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農民收入問題研究綜述

農民收入問題研究綜述

農民收入不僅關系農民利益和農村發展, 而且直接關系到社會穩定和國民經濟發展的全局。從農民利益的角度而言, 提高收入是他們最大的希望;從農村發展的角度看,農村公共事業落后, 無一不與農民收入水平較低息息相關;從國民經濟的大局看, 如果農民收入上不去, 農村購買力也就沒法提高, 擴大內需、發展經濟就受到制約。廣大農民不能富裕起來,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也不可能最終實現。農民收入問題是當前“三農”問題的關鍵所在。因此, 認清我國農民收入現狀, 分析其產生的原因, 尋求農民增收的有效途徑, 仍是非常值得我們關注和研究的重大問題。

一、農民收入問題所帶來的社會影響研究

農民收入放緩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主要表現為農民年收入增長比率偏低、城鄉收入差距拉大、農民收入和開支的比重嚴重失衡等幾個方面。從1997到2003年, 我國農民人均純收入連續七年沒有超過5%。最高的年份增長4.8% , 最低的年份增長2.1% , 年均增長只有4%。1986年之后城鄉收入差距雖然偶爾有所緩和, 但總體趨勢依然是擴大的。這一系列的問題如果不能妥善的解決將給我們社會帶來巨大影響。

1.農民收入減緩, 影響中國現代化的進程。沒有農民增收作支撐, 擴大內需戰略便如同沙中建塔、紙上談兵, 中國經濟遲早會有逆水行舟、不進反退的風險。我們同樣也難以想象, 未來中國能夠在城鄉二元化、工商業發達農業贏弱的基礎上實現現代化強國之夢。沒有農業的現代化, 就不可能有整個國民經濟的現代化。

2.農民收入事關農村乃至全國社會的穩定。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國家的富強、人民的幸福都離不開社會的穩定。我國大部分人口在農村, 農村的穩定是全國穩定的基礎, 而不斷增加農民收入, 改善農民生活, 才能保證農村的穩定。實際上,近幾年農民收入增長減緩, 部分農民生活困難, 心里不平衡, 農村不安定因素增加。突出表現有: 農民上訪增多, 拖欠統籌提留款增多, 宗族家族矛盾增多, 刑事犯罪增多等等。農村不穩定, 直接影響農民生產、生活和農村社會秩序, 對全國大局的穩定帶來不利影響。

3.農民低收入導致農村教育發展緩慢, 人力資源開發困難。由于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低, 很多農民沒有能力承受子女接受高中教育, 農民子女初中升高中的升學率很低。由于接受教育的程度有限致使農村勞動力可能失去工作機會, 成為不斷發展的知識經濟中的新窮人, 使他們面臨著嚴峻的未來。

4.農民收入能否增加事關我們黨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的鞏固, 事關黨的為人民服務宗旨的實現。黨的十六大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確立為我們黨的指導思想。在“三個代表”中, 最重要的或者說它的出發點和歸宿, 就是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這也是我們黨一貫堅持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的體現。全國近13億人口中9億在農村, 只有廣大農民的收入不斷增加, 生活水平不斷提高, 城鄉差距才能縮小, 貧富懸殊才能消除, 農村大局才能穩定, 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才能落實。

二、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原因分析

1.制度性原因

不合理制度是影響農民收入的根本原因, 其影響程度遠遠超出我們的想象, 政策和制度的進一步合理化是當前和今后解決農民收入的主要著眼點。制度因素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現行財政體制使農民承擔了許多不應承擔的負擔, 導致農民收入的流失。二是速度型經濟目標考核體制, 刺激了地方政府追求政績的欲望, 導致短期化行為。三是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體制, 限制了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就業。由于長期的“城鄉分治, 一國兩策”, 我國的城鎮化進程緩慢, 截止1999 年我國城鎮化率只有30.9% ,僅相當于工業化初期國家的水平, 嚴重落后于社會經濟的發展, 使農村各種資源得不到有效配置, 農民收入渠道難以拓展。在城里打工的農民, 工作再努力, 表現再好也還是民工, 只要政治、經濟上有風吹草動, 首先裁減的是外地民工。

2.市場與產業結構性原因

當前農業結構問題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農產品質量普遍不高, 名優產品比例低;二是一般性品種多, 專用品種少;三是產品標準化和品牌管理滯后。當前由于農產品質量標準不統一, 不規范, 容易給假冒劣質產品鉆空子, 嚴重影響了農產品的銷路和發展;四是區域特專產品比較優勢不明顯。

薛亞梅認為我國農業結構調整主要是在數量上做文章。多了撤, 少了再湊。糧食多了, 改種蔬菜;糧食少了, 再種糧食, 以致出現農產品的階段性過剩。許多地方以資源定方向, 有什么資源就干什么, 許多資源相同的地方出現了結構雷同。產品在平面結構上的雷同, 這種低檔次上的過度競爭必然導致產品結構性過剩, 農民收入故而只能徘徊不前。

3.觀念性原因

農民思想觀念在整體上看來相對保守, 農民的市場觀念, 商品觀念, 知識經濟觀念, 規模效益觀念和協作觀念都有待改變。

中國傳統農民存在著落后保守的文化心理、觀念、意識等特性, 具體表現在: ①宿命論的人生信念和消極的精神狀態;②小富即安, 不思進取及有限的志向和人生目標;③節奏緩慢, 保守散漫的精神生活;④重義輕利, 重農輕商的價值觀念;⑤死板僵化,缺乏創新的思維能力;⑥平均主義理想。

4.資源性原因

這里的資源指廣義的資源, 既包括自然資源也包括經濟和社會資源。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說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 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賴自身的資源狀況, 廣大的中國農民尤其是如此。

在同樣的社會經濟環境條件下, 生產收入的高低主要取決于生產者所占有的資源及生產要素的多少, 作為農民來說能給其帶來收入的資源和要素無非是土地和勞動力。而作為資源的主要耕地及其它土地資源稟賦的先天不足顯然是農民收人增長的首要約束因素。其次, 中國農民受教育資源條件的制約。一方面, 農民接受的教育水平的高低會影響他們的生產效率;另一方面, 農村人口素質普遍較低, 其從業渠道因其自身素質低而受到限制難以轉入其他行業。從我國農戶擁有的資源來看, 大致可分為以下四類: 土地、生產性固定資產、人力資本、儲蓄和手持現金。這四大類資源是農戶獲得收入的主要渠道。在市場經濟中, 資源的多寡決定收入的高低, 而農民擁有的資源數量稀缺農民收入低可想而知了。

