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風險社會下的政府危機管理創新

風險社會下的政府危機管理創新

許 敏

2013-1-25 15:26:35 來源：2013-1-23 人民論壇（總第391期）

【摘要】當前，隨著“經濟轉軌、社會轉型”的不斷深化，我國正處在社會轉型風險和全球風險混合疊加的高風險時期，重塑風險意識，形成風險預控機制，構建政府、社會、公眾共同參與的網格化、全覆蓋的危機治理體系，是政府化解社會風險、保障公共安全迫切需要解決的任務。

【關鍵詞】風險社會；公共危機；危機管理

人類發展迎來風險社會時期

作為歷史的產物，風險是人類畏懼自然和強烈生存意識的真實表達。早在遠古時代，生產力水平極其低下，兇猛的野獸、肆虐的山洪頻繁威脅著人類，“自然界作為一種完全異己的、有無限威力和不可制服的力量與人們對立，人類就像牲畜一樣懾服于自然界”。①進入農業社會后，生產力水平有了較大提高，但由于生產工具落后和對自然資源的無序利用，人類仍然難以抵擋由不合理的實踐活動所帶來的生態風險。伴隨著以蒸汽機的發明、推廣、應用為標志的工業革命興起，人類征服自然的實踐活動愈演愈烈：一方面，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顯著增強，物質財富日益豐富;另一方面，生態惡化和環境污染成為主要的風險源。

20世紀后期以來，人類社會進入復雜性和不確定性顯著增強的后工業時代，德國學者貝克將這個時代稱為“風險社會”②。與傳統工業社會的風險相比，風險社會的特征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風險的人化。即人造風險，它是指由于人的知識匱乏和經驗欠缺所造成的風險。二是風險的制度化。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人們逐漸意識到，社會制度一方面有助于規范社會的運行、防范社會風險，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引發新的風險。三是風險的普遍性。在全球化背景下，某一國家或地區發生的風險很容易波及到世界其他地方。

當前，我國正處在社會轉型風險和全球風險混合疊加的高風險時期。一方面，我國正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同時經歷著經濟轉型、社會轉型、政治轉型和發展轉型，其中孕育著機遇與繁榮，但同時也造成風險加劇和社會矛盾的激變。另一方面，全球化進程提升了全球物質與信息的流動速度，使我國不可避免地卷入全球風險社會之中，近年來頻繁發生的各類災害事故，如甲型H1N1流感、國際金融危機等充分表明我國已經步入高風險社會時期。如何有效地化解社會風險、保障公共安全是政府迫切需要解決的任務。

傳統政府危機管理的成就與困境

自從2003年“非典”爆發后，我國開始構建以“一案三制”為核心的公共危機管理體系。經過多年努力，我國公共危機管理體系建設取得了歷史性的進步。首先，應急預案“縱向到底、橫向到邊”;其次，應急管理的法制化程度有所提高;最后，形成了“統一領導、綜合協調、分類管理、分級負責、屬地管理”的應急管理體制，并構建了“統一指揮、反應靈敏、協調有序、運轉高效”的應急管理機制，對消減危機影響、提高應急管理績效發揮了重要作用。③

但是，政府傳統的危機管理理論預設是危機的“非常態”，即將危機視作對社會系統的基本價值和行為準則構成嚴重威脅的偶發事件。因而政府危機管理主要側重于危機爆發后的應對和恢復，而忽視對危機的預防和預測，這主要體現在應急預案不完善和危機預警缺位上。據統計，目前頒布實施的各類應急預案數量高達百萬份，但在危機管理實踐中，應急預案卻缺乏實效性。此外，針對危機性質的“非常態”，政府尚未構建切實有效的危機信息監測系統，導致一部分可以監測預防的危機頻頻爆發。

在應急管理體制上，盡管政府設立了應急管理委員會作為應對危機的指揮機構，但當危機爆發時，應急管理委員會無法在短期內將分散在其他部門中的應急決策、協調職能集中起來，也難以將多個部門的應急資源適度整合。這種基于傳統官僚制的政府危機管理體系是建立在危機“已經存在”的假設之上的，它以可以觀察到的危機為管理對象，依靠制度化的應急手段來消減危機影響。但隨著風險社會的來臨，風險源不斷增多，風險的擴散性和變異性日益增強，僅僅對風險的實踐性后果—危機進行局部改良已難以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風險社會視域下的政府危機管理要求在厘清風險與危機差異的基礎上，重塑政府危機管理意識、創新危機管理制度，實現對危機的結構性批判。

風險社會中政府危機管理的創新

當前，風險事件的復雜性、普遍性、利益關聯性要求政府自覺認識到風險社會是不可回避的歷史境遇，只有變革政府傳統的危機管理制度，才能有效地回應風險社會的挑戰。

首先，要加強風險意識的重塑，形成一種反思性的風險社會文化。風險社會強調“自反性”，風險時代的治理方式依靠具有象征意義的理念和信念。因此，政府危機管理創新的首要問題是在現代風險社會中重塑人的風險意識。一是在學術語境中甄別“風險”與“危機”的概念差異;二是作為社會管理者的政府危機意識的解構和社會風險文化的形成。

“風險”與“危機”分屬兩個不同的話語體系，“風險”是經濟學話語，“危機”是管理學話語。由于“危機”的管理是一種強實踐性的活動，因而強調“決策”;而對“風險”的分析強調“自反性”，因而反對決策。“更為重要的是，任何危機是由風險轉化而來的，危機是風險的實踐性后果，二者之間有一定的因果關系。”④

作為社會管理者，政府要在厘清“風險”與“危機”差異的基礎上，深刻意識到現代社會風險在本質上是一種人化風險。因此，政府在識別和研判人化風險的同時，要了解現代風險社會本質及其運行規律，尤其是風險向危機演進的機理，通過完善風險預控機制和采取危機緩和措施，消減危機的影響。同時，政府還應引導公民風險意識的形成，并倡導一種反思性的風險社會文化。通過對廣大民眾的風險教育和普及應急知識，增強全社會預防風險和應對危機的能力，從而使人們能理性認識風險社會的客觀存在，并能在危機到來時保持健康心態，從容應對所面臨的困境。

其次，應建立“社會風險—公共危機”的“連續統”，創新危機管理制度。目前針對社會風險和公共危機的研究是分離的，前者屬于社會學領域，主要研究如何進行社會風險識別、預警與消減，后者屬于公共管理領域，主要討論如何進行應急處理。因此有必要放棄單一的學科視野與孤立的理論范式，建立“社會風險—公共危機”的“連續統”，并借助該框架，創新危機管理制度。

圖1⑤

基于“社會風險—公共危機”連續統的建立和運用，傳統危機管理制度應從兩方面創新。一是將風險預控納入危機管理，完善危機管理流程。在定期對危險源進行排查的基礎上，對社會系統的脆弱性進行評價，通過風險管理與評估，對危機誘因進行監測、診斷、預控，并及時向社會公眾預警風險的形式和烈度。如圖1所示。二是建立常設性風險管理機構。既可以建立專門的風險管理機構負責風險識別、分析、處理及監控，也可依托常設性應急管理部門，由其實施全過程的危機管理，包括事前預控、事中處置、事后恢復等，全面履行值守應急、信息處理和綜合協調職責。

最后，構建政府、社會、公眾共同參與的危機治理網絡。傳統的危機管理以政府為單一的主體，主要采取“運動式”、“突擊式”的管理模式。這種模式固然能體現政府的權威性，具有較強的感召力，但不利于高效處置轉型時期危害性加劇的各類突發事件，客觀上難以應對風險社會的挑戰。面對這一困境，應當整合社會資源，構建由政府、社會組織和公眾組成的多元主體。由于我國尚未形成公民廣泛參與的文化和意識，現階段政府應加強對社會組織的培育和扶持，構建公共危機治理網絡。同時，政府要突破傳統的“管理”思維而樹立“治理”的理念，以相互合作的機制重構組織關系，并用一種整體和全盤的方式，充分發揮社會組織在危機治理中的功能與效用，進而形成一個優勢互補、功能匹配的有機整體。

