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劉鐵山訴岳麓區交警大隊行政處罰案

劉鐵山訴岳麓區交警大隊行政處罰案

一、案情簡介：

2003年，長沙市政府先后兩次頒發了《關于加強摩托車行駛管理的通告》和《長沙市人民政府關于加強摩托車行駛管理的通告》，規定在市內的若干道路上“不允許摩托車行駛”（市民稱這兩份政府文件為“禁摩令”）。

2004年7月12日，長沙市民劉鐵山駕駛一輛有合法牌照的摩托車，經長沙市湘江一橋時，被一名交警以違法闖禁區為由，對其開具了《公安交通管理簡易程序處罰決定書》，罰款200元。劉鐵山提出異議，未被接受。此后，劉鐵山向長沙市公安局交警支隊提出行政復議，并對長沙市“禁摩令”的合法性提出審查申請。

2004年7月29日，在接到“維持對申請人的具體行政行為”的行政復議決定后，劉鐵山向岳麓區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訴訟，法院受理此案。

2004年10月20日，長沙市岳麓區人民法院開庭審理了這一案件，并于12月14日作出了一審宣判，認定岳麓區交警大隊對劉鐵山駕駛摩托車進入禁區執行的處罰程序合法，結果并無不當。

原告劉鐵山一審敗訴后，向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2005年2月1日二審在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3月29日，劉鐵山收到二審維持原判的判決。

二、提出問題：

本案中交警對劉鐵山的處罰是否合法?長沙市政府頒布的“禁摩令”是否符合依法行政原則的要求?

三、分析：

本案的焦點在于如何看待“禁摩令”的合法性。這一爭議焦點所涉及的法理問題是行政行為應具備什么樣的標準才符合依法行政的原則，依法行政所依之“法”需具備什么標準。

在現代民主法治國家權力分立體制之下，為達保障人權與增進公共福祉之目的，要求一切國家行為均應具備合法性，此種合法性原則就行政領域而言，即所謂“依法行政原則”。其基本含義是行政活動必須要接受議會法律的規制，并置于法院的司法控制之下；行政活動違法的，必須追究行政機關的法律責任。依法行政原則的內容概括為法律創制、法律優越和法律保留三項要求。法律創制，指法律對行政權的運作產生絕對有效的拘束力，行政權不可逾越法律而行為；法律優越，指法律位階高于行政法規、行政規章和行政命令，一切行政法規、行政規章和行政命令都不得與法律相抵觸；法律保留，指憲法關于人民基本權利限制等專屬立法事項，必須由立法機關通過法律規定，行政機關不得代為規定，行政機關實施任何行政行為都必須有法律授權，否則，其合法性將受到質疑。

根據依法行政原則內容的要求，基于憲法所規定的“主權在民”的民主原則，行政權的行使，應基于人民的意愿，為人民的利益而為之，所以代表人民的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自然應當優越于行政機關所頒布的行政命令。同樣，基于民主國家和主權在民的精神，有關國家行政事務的重要事項，因為其與人民基本權利的實現和行使有密切的關系，所以應當保留給人民組成的立法機關來規定。總之，一切行政領域中的重要事項都應當由立法機關來規定。

而本案中的“禁摩令”實際上是對公民權利的限制，違背了法律保留原則與信賴保護原則的規定。其理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僅在原則上規定了交通管理部門執法的手段，并沒有明文規定任何具體的處罰內容和幅度。而交警不可能憑空處罰，其處罰依據只能是市政府所發布的“禁摩令”。而“禁摩令”所限制的對象是已經領取了合法證照，交納了各種稅費的車輛，這樣的規定過于隨意，反復無常。根據2004年7月1日實施的《行政許可法》的第8條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依法取得的行政許可受法律保護，行政機關不得擅自改變已經生效的行政許可。”該條是信賴保護原則的具體體現。顯然，禁摩令違背了信賴保護原則。另外，根據《立法法》的規定，對公民基本權利進行限制的事項，應當由立法機關以法律的形式進行規定，即憲法關于人民基本權利限制等專屬立法事項，必須由立法機關通過法律規定，行政機關不得代為規定，行政機關實施任何行政行為都必須由法律授權，否則就構成違法，這就是所謂的法律保留原則。本案中，禁摩令規定了本該由法律規定的事項，因此其違背了法律保留原則。

長沙市的兩個有關摩托車行駛的通告，都規定了在市內若干道路上“不允許摩托車行駛”。實際上是行政機關在相對人沒有過錯的情況下，對原來授予證照行為的改變或者部分撤銷。根據信賴保護原則，行政如果經過利益權衡，最終決定撤銷或者改變原許可行為，應當對已經獲得合法證照的相對人給予合理的賠償或補償。并且政府同時應做好相應的替代性的公共交通服務措施。顯然，禁摩令違背了信賴保護原則。但禁摩令并沒有違背法律保留原則。因為禁止摩托車在若干道路行駛，限制的并不是公民的基本權利，法律并沒有明確列舉此類行為只能有法律規定。由于禁摩令有可能是規章或一般規范性文件。如果是經過法定程序制定的規章，則禁摩令有權規定警告或一定數額的罰款。關于這點《行政處罰法》第13條做了明確的規定：尚未制定法律、法規的，前款規定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規章對違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為，可以設定警告或一定數量罰款的行政處罰。如果禁摩令是一般性的規范性文件，則構成違法。因為根據《行政處罰法》的規定，普通的規范性文件是無權設定行政處罰行為的。

從上述理論分析中，可以得出結論，作為“禁摩令”的抽象行政行為對公民權利的限制沒有明確的法律依據，違背了依法行政中的法律保留原則和信賴保護原則的要求。綜上，依據“禁摩令”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也是違法的，應當依法撤銷。

法學103班 鄢小娟

學號：5301110156

第二篇：陳莉訴徐州市泉山區城市管理局行政處罰案

陳莉訴徐州市泉山區城市管理局行政處罰案

時間：2003-09-19 當事人: 徐新勤、董峰、陳莉

法官: 文號:426

原告：陳莉，女，31歲，個體工商戶，住江蘇省徐州市醒華巷。

被告：江蘇省徐州市泉山區城市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徐新勤，該局局長。

被告：江蘇省徐州市泉山區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董峰，該區區長。

2002年8月21日，江蘇省徐州市泉山區城市管理局（以下簡稱城市管理局）執法人員以陳莉擅自占用道路經營冷飲并影響市容為由，以城市環境綜合整治指揮部（以下簡稱綜合整治指揮部）的名義，扣押了陳莉經營用的冰柜等物品。陳莉不服，認為城市管理局和徐州市泉山區人民政府（以下簡稱區政府）扣押財產的行政強制措施違法，于2003年1月6日向江蘇省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原告訴稱：2002年8月2I日晚，我在徐州市淮海路與立達路交叉處附近經營冷飲時，政府執法人員在未表明身份，未下達處罰決定，未列扣押清單的情況下，即認為我違法占道經營，并強制扣押了我經營用的冰柜、推車及食品、飲料。請求撤銷被告的違法行政行為，返還扣押物品。

