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課標高中語文傳記作品教學與復習方略

新課標高中語文傳記作品教學與復習方略

一、傳記文學的基本理論及其教學意義

（一）傳記的概念和類別

傳記是史學和文學之外一門獨立存在的學科，“傳記者，總名也。類而別之，則敘一人之始末者，為傳之屬；敘一事之始末者，為記之屬。”傳記是“用文學的構思和立意，文學的筆法、技法和手法，文學的語言和氛圍，來描述、描寫和再現真實的歷史人物或現實人物的生平事跡、形象風貌、性格心靈及形成的主客觀條件和環境”。

（二）傳記作品的基本特征

傳記是史學和文學結合的產物，傳記作品的基本特征也由其史學和文學的雙重屬性決定。

1.真實性

紀實性是傳記作品的基本要求，“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真實性是傳記作品的基本特征。

2.文學性和藝術性

傳記作品是傳記作者在掌握豐富翔實的真實資料基礎上借助想象、聯想、夸張和推理等手法對人物、事件、情節、場景、心理、細節等作適當的藝術加工進行再創作形成的文學作品，因此它必然具有文學性和藝術性。

3.教育激勵功能

傳記作品往往以其強烈而鮮明的道德倫理觀念教育廣大讀者，它用文字將本民族乃至全人類在歷史上、現實中的杰出人物的真實形象和豐功偉績雕刻在人類文化長廊之上，教育和激勵著一代代的讀者。

（三）傳記作品在語文教學中的意義

1.知識滲透

“余以為吾國之傳記，惟以傳其人之人格；而西方之傳記，則不獨傳此人格也，又傳此人格進化之歷史”；“可見其人格進退之次第，及其進退之動力。”（胡適）

優秀的傳記作品通過對傳主命運的描述展開一幅幅真實、豐富而又具有時代氣息、地域特色的生活畫卷。其知識外延明顯超出了單一的史學或文學，實現了史學、文學、哲學等知識的相互滲透。讓學生在閱讀中汲取歷史學、文學、心理學、哲學等學科的知識營養。

2.挖掘榜樣力量

傳記作品具有的教育激勵功能關鍵在于“榜樣的力量”，樹立一個榜樣，讓他們走進學生心靈，以作品豐富的人文養分，成為學生成長路上的導航與力量之源。

3.提高寫作能力

“認識傳記作品的基本特性，嘗試人物傳記的寫作”，是課標要求。通過學習，讓學生掌握傳記作品的文體特征與寫作要點。或嘗試進行人物傳記寫作，或以之為寫作素材，或借鑒其創作技巧。都能達到為學生寫作開辟一條新路的目的。

二、新課標對傳記作品的教學要求及高考傳記選文試題分析

（一）《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實驗）》對傳記作品的教學要求

“認識傳記作品的基本特性，嘗試人物傳記的寫作”，“傳記寫作的評價應關注內容的真實，文字的生動，以及是否給人以有益的啟示”，“閱讀古今中外的人物傳記、回憶錄等作品，能把握基本事實，了解傳主的人生軌跡，從中獲得有益的人生啟示，并形成有一定深度的思考和判斷”。

語文課程“工具性與人文性的統一”的課程性質深入人心。語文課程不僅要使學生學習和掌握語文學科的基本知識和基本技能，更要充分發揮語文課程的育人功能，全面提高學生的語文素養。

（二）新課標人教版教材選文傳記作品梳理

新課標人教版教材必修一到必修五中選擇了以下傳記篇目：

《廉頗藺相如列傳》、《蘇武傳》、《張衡傳》、《記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講》、《鴻門宴》、《荊軻刺秦王》、《燭之武退秦師》。選修教材《中外傳記作品選讀》有精讀六篇――《杜甫：“萬方多難”中成就的“詩圣”》、《魯迅：深刻與偉大的另一面是平和》、《毛澤東：憶往昔，崢嶸歲月稠》、《貝多芬：扼住命運的咽喉》、《達爾文：興趣與恒心是科學發現的動力》、《馬克思：獻身于實現人類理想的社會》；略讀二篇――《沈從文：逆境也是生活的恩賜》、《楊振寧：合璧中西科學文化的驕子》；課外閱讀二篇――《蒙哥馬利：強者就是不斷挑戰自己》、《比爾?蓋茨：IT英雄的成功之道》。選修教材《古代詩歌散文欣賞》有《項羽之死》、《大鐵錘傳》、《種樹郭橐駝傳》三篇。

對學生而言，教材有著其他書籍不可比擬的覆蓋面，是學生最直接的閱讀和學習對象。

（三）新課標《考試大綱》對傳記作品閱讀能力考核要求

“閱讀評價中外實用類文本。了解傳記、新聞、報告、科普文章的文體基本特征和主要表現手法。正確解讀文本，篩選、整合信息。分析思想內容、構成要素和語言特色，評價文本產生的社會功用，探討文本反映的人生價值和時代精神。”考試大綱以選考或必考形式從分析綜合、鑒賞評價、探究等不同層面對傳記作品進行考核，從高考考核需求的角度體現了傳記作品的重要性，為傳記作品教學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現實依據。

（四）2007――2013年新課標卷傳記作品選文及試題類型梳理

分析2007年到2013年70套（不含上海卷）課標卷中的傳記作品試題發現，課標卷中傳記文后的試題一般為1個五選二的客觀性試題（5分），1個限制性試題（6分），1個主觀性試題（6分），1個探究性試題（8分）。五選二的選擇題主要考察學生篩選、整合、辨識文中重要信息的能力。限制性試題一般為簡答題，考核學生把握作品基本事實、概括文章主要內容或觀點、分析事件價值的能力。主觀題一般針對文中重要語句的理解、語言特色、表現手法、作者的寫作意圖和寫作目的、文章的社會價值和影響等進行考核，或者對文本的某種特色作深度的思考和判斷。探究性試題比較開放，立足文本提出問題，重視學生的發散思維。

三、傳記作品教學與復習方略

（一）傳記作品“學”與“考”的結合點

“學”是自身長遠發展的精神需求，“考”是對付眼前選拔的應試手段。教學效果要通過一定的方式進行體現，“教”的目標是“學”，在“學”好的基礎之上具備相應的“考”的能力；“學”的目的不是“考”，可真正學好了考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學”的外延本就比“考”的外延大，“考點”本身就是“學點”中的一部分，所以，“考”的能力要求已經包含在“學”的要求之內了。學生在掌握傳記作品閱讀方法、提高閱讀能力的同時已經具備解答傳記作品文后提問的能力。

（二）傳記作品教學與復習方法歸類

1.內容歸納法

“化繁為簡”：可采用年譜和年表法。指導學生制作年譜和年表，以便清晰、準確地把握基本事實，“篩選并整合文中的信息”、“概括中心意思，把握文章結構”、“分析文本的文體基本特征”，這對于學生完成傳記作品選擇題和簡答題部分有直接的指導作用。

2.“內外”分析法

傳記作品閱讀同樣遵照“入乎其內，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這一規律，全面深入地了解人物，對其品格、思想、功過等做出客觀公允的評價。

“知世論人”、“知人論事”、“知事論人”，或概括為“知心論人”。了解寫作背景、時代背景、社會環境，是整體掌握傳記文的不二法門。

3.品讀賞析法

新課標指出：加強誦讀涵詠，感受作品意境和形象，獲得情感的體驗、心靈的共鳴、精神的陶冶。在品讀中重構作者創作時的情景氛圍，通過誦讀更好地體味作品的言外之音、話外之意、文中之情。

賞析既是指對傳主形象事跡的鑒賞評價，也是對傳記作品表現手法、寫作技巧、語言特點等方面的賞析借鑒。

4.比較分析法

比較分析法在傳記作品教學中應用比較廣泛。通過比較分析讓學生在不斷的思考中對“文本的主要觀點和基本傾向及其產生的社會價值和影響”有更深刻的理解；有利于“從不同的角度和層面發掘文本所反映的人生價值和時代精神”。

