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財經》：貧富中國--中國城鄉收入差距調查

●勞動力自由流動是關鍵性的解決之道

解決城鄉收入差距問題，當務之急是應該從體制上解決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問題。

本研究報告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收入分配課題組課題成果《中國收入分配與公共政策》的一部分。該課題組從上個世紀80年代后期，一直對個人收入分配變化趨勢進行追蹤研究，分別于1988年、1995年、2002年展開三次全國范圍的住戶調查，獲得了第一手的調查數據，并在此基礎上完成此調查報告。

本課題集中研究中國不斷擴大的個人收入差距問題。當前，收入差距急劇擴大已成為一個社會熱點問題。從宏觀層次上講，收入差距本身是整個社會經濟運行的一種結果，但是它又與社會經濟的發展產生互動的作用。也就是說，收入差距本身不僅和經濟效率相關，過度的平均主義和過大的收入差距還會影響到經濟效率。更重要的是，過大的收入差距還會影響到整個社會的穩定。大量的發展中國家的例子都表明，收入差距的擴大是導致社會和政治不穩定的一個重要的因素，這種不穩定反過來又影響到整個經濟的發展過程。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國家的收入差距也許處在一種臨界的水平上，收入差距的進一步擴大會帶來何種社會后果很難預測。

在普遍的收入差距中，城鄉差距更為普遍和嚴重。近年來，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連續增長緩慢，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自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農民收入增長放緩后，1997年以來，農民收入已連續7年低速增長，不及城鎮居民收入增量的1／5。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由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1.8∶1左右，擴大到3.1∶1。農民收入長期上不去，不僅影響農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影響糧食生產和農產品供給；不僅制約農村經濟發展，而且制約整個國民經濟增長。故此，本調查報告把研究重點集中在城鄉差距方面。

2004年新年伊始，中共中央、國務院就農民增收發出了“一號文件”，是為《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學界研究與中央決策之呼應，由此亦清晰可見。——編者

中國城鄉收入差距世界最高

中國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從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出現一個先上升后擴大的過程（見圖一）。從1994年開始城鄉之間收入差距出現了下降的趨勢，但是從1997年起又逐步擴大。

這次擴大與農產品價格的變化基本上是同步的。當農產品價格上升以后，農民收入增加，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在縮小，如果農產品價格不變或者下降，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就會進一步擴大。我們還可以看到，2001年居民的人均收入幾乎是農村居民的三倍，這是按照國家統計局的個人收入概念計算出來的，即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的人均純收入的比率。對于這樣一個收入差距很多人會提出不同的意見，因為它不能真實地反映城鄉之間的實際收入或者用現代西方經濟學的概念，實際福利水平（well－being）上的差別。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還不能涵蓋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種各樣的實物性補貼，比如說城鎮居民中很多人是享受公費醫療的，而農村居民卻沒有這種待遇。城鎮的中小學能夠獲得國家大量的財政補貼，而農村的學校得到的補貼非常少，農民卻要集資辦學。城鎮居民享受養老金保障、失業保險、最低生活費救濟，而這些對農村居民來說卻是一種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如果把這些因素考慮進去，有人估計城鄉收入差距可能要達到四倍、五倍，甚至是六倍。

中國與其他國家相比，如果僅僅看貨幣收入差距，或者說名義收入的差距，非洲的津巴布韋的城鄉收入差距比中國稍微高一點，但是如果把非貨幣因素考慮進去，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是世界上最高的。

高收入人群收入超常增長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收入分配課題組收集到的1995年和2002年全國住戶調查數據，為進一步分析個人收入差距的變動趨勢和收入差距的結構性變化提供了可能。

為了與上述的分析結果具有可比性，我們仍使用國家統計局的農村居民純收入和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概念，來估計和分析有關的個人收入差距指標。

表1給出了1995年和2002年全國、城鎮內部、農村內部基尼系數的估計結果，還有城鄉之間的收入比率。從中可以看到，2002年全國的基尼系數達到0.454，比1995年高出1.7個百分點。城鎮內部的基尼系數的上升幅度最大，比1995年提高了近4個百分點，達到0.319。與此不同的是，農村的基尼系數反而有所下降，從1995年的0.381下降為2002年的0.366，下降幅度非常有限，僅為1.5個百分點。然而，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卻在擴大，如表1所示，城鄉之間人均收入比率由1995年的2.8提高到2002年的3.1。

在表2中，我們將樣本按照收入高低進行排序，然后分別計算不同比例的高收入人群組所獲得的收入比例和低收入人群組的收入份額，從而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觀察個人收入分配的狀況。就全國而言，2002年收入最高的1％人群組獲得了全社會總收入的6.1％，比1995年提高了0.5個百分點；最高的5％人群組獲得了總收入的近20％，比1995年提高了1.1個百分點；最高的10％人群組獲得了總收入的近32％，比1995年提高了1.2個百分點。這些結果意味著富人變得更富了。

如果對城鎮內部和農村內部的高收入人群組的收入比例的變化作進一步考察，我們會發現全國高收入人群收入比例的上升主要來自于城鎮，而不是農村。相對于1995年，2002年農村中的高收入人群組的收入份額有所下降，這是與農村基尼系數的下降一致的。與農村相比，城鎮的高收入人群組的收入份額，雖然低一些，但卻是明顯上升的，正如表2所顯示的，收入最高的1％人群組獲得的相對收入份額提高了0.5個百分點，收入最高的5％人群組和10％人群組的相對收入份額分別提高了1.5和2個百分點。

現在我們來觀察最低收入組的相對收入份額及其變化。對全國樣本來說，雖然收入最低的5％人群組和10％人群組的相對收入份額處于很低的水平，但是沒有出現下降的跡象。也就是說，全國收入差距的擴大并不是表現為低收入人群收入狀況的惡化，而是表現為高收入人群收入超高速增長。然而，對城鎮樣本來說，收入最低人群組的相對收入份額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降低，例如收入最低的1％人群組，5％人群組和10％人群組的相對收入份額分別下降了0.2個、0.6個和1.7個百分點。值得欣慰的是，農村的低收入人群組的狀況都有某種程度的改善。這些情況也是與我們前面獲得的基尼系數的估計值表明的收入差距狀況相吻合的。

