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馬伯里訴麥迪遜案幾點認識

1803年的馬伯里訴麥迪遜案創設了美國的違憲審查制度，也最終確立了司法審查制度。違憲審查制度使得三權分立、制約平衡體制在美國得以實現，確保了美國憲法的穩定性以及聯邦制度的正常運轉，也保護了普通公民的權利。現在重讀這個經典的案例，仍然受到很大的啟發，下面就該案中的幾個問題談談筆者的一點認識。

一、馬伯里的訴權是否被剝奪的問題

有學者認為，馬伯里不能獲得司法救濟的原因是程序性的，而不是實質性的。馬伯里雖然沒能在聯邦最高法院尋求到司法救濟，但是他還可以按照法律規定的法院管轄權的分工，到對本案有管轄權的法院去尋求司法救濟。

筆者對這種觀點是持反對意見的。聯邦最高法院作為美國法院系統的最高司法機關，當它把馬伯里的訴訟請求駁回了以后，試問還有哪個法院再會受理呢？如此一來，馬伯里得不到救濟的權利也就不能叫做權利了，因為在這種情況下，馬伯里的訴權表面上看還存在，但是實際上已經名存實亡了。再說了，馬伯里作為治安法官的候選人之一，在其決定向聯邦最高法院起訴之前，一定也是經過一番法律上的思量的。所以筆者以為，馬歇爾法官創立了違憲審查制度是以犧牲馬伯里的訴訟權利為代價的，雖然這種代價與違憲審查制度的創立相比是不值一提的。

二、馬歇爾法官的個人貢獻問題

當提起一個偉人時，我們常常會用到“時勢造英雄”這句話，以至于把偉人的誕生看的過于簡單，好像只需要具備客觀的原因就行了似的，又好像人人都可以成為偉人似的。具體到本案中，就好像是在當時的情況下，人人都可能成為馬歇爾似的。這種過激的說法顯然是站不住腳的，就像一個蘋果可能會落到很多人的頭上，但是只有牛頓從中發現了萬有引力定律，而普通人只會高興地把蘋果撿起來吃掉而已。我們能說每個被蘋果擊中的人都會成為牛頓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所以，我們應該給予馬歇爾法官應有的評價。對于馬歇爾的個人貢獻，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卡多佐贊嘆道：“馬歇爾在美國憲法上深深地烙下了他的思想印記。我們的憲法性法律之所以具有今天的形式，就是因為馬歇爾在它尚有彈性和可塑性之時以自己強烈的信念之烈焰鍛煉了它。”馬歇爾傳記的作者史密斯贊揚說：“如果說喬治·華盛頓創建了美國，約翰·馬歇爾則確定了美國的制度。”

可見，所謂的“時勢造英雄”只交代了事情的一個方面，要想正確的評價一個人，就不能單單強調這一點，因為只有做好充分準備的人才能被時勢造出來。

三、美國法院違憲審查權的取得是偶然還是必然的問題

以朱蘇力為代表的學者在研究了馬伯里訴麥迪遜案以后認為，美國法院由該案獲得違憲審查權純屬偶然，是在一個偶然發生的案件中，由馬歇爾在偶然之中發現了法院的違憲審查權。與此相對，也有學者不這么認為。他們提出，雖然美國憲法并未規定美國法院包括聯邦最高法院的違憲審查權，但基于美國的政治體制、文化、法律傳統，法院擁有違憲審查權是必然的。也就是說，聯邦最高法院如果不在馬伯里訴麥迪遜案中也會在其他案件中發現法院的違憲審查權；不由馬歇爾發現也會由其他大法官發現法院的違憲審查權。

筆者竊認為，上面的結論都是過于草率的。前一觀點的提出完全忽視或者說是不承認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的基礎作用。根據馬克思哲學理論“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應該不難看出，正是這些基礎條件的成熟才無形的孕育著違憲審查制度。而第二種觀點卻又遺漏了人的主觀能動性，認為人在事物的發展過程中是無所作為的，即使我們做出努力也是徒勞的，因為新事物會在合適的時候自己出現，我們只需要等待就已足矣，這種觀點顯然也是片面的。上面已經提到馬歇爾法官的個人貢獻問題，若在肯定了其偉大貢獻的前提下，再否定其主觀能動性的智慧就自相矛盾了。所以說，對待任何一件新事物都不可“一刀切”地說其產生是偶然或是必然的，因為這樣肯定會使自己誤入歧途、難以自拔，對待違憲審查制度也不例外。正確的做法應該是辯證的看待問題，應該看到偶然性包括必然性，而必然性的發生也不失其偶然性，這樣才能使我們時刻保持冷靜的頭腦，做出理性的判斷。

四、違憲審查機關的設置問題

對于違憲審查機關的設置問題，有的學者認為應當建立以普通法院為審查主體的違憲審查制度。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普通法院的審查可以利用現存制度資源，將大量的憲法訴訟消化在地方一級，防止糾紛過度上移，以節約社會成本。同時，也有利于公民實現憲法訴權。

筆者不贊成這種說法，認為違憲審查權應當統一由最高法院行使。因為我們既然已經確立了憲法的最高權威，就要注重維持這種秩序狀態，司法活動當然也不能有意打破這一狀態，若輕易地就把違憲審查權下放是否可以算作是對憲法的一種褻瀆呢？而且，相較與

