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刑事訴訟制度的若干微觀改造
試論刑事訴訟制度的微觀改造
?論文提要? 本文認為有必要從微觀上對刑事訴訟法的規范進行改造。
一、“被告人”這一異樣于訴訟當事人的特有稱謂,以及附帶民事訴訟的“被告人”、“原告人”的稱謂也與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均不符。“被告人”應改稱“被告”,“原告人”本來就是“原告”。
二、庭審時,審判長宣布開庭后再傳被告人到庭,顯然有悖常理。被告人應當先于法官到庭,參加開庭前的法官入庭儀式,在訴訟參加人到齊后宣布開庭。
三、根據控辯對抗和法官居中裁判的庭審機制,應該讓給被告人一個適當的被告席。
四、改以判決的方式維持原判,維護裁定的統一,簡化裁判的適用。
五、檢察機關的“抗訴”改為“上訴”,確保訴訟法上的“上訴”、“抗訴”范疇的特定化。
六、辯護人享有的辯護權等訴訟權利義務,均在訴訟代理人的范圍內,“辯護人”本來就應該稱為“訴訟代理人”。
七、根據審判被動性的原理,公訴機關的指控應該有具體的訴訟請求,作為訴訟審判的標的。(約7000字)
?主題詞?刑事訴訟 改革 微觀
?主文?
現行《刑事訴訟法》中特有的一些基本制度和范疇,不僅一定程度上動搖了訴訟制度的共同基礎和訴訟法的基本理論體系,也徒增了法律適用的復雜性。有必要從微觀上對刑事訴訟法的規范進行改造。
一、“被告人”應改稱“被告” “被告”是訴訟法的重要范疇。從訴訟法理論上講,“被告”與提起訴訟的“原告”相對稱,特指在訴訟中被起訴、被控告,被要求司法判令其承擔相應法律責任的當事人。然而,在刑事訴訟中,被起訴、被控告的不是“被告”,而是“被告人”。“被告人”成為刑事訴訟特有的范疇。
為何稱之為“被告人”而不是“被告”?有人認為,舊刑法規定的刑事被告的都是自然人,故稱為“被告人”。但新刑法頒布后,單位也可以被訴罪犯,如果還稱為“被告人”,似乎就沒有什么道理了(但也有人認為,“當事人”除了自然人,當然也包括法人和其他組織。“被告人”也可以是法人和其他組織)。實際上,刑事訴訟法保留“被告人”這一異樣于訴訟當事人的特有稱謂,除了習慣使然,似乎找不到更合理的解釋。
另外,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被告人”、“原告人”的稱謂,也是刑事訴訟法所獨創。雖然所附帶的民事訴訟仍應依照民事訴訟程序進行審理,其民事責任亦由民法規制,本來就屬于民事訴訟案件。但當事人的稱謂卻與民事訴訟法的規定不一致。此不怪哉!
當然,啟動刑事訴訟程序的目的,是追究被起訴、被控告的人刑事責任,且控告人是公訴機關而不是原告。因此有人推想:將刑事訴訟中被告的人稱之為“被告人”,以示與其他訴訟的“被告”有區別。其實大可不必。行政訴訟中被起訴、被控告的人總是作出被訴行為的行政主體,這與民事訴訟的“被告”也有很大的區別;但行政訴訟與民事訴訟均稱為“被告”,而不是人為地創設一個“被訴人”、“被告單位”,或者別的什么稱謂來。實踐證明,行政主體作為行政訴訟的“被告”,不僅得體,亦不失其應有的法律地位。
刑事訴訟的“被告人”完全可以改稱為“被告”,這在法理 2 上和司法實踐上都沒有任何障礙。“被告人”改稱“被告”的意義,在形式上,可以統一訴訟的基本范疇,簡化訴訟法學理論。這樣,訴訟當事人包括原告、被告和第三人,不再有“被告人”。另外,附帶民事訴訟的“被告人”、“原告人”也相應地改稱“被告”、“原告”,以維護民事訴訟制度的統一和規范。
至于自訴案件中的“自訴人”,其實就是“原告”,其訴訟法律地位與民事、行政訴訟中的原告無異。相應地也廢除“自訴人”的稱謂。這樣,從理論體系上講,訴訟當事人的范圍在邏輯結構上更加周延、規范。
二、被告人應當先于法官到庭
根據《法庭規則》第5條的規定,審判長、審判員進入法庭時,全體人員應當起立。這一開庭前的法官入庭儀式,就如學校上課前學生“全體起立”,與老師問好一樣。這一禮儀不僅體現了尊師重教的傳統,對嚴肅課堂的秩序也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課前吵吵嚷嚷的教室經過“起立”儀式后,立刻就安靜下來了。法官入庭儀式與此具有異曲同工的效用。法庭要求全體人員起立并向走入法庭的法官行注目禮,不僅是對法官個人權威的敬仰和尊重,更是對國家法律的敬仰和尊重。不能簡單地認為這純粹是一種繁文縟節。
但奇怪的是,在進行這一儀式時,有一個人被排除在外。這個人就是被告人(現在還只能稱之為“被告人”)。庭審中,被告人姍姍來遲,等法官和檢察官以及其他訴訟參加人到庭入席就座之后,才由審判長傳喚入庭。被告人“享受優待”的個中緣由,似乎只能作這樣牽強的解釋:一是被告人不能與其訴訟參與人“平起平坐”,不具備參加這一儀式的資格;二是被告人往往還 3 在被羈押,需要等待審判長的指令,法警才能根據指令押解入庭。
從法律上看,刑事訴訟法對被告人何時被傳喚押解進入法庭沒有作出明確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25條規定:審判長宣布開庭后,傳被告人到庭,并查明被告人的基本情況。該條規定其實就是法庭傳喚被告人入庭的基本依據。但是,這一規定顯然有悖常理:一是法庭對訴訟參加人身份的審查核對,本來就應該公開進行,被告人有權知道公訴人是誰、辯護人來了沒有、被害人的訴訟代理人是誰;二是被告人未到庭就宣布開庭,審判程序不合事理邏輯,且有“背著被告人”宣布開庭審判之嫌;三是被告人本來就是最需要參加法官入庭儀式的人。因為本庭審判的就是被告人,最應當敬仰法律和尊重法官的人也正是被告人。另外,從被告人參加這一儀式的資格上看,由于被告人尚未確定有罪,人格上具備與普通人平起平坐的權利,完全具備參加儀式的資格。至于被告人正在被羈押的情況下,也不妨礙法警押解被告人到被告席上就座,而無需等待審判長的指令才能押解入庭。但解除刑具須有審判長指令。具體操作規范如下:
1、開庭之前,書記員應當召集訴訟參與人各就各位。被告人在押的,由法警押解到庭。
2、書記員再到案前一一檢查核對到庭的訴訟參與人(包括公訴人、被害人、被告人、辯護人等訴訟參加人和證人、鑒定人、勘驗人員等其他訴訟參與人)的身份。經確認人員到齊之后,方請法官入庭。
