨史作為一種內生需要，從中汲取發展智慧和力量，方能與時俱進、應對自如。要以新思路、新面貌、新舉措，對標習總書記提出的解決實際問題的“七種能力”要求，不斷將理論與實踐充分結合起來，把黨中央的各項決策部署轉化為具體思路、具體舉措，以時不我待、求真務實的奮斗精神，奮力走好新時代的長征路。

要以學好“黨史”為本，確保為民初心再升華。歷史充分證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關系黨的生死存亡。以民為本，著力提升群眾的幸福指數是我黨最大的政績，也是黨帶領人民奮力前行的根本出發點。作為黨員干部，我們要以史為鏡，時刻保持與基層群眾的血脈相連，始終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時刻將群眾的急難冷暖記在心頭。要把堅守為民服務的初心作為做好工作的生命線，堅持眼睛往下看，身子往下沉，勁頭往下使，竭盡全力為群眾排憂解難，補齊民生短板弱項。要堅決抵制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確保以過硬的作風、敢于斗爭的氣魄、無畏無懼的擔當帶領人民繼續擼起袖子加油干，不負青春韶華、不負時代選擇、不負歷史重托。

百年征程波瀾壯闊，百年初心歷久彌堅。新時期，我們要學好“黨史”，自覺校正坐標原點，永葆不忘初心的發展定力，用奮斗譜寫新時代的斗爭精神，新征程，我們再出發！

第五篇：《新群體事件觀貴州甕安“628”事件的啟示》讀后感 “三力”筆談 推進“三力

《新群體事件觀——貴州甕安“6·28”事件的啟示》讀后感 ——“三力”筆談 ——推進“三力...重新審視甕安事件

積極探索應對良策

——《新群體事件觀——貴州甕安“6·28”事件的啟示》讀后感

近年來，群體性事件的高發、多發態勢一直是困擾各級黨委、政府的難點問題。從去年的甕安事件到今年的石首事件、“新疆7·5事件”，各地群體性事件此伏彼起。從我區來看，集體上訪、突發群體性事件等時有發生，規模性、組織性也越來越強。為積極預防和應對群體性事件，最近，結合全區的“三力提升”活動，我細細研讀了《新群體事件觀》一書。該書系新華通訊社貴州分社原社長劉子富在甕安事件發生后，通過多方走訪調查形成的重要著述。對于這一事件，作者沒有像許多網民那樣停留在批判上，而是做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建設性的建議。看了以后，我靜下心來，仔細思考，主要有以下三點體會。

一、正確應對群體性事件，需要我們樹立新的觀念

劉子富在《新群體事件觀》一書中首次提出了“新群體事件觀”的概念，包括現場第一原則、就事論事原則、第一時間公布事件真相原則、反思自責原則、問責制原則以及慎用警力原則，這是對貴州處置“甕安事件”的實踐總結。書中指出：貴州省積極穩妥地處置“甕安流血事件”的成功經驗表明，過去舊的處置群體事件的模式會損害黨和政府的威信，消減群眾對政府的信任，激化矛盾??必須確立“新群體事件觀”，才能妥善地防范和處理群體事件，從根本上維護社會穩定。

從書中介紹的貴州處置“甕安事件”的實踐看，我認為樹立“新群體事件觀”，關鍵是做好六個方面：一是，親臨現場。在群體性事件發生后，主要領導必須切實承擔起第一責任，第一時間到達現場，第一時間開展工作，靠前掌控事態的發展情況。二是，就事論事。不能輕率地把群眾的集體行動視為是與政府的對抗行動，要有針對性地解決群眾的經濟、民生利益訴求，從根本上化解矛盾。三是，信息公開。在群體性事件發生后，我們藏著、掖著是肯定不行的。要在黃金24小時內公布準確、真實的信息，查明多少，就公布多少，不說沒有依據的話，不表違背原則的態，更不能隱瞞事實真相。四是，引導輿論。在李樹芬死亡事件發生后，游行請愿的消息就通過短信、電話等方式飛速傳播，網上也出現了很多不實的消息，這最終導致了矛盾的激化。因此，在處置群體性事件時，必須重視輿論引導，強化對互聯網和手機等新型媒體的監管，有效防止蓄意串聯和惡意炒作。五是，“切割”問責。上級不能為下級“買單”、“背書”，要迅速啟動問責程序，分清責任，對于因工作不作為或亂作為，甚至是瀆職引發群體性事件，產生嚴重后果的領導干部和相關責任人，要嚴肅追究責任。六是，慎用警力。不與群眾發生直接對抗、沖突；在“妥協”和“壓制”之間拿捏尺寸，該“柔軟”的，“自身要柔軟”，該“強硬”的，當然也要“強硬”，如發生了打砸搶燒，就要果斷處置，將肇事者繩之于法。