5.以讀促寫法

傳記作品教學可以與寫作教學結合。寫作能力是語文素養的綜合體現，傳記作品教學對寫作能力的提高主要表現在寫作素材積累和寫作技巧借鑒兩方面。

★作者單位：貴州道真中學。

第二篇：高中語文選修中外傳記作品選讀16六

肖海濱專欄： 高中語文新課程教學研究資料匯編·選修課

中外傳記作品選讀

六、中國近百年來的傳記文學

可參考蕭關鴻編的《中國百年傳記經典》（東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

由于近代以來，中國傳記文學受西學東漸的影響，在古典傳記傳統的基礎上開創出新的風貌。此書旨在介紹這一時期的興盛風貌，從近百年的傳記作品中選擇了42篇具有代表性的傳記，分為4卷。每篇傳記都加了注解，對傳記的作者、傳主以及傳記文本都作了評介，可供讀者參考。

這里節選的是書的序言。這篇序言可以當做中國近百年的傳記文學簡史來閱讀。從梁啟超、胡適等人對現代傳記的提倡和寫作，到20、30年代現代傳記創作的繁榮，到40年代具有濃厚政治寓意的傳記寫作，到解放以后傳記文學取得的成就，還有海外的“口述歷史計劃”等等，這些具體的歷史過程，在文中都被描繪得非常清晰。通過這篇序言的閱讀，既可以對近百年中國傳記獲得現代轉型以后的成果有所了解，也可以按圖索驥，找到優秀的傳記文本來閱讀。

中國現代傳記，即區別于古典傳統模式的現代傳記，是本世紀初思想解放運動的產物，也是向西方學習的結果。

西方傳記文學與中國一樣，在公元前后出現第一次輝煌的高峰之后，經過了一千多年的停滯和低潮。但它的第二次高潮出現在18世紀。

中國傳記文學的第一次高潮代表作《史記》比西方第一部奠基之作要早200年。而西方第二次高潮的重大成就對中國發生影響也要等200年之后。

中國傳記從古典到現代的過渡交替時期，作出了開創性努力，貢獻最大的是戊戌維新運動的領導人梁啟超和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胡適。

梁啟超以畢生精力推動中國的啟蒙運動。他的文化活動領域極為廣泛，涉及文、史、哲諸方面，傳記文學是他極力提倡和努力實踐的一個重要方面。他最早向國人介紹了西方傳記作品。

由于梁啟超的倡導，從戊戌維新到五四運動前后，傳記寫作蔚成風氣，大量傳記發表在剛剛興起的白話報刊上，有的傳記本身也用白話寫作。據晚清文學專家阿英的研究，這一時期發表的傳記作品，傳主大多是中國歷代政治文化偉人、民族英雄和中外資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傳記文學的政治功利性從傳統到晚清發展到了頂點。

美國學者霍理齋這樣分析梁啟超和胡適這兩位中國現代傳記最重要的倡導者：“胡適較梁啟超晚生一代，對于西方文化亦較梁氏了解。胡適對傳記的觀念并非如梁氏來自實際寫作的經驗，而系基于對西方文學之認識而自理論上加以考慮。”

確實，梁啟超只是在西方走馬看花，而胡適在美國求學苦讀，對西方文化自然了解更深。他在康奈爾大學寫下的札記《傳記文學》，就是對東西方文化進行比較和思考的結果，他比較了東西方傳記文學的差異。“吾國之傳記，惟以傳其人之人格，西方之傳記，則不獨傳此人格而已，又傳此人格進化之歷史”。他進一步具體分析了東西方傳記的長處和短處，強調傳記應當揭示傳主的“人格進退之次第，及進退之動力”。這篇札記實際上提出了一套比較完整的傳記理論。以后50年間，胡適倡導傳記文學的理論和實踐都可以在這篇札記里找到根據。

胡適對于中國傳記文學發展的最大貢獻，并不在他自己的作品，而是他的傳記文學理論和他為傳記文學發展所作的呼吁和推動。如果說中國古典傳記向現代傳記的轉型是從梁啟超開始的，那么是由胡適完成的。他們兩人的貢獻最大。

梁啟超與胡適兩代人的努力，為三四十年代中國現代傳記創作的繁榮做了準備。

中國現代傳記繁榮的最初表現是大量自傳和回憶錄的出現。

五四新文化運動帶來了知識分子個性的解放，寫作接近西方傳記體式的自傳或回憶錄成了作家們自我表現和自我張揚的一種最方便的形式。

最早寫作自傳的是作家郁達夫、郭沫若，史學家顧頡剛和戲劇家歐陽予倩。郁達夫寫過多種自傳，最早的一部是1927年發表的日記體自傳《日記九種》。顧頡剛1926年寫的《古史辨自序》是一部學術自傳。歐陽予倩1929年發表的《自我演戲以來》是舞臺生活回憶。郭沫若在大革命失敗后的低潮中開始寫作自傳《我的童年》，之后一發不可收。這四種最早的自傳恰好是傳記文學四種不同的門類。

進入30年代，寫作自傳漸成風氣。其中以作家自傳或回憶錄最有影響。倡導傳記文學的胡適身體力行寫出《四十自述》。郭沫若的自傳主要是在30年代寫的，洋洋灑灑一百多萬字，先在報刊連載，然后出多種單行本。而謝冰瑩以一部《女兵自傳》傾倒了多少熱血青年。上海第一出版社以“自傳叢書”為名推出一批書：《巴金自傳》《欽文自傳》《廬隱自傳》《資平自傳》和《從文自傳》等等，一時蔚為壯觀。

這時期還有幾種非作家的自傳值得注意。共產黨領袖瞿秋白在獄中寫的《多余的話》，另一位共產黨創始人陳獨秀晚年寫的自傳二章。這兩位共產黨人都是大知識分子，瞿秋白臨刑前留下的自白讓后人去評說，而陳獨秀沒寫完的自傳則讓后人惋惜。著名新聞記者鄒韜奮的《經歷》和著名出版家張靜廬的《在出版界二十年》，都有著珍貴的價值，還有北大校長蔣夢麟的《西潮》則“有點像自傳、有點像回憶錄、有點像近代史”，別具一格。

自傳在古典傳記中是所謂雜體傳記中的一種，是作品數量最少影響最小的一門，與史傳文學的巨大成就無法比擬。但自傳的興盛則是現代傳記的重要標志，也是現代傳記發展的主要成就。

盡管這些著名自傳都有鮮明個性和多種色彩，都極力張揚自我，但有一個共同點，如郭沫若在《我的童年》前言中所說：“我寫的只是這樣的社會出生了這樣一個人，或者也可以說有過這樣的人生在這樣的時代。”

這些自傳影響重大，是因為通過個人命運展開了一幅極為廣闊豐富的中國現代史畫卷。它的及時性與現實感，深度與廣度是其他文學樣式所難以比擬的。

與自傳的蓬勃繁榮相比，30年代一般性的他傳則相形失色。

值得注意的是關于魯迅先生的多種回憶錄和關于武訓的多種傳記。

到了40年代，才出現了朱東潤。

朱東潤可以說是中國第一位用畢生精力認真研究西方傳記文學、用現代方法進行寫作的最重要的傳記文學作家。

《張居正大傳》是他第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傳記作品。這是一部波瀾壯闊、氣魄宏大、思想精辟、形象生動的傳記。也可以說是我國第一部接近西方傳記風格的現代傳記，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在中國政治黑暗時期，朱東潤寫《張居正大傳》是為尋找政治理想，吳晗寫《朱元璋傳》則為了政治批判。發思古之幽情，出于現實之感慨，這是中國史傳文學的傳統。

但真理不能多走一步。傳記作品的寫作首先應當是學術研究和獨立的文學創作，而不應當有意識地服從政治斗爭的需要。傳記文學如果淪為政治斗爭的奴仆，就會失去自己獨立的生命價值和藝術價值，而變成“速朽”文學。在這一點上，成功的例子是《張居正大傳》，失敗的例子是《朱元璋傳》。

當年，比吳晗走得更遠的還有范文瀾的《漢奸劊子手曾國藩的一生》和陳伯達的《竊國大盜袁世凱》。這兩本書都是為政治斗爭需要而寫的，當年曾經是官方指定的政治學習讀物，在史料取舍和學術評價上的片面性則顯而易見。

1949年建國后，“為政治服務”成為文學包括傳記文學的公開口號和最高原則。從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有個引人矚目的現象是普及性的傳記讀物大量涌現。這些作品并不諱言都為了配合黨和政府推行的愛國主義和共產主義教育，幾乎所有作品都是有關方面組織撰寫，編輯加工的成分很大，有的索性捉刀代筆。這些作品公式化、概念化傾向嚴

