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試論醫療糾紛非訴訟解決機制的完善

試論醫療糾紛非訴訟解決機制的完善

【摘要】：目前我國醫療糾紛的解決機制主要包括兩方面，即訴訟化解機制和非訴訟化解機制。訴訟化解機制是借助國家公權力來解決醫患糾紛矛盾，是通過訴訟方式由人民法院對醫療糾紛進行審理，是最權威性和最常用的手段；非訴訟化解機制又稱訴訟外醫療糾紛解決機制。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是訴訟外糾紛解決機制的總稱,主要包括和解、調解、行政裁決和仲裁等。醫療糾紛的本質，決定了醫療糾紛不適合通過訴訟解決，實際上,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在我國醫療實務界早已存在。但是多年來醫療糾紛處理的實踐證明，我國現有非訴訟醫療糾紛解決機制還有一些缺陷，有待進一步完善。關鍵詞：醫療糾紛；非訴訟機制；和解；仲裁

我國目前的醫療糾紛迅速增長，通過訴訟機制解決醫療糾紛給我國的司法部門帶來了很大的壓力，這時需要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發揮作用來緩解我國司法的壓力。面對目前的困境急切需要完善我國醫療糾紛非訴訟解決機制，引導、鼓勵人們采用非訴訟機制解決醫療糾紛。這不但可以減輕我國司法的壓力還可以快速、有效的解決醫療糾紛。

一、我國醫療糾紛非訴訟機制處理的現狀 《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第四十六規定發生醫療事故等民事責任爭議，醫患雙方可協商解決；不愿意協商解決或協商不成的，當事人可以向衛生行政部門提出調解申請，也可以向人們法院提起訴訟。近年來通過非訴訟機制處理醫療糾紛的作用越來越大。《條例》實施后，《中國醫療》調查了醫療糾紛的解決方式，協商解決的占83.31%，行政調解的占6.2%，訴訟解決的占10.48%，另以我院為例，2007年發生16起患方投訴，雙方協商解決10件，衛生行政部門參與調解4件，2件訴至法院；2008年發生22起患方投訴，其中醫患雙方協商解決11件，衛生行政部門參與調解8件，3件訴至法院。從上面數據就可以看出，近年來發生的醫療糾紛中，大部分都采取協商或調解來解決。

二、采用非訴訟機制解決醫療糾紛的價值 1.程序簡單、形勢比較靈活、解決成本降低 醫療糾紛的非訴訟解決，沒有固定的形式，我國的法律也沒有明確規定其解決的要程序，因此，醫患雙方可以比較靈活的掌握解決的時間、空間、內容，當然，這建立在雙方都同意的基礎上，而且采取非訴訟機制處理醫療糾紛協商解決醫療糾紛，一般無須支付律師代理費、訴訟費、鑒定費。取證等成本也較低，通過協商解決。無論對當事人、對社會來說都是成本最低的糾紛解決機制。

2.有利于克服通過訴訟解決醫療糾紛專業知識的缺陷性

訴訟解決醫療糾紛不僅涉及到法律知識，還涉及到醫學專業知識、診療護理

[1]規范和常規的應用，具有較強的專業性和技術性。因此醫療糾紛的審理有較大的困難性，不僅要求辦案人員具備良好的法律素養，還須具備扎實的醫學專業知識，但是在我國目前的司法隊伍中，顯然還不具備這樣的條件，由于法官一般懂法不懂醫，在案件的處理過程中，涉及到醫學專業的特殊性和復雜性，多數的醫療糾紛案件都要送司法鑒定機構進行司法鑒定，以確定受害人的損害后果、醫療上的過錯以及因果關系等，由于我國司法鑒定機構的統一管理才剛剛起步，鑒定人素質良莠不齊，對鑒定機構的監管措施難以到位，經常出現鑒定與鑒定之間的矛盾，以及多次、重復鑒定等情況。另外于涉及到各種司法鑒定以及案件審理中的法律適用的不同見解等，往往在案件審理中比較困難。而采用非訴訟機制解決醫療糾紛人員選擇可以多樣化，作為非訴訟機制的調解和仲裁，調解人、仲裁員卻可以選擇既懂法律又懂醫學的醫學專家、醫院管理專家、律師或法醫擔任，克服訴訟機制中法官缺乏醫學專業知識的弊端，以醫學科學為標準、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客觀公正的處理醫療糾紛案件。

3.緩解我國的司法壓力，節約司法資源 廣大公民的維權意識卻不斷提高，而我國的醫務人員素質和醫療技術水平卻參差不齊，再加上醫療侵權訴訟舉證責任倒置的實行，在醫院比較集中的地區，醫療糾紛訴訟量激增，本身就給法院帶來較大的工作壓力，再加上醫療糾紛訴至法院后，往往要進行多次鑒定，醫療糾紛案件的審判期間通常長于其他普通案件。醫療糾紛案件的結案時間一般比其他案件都長，如劉某訴天津某醫科大學附屬醫

[2]院案件，竟然用了11年。而采用非訴訟機制具有簡便、效率的特點能夠及時的解決醫療糾紛，緩解司法壓力，節約司法資源。

3.通過訴訟解決醫療糾紛不符合醫療糾紛的內在特性 醫患糾紛不是簡單的賠償金問題，結果表明大多數人提起訴訟的理由為要求醫療機構“說明解釋”，在被調查的301人中，僅僅有22%的人是以金錢為目的[3]而提起訴訟的。臺灣學者統計的資料則更進一步說明了醫療爭議個案訴求的目標中，請求賠償的僅僅為24.6%，要求預防類似不幸事件發生的為15.4%[4]。通過訴訟方法解決把醫療糾紛完全演繹成了關于賠償金的問題，不能體現患者的其他要求和目的[5]。而采用非訴訟機制來解決，雙方可以對各自心中疑惑的問題來展開討論，院方也可以針對患方提出的異議以及患者的病情狀況給出明確的解釋。

4.有效的避免了醫療資源的浪費和雙方當事人在訴訟中的對抗性 越來越多的醫療糾紛訴訟導致了醫療資源的浪費，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為了減少訴訟的發生率和在訴訟中占有利地位，第一，增加很多不必要的、重復的檢查項目，第二，盡量選擇保守的治療方法，不積極開展新興的醫療技術。最終的后果就是病人的醫療費用增加，國家在醫療保健方面花費的費用上升，造成整個社會資源的浪費。另外，醫患雙方一旦進入訴訟程序，就處于原告與被告得的對立地位，矛盾公開化，對醫患雙方今后的合作帶來極大的困難。而非訴訟機制雙方當事人要么自行協商，要么在獨立的第三人的主持下進行調解，雙方本著自愿的原則，在合法的前提下互體互讓和平解決醫療糾紛。使案件的處理比較平和避免雙方矛盾的擴大化。

三、目前非訴訟機制解決醫療糾紛的缺陷 由于醫療糾紛屬于民事糾紛中的一種，所以醫療糾紛非訴訟處理機制根本上采用民事糾紛非訴訟解決機制，根據我國法律規定民事糾紛的非訴訟解決機制主要包括雙方當事人協商解決，由第三方調解解決，或向仲裁機構申請仲裁。另外我國2002年4月頒布的《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對醫療事故民事爭議的非訴訟處理機制作出了規定。我國現有的醫療糾紛非訴訟解決機制基本體現了民法的基本原則，但是多年的實踐表明，我國醫療糾紛的非訴訟解決機制還存在一些缺陷。

1.在協商解決中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的責任常常得到掩蓋 由于醫患雙方協商不需要第三方參與。醫方如果自己認為醫療行為的確存在醫療過失或者有可能構成醫療事故，絕大多數醫療機構愿意采取協商的方式解決糾紛。這樣，醫療糾紛的相關責任人就避免了一次定性為醫療事故的可能。雖然我國法律規定了醫療事故報告制度，但是在實際工作中，醫療事故的報告制度還不很完善。醫療機構對不良醫療損害事件的瞞報、漏報現象比較突出。這造成衛生行政部門對醫療機構醫療糾紛的發生情況的信息掌握不全，影響衛生行政部門

[6]行使監督和管理的職能。醫療機構憑借信息優勢隱瞞不當醫療行為，出現淡化責任、模糊處理、賠償過少的現象。此外，由于衛生行政部門監管不到位，致使有關責任人難以受到應有的教育和處理[7]。和解可以消除糾紛，也常常排斥了本應介入的公權力機構的對相關責任人的追究。

2．醫療糾紛的調解機制沒有得到較好的利用 當醫患糾紛發生后，醫患雙方可能也會選擇調解的方式，但是調解的主持人是衛生行政機關。就目前而言，衛生行政調解問題重重，被視為偏袒、庇護、不公平而失去公信力。患者對衛生行政部門參與調解醫療糾紛存在著“心理障礙”。由于衛生行政部門和醫院的關系，幾乎所有的媒體對衛生行政部門的調解都被批之為“老子調處兒子”，因此要讓患方主動向衛生行政部門提出醫療糾紛爭議調解和相信衛生心行政部門的調解的申請也就無從說起了。由此可見本應發揮更大作用的衛生行政調解制度形同虛設。

3.醫療糾紛非訴訟解決的法律效力缺乏

醫療糾紛的雙方當事人經協商一致或者調解達成協議，由雙方當事人應按達成的協議自覺履行，如果當事人反悔和一方當事人反悔，衛生行政部門不再調解，[8]當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或者通過其他途徑解決。可見和解協議和調解協議沒有直接的法律效力，只靠雙方當事人的道德來約束，由于達成協議效力的缺乏，拿著協議書，甚至賠款再去起訴、申訴的現象屢見不鮮。

4.醫療糾紛非訴訟機制處理的方法比較單一 如今社會主體關系多元化，人與人之間的價值觀和文化背景存在差異醫療糾紛的非訴訟機制解決也應該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以滿足不同人群的需要。非訴訟機制解決糾紛的形勢以經呈現出多樣性，比如民間的人民調解、行政調解、雙方合意性的仲裁、強制仲裁等，而現行醫療糾紛處理的法定非訴訟程序，只有雙方當事人自主協商和衛生行政部門的調解兩種方式。顯然難以滿足當事人的需求。

四、醫療糾紛非訴訟機制處理的完善

1.從立法、行政上加強對醫療機構醫療糾紛協商解決的監督

對于協商解決醫療糾紛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的責任常常得到掩蓋的問題，應該從立法上確醫療糾紛和解和協商的程序要件、實質要件加強對其監督，從行政上加強對醫療機構醫療糾紛協商解決的監督，如完善醫療事故的報告制度定期上報醫療糾紛情況、醫療糾紛協議書等。

2．完善醫療糾紛非訴訟處理機制的體系，提供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1）成立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采用調解解決醫療糾紛其關鍵在于“第三人”是否是真正中立的。從醫療糾紛的根源上分析，醫務人員與患者方面的信息不對稱，從而使得患者自覺處于一個弱勢地位，但真正能查明或者發現醫療糾紛的真相人，也只有來自于醫學專家這個群體，因此其公正性自然令外界懷疑，這正是讓制度設計者感到兩難的情況。雖然現在已經由醫學會來鑒定醫療機構的醫療行為是否構成醫療事故，但是，不難發現醫學會的主管機關還是衛生行政部門，而其中的各個鑒定人都來自于各個醫療機構，或多或少都可能存在著一定的利益關系。因此醫療糾紛調解委員會應是獨立的社團法人，應該由司法部門來管理，衛生行政機關給予必要的幫助。避免損害后者的“中立性”地位。

（2）建立醫療糾紛仲裁制度一直以來仲裁都是一種重要的非司法訴訟解決糾紛的方式。它是指糾紛當事人在自愿的基礎上達成協議，將糾紛提交非司法機構的第三者審理，并作出對糾紛各方均有約束力的裁決的一種解決糾紛的制度和方式。根據《仲裁法》第二條、第三條的規定，除婚姻、收養、監護、撫養、繼承糾紛，依法應當由行政機關處理的行政爭議外，平等主體之間發生的合同糾紛和其他財產權益糾紛均可仲裁。顯然醫療糾紛沒有在排除范圍之內，而且根據醫療糾紛的性質以及效率原則，我國也適合將醫療糾紛納入民商事仲裁范圍。參考文獻：

[1]劉小寧.論我國醫療糾紛處理的非訴訟機制及其完善[J]中國衛生事業管理.2007年第11期。

[2]劉振華《醫患糾紛預防處理學》人們法院出版社2005年第10頁

[3]（日）和天仁孝、前田正一 著《醫療糾紛處理與實例解說》臺灣合計圖書出版公司 2003年出版第118頁。

[4]林東龍《醫療糾紛之社會控制：社會學的分析》臺灣中山大學學術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年7月。