城鄉收入差距大于城鎮 和農村內部收入差距

從收入差距的構成上看，全國的收入差距是由城鎮內部收入差距、農村內部收入差距和城鄉之間收入差距所構成。人們自然會提出這樣的問題：三種差距各自在全國收入差距中占有多大的比例？表3為這個問題提供了明確的答案。利用泰爾指數，全國的個人收入差距被分解為三部分，城鎮內部、農村內部和城鄉之間收入差距。同時，我們還可以計算出三種差距對全國總差距的貢獻率。

不難看出，在1995年至2002年期間，城鎮內部收入差距的貢獻率有所提高，提高了7個百分點。與此相反，農村內部收入差距的貢獻率有較大幅度下降，由52.7％下降為38.5％。這一變化一方面歸結于農村內部收入差距的輕微縮小，另一方面產生于農村人口相對比例的下降。

更值得注意的是，城鄉之間收入差距對全國總體收入差距的貢獻率明顯上升，從36％提高到43％。同時，它意味著在2002年全國總體收入差距的2/5以上來自于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這進一步表明了城鄉之間收入差距是非常巨大的。

西部地區收入差距大于東部地區

同樣的泰爾指數的分解方法可以應用于地區之間收入差距的分析。表4給出了東部、中部、西部對全國收入差距的貢獻率以及三大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的貢獻率。一個重要的估計結果顯示了地區之間收入差距貢獻率的提升，從7.5％提升為8.7％。這表明了地區之間收入差距的擴大，而不是縮小。除此之外，東部地區收入差距的相對貢獻率下降了11.6個百分點，而中部和西部地區各自內部收入差距的相對貢獻率都在上升，特別是西部地區的貢獻率提高了近8個百分點。由于在計算表4中的結果是沒有區分城鎮樣本和農村樣本，中部和西部內部收入差距貢獻率的上升也許是由城鄉之間收入差距擴大所引起的。對此，我們將地區分解分析和城鄉分解分析結合起來，從中可以發現地區內部的收入差距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城鄉之間收入差異引起的。

從表5中的估計結果可以看出，對于東部地區來說，相對于1995年城鎮內部的貢獻率上升了近一倍，而農村內部的貢獻率卻下降了46％。不過，東部地區的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的貢獻率提高了14％。中部地區貢獻率的變化方向與東部大體相同，所不同的是農村內部貢獻率的下降幅度很小，而城鄉之間貢獻率的提高幅度很大，提高了35％。然而，對于西部地區來說，不論是城鎮內部和農村內部，還是城鄉之間，貢獻率都在上升。這意味著西部地區內部收入差距的擴大是全方位的，不僅表現在城鎮內部，也表現在農村內部，還表現在城鄉之間。表5還告訴我們一種值得關注的現象，從城鄉之間收入差距的相對貢獻率來看，西部地區是最高的，高達58.3％，而東部地區是最低的，為37％。也就是說，越是相對落后的地區，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就越加明顯。

農村內部收入差距為何縮小

根據上述估計結果，全國的基尼系數相對于1995年上升了大概兩個百分點，這個幅度并不是很大，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農村內部的收入差距有所下降。對此，我們還是持謹慎的態度，因為現在還不能完全確定我們的估計結果真實反映了農村收入差距的變動趨勢，這有一個數據本身的進一步清理的問題，還有一些包括計算方法上的問題。

但是，我們認為對農村內部收入差距的縮小有一些可以解釋的因素。

第一個因素是農村地區的逐步城市化過程。如果我們看一下統計資料，會發現近幾年特別是在沿海地區城市化的速度非常快。農村中有很多以前農村戶口的人轉為城市戶口，另外農村中一些有錢的人搬到城鎮去住，而剩下的是一些收入較低的農戶。所以，城市化過程不僅影響到農民的平均收入，而且引起高收入者流入城市后使得農民收入更加平均化了。

第二個因素是農民外出打工的機會大大增加。我們的數據也表明在兩次調查期間個人收入中外出打工的收入有顯著的增加。農民打工機會的普及化意味著他們打工收入的平均化過程。當打工機會和非農就業機會過于集中在一部分地區或者少部分人群時，非農收入或者打工收入實際上對農村內部的收入差距起到了一種擴大的效應。現在在一部分落后地區、貧困地區、西部地區，農民有更多的機會外出打工，使得他們得到更多的非農收入，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農村內部收入差距的擴大。

第三個因素是這兩年在很多地區實行的稅費改革。無疑，農村的稅費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縮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因為農村的稅賦有一個非常大的特點，即有明顯的累退性，或稱為“累退稅”。“累退稅”意味著收入不同的人要負擔相等稅額，因而稅率是遞減的，也就是說收入越高的人，負擔的稅率越低。“累退稅” 實際上對收入差距會產生擴大效應。因而，我們認為，如果近兩年的農村稅費改革在減輕農民負擔的同時，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著農村收入差距擴大的問題。

縮小城鄉收入差距 應成為當前政策重點

如上所述，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應該成為當前政府政策的一個重點。我們城鄉差距，城鄉之間的分割問題是有歷史原因的，但是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沒有出臺一些真正有利于縮小城鄉之間收入差別的政策或者制度。令人不可理解的是，有些政策和制度還在加劇著城鄉分割。有人認為農民之所以成為弱勢群體，是因為他們沒有他們自身的利益代表，這是有一定道理的。農民沒有自己的組織，工人還有工會作為名義上的代表，而農民卻沒有農會組織。另外即使在農村管農民的干部也不愿意充當農民利益的代表。在實際調查中看到的情況是，一些鄉干部住在縣城里，一些縣干部住在城市里。他們到鄉里去上班都是騎著摩托車、坐著汽車去的，他們完全是像公務員一樣去辦公，和農民之間還有什么感情可言？農民的利益要想通過這些政府官員得到代表是非常難的。這些現象顯露出當今制度層面上的缺陷。