風險社會已成為當前我國不可避免的歷史境遇。我國政府傳統危機管理以應急處置為中心，偏重于突發事件發生后的處理，這必然難以適應高風險社會的危機管理的要求。因此，強化風險意識、創新“社會風險—公共危機”綜合分析框架下的危機管理制度、構建政府—社會—公眾共同參與的危機治理體系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作者為上海工程技術大學社會科學學院講師、武漢大學行政管理專業博士研究生;本文系201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網絡群體性事件的生成機制與干預模式研究—基于社會風險和公共危機的綜合性分析”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0YJC630312)

注釋

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頁。

②[英]安東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紅云譯，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2頁。

③高小平：“中國特色應急管理體系建設的成就和發展”，《中國行政管理》，2008年第11期，第75～76頁。

④童星，張海波：《中國轉型期的社會風險及識別—理論探討與經驗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21頁。

⑤[澳]羅伯特·希斯：《危機管理》，王成，宋炳輝，金瑛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1年，第67頁。

第二篇：淺談風險社會下大眾傳媒的功能和責任

淺談風險社會下大眾傳媒的功能與責任

——從傳播學視角看風險社會

摘要： 始發于近代西方的現代技術革命，給人類提供了先進的科學技術，擴大了人的實踐范圍，把人類社會帶進了現代文明時代，并且把人類交往的范圍擴大到全球的每個角落。但是現代性的全球化在促進社會發展的同時也給人類社會帶來了風險，使人類不可避免的進入風險社會。現代性造就了風險，全球化則使得風險脫離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造就了風險社會。在風險社會中，大眾傳媒作為人們認識風險與規避風險的主要渠道，在風險傳播方面有著不可推脫的責任與職責。本文主要論述媒介在風險社會中的功能與責任，并提出關于媒體如何有效合理得進行風險傳播的一些建議。

關鍵字： 風險社會

大眾傳媒

風險傳播

議程設置

當全球化以勢不可當的浪潮席卷全世界的時候，現代性不可避免地與傳統文明發生斷裂，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們拋離了所有類型的社會秩序的軌道，確立了跨越全球的社會聯系方式，改變著我們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帶個人色彩的領域。而在世界的各個角落，危機也相伴而生。高科技的運用越廣泛，風險系數就越大。這是這個時代的社會特性和危機狀態，也是現代性的一種后果。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將其概括為“風險社會”，風險超越地理和文化的邊界，產生全球性的影響，也為現代社會鋪設了時代語境。在這種語境下，新聞傳媒在傳播風險方面有著義不容辭的責任。

一、風險社會及其特點

風險社會是指在全球化發展背景下，由于人類實踐所導致的全球性風險占據主導地位的社會發展階段，在這樣的社會里，各種全球風險對人類的生存發展存在著嚴重的威脅。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Ulrich Beck)在1986 年出版的《風險社會》（risk society）一書中,首次提出了這一概念。

貝克認為，風險社會的概念指現代性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工業化社會道路上所產生的威脅開始占主導地位。風險社會的概念在三個參照領域內帶來了劃時代的、系統性轉變。首先是現代工業社會與自然資源和文化資源之問的關系。在現代化完全確立后這些資源逐漸消失了；其次是社會與其自身所產生的、超越了社會對安全的理解范圍的威脅與問題之間的關系。人們一旦意識到這些威脅和問題的存在，就很可能動搖舊社會秩序的根本假設。第三，工業社會文化中的集體的或具體團體的意義之源(比如階級意識或進步信念)正在枯竭、失去魅力。在貝克看來，工業社會的核心問題之一是財富分配以及不平等的改善與合法化。而在風險社會，我們必須把傷害的緩解與分配作為核心問題。在古典現代性中，財富和權力是其標志性概念，而風險和不確定性則是反思現代性的概念。風險具有四個特點：

(1)風險造成的災難不再局限在發生地，而經常產生無法彌補的全球性破壞。因此風險計算中的經濟賠償無法實現；

(2)風險的嚴重程度超出了預警檢測和事后處理的能力；

(3)由于風險發生的時空界限發生了變化，甚至無法確定，所以風險計算無法操作；

(4)災難性事件產生的結果多樣，使得風險計算使用的計算程序、常規標準等無法把握。①

1986年切爾諾貝利核電站泄漏、近期日本核電站事故、近幾年金融危機的爆發、艾滋病的傳播以及全球氣候變化帶來的災難等等無不警戒著人們，我們已進入風險社會，且風險傳播的影響不是局部的，而是全球化的，后果是極其嚴重的，風險就存在于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

二、風險社會下的大眾傳媒

在風險社會中，由于風險存在的廣泛性和不確定性，政府、社會、各種組織機構和公眾成為風險的治理共同體。美國決策研究專家保羅·斯洛維奇指出，大多數公眾評估危險，依靠的是直覺判斷，即“風險感知”，而他們有關風險的經驗主要是來自于新聞媒體。②也就是說，通過接受新聞媒體的風險傳播來規避和降低風險，已經成為風險社會中公眾的生存依靠，成為其做出風險決策的依據。因此，風險社會也構成了現代傳媒的傳播語境，進行風險傳播成為傳媒的重要功能和社會責任。

在對風險社會的觀察與思考中,貝克充分肯定了大眾傳媒在風險社會中積極的傳播功能:“對已經確定的風險的定義就像是一支魔棒,在一個對自身造成威脅的遲鈍的社會,它可以激活政治中心?從這個意義上說,公眾(大眾傳媒)對風險的揭示就成為流行的思想狹隘的‘更多同樣的事’這一態度的解藥?” ③但是,他同時也冷靜地注意到:大眾傳媒對這一事實的揭示往往帶有欺騙性,由此更加劇了人們的不安全感,更依賴于消費系統?

媒體通過風險傳播影響人們對于風險的感知。但在引導風險認知、決策的同時，也可能會擴大再生產風險，其正負功能即風險化解和風險再生產效應矛盾共生。風險是被構建的，這是風險的本質之一。媒體在風險傳播的同時，無形中構建著風險，成為風險制造環節的一部分。媒介一旦在傳播風險信息時有稍微的偏頗或煽情，都會影響到公眾對于風險的認知，從而加劇公眾的恐慌或者引導公眾忽視風險的危害性，妨礙公眾對風險的防御和決策。

2003年SARS事件中媒體的集體失語和信息公布的缺失，導致疫情一度惡化，降低了人們對SARS的危機感，延緩了事件的有效處理期，使SARS一時間肆意橫行，嚴重威脅這公眾的健康。同時由于官方信息的缺失，人們的知情權得不到保護導致一些小道消息瘋傳，在一定程度上引發了強烈的社會恐慌。

而類似地，此次日本福島核電站事故中媒體對鹽能防核輻射的報道使得市場上食用鹽一度供不應求，出現搶鹽熱，哄抬鹽價，影響了人們正常的生活。

另一方面大眾傳媒在風險社會中也發揮著積極作用。汶川地震中由于媒體對災情進行全程直播，予以高度的關注和保證信息的高透明度公布，使得社會公眾對災情有清楚的認識，并且有力的支持了政府對災情的控制和社會公眾對受災區的援助工作。

由此可見，大眾傳媒在風險傳播中的作用十分重要，直接影響著公眾的態度和風險的發展。

三、合理設置議程，重構傳播秩序

正因為大眾傳媒在風險信息公布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風險社會下的傳播秩序重構才顯得急切且必要。我認為，大眾傳媒在當下的風險社會中應做到一下幾點：

（1）真實客觀，實事求是

真實客觀、實事求是地報道社會上發生的各種新聞事件，向亟待了解信息的群眾提供事實真相，這是新聞傳播的基本要求。在風險傳播中，媒介能否為公眾提供真實的風險信息直接關系到公眾是否有足夠的信息安全保障，關系到社會能否保持穩定。只有真實的信息才能正確引導公眾在危機事態中保持理性，才能避免公眾思想混亂和社會無序。

