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對中小企業高管請辭現象的財務思考

對中小企業高管請辭現象的財務思考

學號：0963310236姓名：朱國俊

今年的前三個季度里兩市已有近900位高管辭去職務，相比去年同期大增

1.25倍，尤其是二季度以來，幾乎每天都有三四名高管在“開溜”。以時間推斷，今年第四季度股市將真正感受到這股離職潮的沖擊。高管離職漸成風，這一現象也引起了熱議。高管們大都以“夫妻兩地分居”、“身體健康堪憂”、“參加董事會不方便”等原因作為辭職的理由，但很顯然這只是他們為離去而給的借口。

究竟是什么促使了高管辭職呢？企業經營不善，使得高管引咎辭退；但追求短期利益促使相當一部分高管請辭。高管請辭意在減持套現。

按照相關規定，上市公司除實際控制人之外的發起人股東，限售期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的十二個月。但為了限制上市公司高管減持，深交所規定，身為上市公司高管的股東，每年減持公司股份數量不得超過自身擁有數量的25%。高管們辭職，意在繞過監管層對上市公司高管們套現的規定，以達到提前兌現巨額財富的目的。中小板高管中曾經就存在為減持套現不惜辭職的案例。自然人胡美珍于2008年6月18日辭去延華智能董事兼副董事長職務，而在6個月“禁售期”過后，胡隨即在2009年1月、2月期間將其持股的一半（537萬股）予以急速拋售，之所以未全部拋空，原因在于其曾承諾離職半年后的十二個月內轉讓公司股份不超過其所持股票的50%。而在第二輪解禁期過后，胡美珍在2009年12月和2010年1月期間再度出手減持。延華智能去年聲明，胡美珍已將所有持股減持完畢，套現離場。可以料想，如果胡美珍仍在上市公司任職，每年均要受到“25%減持紅線”的限制。而從目前僅1年時間即拋售一空的歷程來看，其辭職的目的即是為了快速減持。

為了限制高管請辭，深交所于2010年11月4日發出通知，規定新股上市后6個月申報離職的高管，從申報離職之日起18個月內不得轉讓公司股份；從第7個月到第12個月之間離職的，則12個月內不得轉讓公司股份。但這一新規定并沒有擋住高管辭職減持套現的趨勢。現在的ST海龍，就在今年幾乎將管理層全部“清洗”了一遍。

上市公司高管請辭減持套現勢不可擋，這不得不引起我們的深思。

首先，低廉的投資成本，高比例的持股配額，使得公司高管紛紛辭職套現以取得巨大的財富收入。很多股票市盈率很高，公司價值被高估，高管利用這一機會減持套現。2011年8月5日，大金重工董秘王軍辭職，這是這家去年10月才上市的中小板公司三個月內的第二起高管辭職。去年年報顯示，王軍2008年4月開始在公司任職，去年年薪僅13.8萬元，而持有的22.5萬股股份，以最新收盤價25.84元計，達到581.4萬元。其次，公司高管的職業道德不得不引起我們的關注。公司全體經過努力奮斗終于成功上市，高管們卻在公司蒸蒸日上時選擇離去，對企業造成巨大影響，其職業道德值得深思。最后，公司的優化激勵機制受到了挑戰。目前創業板公司股權規定與現行法規對高管辭職的約束較弱,應當加強對創業板高管辭職的管理,完善其股權激勵機制,強化長期激勵措施。

上市公司面對高管請辭，也當有相應的應對措施。

高管的辭職勢必會對上市公司的管理結構造成影響，使得公司要經過一次大幅度的調整，費時費力；同時，在某種程度也反映出高管們不看好公司的前景，進而影響中小股民的投資選擇，最終影響到公司的股價。對此，上市公司，第一，要做到未雨綢繆，在選擇自己的高管時要選擇那些能與企業共同進退的高級管理人員。第二，加強對高管的激勵，使他們在崗時能盡心盡力為公司服務，而不是想著怎樣請辭怎樣減持套現。第三，加強對高管辭職的約束與管理，與高管們簽訂某種形式的協議，如3年內不能單方請求離任（特殊情況除外）等，以限制高管得輕易離職。

第二篇：對城管現象的思考

對城管執法亂象的思考

在城市管理執法中，執法人員與被執法者的沖突屢屢發生，城市管理執法陷入了城管暴力執法與百姓暴力抗法的怪圈中。隨著城管執法中沖突的升級這一現象已經嚴重的影響了政府與群眾的關系，所以改善城管與被執法者的關系，推行文明執法對于構建和諧文明的城市環境有著重要的意義。

城管執法即城市管理綜合執法起源于1996年10月1日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關于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的規定。該法第十六條規定：“國務院或國務院授權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可以決定一個行政機關行使有關行政機關的行政處罰權”，它把原來分屬于環保、環衛規劃、工商等職能部門的行政處罰權全部或部分集中于一個機構，即把一些職能部門所擁有的管理權、審批權和處罰權中的處罰權分割出來，以履行城市管理中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的職責，完成對違反城市管理法規的當事人實施行政處罰，維護城市管理秩序的任務。

城管執法以來對于城市的綜合管理做出了自己的貢獻也獲得了一定的好評，但是由于我國城市管理綜合執法起步晚，相關法律不健全，城管執法人員素質普遍不高，隊伍建設不成熟，缺乏相關的工作經驗導致在執法過程中出現諸多問題。加上目前在城市管理綜合執法中濫用職權、執法違法、隨意收費、任意罰款、以權謀私、作風粗暴、態度蠻橫等現象屢見不鮮導致民眾對城管群體不滿。

城管的暴力執法會帶來嚴重的社會危害，表現在：

1、加重社會矛盾，影響社會穩定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馬懷德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暴力執法，會帶來暴力抗法。由于城管執法的對象主要是下崗工人、無業市民和農民等為生計而從事“違法”經營的攤點商販，這些人一般素質較低，且是處于社會底層的弱勢群體，所以暴力執法的直接邏輯結果便是暴力抗法，以及社會大眾出于對弱勢群體的同情而對城管執法工作的不滿甚至憤懣。這種以暴制暴的執法方式，一方面會導致執法對象的暴力抗法，引發一系列執法者與被執法者之間的暴力沖突事件；另一方面，會引起全社會對城管部門執法工作的不支持，給執法工作帶來巨大的阻力，這將嚴重威脅一個城市的社會秩序和穩定發展。