原告提供的證據有：

1．綜合整治指揮部于2002年8月22日補發的8ll3號物品暫扣清單，以證明被訴行政行為的存在。

2.證人陳平的證言。主要內容是：執法人員扣押了陳莉海爾冰柜1臺（冰柜內有待售食品）及遮陽傘和放置冰柜的手推車。

被告城市管理局和區政府在法律規定的期限內未提交答辯狀，也未提供扣押財產強制措施的證據和依據。

案件公開審理時，被告城市管理局出庭辯稱：我局系根據市、區領導的統一布署，對占道經營影響交通的情況進行統一整治，沒有違法。

被告城市管理局出庭時提供的證據有：

1．徐州市黃茅崗停車場一份進車單，以證明扣押原告物品品種和數量與扣押清單相符。

2．證人彭遠峰的出庭證言。主要內容是：他在參與2002年8月21日執法時，只扣押了1臺空冰柜和遮陽傘。

被告泉山區政府出庭辯稱：本案被訴行政行為是城市管理局作出的，該局能夠依法獨立承擔行政責任，區政府不應作為本案被告。

法庭認證中，雙方當事人對本案的事實存在嚴重分歧。被告城市管理局認為，對原告陳莉扣押的物品，應該以扣押清單記載的內容為準。工作人員在采取強制措施時，沒有扣押當事人冰柜中的食品、飲料及手推車。原告陳莉認為，城市管理局提供的扣押清單不是現場制作的，亦無相對人或其他在場人簽字認可，故清單中記載的物品與實際不符，不能證明執法人員沒有扣押冰柜中的食品、飲料及手推車。

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確認的案件事實如下：

2002年8月ZI日晚，被告城管局行政執法人員以原告陳莉擅自在徐州市淮海路與立達路交叉處附近占道經營，影響市容為由，將陳莉在經營中使用的海爾314型冰柜1臺、手推車1輛及遮陽傘1把予以扣押，并于第二天向陳莉出具了物品暫扣單，暫扣單上蓋有綜合整治指揮部的印章。陳莉不服，遂以徐州市泉山區人民政府、徐州市泉山區城市管理局為被告提起行政訴訟。

關于被告城市管理局是否扣押了原告陳莉的推車及冰柜內的食品、飲料，雙方的陳述不一致。城市管理局雖提供暫扣單和進車單予以佐證，但由于暫扣單不是現場制作的，沒有相對人或其他在場人簽字認可，故該暫扣單記載的內容不能采信，城市管理局提供的證人關于只扣押一個空冰柜和遮陽傘，未扣押手推車和食品的證言因為缺乏依據，亦不予采信。

另查明：綜合整治指揮部是被告城市管理局自行設立的內部工作協調機構，與該局合署辦公。

本案的爭議焦點是：被告城市管理局暫扣了原告陳莉哪些物品？暫扣行為的法律后果應由誰承擔？泉山區人民政府是否應該作為本案的被告？

原告陳莉及訴訟代理人認為，綜合整治指揮部無行政處罰權，有關工作人員在暫扣物品時未現場制作扣押物品清單和筆錄，亦未在作出暫扣決定后7日內對暫扣物品進行處理，違反法律規定的行政處罰程序，故暫扣行為應予撤銷，同時應返還違法扣押的冰柜、遮陽傘，賠償手推車損失200元及食品、飲料損失1000元。

被告城市管理局認為，城市管理局在統一采取強制措施前已下發了通知，原告陳莉未停止非法經營，對其采取行政強制措施并無不當；扣押陳莉冰柜時已將里面的食品和飲料移交給陳莉本人，暫扣物品后曾通知陳莉領回冰柜和遮陽傘，由于對方拒領，故不存在違法扣押的情況，也不應該承擔有關責任。

被告區政府認為，城市管理局能夠依法獨立承擔法律責任，區政府對其行為不應承擔責任。

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

因綜合整治指揮部是城市管理局的內設協調機構，且2002年8月對日晚暫扣原告陳莉物品行為是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員實施的，該局是依法成立具有行政主體資格的行政組織，故本案中城市管理局應作為適格的被告，暫扣陳莉物品行為的法律后果，應由城市管理局承擔。故綜合整治指揮部不具行政訴訟的被告資格，區人民政府與本案被訴行政行為無直接的法律關系，也不應承擔法律責任。

被告城市管理局在收到原告起訴狀副本后的法定期限內，未向法庭提交暫扣原告陳莉物品的證據和依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十六條規定，應認定該暫扣行為無證據和依據，屬于違法行政行為，應予撤銷。城市管理局應返還違法扣押陳莉的海爾314型冰柜1臺、遮陽傘1把。違法暫扣的手推車和冰柜內的食品、飲料也應予返還；但鑒于城市管理局現在已無法返還手推車和冰柜內的食品、飲料；故應予折價賠償。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十七條第一款第（三）項的規定，原告陳莉要求返還手推車及冰柜內食品和飲料的訴訟主張，應對被扣押的手推車價值及食品、飲料的品種和數量承擔舉證責任，但考慮到陳莉的手推車是自制的，陳莉的經營屬于流動性的零售攤點，沒有銷售記錄，客觀無法準確舉證，且被告城市管理局的工作人員在執法時未現場制作扣押清單或筆錄，亦是造成該事實難以確定的主要原因，故手推車按陳莉主張的價值200元認定比較合理，應予支持；食品、飲料損失根據陳莉冰柜型號和經營品種等情況認定為800元比較合理，對陳莉主張賠償其食品、飲料損失1000元的主張，不予支持。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第1目、第2目、《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第四條第（二）項、第二十八條第（二）項、第（四）項之規定，于2003年6月10日判決：

一、撤銷被告徐州市泉山區城市管理局2002年8月22日對原告陳莉作出的編號為8113號的暫扣物品決定；

二、被告徐州市泉山區城市管理局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三日內返還原告陳莉的海爾314型冰柜1臺及遮陽傘1把；

三、被告徐州市泉山區城市管理局賠償原告陳莉冰柜推車的損失200元和食品飲料損失800元，合計1000元，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三日內支付。

案件受理費100元，由被告徐州市泉山區城市管理局負擔。

一審宣判后，城市管理局不服，向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主要理由是：城市管理局行政執法中并不違法，扣押陳莉冰箱和遮陽傘是由于其違法經營，應當受到處罰。第二日出具扣押單是由于陳莉當時拒絕接收扣押單，應由其本人負責。沒收陳莉違法經營物品時，陳莉當時已將冰柜內未售完的食品、飲料拿出。要求賠償手推車和食品飲料，沒有法律依據。請求二審依法改判。

陳莉答辯稱：行政執法理應按有關法規的規定進行，暫扣我物品應當即時開具物品暫扣清單，還應制作被扣物品的名稱、數量清單交給我，同時亦應向我講明在限定時間內到具體指定地點接受處罰。城市管理局行政執法中沒有執行有關規定，是明顯違法。暫扣物品是事實，賠償損失理所應該。城市管理局不承認暫扣了手推車和冰柜里的食品和飲料，不符合事實。請求維持一審判決。

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在審理中，曾書面詢問雙方當事人是否認為不需要開庭，但雙方均未提出不開庭的申請，故決定于2003年8月14日公開開庭審理本案。上訴人城市管理局于同年7月22日簽收了開庭傳票，但未到庭也未說明任何理由。法庭決定推延至8月26日開庭，并依法再次向城市管理局送達開庭傳票，城市管理局雖于8月19日簽收，但仍未到庭也未說明不到庭的理由。被上訴人陳莉兩次均到庭。

