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女王訴杜德利與斯蒂芬案

女王訴杜德利與斯蒂芬案

1884年7月5日，杜德利船長，斯蒂芬斯助手，布魯克斯船員和17歲男孩見習船員帕克因為暴風雨導致乘坐的船失事，逃到救生艇上，離陸地超過1000英里。而在船上的男孩帕克，是一個無父無母的孤兒，身邊也沒有什么朋友。相反船上的其余三個人都是在英國擁有自己家庭的人。救生艇上沒有水（但有偶爾下雨的雨水），除了一點點大頭菜（很快就吃沒有了），頭三天沒有任何吃的，第四天吃了一個海龜，又堅持了幾天。到了20日，他們已經7天沒有食物，5天沒有水了。這時那個男孩帕克因為不聽勸告，喝了海水，以至于身體變得非常虛弱。這時，杜德利船長找來了所有的人，商量是否要以抽簽的形式，殺死那個抽中的人，用他的血肉來充饑，好讓其他人能活下去。

24日這三個成年人（男孩因為虛弱不能參與了）再次商量應該所有人應該投票，殺死一個人好讓其他人活下去。但事實上只是商量，并沒有投票。

當話題談到了自己的家庭時，他們又都想活下去了。杜德利和斯蒂芬斯建議不要投票了，就殺死那個男孩吧，布魯克斯還是反對。杜德利和斯蒂芬斯提議如果明天還沒有救援船出現在視線之內就殺死那個男孩吧。

第二天，杜德利做了祈禱，乞求神的原諒，然后，殺死了那個已經沒有抵抗力男孩。

他們三人以帕克的尸體為食撐著。四天后，他們被路過的法國帆船蒙

堤祖麻號救起，蒙堤祖麻號進英國法爾茅各斯港短暫停留，杜德利、斯蒂芬斯和布魯克斯以涉嫌故意殺人罪被逮捕收監。陪審團同情被告，但為了避免無罪宣告的結果，法官要求陪審團進行特殊裁決，只認定事實。

而當時所有人都承認的當時情況：

1.全部極度饑餓，幾近死亡。

2.視線內沒有船只經過。

3.如果沒有人肉的堅持，他們絕對不會又堅持四天獲救的。

4.殺人前并沒有集體投票誰應該死，而是在沒有男孩的參與下，三個成年人考慮到自己的家庭，都不愿意死。

5.那個男孩最虛弱，也沒有自己的家庭，更沒有反抗能力。被告提議殺死那個男孩！杜德利案的結局是：

根據陪審團認定的事實，法官宣告被告犯有故意殺人罪，駁回他們的緊急避難抗辯。被告被判處絞刑，隨后因當時的民心所向，被維多利亞女王赦免了。

第二篇：青年文學家：舒曼的愛情與利德歌曲

舒曼的愛情與利德歌曲

浪漫的利德

十九世紀的歐洲，經歷了工業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高效的生產機器使整個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們的思想開始激進活躍起來，從十八世紀末起，德國的利德歌曲就已經開始向浪漫主義風格延伸，相對于18世紀古典主義歌曲而言，此時的利德歌曲以敘事歌為主，歌曲篇幅長，多個主題織體相連接構成的整體統一的方式取代了古典主義時期牧歌式的分節利德；另一方面，浪漫主義的利德歌曲中鋼琴聲部作用的范圍擴大，通過歌聲與鋼琴旋律相互融合渲染出歌曲所要表達的故事意境和主人公的情感糾葛。

舒伯特開辟了德國藝術歌曲的先河，他被后人稱為“歌曲之王”。1814年10月19日舒伯特根據詩人歌德的詩歌《紡車旁的格麗卿》創作了他的第一首利德歌曲。他的藝術歌曲一共有600多首，他將其藝術歌曲扎根于浪漫色彩的詩歌當中，在著重描繪詩歌的意境和情節之余，還深入的將詩歌的內涵在自己的音樂中表達出來。

舒曼利德歌曲的創作

羅伯特·舒曼，德國作曲家、鋼琴家、指揮家、評論家，1829年寄宿在老師弗里德里希家中學習作曲，1832年由于練琴過度導致了手指永久性損傷，無法繼續彈琴，相信這對于舒曼來說，無疑是他人生中一次非常沉痛的打擊。他的撰文和作曲中都表露出他的雙重性格，在1834年舒曼創建的“大衛同盟”里，他采用弗洛雷斯坦和奧義澤比烏斯兩個不同身份的人名抒發出激昂的和溫和的兩種不同風格的音樂評論。一方面他擁有熱情奔放，憤世嫉俗，高傲不羈的沖動，另一方面，他時常沉浸于自己的主觀幻想之中，仿佛要在靈魂最深處探尋自己所期待追尋的寧靜，這種憂郁的傷感在他幸福時期的作品中，同樣尋覓得出。

舒曼把詩歌與音樂的浪漫融合起來，并將其發揮到了極致，他所選用的歌詞作者很多，如海涅、歌德、拜倫、席勒等等。“舒曼善于從詩中捕捉音樂的靈感，1 并且運用音樂豐富多彩的表現手法，將詩歌的意境和神韻進行精心的刻畫，使詩成為‘音樂的詩’，使樂成為‘詩化的樂’。”1

