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以信息化引領殘疾人社會管理創新(杭州市)

以信息化引領殘疾人社會管理創新

——以杭州市助殘服務直通車為例

杭州市殘聯理事長 楊廣發

（2011.4.15）

胡錦濤總書記指出，“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是繼續抓住和用好我國發展重要戰略機遇期、推進黨和國家事業的必然要求，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是維護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是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必然要求，對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宏偉目標、實現黨和國家長治久安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當前，信息化革命方興未艾，社會管理正由傳統的垂直型金字塔模式走向扁平的網絡模式。杭州市依據創新社會管理的必然要求和發展規律，以信息化為切入點和突破口推動殘疾人社會管理的創新。

杭州市殘疾人工作信息化發端于2003年，開始主要應用于殘疾人就業管理領域，后逐步在其他業務體系推廣，為全面實現殘疾人社會管理信息化積累了經驗，奠定了基礎。根據社會管理的內在規律，杭州市創新性地推出了助殘服務直通車。助殘服務直通車即：運用信息化技術手段，采取集中受理、分布處理的方式，為殘疾人提供康復、就業、培訓等各項服務，旨在踐行科學發展觀，構建“整合、互聯、共享、效率”為特點的信息化平臺，強化殘疾人社會管理效力，實現“殘疾人的需求要第一時間知道，殘疾人的合理化需求要盡快解決，各項扶助政策要陽光運行，基層服務要全程監督”。

一、堅持以殘疾人為本的發展理念，實現“殘疾人的需求第一時間知道”

社會管理信息化建設的根本目的：一是提高公眾獲取服務的簡潔性；二是提高政府社會管理響應及回應的準確性和迅捷性。為此，在打造助殘服務直通車過程中，我們始終以此為出發點來考慮信息化建設的內容、設計服務和管理方式及流程，并據此調整內部管理體制、機制，使其符合管理和服務的需要。

社會管理信息化所提供的簡潔服務，是指公眾可以通過自己認為最便捷的方式獲得政府的服務。因此，信息化服務并不意味著公眾必須通過網絡獲取服務。社會管理信息化服務的方式是多元化的：應根據不同公眾的特點要求盡可能構建為公眾觸手可及的方式。鑒于殘疾人的殘疾障礙，助殘服務直通車全面建立了四種接入方式同步運行的殘疾人受理平臺。一是語音呼叫。殘疾人可通過固定電話或移動電話撥打助殘服務熱線，向助殘服務直通車提出服務訴求。．．．．．．96302．．．．．96302是全國第一面向殘疾人的96特服號碼。為方便盲人、重度殘疾人撥打熱線電話，由中國移動杭州分公司專門設計制作了“一鍵通”特制手機。同時聯系中國移動推出了關愛殘疾人的愛心套餐，以減輕殘疾人的通訊資費負擔。二是短信服務。殘疾人可通過編輯發送短信至助殘服務直通車，提出各項服務訴求。短信服務是針對言語聽力殘疾人語言溝通障礙的實際情況而特別開設的。三是網站服務。殘疾人只需登錄杭州市殘聯官方網站即可提交各項服務訴求。有了上述三種接入方式，殘疾人無須出門，只須撥撥電話、發發短信、點點鼠標即能提出服務訴求。四是傳統方式，即窗口服務。殘疾人可徑至各城區殘聯辦事窗口和市民之家殘疾人服務窗口提出各項服務訴求。為了有效受理、處理殘疾人的服務訴求，市殘聯建立了助殘服務直通車服務中心，并聘請了4位專業客服代表專職從事殘疾人服務工作。

通過助殘服務直通車這一信息服務平臺，有效構建了殘疾人“需求—服務”無障礙的“雙向”互動模式；運用語音呼叫、短信服務、網站服務、窗口服務四種方式，充分考慮了殘疾人的特殊性，暢通了殘疾人服務訴求渠道。

二、堅持以服務為導向的發展目標，實現“殘疾人的合理訴求盡快解決”

胡錦濤總書記指出，“社會管理，說到底是對人的管理和服務，涉及廣大人民群眾切身利益，必須始終堅持以人為本，執政為民，切實貫徹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不斷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社會管理要搞好，必須加快推進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因此，推進社會管理信息化建設，必須圍繞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強以提高政府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能力為訴求的電子政務建設。

通過對殘疾人生存狀況、服務需求的深入調研，確定了助殘服務直通車十項殘疾人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服務內容。一是康復需求：為殘疾人提供康復政策、信息的查詢，受理殘疾人的需求等服務；二是培訓報名：為殘疾人提供當前杭州市殘聯舉辦的各類殘疾人免費培訓項目信息，并接受培訓報名；三是就業服務：為殘疾人解答各類就業政策，提供當前可招聘的崗位，并受理殘疾人的就業申請；四是托安養申請：解答殘疾人托安養工作的政策與信息，受理殘疾人的托安養申請；五是政策咨詢：答復殘疾人提出的各種咨詢，包括殘疾人政策法規、各辦事流程、主要活動通知等；六是維權受理：受理殘疾人的維權需求；七是法律援助：聘請職業律師為殘疾人提供專業的法律咨詢及援助，殘疾人可通過直通車平臺獲取法律幫助；八是心理咨詢：聘請專業的心理咨詢師為殘疾人提供專業的心理咨詢；九是家政服務：受理享受居家安養政策的殘疾人的各類家政服務請求，由專業家政服務企業提供服務；十是愛心結對：受理社會愛心企業或個人結對殘疾人的愛心意愿和捐助項目。這十項服務內容既有辦事類項目，也有咨詢類項目，還有互動類項目，均可在“線上”或“線下”實現一站式辦理，從而滿足了殘疾人的利益訴求，化解了矛盾，促進了社會公正，保持了社會穩定。

三、堅持以整合共享為路徑的發展模式，實現“各項扶助政策陽光運行”。

公平和效率是實施社會管理的根本要求。只有公開透明，才能實現公平，公平就必須使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只有整合信息資源，簡化程序，才能實現便捷服務，提高效率。通過助殘服務直通車，實現了上聯中國殘聯、省殘聯信息服務平臺，橫通市政府電子政務平臺，下貫街道、鄉鎮乃至社區數字民生平臺；初步構建了科學規范、公開透明的政策運行機制。一是建立殘疾人基礎數據庫。以第二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殘疾人證》的換發為契機，自主開發、建立了殘疾人基礎數據庫，全面、準確地掌握了轄區內所有持證殘疾人的基本情況，并可即時錄入、隨機查閱殘疾人的殘疾狀況、就業情況和家庭現狀等基本信息。二是建立政務信息交換平臺。杭州是全國電子政務信息共享與業務協同項目的試點城市，通過端口互聯、數據比對，殘聯可與民政、勞動保障等部門實現殘疾人低保、就業等信息的共享，動態而全面地掌握殘疾人的生存狀況。三是建立政策法規數據庫。對歷年來國家、省、市、區四級出臺的殘疾人政策法規進行了梳理、匯總，并以數據庫的形式予以集成。同時，對現行的事關殘疾人民生問題的扶殘助殘政策，按殘疾類別、殘疾等級、家庭經濟狀況等關鍵要素進行拆解錄入。其具有兩大功能，一是供殘疾人工作者和殘疾人查閱、學習；二是為殘疾人提供政策咨詢。四是建立規范固化的工作流程。按照工作運作程序、環節，編制了助殘直通車工作服務流程圖，規范了內部各項管理制度，對移交各級殘聯、殘聯各部門的服務訴求的受理、交辦、答復、服務實施等各個環節進行了規范，實現流程固化、職權明確。

通過各項扶助政策陽光運行，一方面，殘疾人充分參與到政策實施的過程中，擁有了知情權、發言權、監督權，可以查詢自己所能享受的政策，表達利益訴求；另一方面，殘聯則更充分地掌握了輿情民意，為科學制定殘疾人政策提供了依據。

四、堅持以殘疾人滿意不滿意為標準的評價機制，實現“基層服務全程監督”。

信息化建設的本質不僅在于方便殘疾人工作者，提升殘疾人工作效能；更在于方便殘疾人，提升殘疾人服務水平。要切實維護殘疾人的權益、提升助殘服務管理的效能，必須堅持以殘疾人滿意不滿意為標準的評價機制，實行基層服務的全程監督。一是聯通殘疾人政策業務體系，對助殘服務實時監督。助殘服務直通車通過建設一網式、全時段、系統性的網上服務大廳，改變了以往各地各部門各自建立信息化平臺的狀況，解決了相互分割、缺乏協調、重復建設、效率低下等問題，實現了從各自為戰的“信息孤島”，到各地各部門信息互通共享的“信息島鏈”的轉變。助殘服務直通車不僅打通了殘聯與政府各部門，而且打通了市、區、街道和社區四級的政策業務體系，可實時查詢、監控全市所有殘疾人社會保障和服務享受覆蓋情況，有效解決了原本監督缺位、信息虛假等問題，起到從源頭上預防政策不落實、服務不到位的實際效果。二是聯通市、區電子政務平臺和街道、社區數字服務平臺，對助殘服務實時監控。通過助殘服務直通車隨時查看基層服務工作狀態，第一時間捕捉到服務進展和流程軌跡。三是聯通殘疾人及殘疾人家庭，對助殘服務實時回訪。對已辦結的助殘服務、助殘服務直通車實時服務對象進行追蹤回訪和滿意度調查，及時分析殘疾人服務需求存在的問題和不足，并采取措施即時進行整改。

第二篇：以法治文化建設引領西部地區社會管理創新

以法治文化建設引領西部地區社會管理創新

摘要：社會管理創新是我國“十二五”時期社會建設的主要任務，也是政府的重要職責之所在。社會自然需要管理，并且變動著的社會，管理更需要不斷創新。否則，管理方法和模式的滯后，就會導致社會解體的后果。社會管理創新必須加強法治文化建設。只有以法治理念為指導，以法制體系、法治程序和規范為支撐，推進社會管理創新才能真正實現最佳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效益，這是解決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源頭性、根本性、基礎性問題的重要環節。