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另查明：

上訴人城市管理局的委托代理人在一審庭審中陳述：“當時我們也認為行政行為理由不太充足，就于8月28日決定放行??”。此事實有一審庭審筆錄在卷證實。

被上訴人陳莉在收到上訴狀副本后，委托他人擔任其二審期間的委托代理人，并與有關法律服務所簽訂了委托代理合同，交納了代理費用人民幣1000元。陳莉及其委托代理人、證人在二審期間往返徐州和南京的必要的交通費用及必要的市內交通費共計人民幣570元，陳莉要求城市管理局承擔上述所支出的費用。此事實有被陳莉提交的委托代理合同、代理費發票及相關車票證實。

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

案件當事人一審判決后在法定期限內提起上訴，是其訴訟權利。但本案中，城市管理局在案件的一審期間未在法定期限內提交答辯狀，也未提供行政處罰的證據和依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十六條規定，應當承擔敗訴的法律后果，且城市管理局的委托代理人在一審庭審陳述時，已自認其行政行為理由不充足。城市管理局在一審被判決敗訴后，雖然提起上訴，卻怠于行使自己的訴訟權利，未向法院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證明書，也未委托訴訟代理人參加訴訟。在接到第一次開庭傳票后，既未申請延期開庭也未提供任何材料且拒不到庭，后也未按要求提供有關不能到庭的正當理由的說明；第二次接到開庭傳票后，仍然拒不到庭且不說明任何理由，應視為申請撤訴。由于城市管理局不正當地行使了自己的訴訟權利，實際上加重了被上訴人陳莉的負擔，基于公平原則，城市管理局應當負擔陳莉因此次訴訟而支付的直接的、合理的費用，即二審期間的委托代理費用及訴訟參與人兩次往返必需的交通費用共計人民幣1570元。

綜上，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四十八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七十五條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四十九條第一款、第六十三條第一款第（十）項之規定，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03年9月19日裁定：

一、本案按撤訴處理，各方當事人按原審判決執行。

二、上訴人徐州市泉山區城市管理局在收到本裁定書之日起3日內支付被上訴人陳莉在二審期間支出的委托代理費及往返必需的交通費用共計人民幣1570元。

陳必璋訴三明市人民政府、三明市建設委員會許可他人在其店前道路占道經營，妨礙其店面經營權重審案

時間：2011-07-28 10:25 我要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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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區人民法院 行政判決書（1999）元行重字第11號 委托代理人邱寧江、吳曉挺，三明邱寧江律師事務所律師。被告三明市人民政府。所在地：三明市梅列區東新

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區人民法院

行政判決書

（1999）元行重字第11號

委托代理人邱寧江、吳曉挺，三明邱寧江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三明市人民政府。所在地：三明市梅列區東新二路。

法定代表人葉繼革，市長。

被告三明市建設委員會。所在地：三明市新市中路208號。

法定代表人鄭星光，主任。

委托代理人陳光興、羅堅平，三明天鴻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三明市城市管理辦公室。所在地：三明市紅巖新村18幢。

法定代表人林泉，主任。

被告三明市城建監察支隊。所在地：三明市新市中路2號。

法定代表人林道雄，隊長。

原告陳必璋認為被告三明市人民政府、被告三明市建設委員會、被告三明市城市管理辦公室、被告三明市城建監察支隊共同許可他人在其店前道路占道經營，妨礙其店面經營權于1999年7月2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受理后，經審查，于1999年10月13日以（1999）元行初字第11號裁定駁回原告陳必璋的起訴。原告不服上訴，三明市中級人民法院于1999年12月28日以（1999）三行終字第34號裁定撤銷本院（1999）元行初字第11號行政裁定書，發回本院重審。本院依法另行組成合議庭，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原告陳必璋及其委托代理人吳曉挺、被告三明市建設委員會委托代理人陳光興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告陳必璋訴稱：其店面門前道路因被四被告許可他人占道經營，妨礙其店的經營，請求判令撤銷四被告許可他人在原告店前占道經營的行為，排除對原告經營的妨礙，賠償經濟損失10000元。被告三明市建設委員會辯稱：梅列區文化巷占道經營是經三明市政府同意，對該巷占道經營進行規范管理和收取占道費用，其行為是合法的，原告的訴訟請求沒有事實和法律根據，請求法院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其余三被告未作答辯。

經審理查明，1992年開始，梅列區文化巷允許擺攤投點，占道經營，當初由梅列區三優街協調委員會辦公室管理并收取攤位費至1993年，1994年為理順關系，歸口管理，將該巷占道經營區劃由三明市建設委員會下屬的職能機構三明市城建監察支隊規范管理，且收取占道費，形成了市場。與此同時，工商、稅務、衛生、城管等部門也都按各自的職能管理收費。1997年12月4日三明市城市管理辦公室、三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三明市城建監察支隊聯合發出“關于整治文化巷占道市場的通知”決定撤銷非蔬菜類，保留蔬菜類攤拉，因各方面的原因，該通告尚未執行。1998年6月9日三明市建設委員會以“要求維持文化巷占道經營原狀”為由向三明市政府請示稱：1997年12月初，在實施三明市城市管理辦公室、三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三明市城建監察支隊聯合通告的過程中，由于出現了一些不利于社會安定的因素，在現有市場容量不能滿足需求的情況下，客觀形成的文化巷占道經營尚難取締，并一直延續至今，為了維護社會安定團結，促進市場經濟發展，請求市政府明文批準停止該通告實施，維持文化巷占道經營原狀，由三明市城建監察支隊加強該占道市場的規范化管理。1998年6月21日三明市政府辦公室作出（98）92號“關于維持文化巷占道經營的批復”，同意由三明市城建監察支隊對該巷占道經營進行規范管理。原告陳必璋于1995年10月購買梅列區文化巷3號店開辦榕城日雜綜合經營部。原告認為，四被告許可文化巷占道經營并收取占道等費是非法的，致使影響該道路通行及妨礙其店面的經營權。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本案在重審期間，三明市城建監察支隊在原告經營的梅列區文化巷3號店前已疏通一條1.2米寬的通道。

本院認為，梅列區文化巷占道經營市場是客觀形成的，三明市政府辦公室明政（98）92號《批復》屬市政府辦公室受市政府委托對三明市建設委員會明建綜字[1998]358號“關于維持梅列區文化巷占道市場攤點原狀的請示”批復。該“批復”是對梅列區文化巷占道經營的認可。其針對特定的事項和特定的對象，屬具體行政行為。屬行政訴訟法調整的范圍。三明市城市管理辦公室系受市政府委托實施管理行為。其不具備行政主體資格，法律責任應由委托單位承擔。三明市城建監察支隊對三明市列東文化巷實施的占道管理行為，屬受三明市建設委員會委托所實施的行為，是行政事實行為。該法律責任應由委托單位承擔。三明市城市管理辦公室、三明市城建監察支隊在本案中不具備行政訴訟主體資格。原告的訴訟請求與被告三明市建設委員會的具體行政行為已形成行政訴訟法律關系。但被告三明市建設委員會對梅列區文化巷占道經營管理的事實行政行為并不違法，且在重審期間有關管理部門，已為原告經營的梅列區文化巷3號店前疏通了1.2米寬的通道，雙方爭議的事實已消亡，原告要求撤銷被告許可他人在其店前占道經營的請求。本院不予支持。占道經營與原告店鋪三年來營業額下降不存在因果關系，原告訴請被告賠償經濟損失的證據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二十五條第四款、第四十八條、第五十四條第（一）項、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十六條第二項的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原告陳必璋的訴訟請求。

