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保證書(農民工)

保 證 書

新年伊始，大地回春，萬物復蘇，生意盎然，春去春回，時光荏苒，光陰似箭，年復一年，月復一月，轉眼之間來到貴公司已有七八個年頭了，在這七八年之中，從沒有學到一技之長，在公司領導及同事之中留下了極壞的印象，在以前的工作中存在以下缺點：

1、在工作中把領導的安排當成耳邊風，在班中松松垮垮，在工作中串崗、離崗、有時擅離職守；

2、有事不請假，想上哪就上哪，從不把領導放心上，上班期間吊兒郎當，在生活中有時沒有把話聽清楚，搬弄是非，添油加醋，傳播無價值的新聞；

3、在工作中不善于動腦筋，有些簡單的事都不會做，由于文化水平低，頭腦笨，害得領導費盡周折；

4、在倉庫方面，賬面不夠清晰，糊涂了事，字跡馬虎，在倉庫方面存在臟亂差，給領導和同事之間留下了不好的影響；

5、在門衛方面，有時有人進來都沒有看到，領導一問三不知；

6、在工作中有時擅自做主，自作主張，遇到事情不能夠通過領導，不能夠及時向領導匯報及溝通；

7、在工作中不注意安全細則及生產知識，遇到事情不能夠冷靜及思考，在工作生產中留下了安全隱患。

綜上所述，在以后的工作中存在的缺點及薄弱環節敬請領導及同仁多多批評指正。

在今后的工作中及生活中消除以前的一切不安定因素，遇事冷靜沉著，及時開動腦筋，力爭做些力所能及的事，遇到大小事情不能夠及時的處理，及時向領導先請示，后辦理，爭取把工作搞好！

在今后的工作及生活中，敬請各位領導及同仁看我的工作表現和實際行動！

保證人：

年月日

第二篇：農民工

農民工就業狀況及其相關問題調查報告

作者：弓娜(200922050204)

指導教師：

摘要：農民工，通常簡稱民工，指從農村進入城市，依靠替僱主工作為謀生手段，但不具備非農業戶口的社會群體。農民工首先面臨的就是就業問題，然而，目前農民工的就業面臨很多問題。比如就業難，工資低，就業歧視等，因此，這些問題不僅僅是個人問題，更是一個國家一個名族應該深思的問題。關鍵詞：農民工，就業待遇，公平，歧視

按照學習落實《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課的實踐教學活動要求，作為一名大學生，我在扎實進行理論學習的基礎上，深入基層開展了認真調研。深入到市區街道及開發區，對自己身邊的農民工進行訪問調查，特別是對農民工就業狀況進行了詳細調查。

基本情況

經過實地到有關部門核實，據調查統計，全市農村總人口數為469006人，農村勞動力（男16-50，女16-45周歲）總數為254831人，其中男141628人，女113203人。外出務工勞動力數65683人，占農村勞動力總數的25.8%。其中市外務工人員17101人，占外出務工人數的26%。

就業狀況

我市農民工就業的特點是務工地點較近，一般在本市或在周邊縣市，有少數遠途務工人員。就近就地實現轉移的占50%以上，由于多數離家較近或就工務工，求職就業選擇相對靈活。異地遠途務工人數少，失崗返鄉農民工無明顯增多。& 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有一是因為失崗而返鄉的農民工無明顯增多，因此對就業崗位的需求沒有顯著的增加。二是企業發展迅速，提供的就業崗位顯著增加。全市新建企業、擴產項目增多，縣域企業、民營經濟、第三產業迅速發展，增加了一大批新的就業崗位，僅人力資源市場提供的就業崗位，今春就比去年同期多2100多個。三是房地產業迅速發展，提供了更多的就業創業機會。一方面，雖遇經濟危機房地產業相對低迷，但已具規模尚在蘇醒拓展的建筑市場為一大部分農民工提供了就業崗位；另一方面，市區建成的一大批商業經營房及門店投向社會，吸引了部分求職人員轉向自主創業，并吸納了許多求職人員就業。四是企業用工行為進一步規范。同時，隨著企業用人觀念的轉變和管理水平的提高，部分大中企業積極保障職工利益，雖然出現階段生產減停，但能給職工發放生活費，有的實行“干一休一”等方式輪休，立足長遠，規避困難時期的裁員，為職工保留了就業崗位。還有極少數求職人員對現有的聘人崗位或工資待遇不滿意，還有部分農民工，特別是年齡偏大的或家庭婦女，根據家庭及個人特點，不愿從事固定崗位，選擇到勞力自由市場找活打短工。

農民工就業面臨的相關問題

就業歧視使農民工成為城市社會的制度性弱勢群體。就業待遇公平關系到農民工能否逐漸走出弱勢群體田境，向社會的中間階層流動，關系到現代城市“紡錘形”的和諧社會結構形成。從就業機會、就業收入，就業權益以及社會保障等方面，來分析進城農民工的就業待遇公平性的現象和原因，并在此基礎上提出相應解決對策。

1、進城農民工就業歧視的主要表現

1.1 就業機會歧視

目前，對農民工的就業機會歧視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1)直接對農民工城市就業進行行政總量控制、職業和工種限制。如政府允許和限制使用外來勞動力的行業、工種和職業清單。在這種職業保留和勞動用工限定的制度下，農民工大多只能進入“二級勞動力市場”從事城市勞動力不愿從事的臟、累、差等行業的工作。(2)對農民工城市就業的歧視性收費。農民工離開農村時要交費辦理身份證、未婚證、計生證、畢業證、待業證等，還要交計劃生育季度婦檢保證金、公糧水費和三提五統保證金。此外他們在城市還要交費辦理暫住證、健康證等。這些歧視性收費提升了農民工的就業門檻。(3)對城市居民就業和再就業的特殊優惠政策與措施，造成了競爭環境的行政干預和事實上的不平等就業，是一種變相的和更為隱蔽的保護本地居民就業排斥外來勞動力的間接性雇傭歧視。

1.2 就業收入歧視

所謂就業收入歧視，是指有相同生產能力的勞動者獲得不同的勞動報酬。對農民工的就業收入歧視主要體現在使農民工被迫接受低工資和同工不同酬。在調研中發現，接近半數的農民工每天工作時間在12小時以上，大大高于平均的勞動時間，而他們的收入卻大大低于平均收入，被調查對象月收入在1500元以下的人數占到了七成以上。這造成了勞動與收入的極大不對等。

1.3 就業權益歧視

由于農民工身份歸屬的懸置，同樣情況下其權益更易受到侵害，如拖欠克扣工資、工時過長、勞動條件差、基本人權問題受到損害等。調研中發現，在許多企業，對農民工并不是按月支付工資，而是每月只發少量的生活費，全額按季度或者年末結算，企業常以這樣的方式拖欠農民工工資。調研數據顯示，只有三成被調查者中沒有出現曾被拖欠過工資的情況，這是對農民工勞動力再生產過程的破壞。對農民工就業權益損害和歧視的最直接后果和體現，是農民工城市貧困和農民工與城市社會的沖突激化。課題組對農民工進城——工作——受害——犯罪的過程相關調研發現，城市居高不下的農民工犯罪更多的是一種“收入自救式犯罪”。