3、法官入庭時,書記員喊“全體起立”。法官就座后,全體方坐下。然后,書記員向審判長報告庭前準備工作情況,包括介紹到庭的訴訟參與人。
4、在書記員已經檢查核對的基礎上,審判長簡單核對訴訟 4 參與人的身份。證人等其他訴訟參與人須退出法庭候傳。被告人戴有刑具的,審判長指令法警解除刑具。經核對確認無異后,審判長再當著全體訴訟參加人宣布:現在開庭。
三、被告人應當坐在被告席上
被告人當然應該坐在被告席上。問題是,被告席應該安臵在法庭的哪個位臵。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法庭的名稱、審判活動區布臵和國徽懸掛問題的通知》(法發<1993>41號)的規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刑事案件時,審判人員、公訴人員、辯護人員及被告人的位臵安排如下:審判臺位于內墻一側,面對旁聽區,公訴臺和辯護臺分列右邊和左邊,被告席與審判臺正對面,背靠旁聽區。這樣的法庭布臵,被告人被臵于法庭中心位臵。作為受審人、法庭審判的對象,被告人的“中心位臵”與1979年《刑事訴訟法》“打擊敵人、保護人民的實際需要”的立法目的相符合。1996年修訂后的《刑事訴訟法》,其立法目的是“為了保證刑法的正確實施,懲罰犯罪,保護人民,保障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安全,維護社會主義社會秩序”,第12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從某種意義上講,刑事訴訟活動的實質,是審查公訴機關的指控被告人犯罪是否有事實根據和法律依據。以此說,刑事案件被審查的不是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是公訴機關的控告被告人犯罪的行為。這個觀念轉變至關重要。這樣看來,1993年的《通知》對被告席的布臵顯然就不妥了。
應該根據控辯對抗、法官居中裁判的庭審機制,程序設臵被告席。被告席應該安臵在辯護臺的旁邊,與辯護臺相連,并與公 5 訴臺形成“面對面”的局面。這樣的法庭布臵,充分體現被告人的法律地位,也更合理、更具有人性化。第一,被告人座位面對控告席,充分體現了抗辯雙方的對抗性。因為被告人的抗辯是針對控告而言的,理應與控告人的座席相對立,以體現刑事審判的訴訟功能。第二,辯護人是被告人的辯護人,為被告人提供法律幫助,根據事實和法律為被告人解脫罪責或者免除、減輕責任。從這個意義上講,被告人與辯護人具有共同的訴訟目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利益共同體”。從訴訟職能上看,被告人也應該與其辯護人“坐在一起”,共同對抗指控,提出抗辯。因此被告人脫離辯護臺,單獨坐在“受審席”上,顯然不利于辯護人辯護;而且在外觀上,也看不出辯護人能夠為被告人提供法律幫助的訴訟功能。第三,法官在訴訟中處于“居中裁判”的地位。法官既不與控告人面對面,或者偏聽偏信公訴人的控告意見;也不能與被告人面對面,或者偏聽偏信被告人的抗辯意見。審判臺臵于控辯之中間,居中裁判,充分體現審判的公正和訴訟的公平。第四,如果被告人背靠旁聽區,被告人的訴訟活動完全“背著”旁聽群眾,不利于公眾旁聽觀看。再者,也沒有必要讓被告人坐在背靠“廣大群眾”這樣的“有利”位臵吧!
四、應該以判決的方式維持原判
根據一般的訴訟原理,“判決”一般定義為:適用于案件的實體處理的裁判方式。“裁定”一般定義為:適用于程序事項處理的裁判方式。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以及相關司法解釋都依據該法理,合乎邏輯地對判決和裁定的適用范圍進行科學合理的劃定。但是,刑事訴訟法則違背了一般的訴訟原理,作出特別的規定:二審維持一審判決的,以裁定的方式作出。這一制度設臵,6 在1997年修訂刑事訴訟法時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沒有得到糾正。這樣,有關判決和裁定的適用范圍的訴訟制度安排就因刑事訴訟法的這一“特性”而被徹底顛覆了。從理論上劃定判決和裁定的適用范圍已沒有任何邏輯可言,或至少在理論上闡述判決和裁定適用范圍時,需要加上“但書”,特別“另類”地闡明刑事訴訟的例外規定。
刑事訴訟法的這一“特性”,不僅危害訴訟法理論體系邏輯統一性,也無益于司法實踐中準確適用法律。從司法實踐看,以裁定的方式維持原判,徒增法律適用的難度和裁判的復雜性。《刑事訴訟法》第189條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對不服第一審判決的上訴、抗訴案件,經過審理后,應當按照下列情形分別處理:
(一)原判決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正確、量刑適當的,應當裁定駁回上訴或者抗訴,維持原判;
(二)原判決認定事實沒有錯誤,但適用法律有錯誤,或者量刑不當的,應當改判;
(三)原判決事實不清楚或者證據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實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根據該條規定,裁定維持原判的適用條件是:“原判決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正確、量刑適當”。如果原判決有“適用法律有錯誤”、“量刑不當”、“事實不清楚或者證據不足”的情形需要改判的,應以判決的方式作出。從審判實踐看,在具體處理某一案件時到底以判決方式改判還是以裁定的方式維持原判,往往頗費思量。比如,原判適用法律不當,二審應當改變原判決所適用的法律,但改變所適用法律對本案的定罪量刑沒有產生實質影響的,是否屬于“適用法律有錯誤”?又比如,在數罪并罰的情況下,原判在非主要犯罪的罪量刑有瑕疵,但對最終的定罪量刑沒有影響的,有必要都一律認定為“量刑不當”予以改判嗎?又比如,在集團犯罪案件中,主要事實和證據認定正確,但個別事實認定有出入,或個別非重要 7 證據認定有誤,如果對定罪量刑沒有影響或者影響不大的,是否屬于“事實不清或者證據不足”的情形而作出改判?而且“非重要”的度又如何把握?