案件受理費510元，由原告陳必璋承擔。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并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于福建省三明市中級人民法院。

個體商戶訴城管強制扣押商品

發布日期：2012-10-22 作者：徐濤律師

原告：陳某，女，31歲，個體工商戶，住江蘇省徐州市醒華巷。

被告：江蘇省徐州市R區城市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徐某，該局局長。

被告：江蘇省徐州市R區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董某，該區區長。

2002年8月21日，江蘇省徐州市R區城市管理局(以下簡稱城市管理局)執法人員以陳某擅自占用道路經營冷飲并影響市容為由，以城市環境綜合整治指揮部(以下簡稱綜合整治指揮部)的名義，扣押了陳某經營用的冰柜等物品。陳某不服，認為城市管理局和徐州市R區人民政府(以下簡稱區政府)扣押財產的行政強制措施違法，于2003年1月6日向江蘇省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原告訴稱：2002年8月21日晚，我在徐州市淮海路與立達路交叉處附近經營冷飲時，政府執法人員在未表明身份，未下達處罰決定，未列扣押清單的情況下，即認為我違法占道經營，并強制扣押了我經營用的冰柜、推車及食品、飲料。請求撤銷被告的違法行政行為，返還扣押物品。

原告提供的證據有：

1.綜合整治指揮部于2002年8月22日補發的8113號物品暫扣清單，以證明被訴行政行為的存在。

2.證人陳平的證言。主要內容是：執法人員扣押了陳某海爾冰柜1臺(冰柜內有待售食品)及遮陽傘和放置冰柜的手推車。

被告城市管理局和區政府在法律規定的期限內未提交答辯狀，也未提供扣押財產強制措施的證據和依據。

案件公開審理時，被告城市管理局出庭辯稱：我局系根據市、區領導的統一布署，對占道經營影響交通的情況進行統一整治，沒有違法。

被告城市管理局出庭時提供的證據有：

1.徐州市黃茅崗停車場一份進車單，以證明扣押原告物品品種和數量與扣押清單相符。

2.證人彭遠峰的出庭證言。主要內容是：他在參與2002年8月21日執法時，只扣押了1臺空冰柜和遮陽傘。

被告R區政府出庭辯稱：本案被訴行政行為是城市管理局作出的，該局能夠依法獨立承擔行政責任，區政府不應作為本案被告。

法庭認證中，雙方當事人對本案的事實存在嚴重分歧。被告城市管理局認為，對原告陳某扣押的物品，應該以扣押清單記載的內容為準。工作人員在采取強制措施時，沒有扣押當事人冰柜中的食品、飲料及手推車。原告陳某認為，城市管理局提供的扣押清單不是現場制作的，亦無相對人或其他在場人簽字認可，故清單中記載的物品與實際不符，不能證明執法人員沒有扣押冰柜中的食品、飲料及手推車。

[案情分析]

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確認的案件事實如下：

2002年8月21日晚，被告城管局行政執法人員以原告陳某擅自在徐州市淮海路與立達路交叉處附近占道經營，影響市容為由，將陳某在經營中使用的海爾314型冰柜1臺、手推車1輛及遮陽傘1把予以扣押，并于第二天向陳某出具了物品暫扣單，暫扣單上蓋有綜合整治指揮部的印章。陳某不服，遂以徐州市R區人民政府、徐州市R區城市管理局為被告提起行政訴訟。

關于被告城市管理局是否扣押了原告陳某的推車及冰柜內的食品、飲料，雙方的陳述不一致。城市管理局雖提供暫扣單和進車單予以佐證，但由于暫扣單不是現場制作的，沒有相對人或其他在場人簽字認可，故該暫扣單記載的內容不能采信，城市管理局提供的證人關于只扣押一個空冰柜和遮陽傘，未扣押手推車和食品的證言因為缺乏依據，亦不予采信。

另查明：綜合整治指揮部是被告城市管理局自行設立的內部工作協調機構，與該局合署辦公。

本案的爭議焦點是：被告城市管理局暫扣了原告陳某哪些物品?暫扣行為的法律后果應由誰承擔?R區人民政府是否應該作為本案的被告?

原告陳某及訴訟代理人認為，綜合整治指揮部無行政處罰權，有關工作人員在暫扣物品時未現場制作扣押物品清單和筆錄，亦未在作出暫扣決定后7日內對暫扣物品進行處理，違反法律規定的行政處罰程序，故暫扣行為應予撤銷，同時應返還違法扣押的冰柜、遮陽傘，賠償手推車損失200元及食品、飲料損失1000元。

被告城市管理局認為，城市管理局在統一采取強制措施前已下發了通知，原告陳某未停止非法經營，對其采取行政強制措施并無不當;扣押陳某冰柜時已將里面的食品和飲料移交給陳某本人，暫扣物品后曾通知陳某領回冰柜和遮陽傘，由于對方拒領，故不存在違法扣押的情況，也不應該承擔有關責任。

被告區政府認為，城市管理局能夠依法獨立承擔法律責任，區政府對其行為不應承擔責任。

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

因綜合整治指揮部是城市管理局的內設協調機構，且2002年8月21日晚暫扣原告陳某物品行為是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員實施的，該局是依法成立具有行政主體資格的行政組織，故本案中城市管理局應作為適格的被告，暫扣陳某物品行為的法律后果，應由城市管理局承擔。故綜合整治指揮部不具行政訴訟的被告資格，區人民政府與本案被訴行政行為無直接的法律關系，也不應承擔法律責任。

被告城市管理局在收到原告起訴狀副本后的法定期限內，未向法庭提交暫扣原告陳某物品的證據和依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十六條規定，應認定該暫扣行為無證據和依據，屬于違法行政行為，應予撤銷。城市管理局應返還違法扣押陳某的海爾314型冰柜1臺、遮陽傘1把。違法暫扣的手推車和冰柜內的食品、飲料也應予返還;但鑒于城市管理局現在已無法返還手推車和冰柜內的食品、飲料，故應予折價賠償。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十七條第一款第(三)項的規定，原告陳某要求返還手推車及冰柜內食品和飲料的訴訟主張，應對被扣押的手推車價值及食品、飲料的品種和數量承擔舉證責任，但考慮到陳某的手推車是自制的，陳某的經營屬于流動性的零售攤點，沒有銷售記錄，客觀無法準確舉證，且被告城市管理局的工作人員在執法時未現場制作扣押清單或筆錄，亦是造成該事實難以確定的主要原因，故手推車按陳某主張的價值200元認定比較合理，應予支持;食品、飲料損失根據陳某冰柜型號和經營品種等情況認定為800元比較合理，對陳某主張賠償其食品、飲料損失1000元的主張，不予支持。

陳某答辯稱：行政執法理應按有關法規的規定進行，暫扣我物品應當即時開具物品暫扣清單，還應制作被扣物品的名稱、數量清單交給我，同時亦應向我講明在限定時間內到具體指定地點接受處罰。城市管理局行政執法中沒有執行有關規定，是明顯違法。暫扣物品是事實，賠償損失理所應該。城市管理局不承認暫扣了手推車和冰柜里的食品和飲料，不符合事實。請求維持一審判決。

