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對幾種日常教育現象的思考

對幾種日常教育現象的思考

一

往年，在初一新生報到時，部分學校要偷偷摸摸地進行摸底考試，問其原因，回答是：“我們舉行考試，不是為了分快慢班，而是為了均衡地分班”。似乎沒有了考試，我們就不能分班？我曾經這樣回答一位初中校長，小學校長都有辦法進行分班，難道我們初中校長這點智慧沒有？

現在想來，這位初中校長回答的背后意味著什么？我認為，往小里說，是長期的傳統思維在左右著這位校長，或許，在這所學校多年的做法，他理所當然地認為是對的，難道習以為常的事情或做法就是對的嗎？

往深里講，就是就是這位校長缺乏一種自我反思，缺乏一種批判性思維來看待學校的常規工作，從某種程度上講，教育行業的變革遠遠落后于其他行業，我們似乎從這位校長的回答中看到了答案。

往大里講，就是這位校長沒有學過《義務教育法》，至少說沒有認真學過。試想一下，如果我們的校長連關于教育的法律、法規都不能遵守的話，那么還指望這些校長能擔負起培養合格公民的責任與使命嗎？

以上分析的是宏觀方面。那么，從微觀方面來講，學校舉行分班考試，可能會給學校未來帶來怎樣的影響呢？我認為至少帶來以下一些影響。

影響之一：誤解了均衡的意義，認為分數相等是均衡分班，所以，均衡分班，就是各班平均成績相等地分班。其實，學生的學業只是均衡的一小部分，因為，學生不僅要學業，更要成長。這對以后學生的評價、教師的評價以及班級的評價都會帶來不利的影響。

影響之二：失去了學生的研究。學生的身體、心理、意志、興趣、愛好、理想、道德、性格、認知方式、行為特點、家庭背景、社會關系等等，這些都是需要我們去研究的，只有對這些研究的深入，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學生，才能更好地進行均衡地編班。其實，開學之前對學生的研究，是我們制定學校教育教學管理各項工作的前提。

影響之三：澆滅了學習的熱情。學校為了給學生一個下馬威，一般來說，學校的摸底考試都不是簡單的考試。本來學生興沖沖地來到新學校，想有一個新的開始，未曾想一盆冷水澆了學生透心涼，這樣的摸底考試能給學生的學習動力、學習熱情帶來怎樣的影響，我無法估價。

影響之四：成為了教師的借口。學校一場考試，就可以簡單地將學生分成三六九等，于是學生帶著這張標簽開始其初中生活。本來一張白紙，可以畫最大最美的圖畫，但是正因為這張標簽，學生學得不太理想，這個時候，教師往往不從自己教學方面找原因，反而責怪學生，是學生基礎差造成的。

二

記得，原來在學校工作，有一位學生在回憶自己高中生活時，曾經說過這樣一句，失敗的人生，從高一開始。這句話，現在看來，仍覺得有警醒之義。由于江蘇的高考方案，使得學校三個年級有著三個不同的形態。

雖說高一年級是起始年級，但是其負擔是顯而易見的，且不說有若干門課程要學，更為可怕的是，還沒有進行熱身即要求學生走向賽場。其次高二年級學生基本定向，無論是報考文科還是報考理科抑或是報告藝術類，但這些學生有一個邁不過去的坎，這就是“小高考”。最后高三年級是一個沖刺年級，整個年級都圍繞著“考—教—學”展開，至于其他活動也都附屬于“考”的幫兇，最大限度地“榨取”學生的“剩余價值”。

在這篇博文中，我想重點就高一學生的負擔，談談我個人的想法。熟悉高中教學的同志都知道，高一學生負擔重。那么，這里就需要追問，學生負擔重究竟重在哪里？或許，只有搞明白學生負擔重的原因，這樣才能更好化解矛盾。我個人認為，高一學生負擔重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原因之一：從學生的角度講，這一階段剛好是初高中的銜接階段。前一階段是學生的中考復習階段，初中就那么點知識，經過大量的操練，最終轉化為學生的高中錄取通知書。學生的知識、心理、思想、能力等方面都還沒有一個充分的準備，就懵懵懂懂地來到高中，學生不熟悉、老師不熟悉、環境不熟悉，于是就這樣開始新的人生。有些學生適應能力強，一兩個星期就能調節過來；有些學生自我調節能力比較弱，一兩個月才能適應下來。當這些學生開始適應的時候，發現已經遠遠落后別人，奮力地拼爭成為這些人的寫照。

原因之二，從課程的角度講，高一年級學生所學課程的多達15門以上（語數外，理化生，政史地，音體美，通用技術、信息技術和綜合實踐，這些課程還只是國家課程，并不包括校本課程），每門課程少則一本書，多則四五本，書包里邊四五十本這只是一個底線。更何況，高一年級所學的內容是整個高中內容的一半，甚至高達三分之二。這樣繁重的學習任務對于一個剛上高中的學生，簡直是苦不堪言，更為糟糕的是，一步到位的思想在某些學校體現得淋漓盡致，這對于學生又是一個致命的打擊。

原因之三，從教師的角度講，高一的教師隊伍通常由這樣幾種人組成，一是沒有教學經驗的新教師；二是高

二、高三年級上不了的教師，三是從高三下來的自認為有經驗的教師。這樣的教師隊伍組成，從一開始就意味著高一年級的教學是失敗的，至少說是不成功的。所以說，有了好的教師，才有好的教育。這三種教師當中，我和其他人有著不一樣的看法，真正對學生造成傷害的并不是新教師，也不是多年不上高三的教師，相反則是那些長時間在高三教學的教師，因為他用高三教學的思維來看待高一年級，這就相當可怕。

原因之四，從學校的角度講，高一年級誰都認為很重要，但沒有一個人否認，這個年級離兌現的時候還有一段時間。于是，在高中校真正引起校領導們關注的則是那些能夠刺激其興奮點的高三年級。正由于這樣的原因，高一年級就成了“姥姥不疼，親娘不愛”的尷尬境界，因此，這個時候就容易出現管理上的問題，這個時候的隱患，都是潛在的定時炸彈，而且，設雷容易排雷難。這樣一來，造成的后果就是把學校的教學生態搞亂了，也就失去了學校的育人功能。

三

本周二（8月20日）在市委黨校召開全市普通高中教學工作會議。本次會議既是對去年這個時候召開的高三畢業班研討會的傳承，又是局領導要求召開高一年級全市工作會議，于是在思考會議的時候，就將這兩個會議整合，重點討論高中教學工作。

本來的會議設想就是對過去一年教學工作進行全面總結，然后就是全面部署新學年的教學工作。事實上，整個會議并沒有達到我們預期的目的。但有一點需要引起我們思考的，這就是高中教學工作總結與計劃的撰寫問題。