（2）以人為本，準確定性

風險社會具有人為性，風險和危機常常涉及到人們的生命與財產安全。因此，新聞媒介應注意“以人為本”,體現人文關懷，關心社會風險和危機事件中人們的生存狀態和生活狀況，關心公眾的命運與安全。同時要將風險準確定性，既要引起人們對風險的關注又要避免過度的渲染導致社會恐慌。

(3)及時傳播，掌握主動

在風險社會中，具有預警、告知和培育公眾風險意識的新聞媒介，天然地成為風險信息的發布平臺。及時傳播風險信息，不僅是社會公眾的需求，也是新聞媒介自身義不容辭的責任。站在新聞及時性和公眾知情權的角度，媒介應關注事態的發展，傳播最新鮮、最及時的動態新聞，使公眾掌握最新的風險情況，做好防御準備，做出正確決策。

（4）巧設議程，引導輿論

不少公共危機事件引發的往往是公眾激昂的個人情緒表露，這是一種“潛輿論”狀態。然而，這種潛輿論并不是純粹的個人情緒的表現，往往預示著多數人的預存立場，并有可能進一步發展成為“顯輿論”。對媒體來說，如果能在公眾意見處于潛輿論的階段時就巧妙地設置議程，進行恰當地引導，效果會比潛輿論轉化為顯輿論時再引導要好得多。

“議程設置”理論指出，媒介雖然不能引導受眾想些什么，但可以引導他們怎么想。新聞媒介通過議程設置，可以吸引公眾關注議程所設置的內容，引導其按照社會公眾利益的需要，齊心協力得應付社會風險，共同維護社會穩定。這種議程設置可以強化新聞媒體在風險傳播中的輿論引導作用，增強政府凝聚人心、團結民眾抵御和應付風險事件的能力，同時也有利于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和發展。

(5)注意平衡，把握好“度”

適當控制報道的流量和流向是新聞媒介在風險傳播中首先要考慮的“度”的問題。一家成熟的媒體應該是成熟穩重、冷靜中立的。在風險事件發生時，新聞媒介應從大局出發，及時客觀地進行報道，滿足公眾知情權的同時要考慮到多方面信息的平衡，通過控制報道流量和流向，使其他稿件也能及時與受眾見面，適當舒緩受眾的思想壓力。

其次，要考慮到報道對象和報道觀點的平衡。在風險報道中，媒體要掌握事件各個方面的信息，善于用平衡報道的方式，給事件中涉及的矛盾各方平等表達意見的機會，同時要注意反映不同利益群體的聲音，實現輿論的平等和公正。

總之，風險社會的存在與發展已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作為公眾對風險信息獲取的平臺，媒介應站在獨立公正客觀的角度，勇敢得擔負起自身的職責和責任，發揮自身不可取代的風險建構作用，向公眾傳播正確客觀精準的風險信息，并掌握好傳播的平衡和“度”，供公眾進行合理的風險決策，滿足公眾的知情權，維護社會穩定。

①百度百科 風險社會

②【美】保羅·斯洛維奇：《風險的感知》，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

③【德】烏爾里希·貝克：《風險社會》，譯林出版社，2004年版

第三篇：淺談風險社會下大眾傳媒的功能和責任

淺談風險社會下大眾傳媒的功能與責任

——從傳播學視角看風險社會

摘要： 始發于近代西方的現代技術革命，給人類提供了先進的科學技術，擴大了人的實踐范圍，把人類社會帶進了現代文明時代，并且把人類交往的范圍擴大到全球的每個角落。但是現代性的全球化在促進社會發展的同時也給人類社會帶來了風險，使人類不可避免的進入風險社會。現代性造就了風險，全球化則使得風險脫離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造就了風險社會。在風險社會中，大眾傳媒作為人們認識風險與規避風險的主要渠道，在風險傳播方面有著不可推脫的責任與職責。本文主要論述媒介在風險社會中的功能與責任，并提出關于媒體如何有效合理得進行風險傳播的一些建議。

關鍵字： 風險社會

大眾傳媒

風險傳播

議程設置

當全球化以勢不可當的浪潮席卷全世界的時候，現代性不可避免地與傳統文明發生斷裂，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們拋離了所有類型的社會秩序的軌道，確立了跨越全球的社會聯系方式，改變著我們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帶個人色彩的領域。而在世界的各個角落，危機也相伴而生。高科技的運用越廣泛，風險系數就越大。這是這個時代的社會特性和危機狀態，也是現代性的一種后果。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將其概括為“風險社會”，風險超越地理和文化的邊界，產生全球性的影響，也為現代社會鋪設了時代語境。在這種語境下，新聞傳媒在傳播風險方面有著義不容辭的責任，而如何發揮好媒體的擬態環境建設和議程設置的功能，這是每個新聞從業者值得關注的問題。

一、風險社會及其特點

風險社會是指在全球化發展背景下，由于人類實踐所導致的全球性風險占據主導地位的社會發展階段，在這樣的社會里，各種全球風險對人類的生存發展存在著嚴重的威脅。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Ulrich Beck)在1986 年出版的《風險社會》（risk society）一書中,首次提出了這一概念。貝克認為，風險社會的概念指現代性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工業化社會道路上所產生的威脅開始占主導地位。風險社會的概念在三個參照領域內帶來了劃時代的、系統性轉變。首先是現代工業社會與自然資源和文化資源之問的關系。在現代化完全確立后這些資源逐漸消失了；其次是社會與其自身所產生的、超越了社會對安全的理解范圍的威脅與問題之間的關系。人們一旦意識到這些威脅和問題的存在，就很可能動搖舊社會秩序的根本假設。第三，工業社會文化中的集體的或具體團體的意義之源(比如階級意識或進步信念)正在枯竭、失去魅力。在貝克看來，工業社會的核心問題之一是財富分配以及不平等的改善與合法化。而在風險社會，我們必須把傷害的緩解與分配作為核心問題。在古典現代性中，財富和權力是其標志性概念，而風險和不確定性則是反思現代性的概念。風險具有四個特點：

(1)風險造成的災難不再局限在發生地，而經常產生無法彌補的全球性破壞。因此風險計算中的經濟賠償無法實現；

(2)風險的嚴重程度超出了預警檢測和事后處理的能力；

(3)由于風險發生的時空界限發生了變化，甚至無法確定，所以風險計算無法操作；

(4)災難性事件產生的結果多樣，使得風險計算使用的計算程序、常規標準等無法把握。①

1986年切爾諾貝利核電站泄漏、近期日本核電站事故、近幾年金融危機的爆發、艾滋病的傳播以及全球氣候變化帶來的災難等等無不警戒著人們，我們已進入風險社會，且風險傳播的影響不是局部的，而是全球化的，后果是極其嚴重的，風險就存在于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

二、風險社會下的大眾傳媒

在風險社會中，由于風險存在的廣泛性和不確定性，政府、社會、各種組織機構和公眾成為風險的治理共同體。美國決策研究專家保羅·斯洛維奇指出，大多數公眾評估危險，依靠的是直覺判斷，即“風險感知”，而他們有關風險的經驗主要是來自于新聞媒體。②也就是說，通過接受新聞媒體的風險傳播來規避和降低風險，已經成為風險社會中公眾的生存依靠，成為其做出風險決策的依據。因此，風險社會也構成了現代傳媒的傳播語境，進行風險傳播成為傳媒的重要功能和社會責任。

在對風險社會的觀察與思考中,貝克充分肯定了大眾傳媒在風險社會中積極的傳播功能:“對已經確定的風險的定義就像是一支魔棒,在一個對自身造成威脅的遲鈍的社會,它可以激活政治中心?從這個意義上說,公眾(大眾傳媒)對風險的揭示就成為流行的思想狹隘的‘更多同樣的事’這一態度的解藥?” ③但是,他同時也冷靜地注意到:大眾傳媒對這一事實的揭示往往帶有欺騙性,由此更加劇了人們的不安全感,更依賴于消費系統?