重，文字毫無特色。即使有關魯迅的傳記也難以幸免。

用這種方法寫作有一個成功的例外，那就是《我的前半生》。雖然這部書是奉命之作，有明顯的宣傳目的和宣傳效用，但因為末代皇帝溥儀的生平傳奇，而執筆者李文達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因此，它在整體構思和敘述風格上都較成熟，與當時流行的傳記不同，具有個人創作的色彩。

被公認為現代中國最淵博的學者陳寅恪在這個時期寫出的《柳如是別傳》是最具分量又獨具一格的傳記巨著。

陳寅恪是在目盲體衰的晚年，以他最后十年最寶貴的時間，嘔心瀝血寫下了180萬字的巨著。朱東潤曾經不解陳寅恪何以用如此寶貴的精力為一個妓女立傳。其實，陳寅恪開始寫柳如是，也有一種排遣解悶打發時光的意思，但隨著寫作的進展，他完全投入其中。他構建了一個宏大的工程，古老的文言格式無法束縛他自由活潑的思緒，淵博的學識在箋詩證史的考據中如魚得水，在對柳如是的喜怒哀樂作傳神的描述中，可以感受到陳寅恪生命的律動和呼吸的起伏。

《柳如是別傳》同一般的傳記和學術傳記都不同，它的主要目的是箋詩證史，主要方法是考證，他幾乎做到傳中無一字無來歷，而傳記的內容涉獵極廣。有學者這樣評價：“說是明清之際的情愛史可也，明清之際的文人生活史可也，明清之際的政治史亦可也，同樣也可以說是一部饒有特色的江南黨社史或抗清紀略；還可以說是明清史料史或從新角度寫就的南明史；當然更準確而寬泛一點說，應該是用血淚寫成的色調全新的明清文化痛史。”這段話說出了這部書所包含的豐富內涵。

陳寅恪的可貴可敬在他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保持獨立的人格和獨立的思考，這在當代中國知識分子中極其少見。他為王國維立的碑文中所寫的“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也是他自己的寫照。他自知晚年傾注全力的著作出版無日，寫作風格更為自由。他給中國傳記文學史留下這部獨一無二的甚至后人難以企及的巨著，在那個年代只能是個“異數”。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在中國傳記文學史上是個奇特的時期。是一個空白。

說空白，是說那個年代一場浩劫，沒有留下有價值的東西。

“文革”結束已經20年了，到目前為止所能看到的在“文革”中寫作，記錄“文革”中的經歷和史實，可以稱作傳記文學的作品，惟有一部陳白塵的《牛棚日記》。

對“文化大革命”的批判和控訴、回憶和追記，人們已經寫得很多很多。但這些畢竟是事后的評說。因為時過境遷，人們的記憶和敘述難免會與事實真相發生差距。由于主客觀原因或這樣那樣的需要，有些回憶和敘述往往有意無意地夸大某些方面或縮小某些方面。更有甚者，有些所謂的傳記和紀實文學，把歷史真相攪得模糊不清。因此，當事人的原始記錄就顯得特別珍貴和極其難覓。

偌大中國，不會只有一位陳白塵。我們已經看到有價值的珍珠正在慢慢浮現。比如廖沫沙的《甕中雜俎》和邵燕祥的《人生敗筆》。這兩部書還只是傳記的素材或雛形，但有著極珍貴的“文革”史料價值。

還有《彭德懷自述》和《徐懋庸回憶錄》也是“文革”中寫的，他們不是正常的寫作，而是在有關部門威逼下寫的所謂“罪行交代”。由于他們的真誠坦白和文學修養，這種特殊形態的文字也就質變為通常意義上的傳記作品。

與彭德懷和徐懋庸一樣，有多少著名的政治家、作家和藝術家在那個年代被迫寫下多少痛苦的“交代”。這種只有那個年代才有的特殊形態的文字還有大量的尚未發掘，也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如果發掘整理出來，那么對當代史和現代傳記研究都將是一筆寶貴的財富。

當傳記文學在大陸徘徊時，在香港、臺灣和海外出現了一系列重要作品。

50年代初，中國革命勝利后，國民黨中的大批達官要人紛紛移居美國，其中包括李宗

仁、孔祥熙、陳立夫、胡適、顧維鈞等，哥倫比亞大學具有遠見卓識，擬就了一個“中國口述歷史”計劃，組建了一個研究室，其中就有后來成為著名民國史專家的唐德剛。

經唐德剛之手完成的有著名的《李宗仁回憶錄》和《胡適口述自傳》。還有他和三位學者共同完成的長達600萬字的《顧維鈞回憶錄》。

口述歷史方法中國古已有之。司馬遷的《史記》就采用了不少這種口述歷史的材料。近代著名的口述歷史作品是《李秀成自述》。據說李秀成被捕后，用廣西話口供，曾國藩聽不懂，只好叫李秀成自己寫，于是李秀成一邊講一邊寫，才有了這篇自述。

大陸當代最成功的口述歷史作品是溥儀口述、李文達執筆的《我的前半生》。李文達所用的方法已接近美國學者列文斯首創的西方口述歷史方法，只是沒用錄音機。

中國傳記文學史上，這樣有目的有計劃地推行口述歷史方法并取得顯著成績，是從唐德剛開始的。以后大陸才有模仿者。

中國傳記文學再度走向高潮是在1979年以后。

正如20世紀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為傳記文學三四十年代的高潮做了準備一樣，“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運動催生了近百年傳記文學的第二次高潮。經過七八十年的孕育和積累、挫折和反復、思考和等待，傳記文學積蓄已久的能量一朝釋放，噴薄而出，在內容與形式、深度與廣度各個方面都顯示了前所未有的蓬勃之勢。

這時期傳記文學思考和發掘的題材和視野之廣是空前的。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的歷史名人幾乎都有一本或幾本傳記，過去不為人注意或有爭議人物的傳記，過去已有定論的功臣或罪人的翻案文章層出不窮，尤其是對近百年歷史的重新思考和重新描述達到的深度也是過去無法比擬的。

傳記文學的作者已從著名的文學家歷史學家擴大到政界經濟界社會各界的知名人士，文藝娛樂體育行業的明星，乃至普通的知識青年。明星自傳的熱銷打破了傳記文學的崇高感和神秘感，幾乎使每一個具有閱讀能力的人都有意識或無意識地躋身于傳記文學的創作者、接受者和傳播者之列。傳記文學的發行量之大為純文學作品望塵莫及，甚至壓倒了暢銷小說，成為當代文學的寵兒。

傳記文學進入了一個大眾化的新時期。

這一時期傳記中最有價值的還是作家們寫的自傳和回憶錄。

1949年后，每一次政治運動中，知識分子特別是作家總是首當其沖。“文革”結束后他們得到平反，一些幸存者開始撰寫回憶錄。而思想解放運動中作家們是最熱烈的響應者、參加者和鼓吹者，正是理論界、新聞界和文學界的聯手推動，思想解放運動才出現如此波瀾壯闊、生動活潑的氣象。

思想解放和沖破禁區使作家們真正放開了手中的筆，把反思的觸角伸入到過去無法觸及的領域，或者披露歷史真相，或者重新評價歷史。

開風氣之先的是茅盾的《我走過的道路》。由于他在“文革”中已開始醞釀，寫得比較早，所以還有種種顧忌，但還是提供了極其重要的現代文化史資料。

丁玲關于瞿秋白的回憶是她晚年最重要的文字，還沒有人像她這樣深刻細膩而又生動地描繪過瞿秋白。如果丁玲晚年不去續寫長篇小說而是寫完她的回憶錄，她晚年的寫作會有價值得多。

胡風出獄后，有關方面于1980年、1985年和1988年三次為他重新平反，可見他問題的復雜和平反的艱難。他晚年寫的回憶錄涉及許多敏感的問題。可惜他受到的摧殘太重，身體太差，晚年寫出的只是極小的一部分。所幸他的夫人梅志在他去世之后，以堅強的毅力寫出了可歌可泣的《胡風傳》。

