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農村教育對農民收入及其結構的影響研究

農村教育對農民收入及其結構的影響研究

摘 要 基于1992-2014年動態面板數據，利用系統廣義矩估計方法克服內生性問題，實證發現中部地區農村教育提高了農民純收入，主要是提高了農民非農收入，其不利于農民農業收入提高，也未顯著提高農民其他收入；分地區看，省會、地級市和縣級市三類地區農村教育均提高了農民純收入，其中省會地區農村教育作用最大，縣級市地區農村教育作用最??；三類地區農村教育均不利于農民農業收入提高，但均提高了農民非農收入，其中省會地區農村教育對農民農業收入的負面作用和對農民非農收入的正面作用均最大；省會地區農村教育提高了農民其他收入，但作用較小，地級市和縣級市地區農村教育的正面作用均不顯著。

關鍵詞 中部地區；農村教育；農民收入；農民收入結構

中圖分類號 G72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3219（2017）04-0048-04

改革開放以來，中部地區農村教育發展水平顯著提高。一是農村15歲及以上文盲半文盲人口占15歲及以上人口數比重不斷降低，1982年該比率為38.25%，2014年則下降為4.66%。二是農村勞動力平均受教育程度不斷增加，1982年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為3.42年，2014年則上升為7.18年。但?c東部地區相比，中部地區農村教育發展明顯滯后。與此同時，中部地區農民收入較改革開放初期增幅明顯，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12.06%，2014年農民人均純收入達9953元。且農民收入來源日趨多元化，非農收入比重不斷提高，2014年上升為47.21%。但中部地區農民絕對收入水平不高，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中部地區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也在逐年拉大，2014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4719元，是農民人均純收入的2.48倍；同時，農民收入結構仍然不合理。目前，國內外學者關于農村教育對農民收入的影響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1][2][3][4][5][6][7]，但關于農村教育對農民收入結構的影響研究頗少，且沒有得出一致的結論。那么，為了提高農民收入，優化農民收入結構，中部地區應如何發展農村教育，顯然是一個極具現實意義的問題，本文將基于1992-2014年動態面板數據，實證研究中部地區農村教育對農民收入及其結構的影響，為中部地區及其各省會、地級市和縣級市地區制定科學合理的農村教育發展政策提供建議。

一、模型設定、變量測度與數據來源

依據國內外學者關于農民收入影響因素的研究，基于動態面板數據，在明瑟收入函數模型基礎上構建分別以農民純收入、農業收入、非農收入和其他收入為被解釋變量，以農村教育為解釋變量的計量模型，具體如下：

1nIncjit=c+β01nIncjit-1+β11nEduit+β21nUrbit+β31nGovit+β41nFinit+β51nLanit+εit

其中，i、t分別為第i個城市地區和第t年，Inc為農民收入，j=1、2、3、4，Inc1、Inc2、Inc3、Inc4分別表示農民純收入、農業收入、非農收入和其他收入，Edu為農村教育，Urb、Gov、Fin、Lan分別為城鎮化水平、財政支農力度、金融發展和人均耕地面積。由于收入具有一定的慣性，農民收入提高或下降很可能存在滯后效應，加入被解釋變量的滯后項，這也涵蓋了未考慮到的其他影響因素。此外，考慮到變量的異方差性，變量均以對數形式納入模型中。

首先，對于被解釋變量測度，用現有統計年鑒中的農民純收入、家庭經營性收入、工資性收入、財產性收入與轉移性收入來分別測度被解釋變量農民純收入、農業收入、非農收入、其他收入。其次，對于解釋變量測度，用農村平均受教育程度來衡量，平均受教育程度=文盲半文盲人口比重×2年+小學（普小、成人小學）文化程度人口比重×6年+初中（普通初中、職業初中、初中技工學校、成人初中）文化程度人口比重×9年+高中（包括普高、普通中專、高中技工學校、成人高中和中專）文化程度人口比重×12年+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比重×16年。最后，對于控制變量，用城鎮人口數占總人口數比重、財政支農支出占財政總支出比重、（金融相關率+金融系統效率）/2①、耕地面積除以農村人口數分別來衡量城鎮化水平、財政支農力度、金融發展和人均耕地面積。各變量原始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農村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農村住戶調查年鑒》《新中國六十年統計資料匯編》《中國縣市社會經濟統計年鑒》和中部各省市《統計年鑒》。

二、實證分析

（一）整個地區實證結果

為了避免產生繆誤回歸結果，在利用上述計量模型進行估計前，使用面板數據的LLC檢驗等6種單位根檢驗方法、Pedroni檢驗和Kao檢驗2種協整檢驗方法分別對變量平穩性和協整關系進行檢驗。從表1和表2可知，各變量有單位根，變量為一階單整I（1），變量間存在協整關系。但估計前還可能因為被解釋變量反作用于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產生內生性問題，如農民收入提高為農村教育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有助于農村教育發展等；還可能因為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影響被解釋變量前，被解釋變量已經發生了變化，而導致的內生性問題，如農民教育程度高的地區有可能農民收入原本就較高；城鎮化水平高的地區也有可能農民收入原本就較高等。因此，為了克服上述內生性問題導致估計結果不可靠，利用系統廣義矩估計方法進行實證研究。

利用Stata軟件中用于求解系統廣義矩估計值的Xtabond2程序估計，并進行了Sargan檢驗和Arellano-Bond統計檢驗，分別考察了所選取工具變量的有效性和殘差序列的自相關性，具體估計結果見表3，其中Wald統計量、Sargan 檢驗和Arellano-Bond檢驗均無異常。

首先，從表3可知，中部地區農村平均受教育程度提高1%，農民純收入提高0.184%，在5%水平上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說明中部地區農村教育提高了農民純收入，主要原因是中部地區農村教育通過農民素質與技能效應、農民職業轉換效應、農業生產率效應、農村勞動力流動與轉移效應等提高了農民純收入。

其次，從表3可知，中部地區農村平均受教育程度提高1%，農民農業收入下降0.049%，非農收入提高0.247%，均在1%水平上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說明中部地區農村教育不利于農民農業收入提高，但促進了農民非農收入提高。原因可能在于雖然農村教育提升了農民素質，提高了農業生產率，但降低了農民對農業收入的依賴，農民素質技能提高和信息獲取能力增強提高了農村勞動力流動性，促進了農民進入城鎮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就業，進而提升了農民獲取非農收入的能力。

第三，從表3可知，中部地區農村平均受教育程度提高1%，農民其他收入提高0.026%，但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中部地區農村教育并未顯著提高農民其他收入，主要原因在于中部地區農村平均受教育程度還較低，理財能力較差，財產性收入主要以利息為主，收入來源較為單一；且中部地區農民擁有的財產數量較少，也致使農民難以通過出租、分紅及金融資產增值等方式獲取較多的財產性收入。

（二）分城市類型實證結果

進一步利用系統廣義矩估計法分省會、地級市和縣級市三類地區實證分析農村教育對農民收入及其結構的影響，具體估計結果見表4，其中Wald統計量、Sargan 檢驗和Arellano-Bond檢驗均無異常。

首先，從表4可知，省會、地級市和縣級市三類地區農村平均受教育程度提高1%，農民純收入分別提高0.273%、0.179%、0.128%，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說明省會、地級市和縣級市三類地區農村教育均提高了農民純收入，其中，省會地區農村教育作用最大，縣級市地區農村教育作用最小。主要原因是省會地區農村平均受教育程度較高，更容易通過農民素質與技能效應、農民職業轉換效應、農業生產率效應、農村勞動力流動與轉移效應等提高純收入。

其次，從表4可知，省會、地級市和縣級市三類地區農村平均受教育程度提高1%，農民農業收入分別下降0.075%、0.048%、0.034%，非農收入提高0.281%、0.242%、0.170%，分別在不同水平上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說明省會、地級市和縣級市三類地區農村教育均不利于農民農業收入提高，但均促進了農民非農收入提高。其中，省會地區農村教育對農民農業收入的負面作用和對農民非農收入的正面作用均最大，相反，縣級市地區農村教育對農民農業收入的負面作用和對農民非農收入的正面作用均最小。原因可能在于與地級市和縣級市地區相比，省會地區工業化水平更高，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需要大量勞動力，為該地區農村勞動力提供了較多就業機會，農村教育程度提高導致農民素質技能水平增加，較好滿足了省會地區產業發展需要，進而促進了該地區農民非農收入提高，大幅降低了農民對農業收入的依賴。

第三，從表4可知，省會、地級市和縣級市三類地區農村平均受教育程度提高1%，農民其他收入分別提高0.040%、0.025%、0.019%，其中，省會地區的估計結果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地級市和縣級市的估計結果均不顯著，說明省會地區農村教育提高了農民其他收入，但作用較小。主要原因在于與地級市和縣級市相比，省會地區農村平均受教育程度較高，理財能力較強，財產性收入來源更為多元化；且該地區單個農民擁有財產數量整體高于地級市和縣級市地區農民，該地區農民通過出租、分紅以及金融資產增值等方式獲取較多財產性收入的機會更大。但與地級市和縣級市地區相比，省會地區農民轉移性收入少，使得省會地區農村教育對農民其他收入的促進作用僅略高于地級市和縣級市地區。