2、削弱法律權威，損害政府形象。城管本是相關法規的捍衛者，是國家在城市管理方面的執法者，然而執法人員在執法過程中執法犯法，野蠻執法偏離正常軌道，有悖于國家相關的法律精神，這會削弱城管在執法中的法律權威。同時城管是代表政府進行城市管理的執法，在執法中的不當行為會嚴重損害政府的形象，影響政府與群眾的關系。城管執法出現如此多問題的原因在于：

城管執法制度上的缺失是根源首先城管執法制度使城管處于不利的地位。城管執法行使的是一種相對集中的行政處罰權，由城管局統一行使若干行政機關的行政處罰權，有關行政機關則不再行駛相關職權按照行政處罰法的規定和國務院的要求，行政處罰權相對集中后，對城管執法機關履行職責的活動，原來的有關行政執法部門要積極支持、配合。但是在實際的城管執法過程中，有關行政執法機關對原歸屬其管轄的違法現象不聞不問，市城管執法得不到其他相關部門的支持。另一方面，城管執法制度使城管執法既處于城市管理的末端，又是城市管理的第一線。使得執法者既要直接面對被執法對象并行使自由裁量權，又成為裁量結果的直接實施者。既開罰單又當面索要罰款的執法方式在程序上存在不合理性，不利于執法工作的順利進行。

其次，城管執法制度的相關法規不健全，雖然城管隊伍經歷了13年的發展，但是到目前為止全國仍然沒有一部專門針對城市管理綜合執法的獨立的法律文件產生。除法律缺失外，城管執法更沒有規范的執法程序可以遵循，執法者在執法過程中隨意性，自主性很大，執法過程難以做到公平、公開、公正。此外針對城管執法的相關監督機制沒有建立，使得執法過程中超越法律范圍的事時有發生。

執法主體不文明是主觀原因，由于城管執法隊伍建設起步較晚，執法隊伍在構成上比較復雜，其中一些人沒有受過系統的法律專業知識和基本素質培訓，少數執法人員的個體素質與執法要求差距較大。另外，部分執法人員法制觀念淡薄，公仆意識差，執法觀念不強，作風紀律松懈，甚至作風霸道。不文明的執法現象在城管執法工作中普遍存在。許多城管執法人員在對違法行為進行糾正、制止時往往采取過激行為，導致城管打人的暴力案例屢屢發生。城管執法主體的不文明執法是激化城管執法主體與執法相對人間的矛盾，導致暴力執法的主觀原因。

執法的工作性質和環境是可觀原因由于城管執法隊伍建設起步較晚，執法隊伍在構成上比較復雜，其中一些人沒有受過系統的法律專業知識和基本素質培訓，少數執法人員的個體素質與執法要求差距較大。另外，部分執法人員法制觀念淡薄，公仆意識差，執法觀念不強，作風紀律松懈，甚至作風霸道。不文明的執法現象在城管執法工作中普遍存在。許多城管執法人員在對違法行為進行糾正、制止時往往采取過激行為，導致城管打人的暴力案例屢屢發生。城管執法主體的不文明執法是激化城管執法主體與執法相對人間的矛盾，導致暴力執法的主觀原因。

分析上述原因，要解決城市管理綜合執法過程中的這些問題，可以從以下方面進行：

1、轉變城管執法理念現代城市管理的目標是提高市民的生活質量，當人們的需求與城市管理的要求想矛盾時“人的需求”應放在第一位，實現“人性化”管理。城市管理既要體現對強者的肯定，又要對弱者進行有效的照顧和關懷，既要滿足城市管理秩序的要求，也要滿足城市弱勢群體的生存需求，體現和諧社會的寬容精神，以人為本，樹立市民主體的觀念。城管部門要從原有的不文明執法中吸取經驗，轉變城管執法的理念，成為為人民服務，為弱勢群體解決實際困難的好公仆。在具體的實踐操作中就體現為從“只堵不疏”到“堵疏結合”，為城管相對人謀出路。提供公共物品，滿足百姓需求是政府的責任，而照顧社會弱勢群體，解決他們的實際困難更是政府的職責所在，只有政策引導得當，城管執法相對人才會選擇合作守法的生活方式。以在個城市普遍出現的夜排檔為例，一些大城市的中心城區可以根據市民需要，指定時間、地點經營，為流動商販向坐商轉化提供條件。而在一些小城鎮，可以在城郊威震寫分散在城市中心商販建立集中經營的場所，既可以減少與流動商販“打游擊”，美化市容，又可以是商販們的生計問題得到解決，并滿足市民的需求，融洽市民與政府的關系。

2、完善城管執法相關法規，針對城管執法部門法律地位不明確和在執法過程中缺乏執法依據的現狀，當務之急就是盡快制定出一部專門的有關城市管理的綜合執法的法律，使城管執法部門能夠得到城管相對人更大的認同。同時加快建立權責明確、行為規范、監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使城管執法人員在執法過程中有具體的處罰標準，壓縮自由裁量權彈性，避免出現隨意收費、任意罰款、濫用職權的“城管現象”，不斷提高依法行政和嚴格執法的質量和水平。另外，城管執法行使執法權，不僅要嚴格遵守實體法，而且要有一套嚴格的程序法。程序合法是實體合法的保障，在實體合法的基礎上重視程序，才能保證行政執法行為的公正、合理，維護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城市管理行政執法機關應有一套切實合理的程序可循。如調查取證制度、公開制度、公正制度、回避制度、時效制度、聽證制度、辯論制度、審查決定制度、處罰決定備案制度等，并用有關監督力量保障各項制度規范化運行。城管執法機關要確定一套具體且有操作性的行政執法決定程序和執行程序，如行政處罰決定程序中的易程序應遵循的實施步驟表明身份、指出違法事實，說明處罰理由和依據；告知當事人權利；聽取當事人陳述和申辯；制作筆錄，填寫處罰決定書，交付處罰決定書，備案。