媒體通過風險傳播影響人們對于風險的感知。但在引導風險認知、決策的同時，也可能會擴大再生產風險，其正負功能即風險化解和風險再生產效應矛盾共生。風險是被構建的，這是風險的本質之一。媒體在風險傳播的同時，無形中構建著風險，成為風險制造環節的一部分。媒介一旦在傳播風險信息時有稍微的偏頗或煽情，都會影響到公眾對于風險的認知，從而加劇公眾的恐慌或者引導公眾忽視風險的危害性，妨礙公眾對風險的防御和決策。

2003年SARS事件中媒體的集體失語和信息公布的缺失，導致疫情一度惡化，降低了人們對SARS的危機感，延緩了事件的有效處理期，使SARS一時間肆意橫行，嚴重威脅這公眾的健康。同時由于官方信息的缺失，人們的知情權得不到保護導致一些小道消息瘋傳，在一定程度上引發了強烈的社會恐慌。而類似地，此次日本福島核電站事故中媒體對鹽能防核輻射的報道使得市場上食用鹽一度供不應求，出現搶鹽熱，哄抬鹽價，影響了人們正常的生活。在一些校園行兇事件的報道中，多數媒體把報道的重心放在了事件經過和受害人及其親屬上，血腥的情節、悲痛而氣憤的心情描述得淋漓盡致。但是，針對此類事件深層次的原因剖析、罪犯心理解讀、危機預防和干預等方面的報道則淺嘗輒止。這樣的報道傾向，只會給受眾帶來一種認知偏差，人們普遍認為自己生存的環境是不安全的，每天都生活在膽戰心驚之中，給社會也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又如，甲型H1N1流感被發現初期，被稱為“豬流感”，結果一些媒體沒有經過認真的調查，便不負責任地在新聞報道中將其與“豬”聯系到了一起，以致人們談豬色變，不敢吃豬肉，不敢接近豬一類的動物，引起了人們的恐慌，致使豬肉生產業蒙受了巨大的損失。

另一方面大眾傳媒在風險社會中也發揮著積極作用。汶川地震中由于媒體對災情進行全程直播，予以高度的關注和保證信息的高透明度公布，使得社會公眾對災情有清楚的認識，并且有力的支持了政府對災情的控制和社會公眾對受災區的援助工作。

由此可見，大眾傳媒在風險傳播中的作用十分重要，直接影響著公眾的態度和風險的發展。

三、合理設置議程，重構傳播秩序

正因為大眾傳媒在風險信息公布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風險社會下的傳播秩序重構才顯得急切且必要。我認為，大眾傳媒在當下的風險社會中應做到一下幾點：

（1）真實客觀，實事求是

真實客觀、實事求是地報道社會上發生的各種新聞事件，向亟待了解信息的群眾提供事實真相，這是新聞傳播的基本要求。在風險傳播中，媒介能否為公眾提供真實的風險信息直接關系到公眾是否有足夠的信息安全保障，關系到社會能否保持穩定。只有真實的信息才能正確引導公眾在危機事態中保持理性，才能避免公眾思想混亂和社會無序。

（2）以人為本，準確定性

風險社會具有人為性，風險和危機常常涉及到人們的生命與財產安全。因此，新聞媒介應注意“以人為本”,體現人文關懷，關心社會風險和危機事件中人們的生存狀態和生活狀況，關心公眾的命運與安全。同時要將風險準確定性，既要引起人們對風險的關注又要避免過度的渲染導致社會恐慌。

(3)及時傳播，掌握主動

在風險社會中，具有預警、告知和培育公眾風險意識的新聞媒介，天然地成為風險信息的發布平臺。及時傳播風險信息，不僅是社會公眾的需求，也是新聞媒介自身義不容辭的責任。站在新聞及時性和公眾知情權的角度，媒介應關注事態的發展，傳播最新鮮、最及時的動態新聞，使公眾掌握最新的風險情況，做好防御準備，做出正確決策。

（4）巧設議程，引導輿論

不少公共危機事件引發的往往是公眾激昂的個人情緒表露，這是一種“潛輿論”狀態。然而，這種潛輿論并不是純粹的個人情緒的表現，往往預示著多數人的預存立場，并有可能進一步發展成為“顯輿論”。對媒體來說，如果能在公眾意見處于潛輿論的階段時就巧妙地設置議程，進行恰當地引導，效果會比潛輿論轉化為顯輿論時再引導要好得多。

“議程設置”理論指出，媒介雖然不能引導受眾想些什么，但可以引導他們怎么想。新聞媒介通過議程設置，可以吸引公眾關注議程所設置的內容，引導其按照社會公眾利益的需要，齊心協力得應付社會風險，共同維護社會穩定。這種議程設置可以強化新聞媒體在風險傳播中的輿論引導作用，增強政府凝聚人心、團結民眾抵御和應付風險事件的能力，同時也有利于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和發展。

(5)注意平衡，把握好“度”

適當控制報道的流量和流向是新聞媒介在風險傳播中首先要考慮的“度”的問題。一家成熟的媒體應該是成熟穩重、冷靜中立的。在風險事件發生時，新聞媒介應從大局出發，及時客觀地進行報道，滿足公眾知情權的同時要考慮到多方面信息的平衡，通過控制報道流量和流向，使其他稿件也能及時與受眾見面，適當舒緩受眾的思想壓力。

其次，要考慮到報道對象和報道觀點的平衡。在風險報道中，媒體要掌握事件各個方面的信息，善于用平衡報道的方式，給事件中涉及的矛盾各方平等表達意見的機會，同時要注意反映不同利益群體的聲音，實現輿論的平等和公正。

小結: 總之，風險社會的存在與發展已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作為公眾對風險信息獲取的平臺，媒介應站在獨立公正客觀的角度，勇敢得擔負起自身的職責和責任，發揮自身不可取代的風險建構作用，向公眾傳播正確客觀精準的風險信息，并掌握好傳播的平衡和“度”，供公眾進行合理的風險決策，滿足公眾的知情權，維護社會穩定。參考文獻：

①百度百科 風險社會

②【美】保羅·斯洛維奇：《風險的感知》，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 ③【德】烏爾里希·貝克：《風險社會》，譯林出版社，2004年版 《論新聞媒介的風險傳播》 殷莉 何秋紅 《風險社會突發事件報道中媒介角色審視》 王青 《風險社會：媒體不可承受之重》 張瑩 陳力鋒

第四篇：政府危機管理——泥石流

甘肅舟曲泥石流 摘要： 關鍵字：

提綱：

一、背景

二、現象

三、真相；

四、原因；

五、對策 正文：

2010年8月7日22時許，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縣突降特大暴雨，降雨量達97mm，持續超過四十分鐘。引發縣城北面的羅家峪、三眼峪等四條溝系特大山洪地質災害，泥石流長約5千米，平均寬度300米，平均厚度5米，總體積750萬立方米。泥石流沖進縣城，并形成堰塞湖。以前舟曲山上多是郁郁蔥蔥的大樹，很少發生泥石流，由于亂砍亂伐和毀林開荒之風的盛行，舟曲周圍的山體幾乎全變成了光禿禿的荒山，加上民用木材和倒賣盜用，全縣森林面積每年以10萬平方米的速度減少，植被破壞嚴重，生態環境遭到超限度破壞，水土流失極為嚴重，又遇突如其來的強降雨，導致較嚴重的泥石流發生。【1】泥石流下泄，由北向南沖向縣城，造成沿河房屋被沖毀，泥石流阻斷白龍江、形成堰塞湖。據中國舟曲災區指揮部消息，截至8月28日，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災害造成1463人遇難，失蹤302人，受傷住院人數72人，其中轉院治療59人，治愈出院10人，現有住院3人，累計門診治療2244人，已解救1243人。