最高法院的司法審查能力，其他法院顯然要低很多，違憲審查的質量會有不小差距。再者，需要進行違憲審查的案件非常少也是現實情況，我們沒有必要過于擔心因此給最高法院帶來的工作壓力。

五、我國違憲審查制度的設立問題

至于我國有沒有違憲審查制度的問題，大部分學者認為，我國還沒有建立起嚴格意義的違憲審查制

度。但也有學者認為，我國的違憲審查制度已初步成型，憲法已經確立了違憲審查制度，即為代表機關審查制。

筆者認為，鑒于我國的實際國情，在當下以及往后的一定時期內，我國的違憲審查制度還不會正式確立，而只是以雛形的方式存在。原因有：首先，中國是以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為根本制度的國家，全國人大是最高權力機關，而法院是由人大產生的，對人大負責。地位的不平等決定了處于更低位置的法院無法行使違憲審查權去審查人大的立法。其次，中國缺少類似于美國的高級法傳統。中國自古以來相信“法自君出”這樣一種實在法的觀念。在現代社會，雖然沒有君主，但人們相信，行使主權的人大依照立法程序制定的規則就是法律。法律本身就是主權的體現。在這種觀念的背景下，人們就缺乏從自然法等高級法的角度去探討法律自身“合法性”的問題，也缺少利用憲法去審查法律合憲性的思維，因而違憲審查權就難以產生。

第二篇：我看馬伯里訴麥迪遜案

我看馬伯里訴麥迪遜案

周沂林

兩百多年來，有無數的中外學者研究和點評過這個判例。而我今天再次關注此案的焦點在于：司法的權威和力量不僅僅來源于制度的安排，優秀法官的杰出勞動不斷地在改變司法獨立的的狀況，而這種勞動的最終成果體現在判決書中。所以，我呼吁中國司法改革應該從判決書做起。

從司法角度來看，本案堪稱法律史上最偉大的判例。因為它奠定了近代司法權真正的權威，該權威來自“法治”的本質，但卻由名垂青史的約翰?馬歇爾大法官在一個荒誕、離奇而又復雜的政治性案件中創制的。這一被稱為“司法審查”制度的創制，看似在一個不無狡詰和詭辯嫌疑的判決書中得以確立具有偶然性，但在經歷了兩百多年和全世界70多個國家的效法的時空檢驗后，不能不說是具有偉大的意義。

美國人常說自己的國家不是打出來的，而是開會開出來的。這是指美國歷史上著名的制憲會議，即“費城會議”。1787年5月在費城進行了近3個月的秘密討論后通過了取代已執行了8年的《邦聯條例》的美國憲法，經各州批準生效后，美國才真正成為聯邦制的統一國家。從邦聯到聯邦，從制憲會議到批準憲法的全部過程中，充滿了激烈的辯論。美國人自豪的地方在于：整個立國的過程是開會、辯論、智慧和“偉大的妥協”的精神，而不是訴諸武力。這個立國和制憲傳統貫徹至今、無處不有，乃至于如托克維爾所說：在美國“簡直是沒有一個政治事件不是求助于法官的權威的”(注1)。本案被馬歇爾大法官形容的“微妙”、“新奇”和“困難”，正是一個典型的黨派政治斗爭事件卻必須由堂而惶之的司法程序來解決的寫照。

本案發生于十八、十九世紀交替時，也是美國第二、三屆總統交接時。第二屆總統是聯邦黨人約翰·亞當斯。1800年大選，民主共和黨的托馬斯·杰斐遜擊敗亞當斯任第三屆總統。這期間兩黨斗爭日趨激烈。最初的爭論是圍繞財政經濟政策進行的。著名的《聯邦黨人文集》作者之一漢密爾頓在第一屆華盛頓政府擔任財政部長，他主張建立穩定的國家信貸、建立國家銀行、征收進口稅、集中權力于聯邦政府，并要求從寬解釋憲法賦予聯邦政府的權力。這些主張遭到時任國務卿的杰斐遜的反對，杰斐遜認為應從嚴解釋憲法，使各州和地方政府能夠分享到較多的權力。兩派意見在國會形成了兩個投票集團，進而組成了以漢密爾頓為首的聯邦黨和以杰斐遜為首的共和黨（1794年改稱民主共和黨）。本案主角、被告、《聯邦黨人文集》作者之一麥迪遜曾經是聯邦派（還未成為有組織的政黨時）的核心人物，現在則與杰斐遜聯盟，所以杰斐遜上臺后即任命麥迪遜為國務卿。