當然,訴訟的復雜性和法律適用的難度不能作為改造訴訟制度的根本理由。但如果本來就是簡單的訴訟規則,人為地復雜化,攪亂應有的訴訟理論邏輯;本來就有簡易且科學的裁判方式,故意與常理迥異,以突出其特性,這確有故弄玄虛之嫌,不僅危害法律適用的準確性,也危害法理的普及性。
五、檢察機關的“抗訴”改為“上訴”
訴訟法理論上的“起訴”、“上訴”、“抗訴”、“申訴”等范疇都有特定的內涵。其中,“上訴”是針對未生效的裁判而言的,對人民法院未生效的裁判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上訴,引起上訴審程序的發生。“申訴”是針對生效裁判而言的,對人民法院已生效的裁判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訴,引起相應的訴訟程序的發生。而“抗訴”是《刑事訴訟法》專門賦予檢察機關的訴訟權利。但問題在于,刑事訴訟的“抗訴”分為引起上訴審程序的抗訴,和引起審判監督程序的抗訴兩種。《刑事訴訟法》第181條還規定:“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認為本級人民法院第一審的判決、裁定確有錯誤的時候,應當向上一級人民法院提出抗訴。”該條是引起上訴審程序的“抗訴”。
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公訴機關對人民法院未生效的裁判不服的,不能“上訴”,只能“抗訴”。之所以以檢察機關的“抗訴”來區別于當事人的“上訴”,可能考慮到檢察機關與當事人在訴訟法律地位上的差別,以樹立公訴機關應有的權威。而且,檢察機關又不是當事人,在制度的設計上賦予其抗訴權,以區別 8 當事人的上訴權,這似乎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第181條所規定的“抗訴”,與檢察機關對生效裁判“抗訴”,在形式上其實沒有區別,但實質內容卻迥異。《刑事訴訟法》混淆這兩種“抗訴”,其結果是:一方面“抗訴”的適用范圍復雜化了:即既有不服一審裁判提起的抗訴,也有不服生效裁判提起的抗訴;另一方面,提起二審程序的方式也復雜化了:既有當事人提起的上訴,也有公訴機關的抗訴。
第181條規定的“抗訴”與當事人的“上訴”,其法律后果都是引起二審程序的。作為同一法律性質的法律行為,沒有必要給予兩個名稱,徒增法律概念的復雜性。如果將檢察機關這里的“抗訴”改為“上訴”,法律概念就統一起來,訴訟制度更規范,訴訟法原理也更加“平民化”。另外,就“抗訴”和“上訴”的字面含義而言,“抗訴”有對抗,反抗之意,“火藥味”很濃;而“上訴”則有“向上級法院提起訴訟”之意,體現了訴訟所應有的理性。因此,檢察機關如不服一審裁判,還是“上訴”吧,別再“抗訴”了。
六、“辯護人”就應該稱謂“訴訟代理人”
“刑事辯護人”這個名稱大有來頭。《憲法》第125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案件,除法律規定的特別情況外,一律公開進行。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據此,《刑事訴訟法》第32條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辯護權以外,還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為辯護人。”“辯護人”這個名詞出現了。《刑事訴訟法》第35條規定:“辯護人的責任是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第36條 還進一步規定 9 了辯護律師的查閱、摘抄、復制本案的訴訟文書、技術性鑒定材料的權利和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會見和通信的權利。第37條規定了規定辯護律師調查取證的權利等。
刑事訴訟中的辯護制度,包括辯護人的資格、辯護人的選定、辯護人和被告人的關系,以及辯護人的訴訟權利義務等方面的規范。刑事辯護人就其訴訟地位和訴訟權利而言,就是刑事訴訟中的被告人的訴訟(委托)代理人。而在民事、行政訴訟中實行的是訴訟代理制度。訴訟代理制度包括代理人的資格和代理人的選定、代理人與被代理人的關系,以及代理人的訴訟權利義務等。《民事訴訟法》第50條、第58條規定,“當事人有權委托代理人”,“當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為訴訟代理人。”第59條規定:“委托他人代為訴訟,必須向人民法院提交由委托人簽名或者蓋章的授權委托書。”“授權委托書必須記明委托事項和權限。訴訟代理人代為承認、放棄、變更訴訟請求,進行和解,提起反訴或者上訴,必須有委托人的特別授權。”第61條規定:“代理訴訟的律師和其他訴訟代理人有權調查收集證據,可以查閱本案有關材料。查閱本案有關材料的范圍和辦法由最高人民法院規定。”其中訴訟代理人幫助被代理人行使辯論權,屬于“一般代理”的權限范圍,無須特別授權。代理制度還體現在其他救濟程序中,比如行政復議、行政聽證程序、商事仲裁、勞動仲裁等,均有代理人制度。在刑事訴訟中,除了被告人以外,對其它當事人(包括自訴人、被害人等)均設立“代理人”制度,而偏偏唯獨被告人的代理人稱謂“辯護人”。實際上訴訟代理人制度的功能完全可以涵蓋刑事訴訟辯護制度的功能,被告人的訴訟代理人當然就是被告人的辯護人,同時還應該兼有辯護人以外的職能。比如,在民事賠償訴訟中,行使訴訟代理人的職能。如果辯護人不能行使訴訟代理人的職能,在幅度民事訴訟中,被告人的 10 辯護人僅負責刑事方面的辯護,對民事訴訟部分,則應該另行委托訴訟代理人。實際上是維權沒有必要的。因此,完全可以以訴訟代理人制度取代辯護人制度,確實沒有必要“別具一格”地人為地制造出一個“辯護人”這一個概念來。
七、公訴機關的指控應該有具體的訴訟請求
司法裁判的被動性集中地體現為“不告不理”原則。啟動國家司法程序,必須向法院提起訴訟。“訴”的基本要素包括訴訟請求。在民事、行政訴訟中,起訴的一個基本條件是起訴應當“有具體的訴訟請求”。如果沒有具體的訴訟請求,人民法院的審判就失去明確的目標。但是,刑事訴訟法沒有起訴條件的明確規定。刑事訴訟法第141條規定:“人民檢察院認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實已經查清,證據確實、充分,依法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應當作出起訴決定,按照審判管轄的規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訴。”對該起訴是否受理,刑事訴訟法第150條規定:“人民法院對提起公訴的案件進行審查后,對于起訴書中有明確的指控犯罪事實并且附有證據目錄、證人名單和主要證據復印件或者照片的,應當決定開庭審判。”不僅公訴案件沒有起訴條件的規定,刑事自訴案件也沒有“有具體的訴訟請求”要求。實踐中,公訴機關和自訴人在起訴中只要請求人民法院依法判決被告人承擔刑事責任即可。至于人民法院判處被告人承擔怎樣的刑罰,以及刑罰程度,看似控告方“無所謂”,任由法院裁判;但實際上如果認為判決的量刑畸輕畸重,檢察機關則有權提起抗訴。這樣看來,檢察機關的抗訴似乎有點“無厘頭”。