一、成因分析

前面已經提到，這次災害主要發生在三眼峪和羅家峪，而這兩條溝位于白龍江的北岸，溝口距離舟曲縣城約2千米。現在筆者將對本次泥石流地質災害的形成原因做一個簡要的分析。

1、地質條件因素

舟曲當地地形地貌和特殊地質構造，是導致災害發生的重要原因。專家分析認為，舟曲縣城附近的地質構造巖性松軟、風化程度也很厲害，比較容易發生滑坡、崩塌和泥石流災害。1.1 地形地貌

舟曲縣城段地處西秦嶺南脈山區的岷迭山系，山體高聳挺拔，地勢險峻，河谷深切，水流湍急。白龍江兩岸海拔高程大多在3000—3500米以上，谷地海拔高程850—1350米。縣城以北的雷古山海拔高程4154米，為本區最高峰，以南的蔥花坡海拔高程3250米。地形相對高差達1000—1500米，最大達2900米，呈典型的高山峽谷地形特征。【2】 1.2 底層巖性

三眼峪、羅家峪泥石流溝所處底層巖性中多汗灰巖、白云質慧眼等，遭風化強烈。并且整個流域處于兩條斷裂帶所夾的斷塊中，斷裂兩側巖層破碎，褶曲強烈，掩體較破碎，并且溝道中部分布著滑坡、坍塌、崩塌及溝道洪積物等松散堆積物。這些堆積物遇到長時間持續的大雨，很容易被沖走，造成泥石流。1.3 地質構造

舟曲縣城段區域上屬秦嶺褶皺系--西秦嶺南部印支褶皺帶，北以臨潭--宕昌斷裂帶與西秦嶺北部華里西褶皺帶分界。另外，舟曲地質歷經燕山運動和喜馬拉雅山造山運動，呈東南-西北隆起延伸，在長期擠壓、擴張、褶皺和不斷復合過程中，形成地質體不連續、不完整、不穩定，造成多期性斷裂構造。如今舟曲境內山高溝深，地形起伏強烈，褶皺斷裂發育，軟巖分布廣，巖體破碎。【3】舟曲的地質山體構造本就十分松散，這是孕育滑坡、泥石流等地質災害的溫床。

2、固體物質條件與人為破壞

由于舟曲縣城位于斷裂帶，地質構造復雜，新構造運動活動強烈，這樣地面的巖石之類的本來就十分破碎。另外一方面，當地農民大規模地開看坡地也破壞了地表，誘發了泥石流。因為開墾坡地不僅嚴重破壞了植被，而且破壞了地質環境和地表，開墾出的土地不僅未給當地群眾帶來經濟效益，反而造成了大面積的水土流失，使得本來碎散、破碎的巖石失去植被的覆蓋，更容易受到雨水的侵蝕，因而會加劇滑坡、泥石流等地質災害的發生、發展。同時，當地人民修路時開挖山體也是對其破壞。另外，舟曲從2009年第四季度到2010上半年的持續干旱，造成城區周邊巖石解體，部分山體、巖石裂縫暴露在外，使雨水容易進入，也容易導致滑坡。

3、地震的影響 舟曲縣也是汶川地震的重災區之一，這次地震加劇了舟曲縣城周邊的山體松動和巖層破碎，曾有專家介紹說，因地震造成的山體松動等影響需要3到5年才能消除。但是舟曲發生特大泥石流距離汶川地震發生僅兩年多的時間，其影響肯定沒有消除，因而這次大地震也成為其誘因之一。

但是中科院專家馬東濤卻認為汶川地震對舟曲地區泥石流影響較小，因為汶川地震時該區的地震烈度只有六度，應該說地震對舟曲的地質環境影響較小。但是，光緒五年即1879年甘肅文縣8.0級特大地震對甘肅文縣、舟曲和武都等地區地質環境破壞巨大。他表示，據他在甘肅隴南的調查，1879年的這次特大地震是該區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災害發育的重要原因。地震造成山體結構松散破碎，形成崩塌、滑坡等堆積在溝床上，成為泥石流固體物質補給源。

據1997年的調查，三眼峪溝內存在松散固體物質5000萬方，其中可直接補給泥石流的達2000萬方以上。本次泥石流的主要固體物質就來源于文縣地震后的崩塌滑坡堆積物。

不管是汶川地震也好，還是1879年的特大地震也罷，反正地震所帶來的巖體松動都會引起泥石流的發生或者加大其程度。

4、降水條件

舟曲地處亞熱帶向北溫帶過渡區，降水量少并且很不均勻。在舟曲發生特大泥石流之前，就有特大暴雨持續了四十幾分鐘。不難知道，暴雨是舟曲泥石流發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前面已經提到，此地地質條件復雜、地表比較破碎，加上人為地破壞和地震的影響，巖土體更加松動破碎，又歷經長時間的干旱缺雨，因而瞬時間的大暴雨催化了滑坡、崩塌的發生，也為泥石流提供了巨量的松散物質來源，加劇了泥石流的發生。

5、地質災害自身的特征

眾所周知，泥石流自身就具有隱蔽性、突發性和很大的破壞性。其發生是難以預測的。崩塌、滑坡和水土流失的嚴重程度都是泥石流產生的非常重要的影響因素，是形成泥石流的主要固體物質來源。當然，在沒有水作為動力的情況先，松散物質堆積溝道，不會對下游產生威脅。但是一旦有瞬時的暴雨，其危害程度就會相當之大。舟曲泥石流中巨大的泥石流掩埋村莊、阻斷交通、沖毀房屋建筑、阻斷河流形成堰塞湖，都充分地體現了泥石流的這三大特性。

在以上原因綜合影響、共同作用之下，舟曲爆發了特大泥石流，給廣大人民群眾的生命和財產安全帶來了巨大的破壞和威脅。那么我們的黨和政府面對此次災害之時，采取了哪些措施呢？本文的第二部分，筆者就將對災害發生之后黨和政府的反應做一個簡要的分析。

二、自本次災害發生以后，可以說黨和政府都很及時地采取了各種措施。中國從中央到地方緊急行動，迅速啟動應急機制，積極應對這次重大泥石流災害。

1、堅強后盾——黨中央、國務院

甘肅舟曲災情發生以后，胡錦濤總書記、溫家寶總理對搶險作出重要指示。8月8日中午12時，災害發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率國務院有關部門負責同志趕赴受災地區。溫家寶于當日中午乘專機趕赴甘肅，途中在天水機場換乘直升機后輾轉前往舟曲縣，指導搶險救災，他在多個場合強調，目前的第一位的工作就是救人。

在他的專機起飛后不久，即于12時15分許召集隨行的有關部門負責人召開會議，決定成立國務院舟曲抗洪救災臨時指揮部并作出部署。會議有發展改革委、財政部、水利部、國土資源部、衛生部、民政部、交通運輸部、國務院研究室和解放軍總參謀部等部門負責人參加，對災情進行了初步分析。

在這次會議上，溫家寶總理指出，甘肅舟曲8日凌晨發生特大泥石流災情，由于當地地處山區，較為偏僻，水、電、路和通信中斷，救災難度大。會議確定了9項工作：第一，第一位的任務是救人。要千方百計尋找和搶救可能幸存的人員，只要有一線希望，就要做百倍努力，能救一個人就救一個人。第二，必須在查清泥石流情況和地質情況的基礎上盡快制定清淤方案。第三，盡快穩妥處理堰塞湖，在確保上下游安全的前提下使湖水緩慢下泄。第四，抓緊修復當地基礎設施，盡快通路、通電、通水，恢復通信。第五，根據氣象判斷雨情災情變化，立足當前，著眼長遠，制定下一步防災減災方案。第六，想方設法安置受災群眾，要盡快調運帳篷、糧食、飲用水等物資，確保受災群眾基本生活需要。第七，加強衛生防疫工作。第八，發揮基層組織的作用，領導干部要深入災區第一線，黨員干部要發揮模范帶頭作用。第九，要迅速、及時、準確通過新聞媒體發布災情和搶險救災進展情況。

