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當代教育發展的若干問題

第二章 中國當代教育發展的若干問題

一、基礎教育

（一）學前教育

1、學前教育的地位問題

2、學前教育小學化問題

3、農村地區學前教育問題

（二）義務教育

1、區域發展不平衡

2、城鄉發展不平衡

3、流動人口子女義務教育問題

4、財政問題（城鄉和區域發展不平衡的一個表現就是財政投入問題）

（三）普通高中教育

1、優質教育資源短缺

2、考試制度問題

3、普通高中與職業高中相分離（可在中等職業教育問題中涵蓋）

4、課程改革實施現存問題

二、高等教育

（一）高等教育的公平問題

（二）民辦高等教育發展問題

（三）高校質量保障問題

（四）高等教育大眾化問題(大眾化是背景，平等和質量等才是問題)

（五）高等教育國際化問題（和師兄寫的內容重合）

三、職業和成人教育

（一）中等職業教育發展的困境

（二）中職業教育人才培養與市場需求的矛盾（和第一點重合）

（三）農村職業教育現存問題

（四）高等職業教育發展問題

（五）農村成人教育問題

四、教師教育

（一）教師教育的體制改革問題

（二）教師資格認證問題

（三）農村教師教育問題

五、民族教育

（一）民族學校建設問題

（二）雙語教學問題

（三）少數民族地區教師隊伍建設問題

考慮把一些內容取消或合并在其他問題當中，已經用藍色標示了出來。

第二篇：中國當代教育發展狀況

中國當代教育發展現狀

一、教育體制

（1）教育方針、指導思想（來自 《2006中國教育年鑒》）

（2）教育管理體制（中央、地方分級，人大代表提案，教育法制，教育紀檢、督導）

（3）教育經費（近幾年的數據、來源與支出）

二、基礎教育

（1）學前、特殊教育（來自 《2006中國教育年鑒》）

①學前教育

②特殊教育

（2）九年義務教育

①當前概況（近年適齡兒童入學率、在校生數、升學率、學校數量等數據支持）②課程改革與教學(例證、近年課改成果)

③農村基礎教育（兩免一補、教師西部、貧困地區支教等）

④素質教育(指導思想、最近成果、例證)

⑤學校德育、體育、衛生、藝術教育和國防教育

（3）高中教育

高中概況（高考情況，以不同省份為例，分類介紹）

三、高等教育

（1）高等教育現狀（當前總體規模，分類、國家政策、211，985高校建設情況）

（2）高校建設（教學管理：高校評估等、高校思想建設：兩課等、高校信息化建設）

（3）高校貢獻（當前高校在校本科、研究生、博士生數量、科研貢獻）

（4）高校學生資格認定（考試）（4、6級、各種認證考試（物流師、軟件設計師等、海外

GRE TOEFL）

四、成人教育和職業技術教育

（1）成人教育（成人高中、成人職業學校、成人高教、自學考試）

（2）中等職業教育（包括技工學校、職業高中等的概況、農村職業教育）

五、教師教育

（1）師范教育概況（普通師范學校、教育學院等，數據）

（2）教師資格認證體系、教師職稱評定

六、民族教育

（1）民族教育基本情況

（2）民族教育中小學教師培訓

（3）民族教育中小學文字教材

（4）少數民族預科班

第三篇：中國當代詩歌問題研究

中國當代詩歌問題研究

201009808843 白國英

指導教師 段春旭

【摘 要】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中，詩歌研究處于相對邊緣性的位置。但這并不意味著它的水準和它所取得的成就很低。中國當代文學中詩歌所取得的成就，絕不亞于小說，更不亞于散文和戲劇。也可能正是詩歌，才在很多方面充分體現著中國當代文學的應用水準，也經常起到引領文學風氣的先鋒作用。但已有的成就并不意味著我們無事可做，中國當代詩歌的研究領域中仍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問題。具體在詩歌史的研究方面，從不少學者和批評家的最新研究中，從一些不斷新發掘的史料中，以及詩歌現實的巨大變動中。

【關鍵詞】：中國當代詩歌 問題 邊緣化

一、中國當代詩歌現狀

風起云涌，門戶林立的中國當代詩界現狀，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末期，朦朧詩的興起與成熟，到世紀之交網絡詩歌論壇的風行，涌現出大批的詩歌作品與優秀的當代詩人，促成百家爭鳴的現狀。這二三十年，尤其是互聯網這一交流平臺，給中國當代詩歌帶來更為自由的發展契機，詩人即時發表作品，詩歌刊物編輯在網絡中選稿已相當普遍。自然，由于詩觀不同、立場各異，爭論也是在所難免，甚至出現過不小的振蕩，乃至給詩壇造成負面的影響，大有群雄并起之狀態。

這里和上文可合并起來不少新生代詩歌作者，以此為由，不惜脫離大眾，給新詩冠以“尖銳、先鋒、前衛”的意識。主要體現在：時代變遷與發展，給詩歌作者在題材選擇上帶來多種途徑，伴隨這種多途徑，也使詩歌寫作者在題材的運用與把握上，往往出現不應有的誤解與偏離。主要引發于對詩歌本質特征的誤讀，對凡事皆可入詩，這一古訓的誤解。從而，把當代詩歌引入一種說不清、道不明，不能回歸詩歌面目的凌亂局面。

中國當代詩歌早已擺脫“五?四”之后對外國詩歌的借鑒甚至模仿的狀態，以及從古代詩詞演進現代詩歌的這一蛻化過程，歷經百年滄桑，其中，也有停滯與迷茫甚至困難時期，但從總體上看，現、當代詩歌在中國的發展與演變，還是隨著社會發展與前進的步伐，一句話，詩歌在中國絕不能脫離社會，擺脫讀者。

我們回首各個不同時期，那些給中國當代詩歌帶來新生的詩人，聞一多、徐志摹、艾青、藏克家、穆旦、郭小川，余光中、楊牧、抒婷、北島、孫文波、西川、海子等等，每一個時代都會出現那一時代的代表詩人，他們曾處于中國詩歌不斷演化的最前端，帶動大批后起的詩人，覺悟的詩人，知道當代詩歌該如何去寫的詩人。是他們真正確定了中國現代詩歌的地位，在民眾心目中的位置，才能在社會、在大眾的期待下，不斷涌現出優秀的當代詩人。

這里和上文可合并就目前中國詩歌的狀態，不少詩人敢于舉起“先鋒”的旗幟，并非要脫離母語寫作，寫的還是文字與分行的詩歌，尚不能脫離身邊萬物，亦不能擺脫將感悟用語言來傳達，至再現的過程。所謂的先鋒寫作，無非在視覺與感知上給人眼前一亮，使得作品進入了陌生化的起點，但，畢竟是一種超越，還算是可喜的。