1.4 社會保障與社會福利歧視

我國的社會保障和城市福利制度是按城鎮正規就業模式設計的，由于農民工多數在城市中非正規部門就業，農民工長期被排斥在城鎮社會福利和社會救助體系之外。農民工沒有工作可干，不能被計入失業范圍，沒有權利找勞動行政管理部門幫助，也難于享受勞動管理部門提供的支持和服務；農民工無權享有城市住房改革中的任何優惠政策，即使購買商品房。也很難有市民一樣的銀行按揭貸款待遇。

盡管社會保險已逐步開始吸收這一群體，可是參保數量卻僅占極小的比例。農民工在經營活動、年齡、地區等方面具有較強的異質性，不考慮這一群體的復雜性以及由此帶來的特殊需求，僅僅是簡單地將他們吸納到原有體系中，使得許多相關規定并不適用。所以從形式上看，目前農民工雖獲得了參加保險的支持，實際上卻由于缺少細致的、有針對性的設計而在操作上存在許多難點。

2、當前農民工就業待遇不公的原因分析

2.1 歧視的直接根源：由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派生出的戶籍制

我國是在資本稀缺的發展階段上推動資本密集型的重工業發展，政府為壓低重工業發展的投資成本，首先實行統購統銷政策，壟斷農產品的定價、收購、運輸和分配，以低價獲得基本農產品，并以低價分配給以農產品為原料的工業部門和城市職工，這樣政府將壓低重工業發展成本的負擔轉嫁給了農業部門和農業生產者。另外，由于重工業資本密集程度高，勞動吸納能力較弱，為了保障城市居民充分就業，戶籍制應運而生，通過戶籍制限制農民的居住地和務農身份，有效地將農村人口控制在城市體制之外，從而相應地建立起城市福利體制。除了住房、醫療、教育、托幼、養老等一系列排他性福利之外，以保障城市勞動力全面就業為目標的排他性勞動就業制度是這種福利體制的核心。

2.2 歧視的制度基礎：戶籍制度改革與經濟社會配套政策銜接不順

歧視的制度安排框架中，戶籍制度的形成、強化、松動和改革是我國一項重要的制度變遷，在變遷過程中有著明顯的路徑依賴，戶籍制度與其他制度互相影響、共同變化，使得戶籍制度不僅被賦予了權利和經濟的內涵，而且直接演變為一種區別對待農民工與城市職工的符號，在此制度基礎上產生的與之緊密相連的就業規定、社會管理與福利等政策成為對農民工身份歧視的具體制度安排。戶籍改革本身并不復雜，但附加在戶籍制度之上的相關社會經濟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社會利益分配格局卻是錯綜復雜的。最低生活保障、社會保險、義務教育、職業培訓，還有農村土地承包和集體經濟收益分配等與戶籍改革相關的現行法律法規政策的偏向性使得農民工就業待遇歧視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

2.3 歧視的消除障礙：法律、司法以及行政救濟的無力

我國《勞動法》第12條平等就業條款只是反對基于“民族、種族、性別和宗教信仰”的就業歧視，但并未規定基于“社會出身”的歧視，對農民工的就業待遇歧視并未納入《勞動法》的保護范圍。另外，根據我國《企業勞動爭議處理條例》以及《勞動法》的相關規定，我國勞動爭議的受案范圍并不包括就業歧視。同時，現有民事法律也沒有對就業歧視作出具體規定，受害人無法依法提起訴訟，要求用人單位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此外，受歧視農民工還無法獲得充分的行政救濟。《勞動保障監察條例》規定了9項具體的勞動保障監察事項，但沒有將就業歧視明確規定為勞動保障監察事項之一，加上我國沒有專門的反就業歧視法，有關就業歧視的規定分散在各種法律法規中，就業歧視現象并沒有得到各地勞動監察部門的應有重視。勞動保障監察人員少、力量弱與勞動監察面廣、任務重之間的矛盾十分突出。在這種情況下，農民工就業權益的維護尤其困難。

3、提升農民工就業待遇公平度的對策建議

3.1 清除制度障礙

針對農民工問題的復雜性、過渡性，國家在解決農民工問題時應當有近、中、長期對應之策。在近期，各級政府要認真清理歧視農民工的政策法規；尊重和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消除對農民進城務工的歧視性規定和體制性障礙，使他們和城市職工享有同等權利和義務。解決城市下崗失業人員的就業應著眼于長期的就業能力補償，而不是制度性保護，使他們接受勞動力市場帶來的正常成本。同時，政府部門使用農民工要率先垂范。在中長期。國家要建立和完善反歧視立法，建立反歧視專業機構處理歧視問題。

3.2 增強法律援助

首先，要盡可能將反農民工就業歧視納入法制化的軌道。我國沒有專門的反就業歧視、促進平等就業的法律。已有的法律規范，對什么是就業歧視，由誰來認定就業歧視，受就業歧視侵害的人如何獲得救濟，實施就業歧視的用人單位應該承擔何種法律責任都未規定。因此，國家有必要制定專門的《反就業歧視法》以保障基本人權。

其次，要規范城市雇主的行為。規定雇主在雇傭農民工時必須簽訂勞動合同，以保障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得到保障。在不能及時得到工資時。農民工應得到補償，為繼續做好維護農民工權益工作。各地勞動保障機構應進一步加大對勞動保障監察執法力度，加強日常巡查和專項監察，對侵害農民工權益問題突出的地區、行業和企業實行重點監察；建立完善舉報制度，對違反勞動保障法律法規的行為，依法依紀嚴肅處理；對涉及農民工利益的政策調整，要在政策出臺前后廣泛做好有針對性的宣傳工作。

3.3 完善公共就業服務的平臺

一是建立城鄉統一、平等競爭的勞動力市場；加快清理和取消針對農民工進城就業的歧視性規定、不合理限制和亂收費；開放城市公共職業介紹機構，免費向農民工提供就業信息、職業指導和職業介紹服務。二是在就業培訓方面，要以市場為導向，加強職業技能和法規政策培訓；農民工可以同等條件參加本市職工技術晉級考試，合格發給技術等級證書。農民工通過自學達到合格以后，在學費報銷、晉級、獎勵等方面應和本市職工享受同樣待遇。三是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農民工子女中的一部分是未來的流動人口，讓流動民工的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就是在提高未來流動人口的素質。進一步改善農民工子女受教育環境，提高他們的科學文化素質。適應城市化進程的大趨勢。四是要堅持分類指導、穩步推進社會保障，優先解決最緊迫的工傷保險、大病醫療保障。建立農民工養老保險個人賬戶、保險續保、城鄉接軌、部分統籌金可以隨個人賬戶轉移等政策。對符合條件、生活困難的農民工應納人大病救助體系和城市生活最低保障體系。

3.4 營造平等對待農民工的社會環境

就業待遇歧視下的農民工，絕大多數將自己歸類為城市農村之間的邊緣人。在調研中發現，他們更多地尋求其初級社會網絡的支持，組成了“浙江村”、“河南村”等城市中老鄉的居住格局和社交圈子。這種自我歸類促使農民工建立起心理防御機制，用以平衡自己的心理狀態，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社會矛盾，但長期來看容易導致他們內在的焦慮情緒增加以及外顯暴力事件增多。這將更加惡化外界對于農民工的認識和定位，進而導致新的歧視的產生，形成惡性循環。