面臨大選失敗的聯邦黨當然不甘心。他們在失去行政和立法主導權力的情況下，將眼光自然放在了司法權的爭奪上，因為司法權并不受大選的直接影響。1800年12月，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因健康原因辭職，尚未離任的亞當斯總統任命國務卿馬歇爾接任首席大法官。1801年1月27日，該任命獲參議院通過。2月4日，馬歇爾就任首席大法官，但并未辭去國務卿職務，直至1801年3月3日亞當斯政府任期屆滿。與此同時，仍由聯邦黨人控制的國會也趕在其任職終了前匆忙通過了兩部關于聯邦法院組織的法律，即1801年2月13日的《巡回法院法》和1801年2月27日的《哥倫比亞特區組織法》。前者將巡回法院的數量從三個增加到六個，新增16名法官；又在華盛頓特區增加了五個地區法院，每個地區還增加一名檢察官和一名聯邦執法官。后者在人口稀少但臨近首都的各縣設立42名治安法官。前者設立的官職都已由忠誠的聯邦黨人順利赴任；后者設立的42名治安法官由于時間緊迫直到3月3日，即亞當斯總統任期的最后一天才予任命。按照規定，這些任命必須在當天午夜前經參議院同意、總統簽署、國務卿蓋章后才能生效。馬歇爾國務卿在這天夜里忙得團團轉，在最終確認42名法官都已蓋章完成了任命手續后，他將送達的事務交給了他的弟弟詹姆士。但由于時間倉促，直到第二天仍有17份任命狀未及送出。

第二天，即1801年3月4日，杰斐遜就任美國第三屆總統。以他為首的民主共和黨對于聯邦黨人在離任前的做法十分痛恨。因此一旦權力到手，立即開始回擊。首先，杰斐遜立即命令他的國務卿麥迪遜扣押尚未送出的17份委任狀，將它們象垃圾一樣的處理了。接著，新一屆國會于1802年3月8日成功地廢除了《巡回法院法案》，以此削弱聯邦司法權。最后，為了防止馬歇爾控制的最高法院的對抗，新國會以法令的形式迫使最高法院從1801年12月至1803年2月關閉了14個月之久。

這真是一場奇特的政治斗爭，似乎一切都是在法律的范圍內進行，但實際上還是誰有權誰說了算。你可以在你的任期內任命，我可以在我掌權時不送達并且象垃圾一樣處理任命狀。在一般國家里，這樣的政治事件只能是不了了之，因為政治權力畢竟是最有實力的，法律的力量還差得遠。臺灣李敖曾痛罵國民黨當局將所有法律問題政治化，正是表明法律在這樣的社會中只能是政治權力的附屬物。可是本案發生在美國，這就注定了事情不可能不了了之。終于有人跳出來，通過司法程序向政治權力挑戰，要討個說法。他們是本案的原告，馬伯里及其他三個已獲得任命卻未接到任命狀的倒霉者。依據1789年的《司法法》第13條，原告直接向聯邦最高法院起訴國務卿麥迪遜，請求法院發出“強制執行令”，“強制”麥迪遜交出任命狀。

馬歇爾大法官在上任之初就面臨一個難得的歷史機遇，因為根據前述《司法法》，最高法院必須而且有權受理此案。（注2）馬歇爾歷來認為在美國三權分立的結構中，司法權尤其是聯邦司法權處于絕對弱勢，現在正是加強司法權的絕佳時機，同時也可充分發揮自己非凡的才智。

從理論上講，分立的三權中，司法肯定是最弱的。首先，司法權按其本身性質是被動的，不告不理，不可能主動出擊；

第二是它“既無軍權、又無財權”，無法支配社會力量；第三它要強制實施判決必須“借助于行政部門的力量”。因此，漢密爾頓在《聯邦黨人文集》中設計了一系列保證司法獨立，制約行政、立法權的措施，其中就有“法院必須有宣布違反憲法明文規定的立法為無效之權”（注3），但憲法中未明確法院有此權。

從現實上看，美國建國初期的聯邦司法權比理論上估計的還要弱。當時的美國最高法院無所事事，據說在最初的十年里只判過一個案子，也很快被憲法第11條修正案否決了。最高法院第一任首席大法官約翰·杰伊，《聯邦黨人文集》作者之一，一個絕非等閑的人物，因不堪忍受無所事事辭職去做了州長。1800年，當他再次被提名任此職時，他寫信給亞當斯總統說，他“離開了這個法院，并完全確信，在一種有著如此缺陷的制度下，它將不會獲得必不可少的活力、力量和威望。”（注4）說來令人難以置信，堂堂的最高法院毫無權威可言，它甚至連固定的辦公場所都沒有。“當政府的所在地遷到華盛頓時，最高法院被擠進參議院會議廳下面地下室中一間有損尊嚴的屋子里。當時有一個人寫道：‘一個陌生人，在國會大廈黑暗的通道上轉上一個星期，恐怕也無法找到這個管理著美利堅共和國司法機構的偏僻角落。’”（注5）

馬歇爾就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上任的，而面臨的頭一個案子就是要直接抗衡行政權。不難想象他當時處境的微妙和困難：一方面他非常想利用這個千載難逢的機遇建立聯邦最高司法權威，乘機也教訓政治對手。但他也深知如果對方不理睬，判決將成為歷史的笑柄；另一方面如果不予審理，則無論最高法院還是他本人將更難以面對國人。本案堪稱絕妙的判決就產生于這兩難境界之中。