舒曼——舒伯特的一位重要繼承者，熱愛音樂和浪漫主義文學，在舒曼創作的套曲中，《詩人之戀》采用了海涅的詩歌，還有夏米索的《婦女的愛情與生活》。從1828年舒曼在向弗里德里希學習鋼琴時與老師的女兒克拉拉相識，并于1840年與相戀多年的克拉拉· 維克終于喜結連理，是因為愛情的甜美終于開花結果吧，舒曼在這一年里開始創作了100多首利德歌曲，試圖將貝多芬的古典主義與浪漫色彩的結合起來。

抒情的愛情歌曲

作品《婦女的愛情與生活》是舒曼對于妻子克拉拉最真摯的記憶，真切表現了他們的愛情歷程。在歌聲中，舒曼將自己的愛人描繪成翩翩少女，通過故事的戲劇性陳述表達出作者身臨其境般的微妙感受。第一首歌曲《自從和他相見》，記載了舒曼與克拉拉的相識，鋼琴伴奏運用X X 0X | X X 0X|的節奏型表現了少女對愛情的羞怯與真誠的思緒，這樣的節奏型代表克拉拉在舒曼心目中的那一恒久的形象，另一方面，這種單調持久的無變化也似乎反映出作者本身帶有了那么一點偏執傾向。第二首《他比任何人都高貴》中歌詞唱著“在他經過的路上徘徊，為了看見他的模樣，只要偷偷看他一眼，使我歡樂又悲傷。”真切的情節乘著流動的旋律浮現在人們的腦海中，鋼琴伴奏音型多用八分音符的主和弦，表達出少女羞澀的內心起伏以及她對初戀無法表達出的愛慕之情。1829年，舒曼寄宿在老師家里與克拉拉共同生活在同一個屋檐下，開始了他們的愛情里程。第五首《親愛的姐妹，快幫我裝扮》描述了少女馬上要嫁人時的那份幸福與急切的心情，歌曲速度很快，鋼琴伴奏非常熱烈，常用分解和弦跑動的方式來渲染婚禮舉行時的熱鬧場面，也表達出少女心底無法平靜的思緒；最后一段出現了轉調，氣氛忽然變得憂傷，表達出少女出嫁前對家人朋友的那份不舍，亦或者舒曼因為維克對于女兒和學生結婚的強烈反對而感到無奈。在第八首《你如今終于給我帶來了無限悲痛》中，悲傷的旋律與起初的懵懂甜蜜形成鮮明對比，曾經少女依戀的丈夫不幸離開了人世，已為人母的她只能無奈的哭泣與哀訴。在樂曲最后，與第 1《黃鐘(中國.武漢音樂學院學報)》 2006年S1期 P128 一首中相同的鋼琴伴奏旋律再次出現，也許舒曼在這時已經預言了自己會在不久的將來離自己的新娘而去，而他們的愛情也將走到終點。

小結

十九世紀初歐洲的工業化帶動了生產的發展，同時也帶動了人們思想的進步，相對于安逸穩固的古典主義時期而言，此時的氛圍給人帶來沖破規矩的時代，人們有許許多多的情感想要宣泄出來，歌聲則使人們抒發情感的一種方式，而美好的愛情故事當然會成為這一形式最常流傳的主題，尤其是在活躍的浪漫主義時期。

從十八世紀六十年代起，歐洲工業革命的爆發使人們面對眼前生活的飛速變革，內心的那股活躍思緒充斥著古典主義一貫保守的規則，變化多樣的生活方式也是的人們的歌聲悠揚而富有深情。舒曼，作為浪漫主義最偉大的作曲家，雖然自己沒有辦法彈奏鋼琴，但是他的藝術歌曲中，鋼琴伴奏演繹著前所未有的重要角色，歌曲的歌詞也充分表露著他對于浪漫主義的追求與熱愛。

舒曼以他的內心既高傲奔放又內省幻想的雙重性格，造就了他音樂作品的多重感情，而妻子克拉拉的支持對于他創作出如此優美的歌曲也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甜蜜的愛情即使有老師維克的百般阻撓，但是最后他們終成眷屬的美滿才有了《婦女的生活與愛情》、《詩人之戀》等優秀歌曲廣為流傳。

參考文獻

【1】唐納德·杰·格勞特，克勞德·帕里斯卡 著《西方音樂史》【美】人民音樂出版社 2001年4月

【2】保羅·亨利·朗 著 《西方文明中的音樂》【美】顧連理 張洪島 楊燕迪 湯亞汀 譯 楊燕迪 校 貴州人民出版社 2009年1月第2版

【6】趙茜 《舒曼藝術歌曲的特點及演唱處理》《黃鐘(中國.武漢音樂學院學報)》 2006年S1期

第三篇：波利與沃德夫簽署全面戰略合作協1范文

波利與沃德夫簽署全面戰略合作協議

作者：pimd 更新時間：2012-08-09 17:07:54 點擊量： 1

52012年8月8日，意大利波利.布蘭德（POLIBLEND）集團與沃德夫聚合物（上海）有限公司在上海正式簽署戰略合作協議，標志著波利正式啟動其中國市場戰

略。波利是意大利聚酰胺(PA66,PA6)特殊改性的領軍企業，專注于聚酰胺

(PA66 ,PA6)特殊改性工程塑料的研究、開發、生產與銷售，依托客戶需求、靈活開發定制客戶化專業解決方案的競爭策略，波利得以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中異軍突起，并在電子、電器、連接器、電子包裝、醫療用品、建筑材料、汽車、航空、航天等行業取得卓越的市場成就。