[5]試論我國醫療糾紛訴訟外解決機制的構建http://doctorandlawyer.fyfz.cn/blog/doctorandlawyer/index.aspx?blogid=86486 [6]柯閉友、吳英旗.我國醫療糾紛解決機制之構建[J].甘肅政法學院

學報．2 0 0 6(6)： 1 3 4 ．

[7]陳美雅．醫療糾紛訴訟外解決機制比較研究?[J].法律與醫學雜志，0 0 6 ．1 3(3)：1 8 1 ．

[8]《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第四十八條第二款

第二篇：非訴訟機制

推動完善訴訟與非訴訟相銜接工作機制從根源上促

進社會矛盾糾紛和諧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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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來源：山東法制報 【 查看PDF版】

濰坊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 張愛云

依法履行司法職責，參與和諧社會建設，使各類矛盾得以合理、及時、有效化解，是時代賦予人民法院的神圣使命。2007 年以來，濰坊中院貼緊黨和國家大局，積極推動建立以“黨委統一領導、相關部門聯動，法院積極主導、信息資源共享，訴求渠道暢通、人民群眾受益”為核心內容的訴訟與非訴訟相銜接的矛盾糾紛解決機制，促使社會矛盾分流疏導的渠道更加暢通，人民群眾尋求救濟的途徑更加方便多樣，在推動科學發展、保障服務民生、維護社會和諧穩定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一、堅持能動司法，樹立矛盾糾紛解決的科學理念

能動司法是各級法院為大局服務、為人民司法的重要指導原則。堅持司法的能動性，就是要自覺克服司法被動性的片面認識，不能僅僅通過“等案上門”、“坐堂問案”來化解矛盾糾紛，必須拓展和延伸司法服務職能，更加積極主動地化解社會矛盾、協調利益關系、維護群眾權益。實踐中，我們充分發揮法院熟悉和掌握矛盾糾紛形成規律和化解辦法，具有嚴格規范性和高度專業化的優勢，發揮對非訴糾紛解決機制的規范指導和后盾支持作用，促進了各種糾紛解決方式的全面發展。堅持將司法服務職能向外拓展、向前延伸，通過制定推動“訴調對接”工作的《實施意見》和《責任分解方案》，分別與司法局、工會、婦聯、教育局等部門會簽了“關于合力化解社會矛盾”的文件，形成了糾紛解決機制良性運行的制度規范；出臺《發揮人民陪審員解決糾紛作用》、《建立裁判案例資源共享機制》、《建立法官聯系點、組織法官進社區活動》 等實施意見，形成了預防和化解矛盾糾紛的經常性機制。堅持把貫徹黨的政策與嚴格執行法律高度統一起來，對黨委重大決策部署實施“ 深度配合”，結合濰坊實際制定了“參與法治城市建設”、“打擊逃廢金融債務”、“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等一系列具體意見，先后向各級黨委提交服務和保障大局工作的調研報告 52 個，向行政部門和相關企業提出司法建議或法律預案139項，這些源于司法實踐的應對之策轉化為各級黨委政府應對金融危機、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經濟發展的具體舉措，從決策和政策層面上

預防和減少了大量潛在矛盾糾紛。

二、堅持綜合治理，攏聚化解矛盾糾紛的社會合力

經過30 年改革開放，中國社會正處于“ 黃金發展期”與“矛盾凸顯期”并存階段，在這樣一種體制轉換、結構調整、社會變革的大形勢下，僅靠某一個部門或某一種方式處理社會矛盾，已經難以適應現實需求。我們在推動完善訴訟與非訴訟相銜接的矛盾糾紛解決機制過程中，始終把依靠黨委統一領導放在首位，堅持立足司法職能，尋找各綜治主體化解矛盾的“對接點”，使綜治部門在各司其職的基礎上相互配合、相互銜接，使教育、調解、仲裁等各種手段形成合力，從而實現矛盾糾紛處理的資源共享、步調一致、協調統一。我們把完善該項機制作為各項工作的重頭戲，按照試點—總結—完善的路徑向前推進，堅持每項決策部署都及時、主動向市委專題報告。濰坊市委以文件轉發了中院的《情況報告》 和《實施意見》，并召開全市現場會予以推廣，將該項工作納入社會治安綜合治理范疇、提升為各級黨委的重點工作，專門成立領導小組、制定考核辦法，充分發揮了綜治各部門的組合優勢，使訴訟與非訴訟機制實現均衡發展。去年，全市綜治部門就重大矛盾糾紛組織召開聯席會議321次，通過行政調解、民調組織以及其他仲裁、調解機構等調處各類糾紛同比增加57.1%。2008年，在全省法院收案上升 12.2% 的情況下，濰坊法院收案下降7.8%，去年在全省法院收案繼續上升2.5% 的情況下，濰坊法院收案又下降了14.3%，司法效益明顯提升。

三、堅持重心下移，奠定社會和諧穩定的牢固基石

我們堅持重心下移，廣泛開展法官進社區、進農村、進企業、進機關、進學校“五進”活動，組織法官深入矛盾集中部位，走近各類解紛主體，不斷推進訴訟與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的有機銜接，筑牢了社會穩定的堅強基礎。目前，全市法院共設有巡回審理點117 個，選擇重點社區和村莊設立“法官聯系點”339處；去年，與基層調解組織協力調處糾紛 12000余起，調解成功率達80%，基層社會治安狀況明顯好轉，基本實現了“小糾紛不出村居、一般糾紛不出鄉鎮、大糾紛不出縣市”的目標。此外，對于一些復雜的社會矛盾，雖然經過層級過濾仍不能解決，但是通過各個層次糾紛化解主體的共同努力，糾紛化解方向大體一致，矛盾處理結果出入不大，即使最終訴到法院，也會使處理難度相對降低。通過實施該項機制，各類糾紛解決主體共同分擔化解糾紛、兌現利益、秩序歸位的重責，有效實現了利益沖突的漸次鈍化，去年濰坊法院的案件經過一審、二審、再審后，服判息訴率達99.98%。

四、堅持以人為本，踐行保障和服務民生的司法宗旨

當前，社會公眾比較關注的各類民生糾紛多發，涉及城建拆遷、土地承包、醫療事故、勞動爭議等矛盾糾紛，直接涉及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單靠法院的一紙判決往往難以根本解決。如拆遷改造需要城市規劃部門的通力協作，土地承包需要村委會的配合，等等。因此，必須廣泛動員全社會力量，實現相關職能部門的互聯互動，才能確保群眾利益得到充分兌現。

訴訟與非訴訟相銜接的矛盾糾紛解決機制，可以有效激活糾紛解決的各類資源，為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提供一個良好的平臺。據濰坊法院統計，通過推行訴訟與非訴訟相銜接的矛盾糾紛解決機制，比單純運用訴訟方式解決糾紛節約30% 的經濟成本，而且使“一朝官司、世代冤仇”的現象得到有效緩和，人民群眾成為最大的受益者。訴訟與非訴訟相銜接的矛盾糾紛解決機制，為人民群眾提供了更加廣泛的糾紛解決選擇權。對于來法院訴訟的當事人，人民法院在尊重其訴權的前提下，積極引導其通過非訴訟方式解決糾紛，人民群眾自主選擇解決矛盾糾紛的方式，可以使矛盾處理結果更加符合人民群眾的根本意愿。實踐中，正是由于訴訟與非訴訟相銜接的矛盾糾紛解決機制體現了司法人民性，使“和為貴”的傳統觀念正在回歸，人民群眾解決糾紛的法律觀念更加理性。來自濰坊450 個村委會(居委會)的調查顯示，群眾選擇人民調解等訴外方式解決矛盾糾紛的意愿比三年前提高了 12個百分點。

五、堅持調解優先，實現和諧化解矛盾糾紛的社會效果

這些年，我國涵蓋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的“大調解”格局基本建立。但長久以來，各類調解力量未完全形成合力，導致調解方式的優勢不能充分發揮。因此，完善訴訟與非訴訟相銜接的矛盾糾紛解決機制，促進各類調解資源的整合，發揮各類調解方式的優勢，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相較于其他調解主體，法院掌握著更多的糾紛解決資源，實行訴調對接，法院責任重大，大有可為。實踐中，我們把加強訴訟調解放在首位，積極運用軟性手段化解矛盾糾紛。去年，濰坊法院81.5% 的民商事案件、95.3% 的刑事附帶民事案件、83.1% 的行政案件和60.5% 的執行案件通過調解或協調方式解決。同時，我們注重強化“訴調對接”，建立資源共享和信息反饋機制，加強對訴外調解的指導培訓，實行邀請調解、委托調解，積極開展司法確認工作，促進了各種調解方式的優勢互補，形成了社會調解合力。去年，我們共向非訴調解主體提供指導案例5100余份，委托工會、婦聯調解勞動爭議和婚姻家庭案件1000 余起，吸納勞動、衛生等部門專業人士參與案件調處1200余起，對1920份人民調解協議的效力予以司法確認，調處矛盾糾紛取得良好社會效益，使和諧因素增加，不和諧因素減少，有效促進了和諧濰坊建設。

第三篇：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挺在前面

把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挺在前面

——構建非訴訟糾紛化解綜合平臺建設

論文提要：

本文共分為三章：

第一章，概述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的重要意義和獨特優勢，體現了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維護群眾合法權益的價值追求、創新社會治理，構建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的路徑導向、深化司法改革、破解“訴訟爆炸”難題的現實需求；有利于激活當事人自主解決矛盾糾紛的積極性、降低時間成本便利當事人、使受損或失衡的社會關系調整修復。

第二章，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的制度設計，主要包括主要內容、基本原則，及構建非訴訟糾紛化解綜合平臺的設想。主要內容包括：民間性糾紛解決機制、行政性糾紛解決機制、法院附設性糾紛解決機制；基本原則包括：堅持“一體導向”，分散和集中相結合、堅持“需求導向”，剛性和柔性相結合、堅持“效果導向”，治標和治本相結合；非訴訟糾紛化解綜合平臺主要是打造“三大中心”（“線下+線上”非訴分流中心、“分調+聯調”非訴辦理中心、“共建+共享”非訴數據中心）、構建“四大平臺”（家事、商事、行政、民事糾紛）；建立“四項機制”（“接案、研判、流轉”為一體的案件分流、以“聯動和補強”為核心的協調化解、訴與非訴的銜接融通、雙向評價的督促考核）。

第三章，作為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介紹了“一鄉一庭”工作的建設情況。主要做到“五個提升”：提升推進工作層級、提升工作規范化水平、提升保障水平、提升數字信息化水平、提升工作實效。

全文共7567字。

主要創新觀點：

一、構建非訴訟糾紛化解綜合平臺

基本原則是堅持“一體導向”、“需求導向”、“效果導向”。打造“三大中心”：“線下+線上”非訴分流中心、“分調+聯調”非訴辦理中心、“共建+共享”非訴數據中心；構建“四大平臺”，打造家事、商事、行政、民事糾紛化解“四大平臺”，實現對矛盾糾紛化解的全面覆蓋；建立“四項機制”，建立“接案、研判、流轉”為一體的案件分流、以“聯動和補強”為核心的協調化解、訴與非訴的銜接融通、雙向評價的督促考核等“四項機制”，支持和促進非訴訟多元化綜合體系協同高效運行。探索制定“公證+調解”“調解+仲裁”“調解+行政復議”等組合式化解方案，建立“矛盾糾紛就地化解率”

“非訴糾紛化解群眾滿意度”等指標，推動形成多元導入、一體受理、分類化解、聯動處置、跟蹤監測的運行模式。

二、完善“一鄉一庭”工作建設

“五個提升”：（一）提升推進工作層級；（二）提升工作規范化水平，（1）規范人員選聘標準，（2）規范案件來源，（3）規范案件辦理，（4）規范文書制作及檔案管理；（三）提升保障水平；（四）提升數字信息化水平；（五）提升工作實效，（1）加強宣傳引導，濃厚輿論氛圍，（2）細化考核標準，確保工作實效，（3）定期開展培訓會，加強隊伍建設。

第一章

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概述

一、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的意義

總書記在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提出：“把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挺在前面”。這是適應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的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的變化，推動社會治理創新的重要論斷，是深刻把握矛盾糾紛發展與化解趨勢，踐行新發展理念作出的重大理論創新，為推動多元化糾紛化解體系建設，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

（一）把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挺在前面，體現了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維護群眾合法權益的價值追求。