夏衍的《懶尋舊夢錄》回憶了自己的前半生，重點在30年代左翼陣營內部的論爭。這樁歷史公案在“文革”中被江青定罪為“三十年代文藝黑線”，而夏衍因此被投入秦城監獄。

韋君宜在半身不遂之后寫出的名為小說實為自傳的作品《露沙的路》，把反思的筆觸伸到了延安時期。她與在她之前發表的幾篇關于王實味的傳記一樣描述了延安這段歷史中過去不為人知的側面，試圖探索某些歷史的因果。

學術傳記中有兩部最值得注意：一部是馮友蘭的《三松堂自序》，一部是陸鍵東的《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復旦大學教授章培恒的《洪昇年譜》和丁文江、趙豐田的《梁啟超年譜長編》，是最有價值的兩部年譜。后者是在完成50年后才首次印行。

思想解放先驅者顧準的《顧準日記》和學者吳宓的多卷本《吳宓日記》，都是后人花極大努力整理的重要的思想文化史資料，顧準的文字開始發表時還困難重重，先海外后大陸，但思想的傳播是無法阻擋的。

領袖傳是這一時期傳記文學的一個熱點。

思想解放運動以后，歷史的重重帷幕漸漸拉開。人們要求了解自己的領袖人物的真實面貌，實際上也是了解自己走過的這段歷史的真實面貌的強烈愿望，是領袖傳記熱的真正背景。

認識一個真實的毛澤東幾乎是全民族的愿望。在80年代中后期的毛澤東熱中，已經出版了幾十種有關毛澤東的傳記、評傳、回憶錄和資料集。這些作品在毛澤東走下神壇成為一個普通人方面前進了一步，但顯然還沒有一位大手筆表現出中國這段歷史的豐富性和復雜性，表現出毛澤東性格的豐富性和復雜性。甚至可以說，還沒有一部作品超過30年代后期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所寫的《西行漫記》中的《毛澤東自傳》。

據說，“文革”初，旅美學者許芥星教授訪問周恩來時，表示想寫一部周恩來傳。周恩來拒絕說：“我們共產黨人只有黨的傳記，從不強調個人的傳記。”好像周恩來對韓素音也說過類似的話。在當時特殊年代，根據周恩來的性格，這樣回答是完全可能的。而且，也多少透露了一點周恩來對個人傳記的看法。到周恩來誕生百年紀念日之前，也已經出版了大量關于周恩來的傳記、評傳和回憶錄，除了一些比較精彩感人的片斷和短篇回憶外，幾乎還沒有一部傳記表現出周恩來性格和內心世界的豐富性和復雜性。

在鄧小平生前身后已出版了多種傳記，尤其以毛毛的《我的父親鄧小平》最有影響。毛毛雖以女兒身份來寫父親，但這部書基本上還是“官傳”，可能因為上卷所寫的事件作者還沒感性認識。人們期待著毛毛的下卷寫出一個活生生的鄧小平。

幾乎所有共和國元帥和老將軍們，所有老一輩革命家，都有回憶錄或者傳記。這些回憶錄或傳記都由寫作小組來完成，這樣的寫作有種種條件的限制，因此，這些作品只有史料價值，而無文學價值。有的甚至連史料價值也很難說。

在所有這些回憶錄中，惟一的例外是《彭德懷自述》。彭德懷沒有寫作小組為他代筆，而是在人身失去自由的特殊情況下一筆一畫自己寫下來的。也惟有《彭德懷自述》沒有絲毫的矯飾，而是作了深刻的自我剖析。這部自述真實的力量與凜然正氣震撼人心。

把傳記文學推向最廣大的讀者，并在他們中間引起交流和共鳴。在80年代是領袖傳記，在90年代則是明星傳記。

明星傳記開風氣之先的是劉曉慶。還在1985年，她在《文匯月刊》上發表的《我的路》引起軒然大波。劉曉慶受到了來自兩方面的壓力。一方面是當時的“理論權威”，批判她“宣揚個人主義，自我奮斗”，要有關黨組織教育幫助她。另一方面是當時的文化界和一部分讀者對一位三十出頭的女明星寫自傳頗為非議。

中國歷來有“蓋棺論定”的傳統，過去寫自傳的大多也是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學家，而且也要到功成名就的晚年才開始回顧一生。其實，仔細想想，30年代，巴金、郁達夫、沈從文、謝冰瑩、顧頡剛和胡適等人寫自傳時也是才剛出人頭地的年輕人。巴金、郁達夫、沈從文和謝冰瑩寫自傳時不到30歲或剛過30歲，比劉曉慶還年輕。顧頡剛寫學術自傳時才3

3歲，胡適名望最大也年齡最大，不過40歲。現在論資排輩還屬于“青年干部”。正因為打破定規，30年代才有了蓬勃的生機。

劉曉慶寫《我的路》是需要足夠勇氣的。盡管這部自傳寫得還很粗糙和稚嫩，但她的出現打破了自傳屬于政治家和文學家專利的觀念，開創了為當代人和普通人立傳的先例。

十年后，明星傳記蔚然成風。大多數小有名氣的電影明星、體育明星和電視節目主持人都已經出了書或將要出書，這些書的發行量動輒幾十萬冊，遠遠超過作家傳記和純文學書籍。但不過兩三年這些通俗傳記便已到了泛濫成災，每況愈下的地步。

與明星傳記相映成趣的是大量的企業家傳記。與明星傳記不同的是企業家傳記，由企業家雇人捉刀，這些傳記的印數很少，讀者更少。但他們還是不斷地大批地被“制造”出來。

那些輕率地寫作和靠“合理的想像”編織出來的傳記最大的問題是失真。真實性已經是這些通俗傳記最可怕的缺陷。

各行各業各色人等都可以寫傳記出傳記，這是一個傳記大眾化的時代。

第三篇：高中語文選修中外傳記作品選讀7第七課沈從文

肖海濱專欄： 高中語文新課程教學研究資料匯編·選修課

中外傳記作品選讀

【略讀】

第七課 沈從文：逆境也是生活的恩賜

教學提示

《從文自傳》篇幅較長，課文只選收了其中大約三分之一的內容。傳記主要是由傳主的回憶片斷組成，雖有些跳脫，閱讀也不會有多少困難。況且這篇傳記非常好讀，能激活對作家傳奇人生以及鄉土風物特異性的好奇心。布置學生閱讀時應當提醒注意兩個重點：

第一，同學們可能首先被沈從文的閱歷“故事”所吸引：這位穿著草鞋從邊地走來，沒有上過多少學、卻最終成為教授和大作家的“鄉下人”，人物本身就極富傳奇色彩。讓學生了解沈從文從小如何“讀社會這本大書”，感受他青春期的悲歡得失，可以更好地理解他的創作。這是一種收獲。但更加重要的是，要引導學生把沈從文的傳記看作是一本關于人在逆境中成長的“教科書”。這部傳記可能給予同學們最重要的啟迪是：困難和艱辛可以轉化為人生寶貴的精神財富，可以鍛造人堅韌的性格，激勵人追求生活的意義。也可以引導學生聯系他們的學習生活現實，討論一下“青春成長”“挫折教育”和“讀社會這本大書”等話題。

第二，《從文自傳》展示了一幅幅神秘有趣的風俗畫，有的還很原始殘酷，與我們當今的生活有非常大的距離，同學們讀來有很強的“陌生感”。可以抓住這個感覺，提示學生注意其背后可能蘊藏著的悲劇，閱讀時不停留于獵奇，最好能發掘“奇”中的人文思索，“奇”中的批判意識。比如，沈從文對于城市文明過于物質化顯然持批評與焦慮態度，他力圖從民間質樸原始的“生命方式”中提取人類文明的“活力”。這種看法也浸透了他的自傳。但是這個問題也比較難一些，不妨點到即止，做引發式的提示。后面提供的關于沈從文創作及其對人類文化命運的思索(《從文自傳》附記和溫儒敏等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專題研究》中有關沈從文及其湘西世界的評論節選)，可以作為理解這篇傳記情調和含義的一種參考。

另外，這篇傳記由于傳主生活經歷的太多苦難，加上作者在回憶中不時融入淳厚的情感，引發對人生的慨嘆，讀來有某種沉重與辛酸。應當指出這種現象，引導學生感受這份沉重，啟發學生：對于強者來說，生活中的風霜雨雪也和陽光雨露一樣，都從不同側面或者以不同的方式滋潤著我們的生命，現實中的曲折、坎坷、苦難可能拓展人的精神空間，讓人能更加以闊大的心胸與堅強的意志，去感受生命，理解生活的意義。