馬歇爾首先作了一個試探：要求麥迪遜國務卿解釋不發任命狀的理由。果不其然，被告根本不予理睬。如果強行判決，后果當然也是如此。所以馬歇爾作出了一份斬釘截鐵而又不需要任何人執行或者“理睬”的判決。他的邏輯是：第一、申請人有權得到委任狀，因為任命程序合法，拒發委任狀不是法律授權的行為，是侵權；第二、被侵權的人應該得到法律的救濟。“合眾國政府被宣稱為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如果它的法律對于侵犯所賦予的法律權利不提供救濟，它當然就不值得這個高尚的稱號。”；第三、由于司法法違憲，最高法院無權發出強制執行令。這里的妙處在于：它自認無權卻是在有權審查國會通過的法律是否合憲的前提下作出的。那么，是誰賦予法院有權通過司法來審查法律呢？憲法確實沒有明文規定，但司法權天生就有這個職責，馬歇爾在判決中寫道：“應該強調的是，確定法律是什么是司法部門的權限和職責。那些把規則適用于具體案件的人們，必定有必要對規則進行闡釋和解釋。假如兩個法律相互沖突，法院必須決定哪一個適用。所以，假如法律與憲法相抵觸，假如法律和憲法都適用某一具體案件，法院必須確定，要么該案件適用法律，而不顧憲法；要么適用憲法，而不管法律。法院必須決定這些相互沖突的規則中哪一個管轄該案。這就是司法職責的本質。”

由此，本案判決奠定了“司法審查”制度的理論原則和實踐基礎。事實上，當時美國政治斗爭的兩黨領袖和骨干們幾乎都是美國的開國元勛。他們的斗爭是次要的，而在共和、民主、法治等問題的理念上是基本一致的，因而往往能在政治上達成“偉大的妥協”，這才是歷史的主流。馬歇爾正是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才能作出如此偉大的判決。他以回避政治上的正面沖突換得了司法權威的真正確立。他的智慧足以流傳千古，而這體現在下面的判詞中。鑒于版權方面的考慮，我只能給出中文譯本的鏈接。請讀者點擊。真誠的希望大家欣賞原文，而這比任何二手的介紹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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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董果良譯，商務引書館1993年版109頁。我國一些法學家在評論本案時認為馬歇爾在管轄問題上違背了“司法常規”。如蘇力：“其次，為了便利‘公報私仇’，馬歇爾特意在司法判決的寫作上‘不遠萬里’，繞了一個很大的彎子，他以超過4/5的篇幅論證杰弗遜當局的行為非法，僅以不到1/5的篇幅認定自己無權管轄，還“摟草打兔子”式地創立了司法審查的先例。如果他真是為了維護憲法的權威，如果他真的僅僅是試圖創立司法審查的先例，那么無論就邏輯上看還是就司法慣例上看，那么他完全可以、甚至必須直接了當地從討論管轄權開始(管轄通常是司法首先要討論的問題)，并宣布1789年《法官法》第13款違憲。但如果是這樣照章辦事，那就不是他馬歇爾了。因此，幾乎是在完全討論了馬伯利案的實體問題并作出了‘判決之后’，他才開始討論程序，并淡淡地說了一聲，‘哦，對不起，這里沒有我說話的份’。”（《制度是怎樣形成的》，載中國憲政網www.tmdps.cn搜集整理，版權歸作者所有,轉載請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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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馬伯里訴麥迪遜案能產生的憲法學啟示有哪些

馬伯里訴麥迪遜案能產生的憲法學啟示有哪些？

【高萌Goal的回答(43票)】: 馬伯里訴麥迪遜案并不是簡簡單單建立了違憲審查制度，而是自該案以后，美國徹底完善了三權分立制度中最后一項制度——司法權的歸屬。

三權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s）亦稱三權分治，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的建制原則。其核心是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相互獨立、互相制衡。三權分立具體到做法上，即為行政、司法、立法三大權力分屬三個地位相等的不同機構，由三者互相制衡。

在馬伯里訴麥迪遜案之前，行政權歸于美國總統、聯邦政府以及各州政府，立法權歸于美國國會（參議院和眾議院），司法權歸于聯邦最高法院、巡回法院、聯邦地方法院和州最高法院、州上訴法院、州基層法院。但在當時，行政權和立法權相對比較強勢，而各法院的司法權相對較弱，如：美國總統直接行使行政權，并且在立法方面通過否決國會的法案、向國會提交各種咨文以委托立法，在司法權可以任命最高法院法官（聯邦最高法院法官為終身制，且須獲得參議院認可）；美國國會直接行使立法權，并且在行政權方面可以彈劾總統，被否決的法案經國會2/3以上表決通過后可以推翻總動的否決令；在司法方面有權拒絕總統關于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而對于美國法院來說，除直接行使司法權以外，僅剩下解釋法律和聯邦最高法院終身制兩項權利，所以在當時三權分立中，美國法院的權限相對其他二者顯得弱小許多。

但是在馬伯里訴麥迪遜案之后，原國務卿、時任聯邦最高法院法官的馬歇爾確認聯邦法院有權對于美國總統和政府的違憲行為進行審查，確立了違憲審查（又稱司法審查）權利的最終歸屬，至此聯邦最高法院除享有司法獨立、解釋法律、聯邦最高法院法官終身制以外，還擁有對于美國總統、國會的違憲審查機制，當美國總統的行為或國會通過的法案被聯邦法院認為違憲之時，聯邦最高法院有權宣布該行政命令或國會法案因違憲而無效，從而達到對于行政權力和立法權力的制約，三權分立至此定型。（富蘭克林·羅斯福的高度的行政權集權時期除外）馬伯里訴麥迪遜案概述：