在下發會議通知中，要求全市所有高中撰寫教學總結與計劃，并將電子稿發送至我們基教處指定郵箱。當將這些電子稿整理之后，我仔細地閱讀，越讀越發現其中的問題越大。常州高中教育要想轉型，就必須從粗放型發展走向集約型發展，從規模型發展走向內涵型發展，從同質型發展走向多樣型發展，但是看完這些總結與計劃后，心就涼了一大截。事實上，我們高中教育的發展還有很長一段時間要走，還要花更多的力氣去轉變，還要有更多的勇氣與智慧去迎接挑戰。

說實話，當看到這些總結與計劃時，我真不敢相信，這是我們高中寫出來的，真不敢恭維。我絲毫不懷疑這些高中撰寫總結與計劃的能力和水平，但是，從寫出來的東西看來，唯一能夠解釋或自圓其說的則是這些高中對待這件事的態度，或者說，我們這些高中“做”是其長項，寫則是其“短板”，更不說去進行“講座”了。關于總結與計劃，有很多種寫法，但我比較推崇的則是以下的寫法。

一是關于總結，有一個基本寫法，這就是：過去一年做了哪些事情？這些事情引發了哪些變化？還存在怎樣的問題？未來采取怎樣的措施去解決？這樣的總結是寫“實”的，是寫給自己看的，是學校教學工作的真實記錄。然后，我們透過這些事情再來看其背后的思維、思想與思路。比如說，為什么要做這幾件事，而不是哪幾件事？這是基于怎樣的考慮？是基于原有問題的解決？還是基于新目標的引領？做這幾件事的價值究竟體現在哪里？這是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如何做這幾件事？也就是說問題的解決策略問題以及做這幾件事形成有哪些經驗、程序或規則？如果這樣去寫的話，這就屬于總結的高級寫法。二是關于計劃。首先是，有沒有對上述總結進行回應？回應的是如何解決能夠解決的這些問題？為什么？因為學校的各項工作都不是從零開始的，都必須在原有的基礎上進步與發展的。其次是，要做哪些事情？這些事情是基于怎樣的考慮？最后是，如何判斷這些事情已經做了，做得怎樣？這其實還是和教學中一樣“目標——策略——評估”。

江蘇的高中課改已經進行了八年了，八年抗戰都能取得勝利，但是八年的課改至于取得怎樣的成績？這很難說，因為美國哈佛大學的埃爾莫爾教授有一個形象的比喻，變革就像是一塊又大又厚的橡皮，這塊橡皮就不斷拉長，改變著形狀，看起來已經臨近突破點，但就在那一霎那，它就突然有縮回到原來的樣子，就像一切都沒有發生過。而面對一場變革來說，課堂教學就是那個臨界點，如果不能占領變革的最后這塊前沿陣地，那么前面的努力都只能是徒勞無功。

前一階段，習近平在湖北調研中指出，應對當前中國發展面臨的一系列矛盾和挑戰，關鍵在于全面深化改革。必須從紛繁復雜的事物表象中把準改革脈搏，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內在規律，特別是要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關系，處理好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的關系、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的關系、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的關系、膽子要大和步子要穩的關系、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

我認為，對于高中教育也是如此。如果從建筑的角度來看待高中教育的話，學校的課程規劃就猶如建筑的規劃設計圖，規劃的品質高低直接影響著高中教育育人的質量。所以，全面構建學校的課程體系，是深入推進高中課程改革的重要載體，是促進常州高中教育高品質發展的有力舉措。在美好的規劃設計，倘若沒有施工圖的跟進，也是形同虛設。學校的教學計劃就猶如建筑的施工圖一樣，所以，制定好學校的教學計劃，是確保教學質量提高的關鍵之所在。否則，我們的教學就像腳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那么，這樣的工程也只能是個豆腐渣工程了。

四

前一階段，在單位里聽到一件事情，有一個學生今年在新市民學校就讀，升初中時被分配到了某一中學。該中學在做開學準備工作時，發現這個學生的學籍已經被注冊了。經過學校詢問，該生家長說，我孩子當時是在另一所初中就讀，升初二年級時，學生成績不理想，教師就說，這個孩子有多動癥，先回家呆著，到時學校通知你。過了一段時間，學校通知這位家長來辦理手續，作為家長在外地，不能趕過來，就隨口說了一句，你們看著辦吧！于是，這位學校就沒有再通知這位學生，學校沒有通知，家長于是就讓這位學生在新市民學校就讀。于是，上述情形發生了。

義務教育法明確要求，每位適齡兒童必須接受九年制義務教育。義務教育鞏固率是衡量一個區域義務教育質量的重要標志。在優質均衡示范區建設，鞏固率要達到99.9%，換句話說，1000個學生中只能有一個學生流失。當然，流失的原因多種多樣，這里不再贅述。

學生離開一年，學校沒有反應，這種現象，說明什么問題？現在初中學校在關心什么？無論校長你在關心什么，但必須守住底線，這就是學校的鞏固率問題、畢業率問題和合格率問題，當然還有那些學生能夠帶得走那些素養，并在學生服務社會過程中發揮作用的那些諸如：善良、真誠、友愛、擔當、奉獻、熱情、欣賞、夢想等等。我們學校承擔不了，要將每個學生培養成社會的精英，但學校必須要有這樣的責任和使命，這就是將學生培養成為他最好的自己，社會的合格公民。

所以說，初中教育是公民教育最好的一個事情，而公民教育的核心價值是自由、平等和尊嚴。當在青春期播下公民教育的種子，若干年之后，“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茍且，因為不茍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別人，他不霸道，因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奪，因為不掠奪所以有永續的智能。”但如果我們離開了這些，再談論課程改革、隊伍建設、學校文化、教學質量這些東西，又有多少價值和意義呢？

今天上午，在微博上，看到這樣一段話，很受啟發，現摘錄下來，以作之尾。“一個人要么旅行，要么讀書。身體和靈魂，必須有一個在路上。人生，就是一段路，或長或短，或彎或直。要么，讓身體硬朗地行走，要么，讓靈魂高貴地云游。你能觸及的，無論是身體還是靈魂，都是一種閱歷。旅行，親歷各種不同的風景；讀書，領悟各種不同的人生。只要在路上，光陰就不虛擲。”

第二篇：對城管現象的思考

對城管執法亂象的思考

在城市管理執法中，執法人員與被執法者的沖突屢屢發生，城市管理執法陷入了城管暴力執法與百姓暴力抗法的怪圈中。隨著城管執法中沖突的升級這一現象已經嚴重的影響了政府與群眾的關系，所以改善城管與被執法者的關系，推行文明執法對于構建和諧文明的城市環境有著重要的意義。