參照民事、行政訴訟的規則,公訴機關和自訴人起訴時應當提出具體的訴訟請求。所謂的“具體的訴訟請求”不僅包括具體 11 定罪的請求和量刑的一般意見,還應當包括具體的求刑量度,即判處何刑罰以及該刑罰的具體幅度。而且刑事訴訟的起訴書應當首先明確向法院提出本案的訴訟請求,然后再闡述相應的事實和理由。人民法院根據事實和法律,全面分析和論證該訴訟請求,闡述何以全部支持、何以部分支持、何以不支持該訴訟請求的具體意見,并在此基礎上作出判決。這樣,裁判理由更具有針對性,裁判結果更具有目的性。如果控告方不服該判決,結合起訴的具體請求是否得到判決的支持以及支持的程度,有針對性地提出抗訴或者上訴。這樣的抗訴,才有根據,才符合事理邏輯。
總之,刑事訴訟的訴訟請求明確具體化,一方面約束了公訴機關的訴訟行為,不僅要求公訴機關依據法律的規定提出定罪主張和量刑原則性意見,也要提出求刑量度的主張。以此公開公訴機關的訴訟請求以及相應的事實根據和法律依據,進一步表面公訴機關在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上的具體態度。這是檢務公開的必要要求,也體現了檢察機關公訴業務水平。另一方面,刑事訴訟請求的明確具體化,對人民法院裁判行為也有約束作用。當然公訴請求的具體化,不能限制法院據實定罪量刑。但法院在作出判決時,就訴訟請求為何應予支持或者部分予以支持或者不予支持作出闡述,進一步嚴格和統一司法裁判的尺度。另外,訴訟請求具體化和裁判的針對性,也將促使刑事訴訟進一步公開化。被告人、被害人以及公眾從公開的控告、辯護、判決中享受到公正司法的陽光。
第二篇:淺析刑事訴訟鑒定人出庭制度
淺析刑事訴訟鑒定人出庭制度
新刑訴法施行伊始,重慶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在審理被告人汪守國故意殺人一案時,辯護人對《法醫學尸體檢驗意見書》中檢驗意見“可能系鈍器多次打擊頭面部致顱腦損傷死亡”提出異議,申請通知鑒定人出庭作證,該院亦認為鑒定人有必要出庭作證并根據新刑訴法第187條之規定通知鑒定人出庭作證。庭審中,鑒定人對《法醫學尸體檢驗意見書》做出說明,針對辯護人提出人異議當庭答疑,合理排除了疑點,該院根據鑒定人所作說明、檢材狀況等客觀因素,以及對該鑒定意見的程序及內容審查,當庭認為《法醫學尸體檢驗意見書》的程序合法、內容客觀,能夠作為定案的根據。該鑒定意見結合《毒化檢驗報告》、檢驗照片、被告人陳述、證人證言等證據,能夠認定被害人的死亡原因系鈍器多次打擊頭面部致顱腦損傷死亡。這次庭審,無疑對刑事審判法官如何準確把握鑒定人出庭作出很好的詮釋。新刑訴法對于鑒定人出庭的明確規定不僅訴訟法體系的完善,更是對司法公正理念的具體化,其意義不言而喻。結合實踐,如何理解、把握、并在司法實踐中合理運用鑒定人出庭制度,是當前刑事法官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正確理解新刑訴法關于鑒定人出庭的規定
縱觀全球各國的訴訟制度,英美法系的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實行傳聞證據排除規則,大陸法系的職權主義訴訟模式實行直接言詞證據,無一例外的均要求鑒定人出庭(英美法系對鑒定人稱為專家證人),這是實現審判公正和程序正義的保障。
雖然我國1996年刑訴法第47條、48條明確了證人的作證義務,但未單獨將鑒定人出庭作為一項明確的義務加以規定,并且在該法第157條規定“對未到庭的證人的證言筆錄、鑒定人的鑒定結論、勘驗筆錄其他作為證據的文書,應當當庭宣讀”,為鑒定人可以不出庭提供了法律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解釋》第123條規定“被害人訴訟代理人、證人、鑒定人經人民法院傳喚或通知未出庭,不影響開庭審判,人民法院可以開庭審理。”則進一步強化了鑒定人不出庭的理念。從司法實踐看,鑒定人的出庭率極低,導致鑒定人出庭的法律規定形同虛設。
新刑訴法第187條明確規定“公訴人、當事人或者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對鑒定意見有異議,人民法院認為鑒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鑒定人應當出庭作證。經人民法院通知,鑒定人拒不出庭作證的,鑒定意見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這是我國首次在刑事訴訟中將鑒定人出庭作為一種義務予以明確,不僅對鑒定人出庭的案件范圍作了合理的限定,還對鑒定人不出庭的法律后果進行了明確規定,為鑒定人出庭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應當值得注意的是,新刑訴法對鑒定人出庭的案件范圍所作的合理限定仍然是以人民法院的裁量權為依托,即鑒定人是否需要出庭是以人民法院的決定為準。這一規定仍然需要人民法院在司法實踐中準確把握立法理念、厲行法治的基礎上合理、準確的適用裁量權,方能使鑒定人出庭作證的規定發揮積極作用。
二、正確適用和規范鑒定人出庭
新刑訴法對于鑒定人出庭作證作出的仍然是較為原則性規定,其薄弱環節在于作證程序規范的缺乏,如何在實踐中完善鑒定人出庭作證的規范勢在必行。筆者認為,鑒定人出庭作證規范應當包括以下內容:(1)鑒定人出庭作證的申請。公訴人、當事人或者辯護人、訴