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在審理中，曾書面詢問雙方當事人是否認為不需要開庭，但雙方均未提出不開庭的申請，故決定于2003年8月14日公開開庭審理本案。上訴人城市管理局于同年7月22日簽收了開庭傳票，但未到庭也未說明任何理由。法庭決定推延至8月26日開庭，并依法再次向城市管理局送達開庭傳票，城市管理局雖于8月19日簽收，但仍未到庭也未說明不到庭的理由。被上訴人陳某兩次均到庭。

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另查明：

上訴人城市管理局的委托代理人在一審庭審中陳述：“當時我們也認為行政行為理由不太充足，就于8月28日決定放行??”。此事實有一審庭審筆錄在卷證實。

被上訴人陳某在收到上訴狀副本后，委托他人擔任其二審期間的委托代理人，并與有關法律服務所簽訂了委托代理合同，交納了代理費用人民幣1000元。陳某及其委托代理人、證人在二審期間往返徐州和南京的必要的交通費用及必要的市內交通費共計人民幣570元，陳某要求城市管理局承擔上述所支出的費用。此事實有被陳某提交的委托代理合同、代理費發票及相關車票證實。

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

案件當事人一審判決后在法定期限內提起上訴，是其訴訟權利。但本案中，城市管理局在案件的一審期間未在法定期限內提交答辯狀，也未提供行政處罰的證據和依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十六條規定，應當承擔敗訴的法律后果，且城市管理局的委托代理人在一審庭審陳述時，已自認其行政行為理由不充足。城市管理局在一審被判決敗訴后，雖然提起上訴，卻怠于行使自己的訴訟權利，未向法院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證明書，也未委托訴訟代理人參加訴訟。在接到第一次開庭傳票后，既未申請延期開庭也未提供任何材料且拒不到庭，后也未按要求提供有關不能到庭的正當理由的說明;第二次接到開庭傳票后，仍然拒不到庭且不說明任何理由，應視為申請撤訴。由于城市管理局不正當地行使了自己的訴訟權利，實際上加重了被上訴人陳某的負擔，基于公平原則，城市管理局應當負擔陳某因此次訴訟而支付的直接的、合理的費用，即二審期間的委托代理費用及訴訟參與人兩次往返必需的交通費用共計人民幣1570元。

[案情結果]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第1目、第2目、《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第四條第(二)項、第二十八條第(二)項、第(四)項之規定，于2003年6月10日判決：

一、撤銷被告徐州市R區城市管理局2002年8月22日對原告陳某作出的編號為8113號的暫扣物品決定;

二、被告徐州市R區城市管理局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三日內返還原告陳某的海爾314型冰柜1臺及遮陽傘1把;

三、被告徐州市R區城市管理局賠償原告陳某冰柜推車的損失200元和食品飲料損失800元，合計1000元，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三日內支付。

案件受理費100元，由被告徐州市R區城市管理局負擔。

一審宣判后，城市管理局不服，向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主要理由是：城市管理局行政執法中并不違法，扣押陳某冰箱和遮陽傘是由于其違法經營，應當受到處罰。第二日出具扣押單是由于陳某當時拒絕接收扣押單，應由其本人負責。沒收陳某違法經營物品時，陳某當時已將冰柜內未售完的食品、飲料拿出。要求賠償手推車和食品飲料，沒有法律依據。請求二審依法改判。

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四十八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七十五條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四十九條第一款、第六十三條第一款第(十)項之規定，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03年9月19日裁定：

一、本案按撤訴處理，各方當事人按原審判決執行。

二、上訴人徐州市R區城市管理局在收到本裁定書之日起3日內支付被上訴人陳某在二審期間支出的委托代理費及往返必需的交通費用共計人民幣1570元。

第三篇：關于田某某訴城管局撤銷行政處罰案代理詞

關于田某某訴城管局撤銷行政處罰案代理詞

審判長、審判員：

北京在明律師事務所依法接受田某某的委托，并指派我們參加其訴請撤銷本案被告張家界市永定區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作出的張定城罰字[2011]第××號《行政處罰決定書》（以下稱《行政處罰決定書》）訴訟活動。代理人現根據雙方提交的證據材料、案件事實和相關法律規定，提出如下代理意見：

第一、被告沒有取得法定授權，不具備對涉案房屋進行行政處罰的主體資格。

1、被告提供的證據不能證明其有法定資格對涉案房屋的合法性進行認定，并作出《行政處罰決定書》。

實施行政行為的組織必須具備行政主體資格，這是行政行為合法生效的必備條件之一。依據《行政處罰法》第十五條、第三十二條規定，行政處罰必須由具有行政處罰權的行政機關在法定職權范圍內實施；被告對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負有舉證責任，應當提供作出該具體行政行為的證據和所依據的規范性文件。本案被告提供的湖南省人民政府湘政函[2007]40號湖南省人民政府關于在張家界市開展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工作的批復是在二00七年二月二十六日作出的，而于二00八年一月一日實施的《城鄉規劃法》規定：在城市規劃區內，未取得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件或者違反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件的規定進行建設，嚴重影響城市規劃的，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規劃行政主管部門責令停止建設，限期拆除或者沒收違法建筑物、構筑物或者其他設施。根據“新法優于舊法”、“上位法優于下位法”的原則，應該優先適用《城鄉規劃法》的有關規定，由城市規劃行政主管部門依法對涉案房屋進行查處處罰。被告提供的張家界市人民政府張政發[2008]15號關于印發《張家界市城市管理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實施辦法（試行）》的通知，不屬于政府規章范疇，僅僅是政府的一般規范性文件，依法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因此，被告提供的證據不能證明其具有作出涉案《行政處罰決定》的主體資格。

2、《城市規劃法》、《城鄉規劃法》以及湖南省、張家界市的有關規定，都分別明確規定了規劃行政主管部門享有對涉嫌違章建筑的查處權，而不是被告。

依據《城市規劃法》第九條第二款、第四十條規定，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規劃行政主管部門主管本行政區域內的城市規劃工作。在城市規劃區內，未取得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件或者違反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件的規定進行建設，嚴重影響城市規劃的，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規劃行政主管部門責令停止建設，限期拆除或者沒收違法建筑物、構筑物或者其他設施。

《湖南省<城市規劃法>實施辦法》第六條第二項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城市規劃行政主管部門的主要職責是：

（二）具體負責城市規劃的編制和規劃的實施管理，查處違反城市規劃的行為。”第三十五條：“在城市規劃區內，未取得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件進行建設，或者違反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件的規定進行建設，嚴重影響城市規劃且無法采取改正措施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城市規劃行政主管部門責令停止建設，限期拆除或者沒收違法建筑物、構筑物或者其他設施。”

《城鄉規劃法》第十一條第二款規定“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鄉規劃主管部門負責本行政區域內的城鄉規劃管理工作。” 第四十條第一款規定：“在城市、鎮規劃區內進行建筑物、構筑物、道路、管線和其他工程建設的，建設單位或者個人應當向城市、縣人民政府城鄉規劃主管部門或者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確定的鎮人民政府申請辦理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第六十四條規定：未取得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或者未按照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的規定進行建設的，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鄉規劃主管部門責令停止建設。《湖南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辦法》第七條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城鄉規劃主管部門負責本行政區域內的城鄉規劃管理工作。其中，設區的市的城市規劃區內的城鄉規劃工作由市人民政府城鄉規劃主管部門直接管理。設區的市人民政府城鄉規劃主管部門的派出機構按照規定職責承擔有關城鄉規劃管理工作。”第五十一條規定：“違反本辦法規定，未取得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或者未按照建設工程規劃許可的規定進行建設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城鄉規劃主管部門責令停止建設，當事人應當自接到停止建設通知之日起立即停止建設；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對規劃實施的影響的，限期改正，處建設工程造價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罰款；無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響的，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沒收實物或者違法收入，可以并處建設工程造價百分之十以下的罰款。”第五十五條第二款：“城鄉規劃主管部門在確認無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響的情形之前，應當組織聽證。”