5.農民自身組織結構原因

一個世界上人口最大的群體居然是世界上力量最弱的群體, 這就是中國農民陷入整體性的萬劫不復的苦難之源。盛洪認為, 從經濟學角度看, 正如布坎南所說, 一致同意是帕累托最優的政治對應物, 不言而喻前提是平等的投票權也就是說在權利上的不平等, 在經濟上就是無效率。一個社會中最大多數的人群被壓縮了權利, 經濟政策就會出現系統性的偏差, 僅從幾十年的農業政策史及其經濟后果來看, 缺少一個反映農民利益的平衡的政治結構是許多損害農民利益進而損害全社會利益的政策輕易出臺的重要原因。

三、解決農民增收問題的對策

1.尊重農民首創精神論。

目前和今后, 要培育農村經濟和農民收入新的增長點, 必須更好地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 要允許農民大膽試驗和探索。

如果對我國農村經濟發展做一番歷史考察, 可以得出一個基本結論: 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是推動農村經濟創新和發展從而增加農民收入的根本動力。眾所周知, 改革開放以來, 我國農村經濟發展中共出現過三個方面的大的創新: 一是拋棄人民公社體制, 實行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的制度創新;二是在保證糧食生產__的基礎上, 積極發展多種經營和鄉鎮企業的結構創新;三是推廣以育種為核心的農用先進科技, 發展高產、優質、高效農業, 實現農業產業化的技術創新。這些都是尊重農民首創精神的結果。

2.加強政府建設, 認真規范政府涉農行為, 積極轉變政府職能。

政府的角色必須發生改變, 尤其是在市場引導和財政支出方面要下大力氣。目前主要的研究觀點認為: 國家必須認真規范基層政府的涉農行為, 杜絕“好心辦壞事”,“幫農卻坑農”的事情發生。為此, 基層政府的職能必須在以下幾個方面做出進一步調整: 建立農產品的市場價格體系、建立農產品質量管理系統、建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農業教育科技推廣體制。同時政府要制定有利于農民收入增長的產業政策以減少農業生產者的成本支出。減輕農民負擔從近期來看, 為解決農民收入低下的問題, 政府部門應采取增加財政對農業的投入, 促進農業發展。

3.推進農村產權制度論。

農村產權問題是解決農民收入問題的實質所在, 主要應該在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一是政府永久地廢除影響農村市場的行政命令。二是廢除目前“民土變國土”的城市用地制度。三是廢除靠行政權力推進城市化和城鎮化試行“公司辦城鎮”的體制。四是把目前仍然模糊不清的“集體產權”特別是關于土地的各種權利清楚地界定到農戶頭上。五是縣級和縣級以下政府要增加對農村資產的劃分、登記、建契的服務。

4.農民人口就業論。

對我國的“三農”問題起制約作用的矛盾主要是兩個。一是基本國情矛盾, 即人地關系高度緊張, 從而使耕地承擔的對農村人口的福利保障功能遠遠大于耕地的生產功

能;二是體制矛盾即城鄉分割對立的二元社會經濟結構。在這種情況下, 要增加農民收入, 就必須保障廣大農民的充分就業。

吳敬璉認為, 在我國每個農村居民只占有1畝多耕地的條件下, 即使不顧客觀經濟規律而把農產品收購價提高一倍甚至幾倍, 農民的收入水平也難有大的提高, 他們的生產和生活設施也難有大的改善。實現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轉移是解決“三農”問題, 順利實現工業化和城市化的中心環節。黨和政府在作出決策時, 要把有利于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和增加就業作為最重要的指導方針, 要大力發展中小企業, 為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創造必要的條件。

5.城鄉統籌發展論。

過去可能更多地注重于農村內部考慮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而十六大召開之后,提出了要用城鄉統籌的眼光解決中國的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但是我們不可能封閉在農村的內部來解決農民收入問題。要和城市結合起來, 包括加快推進中國的城鎮化, 使更多的農業人口轉移到城市中去, 從事非農產業, 形成一個城鄉統籌的格局。逐漸使得解決中國的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找到一個新的前途。中國目前正處在經濟社會全面轉型的時期。如果能夠把城鄉統籌的問題解決了, 整個經濟社會的全面轉型就會比較順利實現城鄉共同富裕, 區域統籌等相關問題都會得到解決

第二篇：農民收入問題增加研究

農民收入增加問題研究

【摘要】中國農民收入增加慢，分析為什么農民收入提高不起來，又如何來提高農民的收入。

【關鍵詞】農民 收入增加 農業 科技發展 原因 措施

一、中國農民收入增加慢

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人民的生活水平漸漸提高，從溫飽到小康生活，這見證了國家正一步步強大起來。人民的幸福生活正靠近我們。自“三農”問題的提出，國家把三農問題作為我國經濟和現代化建設的根本問題，容不得半點閃失，從興農、惠農、益農政策的落實，與以前的生活相比水平是提高了，從農村來講，農民的收入真正提高了嗎？【1】根據國家統計局網站消息，2011年全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6977元，比上年增加1058元，增長17.9%。剔除價格因素影響，實際增長11.4%，增速同比提高0.5個百分點。

隨著農村改革深化，農用地承包經營權的依法流轉、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土地使用權的規范轉讓，都為農村居民創造出財產性收入的增量。農村居民的財產性收入雖然增速可觀，但由于基數較低，2010年總量不過區區453元，增量也僅56元而已，增量在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14.9%的增長中只占0.5個百分點。農業部有關專家表示，近年來雖然農民收入保持了持續快速增長態勢，但農民增收的基礎仍比較薄弱，增收的渠道仍比較缺乏，農民的收入增加緩慢。

二、農民的收入為何提高不起來

1、大量的勞動力外流，大量的土地荒廢。

現在農村有大量的青年出去務工，農村里就出現了地沒人種，莊稼無人打理，老年人在家又無法大規模生產，當然人均收入也就少了。我國人均農地規模僅0.5公頃左右，根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的資料統計，日本農民人均土地規模是我國的7倍，韓國是我國的4倍。中國的農民經濟無法沖破小農經濟的束縛，這也就與世界經濟無緣掛鉤，農民收入不能高速提高。