一、社會管理創新的概況

（一）社會管理創新提出的背景

黨中央提出社會管理創新與我國當前面臨的經濟社會形勢有直接的關系。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轉型社會既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同時也會出現諸多利益沖突和矛盾，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當前，既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機遇期，也是社會矛盾和糾紛的多發期，使得經濟社會穩定問題日益突出，社會管理面臨重大挑戰。

改革開放以后，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一方面，很多人有傳統的“體制內”走到了“體制外”，由原來的“單位人”轉變為“社會人”，很多問題由原來的單位解決變為了社會解決，很多人處于一種分散化、原子化的狀態，尤其是在非傳統單位體制中就業的人員以及農民工組織化程度低，相互之間形成一個“陌生人”社會。在“陌生人”社會，人際關系疏離、情感紐帶缺失、內部關系松散、信任程度較低、社會制約因素相對較少，這也為社會管理帶來了新的挑戰。

另一方面，市場經濟的發展也啟蒙和提高了公民的權利意識、公民意識和責任意識。人民群眾要求擴大民主，實現社會公平正義。他們希望黨和政府切實保障自身權益有，希望有更多渠道能了解、參與黨和政府的工作。而互聯網的興起，1 加快了信息傳遞的速度，增加了透明度，公民的表達空間進一步拓展，給社會管理帶來了新的挑戰與難度。

但是，由于傳統的影響，我們在制約、監督公權力方面的制度積累與還不充分，思想理念、行動能力上也有不足。（階層群體沖突增加

傳統中國社會的社會階層結構是相當單一的，就是“兩個階級一個階層”，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階層。在計劃經濟的背景下，他們之間的利益是高度趨同的，不僅沒有根本性的沖突，甚至直接的沖突都幾乎沒有。但這些年來中國社會新的社會階層和利益群體紛紛出現，新的社會階層與傳統社會階層之間，新的社會階層內部由于利益獲取模式的不同往往會發生各種沖突與糾紛，這些沖突與糾紛極易引發社會問題。像前段時間出現的農民工因討薪而自焚跳樓、土地拆遷中的暴力爭端等等社會性事件，背后其實都是階層利益在沖突。

而且，伴隨著階層分化，社會管理結構也發生了變化。過去社會中的每一個人基本上都要屬于一個“單位”，干部在機關、工人在工廠、農民在生產隊。按單位管理，政府好管也省事。但現在社會上出現越來越多的自由人，不再是“單位人”而成為了沒進入麻袋的土豆。對于這些人，僅僅依靠單位模式是想管也管不住了，就算把他們吸納為臨時工，臨時工已經沒有必要也沒有動力像“正式工”那樣本分地聽話了。流動性問題

目前我國有超過2億的流動人口，在中國的東西部地區之間、城市與農村之間流動。這種流動對社會管理提出很大挑戰。傳統的戶籍管理是一個蘿卜一個坑，蘿卜就在坑里邊，而人口流動，西邊的蘿卜跑到了東邊，導致東邊的一個坑里可能有幾個乃至好幾十個蘿卜。相應的社會福利保障、公平正義訴求以及由此而引發的社會治理等等一系列問題就產生了。比如，農民工建設了城市，但卻很難在城市中居住下來，只能像候鳥似的飛來飛去。如何調動流動人口建設流入地的積極性，保障流動人口在流入地的各項社會福利，讓流動人口不至于因心態失衡引發行為失控，已經成為了城市化發展不能回避的緊迫問題。

人口流動好歹還能看得見，信息的傳播與擴散是看不見摸不著的。信息開放與信息封閉狀態下的社會管理方式是截然不同的，難度更是天壤之別。在信息不暢通的情況下，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先捂住再慢慢應對。可是互聯網讓信息迅即甚至呈幾何級數傳播，往往“網下剛冒煙，網上已燃燒”。本來一個小事情根本就不是什么問題，信息一傳播到網上，馬上情緒激憤。加之，互聯網還有強大的組織功能，它可以把全世界各地看似一點聯系也沒有的人在不知不覺間組織在一起形成集體行動。

更近一步看，在信息化環境中，人的社會交往已經不僅僅是實體的交往，不僅僅是面對面的交往，而變成了網絡的交往與溝通。一個人足不出戶并不意味著孤立無為，閉門也能造車，網上也可以開店。現在社會上的一些宅男宅女很可能是社會中交往關系最復雜、最廣泛的群體之一，據說目前中國網民已經超過4億人。虛擬社會不同于現實社會，但它又與現實社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虛擬社會的所作所為都有著強烈的現實指向。提高對虛擬社會的管理水平，既是社會管理創新的嶄新要求，又是社會管理創新的緊迫任務。

維權意識更加強烈。這些年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速度很快，跨越了溫飽，實現了小康。但是，在老百姓吃飽穿暖的同時，對政府的意見也不斷增多，群眾與干部間的矛盾也越來越凸顯出來了。為什么啊？社會訴求在提高，群眾愿望在升級。我們黨員干部在實現群眾經濟小康方面成就很巨大，但讓群眾精神小康方面準備不足。可是，準備不足，群眾就會聚集起來和你要、和你鬧。尤其是隨著社會公眾權利意識不斷增強，過去不 3 是問題的問題今天成為了大問題，過去理所當然的事情今天越來越理不直氣不壯了，過去堅不可摧的合法性基礎今天越來越有些靠不住了。鄧小平晚年的時候說過一句話：我們過去總認為發展慢了不行，現在看來，發展起來之后，發展快了問題更多、更棘手、更復雜。后鄧小平時代10余年后重溫這句話，確確實實讓我們感受到了什么是偉人的高瞻遠矚。社會失范引發風險

社會發展可以突變，社會價值觀的培育卻不能一蹴而就。中國社會用30余年走過了西方社會數百年的歷程，既有價值觀已經失去了共識，新的價值觀又沒有真正形成。而一個社會只有存在共同的價值觀才可能產生一致的行動。當出現價值真空的時候，一切行為都將自以為是，都將無所顧忌，都將不可預期。有權的“官二代”信奉贏者通吃，自鳴得意而視法如無法；弱勢群體則絕望無助，看不到過上好生活的希望便鋌而走險非理性殺人。就算那些自詡為只是“打打醬油”的群體，在其貌似超然的背后何嘗不是一種無奈與憤懣，這使得他們往往是“無直接利益沖突”的肥沃土壤。當一切都不再相信、一切都不敢相信、一切都不能相信的時候，謠言就會主宰社會，恐慌就會降臨社會、動蕩就會席卷社會。前些天的“鹽慌”背后并不僅僅是經濟投機，更多的是社會性的焦慮與迷茫。

沒有社會的穩定，就不可能有經濟政治的繁榮發展。面對這些新的社會管理問題和管理要求，我們用慣了的、會用的、曾經很管用的、數十年來延續下來的一些社會管理模式與管理方法越來越不適應、越來越力不從心了。如何在新的發展背景下，有效地協調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解決社會問題、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公正、應對社會風險、保持社會穩定，社會管理創新成為了必由之路與不二法門。社會管理國際經驗

在市場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市場經濟的發育程度與經濟發展的階段不同，政府社會管理的方式方法也不同。

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時期，政府的社會管理職能十分有限，主要是維護社會秩序的職能。這一階段政府社會管理的基本特點與主要經驗是：第一，社會管理以社會自我管理與社會自治為主，政府對社會基本上采取放任自由的態度，政府對社會自我管理采取自由放任的不干預政策。地方自治特別是市鎮自治是政府社會管理的基礎，是公民社會不斷發展的前提條件。第二，政府的社會管理職能主要是進行社會秩序管理。維護社會秩序的主要目標是保護財產權，維持一種建立在財產權基礎上的社會秩序，其主要手段是運用財產權利保護的法律維護社會根本秩序的基礎。第三，政府承擔起了濟貧的職能，但濟貧職能的履行盡量利用非政府組織進行。

20世紀初至1978年左右的混合市場經濟時期是福利國家建立與完善時期，政府社會管理的基本特點和主要經驗是：第一，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福利國家或福利社會。福利國家是指承擔維護和增進全體公民基本福利或社會福利的職責的國家；其主要目標是維持全體公民的最低生活水平與教育水平，實現充分就業，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第二，建立和完善基本社會關系管理制度。建立資本與勞動合作的社會制度；完善社會主要利益集團圍繞國家政府與公共支出的多數表決制度；同時，發展社會自治和社會自我管理。第三，始終注重提高消費需求，以促進充分就業、維護宏觀經濟穩定作為政府施政的重要目標。混合經濟時期的經濟發展模式是福利經濟發展模式，它是一種追求資源配置的全社會效益最大化的經濟制度和模式。

1978年以來，是全球化的市場經濟時期，這一階段政府社會管理的基本特點與主要經驗是：第一，以教育、培訓、基礎科技領域為主要投資方向，以人力資本投資為核心，將“消極的福利國家”轉變為“積極的福利 5 國家”、“工作福利國家”或“社會投資型國家”。第二，以充分就業政策為核心，將“福利”轉變為“工作”，并適度限制福利支出的增長，達到平衡經濟發展與社會保障發展、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相中和的社會管理與經濟增長目標。第三，主動利用基本社會組織、社會利益群體、非政府組織進行社會協作治理。福利國家改革時期也是非政府組織大發展的階段，如法國1990年就有60000多個私人社團成立，而60年代每年只有11000個組織成立；在德國，每十萬人口的社團數量從1960年的160個增加到1990年的475個，增長了近3倍。瑞典公民社會的參與率世界最高，創建了一個每十萬人口就有2300個社團的稠密的社會網絡。第四，重視社會資本、重視社區建設與社區發展。20世紀80年代以來，出現了向社區回歸的發展趨勢，即社會社區化或社會人文化的趨勢。）