張家界市人民政府（2008）6號文第七條規定：建筑的合法性由市規劃局牽頭認定。張家界市人民政府《關于永定城區建設項目征地拆遷有關問題的會議紀要》（張府閱【2008】45號）第一條第三項重申：“所有無證建筑年限和性質的認定，按照張政發(2008)6號文件的規定，由市規劃局牽頭，國土資源、房管部門參與，依法依規認定。”

綜上，被告不具備對涉案房屋合法性進行認定并進行處罰的主體資格，被告即使有一定的執法權，也只是對城鄉規劃主管部門作出決定的執行，與認定建筑是否是違章建筑的規劃管理權是兩個概念，不能混淆，所以被告無權認定原告房屋為違章建筑，更無權作出涉案行政處罰決定。

第二、被告認定事實不清，處罰缺乏事實依據。

1、被告對涉案房屋的事實認定不清。

被告沒有對原告進行詢問調查，更沒有向相關的證人或村組、居委會核實情況，對涉案房屋的建設年限、建設過程和是否具有合法手續沒有進行調查核實，導致對涉案處罰事實認定不清。原告具有張家界市規劃管理局核發的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等合法手續，被告在作出行政處罰過程中從未對此進行過核實和確認。

2、原告建房完全是為了抗洪自救，是出于實際居住生活需要，不是普通意義上的違章建筑。

在遭受了一九九七年、一九九八年和二00三年特大洪水災害后，原告居住的房屋被淹沒，成為危房，無法正常居住，在征得原告所在村、組集體同意，并得到有關政府部門默許的情況下，原告依靠借錢將已經下好地基的房屋進行建設，并于2004年完工。因此，涉案房屋系因響應政府號召抗洪自救，在征得村委會同意及有關政府部門默許的情況下修建的，不是為了獲得征收補償而“擅自興建”，應認定為合法建設。

3、被告以2003年所謂的“清房（航拍圖）”認定涉案房屋為違章建筑，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

被告將二00三年所謂的“清房（航拍圖）”作為建筑合法與否的認定標準和依據，即二00三年清房之前的建房即使沒有規劃審批手續，也一律視為合法，而在此之后的建房，不論土地來源是否合法和修建房屋是否出于實際需要，均視為違章建筑，是沒有法律依據的。二00三年航拍圖上標注的涉案房屋位置，沒有其他相關證據進行佐證證明標注的位置就是現在涉案房屋所處的位置。在二00三年航拍圖上標注今天涉案房屋所在的位置，沒有事實依據。

4、被告提供的證據不能證明涉案房屋系在城市規劃區內。

被告提供的由張家界市規劃管理局于二00九年七月六日制作的民旺家園部分用地收儲紅線圖不能證明涉案房屋系在規劃區內，并且，以二00九年制定的規劃來認定在二00三年和二00四年修建的房屋是否符合城市規劃，既不合理也不合法。

5、原告只有一處住房，符合相關法律法規規定，依法應屬于合法建設。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湖南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辦法》、國土資源部《關于加強農村宅基地管理的意見》（國土資發〔2004〕234號）和湖南省政府辦公廳《湖南省集體建設用地管理暫行辦法》等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原告作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依法擁有唯一一處住房，該建設用地在原告建設市時屬于集體所有，不存在違反城鄉規劃問題，完全符合法律的規定，應依法認定為合法建筑。

6、被告提供的證據沒有經過聽證會進行質證，依法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根據。

根據《湖南省行政處罰聽證程序規定》第二十三條：“證據必須在聽證中出示，并經質證后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根據。”但是根據被告提供的聽證會筆錄，沒有發現針對涉案的證據進行過質證的程序記錄。因此，被告提供的證據依法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根據。

第三、被告具體行政行為違反法定程序。

我國《行政處罰法》第三條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違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為，應當給予行政處罰的，依照本法由法律、法規或者規章規定，并由行政機關依照本法規定的程序實施。沒有法定依據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處罰無效”。被告在本案中不僅在主體上不適格，在程序上更是具有諸多違法之處：

1、被告執法人員未出示執法證件，導致執法行為無效。

《行政處罰法》第三十七條規定：“行政機關在調查或者進行檢查時，執法人員不得少于兩人，并應當向當事人或者有關人員出示證件。”《張家界市城市管理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實施辦法（試行）》第二十七條:“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執法人員執行公務時，應當統一著裝，出示行政執法證件。”第二十九條：“對城市管理行政執法人員不出示執法證件或者不依法說明理由和依據的，當事人有權拒絕處罰。”《湖南省行政程序規定》第六十六條第二款規定：“行政機關執法人員在調查時，執法人員不得少于2人，并應當向當事人或者有關人員出示行政執法證件，在調查記錄中予以記載。行政機關執法人員不出示行政執法證件的，當事人或者有關人員有權拒絕接受調查和提供證據。”本案中的檢查筆錄等相關證據中沒有見到關于執法人員出示執法證件的記載內容。因此，該行政處罰行為違反法定程序，應認定為違法并予以撤銷。

2、被告的行政行為沒有案件終結報告，程序違法。

建設部《建設行政處罰程序暫行規定》第十三條規定：“案件調查終結，執法人員應當出具書面案件調查終結報告。調查終結報告的內容包括：當事人的基本情況、違法事實、處罰依據、處罰建議等”。被告在在其提供的證據中沒有該案件的終結報告，違反了法定程序，其處罰決定應予以撤銷。

3、被告的行政行為沒有經法制機構核審，程序違法。

建設部《建設行政處罰程序暫行規定》第十四條規定：“調查終結報告連同案件材料，由執法人員提交執法機關的法制工作機構，由法制工作機構會同有關單位進行書面核審”；第十五條規定：“執法機關的法制工作機構接到執法人員提交的核審材料后，應當登記，并指定具體人員負責核審。案件核審的主要內容包括：

（一）對案件是否有管轄權；

（二）當事人的基本情況是否清楚；

（三）案件事實是否清楚，證據是否充分；

（四）定性是否準確；

（五）適用法律、法規、規章是否正確；

（六）處罰是否適當；

（七）程序是否合法”。在被告提供的證據中也沒有證明其實行了該核審程序的證據，其執法程序違法。

4、本案被告負責人集體討論會議記錄無效。

根據《行政處罰法》第三十八條和《張家界市城市管理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實施辦法（試行）》第三十二條規定，對情節復雜或者重大違法行為應當給予較重的行政處罰的，由行政機關負責人集體討論決定。被告提供的集體討論會議記錄既沒有與會人員的簽到表也沒有與會人員和主持人的簽字確認，違反法定程序，不能作為作出處罰決定的依據。