3、加強城管執法隊伍建設，城市管理部門必須高度重視隊伍建設，提高執法人員的道德素質和專業技能，錄用管理人員必須要嚴格要求，讓高素質的人員進入城管隊伍，把不合格的人員及時清理，形成良好的競爭機制，加強執法人員的自制通過思想教育糾正工作中的不正之風

4、加強城管執法的宣傳，提高公民的文明意識是實現城市管理制度化的文化基礎，因此必須重視市民的法制教育，增強城管法制意識，開展豐富多彩的宣傳活動，讓群眾了解城管執法，支持城管執法。

通過采取轉變城管執法理念、在具體政策上更多地體現執法相對人和公眾的權益、加強非政府組織在城管執法中的運用、完善城管執法相應的法律法規以及配套制度的建設等對策,可以有效地使城管執法走出困境。

第三篇：高管辭職現象在創業板市場

“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隨著“上市蜜月期”漸漸逝去，高管辭職現象在創業板市場中也日趨增多。與當初加入公司時的信心滿滿相比，“夫妻兩地分居”、“身體健康堪憂”、“參加董事會不方便”等原因突然間都成了眾高管請辭的“擋箭牌”。透過上述略顯單薄的辭職理由，探究高管辭職幕后的真正動因，似乎顯得尤為必要。

事實上，對有幸共赴“上市盛宴”的每位嘉賓而言，匆匆吃完走人還是細嚼慢咽品味，當屬個人抉擇問題。但是，高管們在上市后“起身離席”，往往被視作盡快減持套現的鋪墊之舉。雖然這一猜測在創業板至今仍停留在想象中，但記者通過采訪及梳理發現，部分創業板高管辭職確實難逃減持套現的猜疑，而促使高管辭職的其他誘因則同樣不可忽視。

高管離職漸成風

據統計，創業板開板至今尚不足10個月，但今年以來已有33名高管辭職，涉及24家公司。在具體身份上，董事8名、監事7名；獨立董事8名；副總裁、副總經理等5名；董秘4名；核心技術人員1名。

作為昔日全力輔助公司上市的核心骨干，創業板高管們今年以來則以月均四名以上的頻率向上市公司提出辭呈。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高管的請辭申請均是在其任期未到期時作出的，而個別上市公司高管通過董監事換屆選舉而“隱性辭職”的現象則并未統計在內。但即便如此，今年以來主動辭去相關職務的創業板高管平均每月多達4名以上。

分月度看，今年3月堪稱創業板高管辭職的“小高峰”，當月共有9名高管辭職，其中8人來自去年10月首批掛牌企業。

進一步統計顯示，上述高管辭職事件均發生在2010年，且辭職人數與公司上市時間存在一定的正相關關系。其中，去年10月30日首批登陸創業板的28家公司中共有19名高管辭職，而去年12月25日以后上市的近70家公司中高管辭職人數僅為14名。分析人士不無憂慮地指出，若照此趨勢，隨著時間的推移，后上市企業高管辭職數是否也會隨之“潮涌”呢？

值得一提的是，與首批28家創業板公司相比，盡管此后上市的公司離職人數較少，但若以企業上市時間點為基準，其離職速度卻明顯增快。統計顯示，首批創業板公司的上述19名高管平均辭職時點為上市后5.2個月。與此相比，此后批次上市公司的14名高管平均辭職時點則是上市后的2.1個月。

以同花順為例，公司去年12月25日登陸創業板，未曾料到的是，公司董秘方超和監事易曉梅卻于今年1月18日雙雙向公司提交辭呈，這距公司上市不足1個月時間。此外，梅泰諾副總裁施文波和三川股份董事來傳華則是在公司上市后1個多月后便“掛冠而去”。

而在外界最為關注也最敏感的辭職動機上，僅有少數創業板高管明確表示“因個人發展”、“工作變動”而去職，而過半高管均是以“因個人原因”這一含糊其詞的解釋作為辭職的“擋箭牌”。面對自己為之奉獻多年的“東家”，面對一家上市不足一年、前景廣闊的上市公司，上述單薄的辭職陳詞顯然缺乏足夠的說服力……

無處不在的減持誘惑

統計顯示，目前主動請辭的33名創業板高管中有14人直接或間接持有股份。而創業板高管辭職時點與其持股解禁日的關系常常令人浮想聯翩。

低廉的投資成本，高比例的持股份額，減持過程中對公司股價的打壓，套現完成后所獲得的巨額收益……中小投資者對上市公司高管減持的“反感”，皆歸于此。反觀創業板市場，在不斷高企的市盈率之下，一些高管的突然辭職，往往被外界解讀成為日后減持套現鋪路，因為與在任時“每年減持股份不得超過所持公司股份25%”的硬性規定相比，高管辭職后減持的規模和自由度大大增加。

雖然由于創業板高管持股目前仍處在禁售期，“辭職皆為套現”僅是一種市場解讀，但有意思的是，對于高管離職一事，多家上市公司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幾乎一致表示，公司高管離職絕非是為日后大規模套現，但公司也不能保證股份解禁后高管不套現。高管辭職與日后減持的關系似乎成了一個很難求證的謎團。

統計顯示，目前主動請辭的33名創業板高管中有14人直接或間接持有股份。其中，個人持股數額最高的是賽為智能原董秘、副總經理周嶸，目前共持有679萬股；金亞科技原董事陸擎則以516萬股位居次席。

從創業板的“老大哥”——中小板公司股份解禁后高管們頻繁拋售來看，高管減持自家股份似乎不可避免，其中個別高管的“踩線減持”行為（即每年減持持股的25%）更是映襯出其套現之急迫。