（二）社會管理創新的內涵

“社會管理創新”的目標是化解社會矛盾，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維護國家長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樂業、促進經濟社會發展。①社會管理是政府職能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廣義上的社會管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會管理職能，它還包括其他主體以及社會自身的管理。作為政府職能之一的社會管理，是指國家通過制定一系列社會政策和法律規范，對社會組織和社會事務進行規范和引導；培育和健全社會結構；調整各類社會利益關系；回應社會訴求；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公正、社會秩序和社會穩定；維護和健全社會內外部環境；促進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自然協調發展的一系列活動以及這些活動的過程。廣義上的社會管理則是多元主體以多樣化形式進行的上述活動以及這些活動的過程。

社會管理創新，是指在現有社會管理條件下，運用現有的資源和經驗，依據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態勢，尤其是依據社會自身運行規律乃至社會管理的相關理念和規范，尤其是依據社會自身運行規律乃至社會管理的相關理念和規范，研究并運用新的社會管理理念、知識、技術、方法和機制等，對傳統管理模式及[1] 6 相應的管理方式和方法進行改造、改進和改革，建構新的社會管理機制和制度，以實現社會管理新目標的活動或者這些活動的過程。社會管理創新既是活動，也是活動的過程，是以社會管理存在為前提的，其目的在于使社會能夠形成更為良好的秩序，產生更為理想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效益。

（三）、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意義：

1、只有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尊重人民主體地位，保障人民各項權益，發揮人民首創精神，走共同富裕道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才能落實以人為本的發展思想。

2、只有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更好地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以及生態文明建設，促進現代化建設各個環節各個方面相協調，促進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相協調，增強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之間的協調性，才能實現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3、只有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統籌經濟和社會發展，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地區發展，兼顧不同地區、不同領域、不同方面群眾的利益，才能落實科學發展的統籌兼顧的要求。

4、只有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和其他社會矛盾，最大限度激發社會創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最大限度減少不和諧因素，妥善協調各方面的利益關系，才能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二、社會管理創新的最佳路徑選擇是加強法治文化建設

（一）法治文化建設的提出

中國人對法律的理解，往往把它看成是一種工具或制度的東西，把它看成是一種治理的規則和懲治的手段。我們缺少一種人文的、文化的層面去審視法律。如此，我們對法律只有畏懼而沒有尊敬，只有抵觸而沒有服從，這不能不說是法律發展的缺陷和法治發展不健全的一大重要根源。

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經過二十多年的實踐，已取得豐碩成果。在新時期新階段應向更深層析發展，其中一個重要標志就是法治文化建設的形成。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建設，報告強調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弘揚法治精神，加強公民意識教育、法制觀念教育等。“法治文化”，就是這個國家的法律制度、法律機構、法律設施體現出的文化內涵，是公民理解并遵循以法律價值觀為核心的心理意識與行為方式，它體現或代表了人們的法治意識、法治原則、法治精神及其價值追求。

古希臘先賢亞里士多德對法治有精辟的認識:“法治應包含兩重意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訂得良好的法律。” 亞氏的這段話在后世被奉為法治的經典公式,其貢獻在于,通過對法治實踐環節與形式要素的完整把握,以“良法”與“普遍服從”兩個特定概念的鏈接,建立了法治的基本邏輯結構。由此演繹，法治是一個地區或國家在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的社會狀態，法治的表層含義是一種社會管理模式，深層含義則是一種體現治國理念和規范人們言行的文化精神。“法治文化”，就是這個國家的法律制度、法律機構、法律設施體現出的文化內涵，是公民理解并遵循以法律價值觀為核心的心理意識與行為方式，它體現或代表了人們的法治意識、法治原則、法治精神及其價值追求。

當代法治文化至少包括四種意識：一是崇尚法律的意識，它反映著人們對法律的情感和態度，是法治能否真正得以實現的前提和基礎。二是遵守法律的意識，它強調不僅普通公民要守法，而且掌權者更要守法。三是運用法律的意識，它意味著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要運用法律來分析問題。發生糾紛時要尋求法律的保護，訴諸法律來解決爭端，四是維護法律的意識，它意味著，法律處于至高無上的地位，要通過法律揚善懲惡，保護公民和法人的合法利益，維護社會的秩序、公平和正義，維護法律的權威和尊嚴，不允許以權壓法，以錢代法。

（二）用法治文化建設推進社會管理創新是時代的迫切要求。

鄧小平同志說：“最重要的是一個制度問題”，制度“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在所有制度中，法律制度最具明確性和國家強制性。通過法律明確社會建設的發展方向，形成社會建設的長效機制，從而使社會建設和管理不因領導人及領導人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時代要求從法治層面為社會建設和管理提供堅實的保障。黨的十七大強調，進一步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并提出要從發展教育、擴大就業、完善分配體制、建立社會保障機制和基本醫療衛生制度、完善社會管理等方面入手。這種“以人為本”的社會建設，特別需要通過法治來強化社會權利的平等和保障社會的公平正義。因此，我們在創新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的同時，要高度重視法治保障的重大意義。

（三）法治文化建設是影響社會管理創新的靈魂

社會管理創新是法治的具體化，法治是社會管理創新的保障。社會管理及其創新應當在法治的規范之下進行。社會管理需要法治化，法治需要豐富社會管理的內容。法治文化建設是法律制度得以產生和正常運轉的指導思想和精神動力。沒有法治文化建設的協作和支撐，社會管理創新就難以向廣度、深度推進。在現實生活中，民眾在做出一個行為時，一般是憑借自己的理解，基于自己的法治文化水平做出判斷或選擇。法治文化建設使得法律在社會管理創新中發揮的效力不僅僅是來源于外部的強制和權威，而是來自于內心的信仰和服從。

（四）法治文化建設有利于社會矛盾化解。

社會管理創新的重要目標是實現和諧社會。和諧社會絕對不是一個沒有矛盾和沖突的社會，而是看社會有什么樣的化解矛盾的機制。和諧社會應當是一個能夠理性對待并妥善化解各種矛盾和沖突的社會，達到使各方利益都得到表達和維護、不同利益主體相互理解和認同的和諧狀態，并由此實現利益大體均衡的法治的社會。而要實現這種調節和均衡就必須靠“法”。因此，社會各階層一定要有 “法”的精神和信仰。

當前社會，群眾需求千差萬別，利益主體日益多元化，利益關系錯綜復雜，社會問題各式各樣，社會訴求機制不暢造成社會協調斷裂，社會建設相對滯后造成社會控制整合相對不力，社會關系緊張導致群體性事件多發高發。要從源頭上預防和降低社會風險，就要建立公眾廣泛參與的多維度的利益表達機制，為社會各階層提供順暢的利益表達制度平臺，形成規范的對話、協商和處理問題的反應機制，立足于處置“第一時間、第一現場”，真正從源頭上預防和降低社會風險。在處理矛盾和問題時，應以民意為導向，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使“維穩”的思路從“保穩定”轉變為“創穩定”。

三、用法治文化建設引領西部地區社會管理創新的具體操作

1.加強法治文化理論研究，為社會管理創新提供堅實的理論保障。對于西部地區乃至全國而言，法治文化理論目前還屬于初創階段，法治文化體系更是一個創新的概念。法治文化理論的研究決不僅僅是法學家的事，還需要從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工作者共同探討。西部地區應針對自己的社會經濟狀況，研究有利于自身發展的法治文化建設，與時俱進，不斷創新，進一步增強工作的針對性和有效性。通過舉辦“法治文化論壇”、“法治文化講座”等形式，加強法治文化理論研究和解決現實問題的應用對策研究；注重在法治實踐中豐富和發展法治文化理論，更好地指導法制宣傳教育和法治實踐；鼓勵引導支持法治文藝創作，努力為廣大群眾提供豐富的法治文化產品。同時，法治文化建設還需構筑法治文化人才高地。沒有人才的支撐，一切都可能是空話。深入研究和推進法治文化建設，必須要有一批大師級人物，有一批在法治文化事業各方面有號召力的領頭人和一大批專家、學者、能工巧匠，并以此形成有特色的法治文化人才隊伍。在此基礎上，成立法治文化創作隊伍，組建法治文學、法治曲藝、法治美術等創作基地，有計劃地組織法治文學藝術作品的創作和生產；應組織力量集中攻關，重點推出一批 10 反映時代精神、富有生命力、具有鮮明地域文化特色、群眾喜聞樂見的法治文化精品，努力提高作品的影響力和震撼力；加強執法機關法治文化人才的培養，分期分批組織培訓和采風活動；加強基層法治文化骨干的專業輔導，積極為人才發展提供良好的環境；建立和完善優秀法治文化人才脫穎而出的激勵機制。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在西部地區的社會管理創新中，法治文化之水源源不斷，為其提供更多更好的方式，保證社會管理創新的成效。2.2.管理創新要注重培養西部地區公民法治素養

目前，在欠發達的西部地區群眾中，還存在畏上、畏權、不畏法的情形,這說明了社會法治觀念的淡薄。而且，群眾是社會管理創新的重要參與者和監督者，因此，著力提高群眾法治意識必不可少。孩子是祖國的未來，抓法治文化建設首先要從青少年抓起，要保障每個學校實現計劃、教材、課時、師資四落實，法制副校長配備率達到100%，做到青少年普法的常態化。要加強各級領導干部學法用法、執法守法情況考核。建立健全公務員，特別是執法人員學法培訓與考核、晉級、表彰相結合的配套機制，建立健全公務員普法的報告、抽查、通報和建議制度，確保公職人員全年學法不少于40學時，司法、行政執法人員法律知識更新培訓每年累計不少于15天。要加強群眾的普法力度，通過開展專題普法講座、出動普法大篷車、聘請律師解答群眾提問等各種途徑，積極開展居民法律服務，宣傳有關法律法規，保障與維護居民的權益。引導群眾依法訴求、依法辦事、誠實守信。從整體上提高全社會的法律素質。