三、結論與對策

基于1992-2014年動態面板數據，利用系統廣義矩估計方法克服內生性問題，納入城鎮化水平、財政支農力度等控制變量，實證研究了中部地區農村教育對農民收入及其結構的影響。主要得到以下結論：

一是中部地區農村教育提高了農民純收入，主要是提高了農民非農收入，其不利于農民農業收入提高，也未顯著提高農民其他收入。因此，為了促進農民收入提高，優化農民收入結構，中部地區必須進一步發展農村教育，提高農民素質和技能，進而提升非農收入在農民收入中的比重，但值得注意的是務必統籌兼顧，采取措施保障農民農業收入，才能實現農民長效增收，保障糧食安全。

二是分地區看，省會、地級市和縣級市三類地區農村教育均提高了農民純收入，其中，省會地區農村教育作用最大，縣級市地區農村教育作用最小；三類地區農村教育均不利于農民農業收入提高，但均提高了農民非農收入，其中省會地區農村教育對農民農業收入的負面作用和對非農收入的正面作用均最大；地級市和縣級市地區農村教育的正面作用不顯著。據此，省會地區在發展農村教育提高農民收入，改善農民收入結構時，更需采取措施降低農村教育發展對農民農業收入的不利影響，保障農民農業收入；地級市和縣級市地區則在兼顧農民農業收入同時，積極發展農村教育，進一步提高其對農民非農收入和其他收入的促進作用，改善本地區農民收入結構。

參 考 文 獻

[1]Newhouse，D.，D.Suryadarma.The Valu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High School Type and Labor Market Outcomes in Indonesia[J].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2011，25（2）：296-322.[2]Hannum，E.C.，Zhang，Y.P.，Wane M.Y.Why Are Returns to Education Higher for Women Than for Men in Urban China？ [J].China Quarterly，2012（5）：616-640.[3]Meng，X.，Shen，K.，Xue，S.Economic Reform Education Expansion and Earnings Inequality for Urban Males in China 1988-2009[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13，41（1）：227-244.[4]?⑼螄?.我國農民工教育收益率的實證研究――職業教育對農民收入的影響分析[J].農業技術經濟，2011（5）：25-32.[5]陽歡，李峰.農村勞動力人均受教育年限與農民收入關系研究――基于江西省數據的實證分析[J].職業技術教育，2011（19）：55-58.[6]周亞虹，許玲麗，夏正青.從農村職業教育看人力資本對農村家庭的貢獻――基于蘇北農村家庭微觀數據的實證分析[J].經濟研究，2010（8）：55-65.[7]彭長生，鐘鈺.教育、流動與欠發達地區農民的收入分化――基于安徽省的農戶調查數據[J].農村經濟，2014（5）：70-74.

第二篇：中國農民收入增長的影響因素研究

中國農民收入增長的影響因素研究

中國農民收入增長的影響因素研究

一、收入的三個階段

1978—2001年間，我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從133．57元增加到2366．4元，增長16．7倍。其間農產品供需格局從短缺為主向過剩為主過渡，農民收入增長從依靠家庭經營為主到依靠勞務經濟為主。隨著我國加入WTO及改革開放的深化，城鄉一體化步伐將進一步加快，人力資本對中國

農民收入增長的影響越來越大。我們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民收入劃分為三個階段。

（一）1978—1982年間，從集體經營向家庭經營過渡時期的農村經濟。

農村聯產承包變革在全國各地逐步推廣，實際上是我國長達20多年的農村人民公社體制的最終解體階段。由于農村居民重新獲得了身份和擇業自由，人力資源優化配置成為可能，為我國農村勞務經濟發展迅速奠定了基礎。農民收入超常規增長是分配格局調整的結果。此間農民人均純收入從133．57元增加到270．11元，年均遞增18．2％。

（二）1983—1993年間，市場從短缺向過剩轉型時期的農村經濟。我國國民經濟生產格局的轉變給予了農民難得的發展機遇。農產品和輕工業品旺銷，刺激了家庭經營從單一糧食種植向農林牧副漁多種經營發展，鄉鎮企業更是異軍突起。進入了一個以家庭經營為基礎、以鄉鎮企業為主導的農村經濟發展階段。此間我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從309．77元增加到921．62元，增長速度處于頻繁波動狀態。

（三）1994—2001年間，從通貨膨脹到通貨緊縮循環時期的農村經濟。1994—2001年間，我國國民經濟經歷了一個從通貨膨脹到通貨緊縮的急劇變化，特別是1997年以后，在主要經濟領域，短缺經濟基本結束。此間我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從1220．98元增加到2366．4元，增長93．8％，增長速度卻從32．48％下降到2000年的1．9％，是改革開放以來農民收入增長幅度最為低迷的時期。2001年產業結構調整初見成效，農民家庭經營和農業收入開始扭轉了連續三年下降的局面，農民家庭經營純收入增長幅度達到4．79％。勞務經濟已經成為農民增加收入的主要來源。1994—2001年間，全國農民人均工資性收入從262．98元增加到735．6元，占純收入比重從21．11％提高到31．1％，工資性收入對純收入增加額的貢獻率從22．87％提高到2000年的165．8％。

二、影響農民收入的因素

1978年以來我國農民收入的影響因素，既有宏觀因素，又有微觀因素；既有制度因素，又有經濟因素。本文主要定量分析農民家庭特征對中國農民收入的影響，所以，我們剔除了經營制度不同的1983年以前的數據，主要研究1983年普遍實行家庭經營以來的中國農民收入增長問題。同時，我們分別測算了1983—1993年和1994—2000年兩個階段的收入影響因素。

我們分別以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YC）、工資性收入（YG）、家庭經營第一產業純收入（YN）、家庭經營非農業純收入（YF）為因變量；家庭經營戶均勞動力（XL）、職工人數占常住人口比重（LZB）、鄉鎮企業職工占常住人口比重（LXB）、常住人口中外出打工人員比重（LWB）、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XW）、人均生產性固定資產（XG）、人均生產性用地（耕地、山地、水面）（XD）、人均家庭經營生產費用（XJ）、第一產業生產費用支出（XN）、非農業生產費用（XF）為自變量。

為了解決數據的可比性問題，我們統一以1978年為基期的不變價格指數對純收入進行了價格調整。即以商品零售價格指數調整人均純收入，以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處理工資性收入，以農產品收購價格調整第一產業純收入，以農村工業品零售價格指數處理非農業純收入，以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指數處理家庭經營費用及其農業和非農業生產費用；以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指數處理當年固定資產增加值，并加上上一年的不變價生產性固定資產原值。從而將價值指標調整為不變價格數據。

我們利用SAS統計分析軟件，對1983—2000年全國農民收入及其家戶特征進行多元回歸分析。我們對模型進行了經濟意義檢驗和統計檢驗，所有模型均通過了檢驗，并且模型的擬合程度較高，自變量對因變量具有顯著性影響。下面分別研究各種因素對純收入的影響程度。

（一）農民純收入

農民純收入是綜合性指標，是多種來源共同作用的結果，農民收入結構隨著經濟發展而變換，在不同發展階段不同的生產要素對收入增長的貢獻不同。1．家庭小型化是增加農民收入最有效的措施 勞動力是最重要的農業生產要素，勞動力數量的變化對收入有一定影響。戶均勞動力數量受家庭規模和勞動力負擔系數兩個因素影響。全國農民家庭勞動力數量變化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1978—1985年間家庭承包經營使得戶均勞動力數量增加0．68人，此間家庭規模減小和勞動力負擔系數降低的幅度相當，但仍以負擔系數的12全文查看

第三篇：組織結構變遷對管理會計研究的影響

組織結構變遷對管理會計研究的影響

銀行會計

[摘要]80年代、尤其是進入90年代以來，全球經濟一體化和信息化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知識經濟的到來使得信息和知識成為越來越重要的戰略資源，跨國投資越來越多，跨國公司成為世界經濟的重要力量。知識化、信息化已成為現代企業集團創新的管理理念，這一理念首先沖擊著企業的組織

結構，使其由傳統的金字塔型轉向扁平形、網狀型甚至無中心的組織形式。這種以分權管理為主要內容的組織形式給管理會計帶來了新的機遇和挑戰，并促進著管理會計研究向新的方向發展。

80年代以來，伴隨著社會經濟技術的重大變化，西方大企業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經歷了早期的全面質量管理、柔性制造和標竿管理等提高生產效率的措施后，近年來將改革的重點逐步轉移到組織結構方面。其表現為，企業各部門功能開始融合、交叉現象產生，如制造部門可能兼有直銷、會計與財務的功能，銷售部門兼有市場調查、會計、財務、工程技術的功能等;此外，隨著計算機的廣泛應用和信息處理能力日益提高，還使得企業上下級之間、多功能部門之間，以及其與外界環境之間的信息交流，變得十分便捷，企業適應環境的應變性和靈活性大大提高。此時，管理會計適應企業組織結構變化，反映得最為敏感，其傳統的內容、職能與作用等均發生了新的變革和創新。本文擬就企業組織結構變化可能會對管理會計研究產生的新變化作一粗略的探討訟。