訟代理人對鑒定意見有異議,應當在庭前或是庭審時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請。庭前申請的應以書面為宜,人民法院接到申請后應當在期限內作出答復。當庭申請的可以口頭申請,合議庭可以當庭經過合議后作出是否準許的答復或在休庭后再作出答復。(2)鑒定人出庭的通知。當人民法院認為有必要要求鑒定人出庭,應按照《刑事訴訟法》第182條之規定通知鑒定人,并將通知書在開庭三日以前向鑒定人送達。(3)鑒定人作證資格的審查。在國外,專家證人在作證以前,由法院(或者律師)對其教育、訓練或經驗等作必要的詢問,以確定他具有資格。但我國新刑訴法對此沒有進行明確規定,筆者認為,人民法院可在庭審前書面審查鑒定人身份,在開庭時依照新刑訴法第185條的規定,宣告鑒定人名單并當庭核實其身份,并告知當事人有權對鑒定人申請回避。(4)庭審中對鑒定人的詢問。新刑訴法第189條規定公訴人、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經審判長許可,可以對鑒定人發問。審判長認為發問的內容與案件無關的時候,應當制止。審判人員可以詢問鑒定人。但對于各方的發問方式、順序等具體程序,筆者認為,可以參照證人出庭作證的審理方式進行:審判長對鑒定人出庭作證的權利義務進行告知后,先由申請鑒定人出庭的一方對鑒定人進行主詢問,鑒定人可以宣讀鑒定結論、對鑒定的過程進行說明,然后由對方進行反詢問,就其中有爭議的問題向鑒定人提出質疑;接著再由提出鑒定人一方對鑒定人進行再主詢問,以恢復鑒定結論的證明力;然后由對方進行再反詢問。最后由審判人員對鑒定人進行詢問。如果鑒定人是由雙方當事人同時申請或法院依職權提出,詢問的次序由審判長決定。在發問過程中,應當遵循禁止誘導性詢問和復合性詢問的規則。
三、鑒定人不出庭的后果及對策
(一)后果分析
對于新刑訴法規定“經人民法院通知,鑒定人拒不出庭作證的,鑒定意見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如何理解?筆者認為,鑒定人的出庭是基于人民法院認為有必要,說明鑒定意見本身存疑,在此情況下,鑒定人經通知拒不出庭就鑒定意見進行答疑,其鑒定意見中的疑點無法得到合理解釋,對于這樣的存疑證據,就不應當作為案件的定案根據。因此新刑訴法的這一規定符合證據規則,人民法院在辦理此類案件時應當采用。但在適用該規定時,應當注意以下幾點:一是應當嚴格按照訴訟程序,在開庭前三天將書面出庭通知書送達鑒定人。二是鑒定人沒有按照通知要求的時間、地點出庭參加庭審不是由于不能抗拒的原因或者有其他正當理由無法出庭的。三是前述兩個條件同時滿足的情況下,將鑒定意見提請合議庭研究并依法作出不予作為定案根據采信的決定。
(二)對策建議
立法的進步無疑將大大改善我國刑事司法實踐中鑒定人不出庭作證的現狀,有助于直接言詞證據原則的落實。但是對于鑒定人無正當理由不出庭作證的后果的規定,雖然保證了訴訟的公正,但并未對鑒定人采取任何強制予以規定,且鑒定人并未因此而承擔任何不利的法律后果,因鑒定人不出庭而引發的敗訴后果卻由公訴機關和當事人來承擔。這顯然無助于訴訟的順利進行,也使立法的本意大打折扣。
筆者認為,鑒定人不出庭作證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幾種:一是有的鑒定人專業知識不過關,在鑒定時并未做到科學、全面、客觀、準確,因此不愿意出庭接受控辯雙方的質詢;二是有的鑒定人對于出庭作證心懷疑慮,害怕遭到當事人的報復,基于自身安全的考慮拒絕出庭作
證;三是鑒定人出庭作證,不僅造成時間上的耽擱,而且立法暫時未規定鑒定人出庭作證的經濟補償制度,鑒定人出于對經濟損失的擔心而不愿出庭作證;四是缺少鑒定人拒不出庭的追責制度,從而無法對不出庭的鑒定人進行行政上的監督約束和法律責任的追究。
如何解決好鑒定人經人民法院依法通知后仍不出庭作證的問題,筆者認為應當從如下幾個方面入手,以保證鑒定人出庭作證:
一是加強對鑒定意見的審查判斷,盡量避免“經人民法院通知,鑒定人拒不出庭作證的,鑒定意見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的情形出現。新刑訴法對鑒定人應當出庭作證的情形規定了一個必要條件,即“人民法院認為鑒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鑒定人應當出庭作證”,人民法院對鑒定意見的審查就顯得尤為重要。可以設想,如果鑒定意見本身沒有問題,但由于鑒定意見的專業術語難以掌握等原因導致承辦法官認為鑒定意見存疑,或是人民法院對鑒定意見的審查判斷失誤,通知鑒定人出庭,而鑒定人因各種原因沒有出庭,造成該鑒定意見依法不能作為定案根據,則違背了新刑訴法設置鑒定人出庭制度的初衷。由此產生的重新鑒定或者因檢材的滅失等原因無法重新鑒定導致對被告人無法定罪的后果,輕則浪費訴訟資源,重則影響刑訴法懲罰犯罪、保護人民功能的實現。
二是積極與鑒定機構進行溝通,達成鑒定人出庭作證的共識。在審查過程中,人民法院主動與鑒定機構溝通,可以起到以下兩方面的作用,一是通過溝通、釋法說理,使鑒定機構和鑒定人打消思想上的種種顧慮,能夠配合司法機關的訴訟活動,提供出庭作證率。二是通過溝通了解鑒定機構和鑒定人的鑒定活動,對其鑒定程序是否合法,鑒定意見是否科學做到心中有數,從而達到提高鑒定人出庭作證率的目的。
三是完善鑒定人出庭作證保障制度。新刑訴法對特定案件中鑒定人及其近親屬的人身保護問題作了規定, 人民法院應當會同檢察機關、公安機關采取有效的配套措施將法律落實到位,保證鑒定人及其近親屬的人身安全不受侵犯,解除其后顧之憂。同時有的鑒定機構是盈利性的中介機構,經濟因素是鑒定人不出庭作證的原因之一,在經濟上予以適當補償同樣有助于鑒定人出庭作證率的提高,在此可以借鑒新刑訴法關于證人出庭作證經濟補償制度的規定,對鑒定人出庭作證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費用給予補助。鑒定人出庭作證對于查明案件事實、準確定罪量刑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鑒定人依法出庭作證有利于訴訟的順利進行。保證鑒定人在人民法院依法通知后出庭作證,不僅要在立法和制度層面上進一步進行規范,司法機關也要在訴訟過程中通過細致嚴謹的工作,提高鑒定意見的準確程度,打消鑒定人的種種顧慮,保證鑒定人能夠出庭作證。
四是健全鑒定人拒不出庭的追責制度。鑒定人不出庭還源于針對鑒定人的有效的追責制度缺失。新刑訴法對于鑒定人雖然《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司法鑒定管理問題的決定》第十三條規定,對于經人民法院依法通知拒絕出庭作證的鑒定人或鑒定機構,由省級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門給予停止從事司法鑒定業務三個月以上一年以下的處罰,情節嚴重的可撤銷登記。但需要省級人民政府制定相應的配套措施,逐步完善對鑒定人的監督機制和追責制度,要求作為人大授權監督機關的省級司法行政部門充分發揮自身的職能作用,進而從政府管理、監督層面促進鑒定人拒不出庭追責制度的完善,推動鑒定人出庭落到實處。此外,鑒定人不出庭導致鑒定意見不能作為定案根據而產生的經濟損失(重新鑒定產生的相關費用)或被告人不能被追究刑事責任,應當制定相應的民事和刑事法律規范,依法追究鑒定人因故意或過失應當承擔的民事責任和刑事責任。
第三篇:刑事訴訟辯護制度案例
刑事訴訟辯護制度案例