必須解決勞動力市場分割

解決城鄉收入差距問題，當務之急是應該從體制上解決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問題。我們現在對農民工的歧視，對農民工戶口的限制，實際上反映了我們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問題。這是和一個市場經濟國家的基本經濟原則相悖的。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最大的政策應該是怎么樣能夠消除現存的分割的勞動力市場，也就是說形成一個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能夠使得農民有更多的進城機會，能夠有更多的在城里找到工作的機會，而且是一個平等的就業和公平的收入待遇的機會。

中國是一個勞動力資源極為豐富的經濟，城鎮中的大量下崗失業人員，大量的尋找工作的農民工，農村中大量的處于閑置半閑置狀態的勞動力，既是經濟不夠發展的結果，又是收入差距擴大的部分原因。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實現充分就業和抑制收入差距的過度擴大都需要進一步發展經濟，使得經濟增長始終保持在一個高水平上。只有通過高速經濟發展，才能逐步吸納掉城鎮中的下崗失業人員，給予農民工更多的就業機會，消化掉農村剩余勞動力。從這一點出發，收入分配政策的重點不應該考慮如何提高個人所得稅率，而是考慮如何提高就業率。中國的個人所得稅的問題不是稅率太低，而是實際征收方式太亂，造成實際稅率與名義稅率相差甚大，通過個人所得稅征收效率的提高，即使維持不變的稅率，也會使稅收額有很大的提高。為此，我們的金融制度和政策以及稅收政策都要做出相應的改革與調整，對中小企業的發展，對民營企業的融資給予更多的關注和支持。

有必要完全免除農村稅費

如上所述，農村的稅費改革有助于縮小收入差距，然而應該看到稅費改革力度是相當有限的。經過稅費改革的一些鄉鎮，平均比他們原來的稅費負擔可能降低了30％左右。如果原來的稅費是超負擔的，那么稅費改革只是意味著稅費回到正常的水平。如果想要進一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特別是縮小落后地區與沿海發達地區的差距，需要在很多地區實行更大幅度的稅費減免，或者完全免除農村的稅費。正如我們一次簡單的模擬分析所表明的，如果把農戶的所有稅費全部減免，那么他們的人均收入將增加5.4％，也就是說他們與城鎮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將會縮小13個百分點。農村內部的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將會下降1.4個百分點。

應由中央財政負擔農村教育和醫療

同時，農村的基礎教育和基本醫療由中央財政負擔起來，這是非常必要的。西部農村地區中小學生的高失學率一直是地方政府的頭疼問題。其中很大的原因是教育費用的快速增加，加重了農民的負擔，困難家庭確實是付不起學費。西藏這幾年就是把小學、初中學生的所有費用全部由政府統包了，小學生是一年500元，中學生是一年600元，于是全區升學率有了大幅度上升。

城鎮中農民工子女的就學問題也是需要從政策上加以考慮的。大批的農民工進城就業和居住，會不會在城里形成一個下層社會？這是非常值得關注的問題。農民工進城后還難以改變自己的身份，仍處在農民工的階層內，這是歷史的原因所致，但是如果他們的孩子從小就在受教育上受到歧視，他們的階層身份就會一代一代地傳遞下去。對一個合理的社會來說，第一代人因為歷史上的原因承擔了某種社會代價，不應該讓第二代人繼續背負這種代價。如果現在不改變農民工子女就學和將來就業中出現的歧視問題，我們的社會將來會付出更大的代價。

農村社會保障問題需要通盤考慮

農村中導致收入差距擴大和部分農民陷入貧困的一個因素是罰款問題。罰款已成為農村社會管理的一種普遍使用的手段，對農民利益的傷害也是相當嚴重的。以計劃生育罰款為例，很多地方政府認為計劃生育罰款是名正言順的，不考慮罰款所帶來的各種負作用。對于一些農戶來說，只要一罰款，就會長期地陷入貧困。為什么在城市里計劃生育政策可以暢行無阻，而在農村中卻困難重重呢？這背后的原因是城市中存在著養老金制度和更高層次的男女平等觀念，而這兩點正是農村所缺少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在農村實行計劃生育政策，雖然是一種國策，但是以剝奪一部分農民的養老權利為代價的。如果能認識到這一點，我們就應該在政策上有所考慮。

我們應該考慮農村老年人的社會保障問題。確實有的國家有過這種政策，到了一定年齡比如65歲以后，不管你有沒有子女，政府都給你一定的養老金。這個在中國可能不太現實，畢竟中國的人口數量太大，但是對于一些落后地區、貧困地區可以采取這種方式，政府每年發給65歲以上老年人一定數量的養老金。這既是一種扶貧的辦法，也會反過來促進計劃生育的落實。

對于農村現有的貧困人群，在扶貧戰略上要做出適當的調整，因為他們更多地屬于缺少勞動能力的貧困戶，如五保戶、殘疾家庭、因病致貧家庭、單親家庭等。解決他們的貧困，開發式扶貧的辦法已不能發揮作用，應該考慮最低限度的救濟式扶貧的辦法。一種辦法是根據一個地區的貧困狀況，可以確定一個救濟的比例，也就是對最貧困的人口給予一定的現金和糧食救濟。從現有的統計資料來看，對農村貧困人口的救濟規模和數量都少得可憐，與國家的財力的增長速度是不相稱的，也是與農村貧困人口的迫切需要不相符的。因此，在國家財政支出中提高農村貧困救濟支出的比例是完全必要的。