當前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變化，人民群眾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訴求的多樣化，導致矛盾糾紛呈現多發性、多領域、多主體發展態勢，有限的司法資源難以充分滿足群眾需要。非訴方式以便捷和低廉的優勢，拓寬了群眾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渠道。

（二）把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挺在前面，體現了創新社會治理，構建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的路徑導向。

“非訴”與“訴訟”作為化解矛盾的兩大手段，都是推動矛盾糾紛納入法治化軌道解決的重要途徑。非訴糾紛解決方法在法制框架內運用鄉規民約、道德文化等規范行為，有利于促進社會自治善治，充分體現了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相結合，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治理思路。

（三）把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挺在前面，體現了深化司法改革、破解“訴訟爆炸”難題的現實需求。

中國人奉行“和為貴”和“無訟”理念。隨著法治建設的推進，公民權利意識增強，特別是受立案登記制等因素影響，訴訟案件數量快速增長，案多人少矛盾突出。把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挺在前面，構建起分層遞進、銜接配套的糾紛解決體系，從源頭上減少訴訟增量。要求我們加快推動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建設，健全多元化糾紛解決體系，筑牢矛盾糾紛化解屏障。

二、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的獨特優勢

與訴訟相比，非訴訟糾紛化解方式在化解矛盾糾紛、修復社會關系中具有獨特優勢。主要表現為：

（一）糾紛雙方合意，糾紛非訴解決的當事人主要基于雙方合意解決糾紛，有利于激活當事人自主解決矛盾糾紛的積極性。解決依據多樣，糾紛非訴解決通常是在法律框架內，靈活運用各種社會規則來解決糾紛，有利于滿足現代化社會多元化的需求。

（二）程序設置靈活，糾紛非訴解決方式程序相對靈活，當事人可視爭議的具體情況選擇合適的解決方案，選擇余地大，時間成本低。

（三）解決過程非對抗，非訴解決方式大多以協商而非對抗的方式解決糾紛，有利于受損或失衡的社會關系調整修復。在制度設計和法律規定層面，非訴糾紛解決方式之間有緊密的邏輯相關性。

第二章

非訴糾紛解決機制的制度設計

訴訟作為一種傳統的、權威的糾紛解決方式，具有最高的權威性。然而，面對“訴訟高潮”的到來，傳統審判機制的訴訟負荷日益沉重。僅依靠正式的司法訴訟程序難以滿足社會糾紛解決的需求，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應逐漸得到立法、司法的重視，建立一種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更符合我國社會和法治可持續發展的需要。

一、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的主要內容

目前，我國有明確法律依據的非訴糾紛解決方式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民間性糾紛解決機制

民間性糾紛解決機制主要是人民調解，是處理社會民間糾紛的重要手段，主要作用是民間糾紛的調解與仲裁，來緩解民間糾紛雙方之間的矛盾沖突，使雙方之間的緊張局勢緩解降溫，使矛盾雙方保持非緊張姿態，遏制互相之間的緊張局勢擴大化和蔓延。民間糾紛解決機制的優點在于糾紛處理的快速性，不拖延，不耗時，只要雙方能夠意見協調一致，糾紛處理便可以結束，能從長遠角度處理雙方之間的矛盾，甚至緩和雙方關系。與訴訟相比，前者對矛盾雙方利益及關系的發展有更多的好處，在不破壞雙方現有關系的基礎上解決糾紛是最理想的一種方式。

（二）行政性糾紛解決機制

通過行政機關進行糾紛調解是當前社會發展的一大趨勢，它的執行效力與民間糾紛調解比較相對較高。行政糾紛調解需要專門的相關法律進行約束，使其成為行政機關及政府的一種工作職能，是目前社會中多樣化糾紛解決的一項重要手段。行政性糾紛除了可以調解公民之間的矛盾外，更多的可以運用與社會中的一些不太容易調解的較重大的問題。如農民工討薪問題，這種問題關乎民生，社會影響大，比起勞動者自發要求管理人員給付工資的方式，行政干預更具有威懾力，也能更好的維護老百姓的利益。行政性糾紛調解介于民間性糾紛調解和法院訴訟，既能及時有效的處理社會中產生的一些社會糾紛，也不會影響司法機關處理其他重大社會問題的權威，是處理相對不容易解決的民間糾紛的有效方式。行政性糾紛解決機制主要包括行政調解、行政復議、行政裁決等。

（三）法院附設性糾紛解決機制

法院附設性糾紛解決主要強調事件的是非對錯，從法律的角度出發，不以調解為手段，不考慮結果會否是當事人所期待的。而糾紛調解相對更加人性化一點，處理結果不一定應用法律知識或者法律手段，只要當事人雙方同意、滿意，就可以終結糾紛。法院的介入讓經濟案件轉化成訴訟，勢必造成時間上的拖延和程序的一一進行，不會像普通調解一樣，很快讓矛盾雙方達成協議。調解不屬于法定程序，所以，不需要法律正式機構和法律正式裁判人員通過正式法律程序進行審判，只需要相關法律助理人員或街道社區法律顧問等法律附設性經濟方法來化解糾紛雙方民事矛盾。

二、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的基本原則

從發展趨勢來看，非訴糾紛解決方式逐步向一體化、組合式、高效率轉變。

（一）堅持“一體導向”，分散和集中相結合，樹立開放、協調、融合的工作理念，打破各自為戰、自成一體的格局，推動非訴糾紛受理、辦案機制從“一部門、一通道、一條線、一入口”到“一張網、一站式、一條龍”轉變。

（二）堅持“需求導向”，剛性和柔性相結合，既引導群眾發揮主體作用，運用私力救濟手段，自我化解矛盾，又依據國家法律法規，通過公力救濟機制救濟糾紛。

（三）堅持“效果導向”，治標和治本相結合，在發揮非訴糾紛化解定紛止爭基本功能的基礎上，將修復社會秩序、防范社會風險確立為價值追求，運用非訴手段有效調節平衡社會利益關系，實現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會效果的統一。

三、構建非訴訟糾紛化解綜合平臺的設想

（一）打造“三大中心”。主動對接人民法院，統籌行政機關、專門機構、社會組織、民間人士等各方面的力量，以建設“線下+線上”非訴分流中心、“分調+聯調”非訴辦理中心、“共建+共享”非訴數據中心“三大中心”為抓手，打造以“多元導入、一體受理、分類化解、聯動處置、跟蹤監測”為運行模式的非訴訟糾紛化解實體、網絡、熱線平臺，建立健全非訴訟糾紛化解組織網絡，構建起多主體參與、多領域匯集、多鏈條驅動的非訴訟糾紛調處工作體系。

1.“線下+線上”非訴分流中心，在有條件的市、縣人民法院訴訟服務中心和司法行政公共法律服務中心等建立“非訴大廳”或“非訴專區”，承擔非訴解決接待、指引、受理、分流等功能。

2.“分調+聯調”非訴辦理中心，在行政機關、專門機構、行業組織依法設立非訴辦理平臺及網點，實現對各類非訴糾紛化解的全面覆蓋。

3、“共建+共享”非訴數據中心，聯通匯集各部門各方面、各領域各類型糾紛數據，集聚歸類儲存、統計分析、實時監測、研判預警等功能，建立“四色預警”體系，對矛盾糾紛風險實行分等級研判、預警和處置。

（二）構建“四大平臺”。樹立一體導向、需求導向、效果導向，做到分散和集中相結合、剛性和柔性相結合、治標和治本相結合，針對不同類型的糾紛、不同化解方式的各自特性，按照分類而治、分類而建的基本思路，打造家事、商事、行政、民事糾紛化解“四大平臺”，實現對矛盾糾紛化解的全面覆蓋。

（三）建立“四項機制”。聚焦解決銜接不暢問題，著眼破解不同方式之間聯動不足問題，以糾紛化解效能為落腳點，堅持協同治理，建立“接案、研判、流轉”為一體的案件分流、以“聯動和補強”為核心的協調化解、訴與非訴的銜接融通、雙向評價的督促考核等“四項機制”，支持和促進非訴訟多元化綜合體系協同高效運行。

探索制定“公證+調解”“調解+仲裁”“調解+行政復議”等組合式化解方案，建立“矛盾糾紛就地化解率”

“非訴糾紛化解群眾滿意度”等指標，推動形成多元導入、一體受理、分類化解、聯動處置、跟蹤監測的運行模式。

第三章

“一鄉一庭”工作是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鄉一庭”脫胎于“楓橋經驗”，是服務和保障國家鄉村振興戰略，推進基層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內在需要，致力于讓矛盾消解于未然，將風險化解于無形。推動“一鄉一庭”工作向縱深發展，必須提高政治站位，明確目標要求，創新工作思路和工作舉措，強化政治意識、大局意識、責任意識和擔當意識，進一步增強責任感、使命感，努力使人民法庭在鞏固基層政權體系、推進鄉村振興戰略、促進鄉村治理現代化等方面的巨大作用

（一）提升推進工作層級

把“一鄉一庭”工作提升到推進國家基層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認識層面上來，認識到該項工作是人民法院參與推進基層治理現代化建設、保障和服務鄉村振興戰略的創新性舉措，是打造新時代楓橋經驗的有益探索。縣主要領導要親自安排部署、現場指導、跟蹤問效，分管責任人員要堅持以問題為導向，瞄準重點，精準發力。要構建黨委領導、各方參與的矛盾糾紛調處網絡，由縣委、法院、人民法庭構成三級聯動，縣委政法委要成立專門領導小組，定期召開由各鄉鎮黨委書記參加的推進會議，明確鄉鎮主管政法工作的副職為具體負責人。建立定期通報會商制度，由政法委牽頭，每月定期開展活動，匯報、研討問題、制定措施等。努力實現“小時不出村，大事不出鄉，矛盾不上交，層層有人負責，事事有人真抓實干”的目標。

（二）提升工作規范化水平

（1）規范人員選聘標準

制定統一的人民陪審員選聘標準，嚴格按照標準進行選撥任命。人民法庭的陪審員統一由鄉鎮黨委政府推薦符合條件能駐庭開展工作的專、兼職人員，優先選聘年富力強、經驗豐富、責任心強、群眾威望高的老干部、老教師、企業家等鄉賢人士，由縣司法局和法院統一進行考察，考察合格的，提請縣人大常委會任命為人民陪審員。保證每個人民法庭的常駐庭人員至少達到四名。每月、每年對陪審員進行考核，對考核優秀的進行獎勵表揚，對考核不合格的采取勸退機制。

（2）規范案件來源

1.法院委派調解

法院立案庭按照訴前分流程④④序將適合鄉鎮法庭調解的婚姻家庭糾紛、鄰里糾紛、贍養糾紛及雙方當事人居住地為同一鄉鎮的借款、合同糾紛等挑選出來，委派給相應的人民法庭進行訴前調解。

2.鄉鎮黨委、村委會推薦

鄉鎮黨委、村委會等機構將本鄉鎮適合調解的矛盾糾紛及有信訪隱患的矛盾糾紛交由人民法庭進行調解，力求將矛盾化解在基層，消除在萌芽。

3.群眾主動申請調解

群眾有了矛盾糾紛，出于對人民法庭的信任，主動向人民法庭申請，人民法庭積極受理，認真負責，盡全力調解案件，力求化解矛盾糾紛，解群眾之所急。

（3）規范案件辦理

詳細安排陪審員的值庭情況，確保每天至少兩名駐庭陪審員。建立健全一系列工作臺賬，對案件進行統一登記、造冊，包括當事人的基本信息、案件的受理、調解的過程及調解結果等事項。登記后及時通知雙方當事人依法開展調解工作。人民陪審員在調解過程中要遵守調解紀律，遵守自愿、保密、誠實信用等調解原則。對調解成功的案件，除現場履行完畢的，原則上指導當事人向法院申請司法確認，以增強調解協議的法律效力，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對當場履行的案件，人民陪審員要記錄在冊。對于陪審員多次耐心調解仍不能達成一致意見的，陪審員指導當事人到相關部門申請處理或到法院申請立案。

（4）規范文書制作及檔案管理

人民陪審員要對各類案件及時登記，錄入當事人的基本信息、調解過程、調解結果，并按照法院統一下發的文書樣式規范填寫并整理歸檔，確保每個案件一卷一檔。

（三）提升保障水平

落實辦公用房，將“一鄉一庭”工作納入鄉鎮綜合治理中心建設，統籌考慮，確保每個法庭有兩件獨立的辦公用房（含調解室）。配備辦公桌椅、電腦、打印機等設備。細化獎懲政策，將人民陪審員的辦案補助納入縣財政預算。落實“基本待遇+績效補貼”獎補政策，績效補貼包括“以案定補”和“以獎代補”兩種形式。根據考評結果，每年發放一次。每年開展優秀法庭、優秀人民陪審員評選活動，激勵創先爭優。