合并但是，有一些寫作群體的形成，在不顧一切地瘋狂的搖擺，這些聲音只能加重中國當代詩歌的負擔。比如一些“垃圾派”“身體詩歌寫作”“口語詩寫作”等等。但其中，不乏也有好的作品。

誠然，詩歌的視覺傳達技巧，對于任何詩歌寫作者來說都是必不可少的，按審美構成來說，一部藝術作品的完成，還要最終倚賴于大眾的評審，詩人作品與讀者的完美結合，最終才能決定詩歌的好壞。對于“垃圾派”等當前的詩歌寫作方式，大多人持觀望態度，包括一些詩人及詩歌評論家，他們寄希望于多種渠道的寫作方式，能給當代中國詩歌帶來繁榮的局面，詩人與讀者大可以采用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方式去欣賞、去評定。

我們不能否認，有些另類的詩歌寫作中，在技法與傳達嘗試上，的確有著突破，甚至給人一種新鮮的活力，包括一些“口語詩”。對于這些詩歌，我們不能持有全盤否定的態度去惡意地抨擊；它們的出 1

現，很有可能帶給中國當代詩歌新的出路，同時，負責的詩人不管存在于什么樣的派系（這樣說也是情不得已，詩人不該分出這些派別），他們都是堅定的獨立寫作者。只要不是抄襲，不是跟幫演繹鬧劇，只要是肯于為中國當代詩歌體現自己的寫作價值，他們的存在就有著不同凡響的意義。但，負面的影響也是不可忽略的。這些變化逐漸形成兩種影響，一是詩人寫作的獨立性意識加重，即沖破體制束縛的自由寫作趨勢。這種影響體現在，詩人在寫作與發表作品的過程中，常以自我滿足為目的，拋離社會因素，以追求詩歌內部的素質為第一要著，從而與社會之間陷入一種距離感甚至不可融合的地步。同時，在基于此的詩歌寫作過程中，不愿去回應社會的問題，使詩歌淪為真正孤立的藝術形式。

二、新詩歌呈現邊緣化

現在，新詩正逐漸離開社會生活的中心地帶，特別是遠離群眾，走向邊緣化。

其具體表現為:在社會上很少見到新詩。在口頭上，除了有的詩歌團體內的新詩人及詩評家之外，群眾不說新詩，不理睬新詩，新詩朗誦會很少舉辦，即使是偶爾舉辦，參加的人數都很少。在視覺上，出版社不愿出版新詩，出版社愿主動出版新詩集的很少，詩人要找其出版，則要書號費或包銷。在綜合性的日報、晚報副刊上，很少刊載新詩，偶有少量點綴，質量也較差。在市場上，處于經濟生活的邊緣。于是形成報刊亭很少出賣詩歌刊物，書店主要賣臺，很少擺放新詩集。在高科技領域:新詩被—些以音響與熒屏為表現手段的高科技領域排斥在外，處于信息化時代的邊緣地帶。現在的戲劇與時俱進，電視劇占領熒屏中心位置，成為群眾生活不可須臾離開的事物；流行歌曲搶占音響市場的制高點，—盤光碟上市就是數十萬張。在電視與光碟領域，很少看到新詩影子。新詩的研究與評論家數量在減少。由于報刊少載新詩，以致一些文科學術性刊物不大歡迎評論當前新詩人的評論文章，導致一些新詩評論家停筆去從事其它寫作活動。致使新詩評論隊伍在縮小。

造成新詩邊緣化的原因有以下幾方面：首先，是內容脫離現實生活。現在的新詩，好詩也有，但是不夠多；大量是老一套，或是自我沉吟的過了時的調子；有很多人寫詩是讓你讀不懂；等而下之是黃色下流。你不關心群眾，不讓大眾讀懂并歡迎你的詩，你的詩卻要別人掏錢買，這是不公平的事！第二，詩的形式怪異。近些年有些新詩人學習現代派，或模仿后現代主義，自稱為“第三代”，不是吸取其精華，而是得其糟粕，搞結構性解體與非文化的結果是新詩越來越脫離中國實際，脫離人民大眾的口味，有些詩愈加散亂化與口水化。在意境上，意象模糊、顛倒黑白；在音律上，不講音節、沒有韻律。讓人見而棄之。第三，詩人創作小眾化。有些新詩人處于自我小圈內、或者說象牙之塔中，繼續耍弄自己脫離現實的玩意兒，而自“夸大口”，自許清高，還說什么，詩是自我情感流露，不必要別人理解。處于邊緣地帶而自以為榮，能不悲乎？第四，新詩創作、閱讀、批評存在問題。中國新詩在創作與閱讀之間存在著較為嚴重的“脫節”現象。現在有不少詩人，他們的詩歌創作聲勢不小，但其中大多數人的詩歌文本不僅對于業余讀者來說構成了閱讀接受上的巨大障礙，就是對許多有較高詩學素養的專業讀者，也構成了閱讀接受上的嚴重挑戰。這些詩歌在語言運用、意象設置及詩思方式上大大偏離詩歌的閱讀規范與審美習慣，整體風格過于晦澀或怪異，理解起來非常困難。這種現象實際上就是當代漢語詩界極端的“個人化”寫作與“貴族化”寫作相結合的產物，它的初衷與它的后果都是要讓詩人的寫作變成一種與一般讀者無關的、高不可攀的寫作。

三、如何改變不良現狀

今后詩歌的出路在哪里？一是要崇高，反動崇低。詩人要寫出對人生、對社會、對現實有積極意義的作品，要始終弘揚真、善、美，鞭撻假、惡、丑；要始終維護國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要抒寫對生命的感悟，對理想的探尋，對現實的思考。二是要建構，不能結構。也就是要繼承和發揚我們古代詩歌的優秀傳統，吸收其精華，剔除其糟粕，尤其古詩語言的凝練、意境的優美、用韻的自如都是我們應該學習的。當然，還應該學習外國的詩歌藝術，如象征、通感等手法。三是要審美，不能審丑。美和丑是一對矛盾，既相互排斥又相互聯系。美的詩歌從形式上看比較整飭，從內容看不但言之有物，而且給人產生一種愉悅感。所以，作為一個詩人，我們就應該寫出美的詩歌，借以感染讀者的心靈。四是要明朗，不能晦澀。不論任何文學作品，只要發表出來，總是要讓人看的，就應該寫得明白曉暢，讓大家讀后知道自己所表達的思想。而不能故意在語言上設置障礙，讓別人讀不懂，這是有悖于詩歌創作的。當然，2

我們不反對詩歌寫得含蓄朦朧，但總要言之有物，空洞的語言是經受不住考驗的。

（一）加強新詩的現實性

新詩必須正視現實中的新情況與新問題，要改革要首先改革內容，敢于用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去描寫人民群眾最關切的問題，深刻反映現實。一時不能發表，不要著急，歌德《浮士德》寫了六十載，左思《三都賦》寫十二年。要相信社會在前進，將來發表出版，說不定是洛陽紙貴。

