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電影《一級恐懼》看美國刑事訴訟制度

從電影《一級恐懼》看美國的刑事訴訟制度

內容摘要：驚悚懸疑的美國電影《一級恐懼》以其出乎意料的結局令人深思，以其精湛的演技讓人折服，然而對我們而言更重要的是它比較完整地展現了美國刑事訴訟制度，尤其是美國獨特的刑訴制度。例如訴訟權力的憲法化、辯訴交易、陪審制度等。

關鍵詞：刑事訴訟制度 憲法化 公平正義

《一級恐懼》是由1996年格雷戈里·霍伯利特執導的電影，電影講述一樁殘忍的謀殺案。當地一間教堂的主教羅森慘遭殺害，警方逮捕了當時在場身染血跡的犯罪嫌疑人艾倫。馬丁作為阿倫的辯護律師，和他的前女友檢控官珍妮特在法庭的針鋒相對?。電影的主線是美國的刑事制度，從一個法學人的角度欣賞這部影片能夠使人受益匪淺。

一、訴訟權力的憲法化。

訴訟權力的憲法化是指美國以憲法修正案的形式規定了公民的一系列訴訟方面的權利。在電影中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的訴訟權利：

（一）刑事案件中被告有取得律師幫助的權利。

在影片中，想要揚名的馬丁主動免費為艾倫提供幫助，他在第一次會面艾倫時就明確告訴他，他可以為他免費辯護，他也可以請公設律師，不過，“他會把你送入死牢。”由此可以看出，在美國，刑事案件中針對無力支付律師費的被告，法庭會指定公設律師。這從程序上實現了法律的公平正義。

（二）刑事審判采用辯論制。

影片中馬丁作為阿倫的辯護律師，和他的前女友檢控官珍妮特在法庭上的針鋒相對可謂是影片的一大亮點，這不僅僅是影片為了博得好評而加入的，而是在美國確確實實存在的訴訟制度。英美法系國家均在法庭上采用辯論式訴訟規則，其中由法官扮演維護法庭秩序的角色，由控辯雙方進行辯論。這是美國刑事訴訟法與我國相比的獨特之處。

二、辯訴交易

影片中有個小插曲：馬丁作為黑社會分子潘喬伊的代理律師與檢察官討價還價。這個小插曲表現的就是所謂的辯訴交易。它是一種庭外活動，由控辯雙方切磋和談判，在這一過程中，控方以撤銷部分指控、降格控訴或者建議法官從輕判決等許諾換取被告人作認罪答辯，為了提高辦案的效率，減輕司法壓力，節約辦案成本?。這讓我們稱奇，刑事案件居然可以用來交易，這無疑讓人對法律的公平正義產生懷疑，但在英美法系國家，這也是自由裁量權的最典型體現。

三、陪審制度 在美國的刑事訴訟中，被告人是否有罪，不是法官說了算，而是陪審團說了算。陪審團由數名普通市民組成。英美法系國家認為，一個人是否有罪，不應由具有高度專業知識的法官來判斷，而應該看他在普通市民眼中，是否應受懲罰。因此，在開庭前，馬丁才會告訴艾倫在法庭上只要裝無辜就可以了，而檢察官也在法庭上一再強調：“不要被他無辜的表情騙到”。而陪審制度的制定是在美國憲法第7條修正案，這就同時從另一個方面體現了美國訴訟權力的憲法化。

四、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是指一切用非法手段、非經正當程序取得的證據，都不能在法庭作為證據證明被告有罪，同樣，辯方采用非法手段取得的證據也將被排除，不能作為辯護證據。由于這個原則的存在，馬丁偷偷跑到案發現場獲取的錄像帶顯然屬于非法證據，在法庭上將不會被采用，但他很巧妙的運用了法律程序的漏洞，讓他的助手將錄像帶放到了女檢察官的門口，而這盤由“知情人士”提供的錄像帶，女檢察官當然可以將它作為呈堂證供?。

五、交叉詢問制度

在提供證人的一方對證人進行直接詢問后，由對方當事人或者律師進行詢問，通過對方當事人的詢問，暴露該證人證言中的矛盾、錯誤或不真實因素，以此否定或者降低該證人證言的證明力④。影片中控辯雙方對心理醫師、警察等的詢問都體現了這一點。

除了這些原則在電影中的體現，還有一些小的細節引起注意：開庭頻繁，對于審判前律師提起的辯護意見在庭審過程中無法改變，控辯雙方與法官的多次庭下交流等都是美國刑事訴訟制度的體現。這也就是為什么《一級恐懼》被稱為是美國刑事訴訟制度的教科書。

參考文獻：

?一級恐懼.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386904.htm，2012-10-14 ?何勤華.《外國法制史》[第五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一級恐懼》：美國刑事訴訟制度的教課書.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dc812f010005wp.html，2006-10-03 ④解答《一級恐懼》里提出的法律問題.http://blog.163.com/huobusi405@126/blog/static/***3561163/，2009-01-15

第二篇：電影一級恐懼觀后感

電影《一級恐懼》觀后感

－－－— 法律程序正義及律師在這方面的作用看完這部電影，我感觸很深。讓我們據劇情逐漸分析，文章一開始就在介紹老主教羅森，他在主持一個盛大典禮，可能從這兒起我們就開始注視這個人了，他是本劇的關鍵人物。的確，沒多久他就被殺害在自己的房間里，全身中刀78處、慘不忍睹。不久警察趕到現場抓獲了滿手鮮血的少年艾倫。著名律師馬丁·威爾偶然的在電視上看到了此案，他在拘留所看到了面色蒼白，稚氣未脫的艾倫，他的弱小的形態、無辜的表情使馬丁認為艾倫是無辜的，出于職業道德或者是同情，馬丁決定免費為他辯護，用一切可能的方法證明艾倫德無辜。而與此同時檢控方的律師、馬丁以前的朋友珍娜則控告艾倫一級謀殺罪，檢控方以沾有艾倫指紋的兇器、艾倫帶有羅森血的鞋、還有艾倫身上的血跡以及他當時在殺人現場為證據向法庭說明艾倫似乎“鐵的”犯罪事實，但沒有成功，原因是這些證據并不能證明當時犯罪現場只有艾倫和羅森主教，也就是并不能推翻馬丁認為的“有第三人在場的”可能；而且檢控方也沒有明確說明艾倫的犯罪動機，馬丁通過和艾倫的交流知道并相信他患有”雙重性格失憶癥”，這更使他確性艾倫是無辜的，在法庭上馬丁試圖通過“第三人在場”可能、“雙重性格失憶癥”來對被告進行辯護，并通過詰問對檢控方對艾倫犯罪動機的解釋來贏得時間，但辯護方律師馬丁也沒有能證明艾倫并不是兇手的證據，部分是因為“雙重性格失憶癥”在法庭上很難證明的。隨后馬丁找到了關于羅森主教對艾倫、其女友、“洛伊”虐待的證據，但這除了使馬丁更相信艾倫無辜之外再沒有提供其他對艾倫有力的證據，但整個事件由此轉機，在檢控方律師珍娜對艾倫關于“那部錄像帶”內容進行激烈盤問時，艾倫假裝“洛伊”出現而攻擊了珍娜。這讓在場的人員包括法官在內都相信艾倫是患有精神病，最終法官說：“我要解散陪審團，由法官判決，被告以精神失常為由申辯無罪”；馬丁欣慰地去看艾倫，但他卻被無奈、恐懼甚至絕望的復雜情緒所包圍，因為他看到了真相：主教是艾倫殺的，他騙過了所有的人！

確實這很令人恐懼，馬丁一直在盡全力地調查、找證據來說明其委托人地無辜，最終他辦到了，事實卻和認為的完全相反。看完使人甚至覺得到頭來法官、律師都是在忙著幫罪犯解脫法律的制裁，既荒唐又可笑，但回過頭來仔細申勢這個過程，它是嚴肅的、正義的，并不帶有任何可笑、荒唐之處，相反，卻有很多值得我們思考的有價值的東西。

我們通常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保護公民的人身及合法財產安全，這些權力的實現大部分就是靠程序正義、平等來實現的，本案就對此作了一個很好的闡釋：A法庭上用事實說話，證據就是說話的基礎，沒證據就沒有說服力：檢控方沒有證據證明案發時只有主教和艾倫在場、沒有直接證據證明艾倫手上的血是他在殺主教時沾上的，檢控方的控空被告的一級謀殺罪就不成立B檢控方、辯護方律師可以對某情況進行解釋說明，可以自由地對被告、證人進行詢問；被告、證人可以回答律師的提問或就某事實進行闡述，被告就某問題基于某種原因可以拒絕回答，證人還可以就某情況發表自己的看法；當然某些證人基于某種特殊原因還有拒絕作證的地權力，就像此電影中馬丁的助手，在馬丁表示同意時他才出來給珍娜拿的錄像帶的內容作證明。C在法庭上任何人都要遵守法庭紀律，任誰犯了都要受到懲罰，律師也不例外。讓我們看本案中法官和馬丁律師的一段對話：“如果你想用法庭來公報私仇你就大錯特錯了，蕭納西的證詞將列為無效，我告你藐視公堂，罰款一萬”“你是說我得不到公正的判決”“小心點，你的立場很偏差”“支票抬頭為你名字？”“我會禁止你接辦此案，我不能讓你藐視我的法庭，你最好為委托人著想，不要只顧著自己”，一個辯護方的律師，卻被法官這樣警告，讓我們真實地看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從此電影中提煉出這幾點，就是要強調、闡釋程序正義在保護個人人身、合法財產安全中的重要性，從此電影中我們可以看到西方國家在法律程序正義方面的一些實施方法，而這種具體的程序正義正是我們在維護正義、公平時需要非常重視的、并要不斷加強的部分。

結果的不合理它并不能說明過程的錯誤性，畢竟，它只是個電影。但現實生活中，律師該幫助誰？怎么幫助他/她？是不是律師在決定為誰辯護之前首先要判斷委托人是不是無辜的，如果是，那是不是說殺人犯或者說被大家公認的有罪者就不該有律師為其辯護哪？即使律師在辯護前對委托人進行無辜與否的判斷，那怎么保證律師的判斷一定正確吶？針對這些問題，我想律師不是評判其委托人正義與否的判官，也不

是其委托人命運的決定者，更不是參與辯護就一定要勝出的正義之神。律師是事實的講述者，是處在法律與生活邊緣的博弈者，律師所做的只是在幫助其委托人發出自己的聲音，讓那些無論是被誤解的無辜者還是罪惡滔天的犯人說出他們的話，讓其他人、法庭明白自己委托人的真實情況，讓其委托人能通過這種方式維護其自身的合法權益，至于有罪或無罪，自有法律這個標桿來衡量。律師所要做的，就是維護法律程序正義。經過他們的法律事實博弈、摩擦，使法律程序更正義。

作者:YQY

第三篇：《一級恐懼》影評

影評 懷著對法律的崇敬，總認為法庭是一個發掘真相還世間正義的地方，而影片開頭，就赤裸裸地告訴觀影者：“想討回公道就去妓院，想受人凌辱就去法庭。”在這部影片中，一場以正義為名的審判，所謂正義與邪惡的交鋒背后充斥著各種人性的丑惡面，大主教的偽善，律師的名利，州檢察長的私利，女檢察官的職位。而這些人統統都在這個法庭上遭受凌辱和審判，唯獨真正的兇手最終逃離了法律的制裁。且不討論艾倫殺死大主教的行為是否師出有名。來看一下這部影片中所反映的美國司法制度，討論一下最終兇手沒有收到法律制裁的制度因素。

辯訴交易制度：從影片的一開始，馬丁律師就開始與州檢察長為他的委托人潘喬伊進行辯訴交易。檢察官助理憤怒地指出，潘喬伊是個亡命之徒，販毒、敲詐、洗錢。看起來是十惡不赦之徒，然而馬丁律師強調了“涉嫌”，這個詞不僅體現了無罪推定的原則，更是基于律師對于檢方證據不足，指控很難成立而胸有成竹。在證據不夠充分的時候，檢察官更傾向與選擇辯訴交易來避免敗訴的危險。果然檢察官提出了他的價碼：一百五十萬，他得離開本州。馬丁律師在與潘喬伊交流中，也告訴他最好要接受這個建議，除非他想用兩年時間上訴。辯訴交易制度在此看來是一個三贏的模式。檢察官不用承擔高成本審理后，嫌疑人被判處無罪的風險，能夠致力于更加嚴重的犯罪的訴訟。而嫌疑人也免去了長年累月的官司之苦，避開較重的刑罰。而代理人也可以在最后確定的嫌疑人支付的金額中獲得四成（該影片中對該案的提成）。之后影片又提到：潘喬伊表示，兩個月前，警察找到他，要他幫助警察指控阿德馬蒂納，然后提出交換條件，也是讓他離開本州（而不追究他的犯罪行為）。這是采用辯訴交易的另外一個原因，為了在對其他更嚴重的犯罪的起訴中獲得該被告人的合作。