對縮小收入差距起到間接作用的是社會保障體系的改革與調整。我們先進的社會保障制度存在著嚴重的不公平性，一部分人享受過度保障，一部分人則無任何保障。中國畢竟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不可能給國民提供高水準的社會保障，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根據不同的就業身份對不同的人實行迥然不同保障待遇則是讓人難以接受的。因此，我們有必要重新考慮現存社會保障制度的合理性，逐步建立一種水平不高但覆蓋面廣的社會保障體系。

本文兩位作者均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注：此課題得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大科研項目和美國福特基金會的資助。作者感謝國家統計局城調總隊和農調總隊在數據調查方面提供的支持，也感謝魏眾、鄧曲恒、丁賽、張凡、羅楚亮、胡懷國等在文字數據處理工作中作出的努力。

第二篇：中國城鄉收入差距 全球最大

中國城鄉收入差距 全球最大

《經濟日報》記者林海／聯合新聞網提供(2011.09.21 12:08)

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發布報告指出，中國目前的城鄉收入差距比高達

3.23：1，是世界上城鄉收入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

《中國經濟周刊》報道，在2005年時，國際勞工組織（ILO）就曾經公布數據顯示，絕大多數的國家，城鄉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包含中國在內的三個國家超過2，而英、美等西方已開發國家的城鄉收入差距都在1.5左右。

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所長助理宋迎昌表示，大陸城鄉差距大，跟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有關，“一個地區的發展，要經歷城鄉收入差距由低水平的均衡到收入擴大、再到收入縮小這樣一個過程，呈現倒U字形，這是一個規律，世界上每一個國家和地區都會出現這樣的狀況。”

宋迎昌說，從1978年實施改革開放到現在，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也經歷倒U字形發展的過程，而差距正在逐漸縮小。

“大陸城鄉差距縮小與政府近年來推出的一些惠民政策有關，包括對農民的各種補貼、稅收減免、扶持就業、照顧農民工生活等。”宋迎昌分析指出，這使得中國很多省區的農民收入增長速度超過城鎮居民，對于縮小收入差距比例有很大的作用。

但宋迎昌也坦承，目前中國中西部的城鄉收入差距還是很大，比例超過4比1，而北京、上海、廣東的數值則要低的多，“這種差距主要是因為經濟發展水平、城鄉體制分割現象嚴重，以及發展機會不平等等因素所造成。”

根據統計，去年中國農村居民的收入增速比城鎮快，是從1998年以來的第一次，但是差距仍然相當大，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預計2011年，這個比例將達到3.26比1。

第三篇：發展經濟學案例14 中國城鄉收入差距調查

案例： 中國城鄉收入差距調查

背景資料：以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為標志，神州大地涌動改革春潮。困擾中國幾千年的溫飽問題迎刃而解，民族復興的大業展現出光明的前景。15年后，十四屆三中全會勾畫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帶來了經濟社會的極大發展。中國人千百年的小康夢得以實現。

□李實 岳希明／文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收入分配課題組經過數年長期跟蹤，分別于1988年、1995年、2002年展開三次全國范圍的住戶調查，并于最近剛剛完成調查報告，其中就中國城鄉收入差距問題得出如下結論：

●中國城鄉收入差距世界最高

從1994年開始城鄉之間收入差距出現了下降的趨勢，但是從1997年起又逐步擴大。2001年城鎮居民的人均收入幾乎是農村居民的3倍。2002年全國的基尼系數相對于1995年上升了大概兩個百分點。如果把非貨幣因素考慮進去，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是世界上最高的。

●城鄉收入差距仍在擴大

從1995年到2002年，城鎮內部的基尼系數的上升幅度最大，農村的基尼系數反而有所下降，然而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卻在擴大，城鄉之間人均收入比率由1995年的2.8提高到2002年的3.1。

●高收入人群收入超常增長

全國收入差距的擴大并不是表現為低收入人群收入狀況的惡化，而是表現為高收入人群收入超高速增長。值得欣慰的是，農村的低收入人群組的狀況都有某種程度的改善。

就全國而言，2002年收入最高的1%人群組獲得了全社會總收入的6.1%，比1995年提高了0.5個百分點；最高的5%人群組獲得了總收入的近20%，比1995年提高了1.1個百分點；最高的10%人群組獲得了總收入的近32%，比1995年提高了1.2個百分點。這些結果意味著富人變得更富了。

●落后地區收入差距最為明顯

從城鄉之間收入差距的相對貢獻率來看，西部地區最高，高達58.3%，而東部地區最低，為37%。也就是說，越是相對落后的地區，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就越加明顯。

●勞動力自由流動是關鍵性的解決之道

解決城鄉收入差距問題，當務之急是應該從體制上解決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問題。我們現在對農民工的歧視，對農民工戶口的限制，實際上反映了我們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問題。這是和一個市場經濟國家的基本經濟原則相悖的。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最大的政策應該是怎么樣能夠消除現存的分割的勞動力市場，也就是說形成一個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能夠使得農民有更多的進城機會，能夠有更多的在城里找到工作的機會，而且是一個平等的就業和公平的收入待遇的機會。

當前，收入差距急劇擴大已成為一個社會熱點問題。從宏觀層次上講，收入差距本身是整個社會經濟運行的一種結果，但是它又與社會經濟的發展產生互動的作用。也就是說，收入差距本身不僅和經濟效率相關，過度的平均主義和過大的收入差距還會影響到經濟效率。更重要的是，過大的收入差距還會影響到整個社會的穩定。大量的發展中國家的例子都表明，收入差距的擴大是導致社會和政治不穩定的一個重要的因素，這種不穩定反過來又影響到整個經濟的發展過程。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國家的收入差距也許處在一種臨界的水平上，收入差距的進一步擴大會帶來何種社會后果很難預測。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應成為當前政策重點