沃德夫聚合物（上海）有限公司則是一家致力于為汽車、機械、電氣、建材、電器、航空航天等行業客戶提供工程塑料應用端到端解決方案的科技型服務公司。

根據協議，沃德夫聚合物作為波利中國區的總代理，為中國區客戶提供波利

專業化的產品和服務；波利則給予沃德夫聚合物全面的技術和商務支持，確保中國區客戶能得到世界一流的產品和服務。

相信雙方的合作會給中國工程塑膠市場帶來更多的選擇。

附：沃德夫聚合物（上海）有限公司簡介

我們不僅僅提供高質量的工程塑料原料、、、、沃德夫聚合物（上海）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為汽車、機械、電氣、建材、電器、航空航天等行業客戶提供工程塑料應用端到端解決方案的科技型貿易公司。我們的使命是聚焦客戶關注的挑戰和壓力，提供有競爭力的工程塑料解決方案和服務，持續為客戶創造最大價值，成就客戶就是成就我們自己。沃德夫作為意大利POLIBLEND集團的戰略合作伙伴，獨家代理POLIBLEND改性尼龍

（PA6,PA66）、改性PBT和改性POM等高端工程塑料產品在中國區的銷售和服務。

為客戶服務是沃德夫存在的唯一理由，客戶需求是沃德夫發展的原動力。為

了更好地滿足客戶需求，沃德夫已與多家國際一流塑膠產品設計和開發機構建立戰略伙伴關系，為中國客戶提供從塑膠產品設計、仿真、驗證、成型與原料供應等一站式服務。

第四篇：案例25-李娟利等與張波集資房買賣合同糾紛上訴案（模版）

李娟利等與張波集資房買賣合同糾紛上訴案

問題提示：未取得房屋所有權而轉讓單位集資房的買賣行為是否合法有效？

【要點提示】

“集資房”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的一個過渡性政策，產生于市場經濟條件下商品房市場尚未建立、貨幣化分房尚未形成之際。目前各地一般對集資房的轉讓實行嚴格限制或否定的態度。如果集資房轉讓人在簽訂《房屋轉讓協議》時并未取得該集資房屋的所有權，其對集資房的權利屬于資格權利，在法理上屬于一種期待利益，屬債權范疇，可依法轉讓。

【案例索引】

一審：陜西省西安市長安區人民法院（2008）長民初字第1518號（2008年7月7日）

二審：陜西省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2008）西民二終字第1372號（2008年12月9日）

【案情】

原告（上訴人）：趙峰會。

原告（上訴人）：李娟利。系趙峰會之妻。

被告（被上訴人）：張波。

原告趙峰會、李娟利訴稱：1998年西安市長安縣信用合作社聯合社（現為西安市長安區信用合作社聯合社）建房時，李娟利用家庭共同財產三萬元繳納了房款，在未征得其丈夫趙峰會同意的情況下與張波簽訂《購房協議》，將未建成的房屋轉讓于張波，該協議違反了國家法律的有關規定，又未征得家屬財產共有人同意。現訴至法院要求確認購房協議無效，要求張波立即騰房。

被告張波答辯稱：李娟利與其所簽訂《購房協議》系雙方真實意思表示，合同內容沒有違反法律有關規定，且其已在涉案房屋居住多年，趙峰會稱其不知情不屬于事實。故李娟利與其所簽訂《購房協議》應為有效協議。

一審法院經公開審理查明：李娟利系西安市長安區子午信用社黃良分社職工，1998年長安縣信用聯社職工集資建房，該社職工李娟利亦參與集資建房，分得長安信合小區5號樓一單元6樓東戶單元房一套，在趙峰會知情的情況下，李娟利于2000年1月10日向單位交納購房款3萬元整。2001年5月，李娟利經與張波協商，雙方簽訂了購房協議約定：李娟利在單位集資購房款，全部由張波自行交給李娟利，張波所購李娟利單位集資房所有權歸張波所有，但房產證暫以李娟利之名登記。協議簽訂后，張波在將3萬元首付款交與李娟利后，又將其余房款直接交與李娟利所在單位，共計交納房款9．45萬元。房子建成后，張波即人住，直至2007年李娟利所在單位開始為上述房屋辦理房產證，李娟利在繳納相關費用后向張波提出騰房要求，雙方因此發生糾紛。

【審判】

一審法院經審理認為，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李娟利與張波是在雙方協商基礎上本著雙方自愿的原則簽訂的購房協議，該購房協議系雙方真實意思表示；該房屋雖未辦理權屬登記，但并不影響購房協議的效力，故李娟利與張波簽訂的購房協議合法有效。關于李娟利稱簽訂購房協議未經趙峰會同意一節，在趙峰會知道交納3萬元首付款一事，而房產乃夫妻共同財產的重要組成部分，事實上張波亦已實際占有使用該房多年，作為夫妻的李娟利、趙峰會對于家庭的重大事項多年毫不涉及，與常理相悖，故對李娟利、趙峰會所稱趙峰會不知李娟利與張波簽訂協議的理由不予支持。最終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第十五條之規定做出如下判決：駁回趙峰會、李娟利的訴訟請求。訴訟費2260元，由趙峰會、李娟利承擔。一審宣判后，原告（上訴人）趙峰會、李娟利不服提出上訴稱，李娟利與張波所簽訂的《購房協議》違反我國《合同法》及《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三十七條之規定，應屬無效協議，原審以趙峰會對李娟利、張波之間房屋買賣知情為由駁回其訴訟請求，顯系認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錯誤。請求二審撤銷原判決，支持其起訴請求，并由張波承擔本案一、二審訴訟費。被告（原審被上訴人）張波辯稱：原審法院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其與李娟利所簽訂的《購房協議》系雙方真實意思表示，內容合法有效，請求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審法院審理查明的事實和證據，與一審相同。