所謂的辯訴交易，是指檢察官與被告人或其辯護律師經過談判和討價還價來達成有被告人認罪換取較輕的定罪或量刑的協議。辯訴交易制度是最能反映美國刑事公訴職能特點的制度之一。美國的檢察官公訴職能的獨斷性表現于此。辯訴雙方達成協議之后，法院便不再對該案進行實質性審判，而僅在形式上確認雙方協議的內容。如今美國有90%的刑事案件是通過辯訴交易制度完成的，也就是說，事實上需要陪審團進行法庭審判的案件只有10%。這對節約司法資源，提高司法效率有著很大的幫助。美國前首席大法官沃倫?伯格曾說，如果辯訴交易在所有案件中的比例從當前的90%降到80%，就需要配備雙倍的人力、物力，包括法官、法庭書記員、法警、陪審員和審判場所等。然而對于辯訴交易制度的反對之聲也是一浪高過一浪，很多人認為，辯訴交易制度損害的司法的公正，讓本應接受法律制裁的犯罪者逍遙法外，而受害者的權利無法得到充分的保障。

辯訴交易制度在美國的普遍實施有其背景。案件繁多而如果每一樁案件都要經歷召集陪審團的過程，將會使得案件的結案率大大降低，導致案件積壓，加重了司法系統的負擔和控辯雙方的負擔，而一些亟需得到經濟補償以進行醫療甚至生存的受害者由于案件的無法審結而陷入生存困境。這是一場關于公正與效率的博弈。“遲來的正

義即非正義（Justice delayer is justice denied）”。當然在辯訴交易制度的使用上，美國法律也作出了限制和要求，以保證正義的實現。在我國是否應當引入辯訴交易制度？對于我國來說，近年來，案件數急劇增長，給有限的司法資源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在我國的刑事訴訟制度中也規定了簡易程序，普通程序簡化審的案件分流方法。那么對于是否能夠引入辯訴交易制度呢？2002年4月黑龍江牡丹江鐵路運輸法院借鑒美國的辯訴交易處理孟廣虎故意傷害案件，引發了媒體、法學界對辯訴制度引入的關注和討論。而我認為，辯訴制度的引入，最大的一個障礙點在于司法系統的公信力缺失以及民意對司法審判的影響過于嚴重。我國民眾對于法律的了解愈加深刻，愈明白司法系統中存在的種種不公正現象，引起了極大的民憤。而中國千百年來的道德傳統認為，殺人償命天經地義，有罪必究，辯訴交易制度在民間更易被看做是“以金錢換自由”“錢權交易”云云。對公信力已經極其薄弱的司法體系又將會造成多大的打擊也不得而知。正如死刑的存廢問題一樣，將會一石激起千層浪。因此，引入辯訴交易制度，如何以專家的話語權填平民意的鴻溝，存在很大的難度。

律師制度：馬丁在看到艾倫被捕的消息之后，職業敏感性告訴他這將是一個搶手的案子，當時他想要接下此案的緣由并不是什么伸張正義，而僅僅是為了出名，為了自己的執業生涯。在查到艾倫下落的時候，他迅速地會見了艾倫，并且要求成為他的律師，免費提供服務，并表示能夠為他免除牢獄之災。馬丁的話語中也透出了，如果艾倫不接受他而使用費用便宜的公設律師，將要準備把牢底坐穿。這也

體現了美國社會的一個現實，有錢人才能聘請得起大律師為其辯護，并經過眾多律師的頭腦風暴最終免于牢獄之災，而窮人只能接受法律援助，而援助質量不高，而不得不接受嚴苛的處罰。

美國的律師享有很高的權利，在該片中當馬丁輕松的來訪于關押艾倫的“看守所”，獄警沒有任何阻撓，也沒有要求出示任何證件。律師會見其當事人是天經地義的事情。馬丁還可以深入現場進行現場調查，第一次調查，對看守犯罪現場的警察出示了證明文件，然后警察僅僅告知了他，注意保持現場的原狀，就允許他進入現場調查。之后馬丁懷疑有第三人作案時，為了探明案情深入取證甚至“抓捕”證人阿力。馬丁在法庭上援引美國憲法修正案傳喚州檢察長作為證人得到了法官的允許。而我國的律師則局促的多，律師在偵查階段沒有閱卷權，不能調查取證，甚至在會見犯罪嫌疑人時，也受到偵查人員的在場監督。在這種強職權主義模式下，刑事辯護律師很難放開手腳，為委托人爭取應有的權利。

特權規則：律師與委托人之間的特權是委托人有權拒絕透露與組織他人透露委托人與律師之間的秘密交談。所以，馬丁律師在與艾倫會談時，能夠無所不說，甚至教他如何擺出一副無辜的面孔以博取陪審團的同情。美國的華爾茲教授指出：“特免權存在的一個基本理由是：社會期望通過保守秘密來促進某種關系。社會極度重視某些關系，寧愿捍衛秘密，甚至不惜失去與案件結局有重大關系的情報，例如很難想象有什么事情比‘律師——當事人’特權更能阻礙事實的查明。此外還有醫生與病人之間，夫妻之間，神職人員與懺悔者之間的特權。這些特權保障了社會一些基本道德的存在，使得社會機器能夠平穩運行。如果這些特權得不到保障，那么社會一定會陷入一場令人恐慌的信任危機。這也就是本片結尾的時候，艾倫暴露出了他并不是真正的多重人格障礙患者，而是偽裝成存在精神病患而逃脫法律制裁，馬丁律師落寞地離開了看守所，而無法指證艾倫的殺人行為。這種特權制度，倒是與我國古代的“親親得相首匿”有著異曲同工之妙。而我國現在的法律制度，總是過分強調實質正義，有錯必糾，而把程序正義放在一邊，但并不見得真正地實現了正義應有的內涵。證據展示制度：該片中，由于馬丁是提出無罪辯護，并一直在尋找一個所謂的第三人。因此，后來發現艾倫可能存在多重人格障礙問題時，無法改變當時的無罪辯護，只能偷偷把發現的犯罪動機錄像丟在檢察官家門口，并且誘導女檢察官在交叉詢問時激發出艾倫的第二重人格。而在法庭上，當馬丁的辯護偏離無罪辯護時，檢察官能提出抗議，且法官也給與了馬丁警告。這是基于，如果辯護方準備在審判中提出被告人案發時存在精神問題的辯護，必須在法定期限內將此意圖書面告訴公訴方和法庭。否則辯護方就不能做出這種辯護。如果辯護方準備在審判中出示被告患有精神病、神精缺陷或其他與承擔刑事責任相關的精神狀況和專家證言，也應當在法定期限內將此意圖書面告知公訴方和法庭。法庭根據公訴方的請求，可以對該被告人的精神狀況進行強制檢查。如果被告方未能履行告知義務，或者不服從法庭的檢查命令，法庭可以排除其提出的有關專家證言。這種證據制度，能夠防止控辯的任何一方在法庭上提出新證據或者事前隱匿證據而

在法庭上進行突襲，導致任何一方沒有防備而無法進行有效的防御。最終法庭發現艾倫可能存在精神障礙時，由于與當時召集陪審團時進行審判的情況不符，法官解散了陪審團。明顯的，艾倫最終可能由于精神障礙而免于法律制裁。

這種精神鑒定，在我國可以參考前些年的邱興華案。邱興華案一審被判死刑，不僅是對受害人，更是對所有保持著樸素道德觀的民眾的告慰，殺人償命。然而對邱興華進行精神病司法鑒定申請的提出，一石激起千層浪，引起了各方巨大的反響。一邊是受害者家屬血和淚的控訴以及不殺不得已平民憤的民意沸騰聲；一邊是法律專家揮動著法治旗幟為精神鑒定奔走呼號，同時法官還承受著自身法律專業素養和道德情感的抗衡。民意與精英的對抗走在了風頭浪尖。這種精神狀況鑒定的法律程序缺失，是導致這種沖突的關鍵。也提醒著我國司法體系關于程序正義的關注和重構。以及如果向民眾解釋死刑的存廢。關于該片所體現的一些美國人的觀念。馬丁在與采訪他的媒體人在酒吧談天時，先是抱怨了律師所遭受的社會重大非議。然而，當媒體人問道：你為什么辭去公職。馬丁的回答中有一句話：能上場打球何必當裁判。作為一名美國的刑事辯護律師，馬丁一定能為中國的刑事辯護律師所羨慕，美國司法體制為了保護人權，對于被告人權利的保護有眾多制度，如人們所熟知的證據制度，米蘭達規則等等。因此也賦予了律師很大的權利。在法庭上，律師的專業素養和辯護技巧，同樣也能夠呼風喚雨。甚至影響陪審團最終影響判決結果。而對于公權力的限制，法官與檢察官的行為也必須合法，避免了公權力的肆意

妄為。因此，馬丁愿意在上場打球，而不愿只做一名裁判者。而在中國的情勢完全不同，越來越擁擠的公務員考試獨木橋，更多的人愿意走這條捷徑而進入裁判者的行列，因為裁判者意味著權力。權力本位的思想，讓人更愿意做裁判者，而上場的人不關注實力和技巧而反投尋求制度外的幫助。

藝術總是來源與生活而高于生活，此片在美國人的角度，更愿意的是揭示美國司法制度中存在的總總弊端，而最終導致兇手逍遙法外。而對于司法改革口號震天響而雨點小的我國，則有很大的借鑒意義。

第四篇：從美國電影看美國文化

從美國電影看美國文化

美國是一個年輕的國家，沒有長期的發展歷史，同時又沒有所謂單一的民族傳統，但是具有資本主義世界各國當中最快的經濟發展速度，是目前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超級經濟強國，擁有巨大的國內市場，它的經濟實力又使它具有相當巨大的國際市場占有率。她雖沒有悠久的歷史，但 有著自己獨特的文化體系．并且隨著時代發展美國文化越 來越顯示出其生命力。隨著媒體技術的發展與進步，電影在人們的生活中占據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電影不僅成為人們娛樂的一種方式，也同時成為傳播社會文化、價值觀念或政治觀點的工具，從而對社會的精神結構產生影響。隨著好萊塢電影的傳播，美國的文化及價值觀念也滲透到了世界的各個角落。從美國電影研究美國文化可以客觀立體的探索美國社會的價值觀和傳統文化，研究美國文化特性有利于指導我們更好地發展我國的文化建設。

一、美國文化的個人英雄主義

英雄主義其實是源于我們對自身的生存環境、人文理念的憂慮和畏懼，是發自內心深處的對于未知世界和生存危機的感應，所以期待那些擁有好的品質、過人能力的英雄的出現，以期能在最危險的關頭給予最有利的支持與保護。個人英雄主義所反映的是美國自由主義價值觀，體現的是追求個人幸福和自由、實現自我價值的理念。

美國人強烈的自我中心觀使得個人英雄主義在美國電影中的表現顯得尤為突出，這種個人追求與奮斗的精神，創造了大量諸如《蜘蛛俠》《鋼鐵俠》《綠巨人》一類的冒險性質的電影。影片中的主人公大多是具有特異功能的普通人，他們利用這些能力懲惡揚善、拯救社會，同時他們有著普通人的各種生活、感情方面的問題，也承受著一個普通人不應承受的種種壓力。雖然也有煩惱，也會失敗，但他們從不放棄。主人公堅定的意志與責任感，體現了大多數平凡公民的內心世界，他們渴望正義，渴望被關注，渴望成為英雄。這些電影把人類個體的力量神化，呼吁每一個普通人在社會中找到自己的責任，并完成自己的使命，將每一個人的個體價值詮釋得淋漓盡致。

二、美國文化的幽默性

幽默、自由特色是美國文化的另一重要特征，這是 由美國人的活潑、天真、好動、非權威化的性格所決定的。美國人常常說 ：如果都可以達到功能 目的，為什么要那么嚴肅?這種民族心態，是他們設計風格形成的一個重要基礎。而我國電影則相對嚴肅的多，無論早期 《驕傲的將軍》《小蝌蚪找媽媽》《三個和尚》，還是后來的《寶蓮燈》，無不體現強烈的“寓教于樂”的精神，處處透著中國文化的嚴肅感，說教色彩太濃，可看性不強，很少有令人過 目難忘的人物，最終人們腦海里記住的也只有原來的神話及故事，而非各種鮮活的人物形象。而美國電影中的貓和老鼠、史努比及 《小雞快跑》中的小雞等等眾多的幽默形象，經久不衰地贏得了世界各國觀眾，受到不同年齡層次讀者的喜愛，引起廣大讀者的共鳴，并成為美國通俗文化的一部分，創造動畫史上少有的奇跡。