在營造平等對待農民工的社會環境方面，一是要利用媒體的影響力，曝光歧視，宣傳平等，形成平等對待農民工、促進社會融合的氣氛。二是允許各方面對歧視問題進行充分的討論和對話，使整個社會了解歧視的不同形式，歧視的社會危害性，讓公民來決定什么不應該被歧視，使公民權利意識和平等觀念深入人心。第三，促進政府和民眾雙向互動，即社會大眾的呼聲通過多種渠道傳達到決策層面，政府的承諾通過國內立法、宣傳和監督工作落實到對公民權利的保護。一是多渠道多形式加強對求職就業人員的技能培訓。缺乏就業技能或技能素質偏低仍然是制約求職人員就業的主要因素。因此，必須強化對城鄉求職人員的勞動技能培訓，確保人人有技能。對已有一技之長的，開展技能提升培訓，落實對口崗位；對缺少技能的，根據企業需求開展定向培訓，推薦崗位；對有就業意愿外出務工的，培訓后頒發職業資格證書，持證求職。同時，建立境外務工培訓服務體系，培訓輸送境外務工人員。近期，我們將免費對600名培訓合格人員頒發職業資格證書。為做好就業培訓工作，我們建議政府加大投入，進一步加強對統籌城鄉就業培訓基地的設施配套和師資隊伍建設，以發揮好勞動技校和基層企業定點培訓基地的作用，開展好定向培訓、訂單培訓和委托培訓，為企業提供技能型、適用型人才。二是加強就業服務網絡建設。完善縣、鎮（街道）、社區、村莊四級互聯就業網絡，所有就業崗位歸口匯總，通過網絡互聯直到村莊，利用網絡送崗位下鄉。同時，對求職務工農民工及個人資料，由村協理員、社區、鎮（街道）到縣就業辦，從下到上反饋匯總數據，網絡與企業對接，向企業推薦。我們還將通過建立務工求職農民工管理檔案和全縣企業用工數據檔案，隨時掌握農民工在崗位就業狀態和下崗失業情況、企業用工情況，確保企業用人與求職就業密切有序銜接。為促進農民工就業，我們建議做好與部門包村工作的結合文章，讓各部門包村組摸清所包村農民工就業情況的底子，并落實幫扶就業措施，積極幫助農民工找崗位，促就業。三是規范完善下崗職工創業園，加大措施扶持創業。由于金融危機造成部分企業效益下滑，部分企業員工工薪相對降低，部分求職人員傾向于選擇自主創業。下一步，我局將采取積極措施，加快下崗職工創業園配套建設，強化服務，規范完善，真正建成下崗職工創業的孵化器。同時，建設好創業“項目庫”和創業專家指導“智囊團”，并積極開展創業技能培訓，協調有關部門落實優惠政策，降低工商注冊門檻，執行好稅收優惠、小額貸款、創業培訓補貼、崗位補貼、職業技能鑒定補貼、創業典型獎勵、財政貼息、創業扶持資金等優惠政策，激勵下崗失業人員、農村勞動力、部隊退役人員和高校畢業生自主創業，增加創業項目，帶動一大批人員實現就業，從而真正實現“人人有技能、個個有崗位、家家有產業”的目標。四是從勞動保障角度充分考慮企業利益，幫助企業進一步穩定職工隊伍。部分企業特別是小型企業由于生產成本和效益問題，職工保險待遇等不能全面落實，致使員工不固定，流動性大。下一步，我局將對企業合理進行分類，根據規模效益合理確定社保基金基數，盡量減輕企業負擔，使企業能夠全面落實各項保險，保障職工權益。同時，通過指導企業合理用工，建立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促進企業加快發展。

農民工就業問題是一個比較復雜的系統工程,具有重要性、緊迫性和長期性。不僅需要農民朋友積極發揮自己的主動性,提高自身素質,把握就業機會。更需要政府發揮自身作用,做好就業制度創新,勞動者技能培訓,就業信息收集與發布,進城務工人員的權益維護等方面工作。具體部門堅持從實際出發,充分認識,積極研究解決工作中遇到的新問題,確保農民工就業的良性有序運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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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男，30歲，未婚，四川省白沙縣人，小學文化程度。1995年6月第一次進城務工。問：您對農民工就業問題怎么看待？

答：能就業，但面臨的問題很多。問：實際上，城里人還是看不起你們，對嗎？

答：其他的人對我們還可以。城市里的人哪，對你打工仔，對你這個農民哪，不是看成一樣的人，是分成兩樣人，你是打工的始終是打工的，你是農民始終是農民，地位低一等了，低一等以下還以下。

[案例2]女，34歲，已婚，甘肅省涇川縣人，初中文化程度。1992年2月第一次進城打工。理發店女工。

問：你覺得農村人和城里人平等嗎？

答：不平等啊。人家就覺得你是農民，我是城里的，就是有歧視的。

[案例3]周某，男，20歲，四川省內江市資中縣茅庵鄉人，初中文化。2001年2月開始外出打工。

問：如果有可能，你愿意永遠留在城市里嗎？ 答：不愿意。問：為什么？

答：因為城市里不是很理想。在城市里如果失業的話，沒有辦法，可能你連怎樣種蔬菜都不知道，全靠工作維持。如果是在農村，不管怎么樣，至少還可以種點東西吃，有土地，自己種自己吃。

[案例4]男，38歲，北方人（籍貫未知）.1988年第一次外出打工，現在張家港市長橋鎮賣水果。訪談時在蘇州火車站候車廳接人。問：那您是準備長期在外面嗎？

答：在我們北方有句話：樹高千丈，落葉歸根。我在外面，再干十幾年，還是會回去的，這里畢竟不是家鄉。問：您沒想過把戶口落在這里嗎？

答：沒有，我如果想辦法可以把戶口落下，但是對我用處不大，家里的地也會被收回去，我覺得不劃算。小孩也不上學，要戶口意思不大。

第三篇：農民工

新華網江蘇頻道南京3月15日電 如今,追求精神文化生活的“富有”，已經成為江蘇溧水縣農民的新時尚。

請戲上門成為普遍的時尚。溧水縣和風鎮沙塘庵村近年來大力發展糧油力口工業，生產經營糧油制品，生意十分紅火，成為遠近聞名的富裕村。富裕起來的農民，精神文化生活方面的追求也十分豐富。今年元宵節該村村民自發籌集2萬多元，從安徽請來專業劇團，把戲演到了家門口，村民們著實過了一把戲癮。

同時，一些帶有地方特色的民間文藝活動開始得到挖掘整理，重登舞臺，農民群眾在自娛自樂中豐富著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長期以來，由于資金問題，洪藍鎮青圩村村民只能對著天空長嘆，看著殘存的馬燈暗泣。近年來，該村很多村民走出家門，走向全國各地，有在沈陽辦起皮鞋廠的，還有在國外打工的，一張張匯款單從各地飄來。今年春節期間，青圩村的老老少少們都聚在一起，開始籌劃著將停跳多年的青圩馬燈再跳起來。不幾天，就籌集了21000元現金，以神奇般的速度組建了一支有108人的青圩馬燈隊，在90多歲高齡的許立勛老人的指導下，轟轟烈烈的跳起來了，吸引了周邊很多群眾前來駐足觀看。白馬的雙獅，晶橋的手獅，東屏的旱船、犟驢，這些流傳很久的藝術形式，在近年齡溧水農村又得以顯見。很多村莊都已自發形成常年的舞蹈隊，活躍在鎮村，吸引著慕名前來觀賞的城里人。以前，農村辦大事、辦喜事少不了要辦上十幾桌酒席，現在這種狀況有了很大改變，請戲上門、包租電影、播放科教片成為人們的首選。不斷豐富文化生活的同時，該縣94個行政村分別建立了文化中心戶，農民們除了訂書看報外，還積極邀請有關專家、技術人員現場教授技術，參加農業科學知識培訓學習，及時了解最新的農業動態。永陽鎮義浪頭村50戶人家中就有30戶搞蔬菜種植，每逢雨天或農閑，他們就聚在一起，交流種植經驗，討論如何增收。據初步估算，像這樣的學習，一年能有40天左右，由于科學種植，他們種的蔬菜的成熟期比一般農戶要提前3到4天，江寧、句容的批發商蜂擁而至，搶訂一空，農戶們每年因此可增加收入2萬多元。

