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民間金融的邊緣革命再談我國金融體制改革戰略

民間金融的邊緣革命 ——再談我國金融體制改革戰略

2014年07月21日 09:32 來源：《赤峰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2013年6上期 作者：馬翔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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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馬翔，浙江大學寧波理工學院現代金融經濟研究所，浙江 寧波 315100民間金融邊緣革命的背景

民間金融一直存在“民間資本多投資難、中小企業多融資難”、“一放就亂、一緊就死”現象，為了化解民間金融系列問題，中央提出了民間金融陽光化、規范化與法制化的指導思想，這將是解決民間金融被邊緣化及其他問題的準繩。為此，溫州、深圳前海等地中央頻頻“授帽”進行金融體制綜合改革試點。但從目前各地金改實際運行來看，出現了金融改革“雷聲大，雨點小”、金融改革進程比較緩慢、金融改革權限受到傳統金融體制障礙、金融改革做成了“夾生飯”等問題。2013年，上海金融出現“四不像”企業的“普蘭現象”(又視為混搭金融)以及上半年出現了銀行間債市核查風暴升級再一次暴露出我國金融體制發展趨勢與存在問題，過去十年我國已經從商品市場過渡到了要素市場，而在要素市場中，最為滯后的是金融領域，主要金融參數依然是政府主導，可以說，我國金融僅僅在思量發展，卻忽視了改革，正如麥金農所說：“在中國過去三十年里唯一好的金融創新就是ATM機，所有其他的金融創新都是為了避免一些規則”。在當前我國改革步入攻堅階段的大背景下，金融體制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高，但是金融體制究竟是如何改革？從哪里改革？采用什么發展戰略？鮮有文獻系統論述。在此背景下，本文提出了民間金融邊緣革命的思路。“邊緣革命”的理論首次提出是科斯教授和王寧，他們認為過去三十年，中國經濟飛速發展來自于土地承包責任制、個體戶、私營經濟(鄉鎮企業)、經濟特區四大邊緣力量革命結果，并認為“邊緣力量”在中國改革進程中的先鋒作用，并認為中國的改革是忽略或掩蓋了那些“邊緣力量”在改革進程中的突破性作用。民間金融邊緣革命的緣由

民間金融進行邊緣革命是一種在系統演進前提下比較實效的戰略。一是2000年以來政府主導的金融改革難以真正實施以自身為對象的金融改革。張維迎評述說“歷史上，許多成功的改革甚至是革命，都是由既得利益者領導或推動的”，現在的金融既得利益群體還沒有“華盛頓的理念，也沒有華盛頓太太的危機”，因為他們都在思量向海外轉移資產。二是來自邊緣力量的金融創新不能進一步得到金融體制的支持，不能轉化為一種新的金融制度安排，這種金融格局的對立，隨著“國有”金融日益強大，更加難以改變。在金融體制改革名義下發生的國進民退，如村鎮銀行要求銀行作為主發起人、給銀行放權可以設立基金管理公司，這些極大地限制了民間金融改革力量的成長，導致了民間金融的邊緣化。三是民間金融邊緣力量所推動的金融體制改革，通過一系列金融制度和政策安排，原來由民間金融邊緣力量推動的民間金融改革，轉化為金融體制內的改革運動，將會對中國金融的市場化轉型起到了根本性影響。

民間金融邊緣革命的力量

力量之一：利率市場化。利率是金融資產對內的價格，是金融市場資源有效配置的基礎，當前金融市場利率價格機制扭曲導致了資金涌入高風險投資市場，從而導致朝陽行業及弱勢企業的金融擠出效應，民間高利貸盛行、影子銀行泛濫、地方政府融資平臺過度擴張、商業銀行的盈利持續高速增長等問題突出。當前民間金融邊緣革命的關鍵問題在于放權搞活，如何突破現有的既得利益集團與制度障礙問題。民間金融與正式金融已經形成兩大利益主體，形成了少數人利益掠奪絕大多數人的財富轉移機制，這種機制的利益關系的路徑相依已經成為當前金融市場推進利率市場改革的最大障礙，不打破這種利益集團，金融體制改革很難完成。

力量之二：網絡銀行與私人銀行。中國民間財富市場與高端財富市場的迅猛增長，使得中國網絡銀行與私人銀行具有扎實的市場基礎，可以說，網絡銀行與私人銀行是民間金融邊緣革命的主要主體目前，新興的P2PC2C金融信息服務平臺問題成為了學術界與金融界熱議的話題，同時，也出現了網絡民間借貸的無序與攜款跑路現象。之前，在2010年阿里巴巴醞釀依托自身支付寶優勢，推出了“阿里銀行”，若能被中央批示，意味著我國民營資本進入金融等行業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還將有效打破金融壟斷，對推動金融體制改革具有里程碑式的現實意義。

力量之三：金融資本特區。如果把經濟特區比喻成經濟體制改革的試驗田，那么，2012年3月與4月國務院常務會議先后批復設立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與深圳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就是金融體制改革的試驗田，但是這兩大試驗田本質上屬于利率與匯率兩大形成機制的改革，由于種種改革行動的不一致性，導致了金融體制改革“雷聲大雨點小”。因此，解決此問題，需要金融資本特區，勇于試錯，敢于先行先試，統籌利率與匯率參數，以“在岸連接離岸”方式，打造中國金融在岸與離岸金融資本特區，同時要屬于其立法權，并探索資本流動風險監控體系，嚴格監控無實際經濟背景的人民幣投機。