18世紀后期和19世紀初，美國有兩大政黨——聯邦黨（即后來的輝格黨（已解散）和共和黨）和民主共和黨（即后來的民主黨）。美國總統的競選也在兩黨之間進行。可是，在1800年的總統選舉中，出現雙方票數相等的局面。按照有關規定，當出現平局時，最后的結果由眾議院決定。1801年2月17日，民主共和黨領袖托馬斯·杰斐遜以36票的優勢獲勝而成為美國歷史上的第三任總統。美國總統杰斐遜的前任總統是代表聯邦黨的約翰·亞當斯，其國務卿為著名的律師馬歇爾。亞當斯離任時任命馬歇爾為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1801年對馬歇爾的任命獲得通過并于2月4日宣誓就職，然而直到1801年3月3日前，他還擔任美國國務卿，因為此時亞當斯總統的任期才滿。在亞當斯總統卸任以前，他與同黨趁杰斐遜未上任之際，盡可能地任命了許多聯邦黨人擔任法官，在3月2日，他還任命了42位新任治安法官，第二天議會通過了任命。作為亞當斯政府國務卿的馬歇爾在法官任命狀上簽名蓋章了并連夜將委任狀發出（即著名的午夜法官）。然而，由于忙中出錯，直到3月3日24時仍有16份委任狀未發送出去，其中就有對于馬伯里的委任狀。

當1801年3月4日杰斐遜上任后，他指示新任國務卿麥迪遜不予頒發這些任命狀，杰斐遜還宣稱，由于過去的任命文件尚未頒發，所以亞當斯的任命無效。

杰斐遜上任開始，即顯露了自己手中握有的權力，但是，他對亞當斯任命的大多數人都放行了，并重新安排就任新職。但是他沒有放過馬伯里，于是馬伯里一紙訴狀將國務卿麥迪遜告到了聯邦最高法院。1801年12月16日，馬伯里請求法院判令麥迪遜給他頒發任命狀。此時馬歇爾已經擔任了9個多月的首席大法官。按照1789年美國司法法的規定，最高法院有權頒布“訓令書”，以滿足馬伯里的訴訟請求。1801年12月18日，馬歇爾根據馬伯里的訴訟請求召開了聽證會，并于1803年2月10日開庭審判。馬伯里等起訴人的律師查爾斯·李認為：麥迪遜身為美國國務卿，有義務服從總統的命令，然而他也屬于公共服務者，所以應履行公務并頒發亞當斯的委任狀，因此法院必須依照司法行使權力，頒發“訓令書”，以反抗麥迪遜的行為。但麥迪遜的訴訟代理人列維·林肯則認為：因為頒發任命書完全是一種政治行為，所以法律無權進行管轄。

1803難2月24日，馬歇爾大法官公布了最高法院的審理意見。他采取了三個步驟：第一步，審理了案件事實。他判定馬伯里有權獲得任命，他宣稱，如果不這樣做，就會損害馬伯里的權利；

第二步，馬歇爾分析了馬伯里可以采取的司法救濟手段。他得出結論，司法法根據1789年法案馬伯里有權獲得其所要的“訓令書”；

第三步，也就是最后一步，馬歇爾提出了最高法院是否應頒發“訓令書”，司法法許可了法院的頒發行為。

然而，馬歇爾更關心的是憲法授予法院的權限。憲法第二章第二部分的第二段寫道：“對有關大使、領事、其他國家官員以及政府作為一方當事人的案件中，最高法院有第一審管轄權。在其他所有案件中，最高法院享有上訴權??。”如果最高法院沒有一審管轄權，它就無權審查證據并判決馬伯里的案件。因此，馬伯里必須先到下一級法院——聯邦地方法院起訴。如果地方法院駁回了他的訴訟請求，他就可以向最高法院上訴。

馬歇爾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最高法院是否能使用司法法授予它的權力，給馬伯里頒發“訓令書”？看來憲法認為它不能。

馬歇爾宣布最高法院不能頒發“訓令書”。議會通過的法律——在本案中的司法法——如果與憲法相抵觸，它就是非法的。因此，既然司法法違反了憲法，就不能將它適用。馬伯里不能直接從聯邦最高法院取得他們的“訓令書”。

馬歇爾的判決意味著法院不能給他的聯邦黨朋友馬伯里頒布“訓令書”。但是，馬歇爾的判決是具有輝煌的意義。雖然沒有與杰斐遜總統對抗，馬歇爾卻為司法制度創造了一個新的、有力的工具——司法審查權，永遠地改變了法院的地位。

【姜源的回答(3票)】: 馬伯里訴麥迪遜案的重要性之前的人已經提了很多，但是補充一個知識，算是潑一點冷水。本案是美國憲政史上的第一個違憲審查判例沒錯，但美國歷史上第二個違憲審查的案例是在幾十年后才發生的。換言之，馬伯里訴麥迪遜案雖然可以被理解為為司法審查權開了一個大口子，但不能簡單的以為有了這么一個案子，法院就開始進行違憲審查的活動了，違憲審查制度就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事實上真正將違憲審查發揚光大，成為美國憲政制度有活力的一部分是相當晚近的一件事情。

