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鐵路運輸司法系統的改革

鐵路運輸司法系統

（一）設立的原因

當初我國設立鐵路運輸司法機構的目的,是為了更方便、快捷地解決與鐵路運輸有關的社會矛盾。

（二）存在的問題

我國鐵路運輸司法體制的根本弊端,在于不能從根本上保障司法公正。存在問題如下：

第一,司法主體的存在于法無據 我國《憲法》《立法法》《人民法院組織法》規定無論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還是專門人民法院,其產生和組織以及職權只能由法律規定,凡是法律規定的就有法律地位;法律沒有規定就沒有法律地位。

鐵路運輸法院不但法律地位沒有明確,就連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它的產生、組織和職權都沒有作出任何規定或決議,可以說鐵路運輸法院自始至終就沒有其憲法和法律依據。

第二,國家司法權的實質上不統一

我國現行體制是將鐵路運輸司法機關隸屬于行政權之下,附設于鐵路運輸企業之中,形成了行政權干預司法權,司法權隸屬于行政權的格局。這明顯是一種違憲行為。

第三,司法公正受到置疑

鐵路運輸司法機構管轄的案件都是與“鐵路運輸有關”的刑事和民事經濟案件,其當事人必然有一方鐵路運輸企業或者與之有關的其他當事人。審判的公正性自然沒有保障。即使鐵路運輸司法機關的審判百分之百的公正,也難以得到社會的普遍認同,因為其本身就違反了法律的正當程序原則。

第四,法律“特區”難以消除

為適應“高度集中,統一指揮”的鐵路運輸管理體制,我國制定了《鐵路法》等許多主要傾向于保護鐵路利益的專門性法律法規,并且規定了這些法律法規的優先適用性。從而從實質上排除了許多甚至是上位法的法律法規的適用,形成了從立法到司法方面的“特區”。

第五,監督機制的弱化

在檢察監督方面,由于鐵路運輸檢察機關與鐵路運輸法院同時屬于地方鐵路局管理,因此這種監督很難有實效性。

（三）改革方向

改革方向：改革行政權超越司法權的現狀,達到鐵路運輸司法機關能夠真正公正、獨立進行司法的目的。

一是進行立法改革,即進行《鐵路法》及其配套法規的全面修改,使之適應市場經濟的整體需要;

二是取消鐵路司法機構,其職能由普通法院的相應部門承擔,或者成立專門的部門履行相應的職能。

第二篇：鐵路運輸改革

鐵路運輸改革

鐵路運輸是我國的基礎產業,一直以來處于國家的嚴格控制和直接管理之下,在我國的運輸市場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隨著運輸市場的不斷開放,公路、民航等替代性運輸方式的市場占有率逐年攀升而仍然沿襲計劃經濟體制下傳統管理模式的我國鐵路運輸業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市場占有率逐年下降客、貨周轉量均呈下降趨勢,鐵路正面臨嚴峻的挑戰,如果再不在運營模式方面采取強有力的措施,不僅自身發展將遇到極大困難,而且也不利于形成我國各種交通運輸方式的合理格局,影響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 鐵路運營模式改革是一場深刻的歷史性變革我國國情的特殊性和我國鐵路的復雜性,決定了我國鐵路運營模式改革的艱巨性 本文首先分析了鐵路發展概況、存在的問題以及造成現狀的原因,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意義對中國鐵路歷次運營模式改革進行了分析,總結各次改革存在的問題對國外部分典型國家鐵路運營模式進行了分析,為我國鐵路運營模式提供參考,對中國鐵路引入競爭的必要性進行論證,結合中國實際情況,又根據我國國情和路情的特點,提出了我國鐵路改革的最佳運營模式中引入了競爭機制,較好地解決了目前我國鐵路運輸體制上所存在,它必須在改革的實踐過程不斷完善,不斷發展,最終建立起適合我國運輸市場需要的鐵路運營模式

第三篇：司法改革

申論熱詞：司法改革

廣東法院系統當前正推行一系列“去行政化”改革，頗受輿論關注。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鄭鄂表示，司法不公的原因絕大多數并不是因為司法腐敗。而“司法行政化是導致司法公信力下降的因素之一”。

司法機關與行政機關在性質、職能、權屬、運轉等方面均存在較大區別，用行政化的方式管理司法、運作司法，將不可避免地給司法的獨立性、中立性、被動性和程序性等，都帶來傷害。