2.自然災害導致農產量的下降

現在地球上的環境越來越差，而自然災害越來越頻繁，像北方的干旱，南方洪水、雪災、凍雨等。對于自然災害，農民也是無能為力。一旦災害發生，農產品產量減少甚至顆粒無收，這樣就談不上收入。

3.農產品買貴賣難

由于農村沒有進行大規模的生產，又沒有自己的銷售渠道，只能將自己的一點產品賣給小商小販。小商小販趁機壓價，這使得農產品賣的價格降低。而市場是要素價格快速上升，市場頻繁波動，對于農民來說這是高成本、高風險。農民的收入是增加了，但隨著物價上漲，農民的購買力卻沒增加。

4.科技投入力度不夠

現在的農業發展也面臨著嚴峻的資源約束。怎樣在有限的土地上生產出最大的效益，但現在的農民不具備較高的科技文化素質和經營管理能力，也沒有科技帶頭人，農業經濟人和企業家。還有對農業工程的科技投入少，未能實現科技興農。

三、如何提高農民的收入

1、落實科技興農全面加強農民培訓

要廣泛開展農民科技素質提升培訓，深入開展農業實用技術培訓，系統開農民職業技能培訓，積極開展農民學歷教育。

2.加強農田水利建設

【1】2011年來，中央出臺一號文件，召開中央水利工作會議，對加快水利改革發展作出全面部署。而現在繼續加強以水利為重點的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實現小型農田水利重點縣建設基本覆蓋農業大縣。

3.推進農業規模經營，發展現代農業經營主體

農業規模經營就是實現農民專業合作組織。國家在政策上要給予貸款和稅收的優惠，尤其是對當代大學生回鄉創業的支持。另外，也要對農業進行多方面的補貼，使農民義無反顧的進行農業生產。提高農產品的產量，增加農民的收入。

4.強化農業推廣和農業社會化服務，提高組織化程度

堅持基層農技推廣機構的公益性發揮，對基層推廣人員的待遇提高。提高農產品銷售組織化水平，使產銷銜接穩定，大力發展訂單農業。從而真正地讓推廣人員帶領農民發家致富，增加農民的收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要想使農民的收入提高這不僅僅是國家和政府的事情，還得需要農民自己的智慧，通過不斷的學習來武裝自己，提高自己的技能，在農村開辟自己的天地，通過國家的政策來依靠農村、利用農業、發展農業。我相信有了這些素質高的農民努力奮斗，農民的收入會大幅度提高起來。

參考文獻

【1】時事資料手冊【D】，北京石景山區，半月談雜志社，2012年1月2日

第三篇：新時期農民收入問題研究綜述

新時期農民收入問題研究綜述

[摘要]農民收入是農民問題中最根本的問題。在新時期，如何千方百計地增加農民收入，切實解決好農民增收問題，是中國農村工作的一項緊迫任務，也是全社會共同關注的一大課題。文章對近年來學界對農民收入問題研究作一系統綜述，并指出當前農民收入增長遇到的新問題和不斷顯現的新困局，原因在于缺乏根本性、全局性和長期性的多元化農民持續增收機制。

[關鍵詞]農民收入；研究綜述；可持續增收

[中圖分類號]F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728（2013）03-0099-03

一、關于農民收入問題的總體認識

毋庸置疑，自1978年以來以市場化為導向的農村改革，開啟了中國農業發展的歷史性契機，它不僅突破了傳統農業體制的束縛，而且實現了農民收入的快速增長，農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有力地保證了改革開放的順利進行，更是支撐了中國經濟的快速持續增長。但自1980年代中后期以來，農民收入增長開始變得緩慢，甚至還出現了負增長，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斷擴大，2003年高達3.23：1，之后雖有所縮小，其幅度很小且有反復。當前農民切實可行的增收之策大門正處于關閉之中，增收的空間日益變窄，形勢不容樂觀，2006年達3.28：1，2007年城鄉收入差距繼續擴大，高達3.32：1。最近幾年，城鄉收入差距雖在縮小，但仍保持在3倍以上。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1年城鄉收入差距為3.13：1，農民收入問題仍非常突出。

不可否認，當前農民增收難的問題在中國是客觀存在的，中國農民收入問題集中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農民收入絕對水平較低；二是增長速度緩慢；三是城鄉差距加大。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解決，將會嚴重危及到農村社會的和諧與穩定。毋庸置疑，農民是中國人口最多且占總人口比例最大的一個群體，如果農民發展水平過低（收入少、負擔重等），與其他階層差距過大的話，農民的不滿就會直接或間接地反映出來。農民收入問題無論于農民自身還是于國家發展都有根本性的影響。就農民與國家的關系而言，在中國，沒有農民的持續發展就不可能有國家的穩定發展；農民發展狀況的好壞，必定會對中國政權基礎穩固與否產生直接影響。國外文獻研究早就顯示：農民收入低且不穩的這種狀況，不但是發展中國家的難題，而且是發達國家的難題，更是現代國家發展中存在的一大難題。這對中國來說，不僅是當前緊迫而繁重的任務，而且是今后長期而艱巨的任務；不僅是農村工作的基本目標，而且是整個經濟工作的重大課題；不僅是重大的經濟問題，而且是重大的政治問題。

當前，不管政界抑或學術界都一致承認“三農問題的根本是農民問題，而農民問題的核心是農民收入問題”。特別是近年來，中央連續下發有關“三農問題”的“一號文件”，更是凸顯了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就相關研究文獻而言，具體集中在：一是制約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的因素分析。二是農民收入增加的途徑思考等方面，既有宏觀層面的理論性政策研究，也有微觀層面的實證性分析。

二、關于制約農民收入的因素研究

就農民收入增加緩慢這一社會經濟現象，理論界從不同角度進行了全方位的分析，認為阻礙農民收入增長的制約因素是多方面的。大致有以下幾種觀點：（1）以陳錫文、張秀生等為代表的制度性因素觀。陳錫文分析指出農民增收緩慢的問題，不僅有農產品市場不健全和非農就業難度加大等表層制約因素，而且還有制度等更深層次制約因素，制度因素是導致農民收入增長率下降的根本原因。張秀生等則從制度視角，圍繞土地制度、稅費制度、金融體制、公共品供給體制、社會保障制度等方面指出當前農民增收緩慢的成因，認為中國農村的制度缺陷是阻礙農民增收的關鍵因素。具體來說，一是在宏觀上缺乏制度的外在推動力；