公民科學素質的城鄉差距十分明顯，勞動適齡人口科學素質不高；大多數公民對于基本科學知識了解程度較低，在科學精神、科學思想和科學方法等方面更為欠缺，一些不科學的觀念和行為普遍存在，愚昧迷信在某些地區較為盛行。公民科學素質水平低下，已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瓶頸之一。

公民科學素質建設是堅持走中國特色的自主創新道路，建設創新型國家的一項基礎性社會工程，是政府引導實施、全民廣泛參與的社會行動。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以來，我國公民科學素質建設有了較大的發展，但仍存在許多問題。人均接受正規教育年限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長期受應試教育影響，學生科學素質結構存在明顯缺陷；社會教育、成人教育的發展尚不全面和深入，公民缺少接受終身教育的機會。科普長效運行機制尚未形成；科普設施、隊伍、經費等資源不足；大眾傳媒科技傳播力度不夠、質量不高。公民科學素質建設的公共服務未能有效滿足社會需求，公民提升自身科學素質的主動性尚未充分調動。

一、農民工在促進城鎮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隨著我市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農民工已成為我市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涌現出的一支新型勞動大軍，他們廣泛分布在國民經濟的各個行業，為城鎮繁榮和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2009年我市農民工監測數為95.5萬人，占城鎮人口比重為48.2%，其中在市域內務工的農民工30.4萬人，占城鎮人口比重為15.3%；再加外地流入的農民工，咸陽市域內農民工占城鎮人口比重22%左右。

農民進城，為城市發展增添了活力。脫離土地的農民工，進入城市后，以新市民的角色成為城市社會發展的積極推動者，推進了城市經濟發展和工業

化進程。由于大多數農民工從事的是制造業、建筑業及商貿服務業等，填補了城市人不愿從事的崗位空缺，緩解了城市藍領不足的就業矛盾。在我市加工制造業中農民工占到75%以上；在建筑采礦業中占到90%以上；在環衛、家政、餐飲業中占到70%以上。

農民進城務工，推動了社會的不斷進步。隨著經濟發展將會有更多的農村勞動力進入城鎮，這意味著我市人口整體素質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農民素質的提高。要提高農民素質，必須借助于城市化。這是因為，農民工進入城市，經過現代城市文明的洗禮和熏陶，其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心理結構、文化水平、市場意識、競爭意識、法律意識會發生深刻變化，其整體素質會得到較大提升，這對于實現城鄉經濟發展和社會文明進步，都將產生深遠的影響。2009年農民工調查顯示，大多數農民工將“參加教育培訓”列為在城市立足的第一需求。

二、2009年咸陽市農民工監測調查有關數據

農民工是伴隨著改革開放而產生的一支新型勞動大軍，為城鄉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對農民工發展變化情況的分析研究有助于科學制定農民工政策，推動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2009年監測主要數據：

1、全市農民工總人數95.5萬人，其中市域外農民工65.1萬人。

2、外出農民工月平均工資1200元。3、2009年返鄉農民比08年底減少4.5個百分點左右，農民工就業大局穩定，處于正常水平。

4、吸納我市農民工人數最多的省份為江蘇和廣東，外出農民工中有30.1%的人員在此務工。

5、通過政府組織或中介公司組織外出農民工比例68%。

6、外出農民工中參加過各種專業技術培訓人數占37.5%。

7、農民工從事的四大行業依次為制造業、建筑業、住宿和餐飲、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

8、農民工收入的用途依次為日常生活開支、建房購房、農業投資。

9、拖欠工資現象減少，95%的農民工能如期拿到工資。

10、農民工輸出地社會保障不理想，各種保險投資低。

三、農民工工作存在的問題和建議

目前，我市農民工工作存在的幾個主要問題。一是農民工培訓不穩定，平均文化程度偏低；二是以90后為主體的新農民工外出就業以見世面為目的，吃苦性不強，受務工環境和工資待遇等因素影響較大；三是從事工作技術含量低、報酬低；四是一個普遍問題，即農民工在外社會保障差。因此建議：一是要加強農民工培訓，加強政府就業引導，培訓工作要靈活多樣，注重效果，勞動、人事、安檢等單位在農民工資格認定、證件發放、工作保護方面多給予方便和服務，各級政府要把支持農民工就業當作增強農民收入，發展地方經濟的大事常抓不懈、求數量、保安全、促穩定。二是針對全市農民工外出地相對集中的特點，在廣東、江蘇等地健全有關農民工服務、咨詢機構，幫助農民工安全就業，了解農民工就業信息，擴大就業渠道，降低就業風險，防患于未然；

還要加強同打工集中地政府有關部門的聯系，爭取多方支持，努力為農民工營造一個和諧、高效的工作環境，使農民工走得出、站得住、有收效、有發展。三是全面發展農村經濟，構建農村和諧社會，在農村社會治安、生產服務、義務教育、應急保障等方面打造一流硬件設施，構建農民工外出堅實平臺，使農民工人走得了，心放得下，生產、家庭兩發展。

第一，為中國經濟起飛持續提供了充裕的廉價勞動力

第二，壯大并更新了中國產業大軍

第三，解決了農村剩余勞動力難題，為三農問題困境踏出一條坦途

第四，農民工成為中國農村社會脫貧的主力軍

第五，大量農民工進城沖擊著城市消費，已經改變了并繼續改變著城市消費規模、消費結構與消費水平

第六，對傳統中國農村的生育觀念起到了根本性沖擊

第七，推動了中國城市擴容與小城鎮的建設

第八，為中國市場化的進程起到了獨特的作用

第九，將城市生活的新觀念，市場經濟運行中的新規范，帶回了農村

第十，農民進城打工，事實上在培養著一代新型農民，即農夫轉變為農商

大約四分之一個世紀的經濟體制改革，有一個新的階層迅速形成壯大：農民工階層即農工階層。

當然，“農民工”稱謂，是一個約定俗成的叫法。從嚴格意義上講可能是當今中國大陸最令人無奈的一個概念。湖南耄耋老者蕭一湘早些年就吶喊為“這個不倫不類的‘農民工’更名”，近又有學者章立凡再次呼吁應廢止“農民工”稱呼。沒有辦法，正像當年報道焦裕祿說“我們是災區”不合語法，但都這么說也就成為警句一樣，更換農民工的叫法，不僅文化成本太高，事實上根本做不到。