力量之四：邊緣金融人物。從80年代的“傻子瓜子”年廣久、“承包大王”馬勝利、“襯衫大王”步鑫生到小崗村幾個農民，從2003年的“孫志剛事件”到2009年的“唐福珍自焚事件”成功的推動了一系列經濟體制改革，這就決定了金融改革也非常需要民間邊緣人物，民間金融邊緣力量是由無數民間邊緣金融人物組成的，他們在極其艱難的金融生存環境中，依靠生存本能、金融常識和最低限度的金融知識，在堅硬的金融體制外面，逐步開掘出自己的發展空間，決定金融改革的主要力量還是民間一個又一個英雄、精英和領袖。針對民間邊緣金融人物，不得不重提吳英，吳英案會不會導致對非法集資的重新審視？浙江涉嫌吳英案本質是金融體制放權搞活、壟斷資本與民間資本沖突問題。

糾正民間金融發展的幾個認識誤區

一是政府主導還是民間自發？金融體制改革需要頂頂層設計與金融基礎設施建設，這是金融體制改革的關鍵，需要對我國金融體系系統整體升級。金融體制改革不是金融“大爆炸”或者“金融自由化”，在有效金融市場機制、健全信用體系、完善金融監管體系與具有公司治理、財務管理能力的企業主體基礎上，堅持“政府引導，市場主導，多元參與”思路。正如陳志武所說：“只要政府不能做或做不好的都應該留給市場做”。科斯和王寧也認為中國邊緣力量的邊緣革命，而不是政府主導的改革，完成了中國的市場化轉型，也就是說，“邊緣革命”是在政府掌控之外爆發的。因此，采取民間金融邊緣革命戰略，鼓勵民間自發，讓渡部分國有利益，放權搞活民間金融市場，通過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培育民間金融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

二是民間金融需要陽光化嗎？民間金融陽光化、規范化與法制化是中央政府對待民間金融問題的態度。但是筆者發現，目前民間存在的“準金融機構”，擁有固有的“特殊市場生存模式”，這種模式是經不起陽光照耀，他們不也愿意“陽光化”，會“見光死”，一旦陽光化，又將進一步導致金融領域的“國進民退”，因此，再次呼吁我國民間金融不能陽光化。一個合理的方向就是：政府應該營造民間金融的生態環境，維持民間金融業態的本質特性與特殊的市場盈利模式，利用金融資本特區以及其他金融改革實驗區方式，“圈養”民間金融機構，同時重點鼓勵行業自律組織方式以及信用體系建設，正如習近平主席而言：“把不該管和管不好的事情交給市場去管”。

三是小額貸款公司未來之路是村鎮銀行嗎？小額貸款公司是民資進入金融領域的橋頭堡，其未來發展趨勢，溫州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十二項任務”的第二項這樣表述：“符合條件的小額貸款公司可以轉化為村鎮銀行”。對此兩點需要認識：一是村鎮銀行不是小額貸款公司的最優出路，在利率市場化大趨勢下，小額貸款公司轉化成村鎮銀行更多會喪失利率優勢，同時也面臨資本充足率、撥備率、桿杠率、存貸比、流動性等硬性約束，村鎮銀行發展之路未必順暢。二是小額貸款公司是當前金融體制下的畸形兒，筆者認為，金融公司是比較理性發展方向。經過對江浙區域充分調研，發現小額貸款公司的主發起人存在瑕疵，存在資產負債狀況、現金流狀況不佳；對外擔保金額大、有風險；票據業務量不合邏輯；信用不良記錄等問題，同時經營較好的小額貸款公司也不愿意走銀行這條路。

民間金融邊緣革命的進一步思考

金融體制如同自然界的生態體系，各種組成要素之間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金融體制系統演進改革本質可以視為一項“金融水利工程”，是一項大型的系統建筑工程。為此，建立一個競爭、平衡、高效、安全與健康的金融體系，金融體制改革應遵循系統演進戰略，逐步推進頂頂層設計與金融基礎設施建設。亟須掀起一場民間金融的邊緣革命。一個端倪的信號就是：近年來，上海為代表的國內金融聚集區涌現出了各類“四不像”企業，這種“普蘭”現象本質上已經開始著民間金融的邊緣革命。為此，需要考慮三點問題：

第一，民間金融邊緣革命，需要在頂層設計的指導下，重新理清金融體系里四股邊緣力量，需要有效識別四股邊緣力量之間制衡與互動關系，同時，堅持系統演進的思路，疏通各金融變量之間的傳導機制，促使金融調控從依賴數量型控制向價格型控制逐漸過渡。

第二，民間金融邊緣革命要建立“金融大部制”，需要統一協調的監管部門，重新歸口金融監管部門與統計部門，尤其是泛金融監管。目前，我國金融監管呈現多頭監管特點，金融監管的盲區越來越多，需要進行組織創新，各省市、自治區金融辦均要有相應制度進行協調配合，保障民間金融邊緣革命有序有效進行，并建立金融改革實驗區域風險預警機制。

第三，民間金融邊緣革命要重視“滴灌金融”發展。金融體制改革不是犧牲一方利益去補償另一方利益，在中國金融重大結構性失衡背景下，要堅持“合作多贏”，要更多改革傾向于“滴灌金融”思想，讓更多的小微企業、中小企業、家庭、個人、窮人享受金融改革紅利。因此，筆者呼吁在國內若干各方面條件成熟區域，批準設立國家級微金融服務創新實驗區、滴管金融服務創新實驗區或者混搭金融服務創新實驗區。^