而中小板高管中的確存在為減持套現不惜辭職的案例。自然人胡美珍于2008年6月18日辭去延華智能董事兼副董事長職務，而在6個月“禁售期”過后，胡隨即在2009年1月、2月期間將其持股的一半（537萬股）予以急速拋售，之所以未全部拋空，原因在于其曾承諾離職半年后的十二個月內轉讓公司股份不超過其所持股票的50%。而在第二輪解禁期過后，胡在去年12月和今年1月期間再度出手減持。延華智能今年一季報顯示，胡美珍已將所有持股減持完畢，套現離場。可以料想，如果胡仍在上市公司任職，每年均要受到“25%減持紅線”的限制。而從目前僅1年時間即拋售一空的歷程來看，其辭職的目的即是為了快速減持。

分析人士表示，縱覽中小板減持案例，上市前極低的入股成本應是高管執著減持的主要動因，在巨大的利益誘惑面前，高管旋即選擇了“落袋為安”。

反觀創業板辭職高管中，低成本獲取上市公司股份者“比比皆是”。以梅泰諾離職副總裁施文波為例，2007年5月，公司股東苑錫玉和張敏分別將持有的上市公司合計10%股權無償轉讓給施文波。而在2008年9月，施文波隨即將其中4.975%以175萬元轉讓給了余傳榮、賈永和兩人。這意味著，施文波目前在擁有225萬股梅泰諾股票的同時，已經凈賺了175萬元，因此上述持股也便成為“負成本”。

除低成本外，創業板高管辭職時點與其持股解禁日的關系也常常令人浮想聯翩。如福建一家創業板公司今年8月11日進行了換屆選舉，公司財務經理（持有50萬股）和董秘（持有33萬股）悄然離職。按離職后6個月內不減持的規定，上述兩人在明年2月11日前無法套現。但事實上，明年2月11日恰好為該公司首批限售股解禁日。在此背景下，兩人選擇此時點“精確”離職，難免令人猜測其是在為日后減持鋪路。

有意思的是，不知是有意為之還是巧合，記者發現今年3月辭職高管中多達8名高管均出自首批創業板上市公司。由于其所持限售股今年10月末方解禁，因此對于持股的高管而言，辭職后6個月的禁售期對其不造成任何影響，即1年鎖定期一過便可隨意拋股。

而經記者調查發現，高管辭職背后另一“隱情”是，部分公司高管“離職不離崗”，這很可能是為日后減持“精心而為”。江蘇某中小板公司高管曾在2008年5月起的短短兩周內拋出963.9萬股限售解禁股，套現近1.6億元，由此達到了當年“持股25%”的減持上限。隨后，其在2008年7月辭去監事會主席職務，半年禁售期一過，卸下減持數量“枷鎖”的該高管立即在2009年2月大筆減持，套現態勢一直持續至今。據記者了解，該高管辭去上述職務后并未離開公司，目前仍擔任上市公司黨委書記一職。由此觀之，其在職務取舍方面如此具有“針對性”，擺脫“減持束縛”應是最重要的原因。

創業板辭職高管中同樣存在該現象。今年7月22日，持有77萬股股份的張旭光因個人原因辭去立思辰監事職務。但據公司相關人士介紹，張此番僅辭去了監事一職，其目前仍在立思辰下屬公司擔任高管。在公司上市不足一個月即離職的同花順原監事易曉梅，與公司實際控制人易崢為姐弟關系，間接持有同花順122.4萬股股份，而在辭去上述職務后，同花順相關人士表示她現在的身份是“公司普通員工”。

顯然，與單純辭職套現相比，個別公司高管“離職不離崗”背后的真實意圖更值得揣摩。

職業經理人“功成身退”

“秘而不宣的是，職業經理人在跳槽之前，多與新東家達成業績目標、股權激勵等約定。一旦公司順利上市，職業經理人旋即辭職。”分析人士對記者表示，“就如同一份對賭協議”。

如果將創業板離職高管歸類，職業經理人是其中很顯眼的一個群體。眾所周知，多家公司在IPO籌備期廣引“強援”，重金招攬職業經理人。“秘而不宣的是，職業經理人在跳槽之前，多與新東家達成業績目標、股權激勵等約定。一旦公司順利上市，職業經理人旋即辭職。”分析人士對記者表示，“就如同一份對賭協議”。

較為典型的案例是，華測檢測兩大高管一個月之內接踵離去。先是6月1日，公司副總裁魏屹因個人原因請辭；6月30日，公司收到副總裁聶鵬翔的辭職申請，理由仍是“個人原因”。

在華測檢測公司網站上，董監高人員名單中依舊掛著兩人的簡介。不過，公司總機接線員向記者確認，兩人均已離開公司。如今，魏屹、聶鵬翔與華測檢測“藕斷絲連”的唯一紐帶是其“股東”身份，目前兩人分別持有華測檢測42.89萬股和35.39萬股，市值分別約為1100萬元和900萬元。

簡歷顯示，聶鵬翔曾長期擔任Intertek集團商用及電子電器事業部華南區高級經理及體系認證部中國區總經理，2007年加盟華測檢測出任副總裁職務，分管消費品測試事業部業務。魏屹曾任麥當勞深圳公司高級營運經理、華南區培訓中心高級培訓經理，2007年1月出任華測檢測副總裁，主管行政與人力資源管理。

事后來看，華測檢測招攬聶、魏兩人加盟顯然是為沖刺IPO，且很可能雙方達成某種回報約定。兩人入職不久，2007年5月，華測檢測便實施股權激勵，聶鵬翔和魏屹分別獲得

4.443萬元出資額，受讓價為4.5萬元。改制后兩人的持股數均為8.59萬股。3個月后，華測檢測再度拋出股權激勵計劃，聶鵬翔、魏屹各獲15萬股，兩人的持股數升至23.59萬股。

2008年，華測檢測便有多人陸續離職，其所持股票被公司回購并轉讓他人，其中魏屹以8.22萬元“吃”下其中5萬股，持股數增至28.59萬股。從持股成本看，魏屹、聶鵬翔的投入分別為30.87萬元、22.65萬元，2009“10轉5派5元”后，成本進一步攤薄。