中國農民工，一個龐大的打工階層，據有關方面統計現階段農民工總數已逾1.2億直奔1.5億，已成為中國產業大軍的主力：占全國加工制造業總數的68%，占建筑業的80%，占第三產業的批發、零售、餐飲業的52%。說他們是迄今為止世界上數量最大的[民族]雇傭勞動人群恐怕沒有什么爭議。現今中國農村，80%的家庭有人在外打工，這意味著有七到八億人與農民工有直接經濟關系，加之農村家庭與城市家庭的親情聯系，在當代中國有十億以上的人口關系著農民工！今天，人們大都認同是改革將中華民族的經濟提升到了一個新水平，GDP做大了，中國成為世界上第四大經濟大國(盡管從人均角度看名次十分落后)。人們享受到了改革與發展帶來的果實。然而，農民卻并沒有水漲船高式地分享中國GDP的果實。我曾套聶耳一首著名歌詞說過：他們種的糧，他們蓋的房，分享盛宴場，罕有他們檔。是啊，排排坐，吃果果，卻少有農民的檔位。

顯然，這是很不公平的。農民工為中國的GDP貢獻了大約四分之一的份額(2004年)，為經濟發展付出的巨大代價，與他們獲得的微不足道的回報相比，太不相稱了。中央連續發的“一號文件”，在農村取消農業稅，在某種意義上解讀，就是為消除這種不公平所做出的重大政策努力。2006年全國人大會議上，溫家寶總理多次重點提到三農問題，并保證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中將有更多的財富進入農村。這無疑是一則令人興奮的消息。

我們必須正視農民工階層，必須深刻認識他們對經濟社會做出的巨大貢獻。農民工階層是一個什么樣的概念？我給出的規定是：當今中國經濟社會非農村中人數最多的，牽扯社會關系最為廣泛的，在改革中地位發生變化最明顯的，以勞動為資源對中國經濟發展貢獻最大的勞動階層。

似乎沒有多少人注意到，農民工階層的出現與發展壯大，給中國經濟社會帶來了什么樣的影響，具有什么樣的劃時代歷史意義？在我看來，農民工階層的形成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與發展中具有以下十大革命性意義。

農民工作為中國農民向工人階級轉化的一種特殊過渡形式，在職業、收入形式、生產資料的占有狀況、群體規模、社會貢獻等外在屬性方面初步具備了工人階級的基本特征，而在社會地位、綜合素質等內在屬性方面與城市工人階級之間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呈現出階級屬性的“二重性”。辯證地看待農民工的階級屬性，對于促進工人階級隊伍的團結和統一、擴大黨的階級基礎、構建和諧社會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農民工是我國社會轉型期間出現的規模巨大的新興社會群體,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一支重要人力資源,他們具有我國現代工人階級的一切本質特征,是我國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一、農民工是中國農民向工人階級轉化的過渡形式

農民身份向工人身份的轉變是現代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工人階級不是從來就有的，從歷史上看，工人階級是產業革命和市場經濟發展的產物。一方面，資產階級為了發展資本主義大工業和追求利潤，通過圈地運動的方式使農民與土地相分離，農民被迫地實現了向工人階級的轉化，正如馬克思指出：資產階級“對農村居民斷斷續續的、一再重復的剝奪和驅逐，不斷地為城市工業提供大批完全處于行會關系之外的無產者。”①

中國農民向工人階級的轉化經歷農民工這一過渡形式，與中國特殊的制度安排密切相關。建國初期，城鄉之間的人口流動未受限制，遷入城市的農民在身份上也徹底地轉變為城市的正式職工。隨著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道路的確立，以及城市建設發展緩慢，無法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和社會福利以接納農民進城，政丨府開始通過戶籍管理來控制農民進城。1958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以及隨后出臺的一系列相關政策和規定，形成了以戶籍制度為中心，附著了住宅、糧食供給、就業、醫療、養老保險、勞動保護等多項制度在內的城鄉二元結構制度壁壘，這種制度壁壘不僅限制了農民向城市流動，更嚴重的是將城鄉居民分成兩個不同的社會身份，在城鄉居民之間形成了有差別的“國民待遇”，戶籍制度的功能出現異化，成為區分城鄉居民國民身份的重要標識。

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居民沖破重重阻力紛紛進城打工謀生。在“民工潮”的沖擊下，城鄉二元結構制度壁壘開始松動，但這種制度上的松動十分有限，到目前為止進行的戶籍制度改革也只是恢復了農民居住和遷徙的權利，而在就業、教育、社會保障、醫療保險等事關農民工根本利益的問題上，進城農民工無法享受與城市正式職工同等的待遇。此外，城鄉二元結構制度壁壘使得長期生活在城市福利城堡中的市民“天然的具有獲得社會資源和占據競爭方面的優勢，形成?一等公民?的身份優勢意識，”②

他們對農民工普遍存在著偏見與歧視，在他們眼中，農民工始終擺脫不了“農民”身份的標識，在此情況下，農民工無法融入城市主流社會和主流文化，成為游離于城市社會之外的邊緣群體。可見，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城鄉二元結構制度壁壘從根本上阻礙了進城農民身份的轉變，“農民工”便是農民向工人階級轉變過程中遭遇城鄉二元結構制度壁壘的阻礙而形成的產物。城鄉二元結構制度壁壘使進城農民不能徹底地實現向工人階級的轉化，而這種轉化的不徹底決定了農民工的階級屬性具有二重性。

二、農民工階級屬性的二重性

中國工會十四大報告明確提出：“一大批進城務工人員成為工人階級的新成員。”2004年中央一號文件再次強調：“進城就業的農民已成為我國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黨和政丨府明確了農民工的工人階級屬性，這對于促進農民工與工人階級的融合、擴大黨的階級基礎無疑具有重要的積極意義。但是，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現實中的農民工階層還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工人階級。一方面，農民工階層在外在的表現形式上初步具備了工人階級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在社會地位、綜合素質等內在本質屬性方面與先進的工人階級相比還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從而表現出階級屬性的二重性。

(一)農民工階層初步具備了工人階級的基本特征

公民所從事的職業以及對生產資料的占有狀況是進行社會分層的一個基本依據。農民工的主要生產活動是從事著原本只有產業工人從事的非農產業，如建筑、運輸、機械制造、服務業等，勞動性質發展了根本的變化。職業變化也引起收入形式和工作場所的變化，農民工的收入以貨幣收入為主，打工收入成為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他們的工作場所主要集中在城市的二、三產業，與城市的工人接近一致。農民工在城市從事非農產業，并不直接占在生產資料，他們對農村中的少量土地也不具備所有權，而且大量農民工實際上已出租、轉讓甚至拋棄了在農村的土地等生產資料。因此，從職業和對生產資料的占有狀況來看，農民工階層具備了工人階級的基本特征。

(一)農民工階層初步具備了工人階級的基本特征

公民所從事的職業以及對生產資料的占有狀況是進行社會分層的一個基本依據。農民工的主要生產活動是從事著原本只有產業工人從事的非農產業，如建筑、運輸、機械制造、服務業等，勞動性質發展了根本的變化。職業變化也引起收入形式和工作場所的變化，農民工的收入以貨幣收入為主，打工收入成為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他們的工作場所主要集中在城市的二、三產業，與城市的工人接近一致。農民工在城市從事非農產業，并不直接占在生產資料，他們對農村中的少量土地也不具備所有權，而且大量農民工實際上已出租、轉讓甚至拋棄了在農村的土地等生產資料。因此，從職業和對生產資料的占有狀況來看，農民工階層具備了工人階級的基本特征。