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是我區構建現代產業體系，加快建設“品質之城、美麗之洲”的機遇期和黃金期。同時在這一階段社會矛盾的“觸點”會越來越多、“燃點”會越來越低，往往稍有不慎，小問題就可能引發大事端。為此，我們必須進一步樹立“新群體事件觀”，認真把握好以上六個方面，真正把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功夫用在平時，把社會矛盾化解在初始階段。

二、正確應對群體性事件，需要我們把握五個重點

通過深入學習《新群體事件觀》一書和分析近年來全國影響較大的群體事件，我發現幾個事件都有一個共同的規律，即：起因很小—基層反應遲鈍—升級為群體性事件—基層無法控制—震驚高層—迅速處置—事態平息。要認真吸取幾次事件的教訓，我認為必須注重源頭預防，變被動為主動，通過創新機制，健全制度，不斷夯實維護社會穩定的基礎。

一是要創新干部選拔任用考核制度。在甕安事件中被問責的原甕安縣委書記王勤，在他在任的7年時間中，甕安縣GDP翻了近一番，財政總收入增長了近3倍。王勤本人在當地干部群眾中的口碑也很好，非常廉潔，不搞腐敗。那么“王勤現象”的問題出在哪里？就出在干部的考核評價上。目前我們的黨政干部考核評價制度，群眾幾乎無法參與，往往注重的只是經濟指標和數字，這導致了一些基層政府對社會穩定、社會建設的無暇顧及。我們余杭的少數鄉鎮也存在著類似問題。要改變這種局面，就要從制度源頭抓起，在干部選拔和考核過程中，不斷提高群眾參與評價的權重，只有讓人民群眾對干部的升降去留具有充分的話語權，選拔出來的干部才不敢懈怠，才會真正對老百姓負責。

二是要加強基層政權組織建設。甕安縣有23個鄉鎮，247個村，僅有黨員12129人，而黨員隊伍中，居然有黑幫成員，所以當地人說“甕安不出問題才怪了”。當前，基層組織建設薄弱的問題，已經成為一個普遍性問題。比如，我們基層發生矛盾糾紛的時候，為什么綜治、公安部門要經常進行排摸，請專門人員去做群眾工作，這一定程度上暴露了我們一些基層組織執政能力不強的問題。要抓好基層組織建設，準確定位鎮鄉職能，強化責任，完善管理服務體系，讓鄉鎮干部集中精力為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服務。要加強對現有鎮村干部的培訓培養，進一步提高他們的政治素質和綜合能力特別是駕馭復雜局面和及時處置群體性事件的能力。

三是要整合民主監督機制。甕安事件的發生與民主監督機制不健全，群眾利益訴求表達渠道不暢有很大關系；甕安事件最后得以成功解決，也與輿論監督系統的啟動和民主監督機制作用的發揮密不可分。這一事件警示我們：人民民主不僅是政治原則，還要在現實生活中加以實現。因此，要預防和處置群體性事件，就必須不斷完善民主監督機制，拓寬監督渠道，依法保障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真正把政治民主交給人民群眾。

四是要建立利益協調機制。近年來，發生的一些群體性事件，大多是群眾為經濟利益的訴求所引發的，化解矛盾就應對癥下藥。面對利益主體多元化的新局面，應由政府出面協調各方，由當事群眾代表，參與涉及利益各方平等協商、全程運作、全程管理、全程監督，必要時賦予群眾代表否決權。在處理具體利益關系時，要做到“大政策不違背，小事情上讓點步”，盡可能保護群眾利益不受侵害，盡量讓利于民。