另外，中央各部也火速采取了行動。公安部在災害發生之后就迅速啟動應急機制，組織開展救援處置工作。此外，公安部部署相鄰地區消防部隊和公安特警等近千名警力，攜帶搶險救援器材，實行摩托化開進，火速趕赴災區增援；國家防總決定自8月8日14時起緊急啟動防汛Ⅱ級應急響應，全力應對甘肅舟曲特大滑坡泥石流災害。受國家防總總指揮、水利部部長陳雷委托，國家防總秘書長、水利部副部長劉寧于8日晨率國家防總工作組和有關專家，緊急趕往現場協助搶險救災；國家減災委、民政部8日8時30分緊急啟動國家三級救災應急響應，并向災區調撥5000個睡袋。下午，國家救災應急響應等級提升至二級；中國氣象局局長鄭國光、副局長許小峰8日早間就災區搶險救災氣象服務保障工作進行了周密部署。8日上午，中國氣象局已緊急組成救災指導工作組，該工作組由中國氣象局辦公室、應急減災與公共服務司、應急辦等單位組成，于當日啟程趕赴災區，投入搶險救災氣象保障服務工作。

另外，中央政府舉行的全國性的悼念活動，也得到了眾多外國媒體的好評。

2、當地政府——中流砥柱

筆者之所以說當地政府是抗災的中流砥柱，是因為它是聯系中央和當地人民的橋梁，是中央抗災工作順利進行的保障者，同時也是人民利益的直接捍衛者；是中央政策直接的執行者，也是人民群眾訴求利益的傾聽者。地方政府在此次事件中所做事件

下面，筆者就將對甘肅省人民政府、甘南藏族自治州政府和舟曲縣縣政府面對災害采取的措施做一個簡介。

2.1 積極配合中心，開展各項救援計劃。前面已經提到，中央各部很快地確定了各種行動方案，但是任何方案的實施都是需要地方政府去真正地貫徹執行或者說是配合執行，地方政府的配合協調工作做好了，對于各種政策的貫徹實施也是十分有利的。

2.2設立新聞中心。甘肅省舟曲縣8月9日正式設立新聞中心，迅速、及時、準確通過新聞媒體發布災情和搶險救災進展情況。新聞中心設立在舟曲縣政府辦公大樓的九層，新聞中心內擺放了多臺電腦，供境內外記者發稿使用。該中心于9日晚舉行了首場新聞發布會，中共甘南藏族自治州委書記陳建華在發布會上向媒體通報災情。之后，新聞中心每天都會舉行新聞發布會，向媒體通報災情和搶險救災的最新情況。盡管條件艱苦，工作環境惡劣，新聞中心的工作人員還是全天候工作，并盡力為前來采訪的記者服務。

成立新聞中心，及時通報災情，是中國政府在多次面臨重大災害之后總結出的經驗，也可以說是其走向透明化的一大步，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2.3 為應急安置群眾發放生活補助。甘肅省人民政府9日發布關于甘南州舟曲縣特大山洪泥石流地質災害受災群眾生活安置有關問題的意見，意見明確了對應急安置的受災群眾每人按150元發放生活補助，時限為15天。具體的補助政策和標準為：(一)應急期救助。對應急安置的受災群眾每人按150元發放生活補助，時限為15天。(二)過渡期救助。每人每天按1斤糧、10元錢發放臨時生活救助，時限為3個月。“三孤”人員過渡期為3個月，每人每月按800元發放臨時生活救助，過渡期滿后，按正常“三孤”人員標準發放補助。(三)遇難人員撫慰和安葬費。每一位因災遇難人員，對其家屬按8000元發放撫慰金及喪葬費。(四)居住房屋倒塌重建補助。農村受災居民住房倒塌或嚴重損壞需重建的，每戶平均補助2萬元，需要維修的，每戶補助4000元；城市受災居民住房倒塌或嚴重損壞需重建的，中央每戶平均補助2.5萬元。

這些補助很好地為受災群眾解決了后顧之憂，同時彰顯出人民政府的愛民親民形象，體現出我國以人為本的理念。在提出這些意見的同時，也提出了三點要求，以保證這些措施的順利實施，這都反映了政府在解決關系民生的問題上面付出了努力。

3、人民解放軍——堅強衛士

在甘肅舟曲發生特大山洪泥石流災害后，參加救援的部隊和民兵預備役人員都發揮了重大的作用，不愧為人民的堅強衛士。

在總參謀部總政治部表彰舟曲搶險救援部隊的通報中指出，甘肅舟曲發生特大山洪泥石流災害后，蘭州軍區、空軍和武警部隊等有關單位堅決貫徹落實黨中央、中央軍委和胡錦濤主席決策指示，組織部隊全力投入搶險救援斗爭。截至2010年9月7日，軍隊和武警部隊共動用兵力16.5萬余人次，組織動員民兵預備役人員4.8萬余人次，出動飛機和直升機75架次，車輛機械10.8萬多臺次，沖鋒舟380艘次，轉移安置群眾24252人次，搜救幸存者53人，救治傷病員18217人，搶運物資2355噸，疏通道路85.6公里，清理淤泥229萬余立方米，防疫消毒321萬余平方米，在舟曲搶險救援中發揮了突擊隊作用，受到黨和人民的高度贊譽。

通報還指出，各任務部隊視災情為命令，快速反應，緊急趕赴災區展開應急搶險救援。廣大官兵視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以搶救生命為第一任務，在舟曲搶險救援聯合指揮部統一領導下，與地方救援力量和災區干部群眾一道，全力搜救和轉移安置群眾、醫治傷員，快速展開堰塞湖排險、城區清淤和疫情防控等各項救援工作。在搶險救援戰斗中，各級黨組織精心策劃、嚴密組織、科學救災，實施強有力的領導。各級領導率先垂范、靠前指揮，有400多名團以上領導干部奮戰在救災第一線，帶領部隊完成任務。廣大共產黨員哪里最危險就沖向哪里，哪里最艱苦就戰斗在哪里，充分發揮了先鋒模范作用。救災官兵英勇頑強、不畏艱險，不怕疲勞、連續作戰，打贏了一場又一場硬仗，以實際行動踐行了當代革命軍人核心價值觀。各部隊在進行搶險救援的同時，牢記我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積極做好暖民心、穩民心、聚民心工作。廣大官兵模范執行黨的民族政策，嚴守紀律，秋毫無犯，展示了我軍文明之師形象，增進了軍政軍民團結和民族團結。的確，各任務部隊在執行任務之中，弘揚了人民解放軍聽黨指揮、服務人民和英勇善戰的優良傳統和偉大精神，他們時刻牢記著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積極支援地方經濟社會建設，全面履行人民解放軍的職能和使命，圓滿地完成了黨和人民富裕的任務，做好了人民的堅強衛士。

三、參考文獻：

【1】《防災減災規劃與災后重建規劃的反思——由舟曲泥石流災害想到的》，謝映霞，《災害學》，2020年10月第25卷增刊。

【2】《舟曲泥石流地質災害形成原因分析》，張成勇，甘肅水利水電技術，2010年12月第46卷第12期。

【3】《關注甘肅白龍江水土流失:保護小江南任重道遠》，浙江在線

第五篇：風險社會下的食品安全問題的網絡傳播分析

關鍵詞：康師傅餿水油；食品安全；風險傳播；網絡傳播

摘要：食品安全問題是風險社會中的一個重要表征。網絡時代風險傳播突破了由政府通過傳統大眾媒介向公眾傳播的單項傳播形式，變為了公眾都可進行的雙向傳播，因而加劇了食品安全問題的傳播風險。對“康師傅餿水油”事件的網絡傳播特點分析發現，食品安全問題的網絡傳播存在著傳播源廣泛、意見領袖作用強、政府反應速度偏慢，且輿情回落周期長短受輿情傳播中其他聲音影響等特征，因此在風險社會中，政府要進一步凈化網絡環境，提高反應速度，建立與公眾的有效溝通機制，加強權威發聲權重，允許出現多方聲音，以“引”代“堵”，增強信息的對稱性，從而增加公眾對政府和大眾媒體的信任度，使公眾能理性的對待風險社會下的食品安全問題。