日前，揚州市召開農民工工作暨家庭服務業工作會議，提出以家庭服務業為重點，推動和促進農民工充分就業。

近年來，揚州市高度重視農民工工作，在揚州務工的42萬農民工在就業、就醫、子女就學，以及社會保障、住房保障等方面都得到了有效落實。針對揚州市作為一座旅游城市，現代服務業較多發達，農民工務工的領域也相對集中服務業的特點，揚州市提出，充分認識當前做好農民工工作重要性和緊迫性，統一思想，采取突破性舉措，促進農民工工作和現代服務業跨越式發展。以家庭服務業作為現代服務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農民工工作的重中之重，緊緊圍繞服務民生、擴大消費、促進就業的宗旨，抓住建立健全家庭服務體系這一主線，以家庭服務網絡中心為龍頭，以品牌企業為主體，以人員培訓為保障，有效推動家庭服務業的發展，逐步規范家庭服務的市場秩序，提升行業服務水平，較好地滿足人民群眾的需求。

揚州市還明確，為促進農民工充分就業，必須像重視工業一樣重視服務業，像抓新興產業一樣抓現代服務業，像抓園區開發一樣抓服務業集聚區建設，以最解放的思想、最堅決的態度、最優惠的政策、最靠實的舉措、最專業的指導、最真誠的服務，采取突破性舉措，促進我市現代服務業快速發展。同時，加大農民工技能培訓力度，提升農民工及整個行業服務水平，從而實現農民工就業和現代服務業發展“雙贏”目標的實現。（高郵市扎實開展返鄉農民工的調查和培

訓工作

作者：高郵市教育局 轉貼自：高郵市教育局 點擊數：150 省教育廳、揚州市教育局《關于中等職業學校面向返鄉農民工開展職業教育培訓工作的緊急通知》下發后，高郵市教育局于1月5日迅速下發了郵教職[2009]3號文件，對返鄉農民工開展職業教育培訓工作提出了具體的實施意見,各鄉鎮成校積極響應，迅速展開了返鄉農民工的調查，部份鄉鎮還利用寒假組織全鎮教育干部、教師到各村組進行返鄉農民工情況調查。僅漢留鎮就發放返鄉農民工教育培訓登記表1200余份，搜集有價值信息100多條。他們通過座談走訪得知，當前返鄉農民工有三怕：一怕出去找不到工作，二怕無專業技能不能適應新的工作要求，三怕回鄉就業不如以前長期在家打工的人容易就業。針對上述情況，各鄉鎮成校根據本鄉鎮返鄉農民工的實際和鄉鎮產業特點積極開展技能性培訓。

湯莊鎮成校主動到本鎮有關企業聯系了解用工情況。該鎮為江蘇省著名的“液壓之鎮”，電焊工缺口較大。湯莊成校于農歷正月初十至二十五舉辦了一期返鄉農民工再就業電焊工技術培訓班，86人參加了培訓，培訓后全部安排到該鎮朝陽集團、宏達公司、成套公司、科凌公司、揚州中瑞公司、旭日公司就業。受到用工單位和返鄉農民工的一致好評

周山鎮成校一是和鎮勞保所協作，舉辦電焊工、建筑木工專業技能培訓班，組織110名農民參加技能培訓；二是通過揚州市農民工就業信息平臺幫助提供就業信息；三是配合市勞動保障局組織的返鄉農民工招聘會，促成30多名農民簽訂就業協議；四是對有創業意向的鼓勵自主創業。

送橋鎮成校抓住本鎮各家燈具企業燈具安裝工吃緊和農民工等待觀望的有效時間，日前與揚州市現代照明公司、鎮社保所聯辦為期10天的燈具安裝知識培訓班，70名培訓對象通過7天的燈桿豎立知識、燈具電路知識、燈頭安裝知識、燈箱安裝知識等理論學習和3天的燈具安裝實訓，將分別就地就業到現代照明公司和松山電器照明公司

漢留鎮成校根據返鄉農民工的各人專業特長，積極與鎮企業洽談推薦。日前，有近200人找到新“婆家”，走上新的工作崗位。還有部分無技術年齡偏大的返鄉農民工，成校與勞保所、企管站合作，準備開設建筑、機械、服裝、家政、養殖等培訓，就地分流，讓其為家鄉新農村建設再作貢獻。

第四篇：農民工

農民工如何維權——淺談《勞動合同法》對農民工的保護

被視為迄今為止取得最大社會共識，肩負著千百萬勞動者期盼的新勞動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終于在2007年6月29日破繭而出，并于2008年1月1日開始正式實施。這是我國自勞動法頒布實施以來，在勞動和社會保障法制建設過程中的又一個里程碑。

作為調整用人單位與勞動者間勞動關系的法律規范，這部法律的頒布實施進一步明確了勞動合同雙方的法律地位，為規范勞動合同雙方當事人的權利和義務，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勞動合同法較之其他合同法律規范，是有著自己鮮明特點的，它更多的是體現了國家政府對勞動合同關系的干預，著重保護勞動合同關系一方當事人即勞動者的合法權益。這既體現了我國勞動合同立法的人性化，同時也與我國目前的法制建設的現狀相適應，為構建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農民工是當代中國社會的一個特殊群體。近年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經濟結構的調整，我國煤炭、造紙、耐材、建材等行業發展迅速，吸引了大批外來農民到城市就業、創業和發展。這些人員來自農村，多數在煤礦、建材、耐材、建筑、餐飲、服務等行業和其他臟、累、苦、險等工種崗位工作，為城市的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成為促進我國改革開放、推動經濟發展、維護社會穩定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由于種種原因，這些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屢屢受到侵犯，尤其是一些私營企業主，只重經濟效益，不重視農民工的權益保護。因此，如何保護好農民工的權益成了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農民工權益保護存在的問題：

一、勞動關系不規范。部分用人單位沒有按《勞動法》要求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或合同到期后沒有及時續簽。部分已簽訂的勞動合同也存在著許多“不平等”和“不合理”的內容和條款。如一些從事建筑、采礦等危險行業的用工單位私下與農民工簽訂“事故責任自負”的“生死合同”。

二、部分農民工勞動權利受到侵害。主要表現在：一是加班不給或少給加班工資。多數農民工勞動時間長、強度大、待遇低。一些私營企業，每天工作時間在10個小時以上，有的高達18個小時，超時工作現象嚴重。二是拖欠甚至拒絕給付工資和其它福利待遇。在農民工合法權益保護方面存在不少問題：如非法使用童工，不與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拖欠工資，收取抵押金，強迫勞動等行為。三是休息休假權利沒有落實。不少用人單位在元旦、春節和國際勞動節等國家法定的節假日也不讓農民工休息。四是工作環境惡劣，缺乏勞動保護。有的用人單位不給農民工配發必要的勞動保護用品，農民工經常進行“沒遮攔”作業，導致農民工職業病發病率較高，容易造成傷亡事故。

三、社會保障權利缺失。目前大部分用人單位還沒有為農民工進行社會保險登記，不給農民工買社會保險，農民工在年老、患病、工傷、失業的情況下獲得社會保障的權利沒有保證。

四、社會權益得不到尊重。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社會歧視。農民工這一稱謂不僅是對民工身份與職業分離的形象描述，也是一種歧視性稱謂。隨著農民工在城市經濟生活中

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城市對農民工的認識正逐步深化。但是，城市對農民工的社會排斥現象仍然存在；二是農民工子女得不到良好教育。城市學校入學的戶籍體制使很多農民工子女不能進入學校接受教育，既使能夠進入學校學習也需要繳納高額的借讀費。