討論目的：

了解對于中國收入差距產生、發展以及未來發展趨勢的不同觀點和判斷依據。涉及的知識點：

收入差距對于經濟發展的影響作用，中國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案例討論過程：

1．組織者介紹案例，并對參與者進行分組，確定討論時間、地點，說明相應規則。

2．每個參與者對案例做前期資料準備。

3．各小組根據思考題進行討論。4．討論結果陳述。

第四篇：城鄉收入分配差距調查

城鄉收入分配差距調查

舒清清2012012136貿易經濟

調查時間：2014年5月9號

調查地點：重慶工商大學

調查對象：城市與農村居民收入分配

調查方式：材料分析法

一、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現狀及成因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居民收入水平呈上升趨勢，但在全國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的同時，我國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也是一直呈現出不斷擴大的趨勢。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中既有市場競爭形成的合理成分，也有制度性缺陷形成的不公平因素。政策的不完善、不配套，以及某些特殊政策都對擴大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改革開放以來，城鎮居民收入水平快速提高，收入差距也在不斷擴大。而農村居民收入的差距則沒有太大的變化。這就導致城鄉之間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呈擴大趨勢。追根溯源，導致城鄉收入分配差距的還有很多制度性成因。

初次分配的制度性缺陷是導致城鄉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從初次分配的制度安排看，重工業和工業優先發展戰略是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歷史原因，而財產性收入占比的加大和財產分布不均衡拉大了城鄉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從再分配的制度安排看，城鄉社會保障制度不公平沒有起到緩解收入差距的作用，且城鄉分割的勞動力市場制度阻礙了城鄉公平勞動收入的實現。除此之外，我國產業偏向政策也導致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形成。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社會整體上還處于傳統農業社會，中國的國情和面臨的國際環境使得政府選擇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戰略是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形成的邏輯起點。我國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國家，為發展重工業，只有依靠農業支持工業的增長。通過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我國政府對農副產品強制實行低價收購，這就可以為工業部門提供低價的生產資料，又可保證工人及其家庭享有低價的食品供給，以實行低工資政策。資金不斷地從農業部門向城市工業部門轉移，使我國的傳統農業失去了轉變為現代農業的機會。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實施使工農業的發展嚴重失衡。而農產品生產的長期小規模分散經營方式不利于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制度因素戶籍制和人為因素城市用工壁壘都限制了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轉移，大

量的農業勞動力不得不滯留在農村內部從事高度分散的、低效率的勞動。小規模土地的分散經營，不利于農業先進生產技術的推廣和先進生產設備的運用和傳統農業的轉變，這就致使農民在提高生產力方面的支出很少，農業整體效益持續低下導致農民的收入難以提高。

二、我國城鄉收入分配差距的對策

1.取消戶籍制限制促進城鄉產業融合（1）城市化和非農化同時并舉。打破城鄉分割的戶籍管理制度，允許和鼓勵有條件的農民在城鎮謀業定居，享有與城市居民相同的待遇，賦予農民參與市場平等競爭的機會，讓自主遷徙、自主擇業、公平競爭成為農民的基本權利，以促進農民的收入增加。城市化進程實際上取決于兩方面的影響。一是改革戶籍制度后，農村的非農化進程；二是城鄉經濟良性循環過程中城市吸納農村勞動力的能力。因此，提高農民收入的最終解決辦法是非農化，使農村剩余勞動力轉向有更高勞動生產率的非農產業就業，讓過剩的生產能力找到用武之地。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是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必然趨勢，也是提高農民收入水平和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治本之策。（2）加快城鄉產業融合。縮小城鄉收入差距要求我們必須妥善協調各方面的利益關系，實現城鄉協調發展。城市化的發展就是要徹底打破當前城鄉產業分割的格局，以增加農民的收入為根本出發點和歸宿，在城市化的產業布局中實現城鄉經濟統籌，以城市繁榮帶動農村發展，構建城市現代產業對農業改造的有效機制，實現協調發展。既要使城鄉經濟社會資源優化配置，又要使城鄉經濟社會結構全面轉換，不僅要調整政策導向，而且要調整發展戰略，建立城鄉一體化的經濟運行機制。

2.建立以反貧困為基準的覆蓋城鄉的社會保障體系。建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是直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又一個重要手段。農民是龐大的弱勢群體，缺乏有效的社會安全網，其基本權益要靠社會保障來維護，這一點我國做得還遠遠不夠。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分為城市和農村兩個版塊，保障重心放在城市，一般不包括農村。目前我國反貧困的任務還很艱巨。農村貧困人口得不到解決，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是不現實的。我國農村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已占農村總人口的7%以上，這意味著我國農村已進入老齡化階段，政府要正視當前社會保障面臨的難題，由中央財政擔負農村教育和醫療，通過建立覆蓋面廣的社會保障體系，促進城鄉收入分配差距不斷縮小。在農村推行社會保障制度要堅持適應我國生產力發展水

平，要堅持國家出資與多元投入相結合。在農村實施社會保障制度，開始時保障項目不可能太多，目前農村保障的重點應該是養老保障和醫療保險兩項。

3.完善農村土地制度，實現規模化經營。完善農村土地制度，發展農業規模經濟，首要前提就是要賦予農民長期的土地承包經營權，關鍵是加大農村承包土地使用權流轉力度。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和標準，人均耕地1畝只能維持基本溫飽，10畝可以達到溫飽有余，100畝可以達到小康以上的生活水平，1000畝以上才可以主要依靠農業達到富裕水平。農業實現規模經營是提高農村勞動生產率、提高農業效益的重要途徑。現階段，我國農業生產的經營主體主要是農戶家庭，這種分散的、小地塊經營，是典型的現代小農經濟，與現代農業的規模化經營、產業化經營要求嚴重背離，應通過培育農村土地使用權交易市場來促進解決。