（二）在詩的藝術形式上，新詩要與傳統結合創造新的形式

現在很多詩人以第三代或后現代派自居，與中國傳統格格不入，自絕于大眾。而在學習吸取外國詩派時，不脫離中國國情的詩人還是有的。如像南京詩人蔡克霖那樣，吸取后現代派詩之長，從傳統文化中吸取營養，與時俱進，走自己的路而上下求索，是難能可貴的。最重要的是要找到新詩的市場，回到社會生活的中心地帶去，這是走出邊緣化誤區的首要途徑。

其途徑之一是像東方詩風那樣倡導新詩格律詩，以療救目前新詩無韻無味的通病。這樣作的好處是:

1、能糾正當前新詩界的反結構、反韻律的歪風；

2、使新詩能夠朗誦或演唱，逐步向流行音樂靠攏，找回失去的市場；

3、建立新的詩風。再者是要與市場結合，讓人民大眾喜聞樂見，最好是向音樂性靠攏。向流行歌曲學習，找回詩的市場，爭取能廣泛在群眾場合朗誦。新詩人與流行歌曲之間，沒有不可跨越的鴻溝。

流行歌曲與高科技結合得很緊密。音響光碟，激光劇場，容量廣闊，市場宏偉。其中有許多好詩。新詩向他們學習，可以搭乘音樂翅膀，飛向廣闊市場，挽回新詩的頹勢；而因流行歌手及其歌詞質量有待提高。由于其創作歌詞的支持者，限于水平，許多流行歌曲，千篇一律，口水化，缺乏應有的意境深度與藝術性。如果有水平高的新詩人能為流行歌手寫出一些好詩，進行演唱，勢必更加擴大與流行歌曲的陣地與聲勢，取得雙贏。這種情況若能重新出現，則是能把新詩推向廣闊市場、走出邊緣化誤區的好途徑。這里沒有進行修改，應補充一下：古代詩歌多有吟唱之風，可見詩歌創作與歌唱是不矛盾的，而且是相互促進的。現代詩歌創作是不是能繼承這一古老的傳統呢？

（三）多創辦一些發表詩歌的陣地

多創辦與開辟一些發表詩歌的陣地，盡量爭取多辦一些刊物，刊號受限制則多設立些新詩網點，以吸引和培養更多的青年人參加一些詩歌活動。

互聯網上的詩網點的興起，對打破詩刊物刊號專利資源的壟斷有很大好處，既開了自由發表言論的風氣；又為年輕詩人發表詩歌開辟了陣地，像安徽《詩歌報》那樣，既辦文字版，又辦網絡版，并發表了許多好詩好文章的創舉，值得肯定與提倡。

（四）樹立藝術民主的創作理念

當下的中國新詩只有建立并維護一個良好的詩歌生態環境，中國當代詩歌才可能真正走出低谷。自上世紀末迄今，在中國當代詩壇，搞圈子、拉山頭，黨同伐異的現象屢見不鮮，美學風格、詩學趣味相同或相近的詩歌群體通常對其他詩歌群體持排斥態度，并且往往互相攻訐，這是文人相輕的民族劣根性在中國當代詩壇的典型體現。這種不良的詩人人際關系務必盡快朝良好、健康的方向發展，因為詩人內部的分裂與不團結會直接惡化詩歌創作環境，并嚴重內耗中國當代詩人的藝術生產與創造力。進一步來說，當代中國詩人只有樹立藝術民主的理念，承認并欣賞那些同行們出色的藝術創造，所有漢語詩人的藝術創造潛能才能獲得真正的釋放與發掘。

（五）建立相對的詩歌標準

目前漢語詩歌的標準較為混亂，只要是分行文字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被稱為詩歌。“詩歌垃圾”常常也與“詩歌黃金”等量而觀，許多讀者與行家的詩歌判斷力陷入了“癱瘓狀態”，這種局面的確相當糟糕，必須使之加以徹底或較大改觀。

詩歌的定義隨時代變化而變化，詩歌的評判標準也會發生相應變化，但是，詩歌的標準，即詩歌之為詩歌的基本元素，卻輕易不能加以否定或“顛覆”，可以把尺度理解為詩歌中變動的因素，而把標準理解為詩歌中不變的因素。就詩的標準而論，它在語言的提純、想象力的持守及對生活的詩意發現上具有自己規范性的要求。這三項元素依然是當代詩歌基本而重要的標準。按照這一觀點，我們不難發現好詩與壞詩、真詩與偽詩之間的本質性區別。

（六）重視塑造良好的詩人形象

現在有許多以先鋒和前衛自居的詩人極力強調或炫耀自己的詩歌天賦，主張把詩人的人品與文本徹底分開，這樣做的結果，實際上有意無意地縱容自己的人格朝脫離社會的方向發展。于是，人們經常看到許多詩人以憤世嫉俗或神秘怪異的形象出現在公眾場合。他們自覺可以行為乖僻，不通人情且為所欲為，殊不知，這些詩人因為外表怪異內心瘋狂，缺少必要的理性，結果導致大眾對詩人存在深刻的誤解與偏見，認為詩人不是“瘋子”就是變態的“悲觀厭世者”。

詩人如果不對自己的人格形象負責，其結果不僅會讓所有的詩人的人格形象受到損害，也會讓當代詩歌本身遭受傷害。前兩年有些年輕詩人在網絡上到處播散“下半身”寫作的言論，又有些年輕詩人在網絡上倡導“垃圾派”寫作的詩歌主張，這些偏激、叛逆的言論使得社會上的普通民眾對詩人唯恐避之不及。如果詩人失去了社會的信任，自身的形象被人為地“妖魔化”了，詩歌也就失去了傳播的門徑與可能性了。

一首好詩，是作者深刻的反省與對現實的傾訴，相比之下，偽劣的詩歌終究會為人棄置。在詩歌生命意象形式與敘述內容之間并非不可逾越，在這一范圍內，對詩歌的評論僅限于它的形式與內容之間的穿連，或者說成是美學手段的運用。但無論怎樣，詩人永遠不會忘記與這個世界的萬物進行深刻的對話，時刻懷有悲天憫人的火熱之心，時刻不忘對這個社會傾注人文關懷，時刻保持一種恭敬的內心對待自己的作品，時刻不忘與讀者進行后期的溝通，只有這樣，中國當代的詩歌才能繼往開來，取得輝煌成就。

結尾應對全文做一總結。

參考文獻：

[1] 何言宏，當代文壇——《重寫當代詩歌史》，2008 [2] 張檸《文匯報》當代詩歌批評及相關問題，2006，04 [3] 魯速《關于中國現代詩創作的幾點思考》2007，03 [4] 柯雨田《試論當下中國新詩的現狀及發展前景》光明網-光明觀察，2008，06 評語：上一稿指出的問題都沒有修正過來，寫作論文要認真。