這里還選收了畢樹棠寫于三十年代的對《從文自傳》的評論，可以看到當時一般論者對這部作品的反映。其中談到作家生活與創作的關系，以及這部自傳的敘事藝術特色，可供參考。要注意引導學生理解傳記的文學性問題。仔細欣賞這篇自傳的散文筆法，考察其敘述與描寫并重、渲染故事性、取材的用心與文字的質樸等特點。當然，如果能讓學生讀完《從文自傳》后，找一些沈從文描寫湘西的散文或者小說來對照閱讀(如《邊城》《湘西》《湘行散記》等)，并思考作家的生活與創作的關系，也會有很好的效果。

思考與探究

第一題要求理解“那一本大書”的含義，并聯系沈從文的創作生涯及有關作品(如《邊城》《湘行散記》等)，說說這本“大書”對沈從文人生的意義。

“那一本大書”自然指的是社會。沈從文在上學期間就喜歡到各處游歷、玩耍，他覺得世界如此寬廣，充滿了許多新鮮的未知的東西，為了了解這些，他“各處去看，各處去聽”。小學畢業之后，他隨著當地的土著部隊在沅水流域各縣生活，廣泛的接觸了社會。這段時期的經歷不僅教給他勇敢地面對生活中的苦難，而且為他以后的創作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后來走上文學道路，他一直從自己的故鄉開掘題材資源，對當地土著部隊士兵的生活、湘西邊地少數民族和沅水流域船夫、水手的命運，都作了富有地方色彩的描繪。應該說這些作品的成功都來自于他讀“那一本大書”的結果。

第二題要求品味傳記中一些蘊涵作者對生活和人生思索的句子，可以理解為是傳記“點睛”之筆，建議引導學生結合傳記的相關描寫，加上前面所說的一些參考材料，來體會并討

論沈從文這些哲理性的思考。其中第一句注重“人生視野”，第二句是“健康生活”的含義，第三句是“把握命運以及對生活的信心”，第四句是“生命的價值”。這里只是提示，當然還可以展開思考更多的含義。

第三題要求分析這篇傳記的特色。注意敘述中如何做到既有線索展開，又有某些生活細部的回憶，兩者結合，也就是“點”與“線”的結合。概括的敘述猶如人的骨架，把握著敘事的方向，可以避免繁瑣的敘述，起到以少勝多的作用，在這篇文章中，對于童年生活經歷的介紹，大多屬于概括敘述。生活細部的描寫則像人的血肉，可以使骨架豐滿起來，顯得真實生動。比如147頁第三段舉了兩個事例，都是人與人之間鬧別扭甚至廝打起來的小故事，作者說“生活雖然那么糟，性情卻依舊那么強”，我們看到在這片土地上，人的勇敢直爽，即使打架，也顯得那么可愛。

參考資料

一、沈從文生平與創作概況（董易）

沈從文（1902—1988），現代小說家、散文家、歷史文物研究家。原名沈岳煥，曾用過小兵、懋琳、炯之、休蕓蕓、甲辰、上官碧、璇若等筆名。湖南鳳凰(今屬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苗族。1902年12月28日生。1918年從家鄉小學畢業后，即隨當地土著部隊在沅水流域各縣生活，曾在湖南地方軍隊任職。1918年，在芷江縣任屠宰收稅員時，開始接觸中國古典文學和林紓以文言文譯述的一些西方文學作品。他最初接受過梁啟超、譚嗣同等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家的思想影響，后受五四運動啟發，對新文學發生興趣。1923年到北京。因生活困難未能升學，遂靠自學從事文學寫作。1926年沈從文在香山圖書館工作。那年起，他陸續在《晨報副鐫》《現代評論》《小說月報》上發表創作；并曾與胡也頻一起編輯《京報副刊》和《民眾文藝》周刊。1927年到上海，在吳淞中國公學任教并繼續寫作。1928年與胡也頻、丁玲先后編輯《紅黑》雜志，并參加新月社，在《新月》上發表作品，當時已有“多產作家”之稱。1930年在青島大學任教。1934年主編北平《大公報》副刊《文藝》，次年主編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益世報·副刊》。抗日戰爭爆發后到昆明西南聯合大學教授小說習作課程，抗戰勝利后又在北京大學任教。曾先后與主編過商務印書館《文學雜志》的朱光潛合作，以《大公報》副刊《文藝》和《文學雜志》等期刊為陣地，集合當時北平的一些文人從事文學活動，他們有比較接近的藝術傾向，因而有“京派作家”之稱。

沈從文的早期創作與后期創作雖風格迥異，但在思想、藝術的發展上一直保持著他個人一貫的特色。他的早期作品從形式到內容都比較駁雜，起初主要受魯迅以故鄉生活為題材的小說的啟發，創作以鄉土文學為主；后來受廢名(馮文炳)以抒情筆調寫小說的影響，發展了新文學中抒情體小說(或稱詩體小說)這一形式。他從自己的故鄉不斷開掘題材源泉，對當地土著部隊兵士的生活，湘西邊地少數民族和沅水流域船夫、水手的命運，作了富有地方色彩的描寫，提供了當時別的作家還沒有寫過的湘西地方風土人情的風俗畫。但作品往往單純追求故事情節的離奇和原始生活的神秘情趣，如《龍朱》、《神巫之愛》和《鳳子》等小說。后來則漸漸改變，多以贊美少數民族和邊地人民中原始的蠻性力量和粗獷放縱的強悍氣質為主題。在描繪湘西民性的強悍的同時，歌頌了邊地民俗的淳厚，并以此與大都市的所謂“近代文明”形成強烈對比，表達出作者對城里“紳士階層”和鄉下“抹布階級”不同的感情。

沈從文的作品總的思想傾向是向往一種健康的世態、富有人情美和心靈美的人與人的關系，恢復被“近代文明”所污染、所泯滅了的人性；表現這種思想傾向的代表作有《柏子》《虎雛》和《邊城》等小說。同時，他以另一種寫實的筆調揭露大都市中“紳士階層”虛偽的面目和空虛的精神生活以及他們日趨墮落的情狀，如《紳士的太太》《王謝子弟》等；對于某些知識階層中“被閹割了的寺宦觀念”，他也給予了抨擊，如《有學問的人》《八駿圖》等。他還比較深刻地描寫了一些被侮辱與被損害的農民形象，如《丈夫》《牛》和《貴生》等小說中的主人公。這些作品都有較強的現實主義精神，但也有許多作品缺乏應有的時代感。

由于他在文學創作上堅持現實主義原則，藝術上確有自己獨到的特色，不但注意細節描寫的真實性，同時還結合浪漫主義的表現手法，所以使他的小說和散文浸透了鄉土抒情詩的氣氛，創造了一種充滿詩情畫意的田園牧歌意境。他對富有地方色彩的世態人情的描繪，使后來一些作家如汪曾祺、葉蔚林、古華等在藝術風格上深受影響。

1957年后，沈從文放棄了文學生涯，在中國歷史博物館、故宮博物院等單位工作，研究出土文物、工藝美術圖案及物質文化史等，1978年后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任研究員，繼續研究中國古代服飾及其他史學領域的專題。在中國歷史文物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中國絲綢圖案》(與王家樹合編，1957)、《唐宋銅鏡》(1958)、《龍鳳藝術》(1960)等文集以及《中國古代服飾研究》(1981)專著。

（《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Ⅱ》,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版）