二是在微觀上缺乏內在的創新力。（2）以吳敬璉、溫鐵軍為代表的資源性因素觀。很多學者借用羅格納·納克斯的“貧困惡性循環”理論來解釋中國農民收入水平低的原因，這就是中國農民長期處于低收入狀態的“資本積累的循環集”原因。吳敬璉認為當前農民增收難的根源是農民總體太多，農村資源普遍匱乏，并指出農村人力資源的質量低下是農民收入增加的“瓶頸”所在。溫鐵軍分析認為，中國農村人地關系高度緊張的現實與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結構體制共同導致了農民貧困。（3）以朱明俠、胡曄為代表的結構性因素觀。在朱明俠等看來，農業結構不合理是影響農民增收的首要因素，當前農業結構問題主要表現在農產品名優產品比例低、產品標準化和品牌管理滯后、區域特專產品比較優勢不明顯等方面。胡曄也認為農業產業結構不合理導致農民收入增長緩慢，農產品由于結構性過剩，勢必造成低檔次上的過度競爭，農民收入也只能是處于徘徊不前的狀態。（4）以柯炳生為代表的綜合性因素觀。柯炳生分析認為造成中國農民收入低的原因很多，但將農民收入問題簡單化地歸結為就是體制問題或政策問題是不全面的，我國長期以來所形成的城鄉分割政策，這是造成城鄉收入差別的最重要原因，但體制問題并不是全部原因，制約中國農民收入問題的原因是非常復雜的，是多種因素的綜合反映，是與國民經濟發展水平、國民經濟結構、農業內部結構、體制與政策原因、農民本身素質密切結合在一起的。

三、關于增加農民收入的對策研究

梳理已有的如何增加農民收入的理論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幾種代表性觀點：（1）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論。這無疑是被眾多學者較為認同的觀點，具有較大的代表性。最典型的就是以吳敬璉為代表，認為通過工業化與城市化來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從而增加農民的非農收入。持這種觀點的論者認為中國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在于工業化，解決農民增收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減少農民，把農民轉移出來，即農村人口就業的非農業化，或稱“農民的非農工業化”，使農民能夠“就業最大化”，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轉移，這才是今后一個時期農民收入增長的方向。這種觀點在近年來更是得到進一步的論證，比如蔡昉研究指出，在20世紀80年代，農業和農村政策對農民收入增長有重要的影響。而進入1990年代之后，農民收入增長的源泉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新的經濟增長和發展階段上，一系列宏觀經濟政策（如工業化和城市化、財稅政策、信貸政策、貿易政策等）對農民收入增長尤為重要。就目前而言，農民增收問題已經從本質上演變為農民非農就業問題。因此，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增收問題，就要統籌勞動力市場，真正實現農民平等的主體地位。劉明國等指出，中國農民想憑借人均大約2畝的耕地來解決農民持續增收問題，這應該是不切實際的。而要徹底地解決中國農民收入低的問題，根本道路就是積極推進農民非農就業和大力發展農村工業。（2）市場化論。持這種觀點的論者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增加農民收入的關鍵就要立足于市場，農民應該成為一個平等的經濟主體，主動去適應市場，通過加大農業結構調整的力度，以提高農業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這是農民增收的前提條件。蔡昉認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農民增收問題是與市場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因此，國家要積極改善農民生產生活的市場環境，大力支持農民進入市場，熟悉市場，最終提升其競爭力和增收能力。張永林等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村經濟多樣性和產業化所產生的資源循環和創新是解決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民增加收入的源泉。（3）制度創新論。周其仁是產權制度改革論的典型代表，認為要增加農民收入必須從產權界定問題尋求突破，如政府要永久地廢除一切農產品市場的行政命令；廢除“民土變國土”的城市用地制度；在村莊一級要做到“政經分開”以明確“集體產權”。張秀生等認為，要實現農民收入快速持續地增長，必須進行制度創新，積極構建農民增收的長效機制的制度框架。溫濤等專題研究了農村金融體制的創新，提出通過金融發展抑或是農村金融發展以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從而實現農民收入的增長。（4）加大資源投入力度論。林毅夫指出國家應加大財政支農的力度來促進農民收入增長，通過加強對農村基礎設施的投資，大力開展新農村建設；王春超認為提高農村人力資源質量是增加農民收入的根本

途徑，在理論上提出增加農民收入的關鍵著眼點應是對現代生產要素和人力資本的投資。溫濤、王煜宇對農業貸款和財政支農投入與農民增收的關系作了深入的實證分析，認為只有農業投資的增加才能夠推動農民收入的增長。也有學者研究指出要加大農村公共產品的投入以推動農村經濟的發展和農民收入的快速增長。（5）綜合推進論。柯炳生認為解決中國農民收入問題是一項系統工程，不僅需要農民自身的努力，而且更需要各級政府的大力幫助。就政府而言，需要從加快城市化進程、促進農村勞動力向外流動、提高農村人口的基礎教育水平、改革農業補貼政策、完善土地管理政策、完善市場與農民組織政策、改革農村金融政策、促進農業生產發展政策、建立農村社會保障政策等方面綜合推進來切實解決農民增收問題。張紅宇研究指出要實現農民不斷增收，就必須從農業、非農業和農業外部環境等三方面來綜合考慮，牢固樹立起可持續的、統籌兼的和以人為本的發展觀。

四、農民收入問題研究的總結性評述

上述的研究涉及到了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文化學等學科，無疑拓展了農民收入問題的研究領域，這對深化農民收入問題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對文獻梳理后，我們發現鮮有用可持續發展理論來審視農民收入增長問題，這就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研究視角。而在當前農民收入增長方式已不能很好地適應新發展的情況下，農民固有的局限性則表現得更為明顯，這些局限性包括農民自身素質、環境與資源以及經濟社會發展方式等多個方面，因此，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克服這些局限性，對于促進農民收入持續穩定地增長，具有非常現實的意義。