（四）提升數字信息化水平

加強“一鄉一庭”工作的信息化、現代化建設。主動協同聯動，建立線上多元化糾紛解決平臺。運用互聯網技術與社會糾紛力量實現跨網絡互通、跨終端連接融合，與綜治中心、人民調解組織、行業性調解組織等機構的信息平臺對接，使得各方的聯動更加緊密、便捷、暢通，形成及時傳輸、實時互動、環環相扣、緊密銜接的工作網絡。開發

“互聯網+訴非銜接平臺”，設立“一鄉一庭”綜合指導中心。人民法庭全部接通四級政法網，安裝視頻在線指導系統，實現了人民法庭之間、法庭與法院之間、法院于與政法委、司法局等部門之間的信息互通與數據同步。視頻會議平臺極大地方便了法院與人民法庭之間的溝通交流，院機關可以方便快捷的實現針對人民法庭的視頻會議，上級有關指示的傳達與落實，人民陪審員在崗在位情況的查閱以及視頻調解和指導調解等作用。視頻會議平臺還實現了法院與其他部門之間的有機對接，使各部門之間的溝通交流更加便捷及時，節約了人力物力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極大地縮短了地域、空間的限制，方便了群眾，向著“讓信息多跑路，讓群眾少跑腿”邁進了一大步。

（五）提升工作實效

（1）加強宣傳引導，濃厚輿論氛圍

一鄉一庭要充分發揮人民法庭離基層群眾更近的優勢，積極采取“以案釋法說理、參與旁聽庭、集中進行宣傳、解讀熱點問題、解答法律咨詢”等方式方法，利用電視、廣播、互聯網、微信等多種媒體，采用法院公開日、法律進學校、法官進鄉村等多種方式，向廣大群眾普及憲法及法律法規知識，讓廣大人民群眾知道法庭的存在、法庭的功能和法庭的作用，引導百姓走進人民法庭，將矛盾化解在基層。要用“以點帶面、以線帶面”的工作思路，注重搜集并大力宣傳法庭工作中出現的典型案例和經驗做法，努力打造品牌調解室、金牌調解員，發揮法庭工作的“明星效應”，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

（2）細化考核標準，確保工作實效

明確規定人民法庭的工作職能，起草制定《“一鄉一庭”考核方案》，制定人民法庭的工作制度，包括矛盾糾紛登記流程、調解流程、轉立案流程、參與綜合治理情況、開展法制宣傳教育情況等，同時還要對法庭庭長制定日常工作規范和管理制度，制定人民陪審員作為調解員的日常工作管理制度和考核制度。每月一次考核，年終進行總考核。對考核優秀的進行獎勵，對考核不合格的采取勸退。

（3）定期開展培訓會

加強隊伍建設，著力提升人民陪審員的司法能力和履職水平，加大對陪審員的培訓力度，通過老法官幫帶、績效考核、定期培訓等多種方式助力陪審員的快速成長。由法院、司法局組織，邀請法學教授、優秀法官及資深律師等人士進行授課，既傳授法律知識，又教工作方法，實現人民陪審員的業務素質的大幅度提高。

社會的健康穩步發展，需要一個安全的法律環境來作為保證的基礎，人民當家作主就需要法律機關來為人民群眾謀取利益，在謀取利益的同時必然產生生產勞動過程中的民事糾紛，如何優化和完善民事糾紛時當前法律部門的重中之重，然而民事糾紛的經濟如果依靠非訴糾紛解決機制會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更加可以化解民事經濟雙方矛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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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武麗瓊：《醫療糾紛解決機制的法社會學研究》，山西大學2015。

（6）丁愛玲：《淺析我國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現狀及發展》，載《法制博覽》2015（10）。

（7）朱素梅：《物業管理糾紛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研究》，山東大學2013。

第四篇：醫療糾紛訴訟外解決機制比較研究

【摘要】訴訟外糾紛解決機制作為一種在人民法院審判外的糾紛解決制度，其積極作用在世界范圍內已經廣泛得到了重

視。我國長期以來都存在著人民調解、行政仲裁、商事仲裁等制度，但是在日益引起社會矛盾激化、醫患關系緊張的醫療糾紛

領域，卻沒有有效的替代性解決機制，或者是剛剛開始起步。本文并分析了目前我國和世界的醫療糾紛現狀，比較了

世界各國

醫療糾紛的替代性解決機制，并指出了在醫療糾紛審判中存在的問題，對我國的醫療糾紛訴訟外解決機制的建立提出了合理的建議。

【關鍵詞】醫療糾紛；調解；比較研究

【中圖分類號】d91

3【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9297(2006)03—0181—10

醫療糾紛．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醫療糾紛

是指病人或者家屬對患者診療護理過程不滿意．認為

醫務人員在該過程中存在過失．對病人造成傷殘、死

亡以及在診療活動中加重了病人的痛苦等情況．要求

衛生行政部門或者司法機關追究醫方法律責任或者

要求賠償損失的事件．該事件在未查明事實真相之前

都稱為醫療糾紛。這是目前最廣義的醫療糾紛的概

念。而狹義的醫療糾紛，僅僅是醫患雙方對醫療后果

及其原因認識不一致而發生了爭議．并向醫方、衛生

行政機關或者司法機關提出請求，要求賠償或者處理的事件。①目前這個醫療糾紛概念，基本上已經得到了

理論界和司法實務界的認同。本文所討論的醫療(患)

糾紛與上述兩種都有所區別．即僅僅限制在醫療糾紛

中涉及醫患雙方的私權利的糾紛，因為只有在這個層

面上才有意義來探討訴訟外解決的可能性。

一、現階段我國醫療糾紛的特點

(一)醫療糾紛的對立性突出、暴力化傾向明顯

2o05年的各大媒體報道的福建一名患者殺死“國

醫堂”名醫生戴某的事件．在全國范圍內引起了較大的反響，然而這只是眾多醫療糾紛演化成暴力事件中的一件．湖北省1999年1月到2o01年7月間．全省

一共發生圍攻醫院、毆打醫務人員的暴力事件568

起．有398名醫務人員被打．其中32人致殘。②

在我國現階段醫療糾紛發生后．患方一般都是找

到醫療機構要求給予說明事實的真相并提出賠償要

求．而患者死亡的醫療糾紛中．其最常用的方式就是

“停尸病房”．③待醫療機構做出關于賠償的承諾的或

者解釋事件的真相后再搬走等等。

糾紛是由于當事人因為某種原因對現在的狀態

懷有不滿并要求進行變更而產生的。④對于喪失親人的患者家屬的不滿情緒．每個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都

是可以容忍和理解的．但是中國的傳統文化積淀所形

成的家族式的及群體性的醫療糾紛模式確實是社會

弊端．在患者方面的強大壓力下．許多醫療機構無論

是否具有過錯．都被迫接受或者滿足患者方的不同程

度的要求。反之．如果不接受患者方面提出來的要求．

很可能就會出現嚴重擾亂醫院秩序的事件，毆打醫務

人員等等。嚴重的對立性最后的發展就可能是直接采

取威脅醫務人員生命的形式，就產生了“殺醫案”。或

許這也是醫療糾紛訴訟到法院較少的原因之一。應該

【作者簡介】陳美雅(1968一)，女，法學學士，現為福建省泉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一庭審判員。e—mail：qiqi2124@sino．．corn

① 梁華仁：《醫療事故的認定與法律處理》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2頁。

② 謝鈞：《湖北省醫療糾紛狀況調查》；載于《健康報》2002年1月5日。

③ 衛生部、公安部于2001年曾經聯合發出《關于加強醫療機構治安管理、維護醫療機構正常秩序的通告》，其中規

定：“患者在醫療機構死亡后，其尸體必須按規定及時處理”。但是該《通告》在現實中無法得到執行．公安機關的工作方式通常只是說服，很少采用強制措施。

④(日)棚瀨孝雄：《關系形成型調停的模式》，載《法學論叢)1994年第134卷第3、4號

· 182 ·

說這種事件的發生是對醫學界的情緒的一種極端打

擊，是對醫務人員的職業情感的嚴重傷害。

(二)采取訴訟途徑解決的醫療糾紛只是極少數

部分

2002年國務院出臺的《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對醫

療糾紛處理模式實際上設計了3種模式：協商、行政

調解和訴訟，其中協商和調解并非是訴訟的前置程

序，與勞動糾紛不同，啟動調解的前提是雙方都要“同

意”。可以估計，中國一家三級以上的醫療機構，每年

至少有上百件醫療糾紛，而法院真正受理的數字卻是

比較少的，如某市醫療機構比較集中的區法院的統計

數

字，2001年以前每年只有一件，自2002開始呈現增

長的趨勢，當年就受理16件，此后逐年遞增，至200

5年7月共受理53件。①從這個數字來看，人民法院受

理的醫療數量僅僅是所有醫療糾紛的極少數部分。

二、醫患糾紛當事人選擇糾紛處理模式的比較研

究、訴訟是以糾紛處理為目的的具有代表性的國家

制度，而且其核心是民事訴訟。國外學者指出民事訴

訟具有如下特點：(1)作為一個中立的糾紛處理機關，法院主宰著一切程序；(2)糾紛解決的標準適用實體

法；(3)作為對立方的被告因為訴訟的提起即負擔著

與自己意思無關的應訴的責任。②但并非所有的爭議

都要通過訴訟來解決，尤其是醫療糾紛。由于醫療糾

紛具有其特殊性．許多國家和地區的當事人也多數選

擇非訴程序來解決醫療糾紛。

1．日本。根據日本《朝日新聞》的報道，日本厚生

省的內部資料顯示：從1989年到2000年3月，全日

本的國立醫院、療養院(所)因為醫療過失而導致醫療

機構賠償的醫療糾紛有177件，賠償的總額為36億

日圓。其中私下和解的超過半數以上，有98件，訴訟

中和解的61件，患方完全敗訴有18件。同時這個采

訪組也采訪了文部科學省，以了解該機構所屬的大學

醫院的醫療糾紛狀況。該省提供的資料如下：從1990

法律與醫學雜志2006年第13卷(第3期)

年到1999年共1o年間，其所屬的59家大學附屬醫

療機構中院方賠償的53件，其中包括法院訴訟的1

5件．和解的29件，協商的9件。⑨

關于醫療糾紛的受理和審理情況，另有日本學者

統計了1991～2000年間日本法院受理的總的醫療糾

紛數量。以2000年為例，該年新受理767件，結案67

4件，在該年未結案的案件數量達到了1 886件；根據計

算，2000年當年每個都道府縣平均受理了16件醫療糾

紛．平均有4o件醫療糾紛沒有結案。④關于醫療糾紛的審理結果和審理時間，日本法曹會統計了1991～2000

年間的醫療糾紛資料。該資料顯示，在已經提出的醫

療糾紛訴訟中．只有40％被判決，而50％是通過和解

結案的，醫療糾紛民事訴訟一審結案的平均時間在1991年為41．6個月，2000年為35．8個月；患者勝訴

(不含和解，僅指判決勝訴)的比例在1991年比較低，僅為25．6％ ．而2000年達到了新高，但是仍然只有

46．8％。⑤

2．美國。美國學者對醫療糾紛的解決途徑、醫療

糾紛訴訟中的問題等有較多研究。有學者指出，實際

上醫療糾紛不只是病人的無理取鬧，曾經有3．7％的病

人在住院過程中遭受過醫療傷害，這其中因為醫療提

供者的過失而造成的為28％，也就是100個住院病人

中，有1個就會出現醫療事故，但是其中對醫療機構

提出醫療行為侵權之訴的僅僅為1／8，在這1／8中，患

者方能夠得到賠償的不超過50％。⑥而美國佛羅里達

州的數字統計也表明，只有l1．5％的醫療糾紛最后訴

訟到法院解決，其中只有23．7％的案件是患者勝訴，只

有47．2％的案件患者最終拿到了賠償金。⑦

3．臺灣地區。按照目前的臺灣地區的法律實踐，臺灣的醫療糾紛的處理途徑主要有：直接向醫療機構

提出申訴、請求民間團體協助、尋求民意代表協助、自

力救濟、縣市衛生局調解委員會，最后則是采取訴訟的途徑。根據臺灣學者的統計，最終進入法律訴訟解

決糾紛的，雖然近年來有逐漸上升的趨勢，但是僅僅

① 孫文鷹：《大調解：“醫治”醫療糾紛的“大處方”》；載于：《人民法院報)2006年1月3 13。

②(13)秋原今香：《調停委員會的中立性》；載于：《民事調停中的當事人權利保障》《判例時代(別冊))1977年第4號《民事調停的諸

問題>，第39 41頁。

③ 轉引自：(臺)詹廖明義編著，《醫療疏失的真相》 ；安立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21頁。