五是要建立完善教育培訓制度。被免職后的原甕安縣委書記王勤一直在深刻反思甕安事件的教訓，他痛定思痛地說，教育問題一定要高度重視。這里有兩個層面：一是對領導干部的教育；二是對人民群眾的教育。要深入進行新時期新階段如何區分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學習教育，尤其要加強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學習教育；深入進行新形勢下如何堅持黨的群眾路線，團結和依靠廣大人民群眾開展工作的學習教育。深化“法治余杭”建設，突出領導干部和公務員的學法用法，加強青少年、企業管理、務工人員和農民、居民的法治教育，在各行各業掀起學法用法的熱潮。

三、正確應對群體性事件，需要我們增強五種能力

近年來，發生在基層領導干部身邊的群體性事件愈發頻繁，比如今年的喬司順杰事件、星橋桂花城事件。如何有效提升領導干部的處置群體性事件能力，非常關鍵。從甕安事件的經驗教訓和我區工作實際看，關鍵是要打造“五個力”。

（一）見微知著能力。群體性事件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末，都必然有一個醞釀、發生、發展的過程。甕安事件發生前，已有多人以各種方式向甕安縣委、縣政府、縣公安局和縣信訪局反映李樹芬事件正在醞釀的危險，都被相關負責人擱置不問，以至事件爆發時沒有任何有力處置預案。作為領導干部，要解民情，察民意，知民憂，要善于捕捉收集那些初露端倪的個體的表面現象，掌握真實的信息，認真加以研判，積極做好相關群體的工作，并做好應對處置群體性事件的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

（二）快速反應能力。面對群體性事件，我們千萬拖不得，千萬等不得，只有快速反應，以快制快，才能掌握工作的主動權，才能積極有效地化解矛盾、控制事態。比如今年我區發生的喬司順杰事件，正是因為區級有關部門和喬司鎮的第一時間介入、第一時間處置，才能在短時間內有效平息了事件，沒有發生重大的影響。這就要求領導干部必須具備迎難而上、不懼艱險的勇氣，處變不驚、臨陣不亂的氣魄和審時度勢、隨機應變的膽識，確保能在較短時間內迅速查明事件的起因、參與人員的范圍、造成的現實損失、事態發展的趨勢等，迅速研究應對之策，對癥下藥、果斷處置。

（三）駕馭全局的能力。群體性事件參與人員多、波及面廣，處置不當，往往會引發更大的事端，甚至影響社會政治穩定。“新疆7·5事件”正是因為廣東一家玩具廠發生了新疆籍員工與當地員工的群毆事件，政府沒有妥善處理好，被敵對勢力所利用而引發的，教訓非常深刻。可以說，對群體性事件的處置直接牽涉社會治安大局的平穩和社會政治穩定。這就要求，領導干部必須有大局觀念，必須有應對復雜局面、駕馭全局的水平和能力。不僅要看到事件本身造成的現實社會影響和經濟損失，又要考慮到對周邊地區乃至對全社會的影響；不僅要考慮處置措施的力度，又要考慮到處置的實際效果，努力實現處置工作的法律效果、社會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統一。

（四）組織協調能力。處置群體性事件要求領導干部必須具備較高的組織協調能力。甕安事件發展過程中，正是甕安縣的主要領導缺乏應有的組織協調能力，坐等上級拿主意，眼睜睜看著事態不斷升級。面對復雜的局面，領導干部一定要胸有成竹、指揮若定，從人員組織、車輛調遣到后勤保障，從力量布局、現場穩控到調查取證，從面上宣傳、重點人員教育到強制措施的使用，都要井然有序、有條不紊的進行，使參與處置工作的人力、物力、財力資源得以充分發揮，使各項工作措施都能環環相扣、高效有序的進行。

（五）善后恢復能力。首先，對原因的調查要快速全面。其次，對問題的改進要快速有序。對工作中存在的問題的改進既要強調及時性，又要注意次序性，注意抓住關鍵，先解決主要矛盾。第三，對人員處理要合法合理。要根據他們在事件中所產生的作用和承擔的責任，依法合理處理。第四，對教訓的總結要由表入里，杜絕同類事件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