第四篇：中國當代社會問題之婚姻家庭問題

關于家庭的幾點事實 第一節 婚姻家庭概述（引言）

社會歷史背景中的家庭

一、婚姻家庭概念

婚姻家庭之內涵

二、中國當前婚姻和家庭問題的特點

1.關于離婚 2.關于家庭暴力 3.關于獨身 4.關于婚外戀

第二節 離婚問題

影響婚姻家庭穩定的因素分析

三、離婚的影響

四、離婚的對策

關于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如何認定夫妻感情確已破裂的若干具體意見

離婚時，夫妻共同財產應如何分割

離婚分割夫妻共同財產，應首先確定夫妻共同財產的范圍，分清家庭共同財產、夫妻共同財

產及個人財產界限。

離婚時如何確定子女的撫養費

離婚中的親子鑒定

第三節 家庭暴力問題

百分之八十的夫妻想著離婚，百分之七十的夫妻吵鬧離婚，百分之六十的夫妻辦著離婚，百分之五十的夫妻真的離婚，百分之四十的夫妻離婚了還想復婚，百分之三十的夫妻為了孩子放棄離婚，百分之九九十九的夫妻在婚姻的邊緣不離婚湊合中。。

很多人抱怨現在的婚姻不牢靠，我從所見所聞，得出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１．現在生活水平相對較高，上層基礎取決于經濟基礎，于是，對各方面的要求相對較以前有所提高，婚姻也是一樣：有些夫妻在經濟困難時，能抱成一團，而在較為富裕時，容易出感情上的問題。比較突出的現象是：生活提高，一些人就要求過的有品位，這很可能導致生活、感情不合拍。

２．現在是一個多元的社會，人在社會中難于把握自己的定位，容易迷失自己：女性受到別人追求，很可能認為自己這是有魅力，所以就有紅杏出墻的事情；而男人容易在女性面前呈英雄，而有所謂“成就感”，容易在妻子之外找一個情人，以顯得“是個男人”。

３．當代社會節奏較快，生活、工作壓力過大，而有些問題夫妻之間是不能、也無法溝通的，這就很容易想找一個人傾訴，現實社會中，找個異性知己；如果條件不允許，就偽裝自己，把自己的缺點掩藏起來，上網，搞網戀。而在這當中，很可能就是給自己的婚姻堡壘買下一顆定時炸彈，一旦有什么突發事件，這顆炸彈就會摧毀自己親自鑄就的愛之巢。

４．我國現在正處于社會轉型期，各種思潮互相碰撞，而新的主流意識尚未形成。比如男女戀愛當中性行為，現在爭論很多，但主流意識尚未形成一樣。而誰家都有一本難念的經一樣，處理各種問題，無論男女怎樣辦，都會讓人理解并支持。所以，離婚率呈上升趨勢，這也是以前不可想象的，從這一點，這是社會的進步。

５．不可否認，現在的傳媒及娛樂圈，對婚姻的不穩定，起到了“造勢”的作用：比如，像典型的“王菲現象”，都或多或少地影響了人們的思維。最著名的是這一句歌詞“我拿青春賭明天，你用真心換此生”，而家庭，不但講愛，更講責任，可我們打開報紙、新聞，鋪天蓋地都是花邊新聞、桃色事件，這樣的名人，所謂的社會精英，給了我們太多的負面思考。

６．當代婚姻，本身就承載了太多不應該考慮的因素，這風險性很大，如遇到某一重大因素發生惡變時，婚姻的解體也就在所難免了。比如，中國古代對婚姻要求很嚴，講究“門當戶對”，是有其現實意義的，而如今，對這一條完全否定了，應該說是進步，但真正弄懂的人不多。有所謂“權力婚姻”、“金錢婚姻”、“美貌婚姻”等，這種悲劇，現在還不斷地上演。

人生苦短，如白駒過隙，但要在這當中，走完自己亮麗的婚姻歷程，確實是個不好解決的難題。所謂恩恩怨怨到白頭，是不少信男癡女的理想。我們如何去做，是對自己的拷問，也是對社會的思考。

對于婚姻是愛情的墳墓這一說法我雖然不大同意，但我也不會強烈否定。就像一個漁夫在海邊釣魚，在魚未上鉤之前，他會不停的喂餌，但是當他釣上了這條大魚，那么他還會繼續為它餌嗎？也許這個比喻是有些偏頗了，但終究是這個道理。我想婚姻大概就是這一段愛情的已長大的象征形式，在長大之前我們細心照料是必然的也是種責任，問題在于我們是否知道這愛情在何時才算個長大。其實是我們忽略了，我們忽略了太多。愛情是不會死的，它有時只是被人完全忘記了而已。

而我們真能忘記愛情嗎？不，那是不可能的。忘記只是好聽的一種說法，我們只是不愿提及曾經的愛戀，因為每個人都有著雷同的愛情，兩個人，甜甜蜜蜜，恩恩愛愛。可對于愛情所帶來的傷痛，那種痕跡則是沒有相同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創傷，而且這創傷亦因人的感情而更加的令我們難忘。愛情的確不會死，有時只是一種結束，對某個人的結束。但徹底的結束又是不存在的，即使你承認不再愛或已經恨時，往往也有絲絲愛縷在這個人身上。上帝對我們每個人是公平的，它賦予我們每個人的感情含量是相同的，只是我們在后天的環境里不斷改變著或被催化著。有些人的感情只是暫時埋沒了，而非無情冷血。一粒珍珠被一座沙土所掩埋，但誰又能說這珍珠已經不存在了呢。

然后的婚姻的存在是對過去的創傷的一種療治，甚至可以是一場愛情的沉淀。但前提是正確的婚姻。可悲的是有很多人走錯了路選錯了婚姻。最后經受不住那種由不幸帶來的打擊和折磨，于是牢騷滿腹各種哀怨不絕與耳。并且多年前的愛情與婚姻又是不自由的，慢慢的也就都說自己已經絕望了。可真正的絕望又是不存在的，只是厭倦深了而已。讓一個人身在不合適的婚姻中并非只有抽身離開的選擇。也許你可以在婚后等待愛情開花結果，正如你摘一個果子，也許你不會因為它為成熟而扔掉它，你會等，等它成熟后的甜蜜。但是如果你對這場愛情已放下或已有轉移的力量了，那就離開吧。人非只愛一次，亦并非經歷一次愛情便少了點感情。經歷了一次婚姻只是使我們更加蒼老了一點。