應當說，司法高層曾對“司法去行政化”改革給予了關注。在最高人民法院于1999年出臺的《人民法院第一個五年改革綱要(1999-2003)》中，明確指出，“審判工作的行政管理模式，不適應審判工作的特點和規律，嚴重影響人民法院職能作用的充分發揮。”針對此，在這個以及后一個法院改革“五年綱要”中，均不乏“司法去行政化”的具體舉措出臺。這10年的司法改革，大致可以用“去行政化”、“去地方化”和“去大眾化”來概括。客觀評價，司法機關在“去行政化”上雖然作出過頗多努力，但進展始終不大。個中原因或就在于，這并不是最高法院一家所能決定的改革。比如，若取消法官們的行政職級，他們拿什么去套工資與福利?一個簡單的方案是，按司法職業的特點另立司法職級。而接下來的問題則是：誰認可你這一套?

不僅司法官員的去行政化步履維艱，司法活動的去行政化同樣阻礙重重。法院內部的“個案請示”被認為是司法行政化的最典型表征。“法院改革二五綱要”曾明確要求應“逐步取消，并進行訴訟化改造”。但到了“法院改革三五綱要”，又變成了“規范下級法院向上級法院的請示報告制度”。用“規范”來替代了 “取消”，無疑是認同了行政化的“個案請示”，而在事實上將司法固有的審級制度給人為架空了。

這種改革的反復無疑在向我們傳遞出司法去行政化任重道遠的信息。在這樣的背景下，廣東法院系統所堅持的去行政化實踐，顯得更加不易。當務之急，是如何將這些可貴的改革經驗向全省，乃至向全國法院系統推廣。這仍然需要頂層設計和自上而下的推動。司法體制改革的緊迫性，也不僅在于當下的司法公信堪憂。還因為中國是在司法權威尚未確立的基礎上，就遭遇到了一個自媒體時代。司法的信息壟斷、知識壟斷和權力壟斷被迅速打破，普通民眾也擁有了更多、更便捷評議司法的輿論平臺。司法一方面必須要面向民眾，另一方面，又必須盡快回到司法的原點，回到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的憲法原則上來。司法去行政化是整個司法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絕不是最難的那部分。由此破局，當為可行的選擇。期盼“法院改革四五綱要”能夠正視和吸納廣東法院系統在去行政化上的諸多經驗，切實推動司法體制變革的到來。

第四篇：司法改革

中國法院網訊(張先明)7月9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在山東省濟南市召開新聞發布會，公開向社會發布《人民法院第四個五年改革綱要（2014-2018）》（以下簡稱“四五改革綱要”）。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賀小榮應邀出席發布會，全面介紹了“四五改革綱要”的總體思路、主要內容和推進措施。

一、總體思路和主要特點

談及“四五改革綱要”的制訂起因時，賀小榮表示，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深化司法體制改革作了全面部署。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次會議審議通過的《關于深化司法體制和社會體制改革的意見及貫徹實施分工方案》，明確了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的目標、原則，確定了各項改革任務的路線圖和時間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三次會議審議通過的《關于司法體制改革試點若干問題的框架意見》，對若干重點難點問題確定了政策導向。為貫徹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進一步深化司法體制改革，最高人民法院結合法院工作實際，在深入開展調研、廣泛征求意見基礎上，研究制定了“四五改革綱要”，并報中央審批同意。

作為指導未來五年法院改革工作的重要綱領性文件，賀小榮指出，“四五改革綱要”明確了改革的總體思路，即：緊緊圍繞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的目標，始終堅持司法為民公正司法工作主線，著力解決影響司法公正和制約司法能力的深層次問題，確保人民法院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加快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著力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到2018年初步建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審判權力運行體系，為建設法治中國、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強有力的司法保障。

賀小榮表示，“四五改革綱要”在謀篇布局與內容設置上體現了四個重要特點：一是整體性。綱要提出的改革舉措嚴格與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和中央司改意見“對表”，是對中央改革任務的分解、延伸與細化，兼顧了人民法院牽頭和參加的各項任務。凡是人民法院牽頭的改革任務，綱要表述較為詳細，并提出了明確要求；凡是人民法院配合中央其他部門推進的改革任務，綱要表述較為原則，側重協同推進。二是系統性。綱要充分考慮了改革舉措之間的關聯性，在內容設置、進度安排、成果形式上能夠相互呼應，確保改革穩妥有序推進。三是科學性。綱要內容主次分明，堅持以問題為導向，將建立符合司法職業特點的法院人員管理制度作為重要抓手，將健全審判責任制作為關鍵環節，做到整體推進與重點突破相結合。四是連續性。綱要立足中國國情，科學研判形勢，在總結梳理人民法院之前三個“五年改革綱要”的成果經驗基礎上，結合前期試點工作，確定了需要繼續推進的項目和需要調整的內容。