二、《從文自傳》序（沈從文）

這個《自傳》，寫在1931年秋間，算來時間快有半個世紀了。當時我正在青島大學教散文習作。本人學習用筆還不到十年，手中一支筆，也只能說正逐漸在成熟中，慢慢脫去矜持、浮夸、生硬、做作，日益接近自然。為了補救業務上的弱點，我得格外努力。因此不斷變換作品的內容和形式，用不同方法處理文字組織故事，進行不同的試探。當時年齡剛及30，學習情緒格外旺盛。加之海邊氣候對我又特別相宜；每天都有機會到附近山上或距離不及一里的大海邊去，看看遠近云影波光的變化，接受一種對我生命具有重要啟發性的教育。因此工作效率之高，也為一生所僅有。前一段十年，基本上在學習用筆。后來留下些短短篇章，若還看得過去，大多數是在青島這兩年內完成的，并且還影響此后十年的學習和工作。我的作品，下筆看來容易，要自己點頭認可卻比較困難。因為前后20年，總是把所寫作品當成一個學習過程看待，不大在成敗得失上注意。這個《自傳》的產生卻不同一些。一個朋友準備在上海辦個新書店，開玩笑要我來為“打頭陣”，約定在一個月內必須完成。這種迫促下出題交卷，對我并不習慣。但當時主觀設想，覺得既然是自傳，正不妨解除習慣上的一切束縛，試改換一種方法，干脆明朗，就個人記憶到的寫下去，既可溫習一下個人生命發展過程，也可以讓讀者明白我是在怎樣環境下活過來的一個人。特別在生活陷于完全絕望中，還能充滿勇氣和信心始終堅持工作，他的動力來源何在。因此僅僅用了三個星期，寫成后重看一次，就破例寄過上海交了卷。過不久印成單行本后，卻得到些意外好評。部分讀者可能覺得“別具一格，離奇有趣”。只有少數相知親友，才能體會到近于出入地獄的沉重和辛酸。可是由我說來，不過是還不過關的一本“頑童自傳”而已。書中前一部分學生生活占分量過多。雖著重在反對教“子曰”老塾師頑固而無效果教育方法，一般讀者可能只會得到些“有趣”印象，不可能感到有什么積極意義。因為到他們讀我作品時，時代已不同了，“子曰”早已失去作用，隨之而來的卻是封建軍閥大小割據打來殺去國勢陷于十分危急時期。后一部分寫離開家庭進入大社會后的見聞和生活遭遇，體力和精神兩方面所受災難性挫折和創傷，個人還是不免受到些有形無形限制束縛，不能毫無顧忌的暢所欲言。當時還以為到再版時，將有機會加以調整補充。事實上1933年夏回到北平后，新的工作一接手，環境一變，我的打算全部落了空，不能不放棄了。

時間過了半個世紀，我所經歷的一切和我的創作都成了過時陳跡。現在《新文學史料》編輯部忽然建議重發我的《自傳》，我是頗有些猶豫的。時代前進了，我這本《自傳》還能給青年讀者起些什么教育作用，實令人懷疑。但是這本《自傳》確實也說明了一點事實。由此可以明白，一個材質平凡的鄉下青年，在社會劇烈大動蕩下，如何在一個小小天地中度過了20年噩夢般恐怖黑暗生活。由于“五四”運動余波的影響才有個轉機，爭取到自己處理自己命運的主動權，完成了向社會學習前一階段的經歷后，并開始進入一個更廣大復雜的社會大學，為進行另一階段的學習作了準備。如今說來，四五十歲生長在大城里的知識分子，已很少有明白我是干什么的人；即部分專業同行，也很難有機會讀到我過去的作品。即或偶

然見到些劫余殘本，對于內中反映的舊社會部分現實，也只會當成“新天方夜譚”或“新聊齋志異”看待。只有少數中的少數，真正打量采用個歷史唯物主義嚴肅認真態度，不帶任何成見來研究現代文學史的工作者，對他們或許還有點滴用處。因為借此作為線索，才可望深一層明白我1936年“良友”印的《習作選·代序》《邊城·題記》，1947年印的《長河·題記》及1957年《沈從文小說選集·題記》中對于寫作的意圖和理想，以及尊重實踐、言簡意深的含義。再用來和我作品互相對照，得到的理解，必將比前人認識明確、深刻而具體。因此我同意把它重新發表，并作了些補充、修改和校訂。

（選自《沈從文文集》第十一卷，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

三、沈從文及其“湘西世界”（溫儒敏等）

沈從文的主要文學貢獻是用小說與散文建造起他特異的“湘西世界”。這與他特殊的身世經歷，特別是青少年時期的生活體驗相關，也與他自己的“角色認知”上的困擾相關。沈從文生于湖南鳳凰縣，地處湖南、貴州、四川三省交界處，是苗、侗、土家等少數民族聚居之所。湘西秀麗的自然風光和少數民族長期被歧視的歷史，給他帶來特殊的氣質，使他既富于多彩的幻想，又有著在長期的歷史中積淀的沉痛隱憂。沈從文出生于行伍世家，14歲高小畢業后從軍，隨軍隊輾轉流徙于三省邊境與長達千里的沅水流域，諳熟這一帶人民的愛惡哀樂的鮮明生活樣式和淳樸的鄉俗民風，積累了寶貴的人生經驗，也形成了對民間世俗生活特殊敏感的生活情趣。以后接觸了“五四”新文學，1923年只身離開湘西來到北京，同年秋報考燕京大學，未被錄取。他是以“城市邊緣人”的身份，靠自己的艱苦奮斗和出色的才華，打進文壇，“擠”進城市的上層文明社會的。所以他可能很自負，又始終有一種自卑。這對于他的創作題材的選擇和藝術視點的形成，都有決定性的影響。

沈從文的自卑和自負，都表現為他一生都自命為“鄉下人”。他一再宣稱：“我實在是個鄉下人??鄉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遠是鄉巴佬的性情，愛憎和哀樂有它獨特的式樣，與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頑固，愛土地，也不缺少機警卻不甚懂詭詐。”這種“鄉下人”的角色認知，某種程度上觸及了作者隱秘的潛意識角落里鄉下人的自卑情結，但更重要的是使他成為湘西生活自覺的敘述者、歌者，另一方面又使他在躋身都市生活時，自覺地以“鄉下人”的目光和評判尺度來看待中國的“常”與“變”。沈從文的創作處于左翼文學和海派文學之外，選取了地域的、民族的文化歷史態度，由城鄉對峙的整體結構來批判現代文明在進入中國的初始階段所顯露的丑陋之處。在那個“湘西世界”中，力圖通過湘西本真和原初的眼光來呈現，從而保留了那個世界的自在性和自足性，生動再現了楚地的民俗、民風，寫出了極具地域特色的鄉土風貌，展現了豐富多彩的底層人民的生活圖景。

與此同時，沈從文的作品也展現與“湘西世界”相對照的現代都市的病態文明景觀。《八駿圖》《紳士的太太》《都市一婦人》等作品常用譏諷的調侃，刻寫城市各色人等，特別是“高等人”的虛偽、無聊、壓抑和變態，展現“文明”的繩索如何反過來捆綁人類自己，導致生命力欠缺的都市“閹寺病”。這些描寫都市人生的小說，實際上對于沈從文并沒有完全獨立的意義，它總是作為整個“鄉村敘述體”即“湘西世界”的一個陪襯物或一種批判性的觀照而存在的。如《紳士的太太》，描寫幾個城市上層家庭的日常生活狀態，盡意而窮相，以冷峻的筆調揭露了紳士淑女們的種種丑行。《八駿圖》則以犀利的諷刺之筆畫出了八位教授的精神病態。他對都市兩性關系虛假性的揭示最不遺余力，這同他贊美湘西少女的純美，鄉村性愛形式的大膽、自然，民間傳說中愛情悲劇的壯美，幾乎是同時出現在筆端的。沈從文在他的兩個文學世界中都大量描寫了性愛題材。這是他觀察不同生命形態的重要的角度，他要由此探討不同文化制約之下的人性的健全或病態。在他的描寫中，面對性愛或隱或顯的涌動，鄉下人總是能返璞歸真，求得人性的諧和；而都市的“智者”卻用由“文明”制造的種種繩索捆綁住自己，拘束壓制自己，跌入更加不文明的輪回圈中。沈從文在這里是把性愛當作人的生命存在、生命意識的符號來看待的，所肯定的是人的自然、和諧、健康的生命，反對在人類文明進程中的某種倒退，反對生命的被戕害。

沈從文“兩個文學世界”對照的總體敘述結構，的確有文化審視與觀照的功能，然而對一般讀者而言，“湘西世界”更有特殊的審美價值，更能讓人了解另一種“人生形式”，從而獲得“生命的明悟”。（選自《中國現當代文學專題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四、《從文自傳》賞析（畢樹棠）