目前而言，中國農村已經總體上實現了小康，并將快速地進入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階段，農民收入增長的新困局也在不斷顯現，農民增收的道路也非一帆風順。蔡昉指出，在國民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農業經濟的比重持續下降是一種歷史必然現象，由此而造成農民收入低下的問題只能是通過勞動力市場的調節才能得到妥善的解決。實際上，中國農民家庭經營二、三產業的收入和工資性收入比重已經在日益增加，而且在今后農民收入的增長對這兩項收入的依賴程度會越來越高，這就意味著農民收入問題是一個與國家宏觀經濟形勢和國際經濟變化大環境密切關聯的大問題。所以，新時期中國農村發展的重點就要著眼于改革農村要素市場，并加以不斷完善，進而擺脫較高收入水平的均衡陷阱（“溫飽陷阱”）的制約，讓農民在全面實現小康的基礎上，能夠持續健康快速地走上富裕的道路，這就要針對農民收入的性質和特征，著眼于建立和完善農民收入持續穩定增長的長效機制，把當前收入增長與未來收入再增長統一起來，以多元化為導向實現農民持續增收，為農村地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

[參考文獻]

[1]陳錫文，當前的農村經濟發展形勢與任務[J]，新華文摘，2006，（7）

[2]柯炳生，關于我國農民收入問題的若干思考[J]，農業經濟問題，2005，（1）

[3]張秀生，等，構建農民收入增長的長效機制[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7，（1）

[4]溫鐵軍，“三農問題”：世紀末的反思[J]，讀書，1999，（12）

[5]朱明俠，等，增加農民收入的理論分析與政策選擇[J]，農業現代化研究，2003，（2）

[6]吳敬璉，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與“三農”問題[J]，宏觀經濟研究，2002，（6）

[7]蔡昉，農村發展與增加農民收入[M]，北京：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06，121

[8]劉明國，等，可持續地提高我國農民相對收入水平需要什么？[J]，農村經濟，2007，（4）

[9]張永林，等，農村經濟多樣性和產業化與農民增加收入的內因和機理[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6，（9）

[10]周其仁，增加農民收入不能回避產權界定[J]，發展，2002，（3）

[11]溫濤，等，中國金融發展與農民收入增長[J]，經濟研究，2005，（9）

[12]林毅夫，“三農”問題與我國農村的未來發展[J]，農業經濟問題，2003，（1）

[13]王春超，農村土地流轉、勞動力資源配置與農民收入增長：基于中國17省份農戶調查的實證研究[J]，農業技術經濟，2011，（1）

[14]沈坤榮，等，中國農村公共支出及其績效分析——基于農民收入增長和城鄉收入差距的經驗研究[J]，管理世界，2007，（1）

[15]張紅宇，促進農民增收的長期思路和政府行為[J]，農業經濟問題，2005，（2）

[責任編輯：胡彩芬]

第四篇：減輕農民負擔和提高農民收入問題研究

減輕農民負擔和提高農民收入問題研究

摘要：在改革開放的熱潮中，中國各地的經濟正在迅猛發展，然而在發展的同時，我們必須要明確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村問題仍是制約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表現為：城鄉發展不均衡，農村收入低，農民負擔重等一系列的問題，這已成為我國改革開放成敗的決定因素，所以城鄉協調發展，減輕農民負擔和提高農民收入成為現階段經濟發展的重中之重。

關鍵詞：農民 負擔 收入 經濟 發展

前言：黨的16次代表大會，提出了在本世紀頭20年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指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方向。我國建設小康社會意味著全民共享、城鄉共進，齊奔富裕之路。然而，在城市奔小康呈現興旺發達的大好局面的同時，與之相陪襯的卻是農民的收入水平低、提高速度緩慢，從而在建設小康社會的道路上步履蹣跚的尷尬局面。如何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民收入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中變得尤為突出。

一、農民負擔和收入現狀

農村穩定、農業發展、農民增收，“三農”問題的中心是“農民增收”。農民增收是農村穩定和發展的基石，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富民強市”所無法回避的挑戰。隨著三農問題提出，農村經濟有了較好的發展，但是仍然存在著發展不均衡，發展速度慢，農民負擔重，收入低等現狀。

（一）農民負擔的現狀分析 1.農民合理負擔呈下降趨勢

國家統計局調查結果顯示：1990―1994年間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15.5％。同期負擔年均增長15.4％，兩者基本上是同步增長；1995－1998年間，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11.1％（未扣除價格因素），同期負擔的年均增長6.4％，負擔增幅低于收入4.7個百分點，負擔呈相對減輕趨勢。1998年農民負擔出現回落，連續多年的擴張勢頭得到初步抑制，比上年減少了1.2％。若按農民負擔管理條例規定的口徑計算，1998年農民人均稅后負擔為68.77元，比上年減少1.73元，減少了2.5％。

2.農民不合理負擔越來越重

農民合理負擔基本得到了有效控制，而農民承受的不合理負擔則越來越沉重。據農業部農民負擔監督管理辦公室統計表明，1991年能夠統計到的農民支出的行政性事業費高達17.7億元，各種罰款23.1億元，集資攤派41億元，其他社會負擔38.1億元。上述各項合計，人均13.8元，占上年人均純收入的2.5％。但是地方調查結果表明，不合理負擔占農民人均純收入的5％—7％，大大超過農業部的統計結果。有關數據表明，不合理負擔遠遠超過了中央規定的5％的警戒線。

（二）農民收入的現狀分析

我國農民的收入狀況呈現以下幾個發展態勢：

1.農民的收入構成及收入來源向多元化方向發展，我國農民靠傳統的種養業為唯一收入來源的格局已被打破。農、牧、漁及非農產 業收入等都成為農民收入的重要來源。

2.農民收入增加，但增長幅度趨小。據國家統計局 2009年公布的最新統計數據顯示, 2002 年和2003年我國農民的實際人均純收入增長率分別為5.9%和6.0%，到 2004年環比增長率高達12%，2005年和2006年環比增長率分別為11%和10%，表明我國農民的收入增長幅度趨小，增長速度減慢。

3.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隨著我國市場化、信息化及城鎮化的有力推進，城鄉居民的收入有了很大提升，相對于城市居民的高收入、增長快而言，農民群體的收入量及增長幅度都受到限制，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下面的一些數據是對于這一狀況的有力說明：2002年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為2476元，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7703元，前者僅相當于后者的32%；1997年至2002年，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每年實際增長僅3.8%，而同期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年實際增長則達到8.6%，前者僅相當于后者的44% ；2002年與2001年相比較，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增長4.8%, 而同期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卻增長13.4%，前者僅相當于后者的35.8%。

二、農民負擔重，收入低的原因

近年來，農產品銷售不暢，價格低落，農民收入增長緩慢一些地方出現負增長，致使城鄉人均收入差距進一步增大。這不僅關系到農村的發展和穩定，而且關系到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全局。對此，我們不僅要高度重視，更要找出原因。