二審法院認為，民事法律行為以意思表示為要素。1998年西安市長安縣信用合作社聯合社（現為西安市長安區信用合作社聯合社）職工集資建房，李娟利分得長安信合小區5號樓一單元6樓東戶單元房一套。李娟利作為集資人于2000年1月10日向單位交納部分購房款3萬元整后，于2001年5月與張波（非該單位人員）協商達成《購房協議》，對房屋轉讓價款、房屋產權證登記等做出明確約定。張波依約分別向李娟利和西安市長安區信用合作社聯合社交納房款，實際接收房屋。依據上述事實，李娟利與張波之間轉讓房屋的意思表示真實，且李娟利單位當時對該轉讓行為亦認可。我國實行不動產登記制度，不動產登記只是物權變動的成立要求，而非買賣合同成立要件。《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三十七條規定未依法登記領取權屬證書的房地產不得轉讓，根據立法本意，其設置的目的是對在房屋所有權尚不明確的情況下，對房地產權屬轉讓行為的一種限制。本案中，李娟利所購單位集資房系我國體制改革過渡期間的一種特殊產物，且該房屋產權證書正在辦理，已具備合法交易要件，并非權屬不明確之房屋。李娟利與張波之間《購房協議》簽訂后，張波對該房屋長期占有、使用。該買賣行為并未損害國家、集體、他人利益和違反社會公共利益，故李娟利與張波之間所簽訂之購房協議應為合法有效協議。李娟利、趙峰會訴稱《購房協議》違反我國《合同法》及《城市房地產管理法》應屬無效之主張，依據不足，不予支持。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護，當事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李娟利與張波簽訂買賣協議后實際收取張波3萬元集資款，張波自2002年6月人住至今，已實際占有、使用該房屋六年多。李娟利、趙峰會系夫妻關系，對李娟利未實際購買該集資房，趙峰會稱不知情，有違常理。李娟利、趙峰會以趙峰會不知情，所簽訂之《購房協議》因未征得共同所有人同意應屬無效之主張，理由不能成立，亦不予支持。綜上，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二審案件受理費2260元（趙峰會、李娟利已預交），由其承擔2260元。

【評析】

從房改的角度看，我國的城鎮住宅制度大體經歷了從福利化的實物分房制度向市場化的貨幣分房制度轉變的過程。目前，我國存在著多種性質的房屋，主要可分為商品房和非商品房。商品房是指房地產公司開發建造的可在市場上自由流通的房屋。非商品房主要包括：公房改制出售給個人的房改房，按照地方人民政府政策指導價購買的經濟適用房，這主要是指單位集資房和安居房，城鎮私有房屋以及在農村集體土地上建造的村證房等。最高人民法院為規范商品房買賣行為已于2003年出臺了《關于審理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該《解釋》為審理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件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據，也對該類糾紛處理起到了較好地促進作用。但該《解釋》只將調整范圍明確限定在商品房買賣行為，而對集資房、房改房、經濟適用房等非商品房買賣糾紛案件并不適用。近年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房價的逐年攀升，越來越多的非商品房以各種交易形式出現在流通領域，由于沒有統一的交易法律規定和司法解釋，隨之產生了一系列的問題。本案就是一起原來參加單位集資的職工將集資建房轉讓給他人一定時間后又以轉讓協議無效為由提起的訴訟。