第四、被告處罰行為已經超過法定期間，依法不應再給予處罰。

根據《行政處罰法》第二十九條第一款規定：“違法行為在二年內未被發現的，不再給予行政處罰。”本案中，涉案房屋已經于2004年建設完工，其行為自2004年房屋建成之日起結束，截至2011年，行為結束已經超過兩年，則該建設行為的可處罰性已經不復存在，不應再予以處罰。被告稱原告的違法行為一直處于“繼續狀態”。而繼續狀態是指行為人的違法行為在一定時間里處于不間斷狀態，一個違法行為還沒有結束，即一個行政違法行為其違法行為與不法狀態在一定時間里同時繼續。就行為而言，本案中的房屋建設行為于2004年房屋建成之時已經結束，不存在所謂的“繼續”。至于所建設房屋只是建設行為的結果，而不是行為本身。被告將行為本身和行為的結果混為一談，顯然是混淆概念，企圖掩蓋其行政行為的違法性。

第五、被告適用法律依據錯誤。

1、不應適用《城鄉規劃法》。

我國《立法法》第八十四條規定：“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規章不溯及既往，但為了更好地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權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別規定除外”。依據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則，對在法律、法規等頒布前的行為，不能對其按現行法律、法規進行處罰。就本案而言，原告建設房屋的行為發生在2004年，而《城鄉規劃法》于2008年1月1日才正式實施，被告用嗣后才施行的《城鄉規劃法》追溯該法生效前發生的行為，違反了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則，屬于適用法律錯誤。

2、錯誤地將《城鄉規劃法》第四十條第一款和第六十四條作為執法依據。其一，根據《城鄉規劃法》第四十條第一款和第六十四條規定，只有城鄉規劃行政主管部門有權對違章建筑進行查處，并沒有賦予被告此類執法權限。

其二，涉案房屋不屬于城市規劃區，不應適用上述法條進行處罰。《城鄉規劃法》第四十條第一款和第六十四條規定，只有在城市規劃區內的房屋才適用上述規定，但是原告涉案房屋是建在農村集體土地上，并不屬于城市規劃區。直到2008年該涉案房屋所在的土地才被征收。

其三，本案實際上是因征地拆遷引發的糾紛，應適用有關征地拆遷的法律法規。事實上，涉案房屋的土地在2008年因征地拆遷被征收為國有。因此，本案實際是因征地拆遷引發的糾紛，應根據征地拆遷的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對位于拆遷范圍內的房屋實施拆遷，由拆遷人與被拆遷人進行協商，按照征地拆遷程序進行，而不是為了降低開發商的征地拆遷費用，由政府出面，惡意將位于拆遷范圍內的房屋以違章建筑的名義進行拆除。

被告依據《城鄉規劃法》認定原告的房屋為違法建設并作出限期拆除決定，顯然是適用法律錯誤，所作出的行政處罰沒有法律依據，該具體行政行為依法應當予以撤銷。

第六、被告行政處罰行為違反《行政處罰法》中的適當性原則。

《行政處罰法》第四條第二款規定：“設定和實施行政處罰必須以事實為依據，與違法行為的事實、性質、情節以及社會危害程度相當。”根據該規定，行政機關作出的處罰決定應針對被處罰人行為影響的程度，責令相對人采取相應的改正措施，既要保證行政管理目標的實現，又要兼顧保護相對人的權益，應以達到行政執法目的和目標為限，盡可能使相對人的權益遭受最小的侵害。原告的房屋是在原來村組的集體土地上修建，并沒有嚴重影響城市規劃，被告不顧存在的事實，在可以通過補辦證件等予以糾正的情況下，直接限期拆除房屋，與原告行為事實、性質、情節及社會危害程度極度不想當，將給原告造成難以挽回的巨大損失，嚴重違反了行政處罰法中的適當性原則。

第七、被告濫用行政職權，違反了行政執法目的的合法性原則。

《行政處罰法》第一條規定：“為了規范行政處罰的設定和實施，保障和監督行政機關有效實施行政管理，維護公共利益和社會秩序，保護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根據憲法，制定本法。”《行政執法程序規定》第十九條規定：行政執法行為應有明確、合法的目的。依據上述規定，行政執法的目的必須具有合法性，必須是為了維護公共利益和社會秩序，保護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的需要。本案訴爭糾紛源于拆遷糾紛，涉案房屋已被納入拆遷范圍。永定區人民政府等拆遷人為達到少給補償、甚至不給補償的非法目的，指派被告假借拆除違章建筑之名，行非法拆遷之實。嚴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權益，是典型的濫用職權。政府為公共利益進行的拆遷，必須通過正常的程序，應依據“先補償，后拆遷”的基本原則，即在取得被拆遷人的同意、給予充分補償的基礎上，才能進行房屋的拆遷。而不是通過強行拆除的方式規避拆遷的法律程序，濫用行政職權，損害原告的合法權益。

國務院辦公廳《關于認真做好城鎮房屋拆遷工作維護社會穩定的緊急通知》所確立的堅持依法行政、實事求是地解決好歷史遺留問題的原則，是解決拆遷范圍內由于歷史原因造成的手續不全房屋的基本原則。行政機關和拆遷人應當本著化解矛盾，實事求是，公平、公正的原則，妥善處理涉案房屋拆遷糾紛，而非假公濟私，恃強凌弱，侵害原告的合法權益。

綜上，被告在沒有涉案行政處罰主體資格，認定事實不清，違反法定程序，錯誤援用法律法規及規范性文件規定，違反行政處罰的基本原則，濫用行政職權，非法參與拆遷，應根據《行政處罰法》第3條等規定，撤銷涉案《行政處罰決定書》。

以上代理意見，希望合議庭能夠予以采納。謝謝！代理人：北京在明律師事務所 周 濤律師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第四篇：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處罰案

揚州五臺山醫院不服揚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處罰案

（一）首部

1．裁判書字號

一審判決書：江蘇省揚州市廣陵區人民法院（2001）廣行初字22號。

二審裁定書：江蘇省揚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01）揚行終字第15號。

2．案由：不服工商行政處罰案。

3．訴訟雙方

原告（上訴人）：江蘇省揚州五臺山醫院。

法定代表人：田學軍，院長。

委托代理人（一審）：沙維偉，該院副院長。

委托代理人（一、二審）：朱安山，揚州仲裁委員會秘書處負責人。

委托代理人（二審）：李放，五臺山醫院院長助理。

被告（被上訴人）：揚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朱福生，局長。

委托代理人（一、二審）：徐澤民，該局法制科副科長。

委托代理人（一、二審）：馬毅，揚州征遠律師事務所律師。

4．審級：二審。

5．審判機關和審判組織

一審法院：江蘇省揚州市廣陵區人民法院。

合議庭組成人員：審判長：陳曦；審判員：顧仁華；代理審判員：顧斌。

二審法院：江蘇省揚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合議庭組成人員：審判長：姜駟；審判員：宋德文；代理審判員：李春蓉。