城管執法即城市管理綜合執法起源于1996年10月1日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關于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的規定。該法第十六條規定：“國務院或國務院授權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可以決定一個行政機關行使有關行政機關的行政處罰權”，它把原來分屬于環保、環衛規劃、工商等職能部門的行政處罰權全部或部分集中于一個機構，即把一些職能部門所擁有的管理權、審批權和處罰權中的處罰權分割出來，以履行城市管理中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的職責，完成對違反城市管理法規的當事人實施行政處罰，維護城市管理秩序的任務。

城管執法以來對于城市的綜合管理做出了自己的貢獻也獲得了一定的好評，但是由于我國城市管理綜合執法起步晚，相關法律不健全，城管執法人員素質普遍不高，隊伍建設不成熟，缺乏相關的工作經驗導致在執法過程中出現諸多問題。加上目前在城市管理綜合執法中濫用職權、執法違法、隨意收費、任意罰款、以權謀私、作風粗暴、態度蠻橫等現象屢見不鮮導致民眾對城管群體不滿。

城管的暴力執法會帶來嚴重的社會危害，表現在：

1、加重社會矛盾，影響社會穩定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馬懷德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暴力執法，會帶來暴力抗法。由于城管執法的對象主要是下崗工人、無業市民和農民等為生計而從事“違法”經營的攤點商販，這些人一般素質較低，且是處于社會底層的弱勢群體，所以暴力執法的直接邏輯結果便是暴力抗法，以及社會大眾出于對弱勢群體的同情而對城管執法工作的不滿甚至憤懣。這種以暴制暴的執法方式，一方面會導致執法對象的暴力抗法，引發一系列執法者與被執法者之間的暴力沖突事件；另一方面，會引起全社會對城管部門執法工作的不支持，給執法工作帶來巨大的阻力，這將嚴重威脅一個城市的社會秩序和穩定發展。

2、削弱法律權威，損害政府形象。城管本是相關法規的捍衛者，是國家在城市管理方面的執法者，然而執法人員在執法過程中執法犯法，野蠻執法偏離正常軌道，有悖于國家相關的法律精神，這會削弱城管在執法中的法律權威。同時城管是代表政府進行城市管理的執法，在執法中的不當行為會嚴重損害政府的形象，影響政府與群眾的關系。城管執法出現如此多問題的原因在于：

城管執法制度上的缺失是根源首先城管執法制度使城管處于不利的地位。城管執法行使的是一種相對集中的行政處罰權，由城管局統一行使若干行政機關的行政處罰權，有關行政機關則不再行駛相關職權按照行政處罰法的規定和國務院的要求，行政處罰權相對集中后，對城管執法機關履行職責的活動，原來的有關行政執法部門要積極支持、配合。但是在實際的城管執法過程中，有關行政執法機關對原歸屬其管轄的違法現象不聞不問，市城管執法得不到其他相關部門的支持。另一方面，城管執法制度使城管執法既處于城市管理的末端，又是城市管理的第一線。使得執法者既要直接面對被執法對象并行使自由裁量權，又成為裁量結果的直接實施者。既開罰單又當面索要罰款的執法方式在程序上存在不合理性，不利于執法工作的順利進行。

其次，城管執法制度的相關法規不健全，雖然城管隊伍經歷了13年的發展，但是到目前為止全國仍然沒有一部專門針對城市管理綜合執法的獨立的法律文件產生。除法律缺失外，城管執法更沒有規范的執法程序可以遵循，執法者在執法過程中隨意性，自主性很大，執法過程難以做到公平、公開、公正。此外針對城管執法的相關監督機制沒有建立，使得執法過程中超越法律范圍的事時有發生。

執法主體不文明是主觀原因，由于城管執法隊伍建設起步較晚，執法隊伍在構成上比較復雜，其中一些人沒有受過系統的法律專業知識和基本素質培訓，少數執法人員的個體素質與執法要求差距較大。另外，部分執法人員法制觀念淡薄，公仆意識差，執法觀念不強，作風紀律松懈，甚至作風霸道。不文明的執法現象在城管執法工作中普遍存在。許多城管執法人員在對違法行為進行糾正、制止時往往采取過激行為，導致城管打人的暴力案例屢屢發生。城管執法主體的不文明執法是激化城管執法主體與執法相對人間的矛盾，導致暴力執法的主觀原因。

執法的工作性質和環境是可觀原因由于城管執法隊伍建設起步較晚，執法隊伍在構成上比較復雜，其中一些人沒有受過系統的法律專業知識和基本素質培訓，少數執法人員的個體素質與執法要求差距較大。另外，部分執法人員法制觀念淡薄，公仆意識差，執法觀念不強，作風紀律松懈，甚至作風霸道。不文明的執法現象在城管執法工作中普遍存在。許多城管執法人員在對違法行為進行糾正、制止時往往采取過激行為，導致城管打人的暴力案例屢屢發生。城管執法主體的不文明執法是激化城管執法主體與執法相對人間的矛盾，導致暴力執法的主觀原因。

分析上述原因，要解決城市管理綜合執法過程中的這些問題，可以從以下方面進行：

1、轉變城管執法理念現代城市管理的目標是提高市民的生活質量，當人們的需求與城市管理的要求想矛盾時“人的需求”應放在第一位，實現“人性化”管理。城市管理既要體現對強者的肯定，又要對弱者進行有效的照顧和關懷，既要滿足城市管理秩序的要求，也要滿足城市弱勢群體的生存需求，體現和諧社會的寬容精神，以人為本，樹立市民主體的觀念。城管部門要從原有的不文明執法中吸取經驗，轉變城管執法的理念，成為為人民服務，為弱勢群體解決實際困難的好公仆。在具體的實踐操作中就體現為從“只堵不疏”到“堵疏結合”，為城管相對人謀出路。提供公共物品，滿足百姓需求是政府的責任，而照顧社會弱勢群體，解決他們的實際困難更是政府的職責所在，只有政策引導得當，城管執法相對人才會選擇合作守法的生活方式。以在個城市普遍出現的夜排檔為例，一些大城市的中心城區可以根據市民需要，指定時間、地點經營，為流動商販向坐商轉化提供條件。而在一些小城鎮，可以在城郊威震寫分散在城市中心商販建立集中經營的場所，既可以減少與流動商販“打游擊”，美化市容，又可以是商販們的生計問題得到解決，并滿足市民的需求，融洽市民與政府的關系。