④(13)和田仁孝、前田正一著：《醫療糾紛處理與實例解說》，臺灣合記圖書出版公司。2003年出版第118 1l9頁。

⑤(13)和田仁孝、前田正一著：《醫療糾紛處理與實例解說》；臺灣合記圖書出版公司。2003年出版。第ll8 119頁。

((美)thoms eric j：incidence and types of adve~e events and

negligent care in utah and colorado．med caer forthcoming spring 2000．

⑦(臺)盧瑞芬、謝啟瑞：《醫療經濟學》，學富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217頁。

法律與醫學雜志2006年第13卷(第3期)

只有10％～20％左右，相反，自行進入協商或者通過其

他第三人介入進而解決的仍然是多數，大約50％

70％。①但是訴訟的情況又如何呢?2000年的統計資料

表明，訴訟到法院的醫療糾紛案件中，患者方只有8％

～ l1％的勝訴率，而最終能獲得賠償的比例則為43％。②

三、我國目前醫療糾紛法定解決途徑的現狀及原

因探析

(一)醫療糾紛協商解決方式仍然存在較多問題

由于我國文化長期積淀的緣故，多數民眾心中還

會有“怕訴”的思想，當對醫療過程和結果產生疑問

時，患者方面一般會先找到醫療機構進行索賠，而對

醫療機構的不信任也是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不當維

權、暴力維權也都是在這時出現，因此如何引導和解

決這個過程的患者維權主張，是實現社會安定團結，建立和諧的醫患關系的一個重要課題。

首先，關于醫療糾紛的產生原因，按照我國學者的統計．在醫療糾紛中，真正屬于醫療事故或者醫療

過失的只有10％～20％．40％左右屬于醫療中的無過錯

行為，如患者本身的特異體質、不可避免的并發癥等，其他的屬于服務態度，對醫療過程不理解和對服務態

度不滿意的問題。③這也就決定了多數醫療糾紛訴訟

到了法院之后得不到賠償，而那些醫療機構沒有過錯的糾紛發生訴訟的話，實際上浪費了大量的司法資

源。所以從化解糾紛的角度來講，如何能夠及時的化

解掉這些不可能得到支持的訴訟請求．也是通過訴訟

外解決醫療糾紛機制應該重點考量的問題。

目前醫療機構對醫療糾紛處理的方式存在一些

問題。《醫療事故處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第7條

規定：“醫療機構應當設置醫療服務質量監控部門或

者配備專(兼)職人員，具體負責監督本醫療機構的醫

務人員的醫療服務工作．檢查醫務人員執業情況，接

受患者對醫療服務的投訴．向其提供咨詢服務。”明確

了醫療機構有接受患者投訴的義務．但是，該條并不

能改變在出現醫療糾紛后醫療機構的一貫態度— —

拖延時間、隱瞞真相等。

對醫療機構而言．醫療糾紛是極其機密的、隱晦的、不名譽、不能公開的．因為預示著醫療機構的醫療

服務缺陷，不僅可能導致經濟賠償，還可能耗費時間

成本．損害醫院或者醫務人員的形象．影響醫院的工

作等等．因而相關事件只有少數管理人員和當事人知

道，一般員工并不了解事實真相，因而也可能導致了

· 183 ·

病歷篡改事件的出現。而且當病患或者家屬與醫院進

行協商時，醫方往往不會積極承認錯誤，甚至會以較

高的姿態要求家屬達成和解，并且以撫慰金的方式代

替賠償金。而且作為當事人的醫務人員絕對不會出面

接受家屬要求的“對質”等。可以看出在醫療糾紛出現

后．患者家屬在了解事實真相的過程中，面對的是一

個龐大的醫療體系，醫方具有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和

資源，醫務人員退居幕后受到保護；相對地，病患及其

家屬由于在醫學、法律等專業知識方面不足，或者無

法第一時間掌握病歷資料．因而無法獲得尊重及對等的協商地位。

在今天最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醫療糾紛發生后醫

療機構和醫務人員均表示最困擾的事情就是患者方

采取非理性的方式抗爭．通過媒體報道的方式或者采

用威脅、恐嚇的方式來維權。而中國的民眾也確實往

往采用這種方式，以家族為體系，集體出面，令醫療機

構不堪其擾，最后迫不得已接受讓步的決定。可以看

出，醫療糾紛的協商過程實際上是一個雙方博弈的過。

程。

拋開法律 從情感上來講 醫療機構和患者方的信息不對稱，在醫療人員有意掩飾弱點或者不名譽事

件的企圖之下．病人與家屬為了取得談判過程中的平

衡，極有可能利用身邊存在的任何資源，這就是造成了一系列的暴力事件的真實心理因素；反過來看，醫

療機構正是因為擔心患者方出現不理性的情況．以及

為了避免在以后的醫療糾紛訴訟中處于不利的地位，所以才會采取拖延、隱瞞的做法。究竟是醫方還是患

者方的行為導致了一系列的暴力事件發生．已經無法

從法律上的因果關系進行考量，但這是醫療糾紛處理

機制的關鍵所在。

雖然《條例》規定，患者認為構成醫療事故的，可

以復印并封存病歷，但是復印的只是一部分．并非全

部病歷；患者對醫療上的知情權并非完全的知情權。

另外．雖然規定了可以向醫療機構提出投訴．但是并

沒有規定什么時間才能得到正式的答復．只是程序上

具有了權利，但何時實現，是不可知的。而且，從法律

上如何來認定醫患雙方在醫療糾紛協商過程中的“讓

步”行為，仍然存在著法律上的空白。目前我國的醫療

糾紛“私了”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痛苦而大量的存在著。

(二，．)醫療糾紛的行政調解并非“有效”的糾紛機

制

①(臺)姚嘉昌：《醫療糾紛之探討》；載于《臺灣醫界》，2o01年44卷第l2期，第64～66頁。

②(臺)盧瑞芬、謝啟瑞：《醫療經濟學》，學富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217頁。

③ 劉振華：《醫患糾紛處理學》；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第l3頁。

· l84 ·

《條例》規定，衛生行政部門有權處理本地區范圍

內的醫療糾紛，主要包括：(1)處理發生醫療事故的醫

療機構和醫務人員；(2)組織調查判斷醫療機構發生的重大過失行為是否屬于醫療事故；(3)組織醫療事

故技術鑒定；(4)逐級上報到衛生部；(4)組織醫療事

故爭議雙方進行協商和調解。

《條例》實施以來近4年，衛生行政部門參與處理

了許多醫療糾紛，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特別是在引

導醫患雙方向醫療糾紛的法制化解決方面發揮了重

要作用，而且在及時固定證據方面— — 主要是患方復

印病歷、及時封存病歷和其他證據方面，都發揮了很

好的作用，為以后通過其他程序解決醫療糾紛打下了

很好的基礎。

但是目前衛生行政部門參與解決醫療糾紛仍然

是問題重重，主要集中表現在：第一，沒有法律上主動

介入的理由。要調解也好．行政處理也好，主要看當事

人的意愿，必須要當事人提出，對患者而言是“書面的醫療事故爭議申請”，對醫療機構而言，是“重大醫療

過失行為”的報告。第二，范圍僅僅限于醫療事故。《條

例》本身對衛生行政部門參與醫療糾紛的處理存在著

矛盾，即僅僅判別是否是“醫療事故”而不判斷是否存

在“醫療過失”，①但啟動衛生行政部門參與處理的要

素之一就是醫療機構的“重大醫療過失行為”報告，因

此可以說是有矛盾的。第三，醫療衛生機構對讓衛生

行政部門參與處理醫療糾紛存在著“心理障礙”。衛生

行政部門參與了醫療糾紛處理之后，還是有一項非常

重要的職權，就是處理“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也就

是說判斷為醫療事故后，還要依照《條例》和其他衛生

管理法規對后者進行行政處罰，這就使主動提出報告的醫療行為人面臨著被處罰的危險，而且醫療機構的報告行為，《條例》規定的是“重大醫療過失行為”，這

首先就構成了法律上的“自認”行為，是醫療機構自己

認為自己存在著“過失”，讓醫療機構處于法律上兩難的局面。而且現在的突出問題已經表現出來了，就是

出現醫療事故要處罰，而不構成醫療事故的，即使存

在醫療過失或者重大醫療過失都不會處罰，許多醫療

機構都開始紛紛主動避開醫療事故技術鑒定和衛生

行政部門的參與，寧可通過訴訟和私了也不通過衛生

行政機關解決 ②

整體上評價，現行的醫療糾紛行政調解制度先天

法律與醫學雜志2006年第13卷(第3期)

上有立法上的缺陷，不能促進醫療糾紛的訴訟外解

決．也不能促進醫療機構主動報告醫療上錯誤，從而

難以主動改進醫療質量，與現代國際社會所推崇的“醫療缺陷報告制度”精神相背離。

(三)醫療糾紛訴訟解決是一種無奪的選擇

單純從人民法院角度看待醫療糾紛訴訟，存在特

點如下：(1)案件數量方面，醫院比較集中的地區，案

件數量增長比較快，而總體則略有下降；(2)案件類型

方面，涉訴的案件類型比較多，有醫療損害賠償糾紛、醫療事故賠償糾紛、醫療服務合同糾紛等等；(3)案件的法律適用方面，適用法律不能統一，判決結果差異

較大；(4)結案處理方式方面，判決結案和裁定撤訴的比例較高，而調解結案的少；(5)訴訟標的方面，無論

受案的標的還是結案標的都呈現大幅上升的趨勢：

(6)訴訟成本方面．實行司法救助的比例較高，從而導

致部分當事人隨意變更訴訟請求．大幅增加訴訟標的額度，增加訴訟成本。③關于醫療糾紛訴訟，按照最高

人民法院2000年發布的《民事案件案由規定(試行)》

規定，實際上包括了3類，即：醫療人身損害賠償糾

紛、醫療事故損害賠償糾紛、醫療服務合同糾紛。200

2年以來，最高人民法院針對醫療糾紛審判的問題出臺

了有關司法解釋，其中既有程序方面的，又有實體方

面的，特別是關于舉證責任的分配。最高院《關于民事

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明確規定：“因醫療行為引起的侵權訴訟，由醫療機構就醫療行為與損害后果之間不

存在因果關系及不存在醫療過錯進行舉證”，等于一

下子完全降低了醫療侵權訴訟的門檻，為患者通過訴

訟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大開方便之門。然而，為何實

際上通過訴訟解決的糾紛仍然不占多數呢?筆者以為

可能有如下原因：

從患方角度來看，訴訟要經過一個漫長的過程，需要耗費金錢、時間、人力，但是結果卻是未知數 醫

療糾紛訴訟對患者來說，是一個難題，因為涉及醫學

和法律的雙重性，所以在這兩方面都需要專業人士的協助。

從醫療糾紛的法律層面來看，很少有醫療糾紛訴

訟是患者及其家屬獨自參加訴訟的，絕大多數案件需

要委托律師參加。國外的統計資料顯示，日本的普通

民事訴訟中委托律師率為34．7％，而在醫療訴訟中委

托率達到了90％，完全沒有律師參與訴訟的案件，患

① 筆者認為，醫療過失行為和醫療事故并非完全等同的一個概念，前者側重于從民法的角度，后者側重于行政法的角度．而且在構

成要件上存在著多種差異。

② 田曉青：《北京：“醫療事故”即將“絕跡”?》；載于《中國醫學論壇報》2005年12月29日。

③ 《尋求社會共識促進醫患和諧—— 審理醫療糾紛案件法律適用問題研討會發言摘錄》，載于《人民法院報》，2005年6月15日。

法律與醫學雜志2006年第13卷(第3期)