梅泰諾前副總裁施文波曾任中國建筑一局集團誼發公司機電事業部總經理、北京建工集團建工海亞公司副總經理，2006年7月出任梅泰諾副總裁。今年2月25日，施文波以“個人身體原因”為由辭職。目前，其持有梅泰諾225萬股，市值約5400萬元。

創業板辭職高管中級別最高的當屬網宿科技原董事、總經理彭清。今年3月9日，彭清因個人原因請辭。資料顯示，彭清出道于互聯網，后轉投PE行業，2007年3月加盟網宿科技。據彭清自己介紹，當時他給網宿定下3年內三大目標：其一是營收年增速50%；其二是完成IPO；其三是建立現代化企業管理體系。網宿科技近年的高速增長以及深創投、達晨創投的注資，彭清功不可沒。

對于辭職一事，彭清曾在接收媒體采訪時表示，完成業績目標壓力很大，是其辭職的主要原因。不過，從財富上看，彭清掌舵網宿科技的3年為其帶來了豐厚回報。目前，彭清持有網宿科技431.51萬股股份，市值約9100萬元。

財務投資者的“生意經”

在公司上市后，部分創投或財務投資人便早早退出董事席位，為未來減持套現贏取“時間差”。

常在創業板公司身上上演的“劇情”之一是，中途入股的創投或財務投資者“以小搏大”，IPO后賺得盆滿缽溢。而在公司上市后，部分創投或財務投資人便早早退出董事席位，為未來減持套現贏取“時間差”。

2007年末，南風股份新增注冊資本400萬元。其中，廣東通盈創投認繳320萬元，陳俊嶺認繳80萬元，價格為2.5元/1元注冊資本。股份公司設立后，通盈創投持有414.81萬股，陳俊嶺個人持有103.7萬股。資料顯示，通盈創投成立于2007年6月，擔任總裁的陳俊嶺持有通盈創投36%的股權。兩者的股票市值如今已逾2.5億元，賬面回報達24倍。

陳俊嶺的履歷顯示，其曾任職于廣東國際信托、駿豐頻譜等公司，在投資南風股份之前

在創投界籍籍無名。今年4月14日，陳俊嶺“因個人原因”向南風股份遞交辭職報告。

“創投機構投資項目后，往往會派駐董事以監督、指導公司治理和上市運作。”上海創投界一位人士表示，“創投委派董事在公司上市后辭職的情形分好幾種：有些是雙方事先就約定，一旦項目上市即刻退出董事會；有些是創投由于項目需要進行內部人員調配，接任者仍是創投代表；而個人持有股份的創投機構人員辭職，則可能是出于個人套現的目的。”

記者注意到，陳俊嶺辭職后，接任董事的是南風股份副總經理李曉明，與通盈創投并無關聯；上海佳豪三股東紫晨投資董事長李彧3月14日辭去董事一職系“工作安排原因”，接替者張華是紫晨投資副總；8月4日辭任新寧物流董事的張小明，為公司三股東昆山泰禾投資的總經理，尚未提名接任者。

與經驗豐富的創投相比，“單槍匹馬”的個人投資者更顯長袖善舞的本色。2006年11月，自然人陸擎斥資1000萬元拿下金亞科技1000萬股。2008年末，陸擎將所持有的420萬股、100萬股和50萬股以2.5元/股的價格分別轉讓給杭元福創業、謝福文和高敬杰，已收回投資成本并小有收益。其剩余所持的430萬股經2009“10轉2”后增至516萬股，市值逾1億元。

事實上，陸擎是個專職財務投資者。由中學體育教師起步的她，在塔牌集團和已過會的佳隆食品中均有斬獲。2006年末，陸以300萬元收獲塔牌集團300萬股，為第五大股東。該部分股份于2009年5月18日解禁后，陸擎的名字便從2009年半年報流通股東名單中消失。2008年9月，陸擎出資296萬元認購佳隆食品新增的200萬股股份，持股成本僅1.48元/股。

不同的是，陸擎在塔牌集團和佳隆食品并未任職，唯獨在金亞科技任董事。今年3月31日，陸擎辭去金亞科技董事一職。知情人士告訴記者，由于陸擎家在深圳，兩地來回不便，考慮家庭及身體因素提出辭呈。不過，客觀上看，陸擎辭去董事的時點頗為精準，由于其股份鎖定期為1年，即在今年10月30日解禁；離職后6個月的限售禁令則將在9月30日消除。這意味著，10月30日解禁后，陸擎便可隨意減持套現。

董秘辭職各有原因

據統計，創業板公司辭職的董監高人員中，剔除正常換屆因素，從董秘位置上辭任的共有4人，其中3人直接或間接持有公司股份。

眾所周知，上市公司董秘的工作對象包括董事會、管理層、股東、中小投資者、機構投資者、監管機構、中介機構等相關利益人，從中起到橋梁和紐帶作用，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據統計，創業板公司辭職的董監高人員中，剔除正常換屆因素，從董秘位置上辭任的共有4人，其中3人直接或間接持有公司股份。

今年4月29日，金亞科技原董秘陳建因“個人發展原因”辭職。陳建職業經歷豐富，曾任期貨公司盤房部主管、證券分析師，并曾擔任上風高科董秘。不過，他并未在金亞科技擁有股份。“辭職主要是出于個人職業發展的考慮，并無其他因素。”陳建對記者表示，目前賦閑在家，仍未敲定下一步職業計劃。

同花順原董秘方超通過上海凱士奧間接持有1.2萬股股份。今年1月18日，方超向公司提交辭呈，而此時距同花順上市還不足1個月。方超在電話中告訴記者，離開同花順后，他與朋友合伙投資經營一家軟件企業，運作模式與同花順相近，“我對公司的未來前景非常看好，希望成為第二個同花順。”