【知乎用戶的回答(4票)】: 「馬伯里訴麥迪遜」一案，是美國憲政歷程中的一個標志性案例。根據維基百科的介紹，此案的重要性在于，美國最高法院「確立了司法審查的實施基礎（the Court formed the basis for the exercise of judicial review in the United States）」。注意，此處僅是「確立基礎」，而非「徹底完善」，亦即美國最高法院的司法審查的常態化還需有很長的路要走，三權分立的制衡機制并非憲法規定后自動運行良好，而是經后來者的一點一滴地積累而能有今日之面貌。

一項制度的確立，當有其深遠的歷史傳統和特殊的社會背景，并非一次判決就能夠「徹底」解決問題。朱蘇力曾撰文《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對「馬歇爾大法官確立司法審查制度」一說提出質疑。所說的「第二個違憲審查案件在幾十年后才發生的」，蘇力也曾提及，1857年的Dred Scott v.Sandford 中聯邦法院才再一次審查并否決了國會立法。所提1810年 Flecher v Peck 一案，馬歇爾大法官同樣采取了援引憲法的司法審查，但是否定的是州法律，而非行政分支或立法分支的法律。馬歇爾大法官確立的「司法審查」制度，是指基于制衡原則的、由最高法院所行使的司法權，用以判斷行政機構和立法機構制定的法律或規章制度是否符合憲法規定，因此又被成為違憲審查或合憲性審查。所以，蘇力所說并不錯。1810年的那個案子，并非馬歇爾在馬伯里案確立的那種司法審查制度范疇。

事實上，司法審查制度并非馬歇爾首創。美國最高法院在馬歇爾履職前，也曾行使過司法審查權。據維基百科，1796年Hylton v.United States 一案中，最高法院就曾援引憲法對此案進行司法審查。在「馬伯里」案之前，司法審查的概念就已經為美國法官所熟悉。往上追溯的話，可以到獨立戰爭之前。這里有詳細的介紹：Marbury v.Madison 【秋霞的回答(3票)】: 首先熱烈祝賀我國新憲法誕生30年（1982年12月4日）。================================ 馬伯里訴麥迪遜案的憲法學啟示在于：

第一，憲法高于一切法律，判定法律本身是否符合憲法這個至關重要的權利與立法部門無關。立法部門不得隨意立法，只有最高法院才是一切與法律有關問題的最終仲裁者。第二，憲法的最終解釋權屬于司法部門。司法部門有權判定最高行政當局的行為和行政命令是否違憲，對于行政當局一切違憲的行為和命令，司法部門都有權予以制裁。第三，最高法院的裁決一經做出，即成為終審裁決和憲法慣例，政府部門和各州都必須遵守。

第四，確立了聯邦法院的司法審查權。內容包括1）聯邦法院是聯邦立法和行政部門立法和行為合憲性的最終裁定者；2）聯邦法院是州立法機關和行政部門立法和行為合憲性的最終裁定者；3）聯邦法院，特別是聯邦最高法院，有權審查州法院的刑事和民事程序法規，以確定這些程序法規是否符合聯邦憲法的要求。

由于美國屬于英美法系（普通法系）的國家，其法律體系是成文法與判例法的結合，按照英美普通法系“遵循先例”的原則，“馬伯里訴麥迪遜案”的判決將作為憲法慣例被后人永遠引用和遵循。【于放之的回答(1票)】: 確立了憲法的司法解釋權。用我們老師的話說就是：『給憲法這只老虎按上了牙齒。』 原文地址:知乎

第四篇：伯里克利的演說詞

伯里克利的演說詞

論雅典之所以偉大（公元前431）

我們為有這樣的政體而感到喜悅。我們不羨慕鄰國的法律，因為我們的政體是其他國家的楷模，而且是雅典的獨創。我們這個政體叫做民主政體。它不是為少數人，而是為全體人民。無論能力大小，人人都享有法律所保障的普遍平，在成績卓著時得享功名。擔任公職的權利不屬于哪個家族，而是賢者方可為之。家境貧寒不成其為障礙。無論何人，只要為祖國效力，都可以不受阻礙地從默默無聞到步步榮升。我們可以暢通無阻地從一個職位走向另一個職位；我們無所顧忌地共享親密無間的日常生活；我們既不會為鄰人的我行我素而煩惱，也不會面露不豫之色——這有傷和氣，卻無補于事。這樣，我們一方面自由而善意地與人交往，另一方面又不敢以任何理由觸犯公益，因為我們遵從法庭和法律，特別是那些保護受害者的法律，以及那些雖未成文，但違反了即為恥辱的法律。另外，為了陶冶身心，我國法還規定了十分頻繁的節假日。賽會和祭祀終年不斷。屆時美不勝收，蔚為大觀，歡愉的氣氛驅散了憂郁。