方勝訴的幾率為0。①而中國目前的法院訴訟費預繳

制度、律師收費制度、鑒定收費制度等，給許多患者的訴訟造成了巨額的經濟負擔。

從醫學層面來看，多數患者對醫學知識都一竅不

通或者知之甚少，究竟醫療機構有何種事實上的過

錯，難以把握，需要專業的醫務人員的協助。雖然最高

法院出臺的《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要求醫

療機構就醫療過錯及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但患方

仍然要承擔一定的舉證義務．是作為醫學行業中的一

員．很少或者幾乎沒有任何專家愿意作為患方出庭。

說明專業問題．即使有相當的經濟實力，但是也沒有

合適的人選，這也是患者方經常敗訴的原因之一。

從訴訟經歷的時間來看．目前幾乎所有的醫療糾

紛訴訟都在1年以上。以醫療人身損害賠償案件為

例，對于醫療機構是否存在醫療過錯、醫療過錯與患

者的損害后果之間是否有因果關系．法官因為醫學知

識的缺乏．不可能作出判斷．必須也只能委托專門的司法鑒定機構進行鑒定；對于患者的傷殘等級．也不

能主觀判斷得出．一般也要委托進行鑒定：另外如果

當事人對證據的真實性有疑義的．譬如病歷的真實

性，提出要鑒定的，仍然必須進行文字鑒定。可見在醫

療糾紛訴訟中涉及太多的專業問題，需要進行的鑒定

也是各種案件中最多的。

醫療糾紛訴訟中的鑒定問題也是訴訟的重要障

礙之一。鑒定程序冗長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如劉某訴

天津某醫科大學附屬醫院案件，竟然用了11年。②

2005年全國人大通過的《關于司法鑒定管理問題的決

定》對于司法鑒定機構的統一管理等方面進行了規

范，但是對鑒定機構的鑒定期限等細節問題卻未做任

何規定，因此，鑒定報告往往要幾個月甚至一年之后

才能做出，雖然沒有超過審理期限，但實際上卻浪費

了大量的時間。而且在現在的醫療糾紛訴訟中，往往

不是只有一份鑒定報告，而是兩份甚至多份鑒定報

告。

四、目前醫療糾紛訴訟審判中存在的問題

(一)醫療糾紛審理的法律適用和鑒定方面存在混亂

現行法律、司法解釋和法規之間存在著明顯矛

盾。《條例》是2002年頒布的，其主要規定和其名稱一

樣，是對醫療事故爭議的處理和管理規定。其經常受

· 185 ·

到攻擊的有兩條：一條是《條例》規定了“不屬于醫療

事故的．醫療機構不承擔賠償責任。”；另外一條是《條

例》中確定的民事賠償標準明顯低于我國《民法通則》

中的賠償標準。很多學者認為，《條例》作為行政法規，不能規定民事責任問題，上述規定違反我國《立法

法》，不應該在審判中適用。

但是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義在司法解釋中規

定：“條例施行后發生的醫療事故引起的醫療賠償糾

紛，訴到法院的。參照條例的有關規定辦理；因醫療事

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醫療賠償糾紛．適用民法通

則的規定。”③實際上明確了在醫療糾紛的審判中應該

考慮《條例》的適用。

根據上面的司法解釋．有法官認為，醫療糾紛可

以分為兩類，即因為醫療事故引起的醫療損害賠償糾

紛案件，另一類是因醫療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

醫療賠償糾紛案件，應當分別適用《條例》和《民法通

則》處理。醫療事故損害賠償應當參照適用《條例》的規定計算有關項目的損害賠償數額，但《條例》未規定的賠償項目應當適用人身賠償司法解釋的規定進行

賠償。④由于最高人民法院未對“醫療事故以外的原

因”做出明確規定，導致了許多患者都選擇了“醫療事

故以外的原因”來訴訟，使得《條例》逐漸被邊緣化。而

且按照這個邏輯，在提起訴訟前，或者人民法院受理

案件之后，都必須要進行“醫療事故鑒定”，以明確是

“醫療事故引起的”還是“醫療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可見由于出發點和立場不同，導致了審判人員在具體審判中對醫療糾紛的具體適用法律的理解不同，判決結果自然不同，實際上損害了司法的權威

關于鑒定機構的選擇問題。由于涉及醫學問題的專業性，因此絕大多數的醫療糾紛案件都需要通過人

民法院委托進行鑒定，鑒定的重點在于：醫療機構是

否存在過錯、過錯與損害后果之間是否具有因果關

系，患者可能有構成殘疾后果的，還要進行傷殘等級

鑒定等。

首先，人民法院委托醫學會的鑒定中存在著種種

問題。(1)醫學會的醫療事故鑒定還存在于我國目前

司法鑒定機構的統一管理體系之外，難以監督。由于

醫學會的仍然按照《醫療事故技術鑒定暫行辦法》等

進行鑒定，因此不能與民事訴訟法接軌，程序上不能

滿足人民法院的要求，如他要求在鑒定的時候醫患雙

①(日)和田仁孝、前田正一：《醫療糾紛處理與實例解說》；(臺灣)合記圖書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123頁。

② 劉振華《醫患糾紛糾紛預防處理學》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第10頁。

③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參照(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審理醫療糾紛民事案件的通知》第1條。

④ 《尋求社會共識促進醫患和諧—— 審理醫療糾紛案件法律適用問題研討會發言摘錄》，載于《人民法院報》，2005年6月15日。

· 186 ·

方要到場進行陳述，接受專家的詢問等，實際上是等

于接受了新的證據，與民事訴訟法的要求不符。(2)醫

學會的鑒定不能滿足人民法院的要求。醫學會的鑒定

目前仍然還僅僅限定在是否“構成醫療事故”、“是否

違反醫療常規方面”．不涉及是否存在“醫療過錯”等

詞語。如人民法院委托進行“是否存在醫療過失”的鑒

定．而醫學會則仍會做出是否構成醫療事故的結論等

等。(3)醫療事故技術鑒定無法滿足訴訟的需要。民事

訴訟法規定鑒定人應該出庭作證，但是由于醫學會的鑒定結論采取的是“合議制”，根本無法出庭作證。筆

者以為，作為醫療糾紛案件，涉及醫學的專業問題，醫

學會的專家群體自然有能力進行判斷是否存在醫療

過錯，也有利與從審判上發現事實真相，但是由于程

序設計的不當，醫療事故技術鑒定并不一定能適合訴

訟的需要。

其次，司法鑒定機構的鑒定也存在一些問題。雖

然我國于2o05年10月1日起將司法鑒定機構社會

化．統一由司法行政機關管理，但目前也是問題多多。

(1)司法鑒定機構種類繁多，司法鑒定人素質良莠不

齊。2005年的《關于司法鑒定管理問題的決定》是臨時

出臺的一個決定．在此之前的鑒定機構的統屬、資質

等更是混亂，《決定》的出臺只是改變了司法鑒定機構的管理體制．對于鑒定機構的設立、鑒定人的資質審

查等等，設定的門檻仍然較低。目前許多鑒定機構存

在著必備的儀器設備缺乏、鑒定人員業務素質不高等

現象，鑒定質量比較差。(2)司法鑒定機構對醫療糾紛的鑒定并非最能發現事實真相的鑒定。由于醫學專業的日益細化。不同的醫學專業的其復雜性并不能為其

他醫學外專業人員所了解。而目前我國的司法鑒定人

并不能涵蓋所有的醫學專業。因此。許多鑒定人以會

診、組織聽證等理由。甚至私下詢問該專業領域內的醫學專家，因此其鑒定的真實性、公正性更難保證。

最后，存在著司法鑒定替代審判的趨勢。按照民

事訴訟法的規定：“人民法院專門性問題需要進行鑒

定的。應當交由法定鑒定部門鑒定。沒有法定鑒定部

門的，由人民法院指定的鑒定部門鑒定。”由此可見人

民法院委托鑒定限制于“專門性問題”．以醫療人身損

害賠償案件為例。筆者認為其僅僅限于醫學問題。而

不應該涉及其他問題，也就是說司法鑒定機構僅僅應

該對醫療機構是否具有事實上的醫療過錯、事實上的因果關系進行鑒定。而不應該判斷法律上的過錯、法

律上的因果關系，但是越來越多的鑒定機構．不但解

法律與醫學雜志2006年第13卷(第3期)

決了鑒定結論中的“疾病參與度”等純法醫學問題，還

對“責任程度”等進行了分配．而法院的判決結果也是

按照這個結論來分配責任。筆者以為，判定醫療機構

有無法律上的過失，確定賠償責任的分擔是人民審判的任務．司法鑒定機構的做法實際上已經侵害到了法

院的審判權。

(二)醫療糾紛訴訟解決并不能滿足醫療糾紛當

事人的內在要求

1．對于患者方，存在權利主張的難以滿足。按照

我國民法的規定，出現侵權行為后，當事人在權利受

到損害后．可以要求對方承擔民事責任的方式為停止

侵害、賠償損失、消除影響、恢復名譽、賠禮道歉等等．

但是作為侵權行為的一種，醫療事故以及醫療行為侵

權，通過法院途徑解決，目前只能得到經濟損失的補

償，當然其中．可能包括精神損害賠償。因此，可以概括

地認為：通過訴訟解決醫療糾紛完全演繹成了關于賠

償金的問題。

但是實際上，醫療糾紛并非單單是賠償金的問

題。根據對提起醫療事故訴訟的當事人進行了調查．

大多數人提起訴訟的理由為要求醫療機構“說明解

釋”和“要醫師認清他們的侵害行為”，很少有以“報

復”為目的提起訴訟的，而在被調查的301人中．僅僅

有22％的人是以金錢為目的而提起訴訟的。o3臺灣學

者統計的資料則更進一步說明了醫療爭議個案訴求的目標中，請求賠償的僅僅為24．6％。要求預防類似不

幸事件發生的為15．4％ ．②由此可見．在醫療糾紛中．

要求給予賠償金并非是患方的惟一目的或者真正目的，患方的其他要求，如賠禮道歉等，在目前我國的訴

訟制度和民事法律制度下并不能得到很好的支持。患

者對醫療機構的要求主要是：公開情報、追究責任、有

誠意的道歉、防止再次發生的對策等等，但一般都難

以得到滿足。事實上為了下一步的治療或者保證患者

生活的需要，經濟賠償是必要的，可是面對生命和身

體受到的侵害的受害人而言。第一重要的是去接受及

克服這種無法恢復失去的生命或者身體價值的事實．

經濟上的補償，不過是人們為了生存下去、恢復了積

極的態度之后。去面對的第二個問題。

2．對于醫療機構方。存在“過失”與“損害”的不平

衡。實際上在現代的侵權法中。關于當事人的主觀過

錯—— 過失還是故意，對受害人得到的實際賠償額度

都沒有實質的影響，現代社會的賠償制度。只是考慮

實際的損害后果。從法哲學的角度看。可以簡單的認

①(日)和田仁孝、前田正一著：《醫療糾紛處理與實例解說》；臺灣合記圖書出版公司2003年出版第89頁。

②(臺)林東龍：《醫療糾紛之社會控制：社會學的分析》；國立中山大學學術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年7月。

法律與醫學雜志2006年第13卷(第3期)