三、典型的美國夢

所謂的美國夢，是一種相信在美國只要經過不懈的奮斗便能獲得更好生活的理想，亦即人們必須通過自己的勤奮、勇氣、創意和決心邁向成功，而非依賴于特定的社會階級和他人的援助。在電影《2012》中，影片中的兩個主要人物身上都體現出了典型的美國夢：一個是小說家杰克森，一個是印度科學家阿德里安。從某種意義上說，杰克森是個失敗的小人物：一個僅有四百多本銷售量小說的作家；家庭危機嚴重，與帶著兩個孩子的妻子分居，并且妻子身邊還有位展開強烈追求的男性朋友。這種遭遇使杰克森的生活陷入一團糟。盡管妻子不支持，但杰克森并未放棄自己的寫作，對他來說這是他的理想。杰克森的書得到了科學家阿德里安的賞識，杰克森與阿德里安結識，為后來二人共同努力拯救美國人民打下基礎。杰克森在帶著孩子郊游的時候偶然得知地球將毀滅的消息，于是展開了營救自己妻子和孩子的努力。電影給我們直接的視覺展示是毀滅性的、災難性的場景，而實際上是在為杰克森拯救自己的家庭所做的困難背景鋪墊。也正是通過一次次的生命考驗，杰克森成功地拯救了妻子和孩子的生命，同時，也挽救了自己垂死的婚姻以及與孩子的關系，從而成為一個英雄。這也反映出一個小人物通過自己的努力而達到了自己的目標，完成了自我實現。

四、美國文化的包容性

美國作為一個移民國家，其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包容性、多元化、開放性。從歐洲、非洲、亞洲、拉丁美洲來的大批移民，帶著各自夢想來到美國這個夢幻般的國度，他們把本土的傳統思想。宗教習俗、習慣等文化帶到美國，成為美國多元化發展的基礎。任何國家的文化在美國這里都能夠找到影子，正是因為美國沒有自己的傳統文化，才能融合各國的文化，從而創造出了讓世人矚目的“新文化”。

同時美國文化隨著時代發展，其文化的包容性 不斷地被顯示出來。一方面美國具有比較開明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有能夠包容不同國家的文化與習俗。如在影視娛樂業方面，美國動畫電影已壟斷了世界動畫影視業的大半天下，他們的題材來 自世界各國。如動畫電影 《埃及王子 》是來 自埃及文化，《小美人魚》取材于丹麥童話，《花木蘭》 《功夫熊貓 》取材于中國等。這些影片無不大獲成功。究其原因，其高明之處就在于他們對這些國家以及文化內涵的處理上。美國是一個生機勃勃、富有創新精神的國家。這種包容、開放的精神實在是令人佩服。

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美國式電影文化的發展已為我們指明了一條發展的道路：我們期待貼有 中國標簽的中國文化早 日走下文化圣壇，走入民眾 日常生 活、走向世界每個角落。

第五篇：美國刑事訴訟簡介課件

美國刑事訴訟簡介

在法律傳統上，美國源自英國普通法系，實行判例制度，沒

有系統成文的刑事訴訟法典。自1945年起，美國醞釀、制訂了一 個《聯邦刑事訴訟規則》，后又進行了多次修改。1975年8月15 日修改后的規則共60條，此后這一體系一直維持至今。但其中第 19條已于1966年2月28日被廢除，第37條和第39條也于1967 年12月4日被廢除，空余條目而無內容。《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為 聯邦地區法院制訂，多系原則性的規定，而且調整的范圍僅限于 狹義的訴訟，即始于控告，終于判決。不象大陸法系國家的刑事 訴訟法典那樣系統、完整和嚴謹。證據方面，美國承襲了英國法 中有關證據的關聯性、可采性、證明責任、證明手段等原則和規 則，但又有新的發展。一方面表現為一些重要的證據原則和制度 得到發展和加強，如排除非法證據規則；另一方面，在聯邦和有 些州制訂了一些實用性很強的證據法典或證據規則，如《加利福 尼亞證據法典》、《新澤西州證據法典》、《統一證據規則》等，而 最權威、最具代表性的為《聯邦證據規則》，這是美國聯邦最高法 院制訂規則的程序與國會立法程序相結合的產物，由最高法院于 1965年組成班子著手起草，國會1975年1月2日批準，同年2月 1日生效。此后對此規則又進行了多次修訂，幾乎每隔幾年修訂一 次，最近的一次修訂為1990年12月1日對第609條的修改。美國的刑事訴訟，在承襲英國傳統的抗辯式訴訟程序的基礎 上，有了很大發展，形成自己的特點，成為當代具有代表性的兩 大刑事訴訟模式之一―英美法系當事人主義訴訟的典型。為了便 利讀者理解美國的《聯邦刑事訴訟規則》和《聯邦證據規則》，下 面試對美國的刑事訴訟制度和刑事證據制度作一概要的介紹。憲法保障

美國刑事司法制度的最大特點，就是將一些直接涉及公民人 權和自由的訴訟行為上升到憲法高度，為公民在刑事訴訟中的權 利提供憲法性的保障。這些保障集中體現在憲法前十條修正案（又稱權利法案）中，概括起來為：人身、住宅、文件和財產不受 無理搜查和扣押的權利；由犯罪行為發生地的公正陪審團予以迅 速和公開審理的權利；不得因同一犯罪行為而受兩次生命或身體 危險的權利；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證其罪的權利；獲得 律師幫助為其辯護的權利；被告知控告性質和理由的權利；以強 制手段取得于被告人有利證據的權利；與對方證人對質的權利；不 得被課以過多保釋金和過重罰金的權利；不得被課以殘酷和非常 刑罰的權利；不經“正當法律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 由或財產的權利；獲得法律平等保護的權利；等等。最初，“權利法案”被認為只適用于聯邦政府，各州的訴訟受 州的憲法和法律調整。1868年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被通過，規定 “各州不得制定或施行剝奪合眾國公民的特權與豁免的法律。也不 得未經正當的法律程序，即行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并 在其轄境內，也不得否認任何人應享法律上的同等保護。”最高法

院通過判例確認，根據第十四條修正案“正當法律程序”的要求，“權利法案”中關于基本人權的保障，除了經大陪審團提起公訴和 禁止課以過多保釋金和罰金的權利外，同樣適用于在州司法系統 進行的刑事訴訟。

“權利法案”對個人權利的保障，在刑事訴訟中集中體現在審 判階段，并且在長期的司法實踐中得到充分發展。

一、獲得律師幫助辯護的權利

美國憲法第六條修正案規定，被告人享有獲得律師幫助為其 辯護的權利。在司法實踐中，這一保障被理解為在刑事訴訟的每 個重要階段被告人都可以由其律師代表，其目的是切實保障刑事 被告人在刑事訴訟各階段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切實保障法庭的 公正審判得以實現。如果被告人因貧窮無錢聘請律師，法院有義 務為其指定律師，費用由政府方開支。如果在審判階段，或者在 被告人對指控作答辯時，或者在課刑時，沒有給予或保障被告人 這一權利，則構成對憲法權利的重大侵犯，其后果是自動撤消任 何對被告人定罪的裁決。

二、獲得迅速、公開審判的權利

憲法第六條修正案規定，在一切刑事訴訟中被告人享有獲得 迅速、公開審判的權利。這一權利實際包含兩個方面，一是迅速 審判，二是公開審判。所謂迅速審判就是無不必要的延誤，如何 衡量要考慮若干因素，如延誤的長短，延誤的原因，被告人有未 主張這項權利以及對被告人造成的不公正后果等。如果被告人獲 得迅速審判的權利受到侵犯，唯一的補救就是撤消指控，而且此 后對同一罪行不能再次提出指控。獲得公開審判同樣是被告人受 憲法保障的權利，但法庭在訴訟的某一階段根據顯示的適當理由，如涉及年輕女性的強奸案件中過于渲染的情節，可以決定不許公 眾旁聽，或限制某些人旁聽。一般說來，被告人的親友不在禁止 旁聽之列。

三、由陪審團審理的權利

憲法第三條第二款第三項和第六條修正案對此均有規定。司 法實踐中，將標準控制在凡被控以法定最高刑為六個月以上監禁 之罪行時，有權要求經陪審團審判。由于這是一項受憲法保障的 權利，而不是必經的訴訟程序，因此被告人可以放棄，選擇由職 業法官審判。在聯邦司法系統，陪審團由12人組成，并且要求意 見一致才能裁決被告人有罪。在州司法系統，不要求陪審團必須 意見一致，聯邦最高法院通過判例（Apocadav.Oregon）曾經確 認，在十二名陪審員中有九名贊成有罪的裁決并不違憲。

四、獲得公正、公平審判的權利

憲法基礎源于第五條和第十四條修正案關于正當法律程序的 要求。美國刑事司法制度有兩個基本原則，一是任何人必須由公 正的法庭審判才能定罪；二是任何人被定罪只能以法庭上采納的 證據為基礎。因此，在審判前或審判期間對某起重大案件的過度 宣傳可能對陪審團產生不良影響，或者導致陪審員錯誤地考慮并 非在法庭上出示的資訊。為了控制或消除不當宣傳的影響，保障

被告人利益，根據案情需要可以采取多種方法，如更換審判地點； 將陪審員與外界隔離；延期審理；或者限制出庭律師向社會泄露 案情，甚至由法官對報紙、電視等新聞媒體加以限制。如果被告 人的這一憲法權利受到侵犯，有關定罪將被撤消。

五、與對方證人對質的權利

這一權利存在于所有刑事訴訟之中，包括審判、預審和未成 年人訴訟。但是不適用于純粹調查的程序，如大陪審團程序，驗 尸官的詢問，和立法機關的調查。對質權由三個部分構成，即向 對方證人作交叉詢問的權利；親自出席庭審的權利；和了解控訴 方證人身份的權利。

六、以強制手段取得于被告人有利證據的權利

憲法基礎源自第六條修正案。內容有兩個方面：要求證人出 庭作證的權利；提出辯護的權利，包括被告人傳喚己方證人和提 出自己關于案件事實的說法的權利。據此，如果法官對唯一的辯 護方證人作威脅性的評論實際造成其不敢如實作證的后果，或者 排除至關重要的辯護證據，均構成對被告人辯護權的嚴重侵犯。

七、反對自我歸罪的權利

反對自我歸罪的權利由憲法第五條修正案的規定引伸而來，旨在禁止政府使用暴力、強制或其他非法手段取得被告人的陳述、承認或坦白。這一特權只適用于自然人被告人，而且只適用于強 迫被告人提供證詞。因此，采用一定的強制手段使被告人接受合 理的身體或精神檢查，如提取指紋、腳印、血樣等，不受此特權 的限制。

八、證明有罪必須排除合理懷疑的權利

憲法第五條修正案和第十四條修正案關于正當程序的規定，要求對于確認被告人犯有被控罪行所必要的每一項事實的證明都 必須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否則根據無罪推定的原則，就要 依法判決被告人無罪。

九、防止雙重危險的權利

第五條修正案規定，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罪行遭受兩次生命或

身體的危險。這意味著犯罪人只能因同一罪行受一次追訴或懲罰，當被告人已經因一項罪行受到指控，該指控已經產生定罪或無罪（或者等于宣告無罪的撤消案件）的裁決，那么禁止對同一罪行有 任何進一步的起訴或懲罰。

以上是美國憲法關于刑事訴訟中權利保障的一些原則性規

定。當然，規定是一回事，實際執行又是另一回事，紙上的規定 并不等于現實的存在。貧富的巨大差異極易造成在訴訟權利上的 實際不平等，轟動世界的所謂“世紀審判”的O.J.辛普森一案 的審判結果，便向世人清晰地揭示了這一點。訴訟程序

總體上，美國的刑事訴訟程序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即審前程 序，審理程序，和審后程序。從近數十年的發展來看，審前程序 在美國刑事訴訟中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大，地位越來越重要。一方 面，聯邦最高法院通過始于六十年代的司法革命，將警察的偵查

行為納入法制的軌道，明確被告人自被訊問起有權獲得律師的幫 助，禁止以非法手段收集證據，運用司法權力強行將憲法對被告 人訴訟權利的保障在審前程序加以貫徹；另一方面，大量的刑事 案件不需要經過正式庭審便可以在審前程序得到解決，特別是隨 著“答辯交易”的合法化和廣泛流行，使得在審前程序解決的刑 事案件高達百分之八十至九十。在不少美國人看來，這種審判前 的解決，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即使不是最關鍵的時刻，也是關鍵 時刻之一。這是了解美國刑事訴訟制度必須加以注意的。

一、審前程序（ProcedurePriortoTrial）

盡管重罪與輕罪之間，州與州之間，甚至在一州內地方與地 方之間，以及理論與實際之間，刑事訴訟程序并不完全一致。但 一般說來，審判前程序基本包括以下幾個步驟，即：

1、提出控告；

2、逮捕；

3、在警察局“登記”；

4、逮捕后在治安法官前聆訊；

5、預審；

6、正式起訴；

7、傳訊；

8、被告人答辯。下面擬結合《聯 邦刑事訴訟規則》的有關規定，對審前程序的主要內容作概要的 介紹。

1、控告（Complaint）。控告是說明犯罪事實的書面陳述，可 以是指控、報案或檢舉，通常由犯罪被害人或者獲得有關犯罪信 息的警方人員向聯邦治安法官或法律規定的其他適當官員提出。控告一般構成簽發逮捕令狀的基礎。