4.不斷完善對農業的支持保護政策體系。我國現在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總體上已到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我國已進入工業反哺農業的時代，長期以來客觀存在的“決策城市化傾向”應該終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不僅是改變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弱勢地位，使農業發展有一個較好的條件，以抑制工業化進程中對農業資源過多地轉移，而且也是一個國家在發展中遵循原則的轉換，即由追求經濟效率轉向追求社會公平為主，最終建立城鄉一體化的制度體系，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政府制定支農政策的戰略目標應該是協調工農關系和城鄉關系，提高農業的綜合生產能力和綜合競爭能力，促進農民增收，在工業化進程中推進農業的現代化發展。政府一方面要不斷完善對農業的價格保護和補貼政策，另一方面，更要大力改善農業生產條件、提高農產品質量、增強農民科技文化素質、提高農業資源利用率，大幅度增加科技和農業基本建設投入。通過建立建立和完善對農民的直接補貼制度提高財政支出的使用效益。增加用于“三農”的支出要符合公共財政和WTO的要求。對農業主要是用于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和開展農業科技以及流通、信息服務等方面，幫助農民減少市場風險和自然風險，減少農業生產成本，通過“以工代賑”直接轉化農民收入。對農村主要是增加小城鎮建設、九年義務制教育、農村衛生和農村生態保護等支出。對農民主要是增加扶貧、技術培訓等支出。完善農業補貼制度，把農業補貼由價格支持轉向直接補貼。通過對種糧農民實行直接補貼，建立糧食直補制度，壓縮糧食流通環節的補貼數額，將糧食保護價與市場價差額直接補貼給農民，使種糧農民增加收入。

加大農業和農村發展投入。提高財政支農的比重。按一定比例直接向第二、三產業提取農業發展基金，向社會征收農產品消費稅等，用于加快農村生活基礎設施建設，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且中央財政和省級財政要進一步加大對農村的轉移支付力度。

第五篇：城鄉收入差距

二、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分析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經濟快速增長,城鄉居民收入均大幅提高,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卻不斷擴大。本文綜述了造成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主要原因及縮小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對策。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研究綜述

改革開放后,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1978年城鄉居民收入比為2.57∶1。隨著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農民收入開始增長,與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開始縮小, 1983年縮小到1.82∶1。此后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從1994的2.56∶1,擴大到2003年的3.24∶1,至2008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比已經超過3.36∶1,絕對差距超過萬元。

二、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分析

1.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體制

歷史上我國存在的城鄉二元的經濟結構決定了城鄉居民勞動生產率方面的巨大差異,但實行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體制加劇了城鄉發展的不同步,是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的主要原因。建國以來,我國實行的是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使得工業發展迅速并快速積累,農業發展緩慢且不穩定,農民收入長期增長緩慢,非均衡發展,從而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

另一方面,由于實行城市和農村兩種戶籍制度,造成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和城市勞動力市場對農民的封閉,加固了城鄉二元結構的格局。城鄉兩種戶籍制度的長期存在阻礙了農村剩余勞動力自由流動,農民享受不到公平的就業機會、薪酬水平、福利待遇,并且農民進城務工也會面臨很多障礙,這種種因素都把農村勞動力長期禁錮于農村和農業,使農民的非農收入減少,這在客觀上也制約了農民收入的增長,促使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拉大。

2.體制改革

(1)1978年,我國由農村開始進行體制改革,1985年面向城市進行改革。體制改革給經濟注入了活力,使城鄉居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但在改革過程中,農村居民內部和城鎮居民內部的個人收入增長都是不平衡的,城鄉改革不平衡加劇了城鄉居民收入的不平衡,因此,改革本身帶來了收入差距的擴大。

(2)體制改革的另一個負面后果是產生各種壟斷行為以及通過壟斷行為獲得暴利的尋租活動。在我國,郵電、金融、保險等行業享受國家投資和占有公有資源等便利條件,實行壟斷經營,形成壟斷收入,壟斷行業的收入持續快速增長,職工的工資收入以及各種福利比非壟斷性行業要高。而且雙軌制的(二)制度缺陷

1.分配制度

在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相結合的新的分配機制下,按照投入生產的要素的貢獻來分配收入,不同的要素所有者由于擁有要素的數量、質量不同而獲得不同的收入。這對促進經濟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進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居民的收入水平,但由于城鄉空間地域在市場化等方面的顯著差異,城鎮居民從中受益較多而農村居民從中受益不大,結果在客觀上也起到了擴大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

2.稅收制度

我國實行的是個人所得稅稅制,目前稅制不規范,個人所得稅難以發揮調節社會貧富差距的作用。首先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過低,只能使得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更低,而對高收入階層影響很小,這導致稅收調節的低效應,城鄉居民之間承擔的稅負不均。此外,我國稅收管理薄弱,依法治稅水平不高,對地下稅、黑色稅收打擊乏力,對于個人所得稅的征管嚴重不到位等都使稅收在居民收入差距產生后沒有發揮應有的效果。

3.社會保障制度

我國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覆蓋面低。迄今為止,我國農村仍未能建立一套象城市那樣的社會保障體系,而且養老保險方面,絕大多數農民基本上還都是通過家庭自保來實現保障的。此外,進城農民工的合法權利無法得到有效保障,且難以納入城鎮社會保險體系;失地農民的就業和社會保障問題沒有系統的解決辦法。因此,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存在的缺陷使得我國不斷拉大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加劇。

4.監督制度

我國監督制度的建立和發展相對滯后,許多非市場因素在發揮作用,導致各種違法行為、非法獲取暴利的活動以及尋租行為的出現,形成非法收入。這些非法收入,破壞了正常的分配關系, 這也成為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一個重要因素。

實施,為某些尋租活動提供了便利條件。轉貼于 中國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studa jijuefangfa 除了從宏觀上調節農產品的價格水平之外，除了從政策上努力減輕農民的負擔之外，對農村影響最為巨大的變革莫過于稅費體制改革。在許多農業大省，稅費改革的步子邁得很大，鄉鎮合并的力度前所未有，很多吃財政飯的閑散人員不得不自謀出路，“當干部”已經不再是令人羨慕的營生，農民的不合理支出有了明顯的減輕，但是，我們也不能不看到，以上這些改革措施并沒有在實質上增加農民的收入。