（一）本案集資房轉讓糾紛產生的根源及集資房轉讓糾紛與一般商品房買賣糾紛的區別

“集資房”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的一個過渡性政策，產生于市場經濟條件下商品房市場尚未建立，貨幣化分房尚未形成之際。1994年，國務院出臺《國務院關于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的決定》，將國有公房產權出售給職工，并第一次明確提出集資建房的概念，并隨之拉開了全面房改的序幕。所謂集資房，是改變住房建設由國家和單位統包的制度，實行政府、單位、個人三方面共同承擔，通過多方籌集資金進行房屋建設而不通過市場購買直接分配的一種房屋，集資所建住房的權屬，按出資比例確定，有全額集資和部分集資兩種形式。個人按房價全額出資的，擁有全部產權，個人部分出資的，擁有部分產權。這一政策的實施在房改初期為解決困難職工住房起到了一定的緩解作用①。1999年，為了促進房地產市場的發展和存量房的流通，建設部出臺了《已購公有住房和經濟適用住房上市出售管理暫行辦法》，對房改房的首次上市出售規定了許多限制條件。比如：已取得房產證的房改房才允許買賣；個人擁有部分產權的住房（指標準價房），還應當提供原產權單位在同等條件下保留或者放棄優先購買權的書面意見；如果有共有權人時應當征得共有人的同意；在出賣時應當補交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金或土地收益，以及交納其他稅費等等。2004年國務院出臺《經濟適用住房管理辦法》把集資房納入經濟適用房管理范疇。該《辦法》第十九條規定，集資、合作建房是經濟適用住房的組成部分，其建筑標準、優惠政策、上市條件、供應對象的審核等均按照經濟適用住房的有關規定，嚴格執行。2007年8月7日國務院出臺《國務院關于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的若干意見》進一步明確單位集資房規定，經濟適用住房屬于政策性住房，購房人擁有有限產權。購買經濟適用住房不滿5年，不得直接上市交易，購房人因各種原因確需轉讓經濟適用住房的，由政府按照原價格并考慮折舊和物價水平等因素進行回購。購買經濟適用住房滿5年，購房人可轉讓經濟適用住房，但應按照屆時同地段普通商品住房與經濟適用住房差價的一定比例向政府交納土地收益等價款，具體交納比例由城市人民政府確定，政府可優先回購；購房人向政府交納土地收益等價款后，也可以取得完全產權。同時還對單位集資房規定，在優先滿足本單位住房困難職工購買基礎上房源仍有多余的，由城市人民政府統一向符合經濟適用住房購買條件的家庭出售，或以成本價收購后用作廉租住房。各級國家機關一律不得搞單位集資合作建房；任何單位不得新征用或新購買土地搞集資合作建房；單位集資合作建房不得向非經濟適用住房供應對象出售。可見，國家對非商品房的交易持從緊、限制政策。而這些限制的根源正是在于集資房作為一種非商品房與一般商品房相比較，存在著比較明顯的區別。首先，它是通過單位、社會團體組織、住宅合作社來組織建設的，主要是為了解決單位和社會團體組織既定范圍的中低收入家庭的住宅問題，采用的是先集資后建房的形式，是一種非市場行為，不存在買賣與經營關系。而一般商品房消費群體廣泛、沒有特別限制，是房地產開發商獨特開發的一種產品，再通過市場買賣關系來實現其價值和使用價值，屬完全的市場經營行為。其次，集資房的土地主要是通過政府劃撥，并減免了相關稅費，其建設在申辦手續的過程中，各種手續的辦理相應簡單，上市交易、出租、抵押和繼承時，應該向政府有關部門補交土地出讓金。而商品房的開發土地一般是出讓用地，取得的方式主要是以招投標、拍賣、掛牌以及市場轉讓的方式，必須“五證俱全”，即要同時具備《規劃用地許可證》、《建設規劃許可證》、《開工許可證》、《土地使用證》、《房屋銷售許可證》。基于以上原因，各地政府一般規定集資房不能在房地產一級市場上流通，但實際上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不少已購集資房地下交易的現象，這不僅使當事人雙方缺乏應有的法律的保護，使國家有關的稅費流失，而且容易出現紛爭，留下隱患①。本案就源于房地產市場漲價的情況下，賣方反悔，起訴至人民法院請求確認買賣合同無效的典型案例。歸納原告李娟利、趙峰會主張房屋買賣協議無效的理由：（1）李娟利將單位集資房賣給了非本單位人員張波，張波沒有李娟利單位職工購房資格，不能買受該集資房；（2）買賣房屋必須要有房產證，李娟利在房產證未辦理下來之前就賣了集資房，無證買賣行為無效；李娟利買賣集資房未經其夫、共有人趙峰會同意，未經共同共有人同意買賣無效。那么，他們這些觀點是否能成立？是否能導致合同的無效呢？

（二）本案雙方當事人之間轉讓的不是集資房屋所有權而是集資建房的資格

房屋作為一種不動產物權，我國實行不動產登記制度，不動產登記只是物權變動的成立要求，而非買賣合同成立要件。本案中，李娟利作為西安市長安縣信用合作社聯合社（現為西安市長安區信用合作社聯合社）職工，在履行向單位交納集資建房款等義務后，即享有取得集資房屋的請求權。她在獲得集資建房資格并交納了3萬元集資款后，與張波簽訂了《房屋轉讓協議》。因當時本案所涉集資房屋并未竣工，且房屋的具體樓層、位置、面積等均未確定，亦未辦理房屋權屬登記證書，故李娟利簽訂《房屋轉讓協議》時并未取得該集資房屋的所有權，其對集資房的權利屬于資格權利，在法理上屬于一種期待利益，屬債權范疇，可依法轉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七十九條規定，債權人可以將合同的權利全部或部分轉讓給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1）根據合同性質不得轉讓；（2）按照當事人約定不得轉讓；（3）依照法律規定不得轉讓。根據李娟利與張波之間《房屋轉讓協議》的內容，張波所購李娟利單位集資房所有權歸張波所有，但房產證暫以李娟利之名登記。嗣后，李娟利從張波處收回了3萬元集資款，張波實際接收房屋，且仍以李娟利名義參與西安市長安縣信用合作社聯社集資建房，承擔剩余集資建房款等相關費用。西安市長安區信用合作社聯合社對李娟利與張波上述事實知情，且實際接受張波交來的后續房款。故鑒于李娟利取得該集資房尚有集資款等債務有待履行，其與張波達成協議后將其與西安市長安縣信用合作社聯合社之間簽訂集資合同后享有的取得集資房的請求權轉讓給了張波，其集資權的轉讓可定性為權利義務的概括轉讓，李娟利與張波之間的協議書雖然名為房屋轉讓協議，實際上是集資建房的請求權轉讓。