2、逮捕（Arrest）。在美國指司法當局拘留或羈押某人使其回 答法律上的指控或接受訊問。分有證逮捕與無證逮捕兩種。有證 逮捕由治安法官根據控告或者偵查人員提交的經宣誓的提請簽發 令狀申請書，經審查確認存在合理根據而簽發逮捕令，由警察或 其他執法人員執行。無證逮捕指由于情況緊急，事先未取得治安 法官簽發的逮捕令而進行的逮捕。在司法實踐中，警官在自己在 現場的情況下對正在作案、企圖作案或剛作完案的重罪犯和擾亂 治安者，或者掌握了足以證明嫌疑人犯有重罪的合理根據時，可 以執行無證逮捕。普通公民對于現場作案的重罪犯也可以進行無 證逮捕。

由于公民的人身、住所權利受憲法保護，逮捕的條件有嚴格 限制。憲法第四條修正案要求除非具有“合理根據（Probable Cause）”，否則不得簽發逮捕令。根據聯邦最高法院有關判例和法 律學者的一般解釋，所謂“合理根據”指，根據執法人員所了解 的事實和情況或者所得到的可以合理信賴的信息，足以使一個正 常而謹慎的人相信犯罪正在發生或者已經發生。實踐中掌握，即 事實和材料使一個正常理智的人相信嫌疑人有罪的可能性要大于 無罪的可能性。

3、登記（Booking）。嫌疑人被逮捕后帶到警察局，要履行登

記手續，包括嫌疑人的姓名、住址，逮捕的時間，涉及的罪行。如 果是重罪，還要照相和提取指紋。

4、在治安法官前初次聆訊（AppearancebeforeMagistrateaf－ terArrest）。在大多數司法區，立法和法院規則要求將被捕者無不 必要延誤（withoutUnnecessaryDelay）地解送至地方法官或治安

法官面前接受訊問。盡管“無不必要延誤”的確切含義各州不太 一致，但在聯邦和大多數州，如果超過六個小時仍未將被捕人解 送至法官前接受詢問，是考慮被告人認罪交待是否自愿的一個重 要因素。

當被捕者被押解至治安法官處接受訊問時，治安法官首先應 當告知被捕者依法所享有的權利，通常包括適用所謂“米蘭達警 告”或“米蘭達規則”，即告知被捕人或嫌疑人有權保持沉默；他 所講的一切都可能在法庭上用作不利于他的證據；有權獲得律師 幫助，如果因貧窮而請不起律師，可以由國家為其提供律師；以 及其他由立法規定的權利。

如果指控是輕罪，此時被捕者可以同時被傳訊，被要求對指 控作出答辯。如果指控是重罪，通常不要求被捕者作答辯，而是 安排對重罪指控進行預審。當治安法官對被捕者進行初次訊問時，還要對被捕者作適當的暫時處置，如決定將被捕者繼續關押，或 者將被捕者具結釋放或取保釋放。

5、預審（PreliminaryExaminati0n）。有時又稱預先聽證（pre－ liminaryhearing）或審查性審判（examiningtrial）。被指控犯有 重罪的被告人有權要求在近期內舉行預審，預審的主要目的是審 查是否存在合理根據以支持對被告人提出的指控，以確定是否交 付審判。如果缺乏合理根據就要撤消指控，以防止輕率將被告人 交付審判，保護被告人名譽及其他合法利益不受損害。此外，預 審時還有稱作“證據先悉”的程序，各方當事人用以了解對方所 掌握的在訴訟中必要或有價值的材料，特別是辯護方從控訴方摸 底，控訴方必須在預審中提出足以確立合理根據的必要證據，并 且有義務將準備傳喚出庭作證的證人名單和其他準備在法庭上用 作證據的目錄提供給法庭和辯護一方，并應法庭和辯護人的要求 作出解釋和說明。

預審在地區法院進行，檢察官和被告人均應到庭，辯護律師 也可以出庭。證人需要出庭作證，被告人可以對控方證人進行交 叉詢問。被告人可以出示證據，但沒有義務這樣作。被告人也可 以提出各種申請，但以非法手段采證為由對控方證據提出異議申 請禁止采納，在預審階段不適用。進行預審的法官不能以后再主 持庭審，以防止對案件形成預斷。

需要指出的是，預審對被控以重罪的被告人而言是一項權利，但并非刑事訴訟中的必經程序，被告人可以放棄預審而直接進入 審判階段。另外，凡經大陪審團審查決定起訴的，一般不再經過 預審。

6、起訴（FilingofAccusat0ryPleadings）。對被告人的正式

指控始于政府向有管轄權的法院提交起訴狀。起訴狀有兩種。經 大陪審團審查簽署的稱大陪審團起訴書（Indictment），不經大陪 審團審查由檢察官直接以州或國家的名義提起的稱檢察官起訴書（Information）。為保障被告人權益，防止可能濫用職權，檢察官 直接起訴一般要經過預審。

7、傳訊（Arraignment）。當大陪審團起訴書或檢察官起訴書

提交法院后，法院應根據迅速及時的原則，對該案安排傳訊。傳 訊應當在公開法庭進行，被告人必須到庭。法官首先問明被告人 個人情況，然后向被告人宣讀起訴書，說明指控性質，告知被告 人享有的訴訟權利，接著要求被告人對指控作出答辯。

8、被告人答辯（PleabyDefendant）。在現代刑事訴訟中，通

常有三種形式的答辯供被告人選擇，即認罪答辯、無罪答辯和不 愿辯護也不承認有罪的答辯。如果被告人作認罪答辯，法官查明 此答辯系出于被告人自愿，而且被告人明了作此答辯的后果和意 義，一般情況下法院不再開庭，可以徑行對被告人作出判決。即 被告人作出認罪答辯，就意味著放棄由陪審團或法庭審判的權利。如果被告人作無罪答辯，即不承認有罪，則法院需盡快安排開庭 并做好開庭前的準備。

除此之外，在聯邦和一些州，被告人還可以作一種所謂不愿

爭論的答辯，即不愿辯護也不承認有罪的答辯。首先需要明確，所 謂不愿爭論并不是說被告人沉默不語。在美國，刑事訴訟中實行 無罪推定，被告人有沉默權，不能因被告人沉默而推論其認罪。此 種不愿爭論的答辯，性質后果與認罪答辯相同。區別僅在于，不 愿爭論的答辯不能作為日后提起要求損害賠償的民事訴訟中的承 認。對于不愿爭論的答辯，法律有一些限制。如聯邦刑事訴訟規 則第11條規定，被告人只有在法庭允許下才能作不愿辯護也不承 認有罪的答辯。法庭只有在充分考慮雙方當事人的意見和有效司 法方面的公共利益后，才能接受此種答辯。

上已指出，在當代美國的刑事訴訟中，審判前的程序占十分 重要的地位，特別是隨著答辯交易的合法化和廣泛采用，所謂

“審判前的解決”實際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大。答辯交易（PlesBar－ gaining），又稱答辯談判（PleaNegotiati0n），答辯協議（PleaA－ greement），指起訴和辯護雙方律師在庭外進行磋商和談判，起訴 方以撤消部分指控、降格控訴或者建議法官從輕判刑等許諾換取 被告人作認罪答辯，以便節省審判所需的時間和開支，特別是避 免審判的不確定性。在此磋商的過程中，雙方律師要經過認真的 準備，可能還要進行激烈的討價還價，如同市場上做交易那樣，故 稱答辯交易。自從本世紀六十年代中期答辯交易經聯邦最高法院 確認為合法程序后，在美國刑事訴訟中被大量采用。以紐約市為 例，據統計1990年犯重罪而被逮捕的有118，000人次，其中64，000人在偵查階段就作交易處理了，占54.24％；有54，000按 重罪起訴到法院，占45.76％，不足一半。在起訴到法院的54，000人中，45，000是按答辯交易解決的，占83.33％；5，000人 因證據不足而撤消案件，占9.26；僅4，000人按正式程序開庭 審判，占7.41％。在其他一些地區，有的用答辯交易處理的案件 比例高達百分之九十以上。

如果控訴與辯護雙方已達成答辯協議，應當在法庭傳訊時告 知法官。對此協議法庭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絕。如果接受，法官 應當通知被告人準備按照協議內容處理案件，具體體現在判決和 課刑中。如果拒絕，法官應當通知雙方當事人并記錄在卷，同時

予以被告人撤回答辯的機會，并且告誡被告人如果堅持作認罪答 辯，案件的實際處理可能比答辯協議中所期望的更不利于被告人。由于達成答辯交易后，通常被告人便不再經過法庭審判而被 定罪課刑，因此為保護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對答辯交易有一些限 制或要求。首先，法庭不允許參加這樣的討論（聯邦訴訟規則第 11條）；其次，被告人接受答辯協議必須自愿；再次，被告人必須 充分了解作認罪答辯的后果；最后，要求辯護律師必須從被告人 利益出發，認真分析指控的性質、控方掌握的證據，比較接受協 議與接受審判的利弊，從而幫助被告人作出明智的選擇。而且，聯 邦訴訟規則和聯邦證據規則均規定，有關被告人在與檢察官進行 答辯交易中的陳述，關于被告人曾打算作認罪答辯，或者被告人 曾作出認罪答辯后又撤回的證據，不得作為不利于該被告人的證 據采納。

二、審理程序（ProcedureduringTrial）

在美國，對刑事案件的正式審理程序基本有以下步驟：

1、選定陪審團（SeleCtionofJurors）

憲法第六條修正案規定，在一切刑事案件中，被告人有權 “由公正陪審團予以迅速和公開審理”。在司法實際中，聯邦最高 法院通過判例確定，不論是發生在聯邦或州的刑事案件，如可能 判處六個月以上的監禁，被告人享有由陪審團審理的權利。為區 分負責對刑事案件進行調查和審查起訴的大陪審團（Grand Jury），稱此陪審團為小陪審團（PettyJury），或審判陪審團，其 職能是參加案件審理，對被告人是否有罪作出裁斷。在聯邦訴訟 中，小陪審團一般由12人組成，作出被告人有罪裁決要求一致通 過。

陪審團的構成，要求來自社會的不同階層，具有廣泛的代表 性，不因性別、種族、膚色、職業、信仰不同而歧視。選定陪審 團是一個繁瑣費時的程序，從候審的陪審員名單中挑選出12名預 備陪審員，然后要經過所謂“講明真相”（voirdire）的程序，接 受法官或雙方律師的詢問。為了保證陪審團的公正性，訴訟雙方 有權申請陪審員回避。對陪審員提出回避，美國分無因回避和有 因回避兩種。前者指雙方律師不必說明理由，直接拒絕某人擔任 陪審員。對此有次數上的限制，具體因案件性質而異。如《聯邦 刑事訴訟規則》第24條規定，如果被控犯死罪，各方有權提出20 次無因回避；如果被控罪行可以判處一年以上監禁，起訴方有權 提出6次，被告方有權提出10次；如果被控罪行應處一年以下監 禁或罰金，各方有權提出3次。有因回避指提出申請必須說明理 由，允許與否由法庭決定。

2、開場陳述（OpeningStatements）

訴訟雙方在審理開始階段向法庭所作的第一次陳述。首先由

起訴方即檢察官作開場陳述，向陪審團說明指控被告人的性質，并 簡單描述支持指控的證據，目的是使陪審團在聽審中更好地了解 案情。因此，在開場陳述中，不發表意見、結論，不涉及被告人 的性格、特征，不進行辯論，也不得涉及不準備提供證據加以證

明的事項，否則辯護方可以提出異議。按照對等原則，繼起訴方 作開場陳述后，辯護律師有權作開場陳述，但他也可以出于辯護 策略的需要而放棄作開場陳述。

3、起訴方舉證（PresentationofGovernment’sCase）

作開場陳述后，起訴方向法庭提供證據以支持控訴，包括出

示物證和傳喚證人出庭作證，一般以傳喚己方證人出庭作證為主。證人在法庭作證要經過宣誓或以其他方式聲明如實陳述，要接受 控辯雙方的詢問。由提名或傳喚證人作證的一方詢問稱作直接詢 問，目的是使證人說出所了解的案件事實，展示證據。直接詢問 中不允許提出誘導性問題。由對方律師發問稱作交叉詢問，目的 在于暴露證人作證中的缺陷和不足，向陪審團揭示證人的不可信。交叉詢問時可以提出誘導性問題。詢問的順序依次為直接詢問，交 叉詢問，再直接詢問，再交叉詢問，可以反復進行數輪，直至無 可再問或無必要再問。

在美國訴訟理論上，高度評價法庭詢問、特別是交叉詢問規 則的積極作用，稱其為查明事實真相而創立的最大法律裝置。認 為只有在這種一而再、再而三的詢問過程中，才能讓對立的觀點 互相抗衡，才能澄清爭議事實，才能體現司法正義。