6．審結時間

一審審結時間：2001年4月12日。

二審審結時間：2001年10月8日。

（二）一審訴辯主張

1．被訴具體行政行為：被告揚州市工商局于2000年6月6日作出揚工商（2000）15號行政處罰決定書，認定原告五臺山醫院在2000年4月1日與廣東省瑞健醫藥有限公司簽有協議，協議上約定原告從協議簽訂之日起每年從該公司購藥不少于250萬元，三年不少于750萬元，該公司則對原告除讓利購藥款10％外，另贊助上海產別克轎車一輛；認定2000年4月1日的協議已開始履行，原告第一批購藥款96 987．60元已匯至廣東該公司，廣東公司也已將轎車交原告，該車已在揚州上好牌照后投入使用。被告揚州市工商局認為原告購藥收車的行為，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八條第一款和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關于禁止商業賄賂行為的暫行規定》第四條，構成商業賄賂行為，遂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二十二條和《關于禁止商業賄賂行為的暫行規定》第九條第二款、第一款，決定給予原告沒收上海產別克轎車的處罰。原告不服，向廣陵區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2．原告訴稱：被告揚州市工商局將原告購藥收車的行為定性為商業賄賂是錯誤的，因其對事實定性錯誤，故其適用法律必然錯誤，且《關于禁止商業賄賂行為的暫行規定》作為規章，其第九條第二款的規定沒有法律依據，被告適用該條款處罰原告亦屬適用法律錯誤；此外被告在執法程序方面亦存在違法之處。請求法院撤銷被告作出的揚工商（2000）15號行政處罰決定書。

3．被告辯稱：我局的處罰決定認定事實清楚，定性準確，適用法律正確，程序合法，請求人民法院予以維持。

（三）一審事實和證據

揚州市廣陵區人民法院經公開審理查明：原告五臺山醫院在2000年4月1日與廣東省瑞健醫藥有限公司簽有協議，協議上約定原告從協議簽訂之日起每年從該公司購藥不少于250萬元，三年不少于750萬元，合同期限為三年，合同附件約定該公司則對原告除讓利購藥款10％外，另贊助上海產別克轎車一輛。合同簽訂后，廣東公司于2000年4月3日從上海名流汽車銷售有限公司購別克轎車一輛，購車發票上購車單位為江蘇省復員退伍軍人精神病醫院（即揚州五臺山醫院），金額為366 000元，由廣東公司將車送到五臺山醫院，醫院在繳納車輛購置附加費、交通基礎設施建設費后于2000年4月29日將該車掛靠江蘇牧羊集團領取了蘇K—09489號牌照，并于5月18日入本院固定資產賬冊，4月，五臺山醫院給廣東公司發出需購藥品單，廣東公司于5月1日按其要求發送價值96 987．6元藥品到五臺山醫院，醫院于5月16日匯款159 309．6元至廣東公司（含合同簽訂前部分藥款）。被告揚州市工商局于2000年6月6日作出揚工商（2000）15號行政處罰決定書，認定原告購藥收車的行為構成商業賄賂，決定給予原告沒收上海產別克轎車的處罰，原告不服，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撤銷被告的具體行政行為。

上述事實，有行政處罰決定書、協議書、購車及交費發票、掛靠備忘錄、記賬憑證、售藥發票、進藥驗收單，固定資產收、發憑證等證據證明。

（四）一審判案理由

揚州市廣陵區人民法院根據上述事實和證據認為：原告購藥收車的行為明顯違反《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八條第一款中“經營者不得采用財物或者其他手段進行賄賂以銷售或者購買商品”的規定。至于說收受財物后人不入賬，不是商業賄賂的構成要件，而僅是回扣的構成要件，而回扣只不過是眾多商業賄賂的一種形式而已。被告所作的具體行政行為認定事實清楚，定性準確，程序合法，適用法律正確。

（五）一審定案結論

江蘇省揚州市廣陵區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四條第（一）項之規定，作出如下判決：

維持被告江蘇省揚州工商管理局2000年6月6日的揚工商（2000）15號行政處罰決定。

案件受理費8 000元，由原告江蘇省揚州五臺山醫院負擔。

（六）二審情況

原告江蘇省揚州五臺山醫院不服揚州市廣陵區人民法院（2000）廣行初字第22號行政判決，向揚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在二審審理過程中，上訴人申請撤回上訴。揚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01年10月18日作出終審裁定：準許上訴人原告江蘇省揚州五臺山醫院撤回上訴，雙方當事人按原審判決執行；二審訴訟費人民幣8 000元，減半收取4 000元，由上訴人原告江蘇省揚州五臺山醫院承擔。

（七）解說

本案爭議的焦點在于原告江蘇省揚州五臺山醫院購買藥品收受轎車但已入賬的行為是否構成商業賄賂行為。根據《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八條第一款的規定，“賬外暗中”是回扣的法定構成要件，不滿足“賬外暗中”必然不能構成回扣，但并非不能構成回扣就不能構成其他商業賄賂。判斷是否構成商業賄賂，關鍵要看當事人是否通過違反誠實信用原則的方式來贏得競爭優勢，是否擾亂正常公平的競爭秩序。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關于禁止商業賄賂行為的暫行規定》第四條規定：“任何單位或者個人在銷售或者購買商品時不得收受或者索取賄賂。”本案中，醫院收受轎車并入賬的行為雖不符合回扣的構成要件，但客觀上在一定程度排斥和限制了其他藥品經銷商的正當競爭，違反了市場競爭的公平原則，擾亂了正常的市場秩序，構成了商業賄賂。至于“折扣”亦即商品購銷中的讓利，根據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關于禁止商業賄賂行為的暫行規定》第六條第二款的規定，是指經營者在銷售商品時，以明示并如實入賬的方式給予對方的價格優惠，包括支付價款時對價款總額按一定比例即時予以扣除和支付價款總額后再按一定比例予以退還兩種形式。國家計委《關于完善藥品價格政策改進藥品價格管理的通知》第四條規定：“藥品生產經營企業銷售藥品的折扣率最高不超過藥品價格的5％……價格以外其他形式的折扣一律禁止。”本案中，藥品銷售公司與醫院簽訂的銷售協議中就已明確約定“藥品銷售公司除對該醫院讓利購藥款外，另贊助一輛豪華別克轎車”。很顯然轎車是價格以外的其他形式．屬于應當禁止的范疇。《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二十二條規定：“經營者采用財物或者其他手段進行賄賂以銷售或者購買商品，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不構成犯罪的，監督檢查部門可以根據情節處以一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的罰款，有違法所得的，予以沒收。”因此，工商局作出的行政處罰是正確的。

（顧斌 朱俊康

第五篇：張XX訴上海市公安局XX分局行政處罰案

張XX訴上海市公安局XX分局行政處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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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楊行初字第66號

行政裁定書

原告張XX，男。

委托代理人沈XX、劉X，上海XXX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上海市公安局XX分局，住所地上海市楊浦區XX路。

法定代表人陸XX，該分局局長。

委托代理人楊X，該分局工作人員。

第三人陶X，男，漢族，住上海市楊浦區XXX村XX號XXX室.原告張XX不服被告上海市公安局XX分局作出的滬公（楊）（行）不決字（2009）第69號不予行政處罰決定的具體行政行為，于2009年10月2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本院依法受理，并依法追加陶X為第三人參加訴訟。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原告于2009年12月7日向本院提出撤訴申請。

經審查，本院認為：當事人有權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處分自己的訴訟權利，原告申請撤訴，并無不當，依法可予準許。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一條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六十三條第一款第（十）項的規定，裁定如下：

準許原告張XX撤回起訴。

本案受理費人民幣50元，減半收取計人民幣25元，由原告張XX負擔。

審判長周幼君

審判員崔藝萍

代理審判員丁雅玲 書記員書記員周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