為．不法行為導致了其他人受到損害就理所當然的要

給予賠償，但是，在高科技的高度發達和大量生產模

式固定后，任何微小的過失或者錯誤都很有可能導致

大范圍損害，個人的行為在組織中成為全體系統化動

作的一部分而越來越無法發揮適當的功能。損害問題的擴大化、嚴重化，常常會引發加害人個人能力不能

負擔的賠償責任，如果發生了醫療事故，如果每位醫

生或者護士乃至醫療機構都擔負其所有賠償責任的話．實際上會超越其負擔能力的極限，以至無法充分

救助被害人的損害。

3．導致了防御性醫療增加，導致國家、社會資源

浪費。實際上在任何國家如果醫療事故、醫療侵權的賠償額度導致醫療機構的負擔增加的話．都會引起

“防衛性醫療”的出現，其后果就是病人的醫療費用增

加，造成整個社會資源的浪費。從上個世紀7o年代以

來，美國每位醫師要繳給保險公司的醫療責任保險費

用大概占到其年收入的6％左右，因此導致了許多高

風險科別醫師紛紛改行或者到其他州執業．同時，因

為醫師在執業過程中也會增加了檢驗項目和治療程

序，以至增加復診次數。在1984年，因為防御性醫療

增加的費用，約占全執業總收入的14％。①這種現

狀是對有限的國家資源的一種極大的浪費。

五、其他國家和地區醫療糾紛訴訟外解決機制評

介

(一)德國

德國是一個醫療技術比較發達的國家，醫療水平

也享有較高的聲譽。不過德國衛生部門公布的統計資

料卻顯示，德國每年的醫療事故總數仍達到1o萬起，其中2．5萬起甚至會導致病人死亡。對于醫療事故引

起的糾紛，當事人除了通過法院尋求解決的途徑外，采用最多的還是庭外解決的方式。醫療事故發生后，病人或者其家屬一般首先與當事醫生或者醫院進行

直接接觸以確認事實，并協商可能的賠償問題。如果

這一措施沒有達到效果，病人可以向“醫療事故調解

處”(以下簡稱調解處)的機構求助。

調解處是德國設立的專門負責醫療事故庭外解

決的機構，由各州的醫師協會單獨或者幾個州的醫師

協會聯合設立．是一個獨立的機構，職責是從調解民

事糾紛的角度來處理醫療事故，以判斷醫療事故中醫

生有無責任、責任大小以及賠償數額。

調解處的工作人員由法律人士和醫師組成。在接

到病人關于醫療事故的陳述報告后，調解處會根據情

· 187 ·

況組成一個專家小組，而該小組中必定有一名醫師與

涉嫌造成事故的醫師從事相同的專業，以保證對事故

發生的過程進行專業鑒定。但專家小組必須在得到病

人和醫生的雙方同意之后才能開展工作。

設立調解處的優點，首先是在發生醫療事故后，盡可能免去當事人選擇訴訟而會經歷的漫長歷程與

支出昂貴費用。類似的案件如訴諸法院，短則三五載，長則十年以上或許才能夠解決；而調解處的調解一般

都能在1年之內完成；其次，由于該機構的辦公費用

都是由醫療責任保險公司支出，因此病人或家屬在求

助的時候，幾乎不用支付費用。最后．由于避免了患者

與醫生之間“對簿公堂”，也有利于整體醫患關系的和

諧。

不過，調解處對事故的最后處理意見只是建議性的，并不具有法律效力。如果當事中的任何一方不同

意該處理意見，仍可訴諸法律。發生醫療事故的病人

或者其家屬可以對引發事故的醫生進行民事以及刑

事訴訟。不過，病人勝訴的概率太小．而且這一過程復

雜且費用昂貴。統計資料顯示，法院裁決的案件中只

有大約1o％判定病人一方勝訴。

根據德國民事訴訟法的規定，目前在醫療過失侵

權案件中，一般還是要由原告方對“過錯”進行舉證，除非被認定為“重大醫療過失”．一般都要求病人一方

提出可靠的證據以證明是醫生進行了錯誤的治療。復

雜的證明過程讓許多上訴的病人或者家屬疲憊不堪。

此外，由于任何對當事醫生不利的判決，都會對該醫

生的職業生涯造成巨大影響，再加上許多醫療事故案

例很難判明是醫生的錯誤導致的還是正常治療結果，法院在審理該類案件的時候一般都非常謹慎，調查取

證的過程因而也曠日持久。另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德國目前已經實行了全民醫療健康保險，因為醫療事

故導致的醫療費用的增加等等經濟損失，可以通過醫

療保險得到補償，通過訴訟所能夠得到的補償僅僅是

精神損害賠償金。②由此可以看出，德國的醫療糾紛主

要通過訴訟外解決．是由于訴訟制度設計和社會保障

制度的完善的原因。

(二)美國

1997年，美國仲裁協會(aaa)、美國律師協會

(aba)以及美國醫藥協會(ama)作為發起機構，聯合成立國家醫療糾紛解決委員會(nchcdr)，并由其實

施“正當程序議定書”(due process protoco1)計劃，以

推進adr在解決醫療糾紛過程中的廣泛運用。1998

①(臺)楊秀儀：《醫療糾紛與醫療無過失制度——美國經驗四十年來之探討》；載于《政大法學評論》20ola第4 13頁。

② 鄭漢根：《德國這樣處理醫療糾紛》；載于《健康報)2oo4年4月7日。

· l88 ·

年3月，該委員會向3家發起機構提交了最終報告，報告獲得批準并被采納為3家機構的一項政策。報告

推薦了一系列解決醫療糾紛的adr方式，包括：(1)

監察人制度(ombudspersons)。被指定的中立第三方收

集醫療糾紛有關的信息，并由其進行獨立的調查進而

提出糾紛的解決方案．同時，監察人也可以依照有關

程序向當事人收集信息。(2)事實發現(fact—finding)。

由中立人進行調查，并根據糾紛的事實出具一份無約

束力的報告。(3)達成一致意見(consensus—building)。

由中立的第三方(通常是一位會議召集者)，召集糾紛

各方(或其代表)通過有組織的談判以使各方達成一

致意見。(4)調解(mediation)。糾紛各方在中立第三方的幫助下，通過協商盡量協調分歧，達成協議，但調解

所達成的協議往往不具有約束力。(5)仲裁(arbitra—

tion)。糾紛被提交給一個或多個中立的仲裁員，由仲

裁員根據預先制定的程序做出具有約束力的最終裁

決。(6)混合adr(adr hybirds)。多種adr方式的混

合使用，通常按一定的次序進行，如在“調解一仲裁”

中，仲裁員應先進行調解，調解不成即轉人仲裁程序。

這些adr方式雖然多種多樣，但根據報告的調查，醫

療糾紛主要還是通過調解和仲裁得到解決，其中85％

左右的爭端的解決是采用了調解這一方式。

(三)臺灣地區

1．官方主持下的調解

(1)法院調解 臺灣民事訴訟法第403條第1項

第7款規定：“因道路交通事故或醫療糾紛發生爭執

者”于起訴前應經法院調解．也就是說所有的醫療糾

紛案件在正式進人審判之前要先行由法官與調解委

員會調解，這就是法定的強制調解。

但是該條在司法實踐中幾乎不被用到．因為臺灣

絕大多數醫療糾紛當事人都是向檢察官提出“業務過

失致人死亡”或者“業務過失致人重傷”．由檢察官對

醫師提起刑事訴訟．而患者方同時提出附帶民事訴訟的。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不用交訴訟費，不用對醫療過

失進行證明，而且包含著傳統刑罰主義和通過刑事訴

訟逼迫被告和解的意圖。據悉，臺灣因為醫療業務過

失罪每年獲刑的有近百名醫師 ①

(2)衛生行政主管機關調解。依照臺灣地區舊的醫療法第74條和新修訂的醫療法第90條，“行政院

衛生署”設置醫事審議委員會，各個縣市衛生局也設

法律與醫學雜志2006年第l3卷(第3期)

置醫事審議委員會，縣市醫事審議委員會的職能之一

就是“負責醫療爭議之調處”。為了配合醫療糾紛的調

解工作．“衛生署”還于1998年4月制定了《醫療爭議

調處作業要點》。而有的地方政府也根據自己的特點

制定了相關的條例或者辦法．如臺北市政府就制定了

《臺北市醫療爭議調處自治條例》，內容都大同小異，主要內容包括：第一，醫療糾紛的當事人可以向衛生

主管機關提出醫療爭議調解申請；第二，主管機關應

該在受理申請后交付醫事審議委員會，由醫事審議委

員會確定調解的人選和調解的日期；第三，調解委員

會由醫事審議委員會中的一人或者數人組成，并吸納

其他社會知名人士參加；第四，調解的啟動只需要一

方申請即可，調解沒有法律效力，當事人可以不接受。

由于衛生局調解委員會在制度上存在著種種漏洞．因

此．被指責為醫醫相護、故意拖延、壓迫患者及沒有從

實質上降低醫療糾紛的訴訟幾率等，幾乎沒有調解成功的案例。②

必須要提及的是．面對醫療糾紛日益嚴重的臺灣

社會．立法界和行政機關都給予高度重視，先后提出

多個醫療糾紛處理法的版本．主要有“立法委員”沈富

雄的1998年提出的《醫療糾紛處理及補償條例》和

“衛生署”提出的《醫療糾紛處理法草案》，這兩個提案

前者已經失效，后者是吸收前者的基礎上形成的 兩

個法案的最大的共同點就在于：醫療糾紛在訴訟前都

必須經過衛生行政主管機關的調解。兩個法案也都對

現行的醫療糾紛調解方式進行了重新修訂。

這可能體現了臺灣社會的普遍認同的原則：醫療

糾紛如果能夠以雙方和解的方式達成協議．自然是最

為理想的，由第三者介人調停，不管是公正認識、調解

委員會、法院或者政府衛生主管機關等，以調解或者

調處的方式解決爭議而達成協議，與和解一樣能夠圓

滿地讓事件落幕；畢竟，相較于訴訟，終究是迅速(沒

有審級)、節省成本的，而且具有隱私保障性，對于醫

病雙方的和諧更是具有正面的作用，值得鼓勵 ③

2．民間其他第三人參與處理醫療糾紛

除了上述官方的調解機構之外，臺灣還有其他許

多民間團體也參與了醫療糾紛的調解或者協商．如消

費者文教基金會(簡稱消基會)、臺灣醫療改革基金會

(簡稱醫改會)、各地的醫師公會等，其提供的服務，大

概可以有：提供信息和咨詢服務、成立互助團體、協助

①(臺)吳旭洲編著：《醫療糾紛終結手冊》；合記圖書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1頁。

②(臺)邱懷萱：《從醫療糾紛談臺灣病患權益》；國立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2001

碩士論文。

③(臺)曾育裕：《醫護法規》；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4年7月第1版，第136～137頁。

法律與醫學雜志2006年第13卷(第3期)

病患與醫院進行協商或者與家屬共同對抗醫院等。

消費者文教基金會(簡稱“消基會”)歷年來接受的關于醫藥問題的投訴都是占所有投訴的第二位，而

且得到大多數的患者的信任。根據調查，有42％的患

者家屬在出現醫療糾紛后會選擇“消基會”處理，雖然

目前“消基會”的服務僅僅限于幫助消費者進行醫療

鑒定、協助病患與醫院進行協商、捍衛消費者權利等。①

臺灣醫療改革基金會成立于2000年，自成立之

初就不斷有醫療糾紛的患者求助，僅僅成立兩年就受

理了307件醫療糾紛申訴。該會不對醫療糾紛個案提

供幫助．不介入個別的醫療糾紛處理，但是提供醫療

信息，改善醫患關系中的信息不對稱等，并編輯整理

了醫療糾紛處理手冊，同時定期整理收到的書面申訴

材料，向涉及的醫療機構發放，并密切關注醫療機構的醫療質量問題等。②

六、我國目前訴訟外第三方醫療糾紛處理制度的實踐

(一)人民調解委員會的調解解決

根據《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條例》規定，人民調解

委員會是調解民間糾紛的群眾性組織，它不但可以根

據當事人的申請調解，也可以主動介入調解。按照最高

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人民調解委員會達成的協議具

有合同的性質，雙方當事人不得隨意變更和解除，而且

只要協議符合合同的訂立原則，協議就是有效的．人民

法院將予以確認。但是由于調解人員對醫療專業不了

解，很難介入醫療糾紛的處理，因此，雖然長期以來，人

民調解委員會在其他糾紛領域內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對于醫療糾紛這個特殊的領域一直難以涉足。但

是近期已經有些地方在這方面開始了大膽的嘗試。

根據媒體報道，上海市已經成立了專門的醫患糾

紛人民調解委員會。③這可能是中國第一家專門針對

醫療糾紛而成立的調解委員會。據悉，該調委會是由

政府出資成立的，調解員由律師、醫師和退休的司法

人員組成，其啟動程序需要雙方一致同意，受理后在1周之內開始調解，1月內結案，可以多次調解．如果不

能接受調解結果的，可以隨時終止。應該來說，這是我國努力探索建立非訴訟機制，促進醫患和諧，力爭將

矛盾化解在萌芽狀態，解決在醫療第一線的重要進

步，將醫患糾紛納入人民調解委員會解決具有如下優

點：正規、調解不收費、方式快捷便利、社會公信力高、· 189 ·

協議書具有法律效力等特點，在解決醫患糾紛時顯示

出極強的優勢，是一種理性解決爭端的平臺。而設置

專門的醫患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之后由于引進專業的醫務人員，調解專家對法律和醫學知識的熟悉，有

利于彌補患者醫療信息不對稱、法律常識不足等缺

陷．將會促進醫療糾紛向理性化、法制化的方向解決。

由于成立的時間較短．醫療糾紛經過人民調解委員會

解決的效果究竟如何，我們拭目以待。

(二)其他社會團體參與醫療糾紛的解決

2005年北京市政府下發文件，要求所屬的醫療機

構的全部投保醫療責任保險，其后在公開招標中，中

國人民保險(財產)保險公司北京分公司和太平洋保

險公司北京分公司中標，由于北京市推行的醫療責任

保險要求保險公司第一時間到現場參與醫療糾紛的解決，在這種背景之下，北京市衛生局下屬的北京市

衛生法研究會接受中保北京分公司的委托，成立了醫

療糾紛調解中心，全面參與了醫療糾紛的處理工作，從而開始了我國第一個由社會團體作為醫療糾紛處

理第三人的有益探索。

該中心的“調解員”由退休的法官、醫師和律師組

成，實行24小時負責制，主要是接到患者投訴或者醫

療機構的保險報案之后，立刻趕到現場，同時努力把

糾紛盡量引導到醫療機構之外，從而保證了正常的醫

療秩序。由于在法律上和醫學上都有專業人士的參

與，中心對醫療機構是否存在過錯具有初步的認識，在經過調查后將結論上報給保險公司，然后直接由保

險公司理賠

根據該會自己發布的消息：2005年北京衛生法研

究會一共受理醫療糾紛500多件，已經結案的300多

件，最快的3個小時，最長的兩個月結案，調解成功率

達到98％ ④

七、我國醫療糾紛訴訟外解決機制的構建

(一)現階段仍然應該鼓勵、引導醫療糾紛雙方當

事人的“協商”