4、辯護方舉證（PresentationofDefendant’sCase）

當起訴方結束舉證后，被告人或辯護律師進行辯護，并提供 支持辯護主張的證據。對辯護方傳喚作證的證人，同樣由辯護方 和起訴方依次進行直接詢問和交叉詢問。需要注意的是，在美國 刑事訴訟中，被告人既不得被迫自證有罪，也不要求被告人證明 自己無罪。因此，除非被告人希望作證，否則不要求被告人在法 庭上提供證言；除非辯護律師選擇這樣做，否則辯護方不需要在 法庭上舉證。

5、終結辯論（ClosingArguments）《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第29.1條規定：“舉證結束后，應由

起訴方開始辯論，然后允許辯護方回答，最后允許起訴方再作反 駁。”

起訴方首先作辯論發言，按照對己方最有利的觀點，對證據 進行總結和評論。然后由辯護方作辯論發言，對起訴方的辯論發 言作出回答，陳述于被告方有利的事實和理由，揭示對方舉證中 存在的矛盾和疑點，強調法律賦予起訴方承擔的沉重的證明責任，即證明被告人有罪必須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否則便應依法 裁斷將被告人無罪釋放。最后，由起訴方進行終結辯論，對辯護 方的發言再進行反駁。

無論是起訴方還是辯護方進行辯論發言，都不允許對被告人 是否有罪發表個人的評斷。所謂“必須讓舉出的事實自己講話”，根據雙方的舉證和辯論確定被告人是否犯有被控罪行，是陪審團 的神圣職責和權力。

6、指示陪審團（InstructingtheJury）

由于陪審員是法律的外行，在陪審團退庭評議之前，主持庭 審的法官要對陪審團作總結提示，內容包括：陪審團的職責和義

務；與案件有關的法律；由證據引起的爭議；解釋有關法律術語 的確切含義。除此之外，許多州授權法官對證據作出評論，但一 些州卻禁止這樣做。在刑事訴訟中，當事人，特別是辯護律師，還 可以請求法官作出特定的指示，對此法官必須決定是采納還是拒 絕，或者作必要修改，甚至為此法官要召集檢察官和辯護律師進 行非正式的磋商。

7、陪審團評議（JuryDeliberati0ns）

在陪審團退庭評議之前，由法官指定陪審團長或告知陪審團 選出一名陪審團長和一名副團長，然后全體陪審員進入評議室進 行評議，由陪審團長主持。陪審團評議秘密進行，內容保密，不 準任何人進出評議室。而且不管評議結果如何，此后不能對評議 活動進行法律調查。關于陪審員在審判期間或者評議期間是否需 要集中住宿、與外界隔離的問題，法律沒有明確，各地作法也不 一。有的允許陪審員回家過夜或者度周末，許多州將此問題留給 法官裁量決定。

8、陪審裁決（C0nvictionorAcquittal）

在聯邦法院系統，要求陪審團作出裁決必須全體一致通過（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第31條）。當陪審團經過長時間評議后，仍不 能得出一致結論。該陪審團就稱為懸案陪審團，由法官宣布解散，同時宣告這是一次無效的審判，需要另行組成陪審團重新審理。在 少數州，不要求陪審團裁決必須一致同意。

陪審團就被告人有罪還是無罪作出裁決后，回到公開法庭，由 陪審團長向法庭宣告裁決結果。如果是無罪裁決，法官必須接受，宣布將被告人當庭釋放。如果裁決有罪，法官可以命令將被告人 押回監獄或取保釋放以等待課刑。

三、審后程序（ProcedureafterTrial）

在美國刑事訴訟中，庭審以后的程序相對簡單，主要有：

1、課刑（Sentencing）

課刑是法官在陪審團作出的有罪裁決的范圍內，作出的如何 適用刑罰的最終命令。根據美國的法律規定，法官應當在有罪裁 決作出后的十日至三周內予以課刑。課刑前，法官應給被告人及 其辯護律師以機會，提出請求減輕刑罰的事實和意見；起訴律師 也可以就課刑向法院提出意見；緩刑監督官向法院提交一份報告，包括被告人的背景、家庭、經濟狀況、有無前科等內容，以及關 于課刑和緩刑的建議。

課刑所處的刑種有死刑、監禁刑、罰金刑、沒收和緩刑。監 禁刑中包括終身監禁、確定期監禁和非確定期監禁。對于一種罪 行，可以同時判處幾種刑罰，如判處監禁刑的同時，并處罰金和 沒收財產。關于課刑的憲法性限制主要是，不得課處殘酷和非常 的刑罰；不得課處雙重刑罰，如審判法院在被告人服刑期間可以 減輕但不得加重其刑罰；以及同等保護條款，即除非有充分理由 否則不得對被告人區別對待，不得歧視。

法官宣告課刑時，被告人應當到庭，并有權獲得律師幫助。此 外，在許多法院允許被告人代表自己對于為何不應被課刑作陳述，以及享有其他一些程序上的權利。法官宣告課刑后，應當告知被 告人有權提出上訴以及上訴的期限。

2、上訴（Appeal）

聯邦和各州都規定被告人享有上訴的權利。在多數州，重罪 案件的被告人享有要求法院將案件自動提交上訴法院審查的權 利。傳統上，只有被告人才有權上訴。現在，有少數州規定檢察 官也可以對判定被告人有罪的判決提出上訴。

上訴人不得對陪審團對事實問題作出的裁決提出異議，只能 就法官使用法律上的錯誤，包括適用實體法和程序法方面的錯誤 提出上訴。因此上訴審一般不進行事實審，而是進行法律審。但 是，一審法院關于采納還是排除證據的裁定，屬于上訴法院審查 的范圍，可以影響陪審團認定是否有罪的裁決，導致上訴法院撤 消一審法院的判決。即被告人可以在審判中錯誤地采納了不應采 納的證據，或者排除了不該排除的證據為由，請求上訴法院撤消 原判決。

上訴應當在規定的上訴期限內提出。按照《聯邦上訴程序規

則》第4條的規定，上訴人應在判決作出后的10日內向上訴法院 提出上訴。上訴狀中要述明請求撤消或糾正原審判決的理由和適 用的法律。然后，被上訴人有權在此后的30日內提交答辯狀。原 審法院應將審理記錄移送上訴法院供其審查。

上訴法院審理上訴案件由職業法官進行，一般進行書面審，不 再傳喚證人，不再審查證據，也不進行辯論。案件由一名上訴法 官主辦，全體法官評議。評議后，如果確認下級法院的判決，則 維持原判。如果否定下級法院的判決，或者直接糾正原判決，或 者指令下級法院再審，或者命令下級法院按照上訴法院的意見修 改原判決。證據規則

美國的證據規則承襲了英國普通法中有關證據的理論和判

例，在此基礎上又有一些新的發展。當今，在美國具普遍性且影 響較大的證據法規主要有：1953年由統一州法委員會全國大會和 美國律師協會批準的《統一證據規則》，此規則以后又被統一州法 委員會全國大會于1974年通過的《統一證據規則》所取代；1942 年由美國法律學會出版的《模范證據法典》；美國國會1975年通 過的《聯邦證據規則》。就內容而言，《統一證據規則》與《聯邦 證據規則》基本相同，前者大約為三十五個州全部或部分采納，通 過立法加以確認或保留；后者則主要適用于聯邦司法系統。下面 擬結合《聯邦證據規則》的有關規定，對美國證據法的主要內容 作一概要的介紹。

一、證據的相關性與可采性

證據是用來證明或反駁某項爭議事實的工具，包括證言、書 證、物證和其他任何展示在陪審團或法庭面前用以證明爭議中的 事實存在或不存在的事物。證據要能夠被允許在訴訟中出示，用 以證明爭議事實并為法院所采納，必須既具有相關性，又具有可 采性。

所謂相關性（relevancy），是指證據必須與訴訟中的待證事實 有關，從而具有能夠證明待證事實的屬性。美國法學家格雷厄姆 ?利利解釋相關性為：相關性是確立證據規則的基本的統一的原 則。首先，它是指當事人一方提出的言詞證據或實物證據與這些 證據所要說明的事實結論之間的可以提供證明的關系。其次，相 關性包括對證據所說明的事實問題與實體法律之間存在的通常稱 為“實質性的”或“因果的”關系的分析。也有學者認為，證據 要在法庭上被采納，必須具備兩個基本的要素，即相關性和實質 性（materiality）。相關性是指被提供的證據是否有助于證明待證 的事實。實質性是指被提供的證據是否與爭議中的某些事實有直 接聯系。《聯邦證據規則》第401條將“相關證據”定義為：指證 據具有某種傾向，使決定某項在訴訟中待確認的爭議事實的存在 比沒有該項證據時更有可能或更無可能。所謂可采性（admissibility），是指證據必須為法律所容許，可 用于證明案件的待證事實。可采性以相關性為前提，即證據是否 可以采納，首先取決于它同訴訟中的待證事實有無關聯。凡是可 以采納的證據，都必須具有相關性。但具有相關性的證據，則不 一定都可以采納，仍有可能被某些特殊規則所排除。如《聯邦證 據規則》在第四章“相關性及其限制”中規定：“證據雖然具有相 關性，但可能導致不公正的偏見、混淆爭議或誤導陪審團的危險 大于該證據可能具有的價值時，或者考慮到過分拖延、浪費時間 或無需出示重復證據時，也可以不采納。”

對于某些特定種類的證據，判斷其是否具有相關性從而是否 可以采納，常常會有困難。因此，對這些證據的可采性，證據法 上有一般的原則和特殊的規定，比較典型的就是品格證據（char－ acterevidence）。作為一般規則，有關某人品格或品格特征的證據，不能用以證明該人在特定場合的行為與其品格或品格特征相一 致，即不具有相關性。但也有一些例外的情況。

1、被告人的品格。由被告人提供的證明其有關品格特征的證 據，或者由起訴方提供的反駁被告人品格的證據。

2、被害人的品格。由被告人提供的關于被害人品格的證據，或者由起訴方提供來反駁被告人所舉的關于被害人品格的證據，或者在殺人案件中起訴方為反駁證明被害人先動手的證據而提供 的證明被害人一貫性格平和的證據。

根據國會于1978年給《聯邦證據規則》增加的第412條規定，在被控強奸的案件中，關于被害人過去性行為方面的名聲或評價 的證據，一律不予采納；關于被害人過去具體性行為的證據，一 般也不能采納，除非憲法、國會立法或本證據規則另有規定允許 采納。

3、證人的品格。證人的品格，主要是證人的誠信，可以通過 提供名聲證據和評價證據來進行抨擊或支持。無論是被告人還是 其他證人作證，當僅就誠信問題進行審查時，不作為被告或證人 放棄反對自我歸罪的特權來操作。

二、證據的排除規則

在英美證據法中，重要的一項內容就是排除規則。所謂證據 的排除規則，在普通法上含義廣泛，包括傳聞規則、意見證據規 則、最佳證據規則、關于事實的排除規則等等，此處論述所及，明 確為非法證據的排除規則，即政府違反憲法第四條修正案反對不 合理搜查和扣押的保障，以非法手段收集的證據不得在刑事指控 中作為證明有罪的證據采納。

確立排除規則的目的是為了糾正警察的錯誤行為，即其理論 上的基礎或預期的目標是，如果非法獲得的證據不能在法庭上采 納，警察便沒有理由在此方面違法行事。這樣，排除規則是作為 實現憲法第四條修正案提供的保障的一種手段。

排除規則在美國訴訟史上有一逐步發展的過程。自1914年

始，由聯邦執法人員非法收集的證據在聯邦刑事訴訟中便不能采 納。但是，從1914年至1960年，由州執法人員非法收集的關于 聯邦犯罪的證據，只要其非法收集證據的行為不是在聯邦官員的 默許或縱容下實施，便可以在聯邦法院采納。在理論上稱此為 “銀盆主義”。1960年，在“埃爾金斯訴美國”一案中，最高法院 推翻了所謂的“銀盆主義”，確認憲法第四條修正案禁止在聯邦刑 事訴訟中使用非法收集的證據。關于在州法院系統中是否適用排 除規則，最高法院的觀點則不斷變化，不斷更新。1949年，最高 法院認為憲法并不要求州的法院排除非法獲得的證據。1952年，最高法院修改了這一立場，認為某些搜查行為是如此令人震驚以 至于要排除據此獲取的證據。最后，發展至在1961年“馬普訴俄 亥俄州”一案中，最高法院拋棄了自己過去的主張，確認憲法第 四條修正案要求州法院排除非法搜查或扣押所獲取的證據。這樣，自1961年始，聯邦和州的法院系統均適用排除規則。