我們的雅典如此偉大，致使宇內各地的產品云集于此。這些精美產品和國內產品一樣，給雅典人帶來了習以為常的樂趣。我們在軍事政策上也勝過敵人。我們的方針與敵人的方針截然不同。雅典向世界敞開大門。我們并不擔心敵人會窺得那些從不隱藏的秘密，使我們蒙受損失，也從不以此為由，把前來尋求進步和獵奇的外國人驅逐出境。比較而言，我們不大依靠戰備和謀略，而是信賴公民們與生俱來的愛國熱忱和行動。在教育方面，某些國家的人從小就要接受嚴酷的訓練，以便在成年后承受辛勞；我們雅典人的生活盡管溫文爾椎，卻能像他們一樣勇敢地面對任何戰爭危險。在生活方式上，我們既文雅，又簡樸，即培育著哲理，又不至于削弱思考。我們以樂善好施而非自我吹噓來顯示自己的富有。承認貧困并不可恥，無力擺脫貧困才確實可恥。我們既關心個人事務，又關心國家大事；即便那些為生活面奔忙的人，也不乏足夠的參政能力。因為唯獨雅典人才認為，不參與國事乃平庸之輩，而不止是懶漢。我們能作出最準確的判斷，并善于捕捉事情的隱患。我們不認為言論會妨礙行動，而認為在未經辯論并充分作好準備之前，不應貿然行動。這是雅典人與眾不同的優點：行動時我們勇氣百倍，行動前卻要就各項措施的利弊展開辯論。有些人的勇氣來自無知，深思熟慮后卻成了懦夫。毫無疑問，那些深知戰爭的災患與和平的甜美，因而能臨危不懼的人，才稱得上具有最偉大的靈魂。

我們在行善方面也與眾多的民族不同。我們不是靠接受承諾，而是靠承擔義務來維護友誼。根據感恩圖報之常理，施惠人對受惠人擁有優勢；后者由于欠了前者的情，不得不扮演比較乏味的角色，他覺得報答之舉不過是一種償還，而不是一項義務。只有雅典人才極度樂善好施，但不是出于私利，而是純屬慷慨。綜述未盡之言，我只想加上一句：我們雅典總的來說是希臘的學校，我們之中的每一個人部具備了完美的素質，都有資格走向沸騰的生活的各個方面，都有最優雅的言行舉止和最迅速的辦事作風。至于你們這些幸存者，你們可以為改善命運而祈禱，但也應把保持這種英勇抗敵的精神和激情視為己任。不要僅憑高談闊論來判定這樣做的利弊。因為每一個夸夸其談的人，都能把眾所周知的道理和奮勇抗敵的益處訴說一遍。你們要把祖國日益壯大的景象系在心上，并為之著迷。等你們真正領悟到了雅典的偉大，你們再捫心自問，雅典之偉大乃是由那些剛毅不拔，深知己任，在戰斗中時刻有著榮譽感的將士們締造的。一但他們的努力不能成功，需要他們以大無畏氣概來報效祖國，他們不認為這是恥辱，因而作出了最崇高的奉獻。他們就這樣為國捐軀了。他們中的每個人都將千古流芳。他們的陵墓將永放光華，因為這不僅是安葬英靈的墓穴，而且是銘刻英名的豐碑。無論何時，只要談到榮譽或實踐榮譽，人們就會提到他們。他們永垂不朽

人一生要讀的60篇演講詞

論雅典之所以偉大/伯里克利

臨終辯詞/蘇格拉底

在沃姆斯國會上的講話/馬丁·路德

在接受宗教裁判所審判時的演說/布魯諾

地球在轉動/伽利略

論出版自由/彌爾頓

哲學史概說/康德

莎士比亞紀念日的講話/歌德

華盛頓就職演說/華盛頓

不自由，毋寧死/帕特里克·亨利

我對這部憲法很滿意/富蘭克林

關于對路易十六判刑的意見/羅伯斯庇爾

在米蘭的演說/拿破侖

杰斐遜就職演說/杰斐遜

關于音樂的創作/貝多芬

在貴族院的演說/拜倫

哲學開講詞/黑格爾

讓更多的人獲得幸福/歐文

捍衛自由/杰克遜

只有民主的波蘭才能獲得獨立/馬克思

.巴爾扎克葬詞/果

生命的最后一刻/約翰·布朗

林肯就職演說/林肯

在葛底斯堡公墓的演說/林肯

論婦女選舉權/蘇珊·安東尼

論生理學的基礎教育/赫胥黎

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恩格斯

少年中國說/梁啟超

關于軍國主義問題的發言/羅莎·盧森堡 三民主義與中國的前途/孫中山

在伯爾尼國際群眾大會上的演說/列寧 探索的動機/愛因斯坦

庶民的勝利/李大釗

論不合作/甘地

向文盲宣戰/高爾基

泰戈爾/徐志摩

在七十壽辰上的講話/蕭伯納

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魯迅 北大之精神/馬寅初

要為自由而戰斗/卓別林

熱血、辛勞、眼淚和汗水/丘吉爾 誰說敗局已定/戴高樂

廣播演說/斯大林

一個遺臭萬年的日子/羅斯福

在日本投降日發表的廣播演說/杜魯門 寫作，是一種寂寞的生涯/海明威 最后一次演講/聞一多

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毛澤東

接受諾貝爾獎時的演說/福克納 歷史將判我無罪/卡斯特羅

讓新的亞洲和新的非洲誕生吧/蘇加諾 在普拉的演說/鐵托

責任·榮譽·國家/麥克阿瑟

在柏林墻邊的演說/肯尼迪

我有一個夢想/馬丁·路德·金 我絕不回避責任/卡特

中美友好往來的大門終于打開了/周恩來 在歡迎宴會上的講話/尼克松

美麗的微笑與愛/特雷莎修女

里根就職演說/里根

第五篇：馬伯庸談寫作

閑談在中國寫作文的訣竅

馬伯庸

我在中學時候寫作文，最不怕的是議論文，因為議論文要說理，說理就得講邏輯，講邏輯就有規律可循，這規律還不用你自己挖空心思去領悟，老師都給你總結好了：頭一句開門見山，點明主題，提出論點；次一句引用名人名言，加強論點；然后一句論據，跟兩到三句論證，論證不能光從正面說，最好是先正再反再正，有個起伏。再引名人名言兩句，附名人軼事一則，再重復一遍論證過程，最后以警句收束全局。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比套數學公式還方便。