事實上，上市公司高管“另起爐灶”最終登陸資本市場的案例并不罕見。最新的案例包括乾照光電、易聯眾和星網銳捷等。其中，乾照光電成立僅四年，其核心團隊成員均來自三安光電大股東三安電子，董事長鄧電明原為三安電子總經理。易聯眾董事長、實際控制人古培堅，星網銳捷多名核心高管，均來自實達集團。不過，高管離職創業也面臨“競業禁止”的問題，由此引發不少案件。

而直接持股的董秘，在公司上市后“閃電”離職，難免讓人引發減持套現的聯想。

賽為智能原副總經理、董秘周嶸乃公司創始人之一，目前持有679.03萬股，為第四大股東。今年4月7日，周嶸辭去董事、副總經理及董秘職務，不再擔任任何職務。從股權演變看，其持股成本幾可忽略不計，而其所持股票市值近1.7億元，顯然存在較大的套現動機。

探路者原董秘范勇建曾在北京證券投行部等單位工作，并曾任廣電網絡證券事務代表。2008年4月，范勇建出資100萬元獲得探路者22.65萬股股份，經2009“10轉10”后增至45.3萬股。今年6月10日，范勇建以辭職信結束了在探路者2年的董秘生涯，理由是“兩地分居、無法照顧家庭”。

“由于有實戰經驗的董秘比較稀缺，擬上市公司與引聘的董秘之間往往有一些利益約定，最主要的方式就是低價授予部分股權。”業內人士表示，不排除部分董秘存在“淘金”心態，在公司上市后離職套現，并轉投下一個可以擁有股份的棲身之所。

在創業板公司中，不乏引入董秘并給予股權激勵的案例。2009年4月，華力創通二股東王琦與吳夢冰簽署股權轉讓協議，王琦將所持20萬股以1元/股的價格轉讓給吳夢冰，原因是為引進人才實施股權激勵。資料顯示，吳夢冰此前曾任昆百大、北斗星通董秘，但均未持股份，2009年5月才正式出任華力創通董秘。目前，吳夢冰所持華力創通的股份市值約750萬元，成為董秘成功“轉會”的典型案例。(來源：上海證券報)

第四篇：淺談對中小企業財務管理的思考[模版]

淺談對中小企業財務管理的思考

摘要：目前，我國企業的大部分都是中小企業，中小企業日益成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地位也是不言而喻的。本文通過分析中小企業的財務管理的重要性，進而來思考中小企業財務管理方面存在的問題，對問題仔細思考挨個剖析后，有針對性的對其提出發展的建議與措施。

關鍵詞：中小企業；財務管理；存在問題；建議措施

我國經濟的發展之迅速舉世矚目，特別是中小企業的發展是非常閃耀的，根據中商情報網的數據統計可以窺探中國2005年至2011年的中小企業總體數量規模。從2005年到2011年中小企業的數量規模一直呈現增長的趨勢，具體數量上從2005年的大約2836萬家增長到2012年預計達到5651萬家，增長之飛速可見一般。從而可知，中小企業在我國經濟的發展中所占的地位日益上升并且日趨重要。此外，中小企業的銷售額也是日趨攀升，繳納的稅款以及創造的專利之多是無法估計的，而且為剛畢業的大學生以及下崗工人等人民解決了數以萬計的就業問題，也為國家GDP的上升貢獻了不可磨滅的力量，更推動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設與發展。但在今天的緊張激烈的經濟發展形勢下，我國中小企業的財務管理存在一些不可忽視的問題，思考這些問題并提出建議對于中小企業的進一步發展是非常重要的。

一、中小企業財務管理的概況

1、中小企業的涵義

對中小企業的規定標準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地區、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乃至不同的行業等都是不一樣的，而且還要根據經濟發展的程度隨時進行調整，所以在規定標準方面是有很大差別的。在對中小企業的定義方面，通常來說是從質和量這兩個角度來歸納，質的方面主要涉及企業的組織形式、融資方式以及該企業在行業中所占的分量地位等，量的方面則主要涉及實收資本、雇員人數、資產總值等。從量的角度來衡量更加直觀，在數據的獲取方面也比較容易。總體而言，所謂的中小企業是指該企業與它所在的行業中的大企業相比較，在經營規模、人員規模、資產規模都比較小的經濟單位。

2、財務管理的涵義

財務管理是在一定的整體的目標之下，對資產的投資、資本的融通和經營中的營運資金以及對利潤分配的管理。簡單地說，就是按照我國有關財經方面的法律法規制度，按照財務管理的宏觀方面的原則，組織管理企業的財務的活動，是一項處理企業中的各種紛繁復雜的經濟關系的經濟管理工作。

3、中小企業財務管理的重要性

中小企業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而財務管理又是中小企業發展所必不可缺的。從財務管理的特點方面來講，財務管理是一種價值的管理，通常情況下是通過企業的資金、利潤所得、成本等指標，借助于財務運算、財務決策、財務預測等一系列處理財務的方法來進行分析，從而實現對企業中價值的分配。財務管理貫穿于企業中的各項活動之中，可謂無處不在無時不在，具有綜合性與廣泛聯系的特點，且基于這兩個特點，財務管理的另一個特點是能最快最及時最迅速的反映出企業的生產狀況。

所以中小企業的財務管理工作是非常重要的，直接影響到該中小企業的發展，從更長遠的講會影響整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設與發展。在今時今日，我國工業與信息化部門正式發布了一個文件 — 《“十二五”中小企業成長規劃》，這是我國的第一部中小企業發展的國家及專項規劃，可見我國對中小企業的日益重視，我們更應該關注中小企業的財務管理的發展完善，但是中小企業的財務管理在發展的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問題是不容忽視的。