在六十年代，美國最高法院通過一系列判例推行所謂司法改 革，將警察的偵查行為強行納入訴訟法制的軌道，排除規則的權 威不斷加強，執行中也越來越嚴格。其排除的對象不僅限于非法 搜查或扣押得來的證據，而且擴大到任何直接或間接產生于非法 搜查的其他證據，包括言詞的或實物的證據。所謂“毒樹之果”（fruitsofthepois0n0ustree）必須排除。唯一的例外，就是當被 告人在法庭作證時，非法收集的證據可以用于對被告人的證詞進 行質詢。違反排除規則的后果，就是撤消任何據此證據作出的定 罪裁決，除非采納此類證據被認定為“無害錯誤”。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有排除規則，但任何證據的排除都必須 通過對方當事人或其律師及時提出反對出示非法證據的異議，或 者提出禁止非法證據的請求，由法官對此異議或者請求進行裁斷，從而決定將非法證據排除或者禁止出示。從此意義上講，任何證 據，不管其合法收集還是非法收集，具有可采性還是不具可采性，如果沒有人提出異議或反對意見的話，都可以在法庭上出示，都 可以作為證據使用，法官和陪審團不會主動加以排除。當然，為 保護被告人利益，當被告人可以在審判前提出禁止非法證據的請 求而沒有這樣作，或者他提出了這樣的請求但未獲法官認可時，他 可以在審判當中再次提出這樣的請求。如果在審判中仍然失去機

會，還可以在上訴時再次提起這樣的爭議。

關于排除規則的得失，美國法學界或司法實際部門均有不同 意見。有人認為，排除規則存在許多不盡人意之處，主要表現在 它對糾正警察的錯誤行為而言收效甚微，與此同時卻由于收集到 的證據不能采納致使許多合理的訴訟被撤消。八十年代初，由于 犯罪浪潮的沖擊，美國最高法院修正了在排除規則上的強硬立場，增加了兩項例外，即“獨立來源”的限制（the“independent source”limitati0n）和“必然發現”的限制（the“inevitable discovery”limitati0n）。前者指通過違憲獲得的證據對法院使用而 言，并不是必然無法得到的。如果對該事實的了解還可以通過獨 立的來源得到，則該事實仍然能夠被證明。后者指毒樹之果原則 在下述情況下并不禁止采納通過違憲獲取的證據，如果這些證據 通過合法的偵查行為最終或必然取得，該項證據即可采用。從而 使排除規則產生某些松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排除規則的適用 范圍。

三、證明責任和證明標準

在美國證據理論上，認為在每起訴訟中對于每個爭議均存在 三種責任，即主張責任（pleadingburden），舉證責任（producti0n burden）和說服責任（persuasionburden）。主張責任就是提出訴 訟主張或請求的義務，如指控被告人殺人。舉證責任就是提出證 據證明訴訟主張或請求的義務。說服責任就是使事實的裁判者相 信其舉證證明的爭議或事實的存在與否達到法律規定的程度的義 務。后兩者合稱證明責任（burdensofproof），即按照法律要求的 證明程度和標準證明待證事實或爭議的義務。當然，也有人認為 證明責任、舉證責任和說服責任是各自獨立而又相互區別的概念； 或者認為證明責任就是舉證責任，舉證責任就是證明責任。在刑事訴訟中，實行無罪推定原則，因此起訴方應負提出證

據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責任，而被告人不負證明自己無罪的義務。但 是，證明責任的分擔在訴訟中也可能發生轉移，遇有下列情形之 一時，被告人也負有提出證據證明特定事項的義務：

1、如果被告 方在辯護時提出被告人患有精神病或不適于接受審判，被告方應 對此提出證據加以證明；

2、如果某制定法規定，在沒有合法授權、正當理由、特殊情況或例外情況下，實施某種行為就是非法，那 么被告方就有責任舉證說明存在合法授權、正當理由、特殊情況 或例外情況；

3、如果被告人主張其行為曾取得許可、出于意外事 件、受到脅迫、為了自衛等，此時便負有舉證證明存在上述情況 的責任；

4、如果被告方意圖推翻制定法對某些事實的推定，或者 意圖援引法律條文中的但書、例外或豁免，這時被告方也負有舉 證責任

負有證明責任者履行其責任必須達到法律要求的程度，否則 就要遭到于己不利的裁決，這就是證明標準。在刑事訴訟中，起 訴方證明被告人犯有被控罪行，必須達到排除合理懷疑（beyond reasonabl：doubt）的程度，這是憲法第五條和第十四條修正案關 于正當程序規定的要求。這一證明標準的適用范圍包括被告人是

否有罪的問題以及構成犯罪的每一要素。所謂“合理懷疑”，是一 個非常難以界定的概念，關于此點被引用最為廣泛的定義是加利 福尼亞刑法典中的表述：“它不僅僅是一個可能的懷疑，而是指該 案的狀態，在經過對所有證據的總的比較和考慮之后，陪審員的 心里處于這種狀況，他們不能說他們感到對指控罪行的真實性得 出永久的裁決已達到內心確信的程度。”

在美國證據法則和證據理論中，將證明的程度一共分為九等： 第一等是絕對確定，由于認識論的限制，認為這一標準無法達到，因此無論出于任何法律目的均無這樣的要求；第二等即排除合理 懷疑，為刑事案件作出定罪裁決所要求，也是訴訟證明方面的最 高標準；第三等是清楚和有說服力的證據，在某些司法區在死刑 案件中當拒絕保釋時，以及作出某些民事判決有這樣的要求；第 四等是優勢證據，作出民事判決以及肯定刑事辯護時的要求；第 五等是合理根據，適用于簽發令狀，無證逮捕、搜查和扣押，提 起大陪審團起訴書和檢察官起訴書，撤消緩刑和假釋，以及公民 扭送等情況；第六等是有理由的相信，適用于“攔截和搜身”；第 七等是有理由的懷疑，足以將被告人宣布無罪；第八等是懷疑，可 以開始偵查；第九等是無線索，不足以采取任何法律行為。

四、特權

特權是英美普通法上一條傳統的證據規則，享有特權者可以 拒絕提供證言或者阻止其他人對同一事項提供證明。建立特權規 則的目的，旨在保護特定的關系或利益，這些關系或利益從社會 考慮比有關證人可能提供的證言更為重要。關于特權，《聯邦證據規則》只作原則性的規定。第501條規 定：除聯邦憲法、國會制定法和聯邦最高法院根據授權確定的規 則另有規定外，關于證人、個人、政府、州或有關政治組織的特 權適用普通法的原則，由聯邦法院根據理性和經驗加以解釋。在普通法上，享有特權的交往（privilegedcommunication），又 譯法律上特許不予泄露的內情，共有七種基本的類型，即：律師 與委托人之間的特權；不作對配偶不利的證言的特權；維護夫妻 關系信任的特權；醫生與病人之間的特權；心理醫生與病人之間 的特權；牧師與信徒之間的特權；為提供情報者身份保密的特權。此處，僅對律師與委托人之間的特權略作介紹。基本規則是：委 托人可以拒絕泄露，也可以阻止他人（通常是律師）泄露，維護 這種相互信任的交往關系是為了有助于他的律師能夠對他提供適 當的法律服務。法律上設定律師與委托人之間的特權，是為了鼓 勵委托人向其律師充分透露有關事項的全部情況，同時也是為了 促進司法行政和提供法律服務。此項特權的享有者是委托人，或 者當委托人不勝任或死亡時委托人的授權代理人。律師不享有此 種特權，不能以自己的名義來主張這項特權，但是可以為其當事 人而聲明特權。此項特權也有一些例外情況，此時不能主張律師 與委托人之間的特權：如果律師的幫助是企圖犯罪或進行欺詐，或 者當委托人因律師瀆職而對其提起訴訟時，或者律師因報酬對委 托人提起訴訟時，對于與委托人所主張的律師違反因律師與委托

人之間的關系所產生的職責相關的交往。

所有上述特權，都可能通過以下兩種途徑之一而放棄。一是

沒有聲明，這就構成放棄，除非享有特權者未有機會聲明特權，或 者被審判法院錯誤地強迫泄露。二是自愿泄露或同意泄露，如果 享有特權者未被強迫而泄露了有關交往的重要內容，或者同意其 他人泄露，便放棄了聲明特權的權利。

五、證據種類和證據分類

證據種類是根據證據的表現形式而作的分類。在美國證據法 上，證據主要有四種，即實物證據（realevidence），書面證據（documentaryevidence），證人證言（testim0nialevidence）和司 法認知（judicialnotice）。

實物證據，又稱示范證據（demonstrativeevidence），或物證（physicalevidence），是由有形物體構成并在法庭出示供事實裁判 者審查的，如子彈、槍支、刀具、海洛英等。通常是最可信任的 一種證據，其可采性也是為人優先考慮的。

書面證據類似實物證據，但其構成是文字而不是有形物體，如 信件、遺囑、合同、電報等。在作為實物證據出示時，通常需要 有人對它作出鑒定、鑒別以確定其真實性、可靠性、證人證言是由證人在法庭上經過宣誓提供的口頭證據。關于 證人資格，在古老的英國普通法上存在許多限制，如證人不得與 訴訟標的有財產利益，必須有宗教信仰，不能是訴訟當事人一方 的配偶等。現代證據法廢除了這些限制。如《聯邦證據規則》規 定，在聯邦訴訟中，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每個人都有資格作為證 人。（第601條）盡管如此，作為證人仍然需要具備一些基本的條 件。首先要具有表述能力，使自己的證詞為陪審員理解；其次是 理解如實作證的責任，證人通常在法庭作證前需要經過宣誓；第 三是對待證事實具有親身體驗，即證人對于待證事實的了解是通 過自己的五官感知的。

對于一些特殊的人員，如未成年人、精神不健全者、罪犯等，是否可以作證法律也無嚴格限制。就兒童來說，在決定有無證人 資格時，年齡不是決定性的因素。只要審判法官認為該兒童具有 感知、記憶和表述的能力，任何年齡段的兒童都允許作證。同樣，精神不健全者也可以作證，只要審判法官認為其有表達的能力，能 夠理解如實作證的責任。被定罪的重罪犯也可以有資格作證，但 是他曾被定罪的事實可以用來對其證詞的可靠性進行質詢。司法認知是指，對于某些事實，無需舉出任何證據，審判法 官有權作為普通常識加以確認。《聯邦證據規則》對司法認知以專 章加以規定。適用司法認知的事實必須不屬于合理爭議的范疇，其 范圍一類是在審判管轄范圍內眾所周知的事實；另一類是能夠被 準確地確認和隨時可以借助某種手段加以確認，該手段的準確性 不容被合理置疑。適用司法認知分任意采用與強制采用兩種，前 一種指無論當事人有未申請，法官都可以斟酌采用；后一種指如 果當事人提出請求并輔之以必要的資料，法官就應當采用。證據分類是根據證據的特性進行的分類，在美國證據法上，有

人將證據分為四種基本的類型，即：直接證據（directevidence），情況證據（circumstantialevidence），復證（cumulativeevidence）和佐證（corroborativeevidence）。

直接證據是指，通過證人對其以五官得到的親身感知作證來 證明爭議的事實。此種證言不需借助任何中介的事實或推理。情況證據是指，不能直接證明爭議的事實，而是通過證明另 一事實，再從中推理或推論出待證事實。例如，甲被控以手槍殺 死其妻，無人實際上看見甲開槍，但是乙作證說，在他聽見槍響 后隨即看見甲持槍從房屋里走出來。乙的證詞對于甲是否殺死其 妻這一爭議事實來說，便是情況證據。因為無人看見甲開槍，因 此不能直接證明爭議事實。但是甲有罪可以從乙看見他在槍響后 即持槍從房屋里走出來這一事實中推論出來。情況證據的可采性，主要取決于它與爭議事實是否充分關聯，以致于可以合法地從中 推論出爭議事實來。

復證是指，對于待證事實而言已經有直接證據或者情況證據 被采納，這些僅是附加的證據。由于復證只是重復或者核實已經 采納的證據，因此審判法院可能為避免延誤或浪費時間而排除它。佐證是指，不能直接對爭議事實提供證明，但是可以通過證 明其他證據收集來源的可靠性而補強該證據。例如，甲是一起搶 劫案中政府方的主要證人，他關于搶劫的目擊證言是直接證據。但 是，任何由政府方提供來建立甲的可信性的證據，例如其他證人 確認甲的優良品格和可信性的證詞，就是佐證。

六、意見證據和專家證詞

在美國證據理論上，意見是指從觀察的事實中得出的推斷，而 推斷則是從被證明的事實中得出的合理聯系。關于意見證據的一 般原則是，意見證據不能采納，證人只能對其親身體驗的事實作 證。從證人作證的諸事實中歸納出結論是陪審團的職能。判斷證 人的陳述是不是“意見”，并不看證人是否使用了諸如“我認為” 或“我相信”這類表述，而是根據該證詞的內容來確定，看其屬 于證人個人的觀察還是從中作出的推斷或結論。

意見證詞，總的來說根據作證主體的不同分為兩類，即外行 證人（對案件事實有個人體驗）的意見證詞和專家證人（有特殊 知識或技藝）的意見證詞。外行證人的意見證詞，一般不能采納。但許多州承認存在一些例外，主要指以下幾種情況：