一、組織結構變遷對管理會計的影晌

過去10多年中，西方大企業面臨的經營環境與以往相比發生了重大變化。首先是市場增長緩慢;其次是企業經營的國際化;再次是科學技術迅猛發展。許多企業從實踐中體會到，速度、創新和知識將成為決定企業成敗的關鍵因素。在今天高度競爭和技術驅動的環境中，限制企業增長和戰略成功的稀缺資源不是資本而是專業化的知識和專長以及蘊藏在企業中的組織能力。換言之，企業為獲得競爭優勢，必須從資源分配、管理層次的設置、決策程序和部門間關系等多個方面對原有組織模式進行構造。盡管企業的組織變革各有側重、具體方法也不盡相同，但是可以看出西方大企業的組織變革呈現出一種共有的趨勢，存在了60多年被幾乎所有大企業采用的事業部制的組織模式正在被一種新型的組織模式所取代，這種組織模式稱之為扁平化網絡組織或N型組織。

進入90年代以來，這種以減少企業管理層、強化分權管理為主要內容的組織形式變革更為激烈。英國電訊公司的管理層次由12層減為6層，在1992和1993年兩年申，該公司已經解雇900名高級管理人員和5000名中級管理人員;1994年3月，該公司又宣布裁減35名年薪在5萬到iO萬英鎊的高級主管。美國通用電器公司的管理層次也由9層減為4層，公司的高級經理從700名減少到400名，總公司的管理人員由原來的2100人減少到1000人。德國大眾汽車制造公司從1992年到1995年，不僅取消了過去分6級的管理層次，而且管理人員也由1000人減少到800人。管理學家預言，二十一世紀就業機會消失最多的是中層管理人員的職位，這實質上是組織扁平化趨勢的必然結果。

這種新的組織模式與事業部制相比，其組織結構單元和單元之間的關系類似一個網絡，所以這種新企業組織稱為扁平化網絡組織或N型組織。從總體上看，它是一個由眾多獨立的創新經營單位組成的彼此有緊密縱橫聯系的網絡，其主要特點是:

1．分散性。它不是幾個或十幾個大的戰略經營單位的結合，而是由為數眾多的小規模經營單元構成的企業聯邦，這些經營單元具有很大的獨立性。這種模式減少了基層單位對企業或對總公司在技術、財務和人力等方面的依賴性，基層企業的權力和責任大大增強，充分調動和發揮了基層員工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這一特征使管理會計研究一改過去面向少數公司開發局部服務的特點，而轉向研究整個企業集團的管理會計問題。

2．創新性。隨著這種組織形式而導致的基層企業權力和責任的增大，需要促進其對本單位的經營績效負責。因此，基層經理從其傳統的執行者的角色轉變為創新活動的主要發起人，為公司創造和追求新的發展機會;中層經理不再是完全扮演控制角色，相反變成了對基層經理關鍵的資源，輔導和支持他們的工作。此時的最高管理層的精力主要集中在驅動創新過程。創新活動己由過去少數高層管理人員推動轉變為企業基層人員的重要職責，創新活動遍及企業的各個角落。適應不斷創新的企業管理活動，管理會計應強化方法問題的研究，必須借助于規范的手段將實證的管理會計結果總結、提煉和升華出來。

3．高效性。在這種組織形式下，行政管理和輔助職能部門十分簡練，基層有必要的經營自主權，通常采用柔

性管理的方式，即通過頻繁的縱向溝通，讓基層真正了解企業的總體戰略目標和戰略意圖，培養和營造

第四篇：關于經濟危機對荊州地區農民收入影響的調查報告

華東交通大學大學寒假社會實踐調研報告

關于經濟危機對荊州地區農民收入影響的調查報告

人文學院07級對外漢語2班田琴

自從中國加入WTO之后,中國經濟已經與世界接軌.2008年爆發的全球經濟危機,強烈的沖擊了中國正在火熱發展的經濟.而對于中國薄弱的農村經濟,影響尤其大.于是我在荊州農村地區就經濟危機對農民收入的影響對廣大農民朋友展開了口頭調查.經濟危機導致的農產品以及農副產品銷售受阻,農民工失業潮嚴重制約了農村經濟的發展.而與此同時,要想最大程度的減少經濟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解決農民收入問題是此問題的重中之重.一、經濟危機嚴重影響了農村經濟的發展

1.經濟危機導致農村經濟下滑,帶動國民經濟增速減緩.此次全球性經濟危機，導致農村和農民也受到了很大影響。首先是由于出口需求的減少,導致相關企業經營不景氣，首當其沖的就是農民工失去就業機會，造成農民工返鄉潮，既影響農民收入，也影響農村穩定；其次是以農副產品為原材料的加工業的不景氣，導致對農副產品需求的減少和價格的回落，直接影響農民收入；其三，由于整體上預期收入和購買力增長放緩，導致農產品價格合理上漲勢頭受抑，甚至可能出現一定程度的價格回落；其四，由于各級財政收入可能因經濟危機的影響而增幅減緩，而用于涉農的財政支出必將受到較大影響，而直接影響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品的供給。

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在2008年國民經濟運行情況新聞發布會上介紹說，根據國家統計局對幾個典型農民工輸出大省的調查，截止到目前，外出打工農民工回家的比例大概占四分之一。在回家的農民工中，約有40%是為了和家人團圓過年；20%確實是因為所在的工廠受到金融危機沖擊停產、半停產而返鄉；另外的約40%回家的農民工是由于各種原因，如回鄉創業、辦事等。全國約有2000萬農民工失去工作或者還沒有找到工作而返鄉，占外出就業農民工總數的15.3%。加上每年新加入到外出打工隊伍的農民，今年共有2500萬農民就業面臨很大壓力。

據國家統計局1月22日發布的數據，2008年全年城鎮新增就業1113萬人，年末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2%，比上年末提高0.2個百分點。由于外需持續惡化、國內需求不足等因素，2008年四季度，中國經濟增速放慢。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08年全年GDP為300670億元，比上年增長9.0%。其中，2008年四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速僅為6.8%。2008年四季度GDP增幅較三季度有所回落。2008年三季度，中國GDP增長速度為9%。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司長李曉超介紹說，中國目前衡量經濟走勢的指標還是用同比的概念，以后則需要逐步建立GDP增長的環比指標，可以用來解釋四季度的GDP相對于三季度的GDP是增長還是下降。2008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全年增長21.6%，其中12月當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實際同比增長17.4%，比11月增加0.8個百分點。部分商品銷售有所回升，包括汽車、服裝、化妝品，乘用車銷量達到64.4萬輛，創了當月銷量之最。

2.農民工失業問題迫在眉睫.全球金融風暴已波及到珠三角、長三角。從東南沿海到中西部部分城市，企業因業務不 景氣，有的處于停產或半停產狀態。目前，已出現大量農民工回流返鄉現象。昨日，據市就業管理局介紹，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荊州“回流”返鄉農民工已達5.6萬人。

中心城區回流返鄉農民工較少.據了解，荊州中心城區的回流農民工較少，回流務工人員主要集中在松滋、洪湖等縣市。沙市長途汽車客運站辦公室主任楊幫方說，這主要與各縣市區打工流向和從業結構相關。荊州城區打工者到武漢、上海等城市從業的居多，且部分打工族基本從事管理層。而各縣市區打工者主要到沿海城市較多，且多從事一線工作。

從業有別各地回流人數懸殊.松滋人口84.3萬，其中農村人口59.82萬。農村勞動力40.8萬，外出務工人員17.5萬，占農村勞動力總數的43%。這次回流2.65萬人，是全市回流農民工最多的縣市，已占外出務工人員的15%。據分析，這些返鄉的農民工大多是縫紉工、電子裝配工、制鞋工、紡織工、建筑工等工種，大多是為企業打工。而且沿海城市企業，多數從事制造業。因為這次金融危機對沿海制造業有非常大的沖擊，造成許多企業被迫“放假”。所以，也是松滋市回流返鄉農民工居多的原因之一。同時，監利縣是勞務輸出大縣，也是轉移人口最多的縣市區。歷年來已有逾29萬人外出打工，占全市轉移人口的近1/3。但是回流返鄉的人數僅1萬多人。據荊州勞動部門介紹，這主要是因為外出農民工多數在各大城市當小老板。監利縣有全國聞名的網市是玻鋁、毛市面點等勞務品牌，這些外出的打工人員大多都是自己出去做老板，同時，金融危機對這些產業沖擊也不大，所以返鄉的人數就相對較少。