第二篇：金融體制改革

金融體制改革

【關鍵詞】

服務實體經濟配置金融資源創新與資源協調發展溫州老板跑路潮借貸危機民間資本陽光化促進中小企業發展金融業壟斷中小企業融資難

【背景鏈接】

2012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強調，做好新時期的金融工作，要堅持五個原則：堅持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本質要求；堅持市場配置金融資源的改革導向；堅持創新與監管相協調的發展理念；堅持把防范化解風險作為金融工作生命線；堅持自主漸進安全共贏的開放方針。

2011年4月份以來，有關溫州中小企業資金斷裂，眾多企業主紛紛“跑路”的傳聞不絕于耳，甚至有私營企業主因不堪重負跳樓。種種跡象證實，上述事件與當地民間借貸有關。

2011年11月，溫州市政府高調拋出以“民間資本?陽光化?”為主要對象的地方金融改革“1+8”行動方案。“1”是指溫州市政府新近起草并已在上報過程中的《溫州國家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總體方案》，“8”是指在前述《總體方案》的框架下，配套8個地方性專項具體子方案。溫州市早在2002年就已成為全國唯一的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但因種種原因，改革并未深入實施。此番，溫州因一系列民間借貸引發的危機，再次重提試驗區建設。

【標準表述】

[權威論述]

加強金融服務和財稅扶持，主要加大對符合國家產業和環保政策、能夠吸納就業的科技、服務和加工業等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引導和幫助小型微型企業穩健經營、增強盈利能力和發展后勁。——溫家寶

做好新時期的金融工作，要堅持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本質要求，確保資金投向實體經濟，堅決抑制社會資本脫實向虛、以錢炒錢，防止虛擬經濟過度自我循環和膨脹，防止出現產業空心化現象。——溫家寶

對區域性的小型金融機構監管的責任要交給地方政府，要建立起地方性的金融監管機構，在業務上可以歸銀監會指導，但責任在地方政府。——溫家寶

中小企業嚴重的融資困境和民間金融的高利貸化趨勢呼喚金融體制改革。——辜勝阻

[意義]

金融業是現代市場經濟的核心，具有牽一發動全身的全局效應，是振興經濟全局的催化劑，若處理不慎也會成為撼動全局的火藥桶。因此，國內外經濟形勢越是錯綜復雜，經濟社會發展壓力越是加大，就越需重視金融體制改革的獨特關鍵作用。深化金融體

制改革，將強烈激發我國的經濟潛能，大幅開拓我國經濟發展空間,創造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新局面。

中小企業是我國國民經濟的一支重要力量，占全國企業總數的90%以上，貢獻GDP全國總量的60以上，上交國家稅收占全國稅收50%以上，創造就業崗位占全國的75%以上。溫州是全國中小企業最為活躍的地區之一，溫州全市現有40多萬家中小企業。但是中小企業的成立、發展很少得到銀行方面的資金支持，只能依靠民間借貸。從這一意義上說，民間借貸對國民經濟發展也是作出了重要貢獻的。但是在現行的金融體制下，中小企業很難從銀行獲得貸款，而民間借貸還處于“地下”或者說“灰色”狀態，缺少法律保障和政策引導，借貸程序、手續不規范，隨意性大，潛伏著很大風險。由此可見無論是中小企業融資難面臨發展和生存困難，還是民間借貸風險的發生，追究其根源，與目前的金融體制不完善有很大關系。

我國傳統的金融體制是在我國實行計劃經濟的條件上建立的，它適應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其特點是高度壟斷，主要為國有企業服務。當年全中國只有四大銀行，即中國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和中國農業銀行。隨著我國的改革開放，由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傳統的金融體制也開始邁開改革的步伐。但是，由于種種因素的限制，金融體制的改革及金融業的發展，存在的主要問題是：高度壟斷沒有完全打破，中小企業金融機構較少，貨幣市場、資本市場發展緩慢。這些體制性缺陷，造成中小企業融資困難，影響稀缺資金的配置效率，不僅傷害我國經濟健康運行，而且威脅到長期穩定發展，所以，推進金融體制改革已刻不容緩。

[措施]

推進金融體制的改革下，不僅應關注現有金融體制要素的現狀、問題和發展方向，而且更要關注新生的金融要素的生長和發展。建立市場配置資金為主，以政府配置資金為補充，政府主導下充分發揮市場作用的金融體系，以適應市場經濟和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需要。

第一，要深化金融組織體系改革。改造國有商業銀行和國家控股的股份制商業銀行，實現銀行產權主體的多元化，完善金融法人治理結構，建立有效的約束機制和激勵機制；發展非國有商業銀行，大力支持中小企業金融機構，加快發展社區銀行、村鎮銀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規范和完善民間信用；要注意防范金融發展中的無序競爭與過度競爭行為的發生。

第二，推進金融市場改革。重點發展以同業拆借、票據承兌貼現為主的貨幣市場；規范證券市場秩序，引導資本市場健康發展；建立健全統一的外匯市場；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進程，逐步建立以中央銀行利率為基礎、以貨幣市場利率為中介、金融機構存貸款由市場供求決定的市場利率體系及其他形成機制。