1、身體狀況。證人可以對他人的外表或表現出來的身體狀況 提供描述性的意見。據此，象“喝醉了”，“氣憤”，“沮喪”這些 描述，都可以采納。

2、外型描述。如果該意見是關于普通證人一貫能夠對之形成 合理可靠的意見的事物的描述，則此意見一般說來可以采納。例 如，關于汽車速度的意見，關于人的外形和重量的意見，關于顏 色、聲音、氣味、距離的意見等。

3、個人身份。個人身份一般總是通過意見證言來確認。證人 可以作證他辨認出某人的面貌或聲音，或者他可以根據某人的外 形特征或記號、或腳步聲來辨認出某人。

4、精神正常。在許多司法區，允許外行證人對他十分熟悉的 人的精神正常陳述意見。

5、筆跡。如果證人對所謂作者的筆跡有個人了解，可以允許 外行證人陳述關于筆跡的意見。

在《聯邦證據規則》中，關于一般證人的意見證詞是這樣規 定的：“如果證人不屬于專家，則他以意見或推論形式作出證詞僅 限于以下情況：（a）合理建立在證人的感覺之上；和（b）對清楚 理解該證人的證詞或確定爭議事實有益。”（第701條）專家證人的意見可以采納，這是意見證據法則的重要例外。

《聯邦證據規則》第702條規定：如果科學、技術或其他專業知識 將有助于事實審判者理解證據或確定爭議事實，憑其知識、技能、經驗、訓練或教育夠格為專家的證人可以用意見或其他方法作證。在允許作為專家證人提供意見前，該證人是否具備專家資格 首先需要確立。何為專家，《布萊克法律辭典》的定義是：“經過 該學科科學教育的男人和女人，或者掌握從實踐經驗中獲得的特 別或專有知識的人。”這一點由法官來決定，對陪審團有約束力，而意圖使用該專家的當事人則負有確立該證人專家資格的責任。法官決定時考慮的因素包括：特殊的技能和知識；訓練和教育；經 驗；熟悉參照標準或者是該領域的權威；專業組織或協會的會員； 等等。但是，并不一定強調技術經歷和高等教育，關鍵的因素是，該證人在特定的領域是否具有充分的技能和經驗，以至于他的證 言能夠幫助陪審團發現真相。

關于專家證人意見的作用，一般規則是：陪審團并不必須接 受專家證人的意見，即使在沒有反駁的情況下，只要有理由不接 受。其理論基礎是，專家證人的意見并不好過它所基于的理由或 實驗數據，事實的裁判者可以選擇不贊成或不相信這類支持的理 由或數據。但是，對于普通證人不夠格提供有效意見的事項，陪 審團不能任意無視未遭到反駁的專家意見，否則其定罪裁決可能 因缺乏證據支持而被宣布無效。

七、傳聞證據規則和例外

傳聞證據規則及其例外，是美國證據法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其 基本規則是：如果一項陳述是傳聞，那么該證據必須基于對之提 出的適當異議而排除，除非它屬于若干傳聞規則的例外之一。所謂“傳聞”，是指不是證人在審理或聽證時所作的陳述，將 它作為證據用來證明主張事項的真相。（《聯邦證據規則》第801 條）通常所說排除傳聞的理由是，在口頭陳述的情況下，證人復 述他所聽到的話時存在著不準確報告的危險。但是，排除傳聞的 真正原因是，對方當事人被剝奪了向原始陳述者交叉詢問的機會，因為該原始陳述者沒有在證人席上作證。

與一般所理解的不同，傳聞并不僅僅限于言詞。事實上，傳 聞有三大類，即口頭陳述；文字；確定的行為。口頭傳聞不難理 解。文字傳聞指被提供作為證據的書面文字也可能是傳聞。例如，證人在法庭上出示一封來自甲的信或電報，甲在上面寫道：“乙威 脅要殺死我。”關于確定的行為構成傳聞，指由行為人意圖代替言

詞的行為可能也屬于傳聞。例如，當證人問甲是否乙威脅要殺他 時，甲點頭表示是，后來證人重做甲點頭的動作便是傳聞。在英國普通法上漫長的證據規則演變過程中，逐步確立了許 多傳聞規則的例外情況，凡出現這些情況便不作為傳聞排除。其 中許多為美國證據制度所吸收，并通過立法加以明確。根據《聯 邦證據規則》的規定，傳聞規則的例外主要分為兩大類：一類例 外是陳述者能否作證無關緊要，另一類例外是陳述者不能出庭作 證

第一類例外，指凡出現這類情況之一，不受傳聞規則排除，即 使陳述者可以作證。《聯邦證據規則》具體列舉了二十四種，即：

1、表達感覺印象；

2、刺激的發泄；

3、當時存在的精神、感情或 身體狀態；

4、出于醫療診斷或治療目的的陳述；

5、被記錄的回 憶；

6、關于日常行為、活動的記錄；

7、在關于日常行為、活動 的記錄中沒有記載；

8、公共記錄或報告；

9、重要統計資料；

10、缺乏公共記錄或沒有記載；

11、宗教組織的記錄；

12、婚姻、洗

禮和類似證明；

13、家庭記錄；

14、反映財產利益的文件記錄；

15、文件中反映財產利益的陳述；

16、在陳年文件中的陳述；

17、市 場報告，商業出版物；

18、學術論文；

19、關于個人或家庭歷史 的名聲；20、關于邊界和一般歷史的名聲；

21、性格方面的名聲；

22、先前定罪的判決；

23、關于個人、家庭、或一般歷史、或邊 界的判決；

24、其他例外。（第803條）

第二類例外，指在陳述者不能作為證人出庭的情況下，不適 用傳聞規則排除的情況。《聯邦證據規則》列舉了五種，即：

1、先 前證詞；

2、臨終陳述；

3、對己不利的陳述；

4、關于個人或家史 的陳述；

5、其他例外。（第804條）

上述例外多年來不斷通過立法和司法決定得到發展，它們并 不是一成不變的，今后仍可能增加或減少，完全取決于將來立法

或司法的需要。二 排除預斷和防止偏見

日本起訴書一本主義的第一個目標,即以實體真實為價值取向的排除預斷、防止偏見。在此之前,需要澄清大陸法系傳統國家刑事訴訟中有關預斷、偏見的問題。在大陸法系分段式訴訟中,案件在經歷完整的偵查階段之后,檢察院提起公訴時必須向法院移送卷宗證據,法律要求庭審法官在開庭前通過審閱案卷進行預先審查,只有在法官認為指控的犯罪事實有充分證據證明的狀態下才決定開庭審判。其目的在于防止不當審判,將不該進入庭審程序的案件阻擋在庭審大門之外。而在英美法系集中式訴訟中,案件在進入庭審之前也要經過大陪審團或治安法官的預審,防止不當追訴,但這種預審發生于偵查階段的早期,不必等待所有偵查工作完畢,也因此,通過預審的案件事實證明標準較低,只需具備犯罪嫌疑即可,而在完成所有偵查工作后,正式法庭審判之前則不再預審,起訴書以原起訴書內容為準或者加以適當修改。〔11〕比較起來,分段式訴訟比集中式訴訟更有利于阻止不當審判,正因為如此,大陸法系國家庭審通常沒有戲劇性的變化,有罪判決率也較高。但是,從審判中心的角度來看,大陸法系國家庭審前的嚴格審查產生一個缺陷,因為它要求庭前法官事先仔細審閱案卷證據材料,只有在證據充分的前提下才能決定開庭。這樣,庭審法官不可避免地對案件事實形成自己的預先判斷。心理學常識告訴我們,當一個人對某個事物的認知已經形成了預斷,以后要想改變這種判斷就比較困難。因而在正式庭審中,法官勢必帶著以往的成見審理該案件。這就是所謂的因預斷而產生的“偏見”問題。

日本采用起訴書一本主義的直接目的在于克服這種缺陷。首先,應當承認,起訴狀一本主義的推行有助于防止法官在庭審之前對案件事實形成預斷。在卷證移送主義條件下,控訴方在提起公訴時提供案卷證據材料,法官決定是否開庭必須在庭審前對這些證據材料作全面、細致的審查,因而知悉了案件的所有證據信息,而采用起訴書一本主義后,控訴方只能在庭審前移送起訴書,提出指控內容,而不允許移送卷宗及相關物證。這實際上切斷了庭審法官事先獲得證據信息的重要渠道。顯然,在這種狀況下,法官在庭審之前對案情的預斷失去了堅實、可靠的支撐,因而有利于排除預斷。然而,需要我們細察的是,在日本刑事訴訟制度環境下,能否完全切斷法官來自于控訴方的證據信息? 這實際上不可能。通過考察日本刑事訴訟相關程序,我們可以認為,法官仍然受到控訴方證據信息直接或間接的影響。日本對強制措施實行司法審查,羈押采用令狀主義。依照日本法律,在檢察院提起公訴之后,對于是否羈押和保釋的處分由法官審查并決定,而在這種審查過程中,法官必須要接觸控訴方提供的證據材料。雖然法律規定負責決定羈押的法官和負責審判的法官原則上應當分離,但法律同時也規定,“在情況緊急或者同一地區沒有能夠請求的其他法院的法官時”,可以不受這種限制。〔12〕由于缺乏日本實務方面的資料,我們不能確定是否實現了羈押法官與庭審法官的分離。如果沒有,這說明庭審法官仍然能夠直接接觸控訴方的證據信息。然而,即使是實現了這種分離,也難免庭審法官受到間接的影響。證據信息的獲得可以通過已有的背景知識,對于經由其他法官決定羈押的案件,由于在起訴中允許有此項記載,庭審法官在審閱后必然意識到案件事實是有相當充分的證據證明;證據信息的獲得還可以通過口頭交流,在同一個法院的司法同僚中,難以完全割開可能出現的證據信息的私下傳播。那么,在什么情況下才有可能使事實認定者完全免受控訴方證據信息的影響呢? 這只有在英美法系國家“二元制”審判組織形式中方才具有可能性。法官負責羈押等程序性問題的裁決;陪審團負責實體性問題的裁決。在實體性問題裁決中,陪審團當庭聽取口頭證據,無需在庭審之前接觸控訴方的證據。陪審團成員從社會民眾中臨時召集而來,與法官沒有私下交流的機會,同時,作為業余法官,他們與職業法官之間也沒有同質性。這樣,陪審團不僅可以不受控訴方證據信息的直接影響,也能免受法官事先可能獲得的證據信息的間接影響。

以上從“排除預斷”問題上作分析,沒有涉及“防止偏見”。預斷是偏見形成的前提,排除預斷是為了防止可能產生的偏見,因而“防止偏見”應當成為我們考察的重心。表面上看,排除預斷與防止偏見是認識事物的同一過程,但實際上兩者可以分開。“排除預斷”在于通過阻止控訴方的搶先舉證而實現,但在訴訟過程中,控、辯雙方的舉證行為必然有先有后。對于首先舉證的一方,法官在聽證后也勢必形成一種預先判斷。關鍵在于如何阻止法官僅僅因為接觸控訴方的單方證據而形成的認知偏差,造成偏聽偏信。因此,所謂“防止偏見”,實質上是預防法官的心證建立在以控訴方單方提供的書面證據的基礎之上。據此,考察日本起訴書一本主義能否解決“偏見”問題就不能局限于庭審之前,還必須結合法庭上的表現狀況予以考察。那么,日本的庭審狀況又如何呢? 實際情況是,日本刑事審判通常沒有傳喚證人作證,而以偵查中證人筆錄代替是一種普通現象,律師對此通常表示同意,沒有異議。〔13〕一位日本學者描述道:“在審判中,經常是征得對方同意的前提下,或者以證人喪失記憶、陳述矛盾為理由,使用偵查過程中制作的陳述筆錄作為證據。在許多案件中,‘口頭辯論’在很大程度上被用來朗讀證據文書(或者是敘述主旨)。”〔14〕一項實證研究顯示,四分之三的律師從未要求法官調查證據,對于檢察官引用偵查中獲得的證人筆錄,幾乎三分之二的律師從未表示過異議。〔15〕由此可見,法官的心證仍然受控訴方單方提供的書面筆錄證據的主導,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只不過將以往的庭審前書面舉證改為當庭的書面舉證。這種狀況與英美法系國家大相徑庭。一如我們所知,在英美法系國家的法庭上,控訴方的證人通常必須出庭,并以口頭方式作證,而且辯護方的當庭舉證也非常積極。據此,我們可以說,日本起訴書一本主義的實施在解決“偏見”問題上的作用很有限。就此,我們還可以從刑事案件的定罪率上發現端倪。據相關的統計數據,自1949年實施新刑事訴訟法,采用起訴書一本主義之后,日本法院的有罪判決率除個別年份外,每年都在99%以上,接近100%,且與新刑事訴訟法實施之前的年份相比大致相當,不少年份甚至略高〔16〕