二、主要內容

圍繞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審判權力運行體系這一關鍵目標，“四五改革綱要”針對8個重點領域，提出了45項改革舉措。

1.深化法院人事管理改革

長期以來，我國對法官沿用普通公務員管理模式，不能充分體現司法職業特點，也不利于把優秀人才留在審判一線。針對上述問題，“四五改革綱要”提出，要堅持以法官為中心、以服務審判工作為重心，建立分類科學、結構合理、分工明確、保障有力的法院人員管理制度。

賀小榮指出，為了深化法院人事管理改革，“四五改革綱要”提出的主要改革措施有：一是配合省以下法院人事統管改革，推動在省一級設立法官遴選委員會，從專業角度提出法官人選，由組織人事、紀檢監察部門在政治素養、廉潔自律等方面考察把關，人大依照法律程序任免。二是推進法院人員分類管理制度改革，將法院人員分為法官、審判輔助人員和司法行政人員，實行分類管理。與之配套的，則是拓寬審判輔助人員的來源渠道，建立審判輔助人員的正常增補機制，減少法官事務性工作負擔。三是建立法官員額制，對法官在編制限額內實行員額管理，確保法官主要集中在審判一線，高素質人才能夠充實到審判一線。四是完善法官等級定期晉升機制，確保一線辦案法官即使不擔任領導職務，也可以正常晉升至較高的法官等級。五是完善法官選任制度，針對不同層級的法院，設置不同的法官任職條件。初任法官首先到基層人民法院任職，上級法院法官原則上從下一級法院遴選產生。

2.探索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

為維護國家法制統一，優化司法資源配置，“四五改革綱要”就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作出了安排。

賀小榮表示，這一制度的主要措施有四項：一是在管轄制度方面，通過提級管轄和指定管轄，確保行政案件、跨行政區劃的民商事案件和環境保護案件得到公正審理。二是在法院管理方面，鞏固鐵路運輸法院管理體制改革成果，將林業法院、農墾法院統一納入國家司法管理體系，改革部門、企業管理法院的體制。三是在機構設置方面，建立上級法院在重大、疑難、復雜案件較多的地方派出巡回法庭工作機制。進一步推動環境資源審判機構建設。四是在法院設置方面，推動在知識產權案件較集中的地區設立知識產權法院。

3.健全審判權力運行機制

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這是司法規律的客觀要求。近年來，司法機關為完善司法權力運行機制，進行了許多積極探索，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內部層層審批，辦案權責不明等問題。針對上述問題，“四五改革綱要”將完善主審法官、合議庭辦案責任制作為關鍵環節，推動建立權責明晰、權責一致、監督有序、配套齊全的審判權力運行機制。

賀小榮指出，在完善審判責任制方面，主要措施有五項：一是完善主審法官、合議庭辦案機制。選拔政治素質好、辦案能力強、專業水平高、司法經驗豐富的審判人員擔任主審法官，作為獨任法官或合議庭中的審判長。完善合議庭成員在閱卷、庭審、合議等環節中的共同參與和制約監督機制。二是改革裁判文書簽發機制，主審法官獨任審理案件的裁判文書，不再由院、庭長簽發。三是建立科學合理、客觀公正、符合規律的法官業績評價體系，實現法官評價機制、問責機制、懲戒機制與退出機制的有效銜接。四是科學界定合議庭成員的責任，既要確保其獨立發表意見，也要明確其個人意見、履職行為在案件處理結果中的責任。五是建立法官懲戒制度，設立法官懲戒委員會，既確保法官的違紀違法行為及時得到應有懲戒，又保障其辯解、舉證、申請復議和申訴的權利。