三、縮小我國城鄉差距，實現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對策

（一）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由于我國采取了城市偏向的非均衡發展戰略，通過工農業價格剪刀差的廉價土地征用等手段，農村無償支持了城市經濟的快速發展，當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在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階段中，就要相應采取“工業反哺農業，以城市支持農村”的政策，建立城鄉互動的協調機制。工業應該為農業的發展多做奉獻，城市亦應該幫助農村快速發展起來。

（二）改革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體制及戶籍制度，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自由流動。要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必須從根本改變目前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體制，構建城鄉協調發展的城鄉產業體系。改造傳統農業結構，提高農業科技含量和農業現代化水平，提高農民素質，以集約化、規模化為目標，實現農業產業化，提高農民收入。

取消戶籍制度，實現勞動力自由流動。現在的戶籍制度是城鄉發展的壁壘，要增加農民收入，縮小城鄉差距必須全面改革城鄉分割的戶籍管理制度，加快建立靈活創新的戶籍制度。取消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的區分，按常住人口和暫住戶口進行戶籍登記，對在城市有固定收入、固定職業、工作并居住在城市若干年的居民，應允許其轉為正式戶口，成為真正的城市居民。

（三）完善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建立城鄉一體的社會保障和福利體系。社會保障制度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制度。由于我國長期分割的二元社會保障制度的存在，廣大農村勞動者未被納入社會保障制度的范圍之內，這不利于市場經濟發展和勞動制度改革，也阻礙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有序轉移。為縮小城鄉之間差距，應改革和完善我國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擴大社會保障面，逐步建立農民與市民、各種所有制職工平等一致、覆蓋全社會的包括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和醫療保險、最低生活保障等在內的社會保障體系。■

縮小行業收入差別，關鍵在于抑制部分壟斷行業的過高收入。其主要途徑有：降低壟斷行業的準入門檻，積極引入市場競爭；依據全社會平均收入水平，對壟斷行業的收入和福利總額制定適當上限；對壟斷利潤征收更高比例的稅收。

縮小城鄉收入差別，當務之急是推進戶籍制度及相關改革。一是積極清理和取消針對農民工流動和就業的歧視性規定與不合理限制，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就業制度；二是進一步加大對農村基礎教育的投入，著力改善城市中農民工子女的就學條件；三是加快建立覆蓋城鄉、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四是貫徹落實中央各種反哺農業、農村、農民的政策措施。

消除或取締非法非正常收入，關鍵在于繼續推進制度改革和體制創新。這包括繼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健全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推進政治、社會等各個領域的改革等。（南開大學陳宗勝 武鵬）

其一，收入差距過大引發低收入群體心理失衡，影響社會穩定。社會成員身心和諧是社會穩定的重要前提。收入差距過大影響低收入群體身心和諧，使之心理失衡。這突出表現為低收入群體“相對剝奪感”顯化。“相對剝奪感”是一種不平衡的心理狀態或心理感受。這種心理狀態或心理感受來自對自身利益損失的判斷和評價，是社會比較的結果。在社會比較中，某個體或群體將自己的利益得失與作為參照物的其他個體或群體進行比較，若認為自己本應得到的而未能得到，“相對剝奪感”便油然而生。在現實中，收入差距過大是產生“相對剝奪感”的重要原因。“相對剝奪感”的強度與收入差距呈正相關。收入差距越大，低收入群體的“相對剝奪感”就越發強烈。如果收入差距過大，使低收入群體的某些人心理承受能力達到乃至超過極限，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就有可能導致各種極端行為發生，影響著社會穩定。

其二，收入差距過大引發貧富階層的利益沖突，影響社會穩定。“在復雜的社會中，財富的分配顯然是利益沖突的最重要根源。”在我國現實中的利益沖突主要是由于收入差距過大導致社會結構不合理而產生的。在一個社會系統中，收入差距狀況決定著社會的分層，進而決定著社會結構的類型。目前我國的收入差距狀況造成的社會結構是高低兩層明顯的分層結構。據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調查中心的一份調查顯示，我國最貧困的20%家庭收入僅占全民所得的4.27%，最富裕的20%的家庭收入卻占社會收入的50.24%。收入差距的擴大逐年累積起來就形成了財產差距的不斷擴大。收入最高的10%家庭財產總額占城鎮居民全部財產的比重接近50%，收入最低的10%家庭財產總額占城鎮居民全部財產的比重僅維持在1%上下。由于財產性收入的增幅較大，財產差距的擴大又進一步加劇收入差距。這種高低兩層明顯的分層結構是一種不穩定的社會結構。在這種社會結構的上端，是擁有大量財富的社會強勢群體，其包括經濟精英、文化精英等；另一端則是人口龐大的弱勢群體，其包括大多數農民、農民工和城市待業、失業人員。處于這兩極的社會群體都缺乏安全感。弱勢群體的不安全感來自醫療、住房和教育改革后的基本生存威脅；強勢群體的不安全感來自快速膨脹的財產。這兩個群體之間巨大的利益反差必然形成利益沖突。由于非法高收入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某些低收入者對非法高收入者的不滿漸漸掩蓋了對合法高收入者的認同，往往把高收入者的致富不加分析地與通過不正當手段乃至非法手段致富相提并論，于是滋生了對高收入者的仇視心理，由此而產生了一系列針對富人的惡性犯罪案件。由于收入差距過大而引發的利益沖突的不斷加劇影響著社會穩定。