在日本,有法學家將高定罪率歸因于偵查階段警察官員“精密偵查”和檢察官基于自由裁量權審慎決定起訴,〔17〕這種解釋是有道理的,但又不夠充分,問題表現在,為什么在新刑事訴訟法實施前后有罪判決率大致相當或更高? 而且我們不應當忽略的一點是,日本在實行起訴書一本主義的同時,廢除了以往偵查階段由預審法官主持的預審程序,〔18〕也沒有審判階段法官在庭審前的實體性審查的制度設計,庭審的大門已經向控訴方敞開。在這種狀況下,有罪判決率如此之高,至少說明法官對控訴方指控犯罪事實所依據的單方書面證據的高度采信。

三 構造庭審當事人主義

日本起訴書一本主義的第二個目標,即以程序公平為價值取向的庭審當事人主義。同樣,在考察之前,需要對大陸法系刑事訴訟中有關“程序公平”問題作簡要清理,為即將展開的評析提供背景。兩大法系國家刑事訴訟程序區別的一個重要特征在于各自不同的庭審結構模式,大陸法系國家屬于職權主義類型;英美法系國家屬于當事人主義類型。訴訟理論研究結果表明,兩種訴訟類型的形成與訴訟目的相聯系。立足于不同的政治傳統,兩大法系國家刑事訴訟的目的存在差異。在英美法系當事人主義訴訟中,訴訟的目的主要是解決控、辯雙方之間產生的有限范圍內的事實糾紛。作為裁判者,法院裁判結果要被控、辯雙方當事人所接受,增強其權威性,必然要求其在控、辯雙方當事人之間保持一種中立的狀態。在庭審中,庭審法官或陪審團不能有任何舉證和質證的行為。而在大陸法系職權主義訴訟中,訴訟的目的主要是查明案件真相,準確適用體現國家刑事政策的實體法。作為裁判者,法院查明事實真相是司法裁判獲得其權威性的基礎。在庭審中,由職業法官或由職業法官與業余法官共同組成的審判團隊以查明案件的事實真相為目的,可以主動地進行各種舉證和質證行為,因而控、辯雙方的作用有限,也難以體現控、辯雙方之間的公平競爭。相對而言,當事人主義更充分地體現了程序公平。〔19〕

日本采用起訴書一本主義的目的之一在于將起訴書一本主義視為庭審當事人主義的重要環節,試圖以此促進審判程序的公平。首先,必須承認,日本起訴書一本主義有助于轉向庭審當事人主義,進而樹立法院公平裁判的形象。在卷證移送主義條件下,控訴和舉證兩種訴訟行為合二而一,控訴方通過庭審前的事先舉證,使法官已經知悉控方的全部證據,并在此基礎上展開調查,因而在庭審中,控訴方的舉證作用受到極大的抑制,而起訴書一本主義將控訴方的控訴和舉證兩種訴訟行為分開,法官不得不將庭審程序的主導權交給控訴方,由其在法庭上履行舉證責任。如此,法官在控、辯雙方之間充當中立者的角色。事實上,正是因為起訴書一本主義的貫徹,促進了庭審公平規則的出現。例如,對人證的調查,日本《刑事訴訟法》最初只是采用職權主義條件下的調查方式,先由法官詢問,然后由控、辯雙方加以詢問,但隨著起訴書一本主義的實施,為了減少法官事先未接觸控訴方的書面證言筆錄而產生的詢問證人上遇到的困難,日本最高法院很快確立了由控、辯雙方主導的“主詢問”和“交叉詢問”的庭審規則。〔20〕從司法實踐來看,公平程序規則的建立使控、辯雙方舉證的主動性獲得了提高,辯護方的意見受到尊重。〔21〕

但是,起訴書一本主義這種作用的發揮在日本刑事訴訟制度環境下也不能過于夸大。日本傳統上采用職權主義,刑事訴訟以追求實體真實為主要目標。改革后的刑事訴訟雖然采用當事人主義,但仍然保留著職權主義的一些因素。這首先反映在法官的證據調查權上。日本法律規定,法官在必要時可以依職權主動調查證據。法官不僅可以在法庭上詢問證人,出示書證和物證,而且還可以庭外詢問證人。〔22〕這些程序性安排違反了當事人主義對程序公平的基本要求。在英美法系國家當事人主義訴訟中,收集證據完全是控、辯雙方當事人的責任,在開庭之前,控、辯雙方需要作好充分的準備,法官沒有義務收集證據。在法庭上,舉證也完全由控、辯雙方主導,陪審團和庭審法官處于中立狀態,不允許主動進行證據的調查,以維持自己公平裁判者的形象。顯然,陪審團或庭審法官以自己的積極行為介入控、辯雙方的紛爭,必然使其在不知不覺之中倒向控訴或辯護中的某一方,使控、辯雙方當事人精心準備的案件遭到破壞,由此,公平競爭的框架被打破。〔23〕日本的職權主義還反映在法官的訴因變更權上。日本在采用起訴書一本主義的同時引入英美法系國家的訴因概念。訴因是指涉嫌的犯罪事實,表明控訴方的訴訟主張,法院的審判對象以此為范圍,必須接受控訴方提出的訴因約束。而日本訴因制度不同于英美法系國家。日本法律規定,在庭審過程中,法官享有訴因變更的權力。法律規定,“法院鑒于審理的過程認為適當時,可以命令追加或變更訴因或者罰條。”〔24〕訴因是控、辯雙方共同確定的爭議事實的焦點。這是控、辯雙方平等對抗的前提,也是控、辯雙方為此展開舉證、質證的中心論題。如果法官可以變更訴因,這意味著法官改變控、辯雙方平等競爭的事實框架。由于訴因作為審判對象在訴訟中起著定向的作用,相對于證據調查權,法官的訴因變更權更強烈地確立了法官可以干預控、辯雙方平等競爭的機制,妨礙控、辯雙方的公平競爭。以上日本職權主義因素的頑強存在使程序設計所意圖發揮的控、辯雙方積極主動行為受到法官的干預行為的沖擊,無法實現控、辯雙方之間的有效對抗,也使法官公平裁判的理想難以實現。據一位長期觀察日本刑事訴訟實踐運作的美國學者稱,“日本并無所謂真正的當事人進行主義”,檢察官及辯護人非處于對立的關 系,相反,兩者竟然為合作的關系。〔25〕

四 起訴書一本主義的代價

日本起訴書一本主義在預期目標上似乎取得了一些效果,但實際上并未完全實現。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使起訴書一本主義取得了這樣一些成效,這也是以犧牲一些訴訟利益作為代價的。概括起來,其主要表現在二個方面。其一,實體真實的損害。在英美法系刑事訴訟中,查明案件真相是控、辯雙方的責任,法官和陪審團以解決糾紛為主要目的裁決雙方之間發生的爭議。在庭審中,舉證行為由控、辯雙方控制,作為事實認定者的陪審團只能聽任由控、辯雙方有選擇性的證據信息。這使控訴方有機會隱藏不利已的證據信息。同時,由于受到來自于庭審當事人主義的結構性壓力,為了在平等競爭中取勝,控訴方也有動機隱藏不利于已的證據信息,因而不可避免地對案件的實體真實產生一定的損害作用。〔26〕而這種缺陷在日本采用起訴書一本主義之后也反映出來。當事人主義對事實真相的發現是以控、辯雙方的充分對抗為前提。按照這種要求,控、辯雙方在審前程序中應當收集證據,并各自準備一套案情。但是,在日本,由于受到現實條件的限制,在偵查階段很少有辯護律師的介入。〔27〕這與英美法系國家保障辯護律師在偵查程序中廣泛參與以及辯護律師收集證據的異常強勁不可相提并論。作為平衡控、辯雙方出現的不對等地位,英美法系國家近代以來普通建立了庭前證據展示制度。日本也是如此。但日本證據展示制度與英美法系國家不同。日本法律規定,“在請求調查證據文書或者證物時,應當預先向對方提供閱覽的機會”。〔28〕

依此規定,證據展示只是要求控訴方展示準備于法庭調查中使用的證據,而沒有規定展示不準備用于法庭上的證據,而在這些不準備使用的證據之中,極有可能存在有利于被告人的證據信息。在日本司法實務中,控訴方往往以法律沒有規定以及程序不公平為理由,拒絕向辯護方全面展示證據,控訴方的消極行為引起日本律師界的強烈不滿,要求法官命令檢察官展示,而法官又以沒有法律授權為由不愿意這樣做。〔29〕在卷證移送主義條件下,辯護方可以在庭前查閱全部案卷,通過仔細研究卷證材料,發現各種證據之間可能存在的矛盾、破綻,獲悉有利于被告人的證據信息,而在實行起訴書一本主義之后,辯護方失去了這樣的條件和機會。也因此,日本出現了因為控訴方有意隱瞞無罪證據而導致法院錯判的一些案件。〔30〕其二,訴訟效率的減低。日本貫徹起訴書一本主義,將控訴行為和舉證行為分開,使控訴方當庭舉證,同時,庭審法官在庭審前不能接觸卷證材料,無法進行程序性和實體性審查。因此,當控、辯雙方就程序和實體問題發生爭議時,就不得不完全依賴于庭審期間集中解決。可想而知,在法庭上,只要辯護方針對控訴方提出的事實指控提供某種疑問,法官獲得內心確信要么聽信控訴方的書面證據,要么主動調查口頭證據。如果法官從公平審判出發,尊重辯護方的辯護意見,查明真相就必須調查口頭證據,而這樣,訴訟效率問題就會突顯。就證人證言而言,相對于以書面形式保存的筆錄證據,證人提供的口頭證據因法官的親歷性固然對查明事實真相有益,但其最大缺陷在于易變性,特別是辯護方在庭審之前已經接觸了證人的情況下,而法官為此展開的深入調查又必然使庭審難以以持續集中的方式進行,而出現經常中斷的現象。從日本司法狀況來看,由此引起的訴訟效率問題非常突出。據日本學者介紹,“在需要開庭兩次以上的案件中,開庭間隔時間很長,通常是以周為單位,有時甚至以月為單位計算。”〔31〕這種時斷時續的審判被日本人形象地稱之為“五月雨”式的審判。〔32〕顯然,在審判不能保證以集中的方式進行時,審理時間也將延長。據相關統計顯示,在1974年,日本地方法院第一審開庭審理的平均時間為6.6個月〔33〕

日本近年來圍繞訴訟效率問題而進行的改革,體現在2004年《修改刑事訴訟法等部分條文的法律》中。這部法律旨在實現迅速審判,對《刑事訴訟法》主要作兩個方面的重要改革,一是增加庭審前的證據整理程序。日本舊《刑事訴訟法》中沒有這項規定,控、辯雙方出現一些程序性問題的爭議往往無法得到及時解決,不得不拖延到庭審期間予以解決。現在,法律作出明確規定。在第一次開庭之前,由法庭組成人員中的受命法官主持,控、辯雙方當事人參加,開展庭審前的一系列準備工作。它包括確定訴因或罰條;明確公審期日的主張;整理案件爭議的爭點;根據傳聞證據規則確定證據有無證據能力等項內容。二是改善證據展示制度。日本舊法律規定了證據展示制度,由于司法實踐中控訴方消極對待自己展示義務,引起辯護方的不滿,尋求法官的支持,而根據法律,證據展示屬于控、辯雙方之間準備的事務,沒有賦予法官直接介入的權力。控、辯雙方為此引起的爭議無疑引起案件處理程序上的拖沓。修改后的法律規定,法官基于庭審的訴訟指揮權主持控、辯雙方的證據展示程序,并可以直接命令控訴方展示相關證據,包括對控訴方不利的證據,并且將原有展示制度的內容詳細化。〔34〕這些改革的效果如何,還有待于將來深入的實證研究。但這不妨礙本文首先在這里作一些大致的評價。總體來說,這些改革措施仍然處于不同訴訟利益難以協調的困境之中。對于證據整理程序而言,通過確定事實爭點,達到固定審判對象,以及裁定擬在法庭上所提出的證據材料的證據能力,均可以促進控、辯雙方事先亮出底牌,避免法庭上可能出現的紛爭,從而改善訴訟效率低下的狀況。但是,這種以提高訴訟效率為導向的又不可避免地抵消起訴書一本主義的部分功能。這尤其反映在證據材料的證據能力裁決過程中。按照法律規定,當出現證據能力問題爭議時,由作為審判庭組成成員的受命法官主持并作出裁決。為此,法官依法可以要求控、辯雙方出示相關證據,并進行審查。問題是,法官在審查時難免接觸控訴方的證據信息,這與庭審法官在庭審之前保持心智的白紙狀態的要求相沖突,從而影響起訴一本主義所追求的排除預斷,防止偏見的效果。對于證據展示制度的改革,法官通過行使訴訟指揮權促使控訴方履行全面展示義務,這對提高訴訟效率應當具有積極作用,但仍然出現的難題是,如何促使控訴方展示有利于辯護方的證據。要做到這一點,其前提條件必須是,辯護方能夠知悉控訴方手中已經掌握哪些有利于他的證據,而在起訴書一本主義條件下,辯護方通常無法獲知。如果法官過于強力要求控訴方全面展示,也將可能導致控訴方在偵查階段干脆不收集有利于辯護方證據的嚴重后果。〔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