3.與西部地方特色文化相結合，搭建人民喜聞樂見的文化管理平臺。法治文化建設本質上就是以法治精神塑造人、以法治信仰引導人，以法治實踐提高人，以法治文化熏陶人。要運用法治文化的特有功效，滲透到人民群眾生活的方方面面、點點滴滴，成功架起法與群眾之間的橋梁，以一種寓教于樂、潤物無聲的力量默默地傳播法治，以它的獨特優勢與魅力體現法治文化的人本意識 和人文關懷。當前形勢下，要把滿足人的需要、增強人的需求、促進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作為推進法治文化建設的出發點和歸宿點。

西部在久遠的歷史長河中創造并形成了包括語言、宗教信仰、自然崇拜、神個話傳說、故事、歌謠、舞蹈、節目、服飾、建筑、手工藝、禮儀習俗以及生存理念、生活和生產方式等在內的民族文化。在新時期的社會管理創新中，我們必須依托西部地區文化底蘊深厚、資源豐富的優勢把法律知識通俗化，把法律規范直觀化，把法律歷史形象化。通過編制瑯瑯上口的歌謠、豐富多彩的節目、膾炙人口的故事，讓群眾感覺到原來法律并不遙遠，法律就在身邊，更容易保證人民安居樂業，經濟社會協調發展。、4、法治文化建設有利于崇尚法治的社會氛圍的形成。

法治文化建設同法治實踐相結合才有生命力。既不能離開經濟發展空談法治文化建設，更不能用法治文化建設干擾和阻礙經濟發展。要支持和引導法治文化建設朝著促進依法行政、服務大局等方向發展，努力推動經濟社會的法治化，形成崇尚法治的社會氛圍和文化導向，使之作為新時代深入推進西部地區法治文化建設的“倍增器”，成為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助推器”。推進法治文化建設必須以人們可以接受的方式進行，要適應人們生活方式的改變，多采用接近大眾、群眾喜聞樂見的法治文化表現形式。應更多地依托各種媒介，如公益廣告、手機短信、普法網站，運用圖片、文藝節目、法制短信、法制動漫等多種形式開展工作，增強法治文化的滲透力。西部地區應爭取加強法治文化建設中，發掘特色，打造品牌，如選擇貼近老百姓的題材播放普法電影、建設法治文化主題廣場、舉辦“法治文化藝術節”、開展“律師送法進村入戶”活動；創建“百米法治長廊”和大型法治公益廣告，積極打造具有核心競爭力的法治文化品牌，讓人民充分感受社會法治文化的氣息，有助于社會穩定發展。5.12

①***：《深入推進社會矛盾化解、社會管理創新、公正廉潔執法，為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求是》2010年第4期。

第三篇：杭州市上城區委社會管理創新意見

中共杭州市上城區委 杭州市上城區人民政府 關于深入推進社會管理創新工作的實施意見

（2011年3月18日）

為貫徹落實全國、全省政法綜治工作會議和市委工作會議精神，加強社會建設，創新社會管理，不斷提升社會管理工作能力和水平，努力建設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社會管理體系，保障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和諧，更好地推動科學發展，現就推進我區社會管理創新工作提出如下實施意見。

一、指導思想

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認真貫徹黨的十七大和十七屆四中、五中全會精神，深入推進社會管理創新，在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趨多樣化物質文化需要的同時，著力解決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源頭性、根本性、基礎性問題以及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實際問題，充分激發社會活力，確保社會安定有序，為深化“平安上城”建設，打造“具有國際水準的高品質中心城區”，實現全區經濟社會持續、平穩、較快健康發展提供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

二、基本原則

（一）堅持科學謀劃，協調發展。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結合我區實際，正確把握形勢任務，認真謀劃社會管理創新，使社會建設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及生態建設互相促進，共同發展，相得益彰。

（二）堅持服務全局，統籌兼顧。正確把握改革、發展、穩定關系，堅持把推進社會管理創新作為服務經濟社會全局的重要內容，統籌兼顧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努力構建和諧社會，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堅強保障。

（三）堅持以人為本、服務優先。要始終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加快轉變管理理念，改進管理方式，寓管理于服務之中，實現依法管理、科學管理、人性化管理，努力實現由“治理型”管理向“服務型”管理轉變。

（四）堅持多方參與、共同治理。充分發揮政府在社會管理中的主導作用，充分發揮多元主體在社會管理中的協同、自治、自律、互律作用，使各種社會力量形成推動社會和諧發展、保障社會安定有序的合力。

（五）堅持立足實際、改革創新。從我區實際出發，充分發揮我區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方面的先發優勢，積極挖掘和發揮優秀傳統文化的作用。同時，積極借鑒各地先進經驗和做法，勇于變革、勇于創新，把改革創新貫穿在整個社會管理過程之中，為推進“平安上城”、“和諧上城”建設提供不竭動力。

（六）堅持求真務實，注重實效。堅持深入調查研究，科學 把握規律，大膽探索實踐，總結實踐經驗，健全長效機制，真正做到思路務實、措施切實、工作扎實、績效落實，使社會管理創新取得實實在在效果。

三、總體目標

堅持以建立與開放、動態、信息化的社會環境相適應的社會管理體系為目標，以完善社會管理組織體系為重點，以加強基層基礎建設為保障，以有效解決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源頭性、根本性、基礎性問題為關鍵，建立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新格局，實現社會管理向網格化、信息化、常態化、科學化、制度化轉變，進一步夯實社會和諧穩定的思想基礎、基層基礎、法治基礎，全面提升社會管理與服務的整體效能和水平，努力營造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公平正義的法治環境和優質高效的服務環境。并根據工作實際，及時做好總結、提煉工作，初步形成可學、可鑒、可推廣的典型經驗，力爭到2012年底，初步形成較為完善配套的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與當今時代發展相適應、與人民群眾期望相適應的新型社會管理體系。

四、工作任務

按照建立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的總體要求，加強社會管理法制、體制、機制、能力建設。著重從源頭治理、動態協調和應急處臵三個層面，構建相互聯系、相互支持的一整套規范、機制和制度，盡可能減少社會問題，及時化解社會矛盾，果斷處臵社會沖突 與社會對抗，努力創新和完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體系，最大限度地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激發社會創造活力。

（一）完善社會管理組織體系

著眼于解決社會管理“誰來管”的問題，堅持把社區作為推進社會管理創新的基礎平臺，按照管理單元最小化、管理服務最優化的原則，積極推行網格化的長效管理模式，實現基層黨政組織、政法綜治組織和群眾自治組織全覆蓋，推動社會管理工作從事后被動應急到事前主動防范、從運動式治標管理到常態化治本管理的轉變。

1、建立網格模式，實現基層管理服務全覆蓋。依據社區所轄范圍、居住人口、治安狀況、工作難易、任務輕重、基礎好壞等情況，將社區劃分為若干個網格單元，形成覆蓋全區、條塊結合的區、街道、社區、網格四級工作網絡，確保把社會管理服務職能覆蓋到社區、延伸至千家萬戶。把各種經濟組織和社會組織納入屬地管理和網格化管理范疇，不斷擴大社會管理和服務的覆蓋面。

2、有效整合資源，形成基層管理服務新體系。在區委、區政府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各級綜治組織的統籌協調作用，有效整合公安、司法、勞動、民政、行政執法、民宗、統戰等相關職能部門及工會、婦聯、共青團等組織的資源和力量，建立健全街道、社區等各級綜治工作機構，充分發揮其在維護基層和諧穩定中的基礎平臺作用。完善治保、調解、流動人口服務管理、歸正人員幫教、社區矯正、禁毒等力量的協作制度，落 實相應工作人員。積極探索綜治工作力量向末端延伸，完善“網格化管理”載體，健全綜治協管員、安全管理員、樓道長等隊伍，真正形成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組織網絡。

3、落實工作職責，推進基層管理服務精細化。充分發揮社區民警、綜治協管員、樓道長等的作用，進一步明確其聯系群眾、掌握民情、改善民生、解決矛盾、維護穩定等方面的職責。建立健全信息平臺，全面了解、動態掌握轄區居民家庭、出租房屋、流動人口、重點人群等的基本情況。建立健全走訪交流、信息采集、協調處理、便捷服務等工作運行機制，為群眾提供更加直接、更加高效的服務，推進社會管理服務的科學化、規范化和精細化。

4、加強隊伍建設，確保基層管理服務上水平。大力推進社區工作者隊伍建設，建立健全社區工作者培養、使用、評價、激勵制度建設。充分發揮各種社會資源參與基層服務管理的作用。著力抓好協警、綜治協管員等專業隊伍建設，提高其融入群眾、服務群眾、做好群眾工作的能力和水平，使其成為推進社會管理創新的骨干力量。充分發揮廣大群眾在社會管理中的主體作用，不斷發展壯大群防群治隊伍，努力使群眾自治組織和群防群治隊伍成為推進社會管理創新的基礎力量。深入推進“平安上城”志愿者行動，加強組織、管理和引導，吸引更多的社會力量以相應的知識技能協助、參與社會管理工作。積極探索向社會購買服務的社會管理方式，充分發揮保安公司、中 介服務機構等組織在社會管理中的作用。

（二）健全社會穩定風險評估體系

5、完善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在原有基礎上不斷完善重大社會決策、重大建設項目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按照“誰決策、誰評估、誰負責”的原則，對涉及群眾利益的企業改制、工程建設、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征地拆遷、環境保護、安全生產等方面的重大決策事項，由責任單位負責組織開展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工作，做到科學、民主、依法決策，防止因決策失誤或實施不當引發不穩定問題。