2、完善城管執法相關法規，針對城管執法部門法律地位不明確和在執法過程中缺乏執法依據的現狀，當務之急就是盡快制定出一部專門的有關城市管理的綜合執法的法律，使城管執法部門能夠得到城管相對人更大的認同。同時加快建立權責明確、行為規范、監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使城管執法人員在執法過程中有具體的處罰標準，壓縮自由裁量權彈性，避免出現隨意收費、任意罰款、濫用職權的“城管現象”，不斷提高依法行政和嚴格執法的質量和水平。另外，城管執法行使執法權，不僅要嚴格遵守實體法，而且要有一套嚴格的程序法。程序合法是實體合法的保障，在實體合法的基礎上重視程序，才能保證行政執法行為的公正、合理，維護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城市管理行政執法機關應有一套切實合理的程序可循。如調查取證制度、公開制度、公正制度、回避制度、時效制度、聽證制度、辯論制度、審查決定制度、處罰決定備案制度等，并用有關監督力量保障各項制度規范化運行。城管執法機關要確定一套具體且有操作性的行政執法決定程序和執行程序，如行政處罰決定程序中的易程序應遵循的實施步驟表明身份、指出違法事實，說明處罰理由和依據；告知當事人權利；聽取當事人陳述和申辯；制作筆錄，填寫處罰決定書，交付處罰決定書，備案。

3、加強城管執法隊伍建設，城市管理部門必須高度重視隊伍建設，提高執法人員的道德素質和專業技能，錄用管理人員必須要嚴格要求，讓高素質的人員進入城管隊伍，把不合格的人員及時清理，形成良好的競爭機制，加強執法人員的自制通過思想教育糾正工作中的不正之風

4、加強城管執法的宣傳，提高公民的文明意識是實現城市管理制度化的文化基礎，因此必須重視市民的法制教育，增強城管法制意識，開展豐富多彩的宣傳活動，讓群眾了解城管執法，支持城管執法。

通過采取轉變城管執法理念、在具體政策上更多地體現執法相對人和公眾的權益、加強非政府組織在城管執法中的運用、完善城管執法相應的法律法規以及配套制度的建設等對策,可以有效地使城管執法走出困境。

第三篇：對企業遷移現象的思考

對企業遷移現象的思考

在市場經濟下，由于地區間生產要素等資源環境差異的存在和企業內在的逐利本性，決定企業的跨區域流動成為一種必然的趨勢和結果。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企業也是如此，總是向著更適合自己生存和發展的環境遷移。當前，長三角企業跨區域遷移情況日趨增多，不少企業在基本完成資本原始積累、自身發展到一定規模時，不滿足于當地的發展，紛紛走出家門，到異地投資建立新的企業。這種企業遷移是企業發展與成長過程中對資源要素、市場、環境等做出的一種綜合選擇。正確分析企業遷移動因，把握各地企業遷移趨勢，對促進我縣招商引資工作具有積極的意義。

據浙江省統計局企業調查隊對浙江部分遷移企業專項調查顯示:在調查的346家跨省際遷移的企業里，浙、滬、蘇兩省一市企業的互相遷移數要占到41.3%。在196家浙江外遷的企業中，遷入地最為集中的省市就是上海和江蘇，其中遷到上海的企業占外遷企業的40.3%，遷到江蘇的企業占外遷企業的13.3%；而在省外遷入浙江的150家企業中，上海遷浙企業占16.7%，江蘇遷浙企業占10.7%。遷移類型也因遷入地的不同而形式多樣：浙江企業在選擇上海作為遷入地的時候，遷移的類型較多，除擴張性遷移外，研發基地遷移、總部遷移、整體遷移和生產基地遷移等也占有一定的比例。浙江遷蘇企業的遷移類型則比較單一，89.3%的企業的遷移方式為投資辦廠。而上海和江蘇遷移到浙江的企 業，也幾乎涉及各種遷移類型。上海遷浙企業主要是投資辦廠和生產基地遷移，比例各占42.3%，也有總部遷移、研發基地遷移和整體遷移到浙江的，所占比例較小；江蘇遷浙企業除投資辦廠占50%外，生產基地遷移和整體遷移各占18.8%。浙、滬、蘇企業遷移的動機和對遷移因素的關注并不完全相同，除對土地資源和可以獲得遷入地減免稅優惠政策表現出共同的關注外，浙企遷入上海，其主要動機在于通過遷移改變企業的區位條件，以達到充分利用上海的信息、人才、產業等優勢并借此提升企業形象；浙企遷入江蘇，考慮較多的是江蘇與浙江經濟發展水平比較接近，而江蘇在電力、原材料等生產要素的供應上則比浙江相對充裕；上海、江蘇企業遷入浙江，其遷移動機既有對浙江區位優勢的關注，也有被浙江的產業配套相對完善和市場規模較大的特點所吸引。調查還顯示：浙江外遷企業以勞動密集型居多，如溫州以生產閥門、水泵、電機、塑料編織、皮革加工、汽車配件、服裝及印刷業企業外遷為主；臺州外遷企業也主要集中在醫藥化工、塑料制品、食品、紡織、模具、泵業、工藝品、汽車配件業等。

企業遷移不管存有多少種理由，但最根本的是利益的驅使，在其表象下主要有三種動因。一是降低生產要素成本、謀求企業進一步發展。在日益競爭的市場環境中，尋求更好的發展空間是企業的必然選擇。有的企業通過區域改變來尋求更大的市場；有的企業通過區域改變來降低或節約商務成本以實現效益的提高； 有的企業通過區域改變來解決其發展速度與當地資源承載力的矛盾；有的企業通過區域改變來改善企業所處的軟環境；也有的企業是為了短期優惠條件而實現區域改變等等。盡管不同企業其遷移的直接原因不完全一致，但其根本內在動因都是通過企業所寧波杉杉集團把企業總部遷到在區域的改變來謀求更大的發展。上海，吉利集團總部遷移到杭州，就是緩解遷移之前影響企業發展的技術、資金等瓶頸。二是政府間招商力度、優惠政策的不同。在市場經濟和現行財政體制條件下，財政分權迫使地方政府之間展開競爭。一方面，通過提高基礎設施投入以改善投資環境，另一方面，推出一系列優惠政策措施加大招商引資的力度，以吸引更多的企業遷入。這種政府之間競爭的愈演愈烈加快了企業遷移的步伐。三是改變企業發展經營軟環境。對企業來說，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其首要目的，不僅僅是生產要素，生產經營軟環境也是決定企業實現利益最大化的重要因素。企業認為辦企業“最麻煩的是審批、最頭痛的是檢查、最反感的是三亂”。追求良好的投資經營軟環境，也一直是企業所求。