中圖分類號：g206.3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9-4474（2016）04-0027-05

自2008年“三鹿三聚氰胺”事件以來，諸如“毒豆芽”“熏肉致癌”“僵尸肉”等食品安全事件被頻頻曝出，而且這些食品安全事件每次曝出后都在網上引起不小的**，使得大眾和政府對食品安全問題越來越重視。食品安全問題是風險社會中的一個重要表現，出現的頻率高，每次出現都產生一波波輿論潮，那么在風險社會中食品安全問題的網絡傳播有怎樣的表征呢？

一、理論闡釋

1.風險社會與風險傳播

風險社會是伴隨著社會發展現代化的進程出現的，最早由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在其著作《風險社會》中提出，它表現為現有社會存在的危機或潛在的危機水平〔1〕。風險社會形成的因素有很多，如在工業化進程中所出現的環境污染、食品安全、科技風險等突發性社會事件〔2〕。

風險傳播是為公眾提供用以減少焦慮和恐慌的信息，并為公眾提供合理應對危機建議的過程〔3〕。傳播媒介是風險傳播中很重要的角色，其作用在風險社會中表現為對現有社會中風險失控行為的批評與反思〔4〕。風險社會中的危機事件在網絡傳播中帶有一些網絡暴力的色彩，給在網絡傳播環境下的風險社會增加了更多不確定的影響因素，如網絡謠言等，而且風險的不確定性會拓寬風險的強度和廣度〔5〕。在網絡環境中，風險的不確定性很大程度上來源于傳播媒介，公眾對事件的認知往往來源于傳播媒介的話語導向，傳播媒介的批評行為則可能會被放大，所以公眾在風險社會中表現出的意識恐慌和社會對抗的程度與傳播媒介的傳播力息息相關①。

2.風險溝通

根據美國國家科學院對風險溝通的定義，風險溝通指的是“個體、群體以及機構之間交換信息和看法的相互作用過程。這一過程涉及多側面的風險性質及其相關信息，它不僅直接傳遞與風險有關的信息，也包括表達對風險事件的關注、意見以及相應的反應，或者發布國家或機構在風險管理方面的法規和措施等”。后來學者在此定義基礎上指出風險溝通包含五個要素，即溝通目的、溝通內容、目標人群、信息來源和傳播方式。

風險溝通在風險傳播中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風險社會中的科學民主的決策離不開有效的媒體溝通，有效的風險溝通就是要在風險傳播中通過媒體連接起政府和公眾，讓政府和公眾站在同等的地位，擴大公共領域的話語權，即加強民主程度和增大信息透明程度，從而將風險社會的風險程度降到最小值〔6〕。網絡傳播中的風險溝通是一種雙向傳播機制，不再局限于傳統意義上由政府通過大眾媒體向公眾傳播的單項傳播。在網絡風險傳播中，政府要控制局面，而公眾認同的是自我感知〔7〕，那么政府和公眾之間怎樣才能達到一種有效的溝通呢？這時風險溝通就顯示出其重要性了。

二、“康師傅餿水油”事件在網絡傳播中的表征

1.事件概述及輿情走向

“康師傅餿水油”事件最先被曝光于微博上。8月2日12點14分，新浪微博認證用戶@柯笑陽發布一段游客拍攝的視頻，視頻中一位臺灣女導游在車上跟游客講：康師傅在臺灣發生過餿水油事件，所以康師傅及其所屬頂新集團遭到全臺灣的抵制，可是在大陸地區販售的餿水油數量竟達臺灣地區數量的56倍。此視頻一出，輿論嘩然，短時間內被微博瘋轉，“康師傅”一詞登上微博熱搜榜。

截至8月5日，以“康師傅”為關鍵詞在百度中的整體搜索指數（一周內）達到58096次，環比上升了約1000%。新聞頭條搜索指數在8月3日達到197418次，與康師傅相關的一周內上升最快的檢索詞為“康師傅地溝油”，同上周相比，搜索指數環比上升了882%。輿情在8月2日出現以后話題迅速集聚，到8月3日形成輿情傳播的峰值期，8月3日后輿情迅速回落。

而在輿情發酵到輿情進入高潮的時間內，媒體報道的導向也不斷發生改變，統計情況見表1。

2.輿情事件在網絡傳播中的文本分析

筆者搜集了新浪以“康師傅”為關鍵詞從8月2日輿情首曝開始到8月7日輿情基本回落的微博，對評論量和轉發量大的微博進行了整理和聚類，發現這些轉發和評論量大的微博主題基本分為四類：一是曝光康師傅使用餿水油，如諸葛文君的微博先于大眾媒體曝光康師傅使用餿水油的事件；二是媒體有關康師傅對此的回應態度的報道，如《齊魯晚報》微博所提及的康師傅報警新聞，微博與傳統媒體同步出現此消息；三是話題傳播者對大陸媒體的質疑，如北京楊博的微博在比較大陸媒體和臺灣媒體對康師傅餿水油事件的報道后，對大陸媒體的報道態度提出了質疑；四是對康師傅餿水油的辟謠貼，如中國新聞網所報道的監察機構的證詞。在這幾類主題中，微博對新聞事件的報道普遍要早于傳統媒體，這是因為新媒體時代人人都可以作為傳播者，微博中的傳播源遠大于傳統媒體。在新聞事件的報道中，傳統媒體和微博出現同步播報的情況通常是傳統媒體的官微對傳統媒體所播報的信息進行了轉發，而微博中所傳播的信息滯后于傳統媒體報道的情況通常是一些大v意見領袖針對傳統媒體報道中的內容而在自己的微博中提出質疑等看法。

在曝光康師傅餿水油的典型微博（新浪微博）中，諸葛文君題為《崔永元：大陸民眾應該知道！》的微博說道：“臺灣導游向大陸游客爆出驚天內幕。對于如此惡劣的事件，國內食品安全質檢部門應該早有所聞，為什么不調查真相？大陸媒體為什么裝聾作啞？抵制無良企業！大家轉起！”從8月3日此微博發出后，轉發量達到15162條，評論數為2905條。網民對該微博的轉發從開始到回落持續了四個小時。通過知微傳播軟件對此條微博的分析發現，在所有轉發的用戶中，97%是普通用戶，只有3%是vip用戶，男女用戶比例基本平衡。在傳播路徑中，通過知微軟件對此微博傳播層級的分析發現，大部分轉發出現在前六個轉發層級中，其中第一層級轉發量最多，達到6952條，第三層級轉發數量也較多，為2520條②，第二層級轉發量略低于第三層級，四、五、六層級的轉發量小于前三個層級。通過rost軟件對以“康師傅餿水油”為關鍵詞的新浪微博的評論進行詞頻分析發現，在評論中出現高頻的詞有“康師傅”、“抵制”、“食品”、“安全”等，高頻表情為“憤怒”、“拜拜”。通過大v用戶的轉發評論可以看出，在輿情出現初期，大v用戶態度比較理性，并沒有以一面之詞斷定康師傅使用餿水油，本次微博傳播路徑長，但是由于大v的謹慎態度使得二次傳播范圍大大縮小，且輿情回落周期縮短。本次傳播中用戶整體態度偏向消極。