（一）現行體制不完善，加重了農民負擔 我國雖然對農村體制及法制進行了多次修改，但仍不完善，表現在多方面：

1.財政體制的不完善。1994 年我國實行了分稅制，規范了中央和地方 以及地方各級政府之間的財政分配關系，充分調動了各級地方政府的積極性。但是，從發展農村經濟與社會各項事業和提高農民生活水平角度講，我國現行的財政體制還不完善，直接或間接地加重了農民的稅外負擔。在現行財政體制下，鄉鎮財政成為我國財政體系中的最基層環節，鄉鎮開始有了自己的收支活動。但是，從財權來看，鄉鎮財政只享受著范圍極其狹小的財力分配權，卻在履行著占全國人口 62％的廣大農村的社會各項事業發展以及對經濟進行必要的宏觀調控的職責。鄉鎮政府的事權大于財權，全國 90%的鄉鎮都存在著巨大的財政缺口，為彌補這個缺口，鄉鎮政府借助種種名義向農民伸手，將其中的一部分支出轉嫁給農民。

2.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不徹底。為適應農村家庭承包經營制的推行，我國建立了鄉鎮一級政府，并在鄉級政府下設立村民委員會和村民小組。但是到目前為止，一些地方的政社分設并不徹底。不少地區在村一級還是“兩塊牌子，一套人馬”，即村委會和集體經濟組織的工作均由一班人承擔。政府對集體經濟和家庭經濟的過多干預，強化了農民對政府的依賴，束縛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再加上農產品收益不穩定，而鄉鎮企業效益滑坡，使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速度明顯下降，造成農民的稅費負擔能力下降。

（二）社會發展帶給農民負擔的新問題

1.教育產業化的興起，成了農民發展致富的新負擔。在很長一 段時間里，農民都把成為文化人作為平生最大目標，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窮不能窮教育也在農民中產生了根深蒂固的影響，農民把考大學升大學看作是比結婚生子都光宗耀祖的事，所以也窮其力想讓下一代成為大學生，這與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以來考上大學就有了鐵飯碗的思想有著很深的淵源。然而，隨著教育改革的深入，隨著教育產業化的興起，大學學費以及名目繁多的雜費成為考上大學的農民孩子及家長心頭上的一座大山，高昂的學費成為阻擋大學夢的絆腳石，很多付不起學費的窮人孩子因而與大學無緣。即使憑全家所有力量勉強讀完大學，但嚴峻的就業形勢也在考驗著這些大學生。投入與產出能成正比嗎，上大學花的錢能在什么時候掙回來呢，這一切的一切，都無不正在折磨著窮苦農民以及農民的孩子，也終將加大農村孩子與城市孩子之間的差距。

2.農民文化水平低，農村創新意識差，自我保護意識差。據調查，我國大部分農村地區由于農民自身水平及見識的局限，在地方政府的高壓政策下過著逆來順受的生活，甚至在一些地方存在著嚴重的封建主義色彩。曾經在農村地區如火如荼的村辦企業由于交通不便，分布零散，資源整合力度差和地方政府的嚴重剝削，基本都消失殆盡，這給渴望發家致富的農民以沉重打擊。目前，廣大落后地區的農村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長期存在。

3.工業快速發展，城市的迅猛擴張，農田占用，農民安置不力。在城市規模快速發展的今天，原先處于城郊的農民賴以生存的土地被征用，一般這些地方的農民會獲得相應得補償如提供住房和補貼等，然而這些補償只有很少一部分會直接由農民得到，除此之外，即使有 相應補貼的農民失去了他們賴以生存的土地，它們的未來將何去何從呢。

（三）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后勁不足 這主要表現在：

1.農民收入的增加目前主要靠勞務收入和投資收益的增加，而實際上這種增收只是一部分農民增收，大部分農民增收效果并不明顯，有些甚至出現了負增長。

2.農村非農產業如鄉鎮企業、農產品加工企業發展滯后，導致非農產業對農民收入增長的貢獻率降低。

3.農民收入低，政府財力不足，直接導致農業投入不足，這種不足的投入既包括人力、物力、財力的投入，也包括物質及其他非物質的投入，由于缺乏足夠的投入，造成許多農業基礎設施年久失修，農業生產條件不斷惡化，抗災防病害能力逐漸下降，影響了農民收入的穩定增長。

4.收入差距拉大。有關資料顯示，2000年農村居民的收入基尼系數已達到0.43，超過了國際上公認的警戒線。以甘肅和湖北兩省為例，2000年甘肅農民人均純收入最高的酒泉地區為3315元，最低的隴南地區為956元，兩者之比為3.47:1；2001年湖北20%的高收入農戶集中了31%的純收入，他們的年人均純收入達到了4643元，而20%的低收入戶只占有10%的總收入，人均年純收入只有1077元，高低收入比高達4.31:1。

三、減輕農民負擔和增加農民收入的措施

（一）減輕農民負擔的措施 要切實減輕農民負擔，必須正確處理國家、集體和農民之間的利益分配關系，標本兼治，要有針對性地采取一些措施，保護農民的合法權益和生產積極性，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

1.壯大農村集體經濟實力，千方百計的增加農民收入，是減輕農民負擔的根本

發展才是硬道理，一切矛盾歸根到底都必須依靠發展來解決。從總體而言，農民負擔反映強烈、矛盾比較突出的是低收入農民。就地區而言，經濟落后地區特別是中部農業省區農民負擔相對較重。這些地區第二、三產業不發達，使得地方政府不得不通過加大農民負擔來調節社區經濟分配關系。經濟發達地區基層政府的運作建立在集體經濟基礎之上，公共產品的成本通常主要有鄉鎮企業和集體經濟來支付，農民的直接負擔相對較輕。要切實減輕農民負擔，正確處理國家集體農民的分配關系，必須大力發展農村經濟，壯大集體經濟，通過發展集體經濟，增加農民收入，從根本上提高農民對負擔在經濟上的承受能力。