犯罪嫌疑人馬林,男,1986 年 3 月 6 日出生;呂陽,男,1983 年 7 月 1 日出生。二人均是中學畢業待業在家,無所事事,游手好閑,時常搭伴出去玩樂。2002 年 1 月 9 日,馬林與呂陽一起去縣城里的網吧。二人玩了一上午的游戲。中午因費用問題與網吧老板田云發生激烈爭執,被田云推搡了幾下,二人懷恨在心,伺機報復。當晚 23 時許,二人商量好后,帶上事先準備好的汽油,趁人不備,將汽油灑在網吧的木質大門、窗戶上,用打火機點燃。由于網吧出口已被大火封住,導致正在上網的人員中 6 人死亡、17 人受傷的嚴重后果。市公安局立即組織偵查人員對案件進行立案偵查,經檢察院批準對二犯罪嫌疑人執行了逮捕。在對二人進行訊問時,均未通知其父母等到場。呂陽的父親呂森請求會見呂陽,并為其聘請律師,被偵查人員以偵查階段無權委托辯護人為由予以拒絕。案件偵查終結后移送至市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市人民檢察院于接到案件材料之日起的第 5 日告知馬林和呂陽有權委托辯護人。呂陽委托其叔叔呂鵬(某公司職員,中專學歷)擔任其辯護人,馬林表示不委托辯護人。呂鵬經檢察院許可,會見了呂陽,查閱了本案的所有訴訟材料,并對有關單位和個人進行了必要的調查取證工作。檢察院經審查起訴認為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依法應當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責任,遂向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在審理過程中,呂鵬經法院許可又查閱了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實的材料,會見了被告人呂陽,會見時人民法院派員在場。馬林仍然不愿委托辯護人,審判人員為其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劉敏擔任辯護人,但馬林拒絕辯護,法院遂準許其自行辯護。經審判,法院依法判決被告人呂陽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被告人馬林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問:.本案中公安局進行的訴訟程序有無違法之處?并說明理由。.本案中檢察院進行的訴訟程序有無違法之處?并說明理由。.本案中法院進行的訴訟程序有無違法之處?并說明理由
第四篇:刑事訴訟
刑事訴訟:是指公安司法機關在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參加下,一招法律規定的程序和要求,查名犯罪、懲罰犯罪的活動。
刑事訴訟特征:1.形式訴訟是國家專門機關代表國家進行的一種活動,是國家執法司法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2.形式訴訟是公安司法機關代表國家行使刑罰權的活動。3.刑事訴訟是在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參加下進行的活動。4.刑事訴訟必須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和要求進行。
我國刑事訴訟法上的基本原則:1.偵查權、檢察權、審判權由專門機關行使原則。2.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職權原則。3.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4.人民檢察院依法對刑事訴訟實行法律監督。5.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6.審判公開。7.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8.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不得確定有罪。9.具有法定情形不予追究刑事責任。10.追究外國人刑事責任適用我國刑事訴訟法。
訴訟主體:專門機關(偵查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審判組織:合議庭、獨任庭)、訴訟參與人(當事人:被害人、自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帶民事訴訟的原告人和被告人其他訴訟參與人:法定代理人、訴訟代理人、辯護人、證人、鑒定人和翻譯人員)
人民法院:是代表國家行使審判權的審判機關。職權:1.對受理的刑事案件,有權依法審理和作出裁判。2.有權直接受理自訴案件。3.有權決定對被告人采取拘傳、取保候審、監視居住和逮捕措施。4.為調查核實證據,有權進行勘驗、檢查、扣押、鑒定和查詢、凍結。5.有權主持和指揮審判活動,對違反法庭秩序的人,有權予以警告制止、強行帶出法庭、罰款、拘留、制止追究刑事責任。6.對生效的判決、裁定,有權交付執行機關執行;對罰金和沒收財產的判決,有權直接執行。7.對確有錯誤的生效裁判,有權按照審判監督程序進行再審。組織體系: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專門人民法院。
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代表國家行使檢察權。職權:1.對職務犯罪案件享有偵查權。2.代表國家行使公訴權,是唯一有權提起公訴的機關。3.刑事訴訟的法律監督機關,對立案、偵查、審判、執行等訴訟階段進行法律監督。組織體系:最高人民檢察院、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專門人民檢察院。
當事人:是指與案件事實和訴訟結果具有切身利害關系,在訴訟中分別處于控訴或者辯護地位的主要訴訟參與人。當事人包括被害人、自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帶民事訴訟的原告人和被告人。
管轄是指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等在直接受理刑事案件上的權限劃分以及人民法院系統內部在審理第一審刑事案件上的權限劃分.立案管轄:又稱職能管轄或部門管轄,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各自直接受理刑事案件的職權范圍,也就是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之間,在直接受理刑事案件范圍上的權限劃分。
審判管轄:是指人民法院審判第一審刑事案件的職權范圍,包括各級人民法院之間、同級人民法院之間以及普通人民法院與專門人民法院之間在審判第一審刑事案件上的分工。