3.農產品價格下滑,打工收入減少,農民收入大幅度縮水

調查中,有一戶人家的生活具有現代中國農民家庭典型的生存特征.戶主老張一家五口人:夫婦二人和兒媳兩人再加上剛剛出生的小寶寶。老兩口在農村經營著整個家庭的12畝地，小兩口兩人則常年在附近一縫紉企業當工人。他們家12畝地的2008年的大致種植結構如下： 5畝水稻和油菜，5畝棉花,2畝花生.水稻的畝產在600公斤，油菜的畝產則可以達到110公斤。棉花的畝產是250公斤，花生今年每畝收獲300公斤。今年的收獲水平也可以視作這幾年這幾種農產品的平均收獲水平。按經濟危機前的農產品價格計算這些土地的收入：2007年秋季，水稻每公斤收購價1.40元。油菜每公斤收購價為2.6元,棉花每公斤收購價則可達到6.2元、花生的收購價格也在6元每公斤。據此，我們可以得出老張一家這12畝土地一年的毛收入是15787元人民幣。兒子打工的企業在危機前一直保持著很好的經濟效益，他那時每個月的平均工資在2000元人民幣左右，加上兒媳婦兩個人每月平均可以拿到1500元，一年就可以拿到38500元左右的打工收入。所以在經濟危機前，老張一家5口的毛收入是54287元人民幣?？墒钱斍八麄兊膶嶋H毛收入是這樣的水稻的價格在短期出現大幅下降后由于政府出臺的提高水稻最低收購價政策影響，當前的價格略高于經濟危機前價格達到1.50元每公斤。但其他的農產品價格幾乎都出現了大幅度的下跌，棉花的每公斤價格跌到了4.3元、花生的收購價則是2.9元每公斤,油菜收購價則是1.9元每公斤。那么按照當前的農產品收入價格，老張一家12畝地的毛收入則下降到了12660元。兒子的收入狀況可能更加凸顯出國際經濟危機對一家農戶收入的巨大影響，由于受經濟危機影響，兒子打工的企業從2008年7月份開始就開開停停，一個月最多只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在生產，但即使是生產，比起危機前每天的產量也差的很遠。這樣兒子的月收入就銳減到了1000元人民幣，雖然掙得很少，但因為沒有其他更好的收入來源也只能在那繼續有一天沒一天地干著，兒媳婦則早已停工在家。如此一來，戶主一家今年一年的毛收入則因為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銳減到了20660元人民幣。收入跌幅達到38.05%。

我們由以上數據可以看出在農民的收入結構中，農民的打工收入已經成為農村人口收入的主要來源。打工收入銳減同時農產品收入的大幅下降已經影響到了農民基本的生活性支出。經濟危機的影響還在持續，影響農民收入增加的因素會更加凸顯，因此政府在防止農民收入出現大規模下降的同時必須盡快出臺更多實實在在的惠農利農政策來增加農民收入，以期達到通過刺激農村消費來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目的。

二、發展農村經濟是解決經濟危機的關鍵

1.從整體上看，今年以來，農業農村經濟總體上延續了相對較快增長的態勢。具體表現在：

第一，糧食、畜產品等主要農產品產量增長較快、非農產業保持增長勢頭。夏糧喜獲豐收，總產超過1億噸，比去年增長超過5%。畜牧業增長相對更快，上半年肉類總產量增長超過6%。在農業保持較快增長的拉動下，上半年第一產業增加值達6707億元，增長5%。農業增產，農產品供求關系改善，使農產品出口形勢明顯好轉。前5個月我國農產品出口額105.4億美元，增長20.6%，進口額106.5億美元，同比下降8.3%，農產品進出口貿易逆差由去年同期的28.6億美元縮小到今年上半年的1億美元。鄉鎮企業增幅雖然有所回落，但增速與去年同期相比，仍可達到11%左右，尤其是鄉鎮企業中的農產品加工業增長更快，增速同比達17%左右。

第二，農民收入以相對較快速度增長。2005年上半年農民人均現金收入1586元，實際增長12.5%，增速比去年同期提高1.6個百分點，比今年同期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快0.9個百分點。今年以來，盡管農產品價格穩中有降，但是農產品市場需求保持旺盛勢頭，農民擴大農產品銷售數量，出售農產品的收入的貢獻仍然占到近一半。上半年農民外出務工數量增長平穩，但由于各地普遍提高了農民工的工資標準，使工資性收入對農民收入增長的貢獻率仍接近31%。

第三，農業農村經濟增長和農民消費水平提高對國民經濟整體增長的貢獻增強。上半年第一產業增加值對國內生產總值貢獻了約6%；糧食等農產品價格穩中有降，使食品消費價格上漲幅度自3月份開始逐月回落，促進了上半年城鄉居民消費價格的穩定，為鞏固宏觀調控成果做出貢獻。前5個月，鄉鎮企業新增就業138萬人，比去年同期增加22萬人。鄉鎮企業為擴大就業，加快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發揮積極作用。農民收入保持較快增長，農村消費市場擴大勢頭顯著，1~6月，全國縣級以下地區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12.1 %，城鄉市場增速差距由去年同期的5.6個百分點縮小到3個百分點，相當于9億農民每人比去年同期多消費了110元。農民消費增長已成為國內需求擴大、依靠國內市場支撐經濟增長的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

2.面對經濟危機，農村市場是拉動消費的主戰場。

出口不行了，投資難以持續，要保持經濟增長，必須擴大內需。而擴大內需，靠城市，由于城市受金融海嘯的影響較大，其增長必然有限。所以，出路只有一條，那就是在八億農民身上下功夫。2008年，全球市場遭受重創，國家將保經濟增長的重點放在了消費，特別是農村市場消費。城鎮化和低收入是 農民消費總量持續走低的主要原因。分析農民收入結構，2009年，農民增收主要 源于家庭經營收入和國家加大向農民的轉移支出力度，工資收入會受經濟 危機影響，財產收入受益于土地新，但短期難以明顯改善。對比2007年農村 1995年城鎮的支出結構，由于收入水平相當，衣食電器的生產商和 渠道是農村市場啟動時的最大受益者。

如何讓農民致富，我認為有兩個辦法:一是，提高農產品的價格，讓農民實現增收。但農產品價格不能急漲，考慮到消費者的承受能力只能一步一步的逐漸提高，所以，此方法可以讓農民致富，但不能讓農民暴富.二是，直接增加農民的財產，讓農民可以享受到財產性收入。所以，明確農民的土地使用權，把土地進一步的分配給農民，并允許其轉讓。這是給農民直接注入資產，所以，讓農民可以迅速致富的唯一途徑非如此不可。

8億農民有了地，就有了財產，有了財產，必然可以形成財產性收入，有了財產性收入，就有了消費能力，有了消費能力，就能擴大內需，能擴大內需，就能保持國民經濟的持續增長，國民經濟能持續增長，就能進一步提高中國的競爭力，能提高中國的競爭力，就能增加中國的實力。

所以，只要有八億農民在，強國可望，崛起可期。也正因此，面對金融海嘯的復雜局面和種種不利因素，國人應該保持信心。在國家放寬宏觀調控、拯救樓市、增加投資的利好政策支持下，我們只要能堅持到農民兄弟富起來的那一天，一切困難都將迎刃而解，然后轉危為安，再然后，只能是形勢不是小好而是大好之局面。

三、迎接挑戰,開發機遇

1.政府是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緩解經濟危機的領頭羊.日前，國務院部署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措施中,相當程度上體現了對農村經濟應對經濟危機問題的重視。在具體推進農村發展和促進農村需求方面，應著力推動以下方面的工作：

一、要借中央財政加大投入的時機，加速全面建立農村社保體系，打消農民增加消費需求的后顧之憂。

二、各級政府一直力圖推動擴大農村消費需求來帶動全面經濟增長，但效果并不明顯，最主要的原因是農村居民收入上升較慢，預期收入和收入增長的來源也不確定。應借鑒國際經驗，制定并實施有利于中國經濟穩定發展的農業保護政策和農民收入保障政策，在糧食安全、耕地保護、農產品運輸等方面制定并實施相應的農業補貼政策；在經營風險、自然風險、市場風險等方面制定并實施相應的農民收入保障政策。在培育農業技術和農村人才、農業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農業結構調整、農產品及農業生產資料流通等方面制定并實施相應的農業保護財稅政策。

三、此次國際經濟危機，導致我國出口受到一定影響后，擴大農村內需市場，成為各類型企業的必然選擇，也應是各級政府積極推動的方向。日前，財政部、商務部正式下發《家電下鄉推廣工作方案》，對實施地區農民購買財政補貼家電下鄉產品，國家財政將比照出口退稅率，直接補貼農民消費者。

四、要有效開拓農村消費市場潛力，還必須為廣大農村地區提升和拓展需求提供良好的基礎設施條件，如電力及其他能源的供給能力和供給設施、交通條件、通訊設施等。政府和國有企業對于這些建設項目可適當地予以補貼，電力、能源、交通、通訊等企業也可以采取差別性定價策略——以比城市低廉的價格向農村地區和農村居民供給這些產品及服務。

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中國部分沿海出口企業因生產經營困難而停工或關閉。從去年底開始，已有大量農民工返回了家鄉。據說，此次中國農民工的大舉返鄉，與往年“候鳥式”往返不同，很多農民工如果在春節之后回到城市，并沒有一份有把握的工作在等待著他們。因此，許多人都試著選擇在家鄉找機會。根據國家統計局日前最新公布的統計數據，去年，全國離開本鄉鎮外出就業的農民工總量大概是1.3億人。據測算，有15.3%的農民工現在失去了工作或者沒有找到工作，人數達2000萬。