從有關方面調查情況來看，上海的投資環境無論在軟環境還是硬環境方面整體均要優于浙江和江蘇，頗具“龍頭”風范；浙江的投資環境在兩省一市中處中游水平，綜合投資環境好于江蘇，在市場潛力、生態環境保護及政府部門的公正公平廉潔方面具有一定優勢；江蘇的投資環境與浙江相比互有長短，在土地供應、電力供應和原材料供應等要素市場及城市交通狀況方面江蘇要 優于浙江。正確認識二省一市投資環境的優勢和劣勢，對更好發揮和提升我縣的比較優勢具有現實的指導意義。

當前，國內外招商引資競爭日趨激烈，而投資環境的競爭已經成為引資的關鍵，當企業對某地投資環境不滿意，或者投資環境降低了企業的獲利能力及發展預期時，它就會很方便地選擇遷移，即“用腳投票”。投資環境的不斷改善，商務成本、施政成本的不斷降低，才能留住本地企業，吸引更多外來的高質量的投資項目。因此面對各地企業的頻繁遷移,我們應當搶抓機遇,借助已有的區位優勢,找準和充分發揮我縣的比較優勢，要不斷努力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包括完善基礎設施建設，為吸引外來資本、技術和人才提供暢通的渠道，建立健全激勵機制和提供有利于經濟發展的制度保證，完善法治，加強政府公共管理理念，尊重市場經濟規則，完善市場經濟秩序等。要遵循“軟環境孵化市場平臺，硬環境催生產業系統”的原理，在“政府歸位”、構建現代化的投資硬環境、人才隊伍建設、建立誠信、公平的市場秩序等方面入手，實現商務成本的最低化。一是要全力推進招商引資工作，在全縣形成合力招商氛圍。招商引資是一項系統性很強的工作，涉及到全縣上下下、方方面面，無論論哪個環節出問題或差錯，都會直接或間接影響招商引資，要進一步營造“人人都是投資環境，人人都為企業服務”的良好氛圍。二是要積極創造寬松的經濟發展環境，合力扶工、促進企業加快發展。建議一方面應嚴格執行有關優惠政策，增強對外來投資的吸引力。另一方面，要進一步強化職能部門的服務意識，牢固樹立為企業服務，為發展區域經濟服務的思想理念，完善投資服務體系，在強化服務上狠下功夫，努力開掘服務深度，打造自己的服務品牌，推行“保姆式服務”“一站式服務”，不斷提高服務質量與水平，營造優質高效、健康有序的投資軟環境。三要進一步加強園區基礎設施建設，完善園區的管理與服務水平，努力探索多種行之有效的園區管理模式。將管理園區轉化為發展園區、服務園區、經營園區的理念上來，將園區部分行政職能公司化，真正使園區成為適宜于企業創業發展的平臺。

長興縣發改委綜合科

2005年6月24日

第四篇：對地方保護主義現象及解決政策的幾點思考

對地方保護主義現象及解決政策的幾點思考

淺析我國地方保護主義在經濟領域產生的原因

及相關解決對策

專業：行政管理 班級：

姓名：

學號：

摘要：地方保護主義在我國仍是比較普遍的現象。不少地區、部門采取各種措施以保護本地區、本部門的各種利益，尤其是經濟利益。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以及這種現象屢禁不止的原因何在？相關的解決對策有哪些？本文擬就此關注的地方保護主義問題進行淺析。

關鍵詞：地方保護注意，現象，原因，解決的對策

據報道，吉林省和江蘇省是汽車生產大省，具有較強的競爭力。然而在一些地方汽車行業常常受到限牌、限時、環保標準、稅費等歧視性政策對待。特別是在政府采購和出租車市場，外地車往往難以進入。部分地區對本地普通汽車上農用車牌照；大噸位車上小噸位牌照；經過“套牌”處理后，本地車就可以少交費。客運中對本地產車、外地車實行不同的標準等，以促進本地車的銷售。①

這種怪現象其實不只是存在在汽車行業或少數地區，目前，這種怪現象在中國仍較普遍的存在，這就是一直困擾人們的地方保護主義在經濟領域的一些表現。

那到底為什么會產生這樣的現象呢？其出路何在？

一、地方保護產生的原因

地方保護主義就是指在中央與地方，地方與地方的經濟利益沖突中，地方政權機關采取違法手段以保護本地區利益的行為。②地方保護主義多種多樣，例如：地方與地方的經濟利益沖突；地方與地方的政權利益沖突；地方與地方的財物利益沖突等等。文頭所言僅是其中的一類的表現。產生地方保護主義的原因各異，就文頭所言的在經濟領域的地方保護主義，究其原因，國家計委副主任汪洋曾分析到：

首先，從財稅體制看，現行財稅體制仍具有強化“行政區經濟”，激勵市場分割行為的利益驅動功能。分稅制使地方政府具有追求擴大本地經濟規模的動力。

其次，從干部制度看，現行干部制度需要各級干部有GDP增長、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等好的政績；對上和對下負責，都需要擴大本地的經濟規模，促使政府官員維護本地企業的利益。

再次，從司法制度看，中國司法機構的設置以及人員配備是屬地化的，這為地方政府干預司法和執法，從司法上保護分割市場的行為創造了條件。

筆者以為，具體原因還有以下幾點：

（一）法律法規不健全

在法律、法規許可的范圍內維護和發展地方的利益，是正當的，不應當受到譴責，不存在地方保護主義的問題。所謂地方保護主義，是以公然違法的方法損害其它地方的利益，保護本地的利益行為。現行的法律法規對于行政執法權的規定確實存在著職權不清、分工不明的現象。反對地方保護主義的立法工作也相對滯后，缺乏相應的法律法規打擊地方保護主義，給司法和行政執法機關處理案件帶來困難。

地方保護主義的問題不解決，則行政執法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現象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扭轉。所以要明確地方保護主義的定性并加大打擊地方保護主義力度。

（二）某些政府官員存在不正確的政績觀

我國長期存在的地方保護主義問題是政府官員實施地區發展戰略和產業政策的一結果之一。現行的地區發展戰略和產業政策包含著明顯的政治收益計算。與純粹的經濟競爭相比，我國地方官員同時處于兩種競爭之中：既有為地區的經濟產出和稅收而競爭，又為各自的政治晉升而競爭。

“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已經成為新時期的“官箴”。但要發展一個地方的經濟，讓財政創收，要“有錢好辦事”，卻是十八般武藝都要用上陣的。為了抵御外地質優價廉的產品，讓本地區的產品有好的銷售業績，實現本地區GDP的增長，增加自己的政績，有些地方政府官員竭盡封鎖之能事，甚至阻礙跨省區的打假行動，不允許執法部門進行檢查。