第三，促進金融業務和金融工具創新。鼓勵金融機構在保持常規金融業務品種外，大力開拓中間業務、表外業務，推行電話銀行、信用借記卡、代理理財等業務；繼續發展封閉式基金，積極推行開放式基金；發行零息債券；適時推出以銀行同業拆借利率為基礎的浮動利率存款、浮動利率貸款等新型銀行業務品種；拓展商業保險品種，發展投資類保險和組合保險；探索資產證券化試點等等。

第四，深化保險業改革，擴大保險覆蓋面，提高保險服務水平和規范風險能力。第五，健全金融監管機制。建立和健全銀行業、保險業和證券業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體制和制度規范，形成從市場準入、業務合規、風險控制到市場退出的全方位監管體系。如建立金融風險識別、預警和控制體系，防范和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規范金融機構市場推出機制，建立相應的存款保險、投資者保護和保險保障制度。提高金融監管水平，加強風險監管和資本充足率約束，建立健全銀行、證券、保險監管機構間以及同宏觀調控部門的協調制。

第三篇：探析我國金融體制改革若干問題

探析我國金融體制改革若干問題

摘要:中國金融系統由過去的單一銀行制轉變為一個以中央銀行為領導,國家銀行為主體,多種金融機構并存的金融體系。中國金融改革的過程就是一個金融不斷創新的過程。目前,我國金融創新已進入深化金融改革和適應入世后金融對外開放的新階段,但這并不等于說必須在金融領域內全方位地與國際金融接軌,事實上,在金融領域的許多方面,我國還不具備金融創新的條件,因此,應當結合我國金融國情,循序漸進地在一些方面積極推進金融創新的進程。

關鍵詞:金融體制 發展 難點 對策 思路引言改革開放20余年來,中國的經濟體制有了較大轉變。在走向市場的這段期間,其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然而,與此相對,我國金融體制的創新變革則顯得有些滯后。自從1979年我國打破了“大一統”的金融管理模式之后,相繼推行一系列的漸進式改革措施,但是,改革的著眼點,更多地放在了外延的擴展上。如增設一些新的機構網點,引進一些新的金融工具(住房抵押貸款、CDR、QFII等新聞論文發表/xinwenlunwenfabiao/),開辟一些新的金融市場(股票市場、回購協議市場、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等)等,即遵循了機構創新、工具創新和市場創新,而對現有制度框架和金融秩序可能造成潛在威脅的深層次問題,采取的往往是迂回方案或者基本不予涉及。也就是說存在著明顯的“三重三輕”傾向,即重增量,輕存量;重體制外,輕體制內;重金融組織與金融工具,輕金融制度。顯然,這就與金融創新的系統化變革思想有些相違背。參照熊彼特的技術創新思想,我們不妨將金融創新分解為機構創新、工具創新、市場創新以及制度創新。那么,這四者應該說是一完美組合。金融要創新,就必然融合了機構創新、工具創新、市場創新以及制度的創新。制度創新,其一個極為重要的目的,我們知道是為了獲取最大的、現有制度所不能實現的潛在利潤,它有著將外部收益內部化的能力。具體到我們下面所要討論的金融制度的創新,它之所以受到重視,同樣在于其將閑置的金融資源加以重新配置并投入使用的能力。可以想象,如果沒有承載市場的有效的金融制度,又何以創辦適應市場運行的金融機構?機構不存在了,那么能滿足市場需求的金融工具又怎么會誕生呢?當然,作為金融創新的核心內容改革開放20余年來,中國的經濟體制有了較大轉變。在走向市場的這段期間,其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然而,與此相對,我國金融體制的創新變革則顯得有些滯后。

金融管理體制存在的問題從整個金融體制的改革來看,它可分為中央銀行的宏觀調控體系、金融的組織體系、金融市場體系、現代化的管理體系四部分。

中央銀行的宏觀調控體系。改革中央銀行的宏觀調控體系有這樣幾個難點,即如何建立中央銀行的組織體系,中央銀行對基礎貨幣的管理,用什么方法來控制住基礎貨幣。

中央銀行的組織體系。由于過去我們長期以來回避了這個問題,1993年以來大家對目前這種中央銀行的組織體系提出了很多非議。因為組織體系的設立體現看其功能,一定的功能也要通過定的組織體系來實現,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同時,中國人民銀行有專項貸款權。這點遭到大家的猛烈批評。國外有人據此認為中國沒有真正的中央銀行。中國的中央銀行從上到下有一個專項貸款指標。這個專項貸款有一部分是國務院點名的,由專業銀行去具體辦理。

正是由于中央銀行的利潤留成、教育論文發表/jylwfabiao/中央銀行具體辦業務、中央銀行層層普設機構層層有資金使用權這些問題的存在,所以大家對中央銀行普設機構提出了尖銳的批評,而且現在不論從國際上,還是國內經濟界、理論界、中央各部委對中央銀行提出的意見都是希望中央銀行要按經濟區劃設立,取消縣級支行。我們現在人民銀行分行既有一定的規模調節權,又有一定的資金調節權,反而總行的資金調節權不是很重要,也不是很集中的。所以,1993年中央把省分行的資金權收回了,只留下農副產品收購權及資金。調劑規模權也收上來了,只能給到各專業銀行,從而在資金上解決了這個問題。