6、健全社情民意調查機制。不斷完善重大事項調查研究和集體決策制度、專家咨詢制度、公示制度、公開征求意見制度等，建立利益相關方參與協商機制，確保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重大社會決策出臺前或者重大建設項目審批前，充分聽取群眾意見。認真落實“四問四權”，通過“問情于民、問需于民、問計于民、問績于民”，擴大群眾對涉及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項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正確處理群眾的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現實利益與長遠利益的關系，做好有不同意見群眾的工作，做到依法辦事。

7、建立風險評估監督機制。加強對開展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工作的監督指導，經常性地對社會穩定形勢進行研判分析，把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納入社會治安綜合治理考評體系。建立健全社會穩定風險評估責任倒查機制，對于沒有充分聽取群眾意見或違反法律法規和政策作決策、上項目，引發群體性事件和重 大信訪問題的，分別由維穩、信訪部門牽頭，會同政法、綜治、紀檢、組織部門，嚴格追究責任單位領導和相關人員的責任。

（三）健全矛盾糾紛排查化解體系

8、暢通群眾訴求表達渠道。要進一步暢通和拓寬群眾利益訴求表達渠道，夯實從源頭上預防和化解突出矛盾解決的工作基礎，形成排查化解矛盾糾紛的強大合力。加強信訪工作，完善涉法涉訴信訪案件評查、責任追究制度和案件終結制度。教育和引導群眾依法、有序、理性表達訴求，做到“訴求合理的解決問題到位，訴求無理的思想教育到位，生活困難的幫扶救助到位，行為違法的依法處理到位”。通過完善居民自治章程、居務公開、分片包戶等居民自治制度，加強社區居委會直選、社區決策民投試點、居務管理的民主監督等措施，使社區成為加強政治文明建設、推動群眾參與社會管理、培育人文精神、提升社區自治能力的重要陣地。深入開展“法制進社區”等活動，大力弘揚法治精神，增強廣大群眾知法、守法、用法的自覺性，引導公民依法維護權益，依法表達訴求，不斷提高社區法治化管理水平。

9、構建矛盾糾紛排查調處網絡。建立黨委、政府統一領導，維穩、信訪、綜治部門組織協調，各有關部門齊抓共管、整體聯動的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體系。健全定期排查、歸口調處、督查督辦、責任追究等制度，實現矛盾糾紛排查化解工作經常化、制度化、規范化。深入開展社會矛盾排查化解工作，做到“有領導負責、有專人處理、有調處方案、有解決時限”。對重 大問題要實行領導包案、掛牌督辦、跟蹤解決，堅決防止矛盾堆積、激化。區直部門要切實擔負起化解本行業、本系統矛盾和問題的主體責任，及時研究分析并拿出處理意見。

10、完善“大調解”工作體系。全面推進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仲裁調解、專業調解“五調導和”機制。積極推行政法、綜治、維穩、信訪部門綜合協調，有關部門、單位各司其職，社會各界廣泛參與的聯合調解形式，努力形成矛盾糾紛調處化解的工作合力。不斷完善“訴調對接”、“檢調對接”、“公調對接”等制度機制，提高調處化解矛盾糾紛的整體效能。充分發揮“和事佬”協會、物業管理糾紛調委會等群眾組織第一時間發現并化解民間矛盾的作用，推廣建立行業性、專業性調解組織，探索整合力量資源、吸收第三方參與調處、依靠行業自律等形式和方法，有效解決勞資糾紛、醫患糾紛、環境污染、安全生產、食品藥品安全、知識產權、交通事故、涉校糾紛等突出矛盾和糾紛。推進矛盾糾紛“以獎代補”、“以案定補”、“考核定補”等做法，運用教育、疏導、協商等方式解決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利益沖突，建立有效的利益協調機制。

（四）完善社會公共服務體系

11、完善公共服務平臺。加強行政服務中心、社區公共服務工作站和企業公共服務平臺建設，努力構建覆蓋全面、及時有效、群眾滿意的服務平臺。充分利用社區“E家人”網絡實現全區社區信息資源共享，完成70%以上社區達到和諧社區的目標。通過加強“鄰里值班室”、“黨員會客廳”、“晴雨工作室”等居 民事務協調自治陣地和平臺建設，健全居民自治組織體系，拓展群眾參與公共管理、公共決策、公共服務的渠道，引導實現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積極發展公共文化、公共衛生、公共體育事業，加強服務與管理，不斷提高群眾的生活品質。

12、加強社會心理服務工作。在全區開展個人心理健康知識的宣傳普及，教育引導各類人員特別是青少年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加強自身修養，提高自我和諧能力。建立健全個人心理醫療服務體系，大力開展個人心理調節疏導工作，建立心理危機干預預警機制。

13、加強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健全安全生產監管體制機制，加快公共安全管理信息平臺建設，完善基層公共安全監管網絡，全面開展安全隱患排查整治，積極探索政府、社會、企業多方參與的企業安全監管方式和安全生產重點難點監管模式。

14、加強食品藥品安全管理。探索食品藥品安全源頭追溯機制，加強食品準入和源頭管理，探索建立食品藥品安全監管長效機制，加強食品藥品安全專項整治，落實食品藥品安全企業主體責任，強化食品藥品管理制度機制保障。

15、加大環境保護監管力度。圍繞推進“生態上城”建設深化重點區域、行業、企業污染整治，著力解決群眾反映強烈的環境問題。依托市生態文明示范城區試點建設，深化環保“聯街結社”機制，抓好飲用水保護、噪聲綜合整治、街道生態化改造、屋頂綠化、截污納管等工作，著力打造精致空間。

（五）創新“兩新組織”服務管理體系

16、創新和完善對“兩新組織”的服務。積極發揮已有的社會復合主體、社會自治組織等在社會管理中的作用，重視培育新的社會組織，并發揮其在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中的積極作用。完善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兩新組織”）中的黨團和工會組織建設，加強對基層勞動者的人文關懷，扎實推進“綜治進民企”、“綜治進民非”工作，根據“兩新組織”特點，探索引入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網絡和機制，促進“兩新組織”內部的和諧穩定。

17、加強和改善對“兩新組織”的管理。積極探索對“兩新組織”實行分類管理的有效辦法，按照“誰主管、誰負責”和“誰登記、誰監管”的原則，加強對“兩新組織”的登記管理和日常監督。建立健全登記管理機關、行業主管部門和相關職能部門協調聯動的工作機制，加大日常監管力度，引導其加強自身建設、嚴格行業自律、規范從業行為，更好地承擔起社會責任。把“兩新組織”納入到統戰工作的范圍，利用統戰工作優勢，引導“兩新組織”在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中充分發揮積極作用。要嚴格準入、加強監管，深化對非法組織的專項調查整治工作，消除非法組織給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帶來的消極因素。

（六）完善社會管理信息化體系

18、推進社會管理信息化建設。積極做好居民管理和服務信息化的“二化建設”，不斷完善社區信息化服務平臺，利用社區“e家人”系統、社區網、數字電視“社區是我家”頻道、96345 便民服務熱線等平臺，建立覆蓋所有社區的服務網絡，實現居民不出社區即可享受公共服務。努力構建覆蓋全區的基礎信息資源共享平臺，有效整合視頻、文字、圖像、數據信息，為基層加強對人、地、物、事、組織等基礎信息的采集、錄入、整合、報送、分析統計提供實用的技術手段。

19、推進網絡虛擬社會建設管理創新。按照“最大限度地發揮其積極作用、最大限度地遏制其消極影響”的要求，綜合運用法律、行政、經濟、技術等手段，加強對新興媒體特別是網絡虛擬社會的建設與管理，加強對網絡的實時動態管控，構建網上網下相結合的防控體系，逐步建立起對影響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問題的預警、引導、應急處理機制。嚴厲打擊網絡違法犯罪行為，加大技術防范力度，強化網絡監測、預警、偵查、控制、處臵工作。不斷提高對虛擬社會的管理水平，確保其積極、有序、安全發展。

（七）建立健全重點人群服務管理體系

20、提高對流動人口的服務管理水平。進一步建立健全流動人員服務管理工作體系，加強流動人口綜合管理服務隊伍建設，深化出租房屋管理工作，堅持“誰主管，誰負責”、“誰用工，誰負責”、“誰出租，誰負責”的原則，完善“以證管人、以房管人、以業管人”的工作模式。在流動人口集中地區建立流動人口“互助服務站”，積極推進流動人口自我服務、自主管理新模式，推動杭籍人口與非杭籍人口的交流、融合。積極主動地采取措施，著力解決流動人口職業培訓、就業、居住、就 醫、子女就學等問題。依法規范境外來杭人員管理服務工作，構建覆蓋境外來杭人員入境、居留、就業、就學、出境全過程信息動態管控體系，及時清理、遣返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業的境外人員。

21、創新特殊人群幫教管理機制。由區綜治辦牽頭，建立特殊群體管理工作機構，實行街道、派出所、司法所、社區聯動，對閑散青少年、流浪未成年人、服刑在教人員的未成年子女等有針對性地做好教育、服務和救助工作。對管轄區域內刑釋解教人員、社會閑散青少年、吸毒人員等高危人群進行建檔立卡，開展調查摸底，建立幫教機制，落實安臵政策，加強日常管理，盡量解決其就學、職業培訓問題。不斷推進預防未成年人違法犯罪工作，加強青少年法律援助和失足青少年教育挽救工作。積極推進社區矯正工作，防止脫管、漏管。

22、加強高危人群管控。對有社會危害行為、依照有關規定經專門機構鑒定的特殊人群，由衛生、民政、公安部門牽頭，社區、家庭配合，落實治療、管控措施。對違法犯罪的艾滋病患者，由公安、司法行政、衛生部門牽頭，加強治療和教育改造，防止其危害社會。加強對吸毒人員的戒毒、幫教，最大限度地預防和減少違法犯罪。對有現實危害性和暴力恐怖傾向的高危人群，建立常態化的管控機制，嚴格落實管控責任。