......(省略）

說到愛情與婚姻的悲哀，我認為張愛玲是這方面的專家了。有時候我甚至會想她這一生是不是就為了這種問題的探討與解剖而存在的。當然它亦有自己的愛情一婚姻，即使亦是不幸的。她的偉大是記下了另一種情況，即并非擁有真正的愛情與婚姻的那一群人的生活。他們認定的是利益，相信的也是利益，因此便把自己的感情與責任視為工具。可能是他們的愛情觀與婚姻觀出現的問題，亦可能他們真的很懷疑，并因這懷疑而茫然，又終因人性而蠢蠢欲動了。愛情與婚姻在他們眼中是腐朽的，只是自己欲望的外露而已，最終這愛情這婚姻失去了貞潔的面目，慢慢的他們的心被腐蝕，成了非心，即后的愛情與婚姻也就可有可無了。

家庭是社會的重要組成細胞，它與社會緊密聯系，相互影響。一方面，在一定的社會制度下，就有一定的婚姻和家庭。人類社會每一次變革，每向前邁進一步，都不可避免地給婚姻家庭提出新的要求，灌注新的內容，賦予新的形式，強化新的功能，更換新的觀念；另一方面，婚姻家庭作為社會的分系統，也是能動的、積極的，時刻對社會各系統給予強大的反作用。幸福的婚姻家庭也不僅造福人類自己本身，還會促使整個社會形成和諧的風氣，為社會經濟發展提供良好的氛圍，也會為社會帶來無盡的精神財富和物質財富，從而有利于社會可持續發展。

既然家庭與社會有如此緊密的聯系，一方面社會要創造提供必要的環境，提供有效的途徑以保證婚姻家庭價值的實現和功能的發揮。婚姻家庭法學也應深入研究婚姻家庭的價值規定性，揭示現實社會中其應該價值與實際功能發揮的差距及其根源，為婚姻家庭法有效誘導和確認婚姻家庭的正向價值，調整婚姻家庭的結構、形式，創造社會環境，保證婚姻家庭適應并促進社會發展、進步，提供科學指導；另一方面，我們每個人應該充分發揮家庭的積極作用，珍惜和組建幸福的家庭，以實現個人和他人幸福，實現社會最大效應。

現在，讓我們探討一下怎樣的基本家庭模式才符合健康積極并能帶給人幸福滿足感的家庭模式。

按社會學劃分，家庭結構可分為核心家庭（由一對夫婦，未婚子女組成），主干家庭（由父母，已結婚子女及其未婚子女組成），聯合家庭（兩對已婚夫婦及其未婚子女組成）三種。不管在何種家庭結構中，都包含了老年人問題，夫妻問題即婚姻問題和青少年問題這三個最基本問題。一,老年人問題。

根據上海老年人研究中心的報告，中國大約10%的老年人承認自己有緊張感，26%的老年人感到沮喪。在最近的一次人口普查顯示，中國六十五歲以上的人有八千八百萬，占全國總人口的6.96%，這意味著老年人問題今后會更加嚴重突出。在每一個家庭中，每個人都有義務贍養自己的父母，解決父母的老年生活問題。尊敬父母，贍養老人，也是我國勞動人民的傳統美德，也是社會家庭道德的重要內容。古人也把“孝”視為家庭倫理道德的首位。認為“孝悌為本”。“孝”即為善待父母，“悌”即為尊敬兄長。這種綿延幾千早的孝悌觀，至今仍有積極的現實意義，仍為傳統家庭美德的重要組成部分。兒女贍養爹娘，同父母撫育子女一樣，本是天經地義的事情。父母有撫養未成年子女的義務。成年子女自然也就有贍養老人的義務。我國目前養老保險事業尚不成熟，養老仍以家庭為主。即使將來完善了養老保險制度，作子女的也不能忘了養育老人的義務。

那么，怎樣才能使老人在家庭中感覺溫暖，產生幸福感呢？

筆者認為，首先要全面理解贍養老人的內容：孝敬老人不僅要進行經濟供養，保證老人有充足的生活來源，過上富足幸福的晚年生活，而且還要在生活上給予無微不至的照顧，特別是要重視精神慰藉。老人們在晚年最需要的是兒女的親切問候和晚輩的尊敬陪伴，特別是在病中，親人慰藉更為重要。應該摒棄舊俗中不好的一面，要清楚孝敬老人重要的是生前的關懷照顧，而不是死后的厚葬和場面，那毫無實際意義，要提倡厚養薄葬，喪事新辦的風氣。然后要全面形成贍養老人的風氣和全面落實贍養老人的法規。孝敬老人是一種傳統美德，更是一種世俗風氣。要在全社會造成一種“孝敬老人光榮、虐待老人可恥”的風氣。家庭之間可以經常組織一些孝敬老人的講和睦、講新風的活動，弘揚傳統美德；要充分利用各種宣傳陣地和文藝節目開展宣傳活動，造成一種深厚的輿論氛圍。二，夫妻問題。

家庭首先由夫妻兩個人組成。夫妻關系即婚姻關系是人際關系中最密切最長久的一種，也是客觀的社會關系。處理好夫妻的關系有利于解決老年人問題和子女成長問題，從而也有利于社會穩定與發展。而據有關方面統計，中國離婚率從八十年代以來一直呈上升趨勢。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離婚率上升也不能單純地說是好事或壞事，應該具體分析。除了婚姻道德觀念的變化，社會和經濟發展的沖擊外，最主要的是現代人對婚姻品質的期望值遠遠高于上一輩，一旦婚后的現實與婚前的期望產生矛盾且不可調和，離婚就是必然的選擇。在這里，離婚也只是一種迫不得已的手段，只要婚姻還有一線希望，就應該盡力挽救。隨著社會的發展與進步，離婚問題也會有逐步完善的解決途徑。

婚姻關系是建立在愛情基礎之上的，雙方在經過不太短的時間考驗以后，才能考慮到組織家庭。一個家庭要長久地生活在雙方的人際關系之中，不但要撫養自己的兒女，還要奉養雙方的父母，而且還要親切和睦地處在雙方的親、友、師、生等等之間。婚姻不是愛情的墳墓，而是更親密的、靈肉合一的愛情的開始。“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也是中國人民幾千年的智慧的結晶。

作者認為，夫妻間應該互助互愛，互相尊敬，保持忠貞而精誠的愛情。在坎坷的路上，能夠扶掖而行，互慰互勉，相濡以沫；在平坦的路上，能夠攜手同行，一起分享快樂，享受寧靜柔暢的生活；對家庭共同承擔責任，尊敬雙方父母，善于教育自己的子女，要努力為家庭創造民主和諧的氣氛。只有這樣，才不會有什么人為的“劃清界限”，什么離異出走，不會有家破人亡，也不會有那種因偏激、怪僻、不平、憤怒而破壞社會秩序的兒女。三，青少年問題：