2.改革稅費制度，理順財政體制，是減輕農民負擔的基本前提 我國農業長期處于“低稅賦，高負擔”的狀況，因此，必須改革農村稅費制度。在認真清理整頓現行各種收費的基礎上，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將稅收、規費、使用費等綜合考慮，依不同的資金性質、特點，使其各行其道，從而規范政府資金的分配，合理有效地使用和管理各種資金，理順財政體制和相關分配關系。完善農業稅收政策，加大征管力度，加強稅收在組織財政收入、提供農業所需公共物品和調節農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完善稅外規費征收制度，加 大征管力度，加強監督管理力度，推廣農村集體提留的預決算制度、負擔卡監督制度和定向審計制度。對統籌提留實行“費改稅”，可采用收取農業稅附加的辦法來籌集農村公益事業費和集體提留資金，規范鄉村兩級的政府行為。這項改革與農業稅制改革配合起來，可切實減輕低收入農戶的負擔，從而達到經濟有效。實行“費改稅”后，使農村公益事業費和集體提留同稅收一樣具有強制性和范圍性，有利于緩解干群關系，降低收費成本。

3.改革政府機構，規范政府行為，是減輕農民負擔的關鍵 必須精簡機構，裁減超編人員，壓縮經費，從根本上控制“需求”。同時要規范政府行為，做到權力與部門利益徹底分離。要加強對鄉鎮預算外資金的管理，實行“源頭控制”，規范收費行為，統一收費立項權管理。統一票據管理，使鄉鎮預算外資金的源頭管理規范有序。要健全和統一鄉鎮財務制度，科學、合理、規范地管理和使用預算外資金。

4.加強執法機構和隊伍建設，加大執法力度，是減輕農民負擔的重要保證

必須提高認識，嚴格貫徹執行減輕農民負擔的法規、法令和政策，嚴禁亂集資、亂收費、亂攤派；嚴禁要農民額外出錢、出物、出工的達標升級活動。對于執行減負法規、法令和政策不得力，不能確保一方平安的負責人，要做必要的組織調整；對于隨意加重農民負擔，造成嚴重結果的負責人，要給予黨紀、政紀處分，甚至追究刑事責任，切實把減負的各項法規法令和政策落到實處。有人提出，農民負擔監督管理機構應該從同級政府的農業部門中分離出來，建立自上而下的 垂直管理體制，實行條條管理，從而保證其切實履行農民負擔的監督管理等執法職能。

5.加強宣傳，提高農民的自我保護能力

由于農民的整體文化政治素質較低，對政策了解較少，對國家行政管理行為的監督還缺乏自覺性和足夠的勇氣。因此要加強國家政策法規的宣傳和農民負擔卡的發放工作，讓農民知道哪些是合理的負擔及合理負擔項目、金額、比例。同時，電視臺、廣播電臺、報紙等宣傳工具要大力宣傳、報道那些堅持原則、敢于同違反負擔政策行為作斗爭，保護農民合法權益的單位和個人，以增強農民的自我保護意識和監督勇氣，自覺抵制不合理負擔。

6.廉潔高效的政府機構可以減輕農民負擔

對農民來講，所謂廉潔，就是干部在涉農服務中，不吃、拿、卡、要，不圖名不圖利，該給農民的錢和物，不折不扣的給農民，該給農民辦的事應盡快盡力的辦好。據不完全統計，全國每年用于公款吃喝的花費達幾千億元，如用于農業生產條件的改善上，對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必有很大的推動作用。此外，市、鄉、村都要按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指示，加大力度精減機構，分離富余人員。

7.農民要自覺學習農業科學技術，合理配置農業資源 農民由于缺乏現代農業科學技術知識，在選種、耕作、施肥、使用農藥等方面要么重復投資，要么投資不到位，造成投入產出比少，收益低，增加了農民負擔。可以具體組織村級開辦圖書館，讓農民多讀科技書籍，還可以組織送科技下鄉活動，讓科學種田的方法通過有效的途徑傳給農民。同時，對農民自身來說，應該自覺學習現代的農 業科學技術，杜絕和減少浪費，以達到自我減負的目的。

（二）增加農民收入的措施

增加農民收入是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問題的有效方法。農民收入增加，消費水平會隨之提高，對于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是有著良好的促進作用。同時也是縮小城鄉差距的重要手段。我們應采取一系列有力的措施來增加農民的收入。

1.鼓勵發展“三高”農業和產業化經營，增加農民經營收入（1）優化農業結構，擴大特色農業的規模生產

加大農業投入，貫徹落實有關農業農村的法律、法規和政策，加快農業基礎設施的建設；增加科技投入，加強農業技術培訓，完善農產品質量安全保障體系和農業信息體系的建設，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

加快推進農業區域化、專業化、基地化、標準化、規模化生產，提高農業整體素質和綜合效益。

努力提高畜牧業生產比重和產品品質。全面落實重大動物疫病的各項防護措施，促進畜牧業發展和保障畜產品安全。

（2）大力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

大力發展農產品加工業，通過招商引資，鼓勵引導工商業投資農場品加工業，形成產業化生產加工基地，延長農業產業鏈，提高農產品附加值，全面提高農產品質量檔次和農業積極效益。

（3）努力提高農業生產水平

大力引進推廣農業新品種新技術。瞄準國內外先進又適宜農村資源條件發展的新品種、新技術，加快引進和笑話吸收。同時建立和完 善農產品質量安全生產體系。加強農業投入品管理和質量安全與衛生監督管理，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

2.鼓勵發展農產品深加工，帶動農民增收

（1）加大招商引資力度，積極宣傳本地農產品優勢，加強服務，提供優惠政策，吸引客商前來投資農產品加工業。

（2）加大對農產品生加工產業的投入，對加工企業給予一定的資金補貼，降低企業的投資風險。

（3）對企業生產所需要的農產品原材料，要加強對農民的引導和推廣，建立企業的原材料生產基地。

3.引導農民進行土地流轉，激勵農民自主創業

（1）積極引進外地農產品龍頭企業、培育本地種養大戶，引導農戶進行土地流轉。通過土地流轉，充分提高土地的利用率，有效促進規模化和專業化生產，促使農業生產效益和農民收入有顯著的提高。

（2）加快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為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創造就業機會。降低進城和就業門檻，加快建立城鄉一體、競爭有序、高效公平的開放勞動力市場體系，切實維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

總結：中國有史以來就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村的發展在中國的經濟體中顯得尤為重要，而農村的發展離不開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民收入，能夠有效的促進解決城鄉差距。農業是一個國家的根本，是保證的國家正常運行的基礎，更是保障人民生活水平的重中之重，而農業的發展離不開農村的發展，只有認真落實好三農政策才能夠真正切實的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才會邁向更美好的明天。