（三）本案雙方當事人之間的《房屋轉讓協議》應為合法有效協議

民事法律行為以意思表示為要素。本案中，李娟利與張波在平等、自愿、協商的基礎上訂立《房屋轉讓協議》，是雙方真實的意思表示，買房人張波構成善意第三人，西安市長安縣信用合作社聯合社當時對該轉讓行為亦認可。《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三十七條第六項雖規定未依法登記領取權屬證書的房地產不得轉讓，但根據立法本意，其設置的目的是對在房屋所有權尚不明確的情況下，對房地產權屬轉讓行為的一種限制。且該規定適用于房地產轉讓，而非本案所涉及的是集資建房的資格轉讓。本案中，李娟利所購單位集資房系我國體制改革過渡期間的一種特殊產物，李娟利將房屋賣給不符合購買集資房外單位人員張波，雖然不符合經濟適用房相關的政策，但這些政策只是部門規章，不是法律或行政法規，不是人民法院判決合同是否具有有效性的依據。現房屋產權證書正在辦理，房屋管理部門會予以辦理過戶登記，已具備合法交易要件，并非權屬不明確之房屋，該買賣行為亦并未損害國家、集體、他人利益和違反社會公共利益，故李娟利與張波之間所簽訂之購房協議應為合法有效協議。

（四）本案雙方當事人之間的《房屋轉讓協議》不能因趙峰會稱其不知情而無效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護，當事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十七條第三款規定，夫妻對共同所有的財產，有平等的處理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解釋

（一）》第十七條規定，婚姻法第十七條關于“夫或妻對夫妻共同所有的財產有平等的處理權”的規定應當理解為：??

（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對夫妻共同財產做重要處理決定，夫妻雙方應當平等協商，取得一致意見。他人有理由相信其為夫妻雙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為由對抗善意第三人。本案中，李娟利、趙峰會系夫妻關系。李娟利與張波簽訂買賣協議后實際收取張波3萬元集資款，張波自2002年6月人住至今，已實際占有、使用該房屋六年多。趙峰會稱對李娟利未實際購買該集資房不知情，有違常理。故李娟利與張波之間所簽訂之購房協議不能因趙峰會稱其不知情而無效。

（一審獨任審判員：姚俊玲

二審合議庭成員：邢銳飛

肖勇 路小紅

編寫人：陜西省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 徐琳茹 何強

責任編輯：黃斌）

第五篇：蘆利霞與新鄉市開發區東楊村村民委員會土地補償款糾紛上訴案

蘆利霞與新鄉市開發區東楊村村民委員會土地補償款糾紛上訴案

問題提示：如何認定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資格？

【要點提示】

村民具有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資格和享有的獲得征地補償費用的權利，不是村民會議民主議定的范圍和問題，村委會不得以村民會議民主表決為由剝奪其成員的正當、合法權益；村民具有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資格和待遇是特定的，不因出具放棄保證而取消。

【案例索引】

一審：河南省新鄉市紅旗區人民法院（2006）紅民一初字第838號（2007年9月12日）

二審：河南省新鄉市中級人民法院（2008）新中民一終字第545號（2008年5月9日）

【案情】

原告：蘆利霞

被告：新鄉市開發區東楊村村民委員會

原告蘆利霞是東楊村村民，1996年12月23日原告蘆利霞與延津縣榆林鄉大楊村郭樹法登記結婚，婚后一直在朱召村居住。其戶籍仍保留在東楊村，婚后蘆利霞未在開發區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參加孕檢。1999年11月19日蘆利霞出具保證書，保證其和兒子的戶口為空頭戶口，今后不參與東楊村的分配，不劃宅基地，不分耕地。后東楊村多次分配土地補償款時，未給原告蘆利霞分配。為此原告提起訴訟，要求判令被告支付土地補償款43112．45元。

被告辯稱：不分給原告土地補償款是由村民會議表決決定的，村委會必須執行。在2002年秋后調整土地時，專門為出嫁女戶口未遷出的留出一部分口糧田，并規定不得參與村里的任何分配。既然申請分得了口糧田，那么就說明同意了村里“不得參與村里的任何分配”的規定，現再起訴顯然不妥。況且原告并未履行村民義務，計劃生育等也未納人村里管理，婚后也一直在婆家居住。原告已寫過保證，放棄了村民待遇。

【審判】

新鄉市紅旗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土地補償費是因國家征用土地對土地所有者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或原土地使用人對土地的投入和收益造成的損失的補償，蘆利霞雖具備東楊村戶籍，但其未在該村居住，且原告蘆利霞于1999年11月19日出具保證書，保證其和兒子的戶口為空頭戶口，今后不參與東楊村的分配，不劃宅基地，不分耕地。該保證書系原告的真實意思表示，視為其自愿放棄其自身權利，故原告蘆利霞無權再要求參加分配征地補償款，對原告要求被告東楊村村委會支付土地補償款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原告蘆利霞稱其出具的保證書系在被威逼之下所寫，沒有相關證據予以證實，理由不充分，不予采信。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四條、第五十七條的規定，判決：駁回蘆利霞的訴訟請求。

本案受理費1735元，由原告負擔。

一審宣判后，蘆利霞不服向新鄉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稱：其1976年11月26日在東楊村出生，在東楊村長大，雖然于1996年12月23日與郭樹法登記結婚，但婚后戶口并未遷出，應當認定為東楊村的村民，具備集體經濟組織成員

資格。1999年11月19日上訴人簽字的保證書沒有法律效力，并不能代表上訴人放棄分配土地補償款權利。保證書是被上訴人以不給上訴人剛出生的孩子上戶口作為脅迫，迫使上訴人在村委會事先寫好的保證書上簽字。上訴人為給孩子登記上戶口，被迫簽的字。上訴人的孩子在東楊村出生，依法可以隨母親下戶，村委會強迫上訴人在書寫有“不參與東楊村的分配、不劃宅基地、不分耕地”等違法內容的保證書上簽字的行為本身即是違法的，簽字行為并非上訴人所自愿，也非上訴人的真實意思表示。村委會無權剝奪公民的基本權利。一審法院認定所謂的保證書是上訴人的真實意思表示，認定其合法有效，是明顯的適用法律錯誤。請求二審法院撤銷一審判決，依法改判，支持上訴人的訴訟請求。