兒童是祖國的未來，人類的希望。教育子女，培養后代，是父母義不容辭的責任。我們應當把教育好子女作為家庭美德的重要方面，樹立正確的教育觀點，采取有效的家教方式，認真搞好子女教育，為祖國培養棟梁之材。

每個青少年對于自己成長的家庭，都有不同的回憶。家庭塑造人的個性，影響人格成長、人際關系、管理情緒的能力，以及對人與人之間情緒互動的了解，童年時從家庭所受到的影響，會延續到日后所經營的新家庭、塑造出的下一代，所以，在孩子青少年時所受到的家庭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根據調查顯示，當前青少年犯罪的比率逐年上升，案件性質的嚴重程度不斷加大，特別是未成年人違法犯罪低齡化趨勢的問題已越來越嚴峻。許多學者從家庭、學校、社會、文化環境等方面作了許多頗有深度的探討，但無論是從學校的教育不當，還是從社會文化環境中的消極因素來看，雖然都與青少年犯罪有一定的關系，但追根溯源，不良的家庭因素，才是導致青少年犯罪的首要因素。不良個性的形成也是家庭影響青少年犯罪的關鍵；問題家庭對青少年個性影響更大。那么，怎樣才能使青少年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呢？

筆者認為，首先要提高父母的認知水平，使孩子的“第一任老師”有個良好的心態，這樣才能對培養孩子良好的個性起到積極的作用。其次，父母要給孩子樹立榜樣，善于與孩子交流和溝通，尊重孩子，重視他們的想法并幫助他們辨別是非，使他們能夠意識到被愛，被尊重，被接受。家長還要培養他們自主，自主，自強意識，幫助他們形成正確的價值觀，人生觀和世界觀。

總之，教育子女是父母一輩子非常艱巨而又喜悅的任務；能夠使自己的孩子健康茁壯成長，也是父母們的責任和光榮。看過《成長的煩惱》的人們都應該知道，一個和諧幸福的家庭可以帶給人們至高無上的快樂。將中西方家庭比較，西方家庭溫情似乎要多一些。在一個民主自由充滿愛的家庭里面，夫妻之間生活和諧，孩子處處充滿生機與活力，也會有更大的發展空間。中西文化雖然有很大差異，但是仍然有很多地方值得家長們去學習與模仿。我們大多數都會成為父母，也都會有自己的家庭和孩子，我們努力工作為家庭做貢獻，但是如果有一個幸福的家庭，能夠為社會培養出更多的人才，能夠善待我們身邊的老人，那我們也就是為社會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人生的道路上，不但有“家難”而且有“國憂”，也還有世界大戰以及星球大戰。但是由健康美滿的戀愛和婚姻組成的千千萬萬的幸福家庭，就能勇敢無畏地面對所有這一切！

第五篇：中國當代長篇小說的問題論文

小說如何表現思想，這是一個被很多作家、評論家反復談論過的問題，但在當今的長篇小說創作和評論中并沒有很好地得到解決。表現之一，是一些作家在寫作中一味地追求所謂的思想深刻，大都喜歡用“百年”的宏大視角來勾勒作品，似乎不粘上一點“百年”的宏大視角，小說的敘述就沒有力度。

還有，一些評論家喜歡用知識分子的道德良知來衡量長篇小說的藝術質量，似乎越是在小說敘述中表現出強烈的知識分子的道德傾向，便越顯示出作家的思想深度，小說的寫作也越有價值。然而，我對于上述這些表現有不同的看法。

小說在中國文學中，是有自己的傳統，與“文”的載道傳統，與“詩”的言志傳統相比，小說出于“稗官”的“殘叢小語”傳統（參見余嘉錫《小說家出于稗官說》）。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對中國小說傳統的梳理，清楚地揭示了“小說”具有“街談巷說”、“細碎其言”的特點。這樣的小說傳統，除具有供統治者以觀民風的資政功能外，從小說自身的需求看，主要是娛樂。魯迅先生在《宋民間之所謂小說及其后來》一文中，指出小說源于雜戲、市人之口述和慶祝及齋會時用之。這種娛樂為主的小說傳統，與詩教為主的文史傳統，在道統上是有區別的。正是因為這樣的功能差異，小說一直是文學正統之外的末流，徘徊于文學的邊緣地帶。但這種邊緣地帶的小說創作成就了小說文體自己的文學氣象，它的敘事娛樂功能勝于教化功能，而且，不像詩歌抒情言志那么鄭重其事，也不像文以載道要擔負那么多的社會功能，小說文體的卑微，甚至顯得有點不登大雅之堂的瑣碎特色，讓這一文體始終保留著較多的世俗生活的面相和民間的樂趣。但這種小說文體的傳統特色，到近代發生了變異，變異的原因，主要是一些具有政治抱負的現代知識分子加入到小說作者的行列之中，在倡導中國文化的現代化過程中，他們意識到小說愉悅功能可以作為一種思想工具，來擔負啟蒙的任務。從梁啟超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到魯迅“改造國民性”的理想追求，小說在現代啟蒙者的思想視野中，超越詩歌、散文，一躍而成為現代文學中最受社會關注的文體。這種文學功能的大轉換，使得中國原有的小說傳統也發生了轉變。小說以娛樂為主的傳統價值認同，讓位于借小說來表達民意的社會批判功能。

從 20 世紀開始，凡是重要的社會政治信號的文學釋放，幾乎都與小說創作鏈接在一起。從梁啟超的《新中國未來記》，到魯迅的《狂人日記》，從茅盾的《蝕》三部曲，到 1930 年代的《子夜》的寫作，凡此種種，早在中國文學走進當代之前，意識形態的思想實驗，早已自發地進入到作家的寫作視野之中，甚至像魯迅在《藥》中，也不惜在革命者夏瑜的墳頭添上一個亮色的花環，以寄托作者的哀思。但這樣的現代小說傳統在成就20 世紀中國文學成就的同時，也不能不對中國傳統的小說藝術有所限制。最突出的現象，是現代政治在文學結構關系中的強勢介入，打破了原來以娛樂為主的小說欣賞習慣。中國古代小說有說教的功能，但也只是停留在寓教于樂的層面，沒有社會意識形態結構上的強制性要求。到 20 世紀，小說成為文學中的主導文體時，載道和詩教的重負統統轉移到小說身上，梁啟超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中，對小說的功能就作了種種規定，以此來拔高小說在社會上的地位。從五四開始，李大釗引入意識形態概念，包括小說在內的文學藝術，不再是游離于國家意志之外的個人吟詠和唱嘆，而成了組建民族國家文化共同體的有力環節。