雖然嚴格意義的“訴訟外解決機制”是指在訴訟

外由第三方來解決糾紛，但是作為特殊的醫療糾紛，絕對不能忽視協商在化解糾紛中的積極作用。協商或

者和解不但使對抗在形式上、行為上，而且在糾紛當

事人的心理上都能夠得到消融，而和解協議也更容易

讓當事人得到履行，應該大力提倡和鼓勵。前文已經

①(臺)邱清華：《醫療糾紛的民間團體的角色—— 消基會》；載于《臺灣醫界》1994年第37卷第6期。

② 參見：臺灣醫療改革基金會網站，http：／／www．thrf．org．tw／index．html。

③ 參見：上海青年報，2006年5月10日《醫療糾紛有了專門調委會》。

④ 修金來：《第三方化解醫療糾紛的探索》；載于《中國醫院院長》20o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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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目前我國醫療糾紛大部分都通過協商解決的，但是出現暴力事件的糾紛，也都發生在這個階段。可

見，醫療糾紛協商解決并不能取消，關鍵問題是如何

引導醫療糾紛的協商解決。雖然有學者認為，和解可

以消除糾紛，也常常排斥了本應介入的公權力機構的對相關責任人的追究，有違法治的精神。①但是，追究

責任人的行政和刑事法律責任，并不能阻礙我國醫療

糾紛的協商解決，前者是公法的調整范圍，后者是私

法調整的范圍，前者應該是公權力機關主動介入的事

情。筆者以為，應該主動創造寬松的法律環境來促進

醫療糾紛的協商解決，主要做法是：第一，從立法上明

確醫療糾紛和解和協商的程序要件、實質要件，明確

協議書的生效要件；第二，從行政上，加強對醫療機構

醫療糾紛協商解決的監督，如定期上報醫療糾紛情

況、醫療糾紛協議書等；第三，從司法上，要放寬對醫

療糾紛協議書的標準審查．嚴格和解后又重新訴訟的醫療糾紛案件的受案標準等等。

(二)增加社會公信力，培育中立、公平的醫療糾

紛訴訟外解決機制的“第三人”

任何訴訟外解決制度能否具有生命力，其關鍵在于“第三人”是否是真正中立的。從醫療糾紛的根源上

分析，醫務人員與患者方面的信息不對稱和不平衡．

從而使得患者自然處于一個弱勢地位，所以要緩解醫

療糾紛，就必須要患者在對醫療事故的真相方面獲得

平等的地位—— 最基本要做到“形式”上的平衡。譬

如，患者方面能夠隨時看到自己的病歷等。真正查明

或者發現醫療糾紛的真相，需要真正的醫學專家參

加，但是作為醫務人員，是一個專業的技術群體，有能

力發現真相的人卻來自于這個群體，因此其公正性自

然令外界懷疑，這正是令制度設計者感到兩難的局

面。這種兩難局面最早表現在我國1987年的《醫療事

故處理辦法》中的醫療事故技術鑒定，當時醫療事故

技術鑒定是由衛生行政機關組織的，作為醫療機構的主管機關，其作出的鑒定結論自然不能對社會產生公

信力，雖然現在的醫療事故技術鑒定已經授權給各級

醫學會，但是不難發現醫學會的主管機關還是衛生行

政部門，而其中的各個鑒定人員都來自于各個醫療機

構，或多或少都可能存在著一定的利益關系。因此普

遍來看，世界上各個國家，凡是由衛生行政機關組織的仲裁、調解，都或多或少面臨著信任危機，如日本醫

師公會屬下的醫事調解委員會，就被患者看做是維護

醫師權利的機構，從而不被患者接受。②

法律與醫學雜志2006年第l3卷(第3期)

基于醫療糾紛這種無法克服的“專業性”，在制度

中排除醫學人士的參與是不現實的，所以只能從程序

上保持其中立性。前文所提及的保險公司委托的“第三

人”其實并沒有完全中立，而且其是依附于醫療責任保

險制度的，如果沒有醫療責任保險，它就也無法繼續存

在，所以筆者不主張全面開展這樣的訴訟外調解制度。

(三)基于未來發展，應建立混合的“第三人”醫療

糾紛調解制度處理制度

目前我國的醫療糾紛調解制度，基本上就是衛生

行政機關的調解和人民調解委員會的調解兩種，這兩

種調解模式的前提都是“雙方同意”，而且目前的醫療

糾紛調解成功率不高。而作為仲裁．范圍僅僅限于商

事糾紛，醫療糾紛不被包含在內，但是仲裁制度的許

多優點可以為醫療糾紛處理模式參考。筆者以為，無

論是調解還是仲裁．關鍵問題在于能夠為醫療糾紛的雙方當事人提供一個便捷、快速、中立的糾紛解決管

道，能夠及時發現糾紛的真相，所以名稱并不重要。目

前我國有成熟的勞動糾紛仲裁制度，沒有成熟的醫療

糾紛調解制度，但是從醫療糾紛較高的和解率來看，不適合仲裁，只能建立“仲裁化”的“醫療糾紛訴前調

解制度”。其特點如下：

l_醫療糾紛訴訟前強制調解。所有醫療糾紛案件，必

須在訴訟前經過醫療糾紛調解委員會的調解，調解不成的才能起訴到法院；調解成功并達成調解協議而當事人

又起訴的，人民法院僅僅審查調解書的法律效力。

2．成立醫療糾紛調解委員會。在管理和監督模式

上，不應該由衛生行政部門管理，應該交司法行政部

門管理，由衛生行政機關給予必要的幫助。

3．調解員的人選。調解員應該包括法律專家、醫

學專家，也包括衛生行政官員和司法行政官員。在糾

紛個案處理方面，可以有兩種模式：一種由委員會自

行選擇調解員，應該保障必須有醫療糾紛所涉及主要

專業的醫學專家參加，同時有法律專家參加：另外一

種模式是由當事人選擇調解員，患方選擇醫學專家，醫療機構方選擇法律專家。

4．建立調解員信息庫。建立調解員的信息庫，向

糾紛當事人公開調解員的資料。

5．實行收取少量費用或者不收取費用的調解制度。

調解制度的建立在于方便糾紛當事人的申訴途徑，鼓

勵糾紛的訴訟外解決，因此不能像醫療事故技術鑒定

制度一樣收取較高的費用。

第五篇：醫療糾紛預警機制

3.17醫療糾紛預警制度

為了提高醫療服務質量和服務水平，防范和減少醫療糾紛，并在糾紛可能發生之前解決糾紛隱患，特實行以下醫療糾紛預警方案。3.17.1醫療糾紛預警內容

醫護人員在醫療工作中發現病人及家屬對醫療質量和服務水平（診療、護理、服務態度等）存在異議，或醫療工作存在某些缺陷，以及某些醫療的特定情況，有可能演變為醫療糾紛時，必須發出醫療糾紛預警。科室必須高度重視，組織（一級預警由相應主管部門組織）全科醫護人員對醫療隱患進行分析，制定方案，專人負責，在提高醫療服務質量的同時，加強醫患溝通，力爭化解醫療糾紛隱患。

3.17.2醫療糾紛預警級別

醫療糾紛預警級別是指演變成醫療糾紛的可能性大小和嚴重程度。

分級的依據：醫療糾紛隱患的嚴重程度；演變成糾紛的可能性；預計經科室內解釋協調是否可以解決；若演變成醫療糾紛造成后果的嚴重程度。

3.17.2.1三級預警：醫療糾紛隱患的嚴重程度較輕，有演變成糾紛的可能性，預計經科室內解釋協調問題可以解決，若演變成糾紛有可能造成不良后果。3.17.2.2二級預警：醫療糾紛隱患的嚴重程度較重，預計經科室內解釋協調有可能得到解決，若演變成醫療糾紛可造成一定的不良后果。

3.17.2.3一級預警：醫療糾紛隱患嚴重，極有可能演變成嚴重的醫療糾紛，即使經科室全力解釋協調問題仍將難以解決，隱患所涉及的醫療缺陷明顯，將造成嚴重的不良后果。3.17.3醫療糾紛預警內容 醫療糾紛預警實施方案

3.17.3.1三級預警：醫務人員發現預警情況，立即報告科主任及護士長。科主任、護士長應馬上了解情況，在科內通報以引起每位同志的重視。在提高醫療服務質量的同時，加強醫患溝通，以化解醫療糾紛隱患。若科內處理不力，隱患進一步加重，則預警級別上升。

需報三級預警的情況：如病人正常死亡、出現并發癥、病情發生重大變化、病危、重大手術、創新手術、重大搶救、藥品的嚴重毒副反應、并發癥及其它意外等；醫護工作中不存在缺陷，但病人及家屬對醫院的工作有不理解或不滿的預兆（包括醫療服務質量、服務態度以及后勤、檢驗、收費等方面的問題）；有演變為糾紛的可能性的。

3.17.3.2二級預警：醫務人員發現預警情況，立即報告科主任及護士長。科主任、護士長接到預警報告后，應在24小時內上報相應主管部門備案（門診科室上報門診部，護理問題上報護理部，住院病人上報醫務科）。科室立即制定消除隱患的方案、實施辦法、明確主管人，力爭化解醫療糾紛隱患，并隨時將處理情況匯報。若科內處理不力，隱患進一步加重，則預警級別上升為一級預警。需報二級預警的情況：病人死亡（猝死）原因不明、出現較重的并發癥、病情突然惡化等情況，醫護工作存在一定的缺陷、病人及家屬有不滿的表現等。演變為糾紛的可能性較大，一旦演變為糾紛處理的難度較大。

3.17.3.3一級預警：科室發現預警情況，科主任、護士長立即上報相應主管部門（節假日及休息時間上報行政值班室）。相應主管部門立即派人與科主任、護士長及相關人員共同討論制定消除隱患的方案，并上報分管院長。在積極消除隱患的同時，爭取把握一旦轉為醫療糾紛時處理的主動權。

需報一級預警的情況：醫護工作中存在明顯的缺陷導致病人死亡、殘疾、嚴重的并發癥、病人及家屬有極度不滿的表現甚至威脅、極有可能演變為醫療糾紛。

3.17.3.4科室建立醫療糾紛預警登記本，內容包括：患者姓名、年齡、住院號、住址、工作單位、電話、本院聯系人、診斷、主要診療方案、主管醫護人員、預警內容、與隱患相關的醫護人員、上報人、處理經過、結果。

3.17.3.5科室建立醫療糾紛隱患預警零通報制度。醫護人員每日查房交班時，必須將醫療糾紛隱患情況作為交班內容向科主任、護士長、上級主管醫師報告。

3.17.3.6須上報相應主管部門的一級預警、二級預警一般采取書面材料的形式上報，如情況緊急可以口頭上報，但事后必須補充書面材料。

3.17.3.7醫務科、護理部、門診部要建立醫療糾紛預警登記本。定期檢查科室的醫療隱患預警的落實情況，并作為科室工作考察的重要內容。同時督導出現醫療糾紛預警的科室分析原因，制訂整改措施，提高醫療服務質量。

3.17.3.8未發出預警，科室不積極處理隱患，演變為醫療糾紛的科室，醫院將嚴肅處理。對發出預警，科室積極處理隱患，未演變為醫療糾紛的科室，醫院不作處理。

3.17.3.9醫務科、護理部、門診部督導出現醫療糾紛預警科室分析原因，制定整改措施，提高醫療服務質量。

3.17.3.10對于沒有提前預警，而病人或家屬直接投訴的醫療糾紛，若醫療糾紛導致醫院經濟損失，科室承擔的部分將在醫院的相應規定基礎上適當增加5%；沒有導致醫院經濟損失，但給醫院的正常工作產生負面影響的，對科室進行通報批評；雖提前預警，經努力未能消除隱患而出現糾紛，導致醫院經濟損失，科室承擔的部分仍按醫院的相應規定執行。3.17.3.11主管部門醫務科、護理部、門診部對科室上報的一級預警將定期進行公示，對頻繁出現一級預警，且負有責任的科室將進行通報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