我當時最怕寫的，是記敘文，尤其頭疼寫游記。我這人大概是觀察力比較弱，去一些風景秀美的地方旅游，看著感覺都很不錯，但要讓我說出哪里不錯來卻有點難。一想到必須挖空心思對各種植物天氣建筑山脈等狀物進行細致入微的描述，還要做欣賞狀做沉思狀，就痛苦不堪。望著空白的作文本，反過來掉過去我腦子里就一句：“景色很美”，完了，沒什么可說的了。語文老師啟發我：“你覺得美，是哪里美呢？”我咬了半天筆頭：“樹挺美、花挺美，天挺美，啊，今天真是美好的一天啊，完了。”這作文分數可想而知。

作文在語文考試里占的比重很大，寫不好作文，別想有好成績。正所謂文章憎命達，逆境出英雄。我為了擺脫這種窘境，琢磨出來一個辦法。我發現，每次當堂朗讀的游記范文，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比喻句用的好。老師點評的時候，往往會特意表揚誰誰這句比喻很巧妙，誰誰的比喻聯想很豐富。所以我決定在比喻上好好下下功夫，雖然這跟布局謀篇相比屬于戰術范疇，是小道，但卻容易吸引眼球，獲得老師青睞。只要比喻句足夠新奇，老師看著新鮮，龍顏大悅。就算整篇東西乏善可陳，分數也不會太少。

好的比喻句，講究一個奇字，要出奇制勝，要新奇有趣，不能陷入凡俗窠臼。我想出來的辦法，叫做隨機比喻法，本體和喻體隨機選擇，只要稍微有點相似之處就行，說白了就是拉郎配，撮合一對是一對，甭管合適不合適，連想象力都省了。比如“啊你看那棵古松，好似一個要過馬路的老太太”、“這兩汪潭水一大一小，就像是用壞了的電源插座。” 這還算正常的。有時候腦子里實在憋不出什么東西，還得加點“夸張”或“設問”的修辭法當作料，比如：“花園里的鮮花朵朵盛開，爭奇斗艷，有如一百萬顆機槍子彈橫掃水面”、“你看那只只有雙耳漆黑的小白兔，像不是一個戴著隨身聽晨練的運動員？“

我這么干了幾次，效果奇佳，終于也有幸當著全班的面宣讀自己的作文，念到那幾個殫精竭慮想出來的比喻句時，還會把嗓門放大，提醒同學們--尤其是女同學--注意。

不過時間一長，新鮮勁一過，這招就不好使了，還被老師批評，說不可過于雕琢，以辭害意。我走投無路，只好尋找新的取巧辦法。左思右想，終于在議論文寫作中得到了靈感。前面說了，議論文寫作有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叫做挾名人自重，多多地引用名人名言，會讓自己的論點變得更有說服力。這個手段，其實可以移植到記敘文--尤其是游記--上來。

這個辦法，叫做名人比喻法。比喻，還是俗套比喻，但寫的時候，要生拉硬拽一個名人陪綁，比如“這連綿起伏山脈就像是成吉思汗的馬鞍”，歷史厚重感馬上就出來了，比“山脈起伏如同馬鞍”要強的多。再比如“天空湛藍如同大海，那白云就是辛巴達的小船”，要比“天空像大海，白云似小船”要高級。還有類似 “我們踏著滿山紅葉，仿佛路過火焰山的唐僧師徒”什么的，也能收奇效。這么一來，非但消除了雕琢的罪名，反而讓人覺得文化底蘊撲面而來，算是提前預知了余秋雨老師的苦旅體的流行。

我把這些回憶發去微博，跟大家討論。有人說：“魯迅當年寫園子里一棵是棗樹，另外一棵也是棗樹。我同學作文模仿魯迅，寫我家有兩只貓，一只是黑貓，另一只還是黑貓，卻被老師臭批一頓。”這種經歷許多人都有過，也有不少血淋淋的教訓。我告訴他，應該這么寫：“我家里貓雖然普通，也頗有些魯家棗樹的潛質，一只是黑的一只也是黑的，每次我這么說，朋友們都要嘲笑我東施效顰。”這段話一來從容不迫，穩住陣腳；二來坦坦蕩蕩把學魯迅的事說出來，格調立刻不同；三來能湊出更多字數；四來--同時也是最關鍵的一點--在最后搶先自嘲一番，老師就算有什么不滿，也沒法發火了。

這時候有人站出來說：“老馬，你犯了個錯誤。魯迅不姓魯，姓周，所以不是魯家花園，而是周氏花園。”我告訴他，你說的對，但這也是寫作文很重要的一點：老師批改作文要寫評語，再好的作文，評語里也得既有表揚也有批評。與其讓老師發現別的什么大問題，不如索性露一個大大的破綻讓他挑。他樂得省事，你也不必提心吊膽，皆大歡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