（八）健全和完善社會治安防控體系

23、健全社會治安重點地區排查整治工作機制。深入細致地開展社會治安排查整治工作，及時掌握影響社會治安形勢的 問題和隱患，認真匯總梳理和登記造冊，切實做到底數清、情況明、早發現、早控制、早解決。建立健全社會治安常態化管理制度，明確責任單位、人員和時限，實施有效整改。

24、深入推進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全面推進“平安上城”110社會聯動機制建設，及時有效地處臵各類急、難、險、災事件的110報警求助，建立系統化、信息化、標準化的110社會聯動機制，打造出高水準的具有上城特色的社會管理創新品牌項目。完善群防群治工作模式，不斷充實專職巡防隊伍，加強制度化、規范化建設。

25、不斷提高社會治安防控手段的科技化水平。充分發揮科技手段在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中的作用，加快動態監控系統在居民小區的覆蓋，鼓勵基層單位落實物防、技防措施，進一步深化“數字巡防”工作模式，運用社區巡防、街面巡邏、卡點值守、單位安防、視頻監控防控網絡，建立以落實法人責任為核心的契約式行業場所管控機制，努力構建動態型、聯動型、高效型治安防控模式。

（九）建立和完善社會應急處置體系

26、完善突發事件應急處臵機制。按照“統一領導、綜合協調、分類管理、分級負責、屬地管理為主”的要求，不斷細化完善工作預案和應急處臵措施，強化突發事件監測預警、信息傳遞、信息發布和輿論引導機制建設，建立健全統一指揮、反應靈敏、協調有序、運轉高效、責任明確的應急處臵機制，提高現場指揮、部門聯動、靈機決斷、依法處臵、協同作戰的 能力和水平，確保在緊急狀態下聯絡渠道暢通、調運力量及時、現場指揮有力，確保對突發事件和群體性事件發現得早、控制得住、處臵得好，牢牢把握工作的主動權。

27、加強風險防范能力建設。依法落實風險和突發事件隱患排查監控責任，實現對各類風險隱患治理的制度化、規范化、常態化。加強應急知識和相關法規的宣傳教育，將公共安全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利用《上城報》、“上城網”、“e學網”等各種媒體及社區教育渠道介紹普及應急知識，特別是加強對各級干部應急知識和能力的培養，提高對突發事件的應對和處臵能力，提高全區防災救災和應對公共危機的能力。

五、工作步驟

（一）研究部署階段（2011年1月1日至4月30日）。對工作進行研究部署，各街道、各部門學習實施意見，并于2011年4月30日前將本單位實施方案報區推進社會管理創新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

（二）貫徹落實階段（2011年5月1日至2011年10月31日）。各街道、各部門按照實施方案貫徹落實，定期匯報工作進展。區推進社會管理創新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加強工作指導和協調。

（三）總結檢查階段（2011年11月1日至12月31日）。各街道、各部門總結工作情況，撰寫總結報告，提出下階段工作計劃安排，并報區推進社會管理創新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

（四）全面推廣階段（2012年1月后）。全面總結推廣社會管理創新工作，并樹立一批工作典型和示范點，轉化成長效工作機制。

六、保障措施

（一）建立組織，加強領導。成立杭州市上城區推進社會管理創新工作領導小組，由區委、區政府主要領導任組長，區委常委、常務副區長任第一副組長，區四套班子分管領導任副組長，各部門、街道主要負責人為成員。領導小組辦公室設在區委政法委。各重點工作項目由區委、區政府分管領導牽頭負責，各責任部門有關負責人為成員。各街道也要建立領導小組，深入推進社會管理創新工作。

（二）明確職責，合力推進。區推進社會管理創新工作領導小組統籌負責全區社會管理創新工作。牽頭領導和牽頭部門要切實加強指導、提供支持，細化分解項目任務，將責任落實到具體部門、單位和個人，定期研究項目推進工作，解決存在問題和困難，確保責任明確、部門聯動、合力推進。領導小組辦公室要認真做好方案制定、綜合協調、督查考核等日常工作。各相關部門和街道要進一步明確責任，及時研究解決各種難題，確保工作如期完成。

（三）加強創新，完善機制。積極研究和建立項目管理責任、聯合協調推進、考核評價激勵等制度，完善矛盾糾紛、疑難問題聯動解決工作機制，形成社會管理創新長效機制；創新宣傳方式方法，充分發揮“上城網”、《上城報》等媒體和宣傳陣地 的作用，營造全民參與社會管理創新的良好氛圍；建立社會管理創新工作“創先爭優”機制，充分發揮典型示范引領作用，做到以點帶面，全面推進，提高實效。

（四）強化督查，落實保障。完善考核機制，落實保障措施，把區、街道社會管理創新所需經費納入財政保障。切實加強督查工作，定期通報項目進展，確保各項工作落實到位。經常性組織召開項目推進情況匯報會，及時掌握全區面上工作進展情況，認真總結和推廣好經驗、好做法，并把工作經驗轉化成制度成果，促使全區社會管理創新工作提升到一個新水平，為推動上城“具有國際水準的高品質中心城區”建設，促進社會和諧穩定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附件1：杭州市上城區推進社會管理創新工作領導小組名單 附件2：杭州市上城區推進社會管理創新重點工作

第四篇：結構耦合以基層黨建創新引領社會管理創新

結構耦合：以基層黨建創新引領社會管理創新

【內容提要】 在當前中國基層社會管理主體多元化的背景下，把握好基層黨組織在多元社會治理主體中的角色定位、準確定位基層黨建與社會管理創新的關系，對于和諧社會管理體系的形成至關重要。文章梳理了建國后至今基層黨建在社會管理中角色地位的歷史演變過程，提出了新形勢下以基層黨建創新引領社會管理創新的模式，實現社會管理創新與黨執政理念創新的結構耦合，形成基層黨組織和各類政治、社會資源有機整合的基層黨建和社會管理新格局。

【關 鍵 詞】基層黨建 社會管理主體 多元化 創新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社會結構已經發生了極大的變革，社會基層治理主體日漸多元化，主要包括了政黨、政府、社會團體和群眾自治組織等。在當前中國基層社會管理主體多元化的背景下，厘清多元背景下社會管理的科學概念，準確定位基層黨建與社會管理創新的關系，把握好基層黨組織在多元社會治理主體中的角色定位，以基層黨建創新引領社會管理創新，對于和諧社會管理體系的形成至關重要。

一、“社會管理”理念與黨執政理念創新實現耦合

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首次提出了“社會管理”的概念，十六屆六中全會上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首次正式提出了“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這一概念。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2011年春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央黨校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培訓班上發表了關于提高社會管理科學化水平的重要講話，他指出，“社會管理的難點在基層，基層群眾的工作做好了，做細了，做到位了，社會管理中的各種難題也就迎刃而解了”。這說明新時期要進一步加強對社會管理的創新，強化基層黨組織對黨員干部、群眾及各種新社會組織，以及各項社會事業的領導和管理，以黨建工作的科學化推進社會管理創新，實現社會的良性、科學、和諧發展。社會管理理念的提出是黨和政府用以調整社會利益關系、回應社會訴求，從而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公正、社會秩序和社會穩定。從概念上看，社會管理是指由政黨、政府、社會團體、社會機構等社會多元管理主體要素按照某種特定規則參與合作，共同管理公共事業，以追求最大化的管理效能，使社會運轉科學、合理、有效，實現和諧穩定發展的最終目標。其中，黨和政府通過制定社會政策和法規、依法管理和規范社會組織和社會事務，在社會管理中起著主導作用；第三部門、各種市場組織與非政府組織以及廣大公眾起著協同和參與的作用，從而使社會組織在高度自律和有序的狀態下得到充分的發展，最終達到化解社會矛盾與利益沖突，維護社會公正、社會秩序和社會穩定的良性目標。

首先，新形勢新背景下對基層社會管理理念的創新提出新要求。當前，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市場化和全球化的快速推進，既給經濟社會發展進步帶來了巨大活力，也對基層社會的治理提出了新要求。一是經濟社會轉型對基層社會管理理念的創新提出新要求。我們國家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和發展，經濟、社會、政治乃至文化層面都發生了巨大變化。轉型期原有的社會管理體制落后了，社會矛盾急劇增多，群體性事件不斷，社會的管理已經遠遠跟不上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很多地方與現實需求脫節，所以迫切需要改革和創新。二是社會治理主體的多元化對基層社會管理體制的創新提出新要求。當前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化，逐漸從單位制結構轉向社區制結構轉變，社會管理主體漸趨多元化，主要包括了政黨、政府、社會團體和群眾自治組織等。這對于以傳統的以單位組織為黨的社會根基的我黨來說，黨的工作很難再單純依靠原來組織的手段、行政的方式有效地整合社會。三是社會結構模式的多樣化對基層社會管理載體的創新提出新要求。我國社會結構發生巨大變化，越來越多的社會成員從“單位人”轉變為“社會人”。原有的單位組織管理網絡被弱化，而新的社區管理網絡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政府往往要直接面對分散的個人，社會治理成本大大增加，社會事務自上而下的貫徹落實和社會問題自下而上的解決都受到一定阻礙，在部分地區和某些環節，在管理的載體上出現真空或覆蓋不全面的管理缺失現象。四是社會轉型的長期復雜化對基層社會管理方式的創新提出新要求。社會轉型帶來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的復雜化、社會利益的分化和重構，使得傳統的政府和社會管理手段單一的模式已不適應新的要求。這就需要基層黨組織與基層社會相互協調發展，增強黨的社會基礎和基層社會的發展活力。五是公共需求的多樣差異化對基層社會管理機制的創新提出新要求。由于各利益主體價值取向不同，公共需求的呈現多樣差異化的狀態。如何整合不同利益群體，引領和促進社會和諧發展，需要有方法和載體的創新，需要政黨與社會相互調適，基層黨組織與社會自身的結構相互耦合，以保障基層社會的良性、穩定的轉型和基層黨組織對于基層社會的有效領導和整合。基層黨組織針對這些新形勢新背景，也逐步實現工作重點的戰略性調整。