那么，作為農民工應如何依法維權？我建議大家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一、提高自身素質，學法懂法用法。國家的立法本意是要化解勞資矛盾，構建和發展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但強勢企業與弱勢員工力量對比懸殊，本來就不平等。面對《勞動合同法》和強勢企業的種種招式，廣大員工必須認真學習文化知識及相關法律，做到學法懂法、知法用法，增強法制觀念，弘揚法治精神，懂得運用法律武器保護自己利益，不斷提高自身素質，一旦發生爭議糾紛，要及時請工會維權或者聘請律師代理，尋求法律援助。

二、依法簽定合同，維護合法權益。

（一）入職前，先簽約。能簽定書面合同的，就不搞口頭約定；能簽定勞動合同的，就不簽定聘用合同或者勞務合同。因為勞動關系與勞務關系不同，前者是指在運用勞動能力、實現勞動過程中，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的社會勞動關系。發生工傷、工亡等勞動關系糾紛適用勞動法律，待遇較高，賠償數額較多；勞務關系（如裝空調、雇保姆、學生打工）適用《民法通則》區分過錯責任，按民事賠償處理。

（二）簽約時，勞動者對工作內容、地點、條件和勞動報酬等擁有知情權。用人單位不得設定擔保或者收取抵押金，也不得扣押身份證或畢業證書。合同中如出現“工傷責任自負”、“試用期內不能結婚”和“合同期內不能懷孕生子”等條款違法無效，而且自始無效，就算雙方簽字了也不受法律保護。關于試用期的規定：勞動合同期限3個月以上不滿一年的，試用期不得超過一個月；勞動合同期限一年以上不滿3年的，試用期不得超過兩個月；3年以上固定期限和無固定期限的，試用期不得超過6個月。勞動者在試用期內的工資不得低于本單位相同崗位最低檔工資或者勞動合同約定工資的80％，并不得低于用人單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資標準。今后用人單位不能再濫用“試用期”、“學徒工”，使用廉價勞動力了。

（三）勞動者在滿足“已在用人單位連續工作滿十年的”或“連續訂立二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等條件后，便可以與用人單位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用人單位自用工之日起滿一年不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的，視為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已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用人單位在2008年以后與員工連續簽訂兩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并且續簽勞動合同的，應當與員工續簽永久合同。由于一些員工的合同期限并未到期，企業要與員工重簽合同，就會面臨職工拒簽的法律風險，由此承擔違法用工的責任。第82條規定：用人單位自用工之日起超過一個月不滿一年未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的，應當向勞動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資。用人單位違反本法規定不與勞動者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自應當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之日起向勞動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資。

（四）勞動者有權抵制違章指揮。第32條規定：勞動者拒絕用人單位管理人員違章指揮、強令冒險作業的，不視為違反勞動合同。勞動者對危害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的勞動條件，有權對用人單位提出批評、檢舉和控告。拒絕違章冒險作業不屬于“罷工”。

（五）勞動者有權單方解除合同。勞動者提前30日以書面形式通知用人單位（在試用

期內提前3天），可以解除勞動合同。用人單位以暴力、威脅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強迫勞動、強令冒險作業或者違章指揮的，勞動者可以即時解除合同，不須告知，也不必支付經濟補償金。但企業解雇員工就必須支付經濟補償金，除非員工有過錯（如使用假身份證或假學歷學位證書騙取就業的）。

（六）對弱勢群體特別保護。第42條規定；勞動者有下列情形的，企業不得解除勞動合同：①從事接觸職業病危害作業的勞動者未進行離崗前職業健康檢查，或者疑似職業病病人在診斷或者醫學觀察期間的；②在本單位患職業病或者因工負傷并被確認喪失或者部分喪失勞動能力的；③患病或者非因工負傷，在規定的醫療期內的；④女職工在孕期、產期、哺乳期的；⑤在本單位連續工作滿15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齡不足5年的；⑥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情形。

三、加入工會組織，依靠工會維權。工會是“職工之家”，加入工會，就如回到溫暖的家，一旦自己合法權益受到侵犯，就可找工會組織維權。維護勞動者權益是工會的神圣職責。各級工會要積極為廣大勞動者說話辦事，致力于解決實際困難。《勞動合同法》有11個條文賦予工會監督職權。如第43條規定：用人單位單方解除勞動合同，應當事先將理由通知工會。用人單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或者勞動合同約定的，工會有權要求用人單位糾正。用人單位應當研究工會的意見，并將處理結果書面通知工會。

四、注意收集證據，依法追討工錢。被老板拖欠工資，應當通過正當途徑解決，不能采取過激行為或者暴力手段，否則會走上違法犯罪道路，錢沒有討到手，自己先鋃鐺入獄。平時要注意收集相關證據，如合同書、花名冊、電話簿、工資單、工資卡、出勤卡、工作牌號或者工作量單，必要時請同事出來做證，證明勞動者與用人單位確實存在勞動關系。企業拖欠工資有三種常見情況：①未及時給予報酬的；②未依法繳納社保的；③加班不付加班費用。按照《勞動法》第44條規定：①平時加班的，支付150%的工資報酬，②雙休日加班的，支付200%的工資報酬，③法定節假日加班的，支付300%的工資報酬。對于未及時足額支付勞動報酬的，員工可以到人民法院申請開出《支付令》，由法院督促企業還債，如果企業有正當理由，可以提出異議，企業無錢支付，不是正當理由。使用這種辦法討債，合法、方便快捷。債權人可以繞過繁瑣的仲裁和訴訟程序，直接申請《支付令》，15日后申請強制執行。萬一《支付令》失效，就要及時向勞動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對仲裁決定不服的，應該在法定的訴訟時效內，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追討被拖欠的工資。否則，一旦超過訴訟時效，就有可能喪失勝訴權。

消除農民工對勞動合同法執行難憂慮

勞動合同法已實施兩個多月。如何讓廣大的離鄉背井的農民工真正得到勞動合同法保護，成為眾多代表委員關注的焦點。

代表憂心：農民工未受保護“先

3月3日，來自重慶的農民工全國人大代表康厚明在新華網接受訪談時，許多農民工通過手機向他反映最多的問題之一，就是關于勞動合同法如何執行到位，真正保障農民工勞動權益。

在北京密云打工的農民工王春生問康厚明代表：“現在同工同酬的問題，能否得到解決呢？”

康厚明在線回答說：“農民工的工資和正式工的工資懸殊雖不是很大，但給人的心理感覺太差，比如正式工的福利待遇好過農民工，正式工有高溫補助、年終獎勵等等，而我們農民工就沒有，這方面的待遇確實有待改進。”長期的打工經歷讓康厚明對這一現狀深有體會，“但這個問題正在逐步得到解決，這需要一個過程。”

有的農民工通過手機短信向康厚明反映：“我在廣州打工，但是廠家沒有按勞動合同法給工人提供相應的待遇，我們如何才能享受法律給予我們的權利呢？”

記者在采訪中也了解到，勞動合同法實施中，部分農民工遭遇到未受保護先“受傷”。原在重慶某物業公司當保安的農民工黎強以前每月能有1000元左右收入，去年11月底物業公司就以業主不滿意服務為由將他們5個保安開除了，卷鋪蓋走人的黎強當時還認為是自己運氣不好，后來在一次同鄉聚會時才發現，此前同在一家物業公司為其他單位服務的好幾名同鄉也被開除了，隨后一打聽才知道物業公司把原來的保安都解雇了，用六七百元的工資招進一批新保安，節省下來的錢好在明年給他們交保險。