參考文獻

[1] 易赟,梁飛;增加農民收入的財政政策研究;湖北財稅;2003年12期 [2] 劉豆山;《農民增收的對策研究》;經濟師;2003年02期

[3] 鐘甫寧;《增加農民收入與調整經濟結構》;農村經濟;2004年03期 [4] 陳璐璇;《論增加農民收入的幾點措施》;南平師專學報;2004年01期

[5] 段慶林;《中國農民收入增長的影響因素研究》;廣東社會科學;2002年06期 [6] 賈莉;《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的原因及解決對策》;農業與技術;2003年05期

第五篇：農民收入問題調查報告

農民收入問題調查報告

中國農村問題的研究，目前似乎都集中在提高農民收入上面。但在如何提高農民收入的問題上，卻有著不同的認識。一些經濟學家看到了中國農村金融制度的缺陷，認為只有發展農村金融，才能保證農民有條件進行再生產。也有些學者認為，中國的農民收入太低，是因為存在著工農業產品之間的剪刀差問題，只要提高農產品的價格，就能增加農民的收入。

上述觀點從資本運營和生產經營兩方面考慮到了農民的利益，但是，這些主張在中國的農村未必行得通。中國的農村改革必須變換思路。

在我看來，當今中國農村問題千頭萬緒，但歸納起來大體上形成三大矛盾：

第一，農業集約化生產與家庭承包經營之間存在矛盾。與其他發達國家規模化生產的農業相比，中國的農業沒有比較優勢。和中國的其他行業相比，中國的農業投入產出之比也不高。這其中固然有中國農業的技術含量低、生產力低下、農民負擔較重等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國長期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制。作為階段性的改革成果，家庭聯產承包制在中國農村經濟發展中曾經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現在看來，家庭聯產承包制已經難以適應現代化生產的需要。由于土地的集體所有制性質，作為發包方的集體所有制組織與承包人之間存在著利益沖突的問題。當集體所有制組織的利益與土地承包人的利益發生沖突時，集體所有制組織會毫不猶豫地破壞業已形成的土地承包關系。農民作為土地的承包者，雖然可以通過村民自治組織來保護自己的權利，但由于自治組織同時也是發包人，這樣就出現了農民無法通過農村內部的組織機構保護自己合法權益的問題。近年來，雖然不斷有學者呼吁，通過合作社或者農會的方式將農民重新組織起來，但現有的農村生產關系阻礙了農民的聯合。更重要的是，隨著農村人口的不斷增加，人均耕地面積越來越少，中國的土地承包合同關系不得不經常性地發生變化。在這種情況下，建立在農村承包經營責任制基礎上的一系列制度都面臨失效的危險。中國的農村承包責任制已經變成了阻礙農業現代化的制度設計。在沒有更好的制度加以替代的情況下，政府應當積極引導農民走合作化的道路，通過農村互助組織逐漸地實現規模化生產。在一些商品化程度比較高的農村地區，農民內部之間的分工已經非常普遍，土地的集約化經營也基本上實現。政府部門應該在穩定現有生產關系的前提下，積極鼓勵農民探索更加科學有效的發展道路。今后應該在條件允許的地方，大力發展集約化農業。

第二，農業人口的嚴重過剩與城鎮化發展的滯后之間存在矛盾。提高農業勞動效率，必然會出現越來越多的失去土地的農民。近年來，關于城市化和城鎮化的爭論，其實質就是關于農民安置方式的爭論。城市化固然能夠一步到位，但城市化所帶來的巨大的社會成本是發展中國家難以承受的。在城市化的背后，是城市布局的合理性問題，更是城市的基礎設施和吸納能力的問題。在我看來，中國現有的城市布局并不能適應未來發展的需要。在廣大的鄉村普遍缺乏資金流動、信息流動和實物流動密切結合的小城鎮，因此，今后應該更多地建設符合農村需要的小城鎮。但是，小城鎮的發展必然會帶來土地使用的矛盾。當前中國一些地方的經濟開發區熱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中國農村城鎮化發展所帶來的問題。在一些開發區，已經形成了新型的小城鎮。政府在清理和整頓經濟開發區時，應該注意小城鎮的正常發展與經濟開發區盲目建設之間的區別，通過政策引導和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將經濟開發區逐步改造為吸納農村剩余勞動人口的小城鎮。在一些不贊成發展小城鎮的學者看來，城市化才是解決當前中國農村人口過剩問題的唯一出路。他們反對小城鎮發展，認為這樣會降低土地的使用效率，形成資源的極大浪費，助長假冒偽劣產品的泛濫。但是，應當看到，城市的設計不是搭積木。在城市的布局已經初步定型的情況下，成倍地增加人口會導致城市功能的急劇萎縮。城鎮化雖然不能在現代化的道路上一步到位，但可以在短時期內有效解決農村剩余人口的出路問題。即使在一些發達的國家，小城鎮仍然居住著一個國家50%以上的居民。

第三，農村村民自治和政權機構不斷擴張之間存在著矛盾。村民自治在中國當代有著多重含義，從民主發展的角度來看，它是中國民主改革的先導；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它是尊重農民經營自主權的必要形式；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它是農民自主管理的社區組織結構。但是，中國農民自治機構面臨著政權機構

擴張所帶來的壓力。在一些農村，農民的自治組織和黨的基層組織之間存在著緊張關系，農民的自治事業面臨難以為繼的局面。事實上，在當初的自治制度設計中，不是沒有考慮到農村村民自治所面臨的各種問題。但由于我國政權機構不斷擴張，鄉鎮政府人員隊伍龐大，如果不從自治組織獲取必要的費用，機構就難以運轉下去，所以，鄉鎮機關普遍存在著干預村民自治的現象。這種干預既是利益的訴求，也是傳統行政思維觀念的延續。如果不改革中國的行政體制，減少或者約束政府的行政權力，那么，中國農村村民自治制度就難以繼續發展。可以說，農業集約化生產與承包責任制之間的矛盾是中國當前農村許多矛盾的根源，而農業人口的嚴重過剩與城鎮化發展滯后之間的矛盾是導致中國當代農村問題加重的根本原因，村民的自治組織和政權機構的緊張關系是產生一系列問題的導火索。解決中國的農村問題，不但要從提高農民收入入手，而且還看到農業發展中所面臨的前所未有的危機。在解決三農問題時，不但要從生產關系方面思考問題，而且要從上層建筑方面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只有跳出既定的思維模式，才能為中國當代三農問題的解決開出合適的藥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