1920 年代，太陽社在文學批評領域嘗試文化批評，強化國家意識在作家創作中的影響力，一直到 1930 年代“左聯”以組織的方式成功建構起文學意識形態。在這樣的歷史過程中，包括知識分子道德理想的文學訴求，合理合法地走進了現代文學。在傳統小說創作中，寫作者的身份是才子和文人，寫作完全是他們個人的事，反思傳統，批判社會，不是說沒有，但很個別，而且點評家們對此常常會以淺、顯、露、直等概念加以否定。到了現代，因為道德立場和批判意識在意識形態視野中的特殊地位，小說創作中作者跳到前臺，扮演道德傳道者的身份角色，已經讓讀者不再感到陌生。這種立場在先、姿態在先的現代文學景觀，在五四白話文、1920 年代的革命文學以及 1930 年代的左翼文學中，是一抹光彩奪目的時代色彩，形成了中國新文學傳統的符碼系統。

進入到 1949 年之后的當代中國文學階段，從文學藝術層面來考察小說創作和評論的實際狀況，可以看到，在思想立場和批判現實的價值認同上，新文學與當代文學并沒有根本分歧，差別只在于具體內容上當代文學賦予了小說創作、文學評論以更加明確的階級立場和階級斗爭的內涵。新時期以來，這種現代文學傳統也沒有弱化，尤其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日常世俗生活場景在小說藝術中逐漸增多的同時，招致左右兩種思想營壘的共同不滿。這些批評都認為當下的中國文學越來越缺乏思想了。其實這種批評包含的潛臺詞是小說應該是一種關注社會、批判現實的大說，而不應該專注于雞毛蒜皮的日常瑣事。小說是不是一定要承載社會批判功能，這本來是作家、評論家的個人趣味問題，但在一些論者看來，小說根本就不存在“小”說的傳統，似乎小說一旦進入“小”說的傳統，便意味著小說的末路。但從當代中國小說創作情況看，立足于“小”說傳統的文學創作，并不是沒有探討之可能，像汪曾祺的小說《受戒》等等，時至今日很多人還喜歡，只是很多評論者的闡釋至今還停留在人性的解釋層面，很少有人從中國小說傳統方面加以闡釋。我以為這部小說最大的意義，就是擺脫了新文學批判傳統的約束，回歸到傳統小說的娛樂、趣味世界。汪曾祺晚年有過兩篇文章，專門談中國小說傳統，一篇是《傳統文化對中國當代文學創作的影響》，還有一篇是《回到現實主義，回到民族傳統》（收入汪曾祺《晚翠文談新編》）。這兩篇文章加之汪曾祺自己的小說實踐，都清楚地表明新時期以來，中國傳統小說的影響在重新復燃，并且構成了一種文學探索。汪曾祺自己的創作談，很多都是借助于中國古代文論的概念術語，來解釋小說的特性。如他認為小說要自然本真，要當行，而不是真實，這就是一種俗文學的傳統說法，而不是現代知識分子的啟蒙傳統。

所以，他的小說寫得像話本、傳奇，接近市井閑談的飄逸風格，說的都是好玩的事情，意趣和談資是小說立意中最重要的部分。假如忽略了汪曾祺的這種努力，一味地在人性問題上強調汪曾祺小說的價值，那與汪曾祺創作的本意是有一定距離的。

再說對人性問題的文學探索，同時代人中，比汪曾祺寫得更加深入、更加執著的大有人在，像諶容的《人到中年》、戴厚英的《人啊，人！》等，對人性的呼喚，幾乎是到了呼之欲出的境地，汪曾祺的小說與之相比，人性的強度顯然要弱多了，所以，我認為人性的表現不是汪曾祺小說的強項。但汪曾祺的小說另有一功，優勢在別處。當很多當代中國作家都在眼睛向外，往社會、歷史等宏大方向探討小說藝術時，汪曾祺卻是從俗文學的“小”說傳統里小心翼翼地尋找中國小說發展的路徑，嘗試著將當代中國小說創作與這個“小”說傳統對接起來。這種探索，讓一些注重知識分子價值立場的寫作者有一種虛無感，在他們心目中，中國當代小說的探索方向應該是朝著西方現代化的路子走，好像中國傳統文化都是沒落的東西，需要現代西方文化來改造。但汪曾祺的小說不但沒有朝著西化的路子走，反而退向中國傳統世界，這種復古后退的審美取向產生的審美效果似乎并沒有想象中的腐朽不堪，反倒是活色生香、熠熠生輝。這讓一些在西化道路上急步奔走的知識分子寫作有些尷尬。的確，中國傳統小說的小道并不比現代化的陽關道遜色，尤其從小說藝術上來考慮，汪曾祺的小說不僅沒有失去小說的思想靈魂，而且在小說藝術上遠比那些將立場、價值、反思、批判掛在嘴邊的寫作更具思想魅力。

汪曾祺在小說中不大談論批判現實問題、道德良知問題、思想啟蒙問題，他筆下呈現的是花花草草、吃吃喝喝、平民百姓，整個小說的探索似乎是朝著反現代的美學方向發展。

他沒有選擇他熟悉的知識分子做小說的人物，而是選擇小尼姑、小和尚，就像《受戒》中出現的人物，都是一些時代身份感比較弱的人物，但這樣的人物經過汪曾祺的藝術處理，有一種玉樹臨風、獨樹一幟的風姿和意趣。

讀汪曾祺的小說與近年讀畢飛宇的小說，有一種近似的閱讀感受，這就是小說寫得本色，很溫暖人心。他們的小說與那些強化“百年意識”,強化知識分子道德立場的小說有一個很大的區別，汪曾祺、畢飛宇追求的是審美的快感，是講故事的樂趣，而不是將社會問題、思想問題、價值立場擺在小說世界的首位。在今天很多作家的創作中，寫小說的主要任務不是講故事，而是探討思想問題、社會問題、歷史問題、宗教問題，說到底，他們是以審視而不是審美的眼光打量著當代世界。

汪曾祺、畢飛宇的小說世界給讀者以溫暖，這種溫暖并不是他們在作品中提供了廉價的社會解決方案或虛高的道德正義立場，而是他們從最基本的生活體驗中捕捉到一些有意思的話題和生活細節，有滋有味地講給你聽，就仿佛是朋友間推心置腹地交流，全沒有群情激憤的宣講和指點江山的烏托邦激情。譬如畢飛宇的短篇小說《地球上的王家莊》，寫的是“文革”時期的鄉村生活，照一般的小說模式，一寫“文革”就是搞階級斗爭，但在畢飛宇筆下，一個鄉村少年卻懷著一腔放眼世界的豪情，帶著一群鴨子，準備闖蕩世界去了。這是“文革”時期鄉村少年的視野和想象，小說寫得輕松有趣，但像那么回事，是“文革”時代的記憶，但為什么很少有作家像他那樣描寫呢？同樣是關注當今城市底層生活，在一些底層文學中，意在筆先的慷慨激昂，常常讓讀者忘了小說是一種藝術。而在畢飛宇的《推拿》中，你得承認，盡管他作品中的人物也屬于底層，但小說與底層文學是沒有什么關系的。他不是借創作來呼應底層問題，加入正義問題的集體行列，而是老老實實講他覺得很有意思的幾個盲人的故事。推拿師王師傅和他的戀人小孔以及徒弟小馬，在南京一家推拿店里討生活，這樣的小人物我們常常會遇到，但現實生活中絕大多數人是不會對此發生太大的興趣，畢飛宇的《推拿》將這樣一群人的生活置于小說藝術的視野之中。人們閱讀了他的小說，對這群人的生活有了新的認識，而這種認識的起因是畢飛宇故事講得有意思，很生動。