第四篇：我國農村民間金融效率論文

［摘 要］ 金融效率的高低決定著金融發揮作用的成本和作用力的強弱,直接影響著生產性資金流動的規模和方向，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整個經濟發展的效率。當前農村金融效率低下制約了中國金融發展，成為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障礙。提高中國農村金融，包括民間金融的運行效率是目前亟待解決的一個問題。

［關鍵詞］ 農村民間金融；金融效率；農戶；農村中小企業

一、問題的提出

2005年中央銀行發布的《2004年中國區域金融運行報告》中指出：“中國一些地方的民間融資規模已經占到當地國內生產總值的8.88%~10.53%，貸款余額的12.37%~14.66%，存款余額的6.92%~8.2%。”按私營企業、個體工商戶注冊資本等測算，截至2004年底，廣東民間資本存量為10 638億元，包括已動用的民間產業資本和商業資本6 022億元，未動用的民間資本即投資性儲蓄2 639億元，加上居民持有的現金、外匯儲蓄、保險資產和境外證券資產等，估計2004年末廣東民間資本規模折合人民幣超過1.2萬億元。從增量看，廣東民間資本增量由2001年的483億元增加到2004年的1 642億元，呈加速積累的增長態勢①。為什么在農村發揮更大資金融通作用、占據了70%市場份額的是民間金融？農村民間金融的效率到底如何？什么因素影響著農村民間金融效率的提高？這些因素如何發揮作用？為什么農村民間金融的發展會改善金融部門所提供的金融服務？在此，筆者將一一進行分析。

二、金融市場與金融效率的互動機制

金融市場包括通過各類金融機構及個人所進行的貨幣資金借貸活動。金融市場創造了一個中心交易地點，該地點的存在使得發現交易對方的難度降至最小。金融效率（financial efficiency）是指金融運作能力的大小（王廣謙，1977）。民間金融廣泛存在于發展中國家和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這說明民間金融是與正規金融并存的必要融資方式。中國農村民間金融的產生與發展受到多種因素的推動，主要包括經濟、金融環境、經濟主體內在需求、金融理論的發展、技術與創新。這些因素反映了農村金融市場追求高效率的內在要求。

在麥金農-肖的金融發展理論中，非正規金融（中國通常指民間金融）是無效率的。他主張將非正規金融融入到有組織的金融體系（愛德華·肖，1988）。完全競爭金融市場的效率體現在配置效率（allocated efficiency）和運營效率(operational efficiency)兩方面。研究表明，雖然不同的國家，甚至在同一國家的不同市場上效率的程度是不同的，但大多數發達國家的金融市場常常具有配置效率和運營效率的作用（埃德溫·H·尼夫，2005）。

金融市場內生演進的一般機制表明，金融市場與金融效率是相互促動的。金融市場越大，金融市場中交易的工具種類越多，搜尋成本越低，金融效率就越高。金融市場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不斷追求更高金融效率的產物。與此同時，金融市場又直接促進了金融效率的全面提高。由于農戶和農村中小企業的資金來源基本上都求助于民間金融市場。從微觀上看，民間金融市場的存在和發展促使中國一批農戶和鄉鎮企業從小到大逐步發展壯大；從宏觀上看，提高了經濟效率和資本形成率，促進了農村經濟結構和制度的有效調整，對中國農村金融的制度變遷具有一定的導向作用。正是金融市場與金融效率兩者間的良性互動，促使農村經濟發展過程中金融效率的不斷提高。然而由于農村民間金融一般是沒有組織、分散的，使得其在資本集中方面的作用有限。

三、農村民間金融效率分析

從中國農村的發展歷程來看，民間金融并不是一種低效率的融資安排，而是解決金融脆弱性的有效手段。國內外的實踐證明，金融機構和金融工具的多樣化對貨幣的演變發展、金融機構的競爭格局、貨幣政策的效果，乃至經濟總量和經濟結構都發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一）宏觀效率貢獻

從宏觀經濟的角度看，金融效率體現為農村民間金融能充分吸收農村社會儲蓄，將其引入資金需求大、生產效率高的農村中小企業和農戶，起到促進經濟長期增長的目的。

1.融資交易效率。融資效率高低是影響金融資源使用效率的首要因素。對融資的交易效率評價，可從融資成本、融資機制的規范度和融資主體的自由度來衡量。融資成本是企業籌措和使用資金所付出的代價，是資本的預期收益率，也是企業選擇資金來源、進行資本籌措的重要依據。資金成本與融資效率成反比。高融資成本（相對于具有相似風險性項目的競爭性市場收益而言）和資金的有限可得性表明了金融不發達。解決金融不發達的問題可以為任何一個經濟體帶來好處，但這并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因為這需要逐步形成新的甄別和治理金融交易的能力（埃德溫·H·尼夫，2005）。在債務融資方面，由于中央銀行的管制，農村民間金融組織難以合法地在社會上進行融資，影響了融資效率。融資機制的規范度體現了資金市場的成熟度。機制規范的資金市場融資渠道多、風險小、效率高。在農戶和農村中小企業融資機制中，民間金融有著極為特殊的意義：在企業發展的早期，其重要性往往超過所有其他的融資方式。然而，長期以來中國對民間金融一直采取壓制的政策，使得農戶和農村中小企業民間金融手段效率大大降低。融資主體自由度是指融資主體受外界約束的程度，這種約束包括法律上的、規章制度上的和體制上的，約束與自由度成反比，與融資效率成反向關系。吉利斯等發展經濟學家曾特別強調資本投入效率對經濟增長的意義，資本使用的效率比提高投資量GDp的增長重要得多。