近來文人自傳的書已經出了好幾部，我卻只于最近讀了《從文自傳》，這委實是一部很可愛的書。

書里自述的是作者20歲以前的生活，從家庭進學校到入伍都在湘西一帶，退伍離鄉到了北平，生活一大轉變，書即于此結住，這只是他的自傳的第一部。書中關于年代的記載似乎沒有正確的注意，他是湖南鳳凰縣人，生于庚子之役的第3年，總在光緒二十八九年上，6歲入私塾，中間經過辛亥革命，民四進新式小學，民六轉高小兼入預備兵的技術班，時年13歲，14歲離家入伍，輾轉于辰州懷化常德保靖，及川東的龍灘等地，20歲到北平，約在民國11年左右，這段時期大約是1902到1922年。他的家世是軍人，好動冒險，不怕顛沛流離，是有遺傳的習性。他的家鄉是湖南，好奇進取，遇見新機就轉，是有地方的特性。任情而善適應環境，所以不悲觀，多感而不鐘情，所以不頹廢，行己而“無恥”，不學而有術，這都是個性的特異，硬煉就一副結實的人格。我們知道沈君是一個成名的小說作家，而在這書里卻找不出他的文學修養的所在，其實這二十年的生活情景便是他后來文學創作的根基，高爾基的少年浪蕩，康拉德的海上漂泊，都是后來文章成功的種子，文學是生活的反映，此之謂也。

自傳是一個人就他過去的生活作回憶的自述，是實事真意和摯情的自由表露，是人格和環境相磨擦的活動寫照，要緊處全在一個真字，不過寫法則各有不同。一個軍人歷經戰場，一個政客飽嘗世變，一個創業家一往努力，一個探險家遍臨奇境??回頭自述一番，都是動人的有趣文字。他們都是一出戲文里的主角，以堅強的意志實現個別的成功，他們對人生的態度是人世的主宰的創造的，事業的規模便是人格的表現，他們的自傳是報告讀者他這一出戲是怎樣演的。文人的自傳則有些不同，他是藝術家，他是所有戲文的觀客，以靈慧的眼光和親切的感情看進一切動相的真實，他對于人生的態度是觀察的體驗的，是玩世的，靈魂的寄托便是人格的純全，他的自傳是報告讀者那些戲他是怎樣看的。一者是只認得自己的舞臺，我只演我的戲，前人是怎樣下場，后人又怎樣登臺，與我無涉。一者是世間處處都是戲，演不盡也看不盡，卻是看一出便得一出。所以我們讀文人的自傳，不能存尋求模范和教訓之心，只能采取些豐富的印象，只多能得些啟示和發些深省，交接一個深徹的靈魂，認識一個新型的人格，如此而已。

所以一個文人的生活經歷和他的文學成就關系似乎是當然的，而不是必然的。他的生活所有的特點是他的自由性格的活動形成，而在文字上作成自然的表現，并非有人意的設計，將其預約的成功。記得前幾年讀一本Michael Pupin的自傳From Immigrant to Inventor，說他本是歐洲一個農家的窮孩子，聽說美國有個福蘭克林和林肯，心向往之，便跳上船，到了美國，舉目無親，身無分文，后來歷經艱苦與努力，居然成一個電器發明家，做了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為科學界的聞人云云。這種“模范偉人”式的自傳，由文人看來，和才子佳人的故事一樣平凡，因為它所表現的是“超人”，而文人的自傳則只是表現“人”，這是一個很大的區別。

《從文自傳》頗得此旨。他在小學上課，卻老放不下那“一本大書”，是為什么?他在軍隊里混來混去，追求的又是什么?都無所為，全都是性格的自由活動。直到后來，所謂“一個轉機”那是環境變了，人還是那個人!在未轉機之前，他做夢也想不到要成就一個著作家，既轉機之后，仿佛一條野獸穿林越谷，登上一座山峰，回頭一望，好一片世界也!可是走下山峰，又是一個世界，那盡頭的所在隱約又是一個山峰??嘻，哪里是歸宿?向前走罷!所以

這部自傳只是他走過第一座山峰，在平川大道之上，一面觀山覽水分花扶柳的向前進，一面把他第一段程途上的回憶對著新世界作出散淡的歌唱，情極聲徹，驚動那一帶的村舍男女都出而拍手相迎，而且茶飯相待，便是他今日在文藝界的收獲了。

西人的自傳常以Confessions一字書名的，意在自道其實，讀之者可以又認識一個人，卻不必存旁的心思。一般人久聞沈從文是個當兵的，而偉然成功為小說家，不禁贊嘆：“這孩子真能啊!”及至看過他的自傳，似乎又感覺不類，說聲：“原來如此，倒也難為他!”如此，這本書算他一字未讀。

這本書的文字近于隨筆演述，寫得細密而輕松，在字句上看不出什么精巧的鍛煉，而組合起來，卻樸素而豐韻，參差而有致，整個脫去傳統散文的節奏，而另具一新格調。這是作者久寫小說，文筆獨造，習慣成自然，有Simplicity之美，非偶然所能至者。這本書的可愛處，風格也居重要之點。不過寫自傳是否可以這種風格為最好，以及這本書是否為作者文筆最好之一，則不敢說，因為自傳之作在今日文壇尚是初起，而沈君的文章也尚在進步之中呢。

（原載1936年2月《宇宙風》第1卷第10期）

五、關于自傳

自傳是傳記文學中的一個大類，由傳主本人而非通過其他人來敘述自己的生平。對人生的整體的回顧，或者是對人生主要經歷的回顧，是自傳不可缺少的要素。自傳又分為正式自傳和非正式自傳兩大類。非正式自傳是作者不準備發表的私人文稿，包括書信、日記、日志以及回憶錄。前面三種是作者內心世界的反映，而回憶錄是用來追記本人和他人經歷以及重要事件的一種文體。正式自傳由于經過作者有意或者無意的遺漏和改動，其真實性不如非正式性的自傳。因為這種自傳中的事實往往是傳主自身的經驗化的事實，傳主往往會把自己經歷的事情賦予自己的眼光、自己的價值意義評判。自傳作家一方面把事實組成一個發展鏈，讓讀者看到自我的演進過程；另一方面，他又熱中于把事實的動機和意義加以闡釋和解說，使讀者從意義中領悟到經驗。(參見《不列顛百科全書》中“自傳”條目以及趙白生《傳記文學理論》的“自傳事實”)

自傳最初在西歐的出現，多是從懺悔、告白出發的，因而具有自我省察的性質。中國古代的“自傳性文學”，如陶淵明《五柳先生傳》等，則與此不同，不是強調“我”的不同，反而是有意模糊了自我的面目。近代之后，西歐式的自傳才被引入中國；尤其經過胡適等人的大力提倡，成為中國現代文學中的重要文類。胡適本人的《四十自述》，也成為中國現代自傳最早的作品之一。(參見川合康三《中國人的自傳文學》)

第四篇：高中語文復習策略與重點

基礎知識、主干知識之間的綜合運用近兩年來，語言知識和文學常識題比例減小，測試的重點在閱讀能力、語言表達和作文這三個方面。從考生個人語文知識掌握和語言能力的實際狀況上看，除作文外，失分較多的是現代文閱讀和語言表達。第二輪復習中，大家一定要注意對這幾部分內容的復習。

現代文閱讀著重考查篩選和提取信息的能力，理解和分析能力，鑒賞和評價能力。這三方面試題的正確回答都以對文章的準確理解為前提。過去的考生答不好題，主要不是文章讀不懂，試題不會答，而在于沒有處理好讀文章與答題的關系。因此復習時要特別注意找到依據不同類型文章的要素讀懂讀通文章的基本規律，進而形成運用文中語言材料組織答案的能力。

閱讀能力的培養應注重兩個方面，一是信息篩選的能力，二是對閱讀材料的理解和分析能力。考生平時所閱讀材料的內容大多是新鮮的，能否在短時間內了解和掌握更多的信息與學習效率有很大關系，因此，快速有效地閱讀是語文學習應該著重培養的能力;閱讀的理解和分析能力在高考試卷中所占比例較大，也是高考考查的重點，在閱讀練習中考生應該注意句與句、段與段之間的聯系，了解文章作者的觀點和文章的中心思想，做到從整體上把握文章。

語言表達題，近兩年主要考查擴展語句、壓縮語段和選用、仿用、換用等能力，語言材料多來自現實生活甚至中學生的作文。這類試題多呈綜合性，很少孤立考查某一個能力點;多呈開放性，答題需要一定程度的想象和聯系能力。