表面上看，地方保護主義者所保護的是本部門、本行業或本地區的利益，可無形之中，卻是損害了另一個地區的利益。③更是損害了整體的利益。

（三）國有企業改革不到位

政企不分、國有資產事實上的地方所有制是產生地方保護的根本原因。

改革開放以來，國有企業權限逐步下放到地方，地方政府也直接投資興建了大量企業。因此，地方政府對企業的控制權力和控制范圍逐漸加大，并且以當地經濟發展主體及企業出資人的雙重身份干預企業經營。

地方經濟的收益主要來源于地方企業的稅利，而這一切又是以地方企業能夠穩定經營為前提。地方經濟的穩定與否關系著地方利益，地方政府為保證地方經濟穩定發展不會坐視當地企業受到大的沖擊。而且，地方政府也把所屬企業包括中央委托地方代管企業的管理權牢牢抓在自己手中。因此，在強調政企分開的同時也出現這樣一種不合理現象：一方面，許多企業寧愿“等靠要”，“喜歡找市長而不愿找市場”；另一方面，許多地方政府千方百計地以經營管理者的身份去代替企業排憂解難，甚至 “現場辦公”直接操作。

某些地方的國有企業改革相對滯后，觀念落后。且創新能力弱、機制僵化、市場意識淡薄。這樣的企業本無法適應激烈的市場競爭，面臨在競爭中被淘汰的困境。地方政府出于維護自身利益的動機，通過濫用行政權力，借助市場進入限制，金融傾斜等非法保護手段，來維護與其有“血緣”關系的低效率的國有企業的市場。④

（四）財稅政策存在缺陷

財政包干和各種地方稅設置滯后，財政狀況的好壞直接關系到地方的經濟利益。因此地方政府與地方企業，尤其是與地方國有企業不可避免地在相當多的方面形成了利益共同體，因而也導致了地方保護主義的產生。具體說來：

1.1994年以來實行的分稅制改革采取的是“基數法”，而不是“因素法”，在一定 的程度上固化了原有的地方利益格局。

2.稅收制度對地方保護主義具有一定的激勵作用。稅制立法權的統一性使地方政府的收入不能隨經濟的發展和需要而逐步遞增。實行分稅制后，地方稅立法權依然在中央，地方財政既使再困難也不得自行開征新的稅種。地方政府的收入不能隨著經濟的發展和財政需要而增加，地方政府為了能夠多享受經濟發展的好處，就只能從保護主義中撈一些好處。

稅收制度所安排的納稅環節對地方保護主義具有激勵導向。我國對企業征稅，主要是在生產環節征收企業增值稅和消費稅，從企業經營效益上征收所得稅。目前這兩稅在稅收總額中占絕大部分。這種稅收體制就產生一個最壞的影響就是地方政府具有投資沖動，有保護本地企業的內在動力，還有鼓勵企業過度生產的內生需求。對地方政府而言，多一個企業就多一份稅收。

3.雙軌運行的財政體制也在一定程度加劇了地方保護。地方保護主義盛行與謀求地方預算外資金有關。預算外資金不受財政預決算的約束，不受任何財財務和上級有關部門的監督，是地方政府及其部門的“小錢柜”。為了最大程度的獲取預算外資金，地方政府不僅用行政手段向本市場企業和居民征收，還利用地方保護性制度或者政策來達到增加預算外資金的目的。⑤

二、解決地方保護主義的對策

地方保護主義多樣，產生的原因也有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歷史淵源等等，要從根本上解決、鏟除地方保護主義，應根據實際情況，按其產生的原因進行對癥下藥。筆者擬就前所析之原因，簡述相對應的解決之道。

（一）制定和修改反對地方保護主義的法律法規

要真正從根本上鏟除地方保護主義，應首先從法律上給予鏟除，制定和修改相應的法律法規，不讓地方保護主義有法律空隙可鉆。

1.盡快制定和頒布《反壟斷法》。要在該法中明確規定禁止非法限制競爭行為的一般條款，包括非法限制競爭行為的具體形式，法律責任和處罰措施。

2.盡快修改《反對不正當競爭法》以及相關的法律法規，增強可操作性和針對性。

3.抓緊清理、廢除各地區、各部門制定的帶有地方保護、行業保護壟斷色彩且與國家法律法規相抵觸的地方法、行政性法規與規章。⑥

4.建立相對獨立的司法制度。建立與完善不受地方政府隨意干涉的相對獨立的司法制度和行政執法管理體制。⑥

5.加強法制宣傳力度。地方各級政府領導要認真學習法律知識，樹立強烈的法律意識，做到依法行政。要提高企業及社會的法制觀念，做到守法、護法，營造抵制地方保護主義的良好法律氛圍。⑥

6.實行地方保護主義責任追究制度。中央政府制定統一的反地方保護主義的行政責任追究制度，對實行地方保護主義的政府和官員進行責任追究。

(二)充分發揮行政執法部門依法行政的職能

各級市場監督行政執法部門要將整治地方保護、地區封鎖列入當前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工作的重點。

1.要認真貫徹執行各有關的政策，依法嚴厲查處人為設置“壁壘”擾亂市場經濟

秩序的違法行為。各級政府要堅決撤銷所有實施地方保護的機構, 不得干預和限制行政執法機關對經濟違法行為進行的檢查和處罰。

2.要在地方政府的支持和組織領導下, 通過專項執法, 廢止有關地方保護和地區封鎖的文件, 制止非法限制競爭活動。要規范行政部門的市場管理行為，加強行政執法干部隊伍建設, 提高市場監管水平, 做到嚴格執法, 依法行政。

3.要建立行政執法監督機制, 在堅持自我監督、上級監督、群眾監督和媒體監督的同時, 進一步加強法律監督, 保證行政執法行為的公平公正。④

4.地方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要履行法定職責，通過開展執法檢查，述職評議等監督活動。認真糾正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糾，持權枉法的具體行政行為。⑦

（三）改革和完善地方政府政績考核機制，調整好其響應的標準

地方保護行為與現行地方政府考核標準有密切的關系，現行考核標準片面追求GDP增長，而保護本地市場和企業是短期內實現GDP增長的重要途徑之一。因此，要進一步改革、完善地方政府政績考核機制，避免追求短期利益和任內利益。

1.建立全國一體化的，以公民個人為主要歸宿的社會福利保障體系。使個人的基本社會保障和就業狀況，與地方政府的績效，財政支付體系相分離。

2.迅速建立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在失業救濟和最低生活保障上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避免地方政府因本地的就業壓力而不得不對本地落后企業實行地方保護主義措施。