其次，加強社會管理對基層黨建創新提出新要求。基層黨組織是社會管理的領導者和推動者，新形勢新背景對社會管理的創新提出了要求，同樣對基層黨組織建設也提出了新要求。一是對黨組織轉變工作理念提出了新要求。加強社會管理的根本目的是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廣大群眾的根本利益，這就要求基層黨組織牢固樹立以人為本的理念，寓管理于服務，在服務中體現管理。二是對黨組織改進工作方式提出了新要求。現代社會管理服務人、尊重人的特點，要求從控制性管理，更多地變為協商式、服務式管理；從以行政手段為主變為綜合運用法律的、道德的手段實施管理；從傳統封閉式管理變為更多地依靠現代信息技術實施及時化、便捷化、開放透明的管理。三是對黨的組織和工作全覆蓋提出了新要求。非公有制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的迅猛發展，人員的頻繁流動，使黨的組織和工作覆蓋出現“真空”地帶，這就要求基層黨組織不斷拓寬工作領域，探索創新組織設置模式，不斷擴大覆蓋面。四是對基層黨員干部社會管理能力和作風提出了新要求。群眾利益訴求的多樣化，社會矛盾的復雜化，要求基層黨員干部不斷提高應對復雜矛盾、處置突發事件的能力和做群眾工作的能力，轉變工作作風，及時化解社會矛盾。五是對黨組織統籌運用社會資源提出了新要求。加強社會管理不僅要發揮政法、民政、勞動、教育、衛生等職能部門作用，更要引導群團組織、中介組織、自治組織等社會組織積極參與，這就要求黨組織不斷增強凝聚力，充分整合運用各類政治資源和組織資源，提高社會管理水平。

第三，新時期“社會管理”理念與黨執政理念創新實現耦合。黨的執政理念是指執政黨執掌政權的宗旨、價值取向、治國方略、執政方式、領導方式、社會力量配置以及在執政的條件下如何進行黨自身建設等觀點的總和[1]。執政黨執政理念關系到執政黨執政方式的改善、執政能力的提高、執政規律的科學把握和執政基礎的鞏固。面對社會轉型特殊背景下政治統治方面所產生的諸多問題，黨的執政理念適應新公共管理理論和服務型政府理念的要求，逐漸實現執政理念的創新。改革開放前，我國黨政機構是基層社會唯一的社會管理主體，黨和政府通過強有力的政治與行政手段自上而下地實現了對社會高度整合；改革開放30年來，由于社會分化加快，整個社會的矛盾和沖突也在不斷產生和積累，舊的社會管理模式難以應對新形勢下面臨的種種新事物和新挑戰，基層黨組織和政府不能繼續通過傳統的社會管理體制有效地實現整個社會體系的整合而導致體系整合能力下降，“大一統”的社會整合體系在基層出現“梗阻”，從而造成社會管理成本的上升和管理的無力、滯后或被動現象。新公共管理理論主張，公共事務紛繁復雜性，加上政府自身難以逾越的低效屏障，民間社會力量不斷崛起，社會管理主體走向多元化成了必然的趨勢，客觀上形成了對政府重新定位自身角色功能的訴求，新的公共管理模式逐漸由傳統公共行政轉向現代公共管理的變革，即公共管理的主體應不僅局限于政府，還應包括居于特殊地位的執政黨和各種非政府、非營利性的民間組織、公共組織，亦即第三部門[2]。其中，政府作為管理公共事務的核心成分雖然還是公共管理的核心組織，是公共管理的主體，但卻不再是唯一承擔公共管理責任的組織，而市場組織與非政府組織等以其自身的特質和各自的優勢分別承擔起了社會管理的相關職能，在社會管理中發揮著愈益積極的作用。在多元化主體之間，必然要求政府與社會、政府與公眾、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第三部門的有效合作。

社會轉型期提出社會管理理念與黨執政理念創新的耦合，其實質是政黨與社會的調適，即政黨在價值宗旨、組織機構以及制度規范等層面與社會現實和社會訴求的相互協調和契合。黨和政府掌握著管理國家與社會的公共事務的公共權力，必須堅持政府作為最大的社會管理主體的權威地位和共產黨的核心領導地位。但黨和政府應逐漸轉變執政理念，調整自己管理方式和領導途徑，以公共管理主體的身份，以更加有效的方式參與到國家、政府和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當中。黨的基層組織與基層社會管理有著很強的共性。一是黨的基層執政與社會管理存在著工作對象上的重合性。作為中國各項事業的領導核心，黨組織系統“橫向到邊、縱向到底”滲透于各級、各類社會組織中，對各種社會管理服務資源有較強的整合能力和便利條件，能夠有效地促進社會建設、社會管理的進步。二是黨的基層執政與社會管理存在著工作方式上的互補性。“社會管理”，說到底是對人的管理和服務。社會工作是黨的群眾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基礎性、根本性工作。社會工作中以心理學、社會學等多學科專業知識為基礎提煉而成的科學的手段和方法，為黨的群眾工作提供有使用價值的借鑒；而我黨有做群眾工作優良傳統，當前基層黨組織繼續發揮著“聯系群眾、宣傳群眾、組織群眾、團結群眾、帶領群眾”的領導作用，二者有很強的互補性。三是黨的基層執政與社會管理存在著工作內容上的一致性。社會管理是一個復雜的經濟、社會、文化、政治等全面性的大問題，而社會服務、社會救助、社會穩定是社會管理的重要內容，黨組織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組織力，充分發揮服務社會、服務群眾的作用，實現二者的吻合，使工作于不同崗位的黨員在社會管理服務方面起到帶頭作用。

基層黨建創新是社會管理創新的核心內容，理順和調試基層黨組織與基層社會的關系，實現二者自身建設和發展的結構耦合，即基層黨建創新引領社會管理的創新，社會管理的創新強化基層黨建的創新，并能夠進一步展示了社會管理創新的成果，這兩者結合、競合、互動的關系。構建以基層黨建創新引領社會管理創新的模式，是實現基層黨建與社會管理創新的必由之路。

二、基層黨建在社會管理創新中角色定位的歷史演進

從新中國成立至今，根據政黨、國家、社會和市場的互動關系來看，我國社會管理體制的制度沿革以及基層黨建在社會管理創新中角色地位的演進進程，大體上經歷了三個主要階段。

從建國后到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是一元治理格局。這段時期我國的社會管理是黨領導下“國家主導的一元化社會管理體制”，執政黨和政府是唯一的社會管理主體，國家成為無所不管、無所不包的“全能國家”，所有權力集中于唯一的權力機構。在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和計劃經濟體制基礎上，黨和政府作為唯一的治理主體不僅管理著國家的政治和行政事務，也管理著全部社會事務和經濟事務，直接導致政治上的專權和管理上的極端低效，社會缺乏結構和功能的分化而成為“總體性社會”，個人成為缺乏自主性只能被動服從的個體，犧牲了個體的自由和權利，窒息了社會的創造活力，極大地扼殺人們的創造性和自主性。

從1978年改革開放到2002年十六大召開是現代社會管理體制起步時期。這一時期傳統社會管理體制趨于解體階段。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是要解決黨政企不分、以黨代政、以政代企的現象。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始，黨和政府逐漸開始適度分離，黨主要負政治領導責任，政府則主要負行政責任，政府率先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治理主體。與此同時廣大農村開始推行村民委員會制度，城鎮逐漸推行居民自治制度和企業職工代表大會，基層民主自治體系逐漸建立。黨和政府的工作重心是發展經濟，全能型政府之下的社會以及社會組織開始發生深刻的變革，政府的主要職能是對經濟進行管理。這一時期，中國執政黨的社會功能發揮重大的作用，基層黨組織的服務功能推動社會服務向前發展。這一時期的社會組織發展受到的限制和控制較多，但仍然屬于社會管理的對象，在社會服務方面發揮有限的拾遺補缺的作用。

十六大至今是社會管理體制改革基本思路逐漸形成階段。2002年十六大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入，中國社會發生了結構性變革：個體和私營經濟獲得較快發展，私人經濟部門在經濟增長和社會就業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新階層與新組織不斷涌現，單位也不再是配置資源的唯一途徑；民間組織管理從定期清理走向依法登記管理，獲得很大發展；城市社區建設提上了黨和政府的議程，農村村民自治走上規范化管理的軌道。所有這些都為現代社會管理體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礎。2004年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加強社會建設和管理，推進社會管理體制創新”。2006年十六屆六中全會上，正式提出了“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這一概念，從而明確了現代社會管理的領導體制。由此，“社會管理”概念也逐漸走進社會管理活動之中，被納入更完備的體系性框架之中。

三、加強基層黨建，引領社會管理創新路徑選擇

社會管理是實現社會良性有序運行的基本手段和保證，也是一種政治過程[3]。黨的基層組織是基層社會管理的核心主體，是黨全部工作和戰斗力的基礎，基層黨建是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基礎工程。十四大以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基層社會的各個層面的急劇轉型，城市、農村以及各行各業和各領域不斷發生關系重構和結構重組，這主要體現為基層社會的重新組織化。在社會重新組織化中不斷涌現的新的組織化形式與基層黨組織自身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脫鉤，新的組織化要求與黨組織管理模式出現一定程度的脫節。在當前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的新形勢下，加強黨的先進性建設，保持黨的生機和活力，引領社會管理創新的進一步深化與發展。