多年來，我們一直看到的是這樣一種現象：當宏觀經濟發展良好的時候，大量的農民被吸引到城市里來；而當宏觀經濟一旦惡化，最先遭受打擊的就是農民工，大批農民工被迫回到農村。讓農村成為城市經濟榮枯的蓄水池，對農村和農民而言這顯然不太公平。

更為重要的是，這一次農民工返鄉帶回來的不僅僅是就業壓力，可能更多的還有潛在的社會壓力。因為，農民工返鄉帶來的直接后果就是農民收入的減少，由于農民工沒有失業保險，有的甚至連最基本的社會保障都沒有，所以只能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上討生活。雖然大部分農民工在家鄉多少還有一點土地，短期內他們的基本生計不會出現太大問題，但是如果在較長時期內他們的經濟和社會狀況沒有得到改觀的話，對輸出地的社會穩定和發展都將可能會是一種挑戰。

因勢利導讓“打工經濟”向“創業經濟”轉變.擴大農民就業要有新思路、大思路。受金融危機影響，我國2009年就業形勢趨緊，這是一個不可回避的現實。而在就業大軍中，農民工就業又成為重中之重。年前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提出“城鄉基礎設施建設和新增公益性就業崗位要盡量多使用農民工”。今年，促就業成為與保增長同等重要的命題。

眼下出現大量農民工返鄉，也讓我們得以再次思考我國產業結構調整以及農村富余勞動力如何使用這一課題。今年中國經濟既要保增長，同時也要調結構。怎樣讓農民工現在既要有生計，未來還能適應經濟結構調整的變化？答案并不僅僅是簡單地給他們找份工作。大部分農民工文化程度偏低，對市場情況缺乏了解，更無法準確預計就業的前景，這些更加重了他們對金融危機的恐慌。增強農民工對今后的信心，重要的就是要為農民工就業創造更好的條件和環境。尤其是農民工大量輸出的地方，應該給予能大量提供就業機會的中小企業更多的扶持力度和創業空間。對返鄉農民工群體，政府也應該提供更完善的市場信息咨詢服務，幫助農民工提高再次就業的成功率。而對返鄉創業的農民工，還需要加大他們的技能培訓力度。畢竟，與外出務工相比，返鄉創業對管理、經營、組織等綜合能力和素質有著更高的要求，而這些正是大多數農民工所缺乏的。

對中國經濟來說，金融危機是危中有機，無論從哪個角度講，我們都應該充分利用這一時機使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從以往的那種以“打工經濟”為主的格局向以“創業經濟”為主的格局方向轉變。

及時制定國家扶持農民工回鄉創業的長效機制.農民工返鄉從另一個角度講為我國農村地域經濟的大發展注入勃勃生機和持久活力，極大地拓寬了農村轉移就業的渠道，成為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有效途徑，成為促進地方發展的重要經濟增長點。

政府應盡快出臺國家層面的政策文件，明文彰顯農民工回鄉創業的重要意義、指導思想、扶持措施等方面的內容，在工商登記、資金、技術、人才、勞動力、稅費、創業培訓、人員招聘、土地使用等方面給予優惠，使農民工回鄉創業同招商引資一樣享受同等甚至更為優惠的待遇。

通過進一步放寬政策、強化工作措施、完善工作機制、落實工作責任、優化創業環境，切實解決好農民工回鄉創業普遍存在的資金、場地、技術、人才、服務等問題，努力構建等競爭、充滿活力的創業機制和全方位的創業服務體系,鼓勵、支持農民工回鄉創辦企業或從事個體經營。應鼓勵多種形式創業，鼓勵外出農民工回到戶籍所在地創辦各類企業、興辦各類專業合作組織或從事個體經營等。根據國家產業政策和本地經濟發展規劃，緊密結合當地優勢產業和特色經濟，指導和幫助回鄉農民工選準選好創業項目。

應明確扶持重點，鼓勵、支持回鄉創業農民工進入科技創新型、資源綜合利用型、勞動密集型、農副產品加工型、現代服務型等產業或行業。積極引導回鄉創業農民工主動接受大中型企業的輻射帶動，創辦為大中型企業服務的配套配件企業；圍繞高科技產業終端環節或外部配套產品生產，發展勞動密集型組裝加工業；在運輸、商貿、餐飲、娛樂等領域發展個體私營企業，著力發展文化產業、現代物流、社區服務、旅游等現代服務業；利用農村資源優勢，發展農副產品加工、規?；N植養殖、特色農業、傳統手工藝品制作和編織業。對于地方政府來講，應堅持手續從簡、收費從低、辦事從快、服務從優的原則，進一步清理和規范創業涉及的行政審批事項，簡化許可、審批和辦證手續，大力推行聯合審批、一站式服務、限時辦結和承諾服務等制度，減少辦事環節，提高辦事效率，為農民工回鄉創業開通“綠色通道”，提供及時、高效、便捷的服務。

同時，我國農村金融機構也要提供配套的金融服務。為此，各地應加快推進農村信用工程建設，大力推行信用證制度、農戶聯保貸款制度，拓寬農戶小額信貸和聯保貸款覆蓋面，加大對回鄉創業的信貸支持力度，放寬小額擔保貸款條件，降低反擔保門檻和貸款抵(質)押標準，積極給回鄉創業的農民工發放小額擔保貸款。

2.中國經濟未來的腳步從這里開始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出現不少農民工提前返鄉的現象。這一方面反映出我們過去所依靠的勞動密集型兼出口導向型的產業模式，在全球經濟危機沖擊前的脆弱，另一方面也反映

出我國巨大的人口數字，決定了我們很難在短時間內轉變勞動密集型產業，而為了幫助農民工度過金融危機時的艱難，我們反而要加大這一產業的比例，以促進就業。

面對金融危機的沖擊，政府最擔心兩件事情，一是農民工返鄉問題，二是大學生就業問題。如何安置好返鄉農民工的就業牽動著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的心。這不僅是因為農民工數量大、流動性強，更重要的是這支1.3億人的勞動大軍，是推動中國經濟二十多年高速增長的重要動力，他們用辛勤的勞動改變著一個又一個城市，他們用巨大的付出支撐著中國制造的基礎，他們用并不豐厚的收入換回了巨額的外匯儲備。當我們在擴大內需保增長的時候，在降息減稅，加緊提振房地產業、汽車業的時候，更要倍加呵護返鄉農民工這支勞動力大軍。因為默默無聞的他們和眾多企業一樣，都是中國經濟所擁有的寶貴資源。信心比黃金更寶貴，我希望各地密集出臺的就業新政，變成今后一種一以貫之的制度。只有這樣，返鄉農民工才能在危機中堅守自己創業的信心。記得溫總理在與重慶的返鄉農民工座談時，勉勵他們：“冬天總會過去，春天總會來的，太陽也總要出來的?！?/p>

客觀地說，這次大批農民工返鄉，也給我們傳遞了一個信息：中國經濟仍然擁有豐富的人力資源，而且東南沿海地區的打工經歷，也讓這批農民工的勞動素質比以前有了很大提高，他們依然是中國經濟核心競爭力的組成部分。如果通過轉化，使內地的中小企業也能像之前的沿海地區一樣，利用自身的優勢興旺發達起來，農民工們即使回到家鄉，他們仍然會給中國經濟帶來源源不斷的活力。一年之計在于春，廣大農民工何嘗不需要出門掙錢？但經濟危機又加劇失業幾率。折騰得農民工出門也不是，不出門也不是。城鄉各級政府要積極聯手互動幫助農民工收集用工信息，安排出行計劃和就業上崗，做到有的放矢，不放“空炮”、不盲目流動。我認為，荊州市的城鄉政府應從以下幾方面來“穿針引線”。

第一、廣大農村基層政府要充分發揮地方的資源優勢、人才優勢、特色優勢，發展現代農業、工業、商業等項目，就地“造血”謀發展，讓廣大農民工不出門就有事干、有錢賺、有奔頭，改變以單純出售勞動力為生的窘狀，從而減緩農民工盲目入城，減少民生疾苦。對農民工負責、對城市負責也是國家賦予的光榮使命。第二、城市各級政府要積極主動與農村基層政府聯合，利用電視、廣播、報紙、網絡、標牌等，向廣大農民兄弟宣傳各個城市用工信息、就業形勢和經濟走向，讓農民工在家就“心里有數”，而不會“飛蛾撲火”。第三、城市在大力宣傳就業形勢的同時，積極與各用工單位聯系，免費為農民工舉辦大型招聘會，實現就業最大化，分解盲目而來的農民工大軍，及時做好農民工屬地管理和困難救助。“衣食得安”是構建和諧的基石；放任農民工困苦云集，就是給城市制造“雙重殺傷”。

結論:

截至目前荊州有756個農民工返鄉創辦企業，投資超過14.9億元，帶動了本地農村勞動力就業4.47萬人。面對返鄉農民工，我們的政府可以把這看成是一次調整我國經濟結構的機遇，而不僅僅是壓力和負擔?；蛟S，荊州乃至中國經濟的未來就是從這次大批中國農民工返鄉的腳步聲中開始的,靠農村經濟的發展而騰飛的.