不起眼的推拿，在畢飛宇筆下，那么精彩有趣，真是不讀《推拿》，不知道推拿中有那么多的學問、故事。讀《推拿》，讀者一定會記得其中的人物、情節和故事。其實，這是小說藝術最最基本的要求，但對照當代的一些長篇小說，有幾位讀者還能記得住其中的細節和人物呢？的確，我也常常無法理解，一些評論者在既記不得小說篇名，又記不得小說人物名字的情況下，只要小說中有作家的思想立場、批判姿態的強勢出場，他們都會高調認可。可能，一些作家和評論家是看重所謂思想在場，但在我看來，這不過是一場小說的思想秀，作家只是在小說中擺了一個思想的 PO SE,至于具體內容，沒有人記得。我明顯感到畢飛宇的《推拿》與這類小說是不一樣的，藝術趣味和表達方式根本就是天南地北。讀《推拿》，你覺得一點都不喧鬧，作家在慢慢地敘述，讀者在耐心地等待，一切都有章法，不會隨心所欲。你不會因為閱讀《推拿》而激情燃燒，或情緒失控，但一曲終了，放下小說，你會由衷地贊嘆這是一部有意味的小說。這是常態的文學閱讀最好的回報。它不需要借助題材和道德姿態來虛張聲勢，一個優秀的作家有充分的自信，靠語言文字的力量來吸引讀者。這種由作品文字所觸發的更為豐富的閱讀感受和思想聯想，我以為是屬于小說思想范疇的最有力的東西，也就是通常人們所認為的思想深度。

小說中的思想深度表現為作家對生活的藝術敏感，它是有趣味的發現和有滋味的敘述，單單是感覺到問題存在，對小說家而言，還是遠遠不夠的，生活中敏感的人很多，有思想的人也不少，甚至是作家當中，有思想家氣質的人也不乏存在，但藝術的敏感是屬于美學范疇的東西，它是思想，但不是抽象的思想，是在小說形式控制之下的思想情感有序表現，它不是宣泄，不是情感失控，而是審美凈化和升華，用汪曾祺的話說，就是“淺處顯才”（見汪曾祺《晚翠文談新編》），這是小說區別于其他思想類型的存在方式。由此我也聯想到對畢飛宇《推拿》的一些肯定性的評論中，有一些解釋也是似是而非的，評論者強調畢飛宇是在用小說的方式探討人類尊嚴問題，體現了人性的溫暖。這種論述的基點其實是社會學或是其他社會科學的，與小說藝術之間隔膜得很。假如畢飛宇的《推拿》不是以小說的藝術方式來處理一群盲人的生活，而是像新聞紀實那樣記錄一些盲人自強自立的事跡，豈不是更加勵志，更加彰顯盲人的尊嚴和人性的抗爭力度嗎？但如果真是那樣的話，就不會有畢飛宇的小說了，說到底，作家在《推拿》中所表現的是一種生活中的感觸，是由感觸而引發的講故事的沖動，尊嚴問題、人性問題當然包括其中，但這些都是在最廣泛的意義上一種最普泛的說法，對小說藝術而言，有更直接的目標和追求，畢飛宇恪守著最基本的小說家法，從人物、細節、故事著手，讓讀者獲得閱讀的快感。

如此說來，小說要像小說，不要讓小說變成了演說、宣傳，或是社會問題研討和思想問題專論。但遺憾的是，眼下很多小說追求的就是社會問題、思想問題研討會的格調和氣氛，弄得小說不像小說，思想研究又不像思想研究。在當今的小說創作和評論中，有關小說思想性問題是可以區分出兩種類型。一種是傳統小說的價值認同，以為小說的思想性不在于取材的大小和批判姿態的呈現上，而在于藝術表現力上，所謂藝術表現力，最集中地體現在作家對人物、細節和故事結構的把握上。有表現力的，小說就有思想性，而沒有表現力的，很難說作品有思想性。另一種是現代知識分子的價值認同，認為小說的思想性重在批判，重在對社會重大事件的關注。有關注，有擔當，就是有思想。我傾向于小說思想性的把握應該與傳統的小說方式靠近起來，不要大而空，要小而結實。這不是放空炮，不著邊際想當然地劃出一條標準，而是從當下創作和評論的實際情況看，知識分子啟蒙話語在創作和評論中的問題最多，實績最少。這不是說當代小說創作不要批判功能了，不要關注社會重大問題了，而是小說藝術作為一種藝術形式，它有自己的規定性。無視小說藝術的規則，隨心所欲地以思想的名義，道德的名義，以批判現實的名義來改變小說藝術的規則，眼下就不乏這樣的做法，但導致的結果就是小說沒有藝術性可言。小說的社會批判功能，其實都是因小說深厚的表現力而獲得的社會效應。

如果小說沒有藝術表現力，再強烈的批判精神，對于作品而言，都是沒有意義的。如果說在小說創作問題上這樣的理解還比較抽象的話，那么，聯系到音樂、繪畫這些技術性比較強一點的藝術類型，或許會比較好理解一些。音樂如果不講究程式，繪畫如果不講究構圖，再好的音樂、繪畫思想都是無法表達出來的，同樣的道理，小說藝術中的思想性問題，首先是藝術之中的思想，而不是思想和社會問題對小說的置入。對照當下中國長篇小說創作和評論，批判意識其實并不見少，但有活力、立意高遠的批判力，在當代小說和評論中極其少見，那是因為很多人都忘記了小說是一種藝術，滿足閱讀快感是最基本的。

當作家們在作品中毫無節制地宣泄自己的情感，而自以為是思想能力的擴張；過度膨脹的小說篇幅，被一些人盲目地評價為創造力的爆炸時。如果能夠有一點小說史的常識，對這些怪誕的當代小說創造現象就會有一種警惕。小說藝術不是隨心所欲寫到哪里算哪里，而是有它自己的規則和章法，數千年來延續下來的寫作慣例，有變異之處，但也有彼此相通的經驗教訓。

如果對照創作和評論的現狀，需要提出一些質疑的話，我想說眼下還不是小說創作和文學評論有沒有思想的問題，而是在文學的思想性的理解上，今天的作家、評論家達到了怎樣的水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