2.資本市場效率。經濟增長率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市場的競爭和效率。民間金融有助于促進資本市場的形成。為了克服農村分散的、無組織的資本市場的先天性缺陷，一些民間金融機構應運而生。形成了民間金融中的間接融資資本市場。農村民間金融機構作為最終借款者和最終貸款者之間的中介，將農村分散的、無組織的資本市場在一定程度上組織起來，改善信息不對稱程度，利于資源的優化配置，大大提高了資本市場的效率。現代金融中介理論表明，金融中介機構的主要功能是在盈余單位把未支用的收入向赤字單位轉移過程中發揮中介作用，在貫徹這一功能時，其有助于提高儲蓄和投資水平，并在可供選擇的投資項目中最佳地配置稀缺的儲蓄（約翰·G·格利，愛德華·S·肖,1988）。從制度經濟學的觀點來看，民間金融機構的興起正適應了民間金融的交易費用和風險需求（彭興韻，2002）。

3.金融體系效率。金融體系循環的最終目的是在滿足貿易和服務交換需求的前提下，優化資源配置，實現金融效率。金融體系的績效對企業的資本形成決策產生重要影響，這些決策也會影響一國的經濟發展和國際競爭力。融資難度大小對一個經濟體內資本形成的數量和類型關聯度較大。在動態的、充滿競爭的市場經濟中，盈利與效率是聯系在一起的。長期以來，中國的儲蓄率都處于高水平，據中國人民銀行的最新統計，2006年第一季度末居民人民幣儲蓄存款余額達到15.28萬億元，同比增長18.2%，比上年同期高2.7個百分點②。對于中國這樣一個資金相對緊缺的國家而言，高儲蓄率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良好的資金來源。但欠發達的金融系統一直無法充分利用現有的金融資源，高儲蓄率與資源浪費并存，投資效率不高（沈坤榮、孫文杰，2004）。金融體系功能的核心是金融資源的動員和配置，保持金融資源的流動性和增值性。農村民間金融通過實現支付、為積累財富的投資提供便利、為可行的新項目提供融資以及為風險管理提供便利等作用來體現其效率，其產生和發展彌補了現有金融組織體系的不足。

4.資金配置效率。資金配置效率包括資金的有效動員與金融資源的高效利用。前者指以最低的融資成本為資金需求者提供金融資源的能力；后者指將稀缺的資本分配給進行最優化“生產性”使用的投資者。資金配置效率高低，取決于金融市場上供應的金融產品、金融機構提供的金融服務的多樣性和金融商品及金融服務價格的靈活性。

農村經濟發展需要大量資金的推動，儲蓄是提供資金的重要來源之一。特別是在農村經濟從不發達走向發達的過程中，儲蓄率的高低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在現實經濟中，經濟增長的速度取決于有多少資金投入到經濟運行中，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是將儲蓄轉化為投資的兩個主要渠道，這兩種融資方式的效率直接決定了儲蓄向投資的轉化效率，金融發展正是通過這兩種渠道影響資本形成的質量進而影響經濟增長（沈坤榮、孫文杰，2004）。從各國經濟發展史看，幾乎所有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都伴隨著儲蓄率的上升。金融是促進儲蓄率上升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金融的特點在于資金融通，資金的充分流動是資金達到最優配置狀態的必要條件。而利息率使當前消費轉化為未來消費，實物儲蓄轉化為貨幣儲蓄，增值轉化為投資成為可能。在儲蓄向投資的轉化過程中，利息的高低和農村民間金融機構與農村金融市場的運作效率起著關鍵的作用（王廣謙，1997）。在農村，由于投資渠道少，使得數量巨大的民間資本持有者或資金盈余者受利益驅動而成為民間金融的供給者或中介人，將小規模的短期儲蓄集中起來，為各種類型的農村經濟主體提供資金，促進了貨幣或資本向投資的轉化，產生對正規金融的“擠出”或“侵蝕”效應。民間金融機構的興起適應了農村民間金融的交易費用和風險的需求，符合制度經濟學的觀點。

（二）微觀效率貢獻

金融的微觀效率是金融機構作為金融這一產業主體在經營發展中的效率，體現為金融機構的經營效率和發展效率。

1.降低營運成本。民間金融能節約信息和監督成本。由于信息不完全或監督的高昂成本，使得正規的、有組織的金融機構在面臨借款者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時，會對借款者采取信貸配給的政策，使借款者的資金需求得不到全部滿足甚至根本得不到滿足。這些受配給的農戶和企業為了抓住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不得不求助于民間金融進行融資。通常，正規金融與正式的金融制度安排相連，而正式的制度安排，其交易成本越高。

在農村，農戶和農村中小企業的信貸規模較小，從單項交易看，正規金融機構每次的交易成本往往比大額信貸的要高。高昂的交易成本是正規金融機構不愿涉足農村小額信貸的主要原因。而小額信貸是農村經濟發展所必不可少的。資本效率的提高可以從邊際投入與邊際產出的對比中反映出來。農村民間金融所具有的鄉土性，使出借者對借款者的信用和收益狀況、人品等情況了如指掌，對借款者的生產活動和金融關系的信息很了解，跟蹤管理成本低下，減少金融活動中的交易成本，降低風險和提高了資金配置效率。資本效率的提高還可以通過投資主體外部融資的增長反映出來（崔慧霞，2005）。