第五篇：資本市場對貨幣政策影響研究

在90年代，資本市場的發展對貨幣政策決策之所以尤其重要，一是因為資本市場在90年代發生了重大的結構性變化，這種結構性變化影響著貨幣的供給和需求、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以及貨幣政策的工具；二是因為資本市場對經濟的作用和對幣政策四大目標的影響在增強；三是因為資本市場是貨幣政策的重要傳導渠道，其發展、變化對貨幣政策的制定，實施和傳導

效率具有重要影響。

一、貨幣政策的發展趨勢

貨幣政策所包含的范圍,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貨幣政策是指政府、中央銀行以及宏觀經濟部門所有與貨幣相關的各種規定及采取的一系列影響貨幣數量和貨幣收支的各項措施的總和。而現代通常意義的貨幣政策所涵蓋的范圍則限定在中央銀行行為方面，即中央銀行為實現既定的目標運用各種工具調節貨幣供應量，進而影響宏觀經濟運行的各種方針措施。

資本市場的發展要求變革貨幣政策，使之能更加有效地對企業和資本市場相適應。資本市場包括股票市場與債券市場。但是，貨幣政策并不能直接作用于資本市場，而是通過一系列中間經濟變量來間接影響股權價格和實體經濟的，這就決定了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和貨幣政策變革與操作的復雜性。貨幣政策間接影響資本市場時，資本市場必須首先滿足三個條件：一是一個國家絕大多數企業參與而并非個別企業參與的資本市場；二是相對完善的運作機制與豐富的金融產品；三是經營處于嚴格的法律、法規監督與約束，真正意義上體現公正、公平、公開原則。中國的資本市場無論從規模還是成熟程度來看都還處于發展的初始階段，譬如，利率變動并不能撬動資本市場運作，但發達國家貨幣政策中面臨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我們將來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一）、貨幣政策的中介或操作目標應從貨幣總量轉向利率

由于資本市場的深化發展、經濟與金融的全球化和一體化趨勢，貨幣總量目標并不能在短期和中期里為貨幣政策提供一個可靠的數量指導。進入90年代以來，許多工業化國家的貨幣當局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廢除了貨幣總量目標，轉而實行通脹目標或利率目標。

從歷史的經驗來看，利率是最具穩定性的一個經濟變量。盡管科學技術在飛速發展、人的壽命在延長、經濟組織在變遷、金融市場在擴張和深化，利率卻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保持在一個穩定的區間內。

利率具有即時性、可測性和可控性的特點，因而能作為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最佳操作目標。利率作為資金的價格，能夠通過資金供求雙方不斷變化的交易及時地反映出來，利率的變化從根本上說能反映著經濟的動態。利率的變化也能及時地被中央銀行所觀察到，而對貨幣總量卻只能作事后的統計。由于市場的深化和資本的全球流動性加大，利率和匯率對貨幣政策的敏感性將增強，因而中央銀行也易于通過改變官方利率和進行公開市場操作使利率向合乎意愿的方向和水平變動。

盡管貨幣總量指標作為貨幣政策的中間或操作目標有其局限性，但作為一個經濟分析工具和貨幣政策的參考變量依然有其重要價值，這就是為什么主要工業化國家在廢棄了貨幣總量目標后仍然要定期地公布貨幣狀況統計指標，貨幣政策制定者仍然密切地監管著貨幣狀況總量和銀行放款的發展。一些金融市場的改革遠未完成、市場化體系并沒有完全建立起來的國家仍然在實行貨幣總量目標，如中國（m1和m2）、俄羅斯；韓國和巴西仍然在制定指導性的和相當廣義的貨幣目標。

（二）、作為貨幣政策最終目標的價格水平應包括股票等資產價格在內

雖然貨幣供應量與一般物價水平間的穩定正相關關系由于金融創新和資本市場的發展被打破了，但貨幣供應量與廣義價格水平間的正相關關系依然是存在的。當貨幣供應量超常增長時，通貨膨脹并沒有消失，而是從實體經濟領域轉向資產市場。

股票價格的暴漲，無論其原因是什么，都無疑是受貨幣供給量的超常增長所推動的。正如過多的貨幣追逐過少的商品引起實際經濟中商品價格膨脹一樣，過多的貨幣追逐過少的資產必然引起資產價格的膨脹，這就是為什么中央銀行在制定貨幣政策時惟獨關注消費物價水平是錯誤的原因，它們需要對資產價格保持密切的關注。在80年代后期，美國迅速的貨幣增長首先顯現在資產價格上，但它卻被忽視了，因而通貨膨脹被擴散。因此中央銀行既要監督商品和服務的價格變動，也要關注資產價格的走勢。

問題的關鍵還在于中央銀行如何編制廣義價格指數。不同構成要素的權重一般與美國的經濟結構相一致，消費和生產價格的變動占總指數的權重約4/5，房地產約15%，股票價格為5%。盡管股權價格的權重微不足道，但根據carson總價格指數計算，美國在1997年里廣義價格指數已上升了6%。

在動態的角度看，資本市場上的資產價格動態比商品和服務市場的價格動態更具不確定性和高波動性，這使測量和會計問題變得更為復雜；從定量的角度來看，不僅各種資產在同一時期或同一時點

上的價格變動水平存在差異，而且相對于gdp的比重各不相同；從定性的角度來看，不同資產價格水平的變動對實現經濟的影響程序和性質是不同的。因而僅僅以經濟結構為基礎來確定不同資產價格變動在廣義價格指數中的權重并非完全精確和科學。

（三）、研究對股票價格變動的政策反應框架

如果中央銀行把股票價格水平作為貨幣政策目標的一個構成要素，并對股票價格做出反應，就必須解決一個重要的技術問題：如何科學合理地評估股票的真實價格，即把股票價格變動中基本經濟因素支持程度與投機泡沫精確地區分開來。究竟用什么方法來計算股票的實際價值在理論界頗有爭議。一種觀點認為，股票的實際價值就是每股所對應的凈資產；另一種觀點認為，股票的實際價值就是它能為其持有者帶來多大的回報(包括分紅和股價回報)。從根本上說，股票的價格反映的是公司當前和預期未來的盈利能力，是投資者對其未來預期收益的貼現值。每股凈資產與公司盈利能力并不是等同的，它們之間也并不必然是一種線性關系。沒有多大實際價值的股票也能通過炒作獲得資本利得。

股票當前的盈利能可以由市盈率(價格／收益比)來度量，然而，有許多因素影響著投資者，從而也影響中央銀行政策制定者對股票價格的正確評估。一是國內生產總值的構成變化影響對當前股票收益的計算和對未來收益的預測。二是股票價格的過高上升降低了公司的相對費用支出，這反過來也容易導致收益報告偏高的會計核算問題更為更重。三是上市公司采用某些會計核算手段來掩蓋公司的勞動力成本或提高當前盈利水平，進行虛假信息披露。

其次，當商品和服務價格指數山現平穩下降時，股票價格，房地產價格卻出現持續的上升。在這種情況下,從商品和服務價格指數的變動趨勢來看，中央銀行應當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而從股票等資產價格的變動趨勢來看，中央銀行應當實行緊縮性的貨幣政策。當中央銀行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時，如果商品價格和服務價格指數的下降并不是由于貨幣供給量的減少引致的，而是由于技術創新、全球性商業競爭和貿易自由化促成的，那么，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不會推動商品價格和服務價格指數的上升，反而會推動股票等資產價格的進一步攀升，形成更大的經濟泡沫。

二、資本市場對貨幣政策的影響

（一）資本市場對傳導機制的影響

全面深入地分析資本市場傳導貨幣政策的機制是中央銀行有效制定的實施貨幣政策的必要前提。在市場經濟中，中央銀行主要是通過市場操作調控官方利率來實現貨幣政策的目標的。

官方利率的變動首先直接傳導到其他短期批發貸幣市場利率如不同期限的貨幣市場工具利率。銀行根據政策利率的變動來調整其標準貨款利率（基準利率），并很快影響可變抵押貸款利率。儲蓄存款利率也會隨之發生某些變化，以保持存款利率與貸款利率間的合理差額，這個差額不僅僅是對政策利率變動的反應，而且是根據市場變動著的競爭狀況而隨時變化。

官方利率的變動對長期利率變動方向的影響是不確定的。這是因為長期利率受當前和預期未來短期利率平均值的影響。因此，長期利率的變動取決于官方利率變動對未來利率預期影響的方向和程度；最重要的是官方利率變動對長期利率的實際效應，部分的取決于政策變動對通貨膨脹預期的影響。

官方利率的變動間接地影響著資本市場上債券和股票的市場價格。債券的價格與長期利率負相關；因此，長期利率的上升將降低債券的價格。如果其他條件不變(尤其是通貨膨張預期不變)，較高的利率也會降低股票的價格。實際上，官方利率的變動是從兩個方面來間接影響股票價格動態的，一是通過改變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上各種金融工具的相對價格水平來影響資金供求的結構；二是作為一種政策信號改變投資者對經濟的未來預期而反映在股票的即期價格之中。