回答人的補充 2009-07-02 15:39 其三，收入差距過大引發人口流動失序，影響社會穩定。收入差距過大引發人口流動失序，這是影響社會秩序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改革開放使全國人民普遍受益，但受益的程度存在著很大的差異。收入差距過大就是這種差異的具體體現。收入差距過大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城鄉收入差距過大，二是地區收入差距過大。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人均純收入相比，1980年為2.5倍，2004年為3.2倍。東部地區與西部地區之間各省份平均的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1980年為1.3倍，2004年為1.5倍；農村人均純收入之比，1980年為1.2倍，2004年為1.9倍。(陳晴曄：《我國現階段收入差距問題研究綜述》，《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2007年第5期)農村中的低收入人口、貧困地區的人口出自對富裕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形成了不斷向經濟發達地區尤其是向大城市流動的態勢。據2002年外來人口動態監測調查顯示，北京市外來人口總量高達386.6萬人，其中有200—300萬人集中在中心地帶。(黃建鋼等：《社會穩定問題研究》，紅旗出版社，2005年）這些流動人口的吃飯、住房、就業、子女教育等給城市管理帶來巨大壓力，從而給社會秩序帶來隱患。同時，由于人口流動的非理性化程度急劇上升，人口流動的盲目性、隨意性不斷增加。很多流動人口沒有明確的目標，而是持有“走著瞧”、“試著看”的態度。這樣，流動人口便從與流出地的不適應演變為與流入地的不適應。他們與流出地的不適應，指流出地無法滿足其生活需要。他們與流入地的不適應，指其素質和能力都無法適應新的環境。這些流動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較低，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超過70％。他們普遍缺乏勞動技能，而又法紀觀念淡薄。當通過正當途徑難以謀生時，他們中的一部分思想道德低下者便鋌而走險，走上危害社會治安乃至犯罪的道路，從而成為社會秩序的一大隱患。由于收入差距過大而引發的人口流動失序，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正常的社會秩序。這兩個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影響著社會穩定。回答人的補充 2009-07-02 15:49 其四，收入差距過大引發教育失衡，影響社會穩定。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權力是社會穩定的重要前提。教育不平等意味著一部分社會成員失去接受教育的權力和機會。這是由于收入差距過大而造成的。接受教育的程度與收入水平成正比。收入水平越高，教育投入越多，接受教育的機會越多，接受教育的條件越優越；收入水平越低，教育投入越少，接受教育的機會越少，接受教育的條件越差。據統計，學習費用占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比重逐年上升。對城鎮家庭來說，這一比重在56%左右；而對農村家庭來說，這一比重高達164.6%。這一平均水平對于高收入家庭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其實際支出遠遠高于這一水平。其子女不僅在國內可以接受較好的初等、中等乃至高等教育，有的還可到發達國家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這一平均水平對于農村低收入家庭則不堪重負。據2006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按農村絕對貧困人口標準低于693元測算，年末農村貧困人口為2148萬人，按低收入人口標準694—958元測算，年末農村低收入人口為3550萬人。這部分人口的收入大都用于基本生活消費，用于教育的投入很少。這導致了農村受教育程度較低。據有關資料反映，學齡兒童入學率，城市為99%，農村為80%左右，邊遠山區只有50%；小學畢業升學率城鎮已基本普及，農村卻平均只有59%左右；初中畢業升學率城鎮為69%，農村只有10%。農村勞動力人口中，具有高中及高中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重為8.46%，具有小學及小學以下受教育水平的人口為47.62%。收入差距過大在造成部分勞動者收入低、生活水平低的同時，減少、延緩乃至取消了這部分勞動者對文化教育、技能學習等方面的需求，使一部分低收入者失去了人力資本投入和積累的能力。這既限制了他們經濟行為的自由，也剝奪了他們的發展需求和發展機會，被排斥在主流經濟和社會生活之外。如果這部分人的境況得不到關照和改善，積壓在他們心里的失落感、危機感必然會以各種形式發泄出來。由于收入差距過大引發教育失衡而導致的各種形式的發泄，都影響著社會穩定。

回答人的補充 2009-07-02 15:56 其五，收入差距過大引發民族矛盾，影響社會穩定。我國是多民族國家，民族團結、共同繁榮是社會穩定的基礎。然而，由于歷史和自然條件等原因，少數民族地區經濟普遍比較落后，收入水平與發達地區有很大的差距。這已經成為引發民族矛盾的一個重要因素。全國有50個少數民族聚居在西部地區，占全國少數民族人口的75%。西部少數民族地區大部分處于環境脆弱的石山區、高原區、偏遠荒漠區或冰川區，發展經濟的困難是多方面的。寧夏回族自治區全區3/4的地區都是干旱少雨、風沙侵蝕嚴重的山地、丘陵、臺地及沙漠。由于自然條件惡劣，人民的收入水平普遍較低。2003年其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國平均水平低1942元，為全國平均水平的77%，比上海低8338元，只有上海的44%；其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比全國平均水平低579元，為全國平均水平的80%，比上海低4611元，只有上海的31%。青海東部的大通、民和、化隆、循化、互助五個民族自治縣2003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國平均水平低2556元，為全國平均水平的70%，比上海低8952元，只有上海的40%；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比全國平均水平低1369元，為全國平均水平的48%，比上海低5401元，只有上海的19%。過大的收入差距壓抑了少數民族社會主義積極性，削弱了民族團結的凝聚力，引發了民族矛盾。我國的陸地邊境線85%在西部。一些少數民族與境外同一民族相鄰而居。多年來，國內外敵對勢力利用這些地區的民族和宗教問題搞滲透和分裂活動。如果與發達地區收入差距過大的現狀不能盡快改善，那里的少數民族在長期落后的基礎上必然會產生離心力。這直接影響著邊疆的鞏固和社會的穩定。弱化收入差距過大與社會穩定的負相關，關鍵是縮小過大的收入差距，尤其是要抑制收入差距的不正常擴大。其一，“提低”，即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其二，“調高”，即調節高收入群體的過高收入。其三，“打非”，即打擊牟取非正當收入的行為，其包括取締非法收入、消除灰色收入。其四，“保困”，即保障困難群眾的基本生活。“加快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