2.動員儲蓄。動員儲蓄意味著將資金從眾多小額儲蓄者處聚集起來，用以形成生產性資本。一般而言，在動員儲蓄過程中存在著兩種成本：一是從小額儲蓄者處集中儲蓄的成本；二是克服因信息不對稱而產生的信任成本。由于農村民間金融所具有的“草根性”，使民間金融與農戶和農村中小企業多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更容易獲得有關農戶和農村中小企業的意會型知識。民間金融在正規金融的縫隙中依然有強大的生命力，這是民間金融與農戶和農村中小企業這一組合的優勢所在。總體而言，目前民間借貸涉及的惡性事件和風險遠低于正規金融機構。民間金融在動員民間資本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民間資本主要以居民儲蓄存款形態而存在，運用市場化方法，構建民間資本供給與農戶和農村中小企業資金需求的組織系統，有效創造民間資本投入到農戶和農村中小企業的融資渠道是緩解資本壓力的基礎。相關調查顯示，農戶借款數額中72.8％來自各種非正式渠道，其中農戶之間借款占非正式的93.2％，而來自正規渠道的只占27.2％③。3.降低信息成本。民間金融的運作是嵌入于社會網絡和傳統型制度環境中，基于社會網絡中的人緣、地緣和血緣關系，即信任關系，其所依托的制裁機制為社會排斥之類的非正式制裁機制。跨越這些社會網絡關系的界限后，民間金融將難以運作。改革開放以來，民間金融對于農村中小企業融資的重要性一直存在（劉會蓀、李漢鈴、馮興元，2005）。市場收集信息花費的成本大小取決于以下因素:（1）法律制度的完備性和可置信程度。（2）激勵機制的設計。信息的不對稱和不確定性的存在使激勵機制成為必要,而使契約雙方利益相容的激勵機制可以使信息被正確地顯示，從而降低信息收集成本（哈特，1997）。（3）產權的明晰程度。產權越明晰，從市場上收集信息的成本就越低。市場交易規模和市場的競爭程度影響著信息的收集成本。

農村民間金融的“草根性”使之易于了解農戶和農村中小企業的經營狀況，降低了信息不對稱的程度。在農戶和農村中小企業的融資過程中，民間金融組織（資金的供給者）與農戶和農村中小企業（資金的需求者）相比，存在著信息優勢，表現為農村民間金融組織和農戶、農村中小企業之間的借貸關系。因為農戶和農村中小企業一般不具備直接到金融市場上籌資的能力，其經營活動中的資金主要還是依靠民間金融機構提供。

4.改善金融服務。金融服務（Financial Services），主要是通過金融工具實現的，而新的金融服務或金融工具的出現，通常是金融機構在市場競爭壓力進行金融創新的結果。在內生金融發展理論中，在經濟的不同發展階段與發展水平上，存在著對金融服務的不同需求。在經濟發展初期，人均收入和人均財富較低，人們只要求金融中介機構來降低信息和交易成本，對其他金融組織、服務與金融工具的需求較少。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國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均收入和人均財富達到一定程度之后，人們才有能力并積極參與金融市場活動。因此，人均收入水平越高，金融市場也越發達和活躍（崔慧霞，2005）。

農村民間金融機構通過提高利率,提前支付利息,或實行有獎儲蓄等方法吸引儲蓄，改進了服務手段，提高了金融服務水平，包括服務時間的延長、取消午間休息。在農村地區,民間金融仍然是最重要的金融服務提供者。

四、民間金融效率的主要決定因素

（一）制度環境

農村民間金融最大問題在于其制度環境和相關的政策選擇問題。中國民間金融的發展一直受到融資管制、體制管制等方面的影響,發展緩慢。從中國農村的發展實際來看，民間金融效率比正規金融效率高,而且效率提高的空間很大。目前一些地區的民間借貸與正規借貸之間在規模與利率上都存在著很強的互動關系。作為誘致性制度變遷的結果，農村民間金融是由中國農村金融制度安排所固有的缺陷造成的。其主要誘因是高收益導向的供給和巨大的融資需求。現實中，農村金融市場的特點非常適合小規模民間金融制度安排，應該給予農村民間金融以合法地位。通過建立、健全和完善民間金融運行機制，減少對民間金融的約束,提高金融效率（于謹凱、單春紅,2003）。

（二）融資渠道

在經濟發展初期，農村由于專業化水平不高，農戶和農村中小企業以內源性的融資為主，對金融交易的需求較小，資金融通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調劑短期資金的余缺，為農村民間金融機構的資金頭寸管理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加上農村民間金融機構的鄉土性，使之具有降低交易成本的條件。但長期融資渠道的缺乏極大地制約了包括農村企業的融資能力，誘發替代式的民間融資途徑，進而扭曲金融鏈條的性質，降低鏈條的供給能力，是導致農村中小企業在擴張過程中，出現的顯著依賴短期融資即“借短用長”現象的重要原因。這種高風險的融資結構實際上承受市場波動能力很低，容易導致農村中小企業在快速擴張時期出現資金鏈條斷裂。農村中小企業的發展路線幾乎都是“初期發展—快速擴張—快速的短期資金融通—再擴張—資金鏈條緊張—危機—潰敗”的路線（徐益平，2005）。因此，在其經營活動中始終面臨著資產結構上的短期資金和長期資金的優化平衡問題。