股票價格水平的變動又通過改變居民、企業銀行的資產負債表而進一步將貸幣政策意圖傳導到實體經濟中去。居民、公司和銀行的初始財務狀況，包括財務杠桿的程度，資產與負債的構成相對外部融資尤其是銀行融資的依賴程度，在貨幣政能夠改變居民、銀行和公司的財務狀況，并由此影響其投資或消費決策。當股票價格上揚時，一方面，財富擴張效應使居民、公司和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增強，從而提高了居民的消費需求、公司的投資需求和融資能力、銀行的放款能力，社會總需求的提高會推開潛在產出水平，從而增加對勞動力的需求、降低自然失業率；另一方面，通過價格信號機制的作用來改善資源配置和通過產權交易與債權約束來改善公司治理結構，從而提高經濟增長率。

從價格水平的角度來看，股票價格上升所產生的財富效應可能使消費者擴大消費開支，如果這種總需求超過了社會的潛在生產能力，或者說經濟已經接近充分就業狀態，那么就會不可避免地推動商品和勞務價格的上升。然而，由于科學技術的進步、生產率的迅速提高和商業競爭的全球擴展促進了商品和服務價格水平的下降，因而對于傳統或成熟產業來說，買方市場的主導地位將是長期趨勢。即使是本國相對短缺的商品，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也會因大量廉價的外國商品涌入而顯得相對過剩；傳統的引起通貨膨脹的供給沖擊和石油等初級產品也可能因替代產品的出現而很難推動一般商品價格的攀升。此外，在—定的分配格局、預算約束和特定時期下；人們對商品和服務的需求可能存在一個自然邊界。因而股票價格的持續上升未必一定能推動商品和服務價格的上升。

資本市場傳導貨幣政策的效率主要取決于以下幾個因素：

1、資本市場在經濟中的規模。當貨幣政策能改變居民、公司和銀行的資產與負債的價值時；對總需求的影響主要依賴于資產組合的初始構成。在金融發展處于早期和中期發展階段的經濟中，大多數儲蓄是通過國內銀行體系來中介的，居民和公司資產組合中的相對較小部分被投資子其價值隨市場條件變動的股票中。當資本市場獲得重大發展后，投資者的資產組合更加多樣化，并且股權在投資者的資產組合中占有較大的比重，因而投資者對貨幣政策行動的敏感性增加，而這種敏感性因資本市場的規模巨大而對經濟的影響也相應增強。

2、資本市場內部及其與其他金融市場間的競爭程度。原則上，資本市場的發展應該加速貨幣政策沖擊的傳導。因為資本市場的發展為資金需求者在銀行體系之中提供了重要的融資渠道，增加了資金需求者獲得替代融資的途徑，由此促進了銀行部門內部的競爭程度和各種金融市場的深度。充分發達的、競爭性的資本市場通常比銀行主導貸款和存款利率更能對政策利率的變動做出靈活反應。機構投資者和金融的放松管制在貨幣政策傳導中具有重要作用。因為這種投資者的資產組合包含股票和不同期限的政府債券，以及短期票據(它們是重要的貨幣政策工具)，中央銀行利率政策的變動能迅速地通過國內證券市場傳導擴散。這使得借款人和放款人對最直接受中央銀行影響的短期貸幣市場利率變動所做出的反應敏感性增加，從而可能在相當程度上決定銀行存款利率和貸款利率對貨幣政策行動的調整程度與速度。

3、債務市場與股票市場或者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間的—體化程度。當金融市場處于分割狀態時，投資者因為制度約束難以對政策利率變動所引致的各種金融工具的成本與收益的變化作出靈活的反應。而當債務市場與股票市場、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在某種程度上一體化時，資金能在不同的市場間迅速流動，貨幣政策的傳導就更為復雜，也更為迅速。例如，中央銀行提高短期利率的緊縮貨幣政策可能引起居民把其儲蓄從股票市場轉移到正式的銀行存款中。

4、資本市場的運行效率。資本市場的運行效率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資本市場的價格基本合理地反映了基本經濟因素，二是能夠及時準確地把所有可得信息，包括貨幣政策意圖的信息反映在資本的價格中，而這種新形成的價格信號能影響資源的配置。

5、宏觀經濟環境和投資的預期。例如，一個寬松的貨幣政策，如果被投資者預期為它會造成新的通貨膨脹，則可能導致長期利率的上升，債券和股票價格的急劇下降，因而資本市場對擴張性貨幣政策的反應可能是收縮的，而不是擴張性的。相反，在一個高且不斷增強的通脹條件下，一個急劇緊縮的貨幣政策可能會有助于恢復投資者對資本市場的信心，降低長期利率，提高債券和股票的價格。

（二）資本市場發展削弱了貨幣供應量指標的效力

在我國現行的貨幣政策框架下，貨幣供應量指標是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中央銀行從1996年起，每年提出貸幣供應量達量的調控目標，并通過各種政策調控措施使貨幣供應量達到預定目標，進而為實現政府既定的宏觀經濟目標服務。近年來，貨幣供應量指標不僅為央行高度重視，同時也受到了社會各界的普遍關注。但是，是什么原因使原來被金融理論界一直看好的貨幣供應量指標的效力減退了呢?從筆者所掌握的理論信息看，學者大多從現行的銀行結售匯制度、商業銀行的資產經營行為、貨幣流通速度等方面尋求解釋。這樣做并非沒有道理，但人們或許忽略了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即資本市場發展的影響。

資本市場發展對貨幣供應量指標效力的影響，大體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直接融資規模的擴大使金融“脫媒”現象愈來愈突出。有關資料表明，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之比1993年為0.04:1，2000年則上升到0.11:1。而且毫無疑問，直接融資的比重還將進一步上升。一些優良企業的長期資金需求越來越多地通過市場解決而不再依賴于銀行貸款，從而使商業銀行的客戶結構發生了重要變化。商業銀行的優良客戶減少，貸款意愿下降，貸款增長幅度趨緩，成為導致貨幣供應量減少的一個重要因素。另外，在分業經營、分業管理的金融制度下，直接融資規模主要由證監會控制，進入直接融資領域的貨幣量有多少，其對貨幣供應量變動究竟有多大影響，中央銀行難以準確預測和把握。二是資本市場吸納了大量貨幣，使貨幣供應量的增長不能相應地轉化為名義需求的增長。在資本市場沒有躋身于社會經濟生活之中時，整個商品世界表現為兩極：一極是貨幣商品，一極是實物商品與服務商品，兩極之間的對應關系是較為清晰的。而在資本市場面世且已經有了相當規模的情況下，整個商品世界已經由兩極變為三極：一極是貨幣商品，一極是實物商品與服務商品，一極是金融商品。原來追逐實物商品構成對一般商品需求的貨幣，現已有很大一部分轉入狀況不僅導致了貨幣需求結構的不穩定，使貨幣供應量的可控性被削弱，而且也使貨幣供應量與一般商品量之間的對應關系弱化和變得復雜化，因之貨幣供應量與物價水平引兩者出現背離也就不難理解了。如果將其它影響物價水平的因素存而不論，則貨幣供應量應用于證券投資的部分越大，貨幣供應量與物價水平的相關性越低。三是影響貨幣乘數的穩定性。一定時期的貨幣供應量，是基礎貨幣和貨幣乘數相互作用的結果。因此，貨幣乘數穩定與否，直接關系到貨幣供應量指標的可控性。—般說來，制約貨幣乘數的因素主要有四個，即現金漏損率、存款倍數、法定存款準備金比率和商業銀行的超額準備率。資本市場的發展，使前兩個因素發生了很大變化。當證券投資的預期收益率大大高于儲蓄利率時，居民的儲蓄意愿下降，儲蓄存款中的很大一部分會以現金形式漏出銀行流人市場。盡管目前普遍推行的存折炒股和“銀證通”業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現金漏損，但市場發展對現金漏損率的影響無論如何是不應低估的?，F金漏損的頻率和規模，隨市場行情變化帶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所謂存款倍數，是全部存款與活期存款之比。在現行的股票上網定價發行方式下，居民的投資行為會使，一部分廣義貨幣轉化為狹義貨幣，同時，企業申購新股或在二級市場交易股票時產生的客戶保證金問題，又會使——部分狹義貨幣轉化為廣義貨幣。除此之外，兩種貨幣之間還會有其他一些轉換渠道。這種轉換的頻率和規模的不確定性，也使存款倍數的變化方向和發育程度的提高和金融創新的發展，兼備收益性和流動性的新的金融工具將不斷被催生出來，貨幣供應量的序列將逐步延層次結構也將愈來愈豐富和多樣化，這無疑會使貨幣供應量指標的可測性和司控性進—步下降。