一、中小企業財務管理存在的問題

1、財務管理人員素質不高，人才缺乏

目前存在的中小企業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之后發展起來的，有一些經營者也就是通說的老板，他們的管理觀念并沒有隨著時間的發展而發展還是八十年代的水平，他們要不然就是自己來管理財務，不相信其他人，但是他的財務管理水平并不是專業水平，要不然就是讓自己信任的下屬來管理，但是讓他信任的下屬的素質是很難勝任財務管理工作的；再或者，有些老板為了節省小錢小利，找兼職學生人員來單純的處理記賬、報賬工作，財務管理的專業性根本談不上；又或者為了節約成本，雖然聘請了一個專業的財務管理人員，但是一個人頂四五個人用，這個財務管理人員身兼數職，他的本職的工作質量也是值得商榷的。這些情況導致中小企業的財務混亂，在當今日新月異的時代嚴重影響該企業的發展。

2、中小企業財務管理資金嚴重不足，融資困難

中小企業本身就是各方面的規模都比較小的，自然它的注冊資本也很少，而且再加上某些老板抽逃資金，或者注冊資本不落實，導致中小企業的資本運作非常缺乏，而中小企業的成長發展需要大量的資本流動才行，為此，他們會去銀行貸款或者民間借貸或者租賃，但是最普遍的大多中小企業是采取銀行貸款，由于行政政策的影響以及銀行自有的傳統觀念的影響，再加上中小企業本身由于財務管理混亂等原因造成的信用度比較低，要想貸出款來可謂“難”，要想貸出中長期的款，更可謂“難于上青天”。資金可以說以一個企業成長發展的命脈，沒有資金，中小企業的發展壯大不只是一個夢想，更是一個幻想。

3、中小企業財務管理工作不規范，觀念陳舊

目前我國的中小企業大部分仍然是屬于個體自己搞經濟或者是私營經濟的性質，這樣的性質導致了經營權與所有權的不分離，老板觀念陳舊鼠目寸光，只看大眼前的短小的利益，管理模式僵化，注重手握大權，為謀取最大的利潤而不斷的借貸等，由于太急于獲利以至于看不到利潤背后的風險，從而導致資金鏈的斷裂進而導致企業的破產。在中小企業內部的財務管理很少能夠形成一套很明確的程序并且嚴格按照程序執行下去，而且一般也不會設置獨立性很強的內部審計部門，企業的財務管理無從監督。這樣不規范的內部管理，企業又如何能強大。

三、中小企業財務管理的建議措施

1、提升財務管理人員的素質，加強專業知識的培訓。

在當今世界，各國為在世界競爭中取得優勢地位都紛紛提出科教興國戰略，人才是一個國家屹立不倒不斷發展的源源動力，那么中小企業的財務管理要想發展就更離不開人才了。首先要提高中小企業老板的素質，不要總是任命自己信任的人來從事財務工作，也不要自己大權在握胡子眉毛一把抓，更不要找兼職學生一人多用的來從事財務處理，要聘請具有專業知識的財務管理人員進行專業的財務操作。其次，財務管理人員要嚴格進行考核，比如沒有會計從業資格證的人不能從事會計工作，要經常性的對財務管理工作人員進行專業理論知識、政治思想、企業文化方面的培訓，增強財務管理人員財務方面的專業知識的同時也提升他們對企業的責任感。

2、科學投資，提高信用等級。

由于中小企業本身自有的性質就決定了它的注冊資本比較少，這個無法改變，但是卻要注意某些老板不要抽逃資金，嚴格落實注冊資本制度。此外，中小企業在投資的時候要特別謹慎，嚴格按照財務管理人員提供的真實材料進行充分的可行性分析，再決定投資，不要盲目的逐利。一般來說中小企業的投資主要集中在新產品研發方面或者是人才培養方面，不要投機取巧，謹慎投資，一定要充分考慮投資風險，做到科學投資。再者，中長期貸款很困難，那就短期貸款，努力提高中小企業自身的信用等級，國家社會上也要給予一些扶持。

3、規范財務管理工作，樹立財務管理理念。

中小企業的財務管理工作要嚴格按照我國的財經法律法規制度制定相應的程序，并且嚴格按照這個程序實行，不要為了眼前的小利為了應付工商局的檢查做假賬等。再者，中小企業內部盡量設立內部審計部門，且一定要保證內部審計部門的獨立性，這樣才能很好的對中小企業的財務管理工作進行真實有效的監督，切實起到監督作用。還有就是，雖然我國的中小企業很多都是八十年代的時候建立的，企業的老板的觀念要進行轉變，努力跟上時代的經濟發展的大潮流，謹慎衡量成本與利益與風險的關系，不要鼠目寸光，要樹立財務管理觀念，使中小企業內部財務管理工作分工明確、井井有條。

參考文獻

[1]郭銀華.中小企業財務管理存在的問題與對策[J].財會研究，2006(3):49—50.[2]梁群彩、張善厚.加強我國中小企業的財務管理[J].新疆職業大學學報，2004(12).[3]劉春和.淺析我國中小企業財務管理問題[J].北方經濟，2007(6).

第五篇：對企業遷移現象的思考

對企業遷移現象的思考

在市場經濟下，由于地區間生產要素等資源環境差異的存在和企業內在的逐利本性，決定企業的跨區域流動成為一種必然的趨勢和結果。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企業也是如此，總是向著更適合自己生存和發展的環境遷移。當前，長三角企業跨區域遷移情況日趨增多，不少企業在基本完成資本原始積累、自身發展到一定規模時，不滿足于當地的發展，紛紛走出家門，到異地投資建立新的企業。這種企業遷移是企業發展與成長過程中對資源要素、市場、環境等做出的一種綜合選擇。正確分析企業遷移動因，把握各地企業遷移趨勢，對促進我縣招商引資工作具有積極的意義。