最近，“農民工律師”周立太進入了從業以來最忙碌時期，僅去年12月15日至17日三天就受理了涉及11家企業150多名農民工的勞動爭議案件，而去年年底受理的此類案件比上年同期增長了150%。

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市政協副主席陳萬志認為，目前在沿海地區出現了大面積的企業不與農民工續簽勞動合同、將農民工工齡清零行為，與農民工簽短期勞動合同的情況也很普遍，半年一簽、三個月一簽甚至是一月一簽，有的農民工在一個單位工作竟簽了幾百份合同。

“這些都是很不好的信號。勞動合同法原本是給農民工帶來福音，由于一些企業惡意抵觸、規避此法頻出狠招，已經給農民工造成一定傷害，給締造和諧穩定的新型勞動關系蒙上陰影。”陳萬志代表說。

連線農民工：最憂心法律能否執行到位

勞動合同法執行到位難，是記者在連線采訪中聽到農民工擔憂最多的話。他們說，在目前農民工欠薪問題還普遍存在的情況下，簽訂勞動合同、參加社會保險、休息和休假權利等等對農民工來說能順利實現嗎？加之救濟體制的障礙，依法維權的農民工會不會落一個“官司贏了、飯碗丟了、工資沒了、債務上身”的結局？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一些行業和壟斷性企業普遍采取勞務派遣的用工形式，一些派遣

機構甚至發生將正式勞工解雇后再重新派遣的現象。

重慶某建筑企業農民工龐克華在公司打工快10年了，2005年開始與公司簽訂勞動合同，今年又在公司安排下與一家勞務企業簽訂用工合同，依然在原來的建筑公司從事以前同樣的工作。“我很清楚跟勞務公司簽的合同只是勞務用工合同，與勞動合同法規定的勞動合同有很大差距，它實際就是臨時用工合同，農民工的勞保待遇很難保障。況且這些合同也不用在政府勞動主管部門備案，只是在勞務公司備案，根本就起不到剛性的約束作用。但我們也沒辦法呀，即使我們硬要求跟建筑企業簽，人家根本不會理睬我們。”龐克華說。

此外，勞務派遣的用工形式對很多農民工而言最大的問題還在于同工不同酬的問題，這在一些壟斷企業中尤為突出，譬如加油站的正式員工一個月能拿數千元，而勞務派遣的農民工只能拿到七八百元。

“在城里打工二十多年，再苦再累再險的活兒都不怕，最擔憂的是自己年老體弱后生計問題。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上養老保險，勞動合同法雖然要求企業給我們上保險，但打聽了一下，企業都堅決抵觸。”在重慶從事建筑行業的農民工吳富天說。重慶某出租車司機鐘天云也擔憂地說：“我們農民工務工流動性大，可是現在保險關系還不能自由轉續。”

與此同時，即使有權益受到侵害敢與老板叫板的農民工，但目前維權的經濟成本和時間成本很高。

在司法實踐中，一件勞動爭議案要徹底解決，往往要經過仲裁、一審、二審等三個法律程序，耗費了農民工的時間、精力，增大了農民工的差旅費、律師費等費用。

應避免法不責眾的尷尬

勞動合同法即將施行前，許多農民工用工量大的企業開始紛紛采取規避法律的各種手段與老員工解除勞動合同，一些企業還專門成立勞務部門搞勞務派遣工作，甚至有的將企業注銷后再重新招用農民工，其中還有的打算每年注銷企業再重新招人，更有一些中小企業甚至叫囂就是不跟農民工簽合同??凡此種種現象引起部分代表委員擔憂，如果相關配套的過渡政策不跟上，相關的司法解釋不出臺，可能會出現大面積的用工混亂狀態，勞動合同法將面臨法不責眾的尷尬。

當我國勞動案件正以年均超過20%的速度猛增時，勞動保障監察部門卻出現了“缺兵打仗”的尷尬局面。目前，我國勞動監察員和勞動者的比例是1：20000，而這一比例在發達國家為1：8000。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勞動保障監察的職能拓展，勞動監察的范圍迅速擴大到鄉鎮企業職工以及數以億計的農民工，現有的監察力量已經不堪重負。目前，勞動保障監察部門能夠履行職責主動監察的只能覆蓋10%的企業，大量案件忙不過來。同時，勞動監察部門的執法手段非常有限。企業不和勞動者簽合同，行政處罰是2000至20000元，這對企業沒有威懾力，有的企業甘愿被罰。

此外，全國政協委員劉明華指出，在勞資雙方的博弈中，勞方必須組織起來增強談判能力，在我國這一組織渠道主要是工會。現有工會體系中還有幾個必須做實的制度。其中，首推以職工代表大會為主要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讓職工參與到企業的管理和有關決策，特別是關系到職工切身利益的決策過程之中。其次便是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以雙方平等對話和協商，促動職工工資隨企業效益提高而增長。

第五篇：農民工（范文模版）

中國農民工不高興來源自：德廣

不久前，廣東的一場農民工與當地人的沖突，再次將農民工問題帶入人們的視野。“世界工廠”是否需要調整勞工體制？

(德國之聲中文網)長期以來,中國的農民工對薪酬、工作條件、子女缺乏平等教育機會感到不滿。罷工、走上街頭抗議的事件日益增加。上周，廣東中山沙溪鎮爆發農民工與當地人的沖突。

來自農村的移民提供了廉價的勞動力，推動了中國的經濟騰飛。如今，廣州1400萬居民中超過一半是外來移民。在其它城市也是如此。

農民工子弟上學仍是難題

中國農民工的流動--據稱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移民，在大城市中遭遇嚴重的住房、醫療和教育障礙。

以上海為例，從2000年至2010年，農民工人口從900萬增至2300萬。如今上海750萬20-35歲的年輕人中，近六成是外來移民。他們希望比父母生活地更安逸、更豐富。

根據兒童權利及企業社會責任中心對年輕紡織工人的一項調查，近半數受訪者承認，工作的單調及缺乏前景令他們深感絕望。他們很少有機會學習新的技能，所從事的經常是重復性的體力勞動。

與父輩一樣，年輕一代的農民工仍面臨戶口的問題。

由于沒有城市戶口，大多數農民工必須繳納更多的費用。此外，工廠為降低成本，往往不愿意為農民工購買保險。

國際人權協會（ISHR）代表吳曼楊指出，戶口問題，加上生活成本上升，工作條件惡劣，收入相對較低，社會整體的歧視，這些都導致社會沖突的爆發。

吳曼楊向德國之聲表示：“農民工騷亂是一個巨大問題，可能引發中國各地更大的不安。中國領導層正坐在火山口上。”

吳指出，目前中國各種農民工示威以及與當地人的沖突仍是彼此孤立的。倘若他們之間相互聯系，可能會成為一股強大的力量。在目前的“警察國家”之下，這樣的情形不容易發生。但是，北京強硬派與溫和派之間的裂隙不斷增大，變革或將成為可能。

“強硬派在農民工問題上仍將保持強硬，溫和派卻很不一樣，他們更為務實，似乎更愿意為貧窮的農村地區提供基礎設施等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