新股和基金的發行影響著央行的貨幣供給。1995年以來，新股發行基本上采用交易所網上定價發行的方式。而在巨額申購資金中，有相當一部分是企業存款。每當有新股發行時，銀行企業存款數額大幅度下降，證券公司的同業拆借大量增加。反之，亦然。這種狀況給貨幣供給帶來了雙重后果：一是新股發行規模與頻率的變化使企業存款流出和流回銀行的部分帶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從而導致了狹義貨幣經常性的，甚至是劇烈的起伏波動。同時，按照央行的現行規定，包括法人機構申購新股資金在內的證券公司客戶保證金是要計人廣義貨幣m2的，而這部分資金實際上是狹義貨幣m，的—部分。這部分資金在銀行賬戶與證券公司保證金賬戶之間的頻繁移動，也給準確地計量狹義貨幣m1和廣義貨幣m2帶來了困難，從而削弱了貨幣供應量指標的可測性。二是證券公司同業拆放規模的變動，直接影響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的交易規模，進而影響拆借利率和回購利率水平的變動。而根據一些專家的回歸分析，1998年以來拆借利率和回購利率與廣義貨幣m：呈現明顯的逆相關關系。由于證券公司的同業拆放規模難以確切把握，因而其對拆借利率、回購利率以至廣義貨幣m1的最終影響程度有多久，也很難搞清楚。兩種后果歸結到一點，是加大了央行調控貨幣供給的難度。

和新股發行一樣，以華安創新基金發行為標志的開放式基金的面世，對貨幣政策亦有著不容忽視的影響。從投資者可以自由申購和贖回的角度看，開放式基金具有與銀行活期存款相近的流動性。隨著開放式基金發行規模的逐步擴大，投資者的申購和贖回將成為一種經常性的金融交易行為，這種交易行為對銀行儲蓄存款和企業存款的分流效應將愈來愈明顯，現金、狹義貨幣、廣義貨幣等不同層次貨幣之間的換位和規模變動出將愈來愈頻繁。投資者基金投資需求的變化，有可能導致貨幣需求的不穩定。此外，為了使基金公司有足夠的流動性，應對投資者贖回的壓力，銀行必定要對基金公司發放貸款。不過，受基金公司現金保有量及組合資產的變現能力、投資者的贖回數額、市場行情走勢等因素的影響，這種貸款規模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很顯然，這兩個因素影響著央行的貨幣供給。

三、資本市場增加貨幣政策有效性

資本市場發展拓寬了貨幣政策的作用范圍，導致貨幣政策的影響對象多樣化和實施過程復雜化，現行的貨幣政策中間目標的效力減退，并因此削弱了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其實，資本市場發展對貨幣政策的這種挑戰，是市場經濟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是金融體制轉軌使貨幣政策必然要面對而無法回避的。這種情況也深刻表明，在資本市場發展已經使貨幣政策的作用基礎發生了重大變化的新的金融環境下，貨幣政策必須與時俱進，即不僅要調控——般商品的交易需求，也應影響金融商品的投資需求；不僅要作用于產品市場，也應影響金融市場；不僅要調控實體經濟，也應影響虛擬經濟。對于我國的央行來說，在推進貨幣政策調控機制間接化改革的進程中，盡快建立起與資本市場發展相適應的新的貨幣政策框架，已成為提高貨幣政策有效性．促進金融與經濟穩步、持續發展的迫切要求。

立足我國現實情況，央行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或許是最為緊要的。

（一）、貨幣政策操作應關注和影響金融資產的價格

對于要不要把金融資產價格作為貨幣政策的調控目標這一問題，歷來存在兩種截然對立的觀點。曾經提出過著名的現金交易方程式的美國經濟學家歐文·費雪，在其1911年出版的《貨幣的購買力》一書中就主張貨幣政策的制定者，應致力于穩定包括債券、股票等金融資產價格，以及生產、消費和服務價格在內的廣義價格指數。費雪以后的經濟學家還進行了編制廣義價格指數的實踐。持反對觀點的人則認為，貨幣政策應把立足點放在調控消費物價上，而不應干預金融資產的價格，否則就會影響貨幣政策首要目標的實現。確實，站在客觀的角度分析，把金融資產價格納入貨幣政策的調控目標，央行有時會面臨兩難抉擇。央行要調控金融資產價格，一個基本的前提條件是要準確判斷股價的合理水平，從而才有可能在股價實際水平與其認定的合理水平出現過度偏離，即股市泡沫過大或縮水嚴重時采取政策調控措施。但正像人們對中國股市合理市盈率水平的認識大相徑庭一樣，對股價合理水平的認識也是見仁見智的事情，很難有—個一致的、公認的客觀標準，因此，央行要準確作判斷絕非易事。此外，產品市場與金融市場、商品與服務價格和金融資產：價格的變化存在非一致性，有時甚至產生很大程度的背離。從1999年“5.19行情”起動到2001年6月間，物價指數持續走低，但股價卻節節升高，就是一個鮮明的例證。如果出現商品和服務價格指數持續下降，而股價指數卻持續上升的情況，央行就很難在擴張性貨幣政策和緊縮性貨幣政策兩者中順利地做出抉擇。若商品和服務價格指數的下降是基于技術、市場競爭等因素而不是貨幣因素，則擴張性貨幣政策的實行不僅無助于商品和服務價格的上升，反而會刺激股價的進一步上漲，放大市場泡沫。同樣，若股價指數的上漲是過度投機所致，則緊縮性貨幣政策的實行在壓低股價的同時，亦會削弱消費需求與投資需求，對實體經濟產生“殺傷力”，導致抑制經濟增長的負面效果。不過，盡管央行把金融資產價格作為貨幣政策的獨立調控目標在操作上存在難度，但這并不意味著央行在這方面沒有大的作為。實際上，當股價泡沫程度很高或縮水嚴重，明顯偏離公司的內在價值和基本面，且已經對金融與經濟運行產生了較大的負面影響時，央行還是能夠認知并采取相應調控措施的。因為股價水平不僅是一個數量指標，可以通過股價指數、成交量、換手率等得到反映，同時也是一個狀態概念，可以通過市場人氣、投資者心態等表現出來。即使一般商品價格和金融資產價格發生背離，央行也不是一籌莫展，束手無策，其可以通過對兩者產生背離原因的分析，找出貨幣政策可以發揮作用的巧節并對癥下藥；對貨幣政策無法發揮效力的方面，則可以尋求其他政策調控措施的配合。從我國現實情況看，金融資產價格還不宜成為貨幣政策的調控目標。但是，可以將其作為輔助的監測指標，納入貨幣政策的視野。央行有必要建立與金融資產價格監測相關的指標體系，并根據市場走向和金融資產價格的變化做出相應的判斷進而實施必要的調控行動。

（二）、央行在確定計劃的貨幣供應量調控目標時，應把證券投資需求作為一個重要因素考慮在內

多年來，央行在確定貨幣供應量調控目標時，一直嚴格遵循馬克思的貨幣需求理論。具體說來，就是按照馬克思的貨幣流通規律所提示的一定時期內待實現的商品價格總額與貨幣需要量的關系，以國家確定的計劃經濟增長率、物價變動率為基礎，并考慮貨幣流通速度可能的變化情況，來確定計劃的貨幣供應量增長率。馬克思沒有考慮證券投資需求對貨幣需要量的影響，是因為他所處的時代尚不存在發達的資本市場，對此，我們不能苛求前人。但在我國金融生活已發生重要變化，證券投資需求已經現實地成為制約貨幣需求的一個重要變量的情況下，則無論如何不能對這一因素存而不論了。央行應通過對計劃內資本市場走勢的預測，盡可能準確地評估資本市場發展變化對貨幣供應量的影響，以使確定的貨幣供應量調控目標值切近實際，具有較為充分的可行性。

（三）、強化間接型貨幣政策調控工具的作用

事實上，貨幣政策影響資本市場也主要是借助于利率工具的作用?！?·11”事件后美國為避免股市大幅下挫，就曾在證券交易所恢復交易前將利率下調50個基本點。由于我國利率尚未市場化，央行不能通過貨幣政策工具影響短期利率進而影響整個利率結構，合理的利率風險結構、期限結構也沒有生成，因而利率變動對金融資產價格的影響尚不十分靈敏和充分。所以，應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步伐，使利率逐步取代貨幣供應量成為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提高利率變化對金融資產價格變化的傳導效應。貨幣政策還應保持連續性和相對穩定性，因為這不僅有助于維持金融資產價格和市場的穩定，而且也為進一步提高央行公信力和聲譽所必需。此外，應打破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的分割狀態，消除資金在兩個市場間自由流動的制度壁壘，強化兩個市場的溝通與聯系，從而提高貨幣政策的傳導效率。

（四）、改善貨幣政策的實施環境

這是提高貨幣政策影響資本市場的有效性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條件。在這方面，當務之急應抓好兩點：一是使市場的運行與監管規則盡快與國際慣例接軌，同時要以這些規則為制度規范，對市場實行“準則主義”管理，提高市場的規范化程度。這也是我們應對加入wto挑戰的必然選擇。二是嚴厲打擊市場操縱,消除金融資產價格形成中的各種非市場化因素,改變金融資產定價扭曲的現象。

通過貨幣政策操作影響金融資產價格進而作用于資本市場，對央行來說還是一個全新的課題。實踐創新要以理論創新為先導。只有通過周到、縝密的超前理論研究和創新，并以其理論成果指導貨幣政策操作的實踐，才能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