（三）基礎制約

盡管農村民間金融機構在農村經濟增長中起到了一定的金融資源配置作用，但總體而言，它們的金融服務技術落后，管理水平不高，金融創新業務開展緩慢，金融市場非規范運行，金融秩序混亂，金融風險積累，市場機制發育不快等是制約農村民間金融效率提高的基礎約束。

五、結論

2004年中央關于“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意見”（一號文件）中明確提出：“鼓勵有條件的地方，在嚴格監管、有效防范金融風險的前提下，通過吸引社會資本和外資，積極興辦直接為“三農”服務的多種所有制的金融組織。”中國人民銀行在2005年中發布的《2004年中國區域金融運行報告》中稱，“民間融資具有一定的優化資源配置功能，其發展形成了與正規金融的互補效應。”這應該是為處于灰色地帶的民間融資“正名”。通過筆者的研究，得出以下結論。

1.資本流動、貨幣體系、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的全球化必然要求有相應高效的金融運作效率。實行以制度變遷為導向的改革，將為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提高民間金融效率提供前提條件。

2.經濟主體在激烈競爭中對金融資產流動性和盈利性的需求加大，對金融服務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民間金融的產生和發展，緩解了農村經濟發展中資金供需之間的尖銳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農戶和農村中小企業的資金需求。

3.提高金融效率是民間金融產生和發展最根本的推動力。民間金融在發展的同時對國家金融體系產生影響，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推動了金融效率的提高。

4.從效率與規模關系上看，資本市場的規模越大其效率越高，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在社會總儲蓄一定的條件下，效率高的市場將形成更多的資本，這與市場經濟一般規律是吻合的。而且，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需要更高的效率才能籌集更多的資本。

5.民間金融在正規金融的縫隙中依然有強大的生命力，這是民間金融與農戶和農村中小企業這一組合的優勢所在。

6.中國的非組織民間金融的盛行，反映了中國社會部分資金需求無法從有組織金融體系中得到滿足。深化金融改革，提高金融服務的質量與數量，才是解決問題之根本，僅僅靠取締地下金融實現其目標是不可能的。

［注釋］

①中國貿促會廣州市分會會務信息部2005-10-24http://www.tmdps.cn/servlet/infosystem.news。

②佚名：《中國金融》2006年第6期。

③張帆：《農村金融改革應凸現競爭性》、《中國經濟時報》，2005年6月2日。

第五篇：略論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趨向

略論中國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的趨向

當前，我國現行的分業監管體制面臨著混業經營和外資金融機構涌入的挑戰，同時也存在著缺乏有效的監管協調機制、監管范圍過于狹窄、方式較為單

一、監管成本較高、金融機構內部控制制度和行業自律制度不健全等問題。因此，改革金融監管體制，防范金融風險，提高監管效率，勢在必行。

鑒于金融機構開展混業經營是一種不可逆轉的趨勢，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的大方向也應該是混業協同監管模式。根據我國的具體國情和金融發展階段，當前可選擇的路徑就是：在現有監管體制框架基礎上，做好分業監管工作，不斷提高監管的專業化水平，完善金融監管協調合作機制，同時對相關法律法規進行修改，逐步將金融監管體制從分業監管轉向混業監管、從機構性監管轉向功能性監管，然后再建立統一的監管體制框架。具體是：

（一）混業監管模式的框架設計。

混業監管機構的設置更優于分業監管機構，并且還繼承了分業監管機構模式的優勢，這更適應于我國金融混業經營的趨勢，具體體現在：專業化分工，綜合性監管。基于上述原則，構建混業監管框架。這種架構的特點：精簡機構，避免重復監管；適應性廣泛；有利于各監管機構的融合協調；國務院提供的監管信息是全面系統的。

（二）混業監管模式的進程探索。

1.監管制度改革。○1在分業經營格局下，繼續用好現有的法律和政策。○2根據混業經營的實際進程，廢除一些不適用的法律制度，制定頒布符合混業經營取向的法律、法規，逐步形成與混業經營推進程度相適應的較為完善的監管法律體系，預留政策調整空間。○3在前兩步基礎上，根據需要適時對原先的法律框架作徹底改革，建立起完整、科學的金融法律框架和監管制度體系。

2.監管機構改革。根據混業經營的實際進程，與監管法律制度變革緊密配合，應逐步對現有監管機構進行變革。

1過渡期的雙層金融監管體系的建立。即將金融監管局的綜合性監管和“三架馬車”○的專業性監管結合起來。建立國務院直屬的國家金融監管局，有其獨立的組織體系與行政設置，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依舊按照分業監管的原則實施專業化監管。國家金融監管局有權對上述分業監管機構的職責和爭議予以界定和仲裁。通過上述組織設計，可有效解決我國在改革過程中混業和分業經營行為并存而引發的監管難題。

2混業監管體制的建立。當金融控股公司已經成為我國金融機構主要的組織形式時，○

將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三大監管機構納為國家金融監管局的內部分支部門，由此，國家金融監管局將成為我國惟一的金融監管機構。國家金融監管局負責對金融控股集團公司進行監控，其下設置的各個行業監管部門負責對金融控股集團公司旗下各分業經營公司的監控。這樣，金融監管機構的設置成本和協調成本都大大降低，提高了對金融業的監管效率。混業監管是符合國情的一種探索。中國必須健全金融監管體制，實現分業監管到混業監管的漸進演變，才能充分利用金融自由化帶來的促進經濟增長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