據浙江省統計局企業調查隊對浙江部分遷移企業專項調查顯示:在調查的346家跨省際遷移的企業里，浙、滬、蘇兩省一市企業的互相遷移數要占到41.3%。在196家浙江外遷的企業中，遷入地最為集中的省市就是上海和江蘇，其中遷到上海的企業占外遷企業的40.3%，遷到江蘇的企業占外遷企業的13.3%；而在省外遷入浙江的150家企業中，上海遷浙企業占16.7%，江蘇遷浙企業占10.7%。遷移類型也因遷入地的不同而形式多樣：浙江企業在選擇上海作為遷入地的時候，遷移的類型較多，除擴張性遷移外，研發基地遷移、總部遷移、整體遷移和生產基地遷移等也占有一定的比例。浙江遷蘇企業的遷移類型則比較單一，89.3%的企業的遷移方式為投資辦廠。而上海和江蘇遷移到浙江的企 業，也幾乎涉及各種遷移類型。上海遷浙企業主要是投資辦廠和生產基地遷移，比例各占42.3%，也有總部遷移、研發基地遷移和整體遷移到浙江的，所占比例較小；江蘇遷浙企業除投資辦廠占50%外，生產基地遷移和整體遷移各占18.8%。浙、滬、蘇企業遷移的動機和對遷移因素的關注并不完全相同，除對土地資源和可以獲得遷入地減免稅優惠政策表現出共同的關注外，浙企遷入上海，其主要動機在于通過遷移改變企業的區位條件，以達到充分利用上海的信息、人才、產業等優勢并借此提升企業形象；浙企遷入江蘇，考慮較多的是江蘇與浙江經濟發展水平比較接近，而江蘇在電力、原材料等生產要素的供應上則比浙江相對充裕；上海、江蘇企業遷入浙江，其遷移動機既有對浙江區位優勢的關注，也有被浙江的產業配套相對完善和市場規模較大的特點所吸引。調查還顯示：浙江外遷企業以勞動密集型居多，如溫州以生產閥門、水泵、電機、塑料編織、皮革加工、汽車配件、服裝及印刷業企業外遷為主；臺州外遷企業也主要集中在醫藥化工、塑料制品、食品、紡織、模具、泵業、工藝品、汽車配件業等。

企業遷移不管存有多少種理由，但最根本的是利益的驅使，在其表象下主要有三種動因。一是降低生產要素成本、謀求企業進一步發展。在日益競爭的市場環境中，尋求更好的發展空間是企業的必然選擇。有的企業通過區域改變來尋求更大的市場；有的企業通過區域改變來降低或節約商務成本以實現效益的提高； 有的企業通過區域改變來解決其發展速度與當地資源承載力的矛盾；有的企業通過區域改變來改善企業所處的軟環境；也有的企業是為了短期優惠條件而實現區域改變等等。盡管不同企業其遷移的直接原因不完全一致，但其根本內在動因都是通過企業所寧波杉杉集團把企業總部遷到在區域的改變來謀求更大的發展。上海，吉利集團總部遷移到杭州，就是緩解遷移之前影響企業發展的技術、資金等瓶頸。二是政府間招商力度、優惠政策的不同。在市場經濟和現行財政體制條件下，財政分權迫使地方政府之間展開競爭。一方面，通過提高基礎設施投入以改善投資環境，另一方面，推出一系列優惠政策措施加大招商引資的力度，以吸引更多的企業遷入。這種政府之間競爭的愈演愈烈加快了企業遷移的步伐。三是改變企業發展經營軟環境。對企業來說，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其首要目的，不僅僅是生產要素，生產經營軟環境也是決定企業實現利益最大化的重要因素。企業認為辦企業“最麻煩的是審批、最頭痛的是檢查、最反感的是三亂”。追求良好的投資經營軟環境，也一直是企業所求。

從有關方面調查情況來看，上海的投資環境無論在軟環境還是硬環境方面整體均要優于浙江和江蘇，頗具“龍頭”風范；浙江的投資環境在兩省一市中處中游水平，綜合投資環境好于江蘇，在市場潛力、生態環境保護及政府部門的公正公平廉潔方面具有一定優勢；江蘇的投資環境與浙江相比互有長短，在土地供應、電力供應和原材料供應等要素市場及城市交通狀況方面江蘇要 優于浙江。正確認識二省一市投資環境的優勢和劣勢，對更好發揮和提升我縣的比較優勢具有現實的指導意義。

當前，國內外招商引資競爭日趨激烈，而投資環境的競爭已經成為引資的關鍵，當企業對某地投資環境不滿意，或者投資環境降低了企業的獲利能力及發展預期時，它就會很方便地選擇遷移，即“用腳投票”。投資環境的不斷改善，商務成本、施政成本的不斷降低，才能留住本地企業，吸引更多外來的高質量的投資項目。因此面對各地企業的頻繁遷移,我們應當搶抓機遇,借助已有的區位優勢,找準和充分發揮我縣的比較優勢，要不斷努力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包括完善基礎設施建設，為吸引外來資本、技術和人才提供暢通的渠道，建立健全激勵機制和提供有利于經濟發展的制度保證，完善法治，加強政府公共管理理念，尊重市場經濟規則，完善市場經濟秩序等。要遵循“軟環境孵化市場平臺，硬環境催生產業系統”的原理，在“政府歸位”、構建現代化的投資硬環境、人才隊伍建設、建立誠信、公平的市場秩序等方面入手，實現商務成本的最低化。一是要全力推進招商引資工作，在全縣形成合力招商氛圍。招商引資是一項系統性很強的工作，涉及到全縣上下下、方方面面，無論論哪個環節出問題或差錯，都會直接或間接影響招商引資，要進一步營造“人人都是投資環境，人人都為企業服務”的良好氛圍。二是要積極創造寬松的經濟發展環境，合力扶工、促進企業加快發展。建議一方面應嚴格執行有關優惠政策，增強對外來投資的吸引力。另一方面，要進一步強化職能部門的服務意識，牢固樹立為企業服務，為發展區域經濟服務的思想理念，完善投資服務體系，在強化服務上狠下功夫，努力開掘服務深度，打造自己的服務品牌，推行“保姆式服務”“一站式服務”，不斷提高服務質量與水平，營造優質高效、健康有序的投資軟環境。三要進一步加強園區基礎設施建設，完善園區的管理與服務水平，努力探索多種行之有效的園區管理模式。將管理園區轉化為發展園區、服務園區、經營園區的理念上來，將園區部分行政職能公司化，真正使園區成為適宜于企業創業發展的平臺。

長興縣發改委綜合科

2005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