東楊村村民委員會辯稱：上訴人的保證是其真實意思表示，并且是1999年書寫，其從沒有對該保證提出過異議，故該保證合法有效。上訴人沒有在東楊村居住，沒有盡到村民義務，故要求駁回上訴人的上訴請求，維持一審判決。除一審法院查明的事實外，新鄉市中級人民法院另查明：自2002年7月3日至2005年10月27日，東楊村同新鄉市開發區土地部門和有關單位共簽訂了7份征地補償安置方案。東楊村自2002年8月10日至2005年11月20日每人共分配土地補償費42412．45元。

河南省新鄉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土地補償費是因國家征用土地而對土地所有人和使用人的損失給予的補償，在土地補償安置方案確定時具有該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人，應當享有分配該筆土地補償費的權利。上訴人蘆利霞系東楊村人，于1996年12月23日同延津縣榆林鄉大楊村郭樹法結婚后，在其丈夫的村未分配有土地，戶籍也未遷出東楊村，一直接受東楊村的管理。上訴人在2002年7月3日第一次制定土地補償安置方案便具有東楊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依法應當享受土地補償款的待遇。故上訴人請求分配相應的土地補償費的請求，本院予以支持。

關于1999年11月19日上訴人簽字的保證書的法律效力問題。上訴人作為被上訴人處的村民，享有參與東楊村的集體經濟組織收益的分配、劃分宅基地、承包耕地的權利，這也是上訴人的基本權利，被上訴人無權剝奪，被上訴人以不給剛出生的孩子上戶口迫使上訴人蘆利霞在村委會事先寫好的保證書上簽字，被上訴人的行為顯系違法，被上訴人無權剝奪公民的基本權利。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五十八條第一款第五項的規定，違法的民事行為為無效行為，故對于該保證應當認定為無效。綜上，原審認定事實不清，判決不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三）項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撤銷新鄉市紅旗區人民法院（2006）紅民一初字第838號民事判決；

二、新鄉市開發區東楊村村民委員會于本判決生效后十日內給付蘆利霞土地補償費共計42412．45元。

三、駁回蘆利霞的其他訴訟請求。

如果未按判決指定期間履行給付金錢義務，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二條之規定，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

一審案件受理費1735元，由新鄉市開發區東楊村村民委員會承擔，二審案件受理費880元，由新鄉市開發區東楊村村民委員會承擔。

【評析】

本案主要涉及以下問題：

（一）原告蘆利霞給被告東楊村村民委員會出具保證的效力問題

1996年12月23日原告蘆利霞同延津縣榆林鄉大楊村郭樹法結婚。婚后蘆

利霞一直在朱召村居住，但其戶口并未從東楊村遷出，戶籍仍保留在原出生地東楊村。1999年12月19日蘆利霞給被告東楊村村民委員會出具保證書，保證其和兒子的戶口為空頭戶口，今后不參與東楊村的分配，不劃宅基地，不分耕地。后東楊村多次給具有其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村民分配土地補償款，但均未給蘆利霞分配。為此，蘆利霞提起訴訟向東楊村村民委員會主張自己的權利，要求東楊村村民委員會支付其相應的土地補償費份額。

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經濟補償。征地補償費是由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以及地上附著物和青苗補助費組成。它是在將土地由原集體所有征為國家所有的過程中，支付給被征地村和被征地農民的補償性和安置性費用。土地被征用，就意味著村民永久失去了對該被征土地的使用權，從而一次性受領的征地補償費，它是村民基本和重要的生活來源。

對被征地農民給予經濟補償，是我國憲法以及土地管理法、物權法等相關法律明確規定了的被征地村民應當享有的基本權利。東楊村村民委員會作為被征地單位對土地補償費進行分配，具備其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人，都享有相應的份額。但東楊村村民委員會卻在其多次進行的土地補償款分配過程中，以蘆利霞給其出具有保證書，保證不參與東楊村的分配為由均未給蘆利霞分配土地補償款。東楊村村民委員會讓蘆利霞給其出具保證書，即保證其和兒子的戶口為空頭戶口，不參與東楊村的分配，不劃宅基地，不分耕地的這一約定行為，無論就形式還是內容都是違法的。從形式上看，蘆利霞聲稱其是在受東楊村村民委員會以不給其剛出生的孩子上戶口為脅迫，迫使自己在村委會事先寫好的保證書上簽字。自己為給孩子登記上戶口而被迫簽的字。盡管蘆利霞對其受脅迫這一事實沒有從形式上予以舉證證明，且東楊村村民委員會對此又予以否認，但從保證約定的內容可以推斷，由于出具這一保證本身，即嚴重損害和剝奪了蘆利霞作為一個村民乃至公民應當享有的基本權利和經濟利益，顯然不是其自愿所為。所以這一約定在形式上不具有合法性。從內容上看，憲法、土地管理法、物權法都對作為征地補償對象的權利人享有獲得征地補償費用的權利作了明確規定，這是作為公民應當享有的一項基本權利，也是作為土地被征對象享有獲得相應經濟補償的法定利益，是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得非法侵害和剝奪的。而東楊村村民委員會卻以讓蘆利霞出具保證的這一約定的形式，非法剝奪蘆利霞應當享有的基本權利，是嚴重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應屬無效民事行為。作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自身的資格和待遇是特定的，不存在約定的問題，它不因出具放棄保證而取消。