賀小榮表示，主審法官、合議庭審判責任制與院、庭長的審判監督制約機制并不是對立關系。為了確保司法公正，“四五改革綱要”提出要進一步完善審判監督制約機制，主要措施有五項：一是在加強專業化合議庭建設基礎上，實行隨機分案為主、指定分案為輔的案件分配制度，建立分案情況內部公示制度。二是對于變更審判組織或承辦法官的，應當說明理由并公示。三是規范案件審理程序變更、審限變更的審查報批制度。四是規范院、庭長對重大、疑難、復雜案件的監督機制，建立院、庭長在監督活動中形成的全部文書入卷存檔制度。五是依托現代信息化手段，建立主審法官、合議庭行使審判權與院、庭長行使監督權的全程留痕、相互監督、相互制約機制，確保監督不缺位、監督不越位、監督必留痕、失職必擔責。

4.加大人權司法保障力度

為強化對公民人身權利、財產權利和訴訟權利的司法保障，“四五改革綱要”提出要建立和完善以庭審為中心的審判機制，有效發揮審判對偵查、起訴的制約和引導作用，確保司法公正。

賀小榮表示，為了加大人權司法保障力度，“四五改革綱要”主要制訂了五項措施：一是嚴格實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進一步明確排除非法證據的程序和標準。二是建立對被告人、罪犯的辯解、申訴和控告認真審查、及時處理的機制。完善審判環節重視律師辯護、代理意見工作機制。三是健全司法過錯追究機制，統一司法過錯責任認定標準。四是規范處理涉案財物的司法程序，明確人民法院處理涉案財物的范圍、標準和程序。五是進一步完善輕微刑事案件快速辦理機制。在立法機關的授權和監督下，有序推進刑事案件速裁程序改革。

5.進一步深化司法公開

最高人民法院已于去年啟動審判流程公開、裁判文書公開和執行信息公開三大平臺建設。在前期工作基礎上，“四五改革綱要”對深化司法公開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賀小榮表示，為了進一步深化司法公開，“四五改革綱要”主要制訂了四項措施：1.完善庭審公開制度。建立庭審公告和旁聽席位信息的公示與預約制度。推進庭審全程同步錄音錄像。規范以圖文、視頻等方式直播庭審的范圍和程序。

2.完善審判信息數據庫，方便當事人自案件受理之日起，在線獲取立案信息和審

判流程節點信息。3.繼續加強中國裁判文書網網站建設，嚴格按照“以公開為原則，不公開為例外”的要求，實現四級人民法院依法應當公開的生效裁判文書統一在中國裁判文書網公布。4.整合各類執行信息，方便當事人在線了解執行工作進展，實現執行信息公開平臺與各類征信平臺的有效對接。

6.明確四級法院職能定位

為合理定位四級法院職能，“四五改革綱要”提出要建立定位科學、職能明確、監督得力、運行有效的審級制度。

賀小榮表示，這一改革的主要措施有四項。一是進一步改革民商事案件級別管轄制度，逐步改變主要以訴訟標的額確定案件級別管轄的做法，將絕大多數普通民商事一審案件的管轄權下放至基層人民法院，輔之以加強人民法庭和訴訟服務中心建設，強化基層人民法院化解矛盾的職能。二是規范上下級法院審級監督關系。完善提級管轄制度，明確一審案件管轄權從下級法院向上級法院轉移的條件、范圍和程序，充分發揮中級、高級人民法院通過提級審理重大、疑難、復雜和新類型案件，指導類案審判工作，確保法律統一適用的功能，壓縮個案請示空間。三是改革法院考評機制，廢止沒有實際效果的考評指標和措施，取消違反司法規律的排名排序做法，消除不同審級法院之間的行政化。四是推進最高人民法院內設機構改革，建立真正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法律職能的機構設置模式。同時，最高人民法院還將建立將本院作出的裁判轉化為指導性判例的機制，充分發揮其確保法律統一正確實施、維護國家法制統一的職能。

7.健全司法行政事務保障機制

賀小榮表示，“四五改革綱要”立足審判權的中央事權屬性，就健全法院司法行政事務保障機制推出了一系列有力舉措：一是配合中央有關部門，推動省級以下地方法院經費統一管理機制改革。二是嚴格“收支兩條線”管理，地方各級人民法院收取的訴訟費、罰金、沒收的財物，以及追繳的贓款贓物等，統一上繳省級國庫。三是推進法院內設機構改革。建立以服務審判工作為重心的機構設置模式和人員配置方式。完善人民法院購買社會服務的工作機制，凡屬事務性管理服務，原則上都要引入競爭機制，通過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會購買。四是深化司法統計改革，以“大數據、大格局、大服務”理念為指導，建立司法信息大數據中心。