回避:是指偵查人員、檢察人員、審判人員以及書記員、鑒定人、翻譯人員,因與案件或案件的當事人具有某種利害關系或其他特殊關系,可能影響刑事案件的公正處理,而不得參加對該案進行的訴訟活動的一切訴訟制度。
回避分為自行回避、申請回避、和指令回避。
回避理由:1.是本案的當事人或者是當事人近親屬的。本案的當事人是指本案的被害人、自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帶民事訴訟的原告人和被告人;當事人的近親屬是指上述人員的夫、妻、父、母、子、女及同胞兄弟姐妹。2.本人或者他的近親屬和本案有利害關系的。
3.擔任過本案證人、鑒定人、勘驗人、辯護人或者訴訟代理人的。4.與本案的訴訟代理人、辯護人有夫妻父母子女或者同胞兄弟姐妹關系的。5.接受當事人及其委托的人的宴請、財物其他好處,或者違反規定會見當事人及其委托的人的。6.在本訴訟階段前曾參與辦理此案的。
7.與本案當事人有其他關系。
回避人員包括偵查人員、檢察人員、審判人員、以及在偵查起訴審判活動中的書記員、翻譯員和鑒定人在原審人民法院對于二審發回重新審判的案件以及人民法院按照審判監督程序重新審判的案件,擔任過有關案件一審或二審合議庭成員的全體人員,都屬于回避的范圍。回避決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的回避應當分別由院長、檢察長、公安機關負責人決定;院長的回避由本院審判委員會決定;檢察長和公安機關負責人的回避由同級人民檢察院檢察委員會決定;檢察長的回避由檢察委員會討論回避。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要求公安機關負責人回避,應當向公安機關同級的人民檢察院提出,由檢察長提交檢察委員會討論決定。
辯護:是指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辯護種類:自行辯護、委托辯護、指定辯護。
刑事強制措施:是指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為保護刑事訴訟的順利進行,依法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采取的在一定期限內暫時限制或剝奪其人身自由的法定的強制方法。監視居住:是指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責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一定期限內為未經批準不得離開住處或指定居所,并對其行動加以監視的強制方法。
期間,通常指以某一時間直至另一時間止的時限。刑事訴訟中的期間主要是法定期間,法定期間的開始基于某種法律行為或者法律事實的發生,在法定期間內實施的行為才產生法律效力。
送達:指公安司法機關按照法定程序和行為方式將訴訟文件送交收件人的訴訟活動。
送達的方式包括直接送達、留置送達、委托送達、郵寄送達、轉交送達、其他方式送達。
刑事證據的種類包括:物證、書證;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鑒定結論;勘驗、檢查筆錄;視聽資料。
證明責任:是指公安司法機關應當收集證據、提供證據證明案件事實的責任,和法律規定的部分當事人應當提供證據證明自己訴訟主張的責任,其性質是法律義務與法律后果的統一。在公訴案件中,證明責任由公安司法機關承擔。在自訴案件中,自訴人負有證明責任。
立案的材料來源:指在立案階段的案件線索和證據材料來自何處和何種渠道。立案的條件包括有犯罪事實和需要追究刑事責任。
控告VS舉報:1.行為人的訴訟地位不同。2.他們了解案件情況的程度不同。3.行為人與案件有無利害關系不同。4.控告和舉報的積極性、主動性不同。5.控告和舉報情況的真實可靠程度不同。
不立案的監督是指人民檢察院認為公安機關應當立案而不立案的案件,有權要求公安機關說明理由或者通知其立案偵查的訴訟活動。在立案階段,認為公安機關應當立案偵查的案件而不立案偵查的,或者被害人認為公安機關對應當立案而不立案偵查,向人民檢察院提出的,人民檢察院有權要求公安機關說明不立案的理由,公安機關應在7日內作出說明,如果認為不立案的理由不能成立,有權通知公安機關立案,公安機關接到通知后,應當及時進行立案偵查。
詢問犯罪嫌疑人是指偵查人員依照法定程序以言辭方式向犯罪嫌疑人查問案件事實和其他與案件有關的問題的一種偵查活動。程序:1.詢問主體 2.詢問地點 3.有關詢問的時間限制 4.詢問的步驟 5.特殊規定 6.詢問筆錄 7.禁止性規定
傳喚或者拘傳持續的時間最長不得超過12小時。不得以連續傳喚、拘傳的形式變相拘禁犯罪嫌疑人。
補充偵查,是指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對于案件部分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或者尚有遺漏罪行、遺漏同感犯罪嫌疑人,依照法定程序,在原有偵查工作的基礎上作進一步點差,補充證據的一種訴訟活動。
審查起訴,是指人民檢察院對公安機關偵查終結移送起訴的案件和自行偵查的案件進行審查,依法決定是否對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訴的訴訟活動。審查起訴的內容:1.犯罪嫌疑人身份狀況是否清楚 2.犯罪事實是否清楚 3.證據是否隨案移送 4.證據是否確實、充分。5.有無遺漏罪行和其他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人 6.是否屬于不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 7.有無附帶民事訴訟,對于國家財產、集體財產遭受損失的,是否需要由人民檢察院提起附帶民事訴訟。8.偵查或送是否合法 9.與犯罪有關的財務及其孳息是否已扣押、凍結并妥善保管,以共核查。審查起訴的步驟和方法:1.審閱核查案卷材料 2.詢問犯罪嫌疑人 3.聽取被害人意見 4.聽取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人的意見 5.補充偵查
不起訴是指人民檢察院對公安機關偵查終結移送起訴的案件和自己偵查終結的案件進行審查后,認為犯罪嫌疑人的行為不構成犯罪或依法不應追究刑事責任,或者犯罪情節輕微、依照刑法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免除刑罰,或者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從而做出不將犯罪嫌疑人訴交人民法院審判的一種處理決定。