3.建立權威性的區域經濟秩序和競爭公平性的評價體系。并定期在權威媒體發布評價結果，從輿論和投資環境兩方面約束的法律審判機構和市場行政監督機構。⑥

（四）改革干部考核選拔機制

1.改革干部選拔方式。地方保護主義的根本目的是追求政績和地區短期利益。追求政績的目的是想被提拔重用。干部考核制度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杜絕干部因追求政績而實施地方保護主義的動機。唯一的方式就是干部的“烏紗帽”不被上級政府所掌握，而是為地方的老百姓所掌握。只要這樣，地方官員也就不會為了所謂的政績而向上級討好，也就不會為地方短期利益而犧牲長期利益。

2.地方干部的考核要把成本和效益作為最重要的指標。當前我們的干部評價體系主要是產出指標，即如修了多少路、建了多少企業、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了多少、城市建了多大、賓館有多少五星級，等等。但是不考核這些產出的成本是多少，能否產生效益，是否污染了環境，是否破壞了生態平衡，或者這些產出的錢是從什么地方來，是不是地方保護主義的增量收入，還是收刮的民脂民膏。因此要把成本指標和效益指標、生態指標納入考核體系，看看這些產出花了多少錢，能夠賺多少錢，人民是不是同意，產出的投入是不是實施地方保護而得的不法之財，只有把這些指標納入，地方保護主義者才會具有理性。

3.地方干部的考核要把地方官員維護中央的權威，維護市場經濟公平競爭和國家最大福利方面的成績作為考核的內容。這些考核指標不能光憑地方政府的一面之詞，要以其他地區或者其他地區的市場經營主體的評價作為依據。⑦

（五）深化財稅體制的改革

要通過深化財稅體制改革, 進一步完善分稅制, 切實理順中央與地方的經濟和財政關系。

1.合理劃分各級政府財權。在合理劃分中央與地方政府事權范圍的基礎上合理劃

分財權, 將與維護國家利益相關和有利于實施宏觀調控的稅種劃為中央固定收入，與地方經濟和社會事業發展關系密切、適宜地方征管的稅種劃為地方固定收入。在財政支出方面, 適當調整中央與地方的支出項目, 屬于中央事權范圍內的由中央財政支出，屬于地方事權范圍內的由地方財政負擔。

2.盡快建立規范、統一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為了調節地區財力,實現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和各民族、各地區的共同富裕, 要在中央集中國內大部分財力的前提下, 建立規范化的中央對地方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中央可以通過擴大或縮小向地方財政轉移支付的數量與范圍, 來調整地方政府的經濟決策權, 進一步理順中央和地方的經濟關系。

3.調整稅費關系，規范政府收入。要建立以稅收為主、收費為輔、稅費并存的財政收入運行機制。中央對各級政府及其所屬部門越權設置或巧立名目設置的不合理亂收費項目予以取消；對于確實需要保留的收費項目，國家通過法律法規予以規范，同時納入國家預算統一管理；對大量具有稅收性質的基金和收費，則通過“費改稅”設置新稅種等辦法加以規范，并入國家預算。以提高國家宏觀調控能力，并鏟除政府機關腐敗的經濟根源。⑦

(六)加大國有企業改革力度

微觀經濟基礎在目前的體制下，國有企業與地方政府是親緣關系和“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相依關系。國有企業成了地方政府實施地方保護的微觀經濟基礎。

遏制地方保護主義，首先就是要切斷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這種內在的連理關系。對國有企業進行現代企業制度改革，讓企業真正成為追求自身利益的“經濟人”，而較少受制于地方政府的利益。地方政府不僅成為本地企業的政府，還要變成為外地企業的政府，不僅要成為國有企業的政府，還要成為其他所有制企業的政府。

地方國有企業改革的主要方向是實行產權多元化，由地方政府的企業變成社會的企業。除關系國計民生的生產性企業由中央政府直接所有外，其余的地方國有企業可以實行戰略性結構調整，把資產、股權轉換給其他市場主體，從而割斷地方政府與國有企業之間的親緣關系，消除地方政府實施地方保護的微觀經濟基礎。⑤

同時，要按照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加快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徹底實現政企分開。將政府與企業的行政隸屬關系真正轉變為產權關系，實現國有資產授權委托經營。中央及地方國有企業具備條件的，應逐步改制為多員股東持股的有限責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促使地方政府退出對企業的直接干預，把經濟資源基礎性配置的權力真正交給市，把企業微觀決策的權力真正交給企業。國有企業要轉變經營觀念和經營機制，深化自身的改革, 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不斷提高經營管理水平，提高市場競爭能力，徹底擺脫依賴政府的被動局面。④

地方保護主義其實質就是保護了落后，甚至保護違法犯罪，使犯罪分子得不到法律的懲罰，從而阻礙社會進步，引起社會秩序的混亂，最終動搖法治的基礎。

地方保護主義的蔓延勢必破壞中央與地方利益的一致性；損害法制的普遍性與統一性，導致土政策、土法規的橫行；助長地方分裂主義傾向。因此，加強對地方保護主義控制，從而堅決、有效地克服地方保護主義是當務之急。只有切實地鏟除地方保護主義，形成良好的競爭環境，建立一個有活力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最終帶動各項事業的發展，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

參考文獻： ①上海監察網，《地方保護現象及治理對策》，2004年03月22日

http://www.tmdps.cn/scyjzx/pub/showcontent.jsp?ID=33&BM=41 ⑤鄧大才，《體制轉軌時期的地方保護主義研究》，《廣東商學院學報》2003年第1期 ⑥金志國，《快建立超強度消除地方保護競爭法體系的議案》人大政協十屆二次會議，《議案提案》，2004年03月08日 ⑦張正釗，《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中國人民出版社

第五篇：對青少年犯罪現象激增的思考

我國是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國家，年齡在18歲以下的青少年約有3.67億，可以這樣說，青少年的文化素養，道德水平等情況，不僅是一個國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標志，而且對國家，社會乃至世界的

前途與未來都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青少年犯罪是社會的一面特殊鏡子，不僅能反映某一社會人們的文化，道德素養以及精神面貌，而且能暴露社會某些方面的弊病與問題。

據相關資料統計，我國近幾年18歲以下青少年犯罪上升了120%，14歲以下青少年犯罪大致上升了280%。十四歲至十五歲的青少年犯罪率占全部總數的四成四。值得注意的是，其中重特大案件中，每1000件里有30件是青少年所為。青少年犯罪呈現越來越多，越來越重的趨勢，而且還表現出低齡化、團伙化、成人化、智能化、兇殘化等新的犯罪特點。