作文復習主要不是聽老師講，而要靠自己寫。在寫中提高審題能力，提高運用來自生活中的材料表達真情實感的能力。同時要關注當前社會在政治、經濟、科學、文化等方面發生的重大事件，積累寫作材料。

在第二輪的復習中，也應加強對必考的古代詩文閱讀的復習。本部分復習要堅持以下幾條原則：

1.課本第一

吃透弄熟。各項知識構成一個前后緊密聯系的有機整體，要通過點線面結合，記憶、分析、比較等多管齊下的方式，吃透弄熟課本知識的網絡結構和深層含義。

抓好重點。考前要復習的內容面廣量大，后期復習沒有必要每點平均用力，學生要根據考綱的考查范圍和要求以及自身的熟悉程度對復習內容進行衡量，抓住每一個考查范圍中的重點知識。

2.效率至上

計劃性強。考生對復習的內容要作全盤考慮和分解，針對各知識點制訂短期計劃。

方法靈活。如利用零碎時間復習文言虛詞，因分散則容易掌握。

精選試題。概括說，就是“選、讀、譯”。“選”的關鍵是精。選好后不憑借任何輔助讀物自己去讀它，有讀不懂的地方要善于“推導”和“借助”，就是“詞不離句，句不離篇，前后推敲，整體把握”。“譯”的關鍵是準確。

總之，學習文言文，目的是能夠讀懂淺顯的文言文，了解文章的背景、寫作意圖、作者的觀點傾向以及布局謀篇的特點等。

第五篇：新課標下的高中語文教學反思

新課標下的高中語文教學反思

學校：中牟四高

姓名：張海霞

新課標下的高中語文教學反思

中牟四高張海霞

在新一輪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背景下，這段時間筆者圍繞著教學的有關問題進行了一番回顧和反思，現做一梳理。

語文在高考中的作用是舉足輕重的，在生活、工作中的作用更為重要。但是，教學中，我發現有些學生，讀書的時間越久，語文學習的熱情越低，尤其是到了高三，更是輕視語文學習，表現出種種消極心理。語文教育先有“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號沖擊，再有“語文費時又費力，學也無法得高分”的高考制約，后有“不懂英語與計算機是現代文盲”的觀念打擊。語文教育要走出低谷，怨天尤人是無濟于事的，只有不斷反思自我，瓶頸一破才會天地寬。新形勢下的語文教學，我覺得必須走好三步：

第一步:滲透一個理念——語文教學生活化，學生生活語文化。

語文老前輩呂叔湘先生說過：“語文課和別的課不同，學生隨時隨地都有學語文的機會：逛馬路，馬路旁的廣告牌；買東西，附帶的說明書。到處都可以學習語文。”由此，我常在想：既然語文無處不在、語文無處不有，學習語文的條件得天獨厚，學好語文理應小菜一碟。但事與愿違，不少學生對語文失去了興趣。你讓學生寫寫自己的父母，有的竟然也“橫眉冷對方格紙，俯首甘咬鋼筆頭”，讓你哭笑不得。癥結究竟在哪里？反思我們的語文教學，我覺得：語文教學缺失生活，學生生活缺失語文。

在高考的背景下，很多語文課變成了習題課和考試課，一定程度上使語文失去了應有的人文性和情感性；以往，在成績與排名的壓力下，語文也漸漸失去了輕松與活躍的氛圍，變得沉重與凝滯；在追求“效率”的名義下，語文刪去了活動與場景，只剩下知識與思辨。在應試的背景下，學生認為語文只要上課聽聽講，做做練習就萬事大吉了；卻不知道要學好語文的根源——在生活之中。學生不肯觀察、感受、思考生活，勢必降低了語文方面的認知能力。再者，學生也沒有充分認識到語文學科“厚積薄發”的特點。在花了時間，做了題目，卻不能立竿見影的情況下，學生便在功利心的驅使下，把時間和精力都投入到其他學科上。難怪學生時常詼諧地說：“語文，想說愛你真的不容易；數理化，我的的眼里只有你。” 在新形勢下，語文教學要提升人氣指數，我覺得滲透“語文教學生活化，學生生活語文化”的理念是首當其沖的。這雖然已經不是什么新的觀念，但卻是語文教學必須具有的語文教育觀。

語文教學滲透“語文教學生活化，學生生活語文化”的理念，我覺得可通過兩個途徑：一是以語文的形式對話生活，給學生提供一個大語文的學習環境，保證學生學習和歷練有充分的時間和空間。二是以生活的內容豐富語文，變平淡的生活為豐富的精神世界。寒假讓學生自創賀歲短信和迎春對聯，我看就是很好的例子，這樣能達到“從語文回歸生活，再從生活升華語文內涵”的目的。這是新形勢下語文教學必須走得第一步。

第二步：堅守兩塊陣地——閱讀和寫作。

有位語文專家說過這樣的話：一個負責任的語文教師，只需教會學生兩件事，一是閱讀，二是寫作。周國平先生曾寫過一篇文章《如果我是語文教師》，文章中說：“我沒有當過中學教師，但我當過中學生。讓我回顧一下，什么東西提高了我的語文水平，使我在后來的寫作生涯中受益無窮，我發現是兩樣東西，一是讀課外書的愛好，二是寫日記的習慣。”專家就是不一般，三言兩語便道出了語文學習的真諦。語文學科本身有“厚積薄發”的特點，講究“課內打基礎，課外練功夫”的方法。語文課外學習究竟應該練什么功夫？其實就是閱讀和寫作。當然，閱讀和寫作也是語文教學的真功夫。好多年啦！上海高考就是這樣考查學生的，語文試卷只有兩個大題，一個大題是閱讀部分，另一個大題是作文部分，閱讀和作文平分秋色，分別占80分和70分。再來反思我們的語文教學，實事求是的說：老師有點空就講、學生有點空就練，閱讀和寫作這兩塊陣地堅守的確實不牢、不死。當前，河南大力實施素質教育，極力倡導將時間還給學生、將能力還給學生。我覺得實施素質教育對語文教學特別有利：以前，學生“兩眼一睜，就開始競爭”，絲毫沒有自由支配的時間；現在，學生自由支配的時間多了，自然而然閱讀的時間也會多起來。“既然留得閱讀在，學生就莫怕作文難啦！”。閱讀，特別是課外閱讀，可以開拓學生視野，提高學生的文化品位；可以為學生鋪墊一個良好的“精神底子”；可以促進學生成為一個人格健全、心靈富裕，熱愛祖國語言的人。寫作，可以幫助學生成為一個情感豐富的人，成為一個富有愛心的人，成為一個能正確欣賞自我的人，成為一個熱愛多彩生活的人。顯而易見，閱讀和寫作對學生終身發展益處多多。所以說新形勢下的語文教學必須堅守閱讀和寫作這兩塊陣地。

第三步：關注三種習慣——學習習慣、思考習慣和積累習慣。

國外研究表明，學生學習的好壞20%與智力因素有關，80%與信心、意志、習慣、性格等非智力因素有關。其中，習慣占有相當重要的位置。從一個人的發展來說，習慣伴隨著人的一生，影響著人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好的習慣是種能量，也是能量的儲蓄。我覺得語文教學最值得關注的三種習慣就是學生學習的習慣、思考的習慣和積累的習慣。打開網頁你會發現信息是按秒來更新的，學生的“教科書”就是現在的世界。語文教學不關注學生學習的習慣能行嗎？就語文學科而言，學生學習的習慣應包括：說普通話的習慣、寫規范字的習慣、查工具書的習慣、獨立閱讀和獨立寫作的習慣等等。“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雖然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但是人類始終沒有停止過思考，因為思考了才可能有思想，有了思想才可能有定力，內心才會真正強大起來。看來語文教學關注學生思考的習慣也是不言而喻的。“積沙成塔，集腋成裘。”語文學科包羅萬象，浩瀚無邊。這就要求語文教學還必須關注學生積累的習慣。

新課標下的語文教學必須滲透一個理念、堅守兩塊陣地、關注三種習慣。這就是我對語文教學的反思。行勝于言，在今后的教研工作中，我決心身體力行，矢志不渝，堅決落實到

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