8.推進涉法涉訴信訪改革

賀小榮指出，“四五改革綱要”提出建立訴訪分離、終結有序的涉訴信訪工作機制，主要措施有四項。一是完善訴訪分離工作機制，明確訴訪分離的標準、范圍和程序。二是建立就地接訪督導機制，創新網絡辦理信訪機制。三是探索建立律師為主體的社會第三方參與機制，增強涉訴信訪矛盾多元化解合力。四是推動完善司法救助制度，研究出臺人民法院司法救助實施細則，切實發揮司法救助在幫扶群眾、化解矛盾中的積極作用。

三、落實和推進

賀小榮透露，為認真貫徹中央決策部署，有重點、有步驟、有秩序地抓好落實和推進改革工作，最高人民法院成立了司法改革領導小組，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同志擔任組長，負責研究確定改革要點、審議改革方案、聽取進度匯報、討論重大問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作為具體辦事機構，負責“四五改革綱要”的組織協調、實施推進、試點管理、督促檢查和評估總結工作，并及時向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中央司法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報告改革進展、請示重要事項。

賀小榮表示，“四五改革綱要”發布后，最高人民法院將配套推出貫徹實施方案，明確各項改革措施的牽頭部門和參加部門，科學確定路線圖和時間表，建立情況通報、督導檢查、評估總結制度，做到每項改革任務都有布置、有督促、有檢查，確保各項任務不折不扣完成。

第五篇：司法改革中

司法改革中“人”的因素再探

內容摘要:司法改革的進程中,作為執行和運作法律的人,在其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更何況中國從古代就有重視人的因素的傳統.因此本文通過古代“法官”對社會所產生的影響反思今天“法官”在法治進程過程中應注意的問題,并對此提出幾點完善“法官”自身建設的建議.關鍵詞:法官獨立 清官意識 法官培訓 高薪養廉 媒體監督

前言：司法改革是近年來一大熱門話題,此話題的提出正是因為當前我們司法領域存在諸多需要解決的問題.司法改革作為一個重大課題包含者眾多方面的內容：有人認為當前司法效率不高，有人認為司法過程不公，另有人認為司法人員素質底下，還有人認為司法體制設置不當等等存在的問題，而這些問題都是包含在司法改革這個大的框架之下的。但我認為，解決問題既要有輕重緩急只分又要把握主次矛盾差別。加之我能力所限，對于司法改革所涉及的諸方面問題不易作泛泛而談。相比之下我覺得所有問題解決的落腳點都最終在人身上。因為我覺得執行和運做法律的人更重要，而且在法和人的關系上，中國從古代就有重視人的因素的傳統。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本文著重討論的司法改革中人的因素具有必要性。當然在此“人”最具代表意義的就是我們的法官了。一，中國古代法官對社會的影響。

中國古代法官與現代意義上的法官自然不同。古代將“法司”中任職的官吏稱法官，但是法司卻不同于現在的法院。其中各個法司間分工并不象今天對其總結的那樣有明確的劃分。以唐代為例：雖然中央一級審判機構為大理寺，但如果需要，刑部御史臺官員可以直接參審，有時對特殊案件進行三法司會審。此外，中書門下兩省也可參審。可見，古代審判并非法司及法官獨有的權力。同時，地方行政司法合一或司法從屬于行政，典型的就是古代地方行政長官的一項重要職能就是“斷獄”。（1）正因為中國古代是一個權力高度同意于皇帝的社會，無論皇帝對法司法官表現的如何重視，也只是為了加強其皇權。這一點使人們忽視法司以及法官的特殊性。法司只是行政機關一部分，沒有什么獨立性可言，法官也是行政官員的一種。這種觀念在人們心中形成定式直影響到今天。

另外，由于歷史上有秦王朝短暫的統治，使的人們在觀念深處留下“法治”是涂炭百姓的暴政。所以，人們對于法官的認識也產生了隔膜。以至不敢把尋找公正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法官身上了。這在客觀上也是古代“人治”思想產生的根源。一般百姓對法官畏之有余敬之不足，就連古代官吏也不會以法官職業為榮。正是這些觀念在今天仍成為人們正確理解對待法官的障礙。再次，中國古代“人治”思想產生的一個遺產就是清官意思。如歷史上的包青天，海青天等等。這些人們心中的清官正是人們寄希望于圣明君主王法的表現。而清官真是圣主的代表，對清官的信任也是對王法的信任。雖然這種過分寄希望于某個清官而忽視上層法制作用的意識與現代法治不合拍。但我們也可以從中看到積極的一面，比如人們對清官的贊揚正是對貪官批判，這有利于凈化社會空氣，促使法官廉潔自愛，公正審判，起到監督作用。