離14歲差兩個月的少年莫某知道自己不到承擔法律責任的年齡，竟然有恃無恐，在短短的十五天內持刀兩次傷人。法律不能制裁他，派出所拿他沒辦法，家長管不了他，學校也無能為力。這是刊登在今年7月16日《南國都市報》的一篇報道。另一報道則說上海一未成年犯，作案時用螺絲刀從頭部將受害者扎死，后用菜刀將其頭顱切下。四川一未成年犯作案時從背后對自已的老師瘋砍20多刀。這些青少年嚴重的暴力犯罪，對受害人的傷害程度絲毫不遜于成年人犯罪。為什么他們的犯罪手段如此狠辣，這讓許多成年人聽后都心驚膽寒。為什么他們非要置人于死地？這種情況的出現，筆者認為一個重要原因是懲治力度過輕，由于過分強調對青少年的保護（其實是對犯罪的青少年的保護），導致法律上對青少年犯罪的處罰過輕，司法實踐中量刑過輕。這些犯罪分子給受害人造成的傷害非常大，卻得不到應有的懲處。客觀上對青少年犯罪起到了縱容的效果，這樣造成法律威懾力不足，有些犯罪分子就由此而敢于犯罪，無法無天。將那些嚴重犯罪的青少年給予嚴懲，而耽誤他們個人的青春；和縱容他們，而導致更多的青少年無視法律，或者更多的公眾受到犯罪的傷害相比而言，哪個更合算，答案顯而易見。

法律又是如何規定的呢？我國法律將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年齡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完全不負刑事責任年齡階段。未滿14周歲的未成年人實施了任何危害社會的行為，不管危害后果多么嚴重，都不承擔刑事責任；第二，相對負責年齡階段的犯罪。是指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人，只對8種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死亡、q####j、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毒）負刑事責任；第三，從寬責任年齡階段的犯罪。對已滿14周歲不滿18周歲的實施了犯罪且依法應承擔刑事責任的人，應當從輕或減輕處罰。

在網上，引來萬張跟帖的另一則新聞更引起了人們的注意：黑龍江省13歲的男孩趙某強暴了同村14歲的女孩，趙由于“未到法定刑事責任年齡”很快被釋放。隨后，趙夜闖該女孩家，當著女孩的面狂砍19刀將其母殘忍殺害。而根據法律規定，趙的殺人行為同樣不負刑事責任。面對類似這樣不滿14歲的少年故意行兇，法律是否只能徒嘆奈何？

筆者認為，刑事責任年齡應該適當降低。主要理由是：一，據初步測算，現在人的發育比20年前至少提前了2－3年，法律也應當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調整；二，目前，不少國家和地區刑事責任年齡的起點都比較低，就筆者了解到的如法國為13周歲、加拿大、荷蘭、匈牙利、丹麥、希臘、印度六個國家為12周歲，墨西哥為9周歲；三，倘若不能及時對青少年的犯罪行為進行矯正，法律懲戒的缺位將使他們有恃無恐，繼續進行犯罪，從而導致其未來人生的扭曲，會對社會造成更大的危害。在13歲男孩趙某實施q####j后，倘若得到法律懲戒措施的矯正，殺人的悲劇或許就可以避免。這時我們就應該考慮到法律懲戒缺位（不能判刑，甚至也不能拘留和收容教養）所遺留下來的空白是導致青少年犯罪現象日益嚴重的原因之一。

當然，降低刑事責任年齡是一件大事，司法部門應當對青少年犯罪問題進行全面地調查、分析，從醫學、法學、生理學、教育學等多個角度，對這一問題進行深入地研究。在完善法律的同時，預防青少年犯罪就成為當務之急。目前，青少年犯罪的盲目性和隨機性有所增大，給預防和制止青少年犯罪增加了很大難度。社會不良風氣的侵蝕影響，缺乏家庭溫暖和必要的管束、好奇心強、善于模仿、自控能力差等，都可能成為誘發青少年違法犯罪的原因，因此，關注青少年心理健康和正確的家庭教育是防止青少年犯罪的有效方法。正如所羅門所說“生死在舌頭的權下”。7月18日，《新疆都市報》刊發了一篇令人難以置信的報道――《一對白發老人慘死在親孫子棒下》。17歲的孫子為了鎖在柜子里的2000元錢，向91歲的爺爺和78歲的奶奶舉起了木棒，這個少年棒打兩位老人后，“擔心奶奶爺爺沒有死”，“又用腳在老人的胸腔部位踩踏……”兩位老人身亡后，少年若無其事的背起書包上學去了。殘忍無情，泯滅良知。從少年的身上筆者只看到了人性善良之燈已暗淡無光，這一切都源于他對生命的漠視，對親情的殘酷。

為什么他會向奄奄一息的兩位老人再次出手？為什么他非要置人于死地？從報道的只字片語中筆者抓到端倪，少年的父親每每與妻子吵鬧時，總會高喊“如果離了，就殺你全家”。想不到的是惱怒之語竟一夜成真。這種尖銳的攻擊性語言，專家稱之為語言暴力，他既發生于夫妻之間，也出現在父母和孩子之中，盡管報道中父親的怒火是沖著妻子來得，但是就像是吸入二手煙一樣，孩子純潔的心靈也會留下深深的烙印，語言暴力非常可怕，尤其對一個身心正不斷發展的少年來說，它比身體的虐殺更有殺傷力。長期處于語言暴力的環境中，對孩子的成長來說其負面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孩子的心理健康會因此造成無法估量的創傷，而不斷發展的人格也必然遭到一定程度的扭曲，更有甚者會出現自殺、自殘等極端行為。

還有些家庭，希望子女不要輸在起跑線上，讓孩子參加各類培訓班，以求早早挖掘潛能。對于家長的良苦用心，筆者認為，過早的逼迫孩子學習過多技能，會讓孩子產生抵觸和厭煩心理，甚至有可能扼殺孩子的潛能，可能會得不償失。雖然孩子的早期經驗對孩子今后的成長與發展至關重要，但是真正的早期教育應該從兒童的心理出發，這同時也是培養習慣教養的重要時機。不少青少年犯罪是由其心理疾病引起的，而又有大部分的心理疾病是小時候就埋下的隱患。家長重視“一切從娃娃抓起”的同時也要重視一切從自身出發，與孩子一起成長，多關注兒童的內心世界，多與孩子溝通，從而激發孩子的潛能。

悲劇已經發生，我們能做的只有盡量避免悲劇再次上演。關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問題已刻不容緩。做家長的，不僅要帶頭講文明用語，加強自律，遇事頭腦冷靜，對別人多些寬容，憤怒的時候“嘴下留情”，更要關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多與孩子溝通。一個良好和睦家庭環境氛圍，能夠培養孩子正常健康的性格氣質、人生觀和道德觀，可以有效的預防和制止青少年犯罪心理和行為產生。每個家庭、家長都要重在教子做人，同時要做好青少年自我防范教育，避免誤入歧途。為了祖國的明天，讓我們一起為青少年的健康成長創造良好的成長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