首先，構建服務型政府，強化基層黨組織的服務功能提升社會管理水平。構建服務型政府是政府實現基層社會管理的重要目標和有效保證。一是明晰政府角色，從管制型政府的行政理念轉變到服務型政府的行政理念，樹立顧客導向的服務理念。當前，社會管理的核心就是要改善和保障民生。改善民生問題，不僅是履行政府社會管理職能的必然要求，更是政府行政必須優先實現的基本職能[4]。二是要改善政府與民眾的關系，進一步提高政府的公信力。這就需要在強化基層黨組織有效形式監督職能的同時，充分發揮民間力量對政府的監督，要進一步加強中央、地方和民眾之間的互動，加大社會力量對公共權力主體的有效監督和制約，實現基層社會善治。三是要實現基層社會管理與公民社會之間的良性互動。伴隨著我國公民社會的日益發展與成熟，改變了傳統的全能政府控制基層社會的管理局面。這就要求基層政權的公民社會管理工作進行變革與創新，采取有效對策努力擴大公民社會的積極影響，以公民本位的精神實現政府再造，促進黨和政府與公民間的良性互動。

其次，培育社會自主性，實現基層社會管理主體由一元向多元的轉變。當今社會管理主體多元運作的態勢注定單一的某種力量無法完成基層社會管理重任。因此，培育和建設城鎮社區居委會和農村村民委員會等群眾自治組織和非政府組織，是發揮基層社會管理資源作用的重要途徑。實現基層社會管理主體由一元向多元的轉變，核心在于培育社會多元主體力量，特別在培育其社會自主性的同時要給民間組織發展以足夠的空間，給多元的社會利益以足夠的保護。實現民間社會管理資源與黨和國家管理資源的對接與互動，將會大大提高基層社會管理的實效。

再次，引入協商民主，建立健全公眾政治參與的機制與平臺。基于當前政黨組織、政府和社區自治組織缺乏有效的互動的問題，強調引入協商民主，能夠為基層自治注入新的活力，以彌補選舉民主的不足，實現群眾需求表達和回應互動的動態型社會管理。協商民主指的是“為政治生活中的理性討論提供基本空間的民主政府”[5]。協商民主既是一種治理形式，也是一種決策形式。在社會管理和社會建設方面，必須更多地引入協商民主的方法，更加積極地探索協商民主的新形式、新路徑，建立健全公眾政治參與的機制與平臺，使廣大群眾有足夠的政治機制、渠道和平臺來表達自己的利益愿望和意見，要借助這些政治參與機制、渠道和平臺，虛心聽取各方意見，平等地進行討論、協商求同，不斷地以真正的公開、真誠的協商贏得社會公眾的信任、理解和支持，進一步促進黨和政府與公民間的良性互動。

最后，運用信息化手段，實現全方位服務型社會管理。隨著當前社會管理要素日趨增多，難度不斷增大，單靠傳統手段已經難以實施科學有效的社會管理。因此，要充分認識并進一步發揮信息化手段在社會管理創新中的作用，加強和完善信息網絡管理，將當前錯綜復雜的社會管理事務與高速發展的信息網絡緊密結合起來，構建社會管理信息化平臺，提高新形勢下社會管理信息化水平。

【參考文獻】

[1]周尚文.共產黨執政理念論析[J].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02，(5).[2]薛輝.淺析公共管理主體多元化的政治學意義[J].中國行政管理，2004，(4).[3]楊春壽、池巍巍.社會管理理論的若干問題探討[J].哈爾濱學院學報，2009，(3).[4]潘小娟，白少飛.中國地方政府社會管理創新的理論思考[J].政治學研究，2009，(2).[5]Maeve Cooke.Five Arguments for Deliberative Democracy.Political Studies, 2000, Vol 48, p947～969.

第五篇：以信息化為引領推進社會管理創新（共）

以信息化為引領推進社會管理創新 ——地區文體局信息化創新社會管理和服務經驗材料

互聯網、移動通信、3G技術、微薄等現代化信息技術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廣度和深度，滲透、影響并改寫著現在社會創新型管理的各個方面。同樣，政府在這方面也發揮了巨大的能量，加大投入，努力創新，促進改革，充分運用信息網絡手段不斷強化社會管理和服務，極大的提升了各項工作的效率和效果。

隨著以現代文化為引領的大潮，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建設文化哈密，實現哈密文化體育的跨域發展，成為我們“十二五”時期的主要目標。這就要求我們以發展的眼光、創新的思維和先進的技術來武裝自己，充分利用現代信息化技術創新社會管理。

一、信息化引領現代文化

（一）信息化帶動文化大發展

信息化正在廣泛而深刻地影響著人類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影響著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和各個層面，文化領域也在其中。信息化促進網絡經濟的發展，網絡技術催生了網絡文化，這是高新技術成果在文化領域的應用和體現。信息化本身就是一種文化，這是文化的新形式，正是信息化造就了眾多新型的文化形態，為傳統的文化拓展了新的發展空

間，推動著人類文明走向更高境界。

信息化是高效的文化傳播手段。文化要形成產業必須要有廣泛的社會基礎，而要讓大眾了解、理解和接受你的文化，傳播是前提。例如：隨著互聯網、微薄及移動通信技術的快速發展，信息、知識、思想、觀念、教育、科技、人才等文化資源，都可以利用先進的技術進行隨時隨地的傳播，盡可能的滿足各族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需求。信息化就是高效而又低成本的傳播手段，只有用先進科技傳播文化成果，才能使文化產業有跨越式的發展。

（二）文化促進信息化的推進

信息化建設也要有新的文化觀念來推動。信息化給我們帶來了一場大的變革，如果仍然沿用舊的思維方式和觀念是無法理解和適應的，信息化也是無法推廣的。例如在政務微薄建設中，首先遇到的問題就是認識問題。因為舊文化形成的觀念意識、工作習性無法適應先進技術帶來的變革，從而給政務微薄的應用形成種種阻力。這些阻力靠技術是無法解決的，只能依靠觀念的轉變和更新，依靠先進文化來促進新觀念的形成，才能排除認識不到位形成的阻力。所以說，信息化建設也要新的文化觀念來推動。

文化的發展同樣也促進了信息化的發展。網上文化市場之所以能夠成為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市場，是因為文化的表現形式（或者說文化產品）絕大部分是意識形態的，最容易在網上傳播和交流，甚至可以在網上生產和消費。可以說正是大量文化內容在網絡上的傳播、交流和消費，才促進了信息技術從科技成果變成大眾的生活內容，使信息化演變成了文化內涵，而反過來網絡文化發展的需求又促進了信息化的發展。

用先進文化占領網上文化市場，是保證網上文化市場正常健康發展的重要手段。網上文化的形式和內容多種多樣，對社會影響巨大，先進文化不去占領，落后腐朽的文化就會去占領。例如“網吧”市場，本來是一種很好的提供網上娛樂和交流的文化場所，但網上的各種不健康內容毒害了不少人的思想，特別是部分年小自制力弱的青少年深受其害，將大量的成長光陰沉迷在頹廢、消極、缺乏誠信的網絡行為當中，這種現象已在社會上造成嚴重的消極影響，損害了網絡的健康發展。所以，我們必須開發豐富多彩、健康有益的網絡文化產品，發展先進文化占領網上文化市場，才能保證并主導網上文化市場的健康發展。

二、信息化主導文化管理創新

加快信息化基礎建設，掌握和運用現代信息傳播手段，發展創造網絡文化產品，建設文化信息資源庫，是現代文化發展的必然選擇。也是今后一個時期我們的重點任務。

1、推進電子政務建設。“十二五”時期，逐步構建統一的電子政務網絡平臺，滿足內部辦公和管理決策的需要。加

快文化系統電子政務外網建設，構建全地區文化系統門戶網站集群。完善應用系統，擴展網站功能，實現政務信息、行政審批、投訴受理等業務網上辦理，使政府綜合門戶網站集群成為服務公眾和企業的窗口與紐帶。

2、加快公共文化服務信息化進程。加強信息技術在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中的應用，依托現有信息化建設成果和基礎資源，進一步提升公共文化服務信息網絡能力。扎實推進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公益性電子閱覽室建設，提高數字圖書館、數字博物館、數字文化館、數字劇院建設水平。推進面向基層鄉鎮文化站、村文化室的信息化建設，實現文化信息內容、信息服務和信息終端進入社區、鄉村，縮小城鄉數字鴻溝，促進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

3、加強文化遺產信息化建設。加快文化遺產（文物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基礎資源庫的建設完善，推進數據資源的跨行業應用。加強基于先進通信技術、地理信息技術的文物遺址、考古發掘、數字博物館、網上非遺傳習所、虛擬體驗中心等信息化項目的建設。促進信息技術在保護民間文化、傳承民族優秀文化方面的廣泛應用，豐富文化遺產的表現形式和傳播手段，增強哈密文化的吸引力和影響力。

4、大力推進文化產業與信息化融合。促進信息技術在動漫游戲、文化娛樂、文化演藝和文化旅游等產業門類的普及和應用。推進文化創意設計信息化、文化生產數字化和產

品銷售網絡化。建設文化企業基礎信息共享平臺，依托法人單位基礎數據庫制定企業基礎信息統計、交換和共享目錄。鼓勵運營商、數字內容提供商、文化生產、銷售和服務企業，共同建設網絡文化生產服務體系，推進文化產品生產和服務轉型升級。

5、繁榮網絡文化市場。鼓勵企業通過網絡媒體宣傳和推介文化產品，發展企業間電子商務和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電子商務，繁榮網絡文化市場。完善文化市場網絡監控管理系統，建設文化市場誠信網絡體系。規范網絡文化傳播秩序，強化信息內容管理，建設積極健康的網絡文化。

地區文體局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