最后，在選拔法官方面，從古到今，斷獄審判和行政事務還是不同的，其中精通法律是對法官的基本要求。各朝對法官還有特殊選拔規定。

二，透過古代“法官”及其影響提示并完善現代法官。從以上幾個方面來看，古代對現代所產生的影響是很大的，所以對我們今天也提供了很多借鑒意義。

第一，確立法官獨立地位。司法改革的一個重點或核心就是司法獨立。而事項司法獨立的關鍵就是先讓法官獨立。為此，可以從三個方面確立法官獨立地位。首先，法官意識必須獨立，不可否認，我們的法官獨立意識不強，一些法院的法官主觀上不自覺的成為一種附庸，對地方政治事務參與性太強工具主義太濃，中立觀念不強；其次，法官身份要獨立，確保法官不受政府干涉，其職位條件及任期要適當保障；還有就是法官在執行職務時除受法律和良知約束外，不受任何外 來干涉。（2）

第二，提高法官社會地位，建立高素質法官隊伍，完善司法體制。根據我們憲法，人大是最高權力機關有立法權，法院和檢察院是司法機關有司法權。現實操作中應嚴格遵守憲法的權力分工，人大只對司法人事任免監督，行政機關也不可干涉司法，保障司法權威和法官權威。建立高素質法官隊伍必須完善法官選任機制。如我們國家目前實施的司法考試制度。另外，要規范法官培訓制度。（3）一方面針對在職法官進行培訓，注重在造就法官過程中的實踐和經驗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對大學法律院系的法律教育要強化職業指向或特色。對于法院財政一有全國人大財政預算統一支配，保障法官工資收入，改革法院與行政區劃一致的現狀，這方面可以學習外國設立跨省跨地區的法院，（4）防止司法地方保護主義。

第三，防止司法官員腐敗，高薪養廉。當前雖然存在地區差異及不同審判庭的差異，但從總體上來說法官收入不高。甚至不如同級行政機關工作人員收入高。而法官不是神而是人他們也需要生活和發展，所以有些腐敗現象無法制止。我們提倡法官收入提高不是說法官收入必須達到很高水平。只是為了突出法官獲得整個社會認可和尊重的標志。我覺得可以借鑒國外防止政府官員腐敗的一種制度即高薪養廉。這樣可以減少灰色收入，因為有些現實本就是制度不合 理造成的，而不可對人的主觀性寄于太高期望。顯然那些為了生活發展而為的腐敗行為是不合法的但有時候合理。我們應該把對現實的判斷建立在合理性基礎上，并堅信“凡是合理的應該成為現實”。

第四，完善監督，重視媒體作用。由于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因此要防止就必須對權力加以制約。當然我們可以靠立法司法行政三個機構互相制約和監督以保證公共權力的正確行使。同時也要加強媒體監督作用，將法庭和社會進行連接。要知道新聞自由是當代民主政治的重要標志，對司法活動的自由報道對監督起重要作用，可以使司法活動置于陽光之下。

結尾：“法的形成和適用是一種藝術，這種法的藝術的表現為什么形式取決于誰是藝術家。”（5）藝術家決定我們法律的質量。對于要法治不要人治這一真理中包含的對人的作用的看法，常被理解成法治運行過程中排斥人的因素。但是這兩種人是不一樣的。我們反對樹立人的權威不是反對樹立法官的權威，因為法官不是普通的人，起碼是具備了一定資質的人。只要充分重視“人”的因素，才能促進司法改革的進程。

參考文獻:（1）參馬小紅〈〈試析中國古代社會中的‘法官’〉〉一文 轉引自〈〈公法〉〉第三卷 信春鷹主編 法律出版社 2002版 120頁

（2）1982年10月22在新德里國際律師協會19屆雙年全會上通過的〈〈司法獨立最低標準〉〉中第一條第二項第三項內容

（3）參張志銘在〈〈對我國法官培訓的兩個角度的思考〉〉一文轉引自〈〈公法〉〉第三卷 信春鷹主編 法律出版社 2002版

（4）王家福在“司法獨立與問責制國際研討會”上的觀點（5）德國法學家來因斯坦語轉引自日本 大本雅夫〈〈比較法〉〉范愉譯 法律出版社264 6