法定不起訴適用于以下六種情形之一:1.清潔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 2.犯罪已過追訴時效期限的 3.進特赦令免除刑罰的4.依照刑法告訴才處理的犯罪,沒有告訴或者撤回告訴的 5.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 6.其他法律規定免予追究刑事責任的酌定不起訴,人民檢察院可以斟酌具體案情和犯罪嫌疑人個人表現來確定,或者是提起公訴,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責任;或者放棄追訴,終結訴訟,對此人民檢察院有裁量權。
證據不足不起訴,對于補充偵查的案件,人民檢察院依然認為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訴的決定。
公訴案件第一審程序,是指人民法院對人民檢察院提起訴訟的案件進行第一次審判時所必須遵循的程序規則和總稱。意義:1.第一審程序是行使審判的必經程序。2.第一審程序是人民法院審判活動的基本程序 3.通過第一審審判,依法對有罪的被告人處于刑罰,是無罪者不受刑事追究,以保證刑罰的正確實施,及時懲治犯罪,未回法律秩序,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
開庭審判前的準備:1.確定合議庭的組成人員或獨任庭的審判員。2.將人民檢察院的起訴書副本至遲在開庭10日前送達被告人并保證其辯護權的行使。3.將開庭的時間、地點在開庭3日以前通知人民檢察院。4.將傳喚當事人和通知辯護人、法定代理人、證人、鑒定人和勘驗、檢查筆錄制作人、翻譯人員的傳票和通知書,至遲在開庭3日以前送達。5.公開審判的案件,在開庭3日前先期公布案由、被告人姓名、開庭時間和地點。
法庭審判的階段分為開庭、法庭調查、法庭辯論、被告人最后陳述、評議和宣判五個步驟。
死刑執行的變更:1.在執行前發現判決可能又錯誤的 2.在執行前罪犯揭發重大犯罪事實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表現 3.罪犯正在懷孕
死刑緩期執行的變更,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的罪犯,在死刑緩期執行期間,如果沒有故意犯罪,死刑緩期執行期滿,應當予以減刑,由執行機關提出書面意見,報請高級人民法院裁定;如果故意犯罪,查證屬實,應當執行死刑,有高級人民法院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準。暫予監外執行:1.有嚴重疾病需要保外就醫。2.懷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3.生活不能自理的。
死刑執行程序:1.執行死刑命令的簽發 2.執行死刑的機關及期限 3.死刑執行的監督 4.執行死刑的指揮人員及其工作 5.死刑罪犯同近親屬會見 6.執行死刑的方法和場所 7.執行死刑應當公布,不應示眾 8.執行死刑后的處理
附帶民事訴訟,是指公安司法機關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在解決被告人刑事責任的同時,附帶解決因被告人的犯罪行為做造成的物質損害的賠償問題二進行的訴訟活動。
特點:1.附帶民事訴訟在性質上是一種特殊的民事訴訟 2.附帶民事訴訟法律依據的復合性 3.附帶民事訴訟處理程序的附屬性
意義:1.有利于維護被害人的經濟利益 2.有利于公安司法機關全面、正確處理案件 3.有利于保證人民法院審判工作的統一性和嚴肅性 4.有利于提高訴訟效率,節約訴訟成本
附帶民事訴訟在形成立條件:1.必須以刑事訴訟的成立為前提 2.有適格的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 3.有明確的負有賠償責任的人 4賠償范圍限于物質損失 5.被害人遭受的物質損失是由被告人的分最行為直接造成的審判監督程序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對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發現在認定事實或適用法律上確有錯誤,依法提起并對案件進行重新審判的一項特別審判程序。
提起審判監督程序的主體:1.各級人民法院院長和審判委員 2.最高人民法院和其他上級人民法院 3.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其他上級人民檢察院。
第五篇:刑事訴訟
刑事訴訟:是指審判機關(人民法院)、檢察機關(人民檢察院)和偵查機關(公安機關含國家安全機關等)在當事人以及訴訟參與人的參加下,依照法定程序解決被追訴者刑事責任問題的訴訟活動。
刑事訴訟基本原則:是由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貫穿于刑事訴訟的全過程或主要訴訟階段,公、檢、法機關和訴訟參與人進行刑事訴訟活動都必須遵循的基本行為準則。職能管轄:專業詞匯,在我國指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在處理刑事案件上的分工。比如公安機關負責偵查、拘留、執行逮捕、預審,人民檢察院負責檢察、批準逮捕、檢察機關直接受理的案件的偵查、提起公訴,人民法院負責審判。
辯護:起源于羅馬共和制后半期,當時的常設刑事法院審理案件,被告人對控告人的控告有權進行答辯,并且出現了稱作保護人的辯護人。
刑事訴訟代理:是指代理人接受公訴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近親屬、自訴案件的自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以及附帶民事訴訟的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委托,以被代理人的名義參加訴訟,進行活動,由被代理人承擔代理行為法律后果的一項法律制度。
簡述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回避的理由有那些?
答:1是本案的當事人或者是但是人的近親屬的。2本人或者是他的近親屬和本案有利害關系的。3擔任過本案的證人、鑒定人、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的。4與本案當事人有其他關系可能影響公正處理案件的。5接受過當事人及其委托的人請客送禮或者違反規定會見當事人及其委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