（二）本案蘆利霞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資格認定問題

農民依附于土地的各項權利，是基于農村土地家庭承包經營這一基本政策而產生的，其法律依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農村土地家庭承包，是以家庭為單位的人人有份的承包。《農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條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有權依法承包由本集體經濟組織發包的農村土地。”“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剝奪和非法限制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承包土地的權利。”同時，《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條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由本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承包經營……”這就表明，農戶只有在本集體經濟組織內享有基本的土地的家庭承包經營的權利，在其外部則不享有此權利。換句話說，如果集體經濟組織不論以何種理由和借口剝奪和非法限制其成員所享有的土地的家庭承包經營的權利，那么，該成員就會成為一個無地可種而失去基本生產資料的“農民”。目前我國農村尚未建立社會保障制度，每個農戶通過家庭承包取得的承包地，是其自身家庭生

產和生活的基本保障手段，在某種意義上具有社會保障和福利的性質。因此，農民的土地家庭承包經營權利是受法律絕對保護的。農村土地家庭承包，一般說來是本村人承包本村地。土地家庭承包的農戶一般是指，在按照國家規定統一組織承包時戶口在本集體經濟組織的農戶。也就是說，確定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主要是依照戶籍為標準，特別是自然取得的本村戶籍。但是合法遷入的也可以根據其是否在其他地方已取得有承包地來判定其是否能作為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承包土地。農戶家庭承包土地的面積與家庭人口數量等情況密切相關，比較普遍的做法是按照每個農戶家庭的人口、勞動力數量等因素計算承包地面積。但承包合同一旦簽訂后，在有效期限內非因法定原因不能隨著人口的增減而變動面積，否則，就難以保障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長期穩定和有效。顯然，農村土地家庭承包經營的承包地的“原始取得”對于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自身利益至關重要。但同時也表明，農戶的家庭成員錯過統一組織承包時分配承包地機會的，會在一定期限內難以獲得承包地。但這并不意味著其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喪失，其仍享有和具有農村土地承包經營的權利。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所享有的土地被征用獲得土地補償費用的權利，即是依附于這種農村土地家庭承包經營權之上的。本案蘆利霞戶籍在東楊村，而且是自然取得的本村戶籍，毫無疑問其具有東楊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資格。盡管其因婚嫁而未再在東楊村居住生活，但這只是居住形式的問題，其戶口并未從東楊村遷出，戶籍仍保留在東楊村；況且蘆利霞在其丈夫所在村亦并未分配有承包地，蘆利霞仍屬東楊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其仍享有承包東楊村集體經濟組織土地的權利。《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二十四條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村民小組，可以依照法律規定的民主議定程序，決定在本集體經濟組織內部分配已經收到的土地補償費。征地補償安置方案確定時已經具有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人，請求支付相應份額的，應予支持。”這就規定了，已經具有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人，不論有無承包地，均有權參與分配已經收到的土地補償費的相應份額。所以，蘆利霞向東楊村村民委員會主張分配并支付其相應的土地補償費份額的請求自然應當得到支持。本案一審判決駁回蘆利霞的訴訟請求是錯誤的，二審依法改判支持了蘆利霞的訴訟請求是正確的。

（三）農村土地承包過程中婦女權益的保護問題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歧視婦女、侵害婦女合法權益的案件。盡管農民的土地家庭承包經營權受到法律的全面保護，但在農村土地承包實施過程中，土地承包經營權受侵害的事件依然時有發生，其中尤以出嫁婦女的承包經營權受侵害最為嚴重。主要表現為，婦女出嫁后集體經濟組織要求收回其承包地、婦女出嫁后其在原居住和生活地即戶籍所在地應當享有的權利和利益被剝奪、婦女離婚時承包經營權得不到保障等。這與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以及農村基層組織法律意識淡薄有關。憲法規定婦女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家庭各個方面享有與男子同等的權利。《農村土地承包法》第六條規定：“農村土地承包，婦女與男子享有平等的權利。承包中應當保護婦女的合法權益，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剝奪、侵害婦女應當享有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婦女權益保護法》第三十二條規定：“婦女在農村土地承包經營、集體經濟組織收益分配、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補償費使用以及宅基地使用等方面，享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該法第三十三條規定：“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以婦女未婚、結婚、離婚、喪偶等為由，侵害婦女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中的各項權益。”由此可見，在農村土地的實際承包中，侵害婦女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行為是一種嚴重的侵權行為，必須得到有效制止和堅決糾正。在征地補償費的分配問題上，婦女與男子享有平等的權利，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以婦女未婚、結婚、離婚、喪偶等為由，剝奪、侵害其依法應當享有的土地補償權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可以召開村民會議通過民主議定程序就征地補償費如何分配進行民主表決，但村民所在其村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資格和其享有的獲得土地補償費用的權利，不是村民會議民主議定的范圍和問題。那種以土地補償費分配是經村民會議民主表決村委會必須執行，從而剝奪婦女正當、合法權益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這是一個必須明晰和應當澄清的原則問題。廣大婦女應當不斷增強權利意識，自覺運用法律手段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從而真正把法律上規定的男女平等轉變為事實上的平等，把法律上規定的婦女承包土地的權利以及與之相關的各項權利轉變成事實上的權利，以促進全社會的公平和正義。此案的審理也正是這種精神和理念的體現。

（文章匯編者：海南法立信律師事務所 陳友峰律師，聯系電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