在關于康師傅回應態度的微博中，齊魯晚報于8月3日14：45發表了題為《康師傅已就“臺灣導游呼吁抵制康師傅”一事報警》的微博，其內容為“近日微博熱傳一視頻，內容是臺灣導游告訴大陸游客有關康師傅在臺灣的餿水油事件，臺灣人民正在進行‘滅頂行動’，呼吁大陸游客一同抵制。康師傅控股有限公司今日發表緊急聲明，稱該名導游惡意中傷，已報案。”關于“康師傅餿水油”視頻的輿情經過波動上升于8月3日下午16時左右達到傳播峰值而后回落，8月3日21點微博中對康師傅回應態度的微博關注度已降到很低，整個傳播過程經歷了7個小時。在這一時間段內，齊魯晚報關于康師傅回應態度的微博轉發量為302條，評論量為87條。在轉發的用戶中，79.1%為普通用戶，20.9%為加v用戶。筆者通過知微傳播軟件對此條微博的分析發現，在傳播路徑中，大部分轉發出現在前五個層級中，其中第三層級轉發量最多，達到102個，其次為第二層級，數量為88個。在評論中出現的高頻詞有“康師傅”“不食”“抓起來”“導游”“餿水油”“回應”“真實性”等。這一階段加v用戶參與轉發增多，說明大v用戶對媒體信息的信任度較高。此條微博的傳播規律告訴我們，如果有影響力的意見領袖對原有消息進行轉發，輿情傳播可能達到一個新的高潮，然后才走向回落。此次傳播中輿情仍以負面為主，負面情感值為-74。值得注意的是，這次用戶地域以山東地區最多。

在質疑大陸媒體為何沒有像臺灣媒體一樣曝光的微博中，以大v用戶“北京楊博”的微博影響力最大。8月3日楊博題為《頂新事件大陸為何集體緘默？》的微博中提到“臺灣媒體鋪天蓋地，連臺灣導游都向大陸游客勸說抵制頂新惡劣食品。國內食品安全質檢部門、大陸媒體一直保持集體緘默，頂新食品大江南北依然大行其道。是臺灣在污蔑頂新，還是大陸人根本不在意食品安全？”博文配圖分別為《自由時報》、《聯合晚報》、《聯合報》等多家臺媒轉發，轉發量達到14695條，評論量達到5982條。而后楊博自己又轉發并評論了自己的這條微博，這條評論為“不是壞人太猖獗，而是好人太軟弱”的微博轉發也達到93條之多。在這些微博的評論中，以“北京”“民眾”“軟弱”“失聲”等評論高頻詞居多，在這些評論中雖然有挺康師傅和政府派的，也有消極悲觀派和憤青派，但不同于輿情開始出現時的一邊倒，此時輿情進入了公眾聲音百花齊放階段，微博的情感為負面偏向中性。在為康師傅餿水油事件辟謠的微博中，中國新聞網8月6日發布的《監管部門回應康師傅“餿水油”稱：“未發現”》微博影響力比較大，其內容為：“近日，康師傅深陷‘餿水油’漩渦，眾說紛紜，康師傅主要生產基地所在的食品安全監管部門表示，在對康師傅的每次檢查中未發現來自臺灣地區的不合格原料油脂，檢驗產品均合格。”該微博消息瀏覽量為12290803次，轉發量為84條，評論量為140條，輿情從發起到輿情消匿經歷了7個小時，微博傳播路徑主要經過兩層，第一層級轉發量為51條，第二層級轉發量為21條。在這一傳播過程中，男女用戶比例、普通用戶和大v用戶比例基本平衡，沒有明顯的分眾特色。輿情情感值為-40，屬于中性偏負。在評論中出現的高頻詞有“圍觀”“方便面”“檢測”“監管部門”等。這一階段公眾對康師傅事件關注點已經明顯回落，沒有輿情出現初期的恐慌心理了，這一時期選擇接受消息或者調侃態度的公眾居多。

3.食品安全問題網絡傳播的一般性表征

通過對“康師傅餿水油”事件的網絡傳播路徑分析可以看出，食品安全問題在網絡傳播中有以下表征：傳播源不僅僅局限于權威的政府和媒體，傳播源可以是來自于公眾中的任何一份子；傳播源的傳播廣度和受眾對傳播源的偏信度成正比，較為受眾相信的傳播源在網絡中多來自微博大v，包括權威媒體、知名企業家以及有影響力的草根人士等；公眾對政府在食品安全問題中的信任度并不十分強烈，且政府在食品安全問題出現后的回應速度有所滯后；食品安全問題的網絡傳播路徑終會走向回落，但是從輿情爆發到輿情回落的周期長短取決于政府處理輿情的態度和有效性以及傳播中是否有其他不安定因素（如多層級傳播等）的出現等；從輿情爆發到輿情回落的過程是公眾心理從懷疑到感性化表現再到抉擇判斷最后是理性認知的過程。

三、風險社會中的食品安全問題應對策略

通過對“康師傅餿水油”事件的輿情分析，可以看出人們對食品安全的關注度很大。涉及食品安全的問題不論消息真假、危害大小，都極易引起全民恐慌，網民對食品安全陰謀論的熱衷與偏愛達到了很高的程度。對于這種涉及食品安全的網絡謠言出現全民性的食品安全論調原因有二：一是源于信息不對稱。因為信息的不對稱〔8〕，所以在看到熟知的人所傳播一些涉密消息時，公眾會覺得這種點對點的傳播能讓自己獲得他人或未知的信息，這種傳播會帶給公眾信息獲取的滿足感；二是公眾對于自己熟知的人的信任度大于對大眾傳播的信任度。在對此次事件的公眾群體地域分布分析中發現，食品安全關心人群以北上廣深等經濟發達地區居多，這可能跟經濟發達地區發達的信息網絡有關，也與經濟發達地區人們更注重健康問題密切相關。

針對食品安全中出現的信息不對稱問題，筆者認為政府應該加強權威發聲權重，同時應當允許出現多方聲音。在這種重大食品安全事件中，權威的發聲可以及時杜絕社會上的各種猜忌和謠言，對于縮短輿情傳播周期有很強的作用。在權威發聲的情況下，也要允許甚至鼓勵出現多種聲音，避免輿情從一開始就出現“一邊倒”的傾向，否則容易使輿論局面混亂，管理失控。其次，政府應當擴大信息公開面，拓寬食品安全宣傳渠道。其實康師傅事件早在2014年于臺灣地區就曝光過，但在大陸微博出現康師傅餿水油事件時，依然有很多人不知曉，這次的事件很大程度就是舊題新炒，說明政府對食品安全方面的輿情重視程度不夠，政府沒有利用好大眾媒體宣傳并及時預警大陸食品危機。

針對食品安全中公眾對政府的信任缺失來說，政府應該提高反應速度，同時以“引”代“堵”。從“康師傅餿水油”事件的微博傳播特點可以看出，這類食品安全輿情傳播速度快，回落速度也快，即傳播周期短，雖然信息傳播影響大，但是傳播價值具有時效性。所以這就要求輿情監管部門盡可能在第一時間監測到輿情，迅速作出反應，將負面社會影響降低到最小值。同時擴大公眾在公共領域的參與權，增強公眾對自身所處食品環境的安全感。

另外，在食品安全問題中，要進行有效的風險溝通，更應該建立長效溝通機制〔9〕。一是政府需要建立完整的食品安全公開系統，及時對食品安全問題信息公開，培養公眾對官方媒體公布數據的信任和依賴感，這可在很大程度上杜絕網絡謠言的出現；二是要進行全社會性的食品安全知識普及，增強公眾對食品安全問題的認知，只有深刻的認知了，就不會輕易對“xx不能吃”等文章產生恐慌心理；三是要規范食品安全法，明晰食品安全問題所涉及利益群體的權責，根本上保障公共社會的安全。對于傳播謠言的傳播者，要使其承擔向公眾解釋的責任并對其造成惡劣影響的行為進行懲處。此外，要明晰食品安全事件中每一環節的責任人，如在生產環節責任人是企業，監管環節責任人是政府，網絡傳播環節責任人是網絡謠言首曝者。明晰每一環節的責任后，制定相應的懲處措施，真正做到責任到人，這既可以為食品安全增加一道保障，也可以凈化網絡輿情環境，而且從長遠來看，這種良性循環最終將作用到公眾身上，增加公眾對政府和大眾媒體的信任度，進一步凈化網絡環境。

注釋：①

參見郭小平《風險傳播研究的范式轉換》，載2006年《中國傳播學論壇論文集》92-93頁，101頁。

②從@諸葛文君對該事件的傳播開始，從中心點向外輻射，每到達一個傳播點，傳播層級增加一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